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制度篇1
采风——西周社会调查制度
摘要：采风是一种观政之制。周初统治者以殷为鉴，认为天意在于民情，确立轻鬼神、重人神的治国观念。透过采风实现“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的目的。统治者凭借采风获得的资料，了解民之疾苦，改革国之邦法，安抚天之民愿。可以说，西周的采风制度是我国古代国家管理的一个创举，其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很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采风观政行人社会调查
茫茫历史长河，不断上演着一个个民族湮灭与崛起的痕迹。
在商王朝广袤的领土上，周部族原是一个地处边远、地域狭小、人口稀疏的小国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邦，一举成为后来征服商朝的“勇士”。这个小国家崛起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一、周的崛起及采风的孕育
周之所以可以攻破商朝而入主中原，绝大部分就是因为其统治者与殷纣王的坚信天命、暴虐无道、反其道而行之，敬德修民、发展生产、友睦邻邦最终成就其一代伟业。在征服战争中周统治者看到了人心的向背对国家兴亡的重要影响，感受到人民群众力量的强大。认识到作为一个小邦而君临大国，要想站住脚跟、立国久远，必须了解民意顺应民心。
西周统治者一反商王朝诸事皆问天意，大政决于神鬼的做法，转而重人治，轻鬼神。《礼记•表记》中有云：“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周初的重臣周公也曾说：“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西周统治者们把他们原在西岐时就已有之的派专人深入民间，调查民意，听取民愿的做法加以沿用和扩大，因此创立了西周的采风和社会调查制度。
“采风制度”是西周王室立国之初形成的一套较为严密的社会调查制度。所谓采风，就是官员去民间采集四方风俗善恶，代语歌谣通过采风，统治者可以观政之清明，官之勤廉。采风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调查活动。
二、采风观政及其人员
采风是一种观政之制。周初欲使江山“永支百世”，就必须敬得保民，秉德明恤。《尚书•大诰》曰：“天威不可信，民情则大可见”，天意就(文秘站:)在民情中。西周统治者凭借采风获得的民俗的、语言的、文学的资料，透过其内容和情调便可了解政之好坏，民之疾苦，吏之贪婪，并据此来赏功罚罪，安邦治国。正如《诗经•关雎》小序所言“治国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周王朝在王室设立主管全国调查采风之事的太师。政府专设采诗之官，他们“从十月起正月止，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采诗”。既政府聘选年龄较大、社会经验丰富的男女无子者，供给衣食，使他们到民间广泛采诗。除此之外，还有“孟春三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
行人是西周朝廷的正式秘书官员，负有传达王命、传递公文的责任，其所采之诗及采诗中了解的民情民意，大都能直接上达于周王朝统治机构，甚至直接上达于周天子。在周朝礼仪中有“公卿至于烈士献诗”的要求，公卿烈士所献之诗有相当一部分也来自于民间的采集，实际上也是周天子督促王公大臣诸侯卿士深入民间，了解民情的一种做法。在古籍中还有“国史采诗”的记载，说明充任各级政府秘书的史官，不仅有记录言行、出宣王命的职责，同时也负有深入民间、调查研究，向周天子及各级政府提供社会实际状况的责任。社会调查在西周是经常性的，调查结果的上报也有一定的程序和途径。为了使调查工作更能反映实际情况，周天子也要于每隔五年的春二月亲自到民间采风调查。
三、采风目的、意义及影响
采风始自西周，目的之一是观俗。“礼俗以驭其民”，“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为周王室提供“驭民”政策的信息和依据。其二是观政。由商之灭，周统治者感悟到“天命靡常”，民心向背决定天命所归。前者是考察生民的民情、风俗、习惯，后者则是通过民情来观察统治者的德行。其是指到乡村城镇搜集包括民间叙事、民歌、谣谚、戏曲、音乐、舞蹈、美术、民间习俗等一切民间文化表现形式的活动。在民间进行实地调查搜集工作的所谓田野作业也称为采风。
西周的采风之制，从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久来看，都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国家管理的一个创举。采风的主要责任官员“行人”就是古代的调查员，采风所得的材料就是古代的调查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采风也是我国古代秘书工作中的一个创举。西周采风制度影响深远，采风之制不仅为东周所承，形成“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的盛况，而且对两汉时期也颇有影响。
西周采风和调查由政府出面组织，并由太师史官、行人等专门的秘书人员从事该项工作，已不单是为了将民间的诗歌、风俗采集起来以供欣赏，其目的还是要从采诗中了解四方诸侯及广大领土上的民情风俗，从具体的歌谣中反映各地政治的善恶，人心的向背，百姓的好恶，以及各级官员吏治的清浊，政绩的优劣。周天子及西周中央政府可以从中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因此，西周所创立的这种采风和调查之法，可以看作是今天秘书工作中调查研究工作的起始。
参考文献：【中国秘书史】
社会调查制度篇2
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困境
1.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定位
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下称社会调查制度)，又称为判决前调查制度或人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对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家庭环境、犯罪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分析，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后，将调查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制度。从制度设计来看，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在于体现了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和救治的态度，同时体现刑罚个别化理念。因此，社会调查制度原则上应当针对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展开。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该项制度的操作出现了异化。一方面，未成年人司法调查制度的启动往往只是针对轻型刑事案件，这种案件选择性适用使该项制度的初衷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在实践运用过程中，该项制度往往客观上变成在“教育、感化、挽救”名义下迁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盲目轻刑化的工具。
2.社会调查阶段不明确、调查主体不明确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应当在哪个阶段展开?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程序实行的是纵向诉讼构造，在不同的诉讼阶段由不同的机关主导诉讼的进行。同时，我国奉行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审判结构，定罪和量刑并未截然分离。因此，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可以并存于立案、侦查、审查以及审判、执行各个阶段。
