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的特点篇1
关键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转移速度；转移方向
我国社会经济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已成为当前非常重要和紧迫的任务。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又在于提高农民收入，而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能否顺利地完成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则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在先行工业化国家中，日本的情况与我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本文对中日两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若干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有所借鉴。
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
日本直到二战后经济中才出现具有实质意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战后至5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日本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59.1%下降到37.9%，农业就业人数减少了10.4%。尽管农业劳动力转移趋势已明显加强，但转移规模仍然较小。这是由于经济刚刚开始恢复，再加之战后农村的土地改革，使大批农民获得了土地，因而影响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的力度。第二个阶段是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也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高潮时期。1955—1975年，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37.9%下降到12.6%，减少了55.1%。第三个阶段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低速增长，农业机械化的高潮已经过去，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规模逐渐缩小。农业劳动力转移进人了稳定时期。1973—1984年，GDp年均增长率降低至4.3%.1980年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降为9.8%。1985年这一指标进一步下降至8.3%，标志着日本已经完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慢时，转移的速度也相应较慢，而转移的高潮时期也正是经济高速发展，工业部门急剧扩张时期。这也验证了二元经济理论的重要观点，即如果非农业的就业机会扩大，农业就会向非农业转移劳动力，转移量对经济增长率有很强的依赖性，而受流入部门的收入水平影响则较小。
同日本相比，我国要转移的农业劳动力的规模巨大，难度极大。从农业就业人数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出反映实质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从几个时期的情况来看，只有在1991—1995年以及2001—2005年两个时期内，农业就业人数绝对量呈现下降趋势。
此外还应注意，从城市就业中农民工的比重变化来看，农民工占城市就业人数的比重，1985年为2.9%；1990年为13.6%；1995年8.9%；2000年35.3%；2003年为38.9%，…可以看出，从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速度加快。
与日本不同，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一致。我国虽然经历了长达近30年年均9.4%的高速经济增长，但农业从业人员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下降相对缓慢，至今还在45%左右，相当于日本1950年的水平。经济增长对带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作用相对较弱。此外，在体制方面，改革开放以前，部门间、城乡间界限分明，严格的户籍管理以及一整套与其相关的医疗、社保、教育、福利和物资供应等等制度，限制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这种情况无疑延缓了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使农业剩余劳动力长期积累。达到了庞大的规模，从而加重了转移的负担。直到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这方面的体制虽然有所松动，但对农业劳动力转移仍还有不利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随着农业劳动力大量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也会不断缩小。日本随着工业化高速发展，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加快，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同步缩小。1960年农转移的速度相对较快，但时有反复，并没有呈现出连续的加速转移的情况。转移的总规模虽然相当大，但转移速度不够理想。
首先，从农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来看，从80年代开始至今，虽然平均每年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在1000万人的规模，农业劳动力人口占社会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仍然下降缓慢。降状态，分别下降9.1%和7%。进入新世纪以来，转移的速度在逐渐加快，且农业部门就业人数的绝对量也逐年下降，因此，这一转移具有实质性意义。民收入当相于城市居民收入的92%，1965年农民收入超过城市居民收入，是后者的107%，到1975年时，日本农业劳动力转移基本完成时，农民收入已是城市居民收入的139%，达到了最高峰。需要指出的是在农民收入中占绝大部分的是非农收入，纯农业收入仅占1/7左右，同时农业劳动力的增长呈现连续负增长状况。
而我国的情况是城乡收入差距虽然也经历了扩大、缩小的波浪式的发展，但总的趋势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逐渐扩大。从1978—1984年间，农村人均收入增长达到16.4%，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为8%，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2.6：1，降到1984年1.8：1。1985年以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幅度，1985—2004年间，农村收入的增长从1978—1984年的16.4%，降到4.4%，城市收入增长每年6.5%，在这种状况之下。城乡收入差距又由1984年1.8：1，扩大到2004年3.21：1；到2006年进一步达到3.23：1。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方向
农业劳动的特点篇2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8.59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8-130-02
剩余劳动力问题对中国而言有重大意义。由于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不仅要实现市场化还要解决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任务。根本的是农民的转变。农民如何顺利的实现现代化，完成身份的转变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其中剩余劳动力的界定、数量判断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城镇化路径的选择，甚至对经济发展前景的判断。但对这个问题学界争论不一。
一、原有文献对剩余劳动力的界定及评析
关于剩余劳动力的界定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即将边际生产力等于零或接近零的劳动力称为剩余劳动力。以刘易斯为首的古典学派持这种观点。这种界定方法以技术不变为前提，在技术进步缓慢的年代或者短时段有其合理性。但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度的时代，以静态的均衡的观点来界定一个动态的，多因素影响的现象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以舒尔茨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认为农业中没有剩余劳动力，即使传统农业中资源也是优化配置的，转移劳动力必然会引起农业产量的减少。
第二种方法将农业劳动力的供给量减去农业的需要量称为剩余劳动力。问题是如何计算农业的需要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从经济理性出发自主择业的。首先要确定一个合理的农产品需求量。这样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一种含主观因素较多的估算。因为在计算过程中，一般会选择几种作物为依据。还有论者会估算一个人均耕地亩数进行计算（周天勇，2007），这样做就是一种大致的估计。从而减少了结论的效度。
赵显洲（2010）也认为，中国依然存在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刘易斯转折点远没有到来。他计算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实际农业从业数量-农户的目标收入=非农产业平均工资时的农业从业数量。这里没有考虑劳动者的异质性。并且影响劳动力转移的不只是收入的差异，除此之外收入差异是一个动态的相对量。
第三种将边际收益低于非农劳动力的劳动者称为剩余劳动力。这种观点的前提是劳动者的择业自由和市场经济条件，但农村劳动力转移并不只是由收益决定的。况且收益差异既是选择的原因也是从事不同产业的结果，这种定义往往将劳动力假定为同质的，无差异的，但在实际上劳动者是异质的。虽然作为一种趋势可以假定二者收益在均衡时会相等，但这只是一种远景式的展望，对当下中国而言这种大概的远景式的判断意义不大。
第四种是考虑劳动力的异质性，结合劳动力的特征进行分析，将农村劳动力进行细分。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剩余劳动力就是能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从这个角度看的优点是计算出的数据在短期是有效的，但无法分析长期的趋势。但从这个角度看有助于了解剩余劳动力的现状，避免总体算法那种大的偏差，甚至是误导。都阳、王美艳（2010）得出的结论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外出的可能性下降。受教育水平越低外出的概率越低。由于考虑了劳动者的特征，都文的结论较可信。但只是一个计量分析，所以缺乏必要的深度，是一种就事论事。
二、原有文献对剩余劳动力的计算及评析
在实际计算中采取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数量—农村实际就业量。农业实际就业量=农村农业就业量+农村非农就业量，这种计算方法计算的实际为农业失业人口。况且关于农村就业的劳动力数量本身就是有争议的问题，孙自铎（2008）、李迅雷（2012）因为统计口径的差异，中国统计不区分兼职与全职的区别，所以计算的数据差异很大。它没有将城乡和产业的互动联系起来，单以农村讨论剩余劳动力并没有着眼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第二种：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需要量。这就涉及到农业如何界定？是小农业即只包含种植业还是大农业即农、林、牧、副、渔。现代农业作为一个产业，背后有许多支持部门，这些从业人数如何计算？蔡昉（2004）以农村劳动力的家庭所在地口径为依据。不管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产业的人口都包括在农村劳动力里面。包括务农，乡镇企业就业，非农产业经营和外出务工经商的劳动力都包括在内。可以看出，在总量上明显存在高估的问题。因为后三种已经转移出去从事的是非农产业。
在计算目前劳动率水平下农业需要多少劳动力，他仅以种植业跟饲养业为主。以作物种植面积乘以单位用工数量进行估算种植业。以畜牧出栏量（水产面积）乘以用工水量来计算饲养业的劳动力需要量，由此可以看出在劳动力需要量上存在着低估，因为现代农业将是大农业，农业本身将会出现职业分化，农业本身的分工水平将加深，因此不能只限于种植业跟畜牧业。
关于农业从业的合理人数，有的论者进行了国际比较，但这种办法是粗糙的。因为这种方法漠视了国别差异，合理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不只是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还包括制度及技术水平因素。一般以韩国或日本的单位面积与亩均劳动力需要量来确定中国未来的农业合理的劳动力数量。这样，只能是一种粗略的估算。（周天勇，2007）
刘建进（1997）在运用农户决策模型进行计算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时，假设农民在信贷市场上只要愿意就可以得到资金，显然这是一个不现实的假定，并且这个假定影响到最后计算的结论。他主要关注的是收入与剩余与否的关系。在做收入与在农业投入的oLS回归后，他这样推理，“假如这5%的人均收入上升引起1个百分点的农村劳动力由农业转向非农业在全国范围内也同样适用，那么就有约1%×45000万=450万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农业。”“全部农户中约有19%劳动力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如果按这一比例推算，全国约有45000万×19%=8500万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实际的数字可能比这还要高。”可以看出他仅考虑收入这一个因素，并且在模型过程中有许多不现实的假定，所以这种模型估计法，看似严谨但实际上得出的结论存在问题。
第三种是考虑劳动者的异质性，结合劳动者的特征进行分析，将农村劳动力进行细分。都阳、王美艳（2010）在利用2005年1%的人口抽样数据，考虑了年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等因素。推算出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为4300多万人，少于上述方法的估计。这种算法因为考虑了不同劳动者的不同特点，故而得出的结论比较可信。但问题是运用有限样本进而推断总体可能存在偏误。
约翰·内特、邓曲恒、李实（2011）使用2002年与2007年的收入分配课题组的住户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需求和供给进行了估计，运用probit模型进行了估计，考虑了不同类型的劳动者。通过比较实际工作的天数与可以用来工作的天数来测量剩余劳动力的规模。但行文至此该文比较的是农业与非农业从业人员的劳动天数，从而得出后者就业更加充分。这就忽视了农业劳动天数的特点，农业与自然天气等联系很紧密，不可能像有非农从业人员那样工作天数。假设300天为可用来工作的天数，从而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占39%的结论。再以此推算从而得出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结论。
总之，从方法上来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宏观计算法，其特点就是假定劳动者是同质的。运用总体数据得出结论。但由于统计口径不一；农村需要劳动力数量上又是估算，或以发达国家为标准或以单位面积与用工数为标准，所以存在很大误差，代表人物有蔡昉（2007）、王德文（2008）、李迅雷（2012）。另一种方法是考虑劳动者的不同特征，主要有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等，再运用概率模型做回归得出转移的概率，进行推算。这种方法由于考虑了农村剩余劳动者的个体特征，从而得出的结论比较可信，代表人物有约翰·内特、邓曲恒、李实（2011），都阳、王美艳（20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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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的特点篇3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就业；外部环境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连续出现两位数增长的业绩，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出现极大波动的情况下，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成就，给我国农村劳力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农村劳动力就业人数达到6．6亿多，占农村劳动力就业人口的87%。但是也必须看到，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着政策封锁、劳动力市场体系不健全，国际劳务输出环境不理想等诸多不利因素。为此，政府决策者或参谋者应重视和考虑这些因素带来的影响，并采取有力措施，为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1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环境因素分析
