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管理制度篇1
1.特殊管理股的内涵
股份制的初衷是以入股的方式把分散的生产要素集中起来使用从而提高管理和生产效率。股份制企业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依据股东入股凭证来发行股票，一般而言，股票的投票权原则是“一股一票”。所谓特殊管理股是指每股具有较多投票权的股票，或通过企业特别规定，使特殊管理股具有对重大经营决策的一票否决权。特殊管理股本质上是一种类别股，是每股具有更高投票权的“特殊治理权力”的股权制度。撒切尔夫人在推动放松管制、私有化国有资产时施行了“黄金股”，在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后，国有资产的管理者———政府，作为黄金股持有人通常只占1%的股份，这1%的股份不参与分红，却掌握公司重大决策的一票否决权。在美国、加拿大、德国、丹麦、瑞士、挪威、芬兰、瑞典等国家，上市公司采取a、B股的双重股权结构(DualClassequity)，也即是说上市公司向外部投资人公开发行“一股一票”原则的a类股，同时公司初创者(或高管层)持有“一股多票”的B类股。对于双重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来说，如果公司被出售，这a、B两类股票将享有同等的派息和出售所得分配权。
2.特殊管理股的实施目的
从中外股份制的发展来看，上市公司发行具有不同权利的“类别股”，推出具有“特殊治理权力”股票的目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国家在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于维护公共利益(包括国家安全、环保、就业及投资保障)、防止公司治理失败(防止垄断、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等考虑，保留政府在改革后的混合所有制结构中享有对公司重大经营决策的“一票否决权”。其实，这一目的关乎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混合所有制建立后的“后控制”问题。(2)公司初创者通过分离现金流和控制权，从而实现对自己所创建公司的有效控制，保留特殊管理股。这样的“特殊治理权力”股份通常被称为“双重股权结构”。对于上市公司创始人来说，保有控制权和获得资本市场的融资经常是矛盾的，因为每一次股权融资都意味着创始人的股权被稀释，意味着创始股东的控制权被减弱。显然，双重股权结构是为了保障企业初创者的利益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公司的初创者在公司经过资本市场融资扩张后依然通过持有高投票权的股票对公司重大战略拥有决定权;与此同时，双重股权结构的存在也可防止企业的经营行为被股票市场的短期价值取向所左右或企业被恶意收购。如谷歌的投票权与现金流控制权分别为58.3%和18.3%，前者是后者的3.19倍。英国《每日邮报》、《每日电讯》也采取a、B股的双重股权结构，《每日邮报》投票股和非投票股构成为5%:95%，罗斯米尔家族继承人和信托基金持有绝大多数的投票股，对经营管理决策拥有绝对控制权。美英两国除了高科技公司的创始股东青睐双重股权结构之外，传统的报业公司为了保证办报立场和报纸可持续经营，往往也采取双重股权结构。
二、特殊管理股制度在我国文化传媒业适用的重点领域
2012年4月16日，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我国计划在5年内完成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并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将其转为企业;对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为文化传媒业的事转企、以及转企后的运营提供了方向性指导。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是整合各种资源，做大做强我国文化传媒业的重要途径。一方面，由于传统体制的影响，国有传媒企业普遍具有自有资金少的特点，仅凭自身积累很难迅速扩大规模、增强实力，无法满足发展新兴文化、传媒业态对资金和技术的需求，更难与境外跨国传媒集团相抗衡。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传媒业有大量的产品和服务属于纯粹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体现着价值观、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所以出于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政府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有对特殊文化传媒领域的控制权。显而易见，特殊管理股制度，既能真正推动重要国有文化传媒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做大做强，也能使政府在企业公共服务上保留一定的影响力。当然，并不是所有文化传媒领域都需要推行特殊管理股制度，我国采取分类改革的方法推动时政类传媒单位转变为公益类机构(保留事业单位性质)，推动非时政类传媒单位进行转企改制，特殊管理股实施的范围就是那些转制后的国有传媒企业。因此，本文将特殊管理股制度在我国文化传媒业的适用重点领域划分为两类:(1)战略性领域。文化传媒领域内战略性领域是以技术与知识为核心，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企业，具体包括重点数字出版、重点新闻网站、广电传输网络等企业。由于这些领域的发展，涉及到大量先进信息技术和专业人才，无论是舆论影响还是经济效益都是文化传媒产业发展的重要领域，同时也是未来国际竞争的重点。实施特殊管理股制度可以避免在完全开放状态下本土核心技术与人才的流失，同时也可避免这些企业在多元化股权过程中被海外投资者控制的情况发生。(2)政治导向性领域。文化传媒产业内有很多承担重要舆论引导职责，以文化传播为发展目标的企业。这类企业多集中于新闻出版领域，比如中央各部门、省级、副省级和省会城市党委机关所属的文化艺术、生活科普、财经等非时政类报刊社，以及都市报等。特殊管理股制度可以保证国有股东依法掌握和行使对这类企业重大事项决策权、宣传业务终审权和主要人事权，对这类企业坚持正确经营方向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同时特殊管理股制度也能激励企业高管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促进企业走上合理合规的健康发展道路。
三、保证特殊管理股有效实施的举措
其实，特殊管理股的制度设计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中早有先例。2003年，广东增城市政府为吸纳资金，加快口岸和码头的规划建设，在国有产权转让过程中实施了“黄金股”方案———即由出让方(增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象征性地保留1%的股权，政府拥有的这部分股权不参与分红，但保留对港口规划、发展以及其他重要事项的指导权，同时也在政策等方面协助企业度过难关。已有改革中出现的“黄金股”与现在要实行的特殊管理股制度的出发点不同。“黄金股”是国有企业演进成混合所有制时，想进入的民营资本希望政府保有重要投票权以降低项目规划的风险，并享有政府的倾斜政策，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推动，所以黄金股的实行带动了民营资本的投资;而现在实行的特殊管理股制度是国有文化传媒企业的创始股东要在混合所有制的进程中保有控制权，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动，所以特殊管理股有可能会导致文化传媒企业未来上市时股票的发行价格低于预期。要保证特殊管理股的有效实施，首先，需要在法律法规上有所调整，为制度的实施构建基础环境;其次，要把国有文化传媒企业培育成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完成对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驾驭;最后，作为即将实施特殊管理股的文化传媒企业要根据自身的定位和发展规划选准实施方法。
1.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推进文化传媒业特殊管理股制度建设
早期的美国资本市场不允许发行无投票权的股票，1898年，internationalSilver公司首先打破了这一规则，被允许发行无投票权股票，双重股权结构初现。尽管不同证券交易所出台过禁止公司发行不同投票权股票的规定，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美国三大证券交易所都接受了双重股权结构。2002年修订的《美国标准公司法》第6章“股份及发行”第a分章“股票”部分对类别股份进行了明确规定，第6.01节规定公司除法定必须设置的普通股外，可发行其它种类的股票。在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9章“股份种类和类别权”中规定，公司可以赋予不同种类的股票不同的权利，而种类股所表现出的“类别权”，就是指特定种类的股东在诸如股息和表决权以及清算时的权利等方面所享有的特别权利。此外，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在其《公司法》或《股份法》等相关法律中都规定了股票可以赋予持有人以不同的权利。可见，在发达国家，法律已经为类别股(双重股权甚至多重股权)的设置打下了基础。1992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制定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中可以找到类别股的身影，这个意见的第23条规定:“公司设置普通股，并可设置优先股。普通股股利在支付优先股股利之后分配。”1994年国务院证券委与体改委联合的《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第11条规定:“公司在任何时候均设置普通股;公司根据需要，经国务院授权的公司经审批部门批准，可以设置其他种类的股份。”从我国现行的《公司法》条文来看，对实施类别股份和特殊管理股制度是留有政策空间的。对于有限责任公司，我国《公司法》第42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而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能否发行除普通股之外的其他股份种类，《公司法》未做出具体明确的设计，只是在第131条规定:“国务院可以对公司发行本法规定以外的其他种类的股份，另行做出规定。”在主要发达国家的商事领域的立法中，双重股权(或类别股)制度的相关立法比较完备。与此相比，我国已有的法律规定中除了普通股，对于类别股的涉及仅是“优先于普通股股东以固定的股息分取公司收益”的优先股，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类型和资本结构还比较简单。从实践操作来看，对于不上市的国有文化传媒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在法律上是行得通的。对于上市公司推行特殊管理股制度，还需要国务院另行规定。因此，完善相关立法和法规，将有利于我国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推进特殊管理股制度。
2.着力培育市场主体，进一步提高我国文化传媒企业的竞争力
在推进经营性文化传媒单位转企改制过程中，要拓展现有的改革成果，加快“两制”(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完善改制后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文化传媒企业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资本结构和经营管理模式。我们曾对上市表现较好的16家广播影视业公司规模经济情况进行过研究，选择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作为因变量，以总资产和主营业务成本作为自变量，构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选取2005～2012年上市公司的相关财务数据来计算收益规模弹性系数，发现这些公司的收益规模弹性系数均小于1，说明现阶段我国广播影视业上市公司都不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国文化传媒企业发展不够成熟，规模化程度低的现实状态，同时说明我国文化传媒企业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不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核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厘清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要为企业创造出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企业要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下，无论是国有、民营、还是混合所有制，只有文化传媒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才能实现资源配置、资本筹集、产品开发和市场拓展等方面的自我驾驭和竞争实力;只有文化传媒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文化传媒业才能真正把转企改制与资源整合、结构调整、做大做强结合起来，从整体上提高我国文化传媒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
3.实施特殊管理股，要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传媒管理制度篇2
［关键词］传媒公司;预算管理;管理制度
随着我国传媒行业的兴起和发展，传媒公司不断加强内部管理，探索有利于公司高效发展的管理制度，力图增强公司发展活力，提高公司行业竞争力。预算管理是适用于现代传媒行业发展的科学管理制度，对于传媒公司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预算管理是指企业通过对经营行为和财务状况进行规划和预测，对经营过程进行合理控制，以促使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和经营效益的最大化。目前，预算管理在我国传媒公司中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大，在实践过程中呈现出诸多新特点，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总结。
1传媒公司预算管理的特点
1.1传媒公司预算管理具有全面性、全程化的特点
传媒公司的预算管理是全方位的，在人力成本计算、推广成本、材料成本预算、投资预算以及投资回报率的预算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统筹计划。预算管理是一个预测、指导、控制的管理过程，并不是编写计划就能一蹴而就的。传媒公司在执行预算的过程中，对于公司实际运作与预算的一致程度进行全程控制，对于与预算不相符的情况，会加以约束，确保内部运作与企业的整体战略目标一致。互联网催生了传媒行业非常多的增长点，比如网络剧、付费小说等，这就需要传媒公司在进行成本预算时，对新生项目进行全面的预算管理，这同样是创新产业模式，促进传媒行业共享互联网时代的红利的必要条件。
1.2传媒公司预算管理具有整体性、规范化的特点
传媒公司为了保证预算编制的统一性，会根据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和市场发展情况，制定公司预算的标准和规范，使各个部门按照统一的规则进行预算的编制和管理，以更好地实现公司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同时，编制预算和执行预算时，需要公司各部门、各管理层级都能统筹规划，严格执行，协调一致。预算管理不只是财务部门的职责，也不只是部门领导的职责，是需要全体员参与的过程管理制度。
1.3传媒公司预算管理具有前瞻性、预测性的特点
预算管理是对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对未来一段时间所面临的经营状况的预测和评估，为企业能够合理配置人力物力资源、提高资金流动和回报率，提供了有效的保障。传媒公司在编制预算时，致力于促进公司良好的发展前景和解决可能面临的运作问题，对于公司发展具有前瞻性的指导作用。根据企业之前运作中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下一年度的预算时，会充分预测企业运营各个环节的发展情况。
