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篇1
关键词：农村法律援助制度问题六个方面
法律援助，也称为法律扶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协调下，律师为法律规定的特殊案件或其他案件中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建立和完善农村法律援助体系，应以满足广大农村公民的法律援助需求为第一要义，在扩大农村法律援助案件的受援范围基础上，建立健全农村法律援助的资金保障和人力资源配备机制，积极开展非诉讼法律援助。建立专门面向农村公民的法律援助机构，是推动和发展农村法律援助的必要手段。只有做好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农民才能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和尊严，社会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的因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才能得到充分完善。
一、我国农村法律援助面临的问题
我国农村与城市相比，在自然资源、经济条件、法律制度实施及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农村法律援助情况存在较大的滞后性。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特别是偏远落后地区的农民很难得到实实在在的法律援助，农村法律援助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费严重缺乏。
法律援助的办案经费包括政府财政拨款、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奉献和社会捐助等渠道。《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七条规定：“国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由此可知，政府财政拨款是我国法律援助经费的主要来源，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奉献和社会捐助只是我国法律援助经费的次要来源。
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数据，全国各地拨付法律援助的经费和中央财政为支持贫困地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而拨付的专项资金，平均到每个公民手里只有几毛钱。因此，政府尤其是中央财政应当加大资金投入，改变现在我国法律援助经费捉襟见肘的局面，以此来进一步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二）人力资源严重不足。
根据司法部公布的数据，按照我国律师每天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统计，每名律师每年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太少，距离法律援助的需求来说还相差甚远。另外，我国律师的数量分布极不均匀。根据北京市司法局的通报，北京是全国第一个律师突破万人的城市。我国的律师较大一部分都集中在北京地区，出现了扎推现象。目前我国从事法律援助的专职人员少得可怜，仅有的一些专职人员也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则基本上还没有专职的法律援助人员，目前还有两百多个县根本就没有法律援助人员。
（三）宣传力度不够。
法律援助知识在城市宣传较为广泛，法律援助机构也多设在城市里，而在农村的宣传特别少。因为宣传少，所以农民对法律不是很了解，甚至有的农民根本就不懂法，一旦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可以通过求助法律援助机构或法律服务工作者，并且脑海中就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只凭感情用事，采用非法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引起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四）质量不高。
在农村中，由于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短缺，大多是基层法律工作者承担法律援助义务，他们大多数没有经过严格的、专业的、系统的法律知识培训，法律专业知识相对薄弱，而且由于法律援助案件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因此，多数律师在办案过程中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这些都导致了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不高，从而让农民不放心，不再相信法律援助制度。
（五）形式过于单一。
目前，我国并没有单独针对农村设定特殊的法律援助形式。据调查了解得知，目前因农村家庭及相邻纠纷所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民事案件及追究刑事责任案件正逐年上升。除此之外，因农民土地被征用，失地得不到补偿；征地拆迁安置得不到妥善解决；村两委选举不公；村务不公开等引发的法律纠纷事件也日益增多，这些纠纷都需要采用不同的法律援助形式予以解决。而今开展的一些法律援助进农村，大多以传统的诉讼为主。诉讼只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手段，是解决矛盾纠纷万不得已的最后“一道防线”。针对矛盾复杂、纠纷频繁的农村而言，仅仅依靠诉讼援助这种单一形式，根本不足以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六）律师的重视程度不高。
根据我国《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律师有履行法律援助的义务。在实践中，某些比较优秀的律师组成的律师演讲团每月或每季度到农村里向农民们讲解相关的法律知识，解答疑问，或者赠送法律书籍。但是，这个律师援助阵容还是比较小的，存在许多只为自身利益而袖手旁观的律师，他们下乡宣传法律知识只是为了完成政府交给的任务，并没有认真宣传法律知识。面对对法律知识知之甚少并对法律宣传兴致不高的农民，许多律师也就敷衍了事或知难而退。法律援助被称为法治社会里的“穷官司”，很多律师不愿意承办付不起律师费的案件。
二、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法律援助是党和政府为民办实事的“民心工程”，被誉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必须以平等、公平为基本准则，不断改进在实践工作中暴露出来的缺点问题，大胆创新，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紧抓落实，完善中国的法律制度。我认为需从以下六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建立切实可行的农村法律援助经费筹集和支出制度。
法律援助经费短缺严重影响了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为了解决该项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仅供参考。
1.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
政府财政拨款是法律援助经费的主要来源，世界各国大都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到政府财政预算中，而预算拨款是政府财政保障的唯一形式。在我国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的规定，政府财政拨款是法律援助经费的主要来源。各级政府要将法律援助最低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当出现政府财政困难不能保障最低经费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逐级实行经费扶持政策，按照需要扶持地区的最低经费标准，通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的扶持，保证在法律援助经费上有最基本的保障。
2.建立法律援助专项基金。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下。对于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建立起专项基金实属必要。国家可以用财政的手段予以支持，建立起农村法律援助的专项基金，并且该基金应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该基金用于提高农村法律援助人员的待遇，从而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用于农村的普法的宣传教育工作，从而使普法工作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用于填补人民法院减免农民的诉讼费用，从这一角度保障司法平等公正，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使其从心理上信任法律。
3.动员社会力量，拓宽筹集渠道。
社会资助是弥补国家财政拨款不足的有效途径，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持续开展法律援助大型公益活动，借助媒体的号召力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法律援助事业，把筹集的资金捐赠给法律援助基金会。还可以利用每年一度的法制宣传活动，扩大法律援助的影响力。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作用，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大型募捐提供方便。
（二）充分调动和优化配置农村法律援助社会资源。
法律援助工作需要大量的人才，因此加强法律援助队伍是目前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1.充分发挥广大律师的作用。
全国近几十万律师是法律援助队伍的主力军，要充分的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自主投身到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中来。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律师，给予表彰和奖励，宣传他们的光荣事迹，在广大律师中形成人人争当法律援助律师的良好氛围。
2.有利地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法律援助条例》第八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因此，今后要在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下，进一步挖掘社会组织的潜力，拓宽法律援助的范围和对象，弥补法律援助人员缺乏的现象，促进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
3.法律院校的学生应当成为农村法律援助中的重要力量。
现今，各大高校都有法律专业，学法律的学生数不胜数，学校可以开展寒暑假法律援助志愿活动，组织这些法学专业的学生深入农村进行诸如法律宣传等法律援助活动，这样既可以增强他们的法律专业知识，又可以丰富他们的社会实践经历，同时也可以弥补农村法律援助经费的不足。目前，法学专业的学生就业形式很是严峻，许多优秀的法律专业的学生不知道何去何从，不知道怎样充分发挥自己的知识，最终导致大量人才资源的浪费。各个地区可以设定几个岗位由法学毕业生担任。我国目前有些省份建有村官制度，可以选拔一些优秀的法学专业的人员担任村官，这样的队伍深入农村，融入农民的生活，更有助于带动农村搞法律宣传，提供法律援助，切实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因此，这部分人员应当被重视起来，他们的潜力还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另外，法律院校的教师还可以指导学生进行法律实践活动。
4.设立农村法律援助站。
在农村设立法律援助站，以农村基层组织中的民事调解员为骨干，吸收当地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和法律意识、热心法律援助工作的农民参加日常工作，作为联系农民和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桥梁，这样就能真正帮助农民走出有法律需求但不知道找谁的困境。设在农村的法律援助站和有关法律援助机构加强沟通、互通信息，协调工作，从组织上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加强农村的法制宣传，让农民掌握法律知识，了解法律援助制度。
法制宣传活动在农村有待加强，应通过各种形式积极的向农民宣传法律知识，普及法学教育，使他们能够掌握与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农村的法制宣传活动还要通过电视台、电台、报纸、送法下乡等形式开展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让农民了解法律援助制度，已达到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知道怎样去寻求法律帮助的效果。
（四）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增强农民的信任度。
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是法律援助制度的关键所在，直接影响着农民对法律援助制度的信任度。接手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基层法律工作者应当像办理收费的案件一样认真负责，不能因为法律援助案件不收费就草草了事，一定要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切实保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若每名律师和法律工作者都能将案件办理得很好，则他们就能得到农民的信任，遇到某些棘手的问题，农民也很乐意向他们请教，反之，则会收到相反的效果。法律援助提高了信任度，才会有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关注它，才能为维护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作出更大的贡献。
（五）提高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法律援助的根本目的是保护贫困人民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正义和维护司法公正，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只要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又有条件予与和解的，我们应当进行非诉讼法律援助。开展诉讼法律援助与非诉讼法律援助并重的农村法律援助方式，可满足广大农村的村民通过非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的愿望。通过实践证明，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的纠纷案件占绝大多数，我们应将法律援助和人民调解结合起来，大力发展非诉讼法律援助业务，提高法律援助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六）全面提高农村法律援助律师的执业精神。
某些律师因为法律援助案件不赚钱而怠于从事，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背叛道德，若把物质生活放在第一位的律师越来越多，我国将永远也不会建成新农村，永远也不会实现和谐社会。因此，律师应把执业精神放在第一位；应勇敢而坚定地承担起法律援助的光荣使命，伸出排忧解难的援助之手，播散维权助残的慈爱之心，甘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之盾；应热爱法律援助，在实践中，全身心地投入到法律援助各项工作中来，全面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展示出新时期的执业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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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篇2
多项调查与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儿童存在教育权、发展权、人身权、受监护权缺失的问题，这一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堪忧，对其进行法律援助已成为当务之急。在进一步探讨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法律援助之前，有必要对农村留守儿童及法律援助的概念加以阐述。
（一）农村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这一概念自1994年第一次提出时，主要是针对父母出国留学、工作而被留在国内的儿童，这和现在“留守儿童”的概念差异较大。有学者在研究中对农村留守儿童作出如下解释，是指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由父母单方或其他亲友委托监护及独立生活的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笔者认为这种阐述既符合我国民法的相关规定，又符合有关儿童的国际公约，因此在本文研究中采用了这一解释。
（二）法律援助的概念
我国2003年通过的《国务院法律援助条列》中无专门条款来界定“法律援助”这一概念，可见我国对“法律援助”的概念界定采取隐含型方式，目前理论界对法律援助的概念各抒己见。本文研究的法律援助采用如下定义，即法律援助是指对难以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自身基本权利的社会弱者，由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环节和各层次上，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二、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的问题分析
（一）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立法缺位
我国立法未将留守儿童的特殊性加以充分考虑。由于留守儿童法律援助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这就决定了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程序上应具有相应的特殊性，援助人员应具备专业性，进行援助时应兼顾优先性与灵活性。然而在我国立法上，法律未将留守儿童与正常的成年人加以区分，也未将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特殊性加以充分考虑，这样不利于农村留守儿童在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法律程序及时得到救济。目前我国法律法规针对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缺少专门条款的规定，就毋庸说有关于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专门规定。所以，制定一系列专门的法律法规和保障制度给予留守儿童更全面的保护已势在必行。
（二）法援资源有限，办案质量欠缺
1.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庞大，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大。伴随着农民工流动数量的增多和流动速度的加快，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呈增长趋势。由于农民工父母与子女分隔两地，留守儿童缺少必要的关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孤儿。一方面，由于缺少家庭的保护，留守儿童受到外界侵害的事件增多；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监管，留守儿童自我控制能力差，容易受到外界不良风气的影响，身心健康扭曲，违法犯罪的频率增加。随着法制观念的不断深入，无论是留守儿童寻求自我权益的保护，还是因自身不当行为引起的纠纷矛盾，都亟待法律加以有效解决，因而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也就越来越大。
2.留守儿童法律援助资源有限。面对留守儿童如此大的法援需求，法律援助因受到人、财、物等因素的限制，法律援助中心仅有的工作人员远不能满足该需求，使得目前的法援资源远不能适应社会对法援的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站可以介入并分担如此多的留守儿童法律援助案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事实上，靠法律服务谋生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对于无经费保障且较多的法律援助案件是否倾尽全力，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最终会影响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效率和办案质量。
（三）经费紧缺，留守儿童法律援助步履艰难
充足的援助经费是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顺利开展的必要保证，若无必要的经费保障，法律援助制度将无法落到实处。《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又在第7条规定：“国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条例规定了以政府为主，社会积极参与的经费保障措施，虽为解决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经费保障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并未规定任何强制措施和法律后果加以制约，经费来源依然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办理留守儿童相关的案件所必需的交通费、差旅费、复印费、通讯费、查找资料、调查取证等费用支出，法律服务工作者除了耗费时间、精力以外，还需由自己来支付办案费用，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办案的积极性。
（四）农村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法律意识薄弱，对法律援助制度认知度较低，增加法律援助的困难。
农村留守儿童远离父母监护，自身法律意识薄弱，加之临时委托监护人对法律援助工作不甚了解，对法律援助制度认知度较低。当留守儿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或是自身行为侵害他人利益时，往往不能通过合法有效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由于受居住环境、生活习惯、文化层次、交通条件等因素限制，农民惧怕通过法律援助打官司，有着传统的息讼意识。所以，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的法律援助自主性不强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五）相关部门协调能力不足，法律援助形式简单