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不但农业内部有困难，其他备业也面临着各自的实际困难，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重视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领导者应坚持密切联系群众，提炼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的新经验，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行动上改变作风，不断开创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新局面。当前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是：
1．1政策环境因素
(1)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必要保证，也是激励农村劳动力脱贫致富、充分就业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近几年来，国家采取了促进农民增收、缓和劳动力就业压力的农业产业化、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小城镇、西部大开发和户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大大调动了农民从事各类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缓和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紧张局面。但是，还存在许多农民进城的歧视性政策和限制措施。因此，政府应通过税收政策调整、鼓励部分家庭成员贸在农村。例如，政府可以家庭为单位按家庭人均收入为免税额和比例税制的基础，征收所得税，并减免抚养负担比较重的人的所得税。对于正在领取保险退休金仍在就业的，要采取征收征罚性所得税的办法，以腾出更多的就业岗位给更多的正需要就业的劳动人口。
(2)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创造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新的大容量密集载体。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拉动经济增长、安排就业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国家发行国债数千亿元，加大了农林水利、交通通讯、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电网改造，改变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和经济适用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为长远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为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了新的大容量载体。
(3)地方政府的封闭政策，导致农村劳动力难以进入城市正规就业。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阻碍主要来自各大、中城市对农民进城采取了各种歧视性政策。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相继出台了限定外地劳动力进城就业数量的政策，而且对进城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业也作出了规定。对本地劳动力采取保护“壁垒”。如长沙等一些中小城市也相继推出保护本地劳动力就业的政策，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进行限制性管理，不断增多就业的办证收费名目，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成本和求职风险。
1．2农村劳动力市场体系环境
我国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全国100家劳动力市场基本完成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试点任务，取得了积极成果。主要表现在：现代信息网络初具规模，在就业服务中发挥了极大作用；信息收集和工作全面加强，较好地满足了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的需要；就业服务功能不断拓展；初步建立了一支从中央到地方的劳动力市场法规体系，劳动力市场秩序明显好转，所有这一切，为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逐步建立市场导向就业机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在编制完成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提出，我国将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在有条件的省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逐步推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这极大地拓宽了农村劳动力就业获得信息的渠道，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正常有序的流动，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步伐。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机制完全形成还需要时日，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之间就业政策的不协调，不配套从而导致市场分割现象仍然严重，给农村劳动力就业带来了一定的阻碍。为了给农村劳动力就业提供更多的信息指导，不至于盲目流动，由临时性向稳定性、由单个性向整体性发展，应主要解决的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开放问题，目前一切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乡就业的政策都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入世后更是如此。二是平等竞争问题。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相比较，农村劳动力失去了平等竞争的机会，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双向选择受到破坏，劳动力价格的低廉也破坏了等价交换原则。三是定位问题。政府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不要随便干预劳动力市场，政府应该积极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正常就业。
1．3中小企业环境
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中小企业由于其自身特点而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途径。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小企业数量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二是中小企业对就业人员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适合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现状；三是中小企业就业制度灵活，适合农村农忙农闲的特点；四是中小企业分布广，城乡分布合理，适合农村劳动力的生活习惯。就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情况来看，75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在中小企业就业。
农业劳动的特点篇4
[关键词]农业劳动力；二元经济；劳动力与资本的替代效应
[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8)10-0073-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06BJL003)。劳动力与资本的替代效应是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资源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原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又集中在农村，这就导致了我国农业产出增长对劳动力的偏好显著，因此在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替代资本的方式被普遍采用，而这种替代效应也确实在促进农业产出增长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近年来农业产出没有大的突破，进入了一种“瓶颈”状态。2003年粮食产量为43，069.5万吨，相当于18年前的1986年的粮食产量水平；2006年粮食产量为49，747.9万吨，相当于10年前的1996年的粮食产量水平。①本文将以劳动力和资本两种要素的生产函数为基础并引入生产经济区概念对此进行分析。
一、劳动力与资本的替代瓶颈效应[1]
图1中横轴L代表每亩有效劳动力投入量，纵轴k代表人均资本投入量。曲线oe和oF是脊线，在oe之上和oF之下的区域，等产量曲线Q1的Q2的斜率为正值，劳动力与资本缺乏有效的替代，这一区域为生产非经济区；在oe和oF之间的区域，等产量曲线Q1的Q2的斜率为负值，劳动力与资本可以进行有效的替代，这一区域为生产经济区。
以a点为假定参照的起点，由于资本与劳动力共同扩张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就产生了从a到B和从a到C两种不同的扩张路径。
从a到B是在资本扩张的同时，偏重于劳动力扩张，并在B点达到资本与劳动力有效投入的最大均衡产量。这一有效投入是指在劳动力具有相对比较优势而有限资本充分利用前提下，使用最大劳动力投入的组合。在B点，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为0(mpL=0)；边际技术替代率RtSLk=mpL/mpk=0/mpk=0。
从a到C是在劳动扩张的同时，偏重于资本扩张，并在C点达到资本与劳动力有效投入的最大均衡产量。这一有效投入是指在资本具有相对比较优势而有限劳动充分利用前提下，使用最大资本投入的组合。在C点，资本的边际产量为0(mpk=0)；边际技术替代率RtSLk=mpL/mpk=mpL/0=∞。
对于进一步的农业产出增长要求，B点农业区资本短缺而劳动力过剩，如果进一步单纯扩大劳动力投入，就会产生如B'点的农业产出下降的结果。同样C点农业区资本过剩而劳动力短缺，如果进一步单纯扩大资本投入，如C'点，也会使农业产出下降。在这两种情况下，劳动力与资本缺乏有效的替代，因而使农业产出处于一种瓶颈状态。
二、劳动力与资本替代瓶颈形成过程的现实考察
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初期，政府较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改善了过去片面发展重工业而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的局面，农业收入大幅增加，而此时农村的非农产业发展刚刚起步，收益优势不明显。农村中有效劳动力投入增大，农业资本投入也不断增加，二者共同扩张促进了农业产出的增长。这一阶段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初期的普遍现象。在图1中，这一初期扩张过程表现为偏重劳动力投入，但两者比例的差别不是很大。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鲜明的资源偏重差异性，因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产出扩张过程。
(一)从a到C的农业产出扩张过程
我国一些地区农业生产的显著特点是人均农业自然资源缺乏。受这一条件的限制，农民人均收入难以大幅度提高，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转向依靠非农业产业。而这些地区经济发展传统上一直以发达的农业和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发展有限，因此，这些地区具有“弱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在表1与表2中排名靠前的省份基本上都具有这一特征。这一特征为非农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一方面发达的农业为轻工业提供丰富的原材料；另一方面轻工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起到积极作用。因此，非农产业在这些区域的农村有了迅猛的发展，非农产业的经济收益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农业，投入农业中的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也随之增大。根据劳动力追逐高工资原理，农业劳动力会流向非农产业，农业中劳动力投入会因此而减少。但由于初期“离土不离乡”等政策的限制，农业依然是农民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而农业生产中不断减少的农业劳动力投入则主要依靠“以商补农”，即通过扩大农业资本投入来弥补，以促进农业产出的增长。
1992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各种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开始松动，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农业人口流动的范围，增加了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投入农业中的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进一步显著增大。因此，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人数越来越多(见表1)。当非农产业收入越来越多地成为农村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而土地经营收入比例逐渐下降(见表2)，就会使得，一是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大多从事非农产业。现有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大多为妇女儿童和老人，这一群体常被戏称为“386199”部队。2002年调查农户劳动力平均农业劳动时间为6.70个月，而女性劳动力平均农业劳动时间为7.11个月，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农村妇女已成为农业劳动的主力。素质较高的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的过度流出导致了农业发展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需求缺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其也是造成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急剧减少的重要原因，甚至产生了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③二是农户对土地实行粗放是耕作和掠夺性经营，甚至部分或全部弃耕。④而与此同时，原本投入到农业中的生产资源也会随之荒废。我国属于农业自然资源短缺的发展中国家，人均耕地、水资源和林地面积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1/3和18%。耕地资源不能有效的利用对我国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这样，尽管在农村中，农民收入增加而农业却出现了萎缩。[2]
