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中货币的职能篇1
通常我们将中央银行的职能分为三部分，即发行银行、国家银行和银行的银行。虽然也有其他归纳方法，如美国132所大学的通用教科书《货币、银行和经济》认为中央银行有两个主要职能：一是控制货币数量与利率，即控制货币供给的职能；二是防止大量的银行倒闭，即最后贷款人职能；此外，还有一些日常职能，如为商业银行和政府提供服务，发行通货，充当政府顾问等职能。〔1〕我国青年学者陈晓先生的博士论文《中央银行法律制度研究》，将中央银行的法定职能归纳为公共服务、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三个方面。〔2〕显然，上述几种观点的区别更是明显。无疑，中央银行作为发行银行和国家银行的职能是没有争议的。但对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究竟应包含哪些内容存在着较大的争论。
从中央银行的演变过程看，早期的中央银行主要是作为政府（国家）银行而存在的，如1668年的瑞典国家银行，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稍后建立的中央银行则更多地是为了发挥发行银行的职能，如1816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创立的奥地利国家银行，是为了恢复国家货币价值而建立的，以后德国、瑞士和意大利建立的中央银行大多出于统一货币发行的需要。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gooelhart）指出：“1900年以前，有关中央银行的作用的经济分析主要集中于是否应当集中发行钞票和进行国家黄金储备，而如果集中，中央银行又如何控制这个问题”。〔3〕可见，早期的中央银行并没有银行的银行这一职能。
然而，中央银行一旦拥有国家银行和发行银行的职能，它们在银行系统内的中央地位，它们作为政府银行的“政治”权力，它们对国家大部分的铸币储备控制，以及最重要的是它们通过商业汇票的贴现而提供额外现金、货币的能力，使它们变成了银行的银行：商业银行不仅持有它们自己的一大部分（现金）储备，以同中央银行取得平衡，而且在困难时刻还要依赖中央银行提供流动资金。古德哈特指出：“在19世纪初创立的中央银行的多数例子中，它们作为银行的银行作用的全部结果在初创时还只能模糊地察觉到，这些职能是从该系统内部各种关系中自然地发展起来的。”〔4〕我们知道，英格兰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还是白芝浩1873年在《伦巴特大街》里首次揭示的。
那么，银行的银行职能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古德哈特指出：“在历史的经济过程中，这种地位的建立是为了承担起责任使中央银行去发挥它自由决定金融管理的特定艺术，普遍地对银行系统的健全予以全面的支持和负责。”而“这种管理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个是同经济中货币总状况有关的宏观功能与职责；另一个是同银行系统（个别）成员的健全与福利有关的微观功能”。〔5〕后来，前一种宏观职能我们将它称为货币政策，后一种微观职责则称为金融监管（或银行监管）。中央银行的演进表明，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职能逐步得以加强，以致到纸币本位制确立以后，银行的银行职能的两个方面：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成为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能。若将中央银行的职能界定为发行银行、国家银行、银行的银行，即使不能说其是错误的，但其至少也是不正确的。
事实上，只有当中央银行具有银行的银行职能以后，它才成为一家真正的中央银行。众所周知，早期中央银行有不少原来是商业银行，即使当它承担了中央银行的部分职能如发行银行、国家银行，它也依然从事商业银行业务。例如，在英国，《1844年银行特许条例》将银行分为两个部：一是发行部，负责货币发行；二是银行部，从事普通商业银行业务。后来，出现了承担银行的银行职能的需要。显然，这种职能和它们同时具有的商业银行身份存在利益冲突，并且这种冲突是根本性的和难以调和的，结果是，中央银行只能放弃商业银行业务，它们变成了纯粹的中央银行。限制或“剥夺”中央银行私人股东的权利甚至将商业银行收归国有也出于同样的原因。例如，《1946年英格兰银行法》将英格兰银行收归国有（当然，先前的股东得到了补偿），同时，该法授权英格兰银行管理商业银行。根据该法第4条的规定，英格兰银行有建议权、要求权和一定条件下的命令权。〔6〕
早期建立的中央银行大多同时具有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职能，英格兰银行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直到1997年5月以前，英格兰银行的监管职能一直在强化之中，《1979年银行法》、《1987年银行法》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授予英格兰银行更多的监管权力。根据1985年政府的《银行监督》白皮书，在英格兰银行内部设立了由财政大臣和英格兰银行总裁共同组成的银行监督委员会以协助银行（该行设有银行监督处）完成监督职责，〔7〕毫无疑问，金融监管是英格兰银行的法定职能。其他如意大利、澳大利亚、荷兰、葡萄牙、爱尔兰、希腊等国也有类似情况。如1975年，对葡萄牙信贷机构的监管权也由财政部转至中央银行。1982年，希腊的金融监管权由通货委员会转交中央银行。而修改后的《新西兰储蓄银行法》扩大了中央银行的监督权。〔8〕但是有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一直没有同时兼有上述两种职能。如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挪威、瑞士、瑞典等，究其原因，除德国中央银行一向独立性较强（二战时除外），因而没有取得金融监督权力外（这一点下面会加以讨论），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大多从属于财政部，财政部将其视为自己的下属机构，金融监管就由下属别的部门负责了。当然，仅有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美国的情况比较复杂，美国联储有一定的监管权力，但美国还有一大堆政府监管机构，它们之间的职责在法律上是清楚的，在实践中是相当不清楚的。如果严格归类，应当说是没有监管权力的。
古德哈特指出：“在各国，中央银行都在支持其商业银行方面发挥某些作用，因为只有中央银行才能提供最后贷款者的援助；但是，中央银行同为此目的而专门成立的各种政府机构和私人机构如何分担保险、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各国却不尽相同，无论是比较狭义的银行系统而言，还是就比较广义的金融体系而言”。〔9〕当然，这种不同本身不一定成为问题。但是，“由于在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各种结构变化表面上破除了银行系统与其他金融中介之间的障碍，因此，以中央银行为一方，同以其他政府管理机构和保险机构为另一方的职责分工问题，就成了主题”。〔10〕金融创新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中央银行是否具有金融监管职能？
概括起来，支持者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是两种相互联系的职能，金融监管职能是中央银行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必要措施。因此必须由中央银行统一行使。如在澳大利亚，虽然承认在某些情况下，中央银行的监管责任与其货币调控职能可能出现冲突，但“坎贝尔委员会”和“马丁小组”一致认为只有中央银行才能最有效地将这两项职责协调起来。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不仅应继续保留其金融监管职能，而且应通过立法扩大其监督权。〔11〕
第二，强有力的金融监管机构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独立的中央银行是最强有力的金融监管机构，而分类设立只负责监管而无其他职能的金融监管机构只能造成监管的松驰，并造成极为不利的结果。美国联储前主席沃尔克就持这种观点：“根据美国的经验，最不利的选择是让一个除监督某一类机构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职能的机构来搞银行监督。美国的储蓄和信贷行业曾是这种情况……实际情况是，这种监督当局实际上被他们的监督对象控制着。……这个
行业的很大一部分已破产。……大多数估计，今后几年用于挽救存户的支出，大约要在2500亿美元以上。这就是监督不严格的教训”。〔12〕沃尔克先生的观点还可以找到实证分析的印证。英国学者古德哈特和斯哥梅克1993年对24国全国性的104家破产银行进行了调查，评价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监管职能应该联合还是分离，其中一个结论是：与实行货币政策和监管职能分离体制的国家相比，联合体制国家的破产数较少。〔13〕不过这本身并不能说明问题，正如作者在随后指出的那样：“银行破产数少的体制并不一定在福利上是有效的”。〔14〕支持者的其他理由还有诸如中央银行拥有实施金融监管所必需的信息和充足的资源等。〔15〕
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是和前述的第一点理由相反，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虽然相互联系，但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职能，并且这两种职能是会存在冲突的，因此应加以分离，不宜由中央银行同时兼有。例如，瑞士一个负责修改银行法的专家小组，就反对把金融监管职能由联邦银行委员会转交中央银行。其理由是为维护债权人利益而进行银行监管和实施货币与外汇政策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不同职能必须由法律界限清楚的不同机构来履行，虽然这种区别不应妨碍它们之间的协调。〔16〕
笔者认为，中央银行不应兼有金融监管职能，除上述理由外，笔者还有以下理由：第一，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几乎已达成共识，事实上各国中央银行具有独立地位已是大势所趋。独立后的中央银行虽然也是公法意义上的法人，可享有公权力，但因为其独立于政府的性质，如果兼有金融监督职能，意味着政府没有金融监管职能，而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接受的。从法律上界定，金融监管职能无异属于行政职能的范畴，因此只能划归政府行使。这也许是中央银行获得独立的代价吧。就象当年中央银行获得金融监管职能时，要丧失商业银行职能一样。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德国、美国等从一开始就具有独立地位的中央银行，就缺乏法定的监管职能，而几乎所有后来和现在兼有金融监管职能的中央银行，都隶属于政府。换言之，中央银行只有在隶属于政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具有属于政府行政职能范畴的金融监管职能。英国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在英格兰银行获得货币政策决定权两周以后，财政大臣就宣布：英格兰银行传统的银行监管职能将转移到重组后的“证券和投资委员会（sib）”。今后英格兰银行的职责将集中在实施货币政策和保证金融环境的稳定方面。总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金融监管职能两者在法律上是不相容的，上述沃尔克先生的观点可能带有一个老中央银行家的职业偏见，但是笔者奇怪强烈支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陈晓博士怎么会对中央银行同时兼有金融监管职能持同样强烈的肯定意见呢？不错，中央银行实施监管比任何其他机构具有更多的信息资源优势，但这决不能成为中央银行应兼有金融监管职能的理由，如果以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去设计和衡量一种制度，那么，专制无疑是比民主更有效率的一种制度。
第二，正象古德哈特所指出的那样，金融创新使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通常认为，货币政策仅通过银行体系发挥作用，事实上，中央银行即使具有金融监管职能，也只限于银行监管。但随着“全能化银行”的出现和扩展，中央银行就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将金融监管职能涵盖整个金融体系，要么完全放弃金融监管职能，日益庞大而复杂的金融体系决定了中央银行只能选择后者。我们可以从德国等实行全能银行制国家的中央银行无一具有监管职能这一点找到例证。同样的例证是，最近宣布多种监管职能从英格兰银行分离出来的英国，传统的分业经营制度已经打破，形成了全能银行制度，这两者不能说没有联系。
第三，纸币本位制的确立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货币政府的作用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将本质上并不属于中央银行必要职能的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有利于中央银行更好地有效地执行货币政策职能，古德哈特说：“中央银行更具魅力的职能是指导实现货币政策的实施”。〔17〕总之，从本质上说，一家独立的，专责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才是一家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中央银行。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中央银行不应兼有金融监管职能，但并不是说，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是可以截然分开的，恰恰相反，两者应当是密切联系、相互协调的。例如，《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第3条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运用本法律所赋予的货币方面的权力，以稳定货币为目的，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和提供给经济部门的信贷量，并且办理国内、外支付往来的银行业务”。虽然，德国联邦银行是没有金融监管职能的，但联邦银行仍参与了银行监督工作。《联邦银行法》要求联邦银行与联邦银行业监督局之间进行密切合作。该局不专门设立自己的分支机构，而就近利用联邦银行对地区性业务的熟悉和专业知识。它们相互交换情报，这对于各自实现其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当联邦银行业监督局打算制定一般条例时，它必须与联邦银行达成一致，而在其他场合，联邦银行仅仅参与协商。联邦银行还通过州中央银行以信用机构必须提供的报告、月报和年终决算报表为基础实行连续的监督。联邦银行将这些材料和它的评论交给联邦银行业监督局，该局则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18〕
在美国，虽然对联储是否具有金融监管职能的认识不尽一致，但对联储没有对证券商和证券市场的监督职能这一点上是没有争议的。然而，尽管联储没有这方面的明确授权，却并不表明联储不参与对证券商和证券市场的监管，相反，联储积极参与有关监管活动。〔19〕根据《联邦储备系统法》第4条规定，允许联储实施“该法所规定范围内的金融业务的必要的附带权力”。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和作为美国的财务机构是该法所规定的金融业务，这样，监督政府证券市场和指定参与该市场的主要证券商（primarydealer）便成了“必要的附带的权力”。进行这种监管的目的，是为联邦储备系统提供信心保证，保证政府证券交易由可靠的证券商进行，这些证券商能够谨慎地从事业务活动。当然，联储的这种监管是以证券商接受主要证券商（即政府证券商）这一法定地位为前提的。1982年，负责执行联储公开市场业务指令的纽约储备银行，设立了证券商监督处（dealersurveillanceunit），更密切地监控主要证券商的业务活动和市场行为。同证监会相比，联储对政府证券市场与证券商并没有管理控制和执法的权力，但是，联储的确可以通过取消主要证券商的法定地位或报告制度等手段，确保证券商自愿遵守其要求。联储对非主要证券商没有这样的监督作用，但1984年，联储对于从事政府证券业务的非主要证券商，建立了一个自愿报告制度。1985年，联储了自愿性的资本适宜度指导准则，旨在为不属于证监会、银行监督管理机构或联储监管的证券商提供一个指导。这个指导性准则试图通过附加性手段为未监管的证券商的客户提供保护。总之，联储虽然没有监管证券的法定职能，但却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积极参与了证券监管活动。证券监管尚且如此，可以想象，联储会更积极地介入与其关系更为密切的银行监管了。如审批许多银行的合并申请，并决定银行控股公司非银行活动的许可范围等，此外，还监督对禁止贷款歧视和不真实报表的法律实施。〔20〕
还应当指出的是金融监管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这里所谓的金融监管，主要是指狭义的金融监管，即审慎监管，又称预防性监管，广义的金融监管，还包括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者等，对于存款保险，各国作法不一，但对于最后贷款者职能，各国无一例外地均由
中央银行承担。因此，笔者认为以下的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由于两个相关因素，中央银行有重返原先基本角色的倾向：（1）监管功能从中央银行控制转向更为直接地服从于政府的独立机构，这是结构发展的结果。由于银行体系界定日益模糊，使中央银行更不容易规劝银行俱乐部成员在银行救援中合作，所以，中央银行更不易在自我调节的基础上组织合作，更需要转向政府的法规措施和终极金融支持；（2）中央银行作为唯一可获得即刻的清偿来源的角色意味着，即使货币政策和监管职能正式分离，两个机构在实践中还得有更紧密的合作”。〔21〕
还是古人说得好，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关键在于顺应时代潮流。
二、货币政策规范的法律选择
货币政策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政策，并且这种重要性正日益得到加强。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个法律的权威无所不在的法治社会，货币政策本身却依然很少或几乎没有相应的法律控制，各国立法都没有货币政策法，只有中央银行法。中央银行法虽然是货币政策法律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货币政策本质上是一种行为，对这样一种重要的行为，仅有对行为主体-中央银行的法律规范，而没有行为规则本身，从法律的角度看，自然是不尽理想的。当然，中央银行法中还规定了如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等内容，但对于货币当局如何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达到货币政策的目标这一最关键的问题，却均没有作出规定。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货币政策成了经济学家的专利，而法学家们很少涉及的原因。其结果就象本节标题一样，货币政策的法律机制实际上就成了中央银行法律制度。虽然还有大量的中央银行制定的法规，但那不是约束中央银行本身的行为的。
19世纪20年代英国的货币论战中，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虽然都赞成应该有一个中央银行，认为具备唯一发行权的中央银行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必要的。但这两个学派在调节纸币发行规则的需要上存在着分歧，通货学派坚决要求有一个受约束的权威机构，银行学派则坚决主张有一个不受约束的权威机构。〔22〕这两派的持续论战后来成为经济学中争论激烈的一个理论问题，即货币政策规范理论，也称货币规范理论。所谓货币政策规范，简言之，“就是货币当局在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时所遵循的行为准则”。〔23〕在西方，自50年代以来，主要存在着两种影响最大的货币政策规范理论：一是凯恩斯学派所主张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即银行学派所主张的不受约束的中央银行；二是货币学派所主张的“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规范，即通货学派所主张的“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规范。