事实上，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的出台，在实践中法院和检察院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广泛开展了社会调查制度。公安部也早在1995年《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条中对此有所规定。实践中，昆明市盘龙区的“合适成年人”模式也将社会调查提前到立案侦查阶段。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社会调查主体分为四类，即公诉人、辩护人、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的人员或其他社会工作者以及少年法庭的法官。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四类主体均有存在，且具体做法也各有不同。例如，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是由检察官自行开展调查，同时引入心理咨询师开展心理调查;北京市一中院和二中院在实践中都是委托被告户籍地司法局承担社会调查工作;河南省兰考县法院则由法官自行调查;有些基层法院则委托陪审员进行调查。
上述做法对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实践路径，有其合理性，但客观分析，却又各有弊端:由于各自身份及思维习惯的不同，律师的调查可能更关注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收集，而忽略对其不利的因素;公诉人的调查则可能偏重于收集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而忽略对其有利的因素;法官自行调查虽然比较中立、全面，但法官人数有限，且自查自判有违中立的地位，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
3.社会调查报告过于程式化，论证充分性欠缺
目前，各地在具体制度设计中希望通过规范社会调查的内容和设置社会调查报告的格式，使社会调查报告能够具有相对的规范性和统一性。然而，从具体的调查报告来看，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调查报告过于程式化，同时报告对被告人的描述过于简略，具体分析不够，调查结论和调查依据之间欠缺逻辑论证。
完善社会调查制度的构想
1.明确社会调查的功能定位。
既然未成年人司法社会调查的制度设计在于充分考虑未成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特殊性，实现刑罚个别化理念，那么就应当扩大社会调查制度的范围，将其适用于一切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同时，又要防止将该项制度异化为对未成年人盲目轻刑化的工具，要审慎考察社会调查报告，中立对待社会调查报告的结论。
2.明确社会调查制度的主体，充分发挥法律诊所教育的作用。
从目前司法实践来看，社会调查的主体多元，实践中存在调查主体欠缺中立性、专业性的问题，同时调查主体的经费支出困境又限制了调查的深入开展。尤其是针对目前未成年人异地犯罪的案件，社会调查出现执行难的情况。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公检法三机关在不同诉讼阶段都有可能进行社会调查，因此一方面调查报告难以深入，另一方面又造成资源浪费。建议在司法行政部门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服务机构，安排专门的社会调查员，负责有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调查工作，撰写社会调查报告。
社会调查制度篇3
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含义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单独或者会同、委托社区矫正机构、社会调查组织（人员），通过走访、座谈、查阅资料等方式，了解、收集未成年犯罪行为人的性格爱好、生活环境、成长经历、心理特征、日常表现、家庭状况、监护条件、社会评价等有关信息，用以在一定程度上评估犯罪主体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社会危险性、可矫治性、可谅解性以及再犯可能性，形成社会调查报告或资料，作为案件处理和开展教育、矫治、挽救工作参考依据的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诉讼程序中明确规定社会调查制度，标志着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政策上升为法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不仅要了解和结合案件事实，同时要了解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及其形成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了解未成年人的有关个人情况，如其成长过程、道德品行、智力结构、个性特征、身心状况、家庭结构、日常表现以及社会关系等。因此，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家庭基本情况、成长经历、性格特征、兴趣爱好、交友情况、犯罪前后的表现情况、监护条件等。
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现状分析
现根据我院2015年度受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情况展开分析。2015年度我院共受理审查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90件102人，其中向法院提起公诉60件80人，不10件15人。结合我院办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现状：
1.目前的社会调查主要局限于检察机关的审查阶段和法院的审判阶段，虽然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可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但实践中，公安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往往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不先行启动社会调查制度，这就可能会造成公安机关无法通过先期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一些案外情况，实行个别化处理，对可能具有监护条件而又无需被羁押的未成年人被先期剥夺了人身自由。
2.目前我国未成年人调查报告的调查范围不够广泛、内容不够深入，仅限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在村（社区）的表现情况、学校或单位的学习、工作情况及家庭生活情况等进行调查，而对其性格特征、兴趣爱好、交友情况等没有进行深入分析，特别对身体健康状况、心理状态往往没有进行必要的医疗检查和心理学、精神病学等方面的医学鉴定。
3.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对象相对较单一。就我院2015年办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例，并不是对所有的未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社会调查，而是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对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在校学生的，就委托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会调查。通过社会调查，对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作出不决定。在办理的未成年刑事案件中，如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外省市流窜至本市作案，由于在本市无固定居所，而去当地调查费用又较高，故对这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就很少进行社会调查，也就不可能通过社会调查报告了解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成长背景、生活经历等情况。