1.相关部门协调能力不足。针对留守儿童的法律援助，我国无论是在实体法上，还是在程序法上都无专门规定。仅有的法律援助立法滞后，特别是原有的机构设置和人员调配模式已经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相关部门对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的配合不到位也是法律援助中心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对于免交费而获得法律援助的留守儿童案件，当事人则需要提供一套完整的证明材料。而这样一件法律援助案件的证明和材料收集，很可能要涉及到公安、法院、工商、档案等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协调能力不足，需交纳相关费用，无疑增加了法律援助案件的成本，这导致了经济困难家庭的农村留守儿童接受法律援助却不得不中途退却。
2.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形式简单。法律部门并没有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特殊性而特别制定相关的法律条例和援助方式。现阶段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形式简单，法律援助工作最常见的方式是简单的诉讼以及法律咨询。以非诉讼法律事务为主的法律援助，如对农村留守儿童开展法制宣传、心理咨询的事前预防机制，没有在农村地区实践。
三、完善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由于农村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关爱与监护，易造成社会化过程的扭曲，因此运用法律援助手段依法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极为必要。
（一）立法保障
我国的法律援助立法才刚刚起步，急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其中未专门规定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制度是一大缺陷。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关于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理想立法模式应采取分别立法的模式为宜。首先制定统一的《法律援助法》，然后专章规定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制度。其中，充分考虑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职能、设置，援助对象和援助程序，经费投入及管理体制等问题从立法上予以明确，以确保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行，从而为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
（二）经费保障，强化政府职能
法律援助经费是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制度顺利实施的保障。解决经费来源可以考虑三种途径：一是国家财政拨出专款服务于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因为对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留守儿童的保护是政府的责任；二是通过社会力量的捐助，关心支持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三是通过保险制度筹措法律援助资金。可参照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设立农村诉讼保险制度，在保险期间内，可由保险公司在规定额度内承担各种诉讼费用。保障经费来源，确保农村经济困难、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留守儿童享受平等的法律保护。
（三）人力资源保障
由于国家对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不够重视，再加上从事法律援助的人员不多。在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下，政府应切实担负起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任务。落实律师每年免费为农民提供一定法律服务的义务，对基层的法律工作者加以专业培训，建立专职的法律援助律师队伍。法律援助中心应指派专业律师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法律服务，将农村留守儿童维权案件直接指派给有责任心及业务专长的律师办理，同时建立监督制度，实行办案跟踪检查，针对重大疑难案件应指派专业团队办理，提高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
法律援助机构可充分发挥当地妇联、共青团等社团的积极作用，通过设立援助站，积极与社团联系，共同推动农村留守儿童的法律援助维权工作，以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人员不足的问题。
（四）加大对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宣传
各地法律援助中心在做好法律服务的同时，积极延伸法律援助的辐射功能，如设立法律援助机构服务网络和开通援助热线，可通过网络、广播电台的形式为农村留守儿童开展心理及法律有关知识的咨询；也可在部分村社设立法律咨询平台，由专业法律工作者定期到现场接受法律咨询，增强农村留守儿童的法律意识，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能力，及对复杂社会现象的鉴别能力，知道合法行为，什么是违法行为。整合各方力量，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五）建立留守儿童法律援助提前介入机制，提前法律援助的介入时间
1.建立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维权绿色通道”，优先受理农村留守儿童案件。建立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维权绿色通道”，只要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农村留守儿童案件，优先接待，及时受理，保证农村留守儿童获得及时的法律援助。办理留守儿童法律援助证，有法律援助证的留守儿童及家长，凭证即可向司法机关申请法律援助，不用其他证明材料和审核手续。
2.简化办案程序，建立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提前介入机制。另外，对农村留守儿童维权案件的管辖权，凡属于法律援助范围的一律采取属地管辖原则进行受理，不分户籍和省籍，均可向承办案件的单位所在地法律援助中心提出法援申请。建议各级法院“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许可指派律师采取提前介入调查取证等非诉讼措施。如果家庭监护出现障碍时，可通过设定诉前变更监护、指定监护、监护权丧失等形式，进一步保证留守儿童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及时获得相应的法律救济。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简化办案程序，提前法律援助的介入时间。
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篇3
为准确把握新时期我区的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特点和需求，进一步做好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推进我区法律援助工作全面、协调发展，结合目前正在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近期我们对我区近三年的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情况进行了专项调查。现将调查情况综述如下：
一、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基本情况
（一）我区农业人口和外出务工人员基本数据
据区公安分局治安科的数据统计,截止20*年底我区户籍总人口50096人，其中农业人口21793人，占全区总人口的43.5%。其中，农村低保人口为7*人，五保人口为75人。
（二）法律援助机构设置情况
目前，我区设法律援助工作机构一个，即法律援助中心，直属区司法局管理。主要负责全区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审批、分案及部分案件承办。下辖3个镇（街）也依托司法所成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但无专门编制和人员，日常工作由司法所人员具体负责。
（三）近三年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情况
为把法律援助民心工程落到实处，从2003年开始，我区就向全区城市、农村低保人群发放了《法律援助服务卡》,累计已放发了《法律援助服务卡》16960人次。通过这种形式，不但宣传了法律援助，也将“可能请求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体置于法律援助保护网内。同时，将全区2镇1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全部行政村都指定了法律援助联络员。20*年
8月，又在区门户网开设了“法律援助在线”网络平台，义务对法律援助咨询进行解答。形式的多样化，使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20*年至20*年，我区共受理并办结法律援助案件数174件，涉及农村及农民的共有40件，占法律援助案件总数的23%。其中：
20*年，我区受理并办结的法律援助案件数96件，涉及农村及农民的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3件,工伤待遇争议8件,追索劳动报酬1件,离婚1件，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1件。受援人中农民工73人,为农民工挽回和避免经济损失
70万元。
20*年受理并办结的法律援助案件数为30件，涉及农村及农民的有人身损害赔偿3件,追索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2件,
追索赡养费1件，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1件。受援人中农民工6人,为农民工挽回和避免经济损失1万元。
20*年受理并办结的法律援助案件数为48件,
涉及农村及农民的有人身损害赔偿1件,工伤待遇争议10件,追索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3件,离婚2件,追索抚养费2件，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纠纷有1起。受援人数中农民工15人次,其中为农民工挽回和避免经济损失
22万元。
二、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特点和趋势
从我区近三年法律援助工作的数据来看，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呈以下特点和趋势：
（一）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需求呈不断快速上升趋势
从绝对数量来看，除20*年数量相对较小外，我区办理的涉农法律援助案件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从案件比例来看，我区办理的涉农法律援助案件则呈直线上升趋势，其中，20*年涉农案件占办案总数的14.6%，20*年就占到了23.3%，20*年则上升到了39.6%，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2.5%。从咨询方式来看，148电话咨询减少，来访者居多。
（二）我区农村法律援助需求相对集中
从近三年办理的涉农法律援助案件数据来看，我区农村农民的法律援助需求集中体现在工伤待遇争议、追索劳动报酬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损害赔偿、婚姻家庭纠纷等方面。其中，工伤待遇争议18件，占受援总数的37.5%；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或人身损害赔偿7件，占受援总数的14.6%；追索劳动报酬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6件，占受援总数的12.5%；追索赡养费、抚养费和离婚等6件，占受援总数的12.5%。同时，随着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纠纷也开始凸显。
（三）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议案件增多，且多为群体性案件
近三年来我区因劳动争议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逐年增加，并多以群众体案件的形式出现。主要是追索劳动报酬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案件。仅今年1-4月，我区法律援助中心就受理了两件此类案件，涉及农民工人数67人。即周安礼等51名农民工诉*茂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案、张昌文等16名农民工诉*宏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案。
三、当前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从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法律援助宣传不够，农民群众知晓率不高
从数量上来看，我区涉农的法律援助案件绝对数量很小，在整个法律援助案件总数中的比例也不高，农村法律援助的需求还存在很大潜力有待挖掘。当然，涉农法律援助案件总量少，一方面与我区区小、人少，农业人口数据小有密切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对法律援助工作宣传的力度不够。因为宣传少，广大农民对法律援助工作了解得不多，导致部分农民在需要法律援助时不能得到应有的帮助。一是深度不够，尽管每年都在开展宣传，但是没有深入到基层镇、村、社，很少有与农民面对面的宣传活动。二是镇街的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各镇街开展法律援助的宣传极少。三是宣传的形式单一，一般都是悬挂标语、散发传单、坐台咨询等，导致农民群众了解较少，不知道可以借助法律援助来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基层法律援助力量薄弱，供需矛盾突出
当前，随着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推进和外出务工农民的不断增多，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议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纠纷、宅基地纠纷、婚姻家庭等纠纷将呈不断攀升趋势；同时，随着普法宣传的深入，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农民寻求法律帮助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也就越来越大。然而我区法律援助力量非常薄弱，目前，仅有编制1人，在编工作人员1名，光负责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审批及日常的法律咨询、接待和各类调研、报表报送已不堪重负，更不要说办理具体的援助案件，进行调查取证了。随着法律援助案件的日益增长，这种供需矛盾将会更加突出。
（三）涉农法律援助范围过窄，经济审查要求过严
目前我区正处于加快统筹城乡改革发展时期，农民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各种经济活动中，农村中各种利益关系也会发生大的调整变动，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也会不断出现。但根据《*市法律援助条例》和司法部的相关规定来看，农民可以享受的民事法律援助范围主要是追索赡养费、抚养费、劳动报酬、工伤赔偿、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等几类，范围比较窄。而且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申请法律援助，受援对象还要提供经济困难的证明，无形中又设置了一道门槛，将一些确实需要援助的农民拒之门外。此外，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农村居民经济困难的标准按照区县人民政府规定的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标准执行，但我区没有农村贫困人口的标准，“经济困难的证明”在实际操作中难于统一，有很大的随意性。
四、加强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为确保我区法律援助工作实现“应援尽援”的工作目标，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区新形势下农村和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大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手段，扩大法律援助的知晓率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增强法律援助宣传的广度。要结合“3·15”、“12·4”等维权日、法律宣传日等活动开展大型法律援助宣传，并在主要街道、社区悬挂过街横幅、标语及制作法律援助宣传栏，让全社会了解法律援助制度，关心支持法律援助事业，形成法律援助工作深入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二是创新宣传手段，增强法律援助宣传的深度。要采取与普法宣传相结合的方式，通过送法下乡、法制讲座、法律咨询等多种途径加大宣传，同时还要充分利用电视台、网络媒体等宣传载体，通过举办法制电视栏目、提供在线法律咨询以及现场解答法律咨询、以案说法等形式开展宣传，把法律援助的基本知识和法律法规宣传到基层农民群众心中，同时还要继续开展《法律服务援助卡》发放活动，以最直观的形式，让老百姓了解法律援助，知道在何种情况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如何申请法律援助，让他们在权益受到侵害时知道怎样去寻求法律保护，使“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以解决。
（二）加强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充实法律援助队伍力量
重点是增加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的编制名额，充实法律援助队伍力量。建议编制部门改变过去根据本地人口确定机构人员编制的做法，根据法律援助的实际需求量来确定当地的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编制，保证老百姓的维权资源、格局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同时，还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培训，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强化法律援助办案质量。此外，还要适当增加投入，加强法律援助机构的基础建设，扩大法律援助办公室面积，设立专门的接待室，改善148法律服务专用电话设备及其他办公设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中心的窗口作用。
（三）加强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建设，扩大法律援助覆盖率
要在镇（街）司法所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服务的网络建设是，将法律援助服务的触角延伸到村、居委会和村、居民小组。一方面，实行法律援助联络员制度，在各行政村甚至村民小组配备法律援助联络员，村民如有法律援助需求，可以向联络员进行咨询，在联络员的指导下向区法律援助中心提交材料进行审批。另一方面，还可以依托工会、团委、妇联、民政、劳动等部门设立特殊群体维权工作站，将法律援助工作覆盖到社会各个群体。
（四）扩大农村法律援助范围，加大涉农援助案件办理力度
针对农村法律需求不断扩大的现实，把与农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法律纠纷纳入法律援助范畴，扩大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覆盖面。重点是严格按照《中共*市委办公厅*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的要求，积极开展试点，将困难农民土地、林地经营权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中权益受到损害请求赔偿，困难群众因交通事故和医疗事故权益受到损害请求赔偿的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对农民因假冒伪劣生产资料(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权益受到损害请求赔偿的事项，免予审查经济困难条件，直接作出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
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篇4
关键词：法律援助；变化发展；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1-0255-02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逐步健全和完善，以及国家对民生的重视和加强，迫切地需要司法行政部门切实做好法律援助工作，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一问题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各级应当把法律援助作为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重要内容，切实抓紧抓好，以满足广大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
一、新形势下开展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年来，尽管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农民的生活环境、生活质量有了较大的改善，但农村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民的生活水平和人均收入明显较低，农村贫困人口仍然存在。他们之间或他们与其他群体发生纠纷，大部分当事人因付不起律师费用，往往不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有的就倚仗权势、恃强凌弱，有的甚至采取无休止的上访或群体上访等途径解决。在新形势下，对符合条件的农民予以法律援助，引导当事人依法解决，不仅能起到为政府分忧，而且也是以人为本、服务民生的具体行动。法律援助制度的设立是国家为解决请不起律师的贫困群体打官司难的问题，面对这一现实，在困难农民发生纠纷，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无疑是雪中送炭，使他们直接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体会到法律援助的温暖，这对促进农村的和谐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
