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篇1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科学思维;教学构建
科学思维方法是一种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思辨过程和方式，在对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过程中需要用到演绎、推理、归纳等多种方式，能够有效地让学生在学习文学作品的时候深入掌握文学知识的内涵，让学生能够更加系统和全面地构建现代文学的系统知识，而突破传统感悟式的审美以及训诫式的道德教化教学方式，全面保障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科学思维方法的构建。
一、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科学思维方法的缺失及其构建意义
1.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科学思维方法的缺失。新时期人才的培养需要使用现代化以及科学化的教学方式，科学思维教学方法是新时期培养综合性人才以及素质型人才的重要措施。特别是在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化构建以及具有浓厚传统元素意味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体系中更是如此，在该课程中，只有构建科学的思维教学方法，才能够实现文学教学的实践，才能够保障学生理性思维的构建。但遗憾的是，在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缺乏科学思维方法，主要的体现就是在当前的文学教学中较为注重感性思维方法的使用，而忽视了理性思维方法的使用。也就是在教学中国，教师只着重对知识的传授以及重点知识的重点讲解，而没用从多个角度和层次对相关的知识进行实践操作的说明。文学教学是丰富学生知识结构，塑造良好的人格以及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科目，这就意味着科学思维方法能够使文学知识更加深入和有序地影响学生，从而为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2.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构建科学思维方法的意义。首先，有利于促进文学教学理念的更新。科学思维方法中包含着罗逻辑思维、理性思维，有利于将文学作品中的艺术性、文学性和逻辑性进行有机的结合，拓展教学范围及教学深度；其次，有利于促进教学方法的完善。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应该是注重实践性的，具有交稿的操作性。在教学中充分构建科学思维方法，可以有效地利用假说法、塑因法、逻辑法以及创造性思维将文学中蕴含的理性知识挖掘出来，体现在教育中，让学生更加全面地学习相应的知识；最后，有利于促进当前文学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科学思维教学方法包括教学深入研究以及教学实践，其中教学实践是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充分构建科学思维方法，在教学中就开展多样性的教学活动，有利于促进现代文学教育改革的深入开展。
二、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科学思维方法的构建
1.创新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模式是在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构建科学思维方法的重要体现。创新教学模式也就意味着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应该只依靠自身的直觉和想象等感性的方式开展教学，而是要多利用假设、证实与证伪等方式进行全面和科学的探索教学，从而得出真理性以及具有价值的结论，培养学生科学思维的方法和学习习惯。首先，教师要转变传统的“一言堂”、“满堂灌”等教学方式，多使用引导式教学。还可以通过塑因法追溯既成事实的成因和历史条件，加深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印象；其次，以创造性思维为核心，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教师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情景，在这个环境中，使教学者与学习者之间，学习者与学习者实践都存在着信息的双向沟通，都能够在信息的流通中得到启发，从而促进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意识的学习状态。比如教师可以举办一些文学纪念教育活动，如开展鲁迅、沈从文、巴金、海子等文学家的诞辰或是忌辰，开展的活动可以是朗读、作文等方式，在这个环境中，让学生之间，学生和老师之间有足够多的信息交流，从而培养学生的主观积极性。2.注重教学的实践性。尽管是文学性的教学课程，保障其教学的实践性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时代的需要和学生的发展的要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很多作家在作品中映射出来的理论和思想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和文化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着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将文学中所包含的思想和理论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有效地运用在生活、学习中，从而凸显出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实践性。
三、结语
总的来说，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存在着科学思维方法缺失的状况，相关教学工作者应该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不断转变思想，通过创新教学方式、注重实践教学构建科学思维方法，从而有效地推动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工作的有效开展。
参考文献：
[1]黄林非.理性话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D].湖南师范大学,2009.
[2]付清泉.浅谈后现代教育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启示[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06:86-89+140.
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篇2
[关键词]思维方式差异构建
科学思维方式的重要性
正确的思维方式可以帮助人们养成良好的思考习惯。在现代科学研究活动中，精密的仪器和先进的实验手段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最重要的工具，无疑始终是人的大脑。人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学习和教育，来训练和武装自己的头脑。然而，对于如何充分利用头脑，我们往往缺乏技术细节上的考虑。我们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也深深体会到，尽管科学的思维方式未必会使每项工作都能取得成功，但是，毫无疑问，科学的思维方式肯定比拙劣的方法更有效，并且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尤其在谬误来源极多，某些现象较为复杂的学科中，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科学的思维方式可以帮助人们提高科学素养，提高科学的鉴别能力。在研究工作中，面对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当今世界各类信息的急速膨胀，对各类假说的取舍，对层出不穷课题的选择，以及或明或暗线索的鉴别等等，都对研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研究工作者不仅要有高超的鉴别力和判断力，更应有渊博的学识做后盾。而实际情况是，研究者所要求具备的这些能力，又是与人们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青年一代进行科学思维方式的培养，可以促进青少年较快地健康成长，并能激励他们尽早成才。在实践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人是有着别人不具备的天赋能力，但这确属风毛麟角，极为罕见。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属儿人，并非天才。对于天才，给予系统的、科学的思维方式的指导，无疑会使他们如虎添翼，取得更大的成就；对更多的普通人来说，给予系统的、科学的思维方式的指导，能够使他们在研究上少走弯路、少兜圈子，有助于他们的成长，促进他们早出成果。
科学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对于在各级各类学校从事教书育人工作的教师来讲，学习和研究科学思维方式，可以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当前推行的素质教育的要求，及时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在学校的教育工作中，教师承担“传授”“解惑”的责任，既要向学生传授各种知识，使学生“知其然”，还要帮助学生“知其所以然”。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教给学生思考的方法。古人主张“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所谓的“渔”实质上指教给受教育者如何运用自己的头脑、运用已经掌握的知识作为钥匙，去获取知识的方法，这才是终生受用的。虽然我们说，科学思维的训练应该强调学生的自我训练。但是我们也承认，每个人如果在学生时代，就能从老师那里获得某些研究方法的教益或启迪，或一般原则与思维方式指导，无疑会大大缩短苦寻苦觅的摸索阶段。
促进思想改造研究科学思维方式，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促进他们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科学思维方式要求人们坚持“观察的客观性”，以实践作为检验科学理论及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并要求人们要学会用联系与发展的观点观察客观世界。现今人们更加注重观察的科学性，由此导致了许多现代自然科学家更大胆地突破唯心主义的思想束缚，迈上唯物主义道路，最终取得辉煌的研究成就。当然，如果把思维方式当作一种灵丹妙药，认为用后就能立即见效，并且认为可以在研究工作中投机取巧、不劳而获，那就大错特错了。而且，这本身也不符合科学思维方式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东西方思维方式之比较
东西方思维方式之差异。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学者们认为，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常常用辩证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常常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中和论、矛盾论及变化论原理。中和论主要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矛盾论指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而构成的矛盾统一体，矛盾是时时处处存在着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变化论则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中国人向来推崇“中庸之道”，已将“中庸之道”内化为自己的性格特征。所以大多中国人内敛有余、张扬不足。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排中性、同一性和非矛盾性。排中性认为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同一性强调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而非矛盾性则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西方人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不会去追求折衷与调和。
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之成因。美国著名文化心理学家尼斯比特认为，东西方文化有着各自的发展轨迹。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古希腊文明之上的，亚里土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对其思维方式影响极大；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两种教义的辩证和整体思维方式影响深远。尼斯比特以古希腊和古代中国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东西方思维差异产生的根源。
首先是社会认知系统的差异。中国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中国人会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用来关注自身以外的世界，因此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依赖性的；而西方人生活的社会关系比较单纯，所以他们会把自己的注意力更多、更长久地放在客体和自身的目标上。这种认知特性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导致了中国人通常以情境为中心，西方人则以个人为中心；中国人通常被动的接受世界的影响，西方人则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
其次是社会背景的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仁爱”，注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古希腊强调个人和自由，推崇个人主义。两种不同的观点导致了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导向。
最后是生态背景的不同。希腊文明有着较高的科学成就并不完全依赖于农业，他们对狩猎和捕鱼的依赖性较强，这些产业并不强调集体劳动，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比较高，与这种生态环境相适应，西方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中国文化一直依赖于农业社会，强调等级与和谐。东西方思维的差异性对社会的发展并不存在危害，相反，两种思维方式的互补和融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同时这两种思维系统的维持引领着社会实践的进步，社会实践反过来又强化着思维系统。
构建现代思维方式
现代思维方式是由近代思维方式发展而来、并根植于现代实践基础之上的。它既是人类思维合乎逻辑的延伸，又是现代实践发展的根本要求。古代思维方式以模糊综合性、朴素整体性和直观猜测性为特色。近代思维方式则表现出机械性、静态性和分析『生等特点。现代思维方式并不是对近代思维方式的简单继承，其中包含着否定，它最基本的特征是自觉创造性、动态开放性和系统综合性。
系统性思维的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观念性上的东西。从某种程度上说，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改变了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并进而发展为人机合一的现代化思维方式。但从它的本质来看，这依然属于观念性的范畴。据现代高级神经生理学研究表明，人类意识和思维产生的整个生理过程，不仅是一个能量消耗的过程，还是一个对信息处理的过程。就现代电生理学的发展来说，它已能用利，学方法如实记录人脑对不同问题的思索和考虑，从脑电波上下摆动的差异状况就能看出，电脑这种人工智能机器模拟思维的信息处理过程是很明显的，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现代生理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说这种人机互补的新思维方式只代表电脑，是对人脑容积的增加和反应速度的加快，而最终不能代替人脑的思考。
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篇3
一、中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
1.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思维艺术，其整体有机思维是相当发达的，以致“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除了运用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外，更发展了形式逻辑思维艺术，形成为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这种思维艺术的特点，按发生认识论创始人皮亚杰的解释：“主要特征是它们有能力处理假说而不只是单纯的处理客体，”从仅仅可能的真实性中“抓住各种可能的变换，并且只凭想象或演绎的事件去同化现实，”并引出必要的结论，从而构成假说——演绎推理程序。西方第一个哲学家，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在几何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同时，揭开了这种思维艺术的序幕。英国著名希腊数学史家希思在总结泰勒斯在几何学上的发展的贡献时指出：“几何学开始成为建立在一般性命题之上的一门演绎科学。”毕泰戈拉及其学派推进了这种思维艺术，而亚里士多德在制定形式逻辑这门学科的同时，制定了以形式、分析、演绎为特征的思维艺术。后来欧几里德又进一步把这种思维艺术贯彻和运用到几何学中，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思维艺术。
这种以形式逻辑为主要工具的思维艺术，对西方、特别是对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的发展基础之一，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的伟大成就。正由于这种思维艺术的强有力的影响，即使进入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奴婢；占主导地位的经院哲学，也并末能从根本上否认理性和形式思维的作用，它主要是运用形式逻辑的艺术，从外在的权威，即教会所肯定和解释的圣经出发，演绎、推论出事实。这种思维艺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继续发挥着其特有的重要作用。
总之，西方思维传统中既有整体有机思维艺术，也有形式思维艺术，但后者长期以来占着主导地位，并对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特别是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等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当这种思维艺术发展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时，就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以及提高人的认识能力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向更高一级的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即辩证逻辑发展。即便这样，这种形式分析思维仍未丧失其价值。它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以往古希腊和15、16世纪以来，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取得的辉煌成绩就是明证，因此今后还可以继续作出贡献。就西方来讲，当前更为需要的是运用辩证思维，因为无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已进入需要进行广泛综合的时代。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因此“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只有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逻辑，才能做到这一点。
2.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一样，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人类思维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比较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特征，正确概括和科学评价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长处和短处，探索它在现时代的转换趋向，使其更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实践，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指自古代延续下来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或思维定势。其基本特征，在于经验整合型的主体意向性。就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它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辩证思维；就基本程序和定势而言，则是意向性的直觉、意象思维和主体内向思维；两者的相结合，体现了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面貌。中国传统思维的经验综合性同西方的理性分析思维相对立，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析；它重视对感性经验的直接超越，却又同经验保持着直接联系；它主张在主客体的统一中把握整体系统及其动态平衡，却忽视了主客体的对立以及概念系统的逻辑性和形式化，因而缺乏概念的确定性和明晰性。中国传统思维的意向性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模式出发，导向自我反思而不是对象性认识。它突出了思维的主体因素，而不是对象因素；突出了主体的意向活动及其价值判断，而不是认识主体对客观实体的定向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似乎有点像西方的现象学，但却没有现象学那样的意识“还原”和“悬搁”；它不仅承认对象客体和本质、本体是存在的，而且把自我和自然本体合而为一，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
