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调查小结篇1
[关键词]民事诉讼法庭调查庭外调查
法庭调查是民事诉讼的必经阶段，处于主导地位；庭外调查是法庭调查的必要补充，不是民事诉讼的必经阶段，处于从属的地位。
一、法庭调查和庭外调查的异同
1．主体不同。庭外调查的主体是法院。它特指的是由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依法有责任进行调查和收集。而法庭调查的主体是人民法院、当事人和诉讼人。它指的是当事人、诉讼人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通过举证、质证、反证、再举证、再反证，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及人民法院认证来完成的法庭调查的过程。
2．方式不同。一般来说，法庭调查除了民诉法中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情况外，都是公开进行的，把审判活动置于诉讼参与人和群众的监督下，透明度很高，而庭外调查则是由人民法院两人以上共同进行，大多数情况与当事人是背靠背的，透明度很低。
3．范围不同。“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的―项重要原则。当事人举证的范围包括能证明自己主张的所有证据和反驳对方主张的所有证据。而庭外调查的范围则限于最高院关于适用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3条规定的四种情况。可见庭外调查的范围应比法庭调查的范围小得多。而且庭外调查的目的是进一步排除疑问，查清案件事实，并不是为一方当事人服务的。
4．主次有别。法庭调查是开庭审理的核心，是民事诉讼的必经阶段，未经法庭调查所确认的证据就不能成为定案的根据。而庭外调查则是法庭调查的必要补充，处于从属的地位。人民法院要根据案件的需要决定是否进行庭外调查。即案件需要时才进行庭外调查，不需要时就不进行庭外调查。
二、弱化庭外调查
大量的庭外调查、收集证据的工作牵扯了法官的主要精力，法官庭外调查取证实际上是集举证与裁判于一身，既费力、又不讨好，还容易造成当事人与法庭的对立。现行民诉法中，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任务是辅的，并不是必需的。笔者认为，要强化庭审功能，就必须弱化庭外调查功能，并注意以下几点：
1．强化当事人举证意识，弱化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意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和反驳对方的主张，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否则，要承担败诉的后果。人民法院不应包揽调查、收集证据。
2．对当事人及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应由当事人提出申请，说明理由，并提供证据线索，法院审查后，才做出是否调查、取证的决定。如当事人的申请理由不成立的，法院应责令当事人举证。
3．法院认为需要鉴定、勘验的或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有矛盾，无法认定的这方面的证据，法院要进行调查、收集时也应仅限于对案件的定性或处理起决定性作用的证据。
4．一般情况下，法院不应主动调查收集证据。法院要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应仅限于上述第3点和涉及国家机密或者商业秘密、有关部门保存的不公开的档案资料等当事人无法取得的证据。
三、强化法庭调查
强化法庭调查，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庭审要有针对性。开庭审理是弄清案件事实、分清当事人责任的必经程序，也是审判方式改革的中心环节。“谁主张、谁举证”，对有关问题，法院不必再事无大小，均要凋查取证后，通过法庭调查来查清案件事实成了法官的主要手段，故在庭审时要有的放矢。同时，在审阅诉讼材料时，发现必须由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内容，还应及时调查取证。
2．庭审安排要合理。各类案件的法庭调查均有特殊性。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围绕诉讼请求进行调查，直观地反映法庭调查的重点；二是按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的过程进行调查，客观地反映争议的焦点；三是按纠纷形成的时间顺序进行；四是对一个法律事实种有多个法律关系的，先审处于主导地位的法律关系，再审由处于主导地位的法律关系派生出来的其他法律关系；五是审理复杂案件时，可由法官归纳争议焦点，掌握调点的方法，列出论题并由当事人举证质证，缩短调查时间，提高办案效率，避免当事人纠缠于一些枝节问题上。
3．质证要深入。从字面上理解质证，质就是质疑、质询、对质，证就是证据证明。民诉法第66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该规定是指对所有作为定案的证据进一步提出问题，排除疑义．并确认证据的证明力的诉讼活动。质证应遵循以下规则：一是所有证据均应在法庭公开出示，包括法庭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依法不公开出示的证据，也应在不公开开庭的前提下出示；二是当事人对对方提出的证据有权互相辨认质疑；三是当事人经法庭许可推荐证人出庭作证；四是当事人对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有异议或疑问时，经法庭许可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被发问人应予回答。
4．认证要准确。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能否成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最终还是要由法院来认定，这是法院裁判权的体现。在认证的时机上，我们的审判实践种既由一证一质一认，也由一事一组证据质证后再予以认证，也有在法庭调查结束后的综合认证。在认证中要力求准确无误，要根据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来认定。对当事人之间无争议的证据，审判长应当庭认定；对当事人之间有争议的证据，经当事人充分质证，并经合议庭合议后，能当庭认定的就当庭认定，不能当庭认定的，要继续调查、核实、鉴定、勘验的，应当再次开庭质证后，再予以认定。法官既要慎于认证，又要对证据效力已确定的，敢于认证。一般来说要认真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对方当事人认可或不予反驳的，可予以确认。二是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对方当事人有异议、不能提出反证或反驳理由明显不成立，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反驳理由成立，而先行举证的当事人不能再举反证或反驳理由明显不成立的，确认相反证据。三是原始证据、直接证据的效力大于传来证据、间接证据。四是法院已生效的法律文书或公证机关的公证书对法定机构所作鉴定结论、勘验结论不能举证予以确认。
参考文献：
[1]江伟.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86.
法庭调查小结篇2
关键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恩格尔系数测定法
中图分类号：D63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3-082-03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是指国家对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政府公告的最低生活标准的人口给予一定现金资助，以保证该家庭成员基本生活所需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对达到贫困线的人口给予相应补助以保证其基本生活的做法。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测量是保障制度顺利实施的重要环节，因此有必要对一些测定方法进行理论讨论和实证研究。恩格尔系数测定方法在国内的应用饱受争议，在此通过比较两种恩格尔系数方法，说明恩格尔系数方法对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测定也是一种合理可行且较为简单的估计方法。
一、恩格尔系数测定方法介绍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测定即是指贫困线的测定，恩格尔系数法（engle'sRatiomethod）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测定贫困线的方法。恩格尔系数是家庭食品支出与总收入的比值，它随家庭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即恩格尔系数越大就越贫困。因此即可以把恩格尔系数的某个值（现在国际上一般确定为60%）直接定为贫困线；也可以依据恩格尔系数间接地计算收入金额来表达贫困线。
我国已有部分学者依据恩格尔系数间接计算收入金额作为贫困线。例如骆祚炎（2006）利用eLeS测定我国农村的基本消费需求和贫困线，认为线性支出系统eLeS可以用来衡量相对贫困程度，认为该方法不仅适合制定全国贫困标准，，也适合制定各地区贫困标准。并指出利用恩格尔系数直接测定贫困线的标准过高不符合中国现实情况。王振军等（2009）基于人体每天必需的食物消费建立线性规划模型，计算出甘肃农村较发达、欠发达和贫困三类地区农民的最低食品费用，采用校正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估算出甘肃三类地区农村贫困线及贫困人口。将国际标准60%调整为适于甘肃省的55%。对于恩格尔系数测定是否适合我国现实情况以及国际标准是否需要调整，在此针对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农村消费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
二、云南农村最低保障标准的常规恩格尔系数测定
应用恩格尔系数间接计算贫困线，首先需要计算农村居民家庭的食物最低标准，即食物贫困线。
（一）计算食物贫困线
食物贫困线是按照正常人一天需要消耗2100卡路里标准计算，根据2010年云南省统计年鉴中农村居民家庭人均食品消费量中的消费结构计算人均每天的食品消费，并通过对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506户家庭进行了详细调查后，获得了当地居民生活消费的食品市场价格，计算2010年当地食物贫困线为2191元/年。由于农村中食品的供给有很大一部分为自给自足，不完全依赖于市场，其自给部分在收入中仅仅按照市场收购价格计算，而市场收购价格和市场购买价格有较大的差距，贫困线是用于对比家庭收入的。用支出来测定收入，如果完全根据食品结构和营养需求按照市场购买价格计算其食物支出，往往远远大于其必需品的实际支出。因此，为了能和收入对应，农户能够完全自足的食物应该按照其销售价格计算，比如小麦、水稻；农户不能够完全自足的食物且消费量相对较大的食物，比如蔬菜、猪肉、鸡肉和猪油，按照市场价格一半计算；很多农户基本不能自给的食物应完全按照市场价格计算，按此价格计算的云南省食物贫困线为1446元/年（见表1）。
注：在计算食物热量的卡路里时，根据云南的饮食习惯，按照小麦对应面粉、水稻对应大米、薯类对应甘薯、豆类对应毛豆、植物油对应菜籽油、动物油对应猪油、豆制品对应豆腐、蔬菜对应绿色菜蔬、水果对应苹果、梨、坚果对应花生、家禽对应肉鸡、其他禽肉对应鸭、蛋类对应鸡蛋、奶类对应牛奶、水产品对应草鱼、食糖对应白糖、酒类对应散装白酒的热量标准计算。
（二）应用恩格尔系数计算贫困线
根据以上确定的食品贫困线，然后用它除以恩格尔系数的贫困值（如上述的60%），其商就是贫困线标准。应用在马丁法中所求最低饮食标准的饮食费用为1446元，如果食物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60%以上视为贫困，则贫困线应为：
即按照恩格尔系数法计算的农村贫困线应为2411元/年。
三、不同家庭人口不同贫困线的恩格尔系数测定方法
（一）方法介绍
