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精神文明的本质篇1
论文摘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有着内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不仅是由“三个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的，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本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多重因素的必然要求。“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直接关系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全面的进步和发展。
人类社会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三维一体的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的标志。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要求，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是由“三个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的。把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完整目标，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丰富和深化，“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必将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一定要努力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通过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来完成的。生产力作为社会的物质力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它决定着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作为生产关系的总和，决定着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内容的上层建筑。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p32)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三个方面，构成了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它们相互关联、相互矛盾、相互作用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内容和人类进步的基本力量。由此可见，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有机构成的统一体，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总体上说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关联、相互矛盾、相互促进的结果。在人类社会统一体中，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经济是基础，对政治和文化具有决定作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和根本保证，它决定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和法律保障;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影响，为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而文明则是与人类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成果。人类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分别指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人类分别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文明成果，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有机统一体。人类社会统一体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了人类三个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方面的协调发展的结果。因此，“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二、“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最高层次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是人类文明日益提高的社会，只有“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才能凸显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
1.“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文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和文明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文明的发展需要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漫长的私有制度给文明发展带来严重束缚，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创造了远远高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的文明，但其不可克服的社会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存在着严重反差和不平衡，只有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最终突破私有制度对文明发展的束缚，创造出新的更高类型的文明。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高度的文明。文明的性质和程度集中地反映着社会发展的性质和程度，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更高阶段的社会制度，必然要求具有高于以往一切社会形式的高度发展的文明，离开这一点，社会主义制度就无法得到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劳动人民不仅在物质生产方面占统治地位，而且在社会关系生产方面、精神生产方面也占统治地位，这就表明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
2.“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必然要求“三个文明”协调发展。首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求“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然要求把经济建设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其次“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要求“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剥削是私有制的产物，我们不仅要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还要消灭剥削思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同传统的私有制和传统的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最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也要求“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我们不仅要大力加强物质文明建设，为人民提供更加充实的物质生活资料，而且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为人民提供更加切实的政治生活保障和更加优良的精神文化生活资料。只有这样，才能使全体人民全面富裕起来。
3.“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落后的社会生产”。这决定了我们必须大力加强物质文明建设，把集中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
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总体小康生活水平的实现，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势必会要求向精神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需要发展，这就必然要求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发展，要求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而且经济越发展，物质生活水平越高，人们对政治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也会越来越强，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就更加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
三、“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要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全面分析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新时代要求提出的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只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1.“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追求的目标。毛泽东同志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一直在努力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党的十三大正式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明确了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即要实现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经济、政治和文化现代化三位一体，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总目标的实现。党的十五大又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在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积极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推进现代化事业。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三大基本目标，认为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文明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2](p20)，“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2](p2)，“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p3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p38)可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2.“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全面进步的社会，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2](p19)的社会。这就决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决不是单纯的经济运动过程，而是以经济为基础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过程，或者说，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过程。只有实现“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六个“更加”，才能真正实现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这是因为，首先，只有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使经济更加发展、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其次，只有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使民主更加健全、社会更加和谐;第三，只有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克服那些野蛮、愚昧、腐朽、堕落和颓废等精神现象，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才能使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可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不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而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p56)
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方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最高理想，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那么如何促进、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呢?这就要从物质、政治、精神三个方面加强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创造环境和提供保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
1.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大力加强物质文明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文明是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人们首先必须吃、穿、住、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当人们还没有使自己的吃穿住行在质和量的方面都得到基本满足时，人就根本不能获得全面发展，甚至连全面发展的目标和任务都很难提出。“如果这个人的生活条件使他只能牺牲其他一切特性而单方面地发展某一种特性，如果生活条件只提供给他发展这一特性的材料和时间，那末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3](p295~296)可见，人们只有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才有可能，才有时间来提高自己，发展自己，而这就需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力加强物质文明建设来实现。
2.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大力加快政治文明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政治保证。“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它可以使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伟大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即具有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具有当家作主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4](p7)因此，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为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提供良好的制度保证，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政治保证。
3.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大力加快精神文明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人的全面发展既要以发达的物质文明为基础，也要以发达的精神文明为基础;既要以先进生产力为前提，又要以先进文化为前提。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精神文明是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素质的全面发展;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着力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四有”公民。所以，只有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人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4](p8)
五、“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之间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对应的关系，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展开，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有效实现途径。[5](p99~103)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然要求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1.“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整体性的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是几个观点的简单组合，而是由一系列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观点共同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既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又是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的。因此，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把这三个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就必须始终把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努力实现社会主义“三大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2.“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共时性的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整体性决定和赋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具有共时性。所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共时性是指“三个代表”必须同时存在，同时贯彻，同时发挥作用。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整体结构中，每个代表的方位、功能和作用虽然并不相同，但作为一个整体，它们各自的存在并无时间上的先后，即是说，任何时候任何一个“代表”都不能缺位。江泽民同志经常强调始终做到“三个代表”，这始终既包含时间上的恒久性，也包含时间上的同一性，它要求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同时全面贯彻“三个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共时性必然要求作为自己具体实践展开的“三个文明”建设也要具有共时性，即“三个文明”建设要同步推进，协调发展。[6](p9)
六、“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是由“三个文明”的辩证关系决定的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三个文明”之间既有相互作用、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的一面，又有相互区别、相互独立的一面。“三个文明”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决定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不断促进“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
1.“三个文明”之间是相互区别、相互独立的。首先，从各自的含义来看，物质文明是指人类在经济领域中创造的财富，主要表现为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生活的进步;政治文明是指人类在政治领域中创造的财富，主要表现为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进步;精神文明是指人类在文化领域中创造的财富，主要表现为社会精神产品和精神生活的进步。其次，从各自体现的关系来看，物质文明体现的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中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政治文明体现的是人类在改造社会中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精神文明体现的是人类在改造自身主观世界中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第三，从各自表现的内容来看，物质文明表现的是人类对富裕的物质生活的追求，政治文明表现的是人类对理想社会制度的追求，精神文明表现的是人类对高级精神世界的追求。“三个文明”之间的这种关系要求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要正确处理好三者的关系，“三个文明”建设必须整体推进，共同发展，要求我们在建设中不能舍此一方、偏重一方、削弱一方或用某一方代替另一方。
2.“三个文明”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的。首先，物质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和前提，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物质保证。只有物质文明发展了，才能为发展高度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才能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水平向前发展，没有物质文明作支撑，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难以发展。其次，政治文明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保障，一方面政治文明决定着物质文明发展的方向和精神文明的性质，另一方面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有力的制度保障。第三，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它们是互为条件，互为目的，互相促进，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要将“三个文明”统一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统一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促进“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直至人类最美好社会的到来。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 郝立新，王为民.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2):2~8.