经验综合的最终结果，把人和自然界（包括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因而表现为整体辩证思维。李约瑟认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到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最显著优点在于辩证思维。这种辩证特性，主要包含两点：一是整体思维。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强调整体观点，认为世界（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是一个整体，整体包含许多部分，各部分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构成一个整体，想了解各部分，必须了解整体。“天人合一”是这种整体思维的根本特点。人和自然界不是处在主客体的对立中，而是处在完全统一的整体结构中，两者可以互相转换，是一个双向调节的系统，即人依靠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亦有待于人的调整安排。这表现在思维艺术上，虽然有形上与形下、体和用之分，但形上不离开下，本体不离作用，浑然一体，不能区分。二是相反相成思维。它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研究问题，就要注意所研究的对象的两个方面。同时认为所有对立的两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包含的。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被看作是重要的思维原则。在以后的发展中，又提出了“无独必有对”、“物极必反”和“一”与“两”的命题。
显然，传统思维艺术并不都是保守、落后和消极的，它不仅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和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且对整个世界历史都具有价值和意义。除上述辩证思维对我国古代科学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外，经验整合型的整体思维同当代的系统论整体思维也有某种相似，它不仅在人体生命科学如中医学中具有生命力，而且对于其它综合性科学也有启发意义。再如直觉思维、意象思维不仅在伦理学、美学和艺术领域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蕴藏着极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且同当代符号学有某种联系。它是科学思维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至于主体意向思维，对于确立认识的主体性和实现人的自我价值，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中国传统思维毕竟是前科学的直观性思维，而不是建立在近代工业社会及其科学基础上的科学思维。因此，必须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论及其思维成果，彻底改变传统思维的模式。
首先，必须补上形式思维这一环节。正如在经济的发展上，我们不能跳过“商品经济”这一环节一样，在思维的发展上，我们也不能超越“形式思维”这一阶段。而且，历史的辩证法还在于，经济上的“商品化”与思维上的“形式化”，在西方几乎是同步产生的，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形式思维把人类思维从笼统的整体性推向细节性、定量化，体现出思维的精确性。黑格尔把思维的形式化过程称为“知性思维”或“理智”。辩证法一方面是对客观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又是对知性有限性的否定。可以说，没有发达的知性思维过程，就不会产生作为对知性思维的扬弃的辩证法。现代的辩证思维之所以不是古代的直观的朴素的辩证法，原因就在于它是在知性思维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用思维发展的一般过程来对照我国传统思维艺术，不难发现它的要害之处在于缺乏知性思维的充分发展这一环节。它的优点是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但却是立足于直观性、类比性的基础上，因而只能是朴素的辩证思维。而“扬弃”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只能是它的否定方面——知性思维。明朝徐光启意识到了中国思维艺术的这一弱点，认为西方科学的长处在于严密的逻辑体系，并把这一思维方式比喻为绣鸳鸯的“金针”，而中国人没有掌握住这一“金针”。因此，加强我们思维中的形式化、定量化、确定性和程序化、模式化的因素，是提高中华民族思维艺术水平，把朴素的辩证思维提高到科学的辩证思维的必经环节和阶段。
其次，必须注重科学技术知识。严复在比较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时，认为就思维对象或内容而言，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就在于以“古纸堆”为对象与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区别。西方科学技术在明代以前并无超越中国人之处，后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了，其原因是西方科学叫人面向自然界、宇宙，而中国人则皓首穷经。中国人普遍认为，科学技术无论多么高明总不过属于“艺”和“器”的部分，这部分本属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不为可耻；只有“真心诚意”的大道理，“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是最有价值的大学问。于是造成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畸形状态：科学研究、创造发明不被鼓励，它只能自生自灭，循环迭现；知识分子很少有人以全副精力致力于此，结果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始终是感性的，缺乏理论和逻辑，往往不能形成科学公理。尽管四大发明源于中国，但却没能引起科技变革，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关系、思维艺术的巨大变革。约克多?雨果说：“在欧洲，一有一种发现，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息。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中国人要改革自己的思维传统，提高思维艺术水平，必须要从“古纸堆”中跳出来，改变轻视、打击和冷遇科学技术的恶习，要象西方人那样，面向自然界、宇宙、努力钻研和认真学习科学技术。
我们要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取西方思维的成果，以发展、改造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使之更为科学化、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在改造传统思维过程中还必须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要站在现代思维的水平上对思维传统进行反思。一方面，我们对思维艺术的调整改造，无需简单重复西方曾经走过的路。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站在现代思维和现代实践的高度上，对西方已经走过的思维道路以及现在的思维趋向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站在现代实践和现代思维水平上，自主地展开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思维艺术的交流。在现代的信息条件下，人类思维正不断趋于同步化；但这种同步性、统一性是以多样性、差异性为基础的。我们要形成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样化的现代思维，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具有世界意义的作用。
第二，要把思维艺术的变革与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活动方式的变革结合起来。思维艺术的变革决不是单项的，而是社会整个变革中的一项。现代思维的特点之一，便是它与行为、生活和活动的紧密结合，并具有较快的转化节奏和周期。马克思指出：“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思维艺术的变革本身，就是人们要求变革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的体现；思维艺术只有与活动方式结合起来，才展现出变革的意义。
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的形成，已有五、六千年的光辉历史。挖掘埋藏于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宝藏，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开放性的现代化思维，不仅需要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思维进行交流，也需要吸取传统思维中的精华。可以确信，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中，完全能挖掘出可供借鉴的珍品，并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放异彩。
二、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及文化背景
1.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任何一种思维艺术，都是一定时代的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因而都具有某种合理性，同时也都具有某种局限性。从纵向来看，后起的思维艺术，并不能全盘否定、先前的思维艺术，正如高级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并不能否定低级的机械运动的作用一样。从横向来看，不同地域的思维艺术，在整个人类思维的发展中，都只是一个方面或一个侧面，不宜硬去比较孰优孰劣。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各种思维艺术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它们之间的结合和互补，开辟了人类科学思维的道路。因此，在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中，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思维艺术的特点、历史作用及发展趋势。
为了从总体上了解和把握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有必要将中国与西欧两种学术思潮及思维艺术变迁的基本路线作个粗略的划分：
在中国，公元前2000－221年，即由殷周的巫史文化到春秋战国诸子文化的兴起，为中国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开源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觉醒的时期；大约公元前206－公无1644年，即由两汉儒学经术的发展经魏晋隋唐时期儒、释、道的斗争，直至宋明思辨“儒学——理学”，为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以带神学色彩的儒学与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从公元1644－1919年，即由清代古文与今文经学至对儒学的批判，是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西方近代民主思潮与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期。
在西欧，从大约公元前3000－100年，即由古希腊英雄神话时代到古典希腊哲学、科学、艺术的启蒙兴盛，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的觉醒的时期；从大约公元前100－公元1000年，即由古希腊、罗马哲学与基督教的融合，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形成，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僧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神学的时期；从大约公元1100－1600年，即由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导致的文艺复兴到近代实验科学的诞生，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理性复活和科学兴起的时期。
上述中西方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变迁的脉络基本上是相似或相同的。只是在中国，带宗教色彩的儒学——理学统治时期比西欧中世纪神学统治时期更长（约长800年）。不过，就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具体内容来看，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第一，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以人伦为中心，呈现出以天道与人道相结合的主客体互溶的致思倾向；而西方传统思维艺术崇尚自然，呈现出以自然为主要对象的致思倾向。
中国古代的灾难性气候，象梦魇一样压抑着一代又一代的先民们。人们无力战胜自然，于是在幻想中寄希望于人间的英雄。随着原始英雄的崇拜。中国传统思维中重视人伦、轻视自然的倾向也由此而萌发。这种轻自然、重伦常，反天道、重人道的社会思潮，在春秋时展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在古代思维中，这种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的特征，经过长期历史的积淀，以逻辑的格的形式固定下来，作为一种致思倾向，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显著特点。愈到后来，这种思维艺术就愈成熟，愈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广义上说，思维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它与中国人文文化是互为表里的；从狭义上说，由这种思维艺术所建构的哲学，是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致意于做人的“明智之学”。
中国文化具有人文主义特点。但这种人文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注重社会的人格，而不是注重个体的人格。人们习惯于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群体的角色，而不是单个的个体，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的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练就的思维艺术，必然深深地打上此种文化的印记。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致思倾向，多侧重于向内探求，认为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因此十分注重“修身”，即认识自身、完善自我，由此出发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此，伦理原则是第一位的，“善”与“不善”是一切社会行为和科学活动的准绳，“内圣外王”是修身、内省的最高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有“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的功夫。
但是这种内倾性，并不突出独立个体的地位，相反，群体是包括个体的；个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其价值标准是伦常秩序。“崇善”的极境，一方面是内心、本心的完善；另一方面是外在行为（视、听、言、动）必须符于“礼”，即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礼”成了修身、内省的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是，伦常秩序（“礼”）不是由外面强加给个人的，而是个人通过修身、内省自然地推出来的，因而个人也就自觉地、诚心地服从它。人们既然以伦理道德为纲常，自然界、功利等等就都在视野之外了。思维的中心内容，便只是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这是农业——宗法社会里思维艺术的典型特点。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内倾性，也不是完全排斥自然，除了少数唯物主义哲学家将自然作为自身之外的对象来研究,一般来说,主导方面是将自然包容于心，“万物皆备于我”，以人为天，天人合一，还原为心。西方人把自我意识与意识对象（自然界）的界线划得很清，因此他们有系统的本体论、认识论。中国人则基本上不在内心世界与外部自然界之间划出鸿沟，在传统的思维艺术中，这两个世界是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的。当然，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也有将两者分离的。
中国传统的思维艺术，从反天道、重人道，发展到将客体自然（天道）化为主体人心（人道），使主客体互溶，这样，自然也就失去了感性的形式，而被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是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一个基本倾向。
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由于受到自然的恩赐，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态度，却不象中国原始民众那样始终受到灾难性气候的威胁而产生对立情绪。因此，从古希腊开始，就形成了探索自然知识的学术传统。古希腊的文献记载和哲人们的著作残篇都说明自然界是这些思想家研究的对象。恩格斯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9][1]古希腊文明衰落以后，其崇尚自然，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思维传统却一直在西方延续下来。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作为自然科学的哲学家比比皆是。到了现代、当代，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爱因斯坦说过，现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几乎都是哲学家。爱因斯坦本人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情况在中国是极少有的。自孔子以降，到近现代以至当代，思想家兼自然科学家的廖若晨星。中国古代的人们当然也研究自然，但大都把自然与社会的政治伦理相联系、相附会，从现实的利益需要来看待自然。而西方的人们大都是为了纯粹的追求知识而探索自然的奥秘，把自然界视为比较独立的研究对象。显然，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是不一样的。中国近代以后在科学方面的长期落伍，固然与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有密切关系，但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不在自然界这一重要原因。
崇尚自然，研究自然，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又发反过来促进了思维艺术的发展。在古希腊，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世界被看成是从某种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在思维艺术上，就表现为天然的纯朴的形式，表现为整体上的朴素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到15世纪下半叶，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一直到18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力学和数学，各门自然科学正处在材料的搜集阶段。这种状况影响到思维艺术，就形成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传统。18世纪下半叶以后，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由搜集材料阶段发展到整理材料、各学科互相综合和渗透的阶段，自然科学系统地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在这种背景下，“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的和循环中运动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艺术，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科学基础上产生的。
西方思维艺术中的崇尚自然，以自然为视觉焦点的致思倾向，是十分重要的特点，它不仅加速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科学与民主的传统。
第二，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具有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特点；而西方思维艺术则具有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特点。
人类思维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一般说来，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源于原始的生产方式。原始人类的生产实践水平和科学认识水平都极低，原始人对自然未有精细的认识。在原始人类面前，自然界是一个神秘的、不可战胜的整体力量。同时，原始人分化主客体的水平非常有限。因而这一时期的思维就具有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
这种特点，在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的思维艺术中都存在。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天然纯朴”的“天才直觉”的思维艺术，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15世纪以后逐渐被一种追求局部性、精确性、实证性的思维艺术所代替。在中国，自然科学在古代取得辉煌成就之后，到近代却没有获得长足的进展，即没有象西方那样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科学的停滞不前，以及农业型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大一统”宗法社会的不断加强，使中国传统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相反却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有代表性的特点。
