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代的概念篇1
智能科技是笔者今年最看好的投资大主线之一，工业智能自动化、智能家居成为其两大主题投资。笔者将智能科技投资主线进攻路线划分如下：主攻军团由智能机器人和智能穿戴概念股担纲，助攻军团的两翼分别是是智能家居和智能交通概念股，最后由物联网概念股殿后。
中低价股成市场新宠，智能机器人初显王者风范。工信部《关于推进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年前正式出台，智能机器人概念股强势如虹，新旧龙头品种交相辉映拉升。第一波启动的龙头品种大多进入强势整理中，三丰智能、智云股份进入短线回调，但仍有万讯自控、亚威股份、日发精机顽强拉升。第二波启动的龙头品种以法因数控、海伦哲、南京熊猫为代表的低价股，连续涨停成为智能机器人概念股领涨新先锋。此外，更有大批潜力股票，如佳士科技、瑞凌股份、慈星股份等股票处于蓄势突破前夜，建议投资者或逢低吸纳，或突破及时跟随。
CeS驱动智能投资热潮，智能家居概念股成为市场新宠。国际消费电子产品展（CeS）将于今年1月7日至10日在美国举行，据CeS官网披露，本次展示的重点是智能家电、智能照明等智能家居产品，多款智能穿戴产品也将集体亮相。本周市场以长方照明、阳光照明、联建光电、瑞丰光电、雷曼光电为代表的智能照明概念股涨停如潮，以和晶科技、英唐智控为代表的智能家居概念股涨停启动，更多的潜力股跃跃欲试，以康耐特、长江通信、环旭电子、水晶光电代表的智能穿戴概念股，则成为智能穿戴概念股中靓丽的风景。
谷歌再度引领车载电子，智能汽车概念股横空出世。据媒体报道，谷歌、苹果争抢车载电子市场，随着车载电子市场的日益繁荣，谷歌和苹果巨头纷纷与汽车厂商建立合作关系，希望分食车载电子市场蛋糕。启明信息、天泽信息就是车载电子受益的龙头品种，周四涨停启动中线行情，后市潜力不可小看。
智能时代的概念篇2
关键词：旅游文化智慧时代智慧概念
一
（一）智慧时代前的旅游与文化：相互补缺为主的关系。
严格意义上来说，文化先于旅游产生，自从有了人类文明，文化就应运而生；而旅游则诞生于原始社会末期，伴随着商品交换的行为出现而产生。随着时间推移，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文化的传播方式也呈发散状蔓延；而与此同时，旅游的内涵也不断丰富，旅游的目的多种多样，旅游的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更新，旅游行为逐渐大众化，旅游客源的数量逐年膨胀。
在众多文化传播方式中，旅游以其传播形式的多样性，逐步为人们接受，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充分肯定了旅游对文化的积极作用，在我国很多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成为传播民族文化的最重要的方式，旅游产生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在我国也有很多落后地区，旅游成为其主要经济增长点，旅游产生的经济效益同样也是巨大的。
在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不断地为旅游提升内涵，增加品味，提高档次。旅游从最初的仅仅为满足物质需求的商品交换，过渡到现在目的为增长知识见闻，提升个人修养，了解目的地的历史、宗教、文学、科技等多重文化层面的精神需求。这个过程中，文化的注入无疑将旅游的灵魂加以升华。
（二）前智慧时代的旅游与文化：平衡双赢为主的关系。
笔者姑且将目前所处的时期称为前智慧时代，这一时期旅游和文化的发展宏观层面上都呈现出膨胀和碰撞的状态，文化经过智慧时代前的数字时代的发展，传播和接受渠道多样化，高速化；旅游在智慧时代，面临诸多考验，旅游作为一项产业，依附性的特点比较明显，经济发展，政策导向等外界因素都会对它造成影响，所以这一时期旅游显示出更多的地区发展不平衡性。
下面简单解释一下智慧的新概念：智慧由数字社会、物联网和云计算组成。
数字社会为城市规划、智能化交通、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基于位置的服务、国家安全应急响应等创造了条件，数字社会以空间位置为关联点整合相关资源。
物联网将与水、电、气、路一样，成为地球上的一类新的基础设施。世界将继续“缩小”“扁平化”而显得“智慧”。
云计算起到了整合作用，智慧的理念是把传感器装备到城市生活的各种物体中形成物联网，并通过超级计算机和云计算实现物联网的整合，从而实现数字城市与城市系统整合。
二
智慧时代中，智慧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平衡旅游和文化的作用，并使两者都在处于高速发展状态。可以从以下几种普遍现象中进行归纳。
（一）智慧同时为旅游和文化提供了高速度、大容量且便利的平台。
当前活跃在智慧时代的手机app应用产品，一开始只是作为一种第三方应用的合作形式参与到互联网商业活动中去的，随着互联网越来越开放化，app开始被更多的互联网商业大亨看重，如腾讯的微博开发平台，百度的百度应用平台都是app思想的具体表现。一方面可以积聚各种不同类型的网络受众，另一方面借助app平台获取流量，其中包括大众流量和定向流量。比如“同程旅游”这个app应用，人们借助它不仅可以获得大量与互联网相连的旅游咨询，而且查询速度与互动速度都很高，最关键的就是方便，忽略了电脑的存在与否，省去了电脑的开机时间，手指点点手机应用就能完成。
（二）智慧的发展速度决定了旅游和文化发展速度。
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比掌握信息内容更重要的是掌握寻找信息的途径，信息爆炸的时代，每天都会有大量信息在不同时空传递，我们要做的是迅速找到所需信息，让云空间帮助我们的大脑储存信息，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然而正如前面我们所了解的，智慧的概念包括数字社会、物联网和云计算，这些本身也处在发展过程中。所以其发展速度决定了旅游和文化的发展速度。而智慧的发展速度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中国江苏，苏南和苏北存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智慧概念的发展程度就有很大差别，如今苏南很多地区正着力打造智慧城市，而苏北很多地区还在忙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苏南的旅游发展较苏北更活跃，苏南的文化传播较苏北更高效，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三）智慧在不同时空中整合出不同旅游与文化的结合体。
智慧概念中有一个核心思想，即以人为本，从人的需求出发，去开发设计产品，满足人们在不同时空的需求。简而言之，在一个智慧概念覆盖率合格的地区，当地居民可以通过由数字社会、物联网和云计算组成的智慧产品，找到需要的信息，并完成一系列行为，达到目的。举个例子：比如中国的上海和美国的纽约两座城市中，两地居民可以同时使用互联网在同一个网站或应用完成了一个非洲旅游产品的订购，但所购买的产品会因为订购者的国籍、信仰、文化等不同，在内容上会有很大的差异。在订购过程初期，输入详细的订购者信息，通过超级计算机和云技术的运算，能很快提供适合的详细产品列表，比如在产品中的住宿信息中，首推的住宿形式会有不同，出现在上海订购者的住宿首页列表可能是大多数中国人需求的建筑物式酒店，而出现在纽约订购者的住宿首页列表可能是各种西方人热衷的帐篷式酒店。这就是智慧时代给人们带来的方便之处，在不同时空中整合出不同旅游与文化的结合体，个性化定制，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而且以秒计算完成云运算，高效。
综上所述，在前智慧时代，旅游和文化在智慧概念的促进下，两者发展会越来越平衡，而且旅游和文化在不同时空通过智慧概念都有双赢的可能。
最后，笔者想说明本文的写作初衷，旅游和文化的关系已经形成很长一段时间，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已经被人们接受，而随着信息时代的智慧概念的提出和落实，旅游和文化的发展会因为智慧概念的介入而产生变化。笔者相信智慧时代带来的是积极的促进作用，作为旅游从业人员应该则应更关注如何利用这种积极作用为旅游和文化的发展提供多种途径和方法。
参考文献：
智能时代的概念篇3
搜索引擎的排序算法就是当用户输入查询关键词后，迅速在索引库中检索出文档，并将文档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合理排序，以使用户需要的文档尽可能排在前面几页，以便用户能快速查询到自己需要的信息。
对于基于关键词检索的搜索引擎，通过Robot收集并索引的信息资源量非常庞大，比如Google可以搜索的网页高达33亿页。当用户进行搜索时，系统往往回返回数量巨大的检索结果，增加用户的负担，也降低了搜索引擎的效率，因此排序算法研究在搜索引擎中占有一种核心的地位。
一、现代搜索引擎的排序技术
1.1传统搜索引擎的排序技术
传统搜索引擎的排序算法是对提取的每个关键词赋予一个权值，表示该网页与关键词之间的相关程度，不同的搜索引擎在计算权值时使用了不同的方法，但它们都以关键词在网页中出现的位置和频率为基本依据:
1、关键词出现在标题中的网页可能比只出现在其它地方的网页更符合要求;
2、关键词出现在网页的前面可能比只出现在网页的后面更符合要求;
3、同一个关键词的出现多次的网页又可能比只出现一两次的网页更符合要求;
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便可得出一个计算关键词权值的公式。
然而这种排序算法却有其局限性，由于网络资源的数量巨大，权值相同的两个网页质量却可能相差很远，而且很多网页设计者为了使网页能排在检索结果的前面，在其页面上堆砌关键词，或在重要的位置放置和网页内容无关却很流行的词汇，以达到增加浏览量的结果。
1.2现代搜索引擎的排序技术
现代搜索引擎为了达到较好的检索结果都使用新的基于超链分析的排序技术。其中以L.page等提出的pageRank最为经典。pageRank算法由于在Google中得到成功的应用而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1999年度十大网络技术”之一。
1、pageRank算法
pageRank使利用网络自身的超链接结构给所有的网页确定一个重要性的等级数[1]，当从网页a链接到网页B时，就认为“网页a投了网页B一票”，从而增加了网页B的重要性，最后根据网页的得票数评定其重要性，以此来帮助实现排序算法的优化。同时pageRank还要分析为其投票的网页的重要性，重要的网页所投之票有助于增强其他网页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网页的重要性决定着同时也依赖于其他网页的重要性，而这个重要性的量化指标就叫pageRank值。
2、算法的实现
当搜索引擎接受到用户的关键词提问后，对提问式进行分析并从索引库中找到和搜索关键词匹配的所有网页信息，然后通过排序系统对网页进行相关性排序。
3、pageRank算法的发展
现在搜索引擎一般采用基于网页内容分析和基于超链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相关度分析，也就是排序系统将网页的pageRank值与文档分词后的信息以及链接文件中的网页描述信息相结合起来确定检索结果排序的权值，这样就能客观地对网页进行排序，从而极大限度地保障搜索出来的结果与用户的查询相一致。
二、网络教育资源的特色对搜索引擎的要求
网络教育是建立在互联网上的，但却又不同于互联网，主要表现在教育资源的特点和学生的行为方式上。
2.1网络教育资源的特点[2]
同互联网上的信息一样，网络教育资源在数量上也是巨大的。但是，不同的网络教育资源分布虽广，但其内容之间的关联度和稳定性却是很强的，而且具有良好的可分类性。
2.2学生学习行为的特点:
网络教育中的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是从网络中查询自己需要的教育资源，但是学生不同于一般的网络用户，具有自己的特色:
1、学生处于学习状态，对专业知识了解少;
2、学生对网络的驾驭能力差，具有一定的盲目性;
3、对于海量的信息资源，学生往往缺少耐性，不容易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
2.3对搜索引擎的查询排序要求
1、搜索引擎要能从学生的查询语言中提炼出学生的查询要求，并能更加知识结构对查询要求进行扩展联想，对所需资源进行准确定位。
2、搜索引擎要能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特点对其提供资源，要能建立学生的兴趣“档案”，确定学生的兴趣范围，以便更准确的将学生所需知识排在前面。
三、一种基于兴趣模型的排序方法研究
3.1学科知识结构的构建
在网络教育环境中，学科领域知识的分类是相对稳定而且准确的，因此首先以此为基础构建一个学科知识分类结构[3]，这个结构是用分类树的方法建立各种学科知识概念之间的上下层关系，上层概念是其所有下层概念共同属性的概括，下层概念则是对上层概念的细化。整个概念树形成一个整体，每个概念节点都可以以学科分类代码为基础进行概念编码标识，并且每个概念都带有一个集合，是该概念同义但不同描述元素组成的集合。集合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添加、删除、修改等操作。每个概念可与其它概念建立相应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不同于分类中上下层关系的横向关系。
3.2兴趣模型的建立