现代精神文明的本质篇2
关键词：现代设计；功能与审美；物质与精神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4-0088-01
一、设计的定义与中国的设计
设计（design）就是设想、运筹、计划与预算，它是人类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现代汉语词典》将其定义为：“在正式做某件工作之前，根据一定目的的要求，预先制定的方法、图案等。”
探索一个合理解决方法的过程，评价标准是思维的合理性与目的性。设计的一些本质特征：其主体——人，设计的对象——物，以及设计的历史背景与文化环境。不同的角度对与设计定义的侧重点不同，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设计的本质特征也相异。
二、现代设计本质特征
（一）功能与审美
现代设计的功能性是物品的根本属性，只有当物品具有使用价值，才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所有的设计活动都是建立在人们生理尺度与物质需要的基础上创造的物质形态，与上述提到的古代造物观念“致用利人”相似。达成物品的“功能性“的价值，要求现代设计活动，客观的看待自然与人的关系。其次，根据人的需要对认识进行创造与使用。现代设计是人类在现今社会特有的“造物活动”，其本质目的就是在尊重人的情感需要与使用需求上，突破人类生理极限，构建公共生活的过程，成为提高人类品质的综合手段。
现代设计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其艺术性要求它的物质形态必须具有审美价值。19世纪，以实用、简约、功能为特征的“功能主义”流派的雏形出现，与之相对应的是莫里斯等人高举“美学”旗帜。艺术是现代设计的灵魂，依靠设计艺术手段对使用功能进行审美的调整，使设计更好的为人服务。“美”是人类存在的重要价值和标准之一。设计艺术作为人类重要的创造性活动，必然成为人类“美学性”存在的标志。
（二）物质与精神
多元化设计风格：后现代主义设计、波普风格、高技术风格、微电子风格、解构主义、人性化设计、生态设计、组合设计、非物质设计等等。都是对现代设计的反思、修正与发展，是对设计中的人文因素与设计精神的探索和追求，是“人的精神属性”全面制衡“人的物质属性”。
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启示在现代设计活动中，设计物除了满足使用者使用的物质功能外，其精神功能也越发重要。设计多元化意味着现代设计将注意力更多的投入到人的精神追求中，注重设计物本身的情感特征和使用者的心理反映。人们不仅能满足于功能所带来的使用价值，更加追求富有精神内涵的设计作品。
三、现代设计本质特征与设计精神
现代设计精神追求建立在人类社会对于美好事物共有的经验和判断之上的。它必须能够充分地体现出我们对于社会的价值观、社会的审美追求和社会的道德要求。从上述分析的现代设计的本质特征中，除了两个永恒的设计标准“功能”与“审美”外，现代设计将承载人类更多需求。设计精神表现受文化背景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并对现代设计的发展起到长期的指导作用。
设计精神主要体现在伦理道德追求、民族价值观、审美观等心理特征上，设计精神内涵反映并且作用于物质基础，反映现代社会精神内涵，体现社会发展和进步。从上述谈到的现代设计产生得之，现代设计一开始就具备了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JohnRuskin提出“设计为大众，而不是为权贵。”随着社会的发展，设计的诸多领域一直贯穿着这个精神，使得现代设计发展成为社会大众服务，而不再局限于为少数精英与权贵。继现代主义运动之后出现的各种设计运动和流派，也正是设计活动在时展过程中不同的设计精神不断探索的体现。
现代设计呈现的单调形式与人情味冷漠趋势，启示设计师首先要树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设计精神，关注人类设计活动对人类自身、人类社会、自然环境的影响。在设计实践活动中，充分表达出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准确地反映民族内在心理特征，并且使之服务于建设和谐社会，为社会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并倡导积极进步的设计精神追求方向。
四、结语
现代设计承载着功能需要、物质表现和精神追求。正是这种本质联系，决定了现代设计必然体现现代社会积极的设计精神。探讨现代设计本质特征与设计精神之间的关系，对于完善现代设计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
现代精神文明的本质篇3
从雅斯贝斯的历史观看四次文明转型
“轴心期”这个概念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提出以后，虽然争议不断，但至今魅力不减。雅氏对世界历史发展脉络的宏观把握，对我们今天研究文明转型来说，仍然极具启发意义。
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雅斯贝斯提出“人类看来好像从新的基础起步了四次”。第一次始于人类刚刚诞生的史前时代，也就是普罗米修斯时代；第二次始于古代文叫的建立；第三次始于轴心期；第四次始于科技时代，我们正在亲身体验这个阶段。
这四个时期的本质特征各是什么呢?雅斯贝斯认为，第一个时期的标志是语言、工具的产生和火的使用。第二个时期的表征是文字和文献、建筑和作为其先决条件的国家组织、艺术品。“然而，这些文明缺乏奠立我们新人性基础的精神革命”。第三个时期，即公元前800年到200年间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不约而同发生的轴心文明，是一种“精神过程”。“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这一切皆由反思产生。”“它与人性的整个有意识的思想方面的精神的历史发展有关。从古代文明产生起，这三个具有独特性的地区就在基督降生前的1000年中，产生了人类精神的仓部历史从此所依赖的创造成果。”第四个时期，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全新全异的因素，就是现代欧洲的科学和技术”。
意味深长的是，结合这个线索，雅氏又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未来，认为“我们视线内的这个人类历史如同进行了两次大呼吸”：“第一次从普罗米修斯时代开始，经过古代文明，通往轴心期以及产生轴心期后果的时期。”“第二次与新普罗米修斯时代即科技时代一起开始，它将通过与古代文明的规划和组织类似的建设，或许会进入崭新的第二个轴心期，达到人类形成的最后过程。”⑧
显而易见，在雅斯贝斯看来，人类将进入第二个轴心期，从而“达到人类形成的最后过程”。那么第二个轴心期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雅氏曾经将人类历史的起源与日标作了符号性的总结：“‘人类之诞生’――起源；‘不朽的精神王国’――目标。”这就是说，和第一个轴心期一样，第二个轴心期的实质仍然是一种“精神过程”。
也许人们会问，现代文化已经空前繁荣，难道还算不上新的轴心期吗?对此，雅斯贝斯早已给予了明确的回答：“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是十分明确的，现在并非第二轴心期。与轴心期相比，最明显的是现在正是精神贫乏、人性沦丧，爱与创造力衰退的下降时期”。“这整幅画而给我们的印象是，精神本身被技术过程吞噬了。”“如果我们寻求一个我们时代的类似物，我们发现它不是轴心期，而更象是另一个技术时代――发明工具和使用火的时代，对这一时代我们完全不了解。”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在雅斯贝斯眼中，第二个轴心时代的本质特征是精神创造。
综合人类历史的四期说和“两次大呼吸”说，可以得知，整个人类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分为五个大的时代，即史前时代、古代文明时代、轴心时代、科技时代和第二个轴心时代。
这整个过程，又包含四次大的文明转型。第一次是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或者说由史前时代进入古代文明时代；第二次是由古代文明进入轴心文明；第三次是由轴心文明进入科技文明，第四次是由科技文明进入第二个轴心文明。就其性质而言，第一次和第三次为“工具的突破”，第二次和第四次为“精神的突破”。其中，第一次是“工具”本身的革命，由史前时代语言、工具、火之类的低级“51具”，上升到古代文明时代文字、金属工具、国家之类的高级“工具”。其后，便是“11具的突破”和“精神的突破”交替进行。“工具”和“精神”就像人类文明的两极，当历史的车轮驶向其中一极并达到顶点以后，便调转车头，驶向另一极；当达到这一极的顶点以后，又会重新调转车头，驶向对面。这个情形，犹如周敦颐笔下的太极图：“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太极图说》)就像动与静、阴与阳两极一样，作为人类文化两极的工具文化和精神文化，也是相互促进，相互派生的。
难道历史只是机械地重蹈覆辙吗?当然不是。每一次突破都使人类文明上升到一个新台阶，都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质的整体呈现。
另外，我们用工具文化和精神文化这对概念来表达人类文化的两极，并不意味着这两种文化对人类的意义是旗鼓相当、地位平等的。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孟子对人的本质曾有深刻的揭示：“体有贵贱，有大小。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告子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作为“耳目之官的“小体”就是生理需要、物质享受，是人和动物共有的；而作为“心之官”的“大体”是精神寄托、价值诉求，是只有人才具有的，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依此，我们可以说工具文化所满足的主要是作为“耳目之官”的“小体”，即生理需要、物质享受，而精神文化所满足的主要是作为“心之官”的“大体”，即精神寄托、价值诉求。换言之，精神文化是人的高级需要，工具文化是人的低级需要，或者说精神文化是人的目标，工具文化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和手段。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雅斯贝斯把“不朽的精神王国”作为人类的最终目标了。
原来，我们所处的科技时代的主题不过是工具文化。沉浸于此，为物所役，人们早巳失去目标，无家可归了。所以，发现自我，重返久违的精神家园，乃当务之急，也是第四次文明转型即由科技文明进入第二个轴心文明的根本任务。
从现代化、全球化趋势看文明的整合
雅斯贝斯指出：“第二次呼吸与第一次呼吸的本质区别是：第二次呼吸是人类整体进行的，而第一次呼吸却好像分裂为几次相似的呼吸。”就是说，“第一次呼吸”，即从史前时代经过古代文明到轴心文明，是各文明在互不知晓的情况下独立完成的，而“第二次呼吸”，即由科技文明到第二个轴心文明是在全球一体化中进行的。我们知道，全球化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的。这样，为了更好地
探索这次文明转型的态势，我们不得不考察一下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基本趋势。
过去，我们一提现代化，就是四个现代化，好像现代化就是物质文化的高度发达。所谓现代化，并不仅仅是科技与经济等物质文化领域的事情，而是由科技革命引起的整个文化系统的调整与转型过程。新的科学技术好像现代化的酵母，在旧的文化系统内部引起连锁反应，导致一系列的变动、调整与革新。在这个过程中，新旧因素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相互促进，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范式。也就是说，经过现代化的洗礼，传统再生了、复兴了。因而，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是血肉相连、难舍难分的。鉴于此，将现代化归结为从科技革命到传统复兴的过程。
从历史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看，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是如何展开的呢?从所涉及的地理范围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西方的现代化过程；第二阶段为西方现代化向其他文明推广，亦即其他文明引进、吸收西方文明的过程；第三阶段为其他文明自身的现代化，确切地说，为各文明之传统的现代化过程；第四阶段为包括西方在内的各大文明之间相互调适、相互吸收、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一种普世的现代性的过程。就目前的情况看，西方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部分已为世人所共睹，但其他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部分仅仅初露端倪，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从文化的构成层面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物质文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第二阶段为制度文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第三阶段为精神文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就难易程度而言，第一阶段最为容易，第二阶段次之，而第三阶段由于涉及到各种文明的价值观，所以殊为艰难。以中国为例，洋务运动相当于第一阶段，至今相当于第二阶段。至于第三阶段，不但中国尚未开始，而且其他文明亦未展开。这样在现代世界就出现了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或者说普世价值与民族价值二元并行的现象。
这里所说的现代价值或普世价值，指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形成的，最能体现现代性的，并为现代人们所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其核心部分，主要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形成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可称之为现代主流价值。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程度上表现为国家意识形态。传统价值或民族价值，指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最能体现民族意识的，并为民族成员所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其核心部分，主要是能够代表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文化形式，可称之为民族主体价值。不难发现，现代主流价值大致可以归为制度文化层面，而民族主体价值则属于精神文化层面。
