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理论篇1
一
沙夫把马克思主义分成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甚至理论框架。在他看来，在这一层次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失去时效；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哲学方法。在他看来，在这一层次上的马克思主义，即作为马克思主义灵魂的哲学观、哲学方法，要比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甚至理论框架，具有更大的价值，至今仍是“不可超越的”，沙夫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意义的论证，或者说对自己为什么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回答，重点放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哲学方法的现实意义的阐述上。
在他看来，欲知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有现实意义，首先得了解哲学在人类社会中的功能。他那篇专门回答他为什么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便是“没有哲学不行”。
他指出，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虽然只是间接地与人的活动有关，但没有它们人便无法活动。活动的主体是在特定的环境中通过教育强制性地获得动机的。如果主体是有一定知识的人，那么环境的影响会因主体自觉地接受某种世界观和它所包含的价值体系而削弱。知识水平越高，这个过程发生得就越自觉。他承认，哲学家有时过分地沉溺于空洞的言论，从而有人竟说“哲学的历史是人类愚蠢的历史”。但他接着就指出，尽管如此“如果没有某种哲学，无论是有意或无意地接受它，没有人能行得通”。（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意义》，载德国《马克思主义杂志》1996年第3期）其原因很简单：“为了弄清自己生存在什么样的世界，为达到所期望的目标应该怎样行动，人必须拥有一种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能告诉人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活动中应该追求什么和避免什么。”（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意义》，载德国《马克思主义杂志》1996年第3期）
他进一步指出，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些都是陈词滥调，用不着表白一番。但是，如果深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即使智力发达的人也要受到一些价值观念的约束，因为它们便是如‘以太’哲学所说的所谓人的结构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即使是最原始的人，都是不自觉的哲学家”。于是他得出结论，“我们这个世界哲学家并非太多，而是太少”。（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意义》，载德国《马克思主义杂志》1996年第3期）
从“没有哲学不行”这一理论前提出发，他进一步作出推论“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行”。在进行这样的推论时，他强调了这样两个基本观点，以作为推论的中间环节：
其一，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或者说主要是哲学。他坚决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做法。有些激进派基督教思想家，沙夫曾同他们有过很好的合作，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观点，却把它的哲学内容分离出去。沙夫说，尽管自己一直在与他们进行交往，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同
它的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上，多年以来我同他们的观点一直不同”。否定哲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作用，在基督教思想家那里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笃信基督教教义，当然无法接受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对于他们来说，真理来自天启，他们不必像我这样绞尽脑汁去思索真理的来源。像我这样的人必须仔细思考知识的起源，而教徙们则直接用天启来解释。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帮助我们有意识地活动。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包括哲学内容的、没有割裂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这里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用价值的因素对我们是重要的”。（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意义》，载德国《马克思主义杂志》1996年第3期）他说，令人不解的是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轻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他们只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与社会活动的要求有关的部分内容，并在这个范围内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这样做，只能说明其害怕甚至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念，正因为如此，他们实际上没有资格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再三强调，与这些人相反，“我只接受作为一种世界观或价值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意义》，载德国《马克思主义杂志》1996年第3期）
其二，在各种哲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优秀的，它代表了人类思维的最高成果。在他看来，他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不仅因为它是哲学，而且因为它是最优秀的哲学。他说，他也算是一个行动时进行哲学思考的人，而且作为这个领域的行家还知道，在这个领域有许多种哲学和相应许多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了解它们，很长时间以来熟悉它们，并且必须在它们中间作出选择。他说道：“就我而言，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选择马克思主义。我认为它提供了最好的解决办法。”（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意义》，载德国《马克思主义杂志》1996年第3期）他还说道：“我知道，有些人的决定与我的决定完全相反，我也知道，我无法说服对手，让他们信服我为什么作出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决定。我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在于，这种选择能使我比对手更好地理解环境，并按照自己的目标对环境施加影响。”（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意义》，载德国《马克思主义杂志》1996年第3期）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其他一些哲学流派一一加以比较，说他“尊重所有这些流派对解决一般哲学问题的贡献，并试图把它们当中的一些内容融入自己的世界观”，但并没有成为黑格尔主义者或新实证主义者，或是别的流派的信徒。他说：“我之所以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因为它为我提供了比这些流派更好的世界图景，并且开辟了更广阔的活动可能性和活动范围。”（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意义》，载德国《马克思主义杂志》1996年第3期）
沙夫关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哲学，而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也正在于它是一种哲学的论证，不但与自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相一致，而且同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种重要倾向遥相呼应。目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倾向是，从过去多为单学科的研究转向整体的跨学科的研究。这种倾向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随便可以分割的，应从整体上去把握，而在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居于核心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其他的部分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类实际上是从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部分的关系实际上是哲学—历史方法与用这种方法研究社会现实所得出的结论的关系。这种倾向进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成为人类知识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它强调，就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由于它已成为人类思想遗产，现在已不是人们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它已客观存在必然对人们产生影响的问题。正是因为马克思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他的名字已和耶稣等联系在一起，深深地镌刻在人们的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知识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时时处处在影响着人们。
沙夫以及现代西方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地位的说明，以及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现实意义的论证，应该说是言之成理的。诚如沙夫所言，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构成其灵魂的哲学观和哲学方法要比结论甚至理论框架具有更大的价值。恩格斯有句名言：在一切哲学家那里，体系都只是暂时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5页）。体系是暂时的，可贯串于体系中的真正有价值的方法却可以永久开启人们的心智。结论总会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它们会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趋于不合时宜，需要修正。但正确的方法却不会过时，它反过来还会指导人们去检验和修正趋于过时的结论。正因为如此，普列汉诺夫说过，方法永远先于结论（《普列汉诺夫
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184—185页）。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这些看法完全可以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可以说，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充分估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意义，乃是剧变后沙夫以及国外特别是西方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进新探讨的一个重大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颠扑不破和其味无穷，也可以从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新老反对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中得到反证。他们为抵毁马克思主义写下了那么多的著作。通观这些著作不难发现，他们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时是那么“振振有词”、“心安理得”，而一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显旬如此色厉内荏，理屈词穷，苍白无力。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微言大义，他们几乎不能说出一点能打动人的反对意见来。这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动摇。
二
关键在于，沙夫所说的至今仍闪烁着真理光辉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灵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哲学方法究竟是指什么。
沙夫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观和人道主义方法。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哲学方法现实意义的论证，实际上可归结为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观和人道主义方法现实意义的论证。
沙夫从60年代初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系统地论述了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据中心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是国际上著名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剧变以后，他一方面继续坚持自己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另一方面则致力于阐述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现实意义。他说，面临剧变后新的形势，他的全部理论活动就是要“讨论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关于自治人道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部分，而且是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部分”。（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意义》，载德国《马克思主义杂志》1996年第3期）
他把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主要内容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个人是对社会问题进行任何恰当的分析所不可缺少的出发点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其二，个人是社会关系总和和产物的观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其三，人是其社会现实的创造者的观点。从这种观点看，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自治的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和文化观点，它把拥有多方面利益要求的人放在中心地位），它使任何非人力量的干预成为多余的东西。与它相反，他治的人道主义，尤其是以为依据的人道主义，完全是以来自非人（超人）力量的戒律、戒条为基础。
他说，这些论点看似简单，但其含义是深刻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法国存在主义者看到这些内容，并公开讲述它们。遗憾的是，某些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法理解这些观点，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作非人的解释，把这些论点视为禁忌。
在他看来，正是这些看似简单的论点，具有非凡的实用功能。渗透于这些论点中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工具，而他本人则定会得益于这种渗透于马克思主义人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如不借助于它们，他在社会历史研究中就不会取得任何成就。他说：“我要强调，如果没有上述论点作为理论前提，我的社会研究工作和活动就不会取得任何进展。我相信，我比没有这种理论前提的竞争对手处境优越。”（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意义》，载德国《马克思主义杂志》1996年第3期）
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谈到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现实意义，不能不涉及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他说，异化理论曾被错误地认为只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实际上它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当中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马克思自始至终坚持异化的观点。由于这种理论作为批判分析的工具可以不加限制地应用于社会主义制度，它便引起一些人的恐惧。现实社会主义的，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具有实用价值。他还指出，目前世界上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这一点，值得深思。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不仅在存在主义者和社会学、社会分析学派代表人物那里得到认同，而且被善意地收进天主教的正式文献。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第一个通喻《人的救赎者》中，在分析社会时很大程度上以异化理论为依据。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被广泛接受，正是说明它有强大的生命力。他说道，连教皇也把这一理论作为分析、批判现代社会的工具，马克思主义者有什么理由拒斥这一理论？
如果说上述沙夫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乃