上一方法依赖于一定食谱确定的最低饮食标准，不能完全体现家庭的食品需求差异；且对所有家庭而言所确定的贫困线是完全相同的，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家庭支出可能受到家庭人口的影响，即家庭消费的规模消费使得人均消费可能降低。因此可以使用一种食品率的设定方法。
假设恩格尔系数为：
食品消费C*F（y*F，fs）受到家庭收入（y*F）和家庭人口（fs）的影响。当已知食品消费和视为恩格尔系数标准确定时，就可以确定相应的家庭的贫困线y*F。
设实际食品消费CF是家庭实际收入（y）和家庭人口（fs）的线性对数函数：
组合式（1）和（2）则有：
（二）数据的选择与模型估计
对于等式（2）的估计采用了对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众的数据调查。在本次调查中，每个民族发放了超过50份问卷，回收有效卷共488份。在此，农户调查当中的食品支出和收入均指食品现金支出和现金收入，现金收入是扣除了农业生产和饲养的现金支出部分的收入。
1.以全部调查农户数据进行估计。以全部调查农户的食品现金支出、现金收入和人口作为模型估计的数据。估计结果如下：
调查的农村家庭人口数在2-9之间，由于是现金收入和支出，农村家庭食品中很大一部分是自产自销，因此食品现金消费在现金收入中的比例远小于完全商品化的现金收入和支出。因此在设定贫困线时的恩格尔系数应比完全商品化的现金收入低，在此分别选择28%、30%和32%作为贫困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根据式2的估计结果及式3，贫困线的估计结果如下：
人均贫困线的家庭人口的弹性系数是，为0.37。人均贫困线是家庭人口的减函数。
2.收入刚能够满足支出的农户贫困线估计。在调查过程中，将被调查户分为可以收入可满足支出、收入基本满足支出和收入不能满足支出的三类。贫困可以理解为家庭收入不能满足正常的生活支出，制定最低生活保障的目的是使得贫困家庭的收入基本能够满足支出。在估计贫困线时，应用调查户中那些收入基本满足支出的家庭数据进行模型估计，可能更适合实际情况。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in（CF）=5.438+0.155in（y）+0.513in（fs）
（0.451）（0.050）（0.1154）
R2=0.136F=14.332
家庭人口数在2-8之间，根据式2的估计结果及式3，贫困线的估计结果如下：
人均贫困线的家庭人口的弹性系数为0.608。人均贫困线是家庭人口的减函数。
3.模型比较。通过以上使用不同数据对人均贫困线的估计结果显示：两组结果都显示家庭人口对贫困线的影响是显著的，且是贫困线的减函数；仅使用收入基本满足支出的家庭调查数据，估计结果中的人均贫困线的家庭人口弹性系数大于使用全部调查数据，说明家庭人口的影响更大；对于相同的恩格尔系数，使用收入基本满足支出的家庭调查数据，2个人的家庭人均贫困线低于使用全部数据的，但其随人口增加的人均贫困线的递减速度也明显缓于使用全部数据的结果，更符合生活中的一般经验。
通过以上估计分析表明，该模型不需要专家食谱，满足了人们的饮食偏好；且考虑了家庭规模效应带来的支出减少。选用估计数据时，收入基本满足支出的家庭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优于全部调查数据。
四、两种恩格尔系数测定方法的比较
两种方法都需要基于恩格尔系数贫困线的确定。但两种方法由于使用食品数据、食品消费包含的范围和采取的计算方法不同，贫困恩格尔系数也有所不同，根据贫困恩格尔系数确定的贫困线也不同。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具体表现如下：
1.常规的恩格尔系数测定方法基于省统计年鉴公布的消费结构计算人均食品的日消费量，可能会与需要测定地区消费习惯有一定的偏差。而不同家庭人口不同贫困线的测定方法使用的是调查地区的微观调查数据，不拘泥于全省的食物消费结构或专家食谱，满足了不同个体对食物的选择偏好。
2.常规的恩格尔系数测定方法需要进行部分调整，其调整结果依赖于调整方法的科学性及调整人的部分主观因素。不同家庭人口不同贫困线的测定方法只需要直接调查各个家庭的实际食品支出即可。
3.常规的恩格尔系数测定方法在确定贫困恩格尔系数时，由于其可以直接使用联合国确定的贫困恩格尔系数0.6。而不同家庭人口不同贫困线的测定方法中的食品支出为食品现金支出，因此需要重新调低贫困恩格尔系数，这需要重新对我国农村中食品现金支出在总收入的占比作估算。
4.常规的恩格尔系数测定方法没有考虑到家庭人口的规模效应，而不同家庭人口不同贫困线的测定方法考虑了家庭规模效应带来的人均消费的下降，可根据不同的家庭人口制定不同的贫困线。
5.常规的恩格尔系数测定方法的数据收集只需调查当地物价并结合统计年鉴就可以计算出贫困线，相对简便。而不同家庭人口不同贫困线的测定方法依赖于微观数据的调查，调查工作量相对较大。
五、结论
通过模型的测算比较，不同家庭人口不同贫困线的测定方法能更好地体现人的个性化需求，能更好地反映局部地区贫困线的水平，且能体现家庭的规模效应，为不同人口数量的家庭制定不同的贫困线，但其收集数据相对于常规的恩格尔系数测定方法更为复杂，且需重新确定我国农村的贫困恩格尔系数。因此，在我国农村最低保障制度初期，在经费、工作人员和经验相对有限的条件下，比较适于采用常规的恩格尔系数测定方法。随着这一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需要不断体现人的个性化需求及细化保障资金的管理和发放，可以过度到采用不同家庭人口不同贫困线的测定方法。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边疆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模式研究”（10XmZ050）；云南省教育厅基金项目“云南农村低保标准线测定的统计研究――以云南部分小少民族地区为例”（2011c179）]
参考文献：
[1]骆祚炎.利用线性支出系统eLeS测定贫困线的实证分析―兼比较几种贫困标准[J].当代财经，2006（3）
[2]骆祚炎.对恩格尔系数测定贫困线的思考[J].改革与战略，2006（2）
[3]王振军，牛叔文，陈辉等.基于食品消费的农村贫困线测定分析―以甘肃省为例[J].人口与经济，2009（1）
[4]Bernardm.S.vanpraag，JanS.Spit，andHuibvandeStadt.aComparisonBetweentheFoodRatiopovertyLineandtheLeydenpovertyLine[J].th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82（4）
法庭调查小结篇3
核心指标摸底iCt家庭数据
《手册》中关于iCt家庭数据的统计内容直接来自于《清单》中的“家庭和个人接入并使用iCt”板块，在2010年出版的《清单》第二版中此板块的统计指标共计12项，如下表所示：
需注意的是，“iCt接入”和“iCt使用”两个概念有着明显区别。iCt接入指iCt在家庭内部的可用性；iCt使用则指家庭中的一个或多个成员在家中或其他地方使用iCt的情况。因此，前者对应的是iCt设施对居民的覆盖程度和便利程度（即客观条件），而后者对应的则是居民自主使用iCt意识的高低程度（即主观意愿）。结合指标清单来说，指标HH1至HH4、HH6和HH11指家庭对iCt设备和服务的接入，其他指标则表示家庭和个人对iCt的使用情况。实际调查时，iCt接入指标涉及的各项设备（电话、互联网等）需处于工作或可工作状态。
家庭核心指标清单是收集有关iCt家庭数据的基础，但许多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需要更多的信息，这是核心指标清单无法满足的，因此本手册还介绍了一些可参考的其他衡量内容，包括家庭使用电子商务、家庭和个人的电子安全环境、家庭和个人接入并使用iCt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影响iCt接入或使用的障碍等。
多种调查海捞iCt家庭信息
考虑到iCt家庭统计指标和调查对象的特性，其数据多来源于各类调查而非行政数据。收集有关家庭和家庭成员的信息调查多种多样，它们都可以帮助采集家庭和个人iCt接入和使用数据。主要涉及的家庭调查包括以下几种。
多用途家庭调查，通过一次家庭调查收集多项数据，使用的调查手段可涵盖多项议题（经常互不相关）。此类调查经济高效，数据经过收集和计算机处理后，不同主题团队可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编辑并制成表格；独立的家庭调查，涉及一个主题（如iCt接入和使用），这种调查比起其他调查手段可收集更详尽的数据；家庭支出（预算）调查，旨在衡量家庭支出，很多国家利用此调查来确定家庭对iCt设备和服务的接入状况；人口普查，可利用其收集家庭和个人iCt接入和使用数据，但这种做法通常代价高昂，所产生的iCt信息数量有限（尽管非常翔实）。
在调查的具体形式上，一般采用的方法有个人面对面访问、个人电话访问、受访者自填问卷以及基于互联网的调查这四大类，各种方法都有其利弊。个人面访是家庭调查中普遍采用的方法，其回答率高，同时还可以使访问员了解受访者的技术状况，但其时间和费用成本均较高；电话访问的优势在于更加经济，在分配最合适的访问员上也有较大的灵活性，如挑选具有某种语言技能的员工来应对只讲该语言的受访者，但其拒绝率高，而且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电话覆盖率不高，实际调查时就无法覆盖到没有电话的家庭，造成调查误差大；自填问卷调查的最大优势在于其成本低廉，但其劣势也非常明显——回答率偏低、误答率高；互联网辅助收集是一项新兴事物，它同样具有成本优势，其新鲜感和便利性有利于提高受访者的回答率，但由于种种原因，该方法只能作为收集数据的辅助手段。
顶层设计调查问卷和数据
因多数家庭调查都是通过各种形式的个人访问来实现的，所以在调查工作初期关于调查问卷的内容结构与逻辑顺序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手册》列出了收集iCt家庭数据样本问卷的结构和逻辑。问卷可分为两大板块，分别调查针对家庭的iCt数据和针对个人的iCt数据。在每个板块下又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调查受访者＼家庭的特点信息，如受访者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或家庭成员数量等情况；第二部分则根据iCt核心指标清单中给出的，涉及家庭和个人iCt接入使用情况的指标分别提问。除了对问卷结构和逻辑做出具体指导外，《手册》还对iCt家庭数据的调查范围和覆盖面给出了建议。调查范围为按家庭类型或所在地域划分的部分家庭，以及这些家庭内部的某一部分成员，且适合受访的个人其年龄应不小于15岁。覆盖面的最理想结果是覆盖到所有家庭和居民，但考虑到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特有的语言局限和地域问题，调查往往存在空白区域。
《手册》最后对数据处理和给出了一些参考意见。数据处理方面，针对每一项指标，《手册》都列出了在“小规模编辑和调查”及“大规模编辑”时可能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数据方面，给出了适合传播iCt家庭数据（包括个人数据）的表格范本，以便不同国家按标准填写数据，进行国家层面的对比。另外，《手册》特别强调了元数据的重要性，推荐各国将相关调查和数据项的元数据纳入公布的数据结果，同时需公布的还有数据的误差情况，便于用户估计数据的可靠性。
法庭调查小结篇4
关键词：全盲人口家庭；幸福感；访谈；现状
幸福感是指人类基于自身的满足感与安全感而主观产生的一系列欣喜与愉悦的情绪。而幸福感的高低，在衡量人们生活质量时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作为世界盲人最多的国家，中国盲人的生活问题无法忽视。而现如今，在多数全盲人口家庭能够满足温饱时，全盲人口家庭的经济、就业与教育等情况依旧面临或多或少的困难。这些全盲人口家庭的生活状况与其家庭的幸福感密切相关。因此，关注全盲人口家庭的幸福感已经刻不容缓。
一、调查方法及内容
（一）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方法主要采取不记名形式的网络问卷调查以及对路桥区全盲人口家庭和残联的实地访谈，使调查结果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典型性和准确性。共计发放问卷426份，共有426人次填写问卷；以及对路桥区17户全盲人口家庭以及路桥区、金清镇残联进行了访谈。
（二）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问卷设计合理、内容丰富详实，采用单选题九道，多选题三道，简答题两道的形式，通过科学、直观的数据，反映当地的真实情况。
本次的访谈分成对盲人家庭的访谈和对当地残联的访谈两个部分。通过面对面访谈的形式深入盲人家庭，真实地了解其幸福感现状；通过对残联相关工作人员的访谈总体上把握路桥区盲人家庭的幸福感现状。
