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研讨会会议方案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6:19:14

大型研讨会会议方案篇1

论文内容摘要：检察机关案例研究指导制度是一个新的研究对象，案例研究指导制度的内容要素、案例研究指导制度的框架要素是需要加以客观分析的，并试图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勾画出体现检察工作特色、利于法律监督职能实现的检察机关案例研究指导制度的实现途径。

构建检察机关案例研究指导制度，必须立足于检察机关办案工作的实际，符合检察机关工作流程的要求，以提高检察办案的水平为目标。总结多年来检察机关开展案例调研的工作实践经验，我们考虑检察机关案例研究指导制度应涵盖如下两方面的基本要素：案例研究指导制度的内容要素，即案例研究制度的具体载体——各种类型的案例；案例研究指导制度的框架要素，即案例研究指导制度赖以实施的各项工作机制。

一、案例研究指导制度的内容要素

开展案例研究指导工作，应针对不同的研究目的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概括而言，有四种案例研究的类型：

一是案例评析型，即针对某一案例，直接揭示出该案的争议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加以简明扼要地阐述和分析。这种类型的案例，一般案情相对简明扼要，蕴涵的法律问题多集中于单独的实体或程序问题，在研究时一般采用开门见山的方式，在简要叙述案情的基础后，勾勒出该案中的争议问题，列明两种或者多种处理意见，然后结合相关法律或法理，对争议问题直接作出阐述，表明自己的倾向性意见。案例评析型是检察机关案例研究工作中经常采用的模式，适合处理绝大部分的案例，其优点是能简捷醒目地指明某一案件中存在的法律适用问题，针对性较强，便于检察机关在办案时参考使用。

二是判例评析型，即针对某一案件，从到判决，在完整叙述案件诉讼处理经过的基础上，以该案为引子，延伸论述相关法律问题。判例评析型与案例评析型这两种案例研究方法各有所长，前一种短小精悍，直截了当地说明问题，后一种侧重理论，带有判例研究的性质。从目前检察机关的调研情况来看，前一种案例研究方法运用得较为熟练，而对判例研究则有待加强。我们认为，省一级检察机关应更提倡判例研究，突出判例研究的理论品味，以判例指导办案。判例评析型案例，一般要求较为细致地介绍案例的基本情况及诉讼过程，突出审判机关在裁判文书中的认定及说理。然后归纳出判例中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着重从学理的角度进行研析，在撰写时不拘泥于本案例，可以适当延展，目的在于将案例中包含的法理问题论述清楚，以解决困扰司法实践的法律认识问题。

三是经验总结型，即对办理某一或某类案件的经验总结，通过办案发现规律性问题，旨在总结办案经验，归纳提炼出适合检察工作实践的科学工作方法和办案方式。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还可适当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工作机制和方法，以工作规则的形式指导办案，从而充分发挥此类案例的指导效用。

四是检委会案例型，即选取经检委会讨论过的疑难争议案例，对案件中存在的实体和程序问题进行研究，从而使检委会对案件的处理法理化，便于实务部门掌握使用。加强检委会案例的编写工作，有利于充分发挥检委会案例对办案实践的指导性和权威性，规范检委会案例的撰写，提高撰写检委会案例的质量。从指导效力的层次来说，检委会案例在四类案例中当属最高层次，在本院范围内具有最权威的指导意义。

二、案例研究指导制度的框架要素

当前，各级检察机关十分重视对案例的研究和分析，具有较高质量和相当水准的案例研析文章不断涌现，不少检察机关还定期编篡出版案例书，这些工作卓有成效地推动了检察机关的案例指导工作。但是，要形成案例研究指导检察办案工作的长效机制，以制度化运作的方式使案例研究指导工作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离不开科学系统的案例研究指导制度。我们认为，相对完备的配套案例研究指导制度要体现以下三方面的特点：一是权威性，即在一定范围内实施案例研究指导工作，要由权威机构领导实施，确保案例研究指导工作得到检察机关内部各业务部门的高度重视，不至于流于形式。必须以本单位内最权威的方式案例，例如经检委会或者院委会研究决定，以文件的形式案例，或者以案例指导书的形式定期。二是可操作性，即案例研究指导制度的各项内容必须紧贴检察工作的实际，符合本单位的实践需要，设计的各项制度措施要紧贴办案实际，便于检察工作人员运用和掌握。三是时效性，即案例研究指导制度要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司法解释及上级领导机关相关有效文件的精神要求，当其所依据的法律规定发生变化时，要及时更新案例。原则上，案例指导库至少要每年更新一次，确保案例的新颖有效。

我们设想，检察机关案例研究指导制度可包括如下五个方面的子系统：

（一）案例研究指导的领导机制

虽然检察机关案例研究指导制度不同于学术界一度热议的司法判例或先例判决制度，但是二者在如何设置领导机构或负责组织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我们可参考借鉴后者的一些具体主张，予以变通适用。有观点主张，在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内，设置专门的判例法委员会，由资深法官和相关专家组成，定期召开会议，就本院审判的新型、疑难案例进行审查，认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就形成判例予以公布。判例的形式不等与判决书，除判决书的内容外，还应当有审判委员会对于该案的评析。对于这些判例应当定期编篡成集，并应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以作为以后修改法律的参考。[1]法学界研究成果一般认为，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有权确认指导性案例（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最高法院才有此权），而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不宜行使此项权力。法院内部行使此权力的机关可以是审判委员会，但更合理的意见是成立专门的“指导性案例确认委员会”专司其职。一旦被确认为指导性案例，则在全国范围内或者本高级法院所辖区域发生指导作用。[2]无论何种观点，均主张在案例指导工作实施范围内由最高权威机构或组织领导实施案例指导工作。我们认为，检委会作为检察机关内部的最高业务议事机构，其所作决定在本单位内具有最高权威性，由其审议通过指导性案例，无疑具有极强的示范性。因此，建议由检委会作为案例指导工作的领导组织，负责审议通过指导性案例。

检委会审查通过指导性案例可以采取检委会一案一议与审查通过案例指导专辑两种工作模式。对由检委会议决的案件，可采用一案一议的方式，待该案最终判决生效后由专人直接编写出检委会案例予以；对其他整理出的疑难复杂案件，由案件承办人或研究室工作人员进行分析研究，定期编篡成册（例如一季度一册或半年一册），然后集中提交检委会讨论，通过的案例后同样在本单位内发生指导效力。

（二）案例研究指导的资料收集机制

指导性案例必须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但是并非所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都可以成为指导性案例。具体而言，只有那些存在定性争议、程序适用争议、量刑争议的疑难案例才有可能成为指导性案例，没有任何争议的案例一般不具有指导价值。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发现、收集、整理案例的工作机制，从大量的生效案例中选取出具有一定典型性的案例加以研究，使之成为指导性案例。

案例研究的资料收集过程，我们设想可通过三条途径进行：1、反贪局、反渎局、公诉处、二审处等业务部门将办结的疑难争议案例整理行文后提交给研究室，研究室认为内容形式均符合要求的案例，将其编入案例专辑，待交检委会讨论后通过。2、研究室“三书复核”工作人员在复核已生效案件时，将认为具有一定研究价值的案例挑选出来，撰写相应的案例研究文章，编入案例专辑，待交检委会讨论通过。3、检委会在讨论案件时，认为该案件有研究价值的，可径行指定案件承办人或相关工作人员在该案审结生效后编写检委会案例，由检委会讨论通过后直接。

（三）案例研究指导的实施机制

从制度化的目标出发构建案例研究指导制度，匹配合理的案例研究实施机制必不可少，如果缺乏稳定的实施方法和措施，案例研究指导工作可能陷入临时性的窠臼，难以长期发挥指导功能。结合检察机关开展案例研究工作的经验，我们认为可考虑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实施案例研究指导工作：