意会体悟的直觉性。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具有内倾性；而直觉性则与内倾性有密切的关系。内倾性强调向内寻找，如“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等，这种内省的方式往往不能用明确的言语表达，即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人们也就只能靠感觉、体验、意会、领悟来把握它，而毋需理性逻辑思维的成分，因而往往带有神秘色彩。直觉虽然直到现代仍然是人类多种思维艺术的一种，在认识世界中不可缺少，但如果片面加以夸大，把它作为认识的唯一源泉，否定推理思维和实践活动在认识的作用，这样就歪曲了直觉思维的本质，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
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在中国，自然科学没有发展成为近代形态，没有一个分门别类作精确研究的阶段。进入近代以后，也就一直保持了整体性思维特点。整体性思维对世界的把握是笼统的而不是精确的。整体性思维把世界看成是某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整体，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流转的过程。它注重自然和谐，习惯于融会贯通地把握事物，而不主张从局部、细节上把握事物。它把人同自然界结合为一体，主张人参与自然界；自然界渗透于人“心”，所谓“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现代思维虽然也强调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但它是在认识各个细节的基础上对整体的科学把握。而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观并没有经过对整体的剖析，其思维水平依然停留在早期朴素的认识阶段，因而有待向现代思维靠拢。
朦胧猜测的模糊性。以整体性为特点的中国传统思维往往固执于对事物的质的判断，而忽视对事物作量的分析；描述事物不求准确清晰而往往带有朦胧的猜测成份；其思维范畴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多义性；在方法上，则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疏于推理、鄙薄形肖。这种思维艺术只能给人们提供关于事物的模糊整体图景，缺乏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由于历史的局限而存在着很多缺陷，但综观人类思维发展的全景，这种思维艺术是人们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也可以向更高水平发展。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在某些相应的场合有它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是其它思维艺术所不能代替的。在中国哲学史上，多数哲学家注重对事物的总体把握，注重事物的运动和联系，与这种思维艺术有着密切联系。
在中国，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没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基本上是一以贯之地渐进发展；而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却不一样，古希腊思维传统和西方近代思维传统有明显差别。近代以后，由于经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西方思维艺术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古希腊时期形成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思维传统，在近代科学冲击下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与近代自然科学相适应的，以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为特点的思维艺术。
以古代科学以经验为主不同，近代科学以理性为主，十分重视实验的或实证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对科学发展的作用。这个方法的创始人是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在他看来，感觉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因此实验科学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本身就是实验的科学；任何可靠的真理都必须用大量事实作依据，然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材料，把单一的、个别的东西上升到一般，上升到理论。培根开创的重视观察和实验、重视例证和归纳的科学方法论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直到现代，它依然是西方思维艺术的主流。
近代以后，西方思维艺术除了突出实证性以外，由于受到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影响，还形成了局部性、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等特点。从15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末，是西方自然科学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的阶段。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等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发展得最快、最成熟的是力学，它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后的第一门独立科学。所有这些学科，都是孤立地、静止地进行研究的，每个学科都只看到自己领域里的局部材料，而没有把自然界的事物看作是运动着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又使得机械力学规律被片面夸大并用来说明一切自然现象。自然科学发展的这种状况，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思维艺术。培根和洛克最先把这种孤立的、静止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带到哲学领域，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运用和发挥，积淀在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成为西方思维艺术中一个重要方面。
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和量化发展，也带来了思维艺术上的精确性特点。近代数学的巨大发展，正是由近代自然科学对精确性的要求所致。天文学、力学、生物学、化学等科学领域，都需要精确的计算。近代的力学家几乎都在数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同时，由于实证思潮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某一理论的建立，必须有精确的经验事实支持。这种对于精确性的追求，在西方思维艺术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直到今天，对于无论什么结论，西方人几乎都会问：有没有数字根据？统计是否精确？
西方思维艺术的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它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起过重大作用，但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特点却难免暴露出局限性，如实证性和精确性原则在许多科学领域里（特别是在微观物质领域里）就得不到支持；对局部性的片面夸大，必然导致机械论和形而上学，从而阻碍对世界全貌和事物间总体联系的把握。
第三，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疏于逻辑推理，忽视理论体系；而西方思维则强调逻辑推理，重视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思维中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蕴含着系统思想的萌芽。“大化流行”、“万物化生”，天地万物浑然一体，这些都是对对象世界的比较正确的描述。中国传统思维虽然能系统地整体地思考对象，但却不注重逻辑推理。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对事物的把握，往往通过体验、意会和领悟，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不注意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
诚然，在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中，逻辑思想曾有过一段辉煌历史，如先秦时期的辩者派和正名派，特别是辩者派中的墨辩逻辑，就曾兴盛一时。在先秦逻辑思想中，不仅有形式逻辑的内容，而且有较发达的辩证逻辑思想，同时还有数理逻辑和语言逻辑的萌芽。墨辩逻辑的“三物”（故、理、类）理论，可与西方的三段论和古印度的因明相媲美。但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终究是不发达的、低水平的。其一，中国的逻辑思维不象西方那样有关于思维形式和论证方法的系统完整的理论。《墨辩》虽然是一部逻辑的著作，其中有非常丰富的逻辑思想，但在公理化形式方面是薄弱的，未形成完整的逻辑推理演绎系统和方法论体系。其二，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艺术，往往与伦理的规范和政治上的刑名法术思想紧密相连，并屈从于伦理和政治，这样就削弱了对逻辑思维艺术的探索。其三，先秦的逻辑理论，大都偏于对某些概念、命题的论争，如名实之争，关于“白马非马”、“离坚白”的争论等。同时，在说明一些逻辑观点和方法时，仍然采取“设象喻理”的办法，用生活故事和文艺形式等形象思维方式阐释甚至代替逻辑规则。其四，“设象喻理”的思维方法妨碍了逻辑向符号化、形式化发展。在中国先秦之后，逻辑思想基本陷于停顿，纯逻辑研究几乎没有了，更谈不上如西方那样发展到近现代逻辑，如概率逻辑、模态逻辑、模糊逻辑、语言逻辑等。
由于疏于逻辑推理，中国自先秦以来一直强调“实用精神”，而缺乏“理性精神”。这可以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加以分析说明。从内容上看，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十分重视“经世致用”，重现实，重人伦，强调理论必须维护伦理纲纪，必须有益于政治，认为探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眼前的实用。而西方学者往往并不注重学术理论与人们实际利益的直接关联，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11]西方很多学者都是为了纯粹的求知去探求客观世界的奥秘。这种学术传统使很多著名的理论体系得以诞生。而中国学术史上，这方面却是个弱点。从形式上看，中国传统思维不重视宏观、系统的理论表达方式，而是采用“设象喻理”、“微言大义”、“语录体”等表达方式。“语录”需作详细注释、发挥，“微言大义”之义蕴何处也不很明确。因此，中国有一门独特的学问，称之为经学，即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之学。形式是由内容所决定的，理论体系的贫乏导致表现形式上的这种状况。
西方的逻辑思维传统发端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作为传统形式逻辑的奠基人，提出了完整的逻辑理论体系。现代形式逻辑的许多重要内容，在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基本面貌。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逻辑学，在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到近代以后，英国培根对逻辑学又作出了重大发展，他针对亚里士多德逻辑重演绎、轻归纳的特点，第一个系统地制定了经验的归纳法。他的归纳逻辑运用了“三表（本质和存在表、差异表、比较表）法”，并以此丰富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的简单枚举归纳法。到19世纪，英国哲学家穆勒把“三表法”推广为契合法、差异法和共变法，同时还创立剩余法，发展了归纳逻辑。逻辑思维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在于是否达到公理化、形式化水平。在西方，早在17世纪末，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曾试图建立形式的演绎逻辑，并在逻辑的符号化方面作了一些努力，成为数理逻辑的先驱。19世纪中叶，英国数学家布尔创建了以他命名的逻辑代数系统，使逻辑形式化有了重要发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逻辑学家弗雷格第一次表述了具有现代化形式的数理逻辑命题演算体系，即构成了最早的命题逻辑的公理系统。到2o世纪30年代，现代逻辑又取得了几项辉煌的成就。
西方现代逻辑向公理化、形式化的迅速发展，充分说明了重视逻辑思维的传统在西方思维艺术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拿这种思维传统与中国思维传统相比较，就会看到，在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现代逻辑的所有成果，几乎全是从西方引进的。从中也可清楚地看出中国思维传统和西方思维传统的明显差别。
西方思维除强调逻辑思维外，还非常重视理论的体系化。西方人在探索自然界奥秘的过程中以“求知”、“爱智”为目标，追求理性的享受，着重发展知识论。各种理论体系象一个个螺旋上升的圆圈，绵延在西方思想史的长河中。亚里士多德以博学著称，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著作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认识论和心理学等各个方面。他不仅把各个领域的知识汇合成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且每一领域的知识也自成体系。在他之前，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是人们所熟知的。到中世纪，正统经院哲学系统化，形成了托马斯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再往后，近代西方则是理论体系层出不穷的时代。法国笛卡尔不仅建立了物理学和数学的体系，而且还论证了他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体系，以及以几何学为标本的理性演绎方法体系。英国洛克在巨著《人类理智论》中建立了庞大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理论体系。德国人更不愧是构造理论体系的好手。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著名的先验论。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每一部分又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人们所熟知的。现代西方思想家也非常重视知识论理论体系，理论自然科学的发达和哲学派流派的蜂起说明了这一点。
2.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文化背景
中西方思维传统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其中经济文化背景尤为突出。任何一种类型的思维艺术，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人们思想活动的逐步演变和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就是说，思维艺术的起源和演变是时代精神变迁的产物，其最深厚的基础固然如马克思所说是“尘世间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生产关系、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意识等，则是这种精神同经济基础之间的不同层次的中间环节。分析中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背景，我们既要从经济基础出发，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探究思维艺术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又要从思维艺术所依附的社会子系统着眼，透视社会文明状态对思维艺术的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产生于这样的条件：第一，半封闭的大陆型社会地理环境。这种地理环境，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开放性的海洋环境不同，其特点是交通阻隔，信息封闭。自然的隔离带来与外部社会的隔离。第二，既不同于游牧经济，也不同于工商业经济的农业型自然经济。这种农业经济使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包括思维）具有很强的农业社会特征。第三，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这种社会结构使人们注重血缘，膜拜祖先，推崇传统。另外，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对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正是在上述诸条件下形成了与西方思维艺术迥异的中国传统思维艺术。
在几千年的西方文明史上，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呈现出多样化，即使在同一时期内，西方各民族、各国的思维艺术也不尽相同，甚至相差很大。我们分析西方思维艺术的产生条件，只能根据有比较代表性的社会环境对思维艺术的影响，论其大略。第一，西方文明就地域而言，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地区，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海上交通发达，从而大大促进了农业、工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自然的开放带来向外部社会的开放。第二，在欧洲，从古希腊开始，就以工商经济为主。农业经济虽然存在，但对社会历史和文明的发展影响不大。这种经济类型，特别是商业活动，以其纯粹的谋利性质和流动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足以摧毁家族社会的血亲温情和世系组织的强大冲击。第三，在整个欧洲没有形成象古代中国那样的统一的社会群体；而是小国林立，各个城邦国家可以结成同盟，但它们从来没有取消自己的国界而混为一体，整个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松散的个体的组合。相应地，整个欧洲世界观的核心就是个体性。对欧洲人来说，凡是不能支配自己和由人摆布的人都是奴隶。所以，不依附于他人才被当作人的最高品格提到首位。广而言之，西方民族，是以个体为本位。第四，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也是西方思维艺术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所有这些，都是与中国历史相异的。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了与中国传统不同的思维艺术。
三、中西方思维艺术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
1.中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条件
古代，居住在地球上各个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思维艺术上有着奇妙的巧合：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都产生过整体的、模糊的、直观的思维艺术，都把世界看成一个混沌的整体，把某种具体的物（或现象）看成世界的始基；都有朴素的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思想。在此之后，中西方思维艺术逐渐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思维艺术发展的轨迹似乎又开始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阶段，中西方思维艺术互相吸引，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形成了一种融汇合流、协同发展的趋势。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融汇发展，是以现代科学革命和现代技术革命为背景的，是在当今世界开放与发展的形势下形成的。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电子传播媒介使空间距离的缩短，以及广泛的世界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迅速接近和共同发展有了现实的可能。换言之，现代科学技术及其成果为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沟通和共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中，世界性的广泛、频繁的文化交流，使中西方在发展自身文化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参照系，因而有可能更自觉地反省自身，博采对方之长，吸收、消化外来文化。
如果说，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开放、文化交流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外部条件的话，那么，思维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它对自身不断完善的要求，则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在机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和西方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思维艺术，分别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各执一端。在认识和把握世界过程中，这两种思维艺术都有其独特的长处，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在很多时候是不可取代的。但是,它们各自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如果不克服这些缺陷，思维就不能充分地、科学地把握外部世界，思维自身也就停止了发展。可是我们知道，正如人类的实践发展是不会停止一样，人类思维的发展也是不会停止的。思维具有至上性，至上性的本质是综合思维的空间跨度和时间跨度，使人类思维在无限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接近绝对真理。这是一个思维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不同思维艺术的互相取长补短、融汇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代科学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2.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容