二、新形势下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变化与发展
新形势下农村遇到的法律纠纷类型大多是土地流转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及进城务工农民工劳动争议纠纷。
1.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已成为农村新型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国家农业税的取消、耕地补偿制度的建立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农民更注重自己的土地，农村土地的使用价值逐步提高。由于地少人多，分配不均等因素，特别是多年来一直在外打工，土地被别人耕种的返乡农民工要求要回土地的增多，出现了村民与村委会、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已成为目前农村诉讼的“重头戏”，并呈上升趋势。
2.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不容忽视，有常年递增的态势。近几年，农村的道路发展较快，特别是村村通工程的实施，农村的出行条件已大为改观。随着农村交通工具的激增，加上农民交通安全法律意识不强，农村交通事故发生频繁。同时，由于农村“黑车”和农用车较多，不参加保险比例较大，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受害群众为支付治疗费用不得不倾家荡产，一贫如洗。另外，大批农民工返乡后大多从事建筑行业，尽管在工作中无必要的安全防范设施，但为了养家糊口，他们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工作，一旦出现工伤事故，索赔工作也就难上加难。
3.进城务工农民工劳动报酬积欠增多，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尽管国家出台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但侵犯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案件，仍比比皆是。特别是一些单位在用工过程中不签劳动合同、拖欠工资、发生事故推脱责任等现象仍然十分严重。特别是一些小企业、家庭作坊式的用工单位，农民工如坚持签订劳动合同，这些小企业要么推脱，要么就是不再聘用。这就致使农民工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明知不签劳动合同带来的后果，但要找份工作又不容易，往往是硬撑着干下去，可是一旦出现劳动争议又很难处理。
三、新形势下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维权成本增高。农民遇到法律纠纷，倾向于选择民间调解和通过行政手段解决，而不愿意诉诸法律程序。其中仲裁、诉讼环节多，维权成本高是农民厌诉的最主要原因。虽然法律援助机构向经济困难的农民提供免费法律服务，为农民减免了律师费，但农民自己还是要交纳诉讼费。此外，为了收集证据材料，可能要到国土、房屋管理、工商等行政机关查询资料，交纳查询费，为了调查取证，农民也可能要进行工伤、交通事故、人身损害、医疗事故等各种鉴定。这些费用，少则数百元，多则上千元，对收入本来就不高的农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少的费用。由于交不起相关费用，导致案件无法进入仲裁或诉讼程序，即使进入了司法程序，也会因为缺少关键证据而败诉。
2.人员经费不足。虽然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义务为法律援助提供经费保障、机构保障和队伍保障，而在实践中各地法律援助经费的多少，完全取决于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和对法律援助的重视程度[2]。对一些法律援助经费无保障的法律援助机构，为了惠及更多受援人，只好降低律师办案补贴标准，严重挫伤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
3.社会知晓率不高。虽然近几年加大了法律援助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开展了法律援助进农村、进企业和法律援助为民服务年活动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农村自然村庄分布较散，交通条件较差，农民获得法律援助信息的渠道不通畅，以及法律援助机构担心提高法律援助知晓率导致法律援助需求增加，经费和人手难以应付，在宣传工作上患得患失，造成农村总体对法律援助的认识水平仍然偏低。
四、新形势下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1.建立调解机制。一是建立法律援助案件庭前、诉前调解机制。农民和农民工通过仲裁、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维权成本高、执行风险大，因此不少农民和农民工宁愿采取围堵马路、越级上访甚至以死相逼等非理性的方式维权。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事由主要集中在劳动报酬、工伤、人身损害赔偿等方面，其权益能否及时实现，直接影响其生活状况。针对这一情况，应当建立法律援助案件庭前、诉前调解机制。即凡民事类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申请后，认为可以以调解方式结案的，由承办律师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启动调解程序，尽最大可能将纠纷解决于诉前、庭前。二是建立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衔接机制。农民受自身法律意识和交通条件的限制，遇到纠纷后往往更愿意在自己熟悉的生活圈子内寻求帮助。农村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基层司法所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同时也直接参与疑难民间纠纷的调解。人民调解员生活在本地，熟悉农民的语言，了解本地的习惯和传统规则，善于与农民沟通，容易获得农民的信赖。而基层司法所覆盖面广，深入农村，熟悉农民经常面临的法律问题，积累了丰富的调解经验，可以作出较快的反应，能够避免矛盾的激化。建立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衔接机制，可以利用人民调解员和司法所工作人员的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纠纷调解功能，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3]。
2.强化制度保障。经费短缺、人手紧张，已经严重制约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一是争取更多的法律援助经费，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提高律师办案补贴；二是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律师采取精神嘉奖的办法，增加社会律师的知名度，为其赢得社会声誉；三是扩大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通过吸收从事或具有司法实践工作经验的退休人员和基层从事法律相关工作的村、居、社区工作人员等途径来壮大农村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
3.加强协调配合。法律援助的实施不仅仅是法律援助机构的事情，法律援助在宣传、调查取证、开展调解工作等方面都需要其他相关部门的相互配合。建立法律援助机构与相关维权部门的协调机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强与劳动、建设、交警等部门沟通协调，健全完善法律援助工作站，建立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二是加强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联系，建立刑事诉讼法律援助与相关部门的工作配合协调机制和民事诉讼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的衔接机制[3]；三是进一步整合内部资源，探索建立司法行政内部“大法援”工作协调机制。在法律援助业务规范、质量管理及人员培训等方面与法律服务管理部门和律师协会建立协作机制，实现制度配套、资源共享；四是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深入开展和老龄委、妇联、工会、残联等社团维权组织的联系，形成对特殊群体的服务联动机制。
4.扩大社会覆盖面。为了使法律援助惠及更多的农民和农民工，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法律援助机构应该不断提高农民和农民工对法律援助的知晓率，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覆盖面。一是联合相关维权部门共同开展宣传活动，充分发挥其他部门的优势。健全在各镇街区依托司法所建立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完善在有关部门设立法律援助工作联系点，把法律援助延伸到群众身边。二是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法律援助工作。充分利用法律援助具有公益事业的特性，制作动态的公益广告在电台、电视台播放，制作平面公益广告在公交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农民工集中出入的地点张贴。三是在农民工容易汇聚的部门或区域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接受农民工的法律咨询，向农民工宣传法律援助。四是创新宣传工作方式，注意运用举办法制讲座、法制竞赛、文艺演出、以案说法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参考文献：
[1]王超，王秀萍.法律援助质量标准化管理探析[J].中国司法杂志社，2012，（7）：27-28.
[2]崔兆商.当前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司法行政研究，2011，（1）：32-33.
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篇5
关键词：法律援助；农村法治；农村普法
一、我国农村法律援助的现状
1.1我国农村法律援助的成就
(1)国家重视并不断加强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国家越来越重视新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特别是农村的普法教育工作，在“五五”普法期间，首次把农民作为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司法部也将加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确立为09年全国法律援助重点工作，准备从健全工作体系、畅通援助渠道、扩大援助范围、加大办案力度和提高服务质量等方面人手，从政策上把农村法律援助推上更高的台阶。各地政府响应国家政策，纷纷在乡镇建立起司法所或建立起调解庭，同时加强农村普法教育工作。
(2)一些农村建成“民主法治村”影响并带动其他村落的法治建设。响应中央的号召，一些村落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开展各种形式的法律援助工作，利用网络、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宣传法律知识，也利用党员电教、科技下吞、放电影板报、宣传橱窗等形式，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有些还按照“符合法律、顺合民意、便于操作、可持续性”的原则，制定了上与法律法规吻合，下与农村实际情况相适应的《村民自治章程》、《村民代表会议议事制度》等并上墙公布，增长本地农民法律知识，建成“民主法治村”。
1.2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1)从全国范围上看，各地方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发展不平衡。在我国，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的农村法治建设硬件和软件设施比较齐全，法律援助工作开展顺利。而在中西部等落后地区，法律援助的各项工作进展举步维艰，有些村落甚至还没有开展过法律援助工作。即使在同一个省市，法律援助工作发展也失衡，富裕的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相对于贫困的农村进展和实效更显著。
(2)各地方的形式主义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存在。很多地区在发挥地方自治时只是注重形式，疏于实效。许多法制宣传栏形同虚设，宣传内容更新缓慢，内容稀少。工作人员在普法时，工作方式简单，官本位思想严重，不考虑农民的实际情况。目前，大量农民外出打工，地方政府却没有做好有关劳动权利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只是象征性地贴一些法制海报。
(3)司法机关有失公正。我国司法的平等原则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可我国某些城区的基层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对于农民作为当事人的案件，对待农民态度冷淡，甚至不予理睬；在受理农民作为当事人一方的案件中，歧视农民，偏袒另一方当事人，做出不公正的判决，致使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保护。
(4)律师等法律工作者怠于农村的法律援助。根据我国《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律师有履行法律援助的义务。在实践中，某些市、县会有由市、县比较优秀的律师组成的律师演讲团每月或每季度到农村里向农民们讲解相关的法律知识、解答疑问、或者赠送法律书籍。但是，这个律师援助阵容还是比较小的，存在许多只为自身利益而袖手旁观的律师，他们下乡宣传法律知识只是为了完成政府交给的任务，并没有认真宣传法律知识。面对对法律知识知之甚少并对法律宣传兴致不高的农民，许多律师也就敷衍了事或知难而退。法律援助被称为法治社会里的“穷官司”，很多律师不愿意接付不起律师费的农民的案件。
(5)大多数村干部和农民法律意识不强。很多村干部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只知道有法律这么一回事，并不明白用法来管理村寨；大多数农民也没有权利意识，总把自己当作义务人，所以他们对是否以法维护自己的权益无所谓。对于市县在农村的普法工作，如法律知识的讲解、法制电影的放映，许多农民都表现表现冷淡，抱着观望的态度。而农村的法制宣传栏、法律书屋也是无人问津。大多数农民认为农村法治建设是村委会或村干部的事，与自己无关，学不学法照当农民，治村依不依法照按常规办。
二、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存在问题的原因
2.1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由于政治、历史、地理环境等因素，我国各地经济发展失衡。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水平高，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落后。而实现法治国家又必须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的不平衡必然导致各地政治、科技等方面的不平衡，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也会有差距。根据湖北等五省的问卷调查，当今农民发生纠纷选择法庭诉讼的仅占18％，根本原因在于农民自身法律素质低。
2.2农村法律援助的专项基金尚未确立
在农村，农民遇到纠纷往往直接找村委会、找派出所处理，或者直接找法官而不到法律服务所咨询，很大原因在于找他们是不收费的，且政府没有法律援助的专项资金帮助他们提讼。缺乏经费保障也制约着农村法治宣传教育的广泛性，使一些大型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组织不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把法治宣传教育穿插于其他会议或活动中，乡镇司法员的待遇也偏低，很多司法所拿不到国家的补贴，影响其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
2.3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较低
在我国，除了公、检、法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要求要具备相应的比较专业的法律知识外，对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并无此要求。在倡导依法治国的今天，国家机关采取各种形式要求其工作人员学法并定期检测，但很多都只是形式，很多公职人员对法律仍是只知皮毛。显然这制约着他们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的成效。而在公、检、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很多是转业军人，并不都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这种情况明显是不利于司法公正的。
2.4法治宣传教育在农村不易进行。宣传效果低
在缺乏法治统治的中国，特别是在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严重的广大农村，包括道德、宗教、习俗等在内的众多非法律手段，却常常成为广大农民解决民间纠纷的首要途径，而成为事实上的法律途径的“前置程序”。发挥着定纷止争、调和民间关系的重要作用。而法律在人们严重似乎太严厉、太没有人情味，常常成为农民不得已时的选择。基于这样的实际，农民对法律宣传教育往往不屑，很多时候，只有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如免费提供一餐饭等，农民才可能参与到法治宣传活动中。农民的冷淡态度浇灭了宣传人员的热情。还有，很多地方法治教育没有把握住农村和农民的脉搏，教育内容与农村的现事情况和农民的现实思想不合拍，有的调子太高，把道理将空了；有的口气太大，理不在点子上，话不在心坎上，你们不入耳，不入心，不入脑，使得法治宣传效果低。
三、落实农村法律援助的对策
基于我国是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这一实际，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搞好农村法治建设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那么，落实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新农村，稳定农村发展，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
在上述诸多原因中，笔者认为经济上的原因是根本原因，而农村普法教育工作不到位、收效不大是重要原因。因此，笔者认为落实农村的法律援助最主要是有效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具体对策如下：
3.1建立农村法律援助的专项基金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下。对于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建立起专项基金实属必要。国家可以用财政的手段予以支持，建立起农村法律援助的专项基金，并且该基金应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该基金用于提高农村司法人员的待遇，从而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用于农村的普法的宣传教育工作，从而使普法工作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用于填补人民法院减免农民的诉讼费用，从这一角度保障司法平等公正，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使其从心理上信任法律。
3.2充分发挥法学学生的作用
目前全国各大高校都有法学专业，各地方可以开展寒暑假法律援助志愿活动，组织这些法学专业学生深入农村进行诸如法律宣传等法律援助活动，既可以增强他们专业知识、丰富他们的社会实践经历，也可以弥补农村法律援助经费的不足。学生们的青春活力与热情可以感染农民，取得较好的宣传效果。我们也可以充分发挥优秀法学毕业生的作用。目前，我国法学专业的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合计达30万人，其中本科生为20多万，法律硕士学位研究生2万多人，法学硕士研究生6万多人。当前法学的就业形势颇为严峻，许多优秀的法学毕业生不知何去何从，不知怎样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最终造成大量人才资源的浪费。面对我国农村当前的情况，各个地区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在司法所和村委会中设立几个岗位，南法学毕业生担任，农村中的调解员也可以由法学毕业生担任，再怎么艰苦的环境总会有人愿意去。还有，我国目前有些省市建立了村官制度，可以适当选择优秀的法学毕业生担任村官。这样的队伍更加专业，深入农村中，融入农民的生活，便于有针对性地带法律进农村，提供法律援助，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针对农村中常见的土地、婚姻、继承等纠纷问题，让这些法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去讲解更专业、更清晰，让农民们更愿意接受，也使得刚步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获取有益的经验。
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篇6
[关键词]：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社会团体司法救助专项基金农民律师司法所
一、法律援助的渊源及发展现状
法律援助制度源自十九世纪的英格兰。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其法律援助主要有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两种形式。在英国，法律援助作为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1999年《获得司法公正法》（accesstoJusticeact）通过后，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分别被两个新的计划所取代，即社区法律服务和刑事辩护服务。法律服务局也被法律服务委员会所取代，法律服务委员会的两个重要职能便是更好地控制预算和保证法律援助的质量。《获得司法公正法》对英国法律援助体系最大的影响是将全新的合约制度引入了英国法律援助体制中。随着合约制的引入，英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只有那些通过法律服务委员会质量认定并与之签订合约的律师事务所和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才能提供相关的法律援助服务。在民事法律援助方面，除原来的事务律师外，许多非赢利机构也能承担这项工作，前提是它们必须符合法律服务委员会制定的统一质量标准并获得法律服务委员会的合约。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法律服务委员会虽与所有符合质量要求的律师事务所签订合约，但并不完全依赖律师事务所从事该项工作[1].