1.4传媒公司预算管理仍具有不完善性
1.4.1传媒公司预算管理存在理念陈旧的现象在新媒体经济发展如火如荼的形势下，传媒行业发展也是瞬息万变，传媒公司预算管理制度必须适应于不断变化的市场形势，很多传媒公司在预算管理理念上跟不上行业发展的变化，出现与公司发展现状脱节的现象。例如，某传统报业公司顺应行业发展潮流，营销部设立了微信公众平台，希望能够扩大公司受众群体，提高公司知名度，寻求促进企业发展的新思路，并且实际推广过程也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是公司财务部门对于新媒体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对于预算管理中出现的新项目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在年度预算中对于平台运作的预算为6万元，这远低于该公司公众平台运营的成本，导致该报业公司公众平台运作受阻，致使该公司在新媒体的领域中落后于同行业的竞争者。1.4.2传媒公司预算管理存在管理制度不完善的现象传媒公司作为文化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公司市场化操作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不成熟的方面。预算管理作为重要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之一，传媒公司在引入预算管理的过程中，存在很多内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致使预算管理体系混乱，预算管理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1.4.3传媒公司预算管理人员管理水平有待提高传媒公司的经营模式跟传统企业的模式存在很大差异，在成本控制、资金投入等方面存在特殊性，预算管理人员存在对于传媒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甚了解的情况，极容易导致预算跟执行存在很大出入的问题。例如，某传媒公司新入职的预算管理人员，由于之前没有传媒行业的从业经验，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忽略了传媒行业的一些特定的支出项目的重要性，传媒公司的图书推广会、读者见面会、约见访谈对象产生的差旅费等项目都没有进行合理的预算，反而对于接待费用的预算数额远超传媒行业的一般预算，导预算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诸多问题。1.4.4传媒公司预算管理存在管理方法单一的现象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下，传媒公司在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行业转型的过程中，拥有诸多创新项目。传统的预算管理手段并不能完全适应于传媒公司，传媒公司在预算管理方面重视程度仍然不够，投入的人力物力不足，管理方法单一，导致预算管理的积极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2进一步加强传媒公司预算管理的措施和途径
2.1传媒公司应该转变预算管理理念
传媒公司，尤其是由事业单位改制成的传媒公司，不能固守旧有的预算管理理念，要不断加强对传媒市场的研究，在充分合理地对资本、投入、产出、防范风险和收益分配等方面进行前瞻性预算，用以指导公司战略经营目标的实现。传媒公司应该认识到，预算管理应该是一个公司全程化的管理制过程，企业从管理层到具体的执行部门再到基层员工，都应该是参与到预算管理中去，从而确保预算的全面性和有效执行。同时，对于符合市场变化的新的管理方法和手段，传媒公司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同行业之间也可以加强沟通和互联，相互学习公司在预算管理方面的新模式，共创行业发展的新未来。
2.2传媒公司应该制定严格的预算管理制度
传媒公司应该依据市场形势的新变化，制定严格的预算管理制度。在财务部门中，设置专门的预算管理小组，在动员全体员工参与到预算编制的同时，对于相关工作必须进行专业化管理，建立完整的预算管理组织体系，确保预算管理发挥应有的作用。对公司年度预算目标要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定，在符合企业实际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根据企业经营战略目标来编制年度目标，以预算目标为导向，在执行预算的过程中，建立完善的预算监督体系，对于与预算严重不符的情况，相关管理部门必须进行严格的核实。
2.3传媒公司应该加强对人员的培训和管理
传媒公司应该重视对于预算管理相关人员的管理和培训，提升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同时对于新的财务管理理念和新的管理方法进行培训，开阔管理人员的视野，鼓励员工加强自身学习，为员工建立合理的晋升渠道，给予具有良好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的员工以合理的奖励，实现公司和员工的互利共赢。
2.4传媒公司预算管理应该充分利用新技术
新兴的科技手段，特别是互联网在我国的飞速发展，催生了许多新的经济形态，同时给传媒行业的发展也带来很多挑战和机遇，但是机遇大于挑战，与传统的传播方式相比，互联网的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影响力更大。传媒公司应该充分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寻求符合行业特点的预算管理的新方法。传媒公司可以通过建立公司内部统一的预算管理网络系统来实现预算的高效性和准确性，让全体员工都能参与到运算的制定和执行中来，共享管理信息，真正实现全面有效的公司预算管理。
传媒管理制度篇3
关键词：传媒产业政策解读、诉求与重构
一、有限开放的传媒产业政策
自中国传媒产业化1978年启动以来，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大众传媒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集团化为显著标志，市场引导、商业取向、消费主导倾向明显，都市生活、财经、文化娱乐类传媒发展迅猛，政治意识形态严重泛化的局面大为改观。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全方位地融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潮流并与之深刻互动，中国大众传媒产业和消费有力促动着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变革，传媒政策在民营资本和国外资本的开放领域屡有突破，但是迄今为止，和美国等国家的市场调节、商业驱动、产权多元、自由竞争、经贸自由化的传媒管控体制与政策引领的世界潮流相比较，中国大众传媒体制的变动总体上看来仍以原有体制内变革为主。
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首都几家报纸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报告，其后形成“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传媒体制构成了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体制演变的基调。围绕这一基调，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内变革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筹资方式社会化与市场化、逐项审批的中外合资合作、传媒集团化等方式为主要特点。
以报业为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传媒业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演变的趋势。1979年4月，财政部颁发《关于报社试行企业基金的实施办法》，明确报社是党的宣传事业单位，在财务上实行企业管理办法，从而使报业经营改革成为可能。1987年国家编制投入产业表，传媒也列入“信息、咨询服务业”；1988年3月新闻出版署、国际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了《关于报社、期刊舍、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报社多种经营合法化。1994年，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是我国第一家上市的传媒行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月15日，经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意，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准广州日报作为报业集团试点单位，组建我国第一家报业集团。1996年4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试点。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全称是‘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表明该报业集团已经转变为企业性质。
伴随着国有传媒单位“事业”—“企业”身份的趋势，民营传媒也或明或暗萌生着发展着。七、八十年代之交，民营书刊零售业得到政策许可，九十年代中叶影视音像节目制作民营之门开启，至2001年全国较有影响的民营音像企业约五、六十家，九十年代中国广告传媒对外对内大幅度开放。
2000年至2002年间，随着中国逼近wto，中国大众传媒领域经历了一定的徘徊。1999年底出台的国办发82号文件实际上不是一个开放的文件，总体上来讲是一个往里收的文件。第一它限制有线网基本上是不能上市了，第二是广电和邮电也不能相互进入了。2000年的制播分离，因为有人提出广播电视的制作权和播出权是统一的，不能分割它，所以广电总局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做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的多元化来代替制播分离的说法。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传媒投融资遭遇清理，有限的对外合作合资项目受到严控。在2001年广播电视清场中，有港资背景的中信泰富在跟湖南广电之争中退场出局。同年，国泰实业公司和《生活周刊》中断合资关系。贝塔斯曼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首席代表刘激扬先生在中国大陆姿态低调。国家广电总局准备允许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在广东省内提供有线电视服务的传闻2001年并没落实。“中国出版第一股”——湖南出版集团借壳丹东化纤上市的行动，在经过整整一年长达13轮的谈判后却悄然搁浅。这些事件之所以成为中国传媒界一时议论的热点，决非偶然。2000年下半年，“媒介产业化”和“制播分离”遭到否定。
然而，这一徘徊期是短暂的，即使在此时期内，中国大众传媒业的体制变革依然没有停止脚步。2001年年初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提出“宏观管理机制创新、微观领域结构创新、市场组织体系创新、投融资体制创新”四个创新。2001年5月，在中国证监会新版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已将传媒与文化产业定为上市公司13个基本产业门类之一，其下含出版、声像、广播电影电视、艺术、信息传播服务业5各大类。传媒资本经营开始引人关注，尽管国内传媒学者普遍认同当前中国传媒投资处在高风险期。就在2001年，资本掀动传媒投资潮，民营资本在其中推波助澜。山东三联计划三年斥资8000万元打造《经济观察报》，北大青鸟投资5000万元参股《京华时报》，湖南广电传媒耗资8600万元创办《财富中国》，巴士股份注资《上海商报》5000万元，占股50%，诚成文化投资《希望》杂志，赛迪传媒巨资推出电视节目《环球it报道》和《三联生活》，《成都商报》通过控股公司博瑞投资公司实现间接上市，海外传媒集团tom.Com、维阿柯姆、迪斯尼、新闻集团、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贝塔斯曼、福布斯公司、星传媒等进行频繁的商业试探。
2000年底至今，在普遍推行和加强审查与许可证制度的同时，中国传媒政策呈现在徘徊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态势，对民营和外资管制有所松动，产权多元化和投资自由化程度接近传统计划体制内变革的底线。
2000年10月25日的《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原则上同意外方投资影院，控股最高可达49%。2001年8月是中国传媒新政策有实质变动的月份，8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又称17号文件），明确推进传媒集团化改革和组建跨地区、多媒体大型新闻集团的目标，以积极的姿态回应传媒业融资、中外合资、跨媒体发展等问题。由此在中国传媒界引发连锁反应。2001年12月15日《电影管理条例》鼓励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以资助与投资形式参与摄制电影，允许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投资改造电影院。2003年3月，国产电影发行权全面开放，同年8月8日进口影片发行的第二家官方公司华影电影发行公司挂牌成立，此前的6月，中国七家民营企业首获国产电影国内发行资格。2003年11月，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长吴克宣布：“CeRa以后，国家已经认定，以后任何和香港合拍的影片，除了内地演员要占三分之一外，其他主创人员不再受到任何条件的限制。香港影片进口内地，不再受到任何进口配额的限制，也就是说，只要通过审查，香港影片就可以长驱直入内地市场。始于2003年中的电影分级制至同年11月初已进入起草阶段。2003年下半年，出现跨省合资影院和外资影院曲线进入中国的局面。2003年12月，政府将对电影立项和审查制度进行改革，12月1日起，国产电影在立项方面，除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特殊题材、国家资助影片、合拍片四类之外的影片不必再向广电总局申报剧本，只需提供3000字的故事概纲；作为试点单位，上影、长影等部分制片厂的影片将试行由地方自主申请、自主审查。同日，外商被允许进入制片，唯一的限制是不得控股。2002年6月，新闻集团放言有意参与中国付费电视建设。2003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给八家民营机构发放了电视剧制作甲种证。2003年11月4日，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浙江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和四川电视台经济频道结成合作伙伴，开创国内省级电视台跨区合作的先河。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发《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简称为19号文件；此外还有新闻出版总署的《治理报刊摊派细则》。有专家认为，本次改革的主要核心就是治理行政权力对报刊的介入。虽然过去政府也讲过要减少行政力量对报刊发展的介入，但远没有这次明确。“这次治理整顿给的出路很明确：报刊要走市场化道路。”2002年1月10日起施行的《中外合作音像制品分销企业管理办法》和2002年4月10日起施行的《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开始实现中国入世承诺。2003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倡言出版改革，在五年内开放外资在图书、报刊、音像制品销售和批发方面的业务，近期内对国内出版企事业逐步实行许可证制度，以便它们跨省经营，促进印刷业民间投资进程。2003年9月23日，中国首家拥有报刊总发行权的民营企业文德广运发行集团在京成立。2003年10月16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联合办《京报》。2003年11月4日，李嘉诚旗下的tom正式与三联书店协议组建北京三联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tom和三联分别持股49%与51%，这标志着海外资本首次进入大陆出版市场。