中西方思维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人文与科学并重。中国思维传统重人文，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西方思维传统重科学，以自然规律为视觉焦点；这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两个侧面、缺一不可。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文和科学互相渗透，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致不可分离。即：人文领域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然因素和运用科学分析方法，科学领域中则摆脱不了情感因素和价值评判。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是并驾齐驱的，同时也互相对话，互相吸收和互相补充，愈来愈显示出汇融的趋势。注重科学传统的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对社会与人的问题也愈益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如关心人类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研究人和人的价值，人的本质和自由等。在中国，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深刻反思强化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大胆的开放政策使现代先进科学技术跨进国门，科学主义盛行起来。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一向重视人伦纲常，但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在思考某种理论时，不仅要问：它的社会意义和伦理价值如何？而且还要问：它是不是科学的？它有没有严格精确的论据？
正如中国思维艺术中不能说完全没有科学主义传统一样，西方思维艺术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人文主义传统。但是，欧洲的人文主义注重个体的人格，从个体去看社会，认为社会应以个体为单元和基础；而中国的人文主义注重社会的人格，把个体看作是社会和群体的分子，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前者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最后把人归于自然性；后者强调人的社会本性，进而把自然也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两种人文主义，在当代也有融汇的趋势：西方人逐渐重视人的社会性和社会关系，而中国人则开始强调个体人格。
其二，模糊与精确并重。一般认为，模糊性是古代思维的特征，精确性是近代思维的特征。实际上，模糊性和精确性都是思维的固有特性，无论在古代、近代、现代思维中都是存在的。在古代，思维的模糊性是朴素的、粗浅的，抑或说是不得已的，当时的人们囿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智力水平，不可能对世界总画面的细节作出精确的说明，因而把世界看成是混沌的整体。不仅思维的对象是模糊的，思维本身也是模糊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想精确而不成的时代。现代思维的模糊性则不同，它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精确的基础上，同时客观地反映了外部世界发展的某些模糊过程和环节。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为精确而模糊的时代。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模糊性特征，是思维本性的一种表现，它经过长期的延续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它不象西方思维艺术那样在近代受到过精确的扬弃，因而直到今天，中国思维艺术中的模糊性仍带有古代朴素的色彩。
人类思维的本性要求精确地准确地把握外部世界，以便于在实践中改造外部世界。人类世世代代都在追求精确性，试图使认识尽可能真实地接近客观事物本身。没有精确性也就没有科学的认识，因此精确性是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在客观世界中真实地存在许多模糊性，如在程度、真值、关系等方面，很多时候不可能有精确的结论。这种模糊性表现了事物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或差异的中介过渡性。反映在思维中，就必然会产生思维的模糊性。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就是现代模糊思维的两种形式。传统数学竭力追求精确性，排除模糊性，结果遇到很多不可解决的难题。2o世纪60年代模糊数学诞生，使数学获得重大发展。模糊数学精确地描述了事物本身的模糊性，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手段，而这一点是传统的精确数学所做不到的。模糊逻辑是对传统逻辑的扬弃，它也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思维手段。传统逻辑是二值逻辑，它的基本规律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它要求对任何命题都作非真即假的判断，不考虑第三值或更多值。而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问题的界限是不清晰的甚至是很模糊的，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也存在着多值的模糊的判断。因此模糊逻辑便应运而生。
总之，西方人有精确思维的传统，同时又创立了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开创了现代模糊思维的新阶段；中国人擅长于模糊思维，同时又刻意吸收消化西方人的精确思维艺术。这说明，模糊性和精确性作为人类思维的两种特性，在现代社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互相靠拢。
其三，归纳与演绎并重。在西方哲学史上，归纳的传统和演绎的传统都是存在的。近代欧洲发生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其焦点之一就是思维方法的问题。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把归纳法作为根本方法，反对演绎法；而以笛卡尔、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则把演绎法作为根本方法，认为归纳法得出的知识是偶然的，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尖锐对立的两派哲学家由于各自方法的片面性而陷入窘境。但即使在当时，归纳法与演绎法也有互相接近、互相吸收的倾向。洛克把理性演绎隶属于经验归纳之下，对演绎法作出了经验主义的解释。莱布尼茨多少看出演绎法的一些局限性，因而抛弃了“理性直观”的绝对性，容纳了经验归纳法的某些内容。这段历史事实证明，归纳和演绎是辩证统一的，它们既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彼此分离。归纳法的缺陷在于，从个别的单称陈述推出一般的全称陈述并无逻辑必然性。演绎法的缺陷在于，它得出的结论的普遍性程度总是超不过演绎前的普遍性程度，而且演绎的前提从何而来是演绎法本身无法证明的。因此归纳法和演绎法必须互相补充，同时并重，才能获得科学的认识。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重演绎轻归纳的。中国哲学史上的“天”、“道”、“气”、“神”、“有无”、“道器”、“阴阳”、“和同”、“动静”、“常变”、“体用”、“本未”、“一两”、“理气”、“心物”、“所能”、“知行”等，都是进行理性演绎的概念范畴。当然，中国传统演绎法与西方有所不同，意会、领悟的成分比较多，不象西方那样重逻辑、形式和公理。因此，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归纳和演绎问题上有两点不足：一是轻归纳法的作用；二是在演绎方面缺乏形式化公理化系统。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思维领域中，片面地偏重归纳或演绎都违背思维规律，现代思维发展的趋势必然是使两者共同深化和互相融汇。
其四，横向和纵向并重。思维本身具有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从时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向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无限延伸，宇宙和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思维的对象，这是思维的纵向性；从空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遍布宇宙，宏观和微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每个领域，都可能成为思维客体，这是思维的横向性。
对于任何思维对象，纵向把握和横向把握都是不可缺少的。事物有产生、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前因后果，人们必须从过程中即从时间跨度上把握它；一事物与他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各种参照系列，人们又必须从横向对比中即从空间跨度上把握它。纵向思维把思维者提升到历史的高度，能鸟瞰事物运动的全过程，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共时性差异。
在西方，社会开放和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了传统，因此很少有思维的地域性屏障。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西方人思维的横向性特征比较明显。在中国，由于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长期闭关锁国的社会环境，人们的思维视野局限在本土之内，因此偏向纵向思维。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现代思维正将两者结合，成为综合的、全面的、科学的思维。
其五，直觉与逻辑并重。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艺术。直觉思维是人通过知觉对事物进行瞬时的、直接的选择和判断，从而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逻辑思维则是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以及各种逻辑思维方法，在理论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都是人类思维艺术的必要环节。就直觉而言，有古代直觉和现代直觉之分。古代直觉是一种朴素的、原始的直觉，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而现代直觉则建立在敏锐的知觉能力、明确的思维定势和丰富的经验知识基础之上，现代心理学的成果也说明了直觉的科学性。
在现代思维艺术的发展中，直觉与逻辑的作用彼此不可代替，又具有互相补充的趋势。直觉思维可以在瞬间“恍然大悟”而体验到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它的缺陷是偶然性太强，效果难以保证。逻辑思维可以对事物进行严格科学的推理，能有把握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结论可靠，其缺陷是中间环节太多，不可能得到瞬时效果。直觉思维的长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短处，直觉思维的短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长处，两者结合起来，则成为比较完整的思维。
在现代思维中，直觉和逻辑互相渗透、互相促进。逻辑思维的发展，使直觉思维有了更多的直观形式和渠道，更为完善化。在很多情况下，由于逻辑推理过程高度简化、形式化、自动化，经过反复练习，人们凭直觉就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同时，直觉思维进一步完善，不再具有神秘的色彩，它的规律也逐渐被人们所揭示，并被人们作为一种逻辑方法运用到科学发现和生产实践中去。
其六，形式化趋势。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形式化是晚期出现的成果，它是现代思维艺术的重要标准。所谓形式化，就是用人工语言（表意符号）代替自然语言，描述事物的结构及其规律，并暂时撇开符号代表的意义而仅着眼于形式，把对事物的研究转换为对符号的研究。形式化是思维艺术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形式化必须有几个基本前提：首先，人们对于思维规律有比较透彻的把握，能用简洁的符号表达它的复杂的本质联系；其次，有高度完善的公理系统，使形式化及形式系统有运演的逻辑基础；再次，有严整的演绎理论体系，以适应推理方法与符号公式之间的转换，最后，有高水平的语言学研究成果。
思维的形式化过程，是思维的抽象、概括、一般化的过程，也是思维的分解和深化的过程。现代科学要求语言无歧义地表达概念，用最简明的方式表达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联系，而形式化则满足了这一要求，它用符号准确无误地表达某个概念，用符号化的公理系统清晰地揭示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联系，越过了自然语言的障碍，使思维更加精确化、客观化。现代形式化思维的一个重大成果是数理逻辑的诞生，它为人类思维艺术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形式化思维艺术由于舍弃了符号所代表的意义，而只着眼于形式，又由于它概括了思维的一般形式，因此能被全世界所接受，从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同时，形式化思维艺术在科学理论的研究甚至科学理论的发现中有重大作用，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形式化思维还有力地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思维元素用符号表示，思维过程用形式化的公理系统代替，这样便能输入电子计算机，使电子计算机成为能够“思维”的智能机。人工智能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思维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人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自觉地改造和完善自身的思维艺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思维的社会机制和生理、心理机制被日益清晰地揭示出来，以至于能通过脑电图破译思维语言，能通过射线摄影透视人脑思维的活动过程。人类思维艺术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我们相信，思维艺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必然会展现出新的前景。
注释：
[1]《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页。
[3][4]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2页。
[5]《希腊数学史》第1卷，牛津1921年版，第12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页。
[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6页。
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篇4
范式(paradigm)一词的英语词义是范例、模范、词形变化表、语法模式等等,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史研究对该词的创造性使用,赋予了该词崭新的内涵。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说:“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定时期内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这里的范式意指一定时期内的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信念、世界观、形而上的思辨方式、认识和操作程序、技术、规则和标准、以及具体的实践范例等等。虽然《科学革命的结构》《再论范式》都试图准确地界定这个概念,但是库恩最终对这个概念的表述还是不够清晰,因为这一点库恩的范式概念招致了英美主流科学哲学家的诸多批评,甚至他本人也沮丧地承认“范式”一词造就了过分的可塑性,“几乎可以满足任何人的任何需要”。然而事情在相反层面也往往会具有意义,正是内涵的模糊和含义的暧昧为范式一词赋予了广泛的影响力,使它成为当代最热门的词汇之一,人们对它的使用也远远地超出了最初的科学史的范围,扩展到有关传统和创新的一切领域。
鉴于思想和理论在结构上的相似性,对其他领域的概念范畴的恰当借用往往能够为本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视野,这种借用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一种理论的创新,这一点正如库恩本人对“paradigm”一词的创造性使用一样。本文所提出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范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的,这种提法的学理根据在于以下两点:首先,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形态在晚清发生了一次巨变,由此萌生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形态,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批评与古代文论之间的某种程度的断裂,使得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呈现出“革命性”的特征,中国现代文论的这种历史和逻辑上的特征在结构上类似于库恩对科学史上的断裂性变革的理解,在库恩那里,“科学革命”是指“科学发展中的非累积性事件,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取代”,因而,科学史与中国现代文论史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的结构相似性,使得范式一词在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论通约性;其次,按照库恩的理解,相对规则、标准来说,范式对于一定时期的科学共同体具有优先性的约束也就是说,对于一定时期的科学史层面的理论研究来说范式具有首要的导向意义,范式代表着一定时期的科学共同体共同拥有的对世界和研究对象的信念,它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层面规定了把握和研究对象的规则,并且提供了具体的、范例性的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因而可以说范式先验地规定着、并且现实地描述了某一时期科学史的“基本面貌”,对于中国现代文论的发生发展史来说,正是作为“文学研究共同体”的文学理论批评实践者所共有的文学观念、相关的批评方法、批评话语、以及作为典范的研究者及其理论和批评实践,构建了中国现代文论演进的内在逻辑机制,这一点上我们完全有根据提出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这一概念。
毋庸置疑,谈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范式必定绕不开“现代”一词,中国文论的“现代形态”是以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为背景的,中国的现代历史首先是政治和文化层面的现代转型。从政治层面讲,中国现代史是经历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之后的以民族图强为首要任务的政治革新史;从文化层面看,中国现代史则是一部学习现代西方、批判中国封建传统的文化转型史。关于中国现代史开端的时间划分问题,不管是定在晚清、1912年、1919年、还是1949年,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形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巨变,这次巨变所产生的时代断裂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现代史阶段,历史分期只是通过时间的划定来标示其逻辑阶段的,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西方思想界界定西方现代史的“现代性”问题所关涉的历史分期上。中国现代文论的时间分期既要参照中国现代史的时间划定,又要有自身的划分依据,在这个问题上库恩的范式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指标。按照库恩的理解,科学史上的科学革命不是累积性的事件,与科学传统的突变式的断裂标志了新的科学革命的时间界限,其中起标志作用的就是新的科学范式的产生。同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形态相对中国传统文论也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型,其转型的依据和时间界标正是新的文学理论批评范例的产生,按照库恩的范式理论,中国文论的现代分期就必须依据这种新的、文学理论批评实践现代范例的产生时间来划定。
二、王国维与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
按照库恩的说法,新范式的产生与新范式和已有范式的断裂是同步的,因而新范式产生的节点往往凸显于历史的断裂处,正如地标作为不同地域之间区分恰恰标志了这些区域的界限一样,中国现代文论的标志性范式应该在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批评和新的文论批评的“区域相接处”寻找。按照这种考量,中国现代文论的标志性范例毫无疑问地定位在王国维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实践上。王国维是第一位引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来研究和批评中国文学的学者,他善于运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理论来提出中国文学的新问题、发现和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材料,其文学研究开创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境界。王国维是用现代西方观念和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奠基人,他的创造性的文学理论批评实践标志着与中国传统文论的断裂,开启了被称为现代文论的新的文论形态。王国维开创性的诗学实践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共同体的共同的信念、观念、价值和方法,其诗学实践无疑为中国现代的文学批评树立了一个典型的范例。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把中国现代文论的标志性范式选定在王国维的诗学实践上,凭借这个立足点,能够更清楚地管窥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的本质特征。上述的论断也是符合库恩的范式概念的内涵的,因为“库恩的其他的和潜在的更为重要的贡献,是他把范式构想为范例:即具体和共享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它们有助于引导科学家以可还原为遵循普遍法则的方式进行思维。”
