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管理的基本原则篇1
我国外汇运行形势已进入新常态，长期以来实施的外汇管理规则监管模式已不适应新的形势。本文分析了新常态下外汇管理由规则监管转向原则监管的必要性，探讨了外汇管理转向原则监管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新常态；外汇管理；规则监管；原则监管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在涉外经济领域，我国外汇运行也已呈现一种新常态，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跨境资金流动从持续净流入到趋向基本平衡。2014年以来，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的态势日趋明显，当年经常项目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与2007年的历史高点相比回落了近8个百分点。二是人民币汇率由单边升值趋向基本均衡，双向波动成为常态。2015年4月和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次表示，近期人民币汇率没有明显低估。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调整，在人民币汇率连续下跌后，曾有多次反弹。这表明人民币汇率已经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单边升值趋势，进入双向波动阶段。外汇运行进入新常态，需要对原有的外汇管理模式进行反思，转变管理模式适应新常态。一直以来，金融监管领域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规则导向监管”（rules-basedregulation），另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原则导向监管”（princi-ples-basedregulation）。规则监管通过制定具体的规则，规定金融机构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操作性强，但缺乏灵活性[1]。长期以来，我国外汇管理模式就是典型的规则监管，依赖数量庞大的规章制度对银行和涉外经济主体进行监管。随着我国外汇运行步入新常态，外汇收支的规模在扩大、结构在丰富、工具在创新，原有的僵化的规则监管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涉外经济发展的要求，外汇管理有必要转向更富有弹性的原则监管，通过制定一些高层次的原则性规定来实现监管目标。
二、外汇管理转向原则监管的必要性分析
（一）原则监管是宏观审慎框架下系统性风险管理的要求事实上，我国外汇管理方式从2009年开始已经逐步由事前审批转为事中事后监管上来，开始实行外汇管理简政放权。外汇管理简政放权不能是一放了之，要管得住系统性风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宏观审慎框架下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2]。宏观审慎强调的是宏观的、系统性的风险，而注重微观业务合规性的规则监管难以从宏观角度识别与管理系统性风险。原则监管依靠的是高层次的规则，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更能适应宏观审慎管理的要求。
（二）原则监管更能适应外汇形势和金融市场的变化随着汇率定价机制的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日趋明显，为满足经济主体防范风险和境内外市场套利的需要，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层出不穷。如果继续实施规则监管就要求外汇局不断制定新的细致规章制度，应对改革和金融市场上的变化。结果是数量庞大的规章制度使银行望而生畏，对业务量不大的中小银行尤其如此。截至2014年末，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废止和失效规范性文件700余件，保留有效法规仍然有297件[3]。而原则是一些层次更高的规则，有效性更为长久。如无论如何改革和业务创新，经济主体办理外汇业务都不能背离真实性原则的要求。
（三）原则监管可以有效防止银行的道德风险详细、具体的规则便于执行，但也可能导致银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满足监管形式上的要求，只注重业务的表面合规性，忽视背后的风险。也正因为表面合规后银行不用承担责任，一些商业银行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甚至与企业合谋避开外汇管理规定。即使是设计再严密的监管体系，颁布再多的法律法规都不免存在漏洞，这些漏洞往往被银行和企业利用。原则监管更注重结果，将如何实现这些结果留给银行，一旦政策执行出现问题，无论是疏忽还是恶意，银行都将受到处罚。这种机制下，银行不但不敢钻法规的漏洞，而且还会积极主动执行相关法规，其目标和外汇监管部门的监管目标基本趋同。
（四）原则监管有利于业务创新外汇管理要立足于服务实体经济，而海量细节化的、高度复杂的规则可能会使银行不敢冒政策风险进行业务创新，服务企业的实际需求。原则监管减少了对银行条条框框的限制，在银行保证业务真实性并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赋予银行更多自主经营的权力，有利于银行发挥主动性和创新的积极性，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
三、外汇管理转向原则监管应当注意的问题
原则监管不只是制定几个重要的原则，还应考虑与金融体系现状是否适应、如何让原则落地等因素。
（一）原则监管有效实施的前提是银行业较高自律和内控水平英国实施原则监管有其历史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其金融体制是漫长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演进的结果，银行经历了较长的自律发展阶段。金融业监管建立在非正式的“道义劝说”和“君子协定”基础上，基本上是通过银行的自我约束来实现的。多数银行都会自觉地在法律框架下经营，监管者的权利大部分情况下仅是一种威慑，很少使用。有研究表明，原则监管能够有效实施是与一定的金融业基础环境相适应的。银行内控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原则监管的实施，若内控水平较差，原则监管的效率也差。原则监管要能在外汇管理中得到有效实施，银行的自律和内部控制水平需要达到一个较高水准。
（二）实施原则监管不能放松监管要求有观点认为英国原则监管是“轻的监管”（lighttouch）或“软的监管”（softtouch）。原则监管实际上既不轻，也不软，可能比规则监管更有威慑力。原则监管能够有效发挥效力一定程度上是以其处罚威慑力为基础的，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就把银行对原则的严格遵守作为有效监管的根本。2005年6月，花旗银行集团在进行欧洲政府债券交易时的做法颇具争议，违反了行业中一些不成文的规定，被FSa罚款1390万英镑。FSa认为，花旗银行违反基本原则第2、第3条，在业务过程中没有体现投资银行应有的技能、注意和审慎，而且没有对业务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值得注意的是，花旗集团在法国也从事了类似交易，但是没有被罚，因为法国当局认为没有违反当时的法律。花旗集团在表示歉疚的同时，也指出公司并没有违反英国的市场规范。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实施原则监管后不但没有放松监管要求，反而应该更加严格，提高监管威慑力，有效堵住规则制定中的疏漏之处，让银行不敢钻空子。
（三）实施原则监管是一个渐进过程原则监管与规则监管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以英国为例，监管当局并不是放弃规则，在基本原则下面还保留了一些详细的规则。实际上，所谓原则监管是一种“更多以原则为基础的监管”（moreprinci-ples-BasedRegulation），是将原则与规则相结合，并不断地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点[4]。因此，外汇管理中实施原则监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原则监管并不是要抛弃所有规章和规则，而是由于目前实施外汇监管所依据的监管规章、规则过于繁杂，增加了操作的难度，需要对现有的规则进行改革，更多地依据注重结果的、高层次的规则和相应的原则实施监管。在一些情况下，仍然需要依靠详细和描述性的程序确保政策得到落实。因此，外汇管理提倡的应是“更多的原则导向监管”，这是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不能一下子完全放弃规则，而是逐渐减少规则的数量，逐渐强调原则的作用。
（四）原则监管应以结果为导向实施原则监管后，监管者应该更注重结果，而将如何实现这些结果留给被监管机构的高级管理层。目前，外汇管理逐渐开始强调银行要遵循“展业三原则”，即“了解客户”“、了解业务”和“尽职审查”。“展业三原则”的提出增强了外汇管理的灵活性，对商业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银行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只要机械地遵守了某项规则，或者按照法定程序运作业务，即使最后证明经济主体的业务真实性存在问题，也被认为合规守法经营。目前“，展业三原则”还处于探索阶段，真正落地还存在一些困难，外汇局需要对这些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并制定一些辅原则，便于银行执行。原则监管得到有效实施后，只要银行在执行外汇管理政策中出现问题，银行就要被追责。
四、相关政策建议
（一）加强商业银行内控建设由于历史原因，各商业银行以往注重的是如何从形式上机械地执行外汇局具体、明确的法规，内控制度方面是个薄弱环节。从外汇管理实践来看，也确实如此，部分商业银行在执行外汇管理法规方面内部控制乏力，自律能力还比较差，风险管理能力仍然不是很强。外汇局提出的“展业三原则”属于理念上的原则，不仅每家银行都有各自的理解和解读，即使在同一家银行层面，从总行到分行，再到支行，每一级部门的理解都有差异。如果内控制度有效性缺失，“展业三原则”缺乏完备有效的制度作为支撑，直接导致合规性操作流于形式。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注重制定原则，不注重提高银行内控水平，原则监管可能面临失败。因此，外汇局应大力促进商业银行的内控建设，将内控制度建设作为外汇检查的重点。
（二）可以考虑实行分类监管我国从事外汇业务的银行包括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这些不同层次的银行成立时间、业务水平、资产规模、管理成熟度、发展模式等都有所不同，用同样的监管方式和方法效果不会很理想。我们可以借鉴英国金融监管中的一行一策的做法，对不同银行采取不同的监管模式。对于公司治理良好、业务经营规范的商业银行，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考虑采用原则监管，赋予其更多的灵活性和自由。而对于那些成立时间较晚、公司治理水平一般、业务经营不够规范的商业银行应以规则监管为主、原则监管为辅，防范风险，对其业务种类和业务创新予以限制。在这些银行公司治理和内部管理提升后，再逐渐转向监管。
（三）严厉处罚违规的金融机构对于内控制度存在缺陷以及内控制度未得到有效执行的银行应予以严厉处罚，产生震慑效果。英国的经验表明，具有高度权威的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道义劝说”的有效性是原则监管能够成功的关键之一。严厉的巨额处罚是保持监管机构权威性的重要手段。在相关处罚方面，外汇管理可以参考国外反洗钱的相关规定。如2014年1月，英国的金融行为监管局对标准银行处以700多万英镑的罚款，实际上监管当局并没有发现其客户有洗钱行为，而只是因为其制定的内控制度存在缺陷且未得到有效执行。
（四）加强外汇管理人员培训，培养复合型监管人才原则监管意味着监管者和被监管者面对的不完全是清晰明确的法规条文，要根据现实情形做出灵活审慎的职业判断，这对人员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监管人员需要具备更高的分析能力、更专业的知识和更高的判断能力，才能体现监管的权威性。外汇管理部门应加大自身队伍的培训力度，加强对外汇市场运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运作等的了解，不断提升监管效果。原则导向强调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持续而充分地沟通，因此，被监管者的人员素质也要相应改变和提升。
参考文献：
[1]anitai.anand，Rulesv.principlesasapproachestoFinancialmarketRegulation，HarvardinternationalLawJour－nal，Vol.49，2008.
[2]周琰.主动适应新常态奋力开创外汇管理改革新局面[n].金融时报，2015-01-10.
[3]易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高外汇管理依法行政能力[J].中国外汇，2015（1）.