为保证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法律服务委员会设计了一套专家质量评分标准，用于评价不同种类的工作，提供者要想成为签约事务所，必须获得一定的质量分数。而对于疑难复杂案件，则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措施保证质量，比如采用大案管理体系，与律师事务所单独签订合同，或建立专业名册制度，要求具有一定专业水平和办案经验的律师才能参与办案。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形成于本世纪中叶，它是世界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目前它已为世界上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宪法和一些国际公约确认为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项基本原则。
洛克说，“法律的目的是对受法律支配的一切人公正地运用法律，借以保护和救济无辜者”。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制观念不断发展的结果，更是对平等的制度化的阐释。“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被设想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融合为一体的系统，一个‘实体’，这个实体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经过了数代和整个世纪的发展。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2]”。平等不成为信仰，法律平等不过是一种规则上的平等，而不会成为生活实践。平等在伪法治国家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而不是一种信仰，因此，不可能拥有自己诚实的司法实践。一般而言，平等保护要实现两个法律目标：“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以及通过政府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其他公民侵犯”[3].与此相关的，平等保护往往通过三种渠道来完成：限制政府特权、法治原则、法律援助。限制政府和法治原则从否定方面实现了法律的平等原则，法律援助则从肯定方面贯彻平等原则。然而，无论是法治原则，还是对受歧视团体的法律援助，平等保护背后一直起作用的是对平等的信仰。法律援助制度不仅是对平等的法律信仰的推崇，更是这种法律信仰的体现[4].
法律援助在国内外虽有许多种内涵界定，但其实质正如肖扬在1996年第7次部长办公会上所讲的：“法律援助，简言之，就是为弱者、残者、少者、贫者提供法律救济、法律帮助，保护司法人权，实现司法公正，体现我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从援助主体上看，法律援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提供的法律帮助，例如《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称“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5]；广义的法律援助指包括司法救助在内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民间组织、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提供的法律帮助[6].即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狭义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和民间组织救助三大块内容。从受援主体上看，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或残疾者提供的法律帮助，换句话说，为经济上贫穷，智能上低下，生理上残缺而需要法律援助帮助的人，提供免费或者减少收费的法律服务，以实现法律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利[7].
（一）狭义法律援助的现状
我国以经济困难的诉讼当事人为援助对象的狭义法律援助萌芽始于1992年。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该中心的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序幕。1994初，中国第一个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探索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揭开了中国法制文明史上崭新的一页。2003年《法律援助制度》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3月《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同年5月《律师法》第41条的规定进一步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法律援助事业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平等，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立法不统一、定位不明晰、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生效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最初的无法可依、自行其是的混沌局面步入了法治轨道。特别是宪法修正案中对人权尊重和保护的进一步确认重申，以及政府大力开拓执政为民积极推进政治文明的坚强决心和智慧的背景下，法律援助自身也获得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的勇气和高度。
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事务主要由各级法律援助中心承办。至2005年12月，全国已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31298个，法律援助专职人员11377人，其中职业律师约5029人。1999年至2006年9月，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受理各类案件1224207件，受援人员2204403人。自1996年以来，我国许多律师事务所也同时承接法律援助事务，《律师法》和《法律援助条例》更是将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规定为其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近年来，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律师等法律援助人员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迅速增长。据统计，1999年，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91726件，2005年迅速增长到253665件，年增长率达到了25%；1999年受援人数为190545人，2005年增长到433965人，年增长率达到了18%.
狭义法律援助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发展中所遇到的弊端和困惑。第一，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律援助整体水平不高。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对法律援助机构的数量和布局采取了量化的办法。例如在荷兰，政府要求保证申诉人1小时内能够到达最近的一个法律援助机构，5公里之内就应该有一个机构可以受理申请。再比如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法律服务公司，其大部分工作就是促使为每1万个穷人提供2个律师，以使美国各地都有法律援助9.而在我国，截至2005年底，尚有200左右的县、市（区）没有律师，全国每10万人才分享1名法律援助专职人员提供的服务，每24万人才分享1名职业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在财政经费方面，西方国家每年大都会划拨巨额财政用于法律援助，例如英国与荷兰法律援助的年度财政拨款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英国的法律援助开支是全世界最高的，约合每人30英镑，丹麦用于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5%.南非的法律援助经费全部由中央财政拨付，2005年的法律援助经费合计人民币4亿5千万元左右，而当年南非全国总人口约4千余万，人均拥有法律援助经费近10元。而我国2005年度各级财政用于法律援助的拨款总额为26220万元，以我国12亿人口为基数，人均占有法律援助经费仅为0.21元。
第二，我国国内个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财政上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也相对较为充裕，与中西部地区差距较大。以2005年为例，广东省用于法律援助的总经费超过了3000万元，山东省首次超过了2000万元，浙江、江苏也均超过了1500万元，河南、上海、重庆、辽宁、北京、福建的法律援助经费均超过了1000万元，上述10省法律援助经费总和占到了当年全国法律援助总经费的61.3%，而中西部很多省份当年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总额只有两三百万元。
第三，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法律援助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提高。美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专家罗伯特。L.施潘根伯格认为，“没有至少为成本提供补偿，不存在来自法庭指定的没有数量限制的案件的压力的保证，私人职业律师中除了那些最没有经验的或最不合格的律师外，可能会一起放弃为贫困者提供辩护”[10].据统计，2005年全国12万名专兼职律师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08299件，人均不到1件，相当多的律师并未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这对法律援助工作来讲是一种资源浪费。第四，律师办案补贴增长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全国尚有部分地区没有出台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或者制定办案补贴标准，仍有相当多的地区没有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预算。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和律师办案费用补贴机制不一是重要原因。几乎所有地方的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均是按照每案一定数值发放补贴，而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办理案件所发生的费用采取的是“实报实销”的办法，实际发生的费用可能要高于办案成本[11]，这样就造成了许多律师自己贴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局面，加之中西一些地方办案补贴更本无法到位，大大影响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最后，法律援助的社会捐助和行业奉献未能持续有效深入开展，法律援助资金过分单纯依赖于财政拨款。一些地方挤占、挪用、截留法律援助经费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有效开展[12].
（二）司法救助的现状
司法救助又称诉讼救助，罗马法中称之为“穷人规则”（poolpersonrules）13.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早在十九世纪末便开始关注国际司法救助问题，1896年制定的《海牙民事诉讼程序公约》中就专门涉及到国际司法救助的问题，该公约历经修改，最终于1980年被《国际司法救助公约》所取代。
我国当前的司法救助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对因经济困难而无力支付诉讼费用及诉讼中产生的其他费用的当事人全部或部分免除其应承担的费用的一项制度。司法救助作为一项司法阳光工程，在我国起步较晚，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受到重视和关注。新中国最早的关于司法救助的法律文件始于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第4条第2款正式提出了“司法救助”的概念。我国诉讼法中有关诉讼费用“缓、减、免”方面的规定，也是司法救助的体现。近年来，伴随着“和谐司法”、“司法为民”等理念的提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纷纷开始探索如何通过司法救助为弱势群体服务，如何通过司法救助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紧接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这两个规定的颁布，对规范司法救助工作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8月14日公告施行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更是对司法救助进行了里程碑式的发展，该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凭一张欠条就可以直接到法院打劳资纠纷官司，这在要求仲裁前置的时代是不敢想象的。2006年12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草案）》，该办法将于2007年4月1日起施行。《办法》专章规定了司法救助的主体、条件等内容，其中对减免诉讼费用分别规定了具体的适用情形。
司法救助在立法体制上得到完善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前司法救助实践中所存在的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第一，司法救助领域单一、手段单一。我国当前施行的司法救助主要体现在诉讼费用的缓、减、免方面，而其他方面诸如当事人对诉讼文书的复印、执行阶段的救助等方面较少涉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救助的全面性。第二，司法救助专项基金并未完全建立，地域差距明显。司法救助专项基金是为救助弱势群体而设立的，应该得到公共财政的支持。我国到目前为止，东部沿海省份关于司法救助专项基金的发展势头良好，截至2006年12月，浙江102个法院已经全部建立了司法救助基金，全年为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缓、减、免收诉讼费2917.96万元14.但许多中西部地区的法院并未起司法救助专项基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救助的施行。第三，司法救助与狭义法律援助之间缺乏联通性。在施救主体上，司法救助与狭义法律援助由于分属不同的单位，因此在申请手续、申请材料等方面，两者缺乏相互之间的承认，受援人如果想要获得救助和援助，便要提出两份不同的申请材料，分别申请，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援助的本意。第四，受援人提供经济困难证明存在困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当事人请求司法救助的，应当在或上诉时提交符合当地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但在实践中，求援的当事人大多来自农村，有的是外来打工人员，让他们去相关部门开具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存在困难。况且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并未明确当事人应提供的是哪一级政府所属部门开具的证明，因此给当事人求援和司法机关施援都带来了较多困难。
（三）社会团体及法律院校救助的现状
我国实施法律援助制度以来，各种社会团体一直积极支持和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第8条明确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在立法上肯定了社会团体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作用。
从目前情况来看，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主体主要包括各级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组织。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的方式，一般是通过设立社团法律援助组织的方式，利用本社团资金、人员、设备、场所等条件，为本社团成员提供法律援助，维护其合法权益。到目前为止，我国妇联已建立其自身的法律援助组织2800个左右，全国工会已建立法律援助组织3000余个。除对个案提供指导和帮助之外，在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例如“三八妇女节”、“全国助残日”等，各级社会团体还组织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活动，积极开展宣传、法律咨询等活动。
社会团体对我国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受自身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仍然存在较多问题。首先，社团专门法律援助人才欠缺。法律援助是一项专业性相当强的工作，需要具备一定业务素质的人才能胜任。而我国各类社会团体中专业人才缺乏，使得在客观上影响了其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以法律援助工作开展较好的广东省为例，截至2004年，全省妇联共有144个法律援助组织，但整个系统仅有15名律师，而且大多集中在广州、深圳等发达的城市，有的地市的妇联组织则一名律师都没有，广东如此，那么中西部地区的情况也可想而知了[15].其次，由于社会组织专业人才的欠缺，直接导致了其每年所办理案件的数量和质量。2005年，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数量为208347件，其中社会组织人员承办的为5884件，仅占当年案件总量的2.8%.由于欠缺专业人才，广大社会团体提供法律援助的形式也大多限于提供法律咨询、法律调解等，而参与刑事辩护和诉讼则非常少。再次，社会团体法律援助组织的大量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以山东省为例，2005年全省有省、市、县三级政府法律援助机构157个，但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老龄委、部队、狱所等部门和单位所成立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却达883个，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官方法律援助机构的主导地位，而且由于社会团体开展法律援助的经费来源于政府，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散了政府的资源。最后，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经费严重短缺。除个别经编制部门批准的外，其他社会组织基本上没有专项经费或者经费有限，其业务活动受到很大制约。