进入2004年，传媒管理体制进一步呈现开放姿态。2月11日《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的文件出现在国家广电总局的网站上。该《意见》中的一部分内容引人关注：允许各类所有制机构作为经营主体进入除新闻宣传外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在确保控股的前提下，可吸收国内社会资本探索进行股份制改造，条件成熟的广播电视节目（包括电视剧）生产营销企业经批准可以上市融资。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坚持面向市场，坚持国有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电影方面，为了促进电影产业的发展，广电总局年初颁布《关于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规定国有和民营机构可参与付费频道的合作。允许境外制片机构同境内国有电影制片单位合资组建由中方控股的影片制作公司。在付费频道引进节目的播放比例、外资在改造影院中的比例和华语影片的引进配额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放开。2004年4月初，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处透出消息，中央已决定进行出版体制改革，全国现有的527家官办出版社，除人民出版社一家保留事业单位的体制外，其他所有出版社都将转型为经营型企业单位，这标志着从去年就开始的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出版体制改革，正式拉开了帷幕。作为改革试点，国务院在4月5日正式批准中国出版集团改制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这个被称为“改革的最后一个堡垒”的行业里，中国传媒业政策开始驶入改制的快车道。
纵观最近二十多年中国大众传媒业发展状况，投资自由化和民营化涌动，并且愈趋扩大，这是中国大众传媒产业体制转型实质所在，意义重大，但是对其实际作用不可过高估计。
2001年8月的17号文件虽然对传媒业的投资已被认为是投资了，而不像以前认为是借款，但17号文件的规定是这种投资只能是传媒业内部的投资，或者是国有资本的投入，对于民间资本、外资的投入，在政策、体制面的角度来说，事实上还不是合法的。尽管有很多暗箱的运作，但事实上这样的一种运作风险是很大的。迄今为止，我国所有上市的传媒公司业绩并不理想，报业和广电集团如果严格按照企业标准来衡量，其经济效益大有疑问。究其原因，产权结构极为重要。如果不跟传媒产权结构的重建结合起来，传媒跨媒体、跨地区、跨产业变革很可能流于形式，实际效果不大。
所以，究其本质而言，近年中国传媒新政策开放程度前所未闻，但仍然以严格的政府管制为主要特征。在进入管制方面，传媒政策不允许私人办报（台）和传媒集团办报（台）。有资格办报的单位也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对于严格限制的市场少数进入许可，对于一般闲置的市场多家进入许可），才能获得办报许可和报纸刊号。从管制制度的形式上看，复杂的行政审批程序和严格的刊号控制构筑了进入传媒业的非常高的行政性门槛。在行为管制方面，传媒政策严格禁止或者限制传媒的产权交易，禁止或者严格限制外部资本进入传媒领域。最主要的管制手段就是实行主管、主办制，即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国有单位才能办传媒。此外还对传媒异地经营有严格的许可权限管制。
2002年2月1日起实施的新版《出版管理条例》再次明确声明设立出版单位的审批制度是我国出版管理制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一项制度。其包含两项重要内容——（1）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2）符合国家关于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这项政策的出台实际上宣布：传媒业的市场壁垒依然存在。
这样的传媒政策主观上是力图在传统计划模式中实现中国传媒业的飞跃；客观上，一方面有利于传媒体制创新，另一方面适应了传统传媒管制观念。结果是，传媒投资自由化和民营化没有实质性突破，传媒产权结构仍然是相当程度的一元化。按照国际经验来看，中国传媒产业能否做大作强仍是未知数。二传媒产业发展的政策诉求
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起步，我国传媒经历了事业单位、企事业混合型单位、企业单位的形态变更；传媒从原来依靠国家财政补贴，走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之路；传媒业也从传媒事业、传媒行业向传媒产业的方向发展。
但是，当传媒的产权多元化和投资自由化接近传统计划体制内变革的底线时，传媒产业制度瓶颈造成的“行政性市场垄断”的弊端更是一览无余。
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垄断依靠市场和行政的双重力量形成，既具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的特点，依靠行政组织和行政手段来推动垄断的形成和运行，又融进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垄断的成分，依托目前尚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来操纵垄断，是当前体制转轨过程中行政权力加市场力量而形成的特殊垄断，亦即“行政性市场垄断”。这种垄断在纵向的行业内，表现为行业垄断；在横向的区域内，表现为地区垄断。长期以来，受政府管制的影响，我国传媒业条块分割，形成了森严的行政壁垒和区域市场壁垒，传媒资源无法通过市场实现优化配置。所谓条块，从“条”的方面来说，就是按照国家的行政系统组织来进行，强调纵向的“归口管理”；从“块”的方面来说，就是强调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属地管理。这种条块限制，使得跨媒体的经营很难进行，也使一些实力雄厚的传媒无法向外扩张。这是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样的传媒体制使得传媒满怀豪情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却没有想到，他们所走向的仅仅是“市场”，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产业化和非市场化构成了现阶段传媒经济的内在矛盾。
具体的讲，第一，传媒在市场经济中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和企业法人的身份不明确。说是企业法人，传媒显然缺乏在市场上独立经营、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在编制上又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事业单位，而且有行政级别，媒介集团还具有政府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能，直属一级政府；说是事业法人，或机关法人，它又以赢利为目的，在媒体市场上冲锋陷阵，这种混乱的身份给媒介的产业经营带来很大的麻烦。对此，复旦大学童兵教授认为，中国传媒的性质是事业属性、产业属性和机关属性的混合体。第二，传媒产权不明晰。传媒身份的混乱和模糊直接影响着传媒产权的界定，表现为传媒资本所有者的缺位。谁来充任国资的代表是一个问题，党委只进行政治领导，它不是政府部门，不能行使所有者代表的职权；政府的广电、新闻出版部门不能既是媒介的管理者又是所有权的代表，因为这违反“政企分开”的原则，政府部门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虽然一些传媒集团也模拟现代法人治理结构规范了内部组织机构。但是，在国有产权制度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情况下，这种治理结构虽不同于传统治理结构，但也与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相距甚远，多数传媒集团实际上是“翻牌公司”。实际上，传媒业遇到的产权问题是国企改革中遇到的共同问题。第三，传媒在市场经济中应该享有的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难以落实。传媒身份和产权的特殊性使得传媒具有“官商”的特点。表现在传媒虽然走向市场，参与竞争，但没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加之严格的资本等级制度和行业壁垒构筑的巢穴使得传媒只生不死。同时媒介领导由政府指派，使得不同级别的媒介享有不同级别的政治优势，市场竞争从一开始就拉开了距离。
中国传媒产业之所以“暴利”，很大程度上与传媒获得的行政和市场双重垄断的地位有关。
放眼全球，中国的传媒产业在这种体制下绝没有做大作强的动力与能量。当代国际大众传媒产业主流的发展态势一目了然：在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世界发展总格局中，市场调节、商业驱动、民营产权、自由竞争、经贸自由化、科技革命整合而成为当代世界大众传媒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虽然从1998年起，中国传媒业的利润总额就超过了烟草业，跃居国家第四大支柱产业。但是，我国大众传媒业垄断性和封闭性明显，严重缺乏竞争力，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内在的发展要求无法通过市场实现。
湖南广电2001年在经营上遇到的困局折射出了传媒集团在市场上的盲动。《南方周末》文章《电视湘军虚火上升》披露：2001年上半年湖南卫视广告收入5700多万元，而支出却高达1.3亿元。湖南广电上市后筹集到资金4亿元都投入到了湖南广播电视中心，除了广电系统的办公需要外，建有四星级宾馆和一个世界公园以及高档的音乐喷泉。在人口只有一百多万和农业背景的长沙要收回资金难度可想而知。
回顾中国传媒产业化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媒介经营的个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向独立的企业法人过渡，并以市场平等、竞争的原则建构内外关系，从而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同类企业的集合体’——‘媒介产业’。”也就是说，传媒产业化发展具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必然要对“事业单位”的实现方式产生规定性影响，传媒既然走向产业化道路，就难以阻挡其经营管理的基本体制与运行机制同企业同化的趋势。相应地，政府的管控体制与政策也应该与传媒的产业性质发生互动。
传媒产业作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经济产业之一，其大部分是在现代经济活动中，通过为使用者提供消费文化和信息产品等，以此获取利润，市场经济和企业本位是其生命线。因此，除了对内容进行必要的政治监管之外，大众传媒产业中的大多数跟其它经济产业基本相同。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产权多元化、民营化是所有经济产业繁荣发展的基本条件。
与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权力中心垄断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通过进行资源配置和调节社会生产。它要求打破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高度控制，把政府掌握的经济权利归还给独立的市场主体。在西方学者眼里，“独立产权的利益和严肃的交易合同的结合就构成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
由此可见，传媒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应该具备以下特征：1通过市场能够进行资源的自发调节和配置；2相互独立的产权所有者能够进行自由的市场交换；3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4完善的法制。
具体的讲，“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传媒体制的改革要与传媒建立产权明晰与产权多元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要求相一致。
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是指现代的公司制度，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等，其主要特征就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其产权属于各个投资者，投资者以其投入公司的资本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法人以其经营的资本承担有限责任，在公司中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现代企业制度最典型的代表是公开上市公司。公开上市公司的股权比较分散，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分离。
对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来说，实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成为上市公司的企业，上市前的重组、改制使其建立起现代公司的框架；上市后，机构投资者和社会投资者既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用手投票”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又可以在二级市场上“用脚投票”买入卖出股票甚至对公司进行并购，这种强大的外部压力对于推进传媒机构的制度建设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与之相匹配，还要建立健全传媒资本市场，广泛开辟融资渠道，通过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传媒业的规模经营。此外，人力资源市场的完善也是传媒政策改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毕竟传媒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人的创造力。
简而言之，我国的传媒产业对体制与政策改革的诉求是：让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传媒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微观上，传媒能够通过规范的市场运作，实现自身所消耗的各种资源的价值补偿和价值增值。三传媒管制体制与政策的重构
2003年下半年，国内众多传媒学者和专家纷纷发表文章，断言就发展传媒产业而言，中国传媒体制内的改革已经到了底线，体制“革命性”转型迫在眉睫。
复旦大学童兵教授和上海大学郑涵博士不约而同的用“十字路口”形容当前传媒业发展困局。童兵教授指出：“对于中国传媒体制而言，改革正由边缘向腹地进发，目前正处于一个多重利益格局纠结与博弈的十字路口”。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则用“拐点”和“转型”概括局势。他认为:“我们需要在20余年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基础上真正地对于传媒业来一次比较深刻的、功能性、结构性的转型与改革了”，这是“当前发展阶段上解放传播生产力、促进传媒业发展的关键”。北京广播学院的周鸿铎教授、黄升民教授、复旦大学的李良荣教授也在学术演讲中多次提及传媒体制与产业的改革问题。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传媒体制变革的症结到底何在？
“喉舌”论以及由此衍生的“特殊产业”论应该是目前最难克服的观念障碍与制度屏障。在我国，传媒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是传媒最基本的性质，或者说是体制中最核心的问题。所以，传媒首要的任务是完成党和国家的宣传任务，引导舆论。以此为出发点，传媒产业化具有其相应的特殊性。传媒在市场行为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双丰收，但两者相比较社会效益还是第一位的。
“喉舌”论和“特殊产业”论是我们传媒管理部门一直坚守和奉行的一种理念与实践。其表现就是严格的进入管制和行为管制。可以说，这样的体制与政策很好的解决了“喉舌”功能的发挥与舆论的引导问题。但是“媒介机构本身也意识形态化了”，其结果就是在传媒领域陈旧的权力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前者寄生于后者，扭曲后者；传媒产业国股一枝独大，产权高度一元，传媒产业却丧失了在市场上应该具备的竞争力。