银行管理的基本原则篇2
关键词:银监会银行监管监管理念
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是从我国金融实际出发,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的一个重大举措。成立两年多来,银监会为推进银行业改革开放和强化我国银行体系做出了贡献。银监会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制,即法规建设;二是监督,即实施。这也正是《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对银行监管机构界定的职责。
首先,监管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截止到今年4月底,共了127件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审慎监管体系。其次,狠抓落实,持续监管取得新成效。在银行业全面推行了贷款五级分类制度,并及时推广农村信用社贷款五级分类试点工作;落实降低不良贷款各项措施,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工作也在继续推进。此外,银监会积极推动金融制度和业务创新。借鉴国际经验,引导我国有关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加快面向小企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等等。
这些举措都是银监会履行监管职责、贯彻监管新理念的具体行动。在成立之初,银监会就明确了把“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保护广大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作为监管的第一目标以及“三管一提高”的新的监管理念,即“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实际上,我们常说的理念就是指工作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虽然这些基本原则目前国际上已形成共识,这就是1997年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核心原则同样存在面临与时俱进的问题。目前针对核心原则的修改工作,正是与时俱进的具体表现。对照核心原则,检查我们监管实践,既可以发现问题,又可以明确方向,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法。
根据银监会的文件和会领导的讲话,银监会“三管一提高”的新的监管理念的内容如下:所谓“管法人”,即考虑到银行监管指标集中体现在法人层面、银行内控制度主要由法人制定、各类风险主要由法人承担的实际,所以需要改变过去总部监管总部、分支机构监管分支机构的分割监管方式,实施法人集中监管。所谓“管风险”,即在加强对银行机构合规性监管的基础上,把监管着力点放在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上,进而做到在资源分配上以风险为基础,风险大,多监管,风险小,少监管。所谓“管内控”,即严格监管银行内控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提高银行的自控能力。所谓“提高透明度”,即要求银行真实、规范披露信息,让监管部门知情,让存款人知情,让社会公众知情,借此强化市场约束。同时,逐步提高监管部门自身依法行政的透明度。
应该看到,“三管一提高”的监管理念有效指导着银监会的监管实践。然而,随着对我国银行业监管工作的逐步深入和监管水平的不断提高,银监会在深入贯彻监管新理念方面要做的工作还很多,面临的挑战也很大。
一、“管法人”
“管法人”并不完全等同于国际视野上的“并表监管”。所谓“并表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银行内的所有业务进行适当的监测并认真落实审慎监督各项原则,从机构角度看,其中不仅包括银行的国内法人还包括银行的国外分行、各类附属机构和合资机构。从业务范围上看,监管当局应该审查银行直接或间接从事的各项银行和非银行业务,以及国内外机构从事的业务。
在一定程度上,银监会提出的“管法人”是指对单个银行法人实体的监管,但从总体风险的把握、防范和化解来看,即从并表监管来看,一方面,银监会需要制定合理规划,要求银行法人向监管部门报送并表数据和管理信息,强化对银行法人实体的监管。另一方面,银监会要加强与证券、保险等监管部门的沟通,了解银行集团所属的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评估其对银行的影响,并视情况采用适当的监管措施。具体来说,实现从“管法人”到并表过渡,银监会要充分发挥与证监会、保监会建立的三方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根据“三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落实好分业监管体制下的监管分工合作框架。
目前各监管部门的合作还是停留在互相“通气”的阶段,在监管工作的开展中,各个部门监管各自分管的行业。从实现对银行有效的并表监管来说,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实际上,国际经验也表明,并表监管能力较弱是许多国家共同的软肋。
二、“管风险”
应该看到,目前银监会提出的“管风险”的主要内容是强化审慎监管,而重点又放在解决长期以来银行资产质量不高、资本充足率偏低的状况。充分说明这一问题的是指导银监会工作的“监管四部曲”,即“提高贷款五级分类的准确性--提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率达标”。更为具体地来说,首先,银监会督促商业银行根据风险变化情况,及时调整贷款质量形态,提高贷款五级分类的准确性和规范性,特别考虑到近期出台的有关监测不良贷款迁移率和偏差率的新举措;其次,严格执行充足的拨备制度,要求商业银行足额提取各类损失准备,加大损失类贷款的核销力度,做实利润;再次,鼓励商业银行增资扩股、发行次级债,使资本充足率达到8%以上,从而恢复银行的稳健性。
然而“管风险”并不完全等同于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所谓“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是一种基于对银行主要业务线的识别和全面了解,以及对各主要业务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按类别进行风险水平、风险发展方向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分析评估,在此基础上规划监管行动和检查方案,确定风险评级并采取监管措施和持续监管的有计划、有部署、前瞻式的监管方式。这种监管观念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是近几年才系统建成并付诸实施的。而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只有全面完成了整个银行业的财务重组、实现银行业的稳定后,才可能具备向以风险为本监管过渡的客观条件。
三、“管内控”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是银行为实现经营目标,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的动态过程和机制。银监会在促进商业银行完善内部控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制定并修改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促进商业银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促进商业银行加强信息披露;加大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评估与监督等等。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也有了较大的改善。
但是,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机制的完善和内控效率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首先,商业银行应该按照《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的制度建设。在各项业务和管理活动中制定明确的内部控制政策,规定内部控制的原则和基本要求;着力培育内部控制文化。其次,商业银行应该将内控和内审结合进行。为此,银监会即将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审计指引》,督促商业银行建立专业、规范、敬业和具有独立性的内部审计队伍,从商业银行内部构筑防范风险的防线。商业银行应建立内部审计垂直管理体系,进一步提高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内部审计质量,树立内审权威,并建立内审部门与银监会直接汇报渠道。再次,商业银行,特别是拟上市的商业银行应该结合本行的情况,认真考虑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指导原则组建专门的合规部门,以强化和改善商业银行的内控管理,从根子上减少各类大案、要案和违规事件的发生。
四、“提高透明度”
“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要求增强商业银行的透明度和银监会自身的透明度。2003年《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要求商业银行按照规定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各类风险管理状况、公司治理和年度重大事项等信息;《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要求商业银行进行资本充足率相关方面的披露,内容包括风险管理目标和政策、并表范围、资本、资本充足率、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目前,银监会已经做到按季披露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汇总数据,而且在制定法规时主动征求商业银行的意见。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在近期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完全达到上述办法的要求较为艰难。到2004年底,按照资本充足率新标准达标的银行仅有30家。上市银行特别是境外上市的银行(如交通银行)的信息披露与银监会要求的差距较小,而其他非上市银行的信息披露与办法要求还有比较大的差距。这也表明只有财务状况较好的银行能够更加充分和真实地信息披露,而财务状况欠佳的银行则难以做到。因此,对于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客观上还要实事求是,采取审慎的态度,充分考虑到信息披露的结果可能对市场信心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冲击。
银行管理的基本原则篇3
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促使各国及国际层面努力探索金融国际监管的统一规范的法律框架。无论是《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定》,还是巴塞尔协议体系,都力图统一国际金融交易和监管的国际规则。这些国际规则对各国银行的监管立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我国外资银行的监管立法提出了挑战。
一、我国在外资银行监管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一)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现行外资银行法律、法规与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要求还有一段差距,未能体现出国际规则应有的监管框架
1.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立法未从国际合作与协调出发。巴塞尔委员会于2001年5月的《加强银行监管者之间合作声明书的基本要素》中强调了信息共享和持续协调,而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立法是从本国的角度考虑的,对金融监管立法的全球化趋势及国际合作考虑欠周全。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只要求外资银行在市场准人、变动投资额或股权及市场退出时,提供所在国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的监管意见,而在外资银行设立后的具体规范经营和风险防范以及与外资银行所在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合作监管并未体现在立法中。
2.在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立法中,没有涉及国内法律与外国法律之间的冲突及解决方法。一般情况下,当我国法律与外资银行的母国法律有冲突时,可适用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但若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对某些问题也无规范时,应适用何国法律或应采用何种手段处理问题,在我国外资银行的监管立法中没有提及。
3.在我国的外资银行监管立法中,对外资银行不断推出的创新业务品种与经营模式缺乏法律约束力,既没有原则性规定,更谈不上具体操作办法。外资银行全新的业务品种(如高端客户外汇理财业务)以及先进的经营模式(如采取聘用营销人员外包形式推广某个人银行业务产品甚至外汇账户异地开立)等,对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及监管执法理念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并引起了我国监管当局的极大关注及社会的争议。外资银行认为:这些业务品种是其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属于国际惯例,且我国法律对此并无明确规定,故在我国开展此类业务应该没有法律障碍。而我国监管当局通常只能以没有法律明文规定为由来禁止其开展这些创新业务。
(二)从立法角度来看,我国一方面缺少一部规范外资银行的基本法,另一方面已出台的法律法规对有些问题还留有空白点
1.缺少一部统一调整和规范外资银行的基本法。
在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主要依据的是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没有进一步上升到法律层次的基本法,而对中资商业银行监管主要依据的是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商业银行法》。同一监管当局对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所依据的监管法律在效力层次上的不一致性,易使被监管者对监管当局监管的公平性和执法的可靠性产生疑问。
2.部门规范性文件繁杂、稳定性差。
自国务院2001年12月重新修订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后,在一年多时间里,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办公厅又制定并了一些法规和规章,如《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关于授权分行、营业部审核批准外资银行驻华代表处展期申请的通知》、《关于外资金融机构市场准人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调整外资银行并表监管工作分工的通知》等。又如外资银行对国内企业的外汇贷款,仍被作为短期外债管理,这与调整后的外债统计口径不相符。这些不断修改、纷繁复杂的部门规章不仅法律效力低下,而且稳定性也较差。
3.法律、法规仍留有许多空白点。
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在法律法规上仍留有空白点,如:外资银行出现清偿能力危机时,能否由我国监管当局对其进行接管;在外资银行出现支付危机时,能否对其适用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制度。诸如此类操作性较强的问题在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法规中均未有规定,使监管当局在执法中不易掌握。
(三)从权力与责任看,未充分体现监管者权力与职责分配以及外资银行分行与其母行各自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1.法律赋予监管当局的权力和职责如何实施与分配未能体现。外资银行违法、违规经营后,我国的监管当局与其母国的监管当局对其如何处分,彼此所拥有的权力及职责分工没有明确规定,这极易造成监管的真空。
2.外资银行违法、违规经营后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没有体现出跨国性。尤其是外资银行分行在我国违法、违规后,其母行是否应承担责任,以及彼此之间如何承担法律责任,都没有在法律上界定。
二、对策
(一)外资银行的监管立法应具有前瞻性、统一性,与国际法规接轨
一是在外资银行监管立法中应增加监管当局之间合作监管条款。这既是国际规则的要求,也是由外资银行业务经营与机构设置的跨国性所决定的。而与外资银行的这一特性相适应,监管法律中理应包括不同国家监管当局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条款。在实践中,新西兰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该国监管当局每年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母银行所在国监管当局召开一次会议,就母银行经营状况、隶属区域的金融系统状况以及审慎监管和政策发展交换意见。该国监管当局还与其他提供有效信息的中央银行或国际金融组织保人只持经常的联系。故我国在外资银行监管立法中,应借鉴别国的先进理念,既能使我国立法具有前瞻性,又能符合国际组织所提出的监管要求,体现国际性。
