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市场改革的意义篇1
意见要求抓住有利时机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指出，煤炭是我国的基础能源，占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的70%左右。电煤是煤炭消费的主体，占消费总量的一半以上。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搞好产运需衔接，对保障电煤稳定供应和电力正常生产，满足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煤炭订货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价格逐步放开，对纳入订货范围的电煤实行政府指导价和重点合同管理，对保障经济发展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重点合同电煤与市场煤在资源供给、运力配置和价格水平上存在着明显差异，限制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造成不公平竞争，合同签订时纠纷不断，执行中兑现率偏低，不利于煤炭的稳定供应，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改革势在必行。2012年以来，煤炭供需形势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宽松局面，重点合同电煤与市场煤价差明显缩小，一些地方还出现倒挂，电力企业经营状况有所改善，改革的条件基本成熟。为此，应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
意见布置了煤电改革的主要任务，指出，要坚持市场化取向，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煤炭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取消重点电煤合同、实施电煤价格并轨为核心，逐步形成合理的电煤运行和调节机制，实现煤炭、电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能源需求。具体表现为：
——建立电煤产运需衔接新机制。自2013年起，取消重点合同，取消电煤价格双轨制，发展改革委不再下达年度跨省区煤炭铁路运力配置意向框架。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自主衔接签订合同，自主协商确定价格。鼓励双方签订中长期合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煤电企业正常经营活动不得干预。委托煤炭工业协会对合同的签订和执行情况进行汇总。运输部门要组织好运力衔接，对落实运力的合同由发展改革委、铁道部、交通运输部备案。
——加强煤炭市场建设。加快健全区域煤炭市场，逐步培育和建立全国煤炭交易市场，形成以全国煤炭交易中心为主体、区域煤炭市场为补充，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煤炭交易市场体系，为实施电煤市场化改革提供比较完善的市场载体。煤炭工业协会在发展改革委指导下做好衔接协调，研究制定交易规则，培育和发展全国煤炭交易市场体系。
——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继续实施并不断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当电煤价格波动幅度超过5%时，以年度为周期，相应调整上网电价，同时将电力企业消纳煤价波动的比例由30%调整为10%。鉴于当前重点合同电煤与市场煤价格接近，此次电煤价格并轨后上网电价总体暂不作调整，对个别问题视情况个别解决。
——推进电煤运输市场化改革。铁道部、交通运输部要加强对有关路局、港航企业的指导，完善煤炭运力交易市场，依据煤炭供需双方签订的合同和运输能力，合理配置运力并保持相对稳定，对大中型煤电企业签订的中长期电煤合同适当优先保障运输。对签订虚假合同、造成运力浪费或不兑现运力、影响资源配置的行为要依法依规加大惩罚力度。铁道部要周密制定电煤铁路运输管理办法，进一步建立公开公平的运力配置机制。
电力市场改革的意义篇2
[关键词]电力改革；交易成本；委托
[作者简介]蒋炜，内蒙古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51；杨中昭，郑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mBa研究生，河南郑州450121
[中图分类号]F4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11―0074―03
主辅分离、改制分流政策意在解决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的分流和安置问题，是一种职工带着岗位进市场的改革举措。然而，对于电力产业和其他自然垄断产业来说，主辅分离是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前奏和基础。通过主辅分离打开了自然垄断产业所不为人知的内部交易费用，而通过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进而有利于主业和辅业的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电力产业的体制改革可追溯到1985年国务院颁发并实行的《关于鼓励集资办电和实行多种电价的暂行规定》；但1997年国家电力公司的成立才真正标志着我国电力产业改革的开始，此前只是电力产业改革的探索期。2002年国务院关于电力体制改革的5号文件出台，使得我国电力产业市场化改革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和深化。其中提出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将首先进行厂网分开，接下来则分别是主辅分离和输配分开。2003年3月，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成立，并开始履行电力市场监管者的职责，使电力产业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得到完善。然而，对2002年以来的电力改革的评价存在很大的分歧，关于“电力改革是否成功”的争论也一直在持续。杨名舟(2005)提出“中国电力工业体制改革基本上不成功”，究其原因他认为，“方案的方向是正确的，但随后的改革进程有些脱离了轨道，甚至发生了逆转”。而作者认为，这与改革执行者对改革的认识不够是有一定关系的，基于此，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电力企业的主辅分离改革作了理论上的浅析。
二、主辅分离不同视角下的经济学解释
(一)基于委托理论的透析
罗斯最早(Ross，1973)提出了现代意义的委托概念：“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关系就随之产生了。”委托理论从不同于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委托关系，它在解释一些组织现象时，优于一般的微观经济学。委托理论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人与委托人目标函数存在天然的差异，委托人不得不设计一种激励机制使人行为与委托人的目标函数趋于一致。委托理论是主辅分离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在电力产业主、辅业不分的情况下，主、辅业之间也存在着委托关系，这势必在国有企业链上又增加了一层关系。
1．模型假设
(1)e表示人工作的努力程度，e∈(0，1)。e，代表主业经营者的努力程度；e2代表辅业经营者的努力程度。
(2)主业经营者成本函数为c(e1)，辅业经营者成本函数为C(e2)；二者均为一阶单调递增，即dC(e)／de>0。
(3)为研究方便，假定主业的产量Q1仅由主业人的努力程度来决定，即有：Q1=f(e1)+￡；辅业的产量Q2由主业人和辅业人的努力程度共同决定，即有：Q1=f(e1，e2)+8。其中：8为期望为0，方差为的随机变量；且df(e1)／de1>o，df(e1，e2)／de1o。
(4)设主业人的工资报酬为w1=a+B(vQ2+(1-v)Q1)，表示主业人的报酬来源由主业和辅业两部分构成。v为外界确定的系数，v∈(o，1)。当v=1时，表示辅业人的报酬主要来源于辅业；当v=0时，表示主业人的工资主要来源主业。辅业人的工资报酬为w2=a+BQ2，(a，B>0)，表示辅业人的工资与辅业的业绩相关。
(5)人的效用函数u为：u=ew-c(e)，所以，主业经营者效用函数为：u1=a+b(vQ2+(1-v，)Q1)-c(e1)；辅业经营者效用函数为u2=a+BQ2-C(e2)。
2．模型分析 当v≠0，即主辅不分时，由dUl／de。=B[vdf(e1，e2)／de+(e1，)df(e1)／de1]-dC(e1)／de1，因为df(e1)／de1>o，df(e1，e2)／de1o，存在：vdf(e1，e2)／de1+(1-v)df(e1)／de1
在主辅不分的情况下，辅业的收入受到主业的影响很大，而经营者的努力程度对辅业绩效的影响
并不明显。辅业经营者会通过各种方式向主业经营者寻租以降低主业的严格控制，使e1=o，这样主辅业经营者的效用都得到了提高。所以，Q2=f(e1，e2)+e变为Q2=f(e1)+∈；dU2／de2=pdf(e1，e2)／de2-dC(e2)／de2，变为dU2／de2=pdf(e2)／de21-dC(e2)／de2；当dU2／de2=o时，就是他的最优行为选择。
所以，当主辅不分的情况下(v≠o)，主辅业经营者会采取合谋的方式来使自己效用最大化。这也就导致了委托人(主业)没有动力去监督人(辅业)的行为，使人的行为与委托人的目标函数趋于一致。相反，人(辅业)的这种行为是与委托人(主业)的控制者(主业经营者)而不是所有者(国家)的目标函数一致的。这就导致了主辅业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与辅业目标函数靠拢，而远离了主业的目标函数，进而加强了主辅业目标函数的偏离。由此，这就构成了在主辅不分的情况下“扭曲的委托关系”。
当v=o时，即主辅分离时，对于主业经营者，dU1／de1=Bdf(e1)／de1-dC(e1)／de1；对于辅业经营者，dU2de2=Bdf(e2)／de1-dc(e2)／de2。主辅业经营者分别根据dU1／de1=0、dU2／de2=0来确定自己的最优行为选择。
主辅分离后，主辅业之间的交易通过市场进行、按市场规则办事；辅业成为主业的产品或服务的供应商；二者之间从原来的附属关系变为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辅业为了能够从主业那里获得供应商的资格，同时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不得不通过企业变革以求能够在市场上生存。由于主业经营者的收入受到主业业绩的影响，所以在其选择供应商时会更少地出现偷懒行为；同时，辅业经营者也会更加努力搞好辅业，这使得其目标函数也向辅业的目标函数靠拢。这时，辅业和主业的目标函数就会趋于一致。通过主辅分离改革、市场机制的作用、附属关系的消失以及信息的透明化和监督的引入导致寻租的减少，从某种程度上修正了上述所说的“扭曲的委托关系”，大大减少了成本。
(二)交易费用理论的运用
科斯(1937)首次创立了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并用来解释被传统经济学当成理论前提的企业的存在原因和企业规模的限度；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比较了市场价格制度与企业内部制度的效率。根据科斯的理论，企业的边界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当交易在企业内进行比在市场进行更有效率时，企业倾向于扩张；反之，交易在市场进行比在企业内部进行更有效率时，企业则会缩小其边界，更多诉诸于市场的交易，而非企业内部交易。这里所谓交易，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动(trans―action)；交易费用就是这种交互行动所引起的成本。交易费用理论对我国电力产业的主辅分离改革提供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和理论依据。
1．变量定义
为了便于分析问题，把主、辅业之间的交易成本，即辅业的官僚组织成本，定义为“组织内部交易费用”，即cn；市场中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组织费用定义为c01辅业向主业收取比市场价格高的服务费用定义为C02；辅业由于承担着“企业办社会”的目的，而承担的人员富余，所需支付的费用定义为C03。原来主业与市场中的企业(不一定是原来的辅业)之间的交易成本定义为“市场交易费用”，即C1。
2．模型假设
根据科斯的交易费用分析框架，当“组织费用”大于“市场交易费用”时，企业面临着是仍然通过自己内部提供还是市场来提品的抉择。假设市场中的企业的组织费用小于市场交易费用，即C0
3．模型分析
(1)当c0=C01时，满足c0
(2)当c0=c01+C02时，即在企业追求一体化的过程中，由于企业的扩大和主辅业依赖关系的增强，在企业内部交易中就出现了由于这种固定的服务所带来的租金，即垄断租金。一方面企业内部垄断租金的加入，使得组织内部交易费用C0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的发展，竞争程度越来越激烈，导致了市场交易费用c1变小。这样，C0