资料来源：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二)从a到B的农业产出扩张过程
我国还有一些地区农业生产的显著特点是人均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农业生产收益较高，但农业生产方式比较传统。而这些地区又往往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因此形成了以落后的农业和重工业为主的“强二元经济结构”，在表1与表2中排名靠后的省份基本上都具有这一特征。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更多集中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很难实现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在原有薄弱的轻工业基础上，建立新的轻工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在国家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农民自身投入又不足，很难形成规模型的轻工产业群。因而这些地区的非农产业发展不充分，相对于“弱二元经济结构”地区而言，农业与非农业利益差产生的投入农业的劳动力机会成本不大(见表2)，从而不足以促进劳动力的规模性流动，只是有限的转移(见表1)。而这些地区农业资本自身形成不足，地方政府和国家农业资金投入不多，因此在有限的农业资本供给下，只有通过扩大相对富足的劳动力投入，进行精耕细作以促进农业产业的增长，而一旦劳动力供给饱和，农业产出增长就会受到限制。
(三)结论
农业劳动力转移植根于农业与工业发展不均衡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一特点使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农业人口向工业流动上，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自身区域间农业发展的差异性也逐渐显露出来，因此以均质二元经济为基础的发展政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根据我国区域间二元经济发展存在的差异性，通过农业劳动力在区域农业间互补性流动促进农业产出增长，来为我国解决二元经济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三、对策探讨
尽管我国一些地区出现了农业资本过剩现象，但这只是相对的，在总体上农业资本仍然是短缺的，而且农业资本以耕地等固定资产为主，其流动性较差。相比之下农业劳动力过剩是绝对的，丰富的农业劳动力资源仍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农业劳动力流动在我国已经形成先导和后发趋势。并且农业劳动力在区域农业间流动，可以延续发挥农业技能，一般不用特别培训，这可以减少人力资本投资支出，降低转移成本。因此，有效地引导农业劳动力在区域农业间互补性流动应是我们对策关注的中心之一。
农业劳动力流动具有自发性，但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自主就业的表现，我们必须尊重这种权利，不能横加限制。但针对一些地区农业劳动力相对过多流出问题，国家应积极引导新的农业劳动力流入，并且促进土地产权顺畅流转与新流入的农业劳动力有效结合起来。具体措施是：
1.改革土地制度，促进土地经营权的自主流转，使新进入的劳动力有合法的土地经营权和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可能
第一，保持现有的基本土地制度不变⑤，除国家征地外，农村土地不得用于非农用途⑥，对于放弃农村户籍进入城市定居的农民，其土地应由相应的村委会收回。第二，对于暂时进入城市谋生的农民，就要相应地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具体措施：一是制定相关法规，依法保障农民应有的土地权利，杜绝侵害农民合法权益行为的发生；二是稳定土地承包制，只有确立土地承包权的长期化和固定化才会有农地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合理流转；三是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考虑客观条件，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在承包期内，农户对承包的土地有自主的使用权、收益权和流转权，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土地是否流转和流转的形式。土地流转的转包费、转让费、租金等收益应由流转双方协商确定，可采取多样化的收益分配方式。四是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由土地行政管理机关负责管理，积极做好土地流转信息收集、登记工作，及时信息，搞好土地招商，促进农村土地资源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3]第三，对耕地的占用要严格审批，要严格遵循审批制度和程序，不得随意占用农民耕地和基本农田。对于因征地而失地农民，要依法合理确定征地补偿标准，拓宽安置渠道。
2.增强农业劳动力信息反馈的灵敏度，建立健全农业就业服务体系
一般劳动力市场只关注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信息，而对农业自身劳动力供求缺乏有效的反馈，而常常被忽略。农业产出作为一项生产活动对于劳动力的供求同样也离不开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反馈，因此，第一，政府要加强信息服务工作。省、市各有关部门要收集农业生产的劳务市场的各种供求信息，及时向各种中介机构及劳动力聚集地，要建立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和宏观决策系统。第二，要建立健全农业生产的劳务输出中介机构，引导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中介机构不仅要提供基本的农业生产的劳务介绍服务，还要提供指导、培训，代办社会保险以及开发公益岗位。尤其要建立地区间劳务协作交流机制，开展多种劳务交流活动，要定期交流地区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信息。第三，要推进劳务输出的产业化建设，探索建立市场化运作、规范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的劳务输出模式，通过建立以培训机构为输入系统、介绍机构为输出系统的联合运作方式，扩大劳务输出的规模，提高劳务输出的质量。[4]
3.保护新流入劳动力的合法权益，限制歧视性待遇
第一，严格执法，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建立规范的劳动关系。第二，保障新流入的劳动力成为流入地的重要组成群体，应该将其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住房和医疗等需求纳入流入地公共服务的范畴。
本文以我国国内区域农业间劳动力转移为例，实践中还可以促进农业劳动力在在全球范围内的农业生产间转移。
[注释]
①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第478页。
②资料来源：莫荣.2003―2004年：中国就业报告[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③2007年5月13日中国社科院报告认为，我国目前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供给平衡乃至短缺转变。由此而带来的影响是，我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但这种劳动力短缺在区域间分布也是不均衡的，一些农业区域所能提供的农业劳动力必然不足，而另一些还会存在过剩的农业劳动力。
④这也成为许多农业土地非农化的借口。最近我国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如猪肉、鸡蛋价格上涨，无不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息息相关，必须保障农用耕地不被侵蚀。
⑤当前存在将目前的集体所有土地改变为国有土地的观点，其实不可取。一旦转变为国有土地，承包权也必然转变为全体国民拥有，如果只承包给农村居民则缺乏法理上的依据。
⑥土地制度改革给予农民土地流转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其可以将土地作任何用途的处置，对于其非农用途必须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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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earchonFarmLaborForce’sComplementaryFlowamongRegionalagricultures――theSubstitutingeffectofworkForceandCapitalonChina’sagriculturalproduction
ZhouJian
(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110036，China)
农业劳动的特点篇5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剩余劳动力,劳动力转移
国内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
(一)国外理论
刘易斯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两部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低，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现代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高，对劳动力需求大，有较强的吸纳能力。因此，随着工业部门规模不断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会被完全吸收，二元结构消失。
舒尔茨理论。舒尔茨认为，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是由于对农业的投入不够，对农业投入各种先进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在更高层次实现资源优化组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剩余劳动力会内部吸收。
费景汉拉尼斯理论。该理论强调在扩张工业部门的同时，应推动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发展和工业发展平衡，一方面农业对工业可以为工业部门提供所需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为工业部门提供农业剩余。当农业剩余不能满足工业部门的需求时，劳动力转移就会停止。
乔根森模型。乔根森认为，只有当农业剩余大于零时，才有可能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当农业总产出和人口增长相一致时，农业技术不断发展，农业剩余规模不断扩大，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会转移到工业部门。
托达罗理论。托达罗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加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城市失业率和就业率的大小。只要预期的城市实际收入大于农村实际收入，劳动力就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反之，劳动力就会从城市转移到农村。
(二)国内观点
国内有学者认为，经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劳动力转移越活跃，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越是适应，劳动力转移越灵活。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中西部向东部转移，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向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东部地区及其周边农村劳动力转移较快，西部不发达地区转移速度较慢。对教育在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是以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主体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
有观点认为，乡镇企业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转移区域由分散型向集中型转变，东部沿海地区以网带面，整体吸纳，中部地区转向带状吸纳和极点吸纳并重，西部地区据点发展，城镇吸纳、就地转移、外推流动相结合，转移规模和回流创业并存，其中外出转移回流创业是我国未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新模式。
我国学者还从制度角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分析，如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制度上的约束致使我国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流动远远滞后于其他要素的流动，从而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模式及经验
(一)英国
英国的劳动力转移从15世纪末开始，到19世纪50年代基本完成。15世纪的圈地运动是农村劳动力发生转移的重要因素，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导致大量农民失去生产资料变成无产者，因此提供了大量的有较强流动性的劳动力。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使英国的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农业基础地位不断下降，工业、服务业在城市中发展迅速，大中型城市的不断建立等都在不同程度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及转移方式的改变，总的来说英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基本流向第二、三产业，由农村流向城市。制度方面，早期英国人口流动受旧有法律制约，如《济贫法》，之后的工业化过程中原有法律不断修改，最终这些限制都被取消。英国劳动力转移中另一典型特点就是英国大量海外殖民地使本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得以对外转移。总之，英国的国家政策、工业革命、城市化、农业现代化、海外殖民地从各个方面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二)美国
美国劳动力转移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基本完成。美国地多人少，工业化初期不存在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具有自发性。19世纪20年代美国开始工业化，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与其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同步。交通现代化是美国劳动力开始加速转移的重要因素。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全国开始兴修筑路，从公路到运河再到铁路一系列的筑路工程，使美国交通条件有益于劳动力转移，如19世纪30至50年代的西进运动，美国第一次大规模地区人口转移。内战之后，黑人奴隶得到解放，北方资本家到南方投资，南方开始工业化，19世纪70至80年代，南方农村黑人农民大量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移。19世纪末，美国全国基本实现工业化，这期间的农村人口转移数量多，地域跨度大，历时久，同时美国基本实现了城市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农业也开始了现代产业化，商业性大农场的超强竞争力，使农场规模不断扩大，农场数量减少，农业的现代技术、高科技含量，使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最后一次大规模转移，之后人口开始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和农村转移。
(三)日本
