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概念篇1
关键词：意识形态；政治；语境；历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Do-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1-0005-06 收稿日期：2011-10-10
作者简介：王宗礼，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小宁，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生，讲师 730070
一、引言：从“观念的科学”到
“危险的政治情绪”
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思考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洞穴比喻”。他认为，人的感官所感知到的一切事物都是不真实的，就像是洞穴里的囚徒所面对的影像。人们应该使自己的灵魂从黑暗转向光明，从可见世界转向可知世界。然而，经过漫长的中世纪，柏拉图“灵魂转向”的理念并未实现，各种“虚假的意识”和“错误的观念”反而使人的灵魂和精神深深陷入与现实世界脱离的幻象之中。直到1620年，英国哲学家培根才率先对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的错误观念进行批判，并在《新工具》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四假相说”，即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和剧场假相，直接催生了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
后来经过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洗礼，“意识形态”一词首先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在1796年和1798年间向巴黎法兰西研究院分期宣读的题为《关于思维能力的备忘录》的论文中提出。在特拉西看来，“意识形态”是一个由希腊语中的“理念”和“逻各斯”合成的新词，无涉“价值”的判断，而是一种先验的普遍精神。他把“意识形态”定义为“观念的科学”，并认为人类经验的所有领域，过去大多数是根据神学来加以考察的，现在则应该运用理性来进行考察。因此，特拉西深信这种对于物质具有绝对优先性的“观念的科学”，在社会、政治和教育上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并试图设计一种国民教育制度，把法国改造成一个理性的、科学的社会。但是，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特拉西和其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不自觉地逐渐与现实的政治实践联系在一起。这样，意识形态就成为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学说，而不是“观念的科学”了，这不仅威胁到了宗教学说，而且威胁到了世俗权威。尤其是拿破仑上台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把特拉西等意识形态理论家看做是企图削弱其政治权威并在头脑里改造世界的人，认为“就是这些空论家的学说……会给我们美丽的法兰西带来不幸的灾难。”这样，“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就脱离了在特拉西那里单纯学术的含义，被带上了贬抑的色彩，表示“实践上的愚昧”以及“一种危险的政治情绪”，“意识形态”逐渐成为“危险的政治情绪”的代名词。建立在与政治相关联的基础上，“意识形态”概念开始由特拉西的“观念体系”的中性称谓向现实社会中“危险的政治情绪”的贬义性批判转变，意识形态概念的批判性由此产生。在此后，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一用法，从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出发，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使意识形态这一批判性现象在唯物史观的情景下得到了系统的阐述。
二、“意识形态”否定意义的政治指向及其
与权力、统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当代学者莱蒙德・格斯(RaymondGuess)在他的《批判理论的理念》中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一是“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即在分析某一社会总体结构时，不引入某种价值批评或赞扬这种意识形态，即只作客观描述，不作带有主观意象的评论；二是“否定性的意识形态”，即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但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否定的态度，认定它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而只能曲解社会存在，掩盖社会存在的本质；三是“肯定意义的意识形态”，即不光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且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肯定的态度，认定它能客观地反映社会存在的本质。
很明显，如果按照莱蒙德・格斯的划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无疑属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定义。尽管一些学者对于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看做第二种意义上的定义存在分歧，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把“否定性”理解为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根本倾向。在马克思这里，意识形态首先是指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思辨哲学，他的意识形态“否定性”的建构也正是从对黑格尔的宗教观、国家观的批判开始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社会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像在网膜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的形成是通过普遍性的话语系统替代并遮蔽真实的权力关系而发生的，因此，意识形态的批判不能仅凭纯粹观念的分析，而应跳出传统意识形态的观念，终结认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思维所有问题的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观念，从人的实践活动人手，揭示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境遇条件并强化人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的自为性。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对应的社会关系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随着唯物史观的建立，马克思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至资本主义商品流通和剩余价值的生产，都成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研究的内容。
当马克思在实践意义上展开意识形态的批判时，一条通过批判现实生活来揭示意识形态虚假性与暂时性的道路就被开辟出来，意识形态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刻意制造的欺骗。恩格斯1893年在致梅林的信中写道：“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实际上，统治阶级越是利用这个“精神枷
锁”进行欺骗，这些异化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就“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马克思在否定意义上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其目的在于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决裂，这客观上成为科学的意识形态诞生的一个征兆。对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后来，安德鲁・文森特评价道：“马克思以一种非系统的方式扩展了‘意识形态’一词的含义，‘意识形态’不仅意味着实践上的无能，而且是虚幻的和不现实的。这一看法将‘意识形态’与社会领域的劳动分工、被称为阶级的集团和一定阶级的统治和权力联系在一起了。”而此后意识形态、权力和统治之间复杂关系的呈现，恰恰是以意识形态批判视域的转换为前提的。
进入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调和。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探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可能性时，指出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建设性力量。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所有人类知识的物质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是根据资本主义的关系自然而然所发展出的一种力量。这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首次明确地突出意识形态的肯定性内涵。
列宁的意识形态概念对以后意识形态概念的塑造发挥了核心的作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卢卡奇、葛兰西延续了列宁肯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他们都强调成熟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革命中的引领作用。卢卡奇认为，意识形态反映着参与冲突双方的各自利益，“革命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取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的“观念的战役”。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会慢慢地普及化为一般公民的常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不只是通过强制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对语言、道德、文化和常识的控制，通过观念的霸权来实现的。因此，他倡导无产阶级应该争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阿尔都塞在葛兰西的基础上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表象体系，现代社会通过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进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使个人在主体的幻觉中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认同。“意识形态因此是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种种事实表明，没有这些特殊的社会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人类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而分泌出来。”
后来，尽管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中，意识形态问题以一种改头换面的装饰形式出现，然而一个流行的论题却被保存下来，即意识形态、权力和统治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他们把科学技术视为资产阶级统治社会的工具，把科学技术本身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霍克海默在20世纪30年代的《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中明确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之所以说科学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因为，科学技术已经作为生产力渗透到社会组织中，它的“合理性”在带来现代社会繁荣的同时，正在以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性的人类行为方式的意识形态而存在，科学技术开始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的职能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他指出：“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并没有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看起来更少意识形态性，相反，在特定的意义上，发达的工业文化较之它的前身是更为意识形态性的。因为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了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思想，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统治合法性基础。科学和技术作为新的合法性形式，它不再具有“虚假的意识形态的要素和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而成为“一种以科学为偶像的新型的意识形态，即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⑦从而使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具有了统治的合法。
三、总体性意识形态概念的社会学倾向与
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危害
意识形态的概念从拿破仑“危险的政治情绪”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呈现的多元化特征，尽管在内容上有所改变，但却保持了同样的政治实践标准，即党派的思想武器。后来，随着意识形态概念的扩展，一种新的理解方式逐渐出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其撰写的《伦理的中立性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意义》一文中认为，对待事物应该尽量避免主观价值的涉入，意识形态研究应该抽取各执一词的阶级立场，以一种价值中立的客观立场来进行陈述。莱蒙德・格斯将这种价值中立的意识形态称为“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
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坚持了马克思・韦伯“价值中立”的观点，他试图建立社会学专门的意识形态学说，将意识形态理论从党派、阶级的战斗武器转变为对社会史进行一般性研究的方法。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曼海姆在致力于拓展马克思思想的过程中，概括出一套全面的意识形态理论。他认为，要理解意识形态概念的变化，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指出意识形态含义的变化是“如何与社会变化和历史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二是意识形态是“如何在其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有时意味着评价性态度，有时又意味着非评价性态度的。”究竟什么是意识形态呢?曼海姆指出：“‘意识形态’概念反映出产生政治冲突中的一个发现，即统治集团可以在思考中变得如此强烈地把利益与环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他们再也看不到那种可能损害到他们的支配感的事实。在‘意识形态’一词中暗含着一种洞见，即在一定的情况下，某些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对自己而言，也对别的群体而言，造成了对真实的社会状况的掩盖，并也因此使这种社会状况更为稳固。”因此，曼海姆强调，意识形态尽管在有些情况下会起到颠覆的作用，但它主要的作用是维护特定的既定秩序。据此，他把意识形态概念区分为特定的概念和总体的概念。特定的意识形态概念指向“个人”，目的是通过分析个人心理和个人利益解释反对者一方观点的弱点。总体的概念则是根据一种集体文化以及一个历史时代的整个“世界观”假定来研究意识形态，并指出人们应该从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上升到总体概念，通过毫无偏见的思索自觉地关注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信念、生活表现及其历史环境。“随着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一般表述的出现，单一的意识形态理论就发展成为知识社会学。曾经是党派的思想武器的东西转换成了社会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曼海姆把这种致力于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下分析知识与存在之间关系的学术框架称为“知识社会学”。
运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曼海姆把意识形态概念从困境中拯救了出来，为我们深刻地理解意识形态的概念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是马克思所没有做到的。他指出：“只要人们不使自己的观点受到质疑，把它看成是绝对的，同时又把其对
手的思想仅仅解释为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的结果，那么，决定性的一步就尚未迈出。……如果分析家不仅有勇气使对手的观点，而且还有勇气使包括其自己的观点在内的所有观点接受意识形态分析，那他们就必然是在使用意识形态的总体性概念。”然而，曼海姆却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在相互价值冲突的立场上，对知识与存在的关系进行客观全面的描述，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任务只适合那些“非附属性”的、脱离世俗利益的“自由漂泊”的知识分子。但是，这种方法却为以后意识形态概念以更加隐晦的方式将“生动的政治意识形态吸纳进经过消毒处理的社会学的学术训练”铺平了道路。
随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被更广泛地用于各种“主义”和具有行动导向的政治哲学。它不仅被视为一种推论出政治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行为者的信仰与价值观的方法，而且被当成是一种承认政治分析总是会被打上分析者自身价值观和假定的烙印的方式。意识形态越是这样，它就越是成为一种不宽容、不自由和有限制的观点。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两极格局的形成和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系列新变化，那些亲身经历过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的人们，普遍把“意识形态”看做是痛苦、不幸和战争的根源，看做是一套危险的欺骗。另外还有一点，“意识形态”的终结正好与社会学的辉煌时代相符合，经过曼海姆对总体意识形态的领悟，社会学为“人们提供了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自由前景。”“在特拉西那里，意识形态是用来破除迷信的科学，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科学中，意识形态是有待破除的迷信。”可以说，“意识形态终结”思潮的兴起正是对这一特定历史背景的回应。