这两种理论分别涉及复杂的经济学理论，笔者在这里不准备作详细阐述，只能作一简单的介绍。〔24〕所谓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规范，其内容是货币当局为实现特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而采用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时，必须根据对当时的经济运行状况的观察和对未来经济运行走向的预期作出权衡取舍，以使货币供给量的增减和利率水平的升降与经济运行态势相适应。从法律的角度看，所谓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规范就是给予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自由裁量权。所谓按规则行事的货币当局以特定的任务，事先制定为社会公众所周知的固定规则，然后再由货币当局来执行以完成其任务。〔25〕从法律的角度看，是要求中央银行依法办理即根据法律的具体规定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弗里德曼进一步指出了其具体内容：由立法机构事先制定为社会公众所周知的货币供给量稳定变动的固定规则，然后再由货币当局来执行这个规则（或是由货币当局自己实施，或是由立法机构指令贯彻），以使货币供给量逐季逐月甚至逐日地按照某一具体年率比例有比例增加。为此，需要解决两个问题：（1）明确货币供给的定义。（2）说明什么是货币供给量的固定增加比率。实际上，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弗里德曼货币学派理论的主要内容。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货币学派认为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规范比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规范更为可行，但他们自己认为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规范并不是一种最优规范，而是一种在现在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条件下最为可行的次优规范。随着这种政策规范的采用和对货币制度认识的深化，效果更好的政策规范就能设计出来。为了使货币政策成为私有企业经济的一根支柱，而不是对私有经济基础的一种威胁，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规范是现时唯一可行的选择。〔26〕
周慕冰先生指出，相机抉择与按规则行事之间的争论，是两种货币政策规范理论的争论，更是两种经济哲学思想的争论。前者的经济哲学基础是：考虑到因难以预料的不确定性未来而引致的需求扰乱现象，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就会陷于周期性波动之中，从而与其理想运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必须授予政府当局以广泛的权衡权力，进行相机干预，以使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接近它的理想运行。后者的哲学基础则是：考虑到不可捉摸的自然失业率现象的存在，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和它的理想运行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但这种差异保证了市场经济的稳定运行，不应当用货币供给量的稳定增长来缩小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和它的理想运行之间的差异，而政府的有限干预只能限定在保证货币供应量按固定规则稳定增长这一点上。
任何一种经济理论的目的都在于提出一种政策主张，而这种政策主张又往往会反映在立法上。19世纪30年代以前，通货学派占主导地位，如《1844年英格兰银行特许条例》规定了英格兰银行的信用限额。但是，自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直到70年代中期，主要是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规范占主导地位，而从70年代中期-通常以弗里德曼于197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标志-开始，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规范逐渐成为“国际时髦”，稳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政策主张逐渐被一些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当局所采纳，如美国、德国。但也有一些国家采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规范，如英国。
但是，从立法上看，除了通货学派在《英格兰银行特许条例》里加进了信用限额（到30年代连这一点也不存在了）外，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规范的主张从来没有体现在立法上，70年代，中央银行采用货币学派的理论，主要是技术性的，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控制的重要指标，并没有接受其固定规则。实际上，经济学家关心的主要也就是这一点。结果是，中央银行一直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虽然这也是由法律规定的。
事实上，要让中央银行按规则行事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恰恰相反，“许多中央银行家都倾向于将其任务视为一种艺术，在施行中依靠聪明人的直觉胜过于依靠精确的分析”。〔27〕经常引为例证的一句话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杰出的中央银行家蒙塔古·诺曼在被问及他作出一项决定的理由时回答道：“主席先生，什么是理由？我没有理由，我只有直觉”。〔28〕更糟糕的是中央银行的行动不仅缺乏明确依据，而且对其行动的目标、效果也是模糊不清和难以评判的。美国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对联储前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克·马丁的评论，就很好地说明了评价货币政策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我十分敬佩你的能力。我认为你是一位杰出的和有才华的人。每个人都会同意这一点。但事实上，当你以高深莫测的专门术语显示或论述你的才华时，就好比要把牛奶蛋糕往墙上挂一样。坦率地说，马丁先生，没有特定的目标、标准和指南，国会就不可能对你实施任何监督。我想你是明白这一点的”〔29〕。可是这位参议员还不明白的一点是，即使有特定的目标，要监督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依然是不可能的。例如，美国1979年开始采用货币供应量指标，1982年国会试图控制它（根据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规范，应该是遵循固定规则的）。结果，每次联储向国会报告时它总是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以符合国会规定的指标。国会的规则对中
央银行毫无作用。货币政策虽然是一种职能和权力，但更多地表现为技术和专业知识，许多中央银行甚至有一套自己的专门语言（如著名的fed语言），这些模棱两可的语言就象相士伸出的三个手指，让人难以捉摸。货币政策运作的不透明性，往往成为人们责难的口实。总是声称缺乏制约的权力是社会罪恶的根源的那些政治家们，尽管他们自己恨不得也有这样的权力，对中央银行的这种几乎没有什么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大都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这也是许多政治家反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原因。但因为人们宁愿相信中央银行也不愿相信他们-他们的守法记录更糟糕，反对中央银行有自主决定货币政策的地位（即独立性）往往不会成功，就进而反对中央银行有自由决定货币政策的权力（即自由裁量权），不过同样也没有取得成功。例如，1973年美国国会议员曾提出一个固定利率的法案，试图限制联储的自由裁量权，结果因遭到联储的强烈反对而搁浅。〔30〕
既然中央银行的自由裁量权难以加以限制，那么只能从组织法的角度确保这种自由裁量权不致被滥用。综观各国中央银行法，均采用更为注重内部权力制衡的理事会制（许多国家的委员会制后改为理事会），中国似乎是例外，但亦规定了货币政策委员会负责货币政策的决策。此外，尽管对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即存款准备金、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本身难以确立固定规则，但还是作了一些限制，尤其是对公开市场业务，到70年代中期以后，它事实上成为中央银行最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但它无疑进一步扩大了中央银行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各国中央银行法都从决策主体的角度加以控制，在美国，《联邦储备法》规定设立公开市场委员会（foml），专责制定公开市场业务的决策，并指定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负责执行。由于公开市场委员会实际上是制定政策的中心，因此对这个机构的规范在美国也成了一个争论问题。一些参议员甚至提讼，声称不应允许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表决，因为他们不是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同意的。〔31〕
金融创新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货币主义学派的货币供应量指标，前提条件是要确定货币定义，但金融创新使货币定义的确定变得越来越困难，货币供应量也变得更加难以捉摸，从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到中期，尽管货币总量继续迅速增长，实质性的通货紧缩却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这种情况是货币主义学派的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还有一个问题是，金融创新使本币和外币可以方便地进行交易，因此，着眼于本国货币供应量控制的方法在技术上也存在问题。结果是，既然我们没有能力事先确定货币的特定标准和决定正确的货币政策，那么，就只能让中央银行去“相机行事”了。正如弗里德曼所说，我们最终可能要加强酌情决定的货币政策（discretionarymonetarypolicy）。也许是时候了。
从本质上说，货币政策规范选择争论的法律焦点在于，在急剧发展和不断创新的新时代，我们应当怎样来塑造符合时代特征的法律。伯克利学派的法律变革理论已经揭示〔32〕属于“人治”范畴的压制型法，是在资源贫乏的情况下屈从于长官意志的，其放纵裁量的属性不是法律的内在要求，属于“法治”范围的自治型法，虽然为权力确立了公正和合理的程序，但却过多的消耗了社会的资源，理想的法律类型应该是两者有机结合的“回应型”法。这正是法律变革的方向。也许，货币政策的法律机制提供了进行法律创新的实验标本，这也应当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
三、结语：创新中的中央银行法
尽管由于历史和传统不同，各国货币政策的法律机制-中央银行法律制度存在着很大差异，但近年来，金融创新的影响使各国中央银行法的差异缩小了，出现趋同化的倾向。在本文中阐述的争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争论暂时可以结束了。笔者在这里所表述的与其说是我的观点，倒不如说是揭示了变化的实质和发展的趋势。基本的结论是，承担货币政策职能的中央银行应当是独立的；独立后的中央银行不应当再承担金融监管的职能，但两者仍应保持紧密联系并相互协调；货币政策的特点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只能授予中央银行决定货币政策的自由裁量权，但应创设新的法律制度确保这种自由裁量权不致滥用。
收稿日期：1999—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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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中货币的职能篇2
关键词：金融稳定；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
中图分类号：F8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37－324X（2016）－02－85－88－04
从历史上看，上世纪90年代初及之前，世界主要国家中央银行的任务集中于利用货币发行、利率等工具和手段促进价格稳定，而在金融系统中，则主要体现为监测和监督支付清算系统以及作为最后贷款人。货币政策的目标中并未涉及金融稳定，主要原因在于，许多政府和研究者认为央行对金融系统的救助将使那些经营状况不佳、甚至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受益，从而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而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及随后的影响，使许多人认为缺乏货币政策配合的现行许多金融监管制度在监测和减轻系统性风险上是失败的，全球政府都开始致力于起草侧重于宏观审慎监管的金融稳定框架，以便于消除可能威胁金融系统整体不平衡和风险集中的因素。但与此同时，一些关键问题接踵而来：若将金融稳定的职责纳入到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中，其是否会和价格稳定目标形成冲突？若将宏观审慎监管作为金融稳定的主要工具，在实施中将面临哪些挑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本文将通过梳理宏观经济学兴起前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的变化，引入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的关系分析，并对宏观审慎监管作为金融稳定工具的局限性进行说明，最后提出一些促成金融稳定的建议。
一、宏观经济学兴起前中央银行的稳定任务
中央银行自出现以来，就一直是与政府密切联系的政治产物：获取公众资金作为存款，并借钱给政府；此外，它们在政府章程下工作，从政府授予的权限（如货币发行垄断权）中受益，并需承担政府赋予的明确的经济稳定任务。［1］比如，法兰西银行就被赋予稳定贴现率的任务。在政治化下，央行并没有成为利润最大化的私人企业。根据Bagehot（1873）法则，央行应在流动性危机中，免费贷款给有偿付能力的银行，而无需使用优质抵押物和惩罚性利率，也即央行应成为其他银行的银行。［2］然而，如果发行的货币是一种必需遵守的义务，那么央行就存在稳定性的政治需求和维持可兑换性的矛盾。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金本位制下的利率机制。高利率对财政部、金融机构或整个经济来说可能不利，但对于需关注其黄金储备的央行来说，却可能是必要的，这种看法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大大增强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程度。［3］
二、宏观经济学的兴起对货币政策目标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对人们思考央行的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随后，货币政策的作用研究成为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关键点。在此背景下，研究重点不再是央行在金融系统中作为一个商业体的行为，而是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中的作用。这种焦点的转换因货币对黄金的可兑换性而成为可能；并且蒙代尔（1962）表明，保持固定汇率的义务对央行施加了一个约束，伤害甚至消除了其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的能力，这一发现引发了针对固定汇率制的争论，并有助于主要西方国家走向浮动汇率，最终导致了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2］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有关货币政策的主要争论都专注于宏观经济：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谁更能促进经济稳定、甚至永久增加总需求？通胀的货币政策能被永久地用于降低失业率吗？假如央行防止过度加息，那么货币政策受财政政策和货币化政府债务的需求的影响会到何种程度？这些辩论都集中于经济总量增长、失业和通胀等宏观政策目标上，而很少关注央行实际上怎么做的细节，以及央行的活动是如何影响这些最终目标的。关于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利率、货币总量和通胀率”的争论也是如此，央行做什么的微观经济学，并没有起多大作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争论尽管有点接近，但也很少给我们提供一个全面的了解，而时下服务于定量分析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甚至没有太多考虑银行业的影响。但经验证据似乎相当明确地表明：对货币政策在其最终宏观经济目标上的可能影响的任何评估，央行必须意识到金融业的变化。比如，当金融部门发生变革或动荡时，基础货币就不一定是货币发展的可靠指标，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就观察到：在1929年到1933年，美国基础货币提高了大约15％，但经济中的货币存量却同比下降了33％，因此实际上紧缩的货币政策应为经济衰退负责。而在欧元区，从2008到2013年，货币基础增加了约100％，但以m3衡量的货币总量增加的要少得多，大约10％，即每年约2％，符合欧洲央行的通胀目标，集中于货币基础的观察者深信货币政策是高通胀的，但集中于m3的观察者则得出相反的结论。［2］宏观经济学的兴起导致央行减弱了对金融稳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20世纪30到70年代间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次贷危机的爆发强化了人们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间关系的关注，许多研究者呼吁货币政策应重新将金融稳定作为一个关注点，但与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等传统政策目标相比，对金融稳定的关注需要达到什么程度，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分歧。
三、货币政策作为金融稳定的主要工具的局限性
尽管次贷危机后，各国央行对金融稳定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除了提倡将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防范系统性风险之外，还将货币政策作为防范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政策选项。但鉴于央行的法定职责中往往没有提及对金融稳定性的担忧，我们必须要考虑它们是否应当被提及。在实践中，近年来，许多支持金融稳定的干预一直没有承担这样的任务，通常由于这些干预被认为是宏观经济的职责，比如美国的充分就业职责或欧元区的价格稳定职责。因此，一个特殊的金融稳定职责似乎是不必要的，并有可能由于央行的支持而助长了道德风险。更重要的是深层次的问题。如果央行支持金融稳定的行动对于其宏观经济职责来说是有道理的，那么危及金融稳定的行为也可能是合理的，央行会目睹自己的宏观经济任务处于危险中，因为私人银行是非常谨慎的，央行的行为可能会让私人银行承担更大的风险。例如，在经济衰退时，私人银行会在贷款上持谨慎态度，如果央行想要平滑衰退，可能会对私人银行施压使他们变得不那么谨慎，但此时贷款其实是有风险的，这种行为会促成随后的金融不稳定。此外，这种不稳定可能涉及银行的偿付能力问题，而不仅仅是银行的流动性。［2］此外，不管央行的宏观经济职责是依据价格稳定还是其他规则来制定的，在这个职责下包括金融稳定职责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价格和金融稳定的双重任务会存在冲突。比如美联储主席耶伦等人（珍妮特•耶伦，2014；梁建，2014）就认为：尽管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助于抑制房价上升、高杠杆率和过度依赖短期融资等，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缓解金融市场的不利影响，但却会对失业率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失业和高利率引起的利息支出增加，也会削弱居民对以往债务的偿还能力；此外，利率的提高还可能导致货币升值，影响出口，资本流入也可能削弱高利率对过热信贷的影响，反而导致影子银行的活跃。［4］［5］上述分析说明，双重任务会迫使央行在这两个稳定维度间做出相机抉择，并可能引起严重的民主监督和问责问题。首先，价格问题是一个显著的政府职责问题，其平稳性会对从经济增长、就业、甚至债权债务人的相对财富等许多公众问题有重要影响。而金融稳定的目标，可能依然被强大的利益团体———通常由央行监管辖区内的行业参与者游说和影响；其次，央行在金融稳定和审慎监管上的失败，可能损害其在货币政策领域的信誉。在货币政策背景下，价格稳定的首要目标是很容易量化的，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工具（比如基准利率）是很容易理解的。价格稳定测定上的轻松简化了货币当局在实践中的责任，因此有助于减少公众对央行行为的关注。［6］但不像价格稳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一致认可的定量化的类似于通胀目标一样的金融稳定性指标，并且用于金融稳定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远比货币政策工具更为多元化，使得央行作为宏观审慎监管者的成绩更难以被评估，进而会影响央行在货币政策上的可信度。
