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制度意义篇1
【关键词】德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借鉴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否，已经成为体现一个国家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标志之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目前我国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基本形成，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目前仍面临着很多困难与问题。德国是世界上首创立法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不但历史悠久，而且体系完善。但是欧债危机的产生，我们看到了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也需要进一步调整和改革。分析、比较、借鉴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特征
社会保障制度起源于德国，100多年来伴随着其工业化进程而发展和完善起来。其核心是“社会公平”和“社会安全”，主要形式是社会保险。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倡导者们认为，市场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社会还必须为那些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不能参与市场竞争的人提供一定的保护，这就要求国家通过社会保障体制来进行收入再分配，同时对因竞争而出现的社会不公和偏差予以合理校正。当然社会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保障政策是以不影响或不损害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及效率性为前提条件或是“临界点”的。德国社会保险体系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部分，主要分为四大类：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事故保险。德国社保制度覆盖范围遍及全国、几乎涵盖社会所有成员的等各个方面，对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维护社会和谐团结做出了很大贡献。有很多值得我国学习借鉴的地方。德国社保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健全的法律法规。
德国是最早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之一，具有历史悠久的法律系统。经过很长时间的洗礼考验，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已经很完善了。每一社会保障项目都通过立法而建立，并在政府、工会和企业主联合会代表之间进行政策协商和利益协调，以确保立法的公平性和福利性。并按照相应的法律规定进行管理和运营。
（2）自治管理。
另外，德国社会保障制度之中最具特色之处是社会保险机构实现了社会化管理，采取自治管理办法，所谓自治管理是指在各类办理社会保险的机构中，都会分别设置代表大会和董事会，负责决定保险承办机构的财政预算和人事安排。代表大会代表由投保人和雇主选举产生，董事会成员则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代表和董事会成员都实行任期制，6年为一任期。保险机构的日常业务各由一名经理负责，经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种社会保障的管理制度展现的自治的原则，有助于推动社会保障各方面工作的协调运作。社会保险机构虽然与政府相互独立存在，享有自治权，但为维护投保人的权益，保证国家社会政策的贯彻执行，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此外，为了处理社会保障工作中的纠纷，德国还专门设立了社会福利法院。这一点更加体现了自治原则，避免了过多的政府直接干预，有效地保证了社会保险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3）资金承担多元化。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几乎每一项保障制度都要求政府、企业和个人履行各自的义务。费用筹集也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承担，此外还有各种社会保险、社会慈善福利机构和私人保险机构给予资金支持。社会保障基金由雇主、雇员按薪金的一定比例缴纳，政府财政也负担一定的份额，并将国家承担的社会保障任务与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障义务严格分开。以发挥个人和集体的作用为先，政府不会完全控制，大包大揽，只会在必要时候给予支持。这种三方合作、共同承担的运行模式确保了社会保障制度合理有效的运营。
（4）兼顾公平和效率。
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机制就是通过再分配效应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从而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只有公平没有效率也是不行的。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同时，积极保护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法律的约束力下，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几乎覆盖了所有公民。这使得公民无论陷入了什么困难，都会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帮助。这一点体现了经济学中的公平原则。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自助原则很好地调动了人们参保和工作积极性，德国《劳动就业法》不仅提供失业保障，而且更为重视促进就业，绝不只是消极地对失业者给予救济。这一举措体现了经济学中的效率原则。可以说，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真正做到了公平和效率兼顾。
二、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并不是完美的，而且有与生俱来的资本主义色彩，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实现社会公平，实现全社会成员效用最大化起到重要作用。随着我国收入分配的进一步扩大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更加体现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完善的紧迫性。通过对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借鉴其发展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了以下几点发展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启示：
（1）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规。
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对成功离不开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为保障。社会保障是关乎我国社会民生的，是一种政府行为，应该具有法律强制性。而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的较晚，立法滞后。2010年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性的法律。从法律上明确国家建立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制度，并对确立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层次，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做出原则规定。虽然，我国已有了效力层次较高的社会保险法，但仍存在不足。中国人民大学潘锦棠教授指出了《社会保险法》的许多不足，比如：对民众比较关注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改革没有新举措；对于社会保险统筹层次既不承认现实又无实质进步，只是表达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对特权依然没有限制等等。另外，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及社会优抚立法滞后；这些均反映了我国现实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还有待完善。德国的社会保障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让社会保障走上法制化的轨道，社会保障才会更加规范和成熟。所以，我国应该加快完善社会保障的立法，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2）拓宽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渠道。
德国的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有政府、企业、个人三方共同承担，实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责任共担，这一点值得借鉴。社会保障是政府行为，但是社会福利关乎整个社会，社会福利的增长不可能完全依靠财政收入，每个公民也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负起相应的社会保障义务。＼我国人口众多，社会保障的压力很大，而且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威胁。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我国第六次人口统计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约1.19亿人，占8.87%。依据国际标准，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基本进入老年型，并正以年3.2%速度增长。据预测，到201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超2亿，到2030年，将增至3.1亿，占人口总数的20.42%。我国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即将步入老龄化高峰，仅以现收现付的方式分配社会保险基金，在未来很有可能产生德国现在社会保障基金额入不敷出的问题。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很大，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因此，要发掘尝试更多的资金筹集渠道。例如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等方式在关键时刻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对于养老保险制度，我国应在继续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原则的同时，采取部分积累的管理模式。此外，国家还应该建立社保基金的管理机构，对社保基金进行合理运营，实现其保值增值，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巨大的支付压力。
（3）健全社会保障的管理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要在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下才能高效运行。德国的社会保障管理工作是由专门的社会保险机构实施监督的在我国，而在我国，劳动部门管理城镇企业社会保险，人事部门管理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民政部管理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农村（包括乡镇企业）社会保障，这种模式下行政色彩浓厚，机构冗余，不利于社会保障的统一管理。我们应该借鉴德国的经验，对社会保障管理方式进行改革，对管理机构的权职进行调整，可以将社会保障的管理职权限集中化实行自主管理，这样就能避免过多的政府干预，同时也能承担更多的责任。
另一方面，对于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也没我国目前的社保资金由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直接管理，各省市已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分属国家和地方机关。这种分头管理模式难免会产生混乱，我国应建立一个统一且独立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协调各地和区域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形成社会保障基金筹集、运营的良性循环机制，以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的良好运行。
（4）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
社会保障通过转移支付，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这是社会保障的收入的再分配效应。城镇的在职人员是享受社会保障的主体，而非在职人员和广大农民几乎不能享受社会保障的福利。而享受社会保障的人员各自的福利水平也存在很大差距。比如大型国企和垄断行业、公务员等职业的保障水平很高，而私企的职员保障水平较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没有发挥应有的再分配效应，反而扩大了城乡、行业的收入差距。针对这种现状，政府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在现有的经济实力前提下，积极探索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旨在为群众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缩小贫富差距。必须解决的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破解长期的二元体制造成的对高保障水平的行业应当适度降低，将节省下来的财力转移到弱势群体中。
社会保障制度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社会保障制度从建立到完善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德国社会保障制度毕竟运行了100多年，才形成了比较健全和完善的体系，特别是对贫困、失业和病残等特殊群体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保障制度，有效地保障了国民的各项福利需求，目前德国政府正在努力建立“少一些政府，多一些个人”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我国虽然不能全部照搬德国模式，但从传统的政府主导向政府参与、社会自治转化的模式也应作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方向。
参考文献：
[1]和春雷.当代德国社会保障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张敬思.论德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经纬2009（3）：159
社会保障制度意义篇2
我在1997年底，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将触发中国发展和渐进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中国经济将进入长期萧条，至少5年。1998年我发表“危机与反危机”的长文，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特殊潜力已经基本释放完毕，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权力资本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将充分暴露，使中国经济进入大调整，甚至爆发某种危机，危机的前兆，就是资本外流。我的建议是：必须进行社会分配关系和发展战略的调整，努力化解危机因素。
到目前为止，政府启动内需的政策是战术性的，没有包含战略性的调整和深层次改革。多数经济预测和研究，并没有认识，或不愿意承认中国进入了通货紧缩，理论界一些人甚至把深层次矛盾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1998年政府增发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国内工业稍有增长，即有不少“名家”出来宣布“中国经济增长到7。8%已经见底。1999年3月，中央货币当局负责人公开否认有“通货紧缩”的存在，说仅仅价格下降不证明有通货紧缩，必须同时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统计数字马上就显示出：3月份储蓄超常增加，不仅说明消费难以启动，而且表明相当一部分个体户的经营资金退出了投资领域，政府投资没有能够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
1988年夏天，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室，由我的博士导师张曙光主持的宏观经济分析课题，指出中国经济进入“大调整”；二是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研究开发部主办的《每周述评》，宋国青，任若恩等人，提出中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胡鞍纲亦认为中国进入严重的通货紧缩。我认为，通货紧缩直接所指，就是价格水平的持续下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年所积累的泡沫，远远没有挤干净，需要一个以通货紧缩或者危机的形式，降低价格，工资和成本，促使企业兼并的时期，通货紧缩不仅难以迅速摆脱，而且在向深层次发展。通货紧缩的第一个表现，是商品价格持续下降。我国消费物价指数1994年为最高点，同比增加21。7%1995年下降到14。8%，1998年竟然下降为负3%的水平。
1994年4月，通货紧缩没有任何缓解。零售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7%，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8%。1-----4月，零售价格指数共下降2%，折年率为6%，这是有记录以来4个月积累的空前跌幅。4个月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为9。1%，但是工业生产绝对水平低于1998年11月的水平。货币数量增长率正在下降，这是一个预示短期内紧缩持续或者加剧的信号。
商品价格缩水的代表性事件，是长虹再次降价。1996年，长虹彩电降价30%，这次，长虹从降价50----1000元，降幅15%左右；康佳降价100-----1500元，降幅10%左右；创维降价18%。
通货紧缩的第二个表现，是资产缩水。
1．股票市场持续下跌。
自1997年5月最高点以后，中国股票市场就一路下跌。四川长虹的股票价格，竟然从46元下跌到了12元。从1998年12月到1999年春节，讨论证券法，和连续不断的新股发行，都给股市雪上加霜，与直线飚升的美国股市，日趋恢复的香港股市，形成鲜明的对比。1999年5月17日，当两只新基金跌破发行价以后，政府出面托市，股市过度飚升，但上市公司却在下滑。
2．豪宅大幅度降价。
海南豪宅降价出售，是第二项资产缩水。全国积压的8000万平方米豪宅，已经数年，房地产公司的利益，和各项中间环节的费用，已经打入房产成本，豪宅积压，资金是压在银行，损失早晚由存款人或者纳税人承担。海南豪宅的成本至少每平方米数千元，此次降价出售，每平方米在1000元左右，降价幅度超过60%，简直是亏血本大甩卖，这难道不是一次严重的资产缩水吗？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彻底改造房地产供给体制，不清除中间环节的情况下，大量增加住宅建设投资，仍旧可能出现价格过高，居民难以承受的问题。到明年再出现积压，降价处理，资产缩水将更加严重。
3．正在缩水的另一项资产，是人民币自身。人民币对内价值是利率，已经连续降低，对外价值是汇率，在资本外流和未来国际收支的压力下，缩水亦在所难免。