“意识形态终结论”最早是由恩格斯在1886年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的。1945年，法国社会主义党人阿尔伯特・卡莫斯，他在批评法国“社会主义党”的“绝对的乌托邦主义”时，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欺骗”，第一次在西方使用了“意识形态终结”的提法。法国的雷蒙・阿隆则直接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已经破产，就像鸦片只会使人们失去判断，放弃对集体行为独立的价值评判权。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也认为整个世界已经走向一个新型的后工业社会，马克思主义正在瓦解，取代意识形态的则是统一的社会知识。剧变后，“意识形态终结论”达到高峰，美国的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西方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结和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以剧变为标志的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彻底失败和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最终胜利，宣告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从此，人类历史将进入资本主义大一统时期，迈进了最为完美的“后历史时期”。
这种看似超脱对意识形态情感诉求污染的实证社会科学的面孔，实际上却在把历史的终结点引向资本主义，引向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这种“否定观”完全是形而上学式的显现，与马克思的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是完全不同，马克思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是特指以往的阶级社会中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那些意识形态，而不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思想信仰体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因此，如果笼统地否定意识形态，宣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也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科学性。
四、意识形态概念的本质定位及当代价值
“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是试图在意识形态讨论的范围之外寻找一个牢固的阿基米德点的各种尝试的历史，也就是寻求一个从之能够观察意识形态的各种杠杆如何发挥作用的不动地点的历史。”尽管意识形态的概念随着时空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理论色彩，在价值倾向上也历时性或共时性地经历着或褒或贬的过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它的本质定位：意识形态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以一定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为出发点，以一定的政治权力为社会基础，以一定的价值观为核心的旨在保存或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思想观点和体系。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概念篇2
（一）传统生产力概念的合理性
目前，哲学界对于传统生产力概念存在着许多方面的争论，普遍认为传统教科书中生产力概念存在片面性，已经不能全面反映“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含义。但我们不能否认，传统教材中的生产力概念，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一种解读，长期以来，指导着人类的实践，对于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即传统生产力概念有其合理性。1.推动了工业文明的发展。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从人类的创造力和人类自身的生存出发，把人类逐步从自然界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力量空前加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特别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通过科学技术征服和改造自然，获得了愈来愈多的前所未有的物质和消费品，促使经济不断地快速增长。2.生产力揭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3]生产力作为社会总体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与它相关联的生产关系的社会性质起决定性作用。生产力是构建整个社会历史大厦的核心要素，这一理论在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都得到广泛认同，在实践中，无论哪一个国家，都紧紧抓住生产力总体或部分要素，促进生产力，进而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全面发展。从这个方面来说，传统生产力概念强调利用自然为人类发展所用，是抓住了生产力的核心的。3.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人（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作为生产力基本要素之一的人，通过改变和发展生产力的实践活动，在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按照自己的需要利用自然和社会条件，不断促进自身的解放。可以说，生产力的发起是人自身，生产力的最终目的也是人自身，从人的本质的角度来看，传统生产力概念把人作为生产力基本要素之一，把生产力的实践规定为人的实践，并强调在生产力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没有狭隘地将生产力仅仅看作是人类解决生计的一种手段，把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主体素质发展作为生产力的发展是最深刻的基础。这对于几千年来“神创论”的观点，推进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具有革命性的作用。
（二）传统生产力概念的局限性
社会在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也在变化，传统生产力概念提出是在人类亟需摆脱自然的限制，不断创造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时代，对于那个时代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过分强调生产力系统中的某些因素，导致了一系列关系到人、自然、社会发展存亡的大问题的出现，传统生产力概念存在局限性。
1.传统生产力概念以人为中心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可以从几个对传统生产力概念的经典表述中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都有“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表述。强调单方面的人对自然的改造，从自然索取人类所需要的各种财富，强调“改造”和“征服”自然为我所用，把自然放在与人“对立”与“掠夺”的位置上，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沟通”和“协调”。没有看到人对自然的受动性、依赖性，忽略了人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产物，不可能超越自然。在这种观念误导下，人凌驾于自然之上，把“改造”自然和“战胜”自然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并作为人的价值实现的体现。事实上，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恩格斯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目前出现的生态危机，其实质就是长期以来人们片面追求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而无视自然生产的发展和自然生产力的补偿的恶果，是人类未能处理好自然生产与社会生产、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之间辩证关系的结果。
2.传统生产力概念强调社会生产力而忽视自然生产力。传统概念都认为生产力即社会生产力，而把自然生产力从生产力范畴中完全排除出去，这是生产力概念的共同特点。事实上，生产力概念既包括社会生产力，也包括自然生产力，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自然生产支持并推动社会生产，社会生产力也依赖并推动自然生产力。二者始终是相互联系、互动发展的。“劳动的生产率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由于自然条件的生产率不同，同量劳动会体现为较多或较少的产品或使用价值”。因此，“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可见，自然生产与社会生产、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相互作用、交织在一起的。
3.传统生产力概念缺乏可持续发展内涵。生产力概念是近代科学技术和工业现代化发展的产物，反映的是“财富至上”，即“经济发展是首要任务”的物化思维，把生产力物化，把生产力的主体人也物化，物质财富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当人类把所有创造财富的行动纳入到自己的日常行为中，科学主义和技术理性占主导，人类非理智、无节制地向自然界开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一味向自然索取，使生态问题全球化使人类面临着人与自然关系的生存危机和人与人关系的社会危机。
二、生产力概念的新界定与内涵探索
传统教材中的生产力概念带有工业文明的时代特色，以人为中心，过分强调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方面，忽视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必要性，以及保护自然的问题。传统的生产力概念既然存在以上局限性，根据理论创新和与时俱进的原则和要求，在人类进入生态文明形态时，需要生产力概念进行重新界定。生态文明是一种新型文明，是对前工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扬弃，是迄今人类对文明模式的最新追求，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处的全部努力和成果。也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设人类社会整体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因此，综合时展对生产力的要求，我们可以对生产力界定为：生产力是人类和谐利用自然，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发挥人的主体性，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能力。对生产力的这一新界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人与自然是一种和谐相处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生产力概念中必不可少的核心内容，是生产力概念的基础。在新的生产力概念中，人对自然绝不能再是“征服和改造”的关系。自然界孕育了人类，没有自然就没有人类，也不可能有人类社会；无论人类发展到何种程度，都不能离开自然界而存在和发展。人虽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毕竟是最高级的动物，因此，人仍然要掌握大自然的规律，并学会利用这些规律为人类造福。人类活动必须符合自然规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人类既不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自然的奴仆，人与自然互利共生；自然界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人作为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也深刻影响着其它系统。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我们既要反对以自然为中心的纯粹保护主义理论，同时要反对一味追求财富的富裕论，在保护自然的基础上，合理、科学地开发利用自然，以求人与自然长期地和谐发展。新的生产力的概念必须从这个立足点出发。因此，人类利用自然的方式应当是和谐利用、友好利用，而不是“征服”，否则就会破坏大自然固有的平衡。第二，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重生产力要素的有机结合。当今时代的最显著特点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已经得到了举世公认。但传统生产力概念并没有将科学技术单独列为生产力的要素，科学技促使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渗透到现代生产的方方面面，是现代生产力必不可少的一环。因此，应当“确定无疑简单明晰、直截了当地将其界定为生产力,界定为生产力中一个同其他要素一样完全具有独立品格的要素。”在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的今天，作为第一生产力，在生产力概念的表述中应有所反映，才能反映科学技术在生产力诸要素中所占的位置。生产力包括很多要素，尽管学界在划分标准和具体要素方面还有不同的观点，但对劳动力的主体地位是确定无疑的，“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躯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在传统生产力三要素中，人始终处于主体的地位，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的动力。在明确了劳动者主体地位和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不能忽视其他要素，要重视各种要素的有机结合，发挥各种因素的最大作用，取得整体最优效果。第三，科学发展的方式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终目的。无论是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提出，还是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创新，都是对发展———根本上是对生产力理论的不断完善。在当前，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发展，又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理念，既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也为未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定了方向。共产主义主张，不管什么样的发展，只有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才是真正符合人的本性的发展，这需要我们在当前生产力尚未充分发展的阶段，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真正既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又能不断实现人的解放的生产方式，在与自然的和谐沟通中不断解放人类自己。
三、生产力概念新界定的现实意义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我们不应该否定传统生产力概念在工业文明时代的合理性。今天，我们应当立足和反映生态文明的时代精神，给生产力概念作重新界定。新的生产力概念，具有新的现实意义。
（一）生产力概念新界定符合可持续发展
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这种文明是建立在对自然的粗放性、功利性、掠夺性和征服性关系基础上的文明方式，对自然的无节制的开发活动严重导致了世界性人口膨胀、能源短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恶化等严重问题。工业文明条件下，人类对自然界的索取和破坏大大超过了自然界自身的再生能力和自我净化能力，其结果是导致了地球生态系统的退化。这不仅严重地制约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还对人类的生存和延续构成了严重威胁。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经过反思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无序发展而造成的“全球性问题”，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社会发展目标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还应考虑后代人的需要，今天的人类不应以牺牲今后几代人的幸福满足自己的需要。由此出发探寻人类活动的理性规则，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人类需求的自控能力、以及人类活动的整体效益准则和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通过平衡、自制、优化、协调，最终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协同、人与人之间的公正。可持续发展体现永久发展、全面发展、共同发展的原则。这是对经历了数百年的资本主义掠夺性占有的生产方式的颠覆，对传统生产力以人为中心、以当代人为中心，认为自然界是无限的观念是巨大的冲击。其提出的科学的观念无疑丰富了传统生产力概念的内涵。
（二）生产力概念新界定体现了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要促进人与自然地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要求经济增长不能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牺牲子孙后代利益为代价。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尊重经济规律，还要尊重自然规律，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加强对土地、水、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对“生产力”做过论述，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同时，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忽视资源环境保护，经济建设是难以搞上去的，即使一时搞上去了最终也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重要的一环就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也是目的。毋庸置疑，科学发展观在牢牢抓住根本任务的基础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紧密联系时代，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理论。
（三）生产力概念新界定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概念篇3
关键词： 亚健康状态;脾胃病;辨证论治
亚健康状态是近年来国际医学界提出的新概念。目前医学界对此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中医学已开展了亚健康状态的相关研究，但较多文献只是笼统地把亚健康状态分为几种中医证型进行辨治，却很少将其作为某一系统的病前状态去具体地细化研究。这样研究就不可能深入，也就不能取得较为满意的成果。针对中医亚健康研究的困惑，笔者从剖析亚健康状态相关概念入手，并以消化系统(中医脾胃)亚健康状态为例，探讨中医亚健康状态的辨治思路。
1对亚健康状态的思考
