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土地制度的发展演变篇1
《中国古代经济史》教材中，涉及大量的土地制度及赋税制度演变，和手工业、农商业发展状况的内容。教材内容多、涉及面广，学生轻易掌握不了，容易出现混淆概念的现象。故讲述时应尽可能理清经济体制演变历程，帮助学生认清其发展线索。
从中国土地制度演变历程来说，其经历“国有制私有制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演变过程，其中奴隶制度社会是最具代表的井田制土地国有制社会，该阶段土地制度用一句话描述，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封建社会时期，土地制度则从土地国有制演变为三种形式，包括自耕农土地所有制、私有土地制、国有土地制。围绕土地和人口争夺，三者间展开异常激烈的斗争。但从本质上来看，中国土地制度在封建社会演变历程，就是进一步发展巩固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过程，整个社会历史中贯穿了封建大地主将国有土地和自耕农土地变为大地主所有地的过程。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在历朝历代中均有体现，如东汉时期出现的大地主田庄；南朝时期的封山占水；唐后期普遍建立的官僚、贵族以及大地主庄园；明后期遍布全国范围的皇庄和庄园等。并且，随着土地制度的变化，与之相应的赋税制度也发生着变化。赋税制度演变历程自春秋时期鲁国始，称之为“初税亩”，到唐朝时期则演变为两税法和租庸调制，直至明朝时期的“一条鞭法”和清朝时期的地丁银制，清晰地体现出赋税制度在封建社会下的发展线索。整条线索观察于以人丁为主转变为以土地财产为主的赋税征收中。赋税形式更是从实物、劳役转向为钱财，明显反映出在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中农民身份地位的提高，以及相对减弱的依附关系。
最后，在经济史讲述时，应适当选用生动形象的历史材料，让学生阅读与授课内容相关的历史背景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与之相应的经济生活场景，有利于学生理清历史概念关系，改善历史概念混淆的现状。
古代土地制度的发展演变篇2
一、要正确界定小农范畴
目前，理论界对小农的界定基本上是沿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小农的主要特征是：（1）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经营者；（2）使用的是落后工具和传统技术，与机器、先进的农业技术无缘；（3）生产是自给性的，主要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4）生活水平是低下的。
对于上述关于小农范畴的认识笔者有不同看法，其中最关键的是上述界定没有分清小农一般和小农特殊两个不同的范畴。马恩所描述的小农是小农形态在封建社会或是在较为落后生产力水平下的小农表现形态，是小农的特殊形态。小农形态在不同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力水平下会表现出不同的现实形态。在当达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小农形态，但它已不具备马恩所描述的一些特征，他们不但大量应用着先进的工具和先进的技术，而且生活水平较高等。从历史长河中来考察，笔者认为，小农的一般特征应是：（1）是小块土地的经营者和所有者；（2）以家庭为经营单位；（3）生产有一定的自给性。这里第三个特征是由第一和第二个特征决定的。以上三个特征合起来构成了小农的一般特征。由于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小农形态也在不断发展，但在封建社会中，小农形态取得了广泛和普遍的形态，并且具有了小农的许多典型特征，但仍属于小农特殊范畴。我们决不能用小农特殊来代替小农一般，这是研究小农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小农演进的轨迹
在小农形态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一部分小农已分离于小农系统之外，不属于小农系统，但有一部分仍循着历史的长河而滞留于小农系统内，并随着内外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着质和量的改变。从历史过程来看，小农系统演进的过程大体上可划分为古典小农、宗法小农、商品小农、现代小农等几个阶段。目前世界上的小农基本处于商品小农阶段，其中某些发达国家的小农已具有现代小农的许多特征，但还不具备现代小农的全部特征。
在中国，古典小农的兴盛期大约为战国至东汉时期。这一时期是我国宗族制度史上的一个“空白时期”，三代宗法已废，中古族权未兴，社会上几乎没有宗族组织。家庭之小而独立，在我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当时的小农，其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很高，商品经济中的价值规律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欧洲，古典小农大约存在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4世纪。在这期间，地中海地区曾产生了以希腊──罗马文明为代表的灿烂的西方古典文明。在这个时期的绝大部分时期和绝大部分地区，小农是主要的经济形式。1978年第七届国际经济史大会古代组绝大多数讨论者认为：“希腊──罗马社会中典型的劳动者是小农，而不是奴隶。”西方许多马克思主义古史学家，如英国的克罗伊克斯等，也认为希腊──罗马世界总的来说满足“农民社会”的一般定义。
古典小农的主要特征是：首先，他们是商品生产者，与外部世界保持着频繁的“物的联系”。罗马农民的经济“基本上是货币经济，有关实物交换的很少”，“农民贷币持有者的普及是无庸证明的”。与封建时代的“伪商品经济”中商人凭“关系”致富而价值规律却了无作用的状况不同，古典时代的经济生活中价值规律与由它派生的平均利润率规律在一定程度上是起作用的。其明显表现就是希腊──罗马经济中的地租率、借贷利率与一般生产利润率之间紧密相关，因此尽管古典时代土地租佃非常发达而且常以公开招标的方式自由进行，但地租率却自然保持在很低水平，同样，借贷利率也处在一般利润率以下。
其次，他们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积极的自由公民，他们既摆脱了早期文明时代氏族共同体和贵族父家长的束缚，又尚未落入中世纪宗法共同体与“天然首长”的桎梏之中，因而个性与理性得到初步发展。
当然，古典小农毕竟不是资本主义的家庭农场主，古典经济的商品交换关系是建立在从氏族共同体解体中形成的独立生产者──古典小家庭无法自给自足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低水平基础之上的。当时人类对自然界的依附很严重，人的个性的发展也受到很大限制。在多方面的能力体系与能力分化未形成的情况下，交换关系的发展不能使作为主体的人把自己的某种属性──劳动力变为商品，相反，却使劳动者自身变成了商品，从而造成古典“自由经济”与人的非自由化趋势间的矛盾日益发展，最终使古典经济走向自己的反面：作为古典商品经济基础且无法自给自足的独立家庭经济被包含众多依附者且可以自给自足的宗法共同体取代。这样，古典社会便异化为中世纪的宗法社会，而作为积极公民的古典自由农民也演化为中世纪的宗法依附农民。
宗法小农是小农演进的又一新阶段。在欧洲，宗法小农所属的时间区间大约为公元五世纪到公元十六、十七世纪；在我国为大约为东汉以后至明清时期。宗法式小农的主要特征是，首先，它是建立在人的依附性上的经济形式。马克思谈到封建社会时，曾多次强调：“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人们常常把这种依附关系，仅仅理解为一些个人（农民）依附于另一些人（封建主），这显然是肤浅的。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依附关系最深刻的本质在于交换的缺乏导致的“个人尚未成熟”、个人依附于共同体，亦即个人“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个人是“狭隘人群的附属物”等等。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导致了共同体一般成员对共同体人格化身的依附。共同体（通过其人格化身既“保护”其成员使之免受竞争，减少风险的打扰，又束缚其成员以抑制其个性的发展，并赋予其不能自由摆脱的某种等级身份）。
其次，不同等级之间的不平等与同一等级内部的平均主义，构成这种依附关系之下的分配关系的二位一体的两个特征。这是一种“以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只有在共同体解体，独立的个人所有权与“纯粹的私有财产”产生后，这种分配才会被以所有制关系和“一切劳动产品、能力与活动进行私人交换”为基础的分配所取代。于是“剥削者的公社与被剥削者的个人”间的对立，才能演变为两种“个人”（有产的剥削者与无产的被剥削者）间的对立。按权分配、按身份分配的不平等才能演变为按资分配的不平等，而等级壁垒内的“平均主义”（份地制等等）才能消灭，并为公民基本权利与竞争规则的平等所取代。
由宗法小农向商品小农演进，其实质就是从“不独立”的、“从属于一个较大整体”的人，演进为独立的个人，就是人摆脱了“公社”的“自然联系”，从“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变成了“单个的人”。这一过程也就是从自然经济发展成为市场经济的过程，因为“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把个人互相联系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随着交换手段的社会力量，亦即市场力量的扩大，共同体解体为个人，同时伴随着所有制关系的变革，财产关系“抛弃一切共同体的外观”，成为“纯粹的私有财产”。于是自然经济中的人的依赖关系也就消失，而演变为市场经济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从而使宗法小农演变为商品小农。
商品小农形态是小农系统演进的又一新阶段。在欧洲，大约产生于十七、十八世纪；在中国大约产生于明清以后，但真正的开始时间应当是1978年以后。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小农大多数都是商品小农形态；一些发达国家的小农正处在由商品小农向现代小农的过渡形态，有的已具有现代小农的许多特征。中国目前仍处在商品性小农阶段，而且以后可能需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由商品小农向现代小农的过渡。
商品小农的运行基础是商品经济。在这种经济形式下，一方面是“人的依赖性”在逐渐减少；另一方面是逐渐建立起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按权分配、按身份分配被普遍地以按资分配所代替。契约关系也逐渐成熟，竞争规则也日趋平等。同时，小农系统本身也在不断分化和分解。随着货币经济与交换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物的联系”取代了“人的依赖纽带”，从而把“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变成了“摆脱了自然联系”的“单个的人”。到这时，“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而财产关系才“抛弃一切共同体的外观”，而成为“纯粹的私有财产”。这一历史性的变革所带来的人的个性的飞跃成长，正是近代文明得以冲破封建樊篱而造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灿烂辉煌的工业文化的全部基础！