即使按照广义的通货紧缩定义，将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考虑在内，未来数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亦在所难免。一个重要的信号是，1999年5月份，净出口将出现负数，国际贸易收支的逆差，进口的上升与国内经济增长并不同步，绝非好事。一是由于去年打击走私，将前几年已经存在的走私进口正式记入进口，扩大了贸易收支逆差，这正是一种缩水效应。二是国内启动内需所增加的收入，没有扩大内部需求，反而扩大了外部需求，如大量进口手机，经济学称为收入的“漏出效应”。4类国内需求，消费，投资均为疲软，净出口由正变为负，正是紧缩效应，只剩下一个政府开支。扩大国债发行的扩张效应被增加税收的收缩效应所抵消。资本外流使国家外汇储备不再增加，阻碍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发行渠道；另一条渠道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由于多年积累的不良贷款需要清理，自动产生贷款紧缩；最后一条渠道是财政赤字在银行透支，已经被法律明文禁止。
目前就宏观经济政策而言，余地不大。短期可以贬值人民币并强制结汇，同时促进基础货币发行。中期可采取结构调整政策，包括第一进入wto，以未来国内市场换取目前外资的大量流入，以缓和国际收支的逆差趋势；第二，出售国有资产；第三，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工资。长期则必须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和战略转换，我已经提出8条措施，主要包括：采取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坚决清除腐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建立信誉记录；以国债带动劳动积累，提高农民收入，进行国土整治和农村城市化；继续以开放促进改革，改变过分的纵向一体化，政府集中权力强化垄断的倾向，发展社会横向组织；将部分国有资产存量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进入股票市场；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西方高消费的战略，发展独立的高科技和国防；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教育，司法，管理和工程项目的成本，等等。
总之，我们必须从历史阶段的变迁，把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看成是战略转换的不可避免的“变盘时的滑坡”，抓紧时机解决中国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为未来中国数十年的经济持续稳定有效益增长，创造条件。
二．需求主体转换与利益结构调整
1999年6月份，通货紧缩已成事实，政府和学术界在认识上有重要的深化，就是各方面才逐步达成了共识，我国需求和供给结构都出现结构性断层，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越来越多的改革成本要居民承担，居民预期收入降低而支出增加，影响了消费和投资，不进行利益结构的调整，经济难以启动。目前的政策限于以政府财政力量承担改革成本，在增量上调整社会分配关系。扩大总需求，关键是调整需求结构，进行需求主体的转换。过去20年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是3部分人的需求：
第一，外国人的需求。这是中国的出口。
第二，国内单位购买力。
第三，暴富阶层的需求。后两部分包括相当比例的进口轿车和手机，这是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在国内是豪华别墅，高档消费品，贵族教育，高速公路，都是一些高成本，高附加价值，高价格的东西，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供给结构，过度追求高利润，高资本技术密集，依靠进口原材料，高工资，低就业。这样的由少数单位和富人带动的需求结构，和为他们服务的供给结构不能带动大众消费，社会的需求和供给出现断层。当少数人的需求饱和以后，那些高成本豪华产品与大众无缘，相对生产过剩必然出现，而且靠经济总量的扩张，难以摆脱。
所谓启动内需，就是要让另外3部分需求成为主体：
一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投资需求，即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国土整治，医疗卫生，国防公安，农村城市化等8个方面，应该由政府进行基本投资，提高民间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吸引民间投资进入。投资成功需要政府非常高的威信和组织动员能力，必须以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迅速有效地解决腐败和暴富阶层没有合法性的问题。
二是农民需求，主要是住宅，教育，农用汽车和家用电器。
三是城市居民需求，主要是轿车和住宅。但是城乡居民的需求似乎难以启动。大家奇怪，老百姓为什么有钱不愿意花？银行里不是有60000亿居民存款吗？中国经济的研究者们长期忽视和忌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有人根据公开的统计数字，说中国没有两极分化，他们没有计算隐蔽收入和灰色收入；有人因为缺乏数字就不去研究。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有少数人以非常不正当的手段实现了暴富，大多数居民手头仍旧比较紧张，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一直被忽视，或被掩盖，似乎谁去研究，就没有“实证性”，就有“否定改革开放”之嫌疑。
许多人估计，目前中国80%的银行存款，掌握在20％的人手里，其余80％的居民，只掌握大约20％的存款------这个“20：80”格局，是一个两极分化的格局，足以引起我们警惕。
社会保障制度意义篇3
关键词:和谐社会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障碍
“和谐”是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和谐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什么是和谐社会?尽管人们对和谐社会划分的标准不同,但对和谐社会本质特征的认同上基本是一致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①公平与正义、协调与有序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建立和谐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大同小康”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美好追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身份歧视的社会,也就是说任何社会成员都不会因为他的地位、职业、出身、年龄和性别等方面的差异而受到不同的待遇。但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出现“城乡二元结构”格局,推行的是“一国两策”作法,即“对城市居民是一套政策,对农村农民是另一套政策”。社会保障的“一国两策”实际上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挤在保障体制以外,广大农民没能享受应有的社会保障权利,始终处于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到目前为止,除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初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试点外,绝大多数农村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社会保障的形式主要是农村社会救济,只有少数地方实行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及合作医疗保险。到2003年止,我国有1870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5428万人参保,积累基金259亿元,198万农民领取养老金,参加养老保险的不到农村人口的10%。我国于2002年开始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截至2004年6月,覆盖9504万农业人口,实际参加人数6899万人,共筹集资金30.2亿元。至2005年1月底,中国只有8个省份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1206个县(市)。在已开展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地区,有473.3万村民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这些数据说明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保障内容单一,与城镇居民保障水平相比有天壤之别。据2004年劳动部和民政部统计年鉴显现“城镇劳动者(包括私企、个体、离退休人员)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为1765元,而农村劳动者仅有14元,城乡比例高达126:1这是城乡差距比例最大的领域。”②
公平与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前提与基础,和谐社会的目标追求需要落实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是极不公平的,与构建和谐社会也格格不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障碍。只有公平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才能到来,否则构建和谐社会就成为一句空话。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我们认识和谐社会的一个视角,只有当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才会到来。
二、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宪法第14条增加一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九五”计划提出,我国“到2010年,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十五”计划明确规定了健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原则。“十一五”规划郑重提出加快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护社会公正、协调社会利益、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勿庸置疑,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只有实现社会公平,才能协调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从而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公平社会应当保障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不受民族、性别、职业等等的差异而受到歧视和限制。构建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如果把农民排斥在社会保障范围外,农民基本生存权利都不能得到社会保障,和谐社会无从谈起,社会再发展,也无法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以人为本”只有在和谐社会中才能得到体现。公平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利益的分配和谐,是和谐社会的真实体现。如果没有一个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如果没有一个包含广大农民在内的从养老到医疗、失业等项目的社会保险体系,构建和谐社会就会缺乏坚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或者说,离开了这个坚实的基础,和谐社会就无法实现。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
2.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唯有社会和谐,才有社会稳定;唯有社会稳定,才有社会和谐。一个连稳定都有问题的社会,无法建立和谐社会。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中,保障民生对保持社会稳定、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古今中外,人类的一切冲突和战争,大多是由不和谐因素引发的。我国正处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3000美元的敏感阶段,社会保障的“一国两策”如果继续实行下去,势必使工农、城乡之间的差距和矛盾进一步加剧,达到一定的程度将有可能危及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平衡各方利益关系,保障农民最低的生活要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农村社会保障的缺失,不仅严重影响到农村和整个中国社会安全与社会稳定,而且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三、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框架下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考
要建立完善的农村保障制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绝不能回避。公平与正义、协调与有序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框架下,必须做好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有关工作:
1.加强立法工作。社会保障立法先行或依法推行,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惯例,现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很重的“非法制化”色彩,也没有体现出其公平与正义性。作为政府必须通过立法工作和程序,把广大农民纳入由国家所编制的社会保障安全网之中,把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纳入法制的轨道,强制农民参加农村社会保障,使农民从自愿投保到强制性缴费的转变。要公平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尽快制定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农村社会保障法规及具体实施细则,以法律形式规定农村社会保障的原则、性质和组织结构;规定保障基金的筹集、管理和运行办法;规定政府扶持农村社会保障的责任方式等等,使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有法可依。
2.做好宣传和规划工作。农民社会保障意识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各级政府和组织要强化宣传教育,全面提高农民参加社会保障的意识。要根据农村的特点,制定出适合农村的宣传教育规划,按照“舆论先行”的原则,在农村进行广泛的社会保障政策以及社会保障优越性宣传;要建立社会保障宣传日,确立宣传主题,扩大宣传效果,让农民了解社会保障将给他们带来的实惠,增强他们主动参与社会保障的意识。要加强政府的督促和检查力度,将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列入政府工作的考核范围,努力把这项工作落到实处。各级政府须把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列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优化配置社会保障资源。一方面,对保障项目、保障标准、资金来源、保障对象、组织实施、监督管理等方面做出制度安排。另一方面,设立专门的管理和监督机构,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
3.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切实增加政府投入,进一步推进由财政支撑的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在资金筹集上,要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多渠道筹集保障资金。如何筹措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是农村社会保障成功与否的关键。目前,“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资金来源包括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股减持收入、公益金收入和投资收益。要在国家的财政预算中,根据社会保障资金的需求,在财政支出中公平地划出农村社会保障基金,才能确保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足额到位。另一方面可以接受社会对保障事业的捐助、部分罚没收入、土地的转让费、公益金收入和投资收益等,都可以吸收充实到社会保障资金中来。国家还要可以通过开征新税源或完善有关的税收制度,以保障农村社保资金的来源。建议财政部发行社会保障特种高利率国债,提供适合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特种建设项目。
4.加强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确保资金保值和安全。2000年,政府做出决定,建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同时设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管理运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现其保值增值。从这几年的情况看,理事会较好地实了社保基金保值增值目标。应强调资金的专用性,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挪作他用,对违规者应严肃处理,追究其法律责任。此外,必须设立全国统一社会保障账号,国家为每个农民建立完全个人账户制,政府每年为他们支付一笔社会保障金,农民不论前往何地工作和生活,账户随其工作地转换而转移。强制社会各种经济成份的用人单位、企业必须为农民工存入一笔社会保障金,直接注入个人账户。
5.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平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应尽快建章立制,以规范、具体、配套的政策措施保证这项事业的健康发展。要健全组织机构,理顺管理体制。建立有财政、劳动、民政、卫生等部门组成的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机构,负责规划、政策、实施办法的制定和资金征收、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以及资金保值增值的策划。明确各级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在资金筹措和管理等方面的责任分工。建立健全适合农村社会保障实际工作的业务、财务、基金和档案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实行岗位目标责任制。严格监督和检查,实行业务公开和信息定期制度,增加工作的透明度,大力推行和普及规范化操作。要加快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四级平台(市、镇、管理区、村/社区)的网络建设,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协管员队伍来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切实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工作。
总之,尽管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做许多工作、也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要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勿容缺失。如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大量农民被排斥在社会保障的范畴外时,就武断地宣布和谐社会的到来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参考文献:
①******: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n].人民日报,2005-02-20(01).