二、访谈结果
1.与残联的访谈结果
通过对相关残联的访谈，我们了解到，盲人家庭较为和谐；同时盲人家庭遇到困难并直接向残联寻求帮助的情况较少。而残联对于盲人家庭除了残疾人保险以外还具有额外的补贴，依视残障等级进行分发；同时，路桥区残联除在平时也会进行一些盲人的技能培训和举办特殊的盲人活动。
2.与盲人的访谈结果
与几位盲人之间的访谈也让我们了解到盲人家庭现在的生活都较为平淡，生活比较安稳，家庭成员主要是直系亲属，遇到困难时，也经常会有好心人提供帮助。其经济来源除了个人劳动所得以外主要是国家政府补贴。盲人之间也会经常组团外出游玩来增加乐趣。
三、全盲人口家庭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全盲人口家庭现状
1.全盲人口家庭现状
（1）盲人家庭的经济方面幸福感较低
①路桥区盲人家庭的经济幸福感情况。经济情况是影响家庭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之一。盲人家庭的经济来源以个体经营所得与政府相关补贴为主。虽然路桥区的盲人家庭经济状况大部分处于小康状态，甚至有小部分家庭的经济状况为富裕，但是其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家庭幸福感仍明显低于路桥区整体水平。
②盲人就业情况是盲人家庭经济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当下盲人的就业情况不乐观，经济来源不稳定。在当下盲人就业较为困难的情况下，推拿是这一群体的主要就业途径，而从事其它行业的人数所占比率不到这一群体的3%。[1]
③政府补贴无法大幅度提高盲人家庭的经济幸福感。政府补贴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完全保障盲人家庭的生活。为促进盲人就业率，政府对于个体经营的盲人实行税收减免政策。同时当地政府每月按情况不同而给当地盲人给予一定的补助。
（2）盲人家庭的家庭方面幸福感较高
①盲人家庭的组成情况对盲人家庭家庭幸福感具有较大的影响。根据访谈结果和问卷结果，路桥区的盲人家庭组成一般与正常家庭一致，大部分为两口之家和三口之家。由于自身条件关系，夫妻双方一般都为盲人，且大部分的盲人家庭生活和睦。
②盲人家庭的生活情况与盲人家庭家庭幸福感密切相关。由于存在一定的局限，盲人家庭的生活一般较为平淡朴素，同时，由于教育资源缺乏等多方面原因，盲人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而其孩子也可能无法受到十分完善的教育。
③盲人家庭与他人（正常人）的交往联系对家庭幸福感影响较小。同时，盲人家庭与其相关亲属的来往也并非十分密切，除特殊日子以外一般不会经常走动。此外，若出现盲人独自外出打工的情况，其与他人的交流也会大幅度减少、组成家庭的困难程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上升。
（3）盲人家庭现困难较多，对幸福感指数影响较大
①经济贫困情况严重影响盲人家庭的幸福感。贫困依旧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盲人家庭所面临的最大困难。这一家庭的贫困率达到普通家庭的两倍，脱贫难度较大，且部分全盲人口家庭无法满足享受低保的条件，“一人致残，全家致贫”的现象普遍存在，盲人家庭的生计问题远未得到解决。
②盲人自身身体状况是盲人家庭幸福感的一大影响因素。康复是很多盲人最迫切的需求。康复、治疗之后，才能有更好的生活。目前突出的问题是盲人康复服务覆盖率太低了，能得到基本服务的盲人比例非常小。而目前的重点康复项目的覆盖范围十分有限，很难满足盲人的需要。
③受教育遇到的困难是盲人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教育也依旧是盲人所面临的一大困难。但进步的是，今年高考有了盲文试卷，并有特殊考生延长了考试时间，而当下的盲人孩子依旧需要更为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
④就业情况不乐观对盲人家庭的幸福感依旧有较大影响。目前，盲人就业依然存在受歧视的问题。许多人依旧认为盲人只能在特定的岗位上工作，其就业机会也较少。如今盲人的工作依旧是以按摩、推拿等为主，而关于盲人的就业培训质量不及人意，有关的国家政策也较少。
2.残联等机构现所给予的政策与相关服务
（1）社会现有相关政策
据不完全统计，涉及残疾人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有50多部，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等，这些法律法规中对盲人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做了明确规定。在经济补助方面，主要是补助金钱和物资，而补助金额的大小与地区和残疾程度的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
（2）社会现有公共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政府应为盲人参加社会活动创造条件，提供公共服务。路桥区政府的公共服务主要包括：一在国家举办的各类考试中，为盲人提供盲文试卷、电子试卷或者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予以协助；二开展和完善社区和社会福利机构、特殊教育学校等机构；三组织多类文体娱乐活动等方面。[2]
五、总结
全盲人口家庭的幸福感是体现他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分析台州路桥区的全盲人口家庭幸福感，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家庭的生活状况。而全盲人口家庭的幸福感依f需要社会的广泛关注。只有从政府到家庭、从集体到个人每一部分都携手同心，对他们真正做到关怀与帮助，才能提高全盲人口家庭的幸福感，改善他们的生活。
参考文献：
法庭调查小结篇5
一、监督证据的出示与质证。民事、行政诉讼认定事实的主要依据是当事人双方提出的证据，所以有“打民事官事就是打证据”之说，出席民行抗诉案件再审法庭的检察人员应当密切关注举证质证这一重要环节，因为在抗诉过程中，检察人员已经仔细研究了原审卷宗，对证据的把握非常熟悉，在再审过程中，应当监督当事人对原审证据是否仍存在争议，原审中存有疑问的证据是否重新质证，当事人是否提供了新证据，新证据是否符合《证据规则》规定的新证据的标准，是否经过质证的程序。同时对于检察机关在抗诉过程中收集的证据，应当由审判人员在法庭上出示，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以便进一步查清事实，还原案件的真象。如果上述事项在法庭调查阶段被法庭忽略，检察人员应当在发表出庭意见时，建议法庭纠正。
二、对辨论审小结情况进行监督。庭审小结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后增加的一项庭审新内容，主要是在法庭辩论结束后，审判人员对整个庭审过程活动做的综合性总结。出庭支持抗诉的检察人员应当认真倾听审判人员关于认定证据、焦点归纳、确认事实、划分责任、法律适用共5个方面内容的分析，在审判人员征询意见时，针对小结的情况，发表检察机关的意见
三、发表支持抗诉的补充意见。在庭审结束后，检察人员发表出庭意见，对庭审过程的合法性予以评价。同时为确保监督效果，突出法律监督者的角色，检察人员还应当根据庭审的情况，依据法律的规定，重点阐述证据应当采信的情况、如何正确适用法律，结合庭审情况，指出原审的错误，强调检察机关抗诉的理由和依据，进一步论证检察机关抗诉的正当性，以达到满意的监督效果。
四、对当法庭宣判情况进行监督。民事诉讼法规定，除重大疑难案件须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外，其他案件应当由再审法庭自行宣判，但实践中凡涉及检察机关抗诉的民事再审案件，都会被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检察人员应当对此现象加大监督力度，对一些原审明显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再审过程中已经查清的案件，建议法庭及时宣判，减轻当事人的诉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法庭调查小结篇6
本研究主要采用抽样调查与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样本的选取采用整群抽样和判断抽样，数据的采集使用自填式问卷法。问卷共分三种:中学生、中学生家长、小学生家长。考虑到小学生填答问卷具有一定困难，没有设计针对小学生的问卷。数据分析使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20．0进行，主要分析方法有频数分布分析、调查表分析、比较均值、非参数检验等，主要针对家长家庭教育的观念、方法、能力、内容以及可能与之有相关性的变量。本研究的样本取自山西省太原、大同、长治、临汾、忻州、柳林、洪洞等地的中小学，涵盖了小学、初中和高中各阶段的学生，共回收有效问卷1379份，其中小学生家长问卷212份、中学生家长问卷530份、中学生问卷637份。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1．家庭生活状况其一，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
本研究共调查了742个家庭，家庭结构中核心家庭所占比例最多，达到总数的65．6%;其次是主干家庭，即三代同堂的家庭，占调查总数的28．4%;有少部分家庭是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带着孩子，占总数的3．4%;还有2．6%的家庭是单亲家庭。可以看出，家庭结构中以核心家庭为主，中小学生的家庭教育主要由其父母来承担。其二，家庭人际关系和谐。从整体看，中小学生家庭人际关系比较和谐，家长与子女相处基本融洽。小学生与父母的关系比中学生和父母的关系更加亲密，大多数家长注意与孩子对话和沟通，并能够保持与孩子的平等关系。小学生家长与孩子经常沟通的占总数的61．1%，偶尔沟通的占36．5%，很少沟通的只有2．4%;认为家庭里人际关系“相处愉快，互相关心”的家长比例是74．9%，有73．1%的家长认为孩子与家长关系亲密，能够主动和家长谈心里话，只有2．9%的家长感觉与孩子关系疏远、紧张。中学生与家长的沟通交流要比小学生差些，近40%的学生会主动和父母沟通交流，40%左右的学生偶尔与父母交流。其三，家庭活动以学习为主。中小学生每天的家庭活动最主要的就是学习。调查显示，每晚孩子大部分时间是在做作业和看课外作业，比例达到69．4%和11．5%，共80．9%;而只有不到20%是在看电视、娱乐等。从时间上看，小学生每天回家做作业在1小时以上的达到82．5%，没有作业的只有2．8%，14．7%需要半小时到1小时。而中学生用于做作业的时间更多，每天3小时以上的达到42．6%，3小时以下的只有24%。孩子在家学习时，家长也是在积极参与，尤其是小学生的家长。调查结果表明，小学生中58．4%的家长每天检查指导孩子学习，40．2%的家长有时候检查，只有1．4%的家长基本不检查。中学生家长对子女学习的检查督促情况不像小学生家长那样频繁，每天检查督促的家长只有19．6%，大部分是有时候检查，比例是42．3%。孩子们日常的闲暇时间并不多，对小学生家长的调查显示，58．9%的家长在双休日“带孩子一起学习、休闲”，而通过与部分家长的访谈，更多的是“带孩子一起学习”，主要是参加一些课外辅导班、兴趣班。而只有28．2%的孩子双休日能够自由玩耍。另外一个问题的调查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这一结果:当问及是否经常带孩子出去玩时，回答每周一次的比例最少，只有16．1%;而高达30．3%的家长回答是“没时间玩”。
2．家庭教育情况
其一，家长重视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较高。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家长们对此有很明确的认识。调查结果表明，53．4%的中学生家长认为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对孩子成长起着最直接最重要影响的是家庭教育。而对孩子不好管的原因，家长选择最多的是父母教育问题，占总数的40．8%。小学生家长的认识与中学生家长的认识相似，选择家庭教育是最重要影响因素的占47．5%，对孩子不好管的原因，50．5%的家长认为是父母教育问题。对“您认为孩子读书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绝大多数家长都选择的是“读书是为了学知识、明道理”，占总数的81．9%;16．7%的家长则是从功利角度出发，认为读书是为了挣钱或是学得一技之长;还有1．4%的家长选择是为了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家长对孩子的学历期望普遍较高，家长选择比例最大的是“大学以上学历”，占总数的71．1%;选择大学毕业的占22．1%;选择高中及以下的只占总数的6．9%。