但是，商品经济虽然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创造了前提，但它的极端发展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竞争”造成人的异化，亦即人的自由个性的异化，人们“自由地”成为资本的奴隶，“自由地”失去了自由。因此，马克思认为必须在进一步丰富人的社会联系和更高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变革，以“自由人联合体”的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来克服异化，实现人的复归，即人的自由个性的复归，使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而使人的自由个性得以真正地翱翔在广阔的天空。所以，商品小农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就是现代小农。现代小农虽然可能仍会具有规模小、家庭经营、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等特征，但现代小农是建立在自由人联合体基础上的小农。它彻底打破了宗法共同体的桎梏，彻底摆脱了“物的依赖”。现代小农可以是个体经营的但绝不会是孤立的；可以是联合起来的但决不是依附的。当代一些发达国家的小农已具有现代小农的一些特征。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小农的现代化。至于未来中国的小农会具有什幺样的新特征，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实践会对此做出进一步的回答。
三、小农生产方式不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小农的命运，认为小农生产方式是一种落后和过时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货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所许的诺言使农民哪怕有一点借口设想我们是要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坏不过的帮倒忙。……我们党的任务是随时随地向农民解释：他们的处境在资本主义还统治着的时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是毫无问题的。”
然而，历史发展的实践表明，小块土地所有和经营依然存在，并没有被消灭，农民家庭经营的规模虽然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变化和发展，但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家庭小规模经营方式，这是为什幺？笔者认为，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1、小农有一般形态和特殊形态。过时的是小农特殊形态，而小农一般形态是一个较稳定的范畴。马克思所讲的是封建社会的小农的特殊形态，而这种特殊形态已被资本主义社会小农的特殊形态所代替，而小农的一般形态仍然存在着，并不断得到发展。
2、是由资源禀赋状况决定的。资源禀赋状况对小农系统的演进起很大作用，尤其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关系最为重要。在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如果多余的人口不能得到有效地转移，其最后的落脚点便是土地。而土地资源又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要素便显的相对便宜，而土地要素就相对昂贵，根据西方经济学最优要素组合原则，只能是小规模的劳动密集性的经营方式最有效。所以，小农生产方式是在特定资源状况下经济系统自组织的结果，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随着资源状况的变化，小农系统也会变化和发展，有些小农会分离于小农系统，而有的则会仍留在小农系统内。
3、家庭经营是适合农业生产的较好形式。农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产业，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再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自然再生产的过程。农业的劳动过程只有获得了最终成果后，才有可能对生产者付出的劳动给予准确的评价。同时，由于农业中有所谓“农忙”与“农闲”之分，这就要求农民有更多地支配时间的自由。所以，农业选择家庭经营，绝非偶然。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社会生产力发展了，改变的只是农业的运行环境，如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的市场体系、农业的支持与保护体系等等，而农业的家庭经营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4、在多风险环境下产生的自组织结构一般具有较强的自我保护功能，小农系统便是如此。小农形态一般面临的风险较大，如自然风险、经济风险、人为风险等等，这些风险累计起来，使得小农系统较其它经济系统面临更多的风险。在多风险环境下，小农系统一方面增加了分化的可能；另一方面，也使小农系统的自我保护功能得到了加强；从而使小农系统更趋稳定性。所以，这种较强的自我保护功能使得小农系统能较好抵抗外来经济行为的侵袭，历尽千年沧桑而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四、小农如何现代化
1、什幺是小农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活生生的动态性概念。它与“现代性”不同，它不是指后者所象征的那个静态的文明结构，而是意味着一种连续，一个过程，一个当代世界正在持续着的历史演进。同理，小农现代化也就是小农持续不断地演进过程，它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生产技术的进步，它是小农系统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因而小农现代化必然伴随着各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
2、小农现代化的一般途径
（1）通过规模化、组织化来改造。这样改造的结果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将会使一部分小农分离于小农系统之外而不再具有小农的特征，我们把这种途径故且称为非小农化方式；另一种结果是小农仍保留小农的分散、独立、小规模的外壳，但小农之间已通过某种共同体或经济联系形式将它们联系了起来。这两种方式都是改造小农的有效途径，到底选择那一种方式要考虑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较好的选择应当是后一种方式。
（2）土地制度建设是小农问题的核心变量。
为什幺说土地制度建设是小农问题的核心，原因是：①土地是小农最基本的生产资料；②土地是小农所有经济活动的基础；③土地是小农生活的最主要保障；④不同的土地制度形态使小农具有不同的命运选择。所以，土地在小农经济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土地制度建设也就成为改造小农系统的关键变量。那幺，什幺样的土地制度是最有效率的？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土地产权的明晰和稳定是保证小农系统有效性的基础。首先，土地产权的明晰和稳定，有助于农民增加对土地进行中期和长期改进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土地生产率。土地权利在一个季节内一般是稳定的，因此，地权的不稳定对于农业短期投入（化肥）或创新（良种）来讲，还不是一个障碍，但对于土地的中长期投资而言，地权的明晰和稳定是极其重要的。对许多国家的实证研究都表明，只有当土地持有者确信他们投资所形成的全部收入能得到补偿时，他才会有改良土地的积极性。其次，比较明晰和稳定的土地权利将会提高农民贷款的机会。土地的固定性和不可磨灭性使得土地成为理想的贷款抵押品。稳定性表明权利的可转让性，会增加土地持有者的信用价值，对农业长期信贷尤其如此。再次，土地产权的明晰和稳定还有助于增加土地市场的流动性。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人们之间的技能没有太大差别和地区间的移民与非农业就业机会有限使得使用者之间的土地转让可能没有太大的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专门化生产的出现和其它市场的有效运行，转让土地使用权或所有权的价值和重要性就会上升。地权的稳定和明晰通过提高使用者合同的稳定性和降低合同的执行成本，促使土地从生产率低的人手中转移到生产率高的人手中，从而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第四，土地产权的稳定性，还有助于减少土地纠纷，有助于减少土地流失和防止其它影响土质的环境恶化。第五，土地产权的明晰和稳定有助于提高小农经济系统的稳定性，从而可提高农村社会的稳定性。
古代土地制度的发展演变篇3
【关键词】乡土素材；历史教学；导入
随着高中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不断革新，对课堂教学的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这就要求从教者更新教学理念的同时，还要不断地拓展教学思路和选用有效的教学素材，以适应新形势下高中教学。乡土素材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要资源之一，通过对乡土素材的整理加工并在历史教学设计中准确应用，是拓宽教学的有效性的重要手段。下面笔者简要地从乡土素材在教学导入环节的应用上谈谈增强历史教学有效性的认识。
一、历史传说故事导入。平凉地区历史文化悠久，农耕文化、道家文化、伏羲文化、佛教文化、边塞文化等交向在这边土地上烙下深深的印痕。在《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这课中我选用了历史上著名的黄帝在崆峒山问道广成子的故事，在故事中广成子和皇帝通过问答的方式探讨自然、人生、社会，尤其是如何治理国家的策略。通过这个故事进一步让学生思考中国早期社会权力阶层是如何治理国家的。再如《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一课中采用秦始皇西巡崆峒山的故事进行导入，结合课本秦朝疆域图，让学生感知在秦朝时期平凉已经在大一统中央集权统治之下，加深对中央集权制度的理解。历史传说尽管有些演绎的成分，但与教学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历史传说是口口传承的史料，有些地方可以和历史史籍、文物出土相互印证。
二、历史人物导入。平凉地区英杰辈出，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汉至元政治制度的演变》一课中选用了唐朝节度使李元谅的人物简介，通过这一历史人物有助于学生认知唐朝中期以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及其地方节度使的职权范围。在本课的古代选官制度一目中，穿插导入了明朝嘉靖八才子之一――赵时春。设计了赵时春是通过什么方式进入朝廷仕宦行列的。更进一步补充了古代科举考试的一些史料，加深对科举制的认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崛起》这课中选用了崇信县第一个党员――保至善。通过保至善的人生历程，将本课的四个场景“――中共一大――国共合作――国民革命”串织在一起。从保至善短暂的一生升华到为国家、民族解放的大义上来，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