社会保障制度意义篇4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建设措施
社会主义保障制度是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是判断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政府工作的中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国社会主义保障制度的实施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保障制度的完善对于我国的社会发展有深远的意义，因此，我国必须重视社会主义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本文主要针对社会主义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对我国社会发展的意义及如何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保障制度作分析，提出相关思考，希望对于我国的社保制度的完善与实施有一定的作用。
一、社会主义保障制度对我国发展的意义
1.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我国现有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保障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保制度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说明社会主义保障制度对于市场经济的二次分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解决经济和社会和谐进步的关键，是缓解社会经济矛盾的稳定器。社保制度通过政府利用社会保障资金，同时利用其他行政手段控制或增加社会的总体需要，推动和改善市场的供需之间的相对平衡，提高我国市场的资源的利用率，促进我国经济的和谐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内需动力要靠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基础。由于人民对自己的未来预期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对于自己以后的生活省吃俭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我国的经济消费，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可以树立人民对于自己未来的信心，不再为自己以后的养老、医疗、教育等问题而担心，积极消费，拉动我国的内需，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2.对社会进步有重要安全价值
社会保障制度被人们称作社会的“安全阀”，对于社会的安全价值有重要的价值和功能。安全是人们对于自己生活维持的一种预期，人类社会的变革、自然灾害、疾病、个人原因等都可能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损失，重大事故的出现容易造成社会动荡，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有极大的威胁作用，甚至危及生存。社会保障在危险发生时的及时介入，提供帮助，将个人所面对的危险由全社会解决，极大降低个人解决风险的成本，也能更好地解决风险问题，从而维持个人生活的稳定，并将整个社会生活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有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个人在面临生活困境时可以及时获得社会的救助，使个人单独面对困境变为社会整体为其解决困境。这样可以使个人得以尽快从困境中解脱，维持个人生活的相对平稳甚至能重新开始创造个人新的生活。这种对于社会保障的预期给个人提供了在社会生活中可靠的安全感，满足了其心理的安全需求，提升了个人的幸福感。社会保障权将享有社会保障视为个人的权利，使个人在社会保障制度中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方，能更好地保证其在面对危险时更全面、及时地解决困境，重新开始生活。就社会而言，社会保障作为“安全阀”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有效工具。
二、加快我国社会保障实施的方法
1.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
为切实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推动社保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要依据国家的有关法律，结合实际，进一步明确甘肃社会保险扩面、增强保费征缴工作责任，切实做好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工作。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要以个体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为重点，以解决“五七工、家属工”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为契机，全面落实各项政策，力争“十二五”覆盖到百分之九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要以2011年第三批试点范围扩大到百分之四十的县为机遇，坚持政府主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引导新农保试点地区适龄农民普遍参保缴费，力争“十二五”中期实现全覆盖。基本医疗保险要以城镇居民、大学生、困难企业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为重点，扩大覆盖面。建立实行全民参保登记制度，挤压重复参保和补贴的水分，力争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目标。失业保险要将所有企业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特别是将通过市场机制招聘职工的事业单位纳入。工伤保险要以贯彻实施新修订《工伤保险条例》为基点，以事业单位、服务型企业、高风险企业等为重点，巩固农民工参保成果，彻底解决“老工伤”问题，全面推进各类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要继续推动扩面工作，力争“十二五”期间有大的突破。
2.进一步完善相关体制
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显得更加重要。加快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对我国社会保障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例如在城镇可以通过实行统一的城镇职工、合并实施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推动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等完善我国城镇的社会保障制度，推动我国社会的进步、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城市建筑随之变多，所以城市的工伤医疗保险制度急需完善。在规范的条件下，逐步完善我国的工伤医疗保险，对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直接的现实意义。此外，我国的生育保险制度有待完善，生育制度的完善可以提高我国生育保险的能力，对于女职工在生育期间的生活保障和基本的医疗待遇有保障，积极提高我国的社会化管理水平。
综上所述，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是一天二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尺度之一，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必要的。我国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明确规定社会保障责任。只有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有效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才能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国家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
参考文献：
[1]许尔君.关于推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探讨[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12，03.
[2]许雍卓.关于推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思考[J].改革与开放，2012，02：7.
社会保障制度意义篇5
［关键词］社会保障，法治，社会正义，法制化
一、法治国家内涵的发展与社会权的法律保障
法治是现代国家所普遍推崇的一种社会政治目标。法治相对干人治，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提出。古希腊柏拉图主张实行“贤人政治”，实行人治。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法治应当优干一人之脑，法治是治理国家之根本。法治国家的概念，则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被人们所提出。从那时起到现在，法治国家的内涵，适应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19世纪中期，德国学者Stahl认为，法治国是依法律的方法，正确规定井确保国家作用的方向与界限，以及市民自由生活的领域。所以，法治国不仅是现代的特征，并且是国家发展的原动力。[1]在这一理论中，法治国并非国家的目的和内容，而是实现国家目的的方法和手段，因而被称为“形式法治国”的理论。形式法治国的作用，在干确保国家作用的合法性。然而，这一法治国的理念，在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却被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国家社会党所操纵，成为其肆意践踏民主与人权的工具。干是，实质法治国和社会法治国的理念应运而生，从而赋予法治国思想新的生命。实质法治国理念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公民基本人权的切实保障，要求国家权力的行使，要受到某种最高法原则以及法价值的拘束。社会法治国的理念，是伴随着。“社会国家”理念的形成而出现的。社会国家是指国家放弃对个人自由不干预或放任的原则，为某种积极目的而行动，进而形成社会经济秩序并为管理主体的国家。社会国家的目的有二：一为实现社会正义，即扶助弱者、抑制强者，对社会不平等做某种程度的调节，使每一公民能获得某一相当水准的经济和文化生活能力；二是致力干公共福利，即为社会公众谋取最大物质的乃至精神的利益。因此，社会法治国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国家权力对干公民生存权及享受健康文化生活的积极保护义务。
社会法治国之下的实质法治国，是以矫正以往形式法治国过干形式性，忽略人权实质保障之弊端，致力干国民福扯以求社会国家的实现为目标的。社会法治国要求在立法、行政等方面发挥国家对干国民的积极义务。在立法上，要求“立法者的功能，是创造井维持符合干人类尊严之法律。这一尊严，不仅要求法律承认私法上及政治上的权力，而且要求国家机关提供必要且足以发挥其职能的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之设施。”[2]
我国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依法治国，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赋予了法治国家新的内涵。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 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规定在宪法第5条中，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固定下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在‘一切权力属干人民”的前提下，立法真正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行政在法律的规范和监督下进行，司法实现公正和独立，从而使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得到最充分的法律保护。
法治国家内涵的发展历程昭示了现代法治的核心精神：对基本人权的尊重与保障。而对基本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必然要落实到对公民生存权、社会权的保障之上。
法治国家的至高法典是宪法，宪法中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原则也是一国法治精神之所在。现代法治国家的宪法首先确立的是公民的自由权。自由权是一种与“夜警国家”①和自由国家的国家观相对应的基本人权。要求国家对所有市民社会社会生活的自律性领域，不加侵扰和干涉。而社会权则是与福利国家、积极国家的国家观相对应的一种基本人权。自由权是在公民自由的范围内要求的国家不作为的权利，而社会权则主要是在社会上对经济的弱者进行保护和帮助时要求的国家作为的权利。自由权和社会权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国家所保障的两大基本人权尸］现代法治国家对公民的基本人权保障有尊重、保护、促成与给付的义务。尊重和保护的义务体现在法治国家所赋予的公民的自由权之上。但构筑起全部自由权基础的财产权和契约自由对不拥有财产的人来说，无异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画饼充饥般的存在。即使对有产者来说，自由权导致的也有可能是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此，仅仅靠一种抽象的法律上的自由权体系，己经不能保证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尊严，还需要国家进一步发挥其促成与给付的职责与义务。作为对此的一种补充，旨在具体地保障个人现实生活的社会权则成为法治国家公民权利的另一大支柱，成为对自由权的补充。保障个人在自由经济市场的安全固然是国家的职责，但现代社会更重要的是国家应对个人或家庭在进入自由竟争的市场前不平等地位加以改善，还必须努力调和因不同的权利分配、财富不均、教育高低所产生的矛盾。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通过法治所确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构成了对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有效补充，它们相互衔接，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财产的法秩序。为了确保自由权体系能够存在下去井且能够有效地发挥其自身的作用，社会权就成了对自由权的一种补充，承载着保证一种有效的法治秩序的职责。
现代法治理念以保证公民基本人权为核心，而在现代社会中，一定的财产是人们生存、发展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无财产即无人格。因此，保障每个公民都能够拥有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所必需的财产就成为公民的最基本人权。宪法作为法治国家的至高法典应该对此做出纲领性规定。我国宪法第44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倩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这些纲领性规定，使得公民的作为一种政治宣示性的社会基本权利得以纳入法制的轨道，转化为一种社会权。然而，仅仅停留在这种纲领性的规定之上而没有一系列部门法的具体落实，公民的这种权利仍然会是形同虚设。因此，社会保障法就是规定国家应给予公民如何的积极给付的一系列实体性规定，其基本做法是以一种再分配的交换形式，结合政府部分贡任，以实物、现金转移的供给或者提供各项福利服务，以确保公民基本生活的需求。
二、法治国家的正义观与社会保障的正义基础
自有法律以来，就产生了对法律的种种阐释。其中公平正义的观念是始终与法律联系在一起的。“ins”这个拉丁词，据称就是源昏“iustum”（正义），而不是源良“iussum”（命令）。亚里士多德说过：“法治应包含两层意思，己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4]时至今日，这一关干法治的论述仍然构成现代法治国家的核心观念，一部“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本质上也应该是一部合乎公平正义观念的法律。
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对正义的表述是：“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西塞罗曾将正义描述为。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人类精神意向”。[5]给予每个人应得的东西的意愿乃是正义概念的一个重要的和普遍有效的组成部分。然而仅有这种意愿本身并不足以使正义在社会中得到实施。托马斯邓可奎那进一步发展了正义的含义，明确指出除某种精神倾向之外，正义还应该含有一种行为方式，而这种行为方式，就是通过法律的控制。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中，庞德写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多重的意念和愿望，而且大家都希望满足之。人口数量极大，地球却只有一个。每一个人的愿望总是与其邻人的愿望相互仲突或相互重叠。因此，人们不妨以为，就产生了一项艰巨的社会工程任务。这是一种创造生存必需资料、满足共同生活在一个政治组织社会中的人们的各种意念和愿望的方法。即使它无法满足人们对它的一切期望，至少也尽可能地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所说的法律之目的是公平，其含义正在干此。……我们得出了这样的概念，即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愿望和意念。在社会控制中，在法律中，我们所应做的，即对哲学愿望、意念、需要进行尽可能的调和和调节……＂[6]因此，一种制度和一部法律，只有能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它才是正义的。对干法治国家而言，必须承担起达到正义的使命，换言之，正义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
正义可以分为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形式正义要求“同样的倩况应该同样地被对待”，是以一种最低的道德规则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但这种规则的被执行，不能保证必然产生正义的结果。而实质正义则将社会中利益或者负担分配通过各种社会制度达成，井要求针对各种特殊倩况予以权衡考量，由干是有关社会资源的分配，所以也称之为。‘分配正义＂或。’社会正勿。社会国家以分配的正义或社会的正义为基础。社会正义谋求经济、健康卫生、文化等方面的正义，以打破抽象的平等而创造出具体的平等。