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对策
（一）存在问题
1.社会调查主体多元化。由于法律法规对社会调查缺乏明确细化的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程序的启动主体与直接调查主体呈现出多方参与的趋势。具体可分为：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社会团体组织。由于调查主体的多元化和诉讼地位不清晰，很可能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两个问题：一是相互推卸责任，二是重复调查。相互推卸不仅造成了案件的无端拖延，也可能使社会调查工作不能真正付诸实施，流于形式。重复调查容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引起被调查者的反感。
2.调查人员能力参差不齐。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发展还不完善，对调查员的选任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如我院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委托司法局社区矫正管理科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社区矫正科再分配给各镇乡司法所工作人员进行调查。调查人员可能会因为法律、教育、心理学等方面知识的欠缺，以及工作责任心不够强等问题，导致社会调查报告的质量不高，内容流于形式，社会调查报告内容过于简单、敷衍了事，缺乏深入的剖析和挖掘。
3.调查内容不够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但对调查内容方面规定较为笼统，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调查内容的不全面、不一致，导致调查报告不能全面反映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客观方面的真实情况，以致于司法机关不能从社会调查报告中得到未成年人真实、完整的信息，影响办案质量。
（二）针对上述存在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
1.设立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一般都由专门机构负责。如在日本，设有家庭裁判所，由调查官负责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庭前审查。我国可以成立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聘用具备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和有未成年人工作经验的社会调查员，并不断完善对社会调查员的培训工作。
2.规范社会调查的方式、程序。社会调查主要的对象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由于社会调查内容多，涉及面广，为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必须指派二人以上专门人员或指派专门机构开展调查，以确保调查过程的公正。社会调查员要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庭、社区、学校等地，通过走访父母亲友，邻居好友、老师同学等方式展开考察，还可以采取电话、网络等方式。同时，调查人员对调查过程及结果应当制作调查笔录，以便能全面、客观地制作调查报告。同时，在传统的社会调查方式基础上，积极引入心理测试、人格分析等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调查对象的人格特征进行分析，从而预测其以后的行为。通过多种社会调查方式的运用，使调查内容全面客观，调查结论真实准确。
3.细化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按照新刑诉法的规定，社会调查的内容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这个范围相对宽泛，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细化、明确。社会调查报告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社会调查的书面记录等原始资料，包括个人经历、家庭概况、受教育程度、一贯表现、个性特点等等，有时还可能包括在必要的时候所进行的生理、心理、人格等方面的测评结论；另一方面社会调查员通过对相关原始材料进行梳理、分析，作为中立方得出全面、客观、系统、不带倾向性的调查结论，然后依据调查结论提出针对性的处理意见。这两方面内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份规范的社会调查报告必须完整地包括上述两方面的内容。
四、结语
未成年人由于各方面发展尚不成熟，认识问题的能力不足，可塑性较强，很多情况下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观恶性较小。通过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对不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区别对待，使他们真诚悔罪，认识错误，以便今后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同时彰显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司法保护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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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制度篇4
关键词：养老保险；双轨制；社会调查；改革
一、背景
我国的退休养老金政策一直实行的是双轨制。所谓双轨制，是指养老金“双轨制”是指不同用工性质的人员采取不同的退休养老金制度。即使是同等的学历，职称与级别，退休后的能够获得的养老金也往往有很大差异。在这种双轨制下，收入不均导致的社会公平问题不断的激化。因此，研究养老金制度改革，具有极高的社会意义。
二、社会调查
（一）问卷调查
我们对市民们进行了有选择性和偏重点的关于养老金并轨问题的问卷调查，我们调查的对象多数都是36―50岁在职人员。养老金制度未来是否改革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因此，他们的看法更具有参考价值和代表性。当然我们也对其他年龄段的人进行了调查，65岁以上的退休人员，他们现在正面临着养老的问题；51―65岁，他们都是即将或者刚刚面临养老问题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员；21―35岁，他们中大多数人正面临着父母亲养老的问题；2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是我们在祖国未来的建设者们，他们对我们养老制度的看法也有一定的建设意义，而且新一代人的看法或许能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新思路和新观点。