其二，素质教育依然难敌应试教育，家庭教育主要为了成绩。素质教育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社会及教育界得到确立。素质教育从提出、推行到现在已二十来年，但数据显示，虽然素质教育为家长们所赞同，但在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矛盾中，家长们的知与行产生了分离，其实际行动仍然践行着应试教育的思想。小学生中超过75%的家长给孩子报课外辅导班，而辅导班的内容超过75%的是文化课。报特长班的家长也表示，特长的选择也是功利性的，有些特长在中高考时可以加分，家长就支持，而若不能加分，则不支持。而对于学习成绩，近80%的家长表示“看重”和“非常看重”，通过调查表分析，结果表明初中学生家长比高中学生家长更看重成绩，初三学生家长“看重”和“非常看重”的比例最高，达87．5%，高中学生家长从高一到高三看重成绩的比例却在下降。这说明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家长看待孩子人生发展的眼光越来越理性，越来越长远，而初中学生家长考虑更多的还是分数。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与家长教育期望之间的矛盾所导致。如前所述，家长对孩子学历期望较高，期望取得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家长占总数的93．2%。目前，我国大学毛入学率已近21%，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40%，但是与家长的期望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学生的竞争依然激烈。
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也在给中小学生和家长们增加压力，许多用人单位招聘时要求要名校毕业，不但要上大学还要上好大学名大学成了许多家长的目标。而面对并不均衡的中小学教育资源，家长只有向孩子施加压力，希望通过好的成绩增加竞争优势。其三，家庭教育中父母参与比例失衡，父母文化水平影响显著。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确定儿童性别角色、形成积极个性品质、提高交往能力和认知能力方面具有独特影响力。46但是调查发现，父亲在中小学生家庭教育中的承担和参与远远不足，家庭教育的工作主要是由母亲来完成的。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家长问卷742份，其中近60%的填写者是孩子的母亲，只有37．7%的填写者是孩子的父亲。而学生对问题“家里谁管你管得比较多”的回答情况显示，父亲只占20．9%，而母亲达到70．9%。通过调查表分析可以看出，随着父亲学历的增加，父亲承担家庭教育的比例在上升，研究生以上学历的达到50%。而父亲职业的不同，其承担家庭教育的比例也不同，其中职业是“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最高，达到34．5%，远远高于平均比例20．9%;比例最低的是无业和工人，其分别是0和14．1%。很显然，父亲的学历水平或是对文化知识的掌握程度影响着父亲对家庭教育的认识，从而影响父亲参与承担家庭教育的行为，文化水平越高越能认识到父亲角色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也越能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母亲在家庭教育中承担了主要的工作，这与母亲与孩子天然的亲密关系是分不开的，所以母亲的素质对家庭教育观念、方式方法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母亲的文化素质水平是非常重要且易于测量的变量，本研究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不同学历水平的母亲在教育孩子的观念、方法上有着显著差异。随着学历的提高，家长对成绩的看重程度越来越高，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母亲“看重”和“非常看重”成绩的比例将近90%，其中“非常看重”达到44．4%。对成绩的看重还体现在对子女学习的督促中，研究生以上学历母亲对孩子的督促比例最高，每天督促孩子学习的达37．5%，远远高于平均值19．6%，学历越低每天督促比例也越低。在教育方式上，高学历母亲也显示出不同特点。本科以下学历母亲不同教育方式所占比例大致相似，比例最多的都是“讲道理”，而研究生以上学历母亲则明显不同，比例最多的是“埋怨责怪”，达55．6%，其次是“冷眼怒骂”，达33．3%，“讲道理”的比例是0。
当孩子成绩不好时，研究生以上学历母亲比本科以下学历母亲责骂体罚孩子的比例都高出很多，达33．3%，而初中学历母亲责骂体罚孩子比例最低，只有6．4%。由此可以看出，随着母亲学历的提高，家庭教育方式方法趋于简单、粗暴，打骂体罚增多，耐心劝导比例下降。其原因在于，学历高的母亲往往更加自信，对孩子未来的规划要求也更高，也更难以接受子女的失败，在与子女相处中非常强势，在家庭教育中以家长为中心，缺乏民主意识。对于学习以外的事情，高学历家长同样显示出对子女的强势，这种强势的家庭教育思想和态度必然带来家庭关系的紧张与子女的逆反，影响孩子全面、健康地成长。在问到“与父母关系融洽么”?回答“融洽”和“非常融洽”的学生比例平均为74．5%，母亲学历是研究生以上的学生比例却只有33．3%。而对父母形象，选择“严厉、令我害怕”的学生比例平均为5．9%，母亲学历是研究生以上的学生却高达33．3%，是平均水平的近6倍。在问到“有了心事和谁说”时，母亲学历是研究生以上的学生选择最多的是“无人可说，闷在心里”，比例为44．4%。即便是父母主动询问，表示“烦，不愿意说”的学生比例也以母亲是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学生为最高，达到33．3%，是平均比例8．5%的近4倍。学生对家长教育方式的满意程度与母亲学历变化趋势成负相关，满意度最高的是初中及以下学历母亲，比例为80．9%，高中、大专、本科学历母亲满意度逐渐下降，分别为80．3%、76．2%和74．2%，研究生学历母亲满意度最低，只有33．3%。高学历母亲这种强势、专制的家庭教育，在短期内对于学习成绩的提升有一定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会影响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自发学习的动力，影响学生的自主性和全面发展。调查显示，研究生学历母亲的学生学习成绩相对要好，25%达到“优异”，是平均比例5．2%的近5倍。但他们的学习压力是最大的，每天学习时间在5小时以上的比例达到55．6%，是平均比例7．7%的近8倍。自己感觉学习压力非常大的比例达到22．2%，是平均比例9．9%的2倍多。由此带来的是对学习的厌烦和与家长的冲突。高达33．3%的学生认为学习是“没有意义的事”，是平均比例5．4%的6倍多。其四，家庭教育方法趋于理性，家长仍需专业指导。总体来看，家长们教育孩子的方法大都比较理性，近70%的家长表示主要方式是“谈心、讲道理”，打骂孩子现象较少，小学生家长中8．8%的家长经常打骂孩子，中学生家长中只有3．2%的家长经常打骂，近60%的家长表示从不打孩子。在问到“是否应该学习教育孩子”时，有84．7%的家长认为应该，有12．3%的家长选择“有的应学，有的不必”，只有3%的家长表示不用学。在问到家庭教育中需要哪些帮助时，家长们选择最多的是“学习方法指导”，其次是“提高综合能力”和“如何与孩子沟通”。而家长们获取家庭教育知识和方法的途径却主要是通过书本杂志自己摸索，占总数的60%左右，而通过专业机构学习、咨询的比例最低，不到3%。可以看出，家长们家庭教育的思想趋于理性，但具体教育方法缺乏专业指导。
三、提高家庭教育质量的对策与建议
教育问题的本质是社会问题，家庭教育所显现出来的问题其根源同样也是社会问题。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家长们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有很清晰的认识，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全面发展，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理，体质和智力得到全面提升。但是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家长们不得不选择以成绩为中心，一切为了考试的实际做法。因为在目前社会转型期，竞争异常激烈，为了孩子将来能出人头地，家长们只有想办法增加孩子的竞争优势，注重成绩成为必然。这一点在初中生家长身上尤为突出。因此，要想改变应试教育现状，必须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为素质教育创造环境:
1．高校去行政化，扩大高校办学自把大学归还给教师，让学术远离权力，使高校能够自主招生、教学，打破地区限制，使教育这个公共资源发挥其最大的公益性。当上大学不再唯分数论时，中小学生才能脱离应试教育的桎梏。
2．加大教育投入，均衡教育资源，提高教师待遇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首次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有一定差距，教育资源地区间的不均衡、城乡间的不均衡和校际间不均衡现象依然严重。22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必然带来激烈的竞争，而竞争的结果便是以分数为唯一尺度，强化应试教育。而教师待遇不高将使教师难以安心教育事业，从而加剧教育资源的失衡。因此应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均衡教育资源，创造素质教育环境。
法庭调查小结篇7
论文关键词：贵阳市；农民工；消费
一、农民工家庭消费存在诸多问题
（一）生活必需品消费支出所占比例较大
1、食品消费支出：近期，随着食品价格的上涨，食品支出的比例明显增加，特别是农民工家庭。在我们的调查中，每月400元以下的39人，占被调查人数的7.2%；400元-600元的122人，占被调查人数的22.7；600元-800元的148人，占被调查人数的27.5%；800元-1000元的178人，占被调查人数的33.1%；1000元以上的49人，占被调查人数的9.1%。其中2人未作答。平均恩格尔系数为63.55%，属于明显的贫困状态。而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6.5%，农村居民41.0%。
2、消费支出：房价一直在高位运行，对城市普通工薪阶层都是不小的压力。更不用说农民工了，他们的居住情况仍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从调查的结果看：有84人与别人合租住房，占被调查人数的15.6%；390人单独租房，占被调查人数的72.5%；55人自己购买商品房，占被调查人数的10.2%。其中8人未作答。农民工家庭在城市基本以租房为住，大多数都是租住城乡结合部的民房，其居住条件比较差。
（二）交通、通讯费用支出偏低
交通、通讯、交际这些方面的消费不仅体现了一个家庭的物质生活条件，更是体现了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从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农民工家庭的生活方式还停留在农村的层面上，没有和城市的生活方式相一致。
1、交通费用：每月50元以下的110人，占被调查人数的20.4%；50元-100元的220人，占被调查人数的40.9%；100元-150元的161人，占被调查人数的29.9%；150元-200元的29人，占被调查人数的5.4%；200元以上的13人，占被调查人数的2.4%。其中5人未作答。
2、通讯费用：每月40元以下的64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1.9%；40元-60的122人，占被调查人数的21.6%；80元-100元的107人，占被调查人19.9%；100元以上的126人，占被调查人数的23.4%。其中3人未作答。