对于学生来说，其学习行为基本上是在本学科范围之内的，因此其兴趣范围较一般用户稳定，同时每个学生根据自身的学习特点不同，对知识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理解也不相同，这就构成了每个学生的个人兴趣所在。因此可以通过智能系统根据学生所表现出的兴趣趋向去构建学生的兴趣模型。
1、智能系统的研究
1)智能的特点[4]
智能技术是人工智能研究的新成果，是信息世界种的软件机器人。它是代表用户或其他程序，以主动方式完成一组操作的机动计算实体。智能的特点是具有不断学习增长智能、适应信息和用户兴趣动态变化的能力，从而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2)网络教育中的智能兴趣
智能兴趣[5]是通过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分析和研究，了解和掌握学生学习的情况、需求、能力、进度、兴趣等，从而呈现符合个性的学习资源，使得每个学生身边仿佛有了解针对自身特点进行教学的“老师”而获得个性化的教学服务。其智能化的表现在于不断学习，适应学生兴趣动态变化的能力，从而实现查询的个性化。
智能兴趣的基本思想是在概念树的基础上，通过学生对检索结果的反馈信息，逐渐建立各概念节点的横向联系，采用对学生的学科概念子树上的各节点及节点之间关系的等级计算，得到学生兴趣点的概念和关联等级排序。不仅可以得到学生感兴趣的关键词，还能得到学生所感兴趣的一组相互有关联的兴趣词，以此来确定学生的兴趣趋向。
2、兴趣模型的建立
当学生在第一次使用该搜索引擎系统时先进行基本信息的注册，包括个人信息、学科信息等。系统根据学生的基本信息，将概念网中相应的学科类别记录在学生的个人信息库中。当学生提出查询请求时，检索模块对学生的查询请求进行概念扩展，并将检索到的网页按照与各关键词的相关度进行排序，并将结果返回后，智能兴趣开始对学生的反馈行为进行分析，这里可采用学生打分及分析学生行为模式的方式:
1)由于学生浏览网页时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偶然性，需要学生对其浏览的网页进行评分。兴趣只关注评分及格以及学生进行下载或复制部分内容的网页。对于这些网页，兴趣提取出词频大于一定值的领域词，在学生的个人学科子树上将这些领域词之间加上关联等级值。
2)在学生对一次检索结果进行遍历后，将每个关联边的所有等级值相加，存入信息库中。对学生的每一次检索都重复上述过程，对关联边进行等级值的叠加。这样经过叠加后，关联边的等级值越高，概念之间的关联性越强，如果多个概念之间的关联性都很强，则可认为反映了学生的兴趣趋向，构建了学生的兴趣模型。
四、结束语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搜索引擎的智能化将会越来越符合人们的实际需求。尤其是在网络教育快速发展的时期，应用智能来更深入的挖掘和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监控学生的日常学习活动对现代教育的发展都能起到强大的支持作用。（文/朱素媛编选：）
参考文献
[1]曹军，Google的pageRank技术剖析，情报杂志，2002.10，15-18
[2]程智，《网络教育基础》人民邮电出版社2002.11
[3]逢焕利等，基于概念检索的中文搜索引擎，计算机工程，Vol.23，no1，mar2002，8-10
智能时代的概念篇4
一、知识产权概念的现状：激烈的学说竞争
知识产权法学是一门体系化程度比较贫弱的学科，借用库恩的理论来评价，知识产权法学仍处于未成熟的阶段，即范式前状态。根据库恩的描述，范式前阶段的学科对于“何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仍有分歧，同时存在许多相互竞争的流派，学科成员之间缺乏沟通。（1）这正是知识产权法学现状的写照。在这个貌似繁荣的新兴学科中，连“知识产权”这个最基本的概念都存在严重的分歧。根据笔者有限的阅读经验，至少有如下几种不同的知识产权概念：
（1）知识产权是人们对其智力创造成果所享有的权利。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出版的（知识产权阅读资料）认为：“知识产权广而言之，意味着智力活动在工业、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所产生的合法权利。”[2]（p5）
（2）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这种表述考虑到“智力成果权”用以解释工商业标记权时存在障碍，故刻意区分智力成果权与工商业标记权。（3）
（3）知识产权是基于信息产生的权利。如中山信弘和北川善太郎都把知识产权的对象称为“知识财产”。中山信弘认为“所谓知识财产，是指禁止不正当模仿所保护的信息，「4；北川善太郎则认为”信息与知识产权具有同质性“（5）。
（4）知识产权是直接支配智慧产品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这个概念与概念（1）的区别在于：以“智慧产品”取代“智力成果”，智慧产品未必达到“成果”的创造性高度，以此解释商标权等非智力成果权。这个概念也不同于概念（3），此处的智慧产品指负载了一定信息的信号集合，故知识产权的对象是信号，而非信息。「6
（5）知识产权是基于无形财产享有的权利。美国学者米勒和戴维斯所著的
（6）知识产权是对形式进行支配的权利，知识产权赋予形式的设计人对形式的控制、利用和支配权采实现对其利益的保护。这种观点向“知识产权是无形财产权”的观点提出了挑战。（8）
显然，这些概念的分歧不在于表述的角度差异，它们之间具有实质性的竞争与冲突，包括智力成果权能否涵盖商业标记权的争议、信息权与信号权的冲突、无形财产权与形式财产权的冲突。因此，知识产权的体系基础极度暖昧，人们无从知晓将知识产权诸分支联结为整体的逻辑依据究竟何在。“分歧极大的派别之间的交流肯定是不完全的。「1结论取决于角度，当每种学说都坚持从自己的角度解释知识产权时，我们永远也无法评
说各种理论的高下。但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共识起点：法学论域之内的知识产权概念是一个法权概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引导法律规范的设计。因此，我们在第一性上可以无拘无束地探讨知识产权的本质，但法学上的知识产权概念必须具有规范意义。逻辑圆满不是法学概念的惟一追求，法学概念须担负规范功能，“因此在法律概念的构成上‘必须’考虑拟借助该法律概念来达到的目的或实现的价值”（9）（p46）。无论何等繁复的法律概念都可以通过一个极为单纯的标准检视：概念能否最完美地体现规范功能？本文欲传达一个基本
观点：只有让概念设定的目的与意义来统辖我们的论争，才有可能得出结论。只有结合法的第二性，在逻辑评价中融人功能考量，才能评说知识产权概念诸学说的高下。
二、法的第二性原理与财产权概念
法以社会现实为调整对象，所以，社会现实是第一性的，法是第二性的。法的第二性导出两个结论：（1）法不能无视第一性的社会现实，法的调整技术不能从根本上与社会现实形成冲突。譬如，著作权法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不仅仅是因为在法律技术上思想无法被保护，也是因为作为审美对象的作品在第一性上的本质就是表达，人们欣赏的对象不是抽象的思想，而是“思想如何被展现”。换言之，思想——表达二分法有美学上的依据。（2）法是根据人的需要来建构的，法只选择它能够调整的事物、采用它能够实现的手段进行调整，而不是社会现实的简单描摹。因此，法如同一部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正如法国学者弗郎索瓦。特雷（Francoisterr~）论述法与美学的关系时指出的那样：“可以说，如果法是科学，法也是艺术。”[10]人们对事物的第一性本质苦苦追问时，法律只从规范的目的出发对该事物进行界定。譬如，人们可以在美学上对“独创性”的含义争论不休，但在著作权法上，只要作品系作者独立完成、且能反映出作者的选择与安排，即满足法律上的独创性要求。著作权法之所以确立了不问作品艺术价值的原则，乃因为作品的艺术价值已经超出了法的判断能力，亦违背了法的确定性与可操作性原则。著作权法的规范目的仅在于鼓励作品的“独”，鼓励创作者尽力不与他人雷同。至于作品的优劣，只能交给“自然选择”，蹩脚的作品自然无人愿意使用，侵权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但在法律面前，优秀作品与蹩脚作品无差别地受到保护。当然，著作权法的设计原理中也暗含了一个推定：只要每个作者都极力展现自己的个性，好作品诞生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只有结合著作权法的规范目的，才能理解法律上的独创性的内涵。人们尽可以在美学上无休止地解释独创性，但所有无规范价值的解释都不会进入法学的论域。
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特征的抽象表述。但何谓“本质特征”，并不是一个无须限定前提的客观判断。“所谓‘概念’已将所拟描述或规范对象之特征穷尽列举的设定之存在基础，并不真在于概念的设计者已完全掌握该对象之一切重要的特征，而在于基于某种目的性的考虑（规范意旨）。”（9）（p39）依据法的第二性原理，法律概念只选择那些具有规范意义的特征予以反映，而其他特征一概予以舍弃。比如“人”的概念，柏拉图所言“两足无毛动物”，卡西尔所言“符号动物”，都是第一性上的解释，不能成为民法上的定义。民法规定“人”，是为了确定从事民事行为的主体资格。从此规范目的出发，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特征与长相、地位、聪愚无关，法律只关心两个特征：（1）年龄；（2）精神是否健全。只要达到一定年龄、无精神障碍者，便可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这就是与法的规范功能相关的人的特征。因此，法律上的“人”的概念是围绕着规范目的而建构的。在发育较成熟的物权与债权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完美的财产权概念所具有的规范功能。
依民法通说，物权系排他地直接支配物的权利，债权系请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的权利。这两个概念皆突出了两个特征：（1）权利对象（财产）的具体形态；（2）利用财产的行为方式。债权的对象形态为“特定行为”（给付），行使方式是“请求”；物权的对象形态是“物”，行使方式为“直接支配”。为何突显这两大特征？法是行为规范，自然首先关注利用财产的行为方式，而利用财产的行为方式归根结底是由财产自身的形态决定的。对物可以直接“支配”，对他人的给付则只能“请求”，并且对象形态与行使方式能够充分地决定规范的设计。例如，“给付”依赖于特定的人，因此债权具有相对性；债权的相对性又决定了债权无公示之必要，债权的非公示性决定了债权效力不得及于第三人。物的利用往往以占有为前提，不同主体在同一时空对物的利用必将导致冲突，因此物权具有排他性；物权的排他性又派生出物权法定与物权公示的必要性。因此，财产权概念中应当突显的特征是财产形态与权利行使的方式，其中财产形态是核心，因为财产形态决定权利行使的方式。譬如，对“给付”不可支配，我们不可能支配他人的行为。
综上，我们从法的第二性原理得出了财产权概念构造的基本思路：具有规范意义的概念必须
突显财产的具体形态和权利行使的方式。
三、以法的第二性原理
检视知识产权概念
根据法的第二性原理，我们可以以“哪种概念最具规范功能”为据来评价现有的诸种知识产
完美地揭示了财产形态与权利行使的方式。知识产权被公认为支配权，因此，各种知识产权
概念对权利的行使方式——支配并无歧见。所以，检视知识产权概念的核心任务是：哪种概念最
准确地描述了知识产权所支配的财产的形态。由于“无体财产权说”与“智力成果权说”是知识产权法学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因此本文重点评说这两大理论。
（一）诉诸感官的无体（无形）财产说
把知识产权的对象称为无体财产，在诸学说中历史最为悠久。早在18世纪中叶的英国，反对
版权保护者就以作品的无体特征为据，质疑版权的合理性。当时的叶茨（Yates）法官明确指出：“任何没有物质实体（corporealsubstance）者皆不得成为财产权的标的。”（11）把知识产权的对象概括为无体财产或无形财产（我国法学界在相同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皆对应于英文的intangibleproperty，有学者指出“无体财产”之表述更为准确（8），很容易从思维特性上得到解释。概念形成的基本顺序是：从直观表象到前科学概念，最后到达科学概念。最初形成的概念总是与直观对象的具象最贴近的概括。无体或无形，就是一种朴素的感官描述，人们在司空见惯的物之外初次接触到作品之类的对象时，得出这样的结论是非常自然的。这个概念在法律发展史上的进步意义是不能否认的。无体或有体尽管是以感官为依据的区分，但无体财产正因其不可触摸性（intangible），因而在认识上需要一定的抽象能力。洛伊在1928年发表了（在原始社会的无形财产）一文，他反对在法制史中滥用“无形财产”的概念。“因为原始人缺乏那种程度的思维能力，因而这个概念是虚假的。”（12）在罗马法关于物的分类中，出现了无体物（resincorporales）的概念，一些学者认为这反映了古代法学家的法律思维有进一步抽象化的趋势。彼得。德拉贺斯（peterDrahos）则指出，不管这种推测是否有理，至少无体物的概念为后来的财产观念抽象化发展提供了可能性。（13）
但是，无体财产的概念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与有体财产相对的泛概念。在罗马法上，无体