至整个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的论述，充其量重复了他在60、70年代的一些观点，只是他基于剧变后新的形势，更强调了其现实意义而已，那么，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凸现出来，则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反思。在他看来，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意义集中体现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现实生命力，而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现实生命力则又充分展示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观点对当代人实践的导向作用上。
沙夫近年站在现象学方法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进行现代解析，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新内涵。他认为，马克思是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类整体的未来发展这三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方面来揭示人的本质的。他把马克思所揭示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表述为：人具有类的本质特性，人类的现实性和特殊性本质要求每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即人的本质对象化，而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要与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谐一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把作为主体的人彻底摆脱了外部世界和自身的束缚，它始终处于自由状态之中。这样，个人才能真正实现本质力量对象化。个人实现本身力量的对象化与个人的全面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还进而论述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的三层含义：人的“类”特征在个人中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特性在个体中的全面发展；个人特性在个体中的全面发展。其中他尤其注重第三方面，即个人特性在个体中的全面发展，如：个人自身中的自然潜力的最大限度的发挥；个人需要的相对丰富性、全面性和多层次性；相对丰富、全面而深刻的精神感觉；道德观念和自我意识的相对全面性。
沙夫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这种新的研究，得出结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钥匙。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既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种观察分析人与社会的方法。他强调，这种观念和方法在当今世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是可以用它来评判现代资本主义；二是可以用它来重新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三是可以用它来作为社会发展目标来赢得人民的支持。他呼吁，世界上所有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左派都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高扬人的全面发展的旗帜。
沙夫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地位，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确实值得商榷。但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探索和基于对剧变后新的形势的观察，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重要性，把它作为分析当代社会的一种主要观念和方法向人们推荐，应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现在确实是到了重新估价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时候了。一是重新估价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诚如沙夫所言，在马克思的全部学说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人的问题的关注是贯彻始终的主题，而统摄这两个主题的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应该把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理解落实到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上。二是重新估价这一理论的当代意义。越来越清楚的事实表明：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掌握群众的真正力量所在，也是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差别，规划社会发展方向的理论制高点。在这两个重新估价中，对前者，即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定位，尚可进一步探讨，但对后者，即这一理论的当代意义，则是不容置疑的。
三
下面我们就顺着沙夫的思路，集中探讨一下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的当代意义。按照沙夫的说法，唯有这一理论最能反映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最能说明为什么我们至今仍需要马克思主义。
先来看看这一理论在目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的象征，它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沙夫认为，只要当今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内在矛盾，只要生活在这一社会中的人们仍然非常痛苦，那马克思主义不会过时。问题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观念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观念和方法可能引起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从而相应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功能也会作出不同的评价。
早在剧变即冷战结束之前，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像沙夫这样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方法的现实性的研究。
他们提出，在马克思那里，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方法。其一是像《资本论》所做的那样，主要批判资本家如何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主要批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他们认定，这种批判方法已不适合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关键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是自动化生产，在自动化生产条件下，随着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人数的减少，“蓝领工人”在其中的作用的大大降低，越来越可以把价值创造源泉归结到自动化设备本身。既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坚持机器只能转移旧价值，活劳动方能创造新价值，那么它便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价值创造问题。而随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过时”，以此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也“告吹”了。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仍拘泥于用“剩余价值理论”作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出发点，那么必然会看不到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之所在，甚至因为根源于资本家榨取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阶级矛盾的消失，而断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进入“太平盛世”。
其二是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样，以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特别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出发点，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如何造成人的崎形发展，如何摧残人性。他们认为，正当前一种批判方法因不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而失去战斗力时，后一种批判方式越发显示出其“后劲”。用“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矛盾消失了的世界”，而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特别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分析，所看到的一是派栋折榱崩、世风日下的景象。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激烈批判者，显然，这种批判是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出发点的批判。
剧变即冷战结束后，随着一大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制度，从东方到西方，在全世界范围内奏起了歌颂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赞歌。正是在这关键时刻，沙夫以及其他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挺身而出，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康物阜”只是表面现象，而掩盖在这一“表面现象”背后的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他们继续运用那种以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出发点的批判方法，揭露冷战结束后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本来面目。
在这种新的形势背景下，他们更加推崇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出发点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方法。他们确认自50、6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在马克思那里有两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方法，而只有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出发点的批判方法才具有生命力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他们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一种抓住了人的根本的理论。通过对它的深入理解，可以发现这种理论的生长点就在于人的存在状态。它不仅关心人的物质生活状态，而且关心人的精神生活状态；不仅关心人的现实状态，而且关心人的潜在状态、发展状态。在这种理论看来，人的存在状态全面合理化就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意味着社会的真正进步。他们认为，一方面由于加深了对这一理论所蕴含的深刻意义的认识，另一方面鉴于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被经济至上、物质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蒙骗，就更加坚定了用人是否全面发展作为评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准。
沙夫富有感情地指出：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人都会深切地感受到，无论资产阶级怎样炫耀自己的价值观念，它们所拥有的精神遗产无论如何不能代表人类文明的最高目标和追求方向。没有两极分化，生活有保障，在物质生活资料相对充裕的同时，精神生活也非常充实，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见义勇为，先人后已等社会状况，与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两极分化，尽管物质生活充裕，但精神上极端空虚，用精神上的堕落换取相对丰富的物质生活，人不但成了“劳动机器”，而且又是“消费机器”，损人利己，尔虞我诈的社会状况相比，无论如何要崇高得多，永恒得多。他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指在各方面的充分或最大限度的发展，是指由片面到全面，由畸形到完善，由贫乏到丰富，由潜在到现实的发展，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而且大量的事实告诉人们；资本主义进入当代资本主义阶段，人离开全面发展的要求越来越远。如今，不仅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片面地畸形发展，而且资本家自身精神也扭曲、颓废。（亚当·沙夫《做马克思主义者，不做教条主义者》载波兰《论坛报》1999年3月14日）
当然，剧变后，国外特别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用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评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剧变前比，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比较一下，起码有以下四点不同：
其一，如果说在剧变前主要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像沙夫这样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把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作为评判资本主义的主要标准，那么在剧变后，包括原共产党的一些理论家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左派人士，都热衷于这样做；
其二，剧变后这些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派人士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时，对作为这种批判的理论出发点的马克思主义的人
的全面发展理论进行了新的阐述，大大丰富充实了其内涵，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也包容在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之中，这样，他们相应地也就把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人的片面发展的批判与对这一社会人与自然相互对立的批判结合在一起；
其三，剧变后的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左派人士不但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作为出发点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提出要用这一理论作为社会目标，来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如法共理论家吕西安·塞夫指出：要通过向人民群众提出反对金钱至上和金钱社会的资本主义，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等社会目标来重新争取人民群众。法共的另一理论家拉扎尔也指出，如果仅仅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来看，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确实大不如以前，但如果从整个社会尤其是精神方面看，马克思主义要做的事情很多，资本主义主义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法国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来逐步改变资本主义的统治状况，吸引人民群众，借此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
其四，剧变后的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左派人士一方面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来评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通过剖析这一理论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功能，来说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近年在西方召开的一系列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研讨会，其鲜明的主题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以此来表明“马克思主义仍然活着”。
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沙夫等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剧变后，更加注重用这一理论来评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把此作为社会目标来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无可厚非。
四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性不言而喻，那么，这一理论在像中国这样的正在致力于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也具有现实性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意义，是否也像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样，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导向作用？