四、宏观审慎监管作为金融稳定工具面临的挑战
如上所述，将货币政策作为促进金融稳定的主要工具，会面临着非常显著的局限性，因此，金融管理方面的宏观审慎监管策略应该发挥更主要的作用，成为维护金融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也即是使用额外的资本缓冲、贷款价值比、随时间变化的抵押品需求等逆周期工具，以缓解金融系统可能出现的威胁；同时加强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资本金和流动性的监管，对整个金融机构的杠杆率进行直接管制及限制风险集中等结构性措施，增强金融系统对冲击的抵抗能力。［7］然而，目前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包含着大量潜在的权衡和挑战。第一，任何宏观审慎政策旨在化解金融失衡带来的风险，但同时也会减少金融系统的活力，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后果。例如，提高银行权益资本水平———如在大量逆周期资本制度下的预期———可能提高银行系统成本，造成不必要的实业贷款量的放缓；第二，任何以规则为基础的宏观审慎工具都会引起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行为，就像许多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前为追求更具竞争力的短期利率，而被吸引到影子银行系统中，政策制定者在宏观审慎工具和其他工具的选择上，应该充分考虑到也许不会受到同样监管约束的可用的替代性金融产品的影响；［4］第三，基于规则的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在实施中需要相机决策，监管者要通过现存规则判断金融不平衡现象是否未得到充分的缓解；最后，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所指出的，“将监管放在识别和遏制系统风险上是徒劳的。由于我们缺乏完善的风险动态模型，且全球金融系统时刻处于复杂的变化中，因此，察觉风险要么不可能，要么错误百出。”［8］
五、结论
金融学中货币的职能篇3
通常我们将中央银行的职能分为三部分，即发行银行、国家银行和银行的银行。虽然也有其他归纳方法，如美国132所大学的通用教科书《货币、银行和经济》认为中央银行有两个主要职能：一是控制货币数量与利率，即控制货币供给的职能；二是防止大量的银行倒闭，即最后贷款人职能；此外，还有一些日常职能，如为商业银行和政府提供服务，发行通货，充当政府顾问等职能。〔1〕我国青年学者陈晓先生的博士论文《中央银行法律制度研究》，将中央银行的法定职能归纳为公共服务、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三个方面。〔2〕显然，上述几种观点的区别更是明显。无疑，中央银行作为发行银行和国家银行的职能是没有争议的。但对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究竟应包含哪些内容存在着较大的争论。
从中央银行的演变过程看，早期的中央银行主要是作为政府（国家）银行而存在的，如1668年的瑞典国家银行，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稍后建立的中央银行则更多地是为了发挥发行银行的职能，如1816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创立的奥地利国家银行，是为了恢复国家货币价值而建立的，以后德国、瑞士和意大利建立的中央银行大多出于统一货币发行的需要。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gooelhart）指出：“1900年以前，有关中央银行的作用的经济分析主要集中于是否应当集中发行钞票和进行国家黄金储备，而如果集中，中央银行又如何控制这个问题”。〔3〕可见，早期的中央银行并没有银行的银行这一职能。
然而，中央银行一旦拥有国家银行和发行银行的职能，它们在银行系统内的中央地位，它们作为政府银行的“政治”权力，它们对国家大部分的铸币储备控制，以及最重要的是它们通过商业汇票的贴现而提供额外现金、货币的能力，使它们变成了银行的银行：商业银行不仅持有它们自己的一大部分（现金）储备，以同中央银行取得平衡，而且在困难时刻还要依赖中央银行提供流动资金。古德哈特指出：“在19世纪初创立的中央银行的多数例子中，它们作为银行的银行作用的全部结果在初创时还只能模糊地察觉到，这些职能是从该系统内部各种关系中自然地发展起来的。”〔4〕我们知道，英格兰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还是白芝浩1873年在《伦巴特大街》里首次揭示的。
那么，银行的银行职能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古德哈特指出：“在历史的经济过程中，这种地位的建立是为了承担起责任使中央银行去发挥它自由决定金融管理的特定艺术，普遍地对银行系统的健全予以全面的支持和负责。”而“这种管理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个是同经济中货币总状况有关的宏观功能与职责；另一个是同银行系统（个别）成员的健全与福利有关的微观功能”。〔5〕后来，前一种宏观职能我们将它称为货币政策，后一种微观职责则称为金融监管（或银行监管）。中央银行的演进表明，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职能逐步得以加强，以致到纸币本位制确立以后，银行的银行职能的两个方面：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成为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能。若将中央银行的职能界定为发行银行、国家银行、银行的银行，即使不能说其是错误的，但其至少也是不正确的。
事实上，只有当中央银行具有银行的银行职能以后，它才成为一家真正的中央银行。众所周知，早期中央银行有不少原来是商业银行，即使当它承担了中央银行的部分职能如发行银行、国家银行，它也依然从事商业银行业务。例如，在英国，《1844年银行特许条例》将银行分为两个部：一是发行部，负责货币发行；二是银行部，从事普通商业银行业务。后来，出现了承担银行的银行职能的需要。显然，这种职能和它们同时具有的商业银行身份存在利益冲突，并且这种冲突是根本性的和难以调和的，结果是，中央银行只能放弃商业银行业务，它们变成了纯粹的中央银行。限制或“剥夺”中央银行私人股东的权利甚至将商业银行收归国有也出于同样的原因。例如，《1946年英格兰银行法》将英格兰银行收归国有（当然，先前的股东得到了补偿），同时，该法授权英格兰银行管理商业银行。根据该法第4条的规定，英格兰银行有建议权、要求权和一定条件下的命令权。〔6〕
早期建立的中央银行大多同时具有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职能，英格兰银行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直到1997年5月以前，英格兰银行的监管职能一直在强化之中，《1979年银行法》、《1987年银行法》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授予英格兰银行更多的监管权力。根据1985年政府的《银行监督》白皮书，在英格兰银行内部设立了由财政大臣和英格兰银行总裁共同组成的银行监督委员会以协助银行（该行设有银行监督处）完成监督职责，〔7〕毫无疑问，金融监管是英格兰银行的法定职能。其他如意大利、澳大利亚、荷兰、葡萄牙、爱尔兰、希腊等国也有类似情况。如1975年，对葡萄牙信贷机构的监管权也由财政部转至中央银行。1982年，希腊的金融监管权由通货委员会转交中央银行。而修改后的《新西兰储蓄银行法》扩大了中央银行的监督权。〔8〕但是有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一直没有同时兼有上述两种职能。如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挪威、瑞士、瑞典等，究其原因，除德国中央银行一向独立性较强（二战时除外），因而没有取得金融监督权力外（这一点下面会加以讨论），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大多从属于财政部，财政部将其视为自己的下属机构，金融监管就由下属别的部门负责了。当然，仅有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美国的情况比较复杂，美国联储有一定的监管权力，但美国还有一大堆政府监管机构，它们之间的职责在法律上是清楚的，在实践中是相当不清楚的。如果严格归类，应当说是没有监管权力的。
古德哈特指出：“在各国，中央银行都在支持其商业银行方面发挥某些作用，因为只有中央银行才能提供最后贷款者的援助；但是，中央银行同为此目的而专门成立的各种政府机构和私人机构如何分担保险、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各国却不尽相同，无论是比较狭义的银行系统而言，还是就比较广义的金融体系而言”。〔9〕当然，这种不同本身不一定成为问题。但是，“由于在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各种结构变化表面上破除了银行系统与其他金融中介之间的障碍，因此，以中央银行为一方，同以其他政府管理机构和保险机构为另一方的职责分工问题，就成了主题”。〔10〕金融创新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中央银行是否具有金融监管职能？
概括起来，支持者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是两种相互联系的职能，金融监管职能是中央银行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必要措施。因此必须由中央银行统一行使。如在澳大利亚，虽然承认在某些情况下，中央银行的监管责任与其货币调控职能可能出现冲突，但“坎贝尔委员会”和“马丁小组”一致认为只有中央银行才能最有效地将这两项职责协调起来。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不仅应继续保留其金融监管职能，而且应通过立法扩大其监督权。〔11〕
第二，强有力的金融监管机构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独立的中央银行是最强有力的金融监管机构，而分类设立只负责监管而无其他职能的金融监管机构只能造成监管的松驰，并造成极为不利的结果。美国联储前主席沃尔克就持这种观点：“根据美国的经验，最不利的选择是让一个除监督某一类机构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职能的机构来搞银行监督。美国的储蓄和信贷行业曾是这种情况……实际情况是，这种监督当局实际上被他们的监督对象控制着。……这个行业的很大一部分已破产。……大多数估计，今后几年用于挽救存户的支出，大约要在2500亿美元以上。这就是监督不严格的教训”。〔12〕沃尔克先生的观点还可以找到实证分析的印证。英国学者古德哈特和斯哥梅克1993年对24国全国性的104家破产银行进行了调查，评价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监管职能应该联合还是分离，其中一个结论是：与实行货币政策和监管职能分离体制的国家相比，联合体制国家的破产数较少。〔13〕不过这本身并不能说明问题，正如作者在随后指出的那样：“银行破产数少的体制并不一定在福利上是有效的”。〔14〕支持者的其他理由还有诸如中央银行拥有实施金融监管所必需的信息和充足的资源等。〔15〕
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是和前述的第一点理由相反，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虽然相互联系，但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职能，并且这两种职能是会存在冲突的，因此应加以分离，不宜由中央银行同时兼有。例如，瑞士一个负责修改银行法的专家小组，就反对把金融监管职能由联邦银行委员会转交中央银行。其理由是为维护债权人利益而进行银行监管和实施货币与外汇政策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不同职能必须由法律界限清楚的不同机构来履行，虽然这种区别不应妨碍它们之间的协调。〔16〕
笔者认为，中央银行不应兼有金融监管职能，除上述理由外，笔者还有以下理由：第一，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几乎已达成共识，事实上各国中央银行具有独立地位已是大势所趋。独立后的中央银行虽然也是公法意义上的法人，可享有公权力，但因为其独立于政府的性质，如果兼有金融监督职能，意味着政府没有金融监管职能，而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接受的。从法律上界定，金融监管职能无异属于行政职能的范畴，因此只能划归政府行使。这也许是中央银行获得独立的代价吧。就象当年中央银行获得金融监管职能时，要丧失商业银行职能一样。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德国、美国等从一开始就具有独立地位的中央银行，就缺乏法定的监管职能，而几乎所有后来和现在兼有金融监管职能的中央银行，都隶属于政府。换言之，中央银行只有在隶属于政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具有属于政府行政职能范畴的金融监管职能。英国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在英格兰银行获得货币政策决定权两周以后，财政大臣就宣布：英格兰银行传统的银行监管职能将转移到重组后的“证券和投资委员会（sib）”。今后英格兰银行的职责将集中在实施货币政策和保证金融环境的稳定方面。总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金融监管职能两者在法律上是不相容的，上述沃尔克先生的观点可能带有一个老中央银行家的职业偏见，但是笔者奇怪强烈支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陈晓博士怎么会对中央银行同时兼有金融监管职能持同样强烈的肯定意见呢？不错，中央银行实施监管比任何其他机构具有更多的信息资源优势，但这决不能成为中央银行应兼有金融监管职能的理由，如果以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去设计和衡量一种制度，那么，专制无疑是比民主更有效率的一种制度。
第二，正象古德哈特所指出的那样，金融创新使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通常认为，货币政策仅通过银行体系发挥作用，事实上，中央银行即使具有金融监管职能，也只限于银行监管。但随着“全能化银行”的出现和扩展，中央银行就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将金融监管职能涵盖整个金融体系，要么完全放弃金融监管职能，日益庞大而复杂的金融体系决定了中央银行只能选择后者。我们可以从德国等实行全能银行制国家的中央银行无一具有监管职能这一点找到例证。同样的例证是，最近宣布多种监管职能从英格兰银行分离出来的英国，传统的分业经营制度已经打破，形成了全能银行制度，这两者不能说没有联系。
第三，纸币本位制的确立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货币政府的作用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将本质上并不属于中央银行必要职能的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有利于中央银行更好地有效地执行货币政策职能，古德哈特说：“中央银行更具魅力的职能是指导实现货币政策的实施”。〔17〕总之，从本质上说，一家独立的，专责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才是一家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中央银行。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中央银行不应兼有金融监管职能，但并不是说，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是可以截然分开的，恰恰相反，两者应当是密切联系、相互协调的。例如，《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第3条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运用本法律所赋予的货币方面的权力，以稳定货币为目的，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和提供给经济部门的信贷量，并且办理国内、外支付往来的银行业务”。虽然，德国联邦银行是没有金融监管职能的，但联邦银行仍参与了银行监督工作。《联邦银行法》要求联邦银行与联邦银行业监督局之间进行密切合作。该局不专门设立自己的分支机构，而就近利用联邦银行对地区性业务的熟悉和专业知识。它们相互交换情报，这对于各自实现其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当联邦银行业监督局打算制定一般条例时，它必须与联邦银行达成一致，而在其他场合，联邦银行仅仅参与协商。联邦银行还通过州中央银行以信用机构必须提供的报告、月报和年终决算报表为基础实行连续的监督。联邦银行将这些材料和它的评论交给联邦银行业监督局，该局则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18〕
在美国，虽然对联储是否具有金融监管职能的认识不尽一致，但对联储没有对证券商和证券市场的监督职能这一点上是没有争议的。然而，尽管联储没有这方面的明确授权，却并不表明联储不参与对证券商和证券市场的监管，相反，联储积极参与有关监管活动。〔19〕根据《联邦储备系统法》第4条规定，允许联储实施“该法所规定范围内的金融业务的必要的附带权力”。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和作为美国的财务机构是该法所规定的金融业务，这样，监督政府证券市场和指定参与该市场的主要证券商（primarydealer）便成了“必要的附带的权力”。进行这种监管的目的，是为联邦储备系统提供信心保证，保证政府证券交易由可靠的证券商进行，这些证券商能够谨慎地从事业务活动。当然，联储的这种监管是以证券商接受主要证券商（即政府证券商）这一法定地位为前提的。1982年，负责执行联储公开市场业务指令的纽约储备银行，设立了证券商监督处（dealersurveillanceunit），更密切地监控主要证券商的业务活动和市场行为。同证监会相比，联储对政府证券市场与证券商并没有管理控制和执法的权力，但是，联储的确可以通过取消主要证券商的法定地位或报告制度等手段，确保证券商自愿遵守其要求。联储对非主要证券商没有这样的监督作用，但1984年，联储对于从事政府证券业务的非主要证券商，建立了一个自愿报告制度。1985年，联储了自愿性的资本适宜度指导准则，旨在为不属于证监会、银行监督管理机构或联储监管的证券商提供一个指导。这个指导性准则试图通过附加性手段为未监管的证券商的客户提供保护。总之，联储虽然没有监管证券的法定职能，但却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积极参与了证券监管活动。证券监管尚且如此，可以想象，联储会更积极地介入与其关系更为密切的银行监管了。如审批许多银行的合并申请，并决定银行控股公司非银行活动的许可范围等，此外，还监督对禁止贷款歧视和不真实报表的法律实施。〔20〕
还应当指出的是金融监管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这里所谓的金融监管，主要是指狭义的金融监管，即审慎监管，又称预防性监管，广义的金融监管，还包括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者等，对于存款保险，各国作法不一，但对于最后贷款者职能，各国无一例外地均由中央银行承担。因此，笔者认为以下的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由于两个相关因素，中央银行有重返原先基本角色的倾向：（1）监管功能从中央银行控制转向更为直接地服从于政府的独立机构，这是结构发展的结果。由于银行体系界定日益模糊，使中央银行更不容易规劝银行俱乐部成员在银行救援中合作，所以，中央银行更不易在自我调节的基础上组织合作，更需要转向政府的法规措施和终极金融支持；（2）中央银行作为唯一可获得即刻的清偿来源的角色意味着，即使货币政策和监管职能正式分离，两个机构在实践中还得有更紧密的合作”。〔21〕