很显然，在如何发展中国媒介产业的认识上，我们存在误区。其一，在传媒属性与功能上存在误区，把传媒工具误认为意识形态。其实，传媒的政治属性与功能只是传媒众多属性与功能中的一个，而且，也不是所有传媒都具有或显示出强烈的政治属性与功能。现今传媒产业属性与功能的凸起即使自然属性与功能的复归，也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其二，在引导舆论上存在误区，把掌握舆论工具误认为掌握了舆论。舆论工具、舆论导向与舆论三者根本不是同一个范畴的概念：舆论工具是无路形态的东西；舆论导向是观念形态的东西；舆论是社会形态的东西。
所以，中国对传媒领域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不是因为西方经典管制理论中强调的起因“市场失效”，而是源自意识形态的需要和计划经济的惯性与本能。
在当前，传媒管理部门应该有两点认识：发展传媒产业并不是对传媒政治属性和功能的侵蚀，营造传媒产业发展的宏观环境也应该是传媒管制体制与政策的环节之一；让民营资本和外资资本进入传媒投资领域，搞传媒产权多元化，是有利于传媒产业引进竞争力，搞活传媒产业的。简单的说，就是应该让传媒要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活动主体。
至于传媒的“喉舌”功能是一个重点，但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不是传媒管制体制与政策的全部。
当今中国大众传媒产业的改革之路，就是放松政府的传媒进入管制与传媒产权管制，建立与市场经济匹配的管制体制与政策。具体的讲就是“办好党办传媒，逐步放开民营传媒”。
当然，放开民营传媒也是应该分阶段的，目前仍须严控电子传媒的播出系统，放开节目制作，而对于纸质传媒中娱乐性和生活类以及财经等政治意识形态相对比较弱的或没多少政治意识形态的，宜试点开放民办传媒，并逐步扩大，最终建立传媒市场的准入许可制度。
国外传媒产业放松政府管制对我国传媒产业体制与政策革新有着很好的启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逐步放松了政府对传媒产业的管制。最典型的就是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新电信法。这一政策性的改变，大幅度地吸引了私有资本进入媒产业，增强了本国的传媒产业实力，保证了美英等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
那么，“办好党办传媒，逐步放开民营传媒”，是否是否定了“党管传媒”的原则呢？这里必须澄清几大观念问题。
首先，“党管传媒”不等于“党办传媒”，“党办传媒”只是“党管传媒”的具体实现形态之一。“党管传媒”等同于“党办传媒”，这一大众传媒管理体制是传统计划经济和一切政治挂帅（即大政府与小社会）的产物。它已严重不适应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了。
第二，“党管传媒”的宗旨是繁荣社会主义传媒产业，而不是保守一个“虚胖”的和“积贫积弱”的传媒发展状态。随着我党由革命党变而为执政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随着非或淡政治意识形态的消费文化和信息文化市场的巨大拓展，“党管传媒”应该与时俱进，区分强政治意识和弱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媒，控制前者，逐步放开后者；由直接经办，改为通过国家宏观行政调控，党的机构在微观上以对传媒内容的政治监管来体现“党管传媒”原则。这样既能搞活大众传媒，又保证了传媒的政治倾向。在过渡时期，可以采取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威权主义传媒管理模式，新加坡、马来西亚有民营传媒（包括平面与电子的传媒），但是由于实行威权主义的传媒体制（诸如严格的内容限制与审查等），并没有造成对政府和社会大的冲击。除此之外，对民营传媒还有许多控制方法，例如许可证制度以及数量控制，提高申办传媒的经济门槛。一般而言，大企业有避免政治风险的强烈倾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合资合作传媒基本上是稳妥的。
第三，逐步放开以消费文化为主的传媒产业，不会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稳定造成冲击。现当代文化理论，无论是批判的，还是肯定的，基本上都强调当代消费文化在政治上对社会制度的保护作用和对社会矛盾的调和作用。
传媒管理制度篇4
摘要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报业集团在人事管理机制方面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象，应尽可能在组织结构重组、管理思维上进行变革，体现“良性路径依赖”，避免制度变迁进入“锁定”状态，出现“非良性路径依赖”现象。制度变迁的转型有助于提高我国报业集团媒介管理的“软实力”，而有效配置人力资源、发挥管理的协同效应，则是我国报业集团顺利实现媒介融合的重要举措之一。
关键词媒介融合；报业集团；人事管理；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G231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周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4
2014年8月18日，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中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介融合发展，媒介融合成为我国的一项国家战略。在这一国家战略的主导下，我国各级报业集团纷纷实施媒介融合战略，媒介融合成为当下我国传统纸媒面临的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在我国报业集团媒介融合的探索之路中，其内部的人事管理机制发挥着重要的“稳定器”和“平衡阀”的作用。本文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报业集团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人事管理机制变革，拟在该研究领域进行初步探索。
一、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报业集团人事管理机制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是新经济制度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C．north)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认为，可以用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方法来分析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认为，沿着既有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被称为良性路径依赖（也称为“诺思路径依赖i”）；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被称为非良性路径依赖（也称为“诺思路径依赖ii”）［1］。长期以来，我国报业集团人事管理沿袭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机制，政府规制和刚性色彩浓厚，在报业集团组织结构重组、管理思维上，应加大变革力度，尽可能实现良性路径依赖，避免非良性路径依赖。
在新闻生产流程再造上，我国报业集团内部的编辑部整合改造虽起步较晚，但已取得一定的效果，一些报业集团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良性路径依赖。如人民日报社组建“中央厨房”（全媒体平台）推进深度融合，人民日报客户端从2014年6月12日上线至今，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自主下载量已超过4500万[2]。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中央编辑部”，实现新闻生产的“统一指挥、统一把关；滚动采访、滚动；多元呈现、多媒传播”。2012年2月，国内第一个物理形态的中央控制台——“南方都市报全媒体信息集成中心”成立，将新闻采集、分析、传播、营销、服务等报业组织机构实行模块化、扁平化。2013年10月上海报业集团成立之后，新媒体业务成为该集团发展的重要突破方向，2014年7月22日凌晨，澎湃新闻正式上线，成为上海报业集团的一个重要的新媒体产品代表[3]。尽管我国各级报业集团在现阶段取得了一些媒介融合的成果，但仍有一些学者对此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黄鑫宇认为，在全媒体时代，基于不可预知的市场竞争因素，报业呈压扁组织结构、迅速组合的“模块化”发展趋势[4]。目前我国报业集团媒介融合尚处于探索之中，良性路径依赖和非良性路径依赖是一种相互转换的关系，处于动态变动之中，我国报业集团在媒体矩阵、组织架构、采编流程等方面，其内部的采编部门和新媒体部门之间仍未真正打通，新闻的一次采集、分类加工、即时生产、融合的“中央厨房式”的一体化生产链条尚在摸索。我国报业集团在新闻生产流程再造方面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未来报业市场的进一步萎缩，必将推动我国报业集团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组织结构重组模式。
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由历史选择决定的，即便所选择的路径是错误的，制度变迁也有可能陷入“锁定”状态，束缚传媒发展[5]。目前学界和传媒业界的共识是：建设新媒体并非将传统媒体的内容简单移植到互联网平台上。我国报业集团媒介融合的管理者大多由传统纸媒新闻采编人员转型而来，媒介融合管理者还保留原来的思维定势，由于惯性思维的影响，容易顺着“办报”的原有思路办新媒体，会导致思维的僵化，出现“锁定”状态，出现非良性路径依赖，造成媒介融合低效。因此，媒介融合管理者需要进一步提高对互联网思维的认识，积极运用互联网思维，注意发挥媒介融合的优势，摆脱报业集团人事管理制度的非良性路径依赖，除了充分吸收报业集团人事管理机制的惯用做法之外，还应因地制宜，稳慎推进报业集团跨区域、跨行业、跨媒体发展，避免照搬、沿用原有不利于激发员工积极性的人事管理机制。
二、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报业集团人事管理机制变革的路径突破
林毅夫将制度变迁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他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6]。我国一些新闻传播学者如胡正荣、周劲、陈戈、石培龙、王守国等从传媒制度变迁的阶段性、制度困境及意识形态根源、制度变迁的路径问题等不同角度，结合制度变迁理论，对传媒产业制度变迁进行了初步研究。具体到我国报业集团人事管理制度变迁这个研究领域，笔者认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并非单独起作用，这两种制度变迁模型往往交替起作用。多年以来，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在我国报业集团改革中相互作用，前者起到主导作用，后者起到补充作用。我国报业集团属事业性质的新闻文化单位，各级政府人社部门在聘用制度、岗位管理、公开招聘、竞聘上岗、考核培训、奖励表彰、处分申诉、争议处理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度。这些政府规制内容，从政府规制主体上划分，属公共的政府规制；从政府规制的作用与效果上划分，属激励性政府规制；从政府规制的方式上划分，属直接政府规制。这些人事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度，呈现出社会性政府规制的要求，承担着减少我国传媒市场的负外部性，增加传媒市场正外部性的职能，体现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
同时，我国报业集团基于自身发展，在人事管理机制上白下而上进行了一些创新和变革，如拓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发展空间，激活新闻采编人员活力，实行首席专家制度，这些人事管理变革的举措体现出诱致性制度变迁自发性、盈利性、渐进性、边际性等特点。2015年4月28日，上海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上海报业集团采编专业职务序列改革方案》，体现了上下结合、利益诱致的制度变迁方式。为实现媒介融合的制度变迁内容，上海报业集团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制度变迁的主要目标，通过建立“首席记者”“高级记者”“资深记者”等新闻采编业务序列（属纯业务序列、有别于“总编辑、部门主任、部门副主任”等行政序列职务），改变原有报社内部职务晋升“写而优则仕”的传统模式，为好记者、好编辑设计职业生涯规划，提供新的职业发展空间［7］。
（一）在转换用人机制上进行变革，体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
为实现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实现“共赢共长”，在我国报业集团内部，应按照事业单位的性质和特点，建立依法规范、灵活高效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机制，建立一种和谐劳动关系，保障国家、报业集团和员工等多方利益：从国家层面而言，依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履行依法规范管理的义务，突出对报业集团工作人员的制度约束和权益保障，体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特色；从报业集团层面而言，建立一种合同聘用、公平竞争的用人机制，逐步实现报业集团工作人员良性的“进、管、出”机制；从报业集团员工层面而言，明确报业集团与工作人员之间的主体平等地位，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依法履行职责，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在组织结构、学习培训上进行变革，体现诱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
2009年，《华盛顿邮报》进行机构重组，设计内容生产和编辑制作两个方面，整合后，记者编辑跨部门、跨平台的协同能力大大提高，报纸和网络业务上的整合进一步促进[8]。在我国，一些报业集团在新媒体组织结构设置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在集团层面已基本实现新媒体中心、数据库业务部、信息技术中心、边锋四大模块构成的技术平台，初步构建全媒介融合智能信息服务平台。但我国报业集团大多注重“报网互动”，在设置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方面进行“增量”变革，在“互联网+”的趋势下，报业集团在自身的“存量”变革上，却办法和手段不多，传统报纸业务和新媒体业务的互联互通亟待加强。因此，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组织结构上需根据报业集团媒介融合发展的需要，体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遵循新闻传播和新媒体发展规律，科学设置组织结构。
在学习培训上，我国一些报业集团十分注重员工的培训，通过举办讲坛或讲座等形式，培养新闻采编、综合管理、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复合型人才，培养适应报业集团融合发展的全媒体人才，加大传媒学习型组织建设的力度。我国一些学者对传媒学习型组织建设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国秋华提出，从传媒学习型组织建设来实现知识资本的运作与整合，最终培育出核心竞争力，她建构了以人员、组织、技术、学习、知识、管理为核心要素的传媒学习型组织系统模型[9]。在学习型组织建设方面，我国报业集团应注重加大对现有传统新闻采编人才的培养和训练，使之成为既熟悉传统报业新闻采编规律，又掌握新媒体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我国报业集团在内部员工中应普及互联网思维，提升运用互联网技术的能力和素质，以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的需要。
（三）在收入分配、激励保障上进行变革，体现诱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