物指所有权之外的财产权：“无体物是不能触摸到的物，如权利，比如遗产继承权、用益权及以任何形式设定的债权。……被称为权役的城市和乡村土地上的权利也属于无体物。”（14）在英国法上，无体动产是债务、商业证券。合同、商誉、知识产权等财产利益共同的上位概念。its]因此，无体财产只是一个类概念。无体财产与有体财产，是根据权利对象的形态差异所做的粗略的分类，正因为这种分类极为原始、粗糙，无体财产权的概念存在空洞化的缺陷。正如拉仑茨所言：“概念的抽象度越高，内容就越空洞。为提纲挈领所付出的代价是：由——作为规整之基础的——价值标准及法律原则所生的意义脉络不复可见，而其正系理解规整所必要者。”（16）因此，将权利对象的形态概括为“无体”，根本无法揭示知识产权与其他无体财产权的区别，依然不能解释知识产权诸分支缘何集结为独立的权利类型、知识产权法缘何成为一种独立的规范群。而知识产权概念的存在价值恰在
于此，它必须揭示知识产权诸分支的统一性。因此，若脱离法的第二性，把知识产权称为“无体财
产权“固然未尝不可，但以法的规范目的审视之，无体财产权说的意义极其有限。
近年来，有学者提议建立无形（无体）财产权体系，以包容一切基于非物质财产所产生的权利。（17）其主要理由是：现代社会中非物质财产的形态与价值日增。这个理由当然是成立的，但是，权利作为一个法律范畴，其体系的意义更主要地应当体现为制度意义。只有当对象的共性有可能用统一或相似的规则去调整时，选择这些对象组织一个独立的体系才具有制度意义。事物之间总有或多或少的联系，采用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归类，但这些归类未必都具有制度意义。仅以单薄的“无体”作为共性基础，囊括许多法律特性各异的权利，权利之间难以适用统一的规则，导致无体财产权概念彻底失去规范价值。所以，无体财产权概念的意义仅仅停留在“强调非物质财产也是一种财产，其重要性不亚于物”。在制度建设上，主张建立“无体财产权体系”者不得不承认，依旧“由知识产权法、公司法、票据法、信托法等分别予以调整。”（18）。尽管有学者归纳出了无体财产权制度的总论，但基本上是对知识产权法总论的因袭。（19）
由于“无体”的归类过于粗略，所谓的“无体财产权法”不能形成总论、亦无法形成统一的规则，是必然的。在第一性上强调“无体财产的重要性不亚于物”，自然无伤大雅，但在第二性的规范意义上，无体财产权体系的建立既无必要、亦无可能。“在体系的构成上，其组成分子，首先必须具有构成体系之‘存在上’的基础。”[9]（p459）仅“无体”之共性，担当得起这个基础吗？
（二）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智力成果说
在知识产权的诸种定义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显然是智力成果权。“intellectualproperty”中的“intellectual”、“知识产权”中的“知识”、“智慧财产权”中的“智慧”，都体现了权利与智力的关联。这些称谓的权威地位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智力成果权说的影响力。在试图给出知识产权概念的著述中，智力成果权说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由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其出版物中采纳了智力成果权说，更加强了该理论的权威性。故我国不少资深学者指出：智力成果权说“概括了知识产权的最本质的因素，是比较准确而经历过反复推敲的”：“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20].
与无体财产权说相比，智力成果权说从一种原始的区分思维前进了一步，它不满足于揭示权利对象与物权对象在感官上的差异（无体——有体），还想深入阐释这种无体财产的本性。于是，知识产权的对象从“无体财产”这个宽泛的类概念中进一步独立了，区别于其他的无体财产。而且，“智力”作为概念统一的基础，进一步远离了直观表象，不是诉诸于感官，而是试图通过思维把握财产的本质。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突出权利对象与智力的关联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作为一种新型财产权，知识产权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证明自己具备成为法权形态的依据。从罗马法开始，先占被视为财产所有权的依据，17世纪的法学家格劳秀斯继承了这个观点，他认为：“人们成为目前处于无主物状态的物品的所有者的惟一必要条件是公开为占有行为。”[21]（p220）知识产权的对象显然无法被先占，为了证明知识产权的合理性，必须重新提出财产权的依据。这个问题的解‘
决，很大程度上借助了洛克的劳动所有权说。在英国18世纪的版权存废大辩论中，支持版权保护
者以洛克的“劳动所有权说”为依据，指出占有不是财产取得的惟一依据，劳动也可以产生财产权，
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智力劳动。[11]（p20—24）在一种新的财产权产生之初，关于其合理性的形而上争论往往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在知识产权诞生的18世纪，是一个自然法观念盛行的时代。“在整个18世纪，讨论法学主题的著作家都倾向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向自然法作例行公事的敬礼。”[21]（p248）因此，在概念中突出财产来源的正当性——源于智力劳动，就显得很有必要。此外，在19世纪中期之前，商标权尚未出现，用智力成果权概括著作权与专
利权，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但是，当知识产权的合理性被普遍接受、无须证明之后，智力成果权说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
首先，“成果”一词没有表明财产的形态，任何人造之物都可以被称为“成果”。再看“智力”。既然概念中强调了“智力”，该特征就应当与制度相联结，像“物”和“给付”那样成为设计、理解制度的出发点。换言之，“智力”特征应当在概念中有意义。该特征可能作两种理解。
理解之一：“智力”指财产本身的智力性，排除非智力性的无体财产。如果“智力”限定的目的在此，知识产权法必然要判断财产中的智力含量。但是，商业标记受到保护并不以一定的智力含量为要件，只要标记能够起到记号的功能即可。有学者之所以刻意强调知识产权的对象包括“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原因正在于此。因此，如果把“智力”限定的目的理解为“排除非智力性财产”，就无法解释为何连地理标志都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对象。而且，无智力含量的知识产权对象有日渐增加的趋势，例如欧盟已经开始保护不具有独创性的数据库。有学者根据“商标的设计与选用、商标信誉的维持需要智力劳动”证明商标的智力性，但是，“一个对象的形成中含有智力劳动”与“智力性是对象受保护的要件”不可等同。当智力性成为法定要件时，意味着法律必须为对象的智力含量设定标准，例如作品的独创性、发明的创造性。人们在制造物的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投入智力劳动，这并不足以使物的制造者获得知识产权。所以，在法律意义上，“智力性”指权利对象的智力含量需达到法定标准，而不是指对象的形成过程中泛泛地含有智力劳动。显然，若“智力性”是财产本身的特征，则商业标记权不符合知识产权的概念。
理解之二：“智力”没有限定权利对象的智力含量，只是纯粹地解释财产的来源，强调财产的形成过程是智力劳动。这是近年来许多学者为捍卫智力成果权说所采取的解释。为了克服上述“智力含量”解释的缺陷，捍卫者指出，尽管法律不限定商业标记的智力含量，但选定、设计商业标记在客观上是一种智力劳动。换言之，“智力”不是限定财产本身，而是限定财产的来源。[22]
纯粹从逻辑上来看，这种解释并无漏洞。但是，若以法的第二性原理检视之，这种解释根本不具有法律意义。法律制度的设计只关心财产的形态，以及由此决定的行为方式，而财产的形成过程没有必要被引入到概念之中。譬如物权的概念只关心“物”的形态，而不必强调物来源于体力劳动或智力劳动，即使物事实上产生于体力劳动，在法律概念中表述为“体力劳动产生的物”仍属多余，“物”本身就足以决定了制度的构造。若“智力”限定劳动过程，除非法律在保护某个对象时必须确定该对象是否真的来源于智力劳动，此种限定才具有法律意义。尽管理论上可以把商标解释为智
力活动的结果，但某标记的选定是否真的来源于智力活动，法律并不关心。若法律不关心商业标记的选定过程，即使客观上选定商标是一种智力活动，这只是一个第一性上的事实判断，“智力”成为一个虚空的特征。
综上所述，智力成果权说的缺陷有三：（1）“成果”未交代权利对象的形态；（2）“智力”若解为权利对象的智力含量要求，无法涵盖商业标记权；（3）“智力”若解为对财产形成过程的说明，则缺乏法律意义。根据概念形成的理论，智力成果权说属于前科学概念，尽管比局限于直观表象的“无体财产权说”进了一步，但还不是科学概念。从前科学概念到科学概念需要做到：撇开无关的、次要的因素和条件；撇开事物和过程所具有的偶然性的外观和假象；从杂多的直接形式中揭示其内在根据和统一基础。[23]（p156）智力成果说没有“撇开次要因素”，保留了缺乏法律意义的“智力”要素。证明权利合理性的要素未必需要引入权利的概念之中，对第二性的法律而言，关键是那些与规则设计有关的要素。以物权为例，关于财产所有权依据的学说有“先占说”、“劳动及个人需要说”、“社会公认说”、“主体的占有意志与公共的权威意志结合说”、“个体的自由意志说”[24]，但这些依据并没有成为物权概念的组成要素。归根结底，智力成果说仍未能揭示知识产权统一的内在依据与真正的基础，简单地重复了第一性的财产来源，未考虑这种来源描述有无规范价值。
四、知识产权概念的未来：以财产形态为核心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当前占主流地位的无体财产权说与智力成果权说是注定要被超越
的。“一个时代的概念发展到什么水平，是由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所决定的。”[23]（p241）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必然要经历从粗浅到深刻的过程。近年来，关于知识产权对象的非主流观点层出不穷，
例如前面介绍的知识财产说、信息说、信号说、形式说，尽管本文不能一一加以评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观点已经摆脱了粗糙的“无体”之概括，也不再专注财产的来源，而是试图回答财产的自身形态究竟是什么——知识、信息、信号抑或形式？这种发展方向是正确的，知识产权的科学概念，必定要突显知识产权对象自身的形态。在第一性上，作品、技术方案等具有智力含量的财产与非智力性的商业标记之间存在着客观的、无法抹杀的区别，它们之所以能在第二性上得到统一，只是因为外观形态的相似导致利用方式的相似，从而能够适用类似的行为规则。这种相似的财产形态究竟为何，笔者认为是符号，由于篇幅限制，对“符号说”的论证容后撰文专论。本文的目的是通过重申法的第二性原理，为知识产权概念之争找到一个对话的起点。钱穆先生说：“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之不同。”[25]针对同一个事物，若不限定法律概念的规范意义，我们可以从无数的角度解释该事物的特征。所以，本文不仅是对知识产权概念诸学说的梳理，也算是对法学界一切概念之争打个圆场罢！
（原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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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彭漪涟主编。概念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156
智能时代的概念篇5
展望五月的创业板指数运行趋势，由于今年5月是去年1779反弹以来的第7月，6月是去年顶部4037点的第13个月，都是重要的时间窗口，笔者依据个人的预测轨迹和技术分析方法，并遵循小周期服从大周期的法则，得出如下预测结论：5月的市场下跌是主基调，5月24日前后见到大波段低点，从而为迎接6月的上涨周期蓄势。具体的调整浪型走势预判，笔者将2330-2083作为下跌l浪，目前处于2浪反弹中，预计五一小长假后结束2083点开始的反弹，开始第3浪下跌目标指向1950点附近。以上为笔者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观点是否正确有待市场验证。
回顾本周反弹中中小创市场的投资热点，新股、公告复牌股、壳资源概念股的博弈行情成为弱势市场的亮点，小盘、次新、高送转概念股和科技创新龙头股成为反弹急先锋。
爱康科技打响中报高送转第一枪，小市值次新高送转概念股受追捧。高送转板块一直是引领市场人气的概念股，自3月炒作至今领涨龙头轮番更换，随着年报公布的完毕，高送转概念股其实也早就进入落幕阶段。上周五午盘，率先抛出中小创首份高送转方案的爱康科技，一个10转30的利好公告点燃了高送转概念股炒作的新希望，其连续4连板的疯狂走势成为本周最大的牛股，也激发了市场重新炒作高送转概念股的热情，以次新股为主流的小盘含权、除权概念股成为高送转概念股新的进攻方向。本周市场，以中科创达（10转30）、普路通（10转l5）、天赐材料（10转l5）、可立克（10转l5）为代表的小市值含权次新股、以赛摩电气、环能科技、浩丰股份为代表的小市值填权概念股强势突破拉升，成为弱势市场最靓丽的风景。