一是建立编辑案例研究专辑的工作机制，以案例专辑的形式经常性编发各类疑难复杂争议案例。以我院为例，每年要办理大量刑事案件，而且由于管辖特点和区位特点，办理的案件中不乏疑难复杂和新类型案件。在处理这些案件的过程中，检察干警经常会对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开展讨论，在思想和观点的碰撞中，检察干警对《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理解与运用更加深入，他们利用业务时间，积极撰写案例，将自己对法律的认识融入到一个个真实而具体的案例中，以案释法，以理释疑。研究室作为检察机关的法律政策研究职能部门，承担有编辑院内刊物《调查与研究》的常规性工作任务，为鼓励案例调研，发挥案例研究指导检察实践的积极作用，研究室将检察干警平时撰写的案例予以汇编，在院内刊物《调查与研究》中专门开辟“案例专辑”予以发表。经过数年的积累，以编发有五十多期“案例专辑”，初步形成了规模效应。通过编写大量案例，从中择优选取部分优秀案例，提交检委会讨论通过，成为本院内部指导性案例，无疑对保证案例研究指导工作的稳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二是建立案例研究课题制度，以重点课题的形式集中解决一类犯罪中存在的问题。实行课题制，有利于集中研究资源，对突出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进行联合攻关，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一般质量较高，经专家评审论证后更具有权威性，其影响不仅局限于某一单位，而且还能在理论界与实务界产生深远影响，甚至会引起上级领导机关的关注，促进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乃至推动立法。案例研究课题制是案例研究专辑工作制的有益补充，两者各有侧重，相互补充。案例研究课题制所研究的问题较为系统，通过课题报告或研讨会纪要的形式得出倾向性法律适用意见，其成果可直接转化为相关法律适用指导性意见文件；案例研究专辑工作制研究的问题相对分散，是对日常办案中所发现问题的及时回应，具有分散性的特点。我们在开展案例调研的的工作中曾思索，如何将一个个相对独立、相对分散的案例串编起来，从一个相对系统的角度研究分析问题。实践中以一类或几类法律适用问题为研究对象，进行课题制研究，并组织相关研讨会，力图形成能指导司法实践的法律适用参考意见或建议。案例研究课题，虽然不是通常意义的案例研析，但是其研究的载体是检察机关承办的各种案件，研究的法律适用问题并非凭空生造，而是从案件中提炼而来，因而也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四）案例研究指导的机制

编写的案例要发挥指导性作用，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和形式在一定范围内予以，以便司法工作人员了解和掌握，作为办案的参考。从我国目前的案例制度来看，主要有官方和非官方两种方式。官方的主要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开出版物，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法院报》、《刑事审判参考》等公开法制出版物。非官方的主要有商业性的法制出版物、学术期刊、报纸及商业性法制网站等。无论何种形式，指导性案例的应有别于普通研究型案例的发表，主要区别在于：一是程序的严谨性。指导性案例的应遵循一定的工作程序，必须经过特定程序且由特定主体审查批准后方能公布。二是权威性。指导性案例体现了机关对办理该案的工作思路，对案例中所蕴涵的法律适用问题明确提出了法律适用意见，针对性较强，指导意义明显。三是有效性。指导性案例一经，在一定范围内开始发挥指导效用，除非该案例与新的法律、司法解释或上级领导机关指导性案例相冲突，非经一定工作程序被撤销，指导性案例的效力不能被擅自终止。

我们认为，构建检察机关指导性案例的机制要紧密结合前述指导性案例的实施机制，充分体现程序严谨性、权威性、有效性的特点，将主体限为检委会。凡是预备成为指导性案例的候选案例材料，必须先由研究室进行形式审查，认为案例材料形式合格的提交本院检委会讨论。检委会经讨论，认为可以成为指导性案例的，由检委会以“院指导性案例”的形式予以，载体可借助本院内部刊物《调查与研究（案例专辑）》；同时，要为的每一个“院指导性案例”进行编号，以备检索使用。应当指出，指导性案例的机制是建立在案例研究工作制度的基础之上，因此，能够成为指导性案例的只能是一部分质量较高且具有典型性的研究案例。指导性案例要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注重质量而非数量。通过经年累月的努力，指导性案例库将逐渐丰富。

（五）案例研究指导的修缮机制

所谓案例研究指导的修缮机制，是指对指导性案例进行修改、废止、补充的工作制度。具体来说，根据指导性案例的不同情况，可采取废、改、补三种形式的修缮机制。

1.废除指导性案例。当指导性案例的法律适用意见为其它新的法律解释、法律法规所替代，或者因为其它原因而失去指导性时，指导性案例的主体可以根据业务部门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启动废止某一指导性案例效力的工作机制。被废止的案例自废止后对今后发生的类似案例就不再具有指导性。

2.修改指导性案例。虽然没有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与既有指导性案例产生冲突，但由于司法实践中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产生了变化，与指导性意见不尽相符，此时就需要及时修正指导性案例中的若干观点，以适合新的执法形势的需要。

3.补充指导性案例。指导性案例库应是开放的，而非封闭不变，我们应及时补充新的案例入库，增强案例指导的及时性与针对性。举例说明，为说明非身份犯与身份犯共同犯罪的认定问题，我们可分别选取共同贪污、共同挪用公款、共同受贿、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等罪名的案例作为指导性案例，通过多个案例分别阐述，详细说明非身份犯与身份犯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及罪名适用问题，从而解决这一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

注释：

大型研讨会会议方案篇2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以下简称“中阿博览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商务部、中国贸促会、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部级、国际性综合博览会。自2010年以来，中阿博览会（原中阿经贸论坛）已在宁夏成功举办了五届，在国际、国内产生了深远影响。2015年9月11日举行的“中阿卫生合作论坛”是第五届“中阿博览会”的6个子论坛之一，它由论坛开幕式及主旨演讲、卫生合作研讨会、学术交流大会、健康产业博览会暨健康产业论坛四大板块组成。其中，学术交流大会板块共举办4场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分别是：中阿传染病防控研讨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学术交流大会、眼科国际高峰会议和传统医学国际交流会议。

宁夏疾控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作为“中阿传染病防控研讨会”的承办方之一，首次参与了大型国际会议的筹备与承办。工作期间，相关科室形成了大量的文字、图片等资料。如何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做好重大会议专题档的收集，真实反映会议全貌，并为今后类似活动的举办提供参考与借鉴，成为今后中心档案工作者面临的一项新任务。

一、疾控工作重大会议的特点

1.会议目标特定性。疾控工作重大会议是真实反映疾病预防制工作进展、管理、科研与民生项目的一面镜子，会议目的性强，意义重大，任务目标一致，因此它所形成的档案具有很强的特定性或专一性。

2.资料产生阶段性。疾控机构是依据年度工作计划和相关工作指令来举办重大的工作会议，因此会议资料的产生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在某个时期文件会集中产出。

3.人员组成临时性。对于重大的疾控工作会议而言，会议筹备工作往往需要几个部门联合承办，其工作人员多由卫计委下属不同单位的职员或疾控机构内部的不同员工临时出任。

二、中―阿卫生合作论坛传染病防控研讨会资料收集情况

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旨在为来自我国、世界卫生组织和阿拉伯国家的传染病防控专家们搭起切磋、交流的国际平台，共同探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传染病防控工作的前沿和发展趋势及所面临的挑战和任务。其会议材料的收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文书资料：研讨会筹备期间形成的请示、批复、函及通知等有关文件资料；会议结束后形成的各种相关工作总结。

2.工作资料：研讨会筹备过程中制定的各种工作方案、接待方案、工作任务分解细则；研讨会实施方案、工作手册、会务指南、日程安排（中、英、阿文）、会议报到册、开幕式主持词、嘉宾致辞以及研讨会筹备、举办过程中形成或签订的各类合同、协议等。