目前，我国新媒体行业人才缺口巨大，据统计，我国新媒体上市公司的数量已为传统媒体的2-3倍，目前对网页设计、网络编辑、美工、手机软件开发等新媒体人才需求量巨大[10]。我国现有一些媒体的技术力量薄弱，既缺人才也缺资金，却盲目上马“大数据”“云计算”项目；有的媒体忽略以人为本，优秀人才引不进来，业务骨干却流失严重[11]。在我国报业集团内部，熟悉网络规律和市场的新媒体人才十分缺乏，为引进和留住现有新媒体人才，在收入分配机制上，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体现“奖勤罚懒、按劳分配”的原则，根据新媒体部门的总体效益情况确定工资薪酬水平，新媒体部门员工的工资水平随总体效益而上下浮动。同时以岗定酬，以岗位确定绩效收入，按岗定酬，岗变酬变，向关键岗位倾斜，打破“平均主义”，重奖有突出贡献的新媒体人才。如《萧山日报》在全媒体经营上采取风险承包、目标管理、部室经营、公司四大模式，对下属各公司（经济实体）实行基础奖、效益奖、特殊贡献奖，根据收入或利润完成的不同情况按级别奖励；下属公司（经济实体）新任总（副）经理实现与行政职务脱钩，其薪酬待遇与公司（实体）效益关联。
在组织中，激励就是激发、引导组织成员的行为，使其努力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激励的目的是为了调动组织成员工作的积极性，激发他们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提高组织的效率[12]。一般来说，报业集团的激励机制包括三个维度。
首先，物质激励的维度。为满足报业集团各类人才在物质上的需求，需要给予其物质激励。当下，在“新媒体战”和监管环境严峻的背景下，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记者，都出现了离职潮[13]。在与新媒体的竞争中，传统纸媒除内容优势外，在媒体平台、受众规模、资本实力、体制机制、人才结构等方面劣势明显[14]。因此，我国报业集团需按照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要求，实行报酬激励制度变革，采取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丰厚报酬，可有效地吸引和留住各类人才。为充分调动新闻采编人员的积极性，变革僵化的用人制度，以应对新媒体的冲击，上海报业集团在采编专业职务序列改革中，坚持“导向为先、内容为王、受众为本、采编为宝”，体现了传媒制度变迁的社会价值取向；同时对内部原有薪酬制度进行革新，对表现优秀的纯业务序列的记者和编辑，规定其收入可以高于行政序列职务的部门主任、副总编辑甚至总编辑，体现了传媒制度变迁的经济价值取向。目前我国已有少数报业集团已开始探索实行股权激励，还有一些报业集团或报社在新媒体发展上不断探索激励政策。如《钱江晚报》将新媒体运营收入，100%用于新媒体发展，用于再投入和团队激励，该报“升学宝”微信获浙江日报报业集团70万元孵化资金支助项目。
其次，精神激励的维度。报业集团的精神激励包括事业激励、声誉和地位激励、权力激励、竞争激励、情感激励等。报业集团应灵活地运用不同的精神激励方法，采取竞聘上岗等方式，有效晋升新媒体人才的行政职务或专业技术职务。上海报业集团的采编专业职务序列改革则较好地体现了精神激励的原则，体现出诱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
再次，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的维度。报业集团在实施激励的过程中，应正确处理好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的关系，不能简单只采取某种单一的激励措施。我国报业集团新媒体人才的流失是激励制度失败的重要表现。根据绩效函数p=F(m×aB×e)，员工工作绩效不仅取决于m（即工作积极性[激励水平]）和员工自身的工作能力aB，而且还与e（即工作条件[环境]密切相关）。所以，报业集团不仅要对新媒体人才进行充分激励，而且要为新媒体人才发挥自身能力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这种环境不仅包括良好的物理工作环境，而且还包括舒适的人文环境。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近期出台《互联网技术人员管理办法》，参照互联网企业对技术人员职业发展管理的实践，对技术人员晋升设计了“技术通道”“管理通道”双向畅通的职业通道，以改变传统媒体技术人才队伍薄弱的状况，为媒体融合发展打牢基础。
三、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报业集团人事管理机制变革的协同效应
从改革开放以来到21世纪初，在制度变迁的推动下，我国传媒经济运行中的垄断力量逐渐减少，经济性垄断力量不断提升[15]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如何提高我国报业集团人事管理的效率，发挥人事管理机制变革的协同效应，提升传媒经济运行中的经济性垄断力量，将是今后报业集团人事改革的一个重要取向。
（一）转换制度变迁方式
在报业集团人事管理改革过程中，制度的推动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在媒介融合初期，发挥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引擎”效应，这是报业集团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媒介融合打开局面之后，应充分发挥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协同效应，让不同的利益主体获得相应的物质或精神的报酬，激发最大能量。在传媒改革中，“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效率较高，但产生的效益不一定就高。诱致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安排上往往契合现实需求，但是速度比较慢，制度安排效率较低。”[16]因此，在报业集团应根据实际情况，在人事管理制度变革中适时变换制度变迁的方式，充分发挥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提高报业集团员工的积极性。
（二）有效配置人力资源
在媒介融合过程中，我国报业集团充分发挥管理、专业技术、工勤三类岗位人力资源的专长，使员工的能力与相应的岗位对应。从纵向上来讲，报业集团员工各有不同的能级地位，在我国，包括报业集团在内的事业单位按岗位进行管理，管理岗位分一至十级、专业技术岗位分一至十三级、工勤岗位分一至五级，如果员工的工作与其能级地位不匹配，就会出现人力使用不当和低效的情况。
在媒介融合过程中，报业集团应充分考虑管理、专业技术、工勤三类岗位员工的长处，发挥各自的优点，有效配置人力资源。对报业集团的人力资源进行分类管理，尊重不同类型员工的劳动成果，是科学合理地使用各类人才的主要保障。报业集团人事管理机制改革应明确传统新闻采编部门和新媒体部门不同岗位的人员配置，做到能级对应，激发传统新闻采编部门和新媒体部门员工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三）发挥管理协同效应
管理协同效应对报业集团形成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保障和支撑作用。因此，我国报业集团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应注重发挥人事制度的管理协同效应。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推动下，基于人事管理的协同效应，报业集团的经营管理部门会更加积极追求报业集团的广告、发行、印刷和其它经营实体的多元化收入，努力改变依靠广告的单一盈利模式，改善媒介产业的盈利结构。尽管在报业集团内部，传统新闻采编部门和新媒体部门的职能和岗位要求存在很大差距，但是有效协同不同部门之间关系是提高管理效率和实现传统报业和新媒体产业两者均衡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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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管理制度篇5
关键词：传媒项目管理组织结构
加拿大媒体巨头汤姆森集团和英国路透集团于2007年5月就合并事宜达成一致，两家公司合并成功后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信息提供商。这一事件将近年来全球传媒产业集团化的发展推到了极致。在国内，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北京青年报社和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联合打造的面向全国的财经类日报《第一财经日报》2004年正式出版，标志着国内第一个跨区域、跨媒体的传媒形式的问世，由此，也将中国传媒集团化运作的探索引入一个新阶段。而近60家的报业传媒集团、广播影视集团的重组、合并实践表明，组建传媒集团过程中开始暴露出了诸如“有规模无效益”、简单化合并等问题。传媒集团正面临着采用何种组织结构才能更有效进行管理的问题。
传媒集团项目化管理的必要性
哈罗德·科兹纳认为，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中，各管理层次之间总是存在着等级和威望的鸿沟，在组织的工作单元之间，也存在许多职能的鸿沟。因为管理鸿沟和职能鸿沟叠加，公司及其所属业务的管理就被分割成许多孤立的业务组织“操作岛”，并拒绝彼此之间的沟通和联系。项目管理则充分地使用了组织内的现有资源，通过使工作在水平和垂直两个职能方向顺畅地进行而将工作做得更好。
随着传媒集团的组建，集团内组织机构出现了一定的整合。如运用“加法”与“减法”，即在集团范围内初步实现了一定意义的“合并同类项”，如成立跨部门的新闻中心、编辑中心、制作中心等。但由于缺乏科学管理，在组织结构的调整上缺乏战略性层面的运作，所以在新闻信息生产等核心竞争力领域，还没有形成有效地融合与共享的组织机制，从而难以体现出集团化资源整合共享的优势。
分析资源整合平台下的传媒集团资源共享项目，其依然满足项目的一性次、生命周期性、约束性、整体性等属性，适宜于利用项目管理的思想、方法、技术进行科学管理。随着传媒集团化的发展，项目将成为集团的基础。随着需求的多样性，越来越多的集团发现自己的工作多以跨越人力资源、财务、出版、策划等多个部门的项目形式进行，比如，湖南电广传媒从媒体广告的单一主业扩张到旅游、地产、投资咨询、影视、会展、有线网络、网络媒体、期刊、电视节目、调查业等10个领域。“第一财经”期待其品牌下的广播、电视、报纸、网站、出版等跨媒体整合、资源共享战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自己成长为中国强有力的专业财经信息供应商。2005年，中国教育电视台在“五一”长假集中推出的《非常24小时》社会纪录片《我的太阳》，从选题创意到节目的经营管理，贯穿节目运作全过程的项目管理方式在“幕后”发挥了强大的功能作用。光线传媒利用平均每周4位明星前来做客的机会，电视、广播、纸媒介等栏目4次利用，资源共享的操作大大降低了栏目的制作成本，同时增强了光线传媒在电视制作领域的竞争能力。
作为正在进行企业化改制的传媒集团来说，既然引进项目化管理是可行的，那么，设置与项目化管理相适应的组织模式就同样是可行的。
传媒集团项目化管理对组织结构的要求
高效的组织系统建立，是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先决条件。当前在传媒集团体制创新中，如何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是所有传媒集团面临的共同难题。针对业内一直存在着的“条式”与“块状”两种不同整合方式的争议，通过引入项目管理，可以将各子组织同时进行的项目群进行系统性统筹，通过协同管理，从整体上平衡条式与块状整合优劣之争。
我国传媒集团基本上都是在行政方式推动组建下并沿袭着“事业体制、企业化运营”的体制形态，多数传媒集团组织结构形式目前多停留在职能型和事业部型这两种形式。引进项目化管理，首要的基础任务就是对集团组织结构的调整，否则，没有机制基础，旧瓶装新酒，很难达到预期的资源整合共享的目的。
在组织结构各种形式中，直线式、职能式、事业部式和矩阵式各具特点，但矩阵式正是建立在项目的生命周期性、人力资源不均衡性、多项目并行、资源共享等属性之上，这一点与当前传媒集团的现状相适应。当传媒集团越来越基于项目化形式展开跨部门资源共享，以共享品牌优势实现成本最低产出最优时，采用适应项目管理的矩阵式组织结构就是势在必行的。同时，采用矩阵式组织结构有利于将过去传媒界沿袭多年的事业单位内向型“金字塔”式行政管理模式引向科学化企业管理之路。
在国际传媒界，一些大的传媒集团为了协同创造价值，专门化的整合和协调机构应运而生。维亚康姆的各个层面上都产生了整合协调机构，以销售为例，负责发行和跨平台交叉营销的机构就包括联合国际电影公司、派拉蒙家庭娱乐公司等7家公司。维亚康姆集团建有执行委员会，其娱乐企业、西蒙出版社、mtV、百视达等企业的最高主管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通过委员会大家可以了解彼此的主要业务和计划，发掘彼此之间的互利方式，就业务之间的联系进行广泛的探讨和争论。
实行项目化管理的矩阵式组织结构，对于传媒集团而言，最大的收益在于将集团内重大跨部门的战略项目引入科学化的决策和计划机制。集团项目部将从项目化管理的角度，利用项目决策机制、目标优化矩阵、项目风险评估、成本分析、Swot分析等科学管理手段，对项目进行有效计划与控制。对于当前传媒集团面临的规模扩张、集团结构和财务管理三方面风险，可以从组织结构层面开始，在战略框架内，从项目风险管理、成本管理、进程管理等系统化、动态化管理中有效地化解。
项目经理在传媒集团中的设置和工作机制的确定
传媒集团引进项目化管理进行资源整合共享的难点在于共享平台和机制的搭建与设置，即组织结构和项目经理在传媒集团中的设置和工作机制的确定。
传媒集团引进项目化管理进行资源整合共享的难点在于共享平台和机制的搭建与设置，即组织结构和项目经理在传媒集团中的设置和工作机制的确定。
从项目管理的关键路径理论出发，传媒集团建立适应项目化管理的组织结构的关键在于两方面：一是矩阵式组织结构中选择强矩阵、弱矩阵还是平衡矩阵，二是项目经理的设置与选择。同时，应注意区分编委会与项目部的不同。
（一）矩阵组织三种形式的适应性
矩阵式组织结构有弱矩阵、平衡矩阵和强矩阵三种模式。区别在于项目负责人即项目经理权限的大小设置。根据项目管理理论，传媒集团在建立共享机制时，首先应该根据集团内共享的程度、频度等现实情况，选取最适合的一种组织形式。
根据当前传媒业的现状，笔者认为，应用矩阵式组织结构对传媒集团进行资源共享项目化管理时，宜采用强矩阵模式。原因在于，目前传媒集团还未进行真正完全的企业化改制，相当多的集团下属部门还处在职能式的管理阶段，如果采用弱矩阵或平衡矩阵，因为没有项目管理基础，团队内的普通成员充当项目经理还缺乏认可与可操作性，而利用项目团队内的动态项目经理，也会在实际运作中遭遇同级其他部门负责人的阻力。
由于传媒集团内部跨行业、跨部门的资源共享项目往往需要集团内各职能部门的通力支持，所以设置项目部，项目部负责人成为集团领导成员，并形成集团最高决策层直接领导项目部内各项目经理的强矩阵式组织形式更适宜于传媒集团项目化管理的现实需要。实行强矩阵组织形式既可充分发挥项目经理对集团内项目化运作的领导控制作用，中间环节少、决策快、效率高，又可以减少管理层次，加强组织控制能力，有效地在多目标、多任务共进的同时确保组织目标的实现。
（二）编委会与项目部
有学者认为，传统传媒组织中的编辑委员会就是项目管理中的项目部，其实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
首先，编委会一般是媒体各部门中层以上领导就报道内容、出版等具体事宜举行的定期联席会议。传媒集团成立后，编辑委员会产生了变化，有的扩大了范围，使得经营与编采更多部门加入，有的则分化为更多小的编委会。不管如何分化，编委会始终是一种会议制度，其实质是一种沟通手段，而不是职能部门。而项目部是一种正式组织形式，是以正式的制度明确下来对项目进行运作、协调、管理的机构。
其次，编委会重沟通与协调，执行并不是它的主要任务，而项目部则是职能部门，沟通、协调是它的手段，通过沟通协调要完成项目目标。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传媒的编委会最后演变为统一大家思想为“一把手”意见的“通气会”的原因。
再次，因为编委会与会者大多是以职能划分的部门负责人，在会议上沟通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各自部门利益最大化，这一点与项目部负责人有着明显的区别，以项目为指向的项目部，因为要完成跨部门的明确任务，其思维正是淡化部门利益，强调集团整体利益与战略大局。所以，传统的编委会有时会开成各部门利益“争夺战”，而共享、整合与沟通的作用因为没有制度化保障最后都流于形式。
（三）传媒项目经理的设置与选择
有人建议，设置不属于三方、直接隶属于总编辑的工作室或“自由人”，负责三方都难以单独运作且缺乏内在驱动力的工作，如市场调研、品牌推广、研究咨询；从“版内经济”到“版外经济”，从有形资产到无形资产的经营谋划；制定详尽的业务技术守则、编制年度策划报道计划等等。南方报业集团旗下奥一网的曾平治在论及传媒集团内报纸与网络协同共享问题时认为，需要建立信息通报机制，项目牵头人机制等相应的机制。