对此，沙夫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当代意义不仅体现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就某些方面讲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它。（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意义》载德《马克思主义杂志》，1996年第3期）国外特别是西方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回答也是肯定的。德国的费切尔就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作为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认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人的能力能得到全面充分的发展，人的积极性能充分地调动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欧代表团在“访欧纪要”中谈到，他们印象较深的是，这些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更多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理论，他们以各种方式委婉地告诫说，中国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重视这一方面理论的指导作用。
但是，在我们中国有些人不这样看。他们不但否定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而且否认这一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指导意义。
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是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离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远。当前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人的全面发展是建立在物质生活水平高度提高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在中国提倡人的全面发展现在还远不是时候，一定要等到将来经济真正赶上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才可谈及人的全面发展。不能把将来要做的事放到当前做。在中国当前就提倡人的全面发展，会严重干扰人们聚精会神地抓经济建设，而且也不可能达到人的全面发展之目的。这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臆想”，至于因单纯重视经济建设，引导人只注重改善物质生活，从而出现的人的精神沦丧、畸形发展等现象，那不必大惊小怪，这是完全正常的，是经济发展必定要付出的代价。不这样中国是富强不起来的。蝴蝶是由毛毛虫嬗变的，中国要成为“蝴蝶”必定要经过“毛毛虫”这一阶段。只要中国真正在经济上强大起来了，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真如沙夫等人所指出的，这是一种标准的唯生产力论、经济主义。这种理论的发明权其实是属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的。但遗憾的是，在我们中国，一些人竟把这种理论当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宣传和推广。他们把这种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混为一谈，并且似乎在当前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主要是坚持这种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在当前中国的意义也主要体现于这一理论的功用上。
由此出发，他们即便承认马克思主
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现实性，也反对运用它来指导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
这里涉及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行不行，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会引向何方。
关键要明确中国进行的是在代表极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它不是完全要重走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根本不同之点在于，它固然也致力于发展经济，但绝不把发展经济视为目的，而是当作使人得以更好地发展即全面发展的手段和条件。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生产是人的目的，人的发展要服从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情况正好相反，人的经济生产的目的，经济的发展要服从于人的发展。也就是说，不是一切工作围绕经济发展这个中心，而是一切工作包括经济发展方面的工作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这个中心。经济发展并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所有的问题。社会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人们在个性、需要和才能发展方面提出的种种问题，是经济发展远不能加以解决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比较竞赛，不应被看作是一场经济水准和物质财富的比较与竞赛。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是主要体现在更高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上的，而是体现在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这种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性质与特点，决定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指导。
如果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忘记了这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把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丢在一旁，实施“单纯经济增长”战略，那后果是可怕的。尽管人们现在对这种严重后果尚未完全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逐渐感觉到其负面效应的。现在人们普遍有这样一种认识：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发展经济，好像两者在做同一件事。只是前者比后做得更早、更好。西方资产阶级可以很有理由地说，瞧，我们发展得多好，你们不行，你们走社会主义的路走错了，回过头来还得照我们的一套办，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当然会有人去附和这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要解决这个问题，把经济搞上去当然是一个前提。但如果仅限于此，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说明我们为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事情非常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即使真的把经济搞上去了，一些人也会说，这是由于实施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一套的结果，所以还是把经济搞上去的功劳记在资本主义的头上，还是体会不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所在。
不错——蝴蝶是由毛毛虫嬗变的。但一切美丽的东西必先在某一阶段是毛毛虫吗？中国的富强必定要以人的“精神沦丧”、“畸形发展”为代价吗？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是否一定得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后面吗？中国必须要富强，中国必须要把经济搞上去，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一定要等到国家富强了，经济发展了，再去解决各种精神方面的问题，再去考虑人的全面发展？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既发展经济，增长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与此同时又不失时机地促使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现代化建设，能够做到使经济与其他领域协调地共同发展。再说，经济的发展本来就不是与其他领域的发展对立的，人的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本来就不是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冲突的，我们完全可能做到“鱼与熊掌兼得”，在哲学上讲，这里有一个历史主体的主动性的问题。当历史的主体已经有了自觉的意识——必须走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以充分地实现自身、发展自身，那为什么不主动地驾驭历史发展的主动权，而还去受盲目必然性支配呢？
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演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进步。但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如果真正欲用这一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经济建设，那起码得做到以下两点：
其一，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不要忘记经济建设仅仅是手段，它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是为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要服务的。应使经济的发展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
其二，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不要忘记尽管经济发展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主要的手段，但为达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的还应有其他手段，因此必须让经济发展这一主要手段与其他手段相互协调、相互配合。
经过
管理思想理论篇2
一、中国式管理思想与西方之比较
近代管理思想起源于美国，美国的管理方式和方法也一直是世界各国学习效仿的榜样。然而，后起的日本在管理上却比美国还要成功。究其原因，是因为日本人知道什么是管理哲学，他们除了应用管理科学以外，还十分重视经营理念。把民族和社会文化情境融入到管理的思想中去，创造了日本管理的成功。美国式管理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日本是集体主义，而中国是交互主义。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不同移民在交融中形成了美国文化。美国人崇尚科学和理性的思维方式，按照规章制度做事情，以法规作为行为准则。美国式管理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为核心，重视个人能力，崇尚个性和差异，这是其管理哲学的主旋律。从历史上看，日本属于农耕民族，表现为“集体内部的互助合作”的特征，以及安守故土、稳定工作的观念；从地理上看，日本四面环海、国土狭窄、资源贫乏，这种不利的自然条件，造成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感，使传统的农耕文化深深地根植于整个日本社会文化中，对人们的观念、道德、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日本人崇尚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排斥个人主义，避免冲突和内部竞争。每一个日本人都会以集体为中心，全员一致，采取同样的行动；强调个人、家庭、企业、政府等社会各组成部分的紧密结合，人们有着浓厚的团体主义、家族主义观念，对集体有强烈的“依恋”情节。日本还是个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国家，除了科学的运用管理科学理论，发展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还十分重视哲学理念和管理理论的发展，喜欢从许许多多的个别存在出发，去发现共同的原理。中国人集中体现为变动主义也就是一切看具体情况，因事而定，因人而异。中国人认为管理就是做人、做事的道理，做人就是要搞好人际关系，做事就是要提高工作绩效，搞好人际关系、提高工作绩效就是管理的目标和过程。因此要先会做人，然后会做事，思维上讲究集思广益，发扬民主，善于归纳。中国式管理的原则有许多，而且可刚可柔，可上可下，可阴可阳，但要把握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变动性原则，要在变动中归纳和遵循变动的一般规律。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管理，是指以中国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并充分考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以及心理行为特性，以达成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中国式管理主张从个人的修身做起，然后才有资格来从事管理，而管理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以“安人”为最终目的，达到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状态。
总之，中西管理哲学各具自己的特点，从深层次看来，也不乏相通的地方。而且优劣共生、利弊相倚，往往具有对应和互补的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家之间全面深入的开放与交流，带来了各国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包括管理哲学交流的冲击和交融。全球范围内的管理哲学总是在各国文化的互相交流、互相融合中不断发展和创新。因此，随着中西管理哲学的深入交流、移植和融合，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改进和重构，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二、中国式管理思想的哲学思考
1.社会文化情境论。任何管理思想起源于其所在的社会文化情境，管理的主体和客体都与人有关，而人是受文化习俗和社会规范约束的，要实现有效的管理，就需要去理解人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哲学观念等。因此，管理思想都有其适用的理论基础和社会情境，一旦脱离了这些情境，可能会出现“生搬硬套”、“水土不服”的问题。从这个视角来看，管理体现的是经验和艺术，必须依据现实的情境来实践、提炼相应的管理思想，并运用成熟的管理工具和方法来解决实际管理问题。从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管理更多的体现是一门科学和制度，有许多可以遵循和重复应用的规则方法，从科学管理、决策学派、经验学派到人本学派，管理的艺术成分渐渐凸现出来，这也反映出社会文化发展对人的关注，要求给予人更多的空间和机会，从哲学高度来实现人对全面自由的追求。因此，哲学要求人自由的全面发展，就决定了管理哲学必须是以人为中心。
当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以及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越来越关注人的发展、文化的交融。根据东西方管理整合的趋势，中国的管理必将突破过去对西方管理哲学和思想的崇拜和依赖，必须结合中国现阶段国情和民族文化传统，不断挖掘我国宝贵的古代管理思想，走出一条从学习—借鉴—应用—创新—提炼—升华的道路，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思想体系。
2.管理中的“和谐”思想。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消费个性化、劳动者知识水平提高，都要求组织能够快速反应、灵活应变，而基于分工的层级组织制度表现出迟缓和不适应。人地位的变化，使管理系统越来越复杂，管理领域正在从纯理性主义的科学管理转变为关注理性与非理性相融合的管理模式。传统的文化模式，主张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重视自我修养和内心世界的平衡，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融合和社会稳定，凸显我国古代管理哲学强调协调和协作关系的智慧。协调是在自觉、自愿、自主的条件下实现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间的行为配合和支持，协调就必然涉及到系统中普遍存在的和谐机理。管理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怎样协同以实现其有机组合的功能，可以归入“和谐”的哲学范畴。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十分重视不同事物之间的协作和协同，提出了许多有关“和谐”的观点。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和合”精神——即透过共生、共处、自立与共同发展而达至大同社会的理想世界。“和”的概念不仅反映了一个组织、一个社会理想的运行秩序，而且反映了达到这种秩序的内在平衡机制。孔子的弟子在总结孔子关于“和”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时，提出了“和为贵”的命题，这与现代人本管理核心“团队精神”十分相近。中国古代管理讲“内和”，用现代管理学的语言表达，就是重视管理系统的团队精神和和谐管理。传统的儒家思想为和谐管理提供了哲学的基础，从思想和理论的高度解释了管理的基础，为人们自由的进化发展提供动力。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企业管理者不缺思想，但缺的是如何把中国的管理思想与西方的管理方法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基于目前管理理论应对不确定性的局限性，有学者根据对有关组织系统和谐运行机制的思考，提出了“和谐理论”。陆续在管理科学领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文章，阐述了和谐管理的思想与和谐管理的研究问题，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和谐管理理论体系。这是对已有的管理理论进行学习、引进、消化和吸收的同时并创新提出中国管理模式的有益尝试。
管理思想理论篇3
1.改革作用