从房租水电的开支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房租水电支出，每月300元以下的331人，占被调查人数的61.5%；300元—500元的128人，占被调查人数的23.8%；500元-800元的51人，占被调查人数的9.5%；800元以上的25人，占被调查人数的4.6%。其中3人未作答。平均房租支出占每月总支出的29.32%，大多数农民工家庭的居住条件较差。
（三）教育消费明显不足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国家对教育的投入逐年增加，普通家庭对教育的投入也不断增加。然而农民工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却明显不足，从调查结果来看农民工家庭的教育投入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
1、农民工家庭每月用于购买书本杂志的费用：50元以下的319人，占被调查人数的59.3%；50元-100元的149人，占被调查人数的27.7%；100元-200元的38人，占被调查人数的7.1%；200元-300元的7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3%；300元以上的5人，占被调查人数的0.9%。其中20人未作答。
2、是否参加过职业培训：有122人参加培训，占被调查人数的22.7%；408人没有参加职业培训，占被调查人数的75.8%。其中8人未作答。培训费用100元以下的42人，占被调查人数的7.8%；100元-200元的40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0.4%；200元-300元的29人，占被调查人数的5.4%；300元-400元的5人，占被调查人数的0.9%；400元以上的6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1%。
3、农民工子女读书费用：每月100元以下的83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5.4%；100元-200元的144人，占被调查人数的26.8%；200元-300元的88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6.4%；300元-400元的42人，占被调查人数的7.8%；400元以上的68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2.6%。其中113人未作答。
（四）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不高
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脑这些耐用消费品可以明显地反映出一个家庭的基本生活状况。我们调查发现有445个农民工家庭拥有电视机，占被调查人数的82.7%；93个农民工家庭没有电视机，占被调查人数的17.3%。有177个农民工家庭拥有电冰箱，占被调查人数的32.9%；有361个农民工家庭没有电冰箱，占被调查人数的67.1%。有322个农民工家庭拥有洗衣机，占被调查人数的59.9%；有215个家庭没有，占被调查人数的40.0%。有127个农民工家庭拥有电脑，占被调查人数的23.6%；409个农民工家庭没有电脑，占被调查人数的76.0%。其中2人未作答。这与城镇居民的耐用品消费拥有量差距较大，据国家统计局2010的统计结果我国城镇居民洗衣机每百户的拥有量96.01，电冰箱为95.35，电视机为135.65，电脑为65.74。
（五）娱乐休闲消费严重缺乏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娱乐休闲的消费，从我们的调查结果看，农民工家庭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休闲的消费：
1、看电影的次数：其中0次的353人，占被调查人数的65.5%；1次-3次的122人，占被调查人数的22.7%；3次-5次的33人，占被调查人数的6.1%；5次-8次的15人，占被调查人数的2.8%；8次以上的8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5%。有7对该问题未进行作答。
2、农民工每年的旅游消费费用：100元以下的143人，占被调查人数的26.6%；100元-300元的131人，占被调查人数的24.3%；300元-500元的155人，占被调查人数的28.8%；500元-800元的60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1.2%；800元以上的32人，占被调查人数的5.9%。其中17人未对该问题进行作答。
二、对策和建议
（一）努力提高农民工家庭的收入
生产决定消费，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农民工家庭的收入是其消费的决定性因素，从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工每人的月收入还不到1000元，而城镇居民2009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4.7元，农民工家庭的收入与城镇居民还有相当的差距。造成农民工家庭人均收入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工家庭人口数量较多，有60%以上的农民工家庭人数都在4人以上。多数农民工的工资也不能按时足额发放，这也影响了农民工家庭的消费。政府应该加强对企业的监管，督促企业按时发放农民工工资。
（二）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由于户籍的因素，大多数农民工还不能像城镇居民那样享受社会保障，由于农民工自身条件的限制，多数都没有购买商业保险，这也使得农民工拼命的储蓄，影响了消费水平的提高。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保险法》，并将在2011年7月1日起实施，这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提供了法律基础。
（三）提高农民工自身的职业技能
农民工教育水平偏低，大多数都是小学、初中文化水平，多数都没有参加职业培训，这就不能适应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民工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导致工资水平偏低，因此，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对提高农民工工资待遇提高其消费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
（四）农民工需改变消费观念
很多农民工虽然在城市生活多年，但有些农民工仍然保持着农村的生活消费习惯，重物质消费，轻精神文化消费的现象比较普遍，这种消费观念严重影响了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质量和消费结构。因此转变农民工的消费观念变的尤为重要。
法庭调查小结篇8
【关键词】妇女/婚姻家庭/法律实践/实证研究/分析
1999年10月，笔者有幸承担了全国妇联中加妇女法律项目之一，即关于“妇女婚姻家庭条文与法律实践差距之实证研究”这一研究课题。从法律与社会视角作为切入点，探讨妇女法律条文与法律实践之差距在中国尚属空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的地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妇女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地位变迁尤为引人瞩目。但现实中法律的完美与实践中的差距还是存在的，如何缩小两者间的差距，是本文的主旨所在。笔者在走访了河北省妇联、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及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及不同职业群体的基础上，认为需要通过调查来论证这一课题。本课题采用了抽样调查、座谈、个案访谈、实地调查等方法。本文仅限于对河北省区域的调查，其中对农村人口及对女性的调查比例相对高些。
二、调查概况
本次调查在河北省区域内发放调查问卷1150份，共回收960份，回收率为83.47％。有效问卷903份，有效率为78.52％。从性别看，男性共295人，占32.7％，女性共608人，占67.3％；从区域看，城市共259人，占28.68％。其中城市男性为88人，占10.26％，城市女性为166人，占18.38％；农村共649人，占71.87％。其中农村男性为207人，占22.92％，农村女性为442人，占48.94％；从文化程度看，男性大专以上的共91人，占10.1％，高中文化共87人，占9.6％，初中文化共86人，占9.5％，小学文化共20人，占2.2％；女性大专以上的共118人，占13.06％，高中文化的共244人，占27.02％，初中文化的共207人，占22.92％，小学文化的共34人，占37.65％；从职业来看，工人244人，占27％。农民253人，占28％。职员160人，占17.7％。干部180人，占19.9％；从婚姻状况看，未婚49人，占5.4％。已婚的831人，占92.02％。离婚的共14人，占4.7％。丧偶的9人，占1％；从家庭结构看，夫妻独立居住的共占56.4％，住男方家的占39.5％，住女方家的占4.98％，其它家庭结构占2.1％。笔者组织了46名调查员，展开调查，主要采取面访填卷之方式。因问卷涉及到个人隐私、加之有人对调查本身不理解，问卷的总收回率及有效率尚未达到理想程度。
三、中国妇女婚姻家庭法律之机制
（一）婚姻家庭权益之内涵。
婚姻家庭权益是指婚姻当事人及家庭成员在婚姻家庭关系中依法享有的权益。这些权益蕴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身方面的权益；二是财产方面的权益。中国宪法、婚姻法、收养法、民法通则、继承法对此作了较全面的规定。基于妇女的历史地位、现实状况及妇女的生理特点等因素，1994年中国首次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妇女在婚姻家庭方面权利作了更加明确具体之规定。
（二）中国妇女婚姻家庭方面权利内涵。
妇女婚姻家庭方面权利主要指女性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婚姻与家庭方面的权利，其内涵十分广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婚姻自。
中国民法通则、中国婚姻法、中国妇女法对此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所谓婚姻自是指妇女在婚姻问题上有决定自己婚姻大事的自由，不允许一方对他方进行强迫或任何第三者进行干涉。
2.人身自由权。
妇女享有独立的姓名权、名誉权；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参加工作、生产、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抚育子女的权利；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实行计划生育之权利与义务。
3.财产方面的权利。
妇女与男子一样享有对共同财产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妇女继承权与男性平等；妇女在特定情况下有要求丈夫扶养的权利。
四、研究妇女婚姻家庭条款与实践差距之意义
妇女地位是一个相对概念，妇女地位被定义为妇女在家庭、社会中取得和控制物质资源包括食物、收入、土地和其他形式的财富和社会资源包括知识、权利和声望的程度。中国妇女婚姻家庭地位是其社会地位之缩影，主要是相对于男性而言的。中国现行法律对妇女婚姻家庭地位从不同视点与程度作了相应规定，这对切实维护妇女在现实中的婚姻家庭地位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笔者认为研究这一论题，旨在缩小妇女法律条文与实践中的地位落差，并为达到这一目的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
（一）重视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完善中国妇女法律的突破口。
（二）从立法上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是提高妇女整体地位的重要步骤。