还是古人说得好，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关键在于顺应时代潮流。
二、货币政策规范的法律选择
货币政策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政策，并且这种重要性正日益得到加强。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个法律的权威无所不在的法治社会，货币政策本身却依然很少或几乎没有相应的法律控制，各国立法都没有货币政策法，只有中央银行法。中央银行法虽然是货币政策法律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货币政策本质上是一种行为，对这样一种重要的行为，仅有对行为主体-中央银行的法律规范，而没有行为规则本身，从法律的角度看，自然是不尽理想的。当然，中央银行法中还规定了如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等内容，但对于货币当局如何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达到货币政策的目标这一最关键的问题，却均没有作出规定。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货币政策成了经济学家的专利，而法学家们很少涉及的原因。其结果就象本节标题一样，货币政策的法律机制实际上就成了中央银行法律制度。虽然还有大量的中央银行制定的法规，但那不是约束中央银行本身的行为的。
19世纪20年代英国的货币论战中，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虽然都赞成应该有一个中央银行，认为具备唯一发行权的中央银行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必要的。但这两个学派在调节纸币发行规则的需要上存在着分歧，通货学派坚决要求有一个受约束的权威机构，银行学派则坚决主张有一个不受约束的权威机构。〔22〕这两派的持续论战后来成为经济学中争论激烈的一个理论问题，即货币政策规范理论，也称货币规范理论。所谓货币政策规范，简言之，“就是货币当局在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时所遵循的行为准则”。〔23〕在西方，自50年代以来，主要存在着两种影响最大的货币政策规范理论：一是凯恩斯学派所主张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即银行学派所主张的不受约束的中央银行；二是货币学派所主张的“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规范，即通货学派所主张的“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规范。
这两种理论分别涉及复杂的经济学理论，笔者在这里不准备作详细阐述，只能作一简单的介绍。〔24〕所谓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规范，其内容是货币当局为实现特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而采用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时，必须根据对当时的经济运行状况的观察和对未来经济运行走向的预期作出权衡取舍，以使货币供给量的增减和利率水平的升降与经济运行态势相适应。从法律的角度看，所谓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规范就是给予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自由裁量权。所谓按规则行事的货币当局以特定的任务，事先制定为社会公众所周知的固定规则，然后再由货币当局来执行以完成其任务。〔25〕从法律的角度看，是要求中央银行依法办理即根据法律的具体规定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弗里德曼进一步指出了其具体内容：由立法机构事先制定为社会公众所周知的货币供给量稳定变动的固定规则，然后再由货币当局来执行这个规则（或是由货币当局自己实施，或是由立法机构指令贯彻），以使货币供给量逐季逐月甚至逐日地按照某一具体年率比例有比例增加。为此，需要解决两个问题：（1）明确货币供给的定义。（2）说明什么是货币供给量的固定增加比率。实际上，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弗里德曼货币学派理论的主要内容。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货币学派认为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规范比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规范更为可行，但他们自己认为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规范并不是一种最优规范，而是一种在现在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条件下最为可行的次优规范。随着这种政策规范的采用和对货币制度认识的深化，效果更好的政策规范就能设计出来。为了使货币政策成为私有企业经济的一根支柱，而不是对私有经济基础的一种威胁，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规范是现时唯一可行的选择。〔26〕
周慕冰先生指出，相机抉择与按规则行事之间的争论，是两种货币政策规范理论的争论，更是两种经济哲学思想的争论。前者的经济哲学基础是：考虑到因难以预料的不确定性未来而引致的需求扰乱现象，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就会陷于周期性波动之中，从而与其理想运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必须授予政府当局以广泛的权衡权力，进行相机干预，以使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接近它的理想运行。后者的哲学基础则是：考虑到不可捉摸的自然失业率现象的存在，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和它的理想运行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但这种差异保证了市场经济的稳定运行，不应当用货币供给量的稳定增长来缩小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和它的理想运行之间的差异，而政府的有限干预只能限定在保证货币供应量按固定规则稳定增长这一点上。
任何一种经济理论的目的都在于提出一种政策主张，而这种政策主张又往往会反映在立法上。19世纪30年代以前，通货学派占主导地位，如《1844年英格兰银行特许条例》规定了英格兰银行的信用限额。但是，自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直到70年代中期，主要是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规范占主导地位，而从70年代中期-通常以弗里德曼于197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标志-开始，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规范逐渐成为“国际时髦”，稳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政策主张逐渐被一些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当局所采纳，如美国、德国。但也有一些国家采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规范，如英国。
金融学中货币的职能篇4
关键词：网络虚拟货币；货币属性；金融系统风险
一、引言
目前学术界关于网络虚拟货币对金融系统的影响主要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网络虚拟货币会对金融体系产生一定的冲击，因为它能够发挥现实流通中货币的作用（付竹，2007）；另一种观点认为作为“提货凭证”功能的网络虚拟货币不具备货币职能，对金融体系不会产生影响（帅青红，2007）。鉴于学术界目前的争论，本文从货币职能出发，分析网络虚拟货币的性质，以及对电子货币与网络虚拟货币进行比较，探讨网络虚拟货币对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冲击。
二、网络虚拟货币的特征
1.从货币职能的角度看网络虚拟货币的性质。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它具备五大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当前的世界货币体系为牙买加体系，在该体系下，纸币已经与黄金脱钩，它仅仅是实体货币的符号，国家的信誉保证使其执行货币的全部职能，而本身不具有实体价值。网络货币显然不能符合作为货币的所有条件，只是在一定范围内行使货币的部分职能。
从价值尺度职能看，网络虚拟货币不能够履行价值尺度的职能。网络虚拟货币与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之间并非是直接对价的关系，而是分别对商品和网络虚拟货币二次定价的一次体现，它是通过商品价值与网络虚拟货币在量上挂钩实现的，即“商品价值――货币”、“网络虚拟货币――货币”这样的两个等价关系。因此表面上看，网络虚拟货币可以以一定比例兑换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但执行价值尺度职能的仍然是货币。
从流通手段看，网络虚拟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受到了较大的限制。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主要体现其在商品和服务交换中发挥中间媒介的作用，它在交易中应具有普遍接受性。然而网络虚拟货币具有一定的特质性，表现为在网路运营商之间形成比较庞大的网络商业联盟的成本较高，共同使用同一种虚拟货币的难度很高，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网络虚拟货币流通的范围。而且，网络虚拟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单向流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职能，即网络虚拟货币只限于直接购买网络运营商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而已购买的虚拟商品反过来，不能够通过官方的平台再“卖出”，交换网络虚拟货币。以腾讯网中的“Q币”为例，在其网站里，“Q币”只能在网站内购买商品和服务，而没有有效的平台将商品“卖出”以换回“Q币”。
从支付手段来看，网络虚拟货币只具备部分支付手段职能。支付手段职能是随着商品赊账买卖的产生而出现的，货币被用来支付债务以及利息等。由于网络虚拟货币使用范围的限制，网络运营商之间无法形成共同使用同一种虚拟货币的货币联盟，因此既无法用其购买非发行公司提供的商品服务，也无法被用来支付和偿还债务。
从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角度来看，目前网络虚拟货币的发行缺乏一定的信用支持，而且在法律上也并没有对虚拟货币的定价或运营商倒闭后的清偿做出明确的规定。使得网络虚拟货币的价值不具备稳定性，无法实现保值增值，并不具备贮藏手段职能。此外，由于网络虚拟货币的发行和适用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是对相对价值进行表示的符号，它不具备世界货币的职能。
综上所述，网络虚拟货币仅仅能够履行部分货币职能，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具备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
2.电子货币与网络虚拟货币性质差异。
（1）发行主体与信用。网络虚拟货币和电子货币在其发行上具有一个共性，即都需要通过支付相当数量的法币。对于网络虚拟货币来讲，虚拟货币需求者必须向发行商支付符合比例要求的实物货币，以获得充值型虚拟货币；相似的，电子货币需求者也必须向发行机构交付纸币，以获得等量的电子货币。但从发行性质和信用的角度来看，网络虚拟货币和电子货币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络虚拟货币的发行主体是普通企业或者公用事业机构，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发行商销售非金融商品和服务。网络虚拟货币能够给网站注册用户之间进行虚拟商品交易提供交易媒介。例如，腾讯公司发行Q币的目的是为了销售其提供的QQ附加服务。网络虚拟货币的发行过程在本质上是用户对发行商的产品预付费用，是发行商对虚拟货币购买者提供的一种商业信用。电子货币的发行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其发行是在金融监管机构（中央银行或银监会）的监控之下。电子货币的发行目的是为了降低货币流通的交易成本。除了为与发行者有协议的商家提供购买各种实物商品与服务之外，电子货币能够为普遍商品交易提供更为方便的交易媒介。电子货币发行的信用保证是金融机构的注册资本金和存款准备金，因此它提供的是一种银行信用。
（2）借币收费过程。借币收费过程指的是网络虚拟货币有条件的兑换实物货币，它是从Q币购买非腾讯商品的过程抽象出来的一般概念。借币过程中的网络虚拟货币是以一种单向结算工具存在的，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职能。我们以网络企业如何借用Q币来实现自身商品销售为例来具体描述借币收费过程，非腾讯公司与腾讯公司签订协议，规定其商品在获得Q币支付后，可以将其收取的Q币向腾讯公司换取人民币，或者将其收取的Q币卖给QQ用户，以获得人民币，进而获得真正的利润。相比较之下，电子货币与实物货币之间的兑换是无条件的，不存在所谓借币收费的过程，它实质上是纸币代用物。
三、网络虚拟货币运行对金融体系产生潜在风险
网络虚拟货币具备两种属性，即商品属性和货币属性。其中，商品属性使其本质属性，货币属性为衍生属性。目前，相对于商品属性来讲，尽管网络虚拟货币的货币属性不显著，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承担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的货币职能，表面上看不会给金融体系造成脆弱性。但伴随着网络虚拟货币的货币属性不断强化，网络虚拟货币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管理层的渐次认同而逐步扩大，大额储值的网络虚拟货币使用范围的不断延伸，难免会给我国金融体系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1.网络虚拟货币对银行业的潜在风险。在网络虚拟货币与实物货币实现兑换的情况下，在网络虚拟货币支付领域内可能会使商业银行面临“支付脱媒”的窘境。商业银行的核心职能之一是给经济体系提供支付服务，这种支付服务应覆盖各个经济各个领域。但如果随着网络虚拟货币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在该领域内完成的各类支付完全由网络虚拟货币完成而非法币，同时虚拟货币与法币之间可以自由兑换，则商业银行在该领域的支付服务就会在相当程度上被“挤出”，形成商业银行“支付脱媒”的现象。此外，网络虚拟货币的微支付功能的实现，使得商业银行支付服务边界收缩，分散了市场利益，支付市场的竞争格局产生重新调整，使银行业在支付领域的垄断地位下降。
2.网络虚拟货币对现实货币流通的冲击风险。目前网络虚拟货币对现实的货币发行和流通体系的风险冲击有限，是因为其与现实中货币的兑换没有实现直接的双向流通通道，只是单向流通的。但事实上，事物并非总是一成不变的，由于第三方的介入，使得实物货币与网络虚拟货币之间已经实现了双向兑换。目前在我国出现了一种新兴的行业，以销售和兑换网络虚拟货币为主要业务，以的方式销售虚拟货币并在此过程中收取佣金。它作为中介方，使得人民币与网络虚拟货币的相互兑换，而且是以相当低的成本实现了网络虚拟货币与人民币的可兑换。例如，“云网”就是网络虚拟货币的兑换银行。
网络虚拟货币与人民币可相互兑换的实现将会对显示的货币流通产生一定的冲击，对现实货币体系造成一定的系统风险。由于网络虚拟货币与人民币有联系，可能会出现对网络虚拟货币的投机行为，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冲击现实正常的金融秩序。如果网络虚拟货币的供给方出现资金短缺，网络虚拟货币的需求方便会大量囤积虚拟货币，以谋取获得未来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人民币和网络虚拟货币价值大幅波动的情形，紊乱金融秩序。此外，网络虚拟货币的出现会给洗钱提供渠道，黑钱可以通过网络虚拟货币的买卖实现合法化，破坏货币流通秩序。
3.网络虚拟货币对货币政策的潜在风险。网络虚拟货币的发行会干扰流通中的货币供给量，使狭义货币供给量m1失真。由于网络虚拟货币与流通中的实物货币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网络虚拟货币的发行及其特有的货币创造乘数将造成流通中需要的通货量减少，使其不能真实的反应流通领域的货币需求，从而弱化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效果。此外，铸币税的竞争将会造成网络虚拟货币与实物货币兑换比较失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央银行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与中央银行发行法币相似，网络企业在发行网络虚拟货币的过程中，由于购买者从购买到赎回虚拟货币的时间不一致，使得虚拟货币的供给者在这段时间内获得无息贷款即网络虚拟货币的铸币税，这时会涌现大量网络企业主体为了攫取网络虚拟货币铸币税而发行虚拟货币，使得虚拟货币的发行量激增，而干扰网络虚拟货币的价值标准，影响其与人民币兑换比价。
四、网络虚拟货币的风险防范与监管建议
1.加强网络虚拟货币监管，强化央行货币发行的垄断地位。网络虚拟货币的发行机构不但可以发行虚拟货币，而且获得铸币税收益。对于网络虚拟货币可能冲击基础货币，挑战央行货币发行垄断权，央行应加强对网络虚拟货币发行的监管，通过建立监管平台，严格监控流通中的虚拟货币数量，同时对从事网络虚拟货币兑换的网站和企业进行监管，以控制虚拟货币兑换真实货币的途径。此外，央行应回收网络虚拟货币铸币税收益，具有铸币税收益的虚拟货币应由央行发行，而那些没有铸币税收益的局限于虚拟网络世界的虚拟货币，其发行权可以下放给私人机构。
2.严格控制虚拟货币的发行、使用范围和兑换。在我国，虚拟货币交易涉及的税收征管、货币流量监控、法律监督缺乏系统严格的管制，随着网络虚拟货币和人民币之间实现双向兑换，由于技术和政策的漏洞会产生网络虚拟货币的私下交易、网络虚拟货币发行泛滥以及洗钱行为。因此，在监管过程中，需要以网络虚拟货币的交易、发行和兑换为最重要的检测方面，通过公布各虚拟货币发行量实时报告，公布各个发行公司信用等级认证结果，限制各虚拟货币发行和交易量。同时，在央行的监控下通过披露发行公司信息，实现对网络虚拟货币的有效控制，防止通货膨胀。
3.商业银行应强化产品服务创新。为了防范网络虚拟货币对商业银行可能产生的“支付脱媒”以及垄断地位下降的风险，商业行应创新支付产品和服务，加大技术创新，开发适宜的小额低收费微支付产品。在现有电子货币支付服务的基础上，加强与第三方，尤其是网络虚拟货币发行方合作。同时提高技术，将支付服务向虚拟网络市场渗透，提高在社会各领域的金融服务能力，提高商业银行运营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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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中货币的职能篇5
关键词：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1997年英国将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出来，成立了独立于中央银行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管理局，在国际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此后，韩国、澳大利亚、卢森堡、日本、匈牙利等国家也进行了类似的变革。而随着经济金融发展的世界一体化，我国加入wto以及金融混业经营的呼声不断高涨，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在实际运行中的矛盾日益显现。为了克服这种不协调，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也顺应世界潮流，进行了改革。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中分离出来，我国的宏观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鉴于一些国家的实践经验，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究竟应该集中于中央银行还是分开独立，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和理论界争论的热点。为什么要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呢?从理论上讲，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两项职能的具体目标存在冲突。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等宏观目标，而银行监管是针对特定行业实现的目标，涉及到对微观经济主体活动的监管。如果中央银行既要制定宏观货币政策，又要对特定的银行业进行监管，可能会导致货币政策产生偏向问题，损害到社会公众的利益。第二，赋予中央银行双重职能会导致其权利过大，造成“监管者的监管者”缺位。中央银行权利越大，就越容易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影响，导致各种寻租行为的发生，损害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同时对银行业的监管也缺乏再监管。第三，分离的方式有利于更好的对银行监管。如果中央银行肩负两项职能，往往顾此失彼，偏好于保护银行系统，使公众利益受损，最终会扭曲银行行为，降低监管的效率。正是基于上述考虑，中国政府将银行监管从中央银行中分离了出来。