我国各类法律院校是我国法学教育的基地，是法律人才的培育摇篮。近年来，许多法律院校纷纷建立了学生法律援助机构，将学生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许多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的经验表明，利用非政府的力量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活动，不仅可以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而且具有多种良好的社会效应[16].在国外，法学院校的学生和教员志愿参与法律援助的情况非常普遍，其组织形式在美国称之为“诊所”，在荷兰称为“法律商店”。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诊所”教育的创始人小查尔斯丁。奥格利特里认为，法学院的“诊所”教育有四个基本作用，即：“为社区贫困者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法律教学人员的一种有用的教学工具；作为法律教学人员的一种潜在资源；为学术界和学生提供了实践与认识社会的窗口”[17].近年来我国法律院校参与法律援助的广度和深度均有所扩大，一方面将法学教育与社会实践较好地结合了起来，另一方面为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持。
二、农民法律意识的影响因素
影响农村法治建设的因素可以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方面。内在因素是农民的法律意识，它是农民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对广大农民工而言，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他们能否以法律支配自己的日常行为，能否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外在因素则指社会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处理农民工问题时是否依法办事，能否满足农民的法律需求及其对农民心理的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旦形成就有传承作用，而法律意识的内在因素有历史传统、法制教育等多种复杂因素。
首先，在农村历史传统中，农民行为的指导思想是“礼治”多于“法治”，并深深影响着农民的法律意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有着浓厚的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等的与现代法治相矛盾的礼法观，强调德礼教化而忽视法治，强调家庭团体而忽视个人权益。中国自古就有“和为贵，好谦让”的民族传统，儒家思想历来倡导道德教化，反对事断于法，在封建农业的经济基础下，在天人合一的信念依托下，在德主刑辅的司法理念指导下，普通国人往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去衙门面对威严的司法官，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人伦亲情的乡土社会中，诉讼无疑会破坏温情脉脉的和谐关系。“宗法制度在两重意义上塑造了中国农民的法律心理：一是它通过血缘连结的人情，把国家法律的强制、习惯法的自然约束和道德法庭的社会监督有机地统一为一体，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国家正式法律；二是在宗法制度的面纱下面，农民自动解除了作为独立个体即自由民的可能，从而从根本上剥夺了农民以个体名义争讼的自主性。习惯中农民之间一旦发生冲突或纠纷，往往是请声望较高的长者以人情、礼俗来调解和缓和从而保持秩序的稳定，其注重的是互相忍让而不是追求明辨是非。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这种意识仍决定着农民解决纠纷的方式。建国以来，我国虽在立法上对农民的平等权加以了保护，但基于长期封建思想的影响，农民对平等、自由等权利意识仍然相当薄弱。
其次，法制教育对农民的传统法律思想产生了一定冲击。自1986年开始，我国全民普法已历经从“一五”到“五五”共五个阶段21年时间。第一阶段以公民的法律启蒙为主，对农民而言填补了法律常识方面的空白。不可否认，普法教育在提高社会整体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方面有了明显的效果，广大民众普遍承认了法律在国家和社会中应有的崇高地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观念深入人心，也对广大农民重情礼轻法纪的传统法律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由于缺乏对受众的细分和浓厚的行政主导性，使得普法效果在农村大打折扣。例如某司法厅编印了“农村普法读本”，该读本汇编的第一部法律是《宪法》，第二部竟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普法成了一些公职人员必须完成的表面文章。对农民真正有意义的普法活动应该是第一阶段，然而受限于农民文化程度瓶颈，缺乏对农民法律需求的分析，尤其是上述一些走过场的行为影响了普法效果。
三、农民权利保护机构的制度性缺失
对农民权利产生影响的农村社会组织有乡镇政府、村委会和村民调解委员会等。
从历史角度看，解放前农村处于相对封闭独立的境地，血缘性与地域性相互结合使宗族保持了对农民的相对强大的控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通过、互助合作甚至公社化等手段有力地冲击了农村的基本组织，国家权力得以渗透到农村基层，但这种冲击是通过行政权力扩大化来进行的，强力行政权的存在使国家政权在与农民的关系中起到了威慑的作用。更为消极的是期间砸烂公、检、法等极端左倾行为使农民加深了权大于法的观念。从现实的一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治的强大惯性至今仍使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农问题时仍更多依靠行政权力来解决，而不是依照法律处理问题，它留给农民的印象是权力的强大而不是法律的神圣。现实中一些基层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机关的公职人员法律意识淡泊，甚至曲解法律、知法枉法，造成农村法治氛围严重不足，农民缺乏法律信仰，遇事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思维。
在涉及农民权益维护的社会组织中，村委会是一个特殊的主体，一方面它是农民自己选举的组织，代表着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基层政权组织，客观上肩负着一些诸如计划生育、税费征收、秩序维护等责任。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行政权力在农村受到压缩，村委会的一些权力让渡给了分散的家庭，不再是过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全能调控型组织，权力与经济控制能力的下降导致权威的丧失。在经济贫困地区，村委会没有多少剩余索取权，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进入村委会，致使基层组织涣散，机构不健全，干部大量流失，后继乏人，甚至有的村组织名存实亡。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村集体拥有相对丰富的财产，村委会有一定的管理职权，也就有较多的剩余索取权，在村委会选举中候选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容易出现操纵选举的非正常现象。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村委会正处于由原来以集体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政权组织过渡到村民自治组织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法律不健全、规范不到位，社会体制与农民之间的纽带发生断裂，出现了学者所说的“国家真空”，国家法律、方针政策难以得到贯彻执行。农村基层组织的弱化一方面导致宗族势力复苏，一方面使村委会失去保护农民利益的功能，在被某些利益集团控制后可能成为危害农民利益的新威胁。
宗族势力一直以来是中国农村社会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由同血缘的同姓家庭扩展而成，建立在血缘认同基础上的宗族势力在处理村族事务中，更多依赖家族权威而不是法律。改革开放前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宗族利益一般并不重要。但如今农民在经营上不再依赖集体组织和基层政权，宗族成员间的相互依靠重新变得重要起来，导致宗族势力日益膨胀。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以宗族为核心的经济集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如何因势利导地利用农村中这一社会现实，一直以来也是我国农村工作成败的关键所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村委会选举受到宗族势力的影响，但在村委会选举规则进入乡村社会后，宗族力量对选举的影响并非都是负面影响，它可以成为村委会选举的动员力量，在参与选举中摒弃以武力解决争端的方式，并在选举博弈中形成竞争、妥协、宽容等民主品格，同时村委会授权来源的改变使村委会干部由眼睛向上变成向下，使村委会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已任。
习惯上农民纠纷的传统解决途径是村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现行《宪法》和《民事诉讼法》及《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中都有相关规定。村民调解委员会根据法律、政策和社会公德，通过说服、教育、疏导等方法化解了许多民间纠纷。但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其缺陷也非常明显。一是调解委员会委员缺乏法律知识，二是因基层法院履行各种审判职能，工作繁重，几个乡镇才设一个派出法庭，很难对散落农村中的调解组织进行指导，造成调解主要以一般的公序良俗作为指导而非以法律为依据，缺乏统一的标准，往往达成协议后因一方反悔而难以执行，造成调解组织的威信降低。甚至在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建立过调委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纠纷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农民越来越重视自身利益的追求，利益冲突加剧，可调解性下降。尤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指引下，村委会、乡镇政府的职能转变，对农民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果说农民之间的利益纷争可以通过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等传统途径来解决，但当行政性质的权力介入纠纷时，这些传统途径就会变得无能为力：村委会、乡镇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资源如土地、山林、池塘水库、集体企业的承包权的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的开发对农村土地的征用、拆迁中对农民权利的侵害等。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农民或因缺乏法律知识而无法寻求帮助，或因无力支付律师费用而无法得到应有的帮助。村委会、调解委员会无法肩负起保护农民利益的重任。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对贫者弱者所负有的一种责任，民间机构往往因经费、人员、机制等因素而力不从心，在为农民提供法律救济方面存在机构缺失的制度性问题，为社会秩序的动荡留下了隐患。
四、农民法律援助的几点思考
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农业、农村和农民”是我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国家扶贫开发办公室的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底，我国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2610万，还有5000万人是没有稳定解决温饱的低收入人群，两者合计有7600多万人[18]，而这些人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失地农民的境况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按照征用土地量和农民人均土地量的保守估计，目前全国约有4000万失地农民，其中那些“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失地贫困农民，已经成为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社会群体[19].随着城乡差别的扩大，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部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5年底，我国已经有1.5亿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由于农村贫困人口、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的维权意识较差，他们往往成为社会强势群体的侵害对象，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时代主题显得格格不入，因此，建立一个完善的农民法律援助体系已经成为了现今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00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提出建立法律援助体系；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中明确了政府在法律援助中的责任。中国法律援助体系建立的基本指导思想应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体系。其中最具中国特色的部分之一就是对农民的法律援助。而我国农民社会的法律援助机制的架建，在尊重历史、照顾习惯和传统的基础上，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
（一）建设全方位、多渠道、点面结合的农民法律援助机制体系
首先，应根据各援助主体的性质和职能，有重点地为农民提供专项法律援助。①要充分发挥律师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我国12万律师是法律援助的主力军，要进一步完善律师办案补贴制度，努力避免办案补贴不到位和办案补贴低于办案成本的情况出现。要进一步将法律援助工作确定为律师的一项社会义务，或者通过一些行政手段，使律师严格贯彻我国《律师法》和《法律援助条例》所确定的法律援助义务。我国律师目前对法律援助义务的认识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美国的律师职业责任规范条例中规定，每名律师每年应自愿做50小时的免费工作。加州律师协会还通过决定，把5月作为免费提供法律服务月。加拿大政府则对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收费标准进行了封顶限制，律师界也明确提出了律师的责任，“律师应当以低于平时的价格提供法律援助服务”[20].德国《律师法》明确规定了律师有提供民事、刑事、咨询等法律援助义务。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英格兰和威尔士都有大量的志愿者参与刑事法律援助行动，用义务的方式来弥补政府经费的不足。
②要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在法律援助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我国法律援助的实践来看，参与援助的社会团体主要包括各级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组织，上述社团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一般都通过设立社团法律援助组织的方式，由其所属的人员对外以社团法律援助组织的名义开展工作。囿于专业人才的缺乏，其参与援助的活动形式一般仅限于法律咨询、法律文书、非诉讼等形式，很少出现直接诉讼和刑事辩护等形式。因此要大力培养、接纳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才参与社会团体的法律援助活动。
③要充分发挥法律院校在校师生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高等法律院校的教师是法学理论的探索者，完全有能力指导学生开展法律援助实践活动。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我国已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559所（这一数字不包括独立院校以及各类法学专科院校），法学专业的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合计达30万人，其中本科生为20多万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2万多人，法学硕士研究生6万多人，法学博士研究生6000多人[21].法律专业的学生对社会实践感兴趣，有热情，如果能把这些人组织好，将对我国法律援助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其次，现有的专职法律援助机构和其他社会团体提供的法律援助应主动给农民以更多的关注，即变被动服务为积极主动服务。中国农民普遍受教育的程度较低，加之传统文化的影响，主动维权的意识不强；少数虽想维权，但不知向何处申诉或无力申诉。因而客观上农民享有的法律援助还不够普遍，以致于造成事实上法律服务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为此，当前各级各类法律援助机构对农民法律援助的重点是有针对性地、制度化地进行法律宣传和咨询，使之成为经常性和普遍性的活动，使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得以提高，知道权利何在，如何维权。继而在此基础上，提供各种诉讼服务，帮助农民实现其合法权益。
再次，进一步完善司法救助的途径和方式。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专门的司法机关，应当探索如何更好的为弱势群体服务。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部署2007年人民法院工作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对困难群众、困难群体特殊的制度保护，法庭就容易变成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强者和弱者在形式主义面前会很难获得实质正义的平衡，这绝对有违我们的初衷，我们要提倡更耐心一点地倾听弱势一方的声音”。完善司法救助必须进一步更新司法理念，改革司法体制，拓宽司法救助的范围和领域，将司法救助的领域从诉讼前和诉讼中逐步拓展到诉讼终结后的执行阶段，例如建立执行救助基金、对部分申请执行人进行经济救助或救急资助等。进一步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司法救助专项基金，从而为司法救助创造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彰显司法人文关怀。
（二）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规范法律援助运行