智能时代的概念篇6
一、知识产权概念的现状：激烈的学说竞争
知识产权法学是一门体系化程度比较贫弱的学科，借用库恩的来评价，知识产权法学仍处于未成熟的阶段，即范式前状态。根据库恩的描述，范式前阶段的学科对于“何为本学科的对象”仍有分歧，同时存在许多相互竞争的流派，学科成员之间缺乏沟通。（1）这正是知识产权法学现状的写照。在这个貌似繁荣的新兴学科中，连“知识产权”这个最基本的概念都存在严重的分歧。根据笔者有限的阅读经验，至少有如下几种不同的知识产权概念：
（1）知识产权是人们对其智力创造成果所享有的权利。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出版的（知识产权阅读资料）认为：“知识产权广而言之，意味着智力活动在、科学、文学和领域所产生的合法权利。”[2]（p5）
（2）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这种表述考虑到“智力成果权”用以解释工商业标记权时存在障碍，故刻意区分智力成果权与工商业标记权。（3）
（3）知识产权是基于信息产生的权利。如中山信弘和北川善太郎都把知识产权的对象称为“知识财产”。中山信弘认为“所谓知识财产，是指禁止不正当模仿所保护的信息，「4；北川善太郎则认为”信息与知识产权具有同质性“（5）。
（4）知识产权是直接支配智慧产品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这个概念与概念（1）的区别在于：以“智慧产品”取代“智力成果”，智慧产品未必达到“成果”的创造性高度，以此解释商标权等非智力成果权。这个概念也不同于概念（3），此处的智慧产品指负载了一定信息的信号集合，故知识产权的对象是信号，而非信息。「6
（5）知识产权是基于无形财产享有的权利。美国学者米勒和戴维斯所著的
（6）知识产权是对形式进行支配的权利，知识产权赋予形式的设计人对形式的控制、利用和支配权采实现对其利益的保护。这种观点向“知识产权是无形财产权”的观点提出了挑战。（8）
显然，这些概念的分歧不在于表述的角度差异，它们之间具有实质性的竞争与冲突，包括智力成果权能否涵盖商业标记权的争议、信息权与信号权的冲突、无形财产权与形式财产权的冲突。因此，知识产权的体系基础极度暖昧，人们无从知晓将知识产权诸分支联结为整体的逻辑依据究竟何在。“分歧极大的派别之间的交流肯定是不完全的。「1结论取决于角度，当每种学说都坚持从自己的角度解释知识产权时，我们永远也无法评
说各种理论的高下。但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共识起点：法学论域之内的知识产权概念是一个法权概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引导法律规范的设计。因此，我们在第一性上可以无拘无束地探讨知识产权的本质，但法学上的知识产权概念必须具有规范意义。逻辑圆满不是法学概念的惟一追求，法学概念须担负规范功能，“因此在法律概念的构成上‘必须’考虑拟借助该法律概念来达到的目的或实现的价值”（9）（p46）。无论何等繁复的法律概念都可以通过一个极为单纯的标准检视：概念能否最完美地体现规范功能？本文欲传达一个基本
观点：只有让概念设定的目的与意义来统辖我们的论争，才有可能得出结论。只有结合法的第二性，在逻辑评价中融人功能考量，才能评说知识产权概念诸学说的高下。
二、法的第二性原理与财产权概念
法以现实为调整对象，所以，社会现实是第一性的，法是第二性的。法的第二性导出两个结论：（1）法不能无视第一性的社会现实，法的调整技术不能从根本上与社会现实形成冲突。譬如，著作权法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不仅仅是因为在法律技术上思想无法被保护，也是因为作为审美对象的作品在第一性上的本质就是表达，人们欣赏的对象不是抽象的思想，而是“思想如何被展现”。换言之，思想——表达二分法有美学上的依据。（2）法是根据人的需要来建构的，法只选择它能够调整的事物、采用它能够实现的手段进行调整，而不是社会现实的简单描摹。因此，法如同一部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正如法国学者弗郎索瓦。特雷（Francoisterr~）论述法与美学的关系时指出的那样：“可以说，如果法是科学，法也是艺术。”[10]人们对事物的第一性本质苦苦追问时，法律只从规范的目的出发对该事物进行界定。譬如，人们可以在美学上对“独创性”的含义争论不休，但在著作权法上，只要作品系作者独立完成、且能反映出作者的选择与安排，即满足法律上的独创性要求。著作权法之所以确立了不问作品艺术价值的原则，乃因为作品的艺术价值已经超出了法的判断能力，亦违背了法的确定性与可操作性原则。著作权法的规范目的仅在于鼓励作品的“独”，鼓励创作者尽力不与他人雷同。至于作品的优劣，只能交给“选择”，蹩脚的作品自然无人愿意使用，侵权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但在法律面前，优秀作品与蹩脚作品无差别地受到保护。当然，著作权法的设计原理中也暗含了一个推定：只要每个作者都极力展现自己的个性，好作品诞生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只有结合著作权法的规范目的，才能理解法律上的独创性的内涵。人们尽可以在美学上无休止地解释独创性，但所有无规范价值的解释都不会进入法学的论域。
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特征的抽象表述。但何谓“本质特征”，并不是一个无须限定前提的客观判断。“所谓‘概念’已将所拟描述或规范对象之特征穷尽列举的设定之存在基础，并不真在于概念的设计者已完全掌握该对象之一切重要的特征，而在于基于某种目的性的考虑（规范意旨）。”（9）（p39）依据法的第二性原理，法律概念只选择那些具有规范意义的特征予以反映，而其他特征一概予以舍弃。比如“人”的概念，柏拉图所言“两足无毛动物”，卡西尔所言“符号动物”，都是第一性上的解释，不能成为民法上的定义。民法规定“人”，是为了确定从事民事行为的主体资格。从此规范目的出发，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特征与长相、地位、聪愚无关，法律只关心两个特征：（1）年龄；（2）精神是否健全。只要达到一定年龄、无精神障碍者，便可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这就是与法的规范功能相关的人的特征。因此，法律上的“人”的概念是围绕着规范目的而建构的。在发育较成熟的物权与债权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完美的财产权概念所具有的规范功能。
依民法通说，物权系排他地直接支配物的权利，债权系请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的权利。这两个概念皆突出了两个特征：（1）权利对象（财产）的具体形态；（2）利用财产的行为方式。债权的对象形态为“特定行为”（给付），行使方式是“请求”；物权的对象形态是“物”，行使方式为“直接支配”。为何突显这两大特征？法是行为规范，自然首先关注利用财产的行为方式，而利用财产的行为方式归根结底是由财产自身的形态决定的。对物可以直接“支配”，对他人的给付则只能“请求”，并且对象形态与行使方式能够充分地决定规范的设计。例如，“给付”依赖于特定的人，因此债权具有相对性；债权的相对性又决定了债权无公示之必要，债权的非公示性决定了债权效力不得及于第三人。物的利用往往以占有为前提，不同主体在同一时空对物的利用必将导致冲突，因此物权具有排他性；物权的排他性又派生出物权法定与物权公示的必要性。因此，财产权概念中应当突显的特征是财产形态与权利行使的方式，其中财产形态是核心，因为财产形态决定权利行使的方式。譬如，对“给付”不可支配，我们不可能支配他人的行为。
综上，我们从法的第二性原理得出了财产权概念构造的基本思路：具有规范意义的概念必须
突显财产的具体形态和权利行使的方式。
三、以法的第二性原理
检视知识产权概念
根据法的第二性原理，我们可以以“哪种概念最具规范功能”为据来评价现有的诸种知识产
完美地揭示了财产形态与权利行使的方式。知识产权被公认为支配权，因此，各种知识产权
概念对权利的行使方式——支配并无歧见。所以，检视知识产权概念的核心任务是：哪种概念最
准确地描述了知识产权所支配的财产的形态。由于“无体财产权说”与“智力成果权说”是知识产权法学中最有的理论，因此本文重点评说这两大理论。
（一）诉诸感官的无体（无形）财产说
把知识产权的对象称为无体财产，在诸学说中最为悠久。早在18世纪中叶的英国，反对
版权保护者就以作品的无体特征为据，质疑版权的合理性。当时的叶茨（Yates）法官明确指出：“任何没有物质实体（corporealsubstance）者皆不得成为财产权的标的。”（11）把知识产权的对象概括为无体财产或无形财产（我国法学界在相同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皆对应于的intangibleproperty，有学者指出“无体财产”之表述更为准确（8），很容易从思维特性上得到解释。概念形成的基本顺序是：从直观表象到前科学概念，最后到达科学概念。最初形成的概念总是与直观对象的具象最贴近的概括。无体或无形，就是一种朴素的感官描述，人们在司空见惯的物之外初次接触到作品之类的对象时，得出这样的结论是非常自然的。这个概念在法律史上的进步意义是不能否认的。无体或有体尽管是以感官为依据的区分，但无体财产正因其不可触摸性（intangible），因而在认识上需要一定的抽象能力。洛伊在1928年发表了（在原始社会的无形财产）一文，他反对在法制史中滥用“无形财产”的概念。“因为原始人缺乏那种程度的思维能力，因而这个概念是虚假的。”（12）在罗马法关于物的分类中，出现了无体物（resincorporales）的概念，一些学者认为这反映了古代法学家的法律思维有进一步抽象化的趋势。彼得。德拉贺斯（peterDrahos）则指出，不管这种推测是否有理，至少无体物的概念为后来的财产观念抽象化发展提供了可能性。（13）
但是，无体财产的概念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与有体财产相对的泛概念。在罗马法上，无体
物指所有权之外的财产权：“无体物是不能触摸到的物，如权利，比如遗产继承权、用益权及以任何形式设定的债权。……被称为权役的城市和乡村土地上的权利也属于无体物。”（14）在英国法上，无体动产是债务、商业证券。合同、商誉、知识产权等财产利益共同的上位概念。its]因此，无体财产只是一个类概念。无体财产与有体财产，是根据权利对象的形态差异所做的粗略的分类，正因为这种分类极为原始、粗糙，无体财产权的概念存在空洞化的缺陷。正如拉仑茨所言：“概念的抽象度越高，就越空洞。为提纲挈领所付出的代价是：由——作为规整之基础的——价值标准及法律原则所生的意义脉络不复可见，而其正系理解规整所必要者。”（16）因此，将权利对象的形态概括为“无体”，根本无法揭示知识产权与其他无体财产权的区别，依然不能解释知识产权诸分支缘何集结为独立的权利类型、知识产权法缘何成为一种独立的规范群。而知识产权概念的存在价值恰在
于此，它必须揭示知识产权诸分支的统一性。因此，若脱离法的第二性，把知识产权称为“无体财
产权“固然未尝不可，但以法的规范目的审视之，无体财产权说的意义极其有限。
近年来，有学者提议建立无形（无体）财产权体系，以包容一切基于非物质财产所产生的权利。（17）其主要理由是：社会中非物质财产的形态与价值日增。这个理由当然是成立的，但是，权利作为一个法律范畴，其体系的意义更主要地应当体现为制度意义。只有当对象的共性有可能用统一或相似的规则去调整时，选择这些对象组织一个独立的体系才具有制度意义。事物之间总有或多或少的联系，采用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归类，但这些归类未必都具有制度意义。仅以单薄的“无体”作为共性基础，囊括许多法律特性各异的权利，权利之间难以适用统一的规则，导致无体财产权概念彻底失去规范价值。所以，无体财产权概念的意义仅仅停留在“强调非物质财产也是一种财产，其重要性不亚于物”。在制度建设上，主张建立“无体财产权体系”者不得不承认，依旧“由知识产权法、公司法、票据法、信托法等分别予以调整。”（18）。尽管有学者归纳出了无体财产权制度的总论，但基本上是对知识产权法总论的因袭。（19）
由于“无体”的归类过于粗略，所谓的“无体财产权法”不能形成总论、亦无法形成统一的规则，是必然的。在第一性上强调“无体财产的重要性不亚于物”，自然无伤大雅，但在第二性的规范意义上，无体财产权体系的建立既无必要、亦无可能。“在体系的构成上，其组成分子，首先必须具有构成体系之‘存在上’的基础。”[9]（p459）仅“无体”之共性，担当得起这个基础吗？
（二）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智力成果说
在知识产权的诸种定义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显然是智力成果权。“intellectualproperty”中的“intellectual”、“知识产权”中的“知识”、“智慧财产权”中的“智慧”，都体现了权利与智力的关联。这些称谓的权威地位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智力成果权说的影响力。在试图给出知识产权概念的著述中，智力成果权说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由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其出版物中采纳了智力成果权说，更加强了该理论的权威性。故我国不少资深学者指出：智力成果权说“概括了知识产权的最本质的因素，是比较准确而经历过反复推敲的”：“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20].