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从20世纪初开始，到20世纪末基本完成。日本地少人多，其转移模式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日本政府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干预，采取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转移相结合，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城市转移。二战初期，日本城市及工业受到严重破坏，人口大量集聚农村。二战后，日本积极进行土地改革，重新分配土地，建立小土地私有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日本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上升。日本政府积极推进城市化，20世纪50年代开始合村并镇，建立新城市，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内部转移。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重点扶持规模较大的自立经营农户，鼓励小农脱离农业往非农业转移，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推行大城市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制定一系列促进农业和工业，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的战略，既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有利于吸收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另外日本教育优先的发展战略也促进了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1965年至1973年，日本公共教育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17.6%，这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可以和非农产业发展相适应，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转移提供有利条件。
(四)印度
印度是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5%以上，并且还伴有较快的人口增长速度。印度的人口压力巨大，土地稀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突出。印度的工业化道路强调发展资本密集型基础工业和重化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例较小，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农业的不重视，使农业发展一直处于滞后状态。城市第二、三产业也不能有效的吸收劳动力，为此印度政府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吸纳劳动力。凡是可以在农村生产的工业项目都留给农村发展，同时为了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印度政府实行了大型就业计划，通过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全方位的技术培训，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由于城市工业吸纳劳动力有限，不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印度政府重点扶持农业发展条件好的地区，鼓励这些地区优先发展，吸纳农业劣势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区域间的劳动力转移，一方面促进了先进农业地区的农业和非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为其他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转移条件。
从这四个不同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可以看到，政府政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市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
(一)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初是就地转移，离土不离乡，改革开放后，大部分是异地转移，离土又离乡，1982年出乡就业人数为200万人，到2004年出乡就业人数达10260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来源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2004中西部外出劳动力占全国外出劳动力的70%以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输入地主要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转移产业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以第二产业为主，20世纪90年代后以第三产业为主，2003年，转移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40%，第三产业占60%。未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将大量向第三产业集中；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是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壮年，其平均年龄在31岁左右，70%具有初中及以上水平；在组织形式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多是通过亲友、同乡介绍外出，但随着我国政府农村劳动力就业部门等各方面的完善和努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组织的外出就业成为未来趋势。
(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相关对策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大力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作为我国的特色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要吸纳单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我国宏观调控，取消了对乡镇企业的减免税等优惠政策，使乡镇企业筹资难度加大，其有机构成和吸纳劳动力的成本不断提高，再加上我国乡镇企业绝大多数分散在乡镇一级，难以产生城市化的集聚和辐射效应，在激烈竞争中，生存及发展空间有限，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逐渐下降。因此，作为农民就业的重要渠道和载体的乡镇企业必须进行相应改革，在考虑地区优势的同时，改革其融资方式、生产方式、产品种类创造，扩大其规模，提高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我国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上有限，我国小城镇起点低、规模小，基础设施不完善，第二、三产业发展缓慢，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在我国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加大小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优势产业，如印度方式，凡是可以在小城镇生产的工业项目都留给小城镇发展，积极推进小城镇经济发展，使其成为未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方式。
农业劳动的特点篇6
农民工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型劳动阶层，他们广泛分布在建筑工地、服务业、制造业等多个领域，为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成为现代产业工人主体和现代化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新成员新群体，近年来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及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本文以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为基础，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薪酬现状及对薪酬公平的诉求，以期为政府及企业正确对待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提供参考。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劳动经济学前沿领域的重要命题，各国劳动力市场上广泛存在的失业、贫困、歧视、同工不同酬等社会经济现象，使得对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指由于社会和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形成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差异，不同人群获得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及进入劳动力市场渠道的差别，导致不同人群在就业部门、职位以及收入模式上的明显差异，比较突出的如在种族、性别与移民之间的分层等。现代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Clark在其《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中首次提出内部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外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pierre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分成主要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二元市场。如果按照行业来分，则分为主要行业部门和次要行业部门。主要行业部门的特征是资本密集、联合、大型资产、高额利润、产品多样、市场集中，工作具有相对较高的工资、比较稳定的工作岗位、良好的工作环境和进一步发展的机会等特点。如采掘业、建筑业、运输业、通讯业、公用事业、金融业、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等。那些产业规模小、低度联合、劳动力密集、小资产的产业部门则属于次要行业部门，如农业、商业、零售贸易、私人和娱乐服务业等，工作具有较低的工资、不太稳定、交叉的工作环境和较少发展机会的特点。也有的研究将其分为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用不同的工作条件进行区分。一级市场具有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安全性好、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多等特征；二级市场工资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粗暴、没有升迁机会。一级市场的岗位主要是由内部劳动力市场组成，工资的确定、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由管理制度等规则来调控，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而内部劳动力市场解决供求失衡的措施主要有招聘、培训、工作重新设计、分包、调整产出量等；二级市场的就业者多为穷人。[1][2]李强（2001）提出了我国劳动力市场是“二元劳动力市场”的观点，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前者在劳动条件等各个方面都明显优于后者。[3]我国城市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大多具有体力劳动型的特点，其工资明显低于总体工资水平，其待遇和环境是比较差的，备受多方歧视。此外，这种差别还体现在农民工所在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和主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别以及次要劳动力市场内部的差别。如“同工不同酬”的情况，即他们的生产率相同，工资却存在很大差异。通过对我国农民工实际的整体就业状况的分析，农民工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通常以非正规就业作为其主要的就业形式。通过对比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情况（如图1所示），可以描绘出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总体格局。在图1中，两条劳动力供给曲线S1和S2分别代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供给曲线，曲线D代表了劳动力市场的总需求，与S1和S2分别相交于a和B，说明了两个劳动力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时的工资水平和就业量。与主要劳动力市场相比，农民工所在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具有就业灵活、流动性大等特点，因此他们的供给曲线是相对富有弹性的，表现为S2较S1相比更为平缓且位于后者的下方，也就是说主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平均工资水平要高于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平均工资水平，即w1大于w2。二、新生代农民工薪酬不公平现状（一）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全国总工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4]然而本文认为，在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界定时还应该考虑雇佣关系和学历水平，将在异地自主经营或者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户籍人员排除在外。之所以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排除，是因为现在高校没有要求学生将户口转到学校，所以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仍然是农村户口，但他们从事的工作性质以及所得待遇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有天壤之别，所以不应将其纳入新生代农民工范畴。因此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界定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未受过高等教育，在城镇从事非农职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户籍人口。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相似境遇，但是由于成长环境及受教育水平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存在显著的自身群体特征，主要表现在：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8年[5]；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个人素质，有理想、有目标，注重市场原则，更有平等意识，独立自主意识更强，维权意识增强等[6]；追求内心和情感的满足；回避自己的农民身份；市民化的愿望强烈等。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有着截然不同的需求，他们更注重内心的满足，更看重企业是否提供了公平的待遇。（二）新生代农民工的薪酬不公平现状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对工资水平高低以及福利待遇的决定方式大不相同。主要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具有一套完备的工资薪酬体系，不仅仅能够得到基本工资报酬，还可以得到相应的非劳动报酬等。而这些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则没有，如在我国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专门为农民工设计的工资报酬体系，使得实际上农民工的工资结算十分混乱，某些情况下农民工甚至连基本的工资报酬都得不到保证。