国内企业尚未形成稳定的发展体制，大部分企业依旧处于改革与摸索阶段，这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为了尽快实现营运模式升级，企业要根据市场行情作出相关调整，将先进思想理念融入到改革调整中，思政政治理论是企业改革最为有效的指导理论。通过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可激发所有员工参与经营活动的积极性，并且利用先进理论指导一切企业活动，全面保障了企业政治改革目标的有序进行。
2.竞争作用
市场竞争加大，行业受益递减，这是企业面临的不利环境，而国外企业冲击国内市场，更是带来了极大的竞争压力。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环境，企业只有先强化内控管理体系，以先进理论为指导，才能建立更加稳定的竞争模式，避免遭受市场风险带来的经济损失。思想政治理论是企业的“精神力量”，可进一步强化企业内在竞争实力。
3.文化作用
党政建设是企业管理内容之一，党政文化也是企业文化的主要构成，借助思想政治理论也可起到显著的文化价值作用。例如，构建和谐环境是企业经营目标，为广大员工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稳定的工作环境，这些都是企业文化潜在的价值理论。深入学习思想政治理论，树立符合时代化需求的党政文化环境，从多个方面形成企业文化氛围。
二、新理论在企业管理中的实现
思想政治理论作为企业管理的指导思想，其在实现过程中要紧扣理论主题，并且联系企业现阶段的经营实况，全面指导不同时期的经营管理活动。结合笔者工作经验，思想政治理论贯彻于企业管理决策，要通过采取多方面措施才能实现。主要包括：
1.树立正确理念
企业思想政治理论中，要求企业员工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对社会生活要敢于表达个人想法，对人生理想更应该坚持。无论是从人生价值观或者社会发展观，企业都对现有员工提出了先进思想，都要求员工进一步挖掘自己的潜能，在社会变革历程中积极前进。对于人生观扭曲的员工，要及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要建立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思想观念，这些都是价值观形成的有效方式。
2.注重人才培养
中国社会企业人才组织尚未成熟，员工更需要管理人员去指导与培养。员工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容易迷失自己，对个人未来发展缺少先进理念为支撑，并且影响到了社会青年价值观念形成。以价值观思想为引导，建立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政治观念，才能体现出企业管理对当代社会发展的预见性，才能实现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3.开展教育活动
现阶段员工人才培养不再是单一的理论指导，而是要懂得在实践活动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实践是党政理念价值体现的基本路径，一切社会理论必须应用于实践活动，才能将先进理论价值体现出来。对于不同社会主义阶段，员工价值是在不断变化的，各级组织要以政治工作为中心，谋求更加长远的发展计划。尤其在党政结构要务改革中，需强化员工的指导力度，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4.创建发展平台
企业必须履行国家党政体制建设目标，从岗位员工个体发展情况出发，带动新一批青年人才的快速成长，这样才能共建社和谐企业环境。对于管理人员才来说，要懂得新旧员工层次的有效组合，既要体现出老员工的丰富经验，又要挖掘新员工的内在潜能，构建出符合经营需求的管理模式。例如，企业提出党组织机构模式改革，从选拔制度上优化青年人才的发展机制，为先进员工知识分子提供发展平台。
三、企业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
我国社会进入初次解放时期，社会群体思想意识得到了大解放，大众群体开始接触到更多的社会观念，对其个人思想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未来，思想政治理论在企业管理中的实现，主要还是依赖于思想政治教育，这是宣传理论的最佳方式。
1.协调员工关系
这一时代，中国发展重心转移到城市，企业改革规模逐渐扩大，城市群体成为新中国发展的标志。对于员工来说，其关注的话题越来越多，所坚持的思想理念更加丰富，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也变得更加紧密。以价值观念为例，员工在追求人生理念阶段，把振兴企业、发展企业、宣扬企业等内容联系起来，拉近了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
2.理论指导实践
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企业经营模式，才是管理层工作的中心目标，才能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随着思想政治理论对企业管理的新展望，以青年员工为中心推动国家改革是必然趋势。作为企业员工，其价值观念不再局限于理论构思，而是在改革开发中得到务实，具体到相关实践活动中，体现出企业员工的价值观念。
3.实现个人价值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各类事业在国际化趋势推动下形成了发展的积极性。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经营与发展中得到推广，无论是经济产业、人才教育，或者是科技研究、公共事业等，都可以看到思想政治理论的社会影响力。现阶段，无数职业员工在不同行业领域追求着各自的理想，深入学习思想政治理论，才能更好地参与企业管理活动，实现个人职业价值。
四、结语
管理思想理论篇4
1.1儒家的管理思想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在现代儒家思想也备受推崇，儒家思想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儒家的传统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儒家基本上坚持“尊尊”、“亲亲”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主张“仁治”。儒家思想中的德仁义礼等观念长期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2)儒家提倡德治主义，鼓励通过道德的力量来教育感化人。这种教化方式，从本质而言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知耻辱而无奸邪之心，并教化人心向善。这是最积极，也是最彻底的方法，绝非是仅仅依靠法律的制裁就能达到的。(3)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内涵表现为“异”，即使尊卑、贵贱、长幼有序并各自遵守其特殊的约束规范。儒家主张“礼”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从本质而言“礼”其实是法的一种形式，换言之如果违背了“礼”的约束就必然会遭受“刑”的惩罚。
1.2道家的管理思想
道家作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览中国几千年的管理思想史，封建社会自汉唐以后各个时期出现的鼎盛繁荣景象，都与管理上沿袭“内用黄老，外用儒术”的思想有关，即以道家作为管理的实际指导，而儒家则是一种形式。［4］道家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守柔”的管理特点。“守柔”是道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老子之所以认识到“守柔”的重要性正是来源于世间万物由强到弱的转化。因此，老子认为只有保持柔弱和谦下的地位，才能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处于不败之地。(2)“无为”的管理原则。道家认为“道”是宇宙间所有事物借以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根本来源，“无为”作为道家管理思想的根本原则，要求统治者遵循“道法自然”的客观规律，从而在不断地变化中谋求发展。(3)“无弃人”的用人思想。老子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道家尊重自然规律，用人方面提倡在发现和尊重人不同特点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不同特长和才能，以达到“因人制宜，人尽其才”的效果。(4)少私寡欲的领导品质。老子认为，让庶民过上“甘其食，美其衣”的生活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根本目。为此，好的领导者应为他人而不为自己，应为百姓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
1.3墨家的管理思想
作为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重要学派之一，其管理思想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墨家管理思想崇尚“平等、博爱、节俭、自然科学”，墨家力图打破尊卑、贵贱、亲疏的等级制度，构建一个公平合理、相爱平等的理想社会。［5］墨家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兼相爱，交相利。墨子针对当时出现的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认为“别”是产生各种现象的根源所在，导致了划分彼此你我，彼此间追求利益，只求爱己不求爱人，只求利己不求利人。为此，墨迹大力提倡“兼相爱”的思想，要求由此及彼，相互关爱，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如此才能消除误会，避免隔阂，改变时弊。同时墨子认为利益是相互的，损他人之利也会损己，因此提出通过“交相利”的方法以达到兼爱的目的，只有彼此相利，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整体利益相统一，才能实现国富民强的愿望。(2)尚同控制，尚贤使能。尚贤在墨家管理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墨家认为对于德才兼备之人，不仅要招纳选拔储备，还要予以足够重视，并做到各尽其才。“尚同”则是要求在贤人治理国家时，应该一统天下之义，做到下级服从上级，以上级的意志为行动标准，由此才能实现政令畅通，社会稳定。“尚贤”与“尚同”是相辅相成的，是实现“尚同”的保障，依墨子而言，只有将贤能作为用人标准，同时实行自上而下的贤人政治，才能实现尚同。(3)贵义。在《墨子•贵义》中说到“万事莫贵于义”。贵义与兼爱密切相关，贯穿于墨家的整个管理思想体系之中，是墨家管理思想的重要部分。墨家认为义即利也，其中的利也并非是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公利。“义”与“利”也并非是矛盾对立的，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为此墨子提出“志功为辩”，使“义”与“利”、动机与结果得到了有效的统一。
2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比较分析
2.1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在企业协调管理上的异同
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就重视关注“和”的重要性，传统的儒家思想倡导的“天人合一”，就是要求人为之事必须要顺应天意，将天之法则转化为人之法则，以达到天与人的和谐统一;道家则主张“道法自然”，指的是“道”遵循自然法则独立运行，主张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而兵家在军事中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体现了天时、地利、人和协调统一的重要作用。［8］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无不体现了和谐、协调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对现代的企业管理、社会管理、经济管理等均产生了有价值的思考意义。对现代企业管理而言，同样要将企业的协调管理置于重要位置，将“和谐”的理念运用到企业管理当中，只有在企业内部之间达到员工与员工、员工与领导、部门与部门乃至在企业外部达到不同企业间、企业与社会的协调统一，才能有力促使企业的健康发展。在西方企业管理思想中，泰罗提出合作互利的“精神革命”，强调只有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将企业做大做强，从而使员工和雇主二者之间相互对立转化为互相协作，虽然这种“精神革命”并未出现，但对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法约尔最早将协调管理纳入企业的五项管理职能之中，强调企业内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管理中应在组织分工的基础之上使企业部门目标与企业整体目标保持一致。
2.2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在企业战略管理上的异同
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有关于战略管理的内容最值得深入研究和挖掘的莫过于《孙子兵法》，虽然《孙子兵法》最早运用于军事管理，但对于现代企业的战略管理也极具有重大意义。孙子作为兵家的代表人物，其在战略管理方面表现出来的最大优点就是权变性，要求根据环境展开的行动，而不是遵循既定的方针计划，但在行动的过程中也以相应的原则为指导，并要求遵循规律。这种“因变制宜”的权变思想对现代企业在实际运营和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有着积极的影响，企业在制定目标计划和实施具体战略时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考虑和分析市场的变化、产品的结构和消费者的需求等因素。现代战略管理理论最早产生于20实际60年代，早期以安德鲁斯的目标战略管理理论、伊戈尔•安索夫的资源配置战略管理理论和迈克尔•波特的产业竞争战略理论为代表，自20实际90年代以来现代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开始向战略联盟、战略竞标以及核心能力理论的研究，这些战略管理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已有明显的体现，如果说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关于战略管理思想是灵魂和纲领，那么现代西方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和转变则是对中国传统战略管理思想的延续和创新，但现代战略管理理论仍然对当前企业管理和战略规划具有现实性和实质性的影响。
2.3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在企业组织管理上的异同
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对组织结构的管理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孔子提出的“五伦”追求亲密性的人际关系，对现代企业而言则是要求构建紧密的组织结构;荀子在《荀子•王制》中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提出了中国古代管理组织理论中的“明分使群”的组织构建模式，阐述了“使群”的前提在于“明分”，“明分”的目的在于“使群”。［10］无论是孔子倡导的“五伦”还是荀子提出的“明分使群”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要求用“礼”和“义”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这样的组织模式仍然适用于现代企业组织结构的构建，以“分”达到“群”的目的，同时用礼仪道德约束组织中的人，其中华人在海外创建企业的显著特点就是，这种大“群”小“分”的组织管理结构形成了以“平均、宽厚、仁爱”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并配合现代企业管理手段，使组织结构中的人员和组织上下层紧密配合，从而使组织的力量得以汇集和放大。［11］现代企业管理论中，法约尔最早提出了五种管理职能之中的“组织职能”，并在企业组织结构的构建提出了“等级制度”和“人员团结”管理原则，在企业组织结构中增强的人员的团结和凝聚力，等级制度不断发挥各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马克斯•韦伯在企业组织结构上将权力等级构成一个5级3层的金字塔，这种组织结构存在明显的职能分工和等级制度，其行政组织理论尤其是其组织模式为许多组织结构的设计提供了一种规定化的典型，现代企业中普遍采用的低中高层管理同其理想的行政组织结构基本一致。
3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3.1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协调管理的启示
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的和谐观，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等学派均对协调的重要性进行了独特鲜明的思想阐述。时至今日，直面企业中存在的客观问题，这些优秀的传统和谐观依然对现代企业管理中协调管理的运用有着重大的影响和启示。首先，树立正确的协调观，克服工作中的本位意识。企业内部各部门都是围绕公司的整体工作展开的，因此要注重部门之间的综合协调工作，同时从企业的整体利益目标出发，克服本位思想，相互合作团结。其次，培养良好的工作作风，确立各司其职的思想。管理人员要贯彻落实协调工作，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最后，建立健全企业激励机制，构建企业激励文化。从深层次而言，重塑企业文化是充分发挥协调职能的关键所在，只有充分发挥激励文化在企业协调管理中的作用，才能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实现企业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管理，摆脱落后的被动管理模式。
3.2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战略管理的启示
作为我国古代军事典籍的《孙子兵法》，其包含的战略管理思想也不再局限于军事管理领域，已成为现代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思想宝库，为现代企业制定相应的战略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参考价值。［2］中国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以及飞速发展的时代有效地实施好既定的企业战略，不仅要善于在执行制定的战略决策的同时，还要时刻洞察可能出现但对企业有重要影响的变化，这就要求巧妙运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制定企业的战略决策，孙子提出“伐谋、伐交、伐兵、其次攻城”、“因变制宜”以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战略管理思想为现代企业战略管理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战略的目标和原则永远保持不变，而战略的模式和进程可以随着时间、地点、人物进行调整，这就要求企业把握协调好变化性与连续性，持续中有变化，变化中有持续，只有如此才能在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脱颖而出，朝着制定的战略方向靠近。［12］
3.3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组织管理的启示
管理思想理论篇5