二是从维护我国利益出发,当国内法律与国外法律发生冲突时,应优先适用我国法律。但在我国金融市场稳定受到影响或对我国债权人与债务人不利的情况下,可采取申请保留事项。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依照本章的规定确定。”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第三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外资银行是根据我国法律、法规在我国境内设立的金融机构,应适用我国法律,但鉴于其业务经营的国际性,还应根据国际法原理进行规范,如银行贷款合同一般采取银行所在地法律,但若当事人在合同中未规定时,可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
三是对于外资银行不断创新的业务需求,应在遵循我国现行法基础上,同时更新监管立法理念。外资银行在执法时实行的是“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而我国在监管中一直以来是“法无明文规定即不可为”。可见,外资银行的业务创新与我国原有的监管立法和监管执法产生了法律理念上的冲突,这种冲突随着外资银行开放度的加大,会越来越明显。其实,所谓的国际惯例是指在国际交往中,经反复实践而逐渐形成的不成文的行为规则,而不是外资银行所称的其在大多数国家所适用的规则。因此,外资银行的业务创新首先应适用我国法律及对法律的解释,而不能将自己一贯的经营规则当成国际惯例,以此作为规避中国法律的借口,但同时,我们的监管立法也需更新理念,应仔细研究外资银行的创新业务,在法律法规中明确界定禁止经营的业务范围,尽量避免监管立法观念与外资银行执法思想的冲突及法律法规认识上的歧义。
(二)应加快对外资银行基本法的立法步伐及其相关法规、规章的调整
第一,首先应制定一部调整外资银行基本法律关系的法案《外资银行法》,提高外资银行的立法层次,增强法律的稳定性;其次,在基本法颁布实施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与之配套的特别法如《外资银行监管法》、《外资银行市场退出法》等;再次,尽量避免出台过多的行政文件或内部通知,应加强法律、法规的建设,以增加监管当局执法的严肃性。
第二,可根据具体实践的需要,用司法解释等方式对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经常进行拾遗补漏,使之不断趋于完善,增强监管当局执法的可操作性,避免出现监管中的漏洞。例如:为保护公众利益,限制外资银行风险的扩散,世界许多国家都规定了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援助,用于解决外资银行的临时流动性困难,采取的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加拿大、美国、意大利等国采取的中央银行提供抵押贷款措施,《美国联邦储备法》规定联邦储备银行可以向会员银行提供临时性抵押贷款;二是德国等实行的中央银行提供票据贴现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都要求银行申请票据贴现时,必须以合格票据为限。三是直接提供贷款支持。比利时法律规定,比利时国民银行可以提供短期透支以帮助外资银行解决暂时的流动性困难。由此可见,我国在外资银行监管立法时,宜根据我国国情,选择一种或几种手段作为中央银行对外资银行的最后贷款支持,解决其资金流动性问题,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
(三)对不同国家之间的监管者权力和职责的划分以及被监管者法律责任的承担,应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
其一,一方面,从法律上赋予监管当局权力的同时,也应使其承担相应的责任,做到权力与义务的对等;另一方面,不同国家的监管当局应通过充分的磋商,明确彼此之间对于外资银行的监管权力和职责,并使之法律化。
银行管理的基本原则篇4
一、上市银行会计标准基本情况和历史回顾
根据中国证监会2000年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7号—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上市商业银行年度报告须按国际准则编制补充财务报告，并请国际会计公司审计，应该说，这一规定是非常超前的。按照欧盟执行国际会计准则的实践，欧盟要求上市公司于2005年起全面执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但并没有废止欧盟各国的会计制度，只是要求上市公司在执行本国会计制度的同时，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补充财务报表对外披露，和证监会的规定如出一辙。而从2005年开始在香港资本市场上市的交行、建行、中行、工行等大型商业银行，则从一开始就必须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并披露财务报告。因此，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上市的银行，即使没有新会计准则的出台，也都必须执行国际会计准则。
但境内外审计对浦发、深发展和民生三家上市银行2000年度的审计结果差异巨大，着实令商业银行和监管部门吃惊。造成境内外审计差异巨大的主要原因是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标准不一，境内审计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标准明显偏低，不能弥补贷款的潜在损失。有关部门随即对此作出反应：中国证监会要求境内外审计时对同一会计估计事项的判断应保持一致；财政部迅速修订了《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要求商业银行足额提取贷款损失准备；人民银行在2002年出台了国内银行监管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明确了贷款损失准备按照贷款五级分类计提相应比例（正常1％，关注2％，次级25％，可疑50％，损失100％，其中次级和可疑类可上下浮动20％）。此后的双重审计中，境内外审计均参照这一标准计提准备，境内外审计结果基本趋于一致。
境内外审计结果的巨大差异无疑推动了我国上市银行会计监管标准的健全和完善，但境内外结果趋于一致同样也引发了会计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上市银行执行的新《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和国际会计准则相比，在金融资产分类、公允价值运用、贷款利息收入核算、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方法、衍生金融工具会计核算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而多家上市银行在会计标准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境内外审计结果却基本一致，不能不让人对会计标准的执行情况产生怀疑。那么，究竟是巧合，还是国际会计准则迁就了国内会计标准，抑或是国内会计标准迁就了国际会计准则？仔细分析，在贷款损失准备方面，是国内的会计标准向国际会计标准看齐，但在其他方面，则是国际会计准则迁就了国内会计标准。由于国际会计准则存在较大的职业判断空间，执行国际会计准则所需要的外部环境因素在中国尚不完全具备，国内会计标准则有明确的规则，所以国际准则比较容易迁就国内标准。作为补充审计操作者的国际会计公司，近些年来在中国上市公司的审计中也屡屡陷入假账风波，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种猜测。
正因为如此，尽管国际会计准则对上市银行来说并不陌生，但当新会计准则真正开始执行之际，上市银行和监管部门还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二、新会计准则对银行监管带来的挑战
（一）公允价值的使用是新会计准则对银行监管的最大挑战
关于新会计准则对银行监管挑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的广泛使用能否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支持新会计准则的人认为，公允价值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使会计信息更有价值；反对者则认为，公允价值的使用将使利润操纵更为容易，公允价值的使用非但不能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反而会降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关于原则导向和规则导向会计标准孰优孰劣的问题，中外会计学者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一般认为，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能为公司的管理人员提供足够的职业判断空间以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但自我实施能力较弱，需要良好的司法环境和较高的司法效率来支持。规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则正好相反，由于规则比较明确，管理人员的职业判断空间较小，但在缺乏司法效率的环境中，自我实施能力较强，有助于保护外部投资者免受公司内部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利益侵占。
回顾国际会计准则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国际会计准则之所以引入公允价值，就是为了防止历史成本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以增加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实行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也是为了防止规则导向的会计规则被企业钻了空子。安然事件后，美国对规则为导向的会计标准给予否定，逐渐转向原则为导向的国际会计准则，要求上市公司要实质上承担起会计信息责任。但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原则导向的会计标准在给予企业更大的会计责任的同时，也给予企业更大的职业判断的权力。相比之下，公司在规则中寻找漏洞，远不如在原则中自由判断更容易进行利润操纵。在规则导向的会计标准体系中，监管的难点是如何制定完善的会计规则，监管规则的执行相对容易；而在原则导向的会计标准体系中，虽然制定会计原则要比制定具体规则容易，但在公司执行原则导向的会计标准的监管却非常困难，需要对每一家公司进行深入分析和细化监管，包括对公允价值使用的主观判断的再评价等等。原则导向的会计标准实际上是将会计监管责任从会计标准制定者和监管者共同承担转向了主要由会计信息的监管者来承担，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大大加强了。和国际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司法环境和效率显然比较落后，如何在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中加强银行监管，确实是监管部门面临的一大难题。在这个难题中，最复杂的问题就是公允价值的应用。
（二）欧盟银行监管部门应对国际会计准则的经验及启示
为了避免公允价值的使用将金融工具未实现的收益确认为利润导致监管资本的增加，欧盟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了监管资本“过滤器”，宣布将部分未实现收益从银行监管资本中剔除。
欧盟“过滤器”做法虽然不无道理，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由于我国银行监管部门同时将资本充足率和利润作为风险评价的核心内容，监管部门既然不允许未实现收益计入资本，那么是否还承认包含未实现收益的会计利润呢？如果承认未实现收益作为会计利润并纳入风险评级体系，是否与不允许未实现收益计入资本的做法产生矛盾？如果不承认未实现收益计入会计利润，那监管部门如何评价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呢？是放弃这一指标，还是像监管部门当年放弃资产负债率这一会计偿债指标而制定资本充足率作为监管偿债能力指标那样另行制定监管利润指标呢？
（三）以公允价值使用为标志的会计原则中性化与监管审慎原则产生了本质上的矛盾和冲突
传统的历史成本会计侧重反映企业过去的经营活动结果，在相对稳定的市场环境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会计信息，兼顾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另外，早期企业的所有者相对稳定，主要资金来源是借款，为加强对借款人权益的保护，促进所有者的稳健经营，历史成本会计坚持了谨慎性原则，对市价低于成本的资产计提准备。近些年来，由于市场波动的加剧，历史成本会计不能及时反映市场价格变动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降低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决策有效性，甚至可能产生误导作用。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于是将目光转向能够反映现在和未来会计信息的计量属性，公允价值会计应运而生，并较好地解决了历史成本会计相关性低的缺陷。在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的现实环境中，公允价值会计相对于历史成本会计，计算出的经营成果包括了企业资产未实现的收益，尽管按照公允价值计算的会计信息更相关，但也有人提出公允价值会计将未实现的收益纳入经营成果，显然不够审慎。
众所周知，银行监管主要是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存款人作为银行的债权人，自然倾向于用审慎原则看待银行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充分估计银行的风险水平：在历史成本会计时期，由于监管和会计都坚持审慎原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靠，监管将会计作为监管的基础，会计信息同时也是监管信息。但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的投资者不再稳定，投资者的流动迅速加快，谨慎的会计标准低估了企业的经营成果，导致股价的低估，对准备出售股份的投资者不利，也不利于市场对企业的价值评估。会计逐渐走向中性原则，符合市场经济发展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需要，但作为监管者，坚持审慎原则以最有效地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也是职责所需。这样以来，会计和监管就产生了原则性分歧。
从国际上会计和监管的发展历史看，会计和监管的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国际会计准则在制定高质量的会计标准时，放弃了会计的谨慎原则，更加注重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会计标准从原来的谨慎原则逐渐走向了中性原则。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则一直坚持审慎的监管原则，以充分保护存款人利益和金融稳定。这一分歧，在贷款减值准备的计提方面尤为典型。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对银行资产风险计算问题上就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巴塞尔委员会坚持以银行过去贷款损失的经验值为基础、对贷款预期损失计提减值准备，国际会计准则则要求银行以客观证据为基础、通过对未来贷款现金流量贴现计算贷款减值准备。两种方法虽然都强调银行要充足计提贷款减值准备，但对减值的判断和计算有明显的不同，会计标准倾向于通过对未来现金流的折现测算准备，监管标准则倾向于以过去的经验数据来推测资产可能发生的损失。两种方法截然不同，究竟哪一种方法更合理？一时难以得出结论。按理说，监管部门的计算方法应比会计标准计算方法更为审慎，但据欧盟商业银行的实践情况看，商业银行按照监管标准计算的准备，有时候大于会计标准计算的准备，有时候又小于会计标准计算的准备。
会计由于走向中性原则而与监管的审慎原则产生分歧，但实际上还原了会计反映经济信息的本质，也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监管部门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在新会计准则下保持和加强银行监管的有效性。
三、监管部门如何应对新会计准则的挑战
（一）构建有效的监管法律体系和监管执行机制。监管部门必须能保证商业银行在执行新会计准则中恰当运用职业判断，防止商业银行运用新会计准则进行利润操纵和掩盖风险
前已述及，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需要有良好的司法环境做保障。在我国整体司法效率较低的现实环境中，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会遇到很多困难，银行监管部门对会计准则实施的有效监管确非易事。监管部门必须正视并认真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困难：
一是监管部门本身的治理机制是否完善和有效。政府部门的有效治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难题，其难度远远高于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建设。而会计中介机构虽然能发挥一定程度上的监管作用，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因此，如何有效激励和约束监管人员恪尽职守，使其有效监管商业银行在会计准则使用中恰当地应用职业判断，将是会计准则实施效果的决定性因素。