库恩对“paradigm”的转借保留了其原初的内涵,即范式也意指范例、典范,被科学共同体共同承认和遵循的信念、价值、规范正是通过典型的研究和实践范例来体现和传授的,因而库恩十分重视科学和科学实践的具体性和可操作性,范式就是共同体共享的提出问题、解答问题的范例。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实践来说,正是王国维的开创性的诗学实践为现代文论提供了一个范例,一个不能绕过的个案研究的典型,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特征通过这个典型的案例而被本质性地例示出来。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实践为中国文论的现代形态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借助这个范例我们获得了能够“一叶落而知秋”般地管窥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的立足点。参照库恩范式概念的内涵,本文把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界定为: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共同体(从事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专业或非专业实践者、文学概论教学工作者、文学家、文学读者等等)共同遵守和信仰的(区别于中国传统文论的)一整套世界观和方法论,亦即从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对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的阐释和批评活动。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既包含对文学的形而上的、批评观念的、规范教条方面的“现代性”地把握,也包含体现着上述观念内涵的具体文学批评的现代式研究和批评的操作程序。借鉴库恩对“paradigm”的理解和定义,并结合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实践的史实,体现于具体的文学理论批评活动中的中国现代文论的范式可以被表述为以下三个层面:第一,为中国现代文论共同体共同信守的文学观,这是从世界观、本体论的层面对研究对象的信念和观念上的把握;第二,中国现代文论共同体共同采用和遵守的文学批评方法,这是从方法论层面(理论的、规范的层面)对文学的把握;第三,为中国现代文论共同体共同约定和使用的语言表述和理论术语,这是从语言、符号的技术操作层面对文学的把握,这个层面可以视为对第二个层面的具体化。下面我们通过对王国维文学批评实践的考察,从上述三个层面来透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范式,借此揭示中国文论的现代形态的某些本质特征。
三、现代的文学观
文学观是从文学本体层面对文学这种人类文化现象的把握,是以理论性的思考和话语表述对“文学是什么”“文学为何”之类的问题的回答,这种把握与回答也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对“文学是什么”“文学为何”之类的问题回答,必然意味着在“世界”的背景之下为文学活动的存在做一个界定,“文学是什么”只有在世界的“是”(存在)中才是其所是。反过来看,“文学是什么”的另一面是“文学不是什么”,“文学不是什么”的区分以否定的方式定义了文学的本质,然而这种与文学自身所是的不断区分必然生成一个“世界”,即是说只有在世界的背景下才能进行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分。正因为文学观是从本体论角度对文学的观念性把握,文学观在任何一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或者文艺美学体系中都占据着首要的地位,从理论角度看,对“文学为何”的本体论解答奠基了文学活动的所有其他领域,文学价值论、文学作品、创作、接受等等层面都是对文学观的理论再现,这些层面的理论基础都在于对文学本质的理解。王国维的文学观典型地例示了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的第一个层面———现代的文学观念,这是从世界观层面对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的规定。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曾表述过一种截然区分于传统文论的文学观,这种观念反对文学的功利性,强调文学自身独立于载道、政治、名利等方面的自身价值,兹举《文学小言》第三则的内容为例:人亦有言,名者利之宾也。故文绣的文学之不足为真文学也,与餔錣的文学同。古代文学之所以有不朽之价值者,岂不以无名之见者存乎?至文学之名起,于是有因之以为名者,而真正文学乃复托放不重于世之文体以自见。逮此体流行之后,则又为虚玄矣。故模仿之文学,是文绣的文学与餔錣的文学之记号也。
对王国维的上述文学观,我们只聚焦他的文学观所体现出的“现代性”特征。虽然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在形态上表现为印象式、直觉性、感兴型的特征,但这种形态上的特征并不能否认中国文论的逻辑体系。不同的中国文论形态必定拥有属于体系自身的文学观,文学观的更替是文论史的常态,言志、缘情、载道等等变迁都是中国古典文论内部的演化。因而这里的问题不是王国维与中国古典文论的文学观的表面区分,而是探讨究竟是何种本质性的断裂使得王国维的文学观典范地例示了现代的特征。事实上,中国古典文论也有自己的非功利性的文学观(如著名的“声无哀乐论”),因而倒不在于无功利性的因素,真正标示了《文学小言》中的这种文学观的现代性特征的是:这种文学观体现了西方哲学美学、文艺理论与中国文学、文论思想的交汇,其中的“游戏说”“平息欲望”等观念明显来自于康德和叔本华等人的哲学美学思想。然而,中西文化交流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比如,对于刘勰的美学巨著《文心雕龙》来说,谁也不能忽视佛学在其中的重要影响,那么又是何种原因赋予了王国维的这种中西合璧式的文学观以现代性?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西方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现代性”一词,要知道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从晚清向现代过渡的阶段,思想、文化、学术、政治、经济、制度、器物等各种领域对西方现代性的接受,正是中国近代历史向现代变革的根本途径和表现特征。在美学和文论的领域,这种“现代性”就体现在王国维对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想的接纳和改造上,康德、叔本华的哲学美学思想是西方现代思想的典型代表,不论启蒙还是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思潮都是思想现代性的标志。与现代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科学思想的交流,赋予了王国维的文学观念以现代性的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王国维的文学观是属于现代的,这一点揭示了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在文学观上的本质特征。
王国维的这种在西方现代美学、文论的影响下所形成的中西合璧式的文学观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小言》里,也鲜明地体现在《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中。对于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来说,王国维是从西方美学和文论角度实现观念变革的第一人,甚至是唯一的一个学者,而这种在接受与借鉴西方现代的美学和文论基础上完成的中国文学观念的变革,体现了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在世界观上的特征,新的世界观决定新的文学价值观,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词的品评一样,“词有境界者为最上”所体现的正是一种现代式的文学观。这不仅仅是王国维个人的理论特征,其所折射的是整个中国文论的现代形态,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特征也正奠基于此,在这个方面可以说王国维的文学观体现并引领了中国文论在文学观念上的现代形态。
四、现代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方法
文学观是对文学这种研究对象的观念把握,这种把握决定着我们指向、对待文学的途径,对于文论实践来说,是文学观决定着文学的研究和批评方法。对于中国文论现代范式来说,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必定带来文学研究和批评方法上的现代转换,这种逻辑上的演进,正是中国文论现代范式的第二个层次的内容,其表现在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方法上。王国维通过引进西方现代美学、文学观念来改造中国固有文学观念,由此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层面完成了文学观念上的现代革新。在方法论层面,通过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上的新问题和新材料,王国维开创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境界,其在文学研究和批评方法层面上的创新,奠基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上的现代模式。中国古典文论和美学在理论形态上往往呈现出直觉、印象式的、非体系性等特点,虽然这并不否认中国古典文论和美学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中国古典文论、美学确实缺乏思辨、形式逻辑和科学上的自觉,诚如王国维在对中西学术特征的比较上所做的断语: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ciousness)之地位也。
对于中国古典文论和美学来说,虽然也有刘勰《文心雕龙》这样的“体大虑周”之作,但是,即便是《文心雕龙》在概念使用和命题的表述上也缺乏应有的形式上的思辨和逻辑特征,按照王国维的理解,其根源就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缺乏思辨、科学上的理论自觉。出于这种认知,王国维主张通过引进西方的科学方法和思辨精神来补充和改造中国传统学术,王国维在其文学研究和批评活动中就成功地实践了这种学术主张上的革新。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一改传统研究的索引和考据之风,用西方现代的哲学美学思想来阐释红楼梦,渗透于其中的学术分科意识和用悲剧、人生来关照小说文本的方法,都典型地体现了王国维对其方法论层面的学术主张的实践。《文学小言》《人间词话》的体系和结构安排,围绕核心概念和命题,按照逻辑层次展开并表述其理解和评价文学的方式,关于文学类型的新的分类方式等等,都体现出了强烈的思辨精神和科学意识,这是王国维在研究方法上引进西学改造中国学术的比较成熟的例证。在后来的《宋元戏曲考》中,我们能够看到王国维的这种现代式的文学研究方法的更为成熟的实践形态,《宋元戏曲考》翔实的材料、精审的考证、严谨的校勘与辑轶,体现了王国维深厚的中国传统考据学的功底,但决不能忽视融合其间的西方逻辑学和新的历史学的观念和方法,事实上,正是中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相互借鉴和改进奠定了王国维文学研究的成功。通过引进西方的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观念和研究方法,进而在文学研究和批评方法上借助西学改造中学、借助中学改进西学,王国维实现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方法论层面的现代转型。这使得王国维成为用西方现代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学术潮流的奠基人,这种方法论上的革新开创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在文学批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折射了中国文论和文学批评的现代特质,西方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渗透伴随着中国现代文论和文学批评的整个现代进程,塑造了中国文论方法论层面的现代品格。
五、现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术语
对于中国现代文论来说,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与批评方法的现代转型构成了其范式现代性的主要方面,但无论是文学观念还是文学研究方法最终都要落实在新的批评术语及其表述上。只有通过新的批评术语及其表述这个语言符号的技术层面,中国现代文论才最终完成其现代转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现代式的批评话语的生成标志了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的诞生。在对中国现代文论和中国古典文论的形态做比较研究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就是批评和文论话语的表述层面,之所以说中国古典文论重直觉、印象、感悟等等,中国现代文论批评重科学、逻辑、系统等等,主要的依据就在于二者在批评术语和文学理论概念与命题表述上的区分。虽然命题和理论语法才是文学思想和文学研究方法在话语表述层面的真正体现,但是批评话语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及其存在形态的标志则体现在一些基本的概念、术语上,无论是对于思想史还是对于思想家个体来说,其思想形态或者理论体系最终会在语言表述层面浓缩为一个或者几个基本概念、范畴。因此,王国维创造性地使用的批评术语为我们揭示出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的第三个层面———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的话语层面。
概念、术语对于思想及其所关联的把握世界和研究对象的方法的重要性,在王国维那里是有相当程度的理论自觉的,这种自觉见于《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一文,在此文中,王国维论述了概念对科学的重要性。王国维于1905年发表于《教育世界》96期上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更为明晰地表述自己对创造新的学术语言、新术语的态度和思考。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王国维认为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而且代表了思想本身,因此新思想的输入就意味着新的学术语言的输入。中国传统思想在现代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某些局限性就表现在学术语言的不足,正如当初佛学术语的输入对中国学术、思想的推进一样,通过引进西方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语言改造中国的学术状况,进而创造出新的学术语言,必定会推进、光大中国的学术。王国维在其文学研究和批评实践中确实实践了自己的“新学语”主张,借助吸收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思想、新方法,结合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取长补短,或者以西学之观念和方法改造中国文学的研究传统,或者以中国文学的材料参证西学之观念,或者以中国文学思想和研究方法来发展和补充西学,这些努力最终就凝结在一批新的文学批评和文论、美学术语上。兹举以下概念作为例证:“美学”“美术”“艺术”“优美”“古雅”“感情”“境界”“悲剧”“欲望”“形式”“消遣”“他律”“自律”“发泄”“解脱”“意志”“天才”“自然主义”“隔与不隔”“痛苦”“生活”“眩惑”“造境”“写境”“有我之境”“无我之境”。
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篇5
关键词：思维方式；教育改革；综合创新
我国当代教育改革实践证明，如果教育工作者不树立新的思维方式，而总是在旧的思维框架里去运用新观念、新政策、新方法，那么，教育改革思路和措施再好，也必定推广不开，成效不大，甚至南辕北辙。只有确立科学化、现代化思维方式，才能创造性地接受新思想、提出新观点，才能大胆而有效地采用现代先进的教育理念、内容、方法和手段，使教育改革卓有成效，将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我们要确立和普及科学化、现代化思维方式，应是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既有多样性，又有统一性的先进思维方式。为此，应当按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博采众长，综合创新”的原则，推进思维方式的整合、变革和转型。
历史不能割断，现代是传统的延续和超越。科学化、现代化思维方式并不简单排斥传统思维方式，而是基于现代科学和实践的发展对传统思维方式加以扬弃、整合和优化，使其实现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系统(特别是西方文化)思维方式的交流、互补和融合。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促成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础——整体性思维来讲，它符合现代系统论注重整体综合的基本原则，但却不像现代系统思维那样重视分析研究。现代的系统综合是建立在对系统各要素充分分析基础上的综合，因而是真正科学的综合。如果我们能既认真吸取和继承传统思维注重整体综合的合理内核，又克服和剔除其模糊性、猜测性、封建性等不科学的落后因素，再着重融人现代科学的分析思维方法，就既可以实现传统整体性思维方式向现代系统思维方式的转型，又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掌握现代系统思维，并使其与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实现内在结合。
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一方面对传统思维方式中积极健康、充满活力的因素继承发扬得不够，传统思维方式中某些精华性的东西已经或正在从我们的思维活动和教育实践中淡出；另一方面，对其中消极陈腐、不利于现代化的东西又批判克服得很不彻底，造成教育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滞后。同时必须看到，在思维方式上，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优势，也都有自己的不足。因此，在思维方式变革中，世界各民族理应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都在其向科学化、现代化的转变中与其他民族的思维方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从总体上看，这种情况在当代的主要表现就是东西互补，中外交融。
所以，在思维方式的转型和创新上，我们必须摆脱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状态和情绪化、简单化的处置方式，超越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价值态度，而采用辩证的综合，即结合当代中国实际、世界潮流和教育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融会贯通古今与中西，博采各种思维方式之精华进行综合创新。本着这种精神，结合上文对传统思维方式优劣利弊的具体分析，笔者认为，当前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创新和转变思维方式，以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
一、确立个体独立性的思维方式
思维主体首先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没有个体也就没有整体。根据我国传统思维方式过分强调集体(整体)性而忽视甚至抹杀个体性的弊端。面对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更应该强调个体思维的独立性。确立个体独立性思维方式，就是要使个人由某种关系的附属物转变为独立性的个人，具有独立的人格、思想和思维，能自尊、自立、自主、自强，最终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独立性是一个人所应有的基本特征，更是现代人所必备的时代精神。没有独立性，就不会有自己的个性，更不可能有什么创造性。一个人云亦云、唯书唯上的人，只能是一个平庸之辈。这种意识成了一个民族的普遍心理，又不去改变它，这个民族将与现代化无缘。当然，我们强调思维主体的独立性，并不排斥整体性，而是强调要摆脱教条主义、集群理念等各种框框对人的思维方式的束缚，允许、尊重和倡导个人的积极探索。只有在尊重个人的独立存在和个性的自由发展的集体和社会中，人们的创新潜能才能充分地发挥，这样的集体和社会才是活生生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集体和社会。因此，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应确立个体独立性的思维方式，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真正贯彻“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现代教育基本理念，将每个学生都看成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理解尊重学生，发展学生的主体性，满足学生不同的学习需要，平等地为每个学生提供表现、创造和成功的机会，使每个学生都得到生动、活泼、主动、自由的发展，努力塑造集独立个性、合作精神和创新能力于一身的新型理想人格。