以现代化程度最高的西方为例，新的现代主流价值观形成后，旧的民族主体价值是否就被抛弃了呢?回答是完全否定的。基督教作为西方的民族主体价值，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遭到猛烈的批判，但它并没有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而至今仍然是西方的民族主体价值。它同新的价值观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的基本价值体系。
曾经发生于西方的这一幕，正在其他文明中上演。也就是说，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体系的二元化，或者说现代主流价值和民族主体价值并行的趋势正在形成和发展。
美国学者亨廷顿曾经区分“西方之于西方的东西”和“西方之于现代化的东西”。他通过对世界各地现代化进程的考察发现，许多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只接受了“西方之于现代化的东西”，而没有接受“西方之于西方的东西”。他指出：‘‘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0
这其实是各个文明对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必然反应。对于西方以外的其他文明来说，实现现代化，就是要吸收产生于西方的现代性，而不是那些西方化的东西。许多现代化国家将自由、平等、民主作为主流价值和国家意识形态，就是其吸收西方现代性的明证。至于这些文明的根本价值，将仍然是民族的。就是说，对于一个现代化国家来说，现代价值和传统价值、普世价值和民族价值是并行不悖的。现代价值或普世价值是推动全球化浪潮的动力，而传统价值或民族价值则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各种文明和各个民族之间相互区别的标识。
这种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普世价值与民族价值二元并行的现象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呢?现在的世界局势似乎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肯定的答复。但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仍然是暂时的，总有一天，形形的民族主体价值会跨出各自的藩篱，像源自西方的现代性一样，由地区性文明转化为普世性文明。
这样，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各大文明无论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层面，还是在精神文化层面，都得到充分的交融，从而形成全面的普世的现代性。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不管在哪个文化层面上，这种交融都是相互的、双向的，尽管到目前为止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主要还表现为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上西方文明单向地向其他文明传播。
所以，整个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其实是文明整合的过程。经过文明整合所形成的普世文明，将是一个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世界，其情形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天下一体化。中国古代的天下一体化虽然导致了地方性的衰减，例如有许多少数民族及其文化融进了华夏族、汉族及其文化，从而失去了其主体性，但并没有完全泯灭各地区的文化个性和特质。秦统一后，虽然历代统治者们喜欢推行一元文化的政策，如秦朝推行源于秦晋的法家文化，汉初推行源于荆楚的黄老之学，而汉武帝时又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国策，但总的说来，先秦时期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还是延续下来。直到今日，中国各地文化和方言的差异还是显而易见的。其差异之大，恐怕不亚于与中国面积相当的欧洲诸国。
不仅如此，未来的普世文明将比中国古代的天下一体化文明更加丰富多彩。早期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很不平衡，而华夏文明最为发达。古代中国的天下一体化基本上是主体文明和华夏文明、汉族文明和中华文明向其他民族传播的过程，亦即由核心区向周边区传播的过程，因而其主流是单向的。但目前的全球化与此完全不同。世界各大文明，不管是西方文明，还是其他文明，都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和壮大的，它们发源于不同的地区，形成于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深厚的底蕴和完整的文化系统，都具有很高的发展水平，这就决定了它们将更加风格鲜明地存在于普世文明。
但这并不是说各种文明在任何领域都是平分秋色的。在中国古代天下一体化的过程中，各地区文化在保持其地方特色的同时，也进入了公共领域。勿庸置疑，诸如儒家、道家、法家等原本为地区性的文化现象，早已为中国人所普遍接受，并共同汇成中国文化的巨流。它们分别在社会伦理、政治、人生、文学艺术等领域各显其能，相映成趣。同样的道理，世界各大文明系统各在不同的领域作出卓越的贡献，在普世文明中，它们的优势将在相应的领域大显身手。就中西两大文明的特点看，在精神文化领域中国文化将独领，而在物质文化领域则西方文化独
占鳌头，至于制度层面，则中国传统的精英政治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各有千秋。
从第二个轴心期的精神方向看中华文明复兴之路
至此，第二个轴心时代的轮廓已经呼之欲出了。
我们已经知道，第二个轴心文明的特质是精神创造。但这种精神创造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要在已有的精神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提升和创造。我们所说的已有的精神文化成果，主要是第一个轴心文明的成果，包括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因而，第二个轴心文明的大致方向是中国、印度和西方的精神文化成果的融会贯通与创造发展。
这三个轴心文明的本质特征虽然都是一种“精神过程”，但各自的“精神过程”又有自己的风格，甚至在不同的精神文化领域各有所长，这也意味着它们在第二个轴心又明的相应领域中拥有显赫地位。按照我的理解，所谓精神文化，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审美，二是道德，三是信仰。不难发现，中国、印度和西方在这三个方面可谓大异其趣，各呈异彩。
在这三个方面中，信仰居核心的、主导的地位，它决定着精神文化的基本风格和大体方向。无疑，信仰也将成为第二个轴心文明的灵魂与核心。
作为终极关怀，信仰可以分为或非理性信仰、人文信仰或理性信仰两种基本类型。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信仰为宗教，故其终极价值是宗教性的和非理性的，如西方文明中的基督教，印度文明中的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文明中的伊斯兰教等；而中国人的信仰则宗教、人文并行，尤以人文信仰为主，故其终极价值为宗教性和人文性并行，非理性与理性齐驱，而尤以人文信仰或理性信仰为主。
勿庸讳言，近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宗教虽然仍然代表着一些文明的民族主体价值，但已经受到科学的严重挑战，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基督教的否定尤为彻底。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犹如昨日黄花，再也不能重现前现代时期的风采。
人是精神的动物，而信仰又是精神的核心，所以人不可一日无信仰。宗教式微了，价值崩溃了，信仰缺失了……。怎么办?出路就在于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人文信仰或理性信仰，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这就是第二个轴心文明的精神方向。
中国古代精神文化之繁荣昌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望尘莫及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要比其他民族丰富得多，归之于五个组成部分：华教、儒、道、释以及文学艺术。
古代巾国的主体宗教，既不是道教和佛教，也不是所谓儒教，而是另一种宗教形式，其主要内容包括上天崇拜、民族始祖崇拜、祖先崇拜、圣贤崇拜、自然崇拜、社会习俗、传统节日等。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正宗大教，所以称之为“华教”。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华教就已经形成了。自夏商周至元明清，它一直是古代中国的国家宗教。在汉代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作为国教的华教和作为官学的儒学十11辅相成，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最重要的部分。
相对而言，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形成就晓得多了，时当殷周之际。以文王、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文化精英由殷之代夏、周之代殷的历史，对传统宗教进行了一次深刻、彻底的反思，终于发现“天命靡常”，“惟命不于常”，甚至“人不可信”。至于夏、殷两代的废替，皆因“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原来，社会发展变化的最终根据，并不是神秘莫测的天命，而是人的德行。摒弃天命，注重人事，显然足对传统宗教的根本否定和彻底批判，标志着中国人文主义的形成。不过，在这同时，文化精英们又巧妙地将这些人文主义成果纳入宗教的体系之中。周公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主张“以德配天”。在这里，天仍然是人格神，只不过能够根据人的德行扬善罚恶而已。另外，周公还制定了一整套祭祀礼仪制度，用人文主义成果来强化宗法性传统宗教。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现象，在周初以后的思想界，宗教和人文主义合为一体，共同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宗教和人文主义一体两面，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由于历史渊源等原因，作为两种性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人文主义和宗教之间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导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说，这种人文主义含有宗教的因素和性质，这种宗教也含有人文主义的因素和性质。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宗教可以称为“人文主义宗教”，这种人文主义也可称为“宗教人文主义”。依此，我们可以把华教、道教和佛教看作人文主义宗教，而把儒家、道家和文学艺术看作宗教人文主义。
现代精神文明的本质篇4
党的十六大报告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全局，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道，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明确提了出来。这是十六大报告的一个重要思想，不仅丰富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内涵，也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正确认识和把握“三个文明”的本质关系，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类社会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态的有机统一体，人类文明也是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构成的统一体。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伟大成果。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主观世界也得到了改造；不但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物质财富，也不断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推动政治生活的进步，促进科学、艺术和人们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推进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有益成果，表现为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的进步即物质文明；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有益成果，表现为政治生活的进步即政治文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中形成的有益成果，表现为精神生活的进步即精神文明。一方面，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三个文明”从来是互为条件、互为目的、互相促进的，这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历史继承性，有其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看作是物质文明的派生物或附属品，而应探求和遵循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自身的发展规律，自觉推进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归根到底是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伟大实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在政治方面，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实现这一目标，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需要，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各项奋斗目标的重要保证，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全局。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我们必须坚持全面的发展观，“三个文明”一起抓。物质文明处于基础和中心的地位。