在形式正义的法律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的人的身份、地位、经济状况、劳动能力、健康倩况如何是丝毫不被考虑在内的，“人”由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中的人成为一个被剥离掉各种社会存在和社会角色的抽象的人。因而，这种不考虑。人＂的社会存在的形式正义对减少社会不平等起不到任何作用，“实际上，与法律如何规定毫无关紊的补会她仿永近县不平等的法律对入的一视同仁，在权力、智慧、个人幸福等实际上的不平等状况下，只能使不平等变得大经地义，甚至加深这种不平等。”[7]一种形式上的正义可以被用未维持现状，但也只是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达到最大限度的合理状态时，才有可能。当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形式的正义，还需要实质的正义时，回应社会的这一需要，社会保障应运而生。社会保障以分配的正义为基础，通过对形式平等的矫正，使社会达到实质的公平正义。
社会保障的推行，将社会资源与财富作适当再分配，以满足需求，特别是满足在社会上居干劣势地位者的需求。社会资源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再分配？分配给谁？根据什么来分配？分配如何达到公平的结果？这些问题都是通过社会保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设计来解决的。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达到了这样一些效果：第一，垂直式再分配效果。就社会保障资金来源而论，高所得者的负担应该比低所得者重，而社会保障的给付是对低所得者更有利，因此，再分配会造成高所得者对低所得者的所得转移，使低所得者获得社会的照顾，达到再分配的效果。第二，水平式分配效果。医疗保险给付是健康者对伤病者的所得转移；养老和退休金保险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所得转移；失业保险给付是就业者对失业者的所得转移。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制度，在同一所得阶层间发挥所得转移效果。第三，时间的再分配效果。社会保障还基干世代互助的精神，由工作的一代对退休的一代、尚未工作的一代，进行时间性所得再分配。[8]毫无疑问，这些效果的达成，可以在经济收入和财产权上调和不平等现象，达到社会正义的目的。可见，当惟有通过社会保障方能达到法治所要求的实质正义时，社会保障必然成为法治国家的内在需求。
三、社会保障法制化的必要性分析
法治国家的目标，需要通过各种具体法律制度的运作来实现。现代意义的法制，就是指在一个政治国家中，把国家的事物制度化、法律化，严格依法办事的一种原则。在法制的原则下，要求国家立法机关制定较为完备的法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因此，法律制度是法治理想实现的重要基础。
法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是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工具[9].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固然有其内在的价值和规律，但在现代社会，它更多的是作为社会秩序的调节器。法对社会关系的调节作用，是法存在并发展的重要价值。如果将权力和权利视为一种社会资源，法律则是一种特殊的资源配置机制。一切法律规范都是关干权利义务的规范，相应地，一切法律关系都可以用权利义务的模式未加以表述，法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干权利义务的一种确定性分配。社会保障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是为了矫正形式平等的缺陷，保障公民基本社会生活而对社会资源的一种再分配。将社会保障纳入法制化轨道，通过法律实施社会保障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就是将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以权利义务的形式确定下未，这样可以更加稳定、公平和有效地达到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效果。
首先，由干法律对权利义务的资源配置作用，只有通过法制化，才能使社会保障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职贡明晰化。没有成为国家法律之前的社会保障，只能是国家的一种政策和措施。对干仅停留在国家政策和措施层面而未上升到法律层面的社会保障而言，公民所享受的保障不是权利，国家对公民的给付也不是义务，充其量是政府的一种福利和慈善。如果对公民的保障不是基干公民的权利，国家也就没有对公民给付的义务，那么对干公民未说，在未得到保障之时，也就缺乏向国家要求的正当根据。如果公民缺乏对国家的这种请求，社会保障对公民就不能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而将社会保障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以法律上权利的形式赋予公民社会保障权，以法律上义务的形式规定国家和社会对干公民保障的职贡和义务，公民就享有了在国家不作为或不适当作为时对国家的一种请求权，这种请求权的根据未源干社会保障法的规定。此时的社会保障就成为公民的法定权利而不再是政府的施舍或慈善。也惟有成为公民的法定权利，社会保障才能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只有通过法律的形式赋予公民社会保障权，才可以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任意变更和侵害。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其主体是广泛而确定的，需要立法将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确定下来。作为现代国家来说，是社会保障的贡任主体。从维护社会正义出发，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是现代国家的责任，国家有贡任向社会弱者乃至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有保障的和安全的生活，社会保障是达到此目的的必要手段。因此，国家必须出面来举办社会保障，井拿出财政收入的相当部分未支持社会保障的运作，这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职责，也是国家的法定义务。同样，国家也可以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获得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减少因贫困和社会动荡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作为雇主未说，也是社会保障的责任。法律明确规定了雇主负有为其雇员缴费的义务，否则要负相应的法律贡任。从另一个角度看，雇主通过为雇员缴费，实际上是将一部分本应由雇主承担的劳动风险转移给社会了，这也使得雇主因此而受益。而作为社会普通民众来说，既是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更是社会保障的直接受益人。在一些社会保险项目中，通常劳动者也是缴费的义务主体，但缴费后可以直接获得利益，如在在职期间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后可以领取养老金。缴纳医疗保险费后，患病时可以获得医疗补助，缴纳失业保险费后，失业时可以获得失业救济金等。
其次，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可以使社会保障主体的权利义务获得一种确定性。法治国家的原则之一是要使法律获得普遍性的服从，为达此目的，法治国家的法律必须具有一种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品格，不能朝令夕改。通过立法，将社会保障的各项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未，这些制度也就具有了可以连续实施的生命力。与此同时，透过这些稳定的、不会轻易被变更和取消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社会保障主体对干自已的权利义务就有了一个明确的预期。这种明确的预期会有效地减少社会保障各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纠纷和摩擦，使制度在社会中的运转更加自如。例如劳动者是缴费的义务主体，当劳动者对缴费后可享受利益有了明确的预期以后，劳动者对干自已现在的义务会有一个更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在这个价值判断上的义务会得到更好的履行，从而使权利义务，环环相扣，进入良性循环的状态之中。
再次，基干法律的正义价值，可以使社会保障的各项制度更为公平合理。正义是法律的价值，法律的目的之一就是追求公平正义。在现代国家法治精神之下，一项法律的制定过程，往往就是对某一个制度理性思考的结果，它要求对一项制度从设计到具体措施的实施，都有经过严密的考量，要顾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使通过法律反映出来的一项制度能够真正蕴含社会所公认的准则与价值。“法律目的的权威性和法律秩序的整合性来自更有效率的法律制度的设计。”[10]因此，只有通过法制化，通过法律所追求的正义与公平，才能使社会保障制度更趋干完善与合理。
最后，只有通过法制化，才能使社会保障制度有效地运作。法律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强制性，法律制定后，需要通过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其有效地实施。当社会保障体系被确定下来后，就需要借助法律的强制性未保证其有效地运作。社会保障的运作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包括缴费体系的运作、支付体系的运作和基金安全的运作。对干依法负有缴费义务的主体，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不得拒交或欠交澈会保障经办机构必须按法定标准及时地将各项社会保障费发放到受益者手里，不得延误或任意地减少；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运作，主要是要求对社会保险基金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投资和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这要求必须通过法律的监控和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来实现。社会保障基金是一笔庞大的资金，这笔资金的运作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制度是否能够正常运行。因此，只有在法制的环境下，才能使社会保障有效她运行。
①夜警国家政府的任务只限于：（1）保护国土不受邻国侵略；（2）在国内维持正义应定秩序，保障私人财产不受他人侵占；（3）举办私人所不能的公共事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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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96。
社会保障制度意义篇6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城乡分割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4-0050-02
1 研究背景和意义
近年来，农民工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角度、多方面。其中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尤为引人关注。
1.1 研究背景
(1)农民工队伍逐渐壮大，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功勋卓著的巨大贡献。有专家测算，农民工每年给城里留下的增加值有一两万亿，同时。农民进城务工。每年可为农村增加5000―6000亿元收入。
(2)农民工对尊重、平等和社会承认的企盼与现实中不公平的社会待遇产生矛盾。
进入21世纪，尽管追求经济改善仍然是农民工流动的最大动因，但新一代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开始向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尊重、平等和社会承认有更多的企盼。
农民工对尊重和平等需求的增长与现实中不公平的社会待遇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
(3)农民工保障问题引起经济界和政治界的关注。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不仅是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2009年的两会上，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等权益问题的解决是代表和委员们关注和讨论的重要议题，而且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
1.2 研究意义
基于上述背景。当前认真研究我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理论意义。正确认识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依据何种原则、理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可以充实我国社会保障理论体系。
(2)现实意义。加快构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对我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农民工自身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政治上，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增强我国的法制建设、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在社会上，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缓解社会矛盾的激化，促进社会安定有序的发展和社会顺利转型的实现；在经济上。符合形成统一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有利于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从而实现农村经营方式转变。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有利于提高农民工抗风险能力。降低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对于拉动内需和经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对于农民工自身而言。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增强他们的社会稳定感、消除他们的自卑心理，减轻他们的生活压力，也是这个特殊群体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
2 国内相关研究情况
国内学术界也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较深入地研究，取得了一些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目前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及原因的研究。
卢海元(2004)认为城市农民工人目前实际上处于社会保障的空白地带；陈锡文(2004)认为农民工虽然进城创造了财富，但大量农民工都没有社会保障；王文韬等(2004)通过调研后指出，面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位及其对工伤、医疗保险的迫切需求，政府也尝试和制定了一些面向农民工的参保办法，但效果难如人意。宫晓霞(2005)指出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屡遭忽视，社会保险不容乐观。
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滞后的原因研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缺失的根本原因，虽然根据宪法农民工应该享有社会保障权，但是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法规(白凤峥。2004)；第二，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边缘性不利于其表达利益诉求，影响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迅速、合理地制定(彭宅文，2006)；第三，用人单位不够重视或因劳动力成本控制而推卸责任。农民工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维权能力差，有些农民工自己不想或不敢要求参加社会保险(王玉玫2003)；第四，地方政府和招商引资部门纵容企业不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甚至把不参加社会保险作为吸引投资的优惠政策(华迎放，2004)；第五，社会保障管理不能适应农民工参保的需要，缺少一个确保社会保障关系能够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转移的管理机制(周亦乔，2004)；第六，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背后隐藏着短工龄与长保障、工资低收入与社保高消费、高流动与小统筹、保障不足与保障。多余以及期收入与长远保障这五大矛盾(赵立航，2005)。
(2)有关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模式的探讨。
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模式学术界还存在较大分歧和争论。有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够，为城市农民工人建立社会保障会提高国内企业的成本，会降低中国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并且认为土地就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因此不应该业不必要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陈平，2002)。
更多的学者认为应该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把农民工社会保障归人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内(张启春，2003)。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系统是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以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周毕芬、阚春萍，2004)。