二是监管人员的专业素质是否能适应新会计准则的需要。新会计准则由于其极强的专业性和高度的复杂性，即使是会计专业人员理解和执行起来也十分困难。对银行监管人员来说，理解和监管的难度更大。如何能保证监管人员在监管过程中恰当地理解和运用新会计准则，本身就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三是不健全的外部司法环境对监管工作造成的障碍。银行监管需要外部司法环境的配合，如果外部司法环境不佳，商业银行和企业蓄意串通弄虚作假，将对银行监管工作造成很大障碍。但外部环境并非一朝一夕能改善，在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如何提高监管有效性，也将是极具挑战性的工程。
银行管理的基本原则篇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业法制建设，从无到有、点滴成裘，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银监会成立后，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结合国际国内情况和新时期银行业改革发展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推动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建设，取得了良好成效。
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的起步、成型与深化
我国银行业监管法律框架建设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在90年代初步形成。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银行管理暂行条例》，标志着我国开始对银行业实行依法监管。《银行管理暂行条例》是对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金融工作实践的总结，为当时规范各种金融关系、强化金融调控和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银行体制改革力度逐步加大，在把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加强监管，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的大背景下，我国于1995年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
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法律地位。以这两部法律为基础，一些旨在加强银行监管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得以制定。这些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涉及银行监管的许多重要领域，规范了市场准入、从业资格、业务经营、公司治理、财务会计等监管事项。
以2003年监管体制改革为契机，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建设得到深化和提高。为顺应国内金融业发展的特点及专业化分工、分业监管的要求，银监会2003年4月正式成立。同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通过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对《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两部法律的修改。《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政府专门监管银行业的法律，它反映了我国银行业监管的现实需求，借鉴了国际上银行业监管的先进理念和良好做法，具备了科学性、系统性和开放性等现代银行监管法律的基本特征。可以认为，银监会的成立，以及《银行业监管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的制定与修改，标志着我国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构建步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此后，以《银行业监管法》和《商业银行法》为基准，银行业监管规则制定的进程大为加快，银行业监管朝着规则体系化方向迈进。
第一，与wto规则相接轨――“透明度原则”和“审慎性原则”指导下的市场准入监管立法。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我国政府对银行业市场准入的承诺主要包括：许可程序和条件不构成市场准入的壁垒，且对贸易的限制作用不超过必要的限度；人民币业务的过渡期安排，包括地域限制和客户对象限制；国民待遇，即入世后5年内取消限制所有权、经营权、外国金融机构法律形式和营业许可的任何非审慎性措施。同时，中国入世后，承诺开放领域的相关法律及其实施都要受到wto相关法律框架的约束，特别是《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一般责任与纪律中的第二项（协定的第2条）规定了法制的透明度原则，要求成员方及时公布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
而从我国当时的状况看，银行业准入法规与wto相关规定的要求相比尚存在诸多不足：一些具体监管实践中的行政许可事项，缺乏具体的审批标准和条件，程序不够公开、透明；法律文件缺乏系统性和一致性，对同一行政许可事项的条件、标准和程序规定，散见于各种规章、规范性文件中，有些规定的内容相互不一致；对内、外资银行机构采取不同的准入条件和标准，一些非审慎性限制准入条款存在于外资金融机构监管法规中等。
为全面履行入世承诺，逐步推进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同时贯彻《行政许可法》，完善行政许可规则，银监会制定了一系列新规章，改革和优化准入监管方式：一是出台了《关于调整银行市场准入管理方式和程序的决定》，取消了一批商业银行业务和高管人员市场准入的审批项目，降低了准入的门坎；二是制定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规定了境外金融机构可以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突破了长期以来我国对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禁止性规定；三是依据2006年11月11日国务院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取消对外资银行的所有非审慎性限制，并鼓励外国银行设立或将境内分行转制为在中国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银行，同时颁布《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放宽外资银行机构市场准入的标准，取消了外资银行增设分行的时间间隔要求，简化了独资、合资银行中国境内分行营运资金的档次，并相应地降低了最低营运资金限额要求；四是梳理整合各类市场准入管理法规，依据《行政许可法》精神，系统制定了《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及中资商业银行、合作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等的行政许可事项具体实施办法，对银监会所有行政许可事项进行了细化明确，并简化了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范了内部审批时限，提高了行政许可效率和透明度。
第二，与国际先进监管经验相衔接――“风险为本、审慎监管”原则指导下的持续监管立法。
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确立了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以科学反映和衡量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2006年的《新巴塞尔协议》进一步把资本充足性要求、监管审查机制和市场约束作为实现有效监管的三大支柱，体现了银行监管思想和方式上的重大进步；2006年修订后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则系统规定了有效监管体系应遵循的25条原则，其中13条原则（第6～18条原则）属于银行审慎监管原则。参照以上国际标准，并借鉴英美等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当局的最佳做法，银监会成立伊始即提出了“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和提高透明度”的新监管理念：坚持法人监管，重视对每个金融机构总体风险的把握、防范和化解；坚持以风险为主的监管内容，注重对风险的早期识别、防范和控制；坚持促进银行内控机制的形成和内控效率的提高；增强银监会依法履行职责的透明度。
以上述监管新理念为基点，银监会先后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金融监管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初步形成了以各项审慎经营规则为主要内容的风险监管的主要规则体系。例如，为加强法人机构资本监管，银监会先后出台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关于将次级定期债务计入附属资本的通知》、《商业银行次级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等规定；又如，为引导机构健全内控管理，银监会先后出台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审计指引》、《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等数个规定；再如，为引导机构加强风险识别、防范和控制，银监会先后出台了《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压力测试指引》、《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指引》、《贷款风险分类指引》、《小企业贷款风险分类办法（试行）》等50余件对各类风险强化管理的指导性规定。
第三，与国内改革发展需要相适应――以“放松管制、强化监管、引导改制、促进创新”为特色的全面监管立法。
为促进国内银行业稳健发展，银监会坚持宽严结合的立法原则，实现了放松管制基础上的有效审慎监管。针对以往银行业部分领域管制过严问题，银监会采取了如下放宽管制的法律调节措施：一是部分降低银行业务和高管人员准入要求，如取消了商业银行业务、法人账户透支等部分业务的审查或备案，放松了对部分新业务的准入限制，取消了高管人员平调任职资格审核和部分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限制等；二是开始放松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银监会通过与发改委联合相关规则，实施国家指导价与商业银行自主定价相结合的服务定价方法，拓展了商业银行服务定价的自主空间。在部分放松管制的同时，银监会加强了对银行业的风险监管指引和规范。在现行银行业监管规则中，有160余件监管规则主要针对银行业审慎经营与风险管理，从而建立了较为系统、完整的风险监管规则体系，凸显了银行业风险监管的专业性与科学性。
为促进国有银行的机制变革，立法引导实现国有银行改革和推动公司治理完善双重目标。长期以来，由于国有金融资产出资人缺位、政企不分等因素影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未建立起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难以实现自主经营，整体竞争力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应对外资银行挑战，切实提高中资商业银行竞争力，银监会推动各方面加速国有银行公司治理完善。在国务院再次向中行、建行、工行注入资本金基础上，积极为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具有先进管理技术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加快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同时，了《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关于推动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制定银行重组改制方案的通知》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促使商业银行建立有效的内部权力（利）制衡和权责利制约机制，使商业银行所有者及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得到均衡的制度安排。
为推动银行业提高竞争力，并促进各类金融机构的机构调整与业务创新，银监会先后出台了《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等规定来引导和激励金融业务创新；制定和修改了《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农村商业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农村合作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规章规范各类金融机构的机构整合和经营管理。
为完善金融体系，丰富国内银行业机构类型，填补农村不发达地区金融服务空缺点，推动国内银行业形成健康有序的竞争局面，了6项管理规定和工作指引以规范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新型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准入与经营管理。
目前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的组成和表现。经过20余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地建立了以《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为核心，以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外资银行管理等方面的行政法规为骨干，以部门规章和大量规范性文件为主体，以中央立法机关和中央政府的相关法律、法规、决议和命令为辅助，以及相关金融司法解释为补充的，现代意义的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这一体系的层次框架包括：法律与相关法律二十多部；行政法规与相关行政法规十余部；规章二十多部；规范性文件五百余件；相关司法解释七十多件；银行业监管国际协定二十余件等。银行业监管规则的体系化构建，为我国银行业监管的有效运行，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法律规则依据；为我国银行业稳健和长足发展，提供了最为牢靠的制度保障。
构建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与处理好五方面关系
构建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深刻认识银行业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竞争关系、银行监管、金融调控、外部生态环境极其复杂的相互关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始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努力争取处理好以下五方面的关系：
监管约束与促进银行发展的关系。我国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逐步构建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之中，一方面，政府管制范围需要逐步缩小，变成一个有限权力的政府，而更多的自将逐步还给银行和市场，市场自由化是银行改革的基本方向。另一方面，政府由过去的直接干预经济，逐步通过制定规则间接管理经济，即充当规则制定者和仲裁者，同时，我国银行市场化发展不过30年，需要政府扶植。所以，正确处理监管约束和促进银行业发展的关系，把握监管尺度，成为监管法律体系构建中需要平衡的首要问题。
国外经验借鉴与国内实践总结的关系。银行业经营和银行业监管，基本都是舶来品，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也大体如此。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借鉴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相关文件，认真研究各国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以吸取各方监管精华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制定的相关法规又要立足国内银行业经营发展实践，以及目前银行监管现状和国家法律体制，不能逾越当前发展阶段。
原则性监管与规制性监管的关系。原则性监管主要是对银行监管设立原则性的目标，由银行自行确定实施的具体措施。而规制性监管强调法律的精细性，对行为目标、程序、手段都进行详细规定，两种监管思路各有长短，在法规上体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无论是原则性监管法规还是规制性监管法规，都应重视银行业法规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以及规则的合法性、针对性与科学性。
金融创新和金融稳定的关系。当前，金融创新在各国方兴未艾，层出不穷，国内银行也大力开展各项创新业务，以提升银行竞争力。金融创新一方面提升银行盈利空间，一定程度能防范单体机构风险，但是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可能突破现有法律，其合规性受到质疑，也可能会加剧整体金融风险。我国银行并非单纯商业化机构，且涉及面广，在发展的同时，必须确保稳定。所以，银行监管法规必须平衡金融创新和金融稳定，确保稳定前提下的创新。