另一方面，作为“最后的贷款人”角色，中央银行并不能完全从监管职能中脱离出来，因此两种职能的分离这并不意味着矛盾的终结，准确地说这只是角色冲突的外化，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关系仍然是一个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逻辑一致性
(一)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良性互动
银行监管营造的稳定而有效率的金融环境是执行货币政策的重要条件。金融组织体系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环节，严格的银行监管使银行机构稳健合规经营，不良资产占比较低，能使得货币政策在银行机构顺利传导。当然，如果监管过于严格，导致金融压抑影响金融深化，又不利于货币政策的顺利传导。反之，如果银行监管不力，导致不良资产占比较高，经营风险加大，将会直接降低货币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另外，金融风险将会导致货币的紧缩效应，对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实施有着直接的抵触。货币政策实施达到的币值稳定是银行监管的基础条件，有效银行监管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稳定、可持续而又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与可持续性，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就是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机构只有在稳定的货币环境中才能正常运行。币值不稳将引发各类市场经济主体债务偿付困难，增加银行的不良资产，引发金融风险的产生，银行监管就难以完成确保银行体系稳定的目标。
(二)市场失灵的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融合
在古典市场经济时期既没有宏观的货币政策，也没有银行监管，有的只是作为“守夜人”的政府。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发的市场机制所表现出来的周期性破坏作用日益显著，市场失灵成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障碍。克服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依据，也为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产生准备了基本的前提。
1、市场失灵的宏观调控
由于市场信息不完善，市场竞争不完全，成千上万的企业和个人事前的的分散决策可能会产生事后的重复生产和无效率，市场失灵反映到宏观经济层面上就是，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剧烈波动，甚至陷入经济危机，经济运行机制发生重大破坏，企业开工不足，失业人数剧增，居民收入和社会福利大大降低，社会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为了平抑市场周期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政府引入了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从197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国家陷入滞胀，货币政策的作用日益突出。
2、市场失灵的微观规制
市场失灵反映到微观层面上就是银行业属于高杠杆企业。由于市场竞争不完全，存款人与银行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银行可能会利用信息优势从事高风险资产业务，进而危害存款人的利益。并且由于现代银行体系普遍采取了部分准备金制度，银行更容易出现支付风险。由于信息不对称，个别银行机构的支付风险会蔓延成为系统性支付危机，对整个社会信用体系造成巨大破坏。为防范银行危机，减少银行经营中的道德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市场竞争，政府设计了必要的银行监管制度。
(三)公共职能目标的一致性
无论货币政策还是银行监管，都是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维护公众利益的工具，作为公共职能，在逻辑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保证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目标，在根本上和趋势上必然具有兼容性。从长期看，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必然会客观地利于银行稳健经营，而一个稳健的有效的银行体系，也会为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提供有效的载体。但同时，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是分别针对市场失灵在宏观和微观层次的缺陷设计的，作为宏观政策的货币政策更关注宏观指标的改善，作为微观规制行为的银行监管则主要面对微观银行个体的竞争力的提高。由于宏观指标的价值性判断并不是微观指标价值判断的简单加总。宏观运行目标与微观经济主体利益之间必然存在着不一致性，这就是货币政策操作与银行监管行为在现实中遭遇冲突的逻辑根源。
三、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现实冲突性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职能分离过程是一个制度的变迁过程，是一种旧的中央银行制度向新的中央银行制度的转变。在这种制度变迁过程中，障碍之一就是路径依赖问题，即我们对原来的制度的很强的依赖性，正是这种依赖性，为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的初期工作带了一系列现实的冲突。
第一，货币政策职能的实施失去了银行监管职能的支撑。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分离后，一方面在短期内便利中央银行各分支机构货币政策措施的权威性下降，使各银行贯彻执行分支机构措施的积极性受到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分支机构不可能再通过传统的监管检查的方式来及时发现和纠正银行在贯彻执行央行政策措施方面的偏差，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缩短政策措施落实的时滞。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分支机构在制定和实施各种政策措施时，失去了银行监管提供的大量基础性信息的支撑。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需要借助监管所获得的有关银行经营信息，表现在：金融机构经营信息是中央银行正确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依据；强有力的银行监管是确保金融统计数据准确性的基础；银行监管信息也是中央银行正确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的重要保证。目前，人民银行不再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日常监管，难以象过去一样直接把握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经营及风险状况，只能从统计报表及数据分析上求取相关信息。有无监管信息共享机制直接制约着人民银行对金融宏观形势预测和调控能力的发挥。
第二，中央银行与银监会之间会产生业务冲突。虽然中央银行与银监会之间的职责范围在银监会成立之初就得到清晰的界定，但是实现彼此之间的密切配合与协调需要有一个逐步的过程。因此，在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初期，两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在货币政策方面，银行监管部门在微观领域实施的严格的监管措施，可能会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梗阻，增加中央银行分之机构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难度。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中央银行与监管部门也有可能出现意见相左的情况，双方的分歧可能会延缓救助时机，也可能出现过于随意救助的情况，这都将影响央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正常发挥。这突出的表现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在经济周期中行为方式存在矛盾。货币政策具有逆经济周期运行的特点，即在经济高涨时期，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往往会收紧银根，减少货币供应；在经济衰退时期，为了抑制通紧缩往往放松银根，扩大货币供应。银行监管则具有顺周期运行的特点，在经济高涨时期银行经营效益好，风险低，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较松；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业务拓展困难，并往往伴随大量不良资产，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较紧。由于在同一经济周期阶段，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行为方式不同，导致二者经常产生冲突。如在经济高涨时期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要求提高利率，这将导致银行经营成本增加或业务萎缩，从而带来风险，与监管目标产生冲突。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流动性和安全性指标要求较严，导致银行贷款更为谨慎，使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传导受阻。
第三，职能的分离增加了中央银行各分支机构与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本。银行监管职能分设使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的内部协调转为外部协调，从而导致政策协调、信息沟通和行为联动等协调成本明显上升。从目前来看，分支机构与监管部门之间存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松紧搭配的协调。监管检查与中央银行相关业务检查的联动协调、信息资料的实时共享、发展地区金融市场、维护金融稳定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合作等一系列协调问题，如不能尽快尽力有效的协调沟通机制，其协调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将会急剧上升。
四、实现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协调的制度安排
无论从各国金融监管的实践来看，还是从我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上的一致性强于冲突性的现实来看，中央银行和银监会在实施金融监管上的分工是相对的，两者之间可以而且应当寻求多层次和多领域的合作，实现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良性互动，尤其是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确保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和高效运行。
(一)建立有效的组织协调机制
目前，我国虽然实行分业经营的监管体制，但随着金融开放不断深化和金融发展与创新步伐加快，国际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和现实中金融创新的内在需求，客观上已使不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产品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加强。因此，对某种金融产品创新研究和风险防范已不是某个监管机构或中央银行单独的责任，需要有专设机构协调各监管机构政策和力量，形成合力，超前研究和预见有关问题和潜在的风险，共同构筑风险防范体系，研究防范措施，弥补三大监管当局对个别金融组织和产品的监管真空。而事实上，三大监管机构早先已经召开过监管联系会议，通过了三大机构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在协作配合上迈出了一大步。因此，对于中央银行来讲，除了整合好货币政策司、金融市场司、金融稳定局、反洗钱局等内部职能司局，努力提升工作效率之外，还应积极借鉴他国经验，建立一个由中央银行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机构参加的国家金融稳定委员会，由中央银行内设的金融稳定局召集，定期通报货币政策运行与金融监管的情况和存在问题，及时研究和协调金融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减少机构摩擦和组织成本，使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更好的发挥合力作用，促进金融机构合法、健康运行。
(二)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
从目前金融监管的要求和各监管机构的职责来看，建立基层金融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途径，可采取以下途径：
1、建立金融统计资料定期交流制度。根据工作需要，将有关金融统计资料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交流，明确双方责任、交流范围、交流内容和交流时间，及时了解辖内银行金融，机构经营情况，如人行填报《信贷现金收支统计月报》、《金融机构贷款累收累放报表》、《金融机构中间业务收入统计月报》、《非现场监管季报》、《房地产信贷业务季报》、《金融机构计划执行情况进度表》、《各项存、贷款增长情况分析表》、与银监管理机构填报的《辖内机构人员业务量情况分析表》、《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下降情况表》、《非现场监管季报》等进行交流。
2、建立文件抄送制度。对涉及有关金融机构监管、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反洗钱、金融稳定、社会征信(信用村镇创建、信用环境建设)、内控制度建设、信贷资金投向投量金融机构市场准入与退出、农村信用社改革等重大事件，需要对方配合的文件，相互主动抄送。
3、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对在金融机构执行货币政策等情况调查中新发现的风险隐患，对银行业日常监管中涉及利率、支付结算管理方面的监督检查情况，对保险及证券业务中的出现的重大违规事项，相互间进行及时通报。
4、建立工作沟通机制。通过一定的载体和形式，比如通过货币政策简报、金融监管简报、保险简报、证券简报等内部刊物，加强相互间的联系、协作，沟通金融监管相关工作和监管信息，商定具体工作合作事宜。分析金融数据信息和辖内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状况，研究化解辖内金融风险的建议和对策，发挥整体合力，以共同提高监管效率和风险防范预警水平。
5、建立信息查询制度。人民银行与其他监管机构可根据监管工作需要，相互间适时借阅、查询有关金融数据信息资料，以方便、及时了解掌握相关金融机构监管情况。
6、健全信息资源库。这就要求：提高信息透明度和统一信息披露标准。中央银行与银监会可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颁的《货币与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做法准则》和《辅助文件》中提出的原则和做法，提高中央银行和银监会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标准的统一；鼓励在信息搜寻上的竞争性。在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的情况下，独立的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会通过各自不同的渠道和方法收集支持各自立场的信息，而统一的机构则没有这样的竞争机制。在信息搜寻竞争机制的推动下，中央银行与银监会可以获得对整个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信息，提高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决策的有效性；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信息共享信息资源库。中央银行和银监会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的成果，加快金融业电子化、信息化进程，以法规的形式明确有关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等监管部门信息共享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共享的原则和标准开发统一的非现场和现场检查情况反映软件系统，最终建立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的共享信息数据库。
(三)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使得我国“一行三会”的“分业经、分业监督”的金融监管体制初步形成。一方面，现阶段要提高银监会金融监管的权威性，除了在法律上确立银监会的监管职能以外，中央银行应该明确对问题银行和金融机构实施“最后贷款人”援助的有条件性承诺的配合，即中央银行要慎用“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不难设想，如果中央银行对问题银行和金融机构造成的不良后果无条件的照单接收，那么银监会实行有效金融监管的可置信度就要大打折扣了，金融监管的权威地位也将难以树立。另一方面，金融监管是有成本的，监管成本大致可以分为直接成本(Directcost)和执行成本(Compliancecost)：直接成本主要是指监管当局在制定和实施监管措施过程中承担的雇员费用和日常的工作费用；执行成本的构成比较复杂，包括被监管者向监管机构提供信息的成本、进行内部检查的成本和由金融监管而造成的业务收入和效率的损失等。因此，在实施监管的过程中，有必要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确定监管强度、实现金融监管资源的有效配置。为了有效地减少“双头监管”带来的弊端，不加重被检查金融机构的负担，影响它们的正常经营活动，双方应通过一定的协商机制协调对同一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日程安排，避免无效率的重复检查，提高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有效性。
金融学中货币的职能篇6
一、主要国际货币国际化路径回顾与启示
（一）主要国际货币国际化路径回顾
英镑的国际化历程。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占据世界经济领先地位。通过巨额贸易盈余积累了大量黄金储备，使得英镑币值成为世界其他货币比价的参照系，借助伦敦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地位，操纵着当时国际金本位制乃至金融秩序。从而使英镑成为黄金替代物，成为那一时期世界主导国际货币。