社会与科技水平在不断的进步，企业想要更好的发展，必须做到与时俱进，还要强化科学管理与人性化管理，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的完善各项机制。为了使员工就自觉的遵守规章制度，在制定管理制度时，必须坚持思想政治工作优先的理念，员工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企业管理者也需要采纳与接收，使管理制度更加完善。另外，思想政治工作也是落实规章制度的有效保证，制度建立完成后，需要员工的自觉遵守才能发挥效用，所以，只有凭借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提高员工的思想觉悟，才能增强其责任感。人事管理与思想政治的互动，可以增强员工的主人翁意识，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发挥员工的创造才能，更好的为企业效力。
2执行纪律检查需与思想政治工作结合
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掌握员工的思想，对其进行耐心教导，在做思想工作时，要有一定的工作热情，对其多进行说服，使其思想觉悟得到提高，自觉的遵守纪律。对于违反纪律的员工，要进行批评教育，对于情节严重的还要进行一定处罚，这样才能保证公司制度的权威性。制定纪律检查，可以保证企业工作秩序的正常运行，其体现了公平性，对于违规违纪的员工，必须给予处罚，这样才能起到对员工行为规范的作用。企业中常见的违纪行为主要包括：迟到、脱岗、私自外出等，对于这类问题是可以通过说服、批评教导解决。不需要用强制办法来解决。但是，由于各类员工的思想水平不单一，认识能力有差距，有的犯错误的员工，严重地违反了规章制度，使之造成不良的后果即影响者又不接受劝阻和指导，就一定要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把执行纪律与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结合在一起，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在具体执行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掌控好政策界线，做到公平、公正、公开，防止乱用权利。惩罚是人事管理中的一种有效的指导手段，使用妥当就可以使当事人在受惩过程中接受思想道德教育。在搞清是非的同时，以改正缺点为目标。我们在日常人事管理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有的员工违反了规章制度，形成了不良的影响，对此就要给予纪律处罚，但是，在实行严格处罚时一定要经过严密的调查和检查，严格知道处分的条件，公平、公正、公开地执行纪律，必须不要以感情代替政策，不许随便给员工以纪律上的处分，不能用主观意志和感情作标准，要用纪律条例的规定作为标准。所以，在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和执行纪律相一致的原则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以指导为主，不可以乱用惩罚，惩罚过重的要坚决予以更正。
3工资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
工资管理是人事行政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之一。通过加强对员工工资待遇的管理，使用效益工资这一经济杠杆，积极调动员工的创造力。为了充分发挥效绩工资对员工的积极作用，一定要把它与思想政治工作结合在一起，实行正面的教育，积极地指导员工转变思想观念，并应该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3.1效绩工资的发放
一定要坚持严格的审核，要严格依照实际工作来实现质量、数量，实施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使效绩工资起到奖励勤劳的员工、惩罚懒惰的员工的作用。效率高的员工可以得到的奖赏如年终奖金会多一些，认真工作、从未出差的员工也可以得到一部分奖赏。
3.2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指导员工发扬共产主义风度，反对“一切向钱看，一切为钱干”的思想意识。把员工的荣誉感和物质利益同其对国家的贡献密切的结合起来，不断地提升员工的思想觉悟水平和道德境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尽量培养员工养成勤勉、乐于奋斗的作风，积极参加有意义的活动，不要只是为了挣钱而已。
3.3通过思想政治工作
指导员工顾全大局，使效绩的分配实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有突出贡献的员工，要给予重奖，以推进企业的不断发展。充分发挥经济杠杆和经济手段的作用，一定要有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做支撑，小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经济手段就要失去其应该有的作用，甚至走上歧路。只有把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最大限度地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做好企业各项工作。
4结论
管理思想理论篇6
[关键词]老子无为而治现代管理
一、“无为而治”——老子管理思想的本质
1.“无为而治”思想的人性假设
一切管理理论都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前提。老子虽未明确将人性假设作为管理前提，但也曾系统地探讨过人性问题，且有意无意地将之作为管理的前提。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了“自然人”假设，认为人和自然一样也有其规律，管理措施须符合之才有效。所以他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本来如此之意）老子强调管理者要通过无为的策略来获得民心，认为管理者能以“无为而治”理念进行管理，将收到“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效果。何谓“无为”？其义包括：其一在个人方面少为，在政治方面“近朴还淳”；其二率性而为，人皆有有所能，有所不能；其三因势而为，人或社会能随时势走就是无为。其四顺理而为。
2.休养生息和管理者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是实现“无为而治”思想的重要措施
实现“无为而治”需两条措施。一是休养生息。“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指执政者治理天下，要使官吏少私寡欲，使人民得到温饱，弱化人民的期望值，增强人民的体魄和自立自强精神，使百姓淡化政治斗争意识，减少贪欲。www.133229.Com“无为”不是主张人们不为，而是反对违反自然规律的妄为。用无为的态度去对待一切，顺应自然的规律，辅助万物自身的发展，不勉强用人为的力量去干扰它，不背离自然规律去追求个人的目的。另一措施是管理者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达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老子指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八章）强调统治者应当行善有如水的品格，把自己摆在行善的地位，心胸总是保持宽广和宁静，交往总是讲求爱人利物，说话总是讲求诚信可靠，行政总是追求民众安居乐业，做事总是讲究创造实效，行动总是讲究抓紧时机。这种策略恰恰是大智慧，因为一味争强好胜，易心劳神伤，退避三舍，则海阔天空，以柔克刚，则无往而不胜。
二、“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二十五章)即道、天、地、人都是“大”的。老子把人看得如同道、天、地一样伟大，由此可以看出其思想包含着“以人为本”的思想。老子认为管理者践行“以人为本”管理思想应做到：“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四十九章）”即管理者没有自己固定的意志，总是以百姓的意志为意志、以善待民、以诚信待人。其次“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三十六章)，即要让老百姓做出更大的贡献，就必须先满足老百姓在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基本需要。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激发他们的积极性。第三，在如何吸引人方面，做到“江海纳百川”，惟有这样才“方为百谷王”。
三、矛盾转化的辩证管理思想
第一“反者道其动”的规律。反，是矛盾对立斗争的体现，对立斗争是道的运动发展的动力，是普遍规律，万事万物皆然。这是对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高度概括。第二“祸福相倚”的思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揭示了祸与福相互依存、相互贯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这对现代管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思想。“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这一论述揭示了质变总是由量变引起，它鼓励人们勇于尝试，不能沉溺于空想当中，还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开始做，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做起，成功在于不断的积累。
四、对当代管理的启发
第一，以人为本——人是管理因素中的最重要因素。管理国家与企业最关键的是处理好人的问题，应重视人的因素。正因为人才是管理中最重要的资源，松下幸之助说：“经营的基础是人，尽管有钱、有产品，要是没有一个会利用这些的人才，那这些东西也产生不了作用，人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在管理中要坚持人本理念，尊重人才、重视人才，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第二，无为而治——管理措施须符合规律顺应民心。一方面政府应顺其自然而为，履行职责做到无为。社会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绝大部分与某些政府部门职责不到位有关。另一方面，政府应顺其自然而不为，遵循事态发展的趋势及其规律，不侵犯百姓的自主权不干扰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大跃进”就是越位，而这往往也是我国政治经济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在依法治国的今天，需要改变政府越位不到位的弊端。这一规律还告诉我们在引进或学习西方的管理制度时，要结合本国实际不能照搬照用，要考虑到是否符合国人的心理规律，是否顺应民心容易为人民所接受，否则达不到预期效果。
总之，老子的管理思想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只要我们能将老子的管理思想与现代的管理思想结合起来，完成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现代转化，就能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发展和管理效能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唐突生:老子哲学与人生智慧[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
[2]淦述卫邓海兰:从老子管理思想到现代企业管理[j].当代经理人，2005，(05)
管理思想理论篇7
关键词：孟子；管理思想；企业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13）09-0044-02
管理渗透到人类一切活动领域，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在运用着某种管理思想或理论从事着某种管理活动，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深入发展，有意识地掌握并借鉴各种管理思想，对提高企业管理效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基于此，作为优秀传统中华文化，《孟子》一书中所体现的管理思想对于现代企业管理者来说正是一种非常好的借鉴。
1《孟子》“仁政”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启示
《孟子》一书中仁政管理思想的基础是人性善，“人之性善也，尤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人皆可为尧舜”、“若夫为不善，非本之罪也”。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是善的，任何人通过修养都可以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孟子》仁政管理思想的核心是民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君主的统治，并非为民争地位，但促使统治者重视民众的问题，要爱民，与民同乐是有积极意义的。《孟子》仁政管理思想的原则是得民心，“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这正如《论语》一书中所讲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和刑只能制约民众的外在行为，不能养成内在的羞耻心、价值观。为政者只有通过道德人格的魅力及其德行的感召，激起民众为仁向善的心志，在内在心志的驱动下，自觉自愿，自动，自发地效法为政者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所以企业管理者在管理中一定做到己正正人，以德服人。在企业管理中不仅要关注员工的物质需求，也要满足员工的精神利益，使员工充满亲切感、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自豪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管理者只有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才能在实践中、工作中重视企业员工的人格尊严、自尊心，从而培养企业员工对企业的热爱及自身价值的归属感。
首先把关注人性、尊重人格作为企业工作中一以贯之的企业文化。在细微处不断体现，尊重每一个普通员工的的态度、兴趣、动机、情绪情感，不在语言和行动上伤害员工的自尊心。在具体工作中一定讲究领导艺术，要善于发现每个员工身上的闪光点并给予认可和鼓励，科学性、艺术性地运用表扬与批评这一手段，多鼓励、多表扬，及时表扬，在公开场合表扬；批评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少批评，在私下场合批评，让表扬和批评真正起到激励和鞭策的作用。
其次，要重视员工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为每一位普通员工的个人发展提供空间和机会、创造良好条件和氛围，增强员工的成就感、自信心、自豪感和荣誉感。为员工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机会均等的环境，让每一位员工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竞争，以体现公平与正义。创造一种“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健康氛围，做到人尽其才，发挥自身的优势，尽可能使员工从事与其兴趣、特长相符合的工作，以提高其工作满意度，获得工作成就感。
第三，要重视企业员工的情感需求和精神需求。在企业业余生活上不断满足员工的精神需求，在情感上使企业员工充满自信心和安全感。企业要充分发挥政治思想工作在情感交流、心理疏导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沟通交流、启发引导，达到平衡心理、理顺情绪、解惑释疑、化解矛盾之作用。企业要建立和完善一支心理咨询服务队伍，加强对员工心理方面的疏导和纠正，引导本单位员工用正确的心态对待工作、对待生活、对待挫折、对待感情等问题，增强其心理的抗挫力。
2《孟子》以“富民”为中心的经济管理思想对企业管
理的启示
《孟子》以“富民”为中心的经济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不违农时，鼓励耕种，“民事不可缓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也”；要给百姓以恒产，“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要薄税敛，在农业方面，孟子主张实行单一税制。“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在工商业方面，孟子主张减轻商人的负担，“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
《孟子》以“富民”为中心的经济管理思想启示我们，在企业管理中一定要注重员工的物质追求。孔子主张“养民也惠”、“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认为只有让百姓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企业在管理员工方面可以借鉴这一思想。企业为员工提供优厚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满足员工物质生活的需要，员工才能安心工作，才能为企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优秀的企业都非常重视员工的发展、关心员工的生活，因为公司员工整体素质的高低直接会影响到企业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作为企业管理者，必须要关爱员工、以员工的利益为出发点，注重员工的物质追求，贯彻“人性化，一切为人”的观念。比如调节企业员工分配关系，了解员工家庭困难问题等等，这种关心，既能感动自己也能激励他人，更能促进社会和谐。当然，在企业管理中实行人性化管理不是说不处罚，首先企业领导干部人要正、走得正、站得正、做得正，对歪风邪气坚决罚不手软，该罚的要罚，该辞退的要辞退，赏罚要分明。人性化管理的要素就是严要有据、宽要有边、硬要有度、软要有界。在企业内部，员工构成了组织的大部分。因而，企业在制定决策或颁布公司条例时，必须考虑到员工的利益。企业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要多听取员工的意见或建议，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企业还要为员工提供好的福利待遇，让员工能够安心工作，把企业当做自己的家，同时多为员工提供发展的机会。
3《孟子》“人才”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启示
企业是由人组成的，需要管理，管理就需要各种各样的制度，制度是企业管理之法。人又是制度的执行者和制定者，所以人是企业管理之本。一个企业无论是制度的执行，还是管理的创新，都离不开人的参与，那么人才资源就成为了一个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保障。人才资源是现代企业发展的第一资源、人才是推动企业健康发展的力量之源，对于企业来说赢得发展、取得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了人才、管理好人才，一个企业才会有实现跨越发展的保证。《孟子》一书中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这就告诉我们管理要重视人才，对待人才一要“养”，即给以优厚的生活待遇，留住人才；二是“举”，即加以重用，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一书中的“人才”思想启示我们：
第一，要尊重信赖人才。企业要发展，要做大做强首先要明确人才是企业的中流砥柱，要真正尊重信赖人才，要从感情出发留住人才。从孟子“人之初，性本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人的天性中都有一种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与肯定的渴望，企业只有认同并肯定人才的地位与作用，才是对他们的理解、尊重与支持，也是对他们为企业发展做出贡献的最好的鼓舞与激励。尊重信赖人才就要合理使用人才，合理使用人才就要对本企业的人才资源有个清晰的认识，用之所长、依事用人，把人才放在最合适发挥其价值的地方，让其在内心情感上感觉到企业的温暖与关爱，从而在脚踏实地的为企业工作。