“三个文明”一起抓，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归根到底要受到物质文明发展水平的制约。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物质文明上不去，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就有失去基础的危险。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包括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思想文化等内容。政治文明的发展受一定的经济文化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同时又反作用于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它不仅是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杠杆，而且决定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仅是满足和提高小康社会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客观要求，而且构成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经济、政治建设的同时，能否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协调、和谐与稳定，而且关系到能否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关系到经济、政治发展能否获得持续的后劲和扩张力。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的，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现代精神文明的本质篇5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宏伟大业，既需要有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需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和重要动力，它关系到我们能否把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带入21世纪，并顺利实现2010年的远景目标及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因此，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目标，坚持实事求是，有序推进。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负有重要使命和责任。这项工作的侧重点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以长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目标的重要手段和基本条件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证。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成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广泛参与性需要由民主法制来保证。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既是以全体人民为对象，也是以全体人民为主体。社会主义民主越发展，人民群众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参与越广泛，精神文明建设就越全面，越有效，也就越能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要使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精神文明建设，只靠党和政府的号召不行，只靠群众本身的参与热情也不行，还必须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是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实现人民群众历史主体性的重要保证。它赋予人民群众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参与权利，并要求每个公民切实履行自己对社会生活的参与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既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为依据的，又是以国家意志为保证来贯彻执行的。它不以领导人的改变而变更，也不以领导人个人看法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越发展、越健全，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体性越可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越能成为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持久活动。
2、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序性需要由法制来规范。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同时它本身又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能否有序和有效地开展起来，一方面需要处理好它的外部关系，另一方面又需要处理好它的内部关系。而处理好这些关系，必须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指导下，辩证地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但是，单纯地依靠人们的理智在工作中具体地把握还不够。只有把对这些关系的把握和处理纳入法制轨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打乱仗”，合乎其内在规律地稳定有序地向前推进。例如：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性与特殊性；它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关系；在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软件与硬件建设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思想道德建设中坚持优秀传统与改革创新的关系等等，我们过去把握得不够好，造成了文化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大量浪费。产生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是对这些问题的把握和处理还没有实行民主和法制，工作的随意性很大。所以，精神文明建设要加强，要使这项工作活而有序，必须加强民主和法制，把民主法制引入精神文明建设领域。
3、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效性需要民主法制来强化。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全体人民主动地学习和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长期历史过程。它既是一种教育活动，也是一种制度化、习俗化过程。通过制度化、习俗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普遍性要求和教育成果不断转化为人们的社会行为和习惯。作为制度化过程，它首先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通过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要求成为国家意志，被强制性地贯彻到人们的社会活动当中，并带动整个制度化、习俗化过程的深入。不依靠民主和法制，国家意志就不能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全面的支持作用，精神文明建设就很难深入人们行为方式和道德标准变革的领域，教育成果就很难得到巩固。一个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社会，肯定是一个思想滑坡、政治腐败、道德秩序混乱的社会。而要建设一个思想活跃、政治清明、道德秩序井然的社会，首先必须形成依法治国的局面。
总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政治资源和重要优势。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和发挥民主法制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促进和保障作用。
（二）运用社会主义法制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运用法制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质是发挥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这里边有许多工作要做。我认为，主要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现代精神文明的本质篇6
关键词：现代文学；特质；自然精神；取向
作为一种经典的存在，我国现代文学犹如历史的沉淀。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现代文学研究势必发现很多问题。如，我国现代文学能否保留其现代性?如何理解其特质？它能否在21世纪末，乃至22世纪仍然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就此类涉及文学生存、发展的问题，笔者始终坚持从“现代化”视角进行分析，从文学审美意识角度对现代文学的特征加以审视。对于我国现代文学而言，有一种十分重要的精神立场，即自然精神，这是很多现代文学作家不倦追求的精神，是感知自然魅力的精神追求。
一、现代文学发展中的特质
对于我国现代文学，经过多年发展始终保持着“现代化”特质，伴随时代的变迁，成为一种“发展中”的特质。文学的现代化始终跟随着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代化”，最初始于鸦片战争时期。当时，国内时局动荡，社会现代化因素萌发、凝聚，“现代化”通过器物，进入了制度，继而融入了思想文化层面[1]。尤其是维新改良运动的开始，我国文学现代化正式起步，任谁也难以将这个时期的文学、文界划到现代文学之外去。那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活动，这点和张之洞的“政治思维”截然不同，并流露出极强的“文化思维”特点。而以鲁迅、王国维为代表的哲学文艺思想，超前地关注了个体的自由、独立、解放，强调审美意识的独立，并引入了与传统文化“中庸”之美相对立的悲剧范畴，他们远离了政治，致力于借用“笔杆子”改变万千国民的思想，也推进了文化事业的独立。自此之后，从“五四”运动到“新”文学，一种多元化、开放化地格局雏形形成，并开始以螺旋式朝着更高、更前的方向发展。在这种“现代化”格局中，文学呈现出了极强的功利性、意识形态性特征，同所构建的现代化政治形成了共同体，并开始了一场长期而曲折的斗争。也有部分都市、乡土文学的出现，这同国内二元化经济的发展相互对应，成为现代文学发展中难以或缺的关键环节。到了八九十年代，现代文学进入了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大潮迅速席卷了内地，在文学上的体现更是深刻，许多文学产品开始流入市场，呈现出日趋显著的商品属性。通俗文学势头迅猛，严重冲击了严肃文学，台港文学、纪实文学兴起，现代文学呈现出了多元化生存空间与形态变化，揭开了所未有的多元化共生、互动化发展的序幕。这一态势一度蔓延到了21世纪。当然，只要我国现代化进出仍在推进，现代文学的“现代化”、“发展中”特质依然延续着，在变异、稳定，创新、发展中持续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文学“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保持契合。过去，人们对现代化的认知主要在工业发展、技术创新以及政治进步等方面，而精神品格和文化品格认识相对较少。现代化不仅仅包含工业技术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进步，还包括历史演变中民族文明结构的塑造，是政治经济向人类个性、文化素质的全面转型。当文学现代化展现现代化主题，并与现代化进程保持一致时，人类现代化既是中介，更是目的。文学现代品格的内涵包括政治、历史、社会以及时代审美意识，且反映现实历史的品格[2]，同时，文学现代品格还具有多种文化选择、多种人文科学、美学爱好以及人类精神需求等视野，因此，呈现出超越自由的品格。中国的现代文学在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三大旗帜下，以意识形态性和时代性为核心，拥有个性解放、个性独立和生命意识等追求。中国新文学是形态多样、倾向鲜明的现代文学，其品格特征不仅具有时代性、艺术性的特质，还具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实现人类自由和审美自由的结合，即人类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的完美契合。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交织相融。文学的“现代化”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欧化、西化，而是在西方的借鉴下与民族传统的传承、延续下，坚持现代、发展的二分法。一国的文学现代化进程，势必需要在我国民族历史文化中，在西方、本土，传统、现代的冲突中，找到发展之路。若将反映民族、民主文化事业的文学，视为激进主义，则其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可否认，激进与现代化的方向一致。在中国这个“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西方威胁、文化示范一同出现，但受到温饱威胁、民族生存危机等局面，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一度日常曲折、艰难。文明结构的转型和政治共同体的构建是现代文学关注的重点，也是符合现代化基本主题，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国的关系上，它能够从中国国情的角度出发，依据中国现代化基本主题为标准，汲取和糅合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价值基准。五四文学运动、左联文学运动、抗战文学运动以及工农兵文学运动，鲁迅、郭沫若、矛盾以及老舍等文学家，它们都是与现代文学基本主题紧密联系的，可以从现代化特征的角度来看待，从民族化、现代化的双向视野来分析，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和研究。
二、现代文学之自然精神
我国现代文学呈现着鲜明的精神立场与倾向，包括对人性的理解、对世界的认识、对普世价值的取向。而自然精神始终是现代文学作家普遍追求的精神取向，以体现忠于创作的理念，并为读者提供一个感知自然魅力、精神超脱的港湾。