三、历史古迹导入。历史古迹是一个地区文化繁荣的见证者、亲历者，经过千百年的变迁仍然毫不褪色。在《宋明理学》一课中出示了泾川大云寺和佛祖舍利的图片，崆峒山道观和道教人物塑像的图片进行导入，再结合北魏至唐佛教、道教兴盛的史实，不仅仅感知平凉地区是佛教、道教的繁盛之地，更是三教合一的见证场所。再如《古代的发明和发现》一课中，选用了皇甫谧故里和针灸的图片导入，意在说明在传统的中医药发展领域，平凉是针灸的故乡。神奇的银针，独到的疗效，更进一步激发学生对古代中发明发现的兴趣。
四、戏曲艺术导入。平凉属于戏曲艺术――“秦腔”的文化圈，重要的传统节日大多都会在中心广场或者乡村舞台演出秦腔戏。在《充满魅力的书画和戏曲艺术》一课中，选取了比较熟悉的《铡美案》、《三娘教子》、《赵氏孤儿》、《窦娥冤》等秦腔戏曲片段和图片进行导入，拉近了学生学习本课的距离，让学生从戏曲艺术中领悟和感知戏曲源于生活并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具有教化功能的现实意义。
古代土地制度的发展演变篇4
关键词：带钩带扣纹饰鲜卑郭洛带
带钩，辞海中解释带钩：“束在腰间皮带上的钩。”通俗的说，是古人束腰用的腰带扣。它一头有钩，一头有钮，用于连接腰带的两端，和当今人们普遍使用的腰带扣造型不同，但功用相当。古代带钩多用青铜制成，也有用金、银、铁、玉、石等制成的。目前考古发现的带钩大体可分为两个系统：一为古代中国的带钩；一为流行于黑海北岸到西伯利亚的斯基太西伯利亚氏带钩。前者流行于春秋时代至南北朝时，器形以钩钮连体为特征作微曲的长条形或琵琶形，一端曲首，钩身背面有圆钮。钩首大多做成动物形。钩身饰云纹、涡纹等。有的错金银的，有的贴金，有的镶嵌绿松石。长短大小不一，大的长近半米，小的仅有2厘米。一般10厘米左右。后者钩体饰动物纹，钩背有钮柱而无钮，钩首弯向钩背与钮柱同在一侧，带钩除了主要用于钩系束腰带以外，还用于佩剑、印章、刀削、钱币等杂物及珍贵的玉石饰品。一般革带钩、佩物钩多为男性使用，佩带钩则多为女性所用。
考古发现证实，中国春秋中、晚期，在齐、燕、楚、秦等国的广阔地域，带钩已开始出现。山东、河南、湖南、陕西、北京及辽宁等地春秋至战国早期墓中，都有铜带钩或金、玉带钩的出土。战国秦汉时期带钩广为流行，尤其是小钩、品种繁多，制作大多精致轻巧，早期流行的大带钩已经不多见。魏晋时期，带钩的使用急剧衰落，出土明显减少，南北朝以后带扣盛行，带钩逐渐消失。
过去许多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带钩系北方鲜卑族所创制，物以地名，故名“鲜卑”钩系于革带，则称“鲜卑郭洛带”。中国史籍中的“鲜卑”、“犀比”、“师比”、“私比”等都是指的带钩而言。①但近年研究证明，“郭落带”应是“钩落带”的异写，所指多为“铰饰革带”，即附有铰具的革带，与带钩的形制和用法均有区别。②
带钩是我国古代扣接束腰革带及别在腰带上悬挂囊物、装饰品的钩。按其与人体相接触的适应程度，可分为弧形和直形两类。一般均由钩、颈、体、钮四部分组成。弧形钩与环、扣相合以达到束紧连接腰带的目的；直形钩主要用于搭挂连接，也有纯装饰之目的。常见的带钩以青铜铸造居多，也有黄金、白银、铁、玉、石、木等制成的。据现有的资料看，带钩按外型可分为条、棒、铲、琵琶、鸟兽等形状，大的长半米，小的仅有2厘米，以10厘米左右最流行。其纹饰有鸟纹、兽纹、龙纹、虎纹、云龙纹、卷云纹、几何纹、连勾雷纹、涡纹等。带钩的质地、造型、纹饰反映了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我国古老的文化传统。
带，有大带和革带之分。大带为丝织，可系束，革带以皮革制成，质硬无法系束。带钩用于革带，集实用性、装饰性、工艺性于一体。带钩可反映出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装饰华丽、式样奇特、独具匠心的带钩是古人相互炫耀，显示身价的重要装饰品。带钩是古代贵族、官僚以及文人武士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用具。正如《淮南子》所说：“满堂之坐，视钩而异。”带钩作为装饰已形成一种风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浮雕、错金、镶金、镂空、包金等装饰手法逐渐应用于带钩，使多姿的带钩增强了观赏性，更是古人高超的工艺水平的体现。
玉带钩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在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中，考古发现了一些玉带钩，数量不多，但非常重要。战国至秦汉时期广为流行，但魏晋时期，带钩的使用急剧衰落，出土明显减少，南北朝以后带扣盛行，带钩逐渐消失。明清时，又出现了以玉和翡翠为质，以龙纹为饰的纯粹的玩赏带钩，有成对出现的，俗称龙钩。带钩的这一演变过程，体现了各个时期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制度。
1978年夏，湖北省的考古工作者在随州市发掘了一座距今2400多年战国早期的大墓——曾侯乙墓，出土了三组比较典型的西周末至东周时的带钩。曾国是西周末期出现的一个诸侯国，在盛行礼乐器的同时，实用器具已渐露萌芽，曾侯乙墓出土的三组带钩即为证明。
带钩鼎盛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末期，陶范、浇铸等制造工艺使用于青铜礼器和用具，镶嵌、错金、包金、线刻纹饰等装饰手法大量运用使青铜礼器和用具显得宏伟，华丽。
山西太原晋国赵卿墓出土的一件错金几何形纹铜带钩，可以看出这种发展演变的轨迹。
全器呈楔形，前宽后窄，侧面有一定的弧度，内侧头上有一圆柱形铜扣，证明为束腰之用。器表施错金云纹，两条云纹相交亦称勾连云纹，图案对称，外侧饰一细线纹，整体装饰显得工整，华丽。
在山西省平山县的中山王陵墓，出土的二件带钩——青玉带钩、镶金凤银带钩，堪称此时的佳品。长18.6公分，宽4.2公分，呈瑟琶形，侧为圆弧。器身为一蟠龙，龙头位于钩颈，龙眼为圆孔，曾镶嵌石料。正面镶一金凤与龙身蟠结，富于变化，镶嵌工艺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龙、凤、蜻纹同时出现，但龙凤更为突出。龙、凤在我国古代是神物，是男女的象征，是至高无上的象征。
丰富多彩的汉代带钩。汉代随着奢糜风尚盛行，带钩大量出现，不仅纹饰多祥，造型也较战国时丰富。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一大批带钩，其风格与中原各诸侯王墓出土的风格一致，堪称此时的代表。长19.5公分，钩首为龙首，钩尾为虎头，以一件弓形铁条连串8块玉组成。中间飞块玉雕成龙虎并体，有四爪和云气纹，表现龙、虎御风行云的威壮气势。
总前所述，春秋战国时带钩纹饰有涡纹、云纹、鸟纹、龙纹、凤纹、兽纹、炳纹、龙凤并体纹、龙风兽并体纹，钩体多为琵琶形、楔形、条形、棒形、鹅首形等，装饰讲究对称、工整、严谨。汉代纹饰多为龙虎并体、龙虎相争、腾龙、飞虎、雄鹰、朱雀等，以写实为基础，造型不拘一格，刀锋犀利，追求动感，体现强盛、繁荣的时代气息。
南北朝以后带钩急剧衰落。带钩是服饰品之一，带钩与腰带相配合以达到装饰的目的。它的发展演变与服装的发展演变紧紧相连。北方游牧民族地区出土的带钩时代稍晚，证明带钩可能是中原华夏族发明的。③
《史记》云：“赵武灵王十九年初胡服。”吸收胡服便于活动的优点，大胆改革，是服装发展史上的一个壮举。胡服与中原人的宽衣博带相异，主要特征是短衣革带，长裤，革靴或裹腿，衣袖偏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身示教《战国策·赵策二》：“赵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以傅王子也。”此处的师比即为带钩。带钩在胡服被吸收后更为盛行、考究。南北朝以来，战乱频繁，南北迁徙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制度的交流提供了条件。北方民族服饰传入中原，同时，汉族的服饰也被北方各民族所吸收。
带鐍是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习用的一种腰带，比带钩出现晚，出土实物均为战国以后，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古墓葬中，尤以匈奴族墓地为常见。带鐍是指一种环形带扣，其形或圆或方，大都附有扣针。这种带鐍一直流传至今，只是质地、款式、大小不同。带鐍虽然是革带上的一种装置，也可用于较宽阔的丝带，以后的丝织带也多以带扣相系。三国以后，用带鐍者逐渐增多，最后完全取代带钩。明清出现的带钩均以龙为纹，以青玉、翡翠为质，多成对出现，亦多不为用，成为仿古器物的玩赏物，被作为一种古文化而流传。（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注释：
①王仁湘：《带钩概论》，《考古学报》，1985年7月。
古代土地制度的发展演变篇5
[关键词]辽代金银器；纹饰特征；制作工艺
[中图分类号]K876.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4）02-0029-02
辽代是我国古代金银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以精湛的制作工艺和精致的艺术造型代表古代北方契丹游牧民族金银器制作的巅峰，在北方草原地区艺术品制作中独领。辽代金银器的发展演变，贯穿了辽代200余年的始终，并伴随着辽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融，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它根据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先是继承了唐代的文化和工艺传统，后来又与宋文化有很大的联系，由此融多种影响因素为一体，创造了富于自己民族特色的金属工艺，充分反映了契丹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外域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及其兼收并蓄、不断完善、独具特色的发展演变过程。
一、辽代金银器演变特征概述
近年来，内蒙古及辽宁地区的大量辽墓被发现，其中有在年代可考的辽墓内出土的典型金银器的形制、纹饰及制作工艺，为研究辽代金银器提供了更多真实可靠的科学依据。根据对现有资料的深入分析，笔者认为，辽代金银器大致是伴随着辽代社会由强盛到衰弱的历史进程而发展演变的。由此可将辽代的金银器发展过程参照相应的历史时期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下文从这三个阶段来分期阐述辽代金银器的演变特征。
辽太祖至辽景宗时期（907～982年）是辽代金银器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比较典型的金银器有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辽耶律羽之墓、内蒙古赤峰辽驸马赠卫国王墓、辽宁彰武朝阳沟2号辽墓等金银器。在这一时期，辽代金银器的发展水平迅速提高，器物种类也不断增多，并且受到了唐文化和西方文化等的多方面影响，兼收并蓄，促进了自身金银器制作工艺的日臻精湛，呈现迅速发展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以下一些特征：第一，种类丰富且数量较多。较常见的有壶、碗、杯、盆、罐等饮食器，盒、渣斗等日杂器，捍腰、冠、手镯、耳环等装饰品；鞍马具中鞍饰、带饰较常见，有笼头饰、盘胸饰等各种相关精美饰品出现；殡葬器及宗教用具开始出现但数量很少。第二，在保留契丹游牧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尤其受到唐代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所以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唐代文化的风韵。例如，耶律羽之墓出土的辽代五瓣花式口金杯与在江苏发现的唐代五瓣银碗，从器型、纹饰到工艺水平上都有颇多的相同之处。第三，纹饰工艺水平大大提高，器物上錾刻大量纹饰，并且每个纹饰都更加繁富华丽，出现仿生的动物或植物形象，也有龙、凤、摩羯、龟、兽等象征祥瑞的传说中的动物形象。第四，制作工艺和装饰手法大大提高，继承了唐代先进的传统制作工艺，并不断地发展完善、日趋精湛，采用多种工艺和技法。