司法所是设置于乡镇人民政府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是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司法助理员则是基层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他们是中国司法行政机关的神经末稍。在我国农村，大部分的乡镇不是设立了司法所就是在乡镇政府中设置了司法助理员这一职务，他们在乡镇政府和县司法局的指导下工作，主要负责调解委员会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工作范围从解决打架斗殴到山林地界纠纷和离婚调解等。可以说乡村司法所覆盖面广，扎根农村，熟悉农民经常面临的法律问题，而且可以作出较快的反应，能够避免矛盾的激化，最适合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从成本效益角度看，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设立在乡镇司法所之内，或采取“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形式，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司法所在农村开展法律服务工作具有天然的优势和客观的需求。一方面农民迫切需要法制宣传，只要工作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农民都会乐意接受；另一方面，从党政部门来说也需要司法所做好参谋，以实现依法治乡和依法治村。一些乡镇领导也认识到司法所就象农村卫生院那样不可缺少，一个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一个缓解了农民对法律援助的迫切需要。一些地方司法所定下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目标，客观上为农民提供了法律援助。因此把乡镇司法所建设成农民法律援助机构和现实与需要相符合。
但是把乡镇司法所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显然加大了司法所的工作负担，因此必须加强建设力度。一方面要得到党政领导的重视，另一方面是要提高队伍的素质。现实中有的乡镇司法员是兼职从事，专职司法助理员中很多以工代干、以农代干，缺乏人员编制，文化程度偏低，形成成分多元化、管理多重化、待遇多样化，对开展基层法律援助工作非常不利。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就要积极推进乡镇司法所的建设。
首先，要加强司法所的组织建设。乡镇司法所要发挥作用必须要身份合法，机构的立户和列编问题是关键。机构列入乡镇政府管理系列有利于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乡镇工作规划，促使乡镇领导将其作为一项工作职责，有利于理顺管理关系、改善办公条件及解决办公经费，同时便于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协调各个部门。其次，要加大对乡镇司法所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培训，提升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意识和业务能力，通过吸收法律专业毕业生等途径来壮大法律援助队伍。最后，要明确乡镇司法所有关法律援助的职责和制度建设。司法所作为政府机构系列之一，其本职工作是指导村民调解委员会，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行法制宣传及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仅2004年，全国各地司法所就调解疑难纠纷51.7万件，协助基层政府处理社会矛盾纠纷近50万件，宣讲法律近54万场次，受教育人数约2.9亿人次，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2307万次，制止群体性上访和械斗10万次[22].如果将其作为法律援助机构，它要负责免费为农民提供法律咨询，提供能最大限度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解决方案，及作为农民的人进行维权行动。这就必须处理好与现存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与律师在城市提供法律服务相对应，乡镇司法服务所主要在农村为农民进行服务。到2004年底，全国已经建立了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近40982个，共有96000名工作人员为基层群众提供各类法律服务。但在许多乡镇，法律服务机构就在司法所下设立，人员也多有交差。如果不能理顺法援机构与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农民在寻求法律援助时很可能被以各种理由推到法律服务所进行有偿服务，法律援助就会有名无实，司法所就变成法律服务机构的“掮客”。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首先要明确法律服务所的独立性，要求其与司法所进行“脱钩”；同时制定完善的制度，对于符合援助条件的不得推诿，也不得要求农民到法律服务所寻求帮助，进行援助工作的定岗、定人、定责、定目标，建立工作责任制和监督投诉机制。其次，要明确法律援助的范围和程序。范围应包括刑事、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只要农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都有可以寻求法律援助。程序上要先由农民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放宽援助条件；有的人担心法律援助成为所有人的免费午餐导致无理缠讼，其实农村中先富起来的农民为了得到更优质的法律服务会选择聘请律师等方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不能因为这一担心而使大部分农民支付较高的维权成本或失去维权机会。
一般而言，如果不涉及行政权力，乡镇司法所援助机构可以完成农民的法律要求，但当行政权不当运作侵害农民权益时，乡镇司法所出于行政级别和当事人一方的地位，就不再适合作为援助机构。这时应建立某种制度要求律师介入。司法所作为援助机构的便利之处是其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对律师的管理。按刑法和律师法的规定，司法局、法院有权指派律师承担一定的法律援助任务。通过制定相关条例要求基层司法所在发现法律援助涉及行政机关时，应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请求指派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任务，使当事人得到更优质的服务。
（三）建立国家财政支持与社会慈善行为相结合的法律援助模式
纵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形式大体有两种模式。一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主要靠政府资助的独立的私人团体进行的法律援助，具体由律师协会、各种私人基金会、律师个人等进行，国家对法律援助局限于原则指导和财政支持，受援对象是社会地位低下的特定阶层。二是以瑞典和丹麦等国为代表的，将法律援助纳入国家的福利制度体系，由国家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雇佣专门的人员进行法律援助工作，其法律援助面向全社会。在这种体制之下，法律援助作为国家的一种责任得以充分体现，但给国家财政造成的压力相对较大。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目前难以单一照搬瑞典丹麦模式，或者英美模式。首先，我们还缺乏由国家负担大规模法律援助费用的经济实力，不可能立即采纳瑞典丹麦模式。其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们不应当长期将法律援助局限于特定社会阶层的少数人，相反地，应当逐步扩大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以更大范围地保障人权，特别是更好地保障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的人权，积极开展法律援助，这也不是英美模式可以解决的。权宜之计就是国家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同时辅之以动员社会力量，取得社会各界人士的慈善捐助。这样既体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原则，又有助于解决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制约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问题，使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也使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变得真正有效和温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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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见丛卉：《2005年全国法律援助统计分析》，载《中国法律援助》2006年第2期，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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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宫晓冰、郑自文：《中国法律援助立法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17]、参见小查尔斯丁。奥格利特里：《对中国实施获得律师辩护建议的模式与方法》，载宫晓冰主编，杨诚、郑自文副主编：《各国法律援助理论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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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参见莫琳。a.马洛尼：《从加拿大省级政府的视角看政府在提供法律援助中的作用》，载宫晓冰主编，杨诚、郑自文副主编：《各国法律援助理论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篇7
淮安市淮安区司法局 陈以顺
淮安区司法局涉及“三农”政策调查主要内容清单的为序号49：健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加强对农民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
一、政策落实情况
（一）序号49，调查要点1：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覆盖面，司法行政工作室、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情况；
2017年，我区进一步完善和建立健全15个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和人民调解委员会体系建设，以及在全区334个行政村、社区强化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和建立“一村一顾问”制度，以及开展了“十户联防”等工作试点等活动。2019年7月依托镇（街道）司法所设立“一所五站点”等便民法律服务项目。近年来，全区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化解矛盾纠纷4万余件，提供法律咨询1.8万余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200余件，办理司法救助案件142件280余万元，办理农村公证案件2000余件。通过完善和强化组织建设，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切实有效地化解了大量的矛盾纠纷，使大部分信访问题化解在基层。从而使广大农村部分受害群体在生活上得到帮助，在思想上的安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全区和谐稳定。
（二）序号49，调查要点2.在化解矛盾、提供农村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等方面的做法和实效。
1.发挥人民调解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一是加强组织建设。“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员”。目前，我区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350个，人民调解员426人，其中首席调解员1名，已录入江苏省人民调解体系426名，他们在化解矛盾纠纷中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过程中，突出重点，把企业单位、城镇社区、商品集散地、大型集贸市场、城乡结合部调解组织建设作为重点，积极发展跨地区、跨行业联合调解组织，在全区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大调解工作格局，最大限度地扩大了人民调解组织的社会覆盖面。二是完善工作机制。建立人民调解网络信息平台。各司法所每月一次在司法部基层管理信息平台上报纠纷调解情况的报表。纠纷排查采取普遍排查和重点排查相结合，定期排查和专项排查相结合，不定期“拉网式”排查，以块为主、条块结合。近年来，开展排查3300余场次，摸排出纠纷线索21500余条，并及时分类登记化解。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各调解组织受理矛盾纠纷后，及时备案，遇到需要紧急处理的事件，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和区人民调解中心汇报情况，并在12小时内制定出解决方案。三是规范工作程序。为使人民调解工作逐步走向规范，我们统一规范了调解程序，统一定制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标识、标牌，统一制作了工作流程图，使人民调解员能够一目了然，便于操作，减少了纰漏。同时严格规范了人民调解协议文本格式，并对其中每一项内容作了详解，力图保障协议书内容的真实、合法、完整。同时我们还坚持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彰显了人民调解的作用。四是加强调解员培训和矛盾纠纷调处工作。近年来开展人民调解员培训51次，培训调解员1278人次。各司法所对辖区内一般性矛盾纠纷及时就地调解，对疑难纠纷和群体性矛盾纠纷，纳入“多元化解”体系，整合力量重点调处。近年来，共受理各类民间纠纷41312件，调处41312件，调处成功41056件，成功率达99%以上。调处的纠纷涉及当事人82780人，协议涉及金额9659.24万元。五是人民调解指导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区中心依靠60名法律专家和1名首席调解员，对全区性重大维稳案件进行指导，并接受区委政法委指派主持调处重大维稳案件。全区首席调解员共主持调处较疑难纠纷42件，调处成功率达100%；首席调解员主持调处的疑难纠纷，即参与全区性重大维稳案件9件，处置成功率为100%，发挥了重要的法律支撑作用，维护了社会稳定。
2.建设使用法律援助服务农民“绿色通道”
一是保障农村弱势群体能得到及时、有力、高效的法律援助。我们在区法律援助中心、村、社区法律援助工作站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对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农民工的案件，实行优先接待，优先指派，优先办理，及时审查，保证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援助。特别是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情况紧急的要先行受理，事后补办手续。还要简化程序、降低门槛、快速办理，确保农民工应援尽援。努力实现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最多跑一次”。特别是针对广大农民关注度高、诉求较多的案件重点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不受损害。
二是保障维护农村老年群体合法权益。农村老年人因空巢、丧偶、智障、丧失劳动能力等原因，逐渐沦为弱势群体，经济拮据，心疲身弱，更需要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特别是在涉及刑事案件时，法律知识懂得少，怕事推事，更显孤苦无助，更需要法律援助。仅以区中心为例，2017年区法律援助中心共受理案件1020件，其中：民事案件870件，刑事案件150件，其中：老年人案件就有238件，包含老年人贫困者的案件157件，占了较大的比例，也彰显老年人更需要法律援助。
三是保护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农村未成年人因为父母打工、老人托管、撤校并校等原因，更彰显缺少法律服务。因此应该经常组织律师、法律援助志愿者开展法律进学校活动，向广大的中小学生普及法律知识，使中小学生知道如何守法、如何维权。在他们弱小的心灵中，植入法律公平公正的理念，未来才能成为维护法律公平的使者。
四是拓宽法律援助宣传途径。采取“网络+”的方式，开展智慧法律宣传普法活动，特别是利用互联网多媒体、微信、QQ等工具，便捷普法优化普法方式。我们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开通法律服务热线12348，将热线电话宣传报张贴在村居、街道社区办公场所，便于广大农村群众知晓法律援助热线，在遇到法律问题及时表达诉求，获得法律援助服务。在采取在农民工聚集居住区发放宣传资料、张贴法律援助指引、悬挂横幅、提供现场咨询、解读典型案例等形式，广泛开展宣传引导，帮助农民工树立依法维权意识，并加强企业、用工单位诚信建设。从源头上遏制农民工欠薪问题的发生。
五是形成舆论援助法律强力声势。通过发达的媒体网络，完善的数字平台，向社会公布“诚信红黑榜”，以此加大对恶意欠薪入罪及各种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公诉和宣判案例的宣传，发挥警示警醒作用。借助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的平台，结合律师下乡，“以案释法”开展法律援助宣传，力争让每一个村落每一位村民知晓法律援助这一维权渠道，保障农民群众维权有门有路。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序号49，调查要点1：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覆盖面，司法行政工作室、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情况；
在现阶段的政府农村法律服务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向农村提供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服务方式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单一性、被动性和程序化等特征。这样的法律服务不能较好地满足农村的法律服务需求。因为农村部分农民开始从传统种植性的农业向经济型农业转变，还有部分农民务工人员返乡创业，需要政府主动进行法律宣传与指导，使农民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和惠农政策。同时，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变迁与发展过程中呈现一些新的法律问题，需要政府提供法律服务。因此，以法律援助为主的以往农村法律服务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区农村政府主导的法律服务机构存在一定的问题也制约着农村法律服务中的政府作为成效。例如，目前的司法所与人民调解委员会所在具体的职能方面存在交叉情形，没有太多明确细致的分工。而且法律工作人员掌握的法律知识、能力有限，造成司法所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序号49，调查要点2.在化解矛盾、提供农村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等方面的做法和实效。
1.农村法律服务主体的单一性