（三）缩小妇女婚姻家庭条文与法律实践之差距，有助于消除封建夫权思想、男尊女卑思想及资产阶级思潮对婚姻家庭的侵蚀，对弘扬社会主义婚姻家庭道德有着重要作用。
（四）缩小妇女法律条文与实践中的差距有助于建立民主、和睦、平等、幸福的婚姻家庭关系。
（五）现实社会呼唤立法充分切实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目前中国现实生活中，仍存在岐视、虐待甚至残害妇女之现象。在农村及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拐卖妇女、包办婚姻、买卖婚姻、遗弃女婴等现象仍十分突出。现实告诉我们法律与实践还有一定的距离，法律对妇女权益保障的操作性尚显微弱，尤其是家庭暴力方面、离婚妇女的群体中，这种差距尤其明显。如何缩小这种差距，使妇女权益得到切实地维护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艰巨任务。笔者认为法律对妇女保护的视角应进一步拓展。
五、关于妇女婚姻家庭地位之调查分析
（一）妇女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自。
1.中国婚姻状态的基本分析。
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中国1990年15岁—19岁人口的有配偶的比例男性为1.78，几乎等于1982年0.91％的2倍；15岁—19岁组女性有配偶的比例尽管比1990年高（4.63％），但与1987年和1982年的相差不很明显。1990年20岁—24岁男性有配偶比例与1982年比明显超过女性，全部早婚人口占同龄人口的5.78％，占已婚人口之和的1.37；其中女性早婚人口占同龄人口的4.68％，占女性已婚人口的0.87％；男性早婚人口中同龄男性人口的6.5％，占男性无婚人口的1.9％（注：参见总顾问巫昌祯、程深、郑小川编著：《妇女权益的法律保护》，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88页。）。
2.15岁以上有配偶人口比重总的呈下降趋势。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人口平均寿命延长所导致的15岁以上丧偶人口比例呈下降趋势。1982年—1990年15岁以上丧偶比例呈下降趋势（注：参见总顾问巫昌祯、程深、郑小川编著：《妇女权益的法律保护》，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88—289页。）。这既是人口健康水平提高的一种标志，亦是家庭健全程度提高的反映。
3.离婚比例的绝对数依然较低，其增长呈定势。
根据普查资料，34岁以前各组的离婚人口比例，无论男女，1990年平均已超过1982年的相应水平，女性增幅较大。以25岁—29岁组起，1990年男性各年龄组的离婚比例低于1982年，但女性1990年40—59岁离婚比例却明显高于1982年。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5年与1999年的统计看，1995年调解离婚与判决离婚的对数共计35012对，1999年调解离婚与判决离婚的对数达37566对。1999年比1995年离婚对数多2554对（注：数据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提供。）。河北省婚姻登记机关准予登记离婚的对数1990年为10010，1995年为11163，1996年为12445，1997年为13681，1998年为15344。1998年准予离婚登记的对数比1990年多5334对（注：河北省统计局、河北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河北经济统计年鉴》（1999年卷）。）。这说明河北省的婚姻状况基本上是平稳的，但离婚率仍呈上升之趋向。
4.关于妇女婚姻家庭自状况之调查。
所谓自利是指实现个人目标之能力，即个人有权决定自身行为的权利。婚姻自则是指在婚姻关系中，男女两性个人有支配、决定感情与器官的权利，即有权决定结婚、与谁结婚、结婚方式、性、生育及选择离婚、离婚方式等方面的权利。一般而言，包括初婚决定权、夫妻性生活自、生育决策权和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婚姻家庭自是衡量妇女自及妇女在家庭中地位的一个重要测量指标。在传统婚姻家庭制度中，结婚宗旨主要是为传宗接代，是基于以经济利益之考虑，婚姻与爱是分离的，男女没有自由选择伴侣及解除婚姻关系的机会与权利。
（1）妇女婚姻自之调查。
根据本次问卷调查显示，中国妇女婚姻自的比例较高，表明当代妇女与男子结婚决定权基本平衡，但仍存在着城乡与性别间的差别。城市男性决定权较城市女性比例高。农村男性结婚决定权的比例较农村妇女高。城市男性婚姻自的比例高于农村男性。中国妇女婚姻自，很多是在父母、家人及他人的认同下实现的。
（2）中国妇女的择偶模式。
择偶是建立婚姻的前提，择偶方式从一个微观视角可反映出婚姻家庭关系的层次。尽管影响交往的各种因素随着时代的变迁有所变化，但择偶方式对婚姻自主的程度与质量仍是不可低估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次调查中，自由恋爱的共占20％，父母包办的占3.89％，别人介绍的占45.5％，通过征婚的占1.62％，其他方式占0.97％。这说明我国的自主婚占相当比例，是主流，但是自主婚的充分实现还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从自主婚实现的质量来看还有待提高，一些包办婚还存在。调查显示经人介绍成婚的占比例最大，说明择偶途径的狭窄。要真正地提高婚姻质量，拓宽择偶途径也是重要举措之一。
（3）关于结婚动机之调查。
笔者设计的问题依次是：经济、感情、习惯、逃避孤独、其他。其中选择“感情”的共514人，占56.92％，其比例最高。以年龄界分选择“感情”的，25岁以下占4.8％，25岁—30岁占16.1％，40岁—45岁占16.9％，45岁以上占8.19％。说明中青年人对婚姻中的感情要求很高。在婚姻中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感情、重视感情，说明感情因素在婚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也不能忽视少数婚姻，是基于经济、习惯等因素建立的。调查说明女性较男性更注重感情在婚姻中的位置，这与社会及男性对女性的价值定位有一定的关联。男性选择感情的占男性总数的54.92％，女性选择感情的占女性总数的57.82％，比男性高出3.10百分点；城市选择感情的较农村的比例高。城市居民选择感情的占城市总人数的61.02％；农村为55.32％；选择感情为结婚动机的城市比农村高出5.7个百分点。这说明在结婚的动机方面尚有性别之间及城乡间的差别，结婚动机不纯或有瑕疵也是影响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主要障碍之一。
5.妇女遭受家庭暴力比例。
抽样问卷调查表明，在903名被调查者中，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共266人，占调查总数的29.45％，占妇女总数的43.7％；其中城市女性为77人，占8.52％，占城市妇女总数的46.39％；农村妇女为189人，占20.9％，占农村妇女总数的42.3％。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情况显然高于男性。调查还表明文化层次较高的女性也受到家庭暴力之侵犯。遭受家庭暴力大专以上的女性占16.92％；高中以上的女性占34.59％；初中文化的女性占45.86％；小学文化的女性占6.36％。本次调查说明尽管家庭暴力与受虐者的文化程度及区域有一定关联，即文化程度越高遭受家庭暴力的比例越低，城市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比例低于农村妇女。但本次调查同时说明，城市妇女与文化素质较高的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现象不容忽略。
从河北省各级妇联受理的来信来访看，尽管维护妇女权益之工作取得很大成就，但夫权思想、男尊女卑等封建观念在某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例如：1999年度河北省妇联统计县以上来信来访中婚姻家庭类的占了总数的54.22％，反映家庭暴力的占婚姻家庭类的9.32％。家庭暴力不仅是家庭解体的重要原因，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
6.妇女家庭结构变迁之调查。
（1）家庭结构模式之调查。
1990年中国各种家庭类型模式日趋多样，单身家庭与四代同堂家庭并存。在中国单人户家庭占家庭总数的6.32％，与发展中国家的单人户家庭水平接近。如印度1990年为5.5％，但低于发达国家。如美国1980年为22％，加拿大1986年为21.5，法国1982年为24.6％，瑞典1980年为32.8％（注：参见总顾问巫昌祯、程深、郑小川编著：《妇女权益的法律保护》，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88页。）。本次调查显示核心家庭占56.4％，与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结果相吻合。中国核心家庭占家庭总数的67.31％，其中父母与未成年人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占57.81％，这是中国家庭之主体。在核心家庭中，不完全核心家庭的比重低，如单亲父亲与子女占1.83％，单亲母亲与子女占3.18％。反映出中国离婚率较低，及男性再婚率高于女性之现实，也反映出在中国夫妻离婚后，子女多随母亲生活的现实。本次抽样调查住所状况：夫妻独立居住的共509人，占56.43％；住女方家的共45人，占4.98％；住男方家的共357人，占39.58％。反映中国家庭日趋小型化、独立化，家庭关系简单化，也说明中国传统的男娶女嫁的婚嫁模式仍占有相当的市场。住所决定权以夫妻共同商量的占绝大多数，说明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但仍可看出男性在住房问题上的决定权处于优势位置的倾向。
（2）男女平等的家庭模式成为重多人的选择。
家庭模式是妇女婚姻家庭地位高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本次调查选择“男主外、女主内”家庭模式的共232人，占25.69％。其中男性的比例高于女性。反映出男女两性之间在此问题上的统一与对立；选择“女主外、男主内”共38人，占4.20％；选择“男女平等”家庭模式的共408人，占45.18％；从区域上看，城市居民选择男女平等的家庭模式较农村高出6.4个百分点。家庭模式对男女两性在家庭中的位序有直接的影响。调查说明男女平等的意识在城市有更深刻的渗透。
7.中国妇女生育动机及生育行为上的决定权。
据1998年千分之二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分析，中国农村妇女在一生中生育3个和2个孩子的比例从1979年的76％下降到1987年的52％。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1989年三孩以上的出生数占总出生数的19.32％，生育率达到2.3。经过20年的生育转变，中国的生育率，从整体上而言，已降到更替水平。这次抽样调查，反映出人们的生育观的变化，也反映出男女两性对待生育问题之差异。
（1）本次问卷调查：已婚者共831人，占调查的92％；未育的共123人，占13.62％；一个子女的共467人，占56.71％；两个子女的共218人，占24.14％；三个以上子女共59人，占6.53％。
（2）生育目的以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居多。选择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共378人，占调查总数的41.86％。由于中国无固定的养老金，养儿防老仍是很多农民的普遍心理。本次调查显示在城市这种生育目的也是较突出的。本次调查农村男性持这一生育目的的共89人，占调查总数的9.85％，占农村男性总数的42.99％。农村女性共195人，占调查总数的21.59％，占农村女性总数的44.11％；城市男性共31人，占调查总数的3.43％，占城市男性总数的35.22％。城市女性共63人，占调查总数的6.98％，占城市女性总数的37.95％。由此可以看出在生育目的上性别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而这种差别与传统的观念、文化构成及家庭模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3）实施计划生育措施之调查。调查显示，在生育决策权上，妇女的决定意识在增强。就总体而言，丈夫的决策权高于妻子，妻子并未完全享有与丈夫平等的决策权。因此笔者认为妻子完全决定自己是否生育的时代尚未到来。