第二种观点认为农民工应纳入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建议外出务工的农村人口参加户籍所在地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合作医疗，如兰春娣、任保平和杨立雄等。原因如下：(1)允许农民工进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会给城镇社会保障体系造成巨大压力。(2)如果建立新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会形成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存的“三元格局”，形成所谓的农民工阶层，会带来新的、更大的歧视。(3)只有“还乡”才可以使农民工求得生存再谋发展(杨立雄，2004)。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建立专门为农民工服务的社会保障体系。华迎放(2005)认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选择应适应不同就业状况亚群体的情况；李迎生(2001)指出现阶段应推出相对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构一种作为过渡形态的“三元社会保障模式”；罗遐(2003)认为农民工身份的过渡性要求必须建立有利于城乡衔接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朱冬梅提出应设计一套独立的符合农民工特点
和需要的社会保险方案。
第四种观点认为应根据农民工的具体情况建立大范围内归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管理而小范围内又有其特殊性的社会保障制度(蓝春娣、任保平，2004)。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李强教授通过分析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采取多方力量参与，层层化解矛盾的对策，建立“三条保障线”。首先用工单位为受雇农民工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第二条保障线是发挥劳务输出地“劳动服务组织”的作用，第三条保障线是劳务输入地城市建立“公共劳动”形式的流动人口最低生存保障体制。
另外，劳动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的华迎放在《农民工社会保障模式选择》中分析评价了现行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两种模式；一为广东模式，即将农民工纳入现行城镇保障框架；一为上海模式，即单独建立一套有别于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办法。他提出取上述两种模式之长，即农民工养老保险可考虑建立过渡性的个人账户，其他险种则进人现行制度，保当期，不承担国企历史债务。并从政策上建议国家尽快出台农民工社会保险问题指导性意见，以规范各地工作。王保真、王斌提出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可以实施土地换保障的办法，扶持农民就业和参保，坚持统帐结合模式，优先建立农民工的大病统筹和工伤保险机制。
(3)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
第一，消除认识误区。政府不应当我借口来推卸和回避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所应尽的责任，而且应消除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政策中存在的制度歧视(周亦乔，2004)。
第二，建立多层次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可将农民工分成三类：一类是长期生活在城镇并打算定居的，可将他们按富裕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使其享受较高级的福利型农村社会保障待遇；一类是短期在城镇生活的，需要建立一整套的配套措施来构建其社会保障；一类是临时在城镇打工的，可将其纳入相应阶段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内(蓝春娣、任保平，2004)。
第三，完善立法和相应司法保障措施，以明确保障对象、保障资金筹集、保障标准、保障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组织建设，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周亦乔，2004)。同时，采取相互服务公司的形式，由农民集资建立农村劳务输出公司。在这种公司中，农民工既是客户又是股东。作为客户，他可以获得公司为他提供的劳务信息等项服务；作为股东，他还可以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获得分红。国家给政策，简化手续。减免税费，鼓励开办此类公司。公司为农民工提供培训、找工、维权、社保等服务，并以这些服务向用工单位或农民工适当收取服务或管理费用(赵立航，8006)。
第四，改革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办法。允许参保职工在转移社会保险关系时，不仅转移个人账户余额，而且也转移与本人缴费对应的社会统筹基金，统筹基金转移的数额为社平工资的一定比例，取消农民工退保政策，对社会保险关系无法转移的，暂时封存其个人账户、保留社会保险关系，待其达到最低领取养老金年龄时再转移或一次性退还本人(华迎放，2004)。此外，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须坚持分阶段、逐步完善的基本原则。优先解决突出的基本保障问题，当务之急是建立必要的工伤保险及大病医疗等救助、补贴制度(郑功成，2002~崔红志。2003)。
(4)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意义。
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意义。第一，政治意义：郑功成等(2004)指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政府着眼长远的要求。董理(2001)指出社会保障是国家赋予每个劳动者的一种权利，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保障农民工基本公民权的需要。第二，经济意义：王和、皮立波(2004)指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新时期社会反贫困的重要举措。农民工作为农村“精英分子”的身份和责任使得他们一旦发生意外事故对其家庭将是毁灭性的打击，极有可能因伤、因病而致贫甚至于返贫。袁志刚(2003)指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可以提高农民工抗风险能力，降低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对于拉动内需和经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第三，社会意义：罗志先(2005)认为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快速实现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和提高城市化水平的需要，也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需要i它不仅有利于兼顾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王涛等(2005)认为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不仅关系其权益维护，也关系到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
(5)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其他方面研究。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有效解决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也有许多学者在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如；张德明、代艳丽等从法律角度来审视当前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而提出立法建议；喻均林等从政策角度，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李文琦等从推进城镇化角度。研究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3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相关文献资料来看，学者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借鉴。但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农民工的概念界定过窄。大多数学者都将研究对象集中于城市农民工或被雇用农民工身上，而忽略了同为农民工但在乡镇企业就业的本地农村务工人员及外来农村务工人员，也忽略了农民工群体中的自雇者、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
第二，研究在总体上还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对农民工的现状分析较多。缺乏对现象背后深层原因的分析。另外。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未来发展状况或趋势研究不够，预测性研究很少。
第三，研究偏于笼统，分化和展开不够。在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方面，所提的政策和措施还比较粗糙，没有细化，可操作性不强。
第四，缺乏实证性的定量研究。已有的研究中，大部分属于定性研究。如关于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现实需求特征、农民工个体对社会保障缴费的承受能力等。现有的研究还停留在定性分析上。缺乏第一手的调研资料，从而导致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实状况把握不准，如对土地保障作用估计过高。因此研究结论、政策措施缺乏说服力与可行性。
社会保障制度意义篇7
马克思关于社会保障的理论、思想、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实质的钥匙，是推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理论指导。19世纪后西方相继完成工业革命，由手工工场过渡到机器工厂后，生产力空前提高，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伴随着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大量增加，出现了劳工问题和其他新的社会问题。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无数个体生产者失去生产资料，沦为雇佣劳动力。在机器生产环境里，劳动强度增加，工伤事故不断，失业威胁增多，疾病治疗和老年生计等问题使雇佣劳动力忧心忡忡。加之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带来了新的社会压力和社会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逐步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马克思是如何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呢？一、批判资产阶级只顾资本增值不保障工人的利益观，从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立场上阐述了社会保障供给的必要性马克思在论述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必要性的时候，他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中得出结论的。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时，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及其代言人从自己狭隘的利益出发，只是关心他们的不变资本的保值，只是从意外事故对不变资本：生产资料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的角度来谈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关心可变资本：劳动力所带来的损失的保障问题。这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而劳动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是资本家“外在”的东西，而且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规律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存在着一支强大的无产阶级产业后备军，所以用来购买工人的可变资本即活劳动的损失对资本主义再生产构不成现实的威胁。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一旦发生了灾害和意外事故，对资本家来说，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对不变资本的保障。马克思在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后，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认为在工业制度条件中，可变资本面临风险的不确定性更大。他认为“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而且工业生产相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对于工人健康的损害更大。因此，为了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资本主义国家有责任向全社会供给社会保障制度。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中生活和发展的,制度无论对于社会的发展还是人的发展都带有根本性。作为保障人的基本生活和发展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更是不可忽视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把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求解放、谋求发展、谋求福利，把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宗旨和奋斗目标。社会保障就是无产阶级谋求社会整体福利的重要内容。二、社会保障是社会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生活资料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这就是社会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的“两种生产”理论，其中论及社会保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写道：“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从马克思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劳动者的生产劳动过程是一个消耗自身体力和智力的过程，是把自身的体力和智力凝结为价值的创造过程。要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转,首先就要保证在生产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而为了实现创造价值过程的延续，就必须运用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一系列手段来延续劳动力，满足人的需要，在此过程中，社会保障的补偿机制和保险机制显然十分重要。社会保障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即使在同样的社会制度下，由于存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其社会保障也具有不同的“面孔”，甚至在同一国家同一制度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呈现不同的特点。简单再生产时期,劳动者遇到丧失生活来源的风险时,主要依靠家庭保障来度过。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提高，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包括了一系列教育、培训、医疗等费用支出,劳动者所经受的多种风险,家庭保障已不能承受,这时候必须通过社会保障来保证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不至于中断和受阻，必须通过社会保障来保证劳动力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延续和提高。由于劳动力再生产还存在一个代际延续问题，社会保障范围扩大到了养老保障和生育保险的需求。由此可见，社会保障是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与社会保障的关系论述对于我们确定社会保障的范围具有指导意义。三、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是工人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扣除社会保障费用既可防范风险，也是在财富再分配上体现真正的公平社会保障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而且社会保障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马克思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后指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是社会保障资金的唯一来源。在发现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秘密后，马克思进一步对剩余价值的补偿和保险功能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资本家为了对实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连续不断的追求，“在不变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从物质方面来看，总是处于各种使他遭到损失的意外和危险中，因此，利润的一部分，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必须充当社会保障基金”。（《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900页）这部分基金“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也是必须继续存在的一部分。”（《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958页）恩格斯也说：“防止‘损失’的保险费确实是从剩余价值中提取的，但它算在利润之外。”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末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现在从它里面应该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9-10页）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保障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不仅要“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而且还要设立“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马克思认为社会保障基金是对社会总产品的一种必要的扣除，而这部分扣除是包含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之中的。从剩余价值的角度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进行分析，目的是为了指明工人的保障资金并不是资本家的“慈善”基金，而是工人自己创造的和应有的。马克思认为将社会总产品分配给劳动者个人时,应首先扣除社会保障费用的论断也说明：在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中社会保障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扣除社会保障费用是在财富的二次分配问题上体现真正的公平。这种公平性在于维护和延续社会有机体的生命力，是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收入转移,对低收入者或无收入者提供必要的帮助,减少社会成员的风险,起到社会稳定器和安全网的作用。