树立监管权威和规范行使权力的关系。监管者是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要树立监管权威，确保令行禁止。但是，现代行政机关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制约，否则不当行使权力会消解监管权威，侵犯银行合法利益。所以，法规一方面要对监管者充分授权，确保监管有效性，另一方面，要对监管者权力行使进行有效制约，确保权力与责任相适应，规范行使权力的相关法规已成为银行监管法律体系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完善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的三个设想
让私法成为金融体系中约束市场主体的主导法律制度
私法是调整平等的民事和商事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自治是其根本特征。私法自治的应有之义在于：在民事和商事关系的范围内，只要不违反法律，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就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而法律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得随意干预。私法具有其深厚的自治基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大成就或任务就是重建了中国以私法自治为核心的公民社会。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私法的作用将进一步得以显现，三十年的改革已经积聚起足够的力量和能力使私法在中国再次勃兴，这一趋势将不可避免地深刻影响中国银行业法律制度的发展。首当其冲的即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相关法律制度。我国商业银行过去存在的基础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国有金融资产出资人缺位。在国有商业银行中，国有金融资产一直处于出资人缺位的状态，这决定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难以得到完善，而且无法摆脱政府对经营管理直接或者间接的干预和影响。二是政企不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为防范金融风险，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补充了资本金，剥离了不良资产，也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在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财务管理、人事激励等方面进行了多项改革，但由于没有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机制，没有真正从责、权、利明晰的角度去约束银行所有者和经营者，国有银行依然是政企不分，其经营管理和人事制度深受政府的控制和影响，难以实现自主经营。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在进行市场主体制度设计与执行过程中，没有按照私法原理明确主体权利与义务的结果。未来几年，法律需要在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出资人制度、股东权利与义务、股东行为约束、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在深刻理清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做出更具有创造性的规定，在私法层面真正确立银行在市场中的商事主体地位，保护其自治权利，维护市场对于市场主体的选择和对于金融资源的配置。
以开明开放的准入制度优化金融中介、解决供需矛盾
银行占有并牟利的资源其实是社会的经济资源。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导致垄断的暴利和寻租行为的发生，破坏了市场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我国银行业的准入门槛相较其他发达国家高，这在改革初期是合理的，因为有实力、懂经营的市场主体不多，容易导致金融市场的混乱，提高市场准入可以减少银行风险损失。但是过高的准入门槛也容易导致市场垄断，从我国现有银行看大多具有政府背景，金融机构之间无论从服务上、组织构架上、经营模式上、服务对象上、产品设计上、业务流程上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同质化情况严重，供给动力不足，银行业进入的门槛限制也是造成银行“懒惰”的原因之一。因此如何实现经济的平等性是今后中国银行业法律制度完善的重要方面，放松准入管制一直是国际政府管理的趋势，这对于银行业的发展也至关重要，金融机构的丰富一是可以使优质资本进入银行业，提高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实力，另一方面使各类金融机构可以提供不同的产品，实现服务的多样化，从而解决金融市场供需矛盾。
密切注视国际做法及其发展变化、改进风险监管法规
银行管理的基本原则篇6
【论文关键词】跨国银行、监管、法学原理跨国银行的监管可大别为三类：国别监管、国际监管和内部监管。跨国银行的所有权、区位与内部化优势使其拥有得天独厚的扩张潜力和规避能力，给单一国家的金融监管增加了难度。因此实践中往往需要国别监管、国际监管和内部监管三管齐下，方能取得较好的监管效果。故本文以上述三大监管模式为主线，对跨国银行监管的法学原理分别进行评述。一、跨国银行国别监管的法学原理（一）东道国对跨国银行实行监管的法学原理从东道国的角度看，东道国境内的跨国银行均系外国投资者出资设立的外资银行，因而东道国对跨国银行的监管实际上也就是一国对其境内外资银行的监管。实践中，跨国银行在东道国境内的存在方式主要有以下五种：1、外国银行分行（branch）。外国银行分行是根据东道国法律所设立的跨国银行分支机构，它虽是母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一般而言，分行均能从事东道国所允许的所有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如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等。2、外国银行子行或附属行（banksubsidiary）。外国银行子行包括母行直接或间接拥有一定股权比例或是以其他方式受母行控制的银行经营机构。子行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可从事全部银行业务。跨国银行建立子行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在东道国境内新建子行；另一是通过并购东道国银行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3、外国银行代表处（representativeoffice）。代表处是负责业务联络、收集资讯和进行业务咨询的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它既不能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也不能从事信用证、汇票及旅行支票等业务，业务与只能极其有限。一般而言，代表处只是跨国银行进军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前奏，对东道国的金融市场不具实质影响，因此，各国银行监管机关在进行银行实绩统计时，一般并不把代表处计算在内。4、经理行（agency）。它是美国所独有的一种跨国银行分支机构，是指在美国任一州设立的，可兑付支票、发放贷款并持有上述业务产生的贷方余额（creditbalance），但不得向美国公民或居民吸收存款和办理信托业务的跨国银行营业机构。经理行与通常意义上的“行”是截然不同的：首先，从产生依据上看，经理行依据美国各州法而产生，其业务权限乃法律所明文赋予，而行依据银行之间的协议而产生，其业务权限来自协议的约定；其次，从组织形式上看，经理行通常以新设分行或子行的形式产生，而行则是跨国银行利用东道国当地银行的业务优势，与之缔结契约而产生；再次，二者与跨国银行的关系亦不同，经理行乃跨国银行的分支机构，跨国银行与其存在股权或其他控制关系，业务联系密切，行与跨国银行仅存在契约性安排，组织上与跨国银行本身完全独立；最后，二者的业务范围也完全不同，经理行的业务仅限于兑付支票、发放贷款等，行的业务范围较为宽泛，除其本身固有的揽储、放贷权能外，还可依据契约安排，开立信用证，进行汇付以及开展票据结算等。鉴于行完全独立于跨国银行的组织体系，故本课题将其排除在研究范围外。5、埃奇法公司（edgeactCorporation）。埃奇法公司是指银行或银行持股公司的附属企业，以股权控制为主要联结纽带，因而不属于跨国银行的分行。这种银行跨国经营方式以美国最为典型，其业务范围主要局限于国际投资、对外贷款、国际贸易融资、国际业务结算等国际业务上。跨国银行一经东道国政府准入，即受到东道国法律的约束。东道国对跨国银行实施监管的法律依据，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1、属地管辖权（territorialjurisdiction）。国家对其领土内财产、人或发生的行为与事件进行管辖，这是国家主权的应有之义，也是国际公法明确赋予国际社会全体成员的一项重要权利。“领土内的一切都属于领土”（quidquidestinterritorio，estetiamdeterritorio）这句古老的法律格言说明了国家对其领土内的人或物，拥有排他性的管辖权。这一管辖权也得到了诸多国际性法律文件的确认。联合国大会1949年通过的《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第2条明确规定：“各国对其领土以及境内之一切人与物，除国际法公认豁免者外，有行使管辖之权。”1974年联大通过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更是具体地指出，接纳跨国公司从事经营活动的国家，根据它们所拥有的完整主权，可以通过本国法律、条例和采取各种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措施来管制和监督跨国公司的活动。作为跨国公司的特殊表现形式，跨国银行无论以何种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都必须接受东道国政府的管辖与监督，这是东道国行使经济主权和属地管辖权的突出体现。2、国民待遇原则。根据该原则，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必须不低于（nolessfavorablethan）或者等同于（asfavorableas）其给予本国国民及其投资的待遇。法理上意味着外资银行应与东道国银行一样，同受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督与管理，不允许有凌驾于东道国之上的监管豁免权。在这个问题上，拉美国家的态度尤为坚决，它们长期奉行“卡尔沃主义”（CalvoDoctrine），主张外国投资者应与东道国国民一样，接受东道国政府或法院对其进行的监督和管辖，并以东道国国内法为监管的准据法，反对投资者母国以外交保护等行使跟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监督与管理。3、“外国投资者默示同意论”。根据该理论，外国投资者进入东道国境内进行投资活动，创设外资银行这一行为本身就可以推定他们已经默示地同意东道国的法律管辖。因为理性的投资人不可能无视东道国的属地管辖权，便贸然进入他国地域内进行投资活动，进入东道国境内投资这一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外国投资者已经对其投资成本与风险（包括可能因东道国行使属地管辖权而造成的损失）有了清醒地权衡，因而可视为外国投资者已默示地同意了东道国政府对他及其投资的监督管理权。（二）母国对跨国银行实行监管的法学原理根据跨国银行存在方式的不同，母国对跨国银行的监管可大别为三类：（1）母国对跨国银行总行或母行的监管：（2）母国对跨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包括分行、代表处、经理行）的监管；（3）母国对跨国银行子行和埃奇法公司的监管。上述三类监管分别贯彻这不同的法理依据：1、母国对跨国银行总行或母行的监管法理——属人管辖权与属地管辖权的竞合。跨国银行总行与母行根据母国法律设立，具有母国的法人资格，主营业所或主要办事机构也均在母国。根据国际法上的属人管辖权（personaljurisdiction），国籍所属国政府有权对隶属其国籍的公民或法人行使管辖权。无论是以成立地标准、住所地标准还是成立准据法标准来进行甄别，跨国银行总行与母行均具有母国国籍。因此，属人管辖权是母国对跨国银行总行或母行行使监管权的基础性法理依据。此外，由于总行或母行主营业所或管理中心均位于母国，其日常业务活动也多在母国领域内进行，因此母国也可以属地管辖权为依据对其进行监管，如此，别产生了属人管辖权与属地管辖权的重叠与竞合。2、母国对跨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监管法理——属人管辖权。在跨国银行诸实体中，总行居于支配地位，海外分支机构则居于从属地位。分支机构在人、财、物上受总行严格管制，丧失其独立性，因此各国法律均认为，分支机构不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完全隶属于总行，总行应对分行的行为直接负责。鉴于海外分支机构的非独立性及其与总行不可割裂的一体化特征，海外分支机构一般不具有东道国国籍，其国籍从属于总行，因此，尽管其驻在于东道国内，母国监管机关仍可以属人管辖权为依据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管。3、母国对跨国银行子行及埃奇法公司监管的法理依据——被动国籍原则和保护性管辖。被动国籍原则（positivenationalityprinciple）是指当具有本国国籍的公民与法人受到不法侵害时，一国有权对不法侵害人实行管辖。由此，引伸出了保护性管辖原则（theprotectivejurisdictionprinciple），即各国可对危害其安全、完整与重大经济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行使管辖权。跨国银行子行与埃奇法公司不属于跨国银行的分支机构，它们虽与母行之间有某种程度的股权控制或事实上控制（defactocontrol），但它们毕竟是依据东道国法律成立的独立法人，就一般法理而言，母国难以对其实施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的不断发展，跨国银行基于利益最大化动机，通过其全球子行与分支机构间的某种隐秘安排逃避监管的情况愈演愈烈，有些子行的金融创新和舞弊经营也给母行带来了难以臆料的危机隐患。上述情况使母行乃至母国的经济安全受到了极大威胁，现实经济生活中也曾多次发生因为子行违规经营，致使母行陷于灭顶之灾乃至母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的事件（1995年巴林银行破产事件就是其中典型一例），因此，母国基于自身的经济安全，加强了对跨国银行子行的监督与管理，这一趋势也得到了国际金融法律文件的认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1992年《对国际银行集团及其境外机构的最低监管标准》、1997年《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均确认了母国基于跨国银行安全稳健经营的考虑，有权对跨国银行子行实行并表监管的原则，这便是保护性管辖在国际金融法律规范中的体现。二、跨国银行国际监管的法学原理——“全球合作”原则在实践中，东道国对跨国银行的属地监管与母国对跨国银行的属人监管或保护性监管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管辖权冲突，或是因监管权责不清，监管标准不一而产生监管失位(regulationmismatch)问题。东道国基于经济主权与经济安全的考虑，也常以“金融隐秘权”为由拒绝母国对东道国境内跨国银行的并表监管。因此，国别监管这一单一的监管模式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监管事件的需要了，于是，以1974年联邦德国赫斯塔特银行（HerstattBank）的亏损倒闭为契机，由西方发达国家发起成立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75年了著名的《巴塞尔协议》（Basleconcordat），标志着跨国银行国际监管这一新型监管模式的诞生。跨国银行国际监管的实质并不是在银行监管框架以外另行构筑更高阶次的监管体制，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金融组织本身也不对跨国银行行使直接的监管权，其运作和监管目标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各国监管当局的协调与合作，尤其是主要代表东道国利益的发展中国家和代表母国利益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简称南北合作）。这就体现了国际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全球合作”原则。全球合作的基本目标在于：实行世界经济结构改革，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关系与国际经济新秩序，使全球所有国家都实现更普遍的繁荣，所有民族都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全球合作虽泛指世界上所有不同类型国家进行的国际经济合作，但其重点及中心环节是进行南北合作，具体到跨国银行监管领域，指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银行监管实践中，互通有无，信息共享，协调监管，共谋发展。虽然南北国家之间在经济利益上大致处于东道国与母国的对立状态，其银行监管水平也有悬殊的差距，但在经济生活中二者仍存在着根本性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国际金融日渐一体化的今天，金融危机的骤发性与传导效应使南北国家存在着共荣共损的利害关系。以拉美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为例，虽然危机发生地多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但发达国家亦难以置身事外，泰然处之，因为它们深知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危机，若不加以有效遏制，将会迅速蔓延，从而对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此，在危机中发达国家也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援助，以缓解和消除金融危机。