调查者中间，一半以上的人月收入在2000―10000之间，而且他们之中有一半的都在事业单位上班工作，而在政府、企业及社会团体任职的人员占了另百分之五十。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对我国现行的养老制度并不是很满意，而超过86%的人都认为承担养老责任的主体应该是政府，有11.42%的人认为应该是家庭，而仅有不到2%的人认为承担养老责任的主体应该是企业。接近一般的人对我国目前所实行的养老保险双轨制持不满意态度，42.39%的人持基本满意态度，仅8.38%的人持满意态度。而当问到对我国的养老金并轨改革是否了解时，55.58%的人选择看过相关报道但不清楚具体情况，基本了解和非常了解的人所占比例之和不超过20%，竟有25.38%的调查参与者是完全不了解的。当问到“您觉得我国现处的社会情况是否应该立即实行养老并轨”时，大家则是各持己见，但总体来说，还是认为应该实行的人占了绝大多数。36.55%的人认为养老金并轨改革可能面临的资金缺口问题应由政府和工作单位共同承担，35%的人认为养老金并轨改革可能面临的资金缺口问题应由政府全额承担，28.43%的人认为养老金并轨改革可能面临的资金缺口问题应由政府、工作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35.79%并不愿意个人支付一部分养老金并轨改革需要的额外费用，不到一半的人的人则勉强愿意支付，而只有17%的人选择十分愿意。
（二）走访调查及不同阶层的看法
1.公务员对养老制度并轨的看法：
目前，我国实行的养老制度在设计和执行上形成了多轨制，公务员可以说在现行的养老制度上是受益者。公务员不用交养老金，退休后还能领到工资替代率约为80%左右的养老金。这让事业单位职员、企业员工和社会个体劳动者觉得是严重的不平等待遇。所以国家为了保障他们的利益决定实行并轨制改革。虽然正式的改革方案还没有下达，但以深圳这个改革试点来看，改革之后对于公务员来说可能影响不算特别大。深圳为公务员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购买养老保险的标准为每月工资的21%，其中单位缴13%、个人缴8%。购买地方补充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为缴费工资的1%，由单位缴纳。以一个每月工资约为4000元的公务员为例，每月就需要多交约320元。这320元也不会影响到公务员的当期消费。但是，我们普遍担心的问题是，改革后，公务员需要按时交纳养老保险，而退休后我们是否能拿到比现行方案更多的养老金，我们不希望改革后会降低我们应有的福利。很多人认为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影响到了社会的公平性，但是应该情有可原的。公务员的工资并不算高，这份职业唯一的好处就是福利待遇高，这也是吸引大多数人选择做一名公务员的原因。如果优越的福利待遇不再存在，可能公务员这份职业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抢手了。
2.医生对养老制度并轨的看法：
医院是事业单位，以现行的养老制度来看，事业单位退休后的养老金是仅次于公务员的。对事业单位养老制度并轨改革的大方向与公务员相似。简单而言就像企业一样，雇主缴费参加社会统筹，个人缴费建立个人账户，同时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建立职业年金。按照现行费率，单位缴费为20%入社会统筹，个人缴费8%入个人账户；职业年金最高缴费标准为16%，其中单位个人分别缴纳8%。这样算来，单位和个人的总费率最高将达44%。但以我自己的医院来看，给医务人员购买养老保险是一项巨大的开支，而国家财政并没有予以支持。医院现行的制度是支付相当于医务人员基本工资的退休金。然而，医生的工资收入主要是靠当月奖金及津贴，基本工资只占很小一部分。可以说，退休后的消费水平与现在相比会大大降低。所以，我很期待国家实行的养老制度并轨改革，但面对养老金的缺口问题，希望国家能拿出财政预算支持医院购买养老保险，改善我们退休的生活质量。当然，养老制度的改革也是社会公平化的体现，企业员工和社会个体劳动者的福利提高，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
3.自由职业对养老金并轨制的看法：
自由职业者的工作单位归属于社会团体，月收入在2000-5000之间，对于养老金保险制度的理解仅限于看过相关报道有部分了解，在这部分有限的了解中，自由职业者对于现今的养老金保险制度并非完全赞同，对现今的养老保险制度能否保障以后的退休生活表示担忧。自由职业者认为，应当承担养老责任的主体为政府，同时，目前我国所实行的养老保险双轨制是弊大于利的。现行的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职工分开对待而产生的待遇差异不能完全接受。养老金双轨对社会公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养老金并轨改革应尽快实行，而因为改革产生的资金缺口应由政府承担大部分，个人支付另一部分额外费用，但比重最好不要超过20%。养老金并轨改革对还未退休的员工心理必定会产生相应的影响，但在这之前退休的员工可以接受并轨改革。自由职业并不从属于国企、机关等有固定生活保障的事业单位，对未来生活的诸多疑虑是可以理解的，而目前的养老金体制也不能很好的缓解他们的这部分担忧。
4.工人对养老金并轨制的看法：
工人的工作单位性质属于企业单位，月收入也仅在2000-5000之间，由于其工作单位的性质原因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养老金保险的话题，对我国现行的养老金保障有基本了解，但对其持不太满意的态度。不过，工人阶层认为现今的养老保险制度能基本保障以后的退休生活。与自由职业者相同，工人认为应当承担养老责任的主体应为政府，并且对我国目前所实行的养老保险双轨制是弊大于利的。现行的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对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职工分开对待而产生的待遇差异不太赞同，会影响到社会公平，应在相关区域进行试点改革并作相关分析后再大面积推广。由于并轨改革而产生的自己缺口应由政府和个人共同承担，但同样的，工人作为与自由职业者相同的低收入群体，希望自己所承担的额外费用比重不要超过20%，以保障其正常生活。养老金并轨改革对还未退休的员工心理会产生一定影响，或许也难以得到已在此之前退休的员工理解。但工人阶层认为，养老金并轨制改革是大势所趋，机关与企业的公平为人心所向，秉承着公平公正的原则，逐步试点实施，即使万事开头难，但有了群众支持的基础，会被大众理解并取得成功的。
三、养老保险制度的机制设计
通过大量的文献和数据研究，结合访谈资料的分析以及对典型案例的分析考量，我们认为大多数人对我国双轨制的养老制度持不满意态度，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我国的养老制度改革一点都不了解！我们在进行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同时，也要做好相关的知识普及工作。在养老金承担主体上，大多数人都认为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有能力的家庭和企业也应该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养老金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我国在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上并不是像美、德、法等国家一样采用“收入关联型”养老金保险，也不是像英、澳、加、日等国家一样采用“社会福利型”养老保险。我国主要是以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形式，社会统筹部分由国家和企业共同筹集，个人帐户部分则由企业和个人按一定比例共同缴纳。因此，我国有着独特的养老保险机制，为了更好的实现养老保险机制，我国制定了一些的政策，如延长退休时间、养老保险并轨制等，这些方式能使绝大多数人受益。但是，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仍旧有很多不足之处，我们小组根据调查问卷给出的社会意愿，给出了关于养老金改革的一些建议。
1.我国应该尽早实现养老金并轨
养老保险并轨已是大势所趋，在调查采访中，大多数人是了解并乐意实行养老金并轨的。企业单位人员对此秉持积极态度，认为养老金并轨有助于减轻他们退休后的负担，使他们现在的工作更有价值和意义。而公务员也对此持中立态度，他们对于养老保险并轨给予理解和支持，也称当初选择公务员的绝大多数原因并不予保险金相关。企业单位职工希望尽早实现养老金并轨，而不是单单地提出这一制度，让他们老有所依。因此，我国需尽早实现养老金并轨。
2.加强养老保险的政府监管力度