二、确立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哲学注重研究人生特别是人的精神生活，更多的是要靠直觉感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重直觉感悟而轻科学理性。因此，要确立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首先必须引导人们的注意力从聚焦于对人生、人事、人际关系的主观世界的揣摩探索扩大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整个世界的科学探索上，更多地应用科学理性客观公正、精确严密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一旦人们的思维视野拓宽了，新的思维方式也就容易得到应用发展，从而突破传统思维定式，推动教育改革创新。其次，必须重视学习和掌握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科学理性精神的实质是崇尚探索、质疑，以事实为基本出发点(即使是假设也要求建立在客观事实上)，重视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追求对事物认识和把握的精确性和规律性。为此，要弘扬质疑、批判精神，掌握逻辑思维方法，通过概念、判断、推理、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逻辑思维方式对事物进行由表及里、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的科学认识。还应重视科学实证方式，大胆假设，严密论证。不仅对自然界的研究，就是对教育等社会问题的研究也要高度重视观察、实验、数理统计等实证方法，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促进认识的严密精确。教师除了自身必须首先牢固树立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以外，还应随时注意在日常教育教学实践中培养和增进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理性素养，使其逐步形成求真务实、严谨缜密的思维作风，并在显意识与潜意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各个方面都得到更为充分、协调的发展。
三、确立求异多向性的思维方式
现代教育要培养的是创新型人才。而创新从本质意义上说，就是“见人之未见，思人之未思，行人之未行”，即创新的思想源泉是求异思维。而要树立求异思维就应当敢于怀疑，勇于质疑，并由此生发出新异、多彩、多元的发展性，创造性，突破性的新构思、新思想、新思维。综观古今中外的发明创造，无一不是冲破已有的定见，求异创新的结果。我国传统中庸调和思想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求同思维有余，求异思维不足。人们的思维方式比较单调，缺乏生动性、丰富性和多样性，只强调“一”而忽视“多”。其结果是使人们的思维、思想信于一统、定于一尊，在丰富多彩的客观存在面前，强调和强求主观思想和意念上的一元和一统，导致人们从思想、观念到言论、行动，一切都逐渐陷于僵化、简单化、趋同化。久而久之，人们普遍潜在的创新性思维源泉也必然随之陷于枯竭。因此，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应学会对事物及其联系做多方位、多视角、多元素、多层次的考察、探索和思考，在事物的宏观与微观的复杂性中历史地把握事物本体，寻求多种解决问题的途径，通过对比确定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并以此形成思维素养和思维习惯，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分析判断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发展的能力。当然，要倡导创新精神，培养求异多向性的思维方式，除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外，还必须创造宽松、宽容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使人们敢于怀疑、突破，乐于超越、创新。
四、确立动态开放性的思维方式
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篇6
【关键词】科研活动思维方式优化与转型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特点。一方面学科间的交叉和渗透日益密切，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科学技术发展的这一新特点和新趋势，不仅使现代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增添了许多新内容，而且对科研工作者也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其中思维方式的更新和转变就是摆在科研人员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如果说，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落后于物质生产，使得实践经验曾掩盖了思维方式和思维活动的重要性，那么，随着科学发展从积累经验向理论概括过渡以及科学技术在生产实践中指导作用的加强，使人们愈来愈加深了对思维活动和思维方式重要性的认识。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实践的需要，要求人们必须确立新型的思维方式以适应新的发展趋势。历史事实证明，先进的、科学的思维方式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陈旧、落后的思维方式则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思维方式的更新和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科研人员必须重视思维方式的更新和优化，力争实现以下六个方面的转型。
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各种条件的限制，过去人们的开放意识不强，就科学研究而言往往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进行封闭式的思考和研究活动。人们只顾自己的身边事，很少考虑外界事物的发展变化。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人们在科研活动中只看到本学科、本专业的发展，而看不到其他学科的发展和各个学科以及科学和技术之间的联系；只看到本国和本民族的科学成就，而看不到别的国家和其他民族的科学成就；只注意科学本身的发展和理论成果的出现，而忽视科学的实际应用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结合等问题。这是阻碍科学技术正常发展和突破创新的主要因素。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要求人们在科研活动中必须摆脱封闭型思维的束缚，逐步转向扩展思维空间范围和时间跨度的开放型思维方式，从广阔的外界环境中汲取先进的、美好的东西，从而加速自身的发展。因此，转变过去那种封闭型的思维方式，进而确立开放型的思维方式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必然选择。
由静态型转向动态型
静态型思维习惯于用静止的观点和方法思考问题。因此，它容易使人思想僵化、不思进取，在科学研究中除了“唯上”就“唯书”，往往会导致懒惰和守旧的陈规陋习。客观世界是不断运动和发展变化的，科学研究作为对客观世界的探索活动，要求具备节奏快、反应灵敏、高效动态的思想品质。过去那种“静观待变”和单纯“守业”的思维习惯，已不能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人们在现实的科学实践活动中逐渐意识到只有敢于创新，勇于突破旧习惯，以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从保守性的低效静态思维转向具有开拓性、创造性的动态思维，才能在科学研究领域中不断发现新问题、新现象，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实践的带动下，必须实现思维方式由静态型向动态型的转变。
由单维型转向多维型
单维型思维方式只有一个思维指向，一个思维角度，一个逻辑规则和一个评价标准，从而只形成一种思维结果。这种思维方式在科学研究中的集中表现就是单一化：“一刀切”、“一本经”、“一条道”。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和一个层次，只从一个角度、一种方法去观察和分析事物，因而不能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事物，无法达到对事物进行规律性的认识。我们所面对的客观世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整体系统，会有许多新事物、新问题，瞬息万变，纷繁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探索客观世界的科学研究活动，必须摆脱那种单维型思维方式的局限，不断扩大思维的联想跨度和转换跨度，善于在多样性的统一中进行全方位、多变量的思考和系统比较思考，进而建立起一种多维型的立体化思维方式。否则，面对复杂的客观世界就会显得一筹莫展，无所适从了。与单维型思维方式相比，多维型的思维方式在现代科学研究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它有利于开拓新的认识领域；有助于人们接受真理；有利于增强科学精神等。总之，单维型思维方式使人喜一不喜多，而多维型的思维方式反对处理问题上的一刀切，它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用多种方法去认识事物，用多种标准去衡量事物，用多种模式去处理问题。因而能激发人们的创造精神，导致思维的活跃和思想的开放。可见，确立多维型的思维方式不仅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分散孤立型转向群体合作型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化和综合化趋势，不仅影响着科研人员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改变着科学活动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即由过去科学家个人以自由方式进行研究，逐渐转变为多人合作，共同攻关的新局面。当前，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都在采用合作的方式去攻克科学研究中的难题，这表明了时展的特征。许多重大的科研项目，不仅需要国家组织的合作攻关，甚至采取国际间的合作。如美国著名的“曼哈顿工程”就曾动员了15万名各类学科的科研人员，而全球大气测量则有144个国家的科研人员参加。很显然，合作研究已经成为强大的动力，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向前发展正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如它有助于知识和能力的互补，充分发挥科研主体的潜能；有利于焕发创造热情，在竞争中获胜；有利于缩短研究周期，提高科研效率；有利于科技人才的出现和成长等等。因此，肩负历史重任的科技工作者，必须学会与人进行有效合作，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为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从单纯的定性描述转向定性定量的有机结合型
传统的科学思维方式在研究事物的发展变化时，往往以定性描述为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只局限在事物的质的规定上。这对掌握事物的内在本质以及区别不同事物都是必要的。但是，任何事物及其发展都是质和量的有机统一，只有掌握了事物的量，才能具体地认识事物的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人们不仅要把握事物的质，而且要求把握事物的量，并且通过量的规定精确地把握质的规定。在实际的科学研究活动中，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并不是彼此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而是互为前提，互相补充，互相规定和转化的。因此，只有把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由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带来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科学化程度的提高，对精确的定量研究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不论经济发展、科学研究、战略决策、工程项目还是其他许多复杂问题的研究解决，都要求有准确的数量上的分析和计算。同时，在现代社会中，决策、预测对人们的实践活动显得越来越重要了，而正确的决策和预测往往需要有数量化的模型作为前提和依据。所以，定量化的思维方式在科学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在对事物进行数量研究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数学工具以及先进的设备和精密的仪器。如数学方法的有效运用以及高精度分析测试仪、电子计算机等等的出现，对复杂系统进行定量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和有效途径。因此，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已经成为了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
由经验型转向科学型
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无疑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在过去的科学研究活动中，经验型思维方式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地位。“老马识途”，“老而为师”等等都是人们重视经验思维的明证。长期以来，人们在思维定向上往往偏重于过去，偏重于经验，习惯于面向过去，更多地用过去的经验、框框来看待和认识问题。而时至今日，科学研究的对象扩大了，难度也提高了。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事物，单靠经验去思考问题和处理事物已经远远不够了。因此，人们强烈地意识到：要进行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必须树立科学型的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把握现实，更好地预测未来，有力地推动科学研究事业顺利地向前发展。
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篇7
美国盐湖城教育科技初创公司ardusat，是一家向K-12（从幼儿园到高三）阶段的学生们开放的，可以远程控制接入轨道卫星的小公司，很多加州的学校都利用它来进行科学实验。亲手实践操作近地轨道卫星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促使他们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科目更加感兴趣，目前针对小学和中学开放的科学实验项目包括测量地球磁场和监视大气污染状况等。基础课程和工具免费，付费用户可以自定义实验内容。
诸如ardusat这样向教育开放的开源硬件提供商还有很多，而这类泛学科的跨界渗透模式，正在成为改变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真正动力。
1.“前逻辑概念”语境里的教育七大黑洞
在讨论21世纪Stem教育的时候，回溯教育的核心属性，似乎有些别扭，但如果我们从教育进化论的视角来加以疏解的话，这种后顾显然能凸显Stem对于教育的一脉相承特性。借用自然科学界不算普及的“前概念”定义，其对教学的影响而采取的解决策略看，归纳起来主要有：通过师生对话显示出学生的前概念；创设各种问题情境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以实验验证、概念重释、比较鉴别等方式纠正前概念中的错误成分。1959年威斯康辛大学提出的柯氏四层次训练成效评估模式包括学习者反应、知识迁移、行为迁移、组织影响四个层次。德国教育学家斯普朗格（1882-1963）曾经这样论述：“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唤醒，是种教育手段。父母和教师不要总是叮咛、检查、监督、审查他们。孩子们一旦得到更多的信任和期待，内在动力就会被激发，会更聪明、能干、有悟性。”
由法国教育部顾问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首先尝试以一种被他称之为“复杂范式”的方法思考世界与社会，进而对人、社会、伦理、科学、知识等进行系统反思，以期弥补各学科相互隔离、知识日益破碎化的弊端。他特别指出：这种“复杂思维范式”直接对应“在知识的传授中的七个黑洞（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皆如此）”。包括教育无视知识范式本身的问题；人们不教授能够将信息和数据放到特殊背景中去的知识；被教育大纲所忽略的人的同一性；现阶段只是世界一体化的某个进程；人们需要教授的恰恰是不确定性（而非教授确定性）；传授人类间的理解；超越混乱状态的全人类伦理（地球文明）追求。
以上问题不仅提醒人们如何来思考知识的性质（就教育而言，应该同步重视信息指示错误的根源，实现自我批评式的知识反省，研究自我应付信息复杂性的能力）；也要意识到知识的领域在扩展的同时，也增加了它与无知的领域的触点。现代人都了解，确切的知识并不是那些在形式或数学程序上极端复杂的知识，而是能够将信息和数据放到特殊背景中去的知识。
“前概念”的诸多学术成果，从历史的侧面验证了Stem为什么会与“知学合一”、“做中学”形成太多的交叉，乃至于在境外，完全是一种自然的推演和不同阶段发展的产物。
2.思维科学对现代教育的迭代认知
思维科学（noeticscience）是研究思维活动规律和形式的科学。思维学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逻辑思维、微观法；形象思维、宏观法；创造思维、微观与宏观结合。从思维科学的观点来看，创造思维才是智慧的源泉，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都是手段。思维科学研究思维的规律和方法，其传统关注侧重有意识的思维、抽象思维（逻辑）、形象思维（直感）和灵感思维（顿悟）；思维科学的任务就是研究怎样处理从客观世界获得的信息。
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在现代科学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与近代科学差异很大的新角度、新方位，从机械观思维向以系统观为主导的思维转变，强调认识系统的整体性、动态性、复杂性和进化性（或互补性）。思维科学体系作为一种综合科学体系，它所纳入的学科归类大致可以梳理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技术；20世纪50年代以后，各学科的多层次和横向渗透发展，尤其是计算机科学的诞生，为全面、系统地研究思维现象开辟了新途径。
思维科学对现代教育的迭代认知，构成了现代教育的开源趋势，也由此改变了知识传授是教育的主要诉求的价值观；诸如质疑、批判和考问、预测、解释、决定和说服……现代思维方式（学习方法论，包括逻辑进化概念结构、论证析解离散认知等）构成了现代教育的重要支撑。
3.Stem教育理念的重构元素
至少在美国，Stem的兴起是自上而下，从高校开始启动，这也就不难解析Stem教育理念，与其说Stem强调的是科学（S）技术（t）工程（e）数学（m），还不如说，Stem的亮点在于，第一次站在教育体系的视域，陈述了系统思维、工科能力、工程意识和哲学逻辑的重要地位。这其中，系统思维意在通过凸显教育的学术特性来探究科学（S）研究在教育过程中需要强化的位置。是一种途径协助人们从宏观角度了解系统，包括了整体结构、模式及周期。它关心的是整体及其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工科能力，意在通过对“工科”概念的重新解读来思考时代背景下突破知识的固化，实现知识融合，突破技巧局限的全新领会技术的核心价值。构筑工程教育的实践环节以突出能力训练的创新潜能开发教育。培养学生对科学新发现的洞察能力、协同能力、适应能力、自我更新能力和学科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工程意识，意在建立一套契合人才培养目标的工程教育管理模式、工程教育课程面向工程实践的素质培养；由此引申出K12工程教育及其与高等工程教育衔接的比较研究。
至于国内对K12层面的解读，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盛况。其中，柳栋老师在去年和今年的Stem论坛上的发言成为旗帜标杆式的定义，得到了业内外的广泛认同。围绕技术技术教育，柳老师巧妙地结合Stem这个词，赋予Stem新的解读：根据科学的概念和原理――S，借助数学的方法建模与分析――m，选择相应的技术的手段――t，在真实的世界里通过工程的途径――e。
到了具体运作层面，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及其青少年竞赛与指导中心与美、英、法等国的诸多教育学术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将各类在教育理念上具有先进性、在学术上具有前沿性、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青少年学科竞赛和交流项目推介给中国青少年，帮助中国学生走出国门。学生在扩展视野和知识面的同时，亦切身体验欧美教育理念及思维方式，更清晰地认识国际社会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更好地选择并规划未来学业和职业生涯。
以电子创客为主攻目标的景山学校的吴俊杰老师梳理出关于3make（makeitRead，makeitCool，mskeittogolltor）的流程，分别从电子环境元素、编程体系、材料区分、硬件结构和设计诉求等几个条线，对其发展沿革和脉络做了系统梳理。
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篇8
论文关键词：江泽民；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创新；发展
理论思维是人类最重要的和最高的思维形式，是当经验的方法“不中用”——“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时必需的一种哲学方法。这种哲学方法对于提高人们的认识和分析能力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理论思维的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或全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对理论思维的分析和论述占有相当的地位(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四两卷就有13处谈及“理论思维”)，也就是说，理论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江泽民作为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创造性地运用这些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于新的实践，形成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在这一最新成果中，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的发展。
一、对理论思维重要作用的认识和发展