(3)当C0=C01+C02+C03时，即在企业不断扩大边界时，不仅要付出高昂的内部垄断租金，还承担着提供社会就业的任务。人员的增加不仅带来工资上的增加，导致企业内部交易成本的增加；而且会带来整个企业工作效率的降低，导致内部的不经济。当然，市场交易费用依然可能变小；这样，企业基本失去了自生能力，C0>C1不成立。而此时，企业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为了维持企业的生存就需要寻求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
4．模型在电力产业的运用 在电力产业中，C02不仅包括辅业向主业收取高于市场的服务价格，还包括前面提到的由于存在“扭曲的委托关系”而导致的成本的增加。实际表明这是巨大的，如平新乔等(2002)研究发现，我国国有企业成本相当于60％一70％的利润潜力。C03就显得更加明显。一个人的岗位四五个人工作是正常的情况，这就大大地增加了企业的内部交易成本，而且工作效率更低。同时，前面分析的主辅不分带来的弊端，也表明了我国电力产业C02和C03是巨大的，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主辅分离后，原来的主、辅业按照市场规则进行交易。由于可选择的对象的增加以及利害关系的分离，原来辅业的“组织内部交易费用”(C0)消失了；增加的“市场交易费用”(C1)主要是主业在与市场中的企业达成契约以及执行和监督契约时所需花费的成本，且随着市场的发达它在逐渐变小。电力产业的实际情况和改革的实践表明，主辅不分带来的“组织内部费用”远远超过了“市场交易费用”；企业内部变革带来的“变革的收益”并不明显；庞大的辅业群体的维系以及主业人“损公肥私”的长期存在等，严重地增加了主辅业之间的交易成本。而主辅分离改革使主业拥有了更多提供服务的企业，在对服务企业选择过程中，按市场价格机制进行调节，减少了垄断带来的高昂服务费用；同时也能有效避免“损公肥私”。所以，我国电力产业的主、辅业属于第(3)种情况，即c0>c1。电力产业的主辅分离是现实要求，可以有效地解决企业的内部不经济，提高企业效率。
电力市场改革的意义篇3
[关键词]电力行业；垄断性质；经济法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1）11－0171－05
邱润根（1968―），男，法学博士，南昌大学立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南昌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商法；（江西南昌330031）黄江东（1979―），男，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法。（上海201620）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南昌大学立法研究中心招标项目“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立法问题研究”（项目编号：JD1008）的阶段性成果。
2011年6月，国务院转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关于2011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要求通过推进电网企业主辅、主多分离，稳步开展电力输配分开试点，来推进电力体制改革。重点加快输配电价改革，推进竞争性电力市场建设和大用户直接交易试点，完善水电、核电、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形成机制，调整销售电价分类结构，择机实施居民用电阶梯电价。的确，我国电力行业的改革发展一直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推进，但经过二十多年发展，我国电力行业的垄断依旧，进而形成了一边是电力行业的扩容发展，而另一边是电价持续上涨，导致老百姓对于电力行业的高收入民怨鼎沸。本文试图以经济法为视角，梳理电力行业改革的进路，厘清我国电力行业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垄断性质，分析破解我国电力行业垄断应采取的竞争模式。
一、我国电力行业改革的进路之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诞生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独家办电体制，使得我国电力行业日益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其提出的新需求，其弊端日益暴露，电力行业的改革势在必行。到目前为止，我国电力行业的改革历经了三个阶段。
（一）我国电力行业改革发展的进路
1985年，我国首次出台了集资办电、多渠道筹资办电政策，并制定了一系列加快电力建设的政策措施，形成了发电领域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这第一轮电力行业改革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经济快速发展对电力的需要，但相比于快速发展的经济而言，电力短缺现象直到1995年仍未见明显缓解。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迫切需要将国有企业实行政企分开，将其改革成为市场经济主体。1997年，我国成立国家电力公司，开始了第二轮电力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目标就是通过完成公司改制，实现电力行业的政企分开，引入市场竞争以打破垄断，建立一个规范有序的电力市场。1998年，电力行业正式开始实行厂网分开试点，使得发电厂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展开了一轮公平竞争的竞价上网试点，正式拉开了电力市场建设的序幕，并为制定相关法律规则积累了经验。为此，国家相关部委从1998年12月开始一直在酝酿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新方案。
2002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标志着电力行业第三轮电力体制改革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这次改革方案明确提出了我国电力行业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健全电价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电力发展、推进全国联网，构建政府监管下的政企分开、公平竞争、开放有序、健康发展的电力市场体系”。根据新方案进行的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实施了全面厂网分开，重组中央发电资产和电网资产，进行区域电力市场建设，组建专业化的电力监督机构等重大改革措施。据此，国家电力公司所管理的电力资产划分为发电和电网两类业务。其中，发电业务重组为规模大致相当的五个全国性的独立发电公司，即：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和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电网业务重组为国家电网公司和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两个部级电网，并同时在两个部级电网下划区建成了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南方和川渝七个区域电网及福建、山东、海南、新疆和五个省级电网。同年10月，电力资产重组进入实施阶段，成立了中国电力监管委员会。[1]在2005年2月，国务院第8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电力监管条例》，明确了监管机构、监管职责、监管措施及法律责任等多项内容。到了2011年6月，国务院转批了国家发改委的《关于2011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要求重点破解电价机制，积极推进电力体制改革。
（二）我国电力行业改革的取向
我国电力行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探索，取得了巨大进步。电力装机容量及年发电量已连续10年居全球第二[2]。市场建设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即：实现了厂网分开，打破了电力行业长期以来的一体化的垂直垄断经营模式；在发电领域充分引入竞争，调动了人们投资电力建设的积极性；通过组建两大部级电网公司和五家区域电网公司，打破了电力行业以“省为实体”的组织形式，为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创造了条件；建立了电力监管机构，转变了政府职能，推行区域电力市场的试点，加快了电力市场化改革进程；完善了电力市场化运作的规则制度，包括出台一系列适用于全国范围的指导性文件以及针对不同区域电力市场所制定的实施细则。[3]
尽管电力行业取得了这些成绩和进步，但目前我国电力行业的绩效还不能令人满意。其主要表现在：第一，效率较低。我国电力行业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两高一低”问题突出。据统计，美国、法国的单位发电量所支持的GDp是我国的3倍以上，英国、意大利、德国则为我国的4倍以上，日本更是高达5倍以上。电力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到世界先进水平的1／3。第二，电源机构不合理。其中火电、水电、核电分别占75．6％、22．9％、1．35％。火电装机中的煤耗较高、污染较大的13．5万千瓦及以下的机组占全国总装机容量的近30％，这导致电力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第三，供电设施装备水平差，供电可靠性不高，服务质量差。第四，发展机制不顺。电力法律法规建设滞后，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薄弱，电力供应时而过剩，时而短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够协调，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和电力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2]第五，电力价格不合理。我国的相对电价是发达国家的4．52倍[4]。
正反两方面的成绩表明，我国对电力行业进行的三次改革虽然各有特点，但其共同点都以市场化改革为基本取向，这标志着我国电力行业的改革进路呈现为破解垄断与引入竞争的博弈过程。
二、我国电力行业改革面临的困境
尽管我国电力行业改革的方向一直是坚持引入竞争，破解垄断，但是目前的改革结果与改革目标之间似乎还存在差距，市场竞争主体的进一步培育、电价的形成机制、市场模式的选择、电力监管与改革的深化以及市场风险的防范等一系列市场建设的深层次问题日益突出，而这些问题的根由仍然是电力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还不彻底，电力行业的垄断行为以新的条块分割形式依然存在，引发新的社会不公。强化反垄断仍然是我国电力行业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既然继续强化反垄断规制仍是我国电力行业改革之必然，这实际上表明我国电力行业改革面临的困境就是在破解电力行业垄断的改革过程中，对于电力行业的垄断性质存在着认识错误，进而减损了反垄断措施的效果，因此，我们必须厘清电力行业改革发展过程中垄断的真正性质。人们对于电力行业的垄断有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之争。自然垄断在西方国家又被称为法定垄断，因为在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国家通过立法确定某些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因而这些法定垄断一般都有自然垄断色彩。而在我国，电力行业的垄断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形成法定垄断（自然垄断），而恰恰一直是行政性质的垄断。
首先，我国电力行业形成的垄断与西方国家形成的垄断不同。西方国家的垄断形成一般是历经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过程，当垄断形成后，国家通过制定法律肢解垄断加以规制。只是在某些行业，由于其自然特性决定了垄断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因此国家通过立法加以规制的不是肢解垄断而是维持垄断，从而形成法定意义上的自然垄断。电力行业就是如此。但在我国，电力行业垄断的形成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的产物，具有明显的行政垄断性质。这意味着我国的电力行业最初是典型的行政垄断。