3.嘉?e及授课专家资料，包括嘉宾及授课专家的中英文个人简介、ppt课件（中、英、阿文）、交流资料等。

4.音像资料：研讨会筹备、举办期间形成的照片、录音、录像。

5.财务资料：研讨会筹备、举办期间产生的会务经费预决算报表、会务费支出明细表、凭证、账簿及其他核算资料。

6.电子资料，包括电子照片、电子文档、光盘等。

7.其他需要收集的资料，如：会场效果图、会场背景墙、工作人员信息、主要领导、专家、嘉宾行程安排、会务接待车辆安排等。

三、中―阿卫生合作论坛传染病防控研讨会资料收集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

经过多方努力，“中―阿卫生合作论坛传染病防控研讨会”圆满举办，资料收集工作也如期完成，但档案资料收集的硬伤也凸显了出来。

1.档案部门对重大会议的参与度为零。中心作为研讨会的承办方之一，在落实工作任务时，从未提及档案部门的职责，最后的资料整理工作，也由别的科室负责。

2.研讨会材料归档不齐。由于中心的档案部门从未制定过《重大会议专题文件资料归档范围与保管期限》，而我中心的上级主管部门――自治区卫生计生委也没有相应的文件，只是在会议结束后，自治区卫生计生委疾控处（研讨会的另一承办部门）印发的《中阿卫生合作论坛传染病防控研讨会总结工作安排》一文中列出要求上报的资料，但从档案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份工作安排缺失了一些重要的内容，如：主流媒体的报道资料、重要的工作信息与电子邮件、有价值的实物资料等。

3.文件、资料保管分散。中心多个部门参与了本次研讨会的筹备，因此筹备工作中形成的许多文件、音像或有价值的实物资料，都散落在不同科室的个人手中，造成重大会议资料收集难度较大。同时，由于这些科室在筹备过程中更侧重于工作任务本身，因而很容易忽略对文件材料的收集、整理，产生材料收集不完整的现象。

4.档案工作者专业技能低。在研讨会筹备与后会资料整理期间，中心没有专职档案人员参与此项工作，而各科室参与筹备工作的人员，因没有接受过档案知识专业培训，所以专业技能较低。

四、加强重大工作会议专题档案资料收集与管理的方法

1.档案管理及时介入。与疾控工作有关的国际学术交流会议或其他重大工作会议具有显明的工作特征和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长期以来，由于疏于档案工作的领导与管理，重大会议专题档案的完整性得不到保证，今后再次筹备重大疾控工作会议时，会议的主办方或承办方，应在第一时间向各自的档案部门进行通报，并将档案部门列为筹备工作成员之一，全程参与会议各项工作，加强对重大会议专题档案的统筹协调、监督指导工作，以保证相关资料收集的完整性与及时性，不断丰富馆藏内容。

2.完善制度，明确职责。档案部门应顺应时代的发展与工作需求，不断健全和完善档案管理制度，除了制定《疾控工作重大会议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为档案的收集和管理提供技术支持之外，在重大会议筹备期间，还应明确各部门相关责任人，充分考虑各部门的工作特点，细化资料收集工作的时间节点，做到职责明确，分工合理。同时，档案部门还应落实档案接收流程，完善档案工作网络。

3.专业培训，提升素养。档案部门应对专（兼）职档案员进行档案业务实操培训，观摩自治区和银川市档案馆的馆藏资料，听专家全面讲解文件材料收集、整理的方法与技术，不断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专业技能，强化档案责任意识。此外，在日常工作中，中心档案室还可聘请专家进行档案工作的监督、检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进行整改。

大型研讨会会议方案篇3

一、行政复议制度面临的现状与问题

自我国行政复议法实施以来，经历过最初短暂的收案率之后，就出现了连续下滑的趋势，这使得行政复议制度的作用打大折扣。

国务院法制办协调司青锋指出，近年来行政复议案件数量有下滑趋势，而且制度本身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理论支撑，机构和法律脱节，行政复议机构人单力孤，而理论研究的薄弱也制约了制度实效的发挥。青锋司长还对行政复议制度的价值趋向加以探讨，认为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依然是公平。

多位与会代表分别从实证数据和切身感受出发，指出直至目前，许多行政复议机构依然和信访、秘书、提案或督察科室合署办公；对于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任职资格也缺乏统一的规定，复议工作人员的素质不算太高，很难胜任对专业性、技术性问题的处理工作；行政复议经费、装备、交通工具得不到保障；而且行政复议人员缺乏对案件的决定权，这些都制约了行政复议制度实效的发挥。

江苏省政府法制办公室高建新副主任指出，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实行审决分离的工作程序，不利于及时公正的作出复议决定；他认为行政复议以书面审查为主的工作程序，不利于贯彻全面审查的原则，难以查明案情，且剥夺了当事人双方质证辩论的权利；并且行政复议决定的种类斧凿《行政诉讼法》的痕迹过浓。

建设部法规司执法监督处王荣梅处长则对近来备受关注的城市房屋拆迁争议问题展开了探讨，她指出，目前城市房屋拆迁类行政复议案件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案件大多集中于对拆迁裁决的复议，建议应该进一步明确城市房屋拆迁相关行政复议的管辖权，完善行政复议机构的运作程序，并且对所涉及的房屋资产评估问题进行实体化的全面审查。

二、行政复议与信访

从我国目前的实践来看，行政复议案件的维持率相当高，这种结果势必导致老百姓走向了另外一条救济之路-信访。

青年社会学者中国政法大学应星博士梳理了信访制度的历史源流，认为信访与中国古代的非常上诉制度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他还将1949年之后的信访制度分为大众动员型信访、拨乱反正型信访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安定团结型信访三种类型，指出信访在中国仍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替代性的权利斗争方式，并具体剖析了信访救济机制的“潜规则”。认为信访救济作为一种“内部解纷方式”，和法治之间的关系可谓是亦敌亦友，不能一概而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刘作翔教授则认为信访是我国特色政治文化的产物，认为应该关注的问题在于，信访权是不是一项权利？信访权的实现是指什么？

北京大学法学院湛中乐教授认为可将宪法第2条、第41条作为信访的宪法依据，并就信访制度的特征与实践效果与行政复议制度加以比较。并认为应以现存信访制度为基础，将其改造为申诉制度，让不服复议决定的人有提起行政申诉的可能。

三、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蔡小雪法官就申请人、被申请人、复议机关、复议第三人及利害关系人在诉讼中的地位，不服复议决定的诉讼受理，复议机关审查与法院审理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并着重探讨了最终裁决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关系问题。国务院法制办法制协调司方军处长和南开大学法律系赵正群教授则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核心在于提供司法救济的选择权，我们的现有法律法规并不违反入世承诺，所进行的制度变革，包括对《专利法》和《商标法》的修改，更多的是自身的需要，而非世贸规则的要求。商务部条约法律司杜宝忠副处长则指出，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只管辖以贸易为核心的领域，其他的如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领域，都非wto规则所能涵盖。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周汉华教授认为，现代行政法崇尚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较为理想的状态在于一律复议前置，同时法院对行政复议决定的审查模式和力度，要依行政机关的性质而定，不可一概而论。

四、域外行政复议制度的评介

行政复议制度作为行政过程的一环，作为救济程序的重要一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无论是法国的行政救济制度、德国的异议审查制度、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美国的行政法官制度、日本的行政不服审查制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诉愿制度，都潜在着与我国行政复议制度进行比较的可能性。为此，就更有必要对域外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和制度实践予以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吕艳滨博士对日本和韩国的行政复议制度分别加以梳理，其间他对日本的《行政不服审查法》，韩国的《行政审判法》作了客观全面的评介，并对特色化的日本行政审判制度、日本的国税不服审查制度予以评介。他指出，韩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成功之处，一方面在于提高行政复议机关的独立性、客观性方面进行了有意的制度创设，另一方面在于不断完善复议案件的审理程序，其贯穿始终的一点便是行政复议制度的准司法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李洪雷博士则对德国的行政复议制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诉愿制度分别加以梳理，对复议的适用范围、复议机关、复议的提起、复议程序的进行、复议审查的范围、复议决定以及不服复议的起诉都做了详细介绍。