正是基于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使得跨国银行的国际监管有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得以蓬勃地发展起来。其典型一例是，巴塞尔法律文件所确立的监管标准，虽由西方国家创设并身体力行，但也得到了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参照与执行，同时各国监管当局在巴塞尔委员会及相关论坛的合作与交流，正在日渐广泛与深入地发展。三、跨国银行内部监管的法理基础传统的跨国银行监管都立足于运用法令、政策或惯例的力量，从外部规定一套整齐划一的监管措施来规控跨国银行体系的固有风险，但随着以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银行表外业务的蓬勃发展，外部监管模式显露出捉襟见肘、力所不逮的疲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此伏彼起的金融危机可谓是外部监管失灵的一大明证。巴塞尔委员会洞察了外部监管的尴尬处境，先后了《市场风险的资本标准建议》（1993）、《巴塞尔资本协议市场风险修正案》（1996）、《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1997）等重要法律文件，强调了跨国银行内部监管的重要性，并试图以一整套标准来指导跨国银行对其自身风险的内部测度与评价。根据英国法理学家、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创始人哈特（H.L.a.Hart）的观点，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体验与理解，有内在观点（internalpointofview）与外在观点（externalpointofview）之分。内在观点是指社会主体接受法律规则并以此作为行为指导的情况；外在观点则是指社会主体并未接受法律规则，仅仅因为担心背离规则可能招致的谴责与惩罚，而被动遵循法律的情况。前者较之后者具有更强的守法自觉性和秩序服从性。跨国银行自律监管的加强无疑正是这一法理思想的有力贯彻。以银行监管机关为主体实施的外部监管是一种典型的压制性监管，它虽然较为客观、规范和公正，但它始终滞后于跨国银行金融规避与金融创新的步伐，无法有效查知跨国银行较为隐秘的高风险业务（如以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表外业务），因此，外部监管永远存在着“监管盲区”和“监管误区”，有些学者甚至指出：“某些形式的监管失败几乎是所有样本国家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反之，作为市场竞争的世纪参与者，跨国银行更容易发现其自身的问题，并迅速查知问题的症结，将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作为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监管机关与跨国银行并不总是对立的，二者也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即金融秩序的宏观稳定与跨国银行的微观效益是相得益彰、共赢互利的。这一点决定了跨国银行的外部监管（压制性监管）与跨国银行的内部监管（自治性监管）的目标和方向是一致的。相对于外部监管的被动性与消极性，内部监管具有主动、积极、迅速、有效等优势，反映了法理上由“他律遵法”向“自律守法”的转化，体现了社会主体由“外在法律观念”向“内在法律观念”的过渡，是跨国银行监管思想的一大突破。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将内部监管的作用绝对化，因为不是所有的跨国银行均能将外在的他律性规范，转化为内在的自律性规则，并付诸行动，仍有一些跨国银行可能会铤而走险，规避监管以牟取暴利。因此，跨国银行的外部监管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还将起基础性的规范作用，而跨国银行的内部监管则作为外部监管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在外部监管难以企及的某些特殊领域内发挥着独到的监督作用。
银行管理的基本原则篇7
巴塞尔委员会自成立之后，就银行监管问题陆续了一系列文件，具体体现出以下银行监管的原则：
1、资本充足原则
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制定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报告》，其基本精神就是要求银行监管者根据银行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构成，并依其承担风险的程度规定最低资本充足比率，建立风险加权制。
根据资本构成和风险权数的确定，该报告要求资本充足率，即银行总资本与总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应达到8％。此后，1988年《巴塞尔协议》又历经多次修改，并在1996年《资本协议市场风险修正案》中将市场风险也纳入资本充足监管体制。199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又提出了《银行资本充足的新结构》，建立了新的资本充足框架的三根支柱。
2、银行风险管理原则
随着国际银行业的迅速发展，信用风险之外的风险对银行的危险越来越大。为此，巴塞尔委员会了大量文件。将金融风险、市场风险、利率和汇率风险、经营风险、法律风险等均纳入了其监管体系中，强调了银行加强对风险的监管控制，并对相应的资本要求作出了规定。
3、跨国银行监管国际合作原则
加强跨国银行监管国际合作，协调东道国与母国对跨国银行进行监管的责任是巴塞尔委员会的重要工作。1975年，巴塞尔委员会了《对国外银行监督的原则》（即《巴塞尔协定》），该协定规定，任何跨国银行，都不得逃避监管，东道国监督外国分行的流动性和外国子行的清偿力；母国监督外国分行的清偿力和外国子行的流动性。东道国与母国间应密切合作，互通信息。1983年，巴塞尔委员会对1975年协议进行了修订，颁布了现行的《巴塞尔协定》，该协定在1975年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银行“并表监管法”，并对母国与东道国在监管权力和责任上进行了可行的划分。
1992年，巴塞尔委员会推出了《国际银行集团及其跨境机构监督的监管的最低标准》，规定了所有的国际性银行集团都要接受母国的统一监管；跨国银行的海外设立须经过东道国与母国的双重审批；母国监管机构有权获取信息；东道国有权拒绝不符合最低标准的外国银行的设立等四项最低标准。为实施上述标准，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又了《跨国银行业监管》，就如何克服有效并表监管的障碍提出了29项合作建议，为母国并表监管的实施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参考答案。
上述一系列文件确立了跨国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两大基石。
4、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
巴塞尔委员会1997年9月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简称《核心原则》）弥补了母国统一监管原则和并表监管法的缺陷，对跨国银行有效监管问题作了明确而有针对性的规定。可以说，《核心原则》使得国际性金融机构与各国银行监管机构在对银行业全方位监管方而已经趋同化．必将对国际银行业的经营与监管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
二、中国现行银行监管法制的缺陷
1、对境内国有商业银行监管方向
目前我国对境内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监管的法律体系是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为主体，配之以一系列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为了维护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业务实施监督管理。人民银行拥有广泛的监管权力。但在实际中，我国在对境内国有商业银行监管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
首先从监管主体方面看，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在实践中，由于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监管作用被弱化。人民银行内部，各部门各自为政，导致银行监管的条块分割和中心支行监管部门与监管办“争相监管”和“监管真空”的现象。其次在监管对象方面，我国原有专业银行正处在向现代商业银行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历史的包袱和不规范的操作，至今尚未达到《商业银行法》所要求的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再次在监督依据方面，根据巴塞尔《核心原则》的规定，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是有效银行监管的基本要素。近几年来，我国陆续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证券法》等一批重要法律，而且还颁布了大量规范商业银行运作和管理的条例和规章，但在立法建设上仍有不足。至今我国仍有一些重要的法律法规如《信托法》、《期货法》、《商业银行监管条例》等尚未出台，巳出台的几部金融大法中有关银行监管方面的条文过于原则、没有相应的实施条例，可操作性不强。在立法取向上，尚未建立起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控制机制的法律框架。第四在监管实施方面，有关监管人员对有关法律、法规的不了解和对业务的不熟悉使监管效率不高；执法不严也导致风险得不到有效控制，致使其不断累积。由于缺乏监管依据，导致监管制度的建设滞后于银行实践。
2、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方面
为了适应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形势，1994年4月我国颁布了《境外金融机构管理办法》，1994年12月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件》(以下简称《管理条件》，1995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法》同样也适用于外资金融机构，1996年4月颁布了《外国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等等。应该说，我国对外银行监管法制有了很大进步，但是仍存在不足。总的说来，还是“重事前审批监管”，“轻事中业务监管和事后财务监管”。此外，在与外资银行母国进行监管国际合作方面的力度还不够，信息交流不畅。
三、借鉴巴塞尔协议，完善我国银行监管法制
1、建立健全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全面推行风险管理
《核心原则》要求银行实行稳健经营，全面推行风险管理。为此，我国应继续建立健全银行监管法制。对于已经不适应有关形势的法规要予以废除或加以修改，对已制定出的过于原则、不易操作的法律法规要加以细化。在立法时要注意减少与其他部门法律规范的相互冲突。
实行风险管理是《核心原则》所强调的。对于各种风险的控制要建立科学的量化模型，并要求一定的资本金。同时，在履行监管职能时，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要兼顾，并形成制度，要确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改善银行资本结构
银行资本充足率是巴塞尔协议所确定的金融审慎监管的核心，我国在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改善银行资本结构上可采取以下途径：第?，通过国家财政增资、降低金融机构所得税，加速金融机构资金流转；商业银行应降低贷款资产风险度，减少信用放款，增加担保、抵押放款，提高贷款质量和安全性。降低风险权数的资产比例。风险权数资产比例的降低，?方面可提升资本充足率，另?方面还可增加银行盈利、再从盈利分成中增加银行资本；第二，通过发行长期债券、固定资产重估、适当提高准备金比率等方式，增加附属资本；第三、借鉴巴塞尔协议，完善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的定义，运用信用换算系数对不同类型的资产负债表外的业务项目和交易信用风险进行分析，把表外业务纳入监管。第四，建立科学的资本充足率监测、预警系统，在计算方法上可参考巴塞尔委员会1999年6月3日最新颁布的《银行资本充足新结构》，银行建立内部资本充足目标，并由监管者审查，由市场约束。
3、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完善内控机制，实现行业自律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应该继续进一步深化改革，明晰产权，政府不应对商业银行作出直接行政干预，实现“政企分开”，国有商业银行不再兼顾政策性业务，这也是我国金融改革的前提。
在《核心原则》中，内部控制被纳入持续银行监管安排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得到强调。银行稳健经营的根本还是取决于银行自身的内部监管机制。
4、加强国际合作，完善对跨国银行的监督
银行管理的基本原则篇8
论文摘要：风险管理是银行的核心职能，风险管理能力是银行的核心能力，这不仅关系到国有商业银行的生存基础，帮助其摆脱不良资产困境，还直接影响到产品创新、市场扩大、绩效管理、盈利能力等发展性问题。重构风险管理体系，应当按照银行业国际通行标准——《巴塞尔协议》的有关原则要求，借鉴世界先进银行经验，结合业务发展规划，建立符合国有商业银行实际的、完善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和机制。
前花旗银行总裁沃尔特·瑞斯顿有句名言：事实上银行家从事的是管理风险的行业。这句话道出了银行的核tD职能就是管理风险。然而，国有商业银行具有的却是一个失效的风险管理体系，在解决巨额不良资产和应对未来环境挑战的双重压力下，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再造刻不容缓。
一、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现状和失效原因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四大银行开始在信贷管理中全面采用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方法，后来陆续引进了信用评级、授信管理、贷款风险分类制度，并成立风险管理机构统一专事风险管理，在审慎的会计原则、内控制度建设方面也取得进一步完善，随着银行经营范围和品种的扩增，风险管理涵盖的内容由表内业务到表外业务，从国内到海外分支机构，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也作了大量实践，近年来，风险管理逐渐得到重视并提到了经营管理的核心位置上来，制度、规则、方法和相关的研究得以丰富、完善，一个比较集中、统一风险管理架构雏形在四大银行内建立起来。与风险管理架构建设的进步相对照风险管理体系的整体有效性却存在严重问题，造成风险管理体系失效的原因之一是体制造成的管理层风险意识淡薄，把主要精力放在追求扩张上，对资本金、准备金充足与否并不真正关心，长期不良资产问题并未真正列入管理者的考核目标，四大银行高管人员没有因整个风险管理局面的形成和一再恶化而被免职的事例。在产权和公司治理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国家信用担保和注资行为使四大银行在技术上破产却免于遭受挤提和清算，事实上助长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原因之二是缺乏系统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在风险管理逐步被重视的过程中，虽然学习引进了西方银行的很多制度、方法，也形成了各自的体系，但是框架粗糙、基础薄弱、制度和技术平台没有建立起来，缺乏风险管理工具发挥作用的机制，在具体操作中经常被异化走形。原因之三是人员风险管理素养和银行文化跟不上，国有商业银行没有西方银行数百年的商业锤炼，缺少高度专业化的银行家队伍，缺乏规范的行业经营作风和优良文化氛围熏陶，形成了普遍的粗放经营习惯。
二、风险管理体系有效性再造的思路
1．熟悉现代风险管理的国际通行规则和构造有效风险管理体系的一般内容、方法、步骤，借鉴对照优良银行风险管理体系，确立风险管理体系再造的目标体系。巴塞尔协议框架原则已成为国际银行业通行的“游戏规则”，其对银行风险管理领域的指导原则得到普遍认同，也为指导国有银行再造风险管理体系提供了基本框架。现代银行风险管理的思想、理论、方法，已经形成齐备的体系，用于指导变革、补充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现有体系的缺陷。以国际领先银行风险管理作为学习标杆，借鉴其经验，寻找差距不足。结合三个方面构造出国有商业银行一个较标准完备的风险管理机制。
2．从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的基础现状出发，抓住影响有效性的主要问题特征和薄弱环节，运用恰当的方法、措施、策略造就风险管理效果。无论是与巴塞尔协议要求还是优良银行的现行风险管理体系相比，国有商业银行在体制、市场环境、管理基础等方面有很多条件并不具备，所以只能从实际出发，在现状与目标之间，针对信用风险为主要风险、基础风险管理薄弱、风险管理人才和体制环境较差等特征，提出有效解决方法。
3．拓展建立和改造有效风险管理体系的思路。不仅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和现状着眼，还应在银行外部建立更广泛的风险防范处置机制，在面临新的风险管理问题上拓展思路，寻求良策。
三、国有商业银行有效风险管理体系的一般内容
1．风险管理的对象和风险处置方法机制