11对亚健康状态概念的理解20世纪70年代末，医学界依据疾病谱的改变，将过去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发展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观点基础上提出了健康和疾病之间存在着“第三状态”，即亚健康状态的观点。前苏联学者n·布赫曼教授最先将其称为第三状态，我国学者王育学[1]首先提出“亚健康”这一名词。亚健康状态就是不健康但又没有疾病的状态，是介于健康与疾病状态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是一个动态过程，又是一个独立的阶段。这一观点已被众多学者所认可。
因亚健康状态是介于健康与疾病状态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故若要确切理解此概念，则应先界定健康和疾病的概念。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曾经把健康定义如下：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病痛，而且是一种躯体上、精神上以及社会上的完全良好状态。“完全良好”这种提法，是把健康概念绝对化了。这种“完全良好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只能成为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和理想。实际上，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绝对”的健康标准。此外，所谓“社会上的完全良好状态”的含义也不够具体，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因此“健康”的定义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之后有人把wHo对健康所下的定义修改、补充如下：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病痛，而且是一种躯体上、精神上以及社会上的良好状态;这种良好状态有赖于机体内部结构与功能的协调，有赖于多种调节环境稳定的维持。一个健康的人必须具有在他本人所处的环境中进行有效的活动和工作的能力，并且能够与环境保持协调关系[2]。由此可知，并没有普遍适用的健康标准;在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体，或者个体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健康的程度或水平，可以各不相同。
关于疾病的概念，根据目前的认识可将其概括如下：疾病是机体在内外环境中一定致病因素的作用下，因稳态(homeostasis)破坏而发生的内环境紊乱和生命活动的障碍。在多数疾病中，机体对致病因素所引起的损害发生一系列防御性的抗损害反应。内环境的紊乱、损害和抗损害反应，表现为疾病过程中各种复杂的机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病理性变化，这些变化又可使机体各器官系统之间以及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发生障碍，从而可以引起各种症状、体征和社会行为的异常，特别是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劳动能力的减弱甚至丧失。应当指出，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有症状、体征和社会行为的异常。例如，早期的动脉粥样硬化、早期结核病，甚至早期癌症，都可能没有相应的症状和体征。这些早期疾病，只有在仔细地检查时才被发现。随着科学的发展，疾病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充实。
由上可知，健康和疾病的概念是在不断发展着的，尤其是疾病的内涵，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新检测手段的不断出现还在进一步扩展中。因此，健康和疾病的概念具有相对性，由此则亚健康状态的内涵和外延也具有相对性。亚健康状态的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可以说，健康概念的范围有多大，亚健康状态的涵盖范围就有多大;疾病和病症谱涉及领域有多宽，亚健康状态谱的涉及范围就有多宽。因此，对亚健康的界定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来审视。
12对目前有关亚健康状态几种观点的思考
目前对亚健康状态的理解可归纳为以下几种观点：(1)低质状态论：有学者[3-4]认为，所谓亚健康状态是指人的身心处于疾病与健康之间的一种低质状态，机体虽无明确的疾病，但在躯体上、心理上出现种种不适应的感觉和症状，从而呈现活力和对外界适应力降低的一种病理生理状态。这种观点揭示了亚健康的本质，体现了亚健康的共性，但个性化的阐释不够，范围笼统而不深入，临床研究不易操作。(2)个别系统功能紊乱论：有学者[5]认为亚健康状态是由于心理、社会、生物诸因素导致机体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整体协调失衡和功能紊乱而致。这种观点已触及到相关的系统，范围较为具体但不全面。(3)综合征论：此种观点[6-7]是把国际上相对正式命名的综合征等同于亚健康状态。如更年期综合征、慢性疲劳综合征、不定陈述综合征等。此种观点临床易于把握，但内涵不足，有以偏概全之嫌。(4)中医“未病学”论：此观点[8-9]把中医“治未病”思想和现代医学的“亚健康状态”联系起来。中医学中的“未病”不能等同于现代医学的“亚健康”,但二者在内容上存在着层次上的涵盖。“亚健康”是“未病”四态(健康未病态、潜病未病态、欲病未病态、传变未病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此观点对中医治则的确立有较强的临床指导意义，但在具体辨证方面又显简单化和概念化，研究不够深入。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各有优点，但亦均有不足。亚健康状态、健康和疾病统属同一内涵，研究亚健康状态就如研究疾病一样，应具体化，避免抽象化、概念化，要体现亚健康状态的动态化特点，避免对其进行机械地静止地研究;应意识到人体不同系统的不同疾病具有其各自的病前状态或潜状态，也就是各有其不同的亚健康状态表现。只有这样，研究才能有的放矢。而目前的研究现状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同样，中医学对亚健康状态的研究，很多文献亦只是笼统地把亚健康状态分为几种中医证型进行辨治，即使是做一些量表的研究(很有必要)，也只是把亚健康作为一个系统去研究，却很少把它作为某一系统的病前状态去具体地研究细化。这样研究就不可能深入，也就不能取得较为满意的成果。这也是目前中医界在研究亚健康方面遇到的一些困惑。多数文献及相关亚健康的学术会议停留在探讨“亚健康状态”的概念上，真正解决有关亚健康状态的实质性问题的学术文章却乏善可陈。事实上，在临床工作当中，有较多的功能性疾病(轻微)均可包含在亚健康范围之内。各个系统的病前状态(亚健康状态)按中医辨证分型，则各有其独特的临床表现。故结合人体各系统来研究亚健康状态的中医证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对提高临床疗效更具有实际意义。以下试以消化系统(中医脾胃)亚健康状态为例来阐述此观点。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概念篇4
德、英、美等国的学者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同样缺乏深入研究。由于他们对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论述没有全面把握，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误解。本文仅对此作些剖析。
一、德国学者的上层建筑定义之缺陷
1998年，德国学者柯尔希纳、米夏利斯在《哲学概念词典》中对上层建筑是这样界说的：“上层建筑(nberbau)：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比喻性的集合名称，与基础(生产关系)相区别”。这个词条指出上层建筑是“比喻性”名称，但从中可以看出词条编写者没有悉心研究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予的各种不同意义，以及这些不同意义之间曾发生过转变，因而导致他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作出大杂烩式的说明且具有随意性。词条把马克思并没有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的文化、意识形态也列举其中，又根本忽略马克思曾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信用与虚拟资本这类内容，因而它貌似全面但实际存在缺陷。
其实，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时灵活多变、赋予它复杂多样的含义。这些含义主要有三种：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上层建筑概念的含义还曾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变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喻指思想、意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本论》等著作中则赋予“法律的政治的”内涵而舍去了意识的内涵。柯尔希纳、米夏利斯的上层建筑定义中不仅未提及信用与虚拟资本方面的内容，也根本没有说明上层建筑概念的含义曾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变迁，只是将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等概念并列在一起，称它们是“比喻性的集合名称”。这显然失之笼统而缺乏精确。
只要具体分析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所喻指的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含义，就可以知道其缺陷何在。
例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献中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思想、观念，他主要是借助这一概念去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揭示社会意识是超出社会存在之上的“上层建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市民社会这种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及其作用时，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上，即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意义上首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所指的是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或“思想上层建筑”。他们指出真正的市民社会“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他们在该书中还有“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提法。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赋予了更加复杂的含义。他在分析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共和党人与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时写道：“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此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在思想家从理论上构造上层建筑的角度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论及农民时，说在农民的“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会政治观点”。
马克思更多的是在社会政治结构、国家政权或政治行为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这里引述一些典型的论述作为例证。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这里的“全部上层建筑”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马克思在《马志尼和拿破仑》一文中则是在“国家的政治形式”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的。在《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又有“国家全部上层建筑”的用法。他写道：“的确，要解放被压迫阶级而不损害靠压迫它过活的阶级，而不同时摧毁建立在这种阴暗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在《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也是用政治上层建筑概念喻指国家政权。针对中国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马克思这样评论道：“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剩余劳动的性质时，也几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即国家从事非直接生产活动的部门。他写道：工人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产品是除劳动阶级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二稿中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也赋予了政治结构的意义，并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的提法。在正式公开发表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在作为阶级统治机器的国家政权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马克思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也是用于揭示社会的政治结构，尽管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将tiberbau译为“上部结构”，但该概念用于揭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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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政治结构的意义并不因此而改变。马克思是在谈及铁路发展的作用时写道：“铁路网在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局限在社会的少数点面上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部结构”。
马克思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政治行为，是在《科布顿、布莱特和吉布森的失败》中议论英国时政，其意义具体指的是“内阁的擅权”。其行文是：“摧毁它的上层建筑，即内阁的擅权”。此外，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中使用了“法律的上层建筑”提法，其意思就是指继承权：“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假定生产资料从私有财产转变为公有财产，那时继承权(既然它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就会自行消亡，因为一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
上层建筑概念用来喻指信用与虚拟资本、汇票等主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文章中。例如，马克思在《贸易和财政状况》一文中，在信贷与虚拟资本如银行券、债券类的意义上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他主要是引述伦敦的政府机关刊物《经济学家》的文字：“在这种资本的狭小基础上利用信贷建立起来的巨大上层建筑，不能不使人担忧。”马克思在摘录经济学家配第的《赋税论》时，其笔录中的上层建筑概念之意义与货币流通量有关。马克思摘引的配第的原话是：“我断定，这一点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第3篇中，马克思在研究“商人资本的周转。商业利润和一般利润率”时，也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一般说来，商人和银行家自己的资本只是据以建立起巨大的上层建筑物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5章“信用和虚拟资本”中，引用上层建筑概念具体指汇票。他引述的是威·里瑟姆在《关于通货问题的通信》中的话：“汇票这个巨大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由银行券和金的总额形成的基础之上的……”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马克思则是在信用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一文中，论及蒲鲁东主张建立无息信贷的银行并误解商品对货币的关系时，也是在信贷制度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说：“蒲鲁东发明‘无本文由收集整理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banquedupeuple)，是他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业绩’。……他的观点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对货币的关系的误解，而实际的上层建筑不过是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
由上可见，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主要包含三种喻义：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对其所赋予的含义发生过转移变迁，即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的变化，显然，说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比喻性的集合名称是不周全的，它在使用过程中也不只是与基础(生产关系)相区别。
二、德、英、美等国学者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的种种误解
柯尔希纳等人在《哲学概念词典》中对上层建筑的界说不周全表明德国学者对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文献缺乏系统全面的阅读，因而对上层建筑概念的理论造成误解。
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存在误解甚至连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也不能免。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就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展开过讨论。但是该学派的学者并未深入研究和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也未能用系统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只是片面地抓住马克思的某些论述做文章，他们在用社会实践的新发展来观照马克思的学说时走人了否定这一学说的境地。例如，尤尔根·哈贝马斯即用西方工业社会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现象来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界限。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年)一书中，哈贝马斯这样指出：“自19世纪的后二十五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破坏了制度框架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原有格局；而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曾经以这种格局显示过自身的优点。于是，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正像我所认为的那样，马尔库塞的基本论点——技术和科学今天也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功能——为分析改变了的格局提供了钥匙。”“马克思在理论上揭露的公平交换的基本意识形态(diebasisideologie)实际上瓦解了。——社会的制度框架重新政治化了，它今天不再直接同生产关系，即同那种保障资本主义经济交往的私法制度相一致，以及同保障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一般措施相适应。于是，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如果社会不再是‘独立的’——这曾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真正新的东西——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用自我调节的方法维持自身的存在，那么，社会和国家也就不再处于马克思的理论所规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之中。”哈贝马斯在这里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他由此而出发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