五、完善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构想

从行政复议的制度建构和组织变革的角度上，许多学者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助理冯军教授认为，提倡行政复议制度司法化，是强调在行政复议中增强司法的特征，从权力分立的角度看，机构要尽量独立，复议程序要公正、简洁、迅速。浙江大学法学院朱新力教授则从一种“动态的、积极的纠纷观”入手，指出行政复议应逐步向司法化逼近。

还有学者指出了现行行政复议管辖体制的缺陷，建议引入专门的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重构管辖体制。

大型研讨会会议方案篇4

一、关于《教育学院事业发展规划》（讨论稿）

会议对《教育学院事业发展规划》（讨论稿）进行了研究。会议决定，会后由杨德军同志根据讨论意见修改后报学院教代会讨论。

二、关于《教育学院教师、职工工作量考核办法》（讨论稿）

会议对《教育学院教职工工作量考核办法》（讨论稿）进行了研究。会议决定，会后由杨德军同志根据讨论意见修改后报学院教代会讨论。

三、关于《教育学院教职工校内工资分配办法》（讨论稿）

会议对《教育学院教职工校内工资分配办法》（讨论稿）进行了研究。会议决定，会后由杨德军同志根据讨论意见修改后报学院教代会讨论。

四、关于《教育学院学习实践活动整改方案》

会议讨论了《教育学院学习实践活动整改方案》，会议要求会后进一步修改整改方案。会议强调：班子成员要督查督办、确保落实，切实解决学院事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要求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提高破解难题能力，推进学院各项事业科学发展。

五、办公用房搬迁工作

__*同志根据学校对二级学院办公用房的调整方案，提出了我院搬迁具体方案，会议对此方案进行了研究。

会议要求：1、搬迁工作由__*同志牵头，杨明同志协助完成。2、办公区域相对集中。3、保证教授、博士办公用房。4、统筹落实好学院南区、北区教师休息室的设备配置。5、搬迁中尽量避免大型改造，已经发生的改造费用由杨明同志负责与学校协商解决。6、确保搬迁过程中财产安全，谨防丢失。7、在规定时间内圆满完成搬迁工作。

六、非教学人员岗位分工

教育学院主任科员及以下非教学人员岗位聘任工作已经完成，专业技术人员按照竞聘的岗位各司其职；何忠同志、杨明同志负责工勤岗位人员的工作分工；马永刚同志负责协调辅导员工作分工；杨德军同志负责协调办公室人员工作分工；汪家宝同志负责协调教科办工作，建议谌晓莉同志牵头教科办工作，在体育系抽调一名教师、地理系抽调一名实验技术人员协助系领导开展日常工作。

七、暑期安全稳定工作

会议要求：1、由杨明同志牵头，放假前组织一次安全检查，对存在的安全隐患，重点防控。2、暑期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认真履行职责，保证通信畅通。对重点区域（如实验室、体育场馆等）每天至少巡查一次。对于突发事件，及时向带班领导报告，必要时应向学校相关部门报告。

八、暑期及新学期开学前主要工作

会议对学院暑期及新学期开学前的教学安排、新专业申报、年度责任目标中期检查工作、科研工作年度责任目标中期检查工作、新生报到、学生寝室安排、学生自联实习点、创收、教代会筹备等各类工作进行了认真梳理，明确了各项工作的牵头领导，提出了各项工作的针对性要求。

九、暑期干部学习务虚会事宜

定于20__年7月中旬召开干部学习务虚会。参会人员为院领导、系副主任、教师教育中心副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三办”主任。会议讨论通过了会议议题。

大型研讨会会议方案篇5

一、指导思想

根据厅《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实施方案》的要求，通过学习调研阶段，着力抓好理论学习、深入调研、组织大讨论三个环节的工作，为第二、三阶段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统一思想坚定信心，确实抓好学习实践活动，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二、理论学习环节

（一）领导班子成员集中学习

1、参加海南省学习实践活动动员大会（以会代培）。

*月*日上午至*月*日上午，厅党组书记、厅长肖杰和机

关党委副书记徐日东参加全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第一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工作会议。

2、召开理论中心组学习会学习党的*报告、胡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胡总书记在海南视察时重要讲话、省第五次党代会和省委五届三次全会精神。学习时间不少于三次。

（1）厅理论中心组第一次学习会

*月7日下午，在厅会议室召开厅理论中心组第一次学习会议。

内容：传达全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精神；学习中央和省委的重要文件及领导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基本原则、解决重点问题和方法步骤。

（2）厅理论中心组第二次学习会

*月9日上午，在厅会议室召开理论中心组第二次学习会议。

内容：肖杰厅长就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做辅导报告；重点学习《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中关于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意义、重要依据、第一要义、核心、基本要求、根本方法等重要论述，肖厅长作主题为“科学发展观就在身边、心里、工作中”的辅导报告，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归纳科学发展观的意义、内涵、精神实质和实现途径，对全厅开展学习实践活动进行部署。

（3）厅理论中心组第三次学习会

*月13日上午，在厅会议室召开理论中心组第三次学习会议。

内容：学书记关于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宣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结合农业厅实际，大家畅谈如何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促进我省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月14日上午，在省农干校举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培训班（党课），全厅系统全体党员参加，由肖厅长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给全体党员上一次党课。

（二）全体党员学习培训

1、组织学习：按照厅党组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各党总支、支部采取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相合、读原著与听辅导相结合等形式，组织全体党员学习党的*报告、《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学书记等中央领导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书记在海南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省第五次党代会和省委五届三次全会精神。领会精神实质，在掌握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上有新的进展。党员集中学习不少于20个学时。领导班子成员参加所在党支部集中学习。15日前完成学习。

2、营造学习氛围：按照厅学习实践活动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在海南农业网站开辟活动专栏，策划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系列主题活动。厅机关党委、厅属各单位要设计有特色的主题活动，在宣传栏、简报上开辟活动专栏，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三、深入调研环节

（一）确认调研课题在学习讨论的基础上，厅党组成员、机关各处室和直属单位领导干部，结合工作实际，深入基层和群众，开展调查研究，梳理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按照厅党组《关于印发开展解放思想，促进大发展专题调研研讨方案的通知》文确定的36个调研课题，深入调查研究形成专题调研报告。

（二）开展调研每个领导班子成员都要带队下基层开展调研。

各调研组要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完成所负责的调研课题。开展调查研究时间为*月15日至*月21日。

（三）撰写调研报告每个领导班子成员的调研都要形成调研报告，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研讨交流，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和实践探索。*月23日前完成。

四、组织大讨论环节

*月23日至28日，各部门、各单位党总支、支部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开展“解放思想，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活动，围绕“你最满意的一件事是什么？你最不满意的一件事是什么？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需要解放思想的关键点在哪里？”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等问题进行讨论。通过大讨论环节，在解放思想中统一认识，理清现代农业发展思路，切实做到六个转变（即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从粗放型向精致型转变、从种养型向加工运输型转变、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从“撒胡椒面”向集成项目办成事转变、从“运动员”向“裁判员”转变）。以解放思想引领实践创新，切实转变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观念。

五、加强领导

（一）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第一阶段学习调研工作是基础。每一环节工作都很重要而且是环环相扣，时间要求紧，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加强领导，科学安排时间，确保学习人员、时间、资料三落实。党员集中学习要保证有20个学时，确保学习实践活动和业务工作两不误、两促进。