政府应当建立专业的社会保险监督机构，及时全面地将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情况公开化，并切实实行问责制；让承担缴费义务的直接责任主体劳资双方及其代表组织工会和雇主组织参与养老保险事务的监督管理；国家加强养老保险的法制化建设，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险法律体系，用法律法规及时解决在养老保险参保、退保中出现的问题，保证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管理，提高资金安全性，强化保险费的收缴功能、达到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防范保险基金支付风险。
3.建立养老保险的新来源
通过征收特种税来补充养老保险基金，政府可以考虑征收遗产税、消费税，以及从个人所得税、利息税中划出一定的比例来补充养老保险基金。还可以从国有土地出让金、发售社会福利等渠道筹资。一些专家建议建立保险基金对企业的持股，使其获得了稳定的基金来源，增强支付各项社会保险金的能力；同时，企业因让渡了一部分产权，也有利于将原来承担的社会职能转给社会保险体系。这也有利于减轻企业的负担，有助于企业改革。按照行业、地区，参照企业现行的税后利润上缴比例确定资产的平均报酬率，将历年来政府从企业中提取的超过这一水平的资产收益视为投资抽回，将国家的再投资和政府补贴视作投资追加。投资抽回与投资追加的差额，即资产存量中劳动积累形成的部分。
4.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
提高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从理论上讲有两种路径：一种思路是自下而上，从县、地市再到省级统筹，从而进一步发展到全国统筹。这种思路看似较为稳妥，实则十分缓慢。目前我国采用的就是这种思路。另一种思路是自上而下，一步到位。一步到位实行全国统筹，企业缴费形成的统筹账户资金统一由中央政府筹集、管理、调剂和调动，个人账户资金由省级机构负责管理和运营。这就将名义上地方负责、实际上中央出钱的暗补变为明补，充分明确中央政府承担养老保险的财政责任，进而增强人们在养老保险上的预期和信心，增强人们对于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作者单位：武汉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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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制度篇5
[论文关键词]调查报告证据美国德国日本反思构建
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概述
（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定义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指当涉及到未成年人案件时，由有经验并且能够掌握一些专门心理学、教育学等知识的人对未成年人的涉案动机、家庭教育情况、社会关系网等各方面进行调查，做出一份客观、全面的报告，供法官在审判未成年人案件时对其的判刑或量刑方面以参考。
虽然我国确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起步较晚，但是其确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性不言而喻，值得我们进行研究。
（二）我国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理论基础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确立理论基础主要是谦抑性理念和教育刑理念。
谦抑性是说只有当行为无法在穷尽了部门法之后，才能由刑法出面进行规制，刑法是最后的防线，并不能将所有行为归于刑法规范。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往往是由于其家庭教育或社会不良行为对未成年人的心理或生理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未成年人在心智尚未完全成熟阶段习惯模仿他人或作出极端行为期望得到关爱，他们的法益侵害性往往没有成年人那么严重，刑法尽量对其划出犯罪圈，迫不得已时才用刑法进行惩罚。另外，一旦未成年人接受刑罚，使他们贴上犯罪人的标签，其再回归社会并非易事，而且容易使他们造成心理创伤，甚至有些未成年人在服刑过程中交叉感染，再犯罪几率大幅度提高。因此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了解他们的成长环境、家庭状况等信息是十分必要的，根据这些信息对其进行评估，尽可能不以刑法手段给予处罚，而是通过其他有效途径。
教育刑理念不同于报复刑，它希望通过教育感化来重新改造犯罪人，促使其能尽快的再社会化。未成年人正处于成长阶段，能更快地接受良好正确的教育，改变之前的错误价值观，以温和的方式引导他们归入正途，重新回归社会才是预防犯罪和维护社会的双赢。以暴制暴只会让其自甘堕落，甚至开始产生抵触情绪，报复社会。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能提供一个客观中立的信息给法官，法官有依据对未成年人作出适当的量刑，给未成年人一个改造的机会。
（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最终呈现在法庭上是以书面形式出现的，那么调查报告是否属于证据范畴，理论上有所争议，实践中也是理解各异。
一些学者提出社会调查结论中的品格证据具备诉讼证据要求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基本特征，“具备了证据的内容和形式的客观性，可以作为品格证据”。并把它归为鉴定结论的一种表现形式。
另一些学者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并不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之内，而且其制作带有主观性，并不是案件事实本身有客观联系，因此不能成为证据。
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理由主要是：其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并未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的八种证据中，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它属于证据或包含在八种证据之一中，除非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其二，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作用实际考量，它的主要作用是说明未成年人的与犯罪行为有关的一切社会信息，供法官量刑时参考，而证据是说明客观犯罪事实的信息，供法官定罪的依据；其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制作难免带有主观性，而证据应当是客观的。因此，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并不是证据，而是一种量刑依据。
二、国外主要国家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研究
我国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晚，而国外少年法庭、缓刑官等类似制度已经发展相对成熟，可以说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是“舶来品”，那么国外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研究现状如何？
（一）国外关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研究现状
美国可以说是现代少年司法制度的发源地，因为世界第一部《少年法院法》与第一个少年法院均诞生于美国。美国的量刑前报告有专门的缓刑官对未成年人进行长期深入的了解，制作出的报告交由法官后，在庭审中予以公开，由控辩双方就此展开辩论，被害人对此有异议也可以辩论。缓刑官的量刑前报告虽然不具有约束力，但法官极为重视，往往依此判决。
在德国，虽然没有缓刑官，但设立有青少年福利机构，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成长发育状况，福利机构可以主动启动调查，也可以由法官通知，往往详细全面的调查材料可以向法官、检察官及其诉讼参与人提供。