辽圣宗至兴宗时期（982～1055年）为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的金银器以内蒙古奈曼特旗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林稿辽代壁画墓、内蒙古蒙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等出土器物较为典型。这一时期，金银器制作工艺在继续保持自身辽文化特有的鲜明的民族特色并在此基础上与唐文化及外来文化进行着交融的同时，开始慢慢受到同时期的宋文化因素影响，出现了有别于前一时间的演变特征：第一，成套的鞍马具（陈国公主墓）开始出现，殡葬器以及宗教用具较前期有所增多，而发现的金银器整体数量尤其是前一时期常见的日杂器的数量则呈现迅速减少的趋势，减少原因应是当时统治者摒弃厚葬之风所致，例如圣宗曾下诏“禁丧葬礼杀马及藏甲胄、金银器玩”、兴宗曾下诏“禁丧葬杀牛马及藏珍宝”。第二，纹饰趋于简洁化甚至素面，很少出现像第一时期那样繁复华丽的装饰图案。纹饰造型仍以动植物纹为主，但龙纹等已初具宋代龙纹特征。第三，仍然受到很多本民族以外的外来文化的影响：除受唐文化和西方文化影响外，宋文化因素也已经深入渗透；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为辽代带来了很多的文化交流机会，印度、中亚等地的风格迥异的外来文化不断与本地文化进行冲击交流并相互渗透，为辽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当时的金银器制作也深受影响。第四，制作工艺有所创新，新增加了包金银等技法。
辽道宗至天祚帝时期（1055～1125）为辽代金银器发展的最后一个时期，该时期出土有金银器的墓葬有辽宁法库叶茂台23号辽墓、辽宁阜新清河门2号辽墓、辽宁阜新南皂力营子1号辽墓以及内蒙古、河北、吉林等地发现的辽墓。这一时期的辽代金银器在制作工艺达到巅峰，艺术特征上则更多地表现为受宋文化影响，甚至是直接从宋文化中照搬而来，而唐文化等其他文化对其的影响已基本消失。其演变特征表现为：第一，这一时期出土的金银器数量较少，其中以银器为主，金器很少见。器物种类也较前期锐减，多为常见的日常所用的饮食器、首饰等装饰器及少量鞍马具等，宗教用具相较前期数量大大减少，殡葬器没有发现。第二，受宋实风格影响，器型多开始向仿生造型转变，植物花瓣型较多。第三，纹饰题材较为简洁朴实，也以写实为主，不似前期那样铺张华丽，未发现饰有龙纹的器物。第四，受宋文化的影响日益增大。由于辽代后期与宋的同处共存，交流日渐增多，频繁交往下受到宋文化的影响日益增加，并最终压倒了唐文化对辽代金银器制作的影响，完全宋化。例如继承并发展了宋代的凸花技艺，并加以发展创新，出现了立体装饰的手法。第五，制作工艺日臻完善，锤揲、錾刻等各工艺流程的技术应用更加娴熟，很多技艺比前一时期有所发展。
二、辽代金银器的纹饰及工艺的具体演变特征
在辽代200余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辽代金银器的艺术特征随之演变，而最具代表性的是纹饰、制作工艺这两个方面。
纹饰方面，由于在不同时期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程度不同，所以辽代金银器的装饰艺术也呈现出不断发展演变的特点。从前期对构图对称性的追求、繁富华丽纹饰的大量使用，到后来的简洁朴实、层次分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辽代金银器的纹饰受唐代相关艺术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在第一个时期，几乎就是照搬了唐代的纹饰工艺——花纹繁富且层次分明，主体纹饰多装饰于器物的底部或顶部，大多采用分区装饰、满地装饰、环形装饰等装饰手法；纹饰内容也经常采用唐代常用的动植物纹样，动物纹一般成对出现，如双龙纹、双凤纹等，这一时期的龙纹及凤纹等与唐代流行的该类纹饰非常相近。中后期的辽代金银器纹饰，以满地装饰为主，分区装饰减少，自第二个时期开始，辽代的金银器纹饰逐渐呈现出脱离唐文化的影响、趋向简洁朴实的趋势，最终演变为第三期的以植物花叶为主的宋实风格。第二个时期的纹饰内容依然以动物纹、植物纹为主，但具体纹样已较前期有所改变，开始趋向简洁化，其中龙纹的龙首较短、四肢粗大的特征基本具备宋代龙纹的形态。演变到第三个时期，辽代金银器上的纹饰已经基本脱离唐文化影响、带有浓郁的宋文化特色，以生动活泼、线条简洁的植物花叶为主，纹饰种类较前两期有所减少，动物纹已不多见，其中未发现龙纹。
制作工艺方面，辽代金银器在制作工艺上也经历了系统的发展变化。辽代金银器的制作工艺主要有捶揲、模冲、铸、切、焊接、铆、抛光、编缀、镏金等，装饰工艺上采用錾刻、线雕、镂刻、浮雕等技法。第一期金银器的成型工艺主要是采用捶揲法打制成型，然后通过焊接、抛光使之最终成型，装饰工艺上多采用模冲压印及錾刻，而唐代常用的鎏金技法也广泛应用于这一时期。辽代金银器制作工艺发展到第二个历史时期，其技艺更加娴熟，技法种类也较前期有所增加，尤其是装饰工艺，出现了平脱法，也就是包金银技艺等新工艺；成型工艺也出现了捶揲、铸造、铆接、镶嵌、抛光等并用的面貌。而到了第三个阶段的辽代晚期，相较于前两个时期，金银器的制作受宋文化影响，钣金工艺开始出现，另外还大量使用了源于波斯的凸花工艺，这一时期的凸花和透雕等装饰工艺使得金银器立体感更强、具有多层面的雕塑风格，此外又在镶嵌技艺中加入了错金银的技法。
三、结语
纵观辽代金银器各历史阶段的器物种类、形制、纹饰工艺等艺术特征的演变过程，大体呈现了从繁富到简洁的造型及装饰风格，从器种多样而工艺简单到器种减少而工艺技术上的完善，从继承唐代风格及技艺到消化吸收宋代文化的简洁写实，最终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极高的艺术及历史研究价值。对辽代金银器展入深入的研究分析，有助于我们对辽代文化、艺术及金属制作工艺等方面的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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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土地制度的发展演变篇6
关键词：侯外庐；封建社会；法典化；土地国有制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2)02-0031-10
侯外庐对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展开了深入研究，在《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至第5卷）以及《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中有集中体现。侯外庐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结合中国历史资料，论述了以下问题：封建社会确立的相关问题，包括判断封建社会确立的依据和中国封建社会的起讫时间；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包括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即生产关系的基础、土地与生产力的结合方式以及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主要矛盾等方面；封建社会的演变以及解体；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等。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揭示，侯外庐还研究了封建社会思想意识的演变，指出封建社会对中国走向现代的阻碍。侯外庐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学说有独特的学术创见，是现代中国史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封建社会确立的相关问题
基于新的历史观，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进行宏观把握和理论概括，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进展，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开端时间的争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何时？依据不同历史观和判断标准，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形成了多种看法，侯外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侯外庐指出：“我们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同时也反对这样的态度：或者孤立地用一句封建主义的定义来代替各个角度的全面分析，或者动不动就武断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这种态度妨碍人们对科学理论进行虚心而认真的研究。”［1］在封建社会的研究中，侯外庐运用马克思关于封建主义的土地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和私有财产的实质以及封建主义在土地权力上的品级结构等理论，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阐述了皇族地主、豪族地主、农民与土地的结合关系，论证了封建社会的特点。
对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侯外庐认为必须注意下列因素：一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前后社会形态的内在联系不允许截然分开”［2］。社会性质的变化是逐步确立的过程，因为“古代社会不但在它的缓慢解体过程中孕育着封建因素，而且在它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已经具有后代社会的萌芽形态——包括经济、政治等”［3］。但侯外庐同时指出，不能因为古代社会有封建因素的萌芽，我们就断定它为封建社会，“我们认为，在古代社会解体过程中，封建制因素的生长形态必须和古代社会里所存在的后代社会的(其中包括封建制的)萌芽形态，严格地区别开来，因为由前者而言，它是社会发展史的变质倾向，由后者而言，它是古代社会的正常状态。不作这样的区别，历史发展的界限是可以任意来划分的”［3］。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具体分析：从古代的奴隶制怎样转化而为中世纪的封建制，中国的封建化过程及其特殊的转化路径是采取什么形态。这个专门问题正有待于我们历史学者的创造性的研究。古代罗马世界的研究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而不能代替我们的分析”［3］。也就是说，要弄清封建制确立的具体过程。