大型研讨会会议方案篇6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审判组织司法改革

审判委员会是我国特有的审判组织形式，它作为审判工作的一个集体领导机构，在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总结审判经验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已日益不适应公平、高效的审判机制。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分析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理论、实践层面的缺陷，并对其改革与完善进行了理性的探讨。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历史溯源

审判委员会作为我国法院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最早起源于新民主主义时期。1932年中共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中规定，县以上裁判部组织裁判委员会。该裁判委员会即是审判委员会的雏形。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中，司法主管机关初步提出了法院组织草案，其中提到了建立审判委员会。1951年中央政府通过了《法院暂行条例》，该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两级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庭长及审判员组成。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正式颁布，规定在我国各级法院内部设立审判委员会，作为对审判工作的集体领导形式。195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并形成了审判委员会的一些工作制度。随后，全国各级法院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作为一项法定制度开始运行。[1]

审判委员会制度在选择与建构时受了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的行政长官统领行政权力，兼行司法职权。新中国建立后，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机关普遍实行集体领导，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与我国司法传统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其次，新中国成立后，打碎了旧的司法体制，创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体系，法制建设百废待兴，司法干部极其缺乏，当时法院法官绝大部分由工农干部组成，法官的业务素质整体上较低，有必要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以保证审判质量。再次是大陆法系和前苏联审判体制的影响。

20世纪初，在现代法律制度的选择中，我国更多地参照了大陆法系传统。新中国的法律也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与普通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在法院的内部组织结构中带有较强的等级色彩，强调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力的制约与指导，法院体系结构带有浓厚的官僚层级味道。比如法国最高法院中的“混合庭”、德国联邦法院中的“大联合会”，就与审判委员会有或多或少的共通之处。前苏联的审判制度则强调执政党对审判的干预和具体指导，强调集体智慧，这些都给构建中的中国司法制度烙下了深刻印记，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成为可能。由院长主持、庭长及资深法官组成的这一组织即可实现政党及领导层对审判工作的直接控制。[2]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主要缺陷

（一）理论层面的缺陷

1、有违程序正义

（1）与公开审判的要求相违背。公开审判意味着法官的审理活动向当事人公开，应在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即：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必须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秘密进行，当事人不允许在场，更谈不上公民的旁听与新闻媒介的监督了，这种“开会式审判”整个过程难逃“暗箱操作”之嫌，这与审判公开的原则是格格不入的。

（2）与直接言词原则相违背。直接言词原则指“凡是参与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之间的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材料。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3]而审判委员会委员不亲历庭审，不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辩论，不阅卷，仅仅是根据承办人的汇报和所写的案情报告来作出判断，显然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

（3）与回避制度相违背。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中，明确将审判委员会委员纳入了应执行回避制度的审判人员之列。但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秘密且不定期进行的，法院并不告知当事人案件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有哪些人参加讨论，故当事人申请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的权利实际上无法行使，回避制度的功能大打折扣。

2、有违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包括审判独立和法官独立。一方面，法院作为一个整体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包括上级法院的干涉，它体现了司法独立的外在属性。另一方面，法官审判案件时，其作为个体也是独立的，不受其他机关、领导及同事的影响和干预，法律是法官唯一的上司，只服从法律和良心的要求，独立对案件作出裁判。但“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4]，使得审判委员会与独任庭、合议庭之间存在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审判独立构成了侵犯。

3、现行立法对审判委员会的组成和运行缺乏统一、具体的规范

对于审判委员会的具体组成，《人民法院组织法》仅简略地规定，院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审判委员会委员，院长主持审判委员会会议，同级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会议。却没有就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条件、任期、组成人数等作进一步的规定。同时，现行法律对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议事规则规定过于原则，致使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方式、运行程序存在很大缺陷，随意性、任意性较大。

（二）实践层面的缺陷

1、人员构成的缺陷。目前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委员一般与行政职务挂钩，多是由院长、副院长、业务庭负责人组成，甚至包括法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纪检书记等人员，行政化色彩很浓，专业性不强。审判委员会委员有时成了一种行政待遇或荣誉称号，不担任领导职务而业务能力强的优秀审判人员则被拒之门外，一个审判人员一旦不再担任院长、庭长或主任职务，其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一般就不复存在。本来审判委员会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审判中的民主集中制，发挥集体智慧，提高审判质量，而法院担任行政职务的领导们往往政治素质、行政管理能力较强，业务水平并不一定高，将重大疑难案件交与他们讨论决定，难以保证案件的裁判质量，也有损审判委员会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有违审判委员会设立的初衷。

2、不利于发挥法官们的主观能动性。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易使法官产生依赖感，特别是在目前错案追究制的重压下，法官们一旦遇到疑难复杂问题，首先想到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而不是想方设法去分析研究，这种“矛盾上交”的思维方式，不仅使审判委员会穷于应付各种个案的讨论，而且导致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削弱，从而影响我国法官素质的提高。同时，审判委员会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议庭职能的发挥，在反正要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心理影响下，合议庭成员讨论案件不深、不细、不透的现象较为突出，使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一定程度上成了合议庭评议案件工作的重复和延伸。

3、审判委员会定案的案件责任不明，不利于落实审判责任制度。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合议庭必须接受，因而由此产生的错案责任，合议庭成员不应承担。而审判委员会是集体决策、集体负责，出现错案表面上是人人负责，实际上是人人不负责。这就使得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成为“人人无责”的一项司法活动，这是法治国家所不能容忍的现象。实践中，有的案件承办人想偏袒一方当事人，又怕承担责任，甚至故意将案件推向审判委员会，然后通过带有倾向性的汇报诱导审判委员会作出对已有利的决定，从而假借集体决定之名推卸自己的责任。

4、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质量不高。一是审判委员会委员的非专业性不能保证案件质量。二是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繁多，审判委员会委员不可能是“万事通”，要求他们对每个部门法上的疑难案件发表合理意见，实在勉为其难，在讨论到自己不熟悉的案件类型时，往往是冷眼旁观，人云亦云。三是“重大、疑难”案件缺乏统一的标准，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为数不少，这就决定了审判委员会不可能为每一件案件花费太多时间。而委员们一般是担任行政职务的领导，事务繁忙，开会前也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去研究案情和相关法律，更何况有些案件是听说要开会临时“插班”的，事先并没有把汇报材料发给各委员，这样委员们要在几十分钟内吃透案情和相关法律、法理，作出裁判，实在是不易的事，案件质量也难以保证。

5、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缺乏必要的规程，效率不高。如开会时缺乏科学规范的汇报、讨论、表决的具体规程，往往是你一言我一语，间杂着作一些评论甚至开一些玩笑，缺乏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应有的规范性和严肃性，也影响了讨论案件的效率。再如，对案件汇报材料没有具体的格式规定，有的汇报太简略，甚至未涉及案件争议焦点、合议庭倾向性意见等内容，有的汇报又太哆嗦，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有的属于适用法律有疑难，有的则是案件事实尚未彻底查清，以致审判委员会讨论时无的放矢，降低了工作效率。还有，实践中一件两件案件一般不会召开审判委员会讨论，往往要案件凑到一定数量才开会，加之审判委员会常常因领导分身无术等原因推迟开会时间，致使案件积压、拖延，影响了案件的审判效率。

6、职能单一化。《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该规定来看，审判委员会的职责主要包括上述三个方面。但实践中，目前审判委员会尤其是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精力主要集中在对个案的讨论上，而在加强宏观调研、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实践方面显得不足。以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为例，近两年召开的审判委员会会议，除一次讨论本院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和一次讨论对当年度各个发回重审案件要不要追究承办人错案责任以外，其余均是就个案进行的讨论。

三、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设想

鉴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诸多不合理因素，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已成为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司法正义的必然要求。法院系统十余年以来的审判方式改革为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可行性：庭审方式已由过去的纠问式逐步过渡到现在的诉辩式，庭审过程日益规范化，法官驾驭庭审能力增强；合议庭功能不断强化，当庭宣判的案件增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减少；法官素质逐步提高，等。