（一）道法精神
道家自然精神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现代化文学增添了祥和、宁静的美感。道家自然精神在人类的内心构建出理想化的精神世界，从五四运动开始，例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故乡》等，很多地方都暗示了作者对自然生活和理想世界的向往。当时中国正处于战争时期，现实世界充满了痛苦、伤感和无奈，作者生活在悲惨的环境中，但内心都在追求和向往一种桃花源般的理想世界，这与当时的社会现状形成极大反差，人们的心灵在其中得到寄托，内心的伤痛也得到缓解。通过运用道家的自然精神，作者们创作了大量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向往美好生活的，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和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
（二）奋进精神
道法精神，所追求的是一种超脱自然、无为之道，是效仿老子、庄子精神追求的一种价值观。而奋进精神，是建立在人性本然之欲望的基础上，追求一种能够抗衡自然的力量，不断探索人的无穷、潜在的力量。对于我国现代文学，这种奋进精神自然有了更为显著的体现，也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发展。在现代文学启蒙阶段，社会文化面临着消亡的边缘，西方思潮的冲击，使国家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之中，在如此背景之下，传统道法那种超脱、宁静、无为的精神，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为求生存和发展，中国人民必须奋起，拿起武器参加斗争。正是如此，这种奋进精神成为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者最为青睐和追求的信念。面对如此危难时刻，鲁迅、牛汉等作家提起笔杆子，打的都是这种精神下所蕴含的强大号召力。奋进精神与道法精神大相径庭，无论是心灵的抒发、追求，还是情感的爆发，在那个混乱、无序的社会，在备受生活压迫的时代，人们的理想难以实现的情况下，这种奋进精神恰恰是我们最需要的，是引导人民奋起斗争，是唯一能够换取自由、民主、平等生活的精神指明灯。无论是《白毛女》，还是《红灯记》等，种种作品都蕴含了巨大的精神动力，呈现了人民的悲惨生活现状，激励着人民奋起反抗、追求美好的新生活[3]。
（三）母性精神
关于人性的自然精神，最普世的取向当属母性精神，其强调着一种自然的本能，无需后天训练自然而成。母性精神传达着人们对于母亲的崇拜、热爱，如《补天》、《女蜗》等作品的表达。当然，还有一些文学，关注相对于男性的女性精神，侧重女性的认识与女性形象的塑造。例如，莫言的《丰乳肥臀》等。早在现代文学萌芽之初，就有知识分子将女蜗写入了作品之中，并塑造了一个高尚、慈爱、怜世的女蜗形象，寓意着对传统父权至上观念的批判[4]，体现了母神的无私、包容、崇高，而随着理性观念的发展，母神形象不断延伸，除了崇拜，更多的是表达热爱、尊敬，象征着新生命。
（四）后现代精神
无论是道法精神、奋进精神，还是母性精神，所传达的都是对于自然的追求，对现代生活的排斥。然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成为文化、文明的标志。面对现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洞悉无为、抗争、救赎的苍白与无力感。很多创作者开始关注沟通，反映自我的体会，关注个人的感受，追求后现代精神。这种精神取向，在诗歌中的体现尤为明显，其擅长利用讽刺、批判的方式，直率、坦白地揭示一切虚伪的东西，不亦乐哉。后现代精神体现了人们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打破了固定的思维模式，开始认同现代社会，赋予了生活更多的激情。
三、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现代文学内涵的丰富要归功于文学作者，他们保留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中的精华。中国现代文学离不开生活和社会环境，文学作者在审视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开始寻求可以满足他们自我慰藉的自然精神取向。自然精神取向的产生基础是人们内心世界的美好憧憬和对现实社会的不满。通过分析酒神自然精神、道家自然精神、后自然精神和女性自然精神四种自然精神，也进一步说明了自然精神取向在现代文学中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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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精神文明的本质篇7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写入了宪法，表明推动“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和我们国家的重要任务，这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党的十七大提出“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的思想，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既是对社会主义文明内涵的极大丰富，又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这次修改宪法，明确把“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写入宪法，就从国家根本大法的高度，从最高法律地位的效力和权威上，肯定了“三个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从而为“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宪法保障。我们要认真学习宪法的这一精神，在实践中切实贯彻落实“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
坚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必须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方面。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是“三个文明”有机结合、相互作用的结果，偏离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会使文明发展出现曲折起伏甚至倒退。社会主义社会是“三个文明”有机统一、全面发展的社会。物质文明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民主政治、精神文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提供政治保障，只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才能获得不断完善的政治制度支持和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只有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建设，才能保证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并充分利用精神文明建设创造的思想、文化、科技、教育成果。“三个文明”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社会不断全面进步的过程，党的十七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经济、政治、文化相统一的全面发展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各项工作，必须把“三个文明”是否协调发展作为基本的衡量标志。
坚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新成果，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坚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但不能简单地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理解为以GDp为中心。如果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不仅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还会阻碍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展是人和自然，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当前发展和长期发展相统一的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既要讲经济效益，又要重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一时利益。社会主义社会追求的是以人为本，谋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它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关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特别是要针对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素质，尊重和保护人权，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始终坚持“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当前，面对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为了实现新的奋斗目标，就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加自觉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为此，一方面，要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通过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生产力的发展，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在继续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上，必须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次宪法修正案，明确把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与目标写入国家根本大法，既突出了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也突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紧迫性。这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次飞跃，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通过加强政治文明建设，从政治上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牢固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观念；充分发扬政治民主，实行科学决策，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同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从中国国情和具体实际出发，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协调，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
现代精神文明的本质篇8
〔关键词〕校园文化，和谐校园，“形式与功能”，“约束与激励”，“批判与构建”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11）06-0039-03
构建大学和谐校园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推进高等教育实现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大学的特点决定了大学构建和谐校园具有独特性。“相对于社会其他组织机构，高等教育或大学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方式”，〔1〕这一存在方式决定了和谐大学校园构建所必需的文化性关照。大学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最为基本的是具有物质、制度、精神等三大层面的要素。因此，从校园文化视野来看，构建和谐大学校园关键取决于大学文化的物质、制度、精神三大层面之间的和谐及其内部的和谐。
一、物质文化是构建和谐大学校园的基础，构建和谐大学校园要实现“形式与功能”的和谐
校园物质文化是大学精神的固化体现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是大学和大学精神文化存在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大学校园实现和谐的外在环境。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实体，物质与精神并无明确的界限，两者共同构成了大学物质文化环境。因此，校园物质文化，并非只指单纯的物质实体存在，也包括精神文化结晶方式的实体存在。尽管如此，总体来说，校园物质文化还主要是通过校园物质载体实现的，而校园物质载体的重要部分是以校园建筑为主体的校园环境。
校园物质环境具有既具体又抽象的二重性。具体性是指校园物质文化具有直观性、形式性。校园作为文化实体，是教育主体按照特定的教育思想、教育特色，有目的、有计划构建的实施教育的物质载体和环境空间，在这个特定的空间内，教育过程得以展开，体现了学校成员的集体智慧、力量、整体感，体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抽象性是指校园物质文化具有间接性、功能性。物质空间创造出一种境界、一种氛围，形成了特定的文化，整洁、优雅、文明的校园文化环境及其所折射的精神特质，具有明显的“环境育人”的功能，给身处校园中的人们以潜移默化的文化感染和熏陶。可以说，校园物质文化虽然是以空间的形式出现，是物化的，但在内容和发挥功能的方式上更体现为精神的。因此，从物质文化方面看和谐大学校园的构建，则首先必须处理好校园物质文化形式与功能的关系。
纵观中外高校的发展史，便可发现校园物质文化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和高等教育理念更新的过程。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所面临的最基本的挑战是，如何使高校适应更加高效、发展和开放的社会。因此，适应当前社会发展要求，处理好校园物质文化形式与功能的关系，实现二者的和谐，依赖于对于校园物质文化环境的科学规划。