美元的国际化历程。美国内战结束后，国内经济迅速发展，美元渐成强势货币；经二战，美国成为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第一大国，奠定了美元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基础。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正式确立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此后，美元虽然历经多次美元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等严重打击，但目前，美元依然是国际货币体系主导货币，其国际货币霸主地位难以撼动。
日元的国际化历程。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异军突起，拥有巨额经常项目顺差，同时美元地位渐衰为日元国际化提供了契机，日元国际化道路逐渐起步。80年代，日元国际化进程加快，实现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但“广场协议”重创了日元，加之90年代后，日本经济遭受重创，日元国际化进程开始有停滞。亚洲金融危机后，日元大幅贬值使其失去区域锚货币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日元国际化进展再次遭挫。
马克的国际化历程。二战后，德国经济迅速发展，贸易规模不断扩大，马克地位不断提高，为马克国际化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德国金融政策着力维持马克币值稳定，为马克赢得了国际信誉，促进了马克发挥国际记账单位、价值贮藏和交换媒介职能，使其成为了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强势货币。此后，德国借助欧洲区域合作大趋势，通过发展贸易和货币联动机制，推动马克成为区域关键货币，最终促成了欧洲统一货币联动机制。
（二）主要国际货币国际化路径的启示
首先，从经验角度看，较为成功的国际货币在国际化进程中都遵循了多层次并进和各层次间彼此促进的演化路径。英镑、美元、日元、马克国际化历程表明，多层次推进货币国际化无可回避。英镑和美元的国际化具有天然优势，是市场自然选择过程，都经历了先发展储备职能和国际化，后发展结算和计价职能的演进过程，演化过程具有自身特色。其中，英镑崛起于全球金本位制度确立，美元则利用了国际金本位制向现代信用制度过渡的大趋势，两者均通过国际制度以替代黄金并成为计价单位而实现国际化。
其次，从教训角度看，实体经济必须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一方面，日本虚拟经济畸形发展教训值得汲取。日元国际化进程中金融深化是其重要路径，但因“结算货币+离岸市场”模式脱离本国实体经济发展，金融过度超前与泡沫化，阻碍了日元国际职能延伸。事实再次证明，货币国际化必须依靠强大的国家实力和政策的稳定；另一方面，德国发展实体经济为其货币国际化打造了良好基础。依靠强劲突出的经济实力和核心竞争力，马克实现了先区域化再国际化的道路，其基本模式为：“经济实力+币值稳定+区域合作”，正所谓“内在一致、高度稳定、质量优越是伟大货币的共同品质，它们将在竞争中胜出而成为国际性货币”（蒙代尔）。
最后，相关问题引发思考。例如，完善货币输出机制、科学处理金融市场改革、自由化和风险控制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利用区域货币合作使货币走向国际化等问题都引发了人们持续思考。
二、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演进路径现状
（一）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演进路径总体轮廓
客观上，现有人民币国际化演进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一般考察角度包括，一是模式选择，与主要国际货币如美元、日元和马克国际化模式比较，总体看，当前人民币国际化道路遵循了“结算货币+离岸市场”模式，力促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尽量充当结算货币，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二是货币职能延伸，即人民币职能向国际货币职能延伸。具体指结算职能、计价职能、投资职能和价值储备职能次序选择与优化。结算、计价、投资和储备职能依序拓展是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演进基本思路。但在东亚地区，人民币国际化正朝三职能同时延伸方向发展；三是区域定位，核心是理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主流观点和实践中，我国对货币区域化和国际化次序并不强调，即使注重借助开展经济区域合作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但也并不认为区域化是国际化的前提；四是有序推进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开放。与国内金融改革相协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改革方向是利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自由兑换。在具体改革步骤上，央行课题组在《协调推进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中指出，金融改革并无固定次序，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账户开放是循序渐进、协调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具体措施上应成熟一项，推进一项。
（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体政策
一是加速发展跨境人民币结算，扩大人民币结算的贸易对象和数额。二是加快香港离岸市场建设，双向推进人民币双向流动机制。其中流出机制包括：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贷款和金融机构向境外分支机构增资。回流机制包括：前海双向跨境人民币贷款、双向跨境etF交易、点心债和人民币货币期货。三是加快国内利率市场化步伐。今年央行两次非对称降息即为积极信号。四是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直接兑换逐步开始。央行课题组报告《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为我国资本账户开放时间线路图做基本描述。实践中，前海已成资本账户开放试验区和桥头堡。
三、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演进路径存在的问题
（一）“贸易结算+离岸市场”模式内生动力不足
该模式立足人民币双向流动机制，但缺乏双向流动机制的支撑和内生优势。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我国企业缺乏议价能力，致使跨境人民币结算发展不平衡；二是贸易结构中加工贸易占比较大，中国企业处于价值链低端，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企业选择人民币计价，但人民币结算动机不稳；三是资本账户管理限制了境外企业持有和使用人民币资产；四是我国金融市场不够成熟，缺乏必要的深度和广度，香港离岸市场作为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延伸的补充人民币资金池较小，人民币计价产品发展缓慢。
（二）货币职能延伸缺乏联动机制
价值尺度是结算职能的基础，而结算职能必会产生货币存量。而存量则需要价值尺度、投资和储备职能方可消化。同时结算和投资职能又需有关经济体持有的该储备货币可以避免汇率风险。人民币国际化初级阶段，结算职能首当其冲，而实际上计价和储备职能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标志。当前，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快速上升，但单边替代美元现象凸显，核心原因在于我国企业缺乏议价能力，人民币计价职能有限，计价职能与结算和储备职能间缺乏相互促进机制；同样，由于离岸市场资金池较小、投资品种有限，投资职能也未对结算发挥有效支撑作用。
（三）人民币国际化区域定位有欠清晰
人民币国际化仍需坚持双边和多边结合发展原则。立足在不同区域内的区域化逐步实现国际化。但基于文化、历史和政治等非经济因素考虑，人民币区域化路径较为复杂。目前尚缺乏明确的区域布局，贸易结算区域多在周边较小国家，规模和范围有限，战略侧重似乎有待深化清晰。
（四）离岸人民币市场供求失衡
目前，人民币国际化重点在于创造人民币供给。如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贷款等；需求层面，在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只能借力香港离岸市场开展人民币业务，如人民币存款和人民币债券，但香港离岸市场规模、品种与渠道尚难满足投资需求，境外居民使用人民币积极性不高，供给和需求存在失衡。
四、完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思考
（一）正确认识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复杂性
从国际经验看，一国货币国际化路径受其国内外环境制约。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失衡，危机冲击尚未消退，国际货币体系仍由美元主导；国内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繁重艰巨，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经济核心竞争力不够强大，金融抑制客观存在，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双顺差格局将长期存在，人民币双向波动尚难预期，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任重道远。上述因素表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仍需较长过程，路径演化影响因素复杂多变，因而人民币国际化演化路径很难是既定且稳定的具体方案，路径设计应是战略稳定性与具体措施灵活性的综合。
（二）认清人民币国际化路径演化针对的目标
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需要针对切实可行的演化目标。立足我国国情和世界基本格局判断，未来国际货币不会唯一。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并非服务于人民币取代当前国际货币，而是部分替代有关国际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之一。
（三）认清人民币国际化演化的保障与货币职能目标
一方面要突出人民币国际结算职能。在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尽可能使人民币充当结算货币并非是人民币国际化归宿，但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保障；另一方面，储备职能是货币国际化的最高形态。即使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被广泛接受，也不能替代人民币国际储备职能发挥作用。综合上述，人民币国际化演化路径必须围绕结算职能为基础，围绕国际储备职能为最终目标。
（四）慎重判断人民币国际化路径中的必经之路
理论上，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并不唯一，有些过程并非是必经环节，因此在路径设计上要避免误区。例如，人民币区域化即非人民币国际化必经之路。
（五）人民币国际化是市场和政府力量综合推动的结果
一方面，某种货币成为世界货币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但另一方面，由于货币与政府信用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国际化货币形成也不可能脱离国家引导与推动。因此，人民币国际化路径是市场与政府联姻的产物，是政府承认、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的结果。
五、构建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建议
（一）“结算货币+离岸市场”模式与“资本输出+跨国企业”模式相结合
现实中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必定是复合路径，前者模式利于短期内人民币输出和流入并实现人民币国际结算货币职能；后者模式利于实现人民币国际计价货币职能，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综合两者，中国应加大对非洲和东南亚国家资本输出，鼓励国内企业率先抢占该类国家产业链高端，获得中非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贸易定价权和结算货币选择权，同时争取在全球产业整合过程中走向价值链上游。
（二）建设“先易后难”务实路径
人民币国际化路径演化构想必须切合实际，“先易后难”是基本原则。首先，我国与东亚各国贸易关系紧密且为逆差国，利用贸易渠道输出人民币难度较小。应优先力促人民币成为该地区国家储备货币之一，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其次，我国应加大对非洲国家等经济实力较小国家直接投资、提供买方信贷和加强对外援助；最后，加强投资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和推动企业海外并购。
（三）以创造人民币海外需求丰富强化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建设
人民币国际化路径演进必定伴随货币职能间的相互激发，其中，增加海外人民币需求是激发人民币各项职能联动，丰富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关键。应优先创造人民币海外需求，随后增加海外人民币供给，借以形成国际结算、计价、投资和储备职能互动机制。建议立足全局加大我国海外有抵押的买方信贷业务，并以香港为依托发展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和其他金融产品交易。
（四）完善国际资本监管机制，加快资本账户开放
金融学中货币的职能篇7
一、成立银监会后可能存在的问题
(一)央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对银监会存在一定的依赖性。以前人民银行既能管货币政策又能履行银行监管职能,对于金融市场风险、金融营运状况了如指掌,信息反馈既快又准,应变措施操纵自如,如今职能分家,还能应付自如吗?职能调整后,人民银行虽能强化货币政策职能,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加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不断完善有关金融机构运行规则和改进金融业的宏观调控,更好地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但是,央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微观环境、没有履行职能的有效手段,特别是没有一个好的监管体系,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抑制通货膨胀、通货紧缩上,是无法完成中长期稳定币值职能的。因央行就是能制定出好的货币政策,也必须依靠银监会去监督实施,若其监督不力,央行的货币政策就难以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实施。正是鉴于这种特殊依赖性,中央银行必须要和银监会很好地协调统一,通过赋予一定的制定和传导货币政策的有效手段,把一半以上的精力集中在金融业以及整体经济改革的业务上面,才能更好地完成稳定人民币币值的任务。
(二)摩擦难以避免,商业性银行将由一个“婆婆”变两个“婆婆”。央行和银监会既然是两家,就必然存在着从各自的利益需要出发制定相关政策的情况,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协调的状况,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容易相互干扰,导致同步震荡。因从本质上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就有着许多重要区别,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的职能所在,属短期政策,应当灵活善变,而银行监管职能则是属于政府行为,应当持之以恒,不能忽紧忽松。这一轮体制改革将两种职能分离,既可以防止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同步震荡,也有利于二者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货币政策应当更多地依靠公开市场操作等市场化政策工具来实现,而不能依靠放松或加强监管力度来实现;另一方面,银行监管出现失误,也无法依靠随意增加货币供给去填补窟窿,掩饰漏洞。银监会成立之后,将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和十大股份制银行,以及规模不一的各地近百家地方金融机构实现监管职能,但央行依然是商业银行最后贷款人,同时央行对商业银行仍拥有检查权。因此,央行和银监会之间能否建立一个稳定的沟通协调机制,成为各商业银行的焦点。如果这两个部门协调不好,商业银行就有可能由过去的一个“婆婆”变成两个“婆婆”。
(三)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仍需多方面配合。成立银监会是为了进一步提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然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一个综合效应,牵涉到地方党政、各金融单位以及信贷企业的多方利益。而银监会监管的只是银行部门,它能治顽症于一药丸吗?很难说,正是基于以上担忧,我们说银监会的成立只是第一步,成立之后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银监会从酝酿到成立这一过程的工作更复杂、更艰巨。离开各级党政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
二、央行和银监会协调统一初探
(一)科学划分职能,防止出现监管真空。设立银监会,是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进一步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的重大决策。真主要职责将是拟订有关银行业监管的政策法规,负责市场准入和运行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等。银监会的成立,对于加强金融监管,确保金融机构安全、稳健、高效运行,提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对于更好地发挥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进一步改善金融服务,都是非常必要的。在金融监管方面,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担负着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具有为银行体系提供必要流动性支持的职责,从而维护金融业的稳定与发展;同时,作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部门,中央银行负责从整体上制定和完善金融运行规则,更多地是涉及金融运行中的宏观问题。而金融监管部门则相对集中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的监管上。对此,央行与银监会的职能已有一个总体上的划分,但在今后实际工作中操作起来,还必须对各自边缘职能进行明确地划分,如外生性金融风险(如政治传闻、人事变动、谣言惑众、执法不当、新闻炒作等导致的金融风险)的监管、现金管理、存贷款利率监管等,否则将出现监管真空,导致某些方面监管失控,从而危及到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健发展。
(二)加强沟通,建立科学而灵活的协调机制。设立银监会后,原先中央银行的职能将被分解,中央银行可以专职于货币政策的目标:实现币值稳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银监会则可以专职于自己的监管目标:保护存款者的利益并确保银行业的稳健经营。这样一来,一则可以实现所谓的“专业化经济”,二则可以防止由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地位引起的商业银行道德风险。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分离会使得中央银行的信息优势特别是在“软信息”方面的优势不复存在,无摩擦的“内部协调”藉此变成有摩擦的“部级协调”,从而可能使得中央银行的决策失去微观基础。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中央银行和银监会之间的协调机制就必须足够灵活,亦必须建立央行、银监会等之间的科学灵活协调机制,采取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联席会议,建立定期联系会议制度并附设秘书处等方式,以建立密切的联系机制,及时沟通有关金融市场风险和运营情况等,央行应及时出示检查结果并允许银监会职员查阅相关资料。在实际工作中,央行与银监会职员应经常互换信息,形成相互配合的密切关系。此外,为了不加重被检查金融机构的负担,双方应通过协商机制协调对同一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日程安排,以实现部门间的协调统一,共同维护好我国金融业平稳健康的发展。