至于如何改革和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在理论界尚无统一的看法。从总体上看，基本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取消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无法实现司法公正，应予以废除；二是保留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在目前体制下有助于防止司法腐败、提高法官职业素质，其存在具有合理性，应予保留；三是调和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虽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缺陷，但经过改革和完善，在当前和今后的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仍然具有现实合理性。[5]

笔者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很大缺陷，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应是取消这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或者改变其性质。但就目前而言，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不现实的。首先，它涉及到《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因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上述法律明文规定的，在这些法律未作修改之前，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则是违法，而上述法律的修改并非易事。其次，实践中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毕竟只是少数，审判委员会所起的作用很有限。如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近两年共审结各类案件8979件，但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仅57件。再次，审判委员会制度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有利于集思广益，正确处理案件，有利于排除当事人干扰，防止司法不公，有利于统一一个管辖区域的执法标准，等等。再者，最高人民法院在谈到今年的改革思路时，仅是讲要改进审判委员会制度，可见其尚无废除这一制度的意图。因此，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受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更为现实的途径是对审判委员会制度加以改革和完善，待条件成熟后再讨论其存废问题。目前改革与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核心是完成审判委员会的“去行政化”，实现向“司法化”的回归。包括：

（一）限定审判委员会讨论个案的范围。为发挥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应合理界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可采取列举式的方式予以规定，具体而言，仅限于讨论、决定合议庭审理的下列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1、合议庭在适用法律上争议较大的案件；2、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3、新类型案件或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案件；4、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或指令再审或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5、对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6、拟判决死刑（包括死缓）、缓刑、宣告无罪的案件；7、拟作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无效的行政案件；8、需要确认为违法审判的案件；9、院长认为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其他案件。对一般性案件，审判委员会应不予受理，以此增强独任法官或合议庭独立审判的责任感，减少审判委员会不必要的工作。

（二）严格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任职资格。审判委员会作为一个总结审判经验和处理疑难复杂案件的机构，其成员的任职资格理应比一般法官要高。具体而言，一是要淡化审判委员会的行政色彩，抛弃以行政级别确定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做法；二是要提高门槛，从资深法官中选任审判委员会委员，至少具备法律本科学历、从事若干年（如5-10年）审判工作、发表有一定数量的调研文章的审判员才有资格进入审判委员会；三是实行竞争上岗制，通过公开公平的考核，优胜劣汰，保证审判委员会的专业水平，并促使审判委员会委员在一定条件下合理流动。

（三）规范审判委员会的议事规程，使审判委员会各项活动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1、明确负责审判委员会日常工作的专门机构。一般为法院研究室，未设立研究室的由办公室负责。职责包括：确定审判委员会开会时间，提前通知各委员；负责审判委员会会议记录和台帐的整理工作；编发部门提交的业务指导性意见和典型案例；完成审判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事务，等。2、定期召开审判委员会。不论案件多少，规定每月的哪一天召开审判委员会，避免不定期开会造成的案件堆积。3、明确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条件和程序。拟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承办人应填写申请表，经所在庭庭长和分管院长同意并签字后，连同案件的案情报告一起送研究室（办公室）。案情报告应包括案件基本情况、审理经过、案情、争议焦点、合议庭倾向性意见及论证依据等。对缺少上述内容的报告，研究室（办公室）可不予接受。研究室（办公室）应在会议若干天之前将案件的案情报告送各委员阅看。对于开会时临时送来的案件或开会前一两天才送来的案件，因不能保证委员们事先有充分的时间分析思考，一般应不予“插班”。4、规范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原则。如审判委员会委员超过半数时，方可开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须获得全体委员的过半数同意方能通过；审判委员会委员、列席人员、其他与会人员，应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泄漏讨论情况。

（四）落实回避制度。由于审判委员会在审判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实行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制度十分必要。回避包括自行回避和申请回避。若遇法定回避情形，审判委员会委员应主动要求回避。合议庭对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应将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名单告知当事人，并告知其申请回避的权利。一般委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院长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决定。

（五）建立公开署名制度。一方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须将各委员的讨论意见记录在案，由各委员签字后存档。另一方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在裁判文书中应注明，并附参加讨论的人员名单，以做到审判公开、责任分明。

（六）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考核机制。委员们出席会议、发表意见、意见正误等情况都应进行考核。委员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应事先履行请假手续，委员出席会议情况应纳入岗位目标管理；对经过讨论而发生的错案，应根据情况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因承办法官汇报不全造成的，追究承办法官的责任。因审判委员会委员发表错误意见造成的，追究发表错误意见委员的责任。

（七）强化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曾明确指出：审判委员会要在强化合议庭职责，不断提高审理案件质量的基础上，逐步做到只讨论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的少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总结审判经验，以充分发挥其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和作出权威性指导的作用。这一精神已为审判委员会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不应仅仅局限于个案讨论，而应高度重视审判经验的总结工作。具体包括：总结审判方式改革和审判管理的经验；总结有指导意义的新类型案件的审判经验；分析讨论错案，总结经验教训，编辑典型案例，指导审判实践；学习研究其他法院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本院实际提出审判工作的改进措施和意见，等。

（八）可尝试设立专业委员会。鉴于法律分类日益细化，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通才，可以考虑设立分工不同的专业审判委员会，如民事、刑事、行政审判委员会。这些专业审判委员会只讨论决定本专业的案件，总结本专业案件的审判经验，以适应审判专业化的需要，保障审判委员会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

大型研讨会会议方案篇7

为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重要部署，根据中共我局《关于开展“以思想大解放推动__经济社会大发展”大讨论活动的实施方案》的要求，经处党委研究决定，从20__年11月下旬开始，利用三个月时间，在全处的党员干部中深入开展“以思想大解放推动__经济社会大发展”大讨论活动，现制定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省委九届五次全会和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要求，紧紧围绕全市加快发展、改善民生、建好城市、促进和谐的重点任务，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推动长春全面振兴为目的，以党员干部和机关作风为重点，着力克服影响经济社会大发展的观念障碍，着力破解体制机制中阻碍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着力树立与大发展适应的工作作风，在全处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鼓舞斗志、凝聚力量，以思想大解放推动__加快发展、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

二、方法步骤

根据局党委《方案》的要求，我处的大讨论活动安排3个月的时间，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学习、动员部署阶段

1.制定活动方案。11月30日召开中层领导干部会议学习领会局下发《方案》精神，展开集体讨论，结合实际制定绿化管理处大讨论活动方案。

2.召开全处干部职工学习动员会。12月2日根据制定的绿化管理处大讨论活动方案，召开干部职工全体会议，部署活动方案，带动全体干部职工共同参加、集体参与本次大讨论活动。

3.组织学习会议。12月3日至12月12日处机关与各基层单位分别召开各支部学习会议，要求学习会议不少于三次，分步骤、按专题重点学习我党关于解放思想的重要论述、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和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

（二）讨论和查找问题阶段

结合实际广泛开展讨论，认真查找问题，深刻剖析根源，努力突破观念束缚，跨越思维瓶颈。

1.召开研讨会。12月16日根据第一阶段学习内容开展全处党员干部研讨会。

2.举行民主生活座谈会。12月18日全处全体干部职工举行民主生活座谈会，开展讨论活动。

3.讲党课。12月21日聘请党校教师为新老党员、党积极分子讲党课，讲述党的革命史、发展史。

4.调查调研。12月下旬组织全处职工针对前一阶段讨论引发的现存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公开征求意见。将暴露出的问题反馈到领导班子。