四、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和不懈斗争是催促社会保障诞生的动力当资产阶级日益强大并占据着政策、经济的统治地位之后，新兴的无产阶级也在成长和壮大起来。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热情地指出，“这个产业革命的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6页。）劳动者在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曾经采取过直接破坏机器的行动。科学社会主义通过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无产阶级贫困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必然结果，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和私有制，工人受剥削造成的贫困才能消灭。马克思社会贫困的原因和社会发展方向的理论成为无产阶级开展斗争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资产阶级统治者当然本能地仇视这一理论；但在其理论威力震慑之下和无产阶级的坚决斗争下，又不得不作出一定的退让，出台社会保障制度。在不断总结斗争经验并受到马克思学说的启示之后，工人阶级遂能“不以物质生产资料自身而以物质生产资料之剥削形态为攻击目标”，（注：《资本论》，第1卷，第521页。）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无产阶级强烈要求改善自己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要求保护自己的权益，从而推动了进步立法的出现。劳动者争得了合法地位之后，利用工会集体力量不断斗争，迫使资产阶级于19世纪初开始制订工厂法（劳动法的初期形式），以后逐渐扩大工厂法的内容和实施范围，并创立劳动保险立法。可见，以保护劳动者权益为主旨的法律出现，并非单纯出于资产阶级的恩赐，而是与劳动者的斗争分不开的。这正如马克思所说：“一般说来，社会改革永远也不会以强者的软弱为前提；它们应当是而且也将是弱者的强大所引起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84页。）五、社会保障在服务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也维护了工人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后指出，从资本家建立社会保障的初衷来看，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两大功能：一是社会和政治稳定功能。“补偿风险的保险费，只是把资本家的损失平均分摊，或者说更普遍地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分摊。”也就是说，通过社会保障机制把个人的风险通过整个社会来分散和弱化，由社会分散承担，这是符合统计学的概率规律的。通过社会保障手段，稳定社会秩序，从而实现资产阶级对社会的控制。二是“补偿和恢复”功能。从社会保障基金的支配和用途来看，马克思认为“这种基金是收入中既不作为收入来消费，也不一定用作积累基金的唯一部分。它是否事实上用作积累基金或者只是用来补偿再生产上的短缺，取决于偶然的情况”。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保障基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具有特殊的调节功能，这种功能的运用和发挥取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状况。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社会保障一方面服从和服务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和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需要，同时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维护了工人阶级利益。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实质，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方向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质，马克思认为社会保障是对部分剩余产品的一种特殊的分配和再分配，是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利益关系的一个具体体现。马克思认为，生产决定分配，生产关系支配分配关系，而社会保障是一种特殊的再分配关系，其性质当然由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社会保障就其本质来讲是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具体体现，它归根结底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来决定的。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保障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无论从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还是建立社会保障的目的来看，它都是服从和服务于剩余价值规律的需要，是资本保值增殖的工具，受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从资本主义社会保障资金收入和支出来看，它是工人阶级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只不过披上了社会保障是外衣而已。在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后，马克思分析了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过程和筹集渠道，总结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保障资金的三个来源：第一是工人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包括养老、医疗保险等。这些保障税是从工人工资中直接进行扣除的，是显性的。第二是雇主为工人缴纳的保障税。雇主将保障税隐蔽地以成本的形式“加工”进商品，从而把负担转嫁给消费者，或者通过压低劳动力工资的方式间接地对劳动力价值进行扣除，算来算去还是工人自己在为自己缴纳，根本不是资本家保障了工人，相反，资本家的各种保障资金却是来源于工人为其创造的剩余价值。第三是政府的财政拨款。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对社会保障进行一定的补助，但是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税收，而税收的主要部分还是工人缴纳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经生动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表面上看好像资本家大慈大悲，非常爱护体恤工人，而从分配制度的实质上看却是为了服从和服务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的需要。恩格斯曾经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形象地打比方说，这就好像是资产阶级从工人身上榨取了一根大火腿，而仅仅丢还给工人一根小香肠。可见，资本主义国家支付的社会保障金，归根到底是由工人自己创造的，是工人自己保障自己，绝不是资本家的“恩赐”。即使在所谓的“福利国家”，从表面上看好像工人的社会保障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负担的，但从实质上看，仍然是工人自己在保障自己，只不过借助于政府的手段罢了。资产主义社会的社会保障缓和了与无产者的矛盾，社会保障具有阶级性，私有制是无产者不能从工资中拿出一些钱储蓄,满足在伤残,疾病,残废,丧失劳动能力时以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联系的失业时的需要的根本原因。无产阶级要真正有保障就要消灭私有制，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一文中提出:"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列宁也提出了"最好的工人保险形式是国家保险"的论断,（《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449页）强调了政府是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反对将社会保障私有化。认为只有政府才能实现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统一性、公平性和有效性。工人在一切场合丧失劳动能力,或因失业失掉工资时,国家保险都要给工人以保障，保险费由企业主和国家负担。这些论断后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保障制度理论的渊源。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尤其是公有制经济部门的职工,其生存,生活和工作都由国家统包,不仅享有无需担忧的工作保障,而且其生老病死和家属的健康与生活也都享有绝对安全的保障。列宁提出的社会保险原则,虽然是针对一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的,但对现实的社会保障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保障制度意义篇8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述评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具有其政治意义
1.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全面小康社会要求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在覆盖城市居民同时要为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民工提供应有的保障。
2.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政府着眼长远的要求。
3.社会保障是国家赋予每个劳动者的一种权利，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保障农民工基本公民权的需要。
（二）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1.发展农民工社会保障事业有利于增进社会的整合与稳定，是社会顺利转型的客观需要。
2.城市化战略推进的需要。合理解决我国城市化的难题，必须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衔接，要给农民工相应的社会保障。
3.农民工得失悬殊、进退两难的处境使社会主义的公平机制没有得到应有体现，亟待为其建立相应社会保障机制，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
（三）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可以产生一定的经济意义
1.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有利于引导农民工放弃兼业型转移、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从而可以改善农业经营方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2.为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就必须建立一个不分所有制、不分用工形式、涵盖所有劳动者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要求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3.可以引导农民工对劳动力流动的投资。
（四）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对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具有积极意义
1.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在一定时期弥补国有企业职工可能出现的保险金支付不足，有利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
2.农民工虽然持农村户口，但他们已与城镇职工一样从事非农产业劳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体现其公平性。
3.农民工作为社会边缘人，他们应有社会保障制度来维护自身权利，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
（五）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对农民工自身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数量众多的农民工享受不到应有的基本社会保障与他们为城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完全不对称，这是绝对不合理的。
2.农民工从事的大多是苦、累、脏、险的工种，受工伤、疾病困扰可能性非常大，社会保障是农民工实现基本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求。
3.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是关爱和保护农民工中妇女、儿童这种生理与社会双重弱势人群的需要，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求更为迫切。
二、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障碍因素
（一）主观方面的因素
1.农民工没有得到基本的身份认同，一部分人单纯站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忽视农民工自身的基本权益。
2.大部分的农民工雇主缺乏自觉保护农民工的意识，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对农民工的保护。
3.农民工自身由于主客观原因不敢或还没有意识到需要维护自己应有的基本权益，维权意识缺乏。
（二）体制方面的因素
1.现有制度安排的障碍。主要是国家为保证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稳定而制定的严格的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土地使用制度。
2.社会保障立法不健全。关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没有相应的立法，使相应的的社会保障工作难以实现强制性原则。
3.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滞后甚至是缺失。愿难以引起决策层的应有重视。
三、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基本思路
（一）应将农民工纳入到现有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有人提出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应将农民工纳入其中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险问题，但鉴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多元化要求只能适时地分层分类将农民工纳入。还有人认为应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可供选择的两条途径是通过户籍改革将其变成城镇居民进而纳入镇社会保障体系或者通过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扩面将农民工直接纳入。
（二）应对农民工实行相对独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有人认为仍将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既不现实也不可靠，但对农民工一开始即推出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缺乏财源及其他资源，因此现阶段应推出相对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构一种作为过渡形态的“三元社会保障模式”，另有人指出农民工身份的过渡性要求必须建立有利于城乡衔接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其勾勒了一种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架构和中长期发展目标，并从该制度的保障对象、保障项目、基金筹集与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三）应将农民工纳入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其认为把农民工纳入城镇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和参照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新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两种模式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具备可行性，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应把农民工纳入到应加快改革和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最终向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制过渡。
参考文献：
[1]罗遐.城市农民工的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J].新视野，2006.