第二，为人才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每一个人都是不断追求进步的，企业人才的发展与提高不仅是自身价值的升华，更是本企业进步的源泉和动力。企业只有不断为本单位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成长与发展空间，充分发挥和利用优秀人才的潜能，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激励优秀人才的斗志和精神，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更好的为企业服务；同时也让他们充分感受到自己职业发展的广阔前景，从而在内心增强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自觉地留在企业，竭力为企业服务。
第三，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保持长久的发展动力，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包括物质激励机制和精神激励机制，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补，但不能相互替代。两种激励机制只有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才能充分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促进企业的发展。物质需要始终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是人们生存的基本条件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力。企业要留住优秀人才必须要有适当的经济分配机制做保证，要把利益的分配与人才的贡献对等起来，真正让人才感受到文化的价值和自身的贡献所得。精神激励就是始终让优秀人才感觉到自身的价值，精神上愉悦、感受到鼓舞，愿意把企业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具有强烈的责任心与事业感，形成“企兴我荣，爱企如家”的良性精神状态。
参考文献：
管理思想理论篇8
abstract:thesyntheticaljudgmentsaprioricantaccomplishwithlogicmethodthetransformfromempiricalsynthesistopureunderstanding，Kantdiditwiththeapperceptionnamelyconsciousnessofself(ithink)，infact，thereistheswitchoverofcomprehensionandunderstanding，orspeakingthetransformformaprioritotranscendentalbythought，sothetranscendentallogicisthethoughtprocessinitsownhistory，thatistheblindspotofthewesttraditionalphilosophy。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关于认识论的哲学，更精确地说，是关于知识的认识论，即知识的形式和它的形成问题，当然形而上学是它们最终的古老归宿，但康德的立足的基础是关于知识的形式的问题，康德哲学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
在现代，知识几乎与科学同义，知识的存在是不成问题的，在康德看来，纯粹数学、纯粹自然科学不是指知识的内容，而是知识的形式即范畴，但始终困扰着哲学家的不是无法解答知识的形式及这种形式的起源，而是答案太多，其中有两种主要对立的解释——分析与综合或者演绎与归纳，但它们即不能独立成立也无法相互支持，它们几乎是西方哲学中的永远公案。从既定的前提出发达到结果就是分析，分析过程就是演绎，而综合基于经验的积累，并成为知识，这二者都是关于认识的常识，但当哲学家企图追寻到最终原理时，就发现这两者的自身存在的困难和相互的背反是无法调和的。经验综合的知识总是来自于个别的，局部的，部份的事实，如果将它应用于尚未发生的情况是否总是有保障？演绎分析方法似乎是确定自明的，但它的前提不能由演绎自己产生，它们来自何方？经验的综合不能保证知识的最终正确，演绎分析不能告知正确性的来源，而且分析与综合这两者即不能自证也不能相互支持。经验的综合如果是普遍有效的，它当然就可以成为分析的前提，但这个前提不能由经验的综合自身保证，或者说综合的普遍有效性如果作为一个原理它不能由综合法自身得到（“休谟问题”或”归纳合理性问题”），它当然也不能由分析得到，因为普遍有效性就是分析自身的本质，它体现在分析前提的普遍有效性上，当然不能由这个分析自身提供，即分析不能自证其来源，比如几何公理不能来自自身的演绎，当然也无法宣称来自需要被支持的经验的综合。这种困境几乎是无法作为的，但康德在这两者之间建立了他称之为“先天的综合判断”的过渡，提出了知识的形式——“范畴”和它的形成过程的解释，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了他的复杂而全面的批判哲学的迷宫，他没有最终解决问题，但他为近代哲学开辟了广阔的领域。
一、先天综合判断
知识一般都以主宾式的命题的形式出现或可以转换成主宾式的命题，如果宾词的内容包含在主词概念中，这样的知识就是分析的，康德举例说“一切物体皆有广延”，是分析的判断，因为广延是物体的本身属性，它包含在“物体”概念中；而“一切物体皆有重量”，则是综合的，因为物体的重量需要另外的物理实验确定，它能增加“物体”这一概念的知识。此外存在综合的但是普遍有效的判断即先天综合判断，康德特别地以数学知识为例子，数学的先天性似乎不成问题，但数学的演绎性似乎说明数学是分析的知识，但康德认为数学是综合判断，他举了一个例子：5+7作为一个概念并不包含有12的概念，因此不能从5+7中分析地得到12，12是从加7于5的经验过程中得到的，即12是对5+7在概念上的扩展。但很不幸，这个例子一是不能完全使人信服的，从现代数学观点看，它属于算法，而且数学起源于逻辑的逻辑主义同样不能使人使人信服，算法的本质迄今未能取得一致看法。康德另外所举的一个常识例子是“一切变化皆有原因”，这是一个综合经验知识，因为原因不包含在变化中，而且”变化”也是经验的，如果除去了这个经验内容，它就能成为纯粹的知识：“一切皆有原因”，这就是先天的综合判断——因果律，而且是一个最重要的范畴。”
纯粹的知识就是不含有经验内容的知识形式即康德的“范畴”，康德称之为先天的综合判断正是表明他企图指明它的形成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为认识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说明先天的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为主要目的，对此康德虽然花费了巨大的努力，但给人们留下的仍然是巨大的疑团和重重迷雾。实际上，先天综合判断即不是分析的方法，也不是综合方法，也不是从综合到分析的可以跟踪的转变过程，而是从经验到范畴的一种在思想中实现的抽象。康德在他的研究中使用了大量的术语，自引用语，着重号来进行论证和解释：先天的综合判断最终是以“统觉的原始综合统一”（自我意识）或”本源的综合统一”来完成的。康德使用了诸如“自我意识”、“对象意识”、“我思”、“主观演绎”、“客观演绎”、“综合的统一”、“分析的统一”、概念以及心理的与客观的方法等等相互缠绕、重叠、多义与歧义的分析来说明这个过程，它带来的问题比他要解决的更多、更大、更困难。
二、先天与历史
承认先天性是康德哲学的前提，先天（apriori）是指在时间或历史意义上先于经验，而先验(transcendental)是指形式对于经验的普遍和必然性，因此先验中的“先”应当理解为“高于”，先验就是高于经验，记住这两点是进入康德殿堂的门票。但是这两个概念在康德的哲学和以后的研究者中都不是清晰的，这两个词也往往混用，这种因难的根源并不完全在于对它的使用，主要是来自于它们自身。
康德当然承认时间意义上的先天，他举例说，如果去挖一座房子的屋基，人们当然无须等房子倒掉才知道这个后果[1]，这个知识自然是先于经验的先天。但仅此而已，康德对历史意义上的先天几乎盲视，他心目中总是纯粹与普遍意义的先验，他进一步是这样说的：
"所以本书以下所述所谓的知识并非指离某某个别经验而独立自存之知识，乃是绝对离开一切经验而独立自存之知识。与此相反者为经验的知识，此仅后天的可能，即仅由经验而可能的知识。当先天的知识未杂有经验的事务在内，则名为纯粹的。”
所谓“离某某个别经验而独立自存之知识”，虽然他没有对此做任何说明就被抛弃了，却正是历史意义上的先天知识，因此在他所举的预知房屋将倾的中，他进一步说明，这并非完全的先天知识，因为这里包含有个人对重量支持的经验，这种并非完全的先天知识当然这也区别于看到房子倒塌的经验过程，因此它只能是或至少是个人历史上的先天知识。这样“并非指离某某个别经验而独立自存之知识，”实际上是指离开个人经验过程的先天知识，而“离开一切经验而独立自存之知识，”自然是纯粹的即先验的。在“纯粹理性批判”导言中这段包含着康德思想前提的文字当作如下解读：作为先天综合判的知识既不是个人的具体经验过程，也不是离开个别具体经验的历史经验，而是离开这两用者的纯粹知识。它隐含的意思是，纯粹的知识不等于先天的知识，但来自先天的知识。但先天一词在康德那里是含混地使用的，既包含有历史经验，也包含有先验知识的意义。正是这样，先天综合判断不知不觉地切换成了先验判断
承认先天性说明康德已当然地承认了先天综合判断是可能的，所以康德论述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是指先天综合判断作为它的形式是如何的,作为它的形成过程是如何实现的，而不是指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存在，在他看来这种可能性是当然的，比如他列举的十二个范畴时，并没有问这种组合的范畴形式的来源这类问题，但正是这种忽视给他带来了不可逃脱的困难。
实际上，先天综合判断的先天性正是指知识形式的历史形成，即先天综合判中的先天不仅只是先于经验这种知识形式存在，而且是它形成的过程，它的形式只是它自身的历史形式。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正是需要它以自身的历史形成予以回答的,先天综合判断的存在离不开它的历史存在。离开这个历史过程，就无法理解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因此康德实际上也无法避免它的对它的暗中的依赖，事实上成为了对先天综合判断的论述绕来绕去却始终离不开的核心内容。但康德是非常困难，晦涩地以“悟性概念演绎”的方式展开了它，康德只能在他的形式方法中讨论他不能直接表达的东西。
当然康德仍然在他的体系中充分地展开了对知识形式形成的复杂过程的讨论，这是他关于知识的认识论的巨大贡献，他称之为为先验逻辑，就是企图用形式方法来构造形式的形成。按照康德的说法，普通逻辑是知识中相互关系的形式，这是清晰的，而它对先验逻辑的定义却是含混的：
期望有先天的与对象相关之概念，且此先天的与对象相关非由于纯粹的或感受性的直观，而仅为纯粹思维之活动工（即即非经验的又非感性的起源之概念），我们乃预行构成“属于纯粹悟性及纯粹理性，我们由之纯然天然的以思维对象之一类知识”之一种学问。规定此类知识之起源、范围、及客观之效力之学问，当名之为先验逻辑，盖因之其与研究理性之经验的及纯粹的二种知识之普通逻辑不同，仅在悟性及理性之法则先天的与对象相关之限度内，论究悟性及理性之法则[2]。
这也表明先验逻辑自身是含混，它即不是直观，也不普通逻辑管辖的知识，而只是一种先天地和纯粹的思想活动，这样它即可以是预先形成的即历史上先天的，也可以是高于经验的，因为它属于纯粹知性与理性，具有形式的意义而被称之为先验逻辑。致命的是，他仍然应首先回答先验逻辑从何而来而不仅仅是如何可能，他没有提出，因而也不会回答这样的问题，或许他认为这与先天的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是同样一个问题，或许他没有察觉，这种问题的性质正与知识形式与知识之间的差别一样，而对它的忽视却正是他的哲学盲点造成的。
三、先验之道
先天综合判断既是指范畴形式，也是指先天综合判断的过程即范畴的形成，还包括范畴的运用，这三个方面在“先天综合判断”中是各自独立但又相互支持、相互缠绕的三大板块。由于康德已把先天作为前提，所以范畴的存在不成为他的主要问题，而先天综合判断的形成则是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基础和最大的困难。
范畴就是纯粹知性形式。知性（verstand，understanding）在早些中文翻译中译作悟性。知性含有知识分析的意义，比较贴近西方哲学的传统含义，但悟性一词强调了认识的主动性和综合性，更符合认识的本质过程，比如康德定义纯粹知性概念正是用它的悟性能力表达的：“与判断中所有种种表象以统一之机能，亦即与直观中所有种种表象以统一之机能，此种统一，就最普通之意义表述之，我们称之为纯粹悟性概念”[3]，即对判断或直观中的表象的综合统一的机制能力。强调这种认识能力的主动性和综合性，正是康德得以完成他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基础。虽然康德并没有特别用两个词来区分这种意义上的悟性与知性，但在他的论述中却是在两种有区别的意义上使用这同一个词，可能也正是这种含混，造成了对他的论述的许多理解上的困难。
纯粹知性是不包含任何经验内容的先天综合判继，它的形式就是范畴，而范畴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先天综合判断活动，即他称之为纯粹知性概念的先验演绎，它的核心过程就是他称之为“统觉的本源综合统一”[4]。康德说，“我思”必伴随我的所有表象出现，即直观的杂多出现在同一主观的“我思”之中，这是感性的经验综合，另一方面，“我思”表象是自发的，不是感受性的经验活动，区别于经验的综合，是一种“本源的统觉”。这种“我思”表象由于没有经验的内容，唯一地只有在自我意识中的相互关系，对于康德来说，重要的是说明这种相互关系不存在于经验对象之中，而是由纯粹知性给予的即先验的。
按照康德的分析，统觉的本源综合统一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直观的杂多成为我思表象,实现经验综合，而另一方面，经验的综合只有在统觉的统一之下才能成为纯粹知性。为了说明这个非赏困惑的关系，康德作了多方面的解释，按照康德的论述，概要地说，一方面，纯粹知性自身是一种将经验表象置于统觉的统一之下的能力，实际上这是按悟性的方式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悟性由于先于经验，所以是先天的，另一方面，统觉的综合统一是关系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它成为统一的关系，也就是统一的条件，即康德本义的纯粹知性，它是统觉自身的过程与形式同一的统一，也即必然的统一，这个原理就是同一律，正是由于这种必然性，它成为先验的。按照这种理解，悟性是一种从经验表象杂多中提取关系的能力，在统觉中，它们综合统一为具有普遍、必然的纯粹知性即范畴，这个过程就是对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难题的理解。因此，统觉的本源综合统一实际上是悟性转变为纯粹知性的过程。
康德说统觉的原理是人类知识范围中最高原理，但康德的论述并没有清晰地说明先天综合判断的关键过程：先天的悟性怎样转变为先验的纯粹知性，甚至没有举出一个例子如他喜欢的数学例子来进行说明。康德只是援引同一性，但不能说康德的论述是一种独断，因为事实上存在这个过程，康德还使用了反证式的方法来说明这种情况，比如说，如果我思表象在统觉中不是同一的，则将有形形的自我，但所有这些解释都不是正面清晰地演绎了这个过程，而只是说明这个过程中存在的复杂关系，这些解释往往无助于这个过程的清晰化，反而增加读者对真正本质过程理解的迷惑。
但实际上，康德是借助于自我意识即我思完成这个转化的。经验杂多自发地在自我意识中形成我思表象，虽然康德没有直接说出，自我意识就是统觉，但他区分经验统觉与纯粹统觉，前者与时空经验有关，后者就是悟性。就是经验杂多自发地在自我意识中形成我思表象的过程，即“本源的统觉”。他说纯粹知性（悟性）是一种能力，“先天的联接所与表象之杂多而置于统觉之统一下的能力”，正因为强调它是先天的能力，这就是在区别于先验的知性的意义上的悟性。
按照康德的思路继续分析，这个我思表象不能认为是感性，而是内在于意识中的，是没有经验内容的纯粹关系，它们源之于经验杂多，但不是经验杂多。但是康德无法讲清这种关系的生成，只是勉强说：“联接非存在于对象，且不能得之于对象，是由知觉取入悟性中”，这样他也就无法真正地理清悟性，知性与我思之间的关系。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产生我思表象的自我意识因为没有更高的表象因而成为必然的，这就是康德费尽心机追求的“先验”的来源，就是说是我思完成了这个转换，是我思的表象在我思中获得了普遍的必然性即纯粹知性的本质。
我思表象在统觉中的形成和对我思表象的统觉都是作为我思的自我意识，这两方面的同一就是自我意识的先验的统一即统觉的综合统一。
由此可以看出，康德说明先天的悟性变成为先天纯粹知性，是借助于自我意识即我思的思想过程来进行的。但是思想不是康德哲学的对象和内容，他的哲学是关于知识和知识的形式即关于知识的认识论的，所以他顽强地用知识形式的转换过程来构造他的哲学体系，他只是在迫不得以的情况下才求助于思想过程的说明。这就是说，他既要说明经验的内容不是纯粹知性的对象，但经验对象之间的关系却是纯粹知性的内容，而且这种关系又不是存在于经验对象中的，而是纯粹知性赋予的这样一种复杂的生成与否定的关系，但他又不能从这种关系自身的关系中演绎求证，而不得不诉诸于不存在于这诸多关系之中的自我意识即我思的思想过程。正是这种原因，在他的论述中引导读者的焦点始终游移不定，令人莫衷一是。由于先天综合判断是他的批判哲学的基础，所以他的哲学殿堂虽然巍峨，却充始终充满了令人望而生畏的疑团与迷雾。或许这不能完全归咎于他的论述方法，原因本源于他所论述的东西在本质上是思想的，而在表达上是形式的。
四、结论
这种情况表明，以概念和逻辑为工具的西方传统哲学在最杰出的哲学家那里暴露的自身的困难似乎是难以逾越的。实际上，知识、知识的形式、知识形式的运用始终是由思想贯穿的，思想的内容、思想的形式虽然可以表达为知识、知识系统、和思维形式，但这种表达已不是思想自身，只有在思想的形式和思想的内容相互超越的之中，才表现为思想的自身过程，因此企图以概念和逻辑方法分析知识的形式的形成和知识形式的运用就永远逃脱不了企图表达思想自身但又无法用形式的手段表达它的命运，这正是西方哲学的黑洞，而看不到这一点，正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先天盲点。但从中国哲学“道”与“易”的中国思想观点来看，正是知识的形式和它的形成的相互变易性，才是思想的自身过程，也才使知识成为知识的真正本源过程。先验之道本质上是思想之道，先天综合判继是如何可能的这样的问题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虽然没有以它本来的面目清晰地显示出来，但康德至少以晦涩的方式和它未能达到的目的体现了它。
[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p28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p74
管理思想理论篇9
泰勒科学管理理论中的和谐管理思想探要
和谐是客观世界的普遍法则，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和谐管理是管理中各项职能、各种资源、各个方式方法之间的协调与互补所达成的组织整体状态和良性运行机制。通过和谐管理实现组织和谐，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基本追求。早在100年前，和谐、合作就成为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w·taylor，1856—1915）创立科学管理理论、实施科学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前提。重新研读泰勒1911年发表的标志现代管理理论诞生的《科学管理原理》，真切回顾100年多前泰勒所从事的艰苦卓绝的科学管理实验，都可以发现蕴含在科学管理理论中的深刻而丰富的和谐管理思想，这些思想依然是对当今时代的组织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的思想遗产。