5.剖析根源。12月29日召开党员全体会议，剖析问题根源，制定解决方案。

（三）整改和完善提高阶段

针对存在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巩固活动结果，突破体制机制障碍，改进工作作风。

1.部署整改工作。1月4日召开部署整改工作会议，将整改工作任务明确落实。

大型研讨会会议方案篇8

关键词：检察委员会制度职能优化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7-0252-02

一、检察委员会制度现状及质评

（一）检察委员会制度的双重属性

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3条第2款的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改进和加强检察委员会工作的通知》（高检发[1999]17号），进一步明确“检察委员会是人民检察院在检察长主持下的议事决策机构”。也就是说，检察委员会是检察机关的一级决策机构。那么，检察委员会审议内容则决定着这一机构的属性。高检院2009年制定实施的《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和工作规则》第10条，明确了检察委员会包括个案研究与重大事项研究等十项审议议题的范围。根据以上法律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可知，检察委员会实际上是既具有部分司法职能也包含部分检察业务行政职能的“混合性”决策机构，而其属性上的双重性，势必决定了在制度的具体运行中不可避免的带有“行政化”色彩。

（二）检察委员会制度的行政化表现及弊端

1.检察委员会委员组成的行政化。检察委员会作为检察机关内部的最高业务决策机构，其组成人员应该服从和服务于议事、决策的功能。但从当前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检委会委员的组成结构来看，组成人员的构成明显背离了这一要求。实践中，检委会委员身份与地位的行政待遇化已逐渐演变为常态：各级检察院的检察长和副检察长是当然的检察委员会委员，各主要业务部门的负责人与研究室主任一般也为检察委员会委员，从其他机关调入检察机关担任党组成员或政工部门负责人，虽不符合检察官任职条件的领导也被直接任命为检委会委员，还有一些退居二线的院领导、部门负责人，即使不再担任行政职务，也依然保留检委会委员的职务，甚至被改任为检委会专职委员，以保证其“行政待遇”或“政治荣誉”，真正不担任领导职务而具有检察委员会委员身份的资深检察官为数极少，检委会委员构成体现出严重的行政化色彩。而这正是检察委员会制度创建运行的几十年来，始终制约检察委员会委员整体素质提高的根本原因。由于检委会委员的身份与行政职务、职级密切挂钩，致使委员的任命实际上并没有太大遴选的余地，不具备“惟贤是用、择优选任”的基础。实践当中，能够走上行政领导岗位或取得较高职级的同志，一般都有着较长的工作年限，而囿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性断代问题，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还欠缺专业的法学教育，“科班出身”的比例更低，法律素养参差不齐。特别在一些欠发达地区，这一问题暴露得更为明显。

2.议事决策程序的行政化。根据高检院制定下发的《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和工作规则》的规定，检察委员会议事和决策程序的应然状态是“各位委员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最后根据多数人的意见综合衡量并做出决定”，但其实然状态是检察委员会的议事决策往往以检察长或行政级别高的领导的意见为主导，个别委员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往往基于政治压力或个人前途等考虑而不敢发表，或者表现为例行公事，人云亦云；察言观色，看人说话；明知不妥却违心表态等等，这使得检察委员会的议事决策过程打上了深深的行政化烙印，直接导致了程序的形式化与虚无化，影响了司法民主和科学决策目的的实现。

3.责任承担机制的弱化。责任承担机制的弱化是检察委员会行政化的又一个重要表象，由于委员绝大部分由行政领导组成，议事程序又存在形式化和走过场等诸多问题，同时，现有的规范对检察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规定得过于空泛，使得众多案件承办人为了规避案件风险，将大量非疑难、复杂案件也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如果从实务维度对检察委员会制度进行观察，可以发现，如果不加限制地将案件，特别是涉及事实认定的案件，提交检察委员会决定，将大大抑制办案部门甚至检察官个人的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承办人推卸责任、转移风险，导致以职业利害的计算代替对司法公正的追求。这与倡导检察官独立的司法改革方向是背离的，一定程度上更加剧了责任机制的弱化。

二、检察委员会职能优化构想

检察委员会制度已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实行多年，具备了制度基础和运行环境。暴露出来的缺陷和不足只不过是中国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诸多体制、机制问题的一个侧面而已。所幸的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开始逐步正视这一制度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自觉地提出了改进、完善、优化的建议。最为激进的观点莫过于参考大陆法系检察制度的一般做法，取消中国的检察委员会制度。但考虑到中国的司法传统和制度惯性，一旦取消检察委员会制度而替代性制度设计又不周全的话，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因此，“取消”观点显然有失偏颇。那么，针对实践中暴露出的弊病，对现有制度进行合理化改造，在不损及中国检察制度基础和原则的前提下，对检察委员会的职能进行优化，当是稳妥可行的解决方案。

1.检察委员会委员组成的优化。《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第2条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由本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以及有关内设机构负责人组成，检察委员会委员应当具备检察官资格。有观点认为这样的规定不甚合理“，检委会成员不应该是一种政治待遇”，检委会应当由资深的检察官组成。但笔者认为，鉴于中国现行检察权运行体制兼具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特征，所谓的“重大案件”在承办部门已经经过了充分讨论，而现行体制下审批权又与行政级别挂钩，由不具有行政职务的“能手型”检察官组成检察委员会，与上述现行体制将可能产生巨大的矛盾冲突，势必难以施行。

为保证改革的实效性，同时兼顾检察委员会的两种属性，笔者提出以下设想：首先，吸收个别精通业务的“专家型”或“能手型”检察官进入检察委员会。鉴于法律法规对检察委员会委员已有明确限定，这样的改造所起的实效可能比较有限。其次，设立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或专设机构，由“专家型”、“能手型”检察官以及具有部分行政管理经验的检察官组成，借助这一机构发挥为检察委员会提供法律咨询、建议的作用：在检察委员会发挥其讨论决定重大案件的司法职能时，由办事机构针对提交检委会讨论的不诉、不捕等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进行分析研究，提出系统的法律分析意见和参考意见供检察委员会决策参考；在检察委员会发挥讨论决定重大检察事项的行政职能时，由办事机构根据具体议案的性质，提前进行相关的调研，为检察委员会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2.检察委员会议事程序的优化。对于检察委员会运行机制的改革，既要考虑到检察权中蕴涵的行政性属性和检察一体化的要求，同时又要尽量减少或避免行政化趋势对检察职能的不当干扰和影响。就机制运行和保障程序的完善而言，首先，增加议事过程的透明度，改变目前相对封闭的检察委员会议事方式。有学者建议检察委员会工作应由对外限制的相对封闭状态，转变为多侧面的立体适度开放状态。针对不同的案件和疑难问题，可以有针对性地要求或安排部分助检员以上职务的干警列席旁听检察委员会会议，这样既能监督检察委员会决策，又能起到“以会代培”的业务培训作用[2]。这种方案具备了较高的可行性，并且已经在甘肃省多个地方进行了实践，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值得进一步推广。其次，对于案件承办人、部门负责人的陈述和说理作出明确要求，务求全面反映案情，使检察委员会委员能够充分了解案件事实和证据材料，同时，分管检察长发表意见的时间应予后置，确保其他委员的意见在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得到充分发表。最后，进一步健全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的会前分流审查职能。检察委员会的任务是讨论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而现行的规范对于什么样的案件和问题能够进入检察委员会规定得比较概括，实践中较难把握。而设置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的一个主旨即为对拟提交检察委员会审议议题进行会前的分流审查，对一般性案件或者一般事务性问题进行拦截，同时，注意划清检察委员会与党组会、检察长办公会职能之间的界限。对决定提交检察委员会的重大案件以及重大问题，检委会办事机构应提前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为检委会决策提供参考和建议。针对实践中，基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在检察行政业务方面作用发挥不够的情况，办事机构还可主动关注各业务部门的情况，收集有关的检察行政业务提案。通过办事机构的设置和功能强化，实现检察委员会司法与行政双重属性的共存与兼容。