对上层建筑概念误解的情况在英国学者那里也同样存在。英国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基础一上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并认为还存在“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英国学界自20世纪30－80年代，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层建筑能否与经济基础区分开来这类问题一直在进行争论，也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乔治·莱尔因(jorgelarrain)在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一书中，用专门章节讨论了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并具体侧重“讨论意识形态与基础一上层建筑比喻”。莱尔因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传统的三维表现必须在意识的生产中得到检测。虽然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似乎限定在法律的政治的层面使用上层建筑概念，其他文本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上层建筑概念则包括政治和意识两者。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三维表现想要表达的理念是社会意识形式不是自主的，它们不是来自于自身，其基础是在社会生产关系之中。”然而“不难看到，三转贴于
维性比喻的一些喻含意义有可能导致混乱，也确实引起与它想要说明的意义正好相抵捂。”在1986年出版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莱尔因对一些否定马克思“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的学者们的观点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他声称：对于“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他已在自己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中作过论述，现在有必要探讨一下“批评家们的观点”。莱尔因写道：“也许，对基础一上层建筑比喻的最常见的批评是，人们无法准确地把经济结构与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区分开来。这种批评的目的是要说明，如果不能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区分开来，那就不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普兰茨认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因此，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对照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这种对照意味着二者有明显的差异，(普兰茨，1971年，第42页)。海伯罗尔也认为，意识要素充满整个社会有机体，人们很难‘划定物质领域的界限’(海伯罗尔，1981年，第48页)。--莱夫坚持认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总的说来，‘基础——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莱夫：《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961年，第172、174页)；在费尔恩和阿克顿那里，可以看到同样的观点(费尔恩：《马克思的历史概念》，1939年，第101页；阿克顿：《时代的幻想》，1955年，第164—165、167页)”。从莱尔因所作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提到的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都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只不过否定的角度各有不同：有的学者是因为把上层建筑理解为社会意识，把经济基础理解为社会存在而得出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则认为上层建筑与经济结构本身无法分离。不过，莱尔因接着指出英国学者科亨从两个方面反击了这些指责：“第一，他说明对基础和上层建筑作出区分是可能的，因为无需借助法律概念就可对经济结构作出规定；第二，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区分开来也是可能的，因为在社会存在的定义中，不包括思想要素的运用”。但莱尔因认为科亨“把意识从上层建筑中排除出去，确实消除了基础——上层建筑结构中的某些问题，但它并没有解决怎样认识意识的决定作用这一问题”。科亨的努力不是完全没有成功，“但收效甚微”。莱尔因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也没有系统研究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因而陷入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中难以自拔。
美国有些学者对上层建筑理论亦存在误解，一些对马克思的“世界观结构”理论持批判态度的美国学者更是否定马克思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理论。例如，约翰·麦克莫策(johnmcmurtry)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大有问题，即它意含着技术型关系、所有权关系和市场关系。由于马克思在《(政治本文由收集整理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那“‘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就会扫落在地”。如果说其中几种关系同时存在的话，这就模糊不清了，那马克思不是存心困惑我们就是存心欺骗我们。麦克莫策认为，“马克思理论中的最关键的范畴——生产关系——是一密码。当去解码时，马克思弃我们于‘混乱的地狱’。”从对生产关系的这种理解出发，麦克莫策进而指出：何谓“法律的政治上层建筑”也不清楚。一方面，这种上层建筑交叠于如在上面所说的那种生产关系的方式里，“即是说，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另一方面，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契人生产力的实施之中——所有工序都受制于一些非技术类的规则和法律——这就不能认为这两者是可分开的。因法律一政治的上层建筑以某种方式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牵涉，这样马克思视它为一种明显的社会的因素就好像是在概念上变的戏法。”麦克莫策这里其实已经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可是由于他持反对马克思的立场，最后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说明，反而从他手中溜走了。
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弗·杰姆逊也是因为误解上层建筑理论而认为马克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经典式的区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得不能令人满意。他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这样指出：“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对异化的认识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分析和文化分析最有独创性的贡献之一。这一理论属于十九世纪所特有的对意识的复杂性的研究成果，这一理论也许首先可以看成是弗洛伊德尔后所称的思想界的‘哥白尼式革命’的一个阶段。”但是，在社会自身发生改变的今天，“马克思经典式的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越来越不令人满意，这种区分似乎可以将基础和上层建筑绝然分开”。
这些西方国家的学者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政治变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但他们根本否定马克思的作为政治的上层建筑概念则未免有失轻率。哈贝马斯等人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因为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社会不再是“独立的”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这种观点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没有从系统观出发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并且只看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一面，没有看到上层建筑仍有独立发展的一面。无论社会政治结构怎样演化，也无论怎样因政治的经济功能日益突出而使政治形式多样化、网络化，但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地带仍然是可以确定的。上层建筑作为社会中一个重要子系统的地位永远不会从社会中消失或溶解于另一个子系统经济基础中。莱夫、普兰茨等人认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因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等说法，其原因是未在政治结构意义上理解上层建筑，未仔细辨别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含义的转移变化；或受苏联理论界人士解释的影响，例如把社会意识置于上层建筑的核心或将其作为一种并列的上层建筑形式的影响，于是产生了莱尔因所说的那种理解困难。同样，杰姆逊也是因为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完全等同为上层建筑理论，才会产生“马克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越来越不令人满意”的看法。麦克莫策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的提法，会导致“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扫落在地”。他看到了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契入生产力的实施之中，却从此出发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内在相关联的一面来否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区别的一面，可惜却得出了否定上层建筑理论的错误结论。
归结起来看，国外学者所谓难以划清上层建转贴于
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界限问题的成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1)由于现代社会中政治的经济功能大大加强，作为国家政权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情况突出，导致他们否定上层建筑的独立存在。(2)由于对“观念的上层建筑”关注较多，又受苏联理论界尤其是斯大林有关上层建筑“定义”的影响，把社会意识看作是上层建筑的核心，便产生了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难题。其实，这个所谓的难题只需要运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和系统方法即可解决。然而，这些学者在没有弄清问题本身的前提下去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并且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只能混淆问题而不可能解决重构的问题。
三、西方学者误解上层建筑概念的其他因素分析
百余年来，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概念中包含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或国家政权意义被学界引述、研究和争论，因为它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息息相关，涉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领域。这不仅是西方国家学界争论的问题，也是苏联和中国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争议不休的问题。这种情况，首先可从语言学寻找原因。考茨基在1927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说明“造成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误解和解释”。“这种情况，一部分也许是由于马克思在这里使用比喻而引起的。比喻即使用得十分恰当，也永远是不完全的，会被按照字面去解释的人误解。”考茨基指出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性概念会被按照字面去解释的人误解的看法十分正确。
确实如考茨基所说，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性概念已造成历史性误解。这也许是语言文字的本性使然。马克思在表述上层建筑时使用了灵活多变的话语，但他使用的是传统人工语言之一的字符语言(又称书面文字语言)。这种语言虽然能够突破时空定位限制进行表意传情，但它毕竟不是数学语言(如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式：e＝mc2)或数码语言(数字和代码语言，如计算机语言)那样内涵精确、极度抽象并呈中性化、能够完全突破时一空定位的约束。传统字符语言虽然每一独立的意符及引申外延一经约定俗成其所指意义就明确无误，有一些能够长期保持不变，但也有许多有关人类社会的意符却会随时而变。这就会造成读者对作者的误解，尤其当读者面对那些超时空的书面文字语言时，这种误解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故此，当今天的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著作时，由于存在巨大的时空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误读误解就在所难免。字符语言文字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仅带有情感色彩，而且还有比喻、隐喻、讽刺、影射、反语等非字面含义。如果读者与作者不处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中，或只按字面意义去进行理解，就不能准确把握作者在文字中的表意传情，准会发生误解。
当然，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学者没有全面、系统阅读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文献，没有把握上层建筑的全部喻义。上层建筑概念包括信用和虚拟资本、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政治权力等含义，在争论中西方学者基本没有关注或涉及。从语言学角度说，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解释：信用与虚拟资本这些属于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金融学领域的内容最需要的是概念明晰、观点清楚，比喻性的说法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记载这些内容的文字虽然同样含藏于马克思著作中，以文本形式存在，但并没有进入理论界的视野，理论界和哲学界将它们似乎忘却了。至少，从当年马克思的追随者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到苏联、中国及东欧诸国的理论界和哲学界，再到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几乎没有人提及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中所包含的信用与虚拟资本等内容。
上层建筑概念的多种含义表明，对马克思的每一次上层建筑概念具体使用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任意将其含义混淆或任意换用，也不能将其全部含义字典式地罗列起来，如不能因马克思用上层建筑喻指过信贷就把“信贷上层建筑”也列入上层建筑总概念。并且，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随着他思想的发展，他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从喻指思想、观念到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更加确定地赋予了“法律的政治的”内涵而舍去了意识的内涵。这表明，以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发表为界，马克思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和根本性的转移。也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深刻思想和巨大影响，理论界、哲学界更加关心它涉及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国家政权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还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里，马克思的意思十分明朗：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竖立着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同时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显然，上层建筑的含义在这里发生了根本性转移和变化。马克思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已经不是用来指称社会意识，而是用来指称与经济结构相对称的政治结构。并且，上层建筑含义由意识的规定向政治结构的规定转移、变化后，在马克思那里不断得到强化。1872年，马克思在法文版《资本论》中更加明确地在“法律的政治的”结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在《资本论》(第1辑)第1卷第1章的第31个脚注中引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段话。但马克思在引用中作修改时不仅把直接引证变成间接引语，并且把“是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一语作了删改：“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普遍支配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马克思的这一删改把上层建筑的规定变得简单、明白，“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一语删除后，社会意识形式不再被表述为一种独立的上层建筑形式与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并立或外在地结成一体的东西了。这同时为后人理解他的上层建筑概念意义重心的转移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据。