目前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薪酬支付方式还是沿袭传统模式，即主要是计时或计件工资。大部分用工企业以订单加工生产为主，通常是订单一到，工人就要加班加点工作以获得计件工资收入。如果企业没有订单，工人可能一分钱也挣不到。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职业层次和职业地位都较低、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5]；工资待遇、福利待遇以及社会保障偏低，并且与城市职工同工不同酬。用工企业在新生代农民工薪酬管理问题上非常欠缺，工资发放比较随意，更谈不上依据合理的薪酬体系。#p#分页标题#e#近年来，农民工工资持续增长，但相对水平仍然较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针对全国6232名农民工的调查中，2010年上半年月平均工资为1719.83元，只相当于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一半左右，并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有继续扩大之势。从调查结果看，11.3%的农民工月工资在500-1000元之间，62.5%的农民工在1000-2000元之间，24.8%的农民工在2000-2500元之间，高收入比重很低。参与调查的农民工，其家庭在目前务工地每月的生活费支出平均为1243.03元，占个人月平均工资的72%，占家庭纯收入的一半左右。由于生活消费支出较高，农民打工净结余不多。2009年打工净结余平均为7843.94元，寄回或带回老家的现金平均为6462.63元。调查中显示，农民工对提高工资水平有两个期望：政府能持续合理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强化劳动权益保护，确保加班费能够及时足额发放。[7]三、新生代农民工薪酬不公平的根源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与传统农民工相比，自身条件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在务工时所获得待遇并没有质的改善。他们的薪酬与城市职工还有较大的差别，甚至有相当部分人的薪酬在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线上下徘徊，他们的收入仅仅是维持或不足以维持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诸多原因造成新生代农民工薪酬不公平现象，如整体劳动力素质不高、劳动力供应量大、缺乏技术技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等，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没有竞争力。究其根本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文化水平不高，缺乏职业技能培训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总体上高于传统农民工，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一离开中学校门就进城务工，首次外出务工时的年龄趋于年轻化，他们大多数只有或者不及中等文化水平，缺乏职业技能培训。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对生产者进行教育、职业培训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等的总和，表现为蕴涵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人力资本越高，其提供的劳动质量也会更高。企业在确定职工的工资时主要依据职工提供的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的先天性缺陷，使得他们只能从事建筑、餐饮、娱乐、制造等低收入工种的体力劳动。就业不稳定、收入不高的根本症结在于农民工自身缺乏职业劳动技能和科学文化素养低下。（二）大量同质的新生代农民工使自己在劳动市场处于不利地位农民工待遇低下的经济根源是劳力力无限供给和农业比较利益低廉。刘易斯在其著作《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由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构成，即通常所说的二元经济结构。只要传统的农业部门存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现代经济部门就能够以仅能维持生存水平的“生计工资”雇佣工人，直到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为止。“刘易斯转折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转折的转折点）出现之前，哪怕有再多的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上涨。只有当这个“转折点”过了以后，劳动力供求平衡或是供不应求时，工资才会上涨，人均收入开始实质性地提高。我国当前的二元经济结构特点明显。在传统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之前的相当长时间内，“生计工资”机制很难有根本性改变。而且，自从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虽然农业在短期内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很快就陷入“增产不增效、增产不增收”的怪圈。农业不增效，农民不增收，农业比较利益低廉，致使我国城乡差距继续扩大，农业无法吸纳更多的从业人员，源源不断地产生了进城务工人员，包括新生代的农民工，导致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严重供过于求，农民工的薪酬难以提高。（三）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尚未形成近年来，政府在促进形成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如在宏观层面继续实施惠农政策；不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着力提高低保收入；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机关和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推进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等等。而新生代的农民工属于体制之外的职工，这些宏观政策的效应对他们几乎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仍然较低。在保障职工的劳动权益和合法利益方面，只有国家制定的《最低工资规定》同农民工的切身利益联系密切一点。国家最低工资保障制度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而且最低工资标准每年要随着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生活费用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其初衷是为了保护从事简单、非熟练劳动职工的合法权益，但是，大多数企业却参照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给农民工提供相当或者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薪酬。这样既可以达到规避《劳动法》相关规定的目的，又可以把它作为降低劳动力成本的理想途径，进而长期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农民工的工资，以至造成了最低工资标准成为农民工最高工资标准的不良后果。更使人忧虑的是，少数企业没有兑现或者变相不兑现最低工资标准。通过变通，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将加班加点工资、津贴补贴和福利待遇列入原本不属于最低工资的范畴。其实质是变相降低最低工资标准。可见，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远未形成。（四）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工会率不高，不习惯且不善于集体维权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生代的农民工都没有很好地利用工会这个重要载体和平台，与雇主协商谈判工资薪水、工作时限、工作条件，等等。据统计，我国农民工有两亿多人，其中参加工会组织的不足三分之一，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会组建率和职工入会率都不到一半。基层工会难于建立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农民工大部分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就业，这类企业规模小、数量多、分布散，员工经常流动。其次，部分企业主认为建立工会既要花钱（缴纳职工工资总额的2%作为活动经费），又树立和壮大了自己的对立面，因而不主张不支持不配合。最后，相当部分农民工囿于自身素质和文化水平，对工会的性质与作用认识不够，并且一些基层工会的实际作用不大、凝聚力不强，使得他们入会的积极性也就不高。#p#分页标题#e#四、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薪酬公平合理的对策建议着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薪酬待遇，形成一个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对这一群体人文关怀的关键环节。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薪酬公平合理，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一）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要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纳入各级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特别是要增加公共财政预算，用于他们最需要的文化知识学习与职业教育培训。可以从两个方面下大力气。一是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夯实农村教育基础。二是加强在岗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二）多措并举，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和农业比较利益农民弱势、农业弱质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在家务农，以及进城务工薪酬低廉的重要原因。只要在外务工的比较收益高于农业，即使农民工的薪酬待遇不公平不合理，但他们也能暂时忍受。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可以增加他们在争取合理薪酬时讨价还价的筹码，有助于获得应有的待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比较利益偏低，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弱质性、农产品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和国家所实行的农业政策等多种因素共同形成的结果。因此，要采取针对性措施扭转农业比较利益低下的局面。（三）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填补二元经济结构的鸿沟新生代农民工如果既不能市民化，又不愿意回归农村，势必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政府要主动适应时代和形势变化，尽快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一是严格贯彻落实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二是其他各类社会保障制度要适时启动建立，并不断完善；三是加快社会保障相关立法，加大劳动技法力度，建立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援助体系，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四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四）劳资双方要以农民工工会为平台，参与工资集体协商谈判政府要正确引导、大力推动建立农民工工会组织，并通过这个平台建立由农民工工会组织、企业和政府共同参与的工资集体谈判制度。让农民工工会在工资决定过程中发挥作用，切实保护农民工利益。
农业劳动的特点篇7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少数民族；现状
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识码：a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4.06.011
国家发展农村经济所追求的目标是合理配置农村劳动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少数民族聚集地，且以农牧业为主，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资源相当丰富，因此，有效转移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使其充分就业是发展新疆农村经济的有效途径。笔者基于新疆昌吉和阿勒泰地区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统计数据对比的方法，分析北疆地区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的现状及特点。
1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
北疆地区即新疆境内天山以北的区域，笔者选取昌吉州、阿勒泰地区作为调研区，这两个地区分别是回族和哈萨克族自治区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昌吉州地处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东距乌鲁木齐市35km。312国道、第二座亚欧大陆桥和乌奎高速公路穿境而过，是横穿北疆各地的交通要道。昌吉州下辖5县2市，主要有汉族、回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民族，总人口约140.21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约35.27万人，占总人口的24.69%。
阿勒泰地区位于阿尔泰山南麓，准噶尔盆地北缘，距乌鲁木齐市670km。阿勒泰地区下辖6县1市，生活着汉族、哈族、回族、维族、蒙古族等民族，总人口约66.34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约38.38万人，占总人口的57.85%。
1.2数据来源
本论文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边远地区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转移区位选择―基于新疆农户行为的研究”为依托，以项目组2012年在北疆调研区发放的调查问卷为基础，主要选取了与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转移相关的内容。经筛选，有效问卷共352份。
2北疆地区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转移现状及特点
2.1转移的结构特征
2.1.1性别由于性别差异，劳动者个体在受教育程度、社会角色承担等方面均不相同，故在转移过程中也存在明显差别，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实现较大范围的流动。北疆地区农村少数民族转移劳动力以男性为主，占总样本的65.62%，比女性（34.38%）高出31个百分点（表1）。
2.1.2年龄样本数据显示，在北疆农村地区实现转移的少数民族劳动力中，16～40岁的青壮年劳动力比例占81.82%，比41～60岁的中年劳动力比例（18.18%）高出近64个百分点（表1）。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大多转移到劳动密集型行业，需要充沛的体力，故青壮年劳动力更容易实现转移。
2.1.3婚姻状况北疆地区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中已婚人群是转移的主体，调查样本中已婚人群占76.70%，比未婚人群比例（23.30%）高出53个百分点（表1），其中有孩子的人数占95.35%。已婚的劳动者或有年幼的子女，或有需要照顾的老人，家庭责任较重，经济压力迫使他们选择转移。
2.1.4教育程度北疆地区转移出的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6.42%，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比例最大，为50.85%；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4.83%（表1）。