第一，要着眼于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理念，重视人性化景观规划设计。适应新时期培养复合型人才、注重对学生的个性化教育的需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尊重人的需要是校园景观设计的重点。就大学校园景观设计来说，无论在整体规划还是在细部安排方面，都应该从使用者的实用性角度为出发点，特别是校园“标志建筑”不是“形象工程”，要考虑到学校师生日常生活、学习、工作行为的需要，要以人的审美标准与行为规律为基本立足点，从而创造快捷、高效、舒适、优美的校园。
第二，要着眼于推进校内外交流，创造多层次的交往空间。依据现代校园“环境育人”的特点和要求，大学校园交往空间应构建功能分明、结构合理、内容丰富的内部共享空间框架，体现校园环境的多层次性、参与性、立体性、系统性空间布局特点，既反映现代信息社会对交往空间的流通开放要求，又保持传统空间布局亲切宜人的价值尺度，进而创造出由公共、半公共、半私密乃至私密空间的协调转化，为在校师生以及来校人员提供各种知识融会、信息交流和社会交往的合理空间，促进各学科间交流、师生交流和校内外交流，激发校园空间的活力。
第三，要着眼于加强高校与社会的联系功能，扩大学校对社会的空间开放。“社会越是需要更多的新知识和高技术，高等教育就越会成为社会的中心。”〔2〕（p51）在规划校园空间布局时应重视社会与校园结合部的环境设计，通过大学校园的空间开放和文化辐射，真正使大学成为文化传播和社区文明中心，从而使大学积极参与营造高层次文化氛围，带动和影响所在地域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健康繁荣。在景观规划中，通过在校前区、图书馆、体育场等场馆区，在大学科技园、科技产业区等空间区域内，设置合适的交流场地，或直接通过场馆开放，或通过举行科技、文化、体育等活动，加强大学同社会的双向多元的文化交流和信息沟通，以实现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实现大学校园与社会的和谐。
二、制度文化是构建和谐大学校园的保证，构建和谐大学校园要实现“约束与激励”的和谐
近年来，制度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我国大学在新时展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一个热点话题就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2020年）》更是提出了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明确目标。良好的制度遵循的一条重要原理，就是规范和激励同时起作用。所以，约束与激励是制度存在的重要依据，而发挥好制度的约束与激励功能对于构建和谐大学校园十分关键。
在制度层面上，现代大学制度主要包括大学自治制度、学术自由制度、教授治校制度。为此，在制度设计方面应包括：一是规范大学与政府、社会之间的外部关系的制度；二是确立大学自身地位，体现大学特点和本质的制度；三是调整大学内部关系，实现协调发展的制度。
第一，就大学外部关系来说，应推进“有限政府管理”的大学治理制度。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外部结构涉及到政府与大学、社会与大学之间的互动和谐。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的“后发外生型”特征，伴随这一特征，政府发挥作用的“主导型”特点也很明显。基于这个原因，对于中国大学发展来说，处理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更具有根本性和现实性。所以，在强调现代大学应该坚持以社会办学为主，适应社会发展趋势，体现社会的意愿和要求的同时，还应立足国情，积极争取政府管理的支持。当然，政府的这种“管理活动”绝不是“包办代替”，而是“有限政府管理”，即政府通过加强指导和引导、整体规划，尤其是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注入，并且积极创造尊师重教的社会舆论环境，搭建人才成长成才的有效平台，提供大学生创业就业机会，对大学发展提供支持。〔3〕
第二，就大学自身规定来说，应推进大学“有限自治”的大学治理制度。高校的本质是学术性组织，其自身规定内在地要求大学必须秉承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原则，坚持大学自治精神。但是，强调自治精神不等于“不受限制”。高等学校的自治不能绝对化和扩大化，不能自我封闭成为一个小社会，而应与政府的“有限管理”相适应。现代大学制度条件下的高等学校必须实施“有限自治”的大学治理制度，实现如后勤等部分功能的“社会化”，从而促进和激励高校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运用到人才培养和发展学术上。
第三，就大学内部关系来说，应推进“以人为本”的大学治理制度。“以人为本”是大学和谐校园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既是一种发展观，也是一种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以人为本”的根本就是“以师生为本”，基本内涵应表现为以学术人才为本、以拔尖人才为本、以青年人才为本、以学生为本。在实际运行中，要落实依法治校的原则，建立民主决策制度和公平正义的激励机制，构建规范、科学、高效的学校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处理好政党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学生权力四者之间的关系，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建立激励机制，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增强校园活力，推进校园和谐。
三、精神文化是构建和谐大学校园的核心，构建和谐大学校园要实现“批判与构建”的和谐
大学精神文化是大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气质和价值规范体系，是大学文化的内核和最高表现。大学精神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在此基础上，大学精神派生出了几种对立统一的大学品质，表现为独立批判精神与顺应潮流的价值取向、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超越精神与功利主义等。独立批判精神是大学精神最为核心、最为本质的精神。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批判精神，才能衍生出自古至今人们所谈到的各种各样的大学精神。
大学批判精神不仅体现为大学校园文化对社会生活的超越和反思，同时也在理性和价值方面对社会现实不断进行着谋划和构建。进入技术时代后，现代化运动所带来的“现代性”特征，日益被人们所重视。现代化的整个历史定位，本质上应当是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之间的整个社会化商品经济时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的依赖性”阶段，这一阶段表现为人类和个体对自己劳动产品的依赖，类与个人的关系曲折地通过物来展现，技术性淡化了人性，人性变成了技术的牺牲品。现实社会改变这种“技术毒害”是无力的，对此，马克思明确地表达了批判态度。大学教育者，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者须将其作为应有的社会批判内容。但批判不是目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于构建。更为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这种构建作用的发挥有了重要途径，就是大学专家群体对政府决策的参谋和建议。专家之所以成为专家，就是因为他们所特有的批判精神和科学的构建能力。因此，审视和确立大学的批判精神和构建能力，对于确立现代大学精神，推进和谐大学校园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方面，人类的大学史就是一部大学文化的变革史。如果要对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予以概括的话，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应是其基本内容或主要特点，融入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要赋予大学文化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4〕变革创新更是大学文化的主旋律。中华民族的复兴要靠科学技术的创新，要靠全民族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更要靠社会运行机制的创新，归根结底是要靠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人才。而批判功能对创新的特殊作用，表现为提出新的研究问题、提升创造力的高度、熏陶创新人才等许多方面。可以说，对创新教育的呼唤本身，就意味着对批判功能的呼唤。〔5〕高等学校的创新性，是以其批判功能的释放为基础的，越是重要的创新，就越是要以批判功能为基础。
另一方面，赋予大学文化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就是要求大学以自己的方式去回应或超越社会文化的变革或转型，使大学对变革之“时”与“势”有所把握，保证大学文化有对社会文化做出审慎思考、选择和构建的空间。如何保持批判扬弃和构建引导二者之间的弹性和张力，是每一所大学面临的难题。大学应当在引导社会发展，主导社会潮流的方向上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适当超然于现实生活，超脱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当前的问题是，大学往往为某一特定的目光短视甚至浮躁浅薄的社会现实价值取向所左右，缺乏甚至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认识水平和价值观念不仅没有引领现实，反而拉到同社会现实同等的水平，这无疑会削弱大学的本体功能，使大学难以承载起在理论思想和道德精神上引领社会的责任。〔4〕在精神财富的增长远低于物质财富增长的今天，在现代性特征明显的科学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大学文化应当而且必须自觉担当起对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前途与命运的理性批判和价值引领，自觉成为对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有所承诺、对理想有所奉献的精神殿堂，而不应只是一般知识的传授场所和技能的训练机构，那样只会制造浅薄和媚俗。
在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的基础上不断强化大学的批判与构建功能，更重要、更根本、更长远的则在于养成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进而塑造形成真诚、独立、负责的知识分子建设性人格品质。这是时代赋予大学教育的根本价值和社会责任，而这种价值和责任的实现和履行，必将有助于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地提高教育质量，成功地应对时展的种种挑战，建设性地承担起应该且可能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毛亚庆，许联.大学文化冲突与中国知识人〔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6）．
〔2〕陈学飞.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当代高等教育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3〕董漫雪.政教合一的儒家思想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影响〔J〕.浙江社会科学，2010，（4）．
现代精神文明的本质篇9
【关键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现代化/十六大
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明确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任务，标志着将政治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目标已成为全党的共识，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性有了更为深刻的把握。这对21世纪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必然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政治文明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三大目标之一
十六大政治报告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将其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起，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这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用哲学的眼光来看，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构成的。以物质和精神这两大范畴为依据将人类文明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种类型，是对人类文明的总概括，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因而只具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抽象意义。人类文明主要是以一定的社会形态为载体，通过人类社会历史的和具体的存在状态表现出来的，所以对人类文明的认识要与社会存在的具体性、现实性相一致。这种一致性，就要求从高度抽象和概括的哲学层面切换到具体的实践层面，对其作进一步的细分，否则我们对人类文明的认识就很难与现实社会发展的具体状态相统一。因此，虽然从本质上看人类文明无非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种类型，但是从具体的表现形态来看，人类文明可以分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大类型。