从1878年到费城米德维尔钢铁厂做一名普通的机械工到1911年发表《科学管理原理》乃至1915年不幸染病去世，泰勒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大型企业不断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频发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冲突加剧，企业内部的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特别是劳资之间的冲突引发泰勒对工厂管理问题的思考，并致力于通过科学研究和试验探索协调劳资冲突、提高生产效率的科学方法。基于先后在米德维尔和伯利恒钢铁厂持之以恒进行的搬运铁块、铁砂和煤炭铲掘、金属切削等管理实验，泰勒冲破了工业革命以来传统的经验管理方法，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创立了科学管理理论，首开20世纪作为“管理的世纪”之先河。“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泰勒最重要的贡献是创造性地把管理当做一门科学”。[1]但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绝不仅仅是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科学方法或管理制度，如工作研究、时间分析、工具标准化、职能工长制、差别工资制等，“科学管理主要包括一些广泛意义上的原则和一些可用于很多方面的理念。”[2]克劳德·小乔治就曾指出“科学管理中，概念和哲学的成分大于技术的成分”[3]。和谐管理就是这些原则或理念中的核心内容，也成为科学管理理论的重要特征。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就认为，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包含着与流行的认识（如效率工具、忽视群体、视工人为机器、强调等级控制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就是他的管理“和谐观”。[4]泰勒的和谐管本文由收集整理理思想既是科学管理理论的总体特征，也表现在人机和谐、劳资和谐、团队合作和社会和谐等方面，这些正是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当代价值之所在。//html/lunwenzhidao/kaitibaogao/
1“整合的统一体”：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总体特征
管理思想理论篇10
一、思想品德课程标准研制的背景
思想品德，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处理与自身、与他人、与集体、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而逐渐培养起来的做人做事的稳定的思想方式和行为习惯。在现代社会，社会成员的思想品德状况，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关键的作用。一般说来，一个精神世界丰富的人，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往往就是有较高素质的人。一个有理想追求的民族，往往是有凝聚力和文化生命力的民族。为了应对时代提出的各种挑战，提升整个民族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我们必须提高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丰富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培育新时代与时俱进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社会愈是发展，愈是需要其成员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和精神境界。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现代社会对人们的思想品德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和时代的要求，以思想品德为核心概念，重新调整和安排初中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内容，研制新的思想品德课程标准，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多元文化的多样呈现。21世纪的前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为了抓住这个时机，我们必须加强和改善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
其次，社会在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总主题下，国际形势正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世界政治多极化不可阻挡，文化多元化方兴未艾，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基本格局依然是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各国之间的竞争与较量从冷战时期以军事为主转向以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归根到底应该体现在综合国力的强大竞争力上。这给我们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但是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应对这些挑战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有高素质的国民。
为了迎接挑战，基础教育特别是德育工作必须与时俱进，进行必要的改进，增强思想品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目前，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看，培养高素质的公民是未来提高综合国力发展水平的关键。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力资源的竞争，而人力资源的竞争力也包括人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水平在内。21世纪的挑战，要求学校培养出的学生是知识全面、基础牢固、思维敏锐、富有创新精神的人。同时，社会的变化发展对人的思想观念、心理素质和道德品质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要求。如果我们的思想品德教育不与时俱进，那么就有可能造成青少年对思想品德课程失去兴趣，从而使我们丧失影响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机会和途径。只有加强和改善思想品德教育，提高青少年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才能把青少年塑造成未来先进生产力的掌握者和开发者。
一个人的素质高低，不仅是他的知识和技能，更加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品德。当然，思想品德应该以一定的知识（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为基础和载体。没有知识支撑的思想品德是空洞的，没有思想品德统帅的知识则是盲目的甚至是危险的。因此，在现代社会，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成为选人、用人的首要标准。联想集团的要求第一是做人正直，第二是胸怀大志，第三是善于学习；iBm的要求是自豪感、灵活性，必胜的信心，又快又好的执行能力和团队精神；柯达看重应聘者的工作方法，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管理能力和领导才能；neC希望员工为人正直高尚，业务精益求精；微软青睐有激情的人，聪明的人和努力工作的人；三井注重稳重、自信等内在品质。而传统的学生评价是智育一枝独秀，学习成绩成了评价因素的惟一标准。因为测评结果与学生利益紧密相关，分数的功能被强化，所以不少学生为取得高分不惜代价，忽视了全面素质的培养。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基础性素质应该按思想品德、学习成绩、身心素质三个指标设立，其中“思想品德”包括政治素质、集体观念、遵纪守法、道德修养。“身心素质”包括体育课成绩、平时锻炼记录、心理健康水平。发展性素质包括创新与创造，技术技能，组织管理水平，文体特长，知识面的广度等因素。
第二、从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看，思想文化与精神文明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面对这样的形势，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和发展，能否在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做出应有的贡献，除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政治的稳定之外，文化影响力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国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精神状态，是综合国力和全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要让青少年知道：一个民族，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了，才能自尊、自信、自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可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才可能为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任何国家都不能放弃传播自己价值观的权利，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为了民族文化认同和思想影响力，我们必须改善我们的思想品德教育，提高思想品德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
推进素质教育，提高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水平，就必须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放在首位。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任何先进文化，都必须有人来承载，否则就会失去生命力，发展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更需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因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其最终落脚点是高素质的人。只有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才能真正保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从而使我国文化建设始终体现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第三、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角度看，只有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提高了，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了，每个人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匮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在文化落后，精神空虚的地方，根本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给我们以新的启示：如果在经济、文化和综合国力的发展方面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将面临考验。社会主义应该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我们在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同时，必须加强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没有物质文明的发展，精神文明就没有坚实的基础；没有精神文明的发展，物质文明也不能得到持续的繁荣。
我们必须牢记：青少年思想品德的培育对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教育的功能不仅是知识与机能的传授，也是传承和培育文化传统、思想意识、道德品质和价值观念的过程。思想品德课程是以实现教育的后一个功能为主要任务的。我们应该把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作为有基础教育的根本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就要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手段，把对青少年思想道德的培养工作落到实处，切实提高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青少年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思想品德课程标准研制的社会调查资料基础和文件依据
1．社会调查资料基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德育和思想政治课的教育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也积累了很多经验。通过这个渠道，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观点有了初步的了解，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并且初步树立了法制观念和遵守基本道德规则的意识。
我国初中思想政治课程的现行标准是教育部2001年10月印发的《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思想品德和初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修订）》。这个标准调整了部分教学内容，删除了某些“繁、难、偏、旧”的内容，充实了具有时代感的相关内容，力求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培养创新精神、加强实践环节等推进素质教育的理念，增强了思想政治课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在使用过程中，发挥了较好的效果。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的发展变化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标准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整。
从2002年8月底到10月初，课题组在北京、重庆、广东、宁夏四省、市、自治区，就现行初中思想政治课教材使用的情况开展了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2000份，其中学生问卷1800份，教师问卷200份。调查显示，大多数教师和学生（80%强）认为，思想政治课“非常必要”或“有必要”。
调查发现，影响学生对思想政治课态度的主要因素依次是：“内容是否吸引人”，“对生活是否有用”，“教师的教学水平”等等。大多数教师和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和法律知识教育感兴趣，认为这对学生的成长和未来发展“很有用”。在法律中，学生明确表示更关注“法律对青少年的保护”，“如何远离违法犯罪”等内容，对离学生较远的法律规定兴趣较弱。很多教师认为，应该把“人类社会发展简史”的内容融入到历史、历史与社会课程中去。
调查表明，初中学生处于身心迅速发展和学习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阶段，处于思想品德和价值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在思想品德的发展上得到有效帮助和正确指导。
调查还表明，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提高课程的吸引力和针对性。只有不引起孩子反感和拒绝的内容，才能打动他们的心灵。必须改变成年化的语言和灌输式的方式，把正确的精神食粮做成色香味俱全的营养餐。
调查还表明，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要把思想品德教育渗透在青春期教育之中，把思想品德教育渗透在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规则意识教育之中。
调查还表明，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正确的理论和思想引导与学生自主探讨和独立思考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外部的社会规则和要求内化为心理和思想品质。既不能把教育变成说教，不能扳着面教训人，也不能放任自流。学生的自主思考需要正确的引导，而有效的引导必须借助学生的自主思考。
调查还表明，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国家、社会命运与个人理想教育结合起来，要把社会问题的分析与每个人的发展前景联系起来，使他们感受到祖国命运与个人前途之间的内在联系。
2．文件依据
为适应社会发展和学生成长需要，加强思想品德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标准研制组认真学习领会中央一系列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文件，在研制过程别注意学习和领会党的十六大文件的精神实质。我们主要的文件根据有：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教育部印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纲要（试行）》。我们在领会这些文件的精神基础上，根据对各种现实情况的分析，制定了本课程标准（实验稿）。
在研制过程中，标准组尤其注意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贯穿到标准的理念和内容之中。可以说，标准通篇都充分渗透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有关内容。
三、国外相关课程比较研究
对国外的相关课程标准的分析，是我们这次课程改革中建构思想品德课程标准的重要基础。总结各国在思想品德课程设置内容方面的特点，以开放的胸襟，批判的眼光加以审视，对于我们科学地借鉴其经验教训，建构全新的思想品德课程标准，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国外一般不使用思想品德课与思想政治课的名称，但与之相关的内容却往往包括在《社会》（SocialStudies）的法律、公民、道德伦理等课程之中。为了便于阐述，以下我们将从两个层面对上述问题加以梳理：（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主要发达国家；（三）前苏联和新加坡。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召开了第44届国际教育大会（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education）。大会的中心内容是“为和平、人权和民主的教育”，即通过教育促进和平、人权和民主的文化。经过讨论，大会提出了“和平文化”的理念和培养“世界公民”的目标。
“和平文化”理念体现并依据以下各点的一整套伦理价值、美学价值、风俗习惯、对他人的态度、行为和生活方式：（1）尊重生命，尊重人，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2）摈除暴力；（3）承认男女权利平等；（4）热爱民主、自由、正义、团结、宽容、接受民族间和国家间、种族、宗教、文化、社会群体之间及个人之间的差异和谅解的原则。总之，和平文化是一种广泛的、多层面的概念，它意味着要有各种文化、意识形态和信仰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接受的精神，和平文化是信念的集合体，是一种道德，一种个人与集体的精神状态，是一种为人处世和做出反应的方式。