其实，建议中的“自由人”、“牵头人”正是项目经理的角色及工作机制。有学者认为，矩阵式报业集团组织结构的劣势是“管理成本高，各部门之间纠葛多，管理程序比较复杂，容易降低管理效率。”其实，这位学者担心的情况，正是因为在传媒集团内项目经理缺位的情况下推行项目化管理造成的后果。
在传媒集团内设项目管理部，可下设若干项目经理，包括采编、广告、发行、营销、公关等职能项目，并设置动态跨职能的项目小组。如以产品（频道、版面、稿件、栏目）为核心的项目经理，通过整合集团内资源，从可行性分析、策划、风险评估、计划优化到生产、销售、实施后效果评价等多方面，高效、灵活地随时调度组织多兵种协同作战；也可以随时整合频道、版面资源，对重点产品项目形成内容规模效应，并辅之以营销、公关配合。在传媒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专设的项目部可以用最快速度启动事关集团战略的重大项目，及时整合集团多种资源协作流程，用组织机制确保整合共享的效率与效益。
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传媒集团资源共享机制中，传媒项目经理将成为一种新兴而又重要的角色，同时，随着传媒集团逐渐采用项目化管理的矩阵式组织结构，将为传媒集团搭建一个更加顺畅、协调的资源整合与共享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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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管理制度篇6
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的相关精神和我国传媒业发展的实践、重点和难点等情况，可以预测，2014年我国传媒改革和发展的焦点在于如下十大关键问题。
问题一：传统媒体出现一定面积的亏损
2012年以来，在互联网媒体的猛烈冲击下，传统媒体尤其是纸质媒体的广告实收额一直处于15%～20%的高速下滑通道，如果2014年依然维持这样的下滑趋势，则2014年和2012年相比，其广告实收额会下降四成甚至被腰斩，传统媒体将会出现一定面积的亏损。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媒体怎么办？一方面必须加快转型，另一方面必须提升自身的核心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做优做精传统业务，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以支撑转型。
问题二：转型
目前，虽然转型已经成为传统媒体的共识，但向哪里转、如何转依然是一头雾水，结果就是“转型是找死，早转是早死，不转是等死”的悲观情绪弥漫在传统媒体和从业人员中。
毫无疑问，转型必将成为整个工作的中心任务，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传统媒体转型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的转型和发展之路，这既是“西天取经”式的磨难之旅，更是“两万五千里长征”式的自我涅槃之路。相信2014年传统媒体的转型会取得一定的进步。
问题三：建立健全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目前，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方面，尚未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这也导致出资人缺位、越位和错位现象并存。
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相关精神，2014年在建立健全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方面，重点是建立全国统一的、“三级体制”的机构，主要会有如下动作：
首先，在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基础上，成立统一性的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在扩充现有的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机构及职能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央和地方相关机构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的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以切实履行出资人职责。
其次，由于该机构由党委和政府共同监管，那么如何共同监管呢？最有可能的是该机构列在政府系列，但是依然由宣传部门起主导作用。
第三，按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原则建立起“三级管理”体制。目前，很多省和地市尚未建立起相应的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而下一步全国范围内将快速地建立起相应的机构，来切实履行出资人职责。
第四，实行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结合。当前，对于部委所属的转企改制后的文化企业，中央级的国有文化资产监管机构委托相应的部委进行人事、重大事项、资产和导向的管理，而省级和地市级的监管方式更是五花八门，多种多样，这种方式无疑是过渡时期的特殊安排，下一步必将由监管机构进行全面监管。
问题四：特殊管理股
《决定》指出，对按规定转制后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这标志着转制后的国有传媒企业的股权结构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可能由目前的国有股“一股独占”或者“一股独大”转变为多元化、分散式的股权结构，进而对我国的国有传媒企业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所谓特殊管理股，是指具有较多投票权或者“一票否决权”的股票，即有的股票的投票权是“一股一票”，而这种有特殊投票权的股票可能是“一股多票”，美国的优先股和新加坡的“金股”就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一旦国有传媒企业的股权结构实现多元化，尤其是国有股不再控股，就必然意味着在传媒企业的管理层任命等重大决策方面产生一系列的变化，传媒企业的体制制约必将大大缓解，其市场化能力也必将大大增强，而这将使其从根本上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当然，单单解决股权结构问题尚不能保证国有传媒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还必须建立健全管理层的长期激励约束机制，而为管理层带上股权激励的“金手铐”无疑是必然选择。
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特殊管理股”作为一项重大改革措施，会采取“先试点再推广”的办法，预计2014年会开始探索。
问题五：建立“退出机制”会有初步进展
随着传统媒体业务的快速衰落，传统媒体数量相对于市场容量已经过多，传媒业市场鱼龙混杂、市场秩序混乱，甚至敲诈勒索现象屡有发生，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尚未建立起“退出机制”。《决定》提出“退出机制”，预计2014年会在“退出机制”方面有一定进展。
退出机制说起来容易，而实施起来很难，主要关系到如下核心难题：一是是否需要退出？这就需要客观分析当前传统文化企业的现状与发展前景；二是能否退出？这就需要评估退出面临的困难和需要提供的支持；三是如何退出？建议更多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而更少地使用行政手段；四是在职员工和离退休员工如何解决？这是建立健全退出机制最为核心最为困难的难题，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为党和国家的新闻事业奉献数十年的离退休员工来说，如何解决其后顾之忧是党委和政府必须重点研究的课题，并应出台相应的预案。
问题六：进一步深化“转企改制”
目前，我国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但范围主要局限在出版行业和行业类报刊，相对市场化的、规模较大的、尤其是新闻类的传媒单位较少，而广电领域的更少。
结合《决定》的精神，特殊管理股制度实施的范围是转制后的国有传媒企业，目前这类企业主要集中在新闻领域，按照国家的相关政策，主要有省级、副省级和省会城市党委机关报刊所属的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文化、艺术、生活、科普等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专业技术性较强的行业性报刊出版单位，隶属于企业法人的报刊出版单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晚报、都市报和财经类报刊不同于一般非时政类报刊，承担着重要的舆论引导职责，按照有利于做大做强主流媒体的要求，中央各部门各单位所属的都市类和财经类报刊、省级和副省级及省会城市党报党刊所属的晚报、都市类和财经类报刊等出版单位，经批准可进行转制，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类单位转制的极少。
2014年，传媒单位“转企改制”必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范围更广、主体更多元、力度更大、措施更深。
问题七：更大范围的“整合”
2013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与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合并后的上海报业集团正式挂牌，成为我国第一大报刊集团。2013年3月，半岛都市报社和青岛日报报业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成立青岛新报传媒公司运作青岛早报和青岛晚报。可见，随着互联网媒体对传统媒体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大，传统媒体的整合将是大势所趋，2014年整合的力度和广度将更大、实践将更多。
鉴于我国传媒业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行政区域内的传统媒体整合不仅更易实现，效果也更为可观：一是整合能够避免恶性竞争，大幅度降低成本，减缓传统媒体的衰落速度。二是整合能够获取更多的政府资源，有利于传统媒体的转型。三是整合有利于新媒体的发展。媒体竞争的根本是信息源的竞争，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谁能够掌控信息源谁就能在未来的竞争中抢占战略高地，而进行区域化整合无疑可以在当前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掌控信息源，更有利于传统媒体推进所属新媒体的发展。
问题八：并购
2013年是传统媒体业的“并购年”，先是1月份，浙报传媒斥巨资31.9亿元收购杭州边锋和上海浩方，后有博瑞传播与漫游谷及售股股东签订了《购股协议补充协议》，再有华闻传媒以24.5亿元购华商传媒及其8家附属公司的少数股东权益。此外，还有粤传媒以4.5亿元收购户外LeD媒体运营商上海香榭丽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随着我国传媒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并购”依然会是2014年传媒业关键词，当然并购的主体依然是网络媒体。
问题九：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传媒业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现代传媒市场体系。我国传媒市场体系的现状是高度碎片化的，市场秩序混乱。2014年，将在现代传媒市场体系建设方面有一定进展。
具体说来，可能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完善传媒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促进传媒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有序流动；继续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
问题十：互联网媒体管理
当前，互联网媒体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主流媒体，并已经改变了传媒业的市场格局，也给政府的管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难题。可以预测，2014年，政府将会加大对互联网媒体的管制力度，并会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当然，要真正建立起有效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一是必须从本质上认清互联网的特点和规律，按照互联网的传播规律进行科学管理；二是要处理好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媒体之间的关系；三是由于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巨大的文化市场已经形成，有效的市场管理也极为重要。
传媒管理制度篇7
一、以新理念认识新媒体
在很多高校管理者的眼中，新媒体是外界媒体和政府部门关注的东西，而与自己没有很大的关系。然而，实际却并非如此。从很多校内流出的高校XX门事件就直观地表明新媒体在校园中的广泛应用。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和信息的及时性已经今非昔比。毫无疑问，现在是新媒体的时代，管理者要树立开放的管理思想。如何在此基础上更好地了解和利用新媒体，是管理者更需要补足的功课。总的来说，新媒体对高校的学生管理会产生以下几个影响。一是对学生道德观念的导向性。现今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越来越快，随之高校的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也需要有新的要求和提高。这就需要从学生道德观念的培养做起。随着对学生培养目标的多元化，学生的德育培养工作由面临着新的挑战，因为当今世界物欲横飞，对学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难免会造成不小的打击，学生会受到方方面面的诱惑。而由于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媒体的指导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而我们可以通过新媒体的导向作用来左右一件事情的发展。因为大学生的思想比较开放和活跃，容易被新鲜事物吸引，所以利用好新媒体对学生道德观念的导向就显得尤为重要。二是对学校信息交流的促进性。我们知道，新媒体传播信息的速度十分快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相对于传统纸质媒体有更强的视觉冲击和影响。这样一来，高校可以利用新媒体来进行学校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也加深了彼此的了解程度。如何在新媒体的影响环境下保障自身的个性化发展，同时避免同质化现象的产生，是高校管理者所面临的难题。三是对学生文化生活的带动性。大学生思想活跃，观念前卫，喜欢追求潮流，所以朴素的校内报刊杂志等纸质媒体已经无法满足大学生的课余生活。而新媒体的发展使得高校学生的娱乐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它可以使学生的视野更加宽阔，思想更加新颖。比如学生可以通过拍微电影的方式来表现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又比如在纸质书籍上无法找到的学科问题，粘贴上互联网上搜索一下，就能找到千百种答案。新媒体的出现大大满足了学生的学习需求，也可以满足思想的个性发展。
二、以新措施应用新媒体