其次，即使在国家通过两次电力体制改革，成立了国家电力公司以破解国家垄断，实行电力行业的市场化，这时市场化形成的电力公司的行业垄断仍然是一种行政性垄断，因为国家电力公司所形成的企业组织的市场垄断性质仅是一种表象而已，而电力行业垄断的真正根源在于各主管部门和地方权力的支持。因为各级电力公司在地方经济中都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各级电力公司既可以增加地方经济总量、增加财政收入，还可以帮助地方解决就业；而另一方面各地的一些电厂的投资贷款是由政府担保获得的，电力企业的效益会直接关系到政府所担保的贷款的偿还，因而国家电力公司名下的各省电力公司和地方政府利益紧密相连，常常导致政府对电力行业的干预。例如，在2000年夏季，广东的电力供需紧张时大量吸纳云南、贵州和广西的西部水电，但在后来电力供需缓和时，广东就以各种理由减少吸纳西部的水电，即使它们的水电电价比广东省内低。因而这个阶段的电力行业改革所形成的国家电力公司仍然是一种行政垄断。
再次，即使在2002年我国进行的第三轮电力行业改革――厂网拆分，代表电力行业的国家电力公司实质上仍然是“改体不改制”，导致行政垄断依旧存在。因为，在国家电力公司通过厂网分开拆分后，各地的电厂分别划归为当地政府，有些电网也直接划归当地政府，这导致行政性垄断不仅没有被打破，还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例如，在2003－2005年间，为缓解电力紧张，政府用行政代替市场的手段越来越多，导致整个电力体制仍在旧的行政渠道内运行[5]。不过，在国家电力公司拆分后，行政垄断的存在方式改变了，变成了“以省为体”新的垄断，并存在于发电、输电、配电和售电的各个环节。在电厂方面，我国虽实行了市场化，通过竞争入网进行售电，但由于电厂的建设受制于当地政府，因而电厂的投资建设常受政府审批，行政垄断的痕迹仍然存在。在实践中，由于电力企业和政府的关联，“以省为体”的地方政府，为了保护省内市场份额不被抢占，以保证省内电力企业的效益，常常会利用行政权力排斥外地发电厂在本地的建设。在电网方面，虽然电网有国家、省市级别，但在“以省为（实）体”的体制下电网常常受制于行政约束，“省为实体”在实践中实际变异为“省为壁垒”，因为许多省份实际上都实行电力供需内部平衡。比如，东北电网原来由东北电力企业集团管理，其电力供应实行在国内进行全网统一调度，但在实行“省为实体”后，东北电网分拆成三个电网。拆分后的三个电网就各自实行内部平衡，使得跨省电力电量交换趋年下减，内蒙古东部及黑龙江坑口火电厂很难将电输送到辽宁的负荷中心了。而在配电、售电方面，由于其本身受制于电网，因而没有市场化，一起和电网受制于行政，自然也就是行政垄断。这些行政垄断常以行政审批为特征，导致价格规制、准入规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常常实际上演变成保护在位利益集团的工具。[6]这样的垄断的存在使得企业尽管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差，但消费者却仍要支付较高的价格消费，从而有效地维持了企业的低效率，使企业缺乏竞争力，所以这种行政垄断既保证不了公平，又损害了效率。
“省为实体”的行政垄断体制在实践中变异为“省为壁垒”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对于电力行业的法律规则的层次低。目前，电力行业的法规主要是地方法规，这容易使我国电力行业中的被规制企业与各级政府之间容易结成利益共同体，从而使政府的规制制度演变为一系列政府经济制度的安排。从政府角度看，我国政府具有经济管理和规制制度设计的双重职能，因而政府的管理机构在管理业内国有企业时，常会与调控整个产业发展合并考虑，因而不会单纯从抑制垄断弊端的立场，来制定规则和实施这些规制，反而在制定和实施这些规则时常会考虑国有企业的业绩和整个电力行业的供给状况。就电力企业来看，电力企业一直处于垄断地位，即使在厂网分开后，其面临的竞争只是在发电市场环节，而在输电之后的环节并没有形成市场。这样一来，掌握电网的电力公司依靠其对配电、售电的垄断来谋取垄断利润，而这些国有垄断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所导致的经营低效率，进一步激发了其谋求政府规制下的垄断的动机。这种利益共同体造成的结果就是电力企业在经营效果好的时候不断加薪，在经营效益恶化的时候又逼迫政府提高电价。所以在缺少高层级的立法之前，我国现存的电力行业的政府规制规则，必然导致电力行业的行政垄断。因此，目前我国对电力行业的反垄断规制显然是要强化反行政垄断。
三、破解我国电力行业改革困境的竞争模式选择
既然我国电力行业的行政垄断源于政府自身的规制制度，那么强化电力行业的反垄断规制首先必须强化法律的层级，即应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层级上发力。而其制定法律的目标要在于割断企业和政府的关联，真正培育电力行业各类市场，包括整个电力行业产业链中所需要的竞争的发电市场、开放的输电系统和竞争的供电市场。竞争的发电市场是指发电公司通过竞争向供电公司售电而竞争发电，再由电网公司负责输电。开放的输电系统是指发电厂的签约销售的电可直接输入电网，而不受电网的约束，电网只负责在其负荷范围内输电。竞争的供电市场是指供电公司通过竞争向用户配电和售电。由于输电环节是一个自然垄断市场，不宜引入竞争机制，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因此，电力行业的反垄断就是要培育发电和供电两个竞争市场。而目前我国仅开始走第一步，即培育发电市场的竞争，即使这个市场也受到“以省为体”的行政垄断而需要进一步完善。这意味着我国电力行业的反垄断规制的下一步是培育供电市场竞争。如何培育竞争？这涉及竞争模式的选择。通常电力市场的竞争模式有完全泵售竞争和零售竞争两种模式。
完全泵售竞争模式是世界银行提出来的。在这种模式下，供电公司直接向发电公司购买电力，输电公司负责将发电公司的电力输送给供电公司。输电公司仅收取其所输送电力的过网费，供电公司在其供电区域内成为独立的配电公司并负责送电，具有垄断供电的性质。
而零售竞争模式是指在发电侧和供电侧都完全引入竞争的一种竞争模式。其与完全泵售竞争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允许终端用户任意选择供电公司，因此，在零售竞争模式中，供电公司不再进行垄断经营，没有固定的服务区域和服务对象。它们竞相向用户发出告示，开展争夺用户的竞争，而用户则根据它们提供的电价和服务质量进行选择。在这种模式下，发电公司、供电公司与大型用户之间会进行大量的双边交易。在这种双边交易契约中，交易量和交易价格都由交易双方自己制定，监管机构和输电公司只负责在电网限制条件下保证这些契约的实施。这种模式需要数量众多的购买者和销售者。足够大的商品数量市场，单一的购买者或销售者不能通过改变需求量和交易量的方式来影响市场价格。产品具有同质性，购买者和销售者可以和众多对手方交易。购买者和销售者可以享受准确、完整的产品信息，享受进入和退出市场的自由。[7]
目前，我国尽管完成了培育发电市场竞争这一步，但是由于发电竞争市场受到各大国有电力公司的排挤，这种竞争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充足的电力供应，电荒依然存在。正如国家电监会信息中心统计分析处处长杨名舟在其郑重上书国务院的报告中称：“……电力供应走向了短缺、过剩、再短缺、再过剩的循环泥潭……”统计数据也表明，如今中国电力的几大巨头等组成的国有电力占据国内90％左右的份额，而外资和民营电力大概只占10％。这意味着我国电力行业改革的第一步没有很好地完成。要真正完成第一步，必须将电网公司的输电和配电分开独立运作，电网公司只负责电网的维护和输电，获取法定垄断价格，而将配电售电权真正授予供电公司，以形成供电公司独立竞争向发电厂购电。只有这样，发电竞争才能最终形成。但是，供电公司竞争向发电厂购电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因为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用电价格发现的话，供电公司的购电竞争只会导致供电公司竞相压低发电价格，进而导致整个供电行业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目前的供电行业的高额利润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意味着发电市场的市场化取决于供电环节的市场化，即由用户自由依据供电公司的供电价格和服务质量来选择供电公司，只有这样才能发现真正的用电价格，而这个用电价格会直接影响发电市场的购电价格。在用电价格高时，发电厂竞相发电，导致发电过量而发电价格下降；在用电价格低时，发电厂会压低发电量，将资本转移至潜在的利润高的新型能源行业，从事新一轮的投资，进而带来新一轮的价格发现。因此，用电价格的发现是最终决定电力行业发展的关键，而目前我国缺少的就是用电价格发现。当然，除此之外，发电市场由于国家投资政策的原因所形成的国有企业的垄断行为，制约了发电市场的竞争，也是原因之一。因此，电力行业的反垄断规制显然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同时进行。一方面，国家通过产业投资政策，允许民营资本或外资资本进入国家产业政策允许的区域投资发电市场，通过市场竞争真正发现发电价格，进而以最低的价格并网。对于一些投入高的新能源发电行业，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手段进行倾斜。另一方面，国家在供电市场积极采取零售竞争的模式进一步发现用电价格。这要求国家允许其他资本进入供电市场的供电网络建设，毕竟在用户这一端进行供电网络建设从短期来看会有较大投入，但从长期来看，供电公司通过竞争向用户供电，可以促使供电公司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改善供电服务质量，降低电价，而这恰是我国电力行业目前饱受质疑所在。电信行业的竞争结果对此提供了很好的注解。同时，供电市场的价格又会最终反馈到发电市场，并进一步发现发电价格。这两个价格的发现可以从真正意义上，打破基于垄断所产生的价格扭曲，而这正是我国电力行业反垄断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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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许洁，吴光伟．我国电力产业政府规制的变迁与阻滞[J]．经济纵横，2007，（2）．
电力市场改革的意义篇4
深化改革促进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
杜鹰指出，30年来，我们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向全方位开放的根本性转变，走出了一条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30年辉煌成就的取得，靠的是改革开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创辉煌，仍然要靠改革开放。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认真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经验，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关键时期，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出了新要求。确保宏观经济平稳运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社会和谐，应对国际经济风险，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攻坚，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要求来推进改革，依靠改革来促进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
杜鹰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做好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着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二是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深化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从制度上保障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发展方式的尽快转变；三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规划、财税、金融、投资体制改革，完善宏观管理体制；四是深化农村改革，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五是加快社会体制改革，建立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体制机制；六是加快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内外平衡、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杜鹰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要进一步加强对改革工作的领导，一把手亲自抓改革；要通过充实人员，强化培训，切实加强队伍建设；要充分发挥改革部门的统筹协调职能，统筹各部门的改革创新，形成合力；要加强对改革方案制定和组织实施的总体指导与统筹协调。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充分运用好改革的三个抓手：一是通过制定落实年度改革意见，发挥统筹协调和总体指导作用；二是通过完善信息工作机制，发挥好参谋支撑作用；三是通过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发挥好先行先试，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