3.责任机制的强化。检察委员会的决策权在检察机关内部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先性，对于讨论的案件、事项均具有一定程度的终局意义（需上级检察院作出决定的除外）。为了贯彻权责相统一原则。应将检察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责任作为办案责任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是明确承办人、部门领导、分管检察长、检察长这一基本责任链，落实个人责任制，一旦出现错案等问题，应当首先依循这一责任链追究各有关人员的责任，不能以“集体决策”为借口逃避个人责任；二是完善检察委员会记录，应当切实做到会议记录是对会议讨论过程的全面反映，防止出现只有最终结论而没有个人完整发言记录的情况，在发生决策失误时可以准确确定影响正确决策的检察委员会成员的个人责任。

三、结语

越明晰的规范越具有生命力，通过对检察委员会职能的属性分析和实践考察不难发现，检察委员会是中国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检察委员会职能的双重属性催生其运作的复杂性，唯有全面认识其属性，方能从规范以及实践两个层面对其加以改造完善，使其在中国检察事业中发挥越来越强的作用。

参考文献：

大型研讨会会议方案篇9

我国自1978年恢复法学教育http://以来，经历了32年的发展历程，法学教育中的弊端日益凸显，法学教育改革呼声日渐高涨。我国的法学教育体系呈现多层面、多元化、多渠道的特点，但教育方法却过于单一。笔者在此对讨论式教学方法在法学硕士研究生课堂教学中的运用进行简略分析。

一、我国现阶段法学教学方法概述

学界观点认为我国的法学教育方法主要沿用了前苏联模式。从世界范围角度分析，法学教育的方法可分为大陆法教学与判例法教学两类。前者，在课堂授课中主要采用讲授方式讲解法学理论和法律原则，而后者更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

我国法学教育根据教育体系的不同可以分为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三个阶段。进入研究生教育层次继续沿用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的传统法学教学方式无疑与各大院校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相违背，然而我国教育长期采取填鸭式教学方法，沿袭老师讲授学生的参与少之又少，再加上其他因素如课上注意力不集中，课下懈怠，教学效果之不如意不言而喻。

二、研究生教学为什么要运用讨论式教学方法

（一）教育目标决定教育方法

教育目标决定教育方法，金·班瑞认为，法学教育体制或者法学教育的内容取决于法学教育的目标的确定……这个目标决定了法学教育的方式和法学教育的内容[1]。研究生层次教育培养的是学术型、应用型两种类型的专门人才。法学教学方式也应围绕这两种人才形式进行相应转变。

（二）讨论式教学方法的适用意义

讨论式教学法是和讲授式教学法相对应的概念。讨论式教学法摒弃了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的做法。在教师组织和引导下，全体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实现教与学互动。通过预先的设计与组织，经过课前预习思考，在课堂上由教师引导就某一问题发表见解，教师就讨论结果作一定总结，从而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探寻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2]。

法学硕士研究生与本阶段学生相比具有人数减少、知识储备相对丰富、思想逐渐成熟的特点。通过课堂讨论方式调动学生积极性，锻炼口才，向实践应用型人才靠拢；在相互交流、相互辩驳中，启发更深层次思考，培养独立、灵活的法律思维。

三、讨论式法学教学方法的构建

（一）讨论式教学法的基本框架

通过对讨论式教学方式含义的理解，可将讨论式教学方法分成两个部分，由教师、学生分别完成。

1、教师的工作任务

传统教学方法下，教师的工作为：收集资料--编写教案--课堂讲授。而讨论式教学法的应用将打破这一过程，分为以下三部分：

（1）提出讨论方案。讨论方案选定时应注意在程度上难易适中、有的放矢、时间上新旧适宜。

（2）课堂引导。教学教师从独唱摇身一变成为指挥，一方面要带动课堂气氛，另一方面要控制讨论节奏。避免在一个字眼上争论不休和无谓的争吵，对问题核心部分进一步询问，引发同学们深入思索。对跑题部分及纠正，紧紧围绕主题讨论。

（3）课堂小结。每节课、每学期结束前教师留出适当时间结合学生们的讨论进行总结、补充或点评。

2、学生的学习工作

讨论式教学是学生成为课堂的主导，改变了传统教育中的被动处境。锻炼学生各方面能力。学生工作包括三部分：

（1）搜集资料。过程如下：查找相关文献--仔细阅读--深度思考--知识梳理--形成讨论材料--分享资料。资料的搜集、整理过程是帮助同学们真正吸收知识的渠道，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理论钻研能力。

（2）课堂讨论。讨论式教学方式中互动性最强的环节，运用不同的讨论方法分析，每一位同学均可发表一得之见。

（3）得出结论。讨论方式所的结论不要求统一，没有标准答案，结论不是必须。

（二）讨论式教学法的内容选择

法学专业问题层出不穷、浩如烟海，讨论的内容也不拘一格。最为常用的包括：

1、法律、法规缺陷

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法律条文中体现的漏洞、缺陷日益明显，有些法律条文从制定之日起便备受争议。为了防止有心之人踩法律红线，制造社会争端，寻找法律条文中的缺陷、提出改进意见十分必要。

需要丰富的阅读量、扎实的理论功底、清晰的思路、发散思维。对该部门法原理进行深度把握，查找

转贴于http://

法律位阶间的矛盾以及分析生活中的相关案例，通过比较进行分析。

2、法律疑难问题

运用不同分析方法对疑难问题进行分析，如社会学分析法、经济学分析法等，如运用经济分析法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汉德公示作为解决案件的理论支撑。虽然在证明力上存在争议，但将其他科学运用于法学领域并http://作出充分论述学习方式十分新颖。

3、典型、复杂案例

案例教学最初起源于美国的哈佛大学兰德尔教授的"判例教学法"。……由教师提出问题,指定学生回答,并根据学生的回答内容再推演出新的问题,再由学生自己归纳出结论。通过这样双向地提出问题与回答问题,促使学生对于问题进行深入地思考与推论[3]。

以往同学们学习案例，重结果、轻过程。不会分析案件，更得不到正确的结论。如民法课程使用的请求权分析方法（通过寻求请求权基础，将小前提归入大前提，从而确定请求权能否得到支持），此法分析案例，不会遗漏请求权、也不会遗漏该适用的法条。

（三）讨论式教学法的方法选择

1、小组方式

根据发言人的不同可分为：（1）集体讨论，学生与教师就某一问题各抒己见。（2）主题发言，由教师指定发言人主题发言，其他同学提出疑问，发言人解答。通过质疑--解答再质疑--再解答模式，同学们更加深入的探析问题本质，增强随机应变能力。（3）无领导小组，步骤如下：均分小组--内部讨论--得出结论--代表发言。

2、辩论方式

此种讨论方法采用辩论赛的方式和流程，双方在势均力敌的基础上展开激烈的辩论。论据都足以支撑观点即可，没有正误之分，凭借个人的辩口利辞争取最后胜利。

理论层面，学生们组成正、反双方（每方3-5人）进行对抗，比如婚姻继承法课程中，围绕''婚检是否为结婚之必须''问题展开辩论。强制婚检一度实行又一度禁停，确属争议问题，通过激辩以透析理论本质。

模拟法庭方式，提高抗辩技能。由学生扮演争议双方的律师角色，在具体的案件和谈判中，为自己的客户争取最大的利益。……学生要把法学理论运用于案例，要去主动找证据，发现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有效地运用法律说服法官，说服对方[4]。或者将角色定位更加明确，由学生来扮演审判人员、书记员、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员，模拟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整个活动过程，从而提高学生的法律综合素质和教学质量[5]。所学实体法与程序法相结合的，通过整个过程的再现，帮助同学们了解法庭中各个角色的作用、职责，熟悉民事诉讼程序过程。

大型研讨会会议方案篇10

关键词：重大疾控会议；材料收集；档案管理

中图分类号：C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7）30-008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