不像国外学者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转贴于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概念篇5
关键词:生态承载力；水生态承载力
随着人口的增长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水环境恶化和水资源短缺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对水资源和水环境的各项研究纷纷展开，而生态承载力的研究，将有助于政府决策部门做好水资源的调控和管理，己引起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因而成为当下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1承载力概念的发展
承载力一词出自生态学。1921年，帕克和伯吉斯提出承载力的概念：某一特定环境条件下（主要指生存空间、营养物质、阳光等生态因子的组合），某种个体存在数量的最高极限[1]。经过八十多年的发展，承载力的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表1）[1,2]
表1承载力概念的发展
tab1.thedevelopmentsofcarryingcapacityconceptions
可以看出，承载力概念的发展本质上是对现实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反映。80年代后，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提出并被重视，生态完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和首要条件。于是提出了生态承载力的概念。
高吉喜定义生态承载力的概念为：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自我调节能力、资源与环境的供容能力及其可维育的社会经济活动强度和具有一定生活水平的人口数量。[1]。生态承载力在实际应用中存在指标量化的困难。由此一些学者提出水生态承载力，从水生态系统入手研究并发展完善生态承载力。
目前关于水生态承载力并无统一的概念和完善的理论体系。水生态承载力和之前的承载力概念相比，它更关注于流域承载状况，以及在保证水生态系统健康发展下，解决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2水生态承载力的特征
⑴水生态承载力的客观存在性。在某一特定时空和状态下，水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水资源供给能力和纳污能力，所能支撑的人口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规模都是定量的。
⑵水生态承载力的动态变化性。水生态承载力是围绕一个中心值不断波动，而不是固定不变的。
⑶水生态承载力的区域性。水生态承载力的主要承载媒体是水资源，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水生态承载力是不相同的。
⑷水生态承载力的多水平层次性。对于水生态系统的主体对象水资源而言，是多层次的。同样，水生态承载力也表现在不同的水平层次上。
⑸水生态承载力的关联性。由于水体的连续性，水生态系统也是互相联系影响共同存在的。对某一流域而言，其各分区间的水环境功能高度关联[3]。
⑹水生态承载力的不确定和模糊性。水生态承载力涉及水生态系统―社会经济―人口―环境这一复杂的系统。大系统内部结构因素之间的复杂不确定性决定了其具有不确定。同时，基于各种研究方法的不完整性，指标选取的差异，水生态承载力的评价结果无量化标准。因此，水生态承载力还具有模糊性。
3水生态承载力的研究方法
目前，尚没有特别针对水生态承载力的研究方法。但是由于水生态承载力和生态承载力联系紧密，应用在生态承载力研究的方法是可以用来研究水生态承载力的。国内外主要的生态承载力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种。
3.1自然植被净第一性生产力测算法。
植被净第一性生产力是植物自身生物学特性与外界环境因子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评价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特征和生物圈的人口承载力的重要指标[4]。第一性生产力模型主要分为三类：气候统计模型、过程模型和光能利用率模型。我国一般多采用气候模型。第一性生产力测算法没有考虑社会经济科学的发展与进步等对承载力的影响，所以它的研究并不全面。
3.2系统动力学法。
系统动力学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Jay.w.Forrester教授于1956年创立的。在进行生态承载力研究时，系统动力学法能较为容易地得到不同方案下的生态承载力，较真实地模拟区域资源和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状况，模拟出区域承载力的变化趋势[5]。该方法的不足在于模型容易受建模者对系统行为认识的影响，其中的参变量不好把握，可能导致出现不合理的结论。
3.3生态承载力综合评价方法。
高吉喜（2001）提出：生态承载力可以理解为承载媒体对承载对象的支持能力。该方法分为三个等级评价。一级评价将生态系统弹性度作为评价准则，二级评价以资源和环境条件作为评价准则，三级评价以承载压力度作为评价准则。此方法曾经应用于我国黑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研究。
3.4背景分析法
背景分析法就是在历史长度下，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水资源利用、生产力水平、生活水平及生态环境演化情景以及其相应的自然背景和社会背景，同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对比，得到该区域可能的承载能力。背景分析法的另一种形式是趋势分析，包括自相关分析和互相关分析[6]。背景分析法简单易行。但其分析多局限于静态的历史背景，对土地生产能力一类简单承载能力的估计是可以接受的，该方法对某些因子的潜力估计、趋势预测等，也可以借鉴到更为复杂的承载能力研究中。
3.5多目标模型最优化方法
水生态承载力分析涉及自然条件和社会系统的方方面面，其采用系统分析思路，将特定地区的水资源、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划分成若干个子系统，并采用数学模型对其进行刻画，各子系统模型之间通过多目标核心模型的协调关联变量相连接。其难以全面考虑系统的影响因素，且无论在优化目标的选定还是水―生态―社会经济内涵联系的刻画上都存在一定难度。
4水生态承载力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因于水生态承载力基本概念的不明确性，使得在认识上存在着抽象与具体、承载主体和客体的不统一，加上各研究方法或多或少存在缺陷，在水生态承载力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⑴水生态承载力的概念与内涵仍不足够清楚。目前水生态承载力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今后的研究中，水生态承载力的概念和内涵的界定依然是最重要的。认真分析水生承载力系统的结构要素是很有必要的。
⑵评价指标体系的完善。影响水生态承载力的因素很多，指标选取和量化过程的成功决定了指标体系的好坏。在今后的研究中，如何完善评价指标体系也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⑶研究方法的改进。目前的研究方法都具有一定局限性。今后的发展中，应加强动态模拟研究，以及新方法新技术的应用。充分利用现代先进技术，将地面水文观测与空中遥感信息相结合，获得最新资料，多种方法综合集成，在水生态承载力研究中取得进展。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概念篇6
[摘要]学术界有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意识形态概念曾经历过一个中性化的转变。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分析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确实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但依据他们关于意识形态产生和存在条件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只不过基本规定不同，所谓“中性化”问题就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问题；列宁在并不知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贬斥性用法的情况下，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从思想史的角度也并不存在所谓“中性化”的过程。毋宁说，这一过程本身只是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正在发生的社会运动进行探讨的结果。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12-0034-06
在关于意识形态概念问题的探讨中，有一种极富代表性的看法：“意识形态”最初是一个否定性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经历了一个中性化的转变，演变成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这种看法似乎真实地揭示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变化轨迹：一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意识形态”指代的确实是一种被批判的社会现象，狭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甚至包括专门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另一方面，我们今天却在大张旗鼓地号召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意识形态”确定无疑地成为一个描述性概念。如果不是意识形态概念中间经历了这种中性化的转变，似乎无法解释这一事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一项需要我们长期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事业。
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中，意识形态概念真的经历了如此转变，那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根本看法发生过改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对整个社会科学中“最难以把握的概念”的准确理解，只能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来龙去脉式的分析，才能得见真章。
一、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否定性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在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他是德语“意识形态”的创制者。首先在其《博士论文》中使用了德文的“意识形态”：“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要能够过恬静的生活”。已有将“意识形态”与“空洞的假设”等同之意。不过，意识形态问题并非是其当时的研究主题，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德意志意识形态》才是他们集中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著作，“意识形态”在该书中的具体用法和真实含义也代表着这个概念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
马克思曾经在一份声明中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如下说明：“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将黑格尔之后各式各样的德国哲学视为“意识形态”，而这种“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其被删去的手稿中，被认为“和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特殊的区别”。因此，这部马克思恩格斯首次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并对共产主义进行科学论证的著作，同时也是他们对原有的意识形态进行系统批判的重要文献，其中关于意识形态的基本思路和认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理论立场和核心思想。
这部著作留下的手稿中有这样一段话被删除：“我们在对这个运动的个别代表人物进行专门批判之前，先提出一些有关德国哲学和整个意识形态的一般意见，这些意见要进一步揭示所有代表人物共同的意识形态前提。”它提示了马克思恩格斯进行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思路一先一般性地揭示其产生的前提，再深入其内容进行系统批判。那么构成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前提是什么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中同样有一段被删除的话对此给出了部分答案：“德国唯心主义和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特殊的区别。后者也同样认为世界是受观念支配的，思想和概念是决定性的本原，一定的思想是只有哲学家们才能理解的物质世界的奥秘。”这种从根本上颠倒存在与意识、现实与观念关系的做法，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赖以产生的哲学前提。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用了一个十分著名的照相机倒立成像的比喻说明意识形态家“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
事实上，不是意识决定物质，而是物质决定意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哲学宣讲者的夸夸其谈只不过反映出德国现实状况的可悲”。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恰恰在于，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哲学开展的各种批判，作为黑格尔体系解体过程的思想运动，在德国哲学家们看来是一次具有革命意义的“空前的变革”，但实际上全部批判从来没有离开过原有“哲学的基地”。这些哲学家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因此，“意识形态家”们的种种努力，只不过是同意识的幻想进行斗争罢了，他们幻想着以“哲学斗争”克服实际的矛盾和冲突，用“震撼世界的思想”使现实崩溃，这不过是在同现实的影子斗争罢了。
尽管如此，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仍然是人们对现实生活有意识的反映，其特殊之处在于以“幻想、玄想和曲解”的方式表现人们的历史和现实，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特殊的方式，同样需要从人们实际的生活及其变化中得到理解和说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出现，当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相分离时，意识“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意识形态的产生才有了可能。同样由于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大规模分工的出现，单个人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随之发生。“南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作为其观念反映的“普遍的东西”，则一般采取了“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而成为“意识形态”，以纯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形式而存在，在“国家”架构下进行着不同阶级问的思想斗争。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都“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通过意识形态这种虚假的“普遍利益”对其他一切阶级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讨论的“意识形态”，其实就是指一种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变革现实的“幻想”——以思想的批判活动解决现实问题，而这种幻想，则是在阶级社会中，特殊利益假借共同利益的面目出现而在观念世界的必然反映。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用“幻想”、“玄想”、“曲解”等词语描绘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其贬斥之意显而易见。
一旦认识到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及其对人们思想的遮蔽，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进一步思考就是如何最终消灭它，让人类社会的历史真正摆脱“思想史”、“文化史”式的蒙蔽，成为真正的历史。“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只有通过实际地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他们由此转向更深入地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
努力的结果是他们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堪称经典的说明：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至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基本含义已经明确，此后马克思主义认识意识形态现象的基本原则基本形成。
基于此，在最根本的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否定性概念。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不满于只是进行“哲学的斗争”，作“解释世界”的工作，而是明确提出“改变世界”的要求，并且实际地领导了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以消除意识形态“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来导致意识形态自身的消亡。
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性
如前所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意识形态”一直被作为一个否定性概念来使用，他们当然不会把自己的思想和学说称作“意识形态”，他们的理论工作就是要用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清除以“意识形态的形式”表达的虚假观念。但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产生和存在的条件的思想，“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在“意识形态”被彻底消灭前的一种理论和学说，在此意义上说，他们的理论和学说同样应包含在“意识形态”的范畴中。换言之，“科学社会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但相对于以往的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改变。就这个角度而言，我们不应给它贴上一个贬义的标签简单地加以否定，而所谓“意识形态”中性化的问题，实质上就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断实现其科学性的问题。