银行风险管理的对象是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大的方面可以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是与系统因素引起的资产价值波动，是无法进行分散的风险。非系统性风险是与个体因素相关的风险，能够通过组合进行分散掉。从经营管理的角度，可将银行的风险主要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是指债务人违约的不确定性，市场风险主要指价格波动风险，操作风险指网信息、程序、控制系统问题引起的操作不当、失误引起的风险，流动性风险是预期的支付风险，各种风险往往相互蕴涵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风险处置手段主要有：避免消除风险、抑制风险、转移风险和承担风险。避免消除风险包括通过科学的风险管理工作程序化、过程标准化、政策合理化可以避免操作失误和错误决策，通过约束激励机制防范投机冒险和失德行为，通过各种组合来分散风险。抑制风险主要包括对冲、掉期(严格讲前两种是组合的特例)、互换、期权等技术的运用。转移风险是通过保险和其他手段将风险转嫁。承担风险主要包括不可避免和难以转嫁的信用风险，这是银行需要积极管理的重点。对于风险管理，巴塞尔协议规定了包括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监管检查、市场约束三大支柱机制，并针对银行业面临的信用、操作、利率等主要风险提出了标准法、内部法两种计量办法和相应的资本管理原则，其中在资产风险加权基础上对银行资本充足率作出不得低于8％，核心资本不得低于资本的50％的要求。
2．管理设施和有效风险管理的基础
风险管理设施是指战略、政策、模式、组织、文化等一整套体系。风险管理战略是为了一个目标使风险管理设计、方法、工具和经营发展环境、业务结构相契合匹配的过程，战略把风险管理活动的各个方面有机组织起来。风险政策是一定时期内风险战略贯穿于业务的具体处理原则。风险管理模式主要分为集权和分权两种模式，国有商业银行目前采取的是一种较为集权的风险管理模式，其优点是集中管理风险、保证控制，但是依赖于有效的信息传递，对风险反应敏感性差，不利于锻炼队伍和调动基层的积极性。风险管理组织一般包括风险决策的委员会、具体负责风险管理事务的职能部门以及独立的审计部门，一般的职能包括：政策制订和督导，授信管理及尽职调查，资产质量监控，风险管理过程控制与评估，风险业绩考核。文化由对风险普遍认同的理解、观念、信条、嗜好、习惯而形成的组织氛围。
有效风险管理要求风险管理设施适应风险环境，设施之间能够协调一致，渗透在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层次。国有商业银行基本具备了设施的形式，但是在协同方面、在贯彻方面、在文化等软件方面较为薄弱。有效风险管理的重要基础是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只有完善有效的风险信息系统，才能识别、度量和分析风险，制订正确的管理措施，落实风险管理责任。信息系统包括存储客户基本信息、财务信息、经营管理信息、信誉记录、账户交易记录、合同信息的客户数据库，存储宏观经济、产业经济、金融市场等信息的环境信息数据库，存储自身资产品种、数量、质量、分布的数据库，以及建立在规范、完整、及时、准确的数据信息基础上的计量、分析、评估、处置系统。有效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已成为国有商业银行实现现代风险管理的最大瓶颈。
四、提高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措施和策略
提高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首先要建立风险管理战略，设立中短期和长期目标。中短期目标是尽快扭转现有风险管理局面，达到银监会提出的国有商业银行未来三年改革目标中的风险管理指标；长期目标是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银行所应具备的现代风险管理体系。(一)实现中、短期目标的措施、策略
1．针对国有商业银行以信用风险为主要风险的特征，将不良资产比率控制下来，保证新增信贷质量，是最主要、最紧迫的目标，其次是保证达到符合巴塞尔协议原则的资本充足率、拨备水平及风险分散要求。不良资产率的下降，将极大缓解资本金补充和呆帐准备金计提的压力。控制不良资产比率，一方面对存量资产通过资产管理公司积极处置，更为重要的是防范新的不良资产，对此，加紧完善风险管理体系，重点是事前控制方面，加强授信管理工作，加快风险指标体系和内部信用评级建设工作。补充资本和提足呆帐准备金可结合注资、发行次级债和上市妥善解决。
2．与产权及公司治理改革结合起来。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提不上来，引进的先进方法发挥不了效果，原则执行不下去，与体制息息相关。巴塞尔协议原则以及借鉴西方银行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并不是复杂的框架和技术，而是制度基础、思想和机制。结合这次改革上市，将公司治理机制与风险管理机制协调起来，包括制衡、激励、内控和决策等方面。
3．通过业务转型改善承受风险水平。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主体在于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其现有风险管理水平缺乏对信贷风险有效管理，使得传统业务在风险收益上不对称。利用国有商业银行网络优势加大现代综合零售业务(消费信贷)和中间业务，既是银行的发展方向，也是避开管理难度较大的高风险环境的良策。
4．总结过去风险管理中的经验教训。斯蒂芬·罗斯在新近发表的论文《法治金融》中，认为学习过去的失误是风险管理的核心。事实上，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包括西方银行)风险管理改进的路径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危机事件、重大违规或失误案例引起银行的警醒和对风险管理体系的漏洞查找、弥补整治，甚至引发立法和政策的改变。国有商业银行有无数的不良资产案例，从中可以进行很有价值的研究和挖掘，并可能导致发现并形成独到的风险识别方法、能力，遗憾的是，西方银行比我们更热衷研究这些案例。
5．注意防范新的风险。未来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新风险有资本市场运作风险(包括上市操作和并购风险)、跨国经营风险、银行衍生金融交易风险，以及信息技术时代特有的网络银行安全风险等。这里仅叙述近期上市的风险。上市信息披露风险不仅使国有银行的风险信息暴露于众，而且因不熟悉境外上市规则以及境内外标准差异造成操作风险，中国人寿事件就是—个例子。基金投资者可能只对短期逐利有兴趣，而对改造国有商业银行无恒久兴趣，这可能使得借助海外机构投资者力量实现公司治理的意图落空；而战略投资者的操作往往会造成股价的大幅波动，甚至海外战略投资者的背景复杂，操作动机不局限于逐利。防范新的风险已成为一个紧迫的现实。
(二)实现长期目标的措施
1．对风险管理战略长远目标和政策长期不懈的执行。以巴塞尔协议框架原则和国际领先银行风险管理适合的做法为标杆，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不断对照，持续改进。贯彻落实和机制建立是一个关键性工作。第一，风险管理不是风险管理部门的专属职能，要建立风险无时无处不在和全员参与的积极风险管理的理念。第二，风险政策制定要与业务政策相协调，在推行过程中要和业务有关部门、环节、人员充分沟通。第三，机制建立是长期作用力的过程，要强调建立强大持久的规范力量，对违规行为也要有强大的抑制力量，责任必须能够落实到人，激励约束要到位。第四，要有切合实际的推行方法，效果在于细节。比如：在向基层经办人员推出每一种产品时都要附上产品风险说明书，载明该产品的风险原理、操作原则、行为禁止等内容，起到提醒、帮助熟悉、规范操作指导的作用。第五，允许适当创新，例如，推行银团贷款办法，使单独决策中存在的约束软化在银团决策中得以硬化；银行在办理抵押贷款业务的同时可以设立抵押公司在二级市场运作，不仅使住房抵押贷款保持活跃性，而且在利率波动时，银行和抵押公司形成风险对冲，以稳定收益。
2．强化基础工作。无论是授信、评级等基本风险管理手段还是资产组合管理、RaRoC等高级方法，均要求以坚实的基础工作为前提，风险定量管理以及各种模型建立更是需要及时准确的数据和长期的验证，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技术方法的落后在于基础工作的薄弱。
3．人力资源、文化环境建设
将恰当的人放在恰当的位置上对于风险管理很有必要，一方面通过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引进专业人才，建立推行人员风险履历；另一方面要加强人员的风险理念教育和业务风险管理技能培训，例如可以实行产品风险导师制度，任何岗位说明里都提供有该岗位范围内每种业务风险可咨询的导师名单，员工随时可向某类业务的风险导师进行咨询。
银行管理的基本原则篇9
【关键词】银行监管;国际比较;启示
一、其他国家银行监管特点概述
(一)美国银行监管体系特点
1.多元化的伞形结构。伞形结构是指美联储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金融控股公司下属的银行子公司、证券子公司、保险子公司则分别由不同部门监管。其中,银行子公司由美联储、货币监管署、州银行监管署共同监管。
2.灵活的监管原则。美国银行监管体系最初实行“不可缺少原则”,保护提供全面金融服务的银行免于破产。后来改为“太大不能破产”原则,即监管当局只救助破产后影响特别大的银行。之后又废除“太大不能破产”原则,转而实行处理成本最小化原则,即并不一定对问题银行实施收购继承或给予资金援助,对其处理要致力于成本最小。
3.监管法规健全。美国具有健全、发达、积极的银行监管法律体系。从中央政府到州政府都建立起完善的、符合国际惯例的、适应国际银行监管需要的法律法规。而且这些法规取消过分的管制、放宽竞争限制,在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础上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
4.采用法人监管方式。美国监管当局只对商业银行法人一级的机构进行监管。如花旗集团下设的花旗银行总部设在纽约,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是花旗银行包括其分行在内的直接监管者,在其他地区的分行不受该地区储备银行的监管。
(二)日本银行监管体系特点
1.行政色彩浓厚。在二战后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行政指导往往比市场机制更有效率,日本民间金融机构也易于接受这种管理方式。无论在银行业市场准入,还是专业合作等问题上都有很强的政府行政指导色彩。
2.监管体系由分业转向混业。改革前日本实行金融分业经营。长期金融与短期金融分离,银行业与证券业、信托业、保险业分离,与此对应的监管体系是分业监管。通过跨业重组,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模式被打破。
3.注重环境风险评估。根据“赤道原则”,日本银行信贷决策不仅考察一般意义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还考察环境风险因素。通过环境风险融资审查程序对信贷项目的环境风险进行评估,确保风险可控。
(三)德国银行监管体系特点
1.监管范围覆盖面广。德国的银行监管范围覆盖全行业,联邦银行监管局监管所有在德国本土从事银行业务活动的银行机构,包括私有银行、公法银行和合作银行。外国银行在德国的所有分支机构,以及德国银行国外所设的分行也受到联邦银行监管局的监管。
2.混业经营、混业监管。这是由德国的全能银行制度决定的。不论银行是否从事证券、保险业务,监管当局的监管涉及到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资本充足性、清偿能力、贷款集中度、风险控制等各个领域。
3.独特的存款保险运行机制。私有银行、公法银行和合作银行在上世纪90年代各自建立了存款保险方案,相继设立了商业银行存款担保基金、储蓄银行保障基金和信用合作保障方案。德国还成立了“银行赔偿公司”,所有德国银行必须在该公司投保,并将自有资金的30%作为保险基金,这意味着在法定存款保险之外还有第二道保险。
(四)香港银行监管体系特点
1.管理与自律相结合的组织模式。香港拥有特殊的中央银行制度,在政府层面由金融管理局负责商业银行市场准入与退出的全程监管。此外还有民间自律组织――香港银行公会。在取得财政司同意后,香港银行公会可以制定包括普通收费协议、港元利率套利协议等银行业务规则,甚至还可以指令某一会员停止某项服务。
2.健全的监管法规。香港银行监管的法律基础是《银行业条例》,它对商业银行市场准入、业务管理、风险防范、信息披露都作了详细规定。香港特区政府根据市场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结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不断改革和完善法律制度。
3.以风险为核心的监管模式。金管局1999年推出以风险为核心的监管框架,并于2004年全面实行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模式。根据香港银行业的实际情况,特别注重银行的信用、市场和操作三大风险,建立了一套完整高效的识别、计量、检测和控制风险的监管程序。对于金融创新,银行要先行确立足够的风险管理程序和控制措施才能够经营。
当前的金融危机也使香港也受到很大影响,股市、汇市下跌,一些中小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失业人数陡增,甚至还出现了局部银行挤兑,香港金融稳定的基本面不会改变。首先,香港的银行体系是稳定的。其银行监管的特点决定了银行业本身是健康的。其次,特区政府从2008年9月开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应对金融海啸,包括启用外汇基金,向银行业注资以缓解银行间流动性问题等。最后,中央政府全力协助香港抗击金融危机。以港珠澳大桥为代表的一大批基础设施的开工建设使得通过粤港合作抵御金融风险成为现实。
二、银行监管体系国际比较
(一)银行监管体系的后发性
以上国家或地区银行监管体系的建设不是自发的,而是在解决金融业发展诸多问题的过程中后发形成的。有的是为了处理危机后的坏账,有的是为了适应金融全球化的新需要,有的则是为了配合本国经济改革。银行监管体系缺乏前瞻性,对风险预估不足。
(二)对银行监管法律体系建设的重视
银行监管法律法规自成体系,不仅有国家立法,还包括地方立法、行政立法、部门规章等。通过银行监管法律法规的完善,理顺了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明确了监管内容和监管标准,促进了银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三)从分业监管到混业监管
除了德国一直实行混业经营、混业监管外,其他国家或地区都是由分业监管逐渐过渡到混业监管的。虽然分业监管针对分业经营有其可取之处,金融业混业经营是当前的趋势,尤其是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使分业监管力不从心。混业监管有助于提高监管效率,其趋势不可逆转。
(四)在监管技术上过分依赖现有模型,缺乏监管创新
各国家或地区在监管技术上普遍采用美国金融界开发的数理模型,在风险计量与管理中过于信赖VaR,错误地认为数理模型的计算是万能的,忽视了现实中各种难以预料的突发因素,片面追求高杠杆、高收益率。只见金融创新,不见监管创新,在追求理性的过程中反而丢失了理性。
三、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一)转变监管理念,增强忧患意识
国际上现有的银行监管体系普遍是“危机――改革”型的消极监管模式,当银行危机或丑闻出现之后,才把相应的监管方案提上议事日程,或是盲目进行金融创新,创造出大量高杠杆、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忽视对风险的控制,当出现危机时,故有的风险管理预案漏洞百出,只得修改原先的监管体系以适应金融发展的新需要。有人说美国的金融监管是在用上世纪70年代的监管来管理21世纪的金融创新,虽然有些夸张,但也点出了问题的要害,银行监管不能滞后于金融创新,至少应当和金融创新同步,甚至领先于金融创新。我国要着力打造银行监管的长效机制,进行银行业积极监管,不能依靠限制金融机构活动的方式预防风险,而要创新监管理念和技术,做足风险预案,鼓励银行业积极进行业务创新,提高经营效率,增强竞争力。
(二)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坚持中国特色
1.结合我国实际,提高金融透明度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提出全面信息披露理念,具体包括资本协议、资本充足率、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利率风险以及信用风险缓解和资产证券化等。我国要建立健全金融机构信息强制披露制度,通过整合部门重叠职能,把散落在不同领域的风险管理信息进行整合集中,用及时完整的信息为监管决策服务。不但要实现信息披露的统一性和全面性,还要完善对风险信息的披露。对于未包含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的衍生品风险也要列入考虑范围。
2.完善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传统内部监管
一是,建立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内部监管体系。使内部监管和企业各部门、各岗位和各子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相融合,以审慎经营、防范风险、风险管理为出发点有效预见和防范各种风险,并对发现的风险及时补救。
二是,建立独立的内部控制制度。摆脱银行高层人员和其他部门的干扰,按照制度规范实施严格监管和控制。
三是,建立审计稽核机制。在总部设立审计稽核委员会,在各子公司和分部门内建立审计稽核组织,直接对总部稽核委员会负责。
3.金融数理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
金融危机暴露出当前使用的风险管理模型缺乏前瞻性、未对极端情况进行分析的缺陷。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求,需要对风险计量模型进行改进,监管当局和银行应当在现有模型体系的基础上,增加情景分析、压力测试、敏感性分析等方法,使历史数据分析更具有效性。我国银行业虽然没有因为模型而出问题,但也要积极对原有模型进行修改或开发新模型以适应未来金融业发展需要。
(三)加强法制建设
监管法律体系建设是银行监管的重要前提,也是保障监管顺利实施的有效基础。我国应以国际通行准则为基础,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本着“提高战略性、前瞻性、实效性”的原则,强化监管在法规中的地位和分量。参照国际标准并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当局的最佳做法,银监会提出了“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和提高透明度”的新监管理念,先后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金融监管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此外,应加快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制定,以此规范对外资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还应着手制定涉及金融机构退出的法律,对银行撤销、破产、关闭,或是银行接管的条件、组织、程序和债权人的保护等问题做出相应规定。