改革重点直指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
此次会议讨论的《关于深化200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稿》提出了今年的改革重点，直指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
一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公有经济发展。会议透露，由国资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和财政部牵头，加快中央企业调整重组步伐，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结构优化和战略性调整机制，促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行业、关键领域和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对于国企改革，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孔泾源司长在会上指出，今年将重点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主要包括三个行业：研究制定铁路体制改革方案；研究提出盐业体制改革方案；推动落实电网企业主辅分离改革方案，完善区域电力市场建设，组织开展深化电力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其二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规划、财税、金融、投资体制改革，完善宏观管理体制。以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省以下财政体制为重点，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创新各级财政支持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的体制机制。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意见稿》指出，将推进农行股改和国家开发银行改革，制定国家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改革方案。在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方面，将健全中央预算内投资管理制度，研究起草中央政府投资项目决策责任追究指导意见。
第三要加快社会体制改革。研究建立垄断利润调节制度，完善石油特别收益金征收和使用制度；择机出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改革国企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加强对垄断行业企业工资监管。在社会体制改革中，还将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化科技、教育和文化体制改革。杜鹰表示，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建立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体制机制。
此外，今年还将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深化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从制度上保障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发展方式的尽快转变；深化农村改革，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加快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内外平衡、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要素市场改革面临的困难
“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深化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从制度上保障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发展方式的尽快转变。”这是杜鹰在本次会议上反复提及的话题，亦是今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安排，在要素市场建设方面，一是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引导优质大型企业上市，壮大主板市场；发展中小板市场，启动创业板市场；修订企业债券管理条例，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
要素市场发展的第二步，就是规范土地市场。出台规范和完善征地程序的指导性意见，完善经营性土地和工业用地出让制度，理顺土地价格形成机制。
三是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整合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前提，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在城市落户。
但这三个方面的改革，目前均面临一些现实难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袁绪程教授表示，创业板推出的重点是选对时机。前一段股市低迷，证监会从稳定市场角度考虑，押后了创业板市场的推出。而土地市场改革，国家一直比较滞后。
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户籍改革。杜鹰指出，因为户籍上附着的教育、医疗、社保等福利太多，短期内还不可能让农民大面积进城。“户籍好比一座大坝。”杜鹰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只有当农民和城里的居民所享受的福利一样时，这座大坝才可自然取消。就像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家大幅提高城市居民对粮食的购销价，与市场价持平，粮票亦自动消失。要拆除户口的藩篱，一方面要对城市居民的福利实行货币化改革，另一方面要提高农民的医疗、教育及养老保障等福利，而后一方面，目前正在农村推进。
在生产要素改革中，矿产、能源等资源的定价形成机制改革，则是一个大难题。《意见稿》提出，将进一步理顺成品油、天然气价格，落实差别电价、小火电降价和脱硫加价政策。研究制定独立的输、配电价。研究制定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完善排污收费和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制定出台水资源费征收使用办法。全面推进探矿权、采矿权有偿使用制度。
袁绪程说，在目前资源紧缺之时，包括石油、矿产等资源，其调节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市场调节，二是税收调节。
但杜鹰认为，在目前物价高企的情况下，对资源进行调节，难度非常大。只能是在Cpi比较平稳之时，才可推行。
主要部委下一步重点改革内容披露
教育部：继续推进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认真落实并不断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继续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切实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进一步提高创新人才培养水平；坚持鼓励扶持与规范管理并重，继续引导民办教育健康发展；进一步推进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深化教师管理制度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科技部：紧紧围绕加强自主创新这个科技工作的中心任务，以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为主线，以建设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以深化科研机构管理体制和推进科技计划管理改革为重点，继续深化科研院所改革，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科技计划管理体系。
民政部：认真实施自然灾害应急救助，切实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加强各救助制度之间的衔接配套，发挥社会救助体系整体效能；大力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逐步发展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认真落实优抚安置政策，提高优抚群体服务保障水平；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城乡社区建设；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服务社会功能。
财政部：进一步支持深化农村改革；探索创新解决民生问题的新机制；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继续支持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等经济体制改革。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贯彻实施《就业促进法》为重点，全面推进就业和再就业；以加强制度建设为重点，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为重点，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国土资源部：深化征地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继续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落实土地督察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制度。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深化住房保障体制改革，落实“住有所居”的目标；全面贯彻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整顿规范市场秩序，促进房地产市场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改革城乡规划管理体制；继续深化市政公用事业的各项改革；落实新农村建设的工作要求，推动村镇建设管理制度的改革创新；加快推进建筑业增长方式的转变，着力实施建筑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全行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建筑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落实相关改革措施，抓好建筑节能和城镇减排工作。
工业和信息化部：进一步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着力提高行业管理和宏观指导水平；推动电子信息产业结构的调整；积极推进电信业创新与转型；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突出抓好解决群众关心的服务热点、难点问题；进一步加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积极务实地推进信息化建设。
商务部：继续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努力推动市场经济秩序持续好转；完善外贸管理与调控体制；继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不断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继续推进应对贸易壁垒和运用贸易救济措施的制度建设；加强商务领域法制建设。
卫生部：全面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认真组织好医改试点；切实加强公共卫生管理，保障北京奥运会顺利举行；加强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服务；统筹兼顾，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开展。加强卫生法制建设，积极做好《基本卫生保健法》、《精神卫生法》和《中医药法》等卫生法律的立法准备工作，开展《护士条例》等法规的配套文件的制订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深化银行业改革；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推动金融市场产品创新；加强金融市场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金融市场的对外交流和对外开放。