另外，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小于男性，女性受教育程度在小学以下的比例为12.40%，比男性高出近10个百分点。
2.1.5技能北疆地区大部分的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拥有一定的技能，占到78.41%（见表1），但在转移中并没有足够的优势。据调查了解，部分地区政府会在农闲时节在农村地区进行包括驾驶、烹饪、美发等在内的技能培训，但大部分人表示所学技术不精，难以凭此找到合适的工作。
另外，虽然有些少数民族劳动者擅长厨艺、驾驶、裁缝等，但是由于信息闭塞，难以把握就业机会，无法发挥自身的特长，只能选择做零工谋生。
2.2转移的产业特征
由于北疆地区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缺乏专业技能，在劳务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调查资料显示，北疆地区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的行业转移主要选择在第三产业，占样本的54.54%，其次是第一产业，占31.82%（表2）。转移到第二、三产业里的少数民族劳动力，主要选择在职业技术含量不高且工资水平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很难进入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
2.3转移的方式特性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一般分为有组织转移和自主转移两种。有组织转移主要是政府和中介机构组织的转移，自主转移一般包括自己求职和亲友介绍。
调查显示，北疆地区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低，以自主转移为主，比例高达93.47%；政府或中介组织转移的比例仅占6.53%，可见政府组织转移力量非常薄弱（表3）。
北疆地区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外出务工主要依靠自身从业经验、亲友介绍及舆论导向等非正式劳动供求信息。在调查中了解到，“三缘”（血缘、地缘、人缘）关系是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的重要纽带。少数民族聚集村落里早期转移能手发家致富之后，会带动全村的大规模转移。这种模式对于信息的及时传递、流动成本及风险的降低起到了重要作用。
2.4转移的区域特征
按行政区域可以将北疆地区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转移区位的分布划分为乡内村外、县内乡外、区内县外、疆内区外、国内疆外和国外6种转移类型。
北疆地区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以县内转移为主，总比例达84.66%，县城是转移的首选地。跨县转移比例仅占15.34%，主要是转移到邻近的县市，而转移到内地省份的比例仅有0.28%；跨国转移占1.71%，大多数选择距离较近的哈萨克斯坦（表4）。
北疆农村地区由于地处偏远，道路设施建设落后，交通诸多不便，转移的成本较高，因此，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大部分会选择就近转移，以县内转移为主。
3结论及建议
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在北疆地区，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中拥有一定文化或技能者、已婚者、青壮年、男性更倾向于转移，以自主转移、县内转移为主，集中转向第一、三产业。
为了促使北疆地区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转移健康、有序进行，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强化交通设施的建设，降低转移成本，促进其转移就业；（2）重视农村教育，提高女孩子的受教育程度，减少小学及以下学历的比例；（3）加强技能培训的力度，提高北疆地区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的整体技能水平；（4）建立组织就业平台，扩展就业信息宣传渠道，提高就业成功率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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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的特点篇8
论文摘要:淮安市作为苏北的欠发达地区,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然而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劳动力自身存在的问题影响着城镇化的进程,进一步探讨苏北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将对推进城镇化建设,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农村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和非农产业不断由农村向城镇地区集中的社会经济过程。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展的如火如荼,江苏作为城市化、工业化水平较高的省份,已更加具备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条件。而苏北作为江苏欠发达地区,城镇化水平远低于苏南地区,严重影响江苏城镇化进程。本文苏北的淮安市为例,就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作一点探究。
一、 城镇化过程中苏北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淮安市作为江苏省劳务输出大市,面积10072平方公里,下辖清河、清浦、淮阴、楚州4区和涟水、洪泽、盱眙、金湖4县,地跨淮河两岸。据淮安市2009年统计年鉴,淮安市总人口554万人,农村339.12万人,劳动力总量192.02万人,转移155.54万人,劳务输出104.82万人,转移比重81%,输出比重54.59%,其中新增转移5.1万人,新增输出3.83万人,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已实现就地转移或异地输出,近五分之四劳动力脱离了传统农业生产,正有序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这符合城镇化、城市化进程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发展要求。然而在转移就业的过程中由于外部和自身的一些原因,还是出现了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尚未转移的劳动力除农业生产的需要外,大部分属于老弱病残,这部分很难通过正常途径转移就业。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1. 思想观念落后,对技能培训必要性认识不足
苏北农村本来经济就比较落后,农民又由于长期居住在农村,信息接受不畅通,还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使得他们对于教育和再教育等技能培训重视不够。又不愿意参加政府统一组织的培训学习,而急于出去找工作,但是又由于缺乏一定的技术,这部分农民大多无序流动,盲目乱跑,在城市中从事一些辛苦且又赚不到钱的体力活。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城市对务工农民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缺乏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领域越来越窄,外出务工的难度相对加大。
2. 素质普遍低下,农村大龄劳动力转移难度大是转移就业难点
淮安市09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8.8年(其中男性10.5年、女性7.1年)。大专及以上的占9.4%;中专及高中的14.32%,初中及以下76.28%,从09年的统计情况看,小学文化程度及以下的比重有所减少,初中及以上的比重在增加,说明外出劳动力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就目前而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率提升障碍仍然在于大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难题。一是由于大龄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接受能力差,组织培训难,就业能力弱;二是企业用工大都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大龄劳动力的就业去向十分狭窄;三是受家庭原因影响,大龄农村劳动力往往承担着照顾家庭老小的重担,转移难度大。
3.乡镇企业发展势弱,吸纳劳动力能力下降
乡镇企业作为我国农村工业化的独特形式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进入发展的超高速期,但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环境的变迁和自身机制优势的逐渐丧失以及国家优惠政策的逐步取消,乡镇企业的发展面临一系列的困难。而且随着乡镇企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其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空间越来越小,妨碍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迅速转移。②淮安市的乡镇企业在数量和质量上发展本来就受经济发展落后的限制,进展缓慢,如今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更是无力面对这一挑战,很多人选择背井离乡出去打工也不愿意在家附近就地转移,发展前景令人堪忧。
二、以城镇化促进苏北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的对策与建议
1.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淮安市劳动力多,其文化程度低,正好可以利用长、珠三角产业升级的机遇,接受产业转移,吸纳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
2.科学谋划、合理引导,着力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小城镇转移就业政策体系
结合苏北农村的地方特色,科学谋划,合理引导,依据新一轮政策要求,切实做好社会保险补贴、小额担保贷款、职业技能培训、就业援助等政策,确保各项促进就业创业工作的各项优惠政策能够不折不扣的及时落实,充分发挥积极的就业政策对苏北地区就业工作的促进作用。实施包括农村劳动力资源在内的人才开发培养战略,建立不同类型、不同等级、人才数量、结构等人才培养战略目标。
3.统筹城乡统一的劳动服务体系,全力推进劳务输出和转移
实行城乡统筹就业,取消招工中对农村劳动力种种歧视性政策,实行劳动者凭学历、技能等自主择业,自由竞争,使农村劳动力获得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就业机会。加快省、市、县、乡四级劳动力市场信息计算机联网步伐,尽快建立统一的农村劳动力资源信息库和市场需求信息库,及时准确地为用工单位和农村劳动力提供劳务供求信息。加强劳务基地建设,逐步形成覆盖城乡的劳务输出培训体系。
4.强化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就业资本,鼓励农民创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一是健全完善培训政策。紧密结合企业用工需要和劳动力市场需求,开展有效培训,引导和督促用人单位加强在岗农民工技能提升培训。二是加强培训基地建设。优化配置培训资源,结合经济发展特点,培育形成一批优势专业和特色工种,满足市场用工需求。三是积极实施“订单培训”,提高培训针对性,想方设法降低农民参加培训的成本,方便农民就地就近参加培训。四是优化创业服务。建立各级农民创业服务指导中心,以创业培训、创业指导为基础,免费提供项目信息、开业指导、政策咨询、小额担保贷款等服务,帮助农村劳动力创业。五是开辟创业场所。按照“县有工业园、镇有集中区、村有创业点”的模式,统筹安排适合农民创业特点的生产经营场所,推进村级创业点建设吸纳就业。六是减免相关税费。对农民在本县创办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免收属于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对农村劳动力在城镇从事合法个体经营的,在规定限额内一次减免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等。
三、 结语
苏北是江苏的经济洼地,与苏南差距是历史形成的,决非短期内就可以解决,不可急于求成,但也决不是无所作为,听天由命。苏北的市、县、乡政府及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抓住党中央重视“三农”的重大政策机遇,用足政策,千方百计,花大力气提高劳动力素质,化人力资源为人才资源,在城镇化这篇大文章中做出特色,做出精彩。
注 释:
农业劳动的特点篇9
abstract：thetransferofrurallabourisrelatedtofarmers'income,alsoisthebasicpremiseofachievesocialstability.thisthesis,takingShaanxiprovinceasanexample,presentedthetransferofruralsurpluslabourshouldnotonlyfaceindustrialdepartments,butalsorelyonlocaluniqueadvantagestoachieveinternaltransfer,anddevelopingthedistinctivelaborexport,characteristicforestry,characteristictourismandrelatedspecialindustryarethespecificwaysoftransferofruralsurpluslabour.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劳动力转移；特色产业
Keywords：rurallabour；transferoflabor；characteristicindustry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8-0311-03
0引言
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农民要增收就必须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我国农业现有剩余劳动力2亿人以上，未来新增加人口也主要在农村。因此，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农民就业问题是我国最大的社会问题，是实现和谐社会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80％以上，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在70％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至20个百分点，但西部12个省区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国的67％和东部地区的40％。本文拟从依托本地有优势，来探讨陕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出路，试图为其他西部省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一种思路。
1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原因分析
1.1农村人口众多陕西省现有人口近3762万（截至2008年），其中乡村人口2178万，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据2008年调查显示，陕西省总从业人数为2069万人，城镇为619万人，乡村为1450万。关于陕西省各地区人口、农村人口及农村从业人口见表1。
由上表可知出陕西省有很大一部分人还没有就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已成一个最大因素在制约着陕西省农业发展，要使陕西省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得以改变，经济加速发展，就必须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解决好。
1.2农村耕地的渐进性缺失陕西省常用耕地由1999年的3238.28千公顷下降为2008年的2848.37千公顷，乡村人口由1999年的2816万下降为2008年的2771.42万，这期间，耕地年均减少率是2%，而农村人口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见表2。