日本还专门设立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属管辖，即家庭裁判所，由其负责审判和调解有关家庭的案件、审判未成年人保护案件、审理危害未成年人福利的成年人刑事案件。家庭裁判所在受理案件后，就开始进行社会调查，来决定该案件是属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还是未成年人保护处分案件。负责案件的调查官可以根据调查的需要向学校或者工作单位提出书面照会，而且调查官不仅调查被告人，对被害人也应进行全面调查。
（二）对国外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反思
从国外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相关规定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都有相同的特征：
首先，不管是缓刑官还是福利机构，都有专门的负责调查机构，他们都处在控辩双方之间，有其独立性与中立性。其次，他们对调查内容规定得很详细全面，不仅包括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事实，也包括与该行为事实有关的一切相关的社会家庭及其个人因素。再次，最重要的是都推行职权主义化，调查者作为司法行政人员，与法官保持着一种关系使得报告值得信任，如规定调查机构下设于法院或少年法庭，法官有权命令调查机构进行调查等等。国外许多学者认为：“正是少年司法中国家权力的福利性、监护性本质，决定了少年法院与法官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全面介入案件，因此庭前社会调查亦必须是职权主义式的，这种模式更能够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三、我国未成年人社会报告调查制度的现状与构建
（一）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存在的问题
对比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相关部门还没有将其作为一项专门制度进行系统化强制性的规定，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调查机构主体没有专门规定。我国社会调查的主体在实践中可以分为四类：控诉方、辩护方、社会团体组织和法院。调查主体往往呈现出多元化的状况，很可能使社会调查工作走向两个极端，一是重复调查，二是相互推诿。没有专门的调查机构，那么就增加了调查的难度，比如说遇到跨地区调查就只能群龙无首，同时也使得调查人员的任意性增加，没有经过专门培训和任职的人员也在调查案件，那么这份调查报告就极有可能是形式上的表格，法官又如何以此为量刑依据？
第二，调查报告启动较晚，未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中。我国启动调查制度的时间多是审判阶段开始的，不像国外从立案开始就已经介入进行调查报告，介入时间越晚，极有可能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有所削弱。而且我国一向以羁押为常态，如果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在审判开始时才启动，那么检察院如果逮捕了未成年人，该未成年人没有取保候审等，就使得羁押状态延续到审判阶段，这段羁押时间的未成年人会不会被交叉感染、心灵受到影响等一些无形的伤害将无法衡量。
第三，关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存在立法漏洞。比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拘押的被告人在判决前除承办案件的检察官、法官和辩护律师外，其他人员是不能会见被告人的。此处并未规定调查员能否会见未成年被告人，如果调查员没有会见未成年被告人，那么调查报告如何详细完成？
（二）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构建
第一，设立专门的调查机构。笔者认为设立一个专门的调查机构，其聘用人员必须是有专门学习过相关知识的人员，由检察院或法院对该机构予以监督，任何利害关系人发现调查人员有重大违法行为或收受贿赂等行为可以举报。该机构是中立在控辩双方之间的，能够保证调查结果的客观性。并且有一定水平的调查员所做的调查报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法官的重视与信任，不会使调查报告流于形式。
第二，调查内容应当规范化与公开化。调查员在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时，应当保留调查的原始材料，被害人的一些与案件有关的社会情况也应根据需要进行调查，并且使材料规范化。制作结束后应当在法庭上予以公开，控辩双方、被告人都可以提出异议，在必要时，还应当要求调查员出庭予以说明。
社会调查制度篇6
林书设胡建国
大田县地处福建中部，戴云山西侧，与三元、永安、尤溪、沙县和泉州地区的德化、永春县及龙岩地区的漳平县毗邻，县境内总面积2294平方公里，辖8个镇、10个乡，262个行政村，8个居委会(社区)，全县总人口38万余人。近年来，大田县委、县政府清醒地认识到：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只有社会稳定，才能保证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把及时化解各种矛盾纠纷，消除治安隐患作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工作举措，经过积极探索与实践，形成了运作规范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制度，并取得明显成效。
一、主要做法
(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加大改革力度，致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这是实践“三个代表”的首要要求，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一是处理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时，大田县各级领导干部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靠前指挥，面对面做好群众工作，决不能回避矛盾，敷衍塞责。积极主动，抢前抓早，及时采取措施，尽快控制局面，平息事态；讲究策略，措施得当，对参与的群众，要立足于耐心说服引导，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政治优势。面对恶意插手人民内部矛盾和乘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个别人，选择适当的时机依法严厉打击。二是继续认真做好重大问题及积案的排查处理工作，落实工作责任制。工作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体察民情、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也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大田县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的原则，认真落实工作领导责任制，加大问题排查调处力度，即使把群众反映的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加强信息报送和通报工作，对可能出现的群众越级到省、市集体上访和异常上访的信息，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做到防范在前，处理及时，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三是加强法制建设，依法办事、依法行政。这既是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也是新时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措施。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干部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充分利用法律武器，积极依法调处，化解矛盾纠纷，有效遏止群众无序越级上访。同时教育群众认真学习《条例》等法规，引导群众正确行使民利，使群众知法、懂法、守法，按照正常渠道反映和解决问题。