(三)赋予央行制定和传导货币政策的有效手段。自党的十六大以后,一场“金融革命”正在实实在在地进行,特别是在证券、银行、保险、信托等业务领域,以金融业务交叉为基调的金融创新活动十分活跃。从证券行业的角度看,证券业的发展日益依赖于银行、保险乃至信托的参与等。随着国家《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的出台和保险资金人市及保险存款化等,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的资金流向相互交错。因此,中央银行在卸下银行监管这副重担之后,还不能在督查上撒手不管,而应象日本等国外中央银行一样,不仅充分运用央行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工具外,还要用更多的精力强化对金融市场的管理和检查。与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督机构协调配合,对货币市场、证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开展检查,了解情况,牢牢把握好整个金融市场的动向和资金流向,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为此在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时,就必须在法律上赋予央行制定和传导货币政策的有效手段,如收集和获取经济金融信息的手段和传导货币政策的督查手段等,为建立高效、灵活、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依靠科技做到信息共享。加快金融业电子化、信息化进程,建立央行与监管部门间的监控中心数据库,开发统一的非现场和现场检查情况反映软件系统,做到信息共享,并根据我国国情,以法规的形式明确有关央行与银监会等监管部门信息共享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共享的原则和标准,应负的法律责任等,建立一套既符合国际惯例又兼顾我国国情的金融信息共享制度。
(五)以法律法规为准绳减少摩擦成本。银行业监管是有收益的,同时也要耗费资源,也就是说银行监管的实施在实现监管目标的同时增加了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成本开支。具体来说,监管收益至少包括两部分:一是由于实施监管而减少的资产损失和倒闭损失;二是例如存款保险使得商业银行吸收了更多的存款而形成的收入,及时关闭了危机机构使得存款人减少了存款损失等。监管成本除新体制下可能的摩擦成本外,至少还包括:一是监管者实施监管的成本(实施成本),如现场检查费用、非现场系统投资;二是被监管者接受监管需要的成本(执行成本),如缴纳的检查费用、按照监管要求收集和报送信息的费用、存款准备金的利息损失;三是为降低外部性和信息不完备需要的成本,如政府为处置金融机构风险的支出、金融监管缴纳的存款保险费。另外,监管收益还包括由于监管促进了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并最终增进了整个社会福利。监管成本还包括金融监管在一些领域形成的低效率,监管人员不能没有监管效率的概念,不能不考虑监管收益和监管成本;应该从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两个角度分析监管效率,通过对监管效率的事先分析,确定监管强度,配置监管资源,将有限的资源分配到监管效率最高的领域。总之,监管的成本是客观存在的,它应该有个界限,要合理地控制在一定的界限之内,要尽可能地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收益。除上述内容的成本促降外,在新的监管体制下就必须减少摩擦成本。
金融学中货币的职能篇8
关键词：m2/GDp；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22
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两个基本工具之一。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市场利率水平明显上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如何在维护币值稳定、控制金融风险的同时促进经济平稳增长，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文以中美两国m2/GDp比例差异的成因作为切入点，探讨我国当前货币政策的数量边界及下一步操作取向。
一、中美两国m2/GDp比例差异的根源
2013年末，我国m2余额占GDp的比例为194.5%，同期美国的这一比例仅为64.6%。很多人据此认为，我国出现了严重的货币超发。我们认为，如果把国民核算账户和金融市场两个角度的分析结合起来，就会发现这一现象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两国经济结构特别是储蓄率的差别，二是两国金融结构特别是直接与间接融资比例的差别，不能简单以此为依据判断我国货币存在超发。
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储蓄率极高，自2006年开始连续7年超过50%，其中2009年最高为52.6%，2012年为50.5%。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的储蓄率相对而言非常低，即使是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储蓄率有了显著提高之后，2013年总储蓄率也只有17.8%。中国经济总量虽小于美国，国民储蓄总量却已经超过美国（见图1）。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就是全社会融资的过程，其中间接融资即通过银行体系完成的部分，就需要存款的媒介，而存款的增加在统计上就体现为m2的增加。类似的，日本等储蓄率较高的国家，m2/GDp比例也较高。
另一方面，我国的金融市场到目前为止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美国则正好相反。2013年我国社会融资总规模17.3万亿元，其中银行贷款为9.3万亿元，占53.8%；同期美国全社会融资总规模为15712亿美元，其中银行贷款为5446亿美元，仅占34.7%。（见图2）由于我国目前的社会融资过程仍主要通过银行系统进行，所以银行资产在全部金融资产中所占比例较高，这也相应造成我国银行资产与GDp的比例要高于美国，反映在货币数据上，即导致我国m2/GDp比例高于美国。
当前关于中国经济杠杆率的讨论中，有一个常见的观点是认为中国的信贷总量与GDp之比已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经济总体杠杆率已超过美国，面临大幅降杠杆压力。这种观点的错误同样在于忽视了融资结构的问题。2013年末，美国非金融部门的总负债高达41.3万亿美元，为GDp的2.4倍，其中银行信贷19.2万亿，只占总债务的一半不到，其他为各种形式的债券。同期我国非金融部门总负债121.3万亿人民币，为GDp的2.1倍，其中银行信贷为76.6万亿。如果单纯比较银行信贷，我国经济的杠杆率为1.3倍，略高于美国的1.1倍，但如果比较全部负债，我国经济的总杠杆率仍然低于美国。
总之，由于广义货币m2并不只是流通中的现金，而是包括了银行存款，一个国家的m2总量就不仅与货币发行有关，还与其经济结构和金融市场结构有关。使用m2/GDp比例这一指标来比较不同国家的货币发行，必须结合这些因素进行分析，不能简单说m2/GDp比例高就是货币超发。
二、我国的货币存量的合理上限
如果中美两国m2/GDp比例没有直接的可比性，那么应该如何确定货币规模的合理比例呢？我们认为，要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货币职能角度入手，对不同层次的货币量作更为深入地分析。
（一）各层次货币所承担的职能
货币的各种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职能：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通常定义的各层次货币，其职能并不相同。
第一，m0（现金）由于不能获取利息，因此是完全承担交易媒介职能的，特别是用于居民消费交易，企业交易活动中有一小部分通过现金进行。
第二，m1中非现金部分（活期存款）由于利率较低，因此也不承担价值储藏职能，它主要承担企业支付和居民消费大额支付的交易媒介职能。
第三，m2中非现金部分（银行存款）是储蓄通过银行转化为投资的交易媒介。
第四，m2中非m1的部分（定期存款），由于支付利息，因此主要承担价值储藏职能。
不同层次货币在职能承担上的逻辑关系如表1所示。
不同层次货币的职能区分对于讨论合理货币总量十分重要，其中的关键在于，定期存款部分的主要职能是价值储藏和投资手段，作为一种生息资产其性质类似于债券，而非现金那样的交易媒介。当前大多数关于货币总量问题的分析都忽略了这一因素，从而造成结论的偏差。
（二）承担交易职能的合理货币水平
本部分分两方面进行论述。
1.关于m0的合理水平
2013年末我国m0余额为58558亿元，占GDp的10.3%。从发展趋势看，新世纪以来我国m0/GDp比例总体上呈缓慢下降态势（见图4），这与电子支付技术发展导致现金支付量下降有关。通常来说，现金的使用行为和周转速度在短期内是稳定的，如果现金数量超出适宜水平，会引发终端商品价格的上升。因此，可以通过剔除超出合理水平的通货膨胀率来估计m0与GDp的合理比例。最近5年我国平均Cpi涨幅在3.5%左右，如果参照国际通行标准把2%确定为可接受的通货膨胀水平，那么从当前m0数据剔除这一差值（1.5%）后，其占GDp的适宜比例应为9%左右。
2.关于活期存款（m1-m0）
2013年末我国活期存款余额为278703亿元，占GDp的49%。考察历史数据可以发现，我国活期存款占GDp比例近10年来一直在45%～55%区间波动（见图3），这说明活期存款在媒介实物交易方面的作用也是大体稳定的。其超出合理水平的部分，相应也会引发通货膨胀。但由于活期存款主要用于企业交易，相应的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应使用GDp平减指数。近10年我国GDp平减指数均值为4.7%，扣除这一因素后，活期存款余额占GDp的适宜比例应在45%左右。
（三）承担价值储藏职能的合理货币水平
定期存款（m2-m1）并不用于交易媒介，主要承担价值储藏职能，在这一点上，它与其他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等没有本质区别。从这个角度看，在确定定期存款总量的合理上限时，应将其与其他金融资产合并考虑。一个国家金融资产的总量应与实物资产大体相当，如果超出就会引发资产价格泡沫，不足则会引发资产价格收缩。因此，全社会金融资产的上限由全社会实物资产存量所决定，定期存款的上限需在此基础上结合融资结构确定。
在我国，投资性金融资产主要包括银行定期存款、股票、债券等，根据近几年全社会融资总规模数据推算，2013年末全社会金融资产存量约为121万亿元。同时，我们运用1990年以来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投资品价格指数及折旧率数据，使用永续盘存法估算了我国的实物资产存量。在假定年均折旧率10%的情况下，2013年末按当期价格计算的实物资产存量约为140万亿元。比较这两个数据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我国投资性金融资产总量低于实物资产存量，其增长速度大体匹配（见图4）。从这个角度看，承担价值储藏和投资职能的货币量（定期存款）与GDp的比例也是合适的，并且仍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根据我们的测算，截至2013年底，我国实物资产存量仍高出金融资产存量约19万亿元，以目前定期存款占社会融资总规模63%左右的比例推算，定期存款还有11.6万亿元的空间，占GDp的比例最多可以提高到155%。
（四）广义货币总量的合理水平
总结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现金（m0）存量占GDp比例应在9%左右。
第二，活期存款（m1-m0）占GDp比例应控制在45%左右。
第三，定期存款（m2-m1）占GDp比例最高不超过155%。
综合以上三个层次的合理货币规模，我们认为，我国目前m2/GDp比例的上限应为210%左右（见图5），目前的水平（194.5%）仍处于合理区间范围内。但2008年以来这一比例提升较快，2013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以上，已经接近合理水平的上限，也应引起高度重视。
三、货币政策关注点应从数量转向效率和价格
当前我国货币存量虽未超出合理水平的上限，但数量扩张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传统的通过扩张货币信贷总量来支持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模式已难以为继。同时，由于我国货币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媒介的效率还很低，应该把货币政策的关注点转向效率和资金价格方面，在控制货币总量相对规模的情况下，通过提高金融体系运行效率来实现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的统一。这种“稳数量、进效率”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式，更加符合当前“稳中求进”的宏观调控总基调。
（一）货币数据反映出来的金融效率问题
通过分析各层次货币数据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目前我国金融运行效率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1.货币数量与价格运行出现背离
2011年以来，通过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转为稳健货币政策，我国m2增速回落至13%～14%的区间，年度甚至月度之间的波动都很小。但与此同时，市场利率却出现大幅波动，出现了2011年下半年和2013年年中、年末3个急剧波动的时段，在m2增速始终维持在13%以上、明显高于GDp名义增速的情况下，短期市场利率却从不足3%陡升至10%甚至更高的水平。这种现象说明，货币的增长特别是广义货币的增长与实际货币供需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失调，广义货币的增长难以有效转化为市场上的货币信贷供应，传统的以货币数量为核心的调控方式已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
2.货币流通速度偏低
由于m1主要承担的是交易媒介职能，受储蓄率等因素影响较小，因此可以直接进行国际比较。我国m1流通速度2000年以来一直在2以下，2013年仅为1.7，而美国则高达6以上，这说明我国实体经济的资金运行效率远低于美国。根据余永定等学者的研究，我国资金运行效率主要与实体经济运行中的交易成本特别是企业间资金结算速度有关。①如果交易成本过高，完成交易需要等待的时间较多，特别是资金拖欠行为普遍，就会造成全社会资金流通速度的下降。
3.直接融资不够发达
我国目前的融资结构仍以间接融资为主，特别是由于2009年以来主要依靠银行信贷扩大全社会融资规模，导致近几年间接融资比例不降反升。与间接融资相比，直接融资在融资匹配灵活性、差异性和融资成本上都有明显优势，是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
4.企业储蓄偏高
目前我国企业定期存款占全部定期存款的比例接近40%，美国这一比例只有不到15%。企业作为投资经营的主体，应该是整个经济中资金收益率最高的部门和资金融入部门，而不应是大量持有定期存款的资金融出部门。我国企业定期存款比例较大，说明有相当一部分社会资金掌握在投资效率低下的企业手中，不能直接投入高收益的生产性投资项目，而是要经过银行的高成本中介再进入实体经济，导致了社会融资总效率的低下。
（二）提升金融效率支持实体经济的若干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在我国目前货币总量规模已接近合理水平上限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重点通过提高金融效率来发挥宏观调控功能，具体可考虑的措施包括：
1.货币政策重点要尽快从数量调控转向价格调控
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金融创新的发展，传统的货币数量与市场货币信贷供应之间的关系已经打破，以数量调节为主的调控方式已难以满足实体经济的合理资金需求，过于关注货币数量问题意义已不大。同时，在央行取消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基准利率明显低于市场利率的情况下，金融市场面临失去利率价格指引信号的危险局面，这也是近年来多次出现市场利率大幅波动的根本原因。货币当局应尽快确立新的以市场利率为基础的政策目标利率，为金融市场提供明确而稳定的资金价格预期，并将调控重点放到稳定市场利率水平上。这对提高经济金融效率、防控金融风险、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2.更加注重发展直接融资
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利于提高全社会融资效率，提高市场主体自主识别和控制风险的能力，并为实体经济有效补充资本，降低杠杆率和金融风险。应扩大企业债、公司债和中期票据发行规模，降低发行门槛，增加个人投资者可直接购买的债券品种及数量。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将一部分间接融资转化为直接融资。推进股票发行市场化改革，扩大股权融资规模，大力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等直接融资形式。
3.进一步提高金融领域竞争度
竞争性市场是效率的制度来源，只有进一步放松金融业竞争管制，在控制好风险的前提下提高金融领域竞争度，才能从根本上提高金融效率。应适当降低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大力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允许部分经营能力强的地方性银行向全国性商业银行方向发展，增加全国性商业银行数量。银行监管要向“低准入、高监管”模式转变，对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金融形态，要在宽容和鼓励创新的原则下制定监管规则。
4.加强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目前财政资金流量占到全社会资金流量的30%左右，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对于提高全社会资金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应推动国库资金管理现代化，在科学预测收支进度基础上合理规划资金流，尽量减少库存现金规模，通过发行短期融资券提高国库资金管理效率。由于国债也是直接融资的一种形式，在当前经济增速下行、财政收入增速明显放缓而货币存量仍然较高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国债发行量。通过发行国债取得的财政政策空间，除可以用于扩大投资和转移支付外，还可以用于进一步减税特别是减少间接税，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同时，各种不同期限结构国债及国库融资券的发行，也有助于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为金融市场发展和市场化的货币调控奠定基础。此外，应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改革，提高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上缴比例，以提高企业部门的资金效率。
5.改善信用和支付环境
信用缺失是影响金融效率的重要障碍。应进一步加强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减少合同违约和资金拖欠行为，提高资金流通效率。加快发展电子支付技术，扩大电子支付覆盖范围。大力发展商业票据业务，发挥好商业银行在便利支付和控制支付违约方面的积极作用。②
注释：
①余永定.m2/GDp的动态增长路径[J].世界经济，2002（12）。
②本文主要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GDp数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数据；美国经济研究局GDp数据，联邦储备委员会资金流量表和货币总量数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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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余永定.m2/GDp的动态增长路径[J].世界经济，2002（12）.