理论思维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恩格斯曾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所谓理论思维(theoretkicalthinking)，是指人类在知识和经验事实基础上形成的认识事物本质、规律和普遍联系的一种理性思维，其特点在于抽象性。它不受经验事实的特殊时空限制，主要运用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科学抽象方法，超越事实，从有限中把握无限，从相对中认识绝对，从特殊中认识一般，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获得规律性的知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解放全人类，就必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就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因为有科学的理论思维的指导，才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创立了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列宁也正是因为有科学的理论思维，才领导苏联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曾经极其深刻地阐明了理论思维的发展过程及其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他指出：“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特别是领导人，要根据科学认识的客观规律，来自觉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所说的“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是指缺乏理论思维。所以，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思维特点。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面对新的复杂的国际国内社会历史条件，江泽民更进一步指出：“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没有理论创新的民族，不可能成为强盛的民族。”他说：“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给人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江泽民已经把恩格斯的“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一论断发展为“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这一观点。
所谓创新的理论思维，就是在深层次上要求促进思维方式的变革，即从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思维方式的转变。创新的理论思维具有动态开放、包容超越、系统整合、开拓创新四个建构维度。
从动态开放建构维度来看，创新的理论思维强调动态开放思维，既要求以变化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强调思维主体对运动变化的事物采取主动因应、动态调节的态度，又要求以宏阔融通、吐纳万方的心胸去观照世界，强调思维主体对局面、界域、边际采取贯通内外、纵横在握的态度。这种思维的动态调节包括了思维过程中对于思维的对象内容、程序方式的自动调节，注意从交流和比较中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向性、差异性和机遇性、可能性。这种思维的开放通透则要求在静与动、常与变、推与挽的统一过程中把握思维的目标和指向，使思维程序和思维方法处于自动反馈、自我调整之中。
从包容超越建构维度来看，创新的理论思维强调包容超越思维，要求以兼容的态度和超迈的胸襟涵摄一切包诸所有，确认事物个体的优势和特色，重视事物个体之间的互动互补，表现出兼容、宽容、有容乃大的理性自觉。它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绝不相容的两极对立思维方式和盲目排斥、一概否定、简单取代的极化思维，强调在包容中发展，在创造中超越，这种超越是一种扬弃性、升华性的超越，是超越别人与超越自我的统一。包容超越思维既是科研致胜的法宝，也是科学求知的一种高层次境界，表现出累积性与致新性的统一，层次性与境界性的统一，使思维机制充满生机与活力。
从系统整合建构维度来看，创新的理论思维强调系统整合思维，既要求运用分析思维方法，又要求运用综合思维方法；既强调各个事物实体的自组织系统的相对性，又强调各个自组织系统的协调和整合，形成系统整体大于各系统部分之和的整合效应。这种系统整合思维反对单一化、固定化倾向，善于进行多方位、多层次、多变量的思考和多异相、多序列的协调，在分与合、一与多、同与异的统一过程中去把握事物的结构和功能，在历时与共时、自律与他律的统一过程中把握思维的目标和指向。从开拓创新建构维度来看，创新的理论思维要求突破既存传统模式和思维定势，高度重视开拓精神、进取意识和创造思维，以自主创新为根本动力机制。它非常关注横向联系和双向反馈，要求在发扬独立自主意识和坚持科学原则、科学精神基础上的创新出新。这种开拓创新思维反对僵化、封闭性思考方式，自觉接受新知识、新信息、新方法、高扬“实事求是、探索求知、祟尚真理、勇于创新”的精神，在破与立、舍与取的统一过程中把握思维的目标和指向，处理好在实践基础上的继承与创新、借鉴与创新、规律与创新的关系。
总之，创新的理论思维要求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以新变精神为动力，把关系论与过程论、价值论与方法论统一起来，以适应新的历史任务和新的时代要求。江泽民提出的“创新的理论思维”观点，不仅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有关提高领导干部理论思维的学说，而且根据新的历史要求丰富了现代思维理论。
二、对理论思维重要地位的认识和发展
理论思维不仅有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理论思维受时代的深刻影响，它是对时代的一种抽象性思考，具有逻辑、概念、范畴等基本元素。哲学观点在理论思维中起着统率作用，每一时代的哲学都给理论思维的发展以重大影响。理论思维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转贴于
时代的深刻变化要求具备理论思维。面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这种深刻变化，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改变思维方式。江泽民较早地洞察到了这一点。还在1989年3月，他就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分析形势”。他指出：“我们正处在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而深刻改革的时期。这是建党以来党面临的又一次大变革。越是大变革时期，越是需要理论指导。‘对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我们要进行理性的思考。只有把感性上升到理性，才能深化认识，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江泽民指出：“要改进我们的思维方式。今天，尤其需要把思维方式的问题提高到这个高度来认识。”他认为“有了正确的思维方式，才能防止片面性，才能防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才不至于在改革顺利的时候盲目乐观，看不到潜在的矛盾和问题，才不至于在改革遇到困难的时候悲观失望，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把形势看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他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就是要紧密结合改革和建设的实际，通过理论学习提高自己，更好地进行实践，再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理论。“我们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抛弃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抛弃那些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抛弃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思想，坚决反对那些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我们的认识要随着历史的前进、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化不断提高。”
理论思维是时代的标志，也是党成熟的标志。江泽民在分析了20世纪末的特点后提出了“理论思维的成熟是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的观点他说：“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是我们党的一个根本特点。”“我们党八十年的历史经验说明，注重理论创新，是党的事业前进的重要保证。什么时候我们紧密结合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党的事业就充满生机和活力。什么时候理论的发展落后于实践，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害，甚至发生挫折。我们党不断成熟和成长的标志就是不断创立自己的新理论，并在这个新理论的指导下取得一个又一个革命和建设的新的伟大胜利。江泽民指出：“理论思维的成熟是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总结了l1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他指出：“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真总结并结合实践的发展充分运用这些经验，对于把我们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大的意义。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不断创新理论，这是一个领导人成熟的标志之一。事实表明，江泽民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理论家，以他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也是成熟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更进一步指出：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不仅如此，江泽民要求领导干部要牢牢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只有这样，“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一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
三、对理论思维重要方法的认识和发展
培养理论思维能力，需要科学的方法。恩格斯曾指出:“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如果有了对辩证思维规律的领会，进而去了解那些事实的辩证性质，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这种认识。”他还说:“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因为，只有不断地与历史上具有极强理论思维能力的第一流思想家对话，才能锻炼人们的理论思维，激发人们的创造热情。
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篇9
关键词：革新；思维方式；创新；创新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2-0085-04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本文着眼于时代的要求及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对于国家综合实力增强的重要意义，着重从培育创新文化或者说文化创新的角度来谈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所提出任务的完成和目标的达成，比如，无论是发展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还是发展文化产业，使其逐步成为国民经济新的支柱性产业，都离不开立足于现实实践发展的需要、充分借鉴世界文化文明成果及继承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又必须在这几个方面进行文化的创新或创造性转换。而革新思维方式又是培育创新文化的最直接的原动力和关键性条件。当然，思维方式本身就属于文化的范畴，但是思维方式对于文化的创新或者说创新文化的培育则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因此，笔者着重从革新思维方式的角度，来谈培育创新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问题。
一
笔者曾在上世纪80年过关于思维方式的文章，认为思维方式具有四个构成要素，即知识要素、观念要素、方法要素和习惯要素。知识要素是其结构的底层，是最基础的层次，是思维方式形成的基础和前提。观念要素是在知识要素基础上升华起来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中，人生观价值观是结构的核心，在思维方式中起决定作用。方法要素是思维方式结构中的最高层次，它由观念、观点转化而来，在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观念、观点转化为人们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即主体把握客体的思维方式、方法，它又包括哲学方法论、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等不同层次。习惯要素则是前三种要素的有机结合，经过无数次重复，形成一种定型化的思维方式，在人们的行动中表现为一种习惯，同时，也包括前代人们习惯了的思维方式，它作为一种历史的因素直接被吸入人们的思维方式结构中。
在这个结构中，不同要素对于创新文化的培育或者说文化的创新都有重要作用，但它们各自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二和第三两个层次。第二层次的观念要素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人生观价值观，它对于一个人思考和处理问题起着根本方向的导向作用，人生价值取向不同，思考和处理问题的立场、方向就会不同，如果一个人事事从个人的得失出发思考和处理问题，那就根本不可能去排除创新过程中各种困难。因为这样，一是无法产生正确的内在动机；二是因此而无法激发出内在的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三是因此而根本无法启动下一个层次的方法要素发挥作用。在这三个方面形成的内在的精神场域中是不可能谈到任何文化的创新的。在正确的价值导向的前提下，第三层次的方法要素对于创新文化的培育或者说文化的创新起着最直接的作用。因此，它往往成为人们划分不同类型思维方式的直接标识。当然，一方面，方法要素本身是一个系统，不同层次的方法都起着不同的但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的哲学方法论又具有直接的思维导向和开启作用。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上，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的科学发展史上，即使是最杰出的科学家，当其在哲学方法论上出现错误时，也就会在科学发现中一事无成；另一方面，方法也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在探索未知、破解问题的具体过程中，正确的方法体系可以一步一步地引导着人的思维沿着正确的路线行进，直达未知的领地，实现思想的飞跃、文化的创新。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长久以来的思维方式，从观念要素的角度分析，由于儒家文化占据主导地位，是一种入世的人生价值取向，加上综合而朴素辩证的方法论的直接作用，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中国人为世界提供了举世公认的四大发明和辉煌的农业文化，在世界史上一度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近代以来，由于西方主要是指西欧最先发生了科学技术革命，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导致了思维方式的变革、特别是在方法要素上的根本变革，促使其出现了社会全面的创新。首先是文化的创新，超越了曾经先进的中国，而中国则从近代以来逐渐落伍了。当然，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导致的。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由于缺乏实证自然科学的发展，使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原来那种综合而朴素辩证的方法论阶段，进而从一个重要的方面严重影响了我们文化的创新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近、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再加上我们前资本主义历史传统的全面影响根深蒂固，以及后来在搞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照搬前苏联僵化的计划体制模式的影响以及愈演愈烈的“左”的错误的影响，更加禁锢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的变革，从而严重影响了我们文化的创新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二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对我国人民思维方式变革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从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首先就是思维方式的变革，特别是其中的观念要素和方法要素发生了变革。它反作用于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开启了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促进了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全面变革，也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全面而迅速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大变动，以不可逆转的态势推动着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以及其它各个方面的体制变革，从基础和前提上进一步为思维方式的变革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量。其中包括伴随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变革而推进的科技体制的变革，加上我们党和国家把科学技术看作第一生产力，在政策上给予支持，以及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使科学技术迅速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又强有力地推动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最直接地推动着思维方式中方法要素的变革，补上了近代以来严重缺乏实证自然科学及技术发展的这一课。这就给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创新文化的培育与成长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这里不能不提及大家亲身感受到的由于长期“左”的错误形成的各种精神禁锢的严重影响，被改革开放以来一次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冲击，对人的自主性的提升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必然导致人们自主性的提升和张扬，原来高度集中、渗透和统制一切的政治权力逐渐被分解为包括政治（政府）、经济（市场）、社会（公民）三部分，逐步使人们的自由、平等地位得以恢复，自由、平等精神得到弘扬，这对于思维方式结构中观念要素变革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同时，在不断开放的大背景下，人们的知识快速地得到更新，知识要素的变动前所未有。这为整个的思维方式的变革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在这个新时期里，我们面对的整个世界也处于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动之中。当我们日益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以后，就不能不面临着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与民族综合实力的全面竞争与较量，我们要振兴中华民族并且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坚持我们的伟大理想和信念并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不断变革我们的思维方式，推进创新文化的培育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在日益融入全球化的大开放背景下，伴随利益多元化，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取向也趋向多元。特别是社会信用的严重缺失，人生观价值观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这又对思维方式变革形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对创新文化的培育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况且我们的各种体制改革还未完成和配套，仍然处于新、旧体制并存与胶着的状态，新体制还难以充分而顺畅地发挥作用，而旧体制的弊端还在起作用。这些都对人们思维方式的革新产生阻碍作用，从而直接影响创新文化的培育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为什么我们处在一个非常伟大而深刻的变革时代，却仍然未能产生出与这个时代相契合、相称的创新的文化，相反由于过分急功近利而导致所谓“三俗”现象的发生乃至不断发展，在某些领域和某些方面还大有泛滥之势，不仅使党和政府十分忧虑，也让广大老百姓感到十分忧虑，恐怕与此不无关系。党中央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任务，现在又作出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是直接针对这种现实状况和客观要求的。
当然，从总体上说，我们现在面临的国内外大环境是十分有利于我们思维方式的不断革新的。因此，我们提出通过不断革新思维方式，培育创新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与整个大趋势、大环境及其提出的要求是相一致的。
三
面对这个全新的大背景、大环境、大趋势及其提出的要求，我们要充分利用和发扬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社会新基础、新环境、新体制的不可逆转的力量与效用，提出进一步有利于我们思维方式革新的对策，以利于创新文化的培育，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更加强大的内在动力与精神支撑。