从表2可知，土地面积的减少速度比乡村人口减少的速度要快得多，人均耕地占有量由1999年的0.12公顷/人下降为2008年的0.10公顷/人，人均土地有16.7%的下降幅度。致使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鉴于此状况下，就迫切需要开发农村剩余劳动力。
1.3农业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影响了农业劳动力的投入从1978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到80年代末，充分发挥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土地的收益率有了质的飞跃，农民的收入也更高了。但到90年代初，伴随农民物质投入的增长，“边际报酬递减”效应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在农村，人均全年总收入增幅比支出增幅小，见表3。
由表3可看出，自2005年至2008年，这4年中，农民人均年总收入有47.6%的增长，然而在这期间农民人均年总支出却有48.8%增长。农业报酬递减使得农民对农业的投入增加，从而使农业生产的成本增加了，这是农民家庭直接减收因素。土地回报率不断减少导致农民的收入越来越少，有些地区甚至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农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农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更是无法得到满足，他们最终不得不从土地中脱离出来，就成了隐性失业者。
1.4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的整体质量比较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导致的。要把这一状况转变，那么农业增长方式就必须要由集约式来代替粗放式，同时调整与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在总量基本平衡得到保障的基础上将质量与效益突出出来。因而，迫切需要有一些新兴的农业产业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农业产业的发展，然而新兴的产业要求人员有较高的素质，而陕西省农民大部分素质较低。
据2003年抽样调查的全省2220户农村居民的家庭资料可知，陕西省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相对看仍比较低，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在整个劳动力中占有8.5%的比例，小学文化程度为25.9%，初中文化程度为52.2%，高中文化程度为11.7%。因此必须要调整产业结构，但却不能在短时间内使新兴产业的用人需求得到满足，导致高素质农业劳动人才紧缺；此外由于调整传统农业以及农产品工业资本存量，逐步降低了劳动需求，导致一些人没事可干，造成农业中有了岗位空缺与失业，增加了农村失业人员。
1.5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我国农业科技战略不断深入实施，农业科技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及进步，科技进步，提升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减少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在农业生产中出现，如大型收割机、高效农药的使用，良种的推广等使农民的田间管理劳动减少了，这就减少了农业对劳动的需求量。从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劳动力就业份额一直在下降，这和我国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不断增加从而使资本要素代替劳动是分不开的。
1.6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存在障碍农村劳动力身体素质大都偏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差。有一些人外出打工因为对当地的环境无法而只能回家。人力资源开发以及利用率较低，致使陕西省增加了维护劳动力生产能力的成本。掌握的专业技能比较少。陕西省大部分农村劳动者为经验型与体力型，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人仅占12.3%，有87.7%的人从没有接受过劳动技能培训。这就致使有活不能干，大部分人仅能从事传统产业。这直接阻碍了给陕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生产率的提高产生影响，使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思路
2.1相关概念劳动力：也称劳动力资源，是拥有劳动能力的人达到法定劳动年龄之后，才能称作为劳动力资源。它区别于人口资源、人力资源，只要具有生命活动力就是人口资源；而人力资源则强调必须是拥有劳动能力的人，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人口总体所具有的劳动能力总和，一般用一定范围内具有为社会创造物质与精神财富能力的、从事体力与智力劳动的人的数量与质量来表示人力资源。
剩余劳动力：刘易斯曾经把剩余劳动力定义为边际产出为零的那部分劳动力，刘易斯认为所谓剩余劳动力是指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与零的就业，即指如果从总就业者撤出一部分劳动者而不会使总产量减少，那么被撤出的劳动者就是剩余劳动力，也有人称之为隐蔽性失业或伪装性失业。
农村剩余劳动力：当从农业部门中抽离出这部分劳动力而不会减少农业部门的产出，这部分劳动力就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
2.2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思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Lewis，w．a，1954)在《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提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提高全社会生产率，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前提。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来增加现代工业部门的产出和积累，以提高这部分转移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和增加现代工业部门的产出和积累，并以这种互动关系造成的良性循环，促使整个经济加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从而过渡到“现代经济增长”。刘易斯在《二元经济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即一个是聚集着大量资本和拥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工业部门，另一个是缺乏资金、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他认为：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关键是资本家的利润投资，工业部门不断扩大生产，就可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后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的工业部门去。
因此，“劳务输出”成了许多西部省份为解决当地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出路，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据陕西省的调查统计，经过培训的外出务工人员，年均纯收入多在5000元以上，使4万多个贫困家庭，约16万贫困人口基本摆脱了贫困。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到东部或大中城市务工的人员中许多人都没有经过技能培训，其素质较低且同质性强，造成了“低技能的劳动力过剩”和“技工荒”并存的现象；进入城市农村劳动力所从事的大多是纯体力的工作，其生存状况也令人担忧；另外，由于我国城镇化水平较低，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进城市，也给各城市带来较严重的负担。
但刘易斯的理论是假设城市不存在失业的情况，这与陕西省情况很不符合，陕西省作为老工业基地，所有制成分中86%是国有企业，而且是全国军工第一大省，现在国有企业，军工企业发展都不景气，存在着严重的下岗就业问题。因此，工业部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很有限。其次，刘易斯的理论只强调工业部门的作用，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忽视了农业部门自身经济发展对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陕西省具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发展资源产业，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内部消化。因此，为了加快农村剩余力的转移，应充分利用农业自身的消化能力。通过农业产业的结构的调整，扩大农产品深加工，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在农业及相关联的部门内部消化。根据我国农村，特别是我国西部省份的具体情况，盲目的追求农村劳动力往工业部门转移是不太恰当的，至少在现阶段，应该依托本地特色，实现农村劳动力同时向工业及与相关部门的转移。
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措施
3.1发展特色的劳务输出劳务输出已成为目前许多西部省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模式之一。陕西省在外务工人员常年保持在500万左右，其中在省外务工有约200万人，主要分布在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新疆等地区，从事采矿、建筑、商贸、服装、纺织、服务、机械、电子等30多个行业，60多个工种。近五年来，全省劳务输出累计达1000万人次，创经济收入350亿元，80万贫困农户通过劳务输出摆脱了贫困。然而，在取得了成绩的同时，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其中关键的问题是要形成有特色劳务输出。目前外出务工的农民的人数剧增，但大多表现为“三低”特征：低文化、低技能、低工资。要想在全国劳务输出的市场上赢得较大的市场优势，必须形成自己的特色，形成陕西省独特的劳务品牌。
例如，陕北姑娘在北京等地做家政服务很有名气，已形成了品牌，是一笔很有利用价值的资源。这些城市都喜欢延安农村，特别是米脂地区的姑娘做家政服务，因此，延安提出用“米脂婆姨”这个品牌，充分利用富余的人力资源，办一个有特色的家政服务培训学校，提高家政服务档次，使“米脂婆姨”形成规模，形成品牌。蓝田县号称“厨师之乡”，蓝田就应以“蓝田厨师”的品牌为主，将其劳务输出定位于饮食业。榆林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劳务输出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神木、府谷、定边、靖边等县依托煤、气、油等资源优势，剩余劳动力基本实现了就地转移。绥德汉子遍及全国许多省市从事建筑、加工和饮食服务业；子洲县多数务工人员从事煤炭营销；吴堡县外出务工人员主要从事羊绒、毛加工运销；清涧县外出务工人员主要从事运输业。只有这种具有品牌，依据本地特色发展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在市场竞争中才会占据优势。
3.2特色林业林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非常适合我国农村现有生产力水平。陕西省具有独特的地貌。综观陕西，由南向北依次为陕南的山区，关中的平原地区以及陕北的黄土高原地区。陕南主要以秦岭和大巴山区为主，中间有稍许的汉中平原。陕西省宜林荒山荒地面积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多，推动林业发展，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还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韩国能从一个落后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基础是早期对林业建设和农村基础设施的高度重视和大量投入，使农村和城市经济平衡发展。加拿大和新西兰等经济发达国家也是通过发展林业，大大加快了乡村经济发展，并使林业成为国家第一创汇部门，加拿大林产品目前已超过农业、渔业、矿产和能源创汇的总和。
在全力推进六大林业重点工程建设中，涉及陕西省的主要是退耕还林工程。在陕西省，山地和不适宜耕种的丘陵在占有很大比重，生态环境的恶化使荒山秃岭的改造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可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积极参与退耕还林、植树造林等林业的多元化发展，不仅将有效地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条件，同时还为加快农民增收创造了广阔的空间。而且，林业本身及其相关产业如林果、花卉、林药、森林食品、森林旅游等，不仅能提高农民收入，而且能增加财政收入，拉动内需，扩大就业。
3.3特色旅游业陕西是我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具有很深历史文化内涵积累的旅游景点遍布省内各地，陕西农村有着比城市更加丰富，更有价值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其独特的地貌、丰富的农产品和土特产品也是以吸引人们前来旅游的优质资源。有数据显示，旅游业每收入1元，相关行业可增收4.3元，旅游业每增加1个工作人员，相关行业可增加5个工作人员，这对于开发农村劳动力市场至关重要。应围绕旅游业的吃、住、行、游、购等方面的工作，提高旅游水平，增加就业人数，并以此为基点，大力推销陕西，引进外资，增加当地的就业人数。
陕西省应在发展农村特色旅游方面下大力气，以独特的历史人文古迹、农村的自然风光为依托，以优质的服务为保证，充分地利用农村旅游特有的优势不断地推出新奇独特的旅游产品，开展“农家乐”、“生态游”等多种农村特有的旅游方式，拴住国内外游客的心，形成深得群众喜爱的品牌优势，打出农村旅游经济的新天地。
3.4特色产业培育特色产业农业，是农村农动力转移的另外一条重要途径。经过多年的发展，陕西省已形成了一些特色产业，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①果业。截止2008年，全省各类果品的种植总面积近96万公顷，苹果产量达746万吨，居全国前列，全省建成了近30个种植基地.基本实现了区域化布局和规模化生产。但优果率较低，并且缺乏果品深加工企业。②乳畜业。我省具有良好的奶畜条件和生产传统。截止2008年，全省奶牛和奶羊的存栏数分别为53万头和140万头。并形成了一批奶制品加工企业，如西安银桥集团、和氏乳业公司等，但这些企业在全国的竞争力还不够，对周边经济的带动也不够大。③肉畜业。陕西的秦川牛闻名中外，现已建成20个秦川牛饲养基地。布尔山羊是皮肉兼用的山羊名种，目前永寿县和麟游县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布尔山羊基地，占全国存栏总数的1/4。肉畜业同样存在着产品深加工不足的问题。④天然药业。秦巴山区盛产中药材，其中天麻总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4，杜仲占全国的12.4%，朱苓占30％。国际市场对中药才的需求还将增大，故中药才的种植与加工有很好的前景，但我省的药材加工技术还不成熟，开发力度不足。
这些特色产业所存在的问题比较类似，主要是产品的深加工不够。目前陕西省的农产品加工程度只有发达国家的一半，而经过二次以上的深加工农产品只相当于人家的1／4，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一般为农业产值的2～3倍，而陕西省只有70％左右。因此，陕西省的农产品深加工、综合开发、资源综合利用等相关产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而勤劳廉价的农民工，则是劳动密集型和简单操作型企业的合适劳动力。只要加大陕西农产品深加工的力度，所需农民工的数量还会有大量的增加。这样，农民们就不用背井离乡，而是在当地就能实现向工业部门的转移。
总之，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阶段，在转移过程中，应注意结合本地的特点；同时，政府部门也应有统一的规划，并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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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心善.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新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2（12）：39-43.