与无体财产权说相比，智力成果权说从一种原始的区分思维前进了一步，它不满足于揭示权利对象与物权对象在感官上的差异（无体——有体），还想深入阐释这种无体财产的本性。于是，知识产权的对象从“无体财产”这个宽泛的类概念中进一步独立了，区别于其他的无体财产。而且，“智力”作为概念统一的基础，进一步远离了直观表象，不是诉诸于感官，而是试图通过思维把握财产的本质。从的眼光来看，突出权利对象与智力的关联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作为一种新型财产权，知识产权面临的第一个，就是如何证明自己具备成为法权形态的依据。从罗马法开始，先占被视为财产所有权的依据，17世纪的法学家格劳秀斯继承了这个观点，他认为：“人们成为处于无主物状态的物品的所有者的惟一必要条件是公开为占有行为。”[21]（p220）知识产权的对象显然无法被先占，为了证明知识产权的合理性，必须重新提出财产权的依据。这个问题的解‘
决，很大程度上借助了洛克的劳动所有权说。在英国18世纪的版权存废大辩论中，支持版权保护
者以洛克的“劳动所有权说”为依据，指出占有不是财产取得的惟一依据，劳动也可以产生财产权，
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智力劳动。[11]（p20—24）在一种新的财产权产生之初，关于其合理性的形而上争论往往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在知识产权诞生的18世纪，是一个法观念盛行的。“在整个18世纪，讨论法学主题的著作家都倾向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向自然法作例行公事的敬礼。”[21]（p248）因此，在概念中突出财产来源的正当性——源于智力劳动，就显得很有必要。此外，在19世纪中期之前，商标权尚未出现，用智力成果权概括著作权与专
利权，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但是，当知识产权的合理性被普遍接受、无须证明之后，智力成果权说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
首先，“成果”一词没有表明财产的形态，任何人造之物都可以被称为“成果”。再看“智力”。既然概念中强调了“智力”，该特征就应当与制度相联结，像“物”和“给付”那样成为设计、理解制度的出发点。换言之，“智力”特征应当在概念中有意义。该特征可能作两种理解。
理解之一：“智力”指财产本身的智力性，排除非智力性的无体财产。如果“智力”限定的目的在此，知识产权法必然要判断财产中的智力含量。但是，商业标记受到保护并不以一定的智力含量为要件，只要标记能够起到记号的功能即可。有学者之所以刻意强调知识产权的对象包括“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原因正在于此。因此，如果把“智力”限定的目的理解为“排除非智力性财产”，就无法解释为何连地理标志都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对象。而且，无智力含量的知识产权对象有日渐增加的趋势，例如欧盟已经开始保护不具有独创性的数据库。有学者根据“商标的设计与选用、商标信誉的维持需要智力劳动”证明商标的智力性，但是，“一个对象的形成中含有智力劳动”与“智力性是对象受保护的要件”不可等同。当智力性成为法定要件时，意味着必须为对象的智力含量设定标准，例如作品的独创性、发明的创造性。人们在制造物的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投入智力劳动，这并不足以使物的制造者获得知识产权。所以，在法律意义上，“智力性”指权利对象的智力含量需达到法定标准，而不是指对象的形成过程中泛泛地含有智力劳动。显然，若“智力性”是财产本身的特征，则商业标记权不符合知识产权的概念。
理解之二：“智力”没有限定权利对象的智力含量，只是纯粹地解释财产的来源，强调财产的形成过程是智力劳动。这是近年来许多学者为捍卫智力成果权说所采取的解释。为了克服上述“智力含量”解释的缺陷，捍卫者指出，尽管法律不限定商业标记的智力含量，但选定、设计商业标记在客观上是一种智力劳动。换言之，“智力”不是限定财产本身，而是限定财产的来源。[22]
纯粹从逻辑上来看，这种解释并无漏洞。但是，若以法的第二性原理检视之，这种解释根本不具有法律意义。法律制度的设计只关心财产的形态，以及由此决定的行为方式，而财产的形成过程没有必要被引入到概念之中。譬如物权的概念只关心“物”的形态，而不必强调物来源于体力劳动或智力劳动，即使物事实上产生于体力劳动，在法律概念中表述为“体力劳动产生的物”仍属多余，“物”本身就足以决定了制度的构造。若“智力”限定劳动过程，除非法律在保护某个对象时必须确定该对象是否真的来源于智力劳动，此种限定才具有法律意义。尽管上可以把商标解释为智
力活动的结果，但某标记的选定是否真的来源于智力活动，法律并不关心。若法律不关心商业标记的选定过程，即使客观上选定商标是一种智力活动，这只是一个第一性上的事实判断，“智力”成为一个虚空的特征。
综上所述，智力成果权说的缺陷有三：（1）“成果”未交代权利对象的形态；（2）“智力”若解为权利对象的智力含量要求，无法涵盖商业标记权；（3）“智力”若解为对财产形成过程的说明，则缺乏法律意义。根据概念形成的理论，智力成果权说属于前概念，尽管比局限于直观表象的“无体财产权说”进了一步，但还不是科学概念。从前科学概念到科学概念需要做到：撇开无关的、次要的因素和条件；撇开事物和过程所具有的偶然性的外观和假象；从杂多的直接形式中揭示其内在根据和统一基础。[23]（p156）智力成果说没有“撇开次要因素”，保留了缺乏法律意义的“智力”要素。证明权利合理性的要素未必需要引入权利的概念之中，对第二性的法律而言，关键是那些与规则设计有关的要素。以物权为例，关于财产所有权依据的学说有“先占说”、“劳动及个人需要说”、“公认说”、“主体的占有意志与公共的权威意志结合说”、“个体的自由意志说”[24]，但这些依据并没有成为物权概念的组成要素。归根结底，智力成果说仍未能揭示知识产权统一的内在依据与真正的基础，简单地重复了第一性的财产来源，未考虑这种来源描述有无规范价值。
四、知识产权概念的未来：以财产形态为核心
通过上述，笔者认为，当前占主流地位的无体财产权说与智力成果权说是注定要被超越
的。“一个时代的概念到什么水平，是由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所决定的。”[23]（p241）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必然要经历从粗浅到深刻的过程。近年来，关于知识产权对象的非主流观点层出不穷，
例如前面介绍的知识财产说、信息说、信号说、形式说，尽管本文不能一一加以评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观点已经摆脱了粗糙的“无体”之概括，也不再专注财产的来源，而是试图回答财产的自身形态究竟是什么——知识、信息、信号抑或形式？这种发展方向是正确的，知识产权的科学概念，必定要突显知识产权对象自身的形态。在第一性上，作品、技术方案等具有智力含量的财产与非智力性的商业标记之间存在着客观的、无法抹杀的区别，它们之所以能在第二性上得到统一，只是因为外观形态的相似导致利用方式的相似，从而能够适用类似的行为规则。这种相似的财产形态究竟为何，笔者认为是符号，由于篇幅限制，对“符号说”的论证容后撰文专论。本文的目的是通过重申法的第二性原理，为知识产权概念之争找到一个对话的起点。钱穆先生说：“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但做学问，当知先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之不同。”[25]针对同一个事物，若不限定法律概念的规范意义，我们可以从无数的角度解释该事物的特征。所以，本文不仅是对知识产权概念诸学说的梳理，也算是对法学界一切概念之争打个圆场罢！
（原载于《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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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的概念篇7
关键词：电信行业交换数据领域
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其实人们早已将交换概念的内涵扩展了，其外延一直延伸至广义的信息交换。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丰富了交换的概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一些困惑。所以我们说人类技术的进步已经进入了一个交换新世纪。这里交换的概念不仅涉及对延时敏感的话音，而且包含数据交换和视频交换。也就是说现在的交换概念不再是电路交换，也不完全是分组交换，而是信息交换。
由于分层概念是新通信基础设施的关键之一，所以信息传递也是分层的，这才有了分层交换的概念，才有了我们经常听到的各种交换的新名词，如第二层（L2）交换、第三层（L3）交换、第四层（L4）交换。其实最基本的交换还是第一层，即物理层的交换，传统电话交换系统就是采用的这种交换。在其它层的交换实际上是一种软交换（SoftSwitching）或虚拟交换（VirtualSwitching）。
最初交换的概念是由硬件派生出来的，但是现在已经可以由软件和固件实现，如采用aSiC实现的第二层（L2）、第三层交换（L3），甚至是第四层交换（L4）。正是这种概念的革新，才常使一些墨守经典交换概念的人感到费解和困惑。
过去，交换的概念几乎是面向连接的服务的专利，但是现在交换的概念已将会晤（Session）过程分解为更多的子过程，只要其中一部分采用了交换，就对此技术冠以时髦的交换概念/名称。过去的交换概念主要在物理层，所以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譬如pStn交换机、DDn和交叉连接设备，但是现在交换的概念已经扩展至协议推的各层，而且是从统计的角度来定义的。这里连接的概念已经让位给流（Flow/Stream）的概念，当然流是需要识别的，因此才有了标签（tag/Label）技术。当然，不同的应用协议会带来不同的流特征和标签体系。
具体而言，新交换的概念可以应用在局域网和／或广域网。最早在局域网中的交换概念是第二层交换，它是为了解决以太网共享带宽瓶颈问题而提出的，采用了maC地址作为识别交换端口的标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广域网中早就采用了第二层交换，如帧中继和atm交换。在现代数据网中，路由器是网络的核心构件。但是由于它对每个分组都要进行第三层处理，所以速度受到限制。因此，路由器设备厂商便千方百计提高节点机的速率，当然采用硬件实现原来由软件实现的第二层，甚至第三层功能是一种方案，再者简化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处理功能也是一种方案。显然，将两者同时实现更是一种理想。交换技术相对于路由技术的好处就是快，当网络规模很大时，高速，大容量路由器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由于现代通信网络大都采用光纤技术，所以现在数据网络的主要瓶颈是节点/路由器。现在的L3交换、路由交换或其它名词都是这种思路的结果。虽然L3交换最初也是为Lan设计的，它采用目的ip地址进行交换，但是现在这种技术也已经开始在wan中使用。
在网络边缘，由于服务器应用越来越多，出现了新的网络边缘瓶颈，因此第四层交换的概念开始在用户侧或局域网测产生。L4层能够基于端口地址实现交换，通常听到的基于策略的路由选择就是在L4层完成的、L4交换多用于分布式系统，以提高访问速度。显然，目前在广域网中还无法应用L4交换，但是未来的网络智能节点有可能在第四层实现某种形式的交换。
智能时代的概念篇8
关键词：教化解释学；伽达默尔；实践智慧；修辞学
黑格尔之后的19世纪西方哲学有一股重要的实践哲学思潮，它肇始于费尔巴哈特别是马克思将哲学转向人的感性生活和社会实践的方向，伽达默尔的教化解释学或哲学解释学实际上就是暗合了这个方向。我们知道，赫尔姆霍茨在其讲演中认为，精神科学之所以区别于自然科学，就在于精神科学要求一种“得体感”（taktgeufuhl），但是他并没有进一步追问“得体感”产生的前提条件，密尔的实证主义归纳思想仍然是他遵循的典范。伽达默尔从人文主义的视域出发，认为得体感的前提条件是教化（Bildung），不仅如此，共同感、判断力和趣味都可以看作是教化的积极成果和表现形式，实际上它们都是实践智慧的体现，因此，教化就表现为一种实践智慧。伽达默尔的教化解释学与古代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智慧的讨论密切相关。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主义无孔不入的时代中，伽达默尔对传统实践智慧的复兴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何谓实践智慧