近年来，虽然城区的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和仲裁机构的业务渗透到农村，但没有真正解决农村的法律服务需求。究其根源，在于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和仲裁机构没有设到镇（街道）一级。单靠政府机构解决农村法律服务，具有局限性，在乡村振兴之下，公益型的农村法律服务需求是主流，政府应当提供公益型的法律服务，责无旁贷。如果单靠政府解决农村的法律服务，将给镇（街道）政府造成巨大的财政压力，而且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没有掌握系统的法律知识，未经过专门化的法律职业培训，专业技能有限，不能保障农民高质量的法律服务需求，不能真正解决农村的法律纠纷与矛盾。而且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随着农村经济的日益进步，部分农民需要享受更加优质的市场型的农村法律服务需求。
2.司法救助体系建设不完善
一是司法救助制度还不完善。目前国家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司法救助法律，有关司法救助、刑事被害人救助、法律援助、特困当事人执行救助的规定只是散见于相关的司法解释或行政文件中，因此,难以全面对司法救助制度进行规划，不能充分发挥司法救助制度预期作用。二是司法救助资源严重不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司法救助的现实需求越来越多，而我区法院能够负担起的司法救助很少，司法救助供需矛盾尖锐，不少符合救助条件的当事人因救助金有限而未能获得充分的救助。三是救助基金来源渠道单一。区法院作为实施司法救助措施的机关，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司法救助成本，救助基金全靠法院捐助和募集，数额有限，来源渠道单一。
三、下步打算或建议
（一）对于序号49，调查要点1呈现的问题，建议确定合理的农村法律服务目标与原则。
农村法律服务作为绩效如何，首先在于其目标定位要准确合理。农村法律服务目标定位应体现：实现法律服务的应然绩效，满足农民实际法律需求，为推动农村社会发展提供法律运行层面保障;通过法律服务，提升农民法律素质，培育农民法律信仰，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进程。同时，在完善农村法律服务机制、提升农村法律服务成效中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其一是整体性原则，即具体法律服务机制之间的整体协调;不同类型法律服务主体要相互配合，形成法律服務合力;其二是因“境”而异原则，即体现差别化服务要求，法律服务主体应因服务地域、服务对象与服务领域不同而采取差别化的法律服务的方式、方法;其三是契合农村社会实际原则，即法律服务要体现农村社会实际法律问题及农民自身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在法律服务过程中要正确处理法律与农村习俗等民间法因素的竞合与冲突。
（二）对于序号49，调查要点2呈现的问题，建议完善政府主导的公益型法律服务，激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法律服务建设。
1.农村法律服务需求既体现公益型的法律服务需求，又体现市场型的法律服务需求，这是由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决定的。部分农民经济生活水平较高，他们需要较高质量和水平的市场型法律服务需求;有些农民经济生活水平较低，甚至靠“低保”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他们需求的是不需要付出对价的、免费的公益型的法律服务需求。从总体看，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不能和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市场型的法律服务需求有限。乡村振兴最基本的要求是农村传统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阶段农村，公益型的法律服务需求要大于市场型的法律服务需求，“各级政府在农村法律服务领域应是起主导地位的法律服务主体”。政府作为农村法律服务中的主要主体，是由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发挥政府主导的公益型法律服务是政府行使公共服务职能的应有之义，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当前政府的农村法律服务方式主要是法律援助，政府应当拓展和创新农村法律服务的方式，从法律援助扩展到法律宣传教育，以帮助农民塑造法律信仰。法律宣传扩展到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各阶段，培养农民的法律意识，使农民遇到事情信法用法，用法律思维和法律方式解决纠纷。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政府法律服务机构可以推行通过微信向农民提供各种法律咨询业务，做到便民利民。针对目前政府主导性法律服务机构的法律服务成效存在问题，首先应当厘清司法所和人民调解委员会之间的职能界限，使主导性法律服务机构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农村法律服务。同时，法律服务机构应当招聘具有专门法律知识的人才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从总体上提高农村法律服务水平。
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篇8
上半年，在县委、县政府和市司法局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市、县政法工作会议精神，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司法行政工作全局，把保持全县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为一条主线，把提高执行力、推动各项工作创新发展作为重要突破口，以法治大足建设为载体，强化法制宣传教育、基层基础建设、法律援助、法律服务、机关效能作风建设，奋力推进全县司法行政工作的创新发展,为持续实现“渝西领先、全市一流”，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以推进“百千万普法示范工程”创建活动为重点，开展“法律八进”活动为载体，建设“法治大足”为目标，紧紧围绕全县中心工作，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着力提高全县公民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素质。
(一)注重法治实践，推进“法治区县”创建活动
扎实开展“法治大足”建设工作。与县委政法委组织召开了全县贯彻“平安重庆”会议精神建设“法治大足”动员部署会议。制定了《法制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百千万普法示范工程”建设活动顺利开展。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百千万普法示范工程”建设活动，即：培育1个乡镇（街道）、10个村（社区）、106个大院（小区）为普法示范单位。投入近3万元在棠香、宝项镇开展示范工作。制作法制宣传专栏3个，固定普法宣传标语58条，为3户普法示范户购置dvd、法律书籍、书架等普法设备。达到了普法工作有“新亮点、新模式”，示范引领全县法治工作向纵深发展的目的。
认真抓好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活动。开展了第五批22个“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工作，使我县80%的村达到了“民主法治村”、70%的社区达到“民主法治社区”创建标准。在全县范围内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了评选表彰“十佳学法单位”和“百佳学法个人”活动。
（二）深入开展“法律八进”活动
3月底，组织全县13名新提任领导干部参加了法制理论知识考试。与教育局在全县各中小学开展“依法治校”创建活动，确保法制宣传教育计划、教材、课时、师资“四落实”。5月中旬，龙岗街道办事处西禅小学开展了“学生的健康成长和未来发展高于一切”为主题的法制教育辅导课。6月到中敖中学播放了《为了明天》等法制宣传教育片，深受师生好评。会同公安、工商、文化等部门还开展了校园周边环境整治活动，净化了青少年学生的成长空间。元旦春节期间，集中组织司法行政人员、律师、公证人员开展了“执法为民、平安共建”大型法律援助宣传和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为群众提供现场法律援助咨询、普法知识宣传。6月，我局联合县安监局、计生委等十余家相关职能部门开展了“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充分利用电子屏幕、广播、宣传刊物和法制宣传栏等形式广泛宣传专业法律法规知识，进一步增强企业经营管理者和职工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法治意识，不断提高服务社会的质量。在法律“六进”的基层上，依托民政、司法、工商等部门，安排律师、法律工作者通过法制讲座、法律咨询、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形式开展“法律进中介”和“法律进监所”活动。
利用“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土地日”、“禁毒日”、“世界水日”、“环境日”、“消防日”等节日，大力开展专业法律法规和新颁布的《食品卫生安全法》、《消防法》的宣传教育活动。上半年，深入到街头、社区、农家小院开展法制宣传44次，受教育人数3万余人次，解答法律咨询1000余人次，散发宣传资料3.5万余份；为中小学生上法制课30次，受教育人数3万余人次；放映法制电影4场次。
二、法律援助工作
根据县委、县府“完善法律援助网络，切实提高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水平”的要求，县编委批复了《关于设置街镇乡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请示》，同意在棠香街道、龙岗街道、龙水镇等24个街镇乡设置法律援助工作站，使法律援助工作站成为常设机构。建设以农民工为重点服务对象的法律援助绿色通道，着力加大对我县困难群体的援助力度。
（一）扎实开展法律援助惠三农活动。以“法治大足”建设为抓手，编印法律援助惠三农致农民朋友的公开信、《法律援助手册》、《法律援助联系卡》、《援助案例选编》等多种资料分发到基层农村，发放公开信10000余份，分发宣传资料150000册份。
在万古、龙水等公路沿线制作路边宣传广告牌。在街镇乡继续完善一村一标宣传，深入每个村（社区）、农民工聚居地，有效覆盖宣传面。
利用新闻媒介把法律援助各项工作情况和典型案件和事例向社会各界传递，在大足报等媒体专栏针对群众关心的法律援助作了大量节目，县领导发表讲话等向全社会营造关心法律援助、关心农民工的良好氛围。利用“一村一顾问”讲课等形式开展法律援助宣传，取得了显著成效。
（二）以建设绿色通道为抓手，推行法律援助全程。一是大力建设村居法律援助联络站。在全县292村（居）全部建立法律援助联络站，做到法律援助工作机构全覆盖，使得基层群众和外来务工人员不出村、居就能获得相应法律援助服务。二是推行便民窗口服务。在临街、交通便利的地方设立便民接待场所；进一步整合12348法律咨询热线接线能力和解答质量，最大限度便利困难群众来电、来访咨询；采取法律援助站全程的方式有效解决群众来回奔波的麻烦，同时采取首问责任制和一次性告知制，对当事人申请实行一站式服务和一次告知申请相关事宜；发扬“盘龙”精神，为残疾人设置无障碍通道，对行动不便的老、弱、病、残受援人，实行上门办理法律援助等服务，对涉及个人隐私的法律咨询设置了专门接待室。三是开辟农民工和困难职工维权“绿色通道”。对农民工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的案件免予经济审查，采取先受理、后补交材料的做法，保证此类案件的及时受理、及时办理。对群体性农民工矛盾纠纷，实行“三优”服务，即优先受理、优先接待、优先办理，为农民工开辟绿色通道。四是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将农民工在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主张社会保险待遇等事关农民工生存、健康等权益事项上纳入援助范围，降低申请门槛。共2页,当前第1页12（三）以法律援助效果为先，创新服务模式。一是采取提前介入，对于医疗纠纷、劳动纠纷等援助事项，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提前介入，为受援人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受援人积极收集证据，受援人参与协商、调解，尽最大限度地维护受援助人权益。二是积极开拓非诉讼法律援助事项，法律援助中心积极鼓励采用非诉讼手段来先行寻求解决矛盾纠纷的可能性，尽量为受援人提供解决问题的多种办法和措施，为当事人节约成本，节约时间。
（四）以法律援助质量为核心，规范制度管理。落实专人负责制、全程跟踪监督制、联系人回访制、重点案件旁听制等质量监督管理制度，从指派到案件归档各个环节进行了规范要求，保证各项监督程序到位，对案件质量进行有效监控和动态管理，确保案件质量。
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篇9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
二、主要目标
充分发挥法律服务职能作用，加大公证、律师、法律援助工作力度，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解决农村打官司难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三．主要措施
1、认真做好律师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律师法》，完善律师各项制度，加大对律师及律师所的执业日常监督管理力度，继续强化律师队伍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增强律师的诚信意识、法纪意识和服务质量意识，全面提高其综合素质，推动我县法律服务业的健康发展。推进律师参与涉法涉诉工作向乡镇延伸，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预防和减少群体上访、越级上访事件发生；建立社会新农村法律服务志愿团。每个律师事务所都要先派3名以上骨干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律服务志愿团，志愿团深入农村与集中法律服务不少于三次。每个律师事务所联系一个行政村（社区），联系一家民营企业，结成法律服务对子，开展普法教育，义务解答法律咨询，为服务对象提供及时、便捷的法律服务，切实解决农民“打官司难”问题。
2、加强法律援助保障体系建设。降低援助门槛、扩大援助范围，为体弱多病且失去行动能力的残疾人、老年人开辟绿色服务通道；深入开展“法律援助进社区”，残疾人、老年人、妇女法律援助直通车，“民工讨薪”特别行动等法律援助活动，提高工作效率；继续发放“爱心法律援助直通卡”，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向基层延伸，继续组织律师与全县200个行政村签订《法律援助顾问协议》。继续指导各乡镇法律援助联络站建立村级“法律援助联络点”，基本做到“村村有点”，各乡镇联络点对本辖区内的“五保户”、贫困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及留守儿童情况进行详细的排查摸底，对确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登记造册，并建立相应的台帐，全面掌握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需求和特点，针对不同的受援对象采取切合实际的保障措施。
3、切实做好公证工作。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公证机关的职能作用，拓展公证证源，做好涉及农村、农民的公证工作，促进农村社会的持续稳定。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认真把好材料关，证据关和事实关，保证公证质量，切实维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篇10
“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当今社会的首要问题，而其中最为核心和关键的问题就是关于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今年6月中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权益保护法》起草小组（简称〈农民权益保护法〉）先后召开第二次领导小组会和起草工作小组在起草工作中的第一个专家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准备通过立法来保护中国最广大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在我国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项立法计划对保护我国农民权益无疑有着重大意义。现阶段如何保护我国农民权益之所以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并被中央列入“三农”问题之一，正是由于农民正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越来越成为我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给予农民国民待遇”成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口号之一。农民法律处境上的尴尬使得其权益极易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漠视和损害。长期以来农民权益遭到漠视和损害的根源不仅源于我国长期存在着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近年来农民问题上的政策偏差，而且源于对农民权益保护方面长期存在着的法律上的缺位。
二、我国农民权益的现状分析
（一）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各方面的权利。公民的基本权利主要包括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广泛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此对于公民的政治权利我们暂且不谈。社会权的中心是公民有权享有其自己和家庭活动相当水准的生活，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且能够不断得到改善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其次是经济权，这是公民从物质上享有社会权的重要源泉。公民享有自己的财产权，公民应当享有工作权、享有社会保障权。公民的经济权利，与其享有的文化权利是不可分离的，而文化权首先是受教育的权利。对此，我国的民法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对于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要给予平等地保护，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都不能侵犯公民这方面的权利。但是，现实生活中我国农民的权利状况不容乐观。
（二）当前我国农民权益问题
我国农民权益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于农民权益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农民的最普遍的社会权利被漠视的问题。这集中体现在农民不能与市民一样成为整个社会中平等的一员，农民在事实上是处于低人一等的弱势群体的地位：在户籍身份上，农民进城打工受到各方面的歧视问题（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难，农民工的生活条件太差，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现象严重等），农民的迁徙和择业自由是基本的政治权利和人身权利却被剥夺；在社会保障上，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再分配政策基本上没有惠及农民，农民不能享受国家给予城镇居民那样全方位的保障，只能把自己的生老病死全部寄托在贫瘠而又少量的土地上。这方面的问题往往是由于长期以来政府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偏差和法律保护的滞后所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农民的最基本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往往面临威胁甚至遭到严重侵害的问题，并且侵害农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者往往正是某些政治权力本身。财产权是公民最为基本的权利。“如果你剥夺了我谋身的手段，那不等于剥夺了我的生命吗？”《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虽然是一个非常讨厌的家伙，但这句话却可以说是至理名言。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显而易见，土地可以说几乎是他们谋生的唯一手段。然而，现实生活中，基层政府非法、强行征用土地的现象时有发生，以至于从过重的农民负担到事关生存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民维权的重心出现了重大变化。