从采取措施而言，妻子采取节育措施的共576人，占已婚者的69.31％；丈夫采取措施的仅75人，占已婚者的9.02％。由此可以看出妻子采取措施的比例比丈夫高出60.09个百分点，远远高于丈夫。这说明在此问题上还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从此现实出发，笔者认为立法上强调中国家庭生育意愿之问题，必须考虑夫妻双方之因素，要深化计划生育之政策，不只是要提倡晚婚，更要坚决落实晚育措施。此外要进行广泛的宣传，使生育上的性别平等更趋于现实，对生育问题的社会综合治理也是不容轻视的。其一，生育上的性别平等是女性家庭及社会上的地位与男性平等的重要前提；其二，转变人们的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生育观。但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8.关于对婚外恋的态度的调查。
本次调查问题的设计是：对婚外恋态度依次是反对、无所谓、理解、正常、说不清。女性持反对态度的共230人，占女性总数的37.8％；男性持反对态度的共156人，占男性总数的52.9％。本次调查说明男性对此问题的反映从绝对比值而言高于女性，这表明男性对女性贞洁的要求仍是很高的。
9.关于妇女财产权利之调查。
（1）本次调查显示在家庭重大事务的决策方面，双方共同决策的比例，在城市为77.72％，高于以妻子6.7％或丈夫15.54％为主的比例；在农村双方共同决策的比例为71.30％，高于以妻子6.38％或丈夫22.32％为主的比例。家庭存款等经济的决定权上，夫妻双方共同协商的比例在城市是83.85％，高于妻子16.15％或丈夫12.5％的单方面的决定权；在农村夫妻共同协商的比例64.66％，高于妻子18.26％或丈夫17.06％的单方决定权。
（2）在买衣服和其他非生活必需的消费上在农村家庭中子女的消费占36.87％，妻子的消费占28.12％，丈夫的消费占18.04％，说不清的占16.98％；在城市家庭中子女的消费占45.93％，妻子的消费占46.67％，丈夫的消费占4.81％，说不清的2.60％。
（3）对女性财产权利重视程度的评估。
调查显示，在农村选择女性的财产权利很受重视的占16.21％，受重视占57.89％，不受重视的17.29％，不太重视的占15.79％；在城市选择女性财产权利在家中很受重视的占16.18％受重视的占65.20％，不重视的11.27％，不太重视的占7.35％；大专以上文化选择妻子的财产权利在家中很受重视的占24.29％，受重视的占62.71％，不重视的6.21％，不太重视的占6.78％；高中文化选择妻子的财产权利在家中很受重视的占20.16％，受重视的占56.98％，不重视的占9.35％，不太重视的占13.57％；初中文化选择妻子的财产权利在家中很受重视的占14.15％，受重视的占58.04％，不重视的12.19％，不太重视的占15.61％；小学文化选择妻子的财产权利在家中很受重视的占6.52％，受重视的占43.48％，不重视的占15.22％，不太重视的占34.78％。妇女的财产权利在家庭中的重视程度与区域及文化水平有密切的关联。城市中的妇女及文化程度高的妇女在家庭中的财产权利受重视的程度相对要高。
10.有关婚姻家庭质量之调查。
（1）婚后感情交流之调查。
在城市选择夫妻间经常沟通感情的共104人，占已婚的12.51％，占城市总数的40.94％。偶尔沟通感情的共74人，占已婚的8.9％，占城市总数的29.13％，从来没有沟通感情的共4人，占已婚的0.48％，占城市总数的1.57％；在农村经常沟通感情的250人，占已婚的30.08％，占农村总数的38.52％，偶尔沟通感情的201人，占已婚的24.18％，占农村总数的30.97％，从来没有沟通感情的31人，占已婚的3.73％，占农村总数的4.77％。婚后感情的交流程度是直接影响婚姻质量的一个因素。由此看出加强夫妻之间交流是夫妻感情融洽的手段之一。
（3）关于维持婚姻关系最重要因素之调查。
认为维持婚姻关系最重要的因素依次为感情、责任、子女、经济、道德。选择感情的占多数（参见表一）。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感情是维持婚姻的最重要的因素，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因素，维持婚姻的因素非单一的，包含着道德、责任与子女等因素，这也是我们在制定法律时要考虑我国婚姻的现实，不能过于超前。
表一
经济
责任
感情
子女
道德
农村
8.31%
21.72%
69.97%
14.74%
4.82%
城市
15.29%
15.70%
47.52%
9.90%
12.39%
男性
5.42%
14.58%
50%
9.17%
20.83%
女性
5.68%
21.68%
53.89%
11.58%
7.16%
（4）婚后夫妻对婚姻的态度。
在“婚后你是否想过离婚的问题”上，男性选择经常的占16.48％，选择偶尔的占5.05％，选择从来没有的占12.39％；女性的上述选择依次为2.16％，5.65％，34.53％；在城市选择经常的占城市人数的2.72％，选择偶尔的占17.71％，选择从来没有的占16.53％；在农村对上述的选择依次为的4.16％，7.85％，3.74％。在城市相对而言较为注重感情的培育。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及男女两性的心理差异，男女对婚后的感情也有不同评价。这也反映出高稳定下的中国婚姻内在的不稳定的问题，只有提高婚姻质量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隐患。
（5）对夫妻性生活满意度之调查。
这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在1150份问卷中，男性选择很满意的占44.06％，选择满意的占47.45％，选择一般的4.41％，选择厌倦的0.34％，选择不满意的3.73％；女性对上述问题的选择依次为35.03％，39.47％，16.11％，2.30％，7.07％，男女两性对性生活的满意度是有差异的。这与两性观念的差异与社会对男女的性价值观的要求不同有一定关系。城市与农村对此问题的选择也是有落差的。城市依次的选择为21.47％，33.18％，34.97％，0.61％，4.91％；农村对此问题的选择依次为20.33％，40.93％，30.64％，1.95％，6.13％。笔者没有具体设计性生活满意度的指标，但从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看，我们可以看出提高人们相关的知识，是提高婚姻家庭质量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
六、对妇女婚姻家庭地位之评价
调查显示多数女性肯定自己在家庭中具有较高或很高地位。从年龄上比较，中年女性家庭地位最高。从文化程度上而言，文化程度较高的女性感受到自己的家庭地位高或很高，明显高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女性。大专以上女性认为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很高占38.14％，高占50.85％，较高占25.42％，一般占27.97％，低占16.95％，较低占5.93％，很低占3.39％；高中文化的选择结果依次为35.66％，46.31％，27.87％，8.20％，13.52％，3.28％，0.82％；初中文化的选择依次为20.77％，40.10％，37.2％，35.27％，3.86％，2.90％，1.45％；小学文化的选择依次为8.82％，11.76％，22.35％，8.82％，64.71％，8.82％，23.53％。笔者认为文化层次与妇女对自己在家庭中地位的评价有一定的关联。文化程度较高的女性认为自己家庭地位较高，认为自己在家庭中处于较低或很低地位的人所占比例极小。相反文化程度较低的女性对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就没有那么乐观。但总体而言女性的家庭地位的自我肯定还是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说明新中国成立后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不仅在社会上有了一席之地，其家庭地位也因此而上升。因此笔者认为妇女的家庭地位与其社会及经济地位是有密切关联的。影响中国妇女婚姻家庭地位关键因素包括女性社会地位、女性经济收入、区域文化特点、家庭结构、夫妻感情、妇女文化程度、职业地位、经济收入等。女性的综合素质越高，其家庭地位越高，城镇妇女的家庭地位明显高于农村妇女地位。
七、关于缩小中国妇女法律条文与实践中差距的对策与建议
这次调查只是这个项目的一个部分。通过调查可以看到中国妇女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妇女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家庭地位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存在的问题：由于传统观念束缚，女性的自我认识能力较弱，重男轻女的观念及夫权思想还有一定的残余，法律规定的笼统及执法上的女性意识的淡漠，使我们看到女性家庭地位虽有提高，但却低于男性。“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仍是家庭的主流。这预示中国家庭中男女之间实现法律的平等还需要各方面的努力。与城市妇女相比较，农村女性的家庭地位相对低些。农村妇女要实现自我价值目前尚有一定困难。中国婚姻法第2条、第9条至第14条、第18条对男女平等及夫妻在人身及财产方面的权利与义务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中国妇女法对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作了更为具体之规定。但法律条款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笔者认为要缩小中国妇女法律条款与实践中的差距须注意几个问题：
（一）实行灵活的就业机制。
如实行弹性的工作制、非全时工作制、阶段就业制等，以减轻女性在家务劳动中的强度。在家务劳动社会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妇女既要参加社会劳动，又要承担家务及生育上的压力。从法律上保证实行灵活就业机制，以保障女性权益不受侵害。
（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建议设立女性生育补偿基金制度，应将生育看成一项重要的社会工作，保证妇女在生育期有足够的物质条件、时间精力，这是社会进步之表现。它可以将目前一些妇女在岗不在业的行为公开化，使企、事业单位在雇佣女工时因生育而造成的损失与开支尽可能由社会统一负担，中国目前已有些城市开始实施了这项改革，但显然离实践的要求距离很大。
（三）完善相应的法律机制。
法律机制的不完善也是妇女地位在现实中失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不否认这样一个现实，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导致了严重的性别职业分化及贫富差距增长。与男性相比，中国女性在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女性的社会与家庭地位开始滑落，大批女工被列为编余人员，一些妇女开始回归家庭，把家庭与婚姻作为自己的寄托与支柱。妇女在经济上重新依附于男性，无疑是妇女家庭地位开始下降的一个信号。已滞后社会发展的婚姻家庭法与有关法律，在维护妇女权益方面已显得力不从心，笔者认为完善相关法律是缩小妇女婚姻家庭地位法律与实践差别的重要措施。
1.加强、加快生育方面立法工作，避免人口盲目增长，使女性生育质量与健康得到足够重视。
2.从立法上承认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
3.修改现行婚姻家庭法，充实有关内容条款，体现妇女权益的保障势在必行。令人欣慰的是在修订现行婚姻家庭法时，立法者始终关注和倾听妇女的声音。笔者认为将妇女权益渗透到婚姻家庭法中是妇女婚姻家庭地位提高的重要步骤。国际上一些女权主义者尖锐地指出：“法律是男性主宰结构的一部分，它的等级、组织、对抗形式和抽象解决相互冲突的权利的宗旨，使得法律成为父权式的机制——法律的语言和意象强调其男子主义；法律主张传统上与男子相关联的理性、客观性和抽象性，而与此相对立的则是妇女活动范围的情感性、主观性及情景思维的界定。”（注：黄列：《妇女与国际人权法》，载《外国法译评》，1996第4期。）这一观点虽有点激进但是不能否认带有夫权色彩的法律，常常忽略了妇女的声音。笔者认为，社会上潜在的不利因素及妇女权利的笼统化、公式化使妇女权利的法律体现十分微弱，在修改现行婚姻家庭法时，只有突破法律上的性别结构，并考虑到女性的现实状况，才能使妇女的法律定位更为科学。