要想弄清楚何为实践智慧，我们必须首先从亚里士多德的学科或知识分类开始。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6卷中将一切“科学”或“知识”（epistemc）分为三类：实践的或实用的（prakticke）、创制的或制造的（poietike）、理论的或思辨的（theoretike）。所谓实践知识或实践哲学，亚里士多德指的是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它与人的活动相关，是以善为追求目的的。所谓创制的知识，指的是与技艺有关的实用性知识，包括诗人、戏剧家的艺术创作、建筑术、医疗术等等，亚里士多德所写的《诗学》就应该归为这一类知识。至于理论知识，亚里士多德又将其分为三类：自然哲学或物理学（physike）、数学（mathematike）、神学（theologike）。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6卷中，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通过肯定和否定来获得真理的方式在数目上有五种：技艺（techne/art，又译为“技术”）、知识（episteme/knowledge/scientificknowledge，即思辨的、理论的、纯粹的或科学的知识，又译为“科学”）、实践智慧（phronesis/practicalwisdom/prudence，又译为“明智”）、智慧（sophia）、努斯（nous/intuition/intuitivereason/intelligence，即直观理性、直觉，又译为“理智”，“心灵”）。
人们向来认为，实践智慧概念是《尼各马可伦理学》第6卷讨论的中心。那么什么是实践智慧呢？亚里士多德是通过与前几种知识形式的比较来得出实践智慧的基本特征的。
第一，实践智慧的对象是与人自身有关的具体活动，它是属人的，因而它不是智慧。如前所述，智慧是最高类型的知识，但是它远离了人的现实生活，已经接近神的层次了；实践智慧则与人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一般人都不会去考虑人力打所不能及的神的事情。“所以，人们说阿那克萨戈拉和泰勒斯以及像他们那样的人有智慧，而不说他们有实践智慧。”一个对自己身边的事物不敏感、反应迟钝或者不关注的人，很难说具有实践智慧。因为一个具有实践智慧的人总是能够对自身周围环境的变化反应敏锐，并且能够很好地应对和适应环境。
第二，实践智慧的知识是不能通过证明而获得的，因而它不是理论的知识。“实践智慧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实践的题材包含着变化”。理论知识的对象是永恒的、必然的，实践智慧的对象却是生灭变化的；理论的知识是可以传授、学习的，但在很多情况下，实践智慧是不可教不可学的，因为实践智慧这类知识总是从某个特殊的人出发，应对的总是此时此地的具体状况。
第三，实践智慧不能获得关于始点的知识，因而不是努斯。实践智慧（phronesis）的词根phren与nous（努斯）不同，“在哲学上，nous引申为不牵动意志、目的的心灵活动，如积极理性、沉思；而同心、胸膜相关系的phren，则引申为牵动意念和追求的理性”。亚里士多德强调，关于始点或第一原理的知识只能通过努斯获得，但是实践智慧并不关心第一原理是如何获得的，它更关注普遍原理的具体应用。
对具体实践的过多强调可能造成一种假象，即以为实践智慧不需要普遍知识的指导因而普遍知识不重要，为了纠正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说这里需要两种知识，即实践智慧既需要普遍的知识，又需要具体的知识。换言之，实践智慧是要沟通普遍与特殊、一与多，或者说它是通过具体的特殊事物来表现普遍或一。显然，一个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并不只是抽象地知道一个光秃秃的善的理念，而是能在现实生活中知道哪个事情是好的、哪个事情是坏的。确实，亚里士多德表明实践哲学所涉及的这类题材只能有大致的、粗略的真。理由是：“在每一种事物中只寻求那种题材的本性所容有的确切性。只要求一个数学家提出一个大致的说法，与要求一位修辞学家做出严格的证明同样地不合理。”显然，我们不能以一种数学的精确性来要求实践哲学，这是违背事情的本性的。正如伽达默尔为精神科学的自身合法性所作出的激烈争辩那样，谁以科学方法论的标准来要求精神科学，谁就毁灭精神科学。
第四，实践智慧与实践的活动相关，与制作的技艺活动相区别。实践智慧与技艺处理的都是现实中具体的可变化的事物，但这两者是不同的，因为：“实践不是一种制作，制作也不是一种实践。”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的逻各斯品质与制作的逻各斯品质不同，它们也不相互包含。实践与制作的始因是不同的：“制作的目的是外在于制作活动的，而实践的目的就是活动本身，——做得好自身就是一个目的。”可见，在制作活动中，它的目的与要处理的对象是相互外在的。一个勇敢的人他的勇敢德性就表现在他的勇敢行为之中，因而他的目的是寓于行动之中的。所以实践智慧的目的是内在于活动当中的，技艺的目的则是外在于活动本身的。实践智慧的逻各斯是不能学习的，技艺的逻各斯是可以学习的。
第五，实践智慧同个人自身公正的、高尚的、善的事物相关，它同道德德性是一损俱损、一有具有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说：“拥有实践智慧的人的特点就是善于考虑对于他自身是善的和有益的事情。不过，这不是指在某个具体的方面善和有益，例如对他的健康或强壮有利，而是指对于一种好生活总体上有益。”所以一个具有实践智慧的人总是善于从总体上考虑对自己是善的事情，他能够分辨那些自身就是善、对人类而言是善的事物。“因此，不做个好人就不可能有实践智慧。”实践智慧要求行动者有一种向善的品性，这点也使得实践智慧与技艺相区别，因为一个坏人也可能在某方面具有高超的技艺。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德性如勇敢、节制、慷慨等是与实践智慧的逻各斯一起发挥作用的。“离开了实践智慧就没有严格意义的善，离开了道德德性也不可能有实践智慧”。此外，亚里士多德有时强调实践智慧与目的的善有关，有时又强调它与达到目的的手段的正确考虑相关。总而言之，实践智慧与个人主观的思虑有关，一个人无意中做了好事（从结果上看）不算是真正的好事，只有当他出于主观上善的思虑，并在实践中获得好的结果，这才是真正的好事。
第六，实践智慧重在实践或行动而不在认知。亚里士多德一再强调：“实践智慧是与实践相关的，而实践就是要处理具体的事情。”一个拥有实践智慧的人不是仅仅为了认识各种道德德性、辨别善恶，更重要的是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好人。认识得好是一回事，在实践中做得好又是另一回事。因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力图避免苏格拉底那种极端的观点——德性即知识，无人有意作恶。德性不在于一个人认识得好（有知识），而在于他在实践中做得好。“仅仅知道什么是健康和强壮不等于做有益健康和健壮的事情。因为懂得医学和运动学并不使我们更能从事有益健康和强壮的活动。”所以，要想拥有实践智慧，就必须在实践或行动当中积累经验，进行磨炼。亚里士多德指出：“青年人可以在几何和数学上学习得很好，可以在这些科目上很聪明，但是我们在他们身上却看不到实践智慧。这原因就在于，实践智慧是同具体的事情相关的，这需要经验，而青年人缺少经验。因为，经验总是日积月累的。”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指出实践智慧是一种对于具体事物的感觉，但不是感官的感觉，而是一种直觉或数学的直觉，他类比说这种感觉就“像我们在判断出眼前的一个图形是三角形时的那种感觉”。
二、复兴古代的实践智慧
我们知道实践智慧概念在古代的伦理学、政治学等实践哲学领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每一个人过一种城邦生活的重要指导原则，因为实践智慧所凸显的既不是神的属性也不是植物动物的生物属性，而是人的社会与政治品性，即实践属性。然而西方近代以来，方法和技术概念取代了实践概念成为人类社会运作的唯一理想模式，从而导致了实践智慧的失落，精神科学失去了它的合法根基。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形成、分野与争论，表明整个西方近代思想实质上陷入了一场狂热的科学方法论竞赛。至于科学方法论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光鲜无比但实质上抽象、空虚、暗淡的帷幕背后，那真实的、具体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的实践领域却被遮蔽、忽视、冷落了。在一个实践哲学已经被人遗忘了的时代里，伽达默尔坚决要求重新恢复古代以实践智慧为代表的实践哲学传统，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
（一）重新规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
重新恢复古代的实践哲学，这意味着在伽达默尔看来，实践哲学是真理的重要源泉，它应该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洪汉鼎先生说：“在当代诠释学的发展中，‘实践智慧，（phronesis）这一概念日益显示出其不可忽略的巨大作用，以致我们今天甚而可以再度启用‘实践哲学’这一名称来概括当代诠释学的后期发展。”然而，实践是否如近代以来所规定的那样是与理论相对立的东西呢？
邵华在其博士论文中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praxis）一词具有三个不同层次的意义：第一层次指既适用于人又适用于动物的标示生物本性的活动；第二层次泛指人的活动，既包括伦理政治的活动，也包括制作、沉思等活动：第三层次仅仅指人的伦理政治活动。当然，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与政治学的著作中谈及实践概念时主要是采用第三层次的意义。伽达默尔特别指出，实践一词不应予以狭隘的理解，例如不能将实践只是理解为科学理论的实践性应用，这实质上是近代以来科学方法论崇拜所造成的一种狭隘的思维习惯。他说：“‘实践’还有更多的意味。它是一个整体，其中包括了我们的实践事务，我们所有的活动和行动，我们人类全体在这一世界的自我调整——这因而就是说，它还包括我们的政治、政治协商以及立法活动。我们的实践——它是我们的生活形式。”由此可见，与亚里士多德相近，伽达默尔认为，“实践”即：意味着全部实际的事物，以及一切人类的行为和人在世界中的自我设定，构成实践的就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它实际上就是人的整个生活世界，因而在伽达默尔这里，实践概念有着十分宽广的意涵，没有人可以站在实践之外。
因此，伽达默尔认为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一种生活形式。今天我们倾向于把实践定义为和理论对立的东西，实际上是受近代科学主义的误导。近代科学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丰厚物质成果，同时也让自然科学对于人类有一种完全新的规模、新的意义上的统治。伽达默尔指出：“在伽利略和惠更斯的机械学中获得巨大成果并在笛卡尔的方法概念中得到其哲学表述的方法的优先性，从根本上改变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理论从此脱离实践成为一种方法论，以至于人们平常在用实践一词时就有着一种反教条主义的意味，即怀疑自己对某些还没有任何经验的东西仅有理论或生搬硬套的知识。显然伽达默尔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根据他的考察，“理论”（theoria）这个词在古希腊人那里最初的意义就是指观察，但是观察并非单纯地看，并非单纯地确认现有存在的东西或者贮存信息，因而人们可以借此征服一个对象或使其为我所用，而是一种人人都能参与或介入其中的活动。实际上，在古代“理论研究者”（theoros）就是指节日代表团的参加者，即参与到节日活动中来，与他人共在、同在。伽达默尔说：“theoria（理论）并不首先被设想为主观性的一种行为，即设想为主体的一种自我规定，而是从它所观看的东西出发来设想的。theoria是实际的参与，它不是行动（tun），而是一种遭受（pathos），即由观看而来的入迷状态。”由此可见，理论并不是指一种置身其外、毫不关己的中立性观察，而是一种人人都参与其中，并且超越个人的主观意图的实践活动。伽达默尔的教化解释学就是要用一种“参与的”理想，来补充或者说超越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独断的“客观性”理想。伽达默尔争辩道：“我的观点刚好相反，‘精神科学，中最关键的不是客观性，而是与对象的先行关系。我想该知识领域用‘参与’（teilhabe）理想——如同在艺术和历史里鲜明形成的对人类经验本质陈述的参与——来补充科学性道德设立的客观认识理想。在精神科学中参与正是其理论有无价值的根本标准。”
总之，理论本身就是对生活的一种参与或介入活动，理论归根到底就是一种实践，而并不仅仅是一种用来研究真理和搜集新知识的工具论。生活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并且最终统一于实践这个最宽广的概念。伽达默尔还认为，理论是而且首先是同自己的距离，一个具有理论意识的人会同时考虑他人的立场并寻求对集体和共同体的相互理解，所以他把理论生活亦看作是人类的基本能力，只不过他所谓的理论能力并不仅仅是指沉思的生活。伽达默尔对理论的赞美也即是对实践的赞美。“这里再一次表明，具有理解的人并不是无动于衷地站在对立面去认识和判断，而是从一种特殊的使他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隶属关系去一起思考，好像他与那人休戚相关。”每一个人的实践活动都与他人、共同体或者国家休戚相关，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伽达默尔晚年特别强调解释学是一种实践哲学了。
（二）实践智慧在技术时代中的应有地位
在我看来，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至少要批判两种狭隘的思想观点：一种是规范伦理学，即应当伦理学，它使得丰富具体的伦理生活变成抽象、枯萎、空洞的道德命令：你应当；另一种是技术统治论，虽然它关注具体的实践活动，但是它使得古代丰富的实践概念沦落为狭隘的技术概念。下面我们将分析伽达默尔对这两种思想的批驳，从而阐明实践哲学在今日这个技术的时代中所应有的地位。