为了培养世界公民，教科文组织强调各国的公民教育应该侧重于以下几点：（1）培养和平、人权和民主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所依赖的价值观念；（2）不能再只是强调认知学习，还要强调情感和行为学习；（3）学做世界公民，是以把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知识应用于实践为基础的。可见，一个国家并不仅仅是一个拥有个人权利的公民的团体，它还组成了一种共享的命运，一种首先在学校中建立的理想：年轻人在这里通过教育，尤其是公民教育，学会共存和相互尊重，从而为和平文化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此外，1989年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学会关心”（learningtocare）的教育主题，1996年又提出了“学会共处”（learningtolivetogether）的教育主题。这些教育主题和上述教育思想实质上指出了世界公民的内涵所在。
进而言之，以上关于世界公民的理想是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itednationsConferenceon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提出的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和新观念一脉相承的。即，人类应该变革现有的生活和消费方式，与自然重修旧好，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人类之间和平共处。基于此，在此次大会上通过的《21世纪议程（agenda21）》明确指出：应该确立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之方向。（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使命》，第78—87页）它表明，德育或公民学教育在培养世界公民、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大有作为。
由此可见，人们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认识到：教育在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尤其如此。也就是说，它能够增进个人之间及种族、社会、文化、宗教群体和国家之间的理解、团结和宽容，能够促进对人权的尊重和积极承担维护这类权利，并有助于建设一种和平与民主之文化的知识、价值观、态度和技能等。对于公民教育的这一最新国际发展趋势，我们应该自觉地加以捕捉并充实、反映到我们自己的课程设计理念之中。
（二）主要发达国家思想品德的情况
1.美国
美国各州具有较大的自，没有统一的德育课程标准，也没有统一的德育内容，各州往往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进行灵活的教学，许多学校甚至根本就没有设置直接的德育课程。但这丝毫不意味着美国对德育的忽视，相反，美国的德育不但始终没有被放松，而且有逐渐加强的趋势。这一点在前任总统克林顿和现任总统布什的施政纲要和多次演讲中都可以得到证明。
为了在美国这个“大熔炉”中塑造具有凝聚力的“美利坚精神”，美国的一些州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编制品德教育课程并进行试点，到1990年，美国大部分公立中小学都开设了该课程，目的在于：（1）提高学生的自尊心；（2）加强学生的自律与自我修养；（3）提高学生进行决策解决问题的技能；（4）向学生传授积极态度和价值观。可以说，培养负责任、可信赖的国民，培养全体国民的美国精神是品德教育的根本任务。
美国品德教育课程从幼儿园到九年级分为幼儿园、小学、中学三部分。其中，相对于小学，中学品德教育课程份量增多，内容也较深，每个星期有三、四节不等，教学形式也更多样化，并有讲授和实习，编制的课程特别针对青春期到来时心理萌动特点，教学生学会如何分析问题，如何自我做出负责任的决策。强调的价值观与小学相同——即诚实、勇敢、信念、公正、宽容、人格、善良、助人、言论自由、选择自由、经济保障、公民权利与义务、个人尊严、时间分配和个人才能发挥等——但水平却有重大差别，并把它们分为社会学习、健康生活和职业教育三个单元。内容包括：烟酒、吸毒的危害，认识承担责任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了解强有力领导人的优良特征，认识时间管理与目标实现的关系，影响个人名誉的因素，认识消费与生产对经济保障的关系，履行公民选举、陪审及义务责任等。
此外，在美国的一些中学中还设有公民学教育。公民学教育课程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得到普及，其目的有：（1）了解国家政体的基本内容和准则，如国家宪法、行政权力机构、多元文化政体及功能、总统竞选及国家决策程序等；（2）培养参与意识和了解公民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学校经常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如旁听判决大会、政府咨询会、模拟竞选总统讲演及联合国大会，并让学生扮演不同代表团发言等；（3）培养学生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自律、守信、诚实、自爱、利己不损人等被列为重要品德。
一些美国中学的生活指导课程也颇有特色，值得注意。生活指导包括一般的生存生活指导，也包括精神心理指导和道德问题指导的结合，它倡导培养“完整的人”。生活指导有四个特征：（1）以个人为指导对象；（2）以增强自我指示能力为目的；（3）给予内在激发性的援助；（4）以广泛的生活为指导领域。通过这种覆盖面较广的生活指导课，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生活能力。
由此可见，尽管美国没有专门的思想品德课与思想政治课，但上述课程却在实质上起到了思想品德课与思想政治课的作用，它们在塑造美国国民的“美利坚精神”方面的确功不可没。
2．英国
20世纪60年代后期，英国在学校德育方面实施改革，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组织了两个道德研究机构。一个是由威尔逊（Johnwilson）领导的“法明顿信任研究机构”，主要研究道德教育的基本理论，试图寻找一种普遍、中性的、相对稳定的道德判断准则，创建一种德育新框架，倡导专门的德育课程。他们根据自己的强调道德思维的课程理念设计出了德育教材《道德第一步》（FiRStStepSinmoRaLitY）和《道德第二步》（SeConDStepSinmoRaLitY）。另外一个机构是由麦克菲尔（petermcphail）负责的“课程发展课题组”，主要研究中学（13—16岁）德育课程，剑桥大学负责研究8—13岁小学生的德育课程计划。经过努力，“课程发展课题组”编写出了一套以“体谅”为核心教育理念的道德教育课程：供中学使用的《生命线》（LiFeLine，1972年）和供小学使用的《起始线》（StaRtLine，1978年）。
英国尽管没有统一的德育目标，但处处把培养具有“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的绅士作为德育的出发点。在英国政府规定的普通学校8条基本目的中，就有4条谈到德育：“（2）使儿童理解道德的价值，尊重不同的种族、宗教和观点；（3）帮助儿童了解现实世界，了解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关系……（5）使儿童了解国家如何确立并保持人们的生活标准以及经济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7）使儿童认识人类在科学、艺术、宗教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及他们为获得更多的社会公正所做的探索。”可以说，中学德育是培养英国社会所需要的现代绅士的重要手段。
英国学校德育的内容主要有三类：一是宗教教义；二是有关历史、语文、地理、外语等社会学科；三是道德教育教材，这是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的专门德育教材，它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刻意使学生掌握生活技能和学会同众人一起共同生活。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在编制国家课程标准时，注意社会与教育之间的互动和知识整合，精神关照（pastoralCare）、个人与社会教育（person-Socialeducation）等综合性课程开始流行，与专门的德育课程形成了相互支持和补充的关系，也构成了当代英国德育的新景观。
3．法国
法国一直非常重视公民道德教育课。1984年，法国再次强调要加强学校德育，以“人权”为核心，遵循“1789年公民人权宣言”和“1948年的普通人权宣言”，突出公民权利，使公民享有自由、集会、结社权、表达权和劳动权，要求从小学生，甚至从育儿学校就开始开设有关民主和权利的启蒙思想，同时还强调进行人格教育，培养学生的“法国人”精神。
法国公民道德教育课的目标是使学生“形成生活的主体”，使学生产生一种把学校看成是一个“生活共同体”的意识，以此来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培养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换言之，使每个人获得自由和负有责任，使每个公民都成为有教养的社会公民是法国德育的目标。它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个人道德教育，国家和社会公民教育，国际公民教育。
法国德育以独立的公民道德教育课为主，其他各科也承担相应的德育任务。法国中学为初中四年，高中三年。公民课内容是小学基础上的扩大和深化，整体上分为三个阶段。如在道德情操上的教学指导为：学习古今伟人业绩并体现出有关人的优秀品德；阅读分析体验道德情感，意识到人的潜力可以达到的高度和道德在其间的重要作用；思考各学科的道德意义，纵览包括希腊、基督和法国文化、犹太先知和东方智慧在内的人类价值，体会人生的深刻意义。
4．日本
日本于1958年开设德育课，此后进行了多次改革。1984年成立的临时教育审议会，在3年中相继提出了两大德育改革目标：（1）认为日本德育“最重要的是要打破划一性、僵死性、封闭性等弊端，树立尊重个人、尊重个性、自由、纪律、自我责任或意识——也就是确立重视个性的原则”；（2）把德育放在首位，改“智、德、体”为“德、智、体”，并实行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德育战略。1990年日本又根据形势的发展，重新颁布了中小学德育指导纲要，强调德育应有助于培养建设和发展民主社会和国家的人，能够为实现和平的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能够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并具有创造性的人。这里的要点一是培养人的尊严，二是培养日本人，其实质在于培养懂得廉耻、服从国家意识的有健全人格的个体，并使全体日本人树立起民族意识。
日本学校除了开设道德课之外，还有社会科，其中初中阶段讲授日本和世界地理、日本史、公民（民主主义与现代生活、国民生活的提高与经济、日本政治与国际社会）；高中阶段讲授现代社会、日本史、世界史、地理、伦理、政治经济、家庭技术等。此外还设有许多社会实践课程、生活指导课和劳动课等。
日本初中德育的主要内容为：（1）关于对自己的态度；（2）关于与他人的关系；（3）关于与自然及崇高的事物的关系；（4）关于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这些要目都有十分具体的要求。
概括起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德育的共同目标都是培养能够承担责任、符合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需要的合格公民，注重人本身的现代化素养。就课程设计与实施的共同点来说，主要包括：（1）注重价值观教育，以此培养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世界观；（2）课程编制注重科学性，注意从学生品德发展和生活实际安排课程；（3）注意德育课程的特点，强调对于情感、态度、技能环节的影响，强调学生的道德判断、选择水平的提高；（4）课程设计与实施注重德育的生活化和德育的人性化。当然，各国德育也都具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美国的平民化，英国的宗教色彩，法国对于人权教育的侧重，日本对于个性的强调以及对于传统和现代的结合等。可以说，德育或公民课正在日益受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西方德育或公民学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1）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西方德育或公民学教育具有强烈的资本主义色彩和霸权主义色彩；（2）对个人主义的过分强调，已经导致了一系列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个人问题，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又使它无法克服这一缺陷，其教训值得我们记取；（3）课程指导思想上的价值相对主义使得德育或公民学教育沦于一种混乱、无序、本末倒置的状态，它们的功效也就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以上种种是我们在课程建设时必须加以警惕并进行自觉防范的。
（三）前苏联和新加坡相关课程的情况
1．前苏联
前苏联一向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教育。为了使社会主义学校成为列宁所说的“培养人格的工具”，前苏联不仅开设了专门的德育课程，而且在全部教育、教学活动之中都贯穿了这一主旨。
1984年苏联的《改革普通教育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基本方针》明确指出：“党力求做到使我们培养的人，不只是一定熟练的知识持有者，他首先应该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一个积极的共产主义建设者。他不仅具有共产主义建设者所具有的思想信念、道德和志趣，而且具有高水平的劳动技能和品行修养。”《方针》第10条规定：“授予年轻一代以深刻而牢固的科学基础知识，培养他们把这些知识运用于实践的技能和技巧，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苏联学校最重要的、坚定不移的任务。”而1988年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又指出了自我教育的重要性，即“自我教育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内在需要和日常的事情，成为苏联的生活方式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前苏联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改革提出了“民主化”、“人道化”的思想。第一，学校“民主化”是社会民主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所谓“民主化”，主要是指：（1）学校要从部门的、本位主义的利益和需要转而面向社会的和个性的利益和需要；（2）在学校模式，教学的内容、形式和方法方面，克服无视个性、单调一致的状态，使之展现无限的多样性；（3）解放教育关系，从根本上摆脱服从、对立的体制，转入合作的关系；（4）学校要有开放性，调动社会力量，把社会因素纳入学校的发展机制。第二，“人道化”是教育新思维的关键。它的主要内涵包括：学校要面向儿童，尊重儿童的个性和尊严，信任儿童；为挖掘和发展儿童的能力，为学生的自我确立，创造最大限度的有利条件；学校教育工作的方向不仅是培养儿童准备参加未来的生活，而是要保障各个年龄阶段的学生在今天就过着充实而有价值的生活；把集体性因素和个人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坚信“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第三，倡导教育内容的“人文化”。揭示人文学科的精神内容和人性的实质。第四，突出课程教材的“弹性化”。苏联国家教委认识到，“权力主义的学校制度和教养内容、形式和方法的教学中心主义”，“剥夺了学生发展的实际可能性”，在“客观上损害了整个民族的智力根源”。因此，必须要打破“单一思想”、“单一模式”。
总之，围绕着前苏联教育的基本目标——即“社会主义思想性，高度的科学水平，尊重社会主义法制，作好劳动的准备”，前苏联德育在道德知识的灌输、共产主义态度的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前苏联德育也的确存在着许多不足，一方面，这种德育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严重，学生在接受起来有较大地抵触情绪和逆反心态，这势必影响到德育效果的发挥和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培养；另一方面，由于前苏联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既有成绩，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与改革，从而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些历史遗留问题随着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放松、阵地意识的淡薄，致使社会主义改革变成了改向，这种局面不仅影响了德育的效果，而且直接构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以上深刻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3．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个新兴的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国家。长期的殖民经历、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多元文化的历史背景，使新加坡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这些特点也使得新加坡的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独具特色。
新加坡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西方价值观不断渗入的过程。这一过程使人们一方面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所体现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对知识及其在生产中应用的不懈追求等价值观念是值得学习的，另一方面，对于西方社会那种纯粹的个人主义行为模式、极端享乐主义以及精神空虚等则必须摈弃。新加坡所要做的正是把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优点结合起来，从可接受的西方价值中吸取精华，同时复兴并加强那些可以赋予生活以意义和目的的东方价值。以上正是新加坡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所面临的任务，即它们应该在灌输共同的忠诚于国家的价值观念、塑造国家精神气质及形成较强的社会凝聚力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对此，前总理李光耀在1979年对“教育应达到的目标”中有明确的指示：教育一个儿童使他发挥出所有的潜能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和一个有用的公民，他应当被正当的道德观念所指引，能够按照文明的方式生活、工作、竞争和合作。也就是说，“东方和西方最优秀的品质必须融合成新加坡人的优秀品质，儒家伦理、马来传统和印度民族的精神气质必须同科学探究怀疑论的方法及探求真理公开辩论的方法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一点，1979年的《道德教育报告书》第一次明确规定把道德教育正式作为一门课程在学校中开设。该报告指出道德教育应该兼顾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方面，同时还列举了应向年轻人传递的一系列价值“孝敬仁慈、尊敬老人、公民责任感、爱国心、宽容心”等。目前，以下价值观被看作具有深远意义：社会为先；家庭为根；求同存异、协商共处；种族和谐、宗教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