社会保障制度意义篇9
社会保障制度概念，是随着时展而不断变化，综合国内外对社会保障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现代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面向全体国民依法实施，以规避生存风险，防范社会风险，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的社会生活保障系统，包含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内容。
二、多维视角下社会保障本质
国内学者对社会保障本质研究，是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单一学科或单一视角展开。本文尝试从影响因素、公平理念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等多维视角来研究社会保障本质。
1.从社会保障影响因素看社会保障本质。（1）政治方面：社会保障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社会政策。从政治视角看，社会保障实质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社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在西方政党政治中，社会保障政策往往作为一个政党争得选民支持，赢得选票的砝码。我国政府将社会保障制度视为改善民生的基本制度安排，经历了漫长认识过程。1986年~1993年，社会保障制度仅仅被看成国企改革配套措施；1993年~1997年，把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五大支柱之一；1998年社会保障上升为国家一项基本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社会保障制度重要性，2003年以来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和2009年以来中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快速推进也证明了这一点。党的十提出构建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保障与改善民生，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坚强意志。（2）经济方面：社会保障是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国家财力持续增加。但由于分配制度不合理，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人们在关心做大财富蛋糕的同时，更关心蛋糕如何分享问题。政府必须通过社会保障再分配机制等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厉以宁（1995）谈到“经济意义上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合理性与社会意义上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合理性不完全一致，而政府在主持第二次分配时，不仅要从经济上考虑，更要从社会上考虑”。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社会保障通过再分配手段调节收入差距方面作用不断增强。（3）社会方面：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维系机制。社会和谐是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2005年2月，指出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社会保障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要途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改变，但是现阶段社会矛盾凸显，增加了社会风险。社会保障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郑功成（2005）说，社会保障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基础与必要条件。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满足社会成员生活与发展需要，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4）文化方面：社会保障是促进文化发展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与文化相互促进关系。一方面，文化因素对社会保障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特点总能体现民族文化影子。因此，文化因素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模式；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也打上了一国文化烙印。在日本，女性养老金与丈夫同一账户，这与日本受儒家思想传统影响，重视家庭责任的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德国社会保险的产生使社会保险提供者和享受者处于平等地位，体现社会保障理念和人类思想的巨大转变，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5）国际因素：社会保障是促进人类融合的制度。世界各国都建立了适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保障制度，但随着国际交流日益广泛，一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国家社保思想影响。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在某些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如德国劳资分责社会保险模式、英国福利国家模式、新加坡公积金模式等，为我国结合国情创新社会保障模式，促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展提供了借鉴。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在相互借鉴中逐渐趋向融合，这种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逆转趋势，使得全球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正义价值得以体现。
2.从遵循“公平正义”理念看社会保障本质。（1）社会公平理论。马克思指出，社会公平衡量标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要实现公平，必须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这对实现社会公平起决定性作用；实现社会公平，首先要实现社会制度的公平；社会公平的实现是一个渐进过程。中国共产党把实现社会公平作为长期奋斗目标。认为：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平观；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十报告提出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从而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减少群体和地区差别，维护社会公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与发展体现公平理念。现代社会保障产生体现公平理念。“公平原则是社会保障的本质和核心”社会保障制度从建立之日起，就遵循“互助共济”原则。德国社会保险制度作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标志，改变了济贫时代救助的临时性、不确定性、地域差异性，确立了政府责任和风险共担机制，不再以牺牲救助者人格尊严为代价来使受助者获得救助，救助成为国民权利和国家应尽义务，因此，现代社会保障产生充分地体现了公平理念。现代社会保障发展追求公平。郑功成（2010）对社会保障公平问题有精辟论述，他认为“公平是现代社会保障的核心价值诉求，社会保障中的公平是指平等地对待每一国民并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普遍性地增进国民福利，不因身份、性别、民族、地域等差异而歧视或排斥任何人”。现代社会保障创造公平、维护公平、促进公平，它的发展体现了维护和实现公平的理念。1883年德国社会保险作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标志，提出劳资分责与风险分担原则；1935年美国通过《社会保障法》，标志着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化解社会弱势群体风险，朝向综合性方向发展；“二战”后英国爱德礼首相宣布建成了福利国家，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标志着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向普惠、公平迈进。进入成熟阶段以后，社会保障成为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制度安排。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进入改革与发展时期，更多考虑制度倾向公平普惠及可持续发展。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过程中，可以发现，社会保障对象在不断扩大、社会保障项目日益丰富完善，保障水平也在逐渐提高、社会保障方式多样化，供给主体多元化发展，从总体上实现由补缺型向普惠型转变，不断向实现公平、公正、共享方向迈进。（3）社会保障体系内容体现公平理念。社会救助制度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承担着解除国民生存危机、维护底线公平的重任，体现政府对国民生存权的维护、尤其对弱势群体利益提供保障，体现了社会政策的公平取向。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体的综合性社会救助体系，在解除社会弱势群体生存后顾之忧，维系社会公平与和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只要国民遭遇生存危机，就有平等享受社会救助的权利，这是社会救助制度在公平方面最直接体现。社会保险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核心，它能预防职工生、老、病、死、伤所带来的风险，维护职工养老、医疗等基本权益，提高公民稳定的安全预期。社会保险制度本质要求解除职工后顾之忧，让每位职工平等享有参保权、其保障水平和保险待遇不因地域、身份、性别差别而存在不同。我国《社会保险法》基本精神要求公民社会保险待遇的一致性，以体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社会保险法》明确提出，国家建立社会保险制度，“使公民共享发展成果”，首先，实现应保尽保，将符合参保条件的员工，无论其工作性质如何，都应纳入社会保险制度体系；其次，社会保险待遇标准统一，提高统筹层次，逐步减少城乡差别；第三，实现制度可持续发展，强化社会保险基金筹集与管理。社会福利作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善国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制度。社会福利的主要功能在于为社会成员提供生活保障和社会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保证人民获得公平发展机会，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并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因此，社会福利制度是体现公平的重要制度。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新型社会福利体系，以促进社会公平、社会和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理论与现实课题。综上所述，社会保障无论从产生，发展和内容来看，都体现着公平理念。
3.从人的全面发展视角看社会保障本质。（1）相关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理论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做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实现国富到民富的转变。（2）社会保障与人的全面发展关系。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目标。社会保障制度就是要为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提供安全保障，从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体现了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目标。人的全面发展主要体现在“人的社会化、高素质化与老龄化等主要方面，社会越是向前发展，社会化、现代化程度就愈高。人的发展就愈是离不开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依赖”社会保障制度解决了生活无保障者出现的生存危机，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社会保障对不幸者的救济，消除他们的各种社会风险，调动其进行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需要。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人全面发展的条件。第一，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国民生存权。生存权是首要人权，个人在社会上生活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因此，国家社会有责任对其生存权进行保障。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权，维护人格尊严，使人们对生活有了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二，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人的发展权利。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社会福利等制度设计提高国民素质，保障人的发展权。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保障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社会保障制度能够规避人的生存危机、防范社会风险、提高生活质量，给人以稳定安全预期，这种稳定的安全预期，能够让人身心健康，不断地充实自己，实现自身素质提高；第三，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了人的社会关系不断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加速了人由“家庭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市场经济发展导致各种社会风险不断增加，个体风险集聚很可能会演变成社会风险，而个人抵抗各种风险的能力有限，社会不稳定因素因个人抵抗风险的不确定性而增加。社会保障制度通过规避生存危机、防范社会风险、提高生活质量，会促进和谐人际关系的形成，从而促进社会关系的不断发展。
三、结论
社会保障制度意义篇10
和谐社会建设的法理思考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重要特征，是党坚持不懈的奋斗目标。民主法治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和任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制度保障。围绕法治与和谐社会建设，我国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具有普遍性、目标性和指导性。和谐社会既是事物属性的本质特征，又是文明进步的基本条件；既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又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和谐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其实现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状况和条件密不可分。有学者提出，和谐与平衡相对应。国家与社会是二元的协调，国家权力与公众权利之间需要平衡和协调。和谐不能无视社会的差别和矛盾，应承认社会存在利益差别。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公平、正义基础上的，不能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来实现。和谐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要达到和谐必然要经历矛盾、斗争的过程。有学者深入阐发了法的和谐价值，认为法的适用目的之一是完善社会正义，及时的正义才能为大众接受。法协调双方的矛盾，充分考虑双方的利益，并努力消除矛盾。也有观点认为，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社会。伴随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法治建设的繁荣昌明，公民权益的日渐保障，和谐社会将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法学研究者应当深究和谐社会的法律基础，赋予其深邃的内涵、获取其预期的价值、洞察其隐匿的缺漏、规制其牵涉的行为、诱导其未来的走向。
有学者分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以人为本”的法治精神，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既体现为相对静态的存在，又体现为动态的、辩证的过程；渗透着以物质文明发展为前提条件的“以人为本”精神，存在能够有效平衡或解决社会各种矛盾与冲突的多元机制，存在着以“民主与法治”为制度核心的生机勃勃的社会环境。当下亟待重构“以人为本”的法治观念、立法精神和执法司法理念。有学者认为，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适应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需要，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建设的特殊属性，经历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检验。法治建设强调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以实践和人民是否满意而不是以某种理论、模式来检验和衡量法律制度的正确性。有学者提出，和谐社会的法治意义包括体现秩序井然的法治观，体现制度正义的价值观，体现以民为本的人权观，体现监控特权的平等观，体现政府清廉的义务观，体现保护弱者的均衡观。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重视解决群体利益差别、地方利益差别、民族利益差别、贫富利益差别、城乡利益差别以及由过渡性政策措施和传统性因素导致的不和谐问题。