[4]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布鲁斯・格林沃尔.通往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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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俊宇，柯学良.我国m2/GDp持续走高之谜[J].国际经济战略，2011（7）.
金融学中货币的职能篇9
关键词：货币政策监管职能监管机构
随着各种因素的推动，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之间的分离趋势是比较明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就不存在任何联系，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健全的银行体系，而银行体系的安全也离不开货币当局的支持。两个职能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由于这种联系的存在，使得职能的分离并不必然带来银行监管组织结构从中央银行的分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执行货币政策与实施银行监管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关系不能割裂开来。货币政策的实施必须要考虑银行体系的状况，而对银行的监管也必须要考虑特定的货币运行状况，这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联系。
首先，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最终目标一致。虽然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是保证货币运行平稳合理，符合经济运行的要求；银行监管的直接目标是保证银行体系的安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目标的冲突。但两者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服务于整体经济的运行，促进经济的平稳增长。而且，即使在直接目标有冲突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也是有可能通过特定的业务手段消除利益的冲突。
其次，货币稳定和银行体系的稳定紧密联系。银行是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银行的安全也离不开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货币政策的实施是要经过几个中间环节的，这其中银行是重要的传导渠道。如果银行体系存在问题，那么货币政策的实施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银行对于货币政策实施的作用的程度大小是和银行体系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相对应的，因为货币政策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传导。如果一个国家的银行体系在金融体系中占绝对的地位，那么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将受到银行体系运行状况的巨大影响，这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表现的尤其明显。同样，如果货币政策出现问题，不能保证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
银行体系的安全也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可以说，货币政策是实施银行监管的重要依据，银行监管是贯彻落实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重要保证。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关系决定了二者必须要协调运行。货币政策自身特性也要求银行监管活动的协调配合，没有良性互动的配套监管，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就会出现梗阻现象，货币政策效应就会弱化。
第三，银行监管信息的反馈可以促进货币政策的完善合理。货币政策的决策和银行监管政策的制定，都需要从银行收集大量数据和信息，因此，要顺利的执行两项职能，必须要保证数据和信息的及时性、可靠性和一致性，实现信息的共享。这也可以避免增加银行的负担。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要求在不同的条件下存在着许多差别，实现两种职能之间的信息共享，便于协调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有人认为将银行监管职能和货币政策职能放在统一的中央银行内部运作还是要比分拆有优势。通过对银行进行监管，中央银行可以获得对金融市场形势的第一手资料和感觉，反而有利于货币政策的制定，通过银行监管，还可以进一步增强中央银行贯彻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也有利于发挥最后贷款人职能。而且由于中央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和巴塞尔委员会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由中央银行负责银行监管，有利于及时交流执行银行监管国际准则的新情况，便于银行业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
本文认为，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职能之间存在的这种联系使得在两者之间形成协调非常的重要。这并不必然要求两者一定要由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实施，也正如并不因为两个职能的分离必然导致银行监管的机构从中央银行分拆一样。
二、从最后贷款人功能的角度看货币政策与监管职能及监管机构的关系
在货币政策职能和银行监管职能分离之后，并不意味着货币当局就可以不考虑银行体系的运行状况。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货币当局仍然要对银行体系的不安全所造成的系统性风险负责，货币当局仍然要发挥最后贷款人的功能。
银行体系的不安全所造成的系统性风险一个主要的表现是通过银行危机的形式。银行危机可能是由于整个银行体系的问题，也可能是由于个体银行的问题所引起的。个体银行的问题，由于具有传染性，也会危及到整个银行体系的安全，造成银行危机。银行危机对实体经济有影响，可能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作为负有稳定货币运行责任的货币当局，在很多情况下，仍然要发挥最后贷款人的功能以防止银行危机的发生。因为虽然对银行的救援可能与货币政策之间形成目标冲突，而且对于银行的救援也可能造成道德风险，加大银行体系未来的潜在风险。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银行危机的危害要超过对问题银行注资进行救援的危害。对于这个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央银行发挥最后贷款人的功能实际上最终资金来源还是纳税人，还是要由财政出资。因此，完全可以将最后贷款人的功能从中央银行分离，由一个独立的机构，或者直接由银行监管机构来行使。但是，一方面，传统上都是由中央银行来行使最后贷款人的功能，在经验、运作的能力、程序等方面，货币当局都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由其他机构来行使这部分功能是否具有可能性还有待讨论；另一方面，即使将对于问题银行进行救援的最后贷款人功能分离，货币当局仍然要对另一种系统性风险负责，这是其他机构所不能取代的。就是对于支付清算体系中的风险，中央银行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仍然需要发挥最后贷款人功能。比如，在监管的制度结构变革后，英格兰银行并没有被完全剥夺对银行运作的监管权，它仍然保留着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仍然要对整个支付和清算体系的正常运转负责。另外，清算体系在一国的经济运行中占据着一个关键的地位。每天的清算数额巨大，如果清算过程中出现了风险，有可能演变成为系统风险。而由于中央银行在管理、监督、参与清算体系的运作方面起着基础的作用，所以在防止清算体系中的风险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责任。
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是很重要的，因此，即使将对问题银行进行救援的责任交给其他的机构来运作，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仍然是存在的。这就使得货币当局必然还要与银行监管发生联系。
三、货币职能与监管职能的分离、联系与监管组织结构
职能的分离要求对银行的监管必须和执行货币职能的机构分离，但是职能之间的联系又决定了这种分离不一定就表现为将执行银行监管职能的机构从中央银行的分拆。除了直接在中央银行之外再单独成立银行监管机构之外，如英国完全将两个职能分离，分别由英格兰银行和英国金融服务局（FSa）来行使；我国也在2003年把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单独成立了专门履行银行监管职能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另外，也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比如可以在中央银行内部设立两个相互独立的部门，就像意大利银行的做法；或者设立两个分离但是却互相合作的机构，如在法国，银行管理委员会和法兰西银行分别执行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职能，但是法兰西银行又在银行管理委员会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也可以在中央银行内部给予银行监管职能一个半独立的地位。对于不同的国家，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模式
职能之间的分离决定了既是将银行监管的职能保留在中央银行内部，执行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内部机构之间也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以避免目标上的冲突，而职能之间的联系又决定了即使将银行监管的职能从中央银行分拆出去，执行银行监管的机构与中央银行之间也必须要有一个协调。
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离是银行监管组织结构从中央银行分拆的基础。由于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之间在目标上存在着冲突，在行为与业绩评价机制方面存在着差别以及由于职能的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导致了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出现了分离。但是，由于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也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货币当局也必然要对因为个别银行问题而引起的系统性风险负责，两个职能之间的分离也不是绝对的。因此，在分拆之后，监管当局与货币当局之间还必须建立协调机制，包括在组织、在信息的共享以及在职能交叉所涉及的协调行动方面建立联系。联系的重点指向是保证银行的系统安全，这需要双方在安全评价机制、监控指标体系、预警机制以及金融安全网的建设方面形成协调。
在我国执行货币政策职能的中国人民银行和执行监管职能的中国银监会之间的分拆与设立已经经历了两年多时间，它们之间协调与合作正在日渐加强，但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突出，特别是在信息搜集与共享及处罚等问题方面需要更加密切的合作。另外，他们同中国证监会与中国银监会之间的监管协调问题也需要在一个统一的大框架下来统筹安排和考虑。总的来说中国人民银行和三大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与磨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本文最后认为由于多头监管所引发的诸多成本是很大的，未来我国金融业监管应该实行统一监管，无论是从监管成本来讲，还是从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来讲，金融业统一监管是我国金融业未来监管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钱小安.金融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分工与协作[J].金融研究2002，(1)
金融学中货币的职能篇10
关键词：货币政策；银行监管；协调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相应地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立出来，客观上提出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进行有效协调的问题。目前看来，在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后，二者之间的协调是否有效，需要我们深入地探讨二者的互动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二者协调的主要途径。
1从宏观角度进行规范分析
1.1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于经济周期而言具有不同作用
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银行监管，都是在同一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从宏观层面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最为突出的就是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对于经济周期的不同作用机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通常是逆经济周期的，而银行监管通常是顺经济周期的，这两种矛盾的特性在银行体系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下调利率能够降低银行的筹资成本，增强流动性，但是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在经济高涨时期，银行经营效益好，风险低，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相对来说较松，银行本身经营的难度也低，此时货币政策则需要注重预警性地进行适度反向操作，如提高利率水平、控制货币供应量、对特定部门进行信贷控制等，这显然会加大银行经营的成本；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业务拓展困难，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较紧，对于银行新增的不良贷款也更为关注，银行的贷款投放当然也就更为谨慎，此时货币政策可能采取的扩张性政策难以在银行系统得以传导。因此，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合作，首先应当是在宏观层面的合作，在于对经济周期的判断取得共识之后，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采取相应的、并且不直接冲突和抵销的政策措施。
1.2银行体系风险特征决定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必须进行良性互动
银行体系与证券、保险体系存在很大的差别，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在流动性方面具有不对称性，通常具有错配的缺口，银行部门十分容易遭受挤兑的冲击而传染到整个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银行因为其强烈的公共性和外部性而具有公众公司的许多特征。因此，银行体系风险具有宏观性、系统性的特征，其风险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且一旦发生对经济的冲击面非常大，而证券和保险的风险主要是微观性的、是与投资者相关程度较高的风险。正因为银行监管和银行体系的稳健程度与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因此，仅仅从银行体系风险的宏观性和系统性来说，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的协调的重要性，将远远超过央行与证券和保险领域的监管机构进行协调的重要性。
1.3市场环境的发育程度也决定了宏观层面的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有效协调
对于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分工而言，一般的认识是，货币政策着眼于宏观层面，银行监管着眼于微观层面。这实际上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划分。从货币政策运作的环境看，没有商业银行微观行为的市场化改进，货币政策的实施在目前的环境下往往也是难以着手的。在较为成熟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作为理性的市场主体，能够基本有效地对货币政策的宏观信号作出反应，此时货币政策当然无需强调对商业银行的直接信贷控制，而更多地依托市场化的间接调控手段，银行的监管实际上也是采取激励相容的市场化手段。但是，在商业银行体系市场化程度有限、商业银行主体的自我约束能力不足的阶段，货币政策如果不能介入商业银行的信贷运作行为，就难以有效地传导到经济运行环节，此时必然需要商业银行和监管部门的积极合作。
2对运作层面的实际考察
2.1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分立后应防范可能出现的决策效率降低
如果说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独立，是为了防止原来在央行内部可能存在的角色冲突的话，那么，二者的分立从运作层面也提出了一个决策效率的问题。在呼吁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分立众多理由中，怀疑央行因角色冲突而对金融监管难以中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这可能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在央行缺乏足够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如果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或者其他宏观部门就宏观政策动向、金融风险和金融稳定应采取的措施产生分歧并争执不下时，最终可能还是会集中到国务院层面进行统一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央行和银监会的分立，实际上只是把原来在央行内部可能存在的角色冲突更多地转移到国务院层面，而这一转移必然会导致决策效率的一定程度的降低，这显然对于货币政策的实施、或者金融风险的防范都有不利的影响。这种决策效率可能出现的降低，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的行使上。实际上，如果央行身兼二任，则无论货币政策的基调是紧缩还是扩张，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目标。但是，在银监会作为单纯的银行监管机构独立承担机构监管职能之后，因为银监会并不能为陷入困境的银行提供流动性；而央行要妥当运用“最后贷款人”职能，必须充分了解具体银行的经营状况，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立使得央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时将更多地依赖银监会对银行困境的判断而不是自身的判断，其中显然存在实施效果下降、运用过滥、过严、过迟等，或者在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难以形成共识时需要国务院层面的决策，从而可能错过防范银行危机的最佳时机。
因此，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分立的条件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的组织协调机制相当关键，否则只能是决策效率的迅速下降。在此基础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值得关注。
2.2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信息共享应当成为二者协调的基本前提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在两个机构之间协调，协调关系较弱，协调成本较高，但有利于强化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防止相互干扰。目前，德国、英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都实行外部协调的方式。然而无论是货币政策决策，还是银行监管决策，都是基于对银行体系大量信息的分析之上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都是以一定的银行体系的传导机制为前提，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货币政策操作，例如利率调整、公开市场操作，都必须立足于对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的深入掌握。更为重要的是，银行监管信息也是中央银行及时高效地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的基础。与此同时，货币政策操作必然会对银行体系的经营形成多方面的影响，也需要银行监管部门及时把握、进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来指导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
3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内部联动的协调机制的探索
探索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内部联动的协调机制，是为了增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合力作用。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有效协调必须以一定的制度形式为保障，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内部协调的制度安排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有效的组织协调机制。在当前人民银行内部两大体系独立运行的情况下，为了加强两大体系间的联系和沟通，需要建立由货币政策部门和银行监管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定期通报货币政策运行与银行监管的情况和存在问题，相互介绍货币政策或银行监管的政策要求，共同研究两大体系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使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更好地发挥合力作用，促进金融机构合法、健康运行。
（2）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有效的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针对当前非现场监管与金融统计彼此独立从而不能相互利用的问题，加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协调性，必须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共享的金融数据库。要在进一步完善“全科目上报制度”和现有统计网络的同时，依据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要求，对现有的金融统计数据库结构进行改造，建立可以自动生成统计指标与监管数据指标的金融数据库。条件成熟后，连通中央银行金融数据库与金融机构业务经营数据库，使中央银行能够调阅金融机构主要业务数据，从而进一步发挥统计网络对提高非现场监管水平的支持和服务作用。同时，要强化对金融机构数据真实性的监管，严格责任追究，从而确保信息质量。在建立两大部门共享数据库的基础上，为了加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信息沟通，进一步增强合力，还可以建立货币政策部门与银行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机制，以加强两个部门的协调。
（3）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的人员流动机制。为了增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两大职能的融合，要大力加强货币政策部门与银行监管部门之间人员的交流，建立起合理的人员流动机制，从而使货币政策部门人员能够更加熟悉监管要求，使银行监管部门能够更加了解货币政策意图，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有效协调奠定基础。
（4）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在执行手段上的协调机制。针对当前货币政策窗口指导作用较弱的问题，要把中央银行窗口指导的意图纳入监管的内容、通过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如机构审批、高级管理人员考核评价等，确保货币政策意图得到有效落实，从而进一步强化人民银行内部货币政策部门与银行监管部门之间的横向协调机制。
实际上，无论是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职能统一在一个机构之内，还是相互分立，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找到大量的范例，这是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法制环境和市场发育程度以及金融体系的演变轨迹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范式。但是，在选择了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分立的体制之后，我们必须更为强调二者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如何借鉴国际上的经验为我所用，并结合我们的国情进行制度上的创新，是当前我国金融理论与实践所应共同关注和探讨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陈春光.金融一体化条件下银行业监管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