以上述认识为基础，为了解决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侯外庐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指出：“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利害关系，总是要使现状当作法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要把它的由习惯和传统而固定化的各种限制，当作法律固定下来。……在时间的进行中，采取了有规则有秩序的形态。这个结果就会发生出来。”［4］法典化，即体系化的制度形式是侯外庐判断封建制度最终确立的主要依据。他说：“真正作为分界线以区别古代和中世纪的标志，应该从固定形式的法典来着手分析。”［3］他认为，特殊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劳动者的结合关系，决定着某一社会的经济构成。但生产方式取得统治地位的标志，常常是通过上层建筑的法律形式折射出来的。在古代社会解体过程中，“个别国家或个别区域的封建因素的生长，必须和全国范围内封建关系的封建化过程严格地区别开来，因为由前者而言，它是在没有法典化以前的某些现象，甚至多数是尚难实现的理想；由后者而言，它是通过统治阶级的一系列法律手续固定起来的形式”［3］。统治阶级依靠法律巩固自身统治，整个社会秩序才能够最终确立，“以封建制法律的表现形式来研究，就能掌握着中国典型的封建社会的性质”［5］。
古代土地制度的发展演变篇7
[摘要]古代车制中，各种青铜车器构件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车器构件的形制、风格、制作工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审美观念，从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也可以进一步推测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关于车器的讨论和研究多着眼于用途分析和演变规律，本文选取车器中的辖与軎，简单阐述两者的相互关系和发展。
[关键词]辖；軎；古代车制
辖、軎是古代车制中车轴上的重要构件。车轴端凿孔施辖用以制轮（毂），为防辖孔开裂，以軎固之，这就是关于辖和軎功用的最简单说明。在我国古代车制的发展进步中，辖和軎也在形制和功用上逐渐地发生着变化。目前车器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车器的用途和演变规律上，前人也多有研究，本文试从形制与用途方面浅谈我国古代车制中辖和軎的发展与变化。
一、辖、軎释义
辖，《说文解字》释为：“从车害声，一曰辖，键也。”而軎释为：“车轴也，从车，象形，或称。”郭宝钧先生的《殷周车器研究》一书中将我国古代的车器按照其所起作用分为转动部分、曳引部分、承载部分和系马部分。①转动部分是车器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没有转动部分，整个车辆难以前行。转动部分由轮和轴两部分组成，轴用以把持车轮而承接舆厢，轮是承轴任重而行的，但车在实际的行进过程中，由于惯性作用，轮与轴常常有相互分离的趋势。相离则车无法行进，这就需要某种构件用以制约车轮，防止其脱离。车轴末端与轴相垂直的突起即可起到这样的作用，使其不能出，于是便在车轴端凿孔以施辖，这就是辖的最初来源。汉语中“管辖”一词，其义大概即从此处演化而来。车辆长期行进，车轮与辖相互摩擦碰撞，容易造成轴端辖孔的开裂与损坏，因此需要以某种管状之物加固车轴末端，防止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的开裂等问题，古人常以铜铸管状物以饰之，这即是軎的最初来源。
二、辖、軎的演变
由于辖、軎在古代车制中所起到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其往往配套使用，因而，辖形制和功用的变化往往影响到軎相应的改变；反之，軎的不断改变，也促进了辖的变化。只有将两者结合，放到一起来讨论其演变过程，才能更加准确地反映辖和軎的演变过程。
（一）一般形制的辖、軎
考古出土殷代的车中尚无铜质的辖发现，据推测，在我国车制发展的初期，辖应为木质，由于年代久远，木质腐朽，痕迹荡然无存，因而其形制也就不可考，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的《墨子・鲁问》中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可见，木质辖的使用一直延续到青铜质辖的出现，并与其共存很长的时间。殷代出土的軎数量较少，样式简单，多状如圆筒，中腰以一凸线装饰，将軎分为内、外两节，其内一节为辖孔所在，外一节较内一节长。这一时期的軎的长度多在15厘米左右。②
西周初、中期，始见铜辖，但数量依然较少，出土的为数不多的辖，大多上端肥大，一般铸成兽头状，两耳之间相互贯通，兽脑后为半月形平面，凹口向下，半月凹处与轴径相吻合，平面即是与轮（毂）的接触面，下端为扁平长枘状，有的辖枘末端有小孔，应是同兽头双耳贯穿处的孔结合使用，用以穿皮条，将铜辖缚于轴上，起到固定作用，防止在行进中由于轴的转动而导致的辖脱落。西周初的铜辖长度多在9厘米左右，较之后期出现的辖，兽头相对较为肥大。同时期的铜軎，与殷代大致相同，为内、外两节的长型軎，长度为15～20厘米之间。③
西周末期，铜辖的变化规律是上端的兽头部分较之初、中期缩小，而下端枘部则相应加长，枘末端的小孔多透出軎之外。西周末期的軎除继续存在早中期的中腰带有凸线的长型軎之外，开始出现短型軎，短型軎的形制与长型軎大略相同，变化在于凸线外一节的长度已不再比内一节长，而是略等于内一节或者甚至更短。这一时期的短型軎总长度多在11厘米左右。④
到了东周时期，随着造车技术的发展，辖与軎的形制均发生了较明显的改变。这一时期的辖，兽头更加缩小，有的甚至简化为钉盖式，总体长度为6～8厘米。軎的改变最为明显，较之东周以前的圆筒状，出现了带有折边的軎。之前的軎，辖孔以内的部分都是压在车毂以内的，在车辆的行进过程中，毂与軎相互摩擦，两者都容易造成损毁，折边軎是将辖孔以内的部分翻转过来，与軎的径向成90度夹角，改车毂压车軎为车軎包车毂，并将折边部分加厚，这样，既可不压入毂内伤毂，又能起到制毂的作用，这在客观上促成了铜辖的逐渐变小。
东周之后，小型铜辖和折边軎基本上成为通制。
（二）特殊形制的辖、軎
横刃式折边軎和飞铃式折边軎是东周时期出现的形制较为特殊的軎。横刃式折边軎与折边軎的区别是在軎的外端铸一圭头形的横刃；飞铃式折边軎是在軎的圆筒上附加上一个活动的方环，可以在方环上系各种织锦、串珠以为装饰。横刃式折边軎一般应用在战车之上，起到较为实用的功能，在行进中能利用车辆的冲击力冲伤敌人或者冲坏敌方的战车。相较而言，飞铃式折边軎更多是一种显示车主人尊贵的装饰。
概括地来讲，古代车器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辖的变化趋势是体型由大变小，装饰由繁变简，而軎的变化趋势是体型由长变短，装饰由简变繁。
三、辖、軎演变浅析
在整个古代车制技术发展过程中，车制逐渐变化最基本的要求是对车辆实用性的提高，这也是推动车制不断向前发展的原动力，作为车辆重要部件的辖和軎，其发展也符合同样的规律。
初期，长型軎的使用可能考虑到的是车的整体坚固程度，辖也一样，故都做得比较大，以保证其整体的强度。而在不断的使用过程中，较长的軎在多辆车共同行进的道路上更容易造成车辆的相互碰撞，不利于车辆行进，《史记・田单列传》中记载：“燕师长驱平齐，而田单走安平，令其宗人尽断其车轴末而傅铁笼。已而燕军攻安平，城坏，齐人走，争涂，以折车败，为燕所虏，唯田单宗人以铁笼故得脱，东保即墨。”类似这样的事情一定常有发生，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工匠们想方设法避免长型车軎的缺点，铸造更短的軎，这也就是軎的长度变短的实用性原因。反之，横刃式折边軎恰恰是利用了軎的长度，在战场上利用其长度优势来造成对其他车的冲击。折边軎的出现同样是实用为上的考虑，圆筒状軎由于是压在车毂内，行进之中的摩擦会造成两者的磨损，使用不久就要进行更换。为了避免这种损坏，工匠们巧妙地将軎里端辖孔以内的部分翻转过来，变毂对軎的压迫为軎对毂的包容，这样既起到连接作用，又有避免了摩擦，大大增加了軎的使用寿命。由于折边軎的出现，軎的折边起到了辖制毂的作用，客观上降低了对辖的要求，也就促成了铜辖的逐渐变小。
[注释]
古代土地制度的发展演变篇8
说到中国古代国家的早期形态及其演变，不能不提到侯外庐先生。现在国内外学术界每每用“城市国家”这一概念来研究文明的起源，而在我国，这一概念最初的提出，以及以此为基本线索考察中国古代社会问题的，实始于侯外庐先生1943年出版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2尽管今天看来，侯先生在该书中把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出现的时间定在殷末周初，很需要予以修正，但他以“城市国家”作为研究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路径，以及力图探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独特途径的科学精神，至今都有它的启发意义。侯外庐先生之后，在日本，以宫崎市定和贝冢茂树先生为代表，50年代初也开始用“城市国家”（日语为“都市国家”）这一概念来理解从商周到春秋初期的国家结构，3宫崎先生还把世界古代史的发展路径概括为：氏族制度――城市国家――领土国家――大帝国这样几种形态和阶段。当然，在这之前，20年代，日本的中江丑吉先生就提出过“邑土国家”这样的概念，说“当时的国家”是“出自同一祖先的团体，以各个邑土为根据地形成社会生活”。4宫崎先生之后，也有一些日本学者提出“邑制国家”的概念，以此来置换“城市国家”的提法。5
5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国古史学界每每用“城市国家－领土国家－帝国”或“邑制国家－领土国家－帝国”这样的模式来论述中国由先秦至秦汉的国家形态的演进，而我国学术界讨论的主要是如何从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国家转变的问题，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不再采用“五种生产方式”的模式，提出用另外的框架来表述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演进，如田昌五先生提出用“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封建帝制时代或帝国时代”把古代中国划分为三大段，洪荒时代主要讲人类起源的历史，族邦时代主要讲中国文明起源和宗族城邦以及相应的宗族社会结构演变的历史，封建帝制或帝国时代主要讲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循环往复变迁的历史。6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式的演进框架。7也有学者使用“早期国家”和“成熟的国家”来区别夏商周时期的国家形态与秦汉以后的国家形态。8
上述有关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演进的种种框架，虽说各自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概括了中国古代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特征，但也并非没有问题。例如，对于用“从城市国家走向领土国家”这样的说法来表现“自殷周时代向春秋战国时代的变化”，日本的伊藤道治教授就提出过质疑。伊藤先生指出，最初使用“从城市国家到领土国家”这样的说法，并非用在中国史而是用在西亚近东中东文明史的研究中，中原与茂九郎先生在1914年执笔的《西南亚细亚之文化》（《岩波讲座东洋思潮》第五卷）就使用了这样的表述，但中原先生所说的城市国家是包含农村地域在内的。伊藤先生认为，所谓“城市国家”，中国与古希腊不同，不像希腊那样以单一城市为一自我完备的生活体，而是有点像西亚两河流域，城市在结合许多带有农耕地和牧场的村落后，才构成一个生活体。殷周时期的国，中心有城市，例如安阳、郑州商城即是，较小的则有盘龙城。城市周围称为鄙，意即郊外，大体上分成东西南北四方。鄙又有几个邑。当时“邑”这个用语，城市、乡村都共通使用，指居住区域，因而鄙中之邑或许应称为村落，那是一种在居住区域周围展开耕地的形式。大国除了中央的都市之外，在地方性的中心还有大邑，以大邑为中心再有鄙，构成几个层次。因而，这里的城市国家已把某种程度广范围的领域置于其支配之下，可见，“城市国家”与“领土国家”的差别，并非在于领域的有无，而在于对领域内的农民是如何进行支配统治，即国家对于农民的支配方式、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9“邑制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且不说“邑制”之“邑”，既可以指王都，也可以指王都之下的地方性中心聚落，还可以指一般村落，也用于指方国、诸侯之都邑，总之，在商周时期特别是商代，它是一个很宽泛的用语，更主要的是因“邑制国家”与“领土国家”或“地域国家”的差别，也不在于领域的有无，因而采用“由邑制国家走向领土国家或地域国家”这一模式，依然难以说明问题。