国务院国资委：进一步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促进国有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银监会：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培育发展农村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推进农村金融组织创新。稳步推进金融机构综合经营试点，鼓励和支持金融创新；引导和规范民间金融发展；以农业银行改革为重点，推动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推动国家开发银行改革；推动邮政储蓄机构改革；推动中小商业银行改革；推动非银行金融机构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建立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之间以及同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机制；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建立规范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
证监会：继续引导优质大型企业在交易所上市，进一步壮大主板市场，优化上市公司行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好中小企业板市场，支持和鼓励高成长型企业在中小板上市。加快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加快发展公司债券市场，扩大可转债、可分离债以及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促进期货市场平稳有序发展，开展推出股指期货的准备工作，条件成熟时择机推出；继续支持行业创新发展，支持优质证券公司公开发行上市，允许符合条件的公司开展直接投资、QDii和金融期货相关业务，推进下一阶段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适时启动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推动建立符合基金行业特点的激励约束机制；完善证券期货市场法制环境。
保监会：积极扩大农业保险范围，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继续推动保险公司改革；健全保险市场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继续推进对外开放；加强自主创新、转变发展方式；切实加强改进监管，提高监管效率。
电力市场改革的意义篇5
一、组建股份制的贵州电力交易中心
去年初成立了贵州电力交易中心，属于南网贵州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并正式挂牌运行。今年初，按照电力体制改革精神和贵州省的试点方案要求，在开展跨界考察调研的基础上，经过省领导与南方电网公司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多次沟通协调，重新组建以南网贵州公司占80%、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占20%的股份制电力交易中心，目前已完成工商营业执照登记。下一步还将继续协调推进和不断完善，逐步实现电网公司相对控股、多方参股、相对独立、规范运行的市场交易机构。
成立了由南网贵州公司牵头，发电企业、售电企业、用户代表参与的市场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主任由电网公司推荐，办公室设在电力交易中心，贵州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能源局和贵州能源监管办等政府部门不参与管理委员会，但可参加管理委员相关会议，对不符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可实行否决。为方便市场主体开展交易业务，贵州省对电力交易大厅进行重新选点改造，建设多功能、智能化、一条龙服务的电力交易大厅。目前已试运行，4月中旬投入使用。
二、开展电力市场化交易
制订了《2016年电力市场化交易实施方案》和《贵州省电力市场主体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对贵州电力市场的总体设计、实施路径、主要任务、市场运行、信用体系建设等作了明确。2016年允许报装容量为1000千伏安以上的用电企业进入电力市场，全省已有913家用电企业与21家发电企业签订了年度合同，签约电量达到336.7亿千瓦时，放开的发用电计划比例达到近40%。同时通过优先购电制度，保障重要公用事业、公益行业、居民生活用电等；通过优先发电制度，保障风电、水电等清洁能源的全额消纳。
三、通过改革降低大用户电价
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贵州电网2016―2018年输配电价的批复》，输电环节过网费每千瓦时下降1.66分，其中大工业用电过网费下降3.06分。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火电企业与用户直接交易和水火电发电权交易，实现大工业用电价格由0.56元/千瓦时降至0.44元/千瓦时，降低企业成本64亿元，可带动大工业用电量增加87亿千瓦时。
贵州是全国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运行商先期落户在贵安新区。目前全省共有大数据企业6家。为扶持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发展，全省通过电改释放红利，大型数据中心用电价由0.56元/千瓦时降至0.35元/千瓦时，预计为企业降低用电成本1亿元；结合贵州实际，对化工、冶金等特色支柱产业降至0.4―0.45元/千瓦时，有色产业降至0.3元/千瓦时。通过降低用电成本，拉动工业经济发展，今年1―2月，全省全社会用电量188.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6%。其中2月份同比增长3.54%。
四、引导社会资本成立售电公司
开展了成立售电公司咨询服务，贵州省能源局明确专人对前来咨询的企业进行政策宣传解读引导，初步拟定了售电公司注册工作流程，根据企业意愿，企业自行先到当地工商行政部门注册成立售电公司，报省能源局备案，省能源局对其资质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列入目录，进行公示，到电力交易中心注册登记。目前全省已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售电公司24家，其中国企售电公司9家，国企和民营混合售电公司2家，民企售电公司11家，省外售电公司2家。下一步将按照改革要求，积极探索售电公司相应准入条件，推动售电主体开展售电业务。
在售电侧改革中，结合贵州实际，选择在兴义市和贵安新区开展改革试点。目前南网贵州公司对兴义市地方电力公司的代管关系已解除，兴义市地方电网范围内实现了发、输、配、售的分开，由兴义市电力公司独立开展农网改造升级工程。贵安新区是全国第八个部级新区，直管区按照南网贵州公司、贵安新区、社会资本4∶3∶3的股比构架组建配售电有限公司，选择5―7家发电集团和用户作为社会资本参股，目前已完成公司可行性研究报告，组建方案已报南方电网公司，拟于4月上旬正式挂牌成立。
电力市场改革的意义篇6
一、我国电力行业改革的进路之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诞生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独家办电体制，使得我国电力行业日益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其提出的新需求，其弊端日益暴露，电力行业的改革势在必行。到目前为止，我国电力行业的改革历经了三个阶段。
(一)我国电力行业改革发展的进路
1985年，我国首次出台了集资办电、多渠道筹资办电政策，并制定了一系列加快电力建设的政策措施，形成了发电领域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这第一轮电力行业改革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经济快速发展对电力的需要，但相比于快速发展的经济而言，电力短缺现象直到1995年仍未见明显缓解。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迫切需要将国有企业实行政企分开，将其改革成为市场经济主体。1997年，我国成立国家电力公司，开始了第二轮电力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目标就是通过完成公司改制，实现电力行业的政企分开，引入市场竞争以打破垄断，建立一个规范有序的电力市场。1998年，电力行业正式开始实行厂网分开试点，使得发电厂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展开了一轮公平竞争的竞价上网试点，正式拉开了电力市场建设的序幕，并为制定相关法律规则积累了经验。为此，国家相关部委从1998年12月开始一直在酝酿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新方案。
2002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标志着电力行业第三轮电力体制改革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这次改革方案明确提出了我国电力行业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健全电价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电力发展、推进全国联网，构建政府监管下的政企分开、公平竞争、开放有序、健康发展的电力市场体系”。根据新方案进行的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实施了全面厂网分开，重组中央发电资产和电网资产，进行区域电力市场建设，组建专业化的电力监督机构等重大改革措施。据此，国家电力公司所管理的电力资产划分为发电和电网两类业务。其中，发电业务重组为规模大致相当的五个全国性的独立发电公司，即: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和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电网业务重组为国家电网公司和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两个部级电网，并同时在两个部级电网下划区建成了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南方和川渝七个区域电网及福建、山东、海南、新疆和五个省级电网。同年10月，电力资产重组进入实施阶段，成立了中国电力监管委员会。[1]
在2005年2月，国务院第8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电力监管条例》，明确了监管机构、监管职责、监管措施及法律责任等多项内容。到了2011年6月，国务院转批了国家发改委的《关于2011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要求重点破解电价机制，积极推进电力体制改革。
(二)我国电力行业改革的取向
我国电力行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探索，取得了巨大进步。电力装机容量及年发电量已连续10年居全球第二[2]。市场建设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即:实现了厂网分开，打破了电力行业长期以来的一体化的垂直垄断经营模式;在发电领域充分引入竞争，调动了人们投资电力建设的积极性;通过组建两大部级电网公司和五家区域电网公司，打破了电力行业以“省为实体”的组织形式，为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创造了条件;建立了电力监管机构，转变了政府职能，推行区域电力市场的试点，加快了电力市场化改革进程;完善了电力市场化运作的规则制度，包括出台一系列适用于全国范围的指导性文件以及针对不同区域电力市场所制定的实施细则。[3]