伽达默尔晚年在与助手杜特的交谈中坦言，他的实践哲学矛头指向的是规范伦理学（应当伦理学），因为它根本忽视了伦理行为所发生的具体现实情境。伽达默尔自述说：“于是我提出了自己从一开始就苦苦求索的问题：什么是实践哲学？理论和反思如何才能指向实践的领域？因为在实践的领域中绝不能容忍距离而是要求义务。这个问题在开初是由于克尔凯郭尔的存在激情（existenzpathos）而吸引着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的典范为根据的。我力图避免那种关于理论及其应用的错误模式，这种模式从近代科学概念出发对实践概念作了片面规定。”由此可见，伽达默尔对理论与反思的琢磨终究是要指向生活世界的广阔实践领域。尽管伽达默尔成长在新康德主义注重方法论、认识论建构的浓厚氛围之中，但是他已经敏锐地感受到来自克尔凯郭尔存在哲学的强烈冲击下所带来的“实践感”与“生命感”，这是前者所没有的。
普遍的伦理规则如何才能落实到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呢？这是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所要解决的难题，而他最终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典范论证中找到了解决难题的钥匙。
首先，伽达默尔澄清了规范伦理学对实践哲学的一个误解。该误解认为，实践哲学只是关注现实的具体内容，但是现实情况是变化无常的，因而实践哲学在处理现实情况时由于缺乏普遍的规范指导而流为相对主义、自相矛盾，最终毁灭了伦理或道德。伽达默尔辩驳说：“实践就是行动，——而且它还是一种清醒的意识。行动不只是做。人是一种自行动的东西。在其行动中有自我调整、自我检验以及榜样的作用。故此：德性不是没有逻辑，就像我在论述亚里士多德时所表明的那样！”实践哲学强调具体的行动，但是伽达默尔认为行动中并不是没有逻辑、没有思考、没有普遍理性的指引。伽达默尔说，伦理与逻各斯（理性）就像一个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人的实践行为不是漫无目的的、浑浑噩噩的植物性生长行为，而是一种带有主观的思虑、自由的选择的追求整体善的行为，所以其中就包含有对普遍逻各斯的思虑。因此，实践哲学并不是要使得伦理规范自我取消并且堕入虚无主义的泥潭，而是它本身就含有普遍理性的维度。伽达默尔指出：“实践的规范性特点和实践理性的功效也许‘在实践中’要比理论认为它所是的程度宽泛得多。”显然，在风俗习惯中所体现出来的伦理行为并不缺乏实践上的规范性。
其次，与规范伦理学的抽象普遍性不同，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所要发展的是一种具体的普遍性，而这种具体的普遍性是在生活世界的实践性教化中培养和塑造出来的。其实，实践智慧就是指导实践的理性，它类似于一种“普遍的感觉”，因为它既联系着普遍性又联系着现实的具体情境。伽达默尔说：“这一指导实践的理性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践智慧（phronesis）。它只在具体的情境中证实自己，并总是置身于一个由信念、习惯和价值所构成的活生生的关系之中——即是说，在一个伦理（ethos）之中。”普遍的理性只有落实到具体情境中才是真正的理性、有力量的理性。实践智慧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的、空洞的形式命令——你应该！我们可以在斯多葛主义和康德的道德哲学中找到这种规范伦理学的确当表达。
伽达默尔一再强调实践哲学或实践智慧总是在生活世界中起着作用，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点，因为作为实践智慧源泉的传统、习俗、伦理、政治制度、文化样态等总是我们生活世界的构成要素。伽达默尔明确地说：“实践当然不仅仅依赖于一种抽象的规范意识（einemabstraktennorm-BewuBtsein）。它总是已经受着具体事物的驱使，虽然带有偏见，但是同样召集到了对这些偏见的批判。我们总是已经受着各种惯例（Konventionen）的左右。在每一种文化中，一系列事物被认为是司空见惯的，但是人们不能完全清楚地意识到它们；甚至在传统形式、习俗和习惯最大程度的解体中，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决定每个人的程度仅仅是被掩盖住了。”可见，实践着的人并不是仅仅遵循抽象的道德律令，而是时刻被各种先人之见所牵引，受各种传统、习俗和习惯潜移默化的影响，乃至于人们实际上总是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实践智慧，而自己却毫无觉察，可以说实践哲学这个“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但是，人们的不知与习以为常的使用，正说明实践哲学在人们生活世界中的基础性地位，它才是本源的、活生生的。显然，在伽达默尔看来，实践与理性反思之间存在着某种高度的辩证性，它们不是二元对立、彼此隔裂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互动统一体。
但是实践哲学与实践本身毕竟不能等同，实践哲学是一种哲学，换言之它是一种理论、一种科学、一种反思，并且是对人类生活形式必须是什么的反思，它本身不能取代实践。为此，伽达默尔强调实践哲学也是一种可传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它跟技艺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这要求实践知识的传授者与学习者都与实践活动有一种稳定的关系，并且具有亲身的体验。“实践哲学的对象不仅是那些永恒变化的境况以及那种因其规则性和普遍性而被上升到知识高度的行为模式，而且这种有关典型结构的可传授的知识具有所谓的真正知识的特征，即它可以被反复运用于具体的境况之中（技术或技能的情况也总是如此）。因此，实践哲学当然是一种‘科学’，一种可传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然而，它又是一种只有当某些条件具备时才可以成为科学的科学。它要求学习者和传授者都与实践有着同样稳定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它与那种适用于技术领域的专门知识反而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亚里士多德说青年人不适宜学习政治学，理由是年轻人对人生的行为缺乏实践经验，与实践没有稳定的关系，而且容易受情感的左右。沃恩克认为，与罗蒂用教化来替代、消解认识论不同，伽达默尔的教化总是与某种基础性的知识类型相联系，这种知识类型表现为得体（tact）、判断力（judgement）、趣味（taste）等形式，而所有这些就是“一种如何在好与坏、对与错、重要与不重要等等之间进行分辨的实践知识”。
规范伦理学是一种极端思想，而技术统治论就是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所要批判的另一种极端思维。如果说规范伦理学执著于抽象的、形式的道德律令而与实践隔着很远的距离，那么技术统治论就使得古代丰富的包含着理论规范在内的实践概念沦落为狭隘的技术概念。显然，这种技术统治论的思想以近代新工具论和科学主义的研究为先锋，它在19世纪孔德的实证主义那里获得了全面的理论表述，到了20世纪则泛滥成为国家治理的原则。在古代，尽管柏拉图思想中有浓厚的毕达哥拉斯数学主义传统，但是他还是限定了科学或技术应有的地位，在整个理念等级系统中，善的理念是最高的，就像太阳一样。虽然亚里士多德也曾表达沉思的生活是最幸福的，但是他也没有把技术置于最高的位置上。如今，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已被孔德的科学王理想所取代，这意味着古代的实践哲学传统在当代被忽视了。
何卫平先生说：“‘实践智慧’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被置于一个核心的地位，他揭示了实践智慧与整个现代科学方法的对立。”的确，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就是要批判现代的整个科学方法论及其顶峰技术统治论，从而恢复实践哲学应有的崇高地位。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知希腊的科学这个概念，即episteme，所指的是理性知识（Vernunfterkenntnis）。也就是说，它的典范是在数学中而根本不包含经验。因此，近代科学与希腊的科学概念即episteme很少相符，它倒是更接近于techne（技术）。”由此可见，近代的科学概念与古代的科学概念有着质的不同，前者是经验性的，后者是非经验的，它以数学为典范，因而前者更接近古代的技术或者技艺（techne）概念。在一个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地把科学等同于技术的时代里，伽达默尔的这个看法是令人震惊的，他让人们看到了近代科学概念的褊狭，并给唯科学主义、技术崇拜敲响了警钟。戴维指出：“伽达默尔援引教化这个术语有一个策略目的，即去证明除了科学的和技术的知识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知识实体，这种知识不是证据和证实的结果，而是由传统、公认的智慧与实践经验积存下来的结果。”显然，这种知识就是实践智慧。
实践与技术有某种相似之处，那就是它们都关注现实的具体情况。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常常不加区别地对待实践与技术。但是它们是有着重要区别的，亚里士多德对此曾给予了突出的强调。既然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以善为目的，那么实践与技术也不例外，但是技术的目的是一种外在的善、部分的善，而实践的目的则是一种内在的善、整体的善。技术是从现实经验中总结归纳出来的，它可学可教，是一种普遍的知识，然而技术的知识只仅仅局限在某个确定的具体领域。例如，造船术仅仅能应用于船舶的制造，而不适用于牙齿的保护。因此，技术的知识只是一种部分的善而不是整体的善。同时，技术追求的是一种外在的善，因为技术的目的是制作活动以外的产品，例如医术的目的就是人身体的健康。
实践的善与此不同，它是一种内在的、整体的善，因为实践哲学主要寻求的是伦理学与政治学意义上的善，例如它要追问什么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什么是最好的国家法规。这种善超越于技艺之善的具体领域而与个人或共同体的整体幸福联系起来，它的善体现在实践活动当中。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学是研究城邦中最高善的学问，所以它是最权威的科学，其他学科或技艺都是以政治学为目的的。伽达默尔指出：“不管怎样，实践知识和政治知识从根本上说与所有那些可学到的知识形式及其应用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实践知识实际上就是从自身出发为一切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能力指示其位置的知识。这就是苏格拉底追问善的问题的含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坚持了这种做法。如果谁相信，科学因其无可争辩的权能而可以代替实践理性和政治合理性，他就忽视了人类生活形式的引导力量，因为唯有人类的生活形式才能够有意义并理智地利用科学和一切人类的能力，并能对这种利用负责。”
正是因为现代科学或技术在本质上只能探究一种部分的、外在的善，所以它对自身在共同体之善中的位置缺乏思考，只有实践哲学才具有指示一切其他具体科学恰当位置的知识。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成就，但它仍然无法取代实践哲学，相反，科学技术需要实践哲学的指引才能成为为人类谋福祉的技术，否则它就会蜕变为反人类的东西，从而成为一种恶。在这里，实践哲学就是人类生活形式的引导力量，它使得人类对科学技术的应用承担相应的责任。沃恩克也认为，伽达默尔是从“善”这一概念的指向来恢复实践哲学的传统的，因此科学技术知识本身就应受到“善”这个概念的指导，人类理性的自然倾向就是追求善。在伽达默尔看来，技术专家治国或科学王的理想都是政治合理性的一孔之见，它不可能引领人类走向真正的善。相反，实践哲学在人类的生活中具有一种整体上的引导作用，它使得人作为行动的主体而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并时刻调整着人类的一切行为包括科学技术朝着合乎人类的最高善而进发。因此，实践哲学在一个技术的时代中更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教化、修辞学与实践智慧
如果伽达默尔的教化解释学是一种实践哲学，那么它就要面对具体的历史时空当中的具体事件和具体的感性活动中的个人。因此，伽达默尔在解释学中对于修辞学的着重强调绝不是偶然的，它包含着教化的实践智慧特征。无疑，伽达默尔并不是从一般的语法学、逻辑学层面而是从实践智慧的角度来看待修辞学对人类教化的重要意义的。他认为修辞学首先表示：它是针对具体情况的，它必须把握“情况”的无限多的变化；它对事情的说明并不是必须无条件地服从“铁一般的推论”，而是类似于一种得体感。这样，修辞学就有着反对自然科学方法独断论的意义。伽达默尔明确地认为：“修辞学的普遍存在是不受限制的。正是通过修辞学，科学才成为生活的一种社会因素。”能够在普遍与特殊之间构成合适的桥梁或中介，就是教化、修辞学与实践智慧的杰出功能。