田昌五先生的由先秦“族邦”到秦汉“帝国”的发展模式，其族邦的概念，在反映先秦国家中宗族特性方面有其独到之处，但商周时期的国家结构，并非全处于族邦或邦国这一层面，在存在着邦国的同时，还存在中央王国或称中央王朝与地方邦国、诸侯的关系问题，所以从族邦到帝国的框架，也有不尽人意之处。苏秉琦先生“古国－方国－帝国”的模式框架，在反映先秦国家形态演变的阶段性上，有其合理性，但“古国”、“方国”词语本身却是不规范的，带有主观随意性。苏秉琦先生对“古国”和“方国”的定义是：“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红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古代中国发展到方国阶段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前。与古国是原始的国家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所以，方国时代是产生大国的时代。也为统一大帝国的出现做了准备。不过，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10苏先生的“古国”“方国”的概念，似乎与通常人们所使用的“古国”“方国”词语的意思有所不同，就约定俗成而言，“古国”一般是既可以指夏王朝之前古老的邦国，也可以指夏商以来古老的国家，所以，“古国”一词本身并不能特指最初的原始的国家。而“方国”一词，一般是指夏商周时期与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国相对而言的各地方的国家，商在尚未取代夏之前，商对于夏王朝来说是方国，但在灭夏以后，商就不能再称为方国了，而已成为取得正统地位的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国。周也是如此，灭商前的周是商王朝的方国，可称为“周方国”，灭商后，取代商的正统地位而成为中央王国。所以，苏先生的“方国”概念，与商周史学者们所使用的“方国”也是不同的。苏先生的“古国”“方国”这些词汇，若不放在他的说明下来使用，是很难理解的，很容易同一般意义上的“古国”“方国”的概念相混淆。此外，苏先生说“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说“方国”是大国。但又说“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也就是说，在时间上，所谓“方国”阶段似乎是指夏商周以来文明成熟的阶段，但又不限于这一阶段，因为它“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在级别上，它似乎以夏商周王国为代表，但又不限于此，因为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是“最典型的实例”。这样，我们就不知道所谓“成熟”“发达”“高级”的标志是什么？这似乎也有点概念上的模糊和主观随意性。
剔除上述诸说之不足而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笔者认为，中国古代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政治实体的演进应更规范地表述为：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和三种形态，中国古代最早的国家（或可称为初始国家）是小国寡民式的邦国，邦国的进一步发展是王国，王国以后，通过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走向了帝国。
邦国较史前的“分层社会”（也有人称之为“酋邦”，笔者称之为“中心聚落阶段”），11其最显著的区别是强制性权力机构的出现，而邦国与王国的区别则在于有无王权的存在。王权是邦国中强制性的权力经过一个发展过程后，进一步集中的体现，只有王权的出现才使得权力系统真正呈金字塔式结构。在王国中，君王位于权力的顶点，王与臣下的差别是结构性的、制度化的，根据夏商周诸王朝的情况看，这种王权还是在家族或宗族的范围内世袭的。由于王权的世袭性、结构性和制度化，才形成了王朝或王权的“正统”意识和“正统”观。对于这种中原王朝和王权正统观的起源、历史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它对诸侯国的影响，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我国最早的邦国出现在夏代之前，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龙山时代在各地出现大量的城址，根据近来对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和河南新密市古城寨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掘，在城内发现有不止一处的宫殿宗庙之类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特别是陶寺遗址，不但发现有大规模的城址、城内成片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而且还有大量的能说明贫富分化、等级、阶层存在的墓葬材料，以及朱书陶文、小件铜器、龙盘、鼍鼓、特磬、玉钺等。我们知道，一个庞大的城垣，需要大规模地组织调动大量的劳动力，经过较长时间的劳动才能营建而成；而城垣之内宫殿宗庙之类的大型房屋建筑，也需要动员众多的人力物力之资源，这一切都显示出在其背后有完善的社会协调和支配机制来为其保障和运营，也就说，龙山时代的城址及其城内的大型建筑并不是为该地域内整个聚落群的人口居住所修建，它是为贵族中的上层及其附属人口的居住所营建，但却有权调动和支配整个聚落群的劳动力，显然这种支配力具有某种程度的强制色彩。这种带有强制性的权力与当时社会划分为阶层或等级相结合所构成的社会形态，是不同于史前的“分层社会”或被称为“酋邦”的社会形态的，依据笔者关于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的划分――阶层、等级或阶级的存在和强制性权力机构的设立，12龙山时代已进入邦国类型的国家社会。
龙山时代之后是二里头文化时期，亦即夏王朝时期。自夏朝开始，古代中国进入了国家形态中的王权、王制、王国阶段，历经夏商周春秋，到战国时则属于由王制向帝制、由王国向帝国的转变时期，从秦汉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帝制帝国时代。
龙山时期的邦国，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出现的是一批而非一个，它们散处各地，呈现出邦国林立的格局。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尧舜时期“万国”的情形。万国万邦之万，只是极言其多，不必实指，但当时众多族落与小国错综杂处，分立各地，应为实际状态。这种状态与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和多中心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文明起源的多中心又是与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样性相联系的。中国最早出现在黄河长江流域的邦国文明处于多元多中心的格局，而最早的王朝――夏王朝却只出现在中原地区，这是何故呢？笔者以为这正是由邦国走向王国的机制问题。在笔者看来，邦国经过某种程度、某个时期的发展，就有走向王国的趋势和可能，但将这种趋势和可能变为现实，又是有条件的。笔者曾指出，王权有三个来源和组成，即王权来源于族权，来源于宗教祭祀权，来源于军事指挥权。13诚然，宗教祭祀和战争在邦国形成的过程中就起过重要的作用，是国家起源中的两个重要的机制，在由邦国到王国的发展过程中，这两个机制依然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其中的战争的作用此时尤为重要。而中原地区的地理条件决定了这一地域为四方会聚之地，也是诸族落邦国冲撞最激烈之地，这一方面使中原地区容易吸收四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的因素，同时也使中原成为战争和冲突最显著的地区。在古史传说中，无论是炎黄与蚩尤的涿鹿之战，还是炎帝与黄帝的阪泉之战，或者是共工与颛頊、高辛氏的争帝之战等等，都发生在中原地区；即使尧舜禹对于三苗之战，也是中原对于长江中游的战争。14为此，笔者认为，中原地区在各地诸多的邦国中率先走向王国是由其地理条件决定的，中原的地理条件决定了这一地域的对外战争远较其他地区激烈和持久，战争使得邦国中萌发状态的王权获得了发展，促使了由邦国走向王国，这就是作为第一个王国亦即原生形态的王国诞生时的环境与机制。
夏王国诞生之后，天下就出现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其政治实体是多个层次并存，既有位于中原的王国，也有各地的邦国，还有尚未发展为邦国的史前不平等的“复杂社会”（即“分层社会”）乃至平等的氏族部落社会。由于王国与邦国相比，在政治实体发展的程度上，王国位于更高的层次，而且有些邦国与王国还有从属、半从属或同盟的关系，有些处于时服时叛，但中原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已经形成，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王国位于最高的顶点，所以，此时再用邦国或族邦、城邦、城市国家等来代表这一阶段的国家形态，就不如用王国更为合适。
位于中原的夏王国是在与周围的诸邦国的冲撞与竞争中崛起的，而夏王朝的建立又对诸邦国走向王国的发展速度有某种程度的抑制作用。何以言之？因为夏王朝的建立，也就在天下建立了一种新的秩序，这就是《礼记·礼运》所说的“家天下”，它一方面要求王权在王族中世袭，同时也把夏王国与诸邦国之间的不平等纳入了礼制的范畴，夏王国为了维持自己政治中心的地位，也为了维护天下的安宁和秩序，并不希望各地的方国即邦国的实力和其政治权力结构获得太大的发展。这种对以夏王朝为中心的“家天下”新秩序的维持，就客观上是对诸方国迈向王国步伐的抑制。然而，抑制只能减缓发展的速度，并不能完全阻止诸方国由邦国走向王国。在夏代后期，作为方国的商，不但逐渐走向了王国，而且在成汤时还推翻了夏，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中央王国。在商朝晚期，周的情况也是这样。需要指出的是，夏朝晚期时，在诸方国中由邦国发展为王国政体的也许不只是商国一个，但成汤的商国肯定是其实力最为强大者。在克商之前的周文王、武王时期，作为小的王国而存在的也不会仅仅是周一国，但此时的周在诸方国中最为强大，也是不争的事实。此外，中央王国对各地方国的发展有抑制意图，但与中央王国有关系、有交往的诸方国乃至部落，在其发展过程中又不可能不受中央王国、中原地区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讲，商王国的出现，商取代夏；周王国的出现，周取代夏，都分别是在夏王朝和商王朝的影响下进行的。