尽管电力行业取得了这些成绩和进步，但目前我国电力行业的绩效还不能令人满意。其主要表现在:第一，效率较低。我国电力行业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两高一低”问题突出。据统计，美国、法国的单位发电量所支持的GDp是我国的3倍以上，英国、意大利、德国则为我国的4倍以上，日本更是高达5倍以上。电力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到世界先进水平的1/3。第二，电源机构不合理。其中火电、水电、核电分别占75．6%、22．9%、1．35%。火电装机中的煤耗较高、污染较大的13．5万千瓦及以下的机组占全国总装机容量的近30%，这导致电力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第三，供电设施装备水平差，供电可靠性不高，服务质量差。第四，发展机制不顺。电力法律法规建设滞后，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薄弱，电力供应时而过剩，时而短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够协调，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和电力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2]第五，电力价格不合理。我国的相对电价是发达国家的4．52倍[4]。正反两方面的成绩表明，我国对电力行业进行的三次改革虽然各有特点，但其共同点都以市场化改革为基本取向，这标志着我国电力行业的改革进路呈现为破解垄断与引入竞争的博弈过程。
二、我国电力行业改革面临的困境
尽管我国电力行业改革的方向一直是坚持引入竞争，破解垄断，但是目前的改革结果与改革目标之间似乎还存在差距，市场竞争主体的进一步培育、电价的形成机制、市场模式的选择、电力监管与改革的深化以及市场风险的防范等一系列市场建设的深层次问题日益突出，而这些问题的根由仍然是电力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还不彻底，电力行业的垄断行为以新的条块分割形式依然存在，引发新的社会不公。强化反垄断仍然是我国电力行业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既然继续强化反垄断规制仍是我国电力行业改革之必然，这实际上表明我国电力行业改革面临的困境就是在破解电力行业垄断的改革过程中，对于电力行业的垄断性质存在着认识错误，进而减损了反垄断措施的效果，因此，我们必须厘清电力行业改革发展过程中垄断的真正性质。人们对于电力行业的垄断有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之争。自然垄断在西方国家又被称为法定垄断，因为在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国家通过立法确定某些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因而这些法定垄断一般都有自然垄断色彩。而在我国，电力行业的垄断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形成法定垄断(自然垄断)，而恰恰一直是行政性质的垄断。
首先，我国电力行业形成的垄断与西方国家形成的垄断不同。西方国家的垄断形成一般是历经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过程，当垄断形成后，国家通过制定法律肢解垄断加以规制。只是在某些行业，由于其自然特性决定了垄断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因此国家通过立法加以规制的不是肢解垄断而是维持垄断，从而形成法定意义上的自然垄断。电力行业就是如此。但在我国，电力行业垄断的形成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的产物，具有明显的行政垄断性质。这意味着我国的电力行业最初是典型的行政垄断。
其次，即使在国家通过两次电力体制改革，成立了国家电力公司以破解国家垄断，实行电力行业的市场化，这时市场化形成的电力公司的行业垄断仍然是一种行政性垄断，因为国家电力公司所形成的企业组织的市场垄断性质仅是一种表象而已，而电力行业垄断的真正根源在于各主管部门和地方权力的支持。因为各级电力公司在地方经济中都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各级电力公司既可以增加地方经济总量、增加财政收入，还可以帮助地方解决就业;而另一方面各地的一些电厂的投资贷款是由政府担保获得的，电力企业的效益会直接关系到政府所担保的贷款的偿还，因而国家电力公司名下的各省电力公司和地方政府利益紧密相连，常常导致政府对电力行业的干预。例如，在2000年夏季，广东的电力供需紧张时大量吸纳云南、贵州和广西的西部水电，但在后来电力供需缓和时，广东就以各种理由减少吸纳西部的水电，即使它们的水电电价比广东省内低。因而这个阶段的电力行业改革所形成的国家电力公司仍然是一种行政垄断。
再次，即使在2002年我国进行的第三轮电力行业改革———厂网拆分，代表电力行业的国家电力公司实质上仍然是“改体不改制”，导致行政垄断依旧存在。因为，在国家电力公司通过厂网分开拆分后，各地的电厂分别划归为当地政府，有些电网也直接划归当地政府，这导致行政性垄断不仅没有被打破，还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例如，在2003－2005年间，为缓解电力紧张，政府用行政代替市场的手段越来越多，导致整个电力体制仍在旧的行政渠道内运行[5]。不过，在国家电力公司拆分后，行政垄断的存在方式改变了，变成了“以省为体”新的垄断，并存在于发电、输电、配电和售电的各个环节。在电厂方面，我国虽实行了市场化，通过竞争入网进行售电，但由于电厂的建设受制于当地政府，因而电厂的投资建设常受政府审批，行政垄断的痕迹仍然存在。在实践中，由于电力企业和政府的关联，“以省为体”的地方政府，为了保护省内市场份额不被抢占，以保证省内电力企业的效益，常常会利用行政权力排斥外地发电厂在本地的建设。在电网方面，虽然电网有国家、省市级别，但在“以省为(实)体”的体制下电网常常受制于行政约束，“省为实体”在实践中实际变异为“省为壁垒”，因为许多省份实际上都实行电力供需内部平衡。比如，东北电网原来由东北电力企业集团管理，其电力供应实行在国内进行全网统一调度，但在实行“省为实体”后，东北电网分拆成三个电网。拆分后的三个电网就各自实行内部平衡，使得跨省电力电量交换趋年下减，内蒙古东部及黑龙江坑口火电厂很难将电输送到辽宁的负荷中心了。而在配电、售电方面，由于其本身受制于电网，因而没有市场化，一起和电网受制于行政，自然也就是行政垄断。这些行政垄断常以行政审批为特征，导致价格规制、准入规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常常实际上演变成保护在位利益集团的工具。[6]
这样的垄断的存在使得企业尽管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差，但消费者却仍要支付较高的价格消费，从而有效地维持了企业的低效率，使企业缺乏竞争力，所以这种行政垄断既保证不了公平，又损害了效率。
“省为实体”的行政垄断体制在实践中变异为“省为壁垒”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对于电力行业的法律规则的层次低。目前，电力行业的法规主要是地方法规，这容易使我国电力行业中的被规制企业与各级政府之间容易结成利益共同体，从而使政府的规制制度演变为一系列政府经济制度的安排。从政府角度看，我国政府具有经济管理和规制制度设计的双重职能，因而政府的管理机构在管理业内国有企业时，常会与调控整个产业发展合并考虑，因而不会单纯从抑制垄断弊端的立场，来制定规则和实施这些规制，反而在制定和实施这些规则时常会考虑国有企业的业绩和整个电力行业的供给状况。就电力企业来看，电力企业一直处于垄断地位，即使在厂网分开后，其面临的竞争只是在发电市场环节，而在输电之后的环节并没有形成市场。这样一来，掌握电网的电力公司依靠其对配电、售电的垄断来谋取垄断利润，而这些国有垄断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所导致的经营低效率，进一步激发了其谋求政府规制下的垄断的动机。
这种利益共同体造成的结果就是电力企业在经营效果好的时候不断加薪，在经营效益恶化的时候又逼迫政府提高电价。所以在缺少高层级的立法之前，我国现存的电力行业的政府规制规则，必然导致电力行业的行政垄断。因此，目前我国对电力行业的反垄断规制显然是要强化反行政垄断。
三、破解我国电力行业改革困境的竞争模式选择
既然我国电力行业的行政垄断源于政府自身的规制制度，那么强化电力行业的反垄断规制首先必须强化法律的层级，即应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层级上发力。而其制定法律的目标要在于割断企业和政府的关联，真正培育电力行业各类市场，包括整个电力行业产业链中所需要的竞争的发电市场、开放的输电系统和竞争的供电市场。竞争的发电市场是指发电公司通过竞争向供电公司售电而竞争发电，再由电网公司负责输电。
开放的输电系统是指发电厂的签约销售的电可直接输入电网，而不受电网的约束，电网只负责在其负荷范围内输电。竞争的供电市场是指供电公司通过竞争向用户配电和售电。由于输电环节是一个自然垄断市场，不宜引入竞争机制，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因此，电力行业的反垄断就是要培育发电和供电两个竞争市场。而目前我国仅开始走第一步，即培育发电市场的竞争，即使这个市场也受到“以省为体”的行政垄断而需要进一步完善。这意味着我国电力行业的反垄断规制的下一步是培育供电市场竞争。如何培育竞争?这涉及竞争模式的选择。通常电力市场的竞争模式有完全泵售竞争和零售竞争两种模式。
完全泵售竞争模式是世界银行提出来的。在这种模式下，供电公司直接向发电公司购买电力，输电公司负责将发电公司的电力输送给供电公司。输电公司仅收取其所输送电力的过网费，供电公司在其供电区域内成为独立的配电公司并负责送电，具有垄断供电的性质。
电力市场改革的意义篇7
从改革看市场意识
在电影主管部门的主持下，诸多改革措施几乎全方位展开。此次改革以资源优化配置为基点，对资产格局及体制格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制片、发行、放映三个重要环节的运作方式日趋合理，竞争更加有序，整个市场日渐活跃，充满了浓浓的市场意识。政府管理与市场运作之间的二元关系，也日趋融合。
根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政府机关的管理方式，将从直接管理为主向间接管理为主转变，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国家行政机关对文化生产(主要指进入文化市场的部分)的管理，必须以间接管理为主，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文化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文化企业正确进行经营决策。而2002年中国电影改革已经趋于以市场为基准，从而具备了运用市场调控手段，实现对电影市场管理的最大可能性。
不难发现，此次的诸多改革是以市场意识为核心的。电影主管部门已经显示出了足够的容纳度，市场意识也日渐加深。这必须提及的当然是新《电影管理条例》的颁发。在2002年国家几次重要的会议中，我们均发现了与此次改革精神相关的类似陈述。朱róng@①基总理在2002年3月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发展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各项事业，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风貌和人民愿望的优秀作品。加大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力度。”同样，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亦有相近提法：“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根据新《电影管理条例》的精神，相应的电影体制改革同时展开。其中重要一个环节是制片业的初步放开，一些民营机构也拥有了独立拍摄电影的条件。这将更进一步促使民营资本注入到电影制片业中来，给电影制片业带来新鲜血液。以往，民营机构拍摄电影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缺乏“资格”，所以必须与电影制片厂合作，使用厂标。近年来，广东巨星、华谊兄弟、时代、海润等一些民营影视制作机构迅速成长，它们以其独特的理念和手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由于政策上的限制，他们只能以影视界“游击队”的身份存在。而此次改革意味着民营机构无需再买厂标，可以独立投资拍摄电影。该措施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律的要求——此次形成的制片格局打破了旧有的国有制作机构一统天下的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虽然现在这个多元悬殊还很大)，将更具有竞争性，因为它们都将在市场规律下平等座次，优胜劣汰。院线制的生命力在短时间内显示出来，7月中旬上映的分账大片《星球大战2：克隆人的进攻》仅10天，30条院线的票房就突破2000万元，院线制的威力可见一斑。上海联合院线成立伊始，一个接一个创造票房佳绩，远远超过院线制之前的票房指数。北京新影联院线成立以来也是捷报频传，市场走势强劲。重庆万和院线所属6家影院在经历了6月份市场严重下滑之后票房全面回升。一部普通的国产片《凶宅幽灵》在南京的票房直逼《星战前传》，这在过去是影院想都不敢想的，而今在院线制的运作下成为了现实。院线制最大的直接受益者当属广大电影观众，电影公司引进分账大片的速度明显加快，《精灵鼠小弟2》几乎与国外同步上映，加盟温州雁荡院线的一家县城影院，已能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影院同时上映分账大片，使小城镇的观众也能在第一时间欣赏到分账片，这在实行院线制之前是绝对不可能的。