有学者提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我们必须跨越西方社会18和19世纪以权利为本位和20世纪以社会为本位的两个法律文化历史阶段，构建一种新型的和谐本位的法律文化。它包括以下内容：积极构建富裕群体和困难群体之间的和谐；积极构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和谐；积极构建劳、资双方之间的和谐；积极构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之间的和谐；积极构建城乡居民之间的和谐；积极构建权利和权力之间的和谐。还有学者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处理好四种关系：一是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二是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平衡，过度的个人本位的权利容易造成社会的分裂，危及社会秩序，过分的权利的诉求即所谓的“权利爆炸”需要得到平衡；三是权利与义务的互动和平衡，权利与义务是有限交换或者总体交换，权利的享有并不必然导致义务和责任；四是法律与多元规则的平衡，包括法律与道德的平衡、国家法与市民法的平衡、法律与宗教的平衡等。多元平衡和反思回应是法治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秩序的根本保证。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和谐社会必须注重制度建设。有学者认为，构建和谐社会，要健全和完善民利保障制度，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健全和完善司法体制机制，继续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现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学者探讨了和谐司法的问题，提出和谐司法是回应现实需求与司法发展规律的优先选择，和谐司法强调平衡、折衷、价值追求与运行过程的统一。和谐司法是司法权本性的反映，是社会公平的基本手段，是司法经验的外来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产物。实现和谐司法，要立足于国内外的司法实践，探求司法权良性运行的内部机制，进一步理顺区域、城乡司法的和谐关系，强化司法对社会秩序的维持力度和对无序与冲突的整合度，处理好和谐司法与严格司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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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和谐社会建设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构建法治社会的过程。只有民主法治的基石得到巩固，才能促进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落实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有学者分析认为，和谐社会是以法治为前提的社会。法治的实现条件有三个：精神要件包括善法恶法标准理念、法律至上理念、法的统治理念、奉行人道主义文化和权利文化；实体要件包括一切公共权力来源于法律并最终受制于法律、国家责任的不可逃避、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义务的法定化；形式要件包括保障国家法制的统一性、要有一支懂法、守法且对法律形成信仰的公务员队伍，要有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并赋予法院以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的权威地位，还要有一个发达的法学教育为社会提供法治理念、法治主体。有学者认为，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手段。法律是追求社会和谐的行为规范，法治是和谐社会性质的内在需要，法治是和谐社会特征的必然要求。法治服务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立法发展奠定制度基础，法律指引减少冲突发生，依法处置消除矛盾纠纷，法治先导创新管理体制，法治完备提供运行机制。和谐社会对法治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确立法治理念，完善法律体系，力行依法执政，推进依法行政，实现司法功能，强化农村法治，保护弱势群体，应对突发事件，维护自然环境，实现社会公正等。
有学者认为，现代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厉行法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一个公正的社会、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一个依法保障权利的社会。也有学者深入分析了西方国家社会转型时期法治发展的路径和规律，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法治建设要坚持法治规律与本国国情结合，要坚持立法引导与政府推进并举，要坚持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统一，要坚持理论变革与制度创新互动。
有学者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法治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都旨在追求在规则和秩序范围内的社会和谐与进步。法治社会从制度层面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内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以法治为中心。
有学者考察并分析了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和谐现象及其成因，着重分析了法治、公正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揭示出法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提出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法治国家建设的路径：第一，坚持法律至上，维护法律权威；第二，坚持依宪治国，切实遵从宪法；第三，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第四，坚持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第五，坚持保障人权，实现并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学者提出，法学家的任务是如何解决问题，要根据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的指导思想，在每个具体领域中寻找方法；法律工作者在立法、司法领域中应该思考怎样做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解决社会矛盾。有学者提出，要通过法治实现善治，实现社会和谐，需要处理好十大关系：（1）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发展；（2）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3）经济发展与文化事业发展；（4）东部发展、中部崛起与西部开发；（5）公有经济发展与非公有经济发展；（6）权利保障与权力行使；（7）中央宏观调控与地方自主发展；（8）公平与正义；（9）城乡发展的和谐；（10）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有学者深入探讨了“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隐含意义和相互关系，指出法治国家的目标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构建的是一个更加合理、公平、有序的市民社会，是人的生命价值、内在需要和社会德性都能得到满足的社会。只有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非意味着没有冲突，没有利益纷争，而是意味着通过法治的途径来解决权利和利益等方面的纠纷，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相对的分离，任何侵犯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乃至国家政权的行为，都能够依法公平、正义地予以制裁。有学者认为，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基本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加强研究依法治国的实现途径问题，要从领导组织、目标规划和实现保障上研究如何促进。要研究法治建设的统筹规划问题，研究如何加强推进依法治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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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民主与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它要求我们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进程中，要维护宪法权威，促进宪法自身的和谐发展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发展。
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特征。有学者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人民新世纪新阶段肩负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持民主法治的基本原则，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有学者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新概括、新总结，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建设的总方针、总目标。
和谐社会与宪法发展关系密切。有学者认为，构建和谐社会为我国的建设提供了历史根据并将对我国制度的发展及其理性定位产生重大影响，而制度的变革与创新则为和谐社会提供了最根本的制度支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应进一步完善机制：一是重构观念，宪法应为私益的保障提供最终的救济手段和依据；二是进一步拓展民主参与的内涵；三是在健全现有的民主参与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民主参与渠道、规范参与方式，并逐步实现程序参与的法治化、规范化。有学者提出维护宪法权威对于推动依法治国的实现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认为宪法第五条的五款规定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观的基本内容。依法治国要求我们必须维护社会主义法律尊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权威。宪法至上原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有学者从宪法和谐发展的原理、我国宪法和谐发展中的价值建设、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于我国宪法的谐发展的重要意义等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指出宪法的和谐发展必然对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使宪法的功能和作用得以发挥，使宪法的精神通过宪法的各项原则和制度的运行得以体现，从而使宪法适应社会实践的发展需要，促进社会在宪法的轨道上按照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稳步发展。
平等权是宪法基本权利之一。有学者认为，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权利平等、平等权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权利的平等保护，不仅仅指主体之间的平等保护，而且指权利类型之间的平等保护。平等意味着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应有差别；但在条件不相同或不相等的情况下，区别对待可能也反映平等的原则、理念和精神。在平等的原则和理念中，包含差别对待的精神。
关于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方面，有学者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对此，我们应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发挥民主立法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充分发挥民主立法的表达与汇集作用、沟通与妥协作用以及导向与宣传作用。坚持科学发展观，通过立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监督职能，保证国家政治秩序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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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法制度完善与和谐社会建设
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和纠纷，而是存在化解纠纷、调解矛盾的机制。有学者探讨了近年来“强制调解”的现象认为，调解只能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禁止权力对人民调解的介入，并加强对它的法律规制，同时在法院的内外制度上保障法院调解的自愿原则的贯彻。设立纠纷解决机制时，不仅要考虑现实社会，还应考虑未来社会，努力形成一套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的纠纷解决机制。有学者从我国西北农牧地区公民权司法保障的现实模式入手，对我国司法理念的本土化问题进行了学理上的探讨，阐发了我国司法理念的三种模式，即积极型司法理念、消极型司法理念和折衷型司法理念，初步描绘了“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司法理想图景”。有学者介绍了恢复性司法的刑事司法新动向，认为恢复性司法与构建和谐社会在理念方面有诸多契合之处：恢复性司法比较全面地照顾到了有关当事各方，有利于建设和平社区；简化犯罪的处理程序，采取经济的责任形式，降低了刑法成本；有助于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目的；有助于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
刑事法学者把刑事法治与和谐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认为现代刑事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发展和完善现代刑事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有学者提出，刑事法治治理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中最不和谐的现象———犯罪行为，刑事法治建设应当坚持科学、理性、务实的精神逐步推进，需要从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执行、涉外刑事法治合作乃至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等诸多方面进行系统化建设，故有必要强调，公正惩治犯罪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刑事法治中充分保障人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合理运用刑罚手段调整与化解社会矛盾。有学者分析了我国打击商业贿赂的有关法律，认为我国打击商业贿赂的法治体系存在诸多不足，建议创设专门的反贪污贿赂法或反商业贿赂法，加大惩处商业贿赂行为的力度，完善与修改现行刑法，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完善刑事立法，废除我国刑法上关于的死刑设置，加强对商业贿赂关联犯罪的打击等。另外，还应从司法与执法方面完善我国打击商业贿赂的体制和机制。
还有学者从现代和谐社会建构的角度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形式与方法，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为一种精神财富、以民族国家为权利主体的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建议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抵制外来不良文化对民族文化的侵蚀，守住民族文化。
经济法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法律部门，是寻求促进社会和谐之法。有学者探讨了和谐社会与经济法之间的独特关系，认为经济法是一种社会整体调节机制之法，是一种确立和规范政府干预之法，是“自由企业大”，是“经济宪法”。加速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机制，应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特点，通过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进行科学地引导和合理干预，制定产业结构发展方略，以有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通过经济法律制度，调整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障，在保持货币稳定的前提下维持货币分配的平衡，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应当发挥主导性的作用，经济法的调整应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现实国情，着眼于以人为本与利益和谐，把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有学者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核心制度———反垄断法的角度阐述了经济法在构建我国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应当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建立保护竞争的法律制度，推动市场竞争，使市场成为社会融合与社会和谐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