以王权为特征的王国，在政治体制上属于君主制政体。这种君主制政体的权力结构虽然以王权为顶点有相对集中的一面，然而，在早期历史的条件的限制下，早期的王权是不能和后来的专制君主拥有绝对和无限的权力相比拟的。首先，早期王权是通过神权来表现的，在商代，商王是通过卜问祖先神和上帝、自然神来行事的。这就是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的“祀”。所以，无论是殷墟遗迹中的人殉与人牲，还是甲骨文中的人牲，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专制君主的残暴，而是一种宗教行为，是其所谓宗教祭祀的需要。其次，早期王权受习惯法和传统礼制的约束，也就是说，君王必须遵循祖先留传下来的传统习惯和逐渐形成的礼制进行统治和支配民众。如若违反礼俗制度而自行其事，独断专行，便被视为不合法度，是暴君所为。第三，早期王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他力量的制约。如商代初年“伊尹放太甲”于桐宫，而在殷墟甲骨文中对伊尹有很高的祭祀，即说明了伊尹的地位。伊尹原为有莘氏之媵臣，因商汤与有莘氏联姻，伊尹得以入商为相，协助成汤处理军政大事。所以“伊尹放太甲”足以说明商初“母党”和辅政大臣力量之强大。从盘庚迁殷的《盘庚篇》中也可以看到贵族对君王的牵制力量。《盘庚下》的讲话对象是“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盘庚上》的对象是“在位”者，与《盘庚下》的对象同属贵族之列。这两篇的要旨都是劝贵族们不要助长以至煽动众民对于迁殷的不满情绪。在《盘庚上》的最后，盘庚要求贵族们做好各自的一方之长，努力工作，听他一人的命令。他重申赏善罚恶，要求贵族们认真办事，恪守职责，说话适当，否则就要受罚，后悔莫及。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君权即王权是在贵族之上的。但《盘庚篇》中也说到“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就是说，商王一向有与“旧人”即旧臣、世袭贵族共政的传统。在殷墟卜辞中，既有商的先王与旧臣“合祀”的情形，也有单独祭祀旧臣的情况。这是因为能够作祟为灾于商王的，不仅有商的先公先王，还有与先公先王一起共政的旧臣。这些旧臣是有力量的。总之，我们既不能把早期王权下的君主制政体理解为后世的专制主义，也不必把对王权的某些制约因素的存在，生硬地解释成国家的民主政体。
王权王国之后是帝制帝国，中国古代帝国阶段始于战国之后的秦王朝。帝国时期的政体实行的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这种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成因，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进行探讨，笔者以为至少战国时期郡县制的推行和以授田制为特色的土地国有制的实行，以及先秦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左传》昭公七年）的政治理念的作用，都是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得以形成的基础和条件。转贴于[1]王震中：《文明与国家》，《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21943年侯外庐在重庆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8年以《中国古代社会史》为题，由新知书局出版了初版的修订本；1955年改题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3宫崎市定：《中国上代は封建制か都市国家か》《史林》32卷2号，1950年。贝冢茂树：《孔子》，23～31页，岩波书店，1951年；贝冢茂树：《中国の古代国家》，38～53页，弘文堂，1952年。
4中江丑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71～73页，岩波书店，1950年。
5宇都宫清吉：《漢代社会经济史研究》，17页，弘文堂，1955年。增渊龍夫:《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弘文堂，1960年。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の形成と搆造》，36～37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61年。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の形成》，60～80页，不昧堂书店，1965年。松丸道雄：《殷周国家の搆造》，《岩波講座世界歴史4》，岩波书店，1970年。
6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
7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8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45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9伊藤道治：《中国社会の成立》，7～12页，讲谈社，1977年。
10同上注7，131～145页。
11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12笔者主张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提出的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修正为：一是阶层或阶级的存在，二是强制性权力机构的设立。参见王震中：《文明与国家》，《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古代土地制度的发展演变篇9
例如，景德镇的“十七女子瓷乐坊”，是目前世界上一支独一无二的演奏陶瓷乐器的艺术团体，她们将现代制瓷工艺与音乐完美结合，使古老的陶瓷艺术在21世纪仍焕发出迷人的光彩。
一、陶瓷乐器概说
陶瓷，在英语中被译作china，和中国同为一个单词。言外之意，陶瓷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古老、一样悠久、一样源远流长；陶瓷，又被称作“火与泥土的艺术”，这暗示了它的神秘、它的质朴、它的刚烈。
陶瓷乐器是许多青铜乐器、丝竹乐器的前身。有研究资料表明，陶瓷乐器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据现有的文字考证，最晚到春秋时代陶瓷乐器已广为流行。如编成于春秋时代的《诗经》中就有这样的诗句：“坎其击缶，宛丘之道。”(《诗•陈风•宛丘》)这里的“缶”就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陶瓷乐器。其后的《庄子•至乐》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一作‘覆’)盆而歌。”庄子所“鼓”的“盆”也是一种陶瓷乐器，就字面分析，“缶”的口小而“盆”的口大。再后来，这方面的例证就更多了，如《史记》卷八十一载：“王许之，遂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日：‘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日：‘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缶瓦秦王，以相娱乐。，．…一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瓿。”这是发生在公元前279年的故事。
从上面古文中可发现以下信息：其一，陶瓷乐器已经有了非常久远的历史；其二，陶瓷乐器在其开始阶段，主要已打击乐器为主；其三，陶瓷乐器在古代有很高的地位，它与“瑟”同样重要、同样流行。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推进，制陶业在材料、技术、工艺等方面有了很大提高，陶瓷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陶瓷与音乐的联系也更加密切。
陶瓷乐器发展到今天，制作更加精美、技术含量更高、品种也更加齐全。就其质地而言，分为陶、瓷两大类；就其演奏方式而言，又可分为打击、吹奏、弹拨三大类。其中打击类陶瓷乐器有瓷瓯、瓷铃、瓷鼓、瓷磬等，吹奏类陶瓷乐器有陶埙、瓷笛、瓷箫、瓷唢呐等，弹拨类陶瓷乐器有瓷琵琶、瓷扬琴、瓷二胡等。这些陶瓷乐器有的是原始陶器演变而来，仍保留了它的古色古香，如瓷鼓；有的是对青铜乐器的成功借鉴，如瓷磬、瓷管钟；还有的是模仿丝竹乐器制成，如瓷笛、瓷箫、瓷二胡。
但无论是原始陶器的演变，还是对其他材质乐（的模仿和借鉴，陶瓷乐器始终都保持着独特的风格显的序列性。和魅力。它们来自大地母亲的怀抱，都经过了水与火的洗礼，在它们身上质朴中透着灵性、简洁中彰显高贵，这些陶瓷乐器具有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的演奏共性，同时又具有音质音色清澈透明、音域音量适中有度之特点——或清脆、或浑厚、或悠扬、或激越，美仑美奂。于是，陶瓷乐器便有了“瓷苑奇葩，乐坛独秀”的美誉。
二、我国古代陶瓷乐器发展的主要脉络
1．远古乐器的产生和陶瓷乐器的起源
乐器的产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当今史学界、艺术界所关注的重点课题之一。围绕乐器的起源与发展，历史上有许多神话故事代代相传，如“女娲作箫”、“伏羲作琴”、“庖栈氏作瑟”、“佳作锺”、“伶偷入昆伦山采竹为笛”、“黄帝命伶偷铸十二钟”、“黄帝毅夔以其皮为鼓”等。
我们知道，一件乐器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与当时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我们在前边分析到：在陶瓷乐器中最早出现的是打击乐。因为它的制作工艺相对简单，对制作材料的要求不高。根据我国音乐学专家和陶瓷考古学家的论证，最早出现的吹奏类陶瓷乐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埙。陶埙是用泥土烧制而成的陶质中空体，多为球状、卵状、橄榄状。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陶乐器的实物是河姆渡陶埙如图(1)，根据碳14测定并校正，据今约七千年口]。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陆续出现了陶钟如图(2)、陶铙、陶鼓，这些都是后代同种青铜乐器的祖先。随着原始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制陶技术的发展，用于发号施令、巫术法器等用途的原始陶乐器，逐渐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种专门为人们精神生活服务的乐器，这是陶乐器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转变。
2．夏商周至秦汉时代陶瓷乐器的发展状况
伴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中国音乐史上形成了最早的乐器类型的划分——“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排在第三位的“土”指的是用陶土烧制而成的乐器。陶埙发展至商代，音孔数量较前增多，河南辉县琉璃阁殷商墓出土的两个五音孔陶埙(如图3)代表了当时陶乐器的制作水平已日趋成熟。陶埙之所以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是因为这件我们民族特有的闭口吹奏乐器，在数千年岁月的发展中从来没有间断过，呈明120图(2)图(3)春秋末年，随着周王室的逐渐衰微，整个天下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王室音乐文化和陶瓷乐器的制作技术也随着所谓“学术下移”传播到民间，从而为陶瓷乐器的制作和使用创造了更大的空间。这一时期有很多仿青铜礼器造型的原始瓷乐器。浙江长兴县战国大型贵族墓，出土了近50件仿青铜器的原始瓷乐器，其有甬钟、钮钟、于、磬、铃等6种。