在对意识形态家们进行批判时，马克思曾经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人的解放不仅包括物质方面的解放，也包括精神方面的解放，尽管“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这种为着人的真正解放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实践，理应包括“批判的武器”这个方面。尤其在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成为必要，而意识形态则成为无产阶级中的必要工作。这一工作既包含上文所述对旧有意识形态的批判，也包括建立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使用“科学社会主义”来指称自己的理论和学说，冠以“科学”的定语，就是为了表明他们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学说有其特殊的规定，不应与其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呈现的“社会主义”相混淆，当然也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用语中“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他们对自己的思想过程和理论创作始终保持高度的自觉，并非简单地自我说明并贬斥其他的意识形态，而是以“跳出意识形态”的方式来检讨它及其借以形成和发展的现实社会关系，来保证自身理论和学说的科学性。
对于“跳出意识形态”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曾有过如下说明：“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建立在这种方法之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就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它的科学性在于“仅仅运用自己的知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而一刻也不脱离现实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他们所处时代和现实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后来者要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
当然，科学社会主义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尽管并不提供适用于各个时代的现成公式，但由于“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而成为“整理历史资料”的原则。“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它承认意识形态作为人类社会分工条件下的产物，其具有历史合理性，却并不因此主张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相对主义，“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规定并同其他的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批判的武器”不是游离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的某种东西，而是现实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如果按照今天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用法，将“科学社会主义”也称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就像“无产阶级”作为“阶级”是人类历史的最后一个“阶级”一样，这种“意识形态”应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定。第一，它代表那种从现实出发、对人们实际生活和关系的科学认识，而绝非那种不从现实的前提出发的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的“意识形态”；第二，它以“实践的观念”的形式表现了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它把否定包括自身在内的全部意识形态来实现人的解放，即从根本上消除生产力、社会状况与意识的矛盾作为自己的使命，而不是把自己看成“普遍”、“永恒”的东西从而脱离现实生活和社会运动。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形成及其当代境遇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意识形态”一般不再作“科学”的反义词，逐渐变成一个与“思想体系”有同样含义的概念。在列宁针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提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中，“意识形态”本身并无褒贬之说。
十月革命之前，俄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夺取政权、取得革命胜利，秉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理念。列宁特别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强调其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以便与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显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内容上就是指“马克思主义”。
如前所述，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产生和存在的条件的思想，他们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当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但是，他们生前从未用“意识形态”来称呼自己的理论和学说。而此时列宁则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并且清楚明白地强调，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存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在与其的对立与斗争中，发展出来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概念，不同的意识形态只是从其所属的阶级性上看，才有了科学与否的区别。
但这绝不意味着，列宁就此完成了所谓“意识形态”概念的“中性化”过程。因为根据现存史料判断，列宁生前没有读过《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他并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专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这本著作中对“意识形态”的实际用法。因此，单从语词用法上看，列宁没有面临他所使用的“意识形态”与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下“意识形态”间的“矛盾”问题，并无实现这一所谓“中性化”的现实需要和主观动机，或者，就思想史发展的角度而言，所谓意识形态“中性化”的过程并不存在。毋宁说，列宁直接就是从阶级性人手，来阐发关于“意识形态”的基本认识。
事实上，从概念的含义来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认知，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与理论自觉。探讨的仍然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只不过在基本规定上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当然，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上，列宁最大的贡献，当属他第一个进行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伟大探索与实践。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建设问题提上日程。列宁在新的探索中意识到，要真正巩固无产阶级，就必须遵循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改变在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需要由革命、战争时期的破坏性立场转变为积极的建设性立场，要“从为政治和军事服务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由之前粗放灌输的方式转变为在实际工作中精心推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成为巩固无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作为与经济建设相对应的环节而有了更为具体的任务和内容。“整个共产主义宣传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实际指导国家建设。应该使工人群众把共产主义理解为自己的事业”。而这一工作成为列宁在晚年思考和探索的重要内容。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终于有了具体内容，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提出后不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说也终于确立了。
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列宁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长期性，并且有机会现实地参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因此，他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更多的是出于现实的考量，立足于意识形态现象在当时的现实存在，从巩固无产阶级的角度出发，对如何从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实际的尝试。当然，就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他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在马克思恩格斯那儿也已有萌芽。“同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需要有一种能够指导人们的行动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但这种思想体系的内容却不是‘虚假的’，而是‘科学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社会主义‘道德和精神方面’一般特征的说明，实际上也证明了这一思想。”
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意识形态问题也同样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思考的重要问题。从意识形态概念最初被引入中国，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出现，再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大力开展，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国情，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当初提出的方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定的前提下，调整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具体思考。譬如，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产生了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的论断，表达了对意识形态及其教育的特别重视；改革开放时期，明确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科学定位；等等。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概念篇7
【关键词】媒介生态学；媒介环境学；思辨；区分
如今，媒介生态学已经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并带来了学科的繁荣和发展。但中国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廓清这些认识，理清与北美“mediaecology”的关系，已成为促进中国媒介生态学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不是“原发的”
在中国媒介生态学起源问题上，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应该是在北美，美国和日本的相关研究也比我们早很多年，但是“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国内媒介生态研究的展开与它们并没有什么渊源。[1]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在表述上是矛盾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们主要是更多地强调了中国媒介生态学和北美媒介环境学的区别，而忽略了国内外媒介生态学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只是将2001年后，“mediaecology”在中国的独创性发展作为了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点。
（一）中国最早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来源于西方
在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最早使用“媒介生态”概念的《论媒介生态——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若干制约因素》一文正是在介绍西方社会生态学和社会有机体平衡、和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生态”这一概念以及社会大系统、共生共食、有限资源、关键功能等观念。然后又是结合美国社会生态学家奥迪斯·邓肯所提出来的人类社会“生态复合体”的四个变量，展开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
（二）从生态学视角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的环境问题最早出现在西方
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一开始就注意运用平衡、和谐和系统等生态思想来研究媒介，并侧重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的环境问题研究，关注人、媒介、社会、受众之间的和谐互动关系构建。但是早在1970年，第一届地球日庆典宣称人类进入“生态时代”之后，西方很多学者便开始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研究，承认环境中每个因素的平等内在价值，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秩序。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乔亚舒·梅洛维茨就非常重视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认为，媒介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受众选择媒介受社会环境制约的同时，媒介对社会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此外，他还运用了一个生态学暗喻，将受众纳入“情境”概念，认为传播行为受受众制约，必须根据受众类型选择合适的传播方式与信息。[2]可见，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思维范式取向上异于西方，但是与西方的媒介生态学（mediaecology）研究存在学术渊源”[3]。
二、“媒介生态学”是不是中国的原创概念
有学者认为：“媒介生态学是中国的原创概念。”[4]笔者认为“媒介生态学”这一概念实际上来源于对北美“mediaecology”的直译，只是后来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媒介生态位”、“媒介生态系统”、“媒介生存策略”以及“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等原创性的理论。中国学者使用此概念绝非巧合，更非原创，而是与北美“mediaecology”有着密切的内在传承关系。
（一）“mediaecology”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北美
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最早使用“媒介生态”概念的《论媒介生态——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若干制约因素》一文是1996年3月召开的“中国报业经营管理现状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后被收入百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报业现状与趋势》一书。然而，早在1967年，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在与人合著的《媒介即是讯息：效果一览》一书中就最早提出了“mediaecology”的概念。1968年，波兹曼在“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年会上作演讲，首次公开介绍并明确提出“mediaecology”一词。后来，波兹曼又在纽约大学拓展媒介研究课程，并将这一术语转变为正式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
（二）中国最早出现的“媒介生态”和“媒介生态学”概念都是“导入”，而非原创
有学者评价说，裘正义的《论媒介生态——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若干制约因素》一文“系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最早导入‘媒介生态’概念的专论”[5]。这里的所谓“导入”，即引入，也就是把一个地方的东西引入到另一个地方。此文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媒介生态”概念的出处，但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在北美提出“mediaecology”20多年之后，而“mediaecology”的中文直译就是“媒介生态”或“媒介生态学”。
中国学者尹鸿、崔保国、邵培仁等最早明确地将“mediaecology”引入中国的时候，都是将其翻译为“媒介生态”或“媒介生态学”。其中，清华大学尹鸿教授的《电视媒介：被忽略的生态环境——谈文化媒介生态意识》一文被认为是“国内新闻界杂志中最早提到‘媒介生态学’一词的”，但“尹鸿的观点正是来源于北美的媒介生态学（mediaecology）”。[6]
三、中国学者把“mediaecology”译为“媒介生态学”是否存在误译
何道宽认为，崔保国先生把“mediaecology”翻译成“媒介生态学”，进而用社会大环境是水，媒介是水中之鱼来诠释“媒介生态学”，违背了北美“mediaecology”的基本观点。[7]笔者认为北美“mediaecology”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思路和学科框架都具有多向性，中国学者的翻译并不存在误译问题。
（一）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mediaecology”属于同一个学科范畴
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mediaecology”的理论前提预设和逻辑起点一致。它们都是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媒介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探讨媒介和社会各个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媒介现象的本质，实现生态学和媒介学的对接与融合。它们都属于媒介生态学的学科范畴。