关于修改我国现行婚姻法的立法建议：
（1）建议补充和完善基本原则。
家庭暴力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传统的掩饰家庭暴力的观念已受到强烈冲击。2000年4月全国妇联就修改《婚姻法》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民意抽样调查结果显示：“96.1％的人认为修改后的婚姻法对家庭暴力应加以制裁”（注：全国妇联：《家庭暴力轻的也应法治——全国妇联对〈婚姻法〉提出修改建议（二）》，《中国妇女报》，2000年8月28日第1版。）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己在家庭中的人格与尊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采取有效法律措施制止家庭暴力。目前新婚姻家庭法草案已增设这一规定，这是中国婚姻家庭立法上一次重要突破，然而因其过于粗简，操作性微弱，真正落实这一原则尚有一定难度。笔者认为立法上应科学界定这一概念。目前有许多对家庭暴力概念的界定主要集中在人身权的行为上，未能科学地揭示家庭暴力之内涵。因为性别岐视对妇女身体上造成损伤较为明显，然而精神上的损伤因其隐蔽性而较少有记录，但事实上对妇女人身的伤害常伴随着对其精神上的伤害。因此要科学地诠释家庭暴力之内涵，须将对受虐者的人格、精神上的损害纳入到家庭暴力的视野。《全国妇联关于修订〈婚姻法〉全国民众意愿调查报告》中指出：“91.5％的人认为家庭暴力应当包括精神虐待”。（注：全国妇联：《家庭暴力应当制裁——全国妇联关于修订〈婚姻法〉全国民众意愿调查报告之三》，《中国妇女报》，2000年8月3日。）笔者认为所谓“家庭暴力是指施虐者对家庭成员进行肉体或精神上的折磨、伤害或等行为，从而使受虐者屈从于施虐者。”笔者认为要真正消除家庭暴力须在法律上制定相应的措施，否则禁止家庭暴力的原则将形同虚设。
（2）增设国家保护与指导婚姻家庭原则。
中国妇女承受着社会、家庭与精神上的多重压力，传统文化教育对妇女人格的渗透，使中国女性对挫折的心理耐受能力低于男性。由于缺乏科学引导，致使一些女性在遭遇情感挫折后因无法走出困惑而踏上不归路。笔者认为设此原则，可突出婚姻家庭关系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要使婚姻家庭朝着健康文明方向发展，应建立专门的保护、指导婚姻家庭的研究指导中心，以减女家庭与精神负担。
（3）建议增设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之原则。
目前离婚案件中，强调个人本位主义的倾向十分严重。据河北省邯郸市妇联1997年、1998年的显示，因第三者介入引发的婚姻纠纷的分别占婚姻家庭方面上访量的30％、25％。增设这一原则，可防止人们滥用婚姻自由权。
（4）建议适当拓宽夫妻人身关系的范畴。
建议增设夫妻有同居义务和终止同居义务之条款。新婚姻法将肯定夫妻有同居义务，但笔者认为为防止、扼止家庭暴力及婚内犯，增设终止夫妻同居的条款极有必要。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离婚诉讼，离婚妇女被毁容、被残害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所以允许夫妻在一定情势下终止夫妻同居义务是必要的。
（5）完善我国的离婚制度。
第一，应制订配套的法律措施，保障妇女的财产权利。
在协议离婚中，侵犯妇女财产权利现象时有发生。目前女方作为原告的占离婚案件的60％，为早日摆脱不幸的婚姻，妇女往往放弃了财产权利。新婚姻法将离婚申请到批准的日期作了延长，但在如何避免妇女财产权利受损方面未有切实措施。笔者认为应设立财产登记与审查制度（注：李秀华：《修改婚姻家庭法与中国妇女权益保障之研究》，载《女性与社会文化演进》，东西事业文化公司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34页、135页。）。离婚时婚姻登记机关或法院应对当事人的离婚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公正性予以审查。
第二，建议科学界定离婚之标准。
笔者同意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改为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但认为不应冲击感情在婚姻破裂中的主导地位，如果人为限制离婚，不仅会使婚姻质量大打折扣，且会使妇女在所谓合法婚姻内受到身体与精神的双重伤害。
第三，建议增设离婚之法定事由。
第四，建议细化离婚妇女住房权之问题。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调查证实，在离婚案件中，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因女方无房居住而未能判决离婚的占一定比例。要走出离婚之误区，必须改善夫妻在住房中的被动地位。笔者认为可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屋居住权、承租权等问题的主要司法解释上升为法律条款，规定在新婚姻家庭法中，以弥补现行法律之不足。在住房与市场接轨的情况下，应考虑我国多数家庭中男强女弱的经济状况，注意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第五，建议设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在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中，因夫妻一方与他人通奸、姘居、重婚或虐待、遗弃等原因导致婚姻破裂的占一定比例。在上述类型的离婚案件中，无过错方往往身心倍受伤害，由于我国法律对此类案件未作处罚与补偿规定，无过错方常常得不到任何补偿。因男方有过错而女方被迫提出离婚的占相当的比重，在破碎的婚姻中，女性的身体及至心灵所受的伤害通常重于男性，笔者认为上述原因导致的离婚案件中，在财产分割上注重对无过错一方予以补偿，有利于预防与制裁违反婚姻家庭法的行为，有助于使无过错方在物质上、精神上寻求公正与补偿。笔者认为从一定程度上而言，精神上的补偿更为重要，在增设离婚损害赔偿数额时，应确定赔偿金的下线，以确保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注：李秀华：《改革与完善我国婚姻家庭制度之法理研究》，载《河北法学》，2000年第2期第15页。）。
法庭调查小结篇9
“平安家庭”创建目标是：把“平安家庭”创建活动作为平安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力求实效，做到三个服务，即服务平安*建设，服务“小县大城”发展战略实施，服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实现四项指标：即，80%以上社区、60%以上村开展“平安家庭”创评活动。“平安家庭”户要求达80%以上。80%以上社区、60%以上村开展“三项内容”的宣传教育活动（即法制、道德礼仪、科学知识宣传教育活动）。80%以上社区、60%以上村建立妇女维权服务站、姐妹谈心室等妇女维权和家庭纠纷调解组织；发挥四个方面的作用，即在平安县建设中发挥作用，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发挥作用，在加强改进社会管理和治安防范中发挥作用，在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作用。
二、指导思想
20*年，我县“平安家庭”创建活动的指导思想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平安*”建设总体部署，从影响家庭平安的主要问题入手，以提高家庭成员的法制观念、道德水平和文明素质为基础，以社区和农村的“平安家庭”创建为重点，以保障家庭平安的工作网络为依托，加强宣传和服务，夯实基层基础，以家庭的和谐促进社会的和谐。
三、具体措施
1、建立领导小组，健全维权服务机构。各乡（镇）建立“平安家庭”创本文来自建活动领导小组，建立健全村（社区）妇女维权站、人民调解机构、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小组、困难群体帮扶小组、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小组等机构，充分发挥机构人员在化解矛盾、调解纠纷、预防犯罪和中的作用，努力减少不和谐、不稳定因素。
2、广泛宣传教育，营造氛围。要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媒体和信息网络，采取多种形式进一步深入到农村、社区广泛宣传，及时在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宣传“平安家庭”创建活动中涌现的先进典型、创建工作经验和做法，以提高创建活动知晓率为重点，发展活动阵地和队伍，丰富内容和载体，不断提升创建活动的层次和水平。
3、是规范创评，力求实效。创建活动做到有计划、有记录、有总结、有台帐。评选程序做到家庭申报、社区（村）审核、张榜公示、创建办审定，增强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荣誉感，突出创评过程与创建效果的统一，把创评过程作为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过程，确保创建活动做实做深，提高创建活动的影响力。
4、开展对未达标家庭的帮扶工作。全面开展未达标家庭的摸底调查，建立健全未达标家庭档案，制定跟踪反馈表。针对不同家庭各自存在的问题，探索如何采取不同的措施，落实不同的帮扶人员，有针对性地开展结对帮扶活动，使未达标家庭通过帮扶转化为“平安家庭”，真正扩大平安家庭的覆盖面。
5、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各级妇联组织要健全工作机构，做到专人接访、热线服务，按要求及时上报数据及分析材料，针对不同程度维权热点、难点问题做好调查研究。
6、健全考核机制。各乡镇要制定创建活动实施意见，规范“平安家庭”达标要求，并定期对达标家庭进行核查，核查为不达标的取消其“平安家庭”荣誉。
法庭调查小结篇10
特里凶多吉少
有很多中国球迷不太理解的一点是：既然英国法庭此前已经宣判特里无罪了，为何足总还要多此一举？不是有所谓的“一事不再理”（同一犯罪不得遭两次以上审判）或“禁止双重危险”的原则吗？其实，这是因为不了解西方司法体系而导致的误解。
首先，英足总早在司法诉讼开始前就展开了调查，只是因为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为避免妨碍法律公正而暂停调查，7月法庭审理结束后重启调查，这是案件拖了11个月的主要原因。足总和法庭是两套独立的体系：一套是行业监管体系，另一套是政府强力机构。比如，一个律师因犯罪被，尽管在法庭上也许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但律师协会依然有权利根据其违规行为，吊销其律师执照。这，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司法原则。
就算是在司法体系中，民事和刑事也常有分别的例子。最著名的就是辛普森案，当时在刑事诉讼中辛普森被判无罪，但在民事诉讼中他被判赔偿妻子和她好友的家人。这主要是因为民事和刑事司法诉讼中，对举证的要求不同造成的。
这也是特里案在足总手下凶多吉少的原因：法庭判定特里在“种族辱骂门”中无罪，是因为他们无法100%确认特里进行了种族辱骂；法庭不是认为特里“无罪”，而是“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他有罪”；但独立调查小组不需要证明特里100%有罪，只要觉得他“有更大可能（51%）”是种族辱骂，就可以进行停赛。
这也正是和特里几乎同时发生的另一起“种族辱骂门”案件的审理过程：足总没有判定苏亚雷斯是否有意进行“种族辱骂”，他们只是判定苏亚雷斯确实对埃夫拉说了那些话，这就足够让乌拉圭人停赛8场了；在罪名雷同的特里案中，足总无需判定特里说“他×的黑×”究竟幕后有啥内幕，只要他承认说过这些种族主义语句就足够了。
树立受害者形象
特里这边的律师方，早在几天前就意识到了情况不妙。当时他们援引足总规章第6章第8节有关“若所述案例已经民事或刑事审理，则那些审理程序的结果、事实认定、证据认定应被假定为正确”的规定，认为足总调查可以直接吸收法庭调查的结果，但足总断然予以驳回，特里律师方看到了足总的决心，觉察到了不祥的味道。
足总既当检方又当法官还客串陪审团的特性，也决定了特里很难逃脱。虽然足总一直强调和独立调查小组“有一臂之遥”，该小组是个分权的独立机构，但很多人认为，这个由足总纪律委员会任命、由足总支付费用的调查小组很难说完全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