农业劳动的特点篇10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就业；外部环境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连续出现两位数增长的业绩，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出现极大波动的情况下，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成就，给我国农村劳力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农村劳动力就业人数达到6．6亿多，占农村劳动力就业人口的87%。但是也必须看到，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着政策封锁、劳动力市场体系不健全，国际劳务输出环境不理想等诸多不利因素。为此，政府决策者或参谋者应重视和考虑这些因素带来的影响，并采取有力措施，为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1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环境因素分析
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不但农业内部有困难，其他备业也面临着各自的实际困难，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重视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领导者应坚持密切联系群众，提炼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的新经验，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行动上改变作风，不断开创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新局面。当前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是：
1．1政策环境因素
(1)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必要保证，也是激励农村劳动力脱贫致富、充分就业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近几年来，国家采取了促进农民增收、缓和劳动力就业压力的农业产业化、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小城镇、西部大开发和户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大大调动了农民从事各类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缓和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紧张局面。但是，还存在许多农民进城的歧视性政策和限制措施。因此，政府应通过税收政策调整、鼓励部分家庭成员贸在农村。例如，政府可以家庭为单位按家庭人均收入为免税额和比例税制的基础，征收所得税，并减免抚养负担比较重的人的所得税。对于正在领取保险退休金仍在就业的，要采取征收征罚性所得税的办法，以腾出更多的就业岗位给更多的正需要就业的劳动人口。
(2)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创造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新的大容量密集载体。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拉动经济增长、安排就业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国家发行国债数千亿元，加大了农林水利、交通通讯、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电网改造，改变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和经济适用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为长远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为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了新的大容量载体。
(3)地方政府的封闭政策，导致农村劳动力难以进入城市正规就业。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阻碍主要来自各大、中城市对农民进城采取了各种歧视性政策。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相继出台了限定外地劳动力进城就业数量的政策，而且对进城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业也作出了规定。对本地劳动力采取保护“壁垒”。如长沙等一些中小城市也相继推出保护本地劳动力就业的政策，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进行限制性管理，不断增多就业的办证收费名目，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成本和求职风险。
1．2农村劳动力市场体系环境
我国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全国100家劳动力市场基本完成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试点任务，取得了积极成果。主要表现在：现代信息网络初具规模，在就业服务中发挥了极大作用；信息收集和工作全面加强，较好地满足了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的需要；就业服务功能不断拓展；初步建立了一支从中央到地方的劳动力市场法规体系，劳动力市场秩序明显好转，所有这一切，为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逐步建立市场导向就业机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在编制完成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提出，我国将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在有条件的省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逐步推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这极大地拓宽了农村劳动力就业获得信息的渠道，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正常有序的流动，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步伐。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机制完全形成还需要时日，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之间就业政策的不协调，不配套从而导致市场分割现象仍然严重，给农村劳动力就业带来了一定的阻碍。为了给农村劳动力就业提供更多的信息指导，不至于盲目流动，由临时性向稳定性、由单个性向整体性发展，应主要解决的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开放问题，目前一切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乡就业的政策都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入世后更是如此。二是平等竞争问题。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相比较，农村劳动力失去了平等竞争的机会，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双向选择受到破坏，劳动力价格的低廉也破坏了等价交换原则。三是定位问题。政府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不要随便干预劳动力市场，政府应该积极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正常就业。
1．3中小企业环境
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中小企业由于其自身特点而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途径。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小企业数量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二是中小企业对就业人员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适合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现状；三是中小企业就业制度灵活，适合农村农忙农闲的特点；四是中小企业分布广，城乡分布合理，适合农村劳动力的生活习惯。就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情况来看，75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在中小企业就业。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中小企业将更多地进入到第三产业，因第三产业具有分散、规模小、劳动密集、资本就业弹性大等特点，对劳动力的吸收仍具有相当大的空间，估计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事第三产业的中小企业还能容纳16000万劳动力。除此之外，中小企业进入的其他领域还包括为大中型企业配套的劳动密集的敏感的第二产业以及农副产品加工业。从长远来看，第二产业仍然要吸纳大量劳动力。根据过去的情况预测，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二产业还可以吸纳大约6000万劳动力。这样，由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含量提高，使得新增加的需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就能大量地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吸收，从而成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小企业自身外部环境的窘境，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瓶颈。中小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很大的成绩，但是也要看到其自身的特点也就是它发展壮大中的缺点。点多面广、四处分散，没有形成规模，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能很好地抵御各种风险。随着中小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中小企业将逐步地被淘汰，一部分职工下岗和失业。在这种情况下，要进一步扩大吸收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规模至少在目前不太现实。与此同时，城镇失业率也呈逐步上升的趋势。1991—1997年的7年间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352万、360万、420万、476万、520万、552万和570万。近几年来，城市就业形势严峻，1997年来企业下岗职业总数为1151万人，加上行政企业单位的下岗职工，其数量达1200万人，1998
年新增下岗职工2350万人，分流5o万机关干部，再考虑精简机构、青年就业、学生毕业分配等自然新增的1200多万劳动力，1998年城市劳动力供给总量达2907万人。这样，城市与农村双方劳动力供给都在增加，使得农村劳动力进入中小企业的空间就没有多大了，从而成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一大障碍。
l。4国际劳务输出环境
我国已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由于国际社会经济交流的增多、双方贸易的增长、产业结构调整的升级，给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我国在2005年将完成入世的各项承诺，这将有利于对外贸易的长期稳定发展，加工贸易特别是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有望带来更多就业机会。按照外贸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20一40测算，每年额外增加4—5个百分点的出口，就可以使国有经济多增长1个百分点。从而增加近万个就业机会，预计在今后十年，就业率比20世纪90年代平均提高50，达到0．15左右，即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业总量增长0．15个百分点。由此推算，入世后比入世前每年平均增加200万一300万个就业机会。入世也会推动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并给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可以增加更多的农村劳动就业机会。
但是也要看到，无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大量的失业人员。国际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竞争加剧，造成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国外转移困难。其主要原因：一是保护主义加强，限制措施增多，劳务价格越来越低；二是工程成交条件苛刻，标价普遍压得很低，对外工程项目只能达到保本水平，吸纳劳动力能力减弱；三是普通劳动需求明显下降，技术劳务居于主要地位；四是非法移民的数量大大增加；五是随着劳务输入国产业结构调整，国际劳务市场对外籍劳务人员素质要求也不断提高。这就使得我国大量的素质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很难输出到国外。另外，从世界范围来看，劳动力在国内各类市场的流动基本上是自由的，但对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各国都有一定的行政干预措施以保护本国利益因此，把我国丰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向国际劳务市场只能作为一种补充方式。
2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对策
2．1消除政策环境的障碍，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农村劳动力无论是外出还是在本地就业，无论是进入乡镇企业还是自我创业都需要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流动人口收费制度以及地方政策制定的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因此，迫切需要给农村劳动力以宽松的环境。一方面，要制定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的农业改革政策。如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土地股份化，“四荒地”使用权租赁等。另一方面，要制定有利于农村非农化的产业政策。以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为重点，结合农业产业化、城镇化、工业化。通过制定政策，改革农村投融资体制。引导有一技之长的外出务工人员积极回归创业。同时，注重培育农村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从多方面为创业人员构建安居乐业的环境。
2．2消除空间转移的障碍，拓宽劳动力就业空间
劳动力转移从空间地域上一般表现为省内、省外和国外。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劳动力一般向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转移。由于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素质提升很快，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明显提高，致使其他地区素质不高的农村劳动力向该地区转移就比较困难。同时，近些年来，由于宏观经济紧缩，大中城市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更深层次，国有企业自身状况的不理想，导致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城镇失业率上升，原本城市人口不愿干的脏、累、差的工作，愿意干的城里人增多起来，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日趋狭小。因此，拓宽劳动力就业的空间，要从四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服务的网络化。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在劳动力输出人口密集地设立劳动力服务联系点，在外地设立劳动办事处，加强横向联系，开展劳动力信息交流。二是输出基地化。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要在政策、企业和劳动力管理部门之间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每年定期输送各类劳动力，形成若干个劳务基地。三是培训层次化。随着就业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对各类劳动力进行培训。以适合不同层次的就业需要。既要有劳务输出的岗位培训，也要有农业劳动力的技能培训、素质培训，还要有出国人员培训等。四是组织多元化。目前，外出务工人员多是自发性的，由当地劳务部门有组织输出的比重不到10%，主要以亲帮亲、友帮友形式，以地缘与血缘关系为纽带。这种形式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力量分散，转移空间有限。这样就需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力量的联合，形成合力。为此，要建立劳务中介、职业介绍机构，形成由政府、学校、个人等多元化组织结构，保障在“有业可就”的前提下，扩大输出规模，推进劳动力的有序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