以往我们在文明分类问题上存在不同观点，有“两个文明”、“三个文明”和“多个文明”之说，主要是由于对文明认识的理论分层上没有明确的定位标准所造成的。如果按纯粹哲学观念来理解，“物质”和“精神”已经是最大的两个范畴，不可能再分了，人类文明当然也只能划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种类型。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三个文明说”或“多个文明说”显然是不对的。问题在于，哲学上的“物质”和“精神”都是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范畴，它把存在的具体性和多样性抽象了，如果我们将高度抽象的哲学范畴硬性与复杂多样的现实社会对接，把各种具体形式的人类文明都简单归结到“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的名下，就难免会犯简单化甚至形而上学的错误，对各种文明的性质、要求与特点也就很难有具体的认识和把握，因而会妨碍文明的发展。事实上，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总是具体的，文明的表现形式是本质性和多样性的统一。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不能只停留在抽象的观念和意识上，而必须深入到现实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才能作出科学的评判。党的十六大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大基本目标之外，又提出第三个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将文明在本质上的二元性与社会存在的多样性有机统一起来了。这是哲学的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具体、灵活的运用，便于操作和产生实效。
社会发展理论也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某一个国家的社会也是一个有机整体，亦即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划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它们彼此之间密切联系，又相对独立，相互推进，又相互制约。除了革命或战争时期，人类社会无疑应该全面发展，也就是各个组成部分和谐发展或协调发展，不应该片面发展或畸形发展。只有坚持全面发展，才能真正获得社会进步，而片面发展或畸形发展则会导致社会的倒退。现代化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切领域”，“涉及社会各个层面”。也就是说，现代化应该是全面的、全方位的现代化。具体而言，现代化由物质、政治和精神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构成，片面追求某个层面的现代化，是畸形的现代化，最终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这是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中国的现代化自然也不例外，应该加强政治文明建设，使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相互推进，协调发展，从而获得社会全面进步。
二、中国共产党探索政治文明建设的艰辛历程
中国共产党将政治文明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伴随着对现代化的内涵、现代化的艰巨性等现代化规律性问题的认识，有一个比较漫长、艰辛的探索过程。
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内涵的理解和思考，经历了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社会全面发展”的不断深化和系统化的过程。由于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诸多原因，建国以前党的七大、七届二中全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未来的长远规划都未作太多的描绘，只是将新中国近期的直接目标确定为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显然，这是不全面的。1953年底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强调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反映出当时中央充分认识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关系，却只字未提民主政治建设。这是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个十分明显的缺陷。可以说，从建国前夕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基本上将单一的“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尽管他们在论述工业化的同时，也提到过“生产关系改造”、“现代科学文化”等问题，但并没有将其与“工业化”一并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目标，而主要是将它们置于现代化框架之外来加以论述的。
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由工业化转换为四个现代化，即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并定格了近20年。勿庸讳言，与“工业化”一样，“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依然停留在现代化的物质层面。尽管我们不能因此就断言毛泽东等人不要政治层面的现代化，但至少可以说他们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视程度太有限。正因为如此，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重大政治错误几乎是接连不断，直至出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新中国现代化进程被中断。“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很多，但若从内因方面作深层的分析，不难发现，建国后一直不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导致个人专断之风盛行，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这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
十年浩劫之后，我们党非常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对现代化内涵和目标的认识也不断深化。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当时，曾有人针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出将政治文明与之并列，一同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因故未果。1987年，党的十三大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地用“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代替了“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使其基本涵盖了现代化的三个层面，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2001年1月10日，江泽民同志在与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同志座谈时，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首次在党内正式提出“政治文明”这一概念。在2002年“5.31”重要讲话中，他更明确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同年7月16日，江泽民同志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进程。”因此，可以说，党的十六大报告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起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是江泽民同志长期、深入思考中国现代化战略问题的结果，同时也表明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思路更加清晰，理论更加成熟，方向更加明确，实践更加理性。
三、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优势
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根据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政治报告中的论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2)健全民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就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而言，主要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城镇居民和乡村村民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3)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别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其本质上是人民民主的政治文明。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我国至少有以下两大优势：
一是有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揭开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崭新一页。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全体劳动人民的政治统治，实现了绝大多数人参与的新型民主和法制建设。社会主义否定剥削制度，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从而为实现劳动人民对国家事务的政治参与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建立了国体和政体相统一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从民主政治制度上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通过代议制形式，来体现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意愿和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从法律制度上看，社会主义的国家法律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反映，它赋予每一公民以参加社会主义事业各项活动的法定权利，并以一系列的制度保证这些权利的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人民的意愿逐步得到实现，顺利地推进了现代化建设事业；我们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加强了党同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阶层的团结，组织和支持他们参政议政，为现代化建设积极贡献力量；我们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全国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在平等、团结、互助的基础上为实现共同繁荣进步而奋斗。我们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进行了党政机构改革，实行了县、乡两级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积极扩大城乡基层直接民主，推进村民自治，发展社区民主，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民主管理制度。全国人民依法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广泛权利。由此，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之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永不衰竭的强大动力。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另一大优势是有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护我们党的领导和执政，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不谋求自己的私利，而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战，建立人民政权，就是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我国是一个有近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人民利益的广泛性和实现人民利益的复杂性、艰巨性，必然要求有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坚强的政治核心，来领导人民掌握好国家权力，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和意志凝聚起来，顺利地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不懂得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就不懂得社会主义民主的真谛，就不能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就无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改革和完善党的制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都与党的领导制度和执政方式紧密联系。发展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我们要以发展党内民主为先导，带动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