(二)领导重视，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摆上重要位置
为使大量的矛盾纠纷能够消除在萌芽状态，从2000年起，大田县在经过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建立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制度，为确保这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县成立了以县委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为组长，以政法委书记为常务副组长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县综治办开展日常工作，县各乡镇也都相应成立了以乡镇分管综治副书记为组长，综治办、派出所、司法所、法庭等有关单位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协调小组，并要求各乡(镇)根据当地的实际，每月召开一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参加例会人员为各村调委会，治保会主任及例会协调小组成员，例会的主要内容是对各村前一个月的治安状况，纠纷调处、法制宣传、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等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对近期各村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安定因素进行分析排查，研究重大疑难纠纷案件的调处方案以及对调委会、治保会主任进行培训，同时布置下个月的有关工作。这项工作制度自建立以来，不论是乡(镇)领导更换，还是部门人员变动，均未停止过，对一些重大疑难纠纷，当地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还亲自参加研究、部署，使得这一工作得以落到实处。
(三)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
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导致的都有一个酝酿、发展的过程，都不是简单、孤立的，是与我们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大量问题紧密关联的。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大田县紧紧抓住对人民群众的态度这个根本，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宗旨意识，处理问题、开展工作切实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工作中，正确对待群众、坚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同时紧紧围绕稳定大局，真正落实“守土有责、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执行、落实本地本部门本单位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整治“两个责任制”，解决好群众关心和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密切注意掌握社情民情，认真搞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有效防止和避免出现，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四)明确责任，建立和完善基层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
借助工作例会这一有效途径，相应建立了三项工作机制。一是建立层级管理机制。即由县负责调解跨县，邻乡镇以及一些重大的矛盾纠纷；乡镇调委会负责调处本乡镇重大疑难和村调委会久拖不决的纠纷；村调委会负责调处本村一般性纠纷，从而形成了全方位的点、线、面三级防范机制，增强整体防控能力。二是实行包案调处。将每起纠纷具体落实到人头，做到“四定”、“三包”，即定牵头领导、定责任单位、定责任人、定办结时限，包调处、包跟踪、包反馈。三是建立工作奖惩机制。实行月考评与年度考评相结合的办法，对每月布置的工作任务，凡是未完成的则扣除相应补贴，当年工作任务完成好的则给予表彰。
(五)重心前移，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地方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近年来，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大田县努力做到“三个前移”：一是精力前移。始终把稳定与发展放在同一高度上来认识，切实做到“两手抓”、“两手硬”，一方面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到抓基层工作，紧紧抓住群众关心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真心实意地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及时化解一些社会矛盾，确保社会的安定稳定，从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二是力量前移。近年来，大田县进一步加强了以村党支部为核心，村委会为依托的治保会、调委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全县目前共建立调解组织214个，调解人员达1340人，各基层调委会、治保会均按照上级的要求，基本实现规范化运作，群众自治能力得到明显增强。三是措施前移，在构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上，着力加强治安联防与治安巡逻，杜绝和减少治安隐患和漏洞，始终保持对违法犯罪人员的高压态势，对各类突出治安问题定期进行集中整治，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六)加强指导，切实把基层组织建设好
切实加强领导，明确责任，落实分工，营造齐抓共管党建工作的氛围，把基层组织特别是党支部这个战斗堡垒建设好。一是适应农业和农村的中心任务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只有围绕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村稳定来搞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才能不断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二是加强领导，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县委把基层党委管好，基层党委把支部管好，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三是进一步健全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协调好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发挥好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四是稳步推进国有企业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继续抓好基层政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凡是群众关心的问题都要尽量及时公开，特别要提高群众对企业重大决策的民主参与程度，加强供销、财务等监督；要落实好土地调整、征地、拆迁、各种补偿以及财务公开的要求，真正做到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五是大力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做群众工作是基层干部的基本功和主要工作内容，认真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广大干部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敏感性。及时分析和研究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增强处理复杂局面下各种难点热点问题的能力。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树立“职务的本质是责任”、“领导就是服务”的意识，以人民满意为最高标准，促进思想作风转变。