应用新媒体是高校已经所熟知的问题，但是如何更好地应用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很多高校对新媒体的盲目管理和应用就造成了很多原本可以避免的麻烦。新媒体本身无罪，而在于我们该如何利用好它。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措施来更好地应用新媒体。一是严格监管，健全校园信息审查制度。新媒体对高校信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带来了很大的考验。面对那些繁重的教科任务和庞大的数据信息系统，高校管理者的安全管理工作难度可想而知。而在新媒体的发展下，如何健全校园信息安全机制是当前摆在管理者面前的难题。首先，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采集网络，将校内发生的事件收集到网站上，形成一个独立的信息审查系统。对那些大大小小的事件进行预估和舆论引导，走在外界媒体的前面，以便占据舆论的制高点。二是加大投入，充实校园新媒体力量。校园媒体对于推动校内文化信息化发展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首先要加大校园新媒体的技术投入，配备先进的信息系统和设备，建立现代化的数字演播室和广播网，让其成为校园管理工作的宣传平台。其次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校园新媒体团队，团队成员必须具备精湛的媒体技术，并且善于学习外界媒体的实战经验。第三，要提高校园新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在这个先进的平台上给广大师生灌输科学文化思想，使得大学生的大学生活更加充实有意义，也为高校管理者做好管理工作提高了有力的舆论保障。三是制度创新，建立科学的校园新媒体工作机制。我们知道，高校的宣传部门有着十分重要的舆论作用。宣传部门的舆论导向直接决定着整个学校的舆论走向。所以要革新传统的宣传引导部门，建立适应新形势的校园媒体工作机制。在制度上进行改革和创新，可以尝试建立以校园新闻中心为主体的校园网络部门，对校内发生的各项突发事件进行澄清和辟谣。
三、以新方法管理新媒体
新媒体凭借其强大的网络传播能力和超前的链接功能在社会网络上传递信息。因此新媒体这个载体的信息量更加庞大而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更小。从某种角度来说，新媒体体现了一种平等的参与精神。另一方面，新媒体虽然传播速度极快，但是传播内容的安全性和正确性不能得到保障。所以如何以更好的方法管理新媒体，是当前高校管理者急需解决的问题。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尝试。一是积极策划，增强校园新媒体舆论导向的能力。高校管理者要利用校内原有的媒体力量，传播适合学生口味的内容，使校园媒体的可信度和口碑有一个良好的树立。同时，要提高校园媒体对网络语言的应用，时刻保持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比如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这些信息的实时传播，对教育和指导学生有着重要的作用。此外，也要保持新媒体和校内学生的思想交流，从而更好的加强新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二是更新理念，提高对社会新媒体的控制能力。高校一旦发生突发性事件，并不能让外界媒体完全地参与进来。因为当代媒体的盈利性较强，也容易造成错误的舆论引导能力。对校外新媒体的控制和管理能有效地防止学生思想受到侵蚀。在发展新媒体的同时，也要加强对新媒体的规范和管理。许多外国发达国家不仅已经很好地发展了新媒体的应用进程，也对新媒体的控制和规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近年来，我国也正不断提高对新媒体的控制能力，例如前端时间提出的上网实名制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三是保持原则，把握对新媒体管理的力度。目前来说，媒体还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导向，因为媒体的关注点和落脚点大多以建设和谐社会为基础。对那些胡乱传播思想内容的媒体要严加管控，但是也要积极引导积极的媒体报道传递社会正能量的事件。除此之外，还可以掌握一些思想落后的新媒体的传播规律，从根本上扼杀其自由传播的能力，让社会公众自然地产生抵触心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次是要加强学生的自身免疫能力，让其有能力辨别不良信息和有益信息四、结束语在当代新媒体发展春风的沐浴下，高校的每个学生都能成为传递信息的主体，每个的表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和反应。所以，高校学生管理者要充分把握舆论引导规律，顺应新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革新管理观念和思想，创新应对新媒体的技巧和能力，争取更好地为校园管理工作与服务。
作者:陈明单位: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参考文献:
［1］胥文勋．大数据时代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信息化建设现状与对策［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01)
传媒管理制度篇8
一、历史上的制度改革与制度构成
纵观中国历史可知，封建社会是统治时间最长的一种社会形态。之所以其一直处于经久不衰的地位就是因为，从公元755年到公元960年，封建社会进行了体制的转变，即由刚性体制转变为弹性体制。换句话说，也就是经历了205年的朝代的更迭，而封建制度这一最根本的社会基石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使中国在历史长河里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国家。历史告诉我们，在同一种制度下可以有不同的体制，一种体制转换为另一种体制就可以称之为制度调整。这种制度调整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改革。
改革也有很多种，但仔细划分无非两类：激进式的和渐进式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可以说是激进式改革的最好代表。俄罗斯从1992年初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盖达尔改革”即“休克疗法”。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期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秩序。这种改革忽视了制度转变中的非正式约束的影响。而中国的改革较之成功的原因就是走了不同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的改革道路，我国注意到了制度的构成，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
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又称为正式约束，它是指人们自觉地、有意识地创造出的一系列法规、政策和规则，从宪法，各种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各种政策规定、实施细则，最后直到个别交易的个别契约。非正式制度又称为非正式约束，它是指一个社会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不依赖于主观意志的社会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若斯认为，制度变迁总是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变化的统一的和互动的过程。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非正式约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决定着正式制度的演变方向、演变过程和演变结果。正式制度的建立必须满足非正式约束的条件，它的建立过程必须同非正式约束即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等的逐渐变化的速率相一致。如若不然，即使新制度建立也会因为制度突变带来的非正式约束的不适应影响新制度功能的发挥，甚至彻底失败。这就是中国较之俄罗斯改革得以成功的真正原因，我们对正式制度的建立和非正式约束的发展速度上予了更多关注。
二、对制度概念的量化解析
究竟什么是制度？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还没有形成对制度概念公认一致的定义。现存的定义是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制度的涵义，其中较为有影响力的有以下几种：凡勃伦认为制度是一种习俗，由于被习惯化和被广泛地接受，这种习俗已成为一种公理化和必不可少的东西。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t.w.舒尔茨认为制度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设计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这些概念都是从语言文字上对制度作了详细的表述，可以说是一种定性的分析。
为了使制度的概念更加直观形象化，我们可以用数学的语言将它量化地描述出来，即制度是行为空间里的一条封闭曲线。这个定义是建立在拓扑学基础上的。所谓行为空间就是经济主体各种可能的行为共同构成的抽象数学空间。如图1所示，可以用平面图表示整个行为空间，用平面图上的小方格表示各种可能的行为。要注意，这里的每一个小方格表示的是一类行为的集合。因为各种经济主体的具体行为不计其数，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只能把每一类行为作为制度设计的基本对象单元，不可能针对每个具体的行为都设计出一种具体制度。
制度曲线必须是封闭曲线，其意义在于能够清晰地分出制度内部和制度外部。在行为空间中，制度内部的行为就是指制度所允许的，制度外部的行为就是指制度所不允许的。在制度内外部之间还有一个制度边界，也就是科斯所提出的“制度灰色地带”。在图上就表现为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相交的部分，如图2所示。
三、制度经济学与传媒改革
如上所述,“制度的灰色地带”就是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的相交部分，是否利用这些相交部分以及利用多少，是判断保守型企业家和积极型企业家的标准。保守型企业家希望制度制定者将行为空间中的小方格划分的很小，尽量减小制度边界，少用或是不用相交部分；而积极型企业家恰恰相反，他们会积极主动的影响制度制定者，将网格尽可能扩大，加大相交部分的面积供其利用。
既然传媒产业具有经济属性，是国民经济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制度经济学中的理论也适用于它。如何利用这些相关理论解决困扰传媒发展的制度问题、体制问题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从宏观整体上积极利用“制度的灰色地带”，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多地利用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相交部分的面积。国家发文规定不得进行的活动不进行，但是如果没有明确说明的，还是可以尝试。
例如，湖南卫视举办的活动“超级女生”。国家广电部没有相关文件说明不得举办此类节目，湖南卫视就打球，不仅上节目，更是将节目大众化、平民化、娱乐化，此举获得了巨大成功，很快在全国的电视节目中得到广泛“克隆”，以致节目在发展中走形，出现了一些低级化、庸俗化的东西。于是广电部在2007年初发文，严格审查此类节目的举办权。或许还有电视台期望在2007年可以举办类似的节目活动，但是广电部的政策制订者们早已将这一类行为空间中的网格细化，使得制度边界变小，缩小了“制度的灰色地带”，那些保守型的传媒企业家们也只有望“格”兴叹了。
再看看传媒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对传媒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没有稳定的资本运营，传媒业就无法做大作强，无法与国际上的大型传媒企业集团抗衡。目前我国传媒资本市场上存在着几大缺陷，首当其冲的要算是结构缺陷。我国传媒资本市场总体是“权力嫁接”，而非“资本联姻”。传媒企业要想得到资金发展，就必须首先得到行政权力的许可，方能合法进入资本市场融资。这使得一些省级、部级的大型传媒企业比地方上的小传媒企业更容易得到发展资金，人为地使传媒资本市场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在股票市场上，规定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股权不能流动，这使得上市传媒股本结构行政化，难以按市场信号和市场规律运营。深沪股市上对上市公司的要求苛刻，将许多中小媒体挡在资本市场外。
既然政策如此规定，那么就要积极寻找“制度的灰色地带”。除了规章制度中明确说明的涉及到传媒政治属性作用发挥的领域外，其他部门，如节目的制作、播出、售卖等环节都可以吸纳民营资本。在股票市场上交易时，传媒业都是以现货交易为主。这里也没有制度规定不准进行交易形式的创新，所以可以考虑传媒期货交易的可能性。再者，目前一种创新的金融工具――资产证券化是否可以应用到传媒产业中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这些方法和手段都是建立在对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相交部分的面积即制度拓扑模型中的制度边界扩大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就是在小方格较为稀疏的基础上得出的。它是站在制度的利用者的角度上考虑问题的。
作为制度的制定者，其与制度利用者的立场刚好相反，他们要做的是将行为空间中的小方格由稀疏变得细密。这样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的相交部分就变小了，即制度的边界就变小了。如图3、图4所示：
我国的传媒业最大的问题是产权不清，国有资产出资人缺失，所有者缺位，管理层缺乏长期激励机制。我国媒介机构的产权属于国家，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政府作为人民的人行使剩余所取权，同时作为媒介经营者的委托人，行使监督权和管理权。这样，我国媒介机构的所有者实际上处于一种虚拟状态，而委托人和人却呈现出身份重叠的现象。媒介制度的制定，就是要消除这样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在媒介机构的行为空间中，要将原来松散稀疏的方格细密化，就是要根据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将存在的网格再次细分，形成清晰的委托关系，从而彻底弄清媒介产业的产权、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使制度利用者没有多于的制度边界可以利用。
可以将媒介的委托分为三步。首先，是最高层即政府间的委托，这是国家权力机构对媒介管理权、选举权等权力的高度控制，此时非国有资本除外。也就是说，全国人大与政府的管理部门间形成了委托关系。其次，是基层政府通过对媒介财产管理等手段将政府意志设定为舆论目标，通过媒介机构实现，这称之为政府与媒介间的委托。由于法律对政府职能的界定，政府主管部门行使的是行政管理职能，而不是直接管理企业，所以按照《公司法》要求把企业的控制权委托给企业的董事会，于是出现了这第二步的委托关系。最后，是媒介内部的多层委托关系，经过第二步关系后，董事会再按照法定程序委托职业经理人对媒介运营进行监管，从而形成了媒介组织内部委托。这样，国有媒介的委托关系就成了国家――政府管理部门――董事会――经理人的三重格局。
经过委托关系将媒介行为空间的网格细分后，国有媒介的出资人缺失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即参照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办法，由各级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媒介出资人职责或是政府成立专门的特殊法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媒介产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明确了出资人地位的前提下，再根据可观测到的有限信息来激励处于不同层次的人，使人与委托人之间的目标函数一致。对于普通的媒介工作者，一般主要采用物质激励约束，对于媒介的组织管理者，通常采用精神激励约束和控制权激励约束相结合的方式。在控制权激励约束中，特别是剩余控制权的激励约束往往会给媒介管理者带来更大的精神满足，使媒介管理层体会到除薪酬外的其他长效激励。这样就有效地减少了媒介制度的灰色边界，可以建立高效的媒介公司治理结构。
参考文献：
1、王跃生.文化、传统与经济制度变迁――非正式约束理论与俄罗斯实例检验[J].北京大学学报,1997(2).
2、程红.制度变迁的周期――一个一般理论及其对中国改革的研究[J].人民出版社,2000(11).
3、昝廷全.制度的拓扑模型[J].科学出版社,2004(3).