北美的很多“mediaecology”研究先驱在一开始就有生态学互动、平衡、和谐的意识，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谓“技术生态”的思想，谋求技术的人性化、技术的有机化，强调人类生态的平衡不能因为机械技术的到来而被打破。麦克卢汉、伊尼斯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生态学的思想，但他们的著作有关生态学的暗喻随处可见。[8]“mediaecology”学会的章程第一条还开宗明义地写道：“媒介生态学研究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
邵培仁更是为媒介生态学正名道：“但凡能以生态的眼光来观照媒介传播之实质的相关研究，其实统统可以纳入到广义的媒介生态学的学术圈中”，而“‘mediaecology’从字面上看，其准确恰当、无可争辩的译法就是‘媒介生态学’”。[9]
（二）北美“mediaecology”具有多种含义
何道宽认为崔保国先生把“mediaecology”翻译成“媒介生态学”，背离了北美“mediaecology”的基本观点，主要是依据波兹曼本人在1968年给“mediaecology”的界定：“mediaecology”是把“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它主要探索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类的感知、理解、感觉和价值，以及我们与媒介的相互作用如何帮助或阻碍我们的生存。[10]52
其实，波兹曼本人就是一个“没有一定之规”的人，其观点也存在先后的不一致，以至于梅罗维茨没有沿用他的导师所定的“mediaecology”这个名称，而是另起炉灶用“mediumtheory”来称呼这个研究传统。[10]65李明伟在《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中也没有把波兹曼列入媒介环境学的代表人物，原因是波兹曼对“mediaecology”的某些认识和分析更倾向于批评学派，与伊尼斯、麦克卢汉包括波兹曼本人等的研究实际上并不吻合。而何道宽则表示对这种做法“不敢苟同”。
崔保国认为“媒介生态”是一个宏观的概念，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处于中心位置；而“媒介环境”是一个中观概念，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外部媒介营造的环境。可见，在中国学者眼中的媒介生态学是广义的，包括被波兹曼界定为“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的媒介环境学。波兹曼对“mediaecology”的界定只是为北美“mediaecology”的发展确定了一个明确的方向，而并非其全部内容。
四、“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是否需要区分
美国“mediaecology”学会副会长林文刚、深圳大学的何道宽都认为：“把‘mediaecology’这个学派翻译为‘媒介生态学’也不太妥当，主张将其译为‘媒介环境学’。”[11]
随着对北美“mediaecology”的认识不断深入，我们发现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媒介环境学虽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两者在研究起源、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异。鉴于此，从当前的研究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将两者区分开是十分必要的。
（一）有助于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弥补不足，不断完善
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不关注文化研究、学术传统和组织准备的严重缺位，研究方法趋向于定量研究，不作结构性分析。而北美媒介环境学着重探讨媒介本身的变迁和发展对人类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融入并借鉴了生物学、社会学、生态学、语言学、符号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理论根底扎实，知识渊博，思维方式也是多元的。
将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媒介环境学区分开来，有助于看清各自研究的轨迹和特点，促进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媒介环境学的交流，并借鉴媒介环境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广阔的学术视角以及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批判意识，得出更多创新性的成果。
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多个要素。在媒介生态学研究中，以不同要素为中心也就形成了不同偏向，构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以媒介为中心，考察人类社会的各种因素对其生存发展的制约，构成媒介社会学范式；北美媒介环境学以人类社会为中心，考察媒介创造的生态对人类的影响，构成媒介环境学范式。两者之间互相补充矫正，正好成为媒介生态学之树上的两朵璀璨之花，形成珠联璧合之效果。
（二）有利于中国本土媒介环境学的拓展与深化
将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媒介环境学区分开来，可以为中国本土媒介环境学研究指明方向，使其更加清楚地审视北美媒介环境学研究的路径和特点，积极引进和借鉴国外媒介环境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分析当前中国的传播现象，关注中国语境下的传播环境问题，深化中国本土媒介环境学研究。同时，也有助于挖掘中国本土的媒介环境思想，吸引更多跨学科人才的介入，开展跨学科领域的研究。
学科的发展就是理念不断清晰、确立和发展的过程。媒介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也在不断地发展演进、充实和完善，也存在着不同的研究层次和范式。这些研究，对于中国媒介生态学乃至整个传播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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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明伟.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1]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角(总序)[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概念篇8
[关键词]城市生态压力；城乡关系；土地政策
[Doi]1013939/jcnkizgsc201552193
1背景介绍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土地问题的研究历来是热点，笔者以“城乡关系”为关键词在cnki中搜索，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共20个结果，论文时间跨度从1983年到2013年，进行仔细梳理和对比，真正与主题相关的结果为14个。
对于21世纪的荷兰，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组织、使用有限的空间。今天的中国也恰恰面临同样棘手的问题，经济的快速增长，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口素质的不断提升，同时对生活空间和品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得人们对于空间的需求不断提升，也对空间的功能性提出的新的要求。早先的概念更多是从基于政府部门的授权的行政功能的角度出发，试图从传统的空间区域上进行城市区域和生态区域的划分。这类概念往往是建立在强势的农业部门保护下，从而避免了全球化、城市化以及人口流动对农村带来的冲击。然而，近期的政策评估报告表明，政府作为管理者在应对和抵制由于社会多元化引发的人们对住房空间、基础设施及工厂选址等问题的关注及一系列问题。同时，人们对于自然保护区及水源储备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农业本身的关注程度。如同城市对于绿地的呼唤，农村地区也对休闲娱乐和更高质量的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村地区对于城市地区而言，还需要更多的劳动机会及相对应的服务机会。在这一过程中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农村和城市之间实现了经济活动的交流与互动，实现了农村与城市间的协同发展。而这一交流互动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实现了过程的互通以及实现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高度融合，这一融合过程深刻体现在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之中。
在农村地区，日益活跃的经济活动最初是由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然而，农村地区的设施并没有因为使用绿色景观而得到更多的改善与发展，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因为很多新增加的活动与地点联系并不是那么紧密（农村地区具备先天的绿色资源和优良的生态环境，农民更多的是对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民生保障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诉求，这一点在偏远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基于社会经济学和先天自然条件的双重推动力，相关政策的实施过程必须要探索出一条新的并且使得农村与城市之间相互作用因子相互合作并融合的道路。目前，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规划的设计，都更加倾向于建立在基于同市民合作以及同社会组织合作的发展战略基础之上。“就地城镇化”的概念被提及并在国内广泛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就地城镇化”意味着人口在本地的聚集，公共服务向中心镇、村延伸，让农民在当地过上现代生活，避免形成“繁华的城市、凋敝的乡村”。2013年11月28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28/c_118336409htm。尽管在此过程中，人们的一些需求会和绿色空间的保护产生冲突，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该过程中，创造出更多提供绿色服务的机会，而这一点使得环境保护策略得到进一步加强。所谓绿色服务，其实是一种产品，一种活动，与自然、农业、水、文化历史及其娱乐休闲等紧密相连，无形之中提升了农村地区的生态保护质量，而其本身又超越了法律框架内的社会责任的范畴。就目前世界范围内，“绿色”这一概念的广泛运用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对于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思，试图通过一系列诸如：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及绿色生态等来唤醒人类的生态环保意识；另一方面，具体可行的措施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施。
2关于空间问题的社会理论
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理论对于空间问题关注较少。对于城乡问题的专业研究和理论，尤其是从经济、社会角度的理论发展还有些局限（asbeeketal，2002）。经济学家的更多关注点往往停留在分配问题上，在这一过程中，空间问题被作为具有功能性的商品来对待。地理学界对待空间问题的出发点往往是基于土地或空间是可以被可观测的这一观点，将空间的距离作为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和衡量指标，重点关注在于城市。随后，又衍生出两种新的派别：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则认为空间是作为生产系统的衍生物而存在的。（Harvey，1989）人文地理学家则认为空间本身就是一个构建的过程，（Cloke，1985）。社会学家将关注点则放在人类行为和社会功能性等问题上，而这些问题都被认为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相对独立性的问题，即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性减小。一些古典社会学家则认为，所谓城市，其实就是现代化进程进行较早的地方。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学家往往逐渐认识到他们所提出的理论与时间和空间的关联逐渐增加，更多地扮演的角色是社会进程中的点缀。受社会空间特点新变化的影响，一些新的主题，如全球范围和地方范围之间的互动、空间与身份之间的关联、地区间区域化划分及地方消费趋于设计等问题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在新的社会理论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不再是仅仅起到点缀作用的“装饰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空间问题不仅仅是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空间问题不能被看作是独立于社会群体，被构建起来的一个概念，而是存在于系统内部，并不断和系统内部各要素不断进行互动的一个概念。因此，空间问题应该在分析过程中作为一个内在的问题来对待。（Giddens，1984；Castells，1996；Urry，1990）。
Giddens分析了社会实践中关于空间变量的问题：影响现代社会社会活力和社会分配的因素是一种和时间、空间相分离，非嵌入式的，而且具有更多自我反省特征的影响因子。（Giddens，1990）在传统社会中，时间和空间彼此相互联系，正如同格林威治时间是统一的，但各个地区也存在时差一样。不同于空间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空间概念上的地理位置，和区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两者具有相似性，原因在于在小的区域内，都存在这种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的缺失才是其必要条件。广义上时间和空间的发展成为了非嵌入式动力的发展条件。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关系逐渐脱离原来依托的本土环境，继而获得更大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区域。自我反省性的不断增加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社会实践过程不断地被探讨和重新诠释。由新科技和抽象系统带来的非嵌入式机会，导致自我反省性更加彻底和更为广泛的应用于社会实践过程中。
3土地政策及土地使用计划
土地政策，这个概念是在近些年才被提及并频繁使用的，尤其是在一些国际文献综述及国际会议中，其主要内容和作用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分配政策与制度及土地的使用与发展，从社会政策到经济政策Lichfield&Darin-Drabkin（1980）将土地政策看作是发展政策的一个子集。Dunkerley等作者（1978）用土地政策这一概念涵盖了所有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流转、土地成本、土地分配、土地价值及城市土地控制及使用等在内的概念。在英国，近期的学术研究趋势是将土地政策同土地所有权、土地价值等概念分别进行讨论，试图寻求每个概念的意义。
patsyHealey认为，对于土地政策的研究，没有必要将研究领域进行过细的划分，在他看来，所有政策的环节、涉及部门及领域都是相互联系的。他举例，在土地政策中，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是两个不同的要素，然而在实际土地政策中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然而，实际情况是不论在政府组织还是在学术研究中，有时需要将“政府活动”等概念进行再分割，其目的是为了更加细致化的分析和操作。同时，有一点就是这种概念和界定与分割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人为进行的，因此，任何关于政策方面的研究都要综合考虑研究领域框架内影响本研究结果的更为广泛的研究因素及本研究领域同其他政策领域的相互联系。
4生态保护对策
对于城市和乡村关系中最关键的一个载体――土地，亦是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其保护和发展机制涉及多个综合因素间的协同作用。
第一，对于传统生态文化区域的保护和传承机制的建设与发展。积极构建并引进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重新构建对于自然资源体系中的资源及其他要素的评估体系，形成立体、多层次的评估体系。对于传统生态土地的保护需要借力当地生态旅游的发展，生态旅游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及生态保护的“定心丸”，一方面给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使经济―环境―人和谐发展，共同进步。
第二，构建内部民主决策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及教育培训机制。通过创新的权力中心、新的政治任务和新的领导方式，改变过去由于土地、社区经济落后和意识封闭等原因造成的“主体错位”，即改变过去由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引入社会主体、企业主体等的发展创新模式，赋予土地利益相关区域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和最终决策权。同时，构建一种社区自主经营的生态土地管理模式，让参与者都成为利益分享者，构建更佳的生态利益分配模式，做大生态的蛋糕，分好生态的果实。生态框架中的土地问题是作为关联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键因素，当地农民作为土地相关活动的参与主体，需要不断提升生态保护意识，一方面，需要传统习俗的影响与指导，另一方面，需要当地政府以社区或村落为单位，对村民生态意识、生存技能、生态文化保护等内容进行培训，不断提升村民生态意识，规范其生态伦理和道德规范，探索新的生态―土地―城市―乡村发展新模式。
参考文献：
[1]杨通进走向深层次的环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2]姬振海生态文明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概念篇9
【关键词】生态旅游；研究开发；问题；建议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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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概念篇10
[关键词]网络第四媒体/媒介网络媒体第二媒介时代“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
abstract：internethasahistoryofelevenyearssinceitisservedforthecommonpeopleinChina.weshouldstudytheconceptionsdescribingthe“internet”inahistoricview,discoverthecharacteristicsofdifferentphrasesreflectedbythoseconceptions,andeventuallyfindthenatureofinternet,andtheinternet’sculturalandsocialmeaningtowardthehumanbeing.thenwecandevelopanewframeworkwhichissuitableforunderstandingtherelationbetweentheinternetandcommunicationorthetraditionalmedia,andthegrowthofitself.myopinionisthatnetworkisactuallythevirtualworld,notthecommunicativemedia.