应该说，院线制是电影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电影发行放映与时俱进的必然。其深刻意义在于彻底改变了电影市场环境。不过，由于在院线制的推广上行政措施太多，组建的市场化因素过于弱小，组建时间仓促，目前院线之间实力、规模及运行机制相差较大，有的还不太正规，因此当前所建立起来的院线制仅仅是一个雏形，只能说它为过去的四级发行画了个句号，至于院线的发展壮大，尚任重道远。同样，院线制中影院所应该享受的自主权，诸如充分的选片权，以影院为主、发行公司指导为辅的票价定价策略，在以后的发展中应该受到重视。改制后的影院位置依旧停留在“一头在市场，一头在国营”的状况中。而衡量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体制是否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市场机制是否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价格形成机制是否市场化。在票价、选片等方面，影院最有权力说话。
民营发行机构的介入为发行业带来了新的气象。作为改革试点，2002年，北京博纳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成为首家获得广电总局电影局颁发的“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的民营公司。该公司以“诚信务实、品牌为上”为经营原则，与广东省电影公司国产影片促销中心结成合作伙伴，并联络了全国各地有经验、又热衷于国产片发行放映的院线，建立了“国产电影运作大联盟”。该公司的迅速崛起引来了业内的颇多关注，他们以灵活的市场运作机制、成熟的市场操作经验及敏锐的市场判断眼光，发行了《天使不寂寞》《烟雨红颜》《开往春天的地铁》《天脉传奇》《和你在一起》《我爱你》等17部影片，洗印拷贝数1331个，为国产影片占领市场做出了很大贡献，起到了一定的市场支撑作用。民营发行机构的进入，为规范市场环境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目前该公司的发行票房总数已达8300多万，目前正在为年度发行票房总额1亿元的目标进军。
民营发行机构介入的同时，关于引进片的发行垄断也陆续被打破。根据新《电影管理条例》，电影引进要统一进口，调整进口影片的供片机制，实行影片进口与发行分离。在进口片发行上，除中影集团原进口影片发行公司外，再组建一家股份制进口影片发行公司。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电影集团在2002年5月宣布将美国影片《浩劫惊魂》的播映权出售给上海嘉禾——一家由香港嘉禾部分所有的公司。这是该集团公司首次将电影发行权出让给带有外资色彩的非大陆中国公司，这在中国电影发行业中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2002年继续实行的城市影院改造、星级影院评定也是市场规律下出现的产物。北京五星级的华星影城自2002年7月12日成立以来，不到半年时间票房已经突破1000万元。这种成绩在往年都是不敢想像的。当然，如何使它们更好地在市场上发挥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从市场看市场意识
前面所述的种种改革都以直接冲击市场为最终体现。由于大环境的改善，市场经营意识的增强，院线制推广后出现了“百舸争流”的局面，不仅进口大片票房火爆，一些国产电影也成绩不俗。
尽管2002年的票房组成格局与往年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呈现在2002年中国电影业中的市场意识却明显强于往年。这大致可以归类为以下四点：2.非常重视媒体运作。好莱坞的影片宣传费往往是1500万美元左右，在影片成本开销中占有很大的比重。2002年的中国电影市场，制作方及发行方对于媒体运作的自觉性大大提高。《烟雨红颜》整体水平一般，正是因为宣传到位票房不菲，拿下了450万的票房佳绩。而《蜘蛛侠》与《天脉传奇》的暑期捉杀，与其看成是发行方之间关于档期的一个较量，还不如看成是发行方之间在媒体运作能力上的又一个回合。我们不能不提到的是《寻枪》，影片上映后的一个月内，批评稿几乎没有，这在中国电影界是极为罕见的。不少报纸诸如《北京青年报》《南方都市报》都花了大量的版面为《寻枪》做宣传，这背后浮现的当然是制作方及发行方的影子。《和你在一起》与《河东狮吼》在北京新影联院线国庆档期双向招标会上的对垒，一方面是处于院线市场运作上的考虑，另一方面则同样在媒体宣传上狠“玩”了一把。而笔者完成此稿前还未正式公映的《英雄》，其发行方对于媒体宣传的把握能力之强，更是近年来少有。他们采取了“间歇持续、不同卖点”的方式，影片从8月份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的宣传，几乎所有的影视类通俗杂志均以大篇幅的报道和海报赠送来为《英雄》宣传。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闻陆续出来，一波接一波，甚至连海报和剧照的披露都成为了广告宣传的手段。共2页:1
论文出处(作者):
4.逐渐重视后电影开发。围绕电影本身，各种后续的潜在市场在2002年均被最大能力地开掘出来。片头广告、光盘发行权、有线电视和电影频道电影放映权、航空播放权、相关书籍、相应的游戏或玩具等衍生产品，都成为了每部影片在发行前后必须考虑的事情。而为此还有一个好的消息从电影主管部门传来，过不了多久，我们将能看到以电影集团为单位而新增加的6家电影频道，这无疑为我国的后电影开发提供了政策支援。
虽然2002年正值院线制推广的关口，机构重组整合，给票房的数据统计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但是，从已知的一些影片的票房情况来看，票房还是观众说了算，具有市场意识的影片收益都不错。结合影片市场意识的强弱和最终市场收益的大小进行比较，2002年度中国电影市场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明显。其中有一些方面需要引起注意。
1.具有市场号召力的影片票房高。进口影片成为了近几年来年度票房的主体，其原因正在于这些影片市场元素颇多，具有足够市场号召力。2002年是中国入世后的第一年，进口影片根据协议达到20部，《哈利·波特》《指环王》《e·t外星人》《星球大战2》《蜘蛛侠》《精灵鼠小弟2》《风语者》《冰川时代》等等巨制杀入中国电影市场，这些影片均为大制作，视听效果好，娱乐性强，因此投放到市场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仅举一例，《指环王》在京上映仅5天，北京票房已逾300万元。这对于一般的影片来讲，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除去进口影片外，其他影片也是如此，谁有市场号召力，谁就能拿到高的票房。《和你在一起》票房最终没能拼过《河东狮吼》，即为典型的一个案例。《和你在一起》是陈凯歌作品中靠市场最近的一部，但是放在市场这一平等的平台上，显然较《河东狮吼》有一定的差距。《河东狮吼》可以说是一部大俗的影片，以周星驰无厘头喜剧为基本模式，外加靓女俊男的偶像演员组合，大夺占观影主体的青少年观众的眼球，轻轻松松在国庆假期坐上票房冠军的宝座。而其他一些没有多大市场号召力的影片市场份额要狭小得多。《花眼》讲述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白日梦，花里胡哨地充斥了大段莫名其妙的台词和旁白，结果全国票房仅为61万元；《小城之春》虽然有许多的炒作特点，发行公司也为此花了不少工夫，但是整体票房依然不够150万元，这些影片因没有很大的市场号召力，而在市场效益上平淡得多。
2.国产片票房依然吃紧。可以说，今年国产片的总体情况要好于往年，影片除了量上的可供选择外，整体水平也有大幅度的提升。但是相对进口大片而言，国产片的票房依然差距较大。以暑期档为例，《和你在一起》《英雄》等影片因为各种原因拖至下半年才与观众见面，暑假档期缺乏能与进口大片抗衡的国产影片。暑假档期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国大片档，唱主角的依然是好莱坞，这对低迷的国产影片来说，显然造成了强压之势。暑期档中的国产片，如《冲出亚马逊》《小城之春》《停不了的爱》均处在大片夹缝之中，宣传攻势虽然有力，但关注的观众寥寥无几。3月份上映的国产动作大片《致命的一击》，票房实在是让人伤心。笔者写稿之时还在全国上映国产大片《极地营救》，其票房数据还未能得知，但总有点让人放心不下的感觉，看来关于国产影片的市场走向问题是需要认真探讨的。从创作看市场意识
纵观2002年的中国电影市场，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与发行放映部门对于市场意识的敏锐相比，制片方在创作上对于市场意识的理解能力与把握能力还很不够。这其实也是造成目前国产影片市场份额较小的重要原因。除了上述的《和你在一起》《英雄》两部影片外，其他作品明显缺乏市场意识。这种缺乏反映在2002年出现的一批新导演的作品上面，更为明显。陆川、张一白、吴兵、孟奇、张番番、李春波、滕华tāo@②、马晓颖、郦虹、李鸿禾……20多位新导演不约而同地选择了2002年作为他们正式踏上电影之旅的第一步。这些作品显示了新一代电影导演对于现实生活及电影观念的理解，为中国电影带来了活力。但是在这些作品中，表达欲望的过于迫切、对社会生活观察和感悟的不足、市场意识的明显缺乏，都使得他们的影片在面对市场时显得苍白无力。其中票房最好的《寻枪》(最终票房为700多万)，虽然媒体一致叫好——用导演陆川自己的话说是“嚷嚷着上路”，但票房也曾一度不尽人意。正如谢飞导演所言，影片视听夸张，内容空泛，偷枪的人与警察马山没有发生情感或命运上的纠葛，丢枪只是个偶然因素造成的，所以导演想表达的那些所谓寻找的哲理引不起观众思考。而《我最中意的雪天》《女孩别哭》等影片的市场状况则差强人意。
看来，这批新导演的新作品仅仅是在数量上和发展前景上给予我们一些惊喜，但是在繁荣中国电影市场方面的作为还有所欠缺。而同样的是，繁荣韩国电影的主体——韩国一批年轻电影人——则有着清醒的市场意识，他们吸取了好莱坞的成功经验，又把本国文化融在电影里，并且熟练掌握港片的成功元素，所以很快就取代了港片占领整个东南亚市场。
随着中国加入wto，2002年本应成为中国商业电影的元年。但是我们发现，国产的商业电影缺稀得很。暂且抛开主旋律影片不说，即使是《生活秀》《我爱你》《天上草原》等影片中电影的商业元素分量还很低。目前国产片的商业元素组成还仅仅停留在名导演、名演员等程度上，在题材的娱乐性、影像的愉悦性方面下的功夫还不够。同时，除了贺岁档外，制作方还缺乏制作相应类型影片以适应不同档期需要的能力。
目前的电影创作，我们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市场“预检验”手续。这套手续的核心是“观众”，即在“三性统一”要求下，根据相应调研结果所提供的信息，了解主体观众所喜欢的题材及作品风格，为观众定做适应他们欣赏口味的影片。
显而易见，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中国电影，要完全投入到市场经济洪流之中，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我们目前所进行的诸多努力，已经呈现出了良好态势——以市场经济规律为指导，浮现在2002年度中国电影中的市场意识，已然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方向。相对于东南亚电影市场的日渐萎缩而言，2002年度的国内市场一枝独秀，并已经显现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整个电影业也都感到了解放电影生产力所带来的回报。我们也盼望着在市场意识这一发展大旗的指引下，中国电影市场早日走向辉煌。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钅右容
电力市场改革的意义篇8
其一，输配电价改革有效“放开两边”，发电方与用户双双解放。过去的电价机制是“管住两头挤中间”，发电侧的上网电价和销售侧的目录电价是国家发改委定价，中间留有模糊成本。输配电价获批以后则是“管住中间放两头”，相当于电网公司获准了高速公路通行费的标准，用户方和发电方的价格可以全部放开，所有企业都可以进入市场实行直接购电，最终形成“多买方――多卖方”的市场结构，这也有利于为用户提供更为廉价的电力产品。
其二，“管住中间”但也激活了中间，推动电网企业转型升级。电网的主要收入来源从原来统包统销的购销价差，转变为按照输配电价收取过网费。对电网企业而言，过网电量越大，收入就会越高；而定价机制越合理，用电企业越会积极用电生产。如此一来，既能提高电网企业的运行效率，强化其成本约束；也能提升电网公司在过网定价环节形成良好机制的动力。尤其是能够促进电网企业“补短板”，加快推进电网线路输配能力的高速、高质、高量建设，提升电网基础设施创新升级。
电力价格市场化改革，从制度上使电力市场有效竞争与自由交易成为可能。而特高压电网和储能产业，则事关电能的流通与储存，是电力市场高效、自由交易的物质基础。因此应大力发展特高压电网以搭建电能的高效输配网络，并尝试从应用端入手刺激储能产业发展，构建电能的低成本中转站。
一要大力发挥特高压电网技术优势。具体而言：首先，特高压电网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兼容性，对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技术要求意义重大。其有利于协调各级电网的发展，确保输电的安全、清洁、高效、可持续供应；其次，特高压电网的广泛运用有助于解决区域市场不匹配的问题。
电力市场改革的意义篇9
【关键词】广电
制播分离
改革 思考
制播分离改革是当前广电系统面临的新课题，究竟应当怎么样来看待和推进制播分离改革呢?我想从宏观思考的角度来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实行制播分离改革。才能解放和发展广播电视生产力
应该充分认识到。制播分离是广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明确要求广播影视产业在走出去方面与之相适应，要达到相适应，必须要通过制播分离改革，调动系统和社会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内容产品生产服务能力，这是制播分离在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