(四)注重体系建设
一要,坚持跨业监管、跨境监管。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08年底指出应当保持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的适当隔离,发挥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墙作用。防止风险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相互传递。如果两个市场之间没有适当的防火墙机制,资本市场的崩溃会对银行体系造成严重的后果,危及广大存款人的根本利益。
二要,建立统一监管体系。金融创新使新型金融衍生产品不断涌现,这些产品很难归入银行传统的某一确定功能型种类,有可能造成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需要对整个金融监管主体机构进行适当调整,协调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日常监管行为,整合监管资源,降低监管成本,形成规模效应,提高监管效率。
银行管理的基本原则篇10
理念，英语和希腊语拼作“idea”，它是一个哲学名词。在康德看来，理念指纯粹理性的概念。而黑格尔认为，理念是世界的本质，是事物存在的原则和基础，一切事物都不过是理念的外在表现，“事物之所以具有真理性都只是通过理念并依据理念的力量”。那么，银行监管理念是指贯穿于银行监管过程始终，指导银行监管实践并在监管中必须予以遵循和贯彻的原则及精神。确立适当和有效的银行监管理念对于控制银行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健、高效运行，实现银行监管的既定目标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99年6月公布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准备用其取代1988年巴塞尔协议。在听取意见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委员会于2001年1月，再次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草案第二稿)，以在全球范围内征求银行界和监管部门的意见。新协议把最低资本要求、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作为银行监管的三大“支住(pillar)，并允许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来确定其风险资本要求，此举引起了国际金融界的广泛关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在新的国际金融环境下经过反复讨论和酝酿而形成的，代表着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协议不仅内容上有创新，而且透出并反映了许多重要的监管理念，对这些理念尤其是效率理念的分析和研究，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国际银行监管的最新发展趋势，并用以指导我国银行监管的实践。
一、效率理念与金融监管理论的嬗变
何谓效率?《辞海》是这样定义的：①指消耗的劳动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效果的比率，或②一种机械(原动机或工作机等)在工作时的输出能量与输入能量的比值。而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pareto)给效率下的定义则是：“对于某种资源的配置，如果不存在其他生产上可行的配置，使得该经济中的所有人至少和他们的初始时情况一样良好，而且至少有一个人的情况比初始时严格地更好，那么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什么样的(银行)监管是有效率的?michaelH·moskow教授认为(1999)，如果它在实现其追求的目标时，对行业的经营活动造成的附带损失最小，这种监管就是有效率的。为此我们认为银行监管的效率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通过监管保护存款者的利益，促进被监管者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和抗风险能力的增强，并由此提高整个银行业的效率；--是监管当局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本身的效率。
效率理念在银行监管领域的确立与近代金融监管理论的嬗变密不可分。1929—1933年大危机使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大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纷纷倒闭，这给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体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基于对实践的深刻认识和传统理论的反省，建立在市场不完全性基础上的金融监管理论发生了转变，从主张自由竞争和政府不干预，转向限制金融业过度竞争，保障金融业的稳健经营。反映在银行监管理念上即表现为“安全优先”。
但政府管制并非完美无缺。一方面，宽泛而严格的外部监管使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效率下降，压制了银行业的发展，从而最终导致银行监管的效果与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不相符合；另一方面，外部监管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其实际效果也受到政府解决金融领域市场不完全性问题的能力的限制，如监管人员不胜任，监管无法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监管引发的道德风险以及行政性的外部干预严重扭曲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等。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以“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理论为代表的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兴起，国际金融领域经历了一次大规模放松管制的过程。在理论上主张放松对金融机构过度严格的管制，特别是解除金融机构在利率、业务范围和经营的地域选择等方面的种种限制，恢复金融业的竞争，以提高金融业的效率。如果30—70年代金融监管理论的核心是金融体系的安全优先的话，(7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理论则尊祟效率优先的原则，自然，效率优先的银行监管理念也得以确立并被广泛认同。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领域先后发生了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因此，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及其系统性风险再次受到关注，并强调要加强金融监管。但显然，90年代以后强调的金融监管并非是70年代以前的“严格管制”，而是一种审慎性监管。它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强化信息披露制度，重视通过市场机制来发挥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制约作用。也就是说，新的金融监管理论并非是对以往安全性监管理念的简单回归，而是使提高效率与加强安全两者间相互融合与协调，监管的效率理念不仅没有被否认，恰恰相反，其内涵有了全新的拓展。
二、效率理念：来自各国国内立法与国际层面的分析
银行监管并非是金融压制和阻碍银行业的发展，而是在确保安全与稳定的基础上促进银行体系的公平、有效竞争。银行管理的目标之一就是创造一种提高效率并鼓励竞争的管理结构，促使银行服务适度化并在市场经济中更好地运作。
注重效率的监管理念首先表现在国内立法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来不少国家的监管当局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效率和竞争力问题，并将其明确列为监管的一项重要原则和目标。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提出了“好监管”的六条原则，要求在实施监管时必须同时考虑并作为新监管方式的指南。这六项原则是：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被监管机构的管理者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促进金融创新；保持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避免不必要的对竞争的扭曲和破坏。日本自1994年着手进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后，也改变了过去单纯以安全为主的监管目标而将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活力和金融市场的公正与效率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美国的银行监管也从消极管理走向积极管理。随着70年代至80年代美国金融的平稳过渡和金融创新的强劲发展，美国银行监管当局日益感到放松金融管制、提高银行竞争与效率的必要性，于是推行所谓的积极管理，即管理是为了鼓励金融业的正常活动，促使金融机构更有效率地经营，是决策者合理内在计划的反映。美国1999年11月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也清楚地表明“美国开始将国际竞争，赢得全球市场作为目标”。
不仅如此，各监管当局采取的监管措施也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约束和行业自律的作用，强调银行业内控机制的建立，加强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在监管方式上也更显灵活性，其目的就在于通过监管促进银行间有效竞争，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
在国际层面上，说到银行监管则不能不关注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国际银行监管组织——巴塞尔委员会，其最近出台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国际金融实践与发展趋势的最新反映，对它的分析和研究是我们把握银行监管理念发展脉络的关键。通过分析，笔者认为该协议在制度设计和规则安排上充分体现了银行监管的效率理念，具体表现在：
1.从“监管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变
在管理系统性风险时，监管的任务就是将“外部性内部化”，即尽可能确保单个的投资决策者不仅将其个人面临的风险，而且将整个社会面临的风险都考虑在内。为了确保每一个投资者在做投资决策时将他或她强加给社会的全部成本都考虑在内，监管当局必须采取措施将社会定价差包括在其对风险的计算当中去。无疑，这对促使被监管者谨慎经营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社会的冲击与危害是有益的。但不加区分地要求每个银行将“平均”社会定价差考虑进去，实行“一刀切”的监管资本要求也降低了各银行的活力和效率。
在新协议中，巴塞尔委员会把监管资本与金融机构所需的经济资本进行了区分。监管资本是银行满足风险控制的最低要求，也是监管者进行早期干预的基础。而经济资本是银行基于内部管理的原因以及获得所期望的信用评级和其债务的风险溢价而持有的那部分资本，它是支住Ⅱ内容的一部分，由银行决定但受到监管者监督。显然，监管资本是监管者为确保银行在做出定价决策时把消极的外部性内部化的结果，而许多大银行通过更加精密、准确的内部模型计算出来的经济资本量可能要小于监管当局确定的监管资本要求。通常情况下，监管资本可以适当高于经济资本，但并非是越高越好。因为这涉及到被监管者对风险和收益的权衡，如果银行按监管资本持有资本数量远高于其实际需要的经济资本，那么，一方面说明其抗风险能力较强，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其资产运用不充分，实际上降低了其资金使用效率。
2.完善资本比率的计算方法，提高监管效率
在金融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监管当局只有不断地吸收和利用银行自己开发出来的富有成效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才能更好地与银行自身的业务发展相一致，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扭曲，使效率损失尽可能降到最小。
新协议有关风险监管的总体思路可以讲仍是对1998年巴塞尔协议的延续，即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以信用风险控制为重点。但有关资本比率的计算则作了较大的改进，从而使协议更加灵活、更具有风险敏感性。新协议放弃了1988年协议确定信用风险大小的一刀切式的做法，建议业务不是十分复杂的银行采用“标准化法”，而对于业务复杂、条件具备的大银行则可采用内部评级法(internalRatingBasedapproach，简称“iRB法”)。新协议允许国际银行使用自己内部的风险评估结果来确定资本要求，这表明新协议在承认被监管对象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引入了市场效率的理念，以平衡监管成本和监管效益的相互关系。内部评级法的采用，不仅使银行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提高了市场竞争力，而_RX，f监管当局来说，其可以通过一套严密的评估程序加以验收，不再像以往那样单纯从外部对银行施加“刚性”的资本要求，这既鼓励了商业银行的创新，又节省了监管成本。
3.强调银行风险控制和管理的自我责任
过去，银行监管主要通过加强管制来控制风险、保持稳定，这虽然在短期内使银行获得相对的安全与稳定，但由于严格的管制抑制了银行竞争力的提高，导致经营效率的低下，从而使银行在根本上降低了抵御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反而积累了更大的风险。近年来，面对金融业发展日新月异、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风险越来越复杂的情形，监管当局越来越认识到银行内部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对控制银行风险的重要性，因而加大了监管政策的调整，不断使外部监管与银行内控建设有机结合。一方面，通过有效的外部监管推动银行的内控建设；另一方面，银行完善的内控建设又为外部监管奠定良好的基础，从而提高监管效率。新协议在支柱Ⅱ中，阐述了监管评估的四大基本原则，透过这些原则我们可以看出，巴塞尔委员会旨在使监管当局在对银行进行有效监管时，促进银行建立起关于资本充足整体状况的内部评价机制，并制定维持资本充足水平的战略。而监管当局主要是对银行的内部评价程序与资本战略以及资本充足状况进行检查和评价，并在银行资本下滑时进行及早干涉。新协议的这种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调动了银行在经营和监管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银行监管的效率。
三、启示
监管理念是监管立法的思想基础，它对一国的银行监管体制、监管内容、监管手段和方法都有重大的影响。通过上文分析，笔者认为效率理念已经得到银行及银行监管机构的广泛认同，而且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上得以充分体现。我国的银行监管正处于转型和开放时期，效率理念的确立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即如何适应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切实转变监管理念，提高银行监管效率。
长期以来，国内银行监管往往立足于运用法律、政策的力量，通过采取直接的行政性控制手段，从外部规定整齐划一的监管措施来实施严格的风险控制，应当说这对我国银行业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稳定是短期的和相对的，缺乏可持续性。因为它不仅束缚了银行的自主性，而且大大损害了银行的创造性和竞争力，其结果往往是“风险防范力度加大了，但金融效率降低了”。应当看到，效率和安全是辨证互动的。没有效率、缺乏竞争的银行最终会影响自身安全并进而危及整个银行体系；同样，不注重安全、不进行风险防范与控制本身是非效率的。为此，我国银行监管机构要切实转变监管理念，调整过去那种只注重风险防范而忽视效率的做法，使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具体讲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在监管目标上，要以效率的提高为着眼点，坚持防范风险与促进发展相兼顾。只有提高了效率，得到了发展，才能谈得上防范和化解风险，也才有金融稳定的基础。(2)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银行制度，使银行真正成为以市场为导向的、有序竞争的市场主体，从而为市场化的、高效的银行监管奠定坚实的基础。(3)注重构建激励相容的监管机制，加强银行风险的自我控制、自我约束，督促银行建立完善、有效的内控机制。(4)充分重视市场主体自主性的发挥和市场机制的运用，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银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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