Keyword：network；thefourthmedia；networkmedia；thesecondmediaera；networkasavirtualworld
网络是什么?十多年中有过许多回答。今天重提这个问题好像有些幼稚，但是事实并非已经清晰。首先声明，我不是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来探讨网络的本质，而是追问网络的文化社会意义所在。似乎可以说，本文探索的是网络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是什么。网络无疑已经对当今社会产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响，它向前延伸的每个新进展，都使网络在远离起点的时候越来越需要人们反思它的社会本质。
一、网络概念的变迁和网络发展以及与此对应的人们认识的丰富和深化
网络的概念表述，大致按时间的顺序，出现了后面的概念。有的说网络是“第五媒体”，是排在包括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是“第四媒体”，是排在不包括杂志在内、在新闻传播意义上的传统媒体之后的。有的说网络，只提“网络媒体”，而回避了“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是什么”的问题。还有的说，网络实际上是“信息平台、虚拟空间和商业平台”。有的说网络开辟了“第二媒介时代”、“第二世界”。而今，更多的人干脆不追问“网络是什么”，而只是用经验和直觉来从传统的框架来观察网络新媒体，如博客、维客、流媒体、网络电视等等。
这些概念的变迁真实地表现了我国学者、研究者和业界对网络认识的轨迹。从泛泛地谈网络是什么到具体地谈论网络的形态——“网络媒体”、“新媒介”；从既成的大众传播媒体的框架“内部”来理解网络到从更大框架——与传统社会、传统媒介时代对立的大视角——来理解网络；从具体的媒介形态的递进和演化上升到能够意识到媒介代际的更迭；从试图研究网络的本质到暂时放弃本质等待网络自身发展成熟后解答。这个轨迹明显地体现出人们对网络研究的深入，也从侧面折射着网络自身的成长。
二、网络的本质在争议和反复中渐渐显露
如今网络已走过童年期，童年期的网络远未成形，甚至看不出轮廓，人们只能根据有限的、暂时的现象近于臆测网络的本质。今天的网络展现出成熟期的某些特征，表现为：网络发展从早期的直线上升到现在的平稳上升，无论是网络用户，还是网络的技术的原创推出，都展现了同样的趋势。网络用户告别了此前的疯狂的增长，而原创性的技术也放缓了研发的脚步了。“三个月一年”的“互联网年”节奏[1]和“光纤定律”[2]已经成为一个沉入历史的辉煌记忆。这些现象都证明这个网络的本质已经渐渐浮出水面。我们知道每个新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成熟期，也就是形态和属性基本“定型”的时期，甚至是“类型化”的时期。这就是我们追问网络本质的根据，这是一个网络相对定型可以理解的时期。
不懂得历史，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同样，不知道网络在历史上出现的概念和理解，我们也无法直接推断网络的本质，从源流开始梳理，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本质，而且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的网络研究，懂得它的价值和意义，明了它的缺点和局限。下面对历史的角度对网络的概念进行梳理：
（一）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的阶段
“网络是什么”的问题最早是用“网络与媒体的关系”的方式提出来的。这是因为媒体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体关系到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交往”。人们最渴望理解的是，网络对于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精神交往”——大众媒体有何种影响的问题。研究者首先把网络看成是媒体形态的一种，把网络看成是传统社会中大众传播系统中的一个媒介形态。这种理解很显然无法容纳网络中表现出来的如此之多的异质的、非大众传媒的特点和属性。把不同的东西混淆到一起，显然是牵强而缺乏说服力的。这个思路无法真正解决网络的定位问题，更无法达到对网络本质的思考。
作为“媒体形态的一种”，先后出现了“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的概念。具体考察，从时间序列上说，网络不是“第五媒体”，更不是“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这点已有公认；从承载内容的性质和符号载体上说，网络也不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理解后一点有些复杂，我想从“媒介的特质”和“传播的意义”两个角度来说明。
首先从“媒介的特质”的角度考察。我们知道，信息的载体是符号，符号传播是媒介的形式的本质。新闻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体。他们的最大特质是各自拥有独特的符号系统。报纸主要靠文字；广播主要靠音响；电视靠以影像、声响为主，文字为辅。独特的符号系统，是识别三大传统媒体的基本依据。而网络的符号仍然是文字、声音和影像，只是综合利用，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传播符号。
然后，从“传播的意义”的角度做考察。传播的内容是新闻、神话传说还是历史知识也是媒体定位的标志。“三大媒体”都是在“新闻的意义”上谈的。所谓在新闻的意义上，是指他们都以新闻为本位，为重要任务。而网络显然是信息的集散地，它包含了不同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实时聊天、电子邮件等等。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旨趣，从总体上网络传播是“大杂烩”，并没有形成对新闻的重点强调。
以上分析看出，把网络从“媒体”或“媒介”的角度，进行传统或习惯意义上的排名归队，无论是“第五媒体”、“第四媒体”或“第四媒介”，都是不妥当的。
（二）把网络的讨论分解到“网络具体形态——网络媒体”的讨论的阶段
网络与媒体关系探讨的突破，就是把“网络媒体”的概念从宏观抽象的网络的大概念中抽取出来，而从网络的一个形态组成来考察，单兵直入的讨论获得了成果。
“网络媒体”的提法，就是在这个认识背景下升温的。2000年后代替“第四媒体”的概念，“网络媒体”成为人们讨论网络时的主要探讨对象。[3]“网络媒体”的界定有很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在网络传统新闻网站媒体和商业网站媒体，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具有某些大众传播媒体特征，具有“准大众传播媒体”的特性，因为庞大的网民规模支持着网页的浏览率。当然“按照传播学的定义，一种媒介使用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1/5，即可被称之为大众媒介”。[4]所以即使目前的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也不能断言它已经成为大众传媒；但是根据互连网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肯定“网络媒体”成为大众传媒是未来的必然。这个阶段的探讨进入了网络的具体形态组成，讨论因为具体化而更为集中，对象的特性也更为清晰，“网络媒体”概念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网络的认识开始深化。
“网络媒体”的概念回答了上面的疑问：网络作为整体不是媒体，但网络的组成部分“网络媒体”是媒体；我们可以暂时搁置是“第几媒体”的争论，至少从“网络媒体”概念中，我们长期感觉到的网络具有的“大众传播”的性质终于落到了实处，而不必忍受这样的困惑：一方面强烈感觉网络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属性和特点，一方面却清楚地察觉到网络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巨大差异。这两个感觉形成了一个在传统认识框架里解决不了的悖论。“网络媒体”概念破解了这个难题。
“网络媒体”回应了此前我们关于网络是“第几媒体”，是不是媒体的讨论；同时网络与“网络媒体”的不同，也暗示和提醒了研究“网络是什么”的复杂和困难。
（三）“网络媒体”不过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延伸”
进一步的追问是，“‘网络媒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媒体”？具体化这个追问，我们需要搞清楚“网络媒体”有哪些特点和意义。它与传统媒体有怎样的不同？是本质意义上的不同还是表面的差异？前面搁置的问题再次提出，它与传统的三大媒体是什么关系？网络媒体是一个突然侵入的不速之客，还是一个和睦友好的邻居？是一个熟悉的同类还是一个陌生的异类？
从媒介符号来说，传统媒体各有自己独特的符号语言系统；而网络媒体没有。“网络媒体”的新闻载体仍然是传统媒体的符号语言系统，包括文字、声音和影像。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媒体”似乎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异类，而是一个似曾相识的邻居。“网络媒体”并不具有本质意义的特殊性，更多地是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模仿”和重新组合。
从内容上说，无论是网络传统新闻媒体网站，还是商业网站的新闻传播，都是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的“延伸”。新闻网站从内容到形式，极大程度地依赖着传统媒体的资源。商业网站在主要意义上也只是传统媒体新闻的重新组合，而非本质意义上的颠覆或反叛。
所以，把“网络媒体”理解为传统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发展延伸”，是一种合理的逻辑。网络媒体是延伸，而不是创新；是熟悉的再造，而不是陌生的闯入；是文明的变迁，而不是文明的断裂或者重生。
（四）把网络看成是“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阶段
这个阶段，人们看到了网络的不同功能取向和复杂的性质。正像“网络媒体”概念的提出一样，“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同样表达了人们分门别类研究的努力。既然整体的认识很难达到，我们不如分别表述这个复杂的对象。“网络媒体”概念是对网络组成形态的个别研究，而“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的提法则是对网络功能的总体上的分类研究，前者是微观的，后者是宏观的。这些认识终于深化和丰富了人们对网络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为网络做一个定义。
同时，“信息平台、商业平台和虚拟空间”这个表述的意义还在于，超越了“媒体”的说法。这个提法能够从更宏观的层面认识网络的社会本质，为未来更准确地理解网络提供了一个台阶。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一个分类的视角，如果网络什么都是，那么也什么都不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本质的概括。
（五）网络就是虚拟世界
具体的、分类的角度看问题解决了许多基础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来从宏观的角度考虑问题。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相互映照，那么“网络媒体”的母体网络呢？网络的对照物是什么呢？找到网络的对照物和联系，我们似乎也就可以找到“网络是什么”的答案。这个思路接近马克思探究“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质是什么”的思路，马克思如此定义：“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5]
经由关系、联系来解释本质，是一个合理的路径。由此知道，“网络是什么”，当然也可以从网络与对照物和网络的全部联系中，认识网络的位置、特点和作用，那么“网络是什么”的问题也就得到一条清晰的出路。
“网络是什么”的长期争论展现了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其复杂表现为网络上形态众多，作用和影响各异；其多变性表现为网络上原创技术出现周期很短，网络组成部分新成员不断增加，新功能不断开发，原有的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以前的研究思路就在这里出现了问题：我们长期从“网络和媒体”的角度来试图认识网络的本质。结果证明不成功。我们在探讨“网络是不是媒体，是第几媒体”的时候，长期纠缠不清，认识混乱。我们把“网络是不是媒体”这个问题抛开，跳出这个狭隘的怪圈，直接讨论网络对于人意味着什么？
用信息流的观点来看待网络可能更能接近网络的本质。信息总是从一地流向另一地，信息的复杂流动，也可称为精神交往，成为信息时代的非常重要的内容。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就是一个推动信息流动的计划。所以，如果把信息比喻为乘客；那么网络上的形态组成，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等就是在道路上奔跑的汽车；网络就是道路。三者的关系就是“乘客、汽车和道路”的关系。同样，我们观察另一个系统，信息依然是乘客；各种形态的传统媒体是在道路奔跑的汽车，比如报纸、广播、电视等；现实世界可比喻为道路。那么我们面前有两条道路，道路奔跑着形态不同的汽车，汽车里坐着乘客。
这个比喻的意义在于，把网络和现实世界看作是同等的存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相对存在，互相作用和影响。那么，网络能够承担这样大的比喻么？网络有资格成长为足以与现实相对而存在的“第二世界”么？
从历史上看，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日本学者藤竹晓提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的概念，[6]这些概念都传达出这样的含义：在一个走向信息社会的时代里，大众传播媒体营造的信息空间，已经构成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环境的“第二环境”，也即“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尽管当时这个环境还没有足够完整、真实和独立。而在今天，这个“信息环境”、“拟态环境”在网络的催生下已经相当成熟，甚至形成了夏学銮使用的“网络社会”[7]，开辟了马克·波斯特提出的“第二媒介时代”[8]，发展出一个张允若提出的“第二世界”。[9]那么我们将面对着刘建明提出的“双重存在”的“社会”（即领土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和超级信息和观念全球化的社会）。[10]
我们深知，网络在传播技术方面的优势远胜传统大众媒体，它对“信息环境”、“拟态环境”的构成起到更为巨大的作用。社会演变的信息化，信息传递的网络化，这两个趋势就决定了未来的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对立而存在。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联结和影响。
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那么此前的“道路和汽车”的比喻，可以置换为比喻为“大地和房子”的比喻。那么显然存在着两种“大地和房子”，现实大地上建造着现实中的传统媒体形态；虚拟大地上建造着虚拟中的网络媒体形态。在本质上，虚拟大地不是“上帝之城”，只是现实大地的一个变形的折射；同样在本质上，网络媒体形态不是“创新”的产物，而是传统媒体形态在虚拟大地上的折射，也是延伸。
这个比喻超过了传播的意义，而是建造了一个“精神交往”的世界。如果说，传播毕竟强调的是信息的流动和疏离个体的连接；那么“世界”的概念显然要大得多，它包含了驻留和传播，固守和变迁，稳定的秩序与流动的革命或者改良等等。
最后笔者的观点水到渠成，“作为虚拟世界的网络”超过了“作为传播媒介的网络”，更充分而且有说服力地解决目前网络理论解释中遭遇到的困惑和纠缠，也是我们对网络本质认识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书目]：
[1]方兴东：《“网络社会化”新时代的来临》，参见陈卫星主编：《网络新闻和社会发展》，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2]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3]闵大洪：《网络媒体定义与中国网络媒体生态环境》，参见邓炘炘李兴国主编：《网络传播与新闻媒体》，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4]杜骏飞：《网络新闻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5]《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陈力丹，第1版，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年8月
[6]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彭兰：《网络传播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8][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