应当充分认识到制播分离是深化广电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是涉及广电核心业务的重大改革。制播不分的情况下，节目缺乏竞争机制，制作成本高，质量难保证，制作队伍越来越庞大，这些弊端日益突出，成为制约广电内容发展提高的一大障碍。只有实行制播分离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弊端，消除障碍。解放和发展广播电视生产力，极大地丰富节目内容，提升节目质量，提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且从长远看，制播分离改革如果取得成功，也可以为未来实现频率频道的运营积累经验、创造条件、打好基础。我曾经提出关于频率频道分类管理的建议，当然这是稍微长远一点的问题，将来肯定是要做的。从以上两个层面看出，制播分离改革既具有必然性也具有改革性，中央一系列相关精神和政策的指导更是推进制播分离改革的可靠保证，当前正是制播分离改革的难得机遇，我们应当坚定信心。
二、实行制播分离改革，才能引入市场机制，促进自主生产能力的发展
制播分离改革经过11年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形成了一定的模式。这些模式有：
――全分离模式。即对播出部门与制作部门的机构、职能、人员等完全分开，频道定为播出机构。属事业性质。节目制作部门剥离出来改制为制作公司，属企业性质。承担节目制作、开发、销售和广告等业务。频道作为播出机构。可向本台的制作公司，也可以向社会制作公司委托制作或市场选购节目，这个公司制作的节目可以向本台各频道提供，也可以向广电系统其他播出机构销售。BBC和它的环球公司，大体上是这种模式。
――专业化分工模式。根据各专业频道的需求制作和提供节目。通过内部结算方式进行市场化的交易。
――台内定制招标模式。台内非新闻制作类节目整成一个或者几个专业化的节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就是这种模式。
目前多数省级以上广播电视媒体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制播分离改革的探索。在分离形式上有程度、广度上的不同。但都有两个共同基本点，一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激活活力，促进自主生产能力的发展；二是紧紧依托广电媒体的资源等方面的优势，逐步向产业化和构建产业价值链的方向发展，可以认为，这是广电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制播分离改革推进广电内容产业发展的积极探索，其经验是十分宝贵的，省级以上广电媒体和广电行政部门应当及时总结交流已有经验，分析研究制播分离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寻求攻坚的经验和教训。
三、实行制播分离改革。才能克服体制障碍。赢得未来发展
当前制播分离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各地在试点探索中也逐步发现制播分离改革不是单纯的业务改革，而是一个涉及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在改革过程中，已经遇到，而且还会遇到一系列新问题和困难需要着力加以解决和克服，目前主要的问题有：
――认识问题。一些同志担心制和播脱节，总认为自制自播存在风险。
――市场问题。目前整体上看，我们中国节目市场尚未形成，节目营销缺乏市场渠道。现在除了广播影视节展等平台，还没有普遍的节目交易市场渠道。资本市场也尚未形成，投融资渠道非常有限。
――版权保护问题。由于法制观念不强和长期无权享用广电节目的习惯，影视剧被盗播滥播现象仍然非常严重，这对广电内容的发展影响很大。
――制播双方的权益问题。播出方始终垄断地位，掌握全部的播出渠道，制作方作为市场主体，在节目评价、价格、信息、播出渠道上往往受制于播出方，双方的权益在事实上处于不平等状态。
――人员安置问题。领导干部担心失去原有身份和待遇。
――政策法规保障问题。目前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对于制播分离改革相关政策仍然缺少。比如对制播双方的权利、义务。节目交易和流通的规则，毁约等违规行为的处罚，还没有相关的政策法规规定。
上述问题无疑成为当前制播分离改革的主要障碍。改革总是会有困难，关键在于对待它的态度和信心，谁在改革上捷足先登，谁就赢得未来的发展，只要建立科学有效的机制，就能达到合作双赢。
应该认真研究和总结已有的经验，并且通过交流加以推广，同时应该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节目制播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自己的实际加以应用，广电部门应该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问题制订制播分离改革的具体指导政策，配套相关法规规章。指导、鼓励和推动制播分离的开展。
制播分离改革从实质上来说，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广播电视生产关系的大调整，其目的在于充分带动系统和社会力量，发展壮大节目内容生产能力，培育节目市场主体，提高规模化、集约化的生产制作水平，促进广播电视产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这是制播分离改革的根本方向和目的，必须牢牢把握。
四、实行制播分离改革，应该把握好的几项原则
1，遵循两大规律。既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又要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规律，广电节目创作、制作和播出、传播始终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实现两个效益的最大化。
2，遵守政策底线。这里最关键的有两条：(1)可分离经营的制作节目是指影视剧、动画等节目。不包括新闻、时政节目。(2)广播电视台要牢牢把握节目终审权、资产控制权等。
3，坚持实事求是。改革范围力度、进度选择都应该从当地和本单位实际出发，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制播分离改革不能搞一刀切，广电总局明确提出当前制播分离改革的重点是中央电视台、中央电台和省级、副省级电台、电视台，主要在上述台的影视剧、影视动画、体育、科技、娱乐等栏目进行，这也是从实际出发考虑的，当然。对经济发达地区，市场条件较好的地区，制播分离的力度可以大一点，步子可以强一点。
电力市场改革的意义篇10
关键词：电视媒体媒介产业媒体企业化
国内新崛起的强势媒体集团完成了在本地的扩张和资本积累以后将向其他地区扩张，因而对众多势力薄弱的地方性媒体形成全面冲击。另外，受数字电视的逐渐普及的影响，观众的选择面更加广泛了，原来各自拥有的大小不等而又带有垄断性质的传播市场正在被瓦解。几乎在全国所有的新闻传播市场上都或明或暗地涌动着资源重组、市场重组、媒介重粗、力量重组的浪潮。论文百事通原有的单一品种、单一市场的媒体已经显得势单力薄，不足以抗击风云突变的市场经济和境内外强势媒体的冲击。面对央视、各省级卫视以及境外媒体的巨大压力，城市电视媒体都在积极地寻找转变和改革的出路，然而在政策、资金、人力等发面都很有限的情况下，改革的步伐缓慢，问题重重。
一、企业化改革的“有名无实”
为应对市场发展，城市电视媒体纷纷效仿上级电视台进行企业化改革，集团化改革，和股份制经营成为改革的两大主题。区域性地方电视媒体企业化改革的初衷是做大做强，解决资源配置上的散乱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以应对不段发展变化的电视市场。现在，全国百余家城市电视台都开始或完成了企业化改革，还有很多城市媒体成立了当地广电局控股的传媒集团。但从实际情况看，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很多，简单“加帽子”的“有名无实”的现象普遍存在，离真正的集团化改革的目标还相差很远。
近几年，“集团化”已成为我国媒介的一大关键词。很多地方电视台的管理者提到，在广电集团里面，电视台和集团究竟是什么关系。过去，很多人主张企业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由电视台来创办广电集团，集团是电视台的一个经营实体。现在大多数地方电视台都是这样一个思路，即由电视台来创办企业，建立一个传媒集团除原电视台方向性节目之外，其他的外包式节目连同广告的经营全部放到集团里去。而现实中却有很多想不到的问题。这里我们以改革较早的杭州市广电集团为例。虽然，该广电集团改革较早，发展也颇见成果，然而，单就所谓的五花八门的人员聘用关系来看，我们就能发现集团化改革的问题所在了。在整个广电集团内部，聘用关系的由高到低大概是分为以下几种。有广电局的公务员属于国家正式公务员，一般频道总监以上一级的都是属于这样的聘用关系。其次，是国家事业单位正是工作人员，也就是所谓的事业单位编制。虽然整个广电系统已经进行了企业改革，但是，原有事业编制的人员大都是台内的“元老”级人物，他们本身也都是原系统中的中高管理层，他们不会因为成立了广电集团，就抛弃了事业编制的“铁饭碗”，因此事业编制已然存在于改革后的集团中。第三个层次就是改革后的集团聘用的人事关系了，他们享受到了改革后的成果可同样也体验着竞争带来的压力。而这种聘用关系至少是名正言顺的台里人，在集团聘用的下面还有很多种聘用关系，比如频道聘用、栏目聘用、临时聘用、企业派遣、实习等等聘用关系的人员。这些人大都与事业编制、集团聘用的人从事着同样的工作，可是无论从待遇或地位都与以上几种聘用层次的人相差甚远。（以上为笔者参加杭州电视台招聘时，考查、调研结果）分配的不平等就会引发矛盾，而矛盾本身源于制度的缺陷。道理很简单，就是所谓的集团化改革不彻底。笔者认为，从长期来看，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我国的广电集团都是在原电视台原广播电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集团成立后电视台、电台就应该退位成为集团经营项目的其中之一。而这个问题在很多时候牵扯到了感情的因素和利益的因素。一些电视台提出质疑，到底是电视台管集团，还是集团管电视台，一些电视台的老同志，要通过“电视台管集团”这个意思体现他的价值和贡献，这里面牵扯的矛盾就比较多。因此，现在各地电视台的企业化改革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有名无实”的。笔者个人认为，随着大家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再加上人员更迭，真正意义上的集团管电视台一定会实现。既然进行企业化改革，就不要只改革人员的聘用关系；既然要办集团，整个集团就要有自己统一的管理系统，电视台、电台虽然是集团的旗舰，但决不能成为整个集团的管理者。
二、“股份制”反而强化了“旧体制”
为了加快电视台的企业化进程，各地电视台开始尝试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很多人希望通过股份制解决分配问题。但其实通过股份制解决分配问题是成本最高的一个办法，而几乎所有搞股份制改革的电视台又都是以全员持股的方式进行改革的。这样企业将来发展的成本将会很大。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旧体制的钢化和重建，等于强化旧体制。在旧体制里，内部人控制的问题解决不了，搞全员持股的股份制之后，这个问题回更加严重。纵观整个市场，我国国有企业改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内部人控制，体现为大家普遍公认的“主人翁责任感”，可惜这种责任感往往不是体现在发展上而是体现在分配上，在事业发展上则往往持反对态度。比如随着电视台的发展，经营范围的扩大，新栏目的组建，职业化的有更高素质的新人，那原来的“老人”怎么办？“老人”往往对引入新人持反对态度，甚至有的地方台竟然可笑地搞起了所谓的“人事封锁”，大连电视台竟然5年没有引进新的人才，表面的原因说是由于内部人员饱和，其实是因为“老人”们怕年轻人抢饭碗，多一个人分羹，每个人就少分一点。可“老人”们却不曾想到，不引进新的“厨师”，羹只会越和越少，越喝越差。（以上为笔者在大连电视台实习工作，调研结果）试问，在电视媒体飞速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电视台若想发展，并跟上时代的步伐，怎能5年不引进新人才呢？另外，台内的人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有很强的在退休前把电视台“分尽吃空”的动机。但丛企业长期发展来讲，又必须留有一定的发展资金。从整体上看，用全员持股这种方式来搞股份制，不利于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超产权”论，认为并不是搞了产权明晰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笔者赞成这种看法，事实证明，股份制并不一定就能解决电视台的竞争力问题。比如，浙江温州电视台，搞股份制改革比较早，但采取新机制的作用并不像原来期望的那么明显。笔者认为最关键的是解决内部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以及约束机制的问题。首先要考虑股份制能不能增强竞争机制，怎么引进竞争机制。其次是激励机制，我们对管理层的激励机制确实很不到位，已经影响到了整个电视台发展的地步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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