在古希腊，修辞学就是演讲术、雄辩术，它通过令人信服的“绝妙讲话”说出真理，但这并非是一个逻辑强制性的领域，那种属于机敏的非逻辑论证性同样适用于修辞学。丸山高司指出：“本来修辞学就是在古希腊的社会实践生活中发展起来的。修辞学的活动空间是市场、法庭、议会等地方。修辞学落脚在‘实践的立场’上。”修辞学是本能性地、即时性地说出它的证据的，它是一种类似于“感觉”的东西。
雄辩术或修辞学在古希腊智者派那里有着广泛的应用，并且成为当时哲学思考的重要方式，无疑，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对话就带有这种色彩。只是由于智者的雄辩往往带有诡辩和兜售智慧的特点，因而遭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一致贬斥，但是伽达默尔认为，这并不妨碍修辞学有说出真理的功能，即我们可以通过修辞学说出真理。其实，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他们都意识到“真正的修辞学家是劝导的大师”，“修辞的功能实际上在于影响人的灵魂”。正因为如此，柏拉图才在《斐德罗篇》中对修辞学进行了辩证法的加工和提高。显然，伽达默尔也认识到：“修辞学不能和辩证法分离，作为令人信服的说服是不能和真实的知识相分离。同样，理解也必须从知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归根到底，修辞学与教化一样，也要求普遍性，即成为真理。
智能时代的概念篇9
【关键词】物联网技术智能家居应用
近年来，信息化发展掀起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浪潮，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物联网这一脱胎于互联网的全新技术应运而生。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得过去普普通通的物品变得智能化，具有了智能化识别、定位导航、监控跟踪等一系列功能。哪持忠庖迳侠此担物联网就是通过物品进行延伸的互联网，通过信息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相互交融，彻底颠覆人类对于物理环境的传统理解，改变了人们与物理环境进行交互的方式。物联网技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应用就是智能家居，智能家居的概念更早提出，在物联网技术成熟之后得以充分实现，智能家居改变了人们生活起居的方式，让家居与人的联系更加紧密和便捷，人和家居能够进行充分交流和沟通，有效提高了生活质量。
一、物联网技术概念简述
物联网这一概念的最早出现是在1991年由麻省理工学院的Kevinashton教授提出的，在1995年，比尔盖茨也曾经在自己的书中提及这一概念，但由于当时的技术发展限制，物联网这一概念最初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物联网的英文名称是internetofthings，顾名思义，就是物品的互联网。物联网与互联网实际上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网络，互联网将千千万万个计算机互联互通，而物联网则强调对物可控、可管理的技术[1]。随着物联网技术逐渐成为信息化发展的热门，其技术成熟度也日益提高，物联网的应用也变得日益广泛。目前，物联网普遍应用于智能交通、政府工作、智能家居、公共安全、智能消防、军事侦察等众多领域。而智能家居中的应用最为普及，也最贴近我们的生活。物联网将载有最新互联网技术的感应器嵌入到各个领域的各种物体之中，实现了互联网技术与物品的融合，同时也实现了人类社会与物理环境的交互和沟通，让人类能够更好地管理和控制物品，大大提高了社会发展的效率。
二、物联网技术对智能家居的作用
如上所述，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广泛，但最为普及的应用在于智能家居。物联网技术对于推动智能家居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智能家居又被称为智能化建筑、自动化家庭以及集成式家庭系统，这些别称充分说明了智能家居智能化、自动化、集成式的概念要素。智能家居这一概念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但由于技术方面的限制，智能家居真正发展和实现却是在物联网技术发展之后，随着物联网技术的不断成熟，人类对于智能家居最初的一些设想也得到了实现[2]。当下的智能家居主要是通过利用物联网技术将家庭之中，诸如影音设备、照明系统、空调设备、安防系统等一系列的家庭设备进行连接和智能化，使得智能家居不仅仅具备传统家居的居住功能，住宅主人还可以通过网络等方法实现对家居的监控、定时控制、智能安防、远程控制等一系列智能化功能和信息交互。使得生活变得更加快捷智能，大大优化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提高了生活质量、舒适度以及安全性。下面通过几个实例简述物联网技术对智能家居的作用和应用。
（一）智能衣柜
智能衣柜是物联网技术在智能家居中的应用之一，智能化衣柜中嵌入了传感器与感应器，可以通过互联网天气查询以及温度感应为人们提出与天气和气温相适宜的着装推荐。同时，部分智能衣柜具有自动整理衣物，自动熨烫衣物等智能化功能，为人们的出行以及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二）智能照明系统
智能照明系统是目前比较普遍的智能家居功能，照明系统囊括了整个住宅之中的所有照明灯光，通过遥控或者智能手机的控制，可以对智能家居中的照明系统进行全方位的调控。智能照明系统具有诸如办公、家庭影院、阅读、休息等多种照明模式，住宅主人只需遥控选择就可以在固定地点对整个住宅的灯光进行控制，既方便快捷，又可以避免忘记关灯等现象。有效为人们节约了能源，既灵活舒适又健康环保[3]。
（三）移动终端控制
由于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许多智能家居将智能手机作为整个住宅的遥控终端，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实现与整个住宅智能系统的交互。可以通过手机联网进行全宅灯光控制、音响控制、电器控制以及安全防控，非常方便快捷。小小的智能手机摇身一变成为家居的万能遥控器。
（四）网络远程控制
网络远程控制是近年来十分火爆的智能家居应用，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了对家居的远程监控和控制，在人们外出工作、旅行的时候，可以通过电脑、智能手机等设备对家居进行远程控制，例如在回家的路上提前遥控智能浴缸放好洗澡的热水，将家中空气进行通风换气，智能扫地机器人进行房间清扫等等。这些都可以在住宅主人不在家时通过远程遥控实现，方便快捷，效率极高，很大程度上为人们的生活节约了宝贵的时间[4]。
结束语：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越来越的人坚定不移地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作为高品质、信息化生活的代表，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物联网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为智能家居的发展和实现提供了强大的技术保证，物联网技术对智能家居的作用及影响也非常之巨大，相信随着信息技术更高层次发展，物联网技术将更加深入应用到智能家居中，更大程度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人类的生产生活以及发展提供更舒适的环境。
参考文献：
[1]何驰.谈物联网技术在智能家居领域的应用[J].改革与开放，2015，（03）：18-20.
[2]陈谧.智能家居的物联网技术及其应用[J].现代建筑电气，2014，（02）：47-49+63.
智能时代的概念篇10
关键词：图书出版业；智慧物流；物联网；发展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250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theinternetofthingsisprofoundlyaffectingthevarioussectorsofsociety，andtheintelligentlogisticsbasedoninformationtechnologyofinternetofthingshasalsoachievedanumberofprogress.inthispaper，theconceptandtechnologyofintelligentlogisticsareappliedinthebookpublishingindustry，anditputsforwardthecorrespondingcountermeasuresfortheproblemsoflowdegreeofcoordination，lowdegreeofinformationandlackofstrategicdevelopment，whichdohelptoimprovethesupplychainstructureofthebookpublishingindustryandisbeneficialtoprovidestandardizedlogisticsservices，soastorealizethehealthyandlong-termdevelopmentofthebookpublishingindustry.
Keywords：bookpublishingindustry；intelligentlogistics；internetofthings；developmentcountermeasureresearch
在当今互联网时代，随着物联网的应用和普及也带来了物流业全面的转型升级。特别是在当今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发展背景下，以物联网这项新兴技术为基础，注重信息化、系统化和网络化的智慧物流，已经开始覆盖各个行业的物流活动并逐渐产生重要影响。对于现今图书出版业物流面临的由于内部结构分散、未形成战略整合而引发的高成本和低效率问题，通过将智慧物流的理念和技术应用于当前的图书出版物流市场，将有助于实现物流基础资源的整合、物流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和物流信息的共享，这对实现图书出版业稳定而长远的发展至关重要。当前，智慧物流在国内重要物流领域已经开始实践，以此为契机，将智慧物流应用于图书出版业，这对于实现图书出版业物流资源管理和物流信息技术的整合、推进供应链服务一体化的发展，从而从整体上完善图书出版业的物流服务，都具有重要的发展价值和应用意义。
1智慧物流与物联网
1.1智慧物流的含义
智慧物流最早于2009年12月由华夏物联网、中国物流技术协会信息中心以及《物流技术与应用》编辑部联合提出[1]。智慧物流概念虽提出已有一段时间，但就其定义还未取得共识。目前很多学者对其概念还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一种观点认为，应把“智慧物流”看做一个名词，它代表着明显有别于当前物流形态的更高水平的物流形态；另一种观点认为，所谓智慧物流强调的重心为“智慧型的物流”，即在现有的理基础和技术基础上根据所需的物流服务提供简洁有效的物流服务功能，而并非某项固定物流形态的形容或判断[2]。
虽然对智慧物流的概念理解尚未统一，但立足于当前的互联网时代，多数学者普遍认为，智慧物流应以物联网的新兴技术为基础，在技术上实现物流服务的创新，实现物流服务过程中网络化、实时化的跟踪与智能控制，从而改善物流服务的各个环节以及相应的物流服务功能。
1.2智慧物流的功能
王之泰提出，要将智慧物流充分运用到实际中以求得符合潮流的发展，必须辩证的看待智慧物流，即“智慧物流”是应体现出物流活动中的动态概念与确定模式的辩证关系，而非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它是一个系统、综合的概念[2]。因此，对智慧物流的功能分析应分为从技术应用和综合管理两方面看待。
从技术应用方面来看，智慧物流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1）识别感知功能。即通过将物品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利用现代化定位和识别技术，快速实现对物品的识别，从而达到对物品的自动化管理。（2）优化决策功能。主要采用数据挖掘及云计算等数据分析技术，对物流活动中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一方面实现物流相关数据的信息化管理，另一方面可辅助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物流配送计划和方案。（3）定位追溯功能。主要采用卫星定位、射频识别等信息技术来对货物的位置和状态进行实时的跟踪处理，并对客户与管理者提供实时有效的信息反馈[1]。
从综合管理方面来看，为了体现出物流活动中的智慧，智慧物流应具备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管理理念，一方面要在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应用背景下通过数据驱动来辅助决策，另一方面要融合先进的管理理念，发挥人的能动性来丰富决策内容，要充分体现智慧物流的智能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创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