秦代制陶技术在当时是世界一流的，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规模和数量上可见其制陶技术的精湛。陶范技术的应用使得陶乐器在当时也有较大的发展，击缶已比较流行，出现了用瓦陶片作为打击类的乐器。到汉代，制瓷业已经成熟，为以后用瓷制作乐器创造了有利条件。
3．唐宋明清陶瓷乐器的发展状况
唐代的制瓷业不论是规模还是工艺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形成了许多著名的陶瓷产区，如越窑、邢窑出产的瓷瓯胎质坚密，敲击时声音清朗悦耳。据《乐府杂录》记载：“唐代中初，有调音律官大兴县丞郭道源，善击瓯。用越瓯、邢瓯一十有二，以箸击之。”陈浏在《陶雅》中说过：“以箸扣瓷碗，其音悠然无尽者，谓之韵，与声、音、响三者各有不同。”瓷瓯也许是现代“碗琴”的鼻祖。埙发展到唐代，不仅作为乐器而且变形为民间的玩具，由卵形、梨形向人面、动物头形转变，如唐代黄釉人面埙(如图4)。在唐代，编磬的材料也由最初的石片或者玉片演变为瓷片，它利用瓷片的厚薄、长短所产生的不同的振动频率来校订音准，这不能不说是古代“材料学”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图(4)箫和笛子在汉代已是比较常用的竹乐器，但是用陶瓷做成的箫和笛子在明代才出现。迄今发现历史最悠久的白瓷箫出自明代正统年间，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明末清初人周亮工在《闽山记》中记载：“德化瓷箫，色莹白，工亦精好，但百枝中无一二合调者，合则声凄朗，远出竹上。”可见明代德化窑烧造的白瓷箫，其制作工艺的难度堪称世界之最，它不因环境气温、湿度的变化而改变音色，可以说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景德镇烧制了瓷制的云锣，其中间凹形，有九个圆铜极，根据响铜板的大小厚薄组成不同的音阶，制作难度极大。瓷云锣的烧制显示出景德镇陶瓷乐器的科技含量和工艺水平在古代已经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
三、我国近现代陶瓷乐器的继承与创新
陶瓷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陶瓷乐器是传统文化中最具标志性文化符号，它的创造也是民族的自豪和骄傲。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陶瓷产区，陶瓷乐器的制作工艺能流传下来的却很少，而景德镇不仅很好地保留了这一传统工艺，并结合现代科技不断创新，研制成了具有现代特色的陶瓷乐器，让世人刮目相看。景德镇制作的陶瓷乐器不仅造型美观，音色独特，更重要的是对音准的要求十分高。瓷器本身的厚度、烧结度、重量及美工制作都影响音质，为达到音质要求，要试烧几百件甚至几千件才能成功。经过景德镇音乐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碗琴于1985年研发成功，它改变了过去加减水量调节音阶的不稳定因素，依照古代六律六占律制排列，音位密集、规整，更加有效地发挥了音域音色的优势，其主音区清脆明亮如磬，低音区浑厚洪亮如钟，合奏中间蕴涵丝竹金革乐器的音质共性，又富有陶瓷清透的音色个性。其后薄型瓷编磬、瓷笛、瓷箫、瓷埙、瓷管钟、瓷编钟、瓷长鼓、瓷唢呐、瓷二胡等先后研制成功，形成了一整套陶瓷系列乐器。这些陶瓷乐器全部用青花装饰，与传统丝竹乐器相比，造型装饰更加优美，声音更加清纯，其最大的特点是其音准、音质不受气候干湿变化和异地温差的影响，保存千年都不会腐烂。
古代土地制度的发展演变篇10
[关键词]韩瓶;韩世忠;天威军官瓶
韩瓶是一种外形粗拙修长、小口鼓腹、通体弦纹、平底有系的陶制器物，质地低档，多为就地取材烧制。相传，它是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的军队行军打仗时携带的军用水壶，近年来在我市庆安古镇的古河道、古井以及古窑址中时有出土，在江浙一带的其他区域亦多有所见，有时数量竟以百计。如此之多的韩瓶，历史文献却鲜有明确、直接的记载。民国著名史学家邓之诚所著《骨董琐记》记述：“康熙丁亥，有渔人掘得瓷罂数百……或谓此韩瓶也，韩蕲王（即抗金名将韩世忠―笔者著）所遗，得者遂珍之。”这是目前可见的唯一一条与韩瓶有关的较早的文字记录。
然而，传说毕竟还是传说，在其真实性得以证实之前，尚不足以为据。邓之诚的《骨董琐记》中关于韩瓶的零星记述，亦未能完全解开读者心中的种种疑惑，即作为一种在江浙一带大量出土的器物――韩瓶――在历史上究竟曾经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关于它的正式起源、使用年代及功用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均未见有确切的、详细的记载，本文试图围绕上述几个方面对韩瓶作一番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韩瓶与韩世忠
关于韩瓶与抗金名将韩世忠的关系，在镇江丹徒岳超墓葬被发掘之前，仅见于民间传说，即认为它是韩世忠的军队行军打仗时随身携带的一种军用水壶，人们为了纪念他的丰功伟绩，故名之曰“韩瓶”。这种说法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口口相传，流传甚广，尤其是在我市庆安一带，除了庆安地名的起源，本身即源于韩世忠抗金这一史实，以及庆安至今尚留有韩世忠抗金旧址如服拎山等遗存外，流传得更多的，则是关于韩瓶的典故。撇开民间传说不谈，我们先来看看历史的相关记载。据《江阴县志》及《常昭合志》记载：建炎三年（1129年），金巫术南侵，刘光世、韩世忠驻军今江阴至常熟福山一线。至今在我市今杨舍镇的庆安、塘桥镇的马嘶桥、韩墩以及凤凰镇的部分地段，即当年沿长江岸线一带的古河道、古井、古窑址中，时有韩瓶出土，其中尤以庆安古镇地域居多，其分布与韩世忠驻军线路基本一致。上海市西郊嘉定区的封浜镇，史载南宋时韩世忠曾驻军于此，1977年也出土过一批韩瓶，从而映证了史上的记载。事实上，大凡韩世忠曾驻军之处，包括现江苏、上海、浙江的一些地方，或多或少都有韩瓶这种特殊的器物出土。如果说上述所述纯属巧合、尚不足以为据的话，那么，以下事实则具有无可争辩的说服力：2002年12月11日，江苏镇江市丹徒镇一建设工地发现一宋代石室墓，墓中出土了韩瓶一只、还有打仗用的石弹数枚及其他一些器物。墓志表明，此墓墓主为死后被追封为“清远军节度使”的南宋抗金将领岳超。墓志还记载了岳超曾跟随韩世忠抗击金兵、后因病去世，葬于润州丹徒的事迹。该墓中出土的器物，应是当年岳超打仗时随身携带的一些物品，它用无声的语言清楚无误地向世人解读了韩瓶与韩世忠的关系。
历史记载结合考古发现，使得起源于我市庆安一带且流传甚广的韩瓶与韩世忠的故事得到了映证，说明了民间传说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有着相当的事实依据的。最起码，韩世忠及其部下确曾把韩瓶作为一种行军、作战装备运用于当时的部队之中，这一点当属不容置疑。
二、韩瓶的发展演变
韩瓶与韩世忠的关系从民间传说和考古两个角度均已得到了清晰的确认。正如历史上很多其他器物的产生都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一样，在韩瓶之前，是否也有类似形制和功用的器物存在？换句话说，韩瓶是否从其他类似器物发展演变而来？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还是让我们把时间推回到上一个世纪的民国初期。1915年夏，河北井陉县一所小学在整治操场掘开一个土埠时，发现一古屋遗址，在一堆破碎的瓷片之下见有十余个陶瓶，瓶高为35―45厘米，形状细长，通体弦纹，烧制得很粗拙，瓶肩上划刻着铭文“天威军官瓶”五字。查阅宋代相关地理资料，可知当时北宋河北郡的地理格局是府四、州九、军六等，当时河北郡西部有天威军等六军，而天威军属井陉县辖。当时属“军”的地名，应该与军队在那儿驻扎较多有关。据此可以推断天威军官瓶应是供驻扎天威军的军官们使用的专用的器物。考察井陉县地属山区，年降雨量较少，雨水多集中在春夏之交，平时用水较困难。由此推断，天威军官瓶的功用，应是以储水为多。类似的瓶子在故宫博物院也有收藏。
翻阅《宋史志》，我们知道：北宋末年，金兵南犯。河北的石家庄一带，当时为真定辖地，是双方开始时争夺的主要战场。而井陉县位于石家庄西南部，“天下险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1126年金兵分东西两路攻宋，东路完颜宗望于9月26日，破宋军于井陉，取天威军，克真定（今河北正定），随后就发生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变。”韩世忠亦一度率领宋军在井陉抗击金军，后随宋高宗南下，任浙西制置使，继续从事抗金大业。
上述事实令我们想到天威军官瓶与韩瓶似乎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一个使用于北方，一个使用于南方，但不妨碍我们将二者作一番外观上的比对：首先，从器型上看，二者高宽几乎相同，都是35―45厘米左右，腹径10―15厘米之间，瓶体粗糙修长，通体弦纹（亦称为瓦垄纹），素面，少数施釉，且都是用于宋朝的军队之中，稍有不同之处是天威军官瓶口小，而韩瓶口略大、有四系，仅此而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梳理出以下几条重要线索，值得我们的关注：一、韩世忠曾率军在河北井陉抗金，而当时驻守井陉的北宋军队叫天威军;二、天威军普遍使用一种特制的叫“天威军官瓶”的陶制盛水器物;三、从外形和材质上来看，天威军官瓶和庆安出土的韩瓶有着惊人的相同和相似之处。四、韩世忠率军在井陉抗击金军后，随宋高宗南下，升任浙西制置使，也就是到了江苏、浙江一带，继续率军抗击金军。
将上述线索串联起来，并结合天威军官瓶与韩瓶产生、使用的年代及功用，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某种关联性，并从中推测出韩瓶产生的一段发展演变历程。我们不妨大胆设想：韩瓶其实就是由北宋河北井陉天威军使用的天威军官瓶发展演变而来。北宋末，金兵南犯，北方抗金军队纷纷南撤，将他们以前在部队中常用的天威军官瓶携带到了南方，但由于战事频繁，经常长途奔波，天威军官瓶极易破损，于是，韩世忠下令根据原来天威军官瓶的形制，就地取材重新烧制，并结合南方天气炎热、士兵用水量大的需要对器型进行了适当的改动，这便是韩瓶的由来。至于天威军官瓶为什么口沿小，而韩瓶的口沿大，笔者分析，井陉县地属北方山区，年降雨量较少，雨水多集中在春夏之交，平时用水较为困难，士兵取水往往需要长途跋涉，口沿小的瓶子装满水后不易洒泼，且较易于长期存放。而在江南水乡泽国之地，气候炎热，士兵用水量大，将口沿扩大，加装四系，便于穿上绳子随时从河道及井里汲水，且随取随用。也就是说，天威军官瓶与韩瓶在外形上的差别，与两地气候、地理环境的绝然不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作为一种质地粗糙、低档的器物，韩瓶基本上都是就地取材烧制，这一点和烧造瓷器完全不一样。瓷器的烧造首先要求使用一种专用原料――高岭土，并且对于烧造的火候以及工艺的掌握要求非常高，众所周知，高岭土只产于我国某些特定的区域，并非随处可见之物。而韩瓶是一种陶器，其质地为普通的粘土，对材质以及烧造的火候及工艺上并无太大的要求，况且作为一种陶器，韩瓶极易破损，再加上作为减少部队辎重的考虑，士兵们身背一个韩瓶，带来带去进行长途行军跋涉，并非明智之举。因此，就地取材烧制是较为可能的选择，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各地均有大量韩瓶出土的一个重要原因。1974年12月，就在韩世忠当年驻军的庆安镇不远处，即当年的塘桥镇滩里村就曾发现一保存完好的古窑址，并于1984年8月由当时文化馆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发掘。据记载：当时发现大量韩瓶层层排列，下面有大量木炭及木头，经鉴定年代为宋代（见《张家港古遗址登记》，张家港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该窑址距当时的庆安镇中心区域不远，我们完全可以合乎情理地推断出这是韩世忠驻军部队烧造韩瓶的窑址，从而也再一次从考古的角度映证了韩世忠驻军庆安抗金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