传媒管理制度篇9
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主要目标
着力构建文化产品生产创作新机制，推出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着力进行公司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着力推进文化科技创新，实现出版传媒集团的转型升级；着力加强管理，激发出版传媒集团的发展活力；着力推动联合重组，破除地区封锁和行业壁垒，实现出版传媒集团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发展；着力推动出版传媒集团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到“十二五”期末，进一步做强做优国家层面人文、教育、科技三大出版传媒集团，培育多个年销售收入超过200亿元的大型骨干出版传媒集团；推动新华书店跨地区兼并重组，组建全国性国有大型发行集团；基本形成核心竞争力强、主业挺拔、品牌突出、管理科学的出版传媒集团集群；基本形成南北与东中西部布局合理，中央与地方、图书出版与报刊出版、单一媒体与多种媒体、综合型与专业型、大型集团与专、精、特、新各类出版传媒企业优势互补、合作竞争的新格局。
进一步深化出版传媒集团体制改革
1.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指导和推动出版传媒集团切实规范转制到位，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健全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探索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明确所有者、经营者各自职责，形成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体现文化企业特点的资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
2.推进股份制改造。指导和推动一批具备条件的出版传媒集团进行股份制改造，引入其他行业大型国有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在国家政策许可范围内允许有序引入非公有制资本；鼓励出版传媒集团之间通过联合重组、参股等方式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股权多元化。
3.转换内部经营机制。按照市场规则和新闻出版发展规律，推动出版传媒集团继续深化以劳动、人事和分配三项制度为核心的内部改革。建立完善的企业职工考评制度和激励制度，设计合理的薪酬体系，鼓励智力、版权、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4.引导和规范国有出版传媒集团与非公有文化企业开展合作。引导和规范国有出版传媒集团与非公有文化企业开展产品合作、项目合作、资本合作；允许国有出版传媒集团引进具备资质的非公有文化企业作为国有出版传媒集团的一个部门参与出版活动；允许出版传媒集团控股或参股成长性较好的非公有文化企业，实现跨所有制发展。
积极推进出版传媒集团战略性改组
1.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兼并重组。鼓励出版传媒集团通过整合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数字出版业务和出版、印刷复制、发行等资源，实现多媒体、全产业链发展；鼓励出版传媒集团对业务相近、资源相通的中央和地方出版企业进行兼并重组，实现跨地区发展；鼓励出版传媒集团兼并重组新闻出版领域以外的其他国有企业，实现跨行业发展。支持主业突出、具有品牌优势的专业性出版传媒集团走特色经营之路。鼓励和支持转企改制到位的新闻出版单位自愿加入各类出版传媒集团。
2.支持出版传媒集团之间进行战略性合作。支持出版传媒集团采取联合研发、资源共享、平台共建、合作经营等方式进行战略性合作；支持出版传媒集团通过异地设立分支机构、连锁经营、与同类企业进行产品、项目和资本合作等方式，实现跨地区经营；支持出版传媒集团与广播电视、电信等行业的大型企业开展战略合作。
3.推动出版传媒集团转变发展方式。指导和推动出版传媒集团制定科学的战略规划，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营思路，由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国内资源向依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转变，由主要依靠单一出版业态向依靠以出版经营为核心的多元文化服务转变，由主要依靠传统出版业态向依靠传统出版业态与新兴出版业态有机融合转变，由主要依靠资源扩张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文化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变，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大力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应用高新技术和推动产业升级
1.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应用高新技术。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加强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攻关，加强数字内容加工、存储、传输、阅读等新技术和装备的应用，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不断提高新闻出版技术装备水平；支持出版传媒集团自主研发和引进吸收高新技术，运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生产方式、生产流程和基础设施；推动出版传媒集团加快实现存量出版资源数字化，打造涵盖多种出版资源的数字传播技术和资源库，对内容资源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开发利用；鼓励开发应用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构建开放式、综合性、多功能集成的流通信息平台；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和大型电子商务企业进行战略合作和资源整合，构建线上流通和线下流通相结合的现代化出版物流通体系。
2.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发展数字出版产业。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实施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有声阅读、电子书、电子书包、数字报、精品学术期刊数据库等；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发展以网络出版、手机出版、云出版等为代表的出版新业态；培育一批以数字化引领、全媒介经营为特征的新型出版传媒集团，加快建立适应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市场主体；支持出版传媒集团积极探索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新途径。
3.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建立科技创新体系。鼓励和引导企业资本和社会资金投向技术改造，形成面向市场的新产品研发和新技术创新机制；鼓励建立科技工作战略规划，设立科研部门，完善科研制度，加大科研经费投入；支持开展标准化工作，推动企业标准成为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
切实加强出版传媒集团科学管理
1.加强出版产品内容创作生产的引导。出版传媒集团要立足发展先进文化，把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作为管理的首要任务，要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把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评价出版产品的最高标准，形成以群众评价、专家评议和市场检验相结合的科学评价机制。
2.健全内部管理机制。以明确范围、规范程序、强化监督和责任追究为重点，建立健全出版传媒集团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以及大额度资金运作事项的“三重一大”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推动企业内部管理创新，强化质量管理和成本核算，形成有效的激励和制约机制。
3.科学整合内部资源。推动出版传媒集团优化产业结构，做强主业、做大主体，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出版传媒集团整合同类业务及上下游业务，合理布局产业链、产品链，提高资源集中度和综合效益；推动出版传媒集团围绕主业发展相关文化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形成新的增长点；推动出版传媒集团建立与业务整合、市场化经营相适应的管控模式和组织架构，提高管理效能；推动出版传媒集团兼并重组后在发展战略、管理、品牌、业务、企业文化等层面实施有效整合，形成综合竞争优势。
4.建立健全出版传媒集团编委会制度。支持出版传媒集团通过建立健全编委会，加强对内容资源的质量管理、品牌管理、版权管理；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加强对内容资源进行有序开发，形成各具特色的优质产品；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加强对所属出版机构选题策划、内容创新、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的管理协调，努力创作生产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原创精品出版物。
5.加强人力资源规划与开发。指导和推动出版传媒集团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健全人才选拔机制，建立完善培训制度；采取公开招聘、定向培养、业外引进等多种方式，培养、吸引、凝聚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和复合型高级经营管理人才；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培育一支门类齐全、结构合理、梯次分明、素质优良的员工队伍。
鼓励和扶持出版传媒集团走出去
1.支持出版传媒集团提升品牌竞争力。支持出版传媒集团深入挖掘民族文化资源，运用符合时代特征的文化表现形式，把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有机结合，把民族特色与世界潮流有机结合，生产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出版产品，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品牌。
2.支持出版传媒集团采取多种方式走出去。支持出版传媒集团拓展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版权输出；支持有竞争力的传统出版产品和多种形态的数字出版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支持有实力的出版传媒集团兼并、收购境外有成长性的优质出版企业；支持有条件的出版传媒集团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到境外建社建站、办报办刊、开厂开店；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参与建设两岸出版交流试验区，在两岸出版交流合作中先行先试，推动两岸新闻出版业共同繁荣发展。
3.支持出版传媒集团拓展国际传播渠道。支持出版传媒集团通过参与国内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点文化会展活动，提升中国出版产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鼓励出版传媒集团加强与全球性和区域性大型连锁书店合作，进一步拓展国际主流营销渠道，开拓网络书店、在线阅读等新型出版物销售渠道，整合海外华文出版物营销渠道，构建中国出版产品国际立体营销网络和国际交易平台。
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保障措施
1.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理顺行业管理和资产管理的关系，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党委宣传部门组织协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管理、企业自主经营的格局。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对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要负起规划、指导、协调、服务和管理的职责。要严格执行文化资本、文化企业、文化产品市场准入和退出政策，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科技等手段提高管理效能。要切实加强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中的反腐倡廉建设，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推动国有企业领导人廉洁从业有关规定的完善和落实。
2.制定和落实出版资源向出版传媒集团倾斜的政策。支持条件成熟的出版传媒集团跨行政区设立有出版权的子公司；对跨地区和外向型经营的出版传媒集团，优先配置出版资源；对于面向海外市场的非公有制文化机构，经批准后可以单独配置出版资源。
3.加大对出版传媒集团重大项目的扶持力度。加快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建设步伐，引导和带动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支持和鼓励出版传媒集团积极规划、实施重大产业项目，对于出版传媒集团实施的自主创新、转型升级的重大项目优先纳入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优先给予支持。
4.加大对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资金支持力度。积极争取各级财政支持，通过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以贴息、补助、奖励等方式，支持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对走出去取得突出成绩的出版传媒集团给予专项奖励；对于出版传媒集团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累和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重大出版工程，通过国家出版基金予以重点支持。
传媒管理制度篇10
【关键词】财务管理；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管理意识
财务管理是企业内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资金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而如何做好资金管理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就成为许多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深思的一个问题。广播电视传媒业是国家信息企业，单位性质与其他企业相比较特殊，所以广播电视传媒行业在财务管理方面也有其特殊性，既不能采用文化产业的管理方法，也不能照搬工商产业的管理模式。广播电视传媒行业要实现长足、稳定发展，那么选择一套适合的财务管理方法就成了重中之重。
一、财务管理的特点及目标分析
1.财务管理定义分析
财务管理简单来讲就是在保证整体目标的前提下，实施资产的优化组合，加强内部管理，从而确保资金安全，会计信息真实完整。财务管理主要包括资金投资、资本融通、现金营运和利润分配。总体来说财务管理的特点有如下方面：首先，综合性强。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不断发展中，企业的分工与分权也逐渐明显化。通过不同要素的分析逐渐形成针对性强的企业管理模式，例如针对信息的管理以及针对劳动因素的管理等。而针对财务方面的管理就是企业的财务管理，这一管理模式是对企业经营活动的一种总结与估算，具有综合性强的特点。其次，联系性广。财务管理涉及范围较广，企业所有与资金有关的活动都包含在内，通常情况下，企业内部所有的部门都离不开资金活动，无论是企业自身的经营，还是员工的工资福利，均与资金相关，由此可以看出，财务管理涉及范围大，具有联系性广的特点。同时，是作为企业的试金石存在的。企业的经营状况与企业的财务管理息息相关，若企业财务管理不佳，则显示出经营存在缺陷。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一个企业的良好发展，离不开财务管理工作的有效进行。
2.财务管理的目标
总的来说，财务管理有利益最大化以及使企业的资金组合得以优化两个目标。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来分析，企业的发展是以盈利作为主要目的的，在盈利值越大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出良好的企业经营状况，进而使企业具有更为宽阔的发展空间。不过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如果仅将利润增加作为重点，弱化了对资金的管理，其后果会使企业的资金大量流失，严重阻碍了企业的自身发展。进行财务管理，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在这一环节中，重点的关注内容不仅局限于企业各部门开销的合理安排，还涉及到如何将企业应收账款变成现金，是一种灵活的管理过程，这些内容都是通过财务管理实现的。从企业的资金组合得以优化的目标来讲，财务管理具有联系性广的特点，这就很大一部分决定了财务管理的重要性。在财务管理过程中，会关系到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企业在进行相关活动之前，都存在项目评估环节，这一环节就包含在财务管理的范围内，财务估算的优劣与项目是否展开息息相关。
二、广播电视传媒行业的财务现状
在市场经济改革的体制下，广播电视行业已经转型，不再是以国家为依托的事业单位，转型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因此，广播电视传媒行业的收入来源不再以财政拨款为主，而主要依靠公司自身的业务收入或赞助款等其他收入，许多传媒行业在财务管理方面无法适应这样的转型。大多数广播电视传媒业在初期发展都比较迅速，可是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人数逐渐增多，收入规模不断扩大，传统的财务管理方法已经无法适应新有管理要求，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后。国家对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视，人民群众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广播传媒业的发展要更加趋向市场化和企业化。在传统的财务管理方式无法为国家和受众受用时，要及时的调转码头，采取其他可行的方法以此m应经济发展。
三、广播电视传媒行业存在的财务问题
1.缺乏正确的财务管理意识
我们常常说，新闻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广播电视传媒行业属于新闻行业，其除了要面向市场，也要面向国家、政府和人民群众。这也是许多广播电视传媒企业常常在财务管理方面出现政企不分现象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国广播电视传媒行业虽然发展速度比较快，但是很多企业的财务管理意识还是比较薄弱，资金管理意识还不强，对某些成本的控制不够严格，这种薄弱的财务管理意识极有可能导致企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被自己“掏空”，这对广播电视传媒行业的发展极为不利，传媒企业自身和国家、政府也应当引起重视。
2.缺乏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企业要实现长足、健康的发展，具有健全的管理制度是重要前提。广播电视传媒行业兴起在经济体制改革前，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却依旧沿用原先的管理制度。虽然我国有的广播电视传媒行业已经很努力对财务管理制度进行了调整，但是仍然有许多不足的地方，致使管理制度不完善。广播电视传媒业缺乏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使得员工没有遵守制度的意识，导致财务管理制度流于形式，得不到有效执行，这种不健全的、形式化的管理制度非常不利于传媒业的发展。
3.财务管理人才的缺失
经济的竞争，其实就是人才的竞争，财务管理人才是一个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目前，许多的广播电视传媒行业却没有兼具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综合素质的财务管理人员，据调查，目前我国传媒行业现有的财务管理人员，有扎实的财务管理知识的，缺乏灵活的思维，拥有灵活思维的，专业的财务管理知识却不足，这种人才的缺失使广播电视传媒行业渐渐跟不上时展的步伐。
四、广播电视传媒行业财务问题的解决方法
1.培养正确的财务管理意识
要想使广播电视传媒行业继续长足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公司员工正确的财务管理意识，使他们明白财务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学习其他企业的管理经验。广播电视传媒行业要让单位内部的员工清楚地知道，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若想要长足发展，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工作人员更是要将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的核心，努力强化工作人员的财务管理意识，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
2.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下，传统的经济制度是一定只会抑制传媒行业的健康发展的，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首先，企业应当根据传媒行业的特殊性和单位的自身实际建立制度，不可照搬照抄，从而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其次，企业应当建立财务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使之与财务管理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的创新；最后，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要遵循一贯性的原则，从而确保财务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各项业务能得到衔接。只有建立了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并采取有效举措确保其得到有效执行，才能使传媒行业适应经济的发展，并且实现健康、持续发展。
3.加强在职财务管理人员的培训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选拔优秀的财务管理人员是广播电视传媒行业在财务管理方面最应当重视的一个问题。可是，我国广播电视传媒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在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不不能满足新时期的管理需要，这就要求传媒行业要加强在职财务管理人员的培训，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对员工进行业务培训，在掌握基本的财务管理知识的同时灵活应用，不断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使广播电视传媒业慢慢的跟上时代的发展。
五、总结
综上所述，广播电视传媒行业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树立正确的财务管理意识，学习其他企业的优秀管理经验；同时结合自身实际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还要加强在职财务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从而强化财务管理，提高财务管理水平，促进单位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许巧燕.关于广播电视传媒行业财务管理的一些思考[J].财会学习，20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