第一，借力执政党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东风，在全社会大力增强学习知识的风气，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夯实思维方式革新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任务与要求，是中共面对新的严峻的国内外社会历史条件提出的新挑战，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举措。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我们面对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社会生产力加速度式地向前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和人的生活与自身不断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特别明显的是知识和信息的更新空前加快，而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知识“爆炸”。因此，我们党在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同时，也提出了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任务和要求。我们应当以执政党建设学习型政党为示范和榜样，象“火车头”一样牵引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学习首先是客观提出的强烈要求，但它必须转化为人们的主观需求，否则，就可能仅仅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被客观的形势推着走，这样的学习效果是不佳的。只有把强烈的客观要求转化为人们强烈的主观需求，才会有很高的自觉性和强大的动力。可见，学习的自发与自觉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别的，自觉性的高低程度如何，从根本上决定着学习效果的好坏程度。为此，这就要依靠政党、特别是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的中共自觉地倡导、耐心地宣传、细心地引导和模范地示范来推动全社会的学习，以学习型政党建设带动学习型社会建设，并且要形成良性互动。同时，在学习的内容、方式方法和学习效果的宣传、检验与评价等方面也要形成良性互动，这样才能为思维方式的革新和科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二，在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切实推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性的基础工程，丰富、充实科学思维方式结构体系中的观念要素，为思维方式的革新校正明确正确的方向。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国社会处在空前深刻的大变动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价值取向多元和社会价值体系在重构过程中，发生价值失落、失范和分离在所难免。在如何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这个最为重大的价值课题的时候，往往出现由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那种以否定个人利益为特征的极端片面的集体主义，一下子跳到个人利益至上、物欲横流的另一个极端。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腐败愈演愈烈，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假冒伪劣甚行，偷盗、抢劫、杀人放火等案件层出不穷，如此等等，都是其鲜明的现实表现。一方面，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兴起，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这是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发展的突出表现。但是，在许多人那里，常常把权利与义务分离开来，只要自己的权利，不尽自己应尽的义务。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公共性（包括公共理性、公共道德、公共政策、公共财政等等）十分缺乏。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的政治精英、思想文化精英、经济企业精英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的“官德”、“文德”、“商德”失范对社会大众的负面示范与辐射，对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道德和价值失落、失范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的坏作用，同时也严重消蚀着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因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不仅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而且具有非常深远的战略意义，既关系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的成败，也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现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但远不是世界经济强国，综合国力中的“软实力”与“硬实力”还很不相称，其关键就是我们的创新文化和创新实力还有很大的差距。而这又与我们民族和人们的思维方式严重缺乏科学性和创新性有关，其内在的根据则是思维方式构成中的观念要素、特别是其核心的价值观的失范，因为这样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动机和强大的动力。为此，我们只有在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过程中，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一基础性工程，夯实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丰富、充实科学思维方式结构体系中的观念要素，为思维方式的革新校正并明确正确的方向，才能通过思维方式的成功革新为培育创新文化提供决定性的支撑。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尊重多元社会的价值多样性，增强包容性，又要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导向性和引导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构或者说思维方式中的观念要素的构建，是一个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内化过程。前面讲的启蒙、宣传、培育等都是一种外在化的过程，必须通过由外到内的内化，才能真正成为人们思维方式中的有机构成要素，并发挥决定性的导向作用。因此，特别要加强对各种思想与精神产品、特别是对文艺作品的建设性评论与批评，采取包括政策和法律手段等有效措施，切实保证整个社会真正把精神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以抵制“三俗”现象和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现象的泛滥及其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价值重构的误导，以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内化为人们思维方式中的有机构成要素。
第三，结合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战略，特别突出现代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启蒙、宣传和教育，优化我们民族和人民思维方式的构成，以更好地发挥其创新功能。这几大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与灵魂是创新。因此，非常需要创新文化的支撑。但是，只有现代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才是任何创新实现的关键所在。在科学思维方式构成要素中，其方法论要素对创新起着最直接的催生和推动作用。伴随着近、现代社会大生产发展而发展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快慢和成果的大小，包括科学家本人科学技术成就的取得在内，都与其思维方式和科学技术实践中体现的科学精神和掌握的科学方法程度直接相关。所以，我们要紧密结合这几大战略实施和落实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政策、具体举措的各个环节，进行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启蒙、宣传、培育。在普及科学知识和宣传表彰科学家或技术专家进行科学或技术创新的过程与成果时，也一样要凸显其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张扬，凸显其科学思维方式、特别是其中的方法论要素的巨大功能和效果。只有这样，才能促使这些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逐步内化到人们的思维方式结构中，成为其思维方式中方法要素的有机构成。如上指出的思维方式中的第二和第三这两个最为重要的即对创新产生决定性作用和最直接作用的构成要素，都必须通过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由外而内的内化过程，才能实现思维方式的革新，从而推动创新文化的培育。由循序渐进、潜移默化这一内化过程的特点所决定，它就不可能一蹴而就，决不能急功近利。同时，也正是由这一内化过程的特点所决定，才能形成思维方式中的习惯要素，并持续有效地支配人们的行为。
第四，紧密结合我国整个国民教育中素质教育的推进，促使思维方式构成中最为重要的观念和方法要素的内化，有机整合进整个国民教育中素质教育过程的各个环节。这既有力地提升了各个层次国民教育素质教育的要求和水平，又使其借力我国各个层次国民教育中素质教育有了实实在在的依托。一个国家的教育是生产一代又一代社会生产劳动后备大军的基地，是培养和造就各个方面人才特别是创新人才的摇篮，是人类知识、文化传承、社会延续和进步的基础。有了这个依托，思维方式革新及其对创新文化培育的推动就具备了落到实处的可靠保证。同时，按照思维方式有机构成及各要素内在关系要求推进现代教育规律所客观要求的素质教育，也才能获得可靠的保障。这样，他们之间就形成良性的互动。当然，各个层次的国民教育的中素质教育，无论是在具体的要求和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与具体实施步骤上都是不一样的。从思维方式的构成角度来看，中小学着重于知识要素的灌输，但必须随着小学到中学的教育层次的递进，逐渐加强能力的培养，包括思维方式中的观念要素和方法要素的启迪。到了大学阶段，应当在传授、更新更多更深知识的整个过程和基础上，把教育着重点转变到科学思维方式所必须的观念要素和方法要素的建构上来，要教会他们如何去获取新知识并创造新事物。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和各个层次的研究生的培养，以及建设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更是应当这样要求。从这个意义来说，大学教育、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就是通过思维方式革新推动创新文化培育的教育事业。如此提出要求，我们现在大学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就更显突出，更显其背离真正的大学精神的本质了。我们应当按照这样的要求，针对这些背离真正的大学精神的本质的现存问题，加紧推进教育体制改革。而又只有通过这样的体制改革，才能使我们借力我国整个国民教育中素质教育的推进，革新思维方式，推动创新文化培育获得更加扎实可靠的制度性依托和保障。
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篇10
关键词：原创思维；概念时代；传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R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717（2008）04-0677-02
在人们对中医药的科学性及发展前景的争论中，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在动荡中不断发展变化。上个世纪，我们的社会经历了由“工业时代”（industrialage）向“信息时代”（informationage）的转变。而现在，随着经济全球化、软件向亚洲外包、物质丰富和自动化盛行，新的时代――“概念时代”(Conceptualage)，即将到来。发达国家的知识工作者正在挖掘、掌握那些不能外包的技术与能力，以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并立于不败之地。与之相应的是人们对创新意识的要求更加强烈，原创思维得到高度重视。发展右脑，进入全新思维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源于此，在新的概念时代，重视中医原创思维，大力传承发展中医原创思维对于中医学的整体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1概念时代的到来
概念，是人类对世界认识、也是认知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基本模式。是反映思维对象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是人类知识组成的最小单元。概念被认为是思维的基础，与判断和推理并列为思维三要素。概念的内涵定义所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其外延则描述了概念所对应的一切事物。
近几年来，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在发生变化，从逻辑、线性、以计算能力为基础的“信息时代”向“概念时代”转变。“概念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建立在创造性思维、共情能力和全局能力的基础上。在信息时代标榜的“左脑”逻辑思维能力在今天仍然必要，但是却不再能满足人们的全部需要。曾经被低估和忽视的具有形象思维能力的“右脑”――富于创造性、执著、快乐感和探寻意义，将越来越能决定世界的未来。实际上，无论怎样分开谈论左右半脑，它们都是协作的。大脑作为一个运行平稳、一致的联合体，是完整统一的――左半脑知道怎样处理逻辑，而右半脑负责了解感知世界。只有两者完美的结合，人类才有了强有力的思考能力。随着对右半脑形象思维能力的不断重视，作为一个时代标志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也被赋予了更宽广的含义――“高概念”(HighConcept)的出现，使概念具有了更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高概念是形象与逻辑的结合，是概念间的复杂联系。高概念的能力包括具有美感、富有创造力和丰富的情感、能写出优美的文章以及将表面上毫无关系的事物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东西……。与之并列的则是高感性(Hightouch)，高感性的能力包括理解别人、懂得人与人相互交往的细微之处、找到乐趣并感染别人、超越平凡、寻求生活的真谛和意义。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记者之一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著作《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1]描绘了与美国现代作家丹尼尔•平克的畅销书《全新思维》[2]中相似的场景：崇尚高概念、高感性。正如丹尼尔•平克告诉我们的：未来属于另一类人，他们拥有全然不同的思维――创造性思维，包括了共情型思维、模式识别型思维和追寻意义型思维。以上几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都要求人们具有丰富的想像力、勇于创新。这些全新思维方式的运用更能体现学术之魅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21世纪，追求的是一个全新的，以创意、共情、模式识别、娱乐感和意义追寻等“右脑”能力为主导的“概念时代”。具有创造性的原创思维将会受到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广泛重视，也必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2中医学的原创思维
所谓原创思维，是指特有的、与众不同的、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概念时代的到来，要求任何学科的发展必须具有原创思维。只有具备了原创思维的学科，才能拥有原创性的成果与原创性的优势，才会不断的发展与完善。
中医学是历代医家数千年来通过不断深入的观察与反复临床实践所总结的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是通过与西医学完全不同的视角与思维方式所形成的具有特定概念与理论的医学体系。它是中国医生群体智慧的结晶，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思维。中医学素以形象思维和整体观念为核心，重视临床医学，其原创思维既体现了科学与人文融合，也强调天人相应、调身与调心并重。这一思维模式的形成既来源于众多医家的临床实践，又以临床疗效作为检验的证据。
首先，中医原创思维体现了科学与人文融合。中医学不仅属于医学的范畴，还寓有人文科学的内涵。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人文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前者更强调客观性，后者常带有主观性。但两者又密不可分，互补互动。科学为人文奠基，人文为科学导向。以维护健康、防治疾病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中医学反映了人体的客观规律，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同时中医学植根于以人为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含有大量的人文内容。人文因素是中医理论的特色，也是中医学原创思维的重要体现。可以说，中医学的自然科学内容与人文哲学内容是水融、难以分割的。因此，要进行中医理论的现代研究，不能忽视人文哲学对于中医学原创思维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的原创思维多是基于形象思维，因而思维科学和形象思维的研究会为中医药现代化提供理论基础。
思维科学的研究，其突破点在于形象思维学的建立，形象思维解开了，才能去认真研究综合性的创造思维。形象思维是宏观的、整体性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象思维被大量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有不少宏观性、整体性的思想成果，中医学就是这一成果的典型代表。中医学中许多重要的基本概念都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譬如，五脏中的“肺”，其功能主气，司呼吸，在体合皮毛，为华盖，居至高之位，主治节，为相傅之官。根据其形态和功能，以金曰从革，中医学将其形象地称为肺如“橐龠”，肺体清虚。橐龠：一种有鼓风袋，似通气管的风箱。汉代典籍中论及橐龠者甚众。山东滕县出土汉代冶铁画像石中有橐龠的画面。它有3个木环、两块圆板、外敷皮革而成。拉开皮橐，空气通过进气阀而入橐；压缩皮橐，橐内空气通过排气阀而进入输风管，再入冶炼炉中。这种将“肺”比为“橐龠”的形象思维，生动、贴切的展现了肺的形态和功能。又如五脏中的“肝”，在五行属木，木曰曲直。中医学将肝比喻成一棵参天茂盛的大树，如果无拘束、无羁绊的成长，则可正常发挥其主疏泄、主藏血的功能；如果受到阻碍和抑制则会功能失常，引发疾病。因此说，肝性刚喜柔，性喜条达，郁则生病。同样，如此将肝比做“木”的形象思维也生动描绘了肝的性质和功能。在中医学中，这种恰到好处的形象思维比比皆是，正是这些形象思维的集合，使得中医学具有了鲜明的自身特点，形成了其独具的原创思维。
其次，中医学强调天人相应、调心与调身并重。中医学重视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对人体的综合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生理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因此中医学在认识与治疗疾病时强调要综合、整体的考虑多因素对人体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学科独有的诊疗模式。中医学重视整体观念、天人相应、形神一体与辨证论治，要求理法方药一致。论治讲承制调平，圆融和合，防治求本。其诊疗过程是医生通过与患者接触，进行望闻问切等自身感知与体验，对于患者的病证所对应的模式进行识别的复杂的认知过程。同时，也是医生通过实践，积累经验，不断验证并修正的学习过程。这一过程是多维的、自上而下的综合集成的过程。体现了生理与心理、感性与理性、科学与人文的高度融合。
3概念时代中医学原创思维的传承与发展
虽然中医学与西医学诊治疾病的方法与手段不同，但其基点是完全相同的――两种医学体系所关注的基本对象都是人体；其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完全一致的――都是防治疾病、维护人类健康。因此，两种医学体系只是以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人类健康与疾病的共同反映。正是因为不同医学体系的并存，为人类认识与防治疾病提供了不同的方法与手段。不同医学体系间的交流与借鉴，更加有利于人类认识疾病的本质，追求健康的真谛。因此，在概念时代，更要重视对中医学原创思维的传承与发展。“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在保持中医学自身特色、发挥其特有优势的基础上才能促进其整体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中医学原有的概念与形象思维是中医学原创思维的基础与源泉。重视中医原创思维传承，也是重视中医药学的传承，是发展中医、创新中医的主要途径。重视原创思维的传承与创新是中医学发展的动力。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灿烂的园地之一。对于其原创思维的传承、创新应以形象思维来阐述中医学的天人相应、形神兼备等有关学说，并联系综合集成的思想，诠释辨证论治，然后从我国首创的复杂巨系统的观点阐述中医理论。从思维科学出发，与现代系统论相结合会为我国中医药的现代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基于经验，结合现代科学前沿方法学，并运用其方法系统阐释与发展中医学的原创思维。这种发展更应该继承中华文明的传统，融汇百川，倡导多学科交叉渗透，欢迎相关学科与前沿学科科技工作者参与中医药的学术研究。中医学人要认真学习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特别是要认真学习系统复杂性科学。通过对中医学原创思维的传承与发展，推进中医发展，为人类科学事业作出努力。
东方文化的掘起，欧美文化中心论的动摇，世界正以更加客观、成熟的视角来审视与学习东方文化与中医学。在信息革命第三次浪潮中，更加侧重于综合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长于综合，中医也以综合为自身特点。尽管中国传统综合与今天所提倡的综合有相当距离，但是，只要通过努力是可以进入高级综合时代的，这也是东方思维的巨大潜力之所在。
新时期，“概念”叩响了时代的门扉，高概念和高感性正在世界经济和社会中产生着作用。发展中医学的形象思维和综合集成的四诊八纲，会为医学科学吹来习习清新的空气。中医学原创思维的传承和发展适应概念时代的需求，重视概念并将其拓展到高概念。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结合，将中医原创思维向全新思维过渡，以保持其在新时代的不断发展。
抚今追昔，在全新思维的“概念时代”，正是企盼现代化的中医药工作者创新发展的良好机遇期。只要珍惜并抓住这一机会，奋发图强，一定会创造现代中医学发展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