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样，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特别是近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遗留下来的封建宗法观念、人身依附观念、宗派观念、家族观念、裙带观念、人治观念、君臣观念等十分严重，民主观念、法制观念、平等观念、自由观念、人权观念等现代民主意识比较淡薄。加上民主体制不够完善、法制建设相对滞后、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结果权大于法、以权压法、以权代法、以权废法、以权乱法的现象司空见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循私枉法等现象屡见不鲜，钱权交易、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当前，这些问题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在一些地方比较严重，既说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也影响和制约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但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一定会取得长足的进步，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在本世纪内如期实现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现代精神文明的本质篇10
关键词：人文精神；文化力；文化育人；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中图分类号：i253.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6-0206-02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对于高等学校来说，首要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发挥文化育人作用，牢固树立文化育人的教育理念。而这其中，又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弘扬。
一、以人为本与人文精神的培育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合格人才，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正如2011年4月24日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所强调，“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我们必须适应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的要求，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不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2]。以人为本，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尤其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弘扬。
（一）人文精神的培育是人文教育的主旨
人文教育强调，人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归宿；人是教育的基础，也是灵魂。这实质就是强调以人为本，突出人的发展，把教育和人的终值价值联系，以全面发展的主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人文教育既包括传统意义上人文知识的教育，更在于人文精神的培育。
人文，从根本上讲，包含了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两大类。人文知识泛指人类文明史上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化知识成果，人文精神则指人类文明史上所拥有的一切崇高的道德情操。在这两者中，人文精神才是人文的本质。因而，人文教育不仅仅体现在传授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人文知识方面，它的实质应当是精神性的、智慧性的人文精神的弘扬。它不仅要解决“知识”问题，还要格外关注“精神”问题。为此，要在提升学生的情感境界、道德水准和价值观取向上下工夫。人文知识的传播与教育，也只有上升到人文精神的层次上，其价值才能复活和彰显。正因如此，我们的人文教育在教给学生人文知识的同时，还应着力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培养高尚的情操，构建完善的人格，敦促学生对人文精神的自觉追求。
（二）人文精神凝结着“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取向。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强调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高等教育的目的和归宿，而“以人为本”思想追求的最高理想和目标正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它所表现的对人的尊严、价值的追求和关切，正是对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不同，它所体现的主要是人类的价值追求和终极关怀，体现为一种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其内涵体现在精神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凝结为人的价值理性、道德情操、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弘扬人文精神，既关系到为社会提供一种正确的精神价值导向，关系到一个民族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的塑造；与此同时，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它担负着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促进人的健康全面发展，培养优良的品格、坚强的意志、独立的精神、丰富的情感的使命。无论从社会这一宏观角度考察，还是从个体的人这一微观角度探究，人文精神都凝结着“以人为本”。
（三）素质教育是建构人文精神和践行“以人为本”的载体
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是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在高等学校的体现，也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主题。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与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使得全面发展的学生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是目前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重要课题。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关怀人的发展，强调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重要内涵，也是现代素质教育的重要理论依据。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颁布，至今已经十余年。如今素质教育早已超出与应试教育相对应和比较的意义，它已上升为一种教育理念和教育原则。素质教育是一种人性关怀的教育，它特别关怀人的发展，以人的发展为本，正如《决定》明确提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与以人为本的内涵是相符合的。以一种人文关怀推行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教育，正是素质教育的意义所在。
二、弘扬人文精神，提升大学文化力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高等教育是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阵地，加强文化建设，推进文化育人，是高校责无旁贷的使命，也是大学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一）文化是大学之魂，大学文化建设应不断追求和创造人文精神及人文价值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文明总和。大学与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方面，大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功能，负有传承文化、融合文化、创新文化的功能和使命；另一方面，文化是大学的内在力量，是一所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血脉。
大学文化是大学的灵魂。大学文化构成了大学产生、发展的基础。大学文化应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在历史的发展中，尽管大学功能几经变迁，但大学教育作为一种教育人、引导人、发展人的组织，人文精神的培育较之知识的传播在教育目标上更具有终极意义。比照一般社会组织，大学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背景下，大学的社会影响力、辐射力、作用力远远超过其他社会组织，它必须将人文精神、人文情怀作为教育的第一要义，将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关注、对人的价值的追求作为永恒使命。
大学人文精神的弘扬与培育需要通过大学文化体现出来，因为大学文化是大学培养人才的载体。大学文化建设应致力于不断创造更好、更高、更优秀的文化成果，不断追求和创造具有时代内涵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
（二）文化育人是大学教育的优势和主旨
文化由人创造。而文化一旦形成，就成为影响人、培养人、发展人的土壤，对人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在此过程中，大学文化作为一种无形却强大、无声却有力的教育力量，在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方面负有特殊使命。通过发展大学文化，提升大学精神品质，凝练大学唯真唯实唯善唯美之风，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积淀厚重的文化底蕴，对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是大学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的外延和内涵，更是大学持续发展的原动力。与此同时，也是大学实施人文素质教育、培育创新人才的基础和条件。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构建与弘扬，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文化品位、人文素养，有利于构筑学生的精神家园、心灵世界。实践表明，大学文化不仅是大学精神的具体体现，还是培养人文素养、培育创新人才、激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沃土。大学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育人功能，尤其是它的润物无声、浸润心灵的特质的隐性教育功能，有时要比显性的、外在的教育方式更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它为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了最好的发展空间与平台，是学生陶冶情操、塑造品质、提升品位、守望精神家园的最重要的载体。
（三）建构现代大学精神特别是人文精神，提升大学的文化力和竞争力
建构现代大学的人文精神，重视人文教育，实施人文关怀，追求人文价值，是大学教化人、培养人的基础，也是文化作用于现代社会的精神实质。
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经济竞争、科技竞争、人才竞争日趋激烈。大学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任何一所大学若要获得师资、人才、科研、社会影响力及资金等比较优势，就必须保持和增强自身的独特竞争力。而大学文化恰恰能够彰显一所大学的独特竞争力，是大学科学、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因此可以不夸张地说，从长远看，大学最终的竞争力在于大学的文化力、软实力，其实质在于大学文化。因为大学文化具有很强的感召力、极大的凝聚力、特有的向心力。一所大学要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除了高质量的教学、科研等，还尤其离不开大学文化所凝结的集体合力，离不开其中的大学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活力。依靠大学文化的凝聚力、向心力，吸引一批高水平的人才，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曾见证于很多大学的发展中。
因此，文化力是一种更强大、更深厚、更持久的力量。它既作用于学生的思想、情感、灵魂，也辐射和影响着教职员工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行为力量。它对培养和造就学生成长成才，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对凝聚和鼓舞教师倾情事业、精诚奉献，同样具有不可代替的力量。所以，大学文化力不仅仅是育人的关键，最终它还将转化为大学的竞争力。
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内在与核心。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不仅在于它是一种物质存在，更在于它是一种精神力量，是培育和弘扬人的精神世界。一所大学如果没有精神内核，就会失去生命力。而人文精神又是大学精神的要旨，是现代大学最不可或缺的内在品质和精神气质，是现代大学育人这一本质功能的载体和体现。构建现代大学的人文精神，就是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尊严和价值，捍卫人的精神品质和精神家园，最终还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4]。深刻理解和把握大学人文精神的本质，有助于提升大学的文化力，促进每个人全面和谐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人民日报重要报道汇编（单行本）[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
[2]：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eB/oL].news.省略/politics/2011-04/24/c_12
134179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