三、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律援助机制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这一狭义的法律援助概念定位于为那些由于经济状况贫困，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而不能进行诉讼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公民或法人提供法律帮助。但若仅仅从狭义的概念去理解农民法律援助机制，在当前复杂的情况下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的。它需要宏观上的立法支撑，以保证农民利益的保护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即权利的保护问题要通过法律或者制度的规范转化为实有权利。同时在微观上要保障农民的利益真正得以实现，就应该建立相应的法律援助机制。“所有这些被承认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或在某些时刻可能发生冲突。对法律活动来说，也许重要的不是承认权利，而在于如何恰当地配置权利，并因此给予恰当的救济。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普通法上的权利一直同司法救济相联系，“有无救济就无权利”之说法。”因此，法律援助机制的有效运转对农民权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民权益保护的宏观立法支撑
保障公民权利是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核心要求。而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权利的法律保障无疑是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农村问题向来更多的是靠国家政策进行调整的，尽管我国目前正着手准备进行《农民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工作，但我国农民权利法律保障缺失的现象目前还很严重。
政策上的重视不能完全取代法律上的保护，政策只有上升为国家法律才能真正得到切实贯彻和落实。而且，原则性较强的政策只有具体化为法律上的措施，才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有将国家政策上升为法律，农民利益的保护才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农民才能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我国应加强农民权利保护的立法工作，并尽可能将之细化以便于贯彻实施。具体而言，本文觉得应该做到如下几点：
1.在立法上规范执法行政执法活动，保护农民权益不受违法行政行为侵犯
在保护农民权益方面，政府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法律义务。但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侵害农民利益的往往正是地方的政府组织。“如果政府不给予法律获得尊重的权利，它就不能够重建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如果政府不认真地对待权利，那么它也不能够认真地对待法律。”对农民权益受到不法行政行为侵犯后，应该有适合农民特点的法定的援助措施。
2.对当前户籍制度中对农民的一些歧视性规定要及时加以修改
世界各国目前都普遍赋予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全世界只有中国、朝鲜和贝宁等国家还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虽然目前我国的户籍制度已出现了松动，但对农民的一些歧视性规定以及广大市民对进城农民工的歧视性做法还普遍存在。这些规定严重损害了农民作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强化了农民的弱势地位。因此必须通过法律的明确规定并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来摈除对农民的歧视。
“一国两民”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公民自由权的严重缺失。它不仅使公民平等权在这种歧视性的户籍制度下显得苍白无力，将过多的剩余农业人口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既阻碍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又大大地延缓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和减缓了市场的发育速度。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为70—80%，我国目前只有37.7%，低于发展中国家近10个百分点，低于发达国家近一半，这就是明证；孙志刚被毒打之死案件亦有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错。尽快在宪法中恢复公民的“迁徙自由”，不仅是弥补公民基本自由权，实现公民追求幸福权利，实现平等权的需要，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民主，实行依法治国的需要，更是顺应文明进步，遵守国际条约，履行国际承诺和义务的需要。
3.对农民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保护问题应以立法的形式加以规定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没有惠及农民，农民处于边缘化地位。因此，在现有的条件下，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农村养老制度，以及结合农村扶贫政策和其他民政补贴政策，试行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保障当前我国农民的权益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进城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日益凸显，对此政府虽然给予了一定的政策支撑，但从长远和法治的角度考虑我们应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专门的《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并且将其归入《农民权益保护法》的范围和体系之下。
4.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允许建立农民的维权组织
在我国，代表工人、妇女、青年人的法定组织分别有工会、妇联和共青团。此外，尚有各种各样的社团和协会，就连私营企业主都有自己的协会，并且做得很成功。而我国9亿多的农民却没有自己的维权组织。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建立我国的农会组织就显得更加必要。我们应从立法源头上确定中国农会的法律地位，制定促进中国农会事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使亿万中国农村，在进行农业实践中有自己的代言人，弥补其在各级代表中的人数偏少，话语权较弱的现象，增强其与政府协商调整的能力，使农业发展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保证体，也使“三农”问题的解决，有一个有力的组织基础。目前，一些人对农会的建立抱有偏见，认为其可能被引向歧途。这应该是固执的偏见。中国农会就象其他社会中间层组织一样，同样可能成为进行行业自律，贯彻政府决策的值得依赖的力量。代表农民和农业界的利益，服务农业、农村和农民，执行政府有关三农政策的中国农会的建立和发展，应是我们促进中国农业发展的题中之义。
5.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予必要的民法保护，防止财产权利保护规范的缺失
财产权是以财产为内容并体现为一定物质利益的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财产权总是与一定的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不同经济制度下的财产权具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历史时期，财产权有不同的含义，国家政治结构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财产权是人的自然不可动摇的权利。公民没有明确具体的财产权利，就会失去作为人的尊严和条件。正如洛克的自然法基本权利论中所说的：财产就是自然人求生存的权利的自然延展。如果自然人没有了财产权，就可能丧失人身自由权，再而危及生命权，就更不能谈发展权了。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财产权利一经法律确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民财产权利的重要组成进行保障，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当人们问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我们会顿然发现，在理论和立法等方面我们均有不足，特别是在宪法等方面还存在立法上的缺失：第一，表现为权属主体的缺失。从法律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然地、自留地，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从该规定看，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集体所有”。“集体”是什么？“集体”与“农民”之间是何种关系？这里的“集体”一般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结合《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的规定，“集体”一共有三种：“村农民集体”、“乡（镇）农村集体”、“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说这种集体主体的虚拟和多样性，导致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不清的现象严重，导致诸多损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现象的产生。用农民自己的话说：集体所有就是大家所有，个人没有。第二，表现为权属缺失物权法定的内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新型用益物权，这一点《土地承包法》已有明确的规定，相信未来的民法典也会作出相应的规定。但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当事人不得创设与物权法定的内容相异的物权类型。而事实上，《民法通则》、《农业法》、《土地管理法》都明确规定土地承包方与发包方可以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权利和义务，显然与物权法定要求相违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人对其权利在效力上的非自由处分性和管理债权化的特点，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效力上欠缺物权法定要求，再加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还尚未建立登记制度，使其缺乏物权公示法定要求，必将导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内容的不确定，效力的不稳定，权属的不稳定和交易安全无保障等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法律上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的基本内容。
我国法律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定，存在严重的缺失，这种财产权方面规定的缺失，不仅影响了农民耕作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的积极性，影响稳定相关权属关系和秩序，而且使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在谋生命根子的土地方面处于更加弱势无力的地位。首先，我们应该从体现阶级、集团力量对比关系的宪法规范上去弥补对农民财产权属保障上的不足；其次，我们应该在未来的民法典中进行必要的保护性规定，建立可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帮助制度。
（二）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律援助机制的微观运作
1.完善基层司法架构，发挥基层司法作用
在当代中国社会，县一级的公检法司都有自己的组织延伸，有比较完备的体系，但到了乡镇这一级就只有少数的派出机构。检察院与公安系统的工作内容主要涉及治安和刑事案件，而大量的农民权益冲突已超出了这一范围，检察、公安机关显然不适合作为农民的法律援助机构。至于各级人大和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大都设立在县级以上，也是远乡村，无法提供及时的法律帮助。由于律师事务所的营利性质，农民往往无力或是不愿支付律师费用，要求一种营利机构长期法定地负担起公益性质的工作也不切实际。因此，在广大农村社会最适宜担任农民法援机构的就是乡镇司法所。
司法所是设置于乡镇人民政府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是县司法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司法助理员则是基层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他们是中国司法行政机关的神经末稍。在我国农村，大部分的乡镇都设立了司法所或者在乡镇政府中设置了司法助理员这一职务，他们在乡镇政府和县司法局的指导下工作，主要负责调解委员会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但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基层的乡镇司法所并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乡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司法素质太低。在当前条件下，我国的基层法院的工作人员都普遍存在素质太低的情况，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复员转业军人，法律基础知识相对缺乏。乡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问题也因而更为严重。而与此同时，我国法律院校的绝大部分毕业生都流向了其他工作领域，这可以说是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第二，乡镇司法所的经费缺乏以致于工作不能正常运转。目前在我国中西部的广大农村社会，由于经济的不景气，乡镇公务员的工资都很低，只能勉强维持日常生活。对此，为了使乡镇司法所能很好地运转，本文觉得最为重要的是国家应加大对其的经费投入，提高司法助理员的各方面的待遇水平，引导我国法律院校的人才流向基层法院和乡镇司法所。与此同时也要加大对现有乡镇司法所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培训，提高其整体水平和业务能力。
2.确立农会的法律地位，开展农会法律服务
当前形势下建立我国广大农民的维权组织-----农会是具有很大的必要性的，对此前面已做了简要的论述。我国应建立的农会不但要发挥其应有的政治功能（政治参与）和经济功能（整合和统领各经济组织、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业教育等），也应具有直接的社会功能，如防止农民的各方面利益被侵害，以及侵害后帮助农民获得司法救助，对外代表其会员参与社会的各类活动，不断扩大农会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进而以此来保障农民利益等。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农会必须代表广大农民的整体利益，要防止其异化而成为其他组织特别是政府的附属组织。
3.切实加强法律援助中心对农民的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中心是国家设立的负责组织、指导、协调、监督及实施本地区法律援助工作的专门机构，省市及各区、县均应设立法律援助机构。暂未设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区县，由各区县司法局指定职能部门代行法律援助中心职能。作为一个弱势群体的我国广大农民，法律援助中心更应加强对其的援助倾斜。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是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贫困者。但现实生活中法律援助的批准范围过于严格并且援助金额太少以致于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应适当扩大援助的范围以及援助金额。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历史传统与教育等诸多因素导致了我国广大农民的法律素质低、法律意识薄弱，即使有大量的法律援助机构存在，但农民却不知道如何用之来保护自己。因此，法律援助中心应加强法律援助这方面事项的宣传，使农民真正了解并能运用这只“法律援助之手”。“尽最大可能把关于他们的意志的知识散布在人们中间，这就是立法机关的义务。”同时，我们个人认为法律援助中心也应提供法律咨询这方面的服务。
一般而言，法律援助中心只为住所地在本市或持有本市暂住证的居民提供法律援助。但现实情况是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频繁地流向城市，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已提上日程。因此，法律援助中心不应仅仅对本市居民提供法律援助，而应更多地关注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对此，一些地区已经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例如拖欠工资、工伤索赔等问题，是长期困扰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的主要问题。同时，由于绝大部分的农民工拿不出劳动合同、书面证明等相关证据，致使法援中心也难以受理。为解决此问题，重庆市法律援助中心受市司法局委托，就组织了专职律师，将劳动法律法规中关于农民工维权的法律条文摘抄出来，汇编成《农民工维权手册》，以方便农民工查阅。但是对于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提供专门的法律援助还只是极个别的现象，并没有在全国大多数城市予以普遍推广。对此，我们在此提出呼吁，希望全国各省市的法律援助中心对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给予特别关注！
我们还应规范和加强农村和城市的“148”法律服务热线工作，以及全方面地做好农民工《法律援助条例》的各方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