(七)突出重点，做到预防与化解纠纷相结合
为使矛盾纠纷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大田县采取了以防为主、调防结合和抓早、抓小、抓关键等办法，除了每月定期排查一次外，还针对各个不同时期容易引发的矛盾纠纷，进行专项排查调处。如针对各个不同时期容易引发水田争水纠纷，秋季修建坟墓容易引发坟地纠纷，冬季农闲季节，建房热容易引发宅基地纠纷，年终容易引发债权债务纠纷等突出问题，我们都专门组织人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进行逐乡镇逐村开展专项排查和重点调处。例如：2001年9月，建设镇建丰村高姓村民的祖坟被破坏，怀疑是元山村池姓村民所为，即纠集多人前往元山村，并想破坏元山村池姓的祖房，有大动干戈态势，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赶赴现场，面对面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明确指出“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也是违法行为，及时向村民阐明利害关系，经过耐心细致地做双方群众思想工作，终于将事态平息，防止了一场群体性械斗事件的发生。
(八)实行联动，充分发挥相关部门的整体优势
新形势下，农村中矛盾纠纷呈现出“群体性、复杂性、易激化、难调处”等特点，要把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调处好，解决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单靠一个单位或几个人是难以做好的，必须协同各方面力量，群策群力，才能使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为此，大田县在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制度的同时，确定土地、林业、民政、计生、妇联、团委、老龄委等部门为矛盾纠纷调处联动单位，并明确了相应的责任，为有效平息纠纷提供保证。例如，在去年农村集体林改制过程中，因历史遗留问题，许多山林权属不清，村与村之间常为山林归属问题发生争执，留下纠纷隐患。为此，及时组织司法、林业、公安、民政、土地等部门深入农村调查走访村老人，查阅县、乡镇、村所有相关的历史资料，经过周密调查取证，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及时召集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召开协调会，通过摆证据，讲道理，陈述利害，最终确定山场界线，及时消除了隐患。
(九)驱除邪恶，弘扬正气，让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一是认真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引导城乡广大群众正确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策带来的巨大变化，客观对待发展和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同心同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是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群众树立大局观念，自觉维护社会安定稳定；三是认真组织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农村《乡镇工作纲要》、城市《社区建设纲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法制教育，引导群众要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封建、宗派、迷信活动，消除愚昧现象，推动两个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二、主要成效
通过实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制度，我们认为在以下五个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一)较好地解决了以往矛盾纠纷调处相互推诿扯皮现象。
化解农村矛盾纠纷是一项社会化的大工程，单靠一个单位，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群策群治，才能有效地解决。近年来，我们通过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例会制度，逐步健全完善了民间纠纷调处网络与工作机制，形成了以综治、司法、法庭、派出所、民政、林业、工商、国土资源、计生等有关部门和共青团、妇联、老龄委、关工委等群团组织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有效地解决了以往出现矛盾纠纷县、乡(镇)、村、部门各自为政，相互推诿扯皮现象。
(二)基层调解治保组织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通过召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不仅能够及时掌握治安动态、纠纷动态，社情动态，把握矛盾纠纷调处主动权，使一些社会治安隐患苗头能够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消除，为防止矛盾激化提供保证。同时通过召开工作例会，促进了基层治保调解人员素质的提高。在召开每次工作例会过程中，我们都结合当地实际，结合不时期的生产、生活特点和上级的要求及时地向他们传授一些与农村生产、经营、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对带有典型意义、普遍意义的纠纷案件进行个案分析、以案释法，许多调解、治保主任通过参加例会，除了丰富自己的法律知识和调解经验外，还把所掌握的经验与知识传授给本村的调解员，从而提高了调解的成功率。此外，通过召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也进一步增强了调解、治保人员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彻底扭转了以往调解、治保工作没人管、没人干的被动局面。
(三)创新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运作机制
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说到底就是充分发动群众，搞好群防群治，构筑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综治格局。我们借助工作例会这一有效途径，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不断引向深入，实践中，我们努力做好“三个结合”：一是宣传与教育相结合。在每月召开工作例会时，我们都针对不同时期的农村中心工作，印制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材料，分发给各乡镇村，通过广播、板报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由此提高广大村民的法律意识；二是防范与治理相结合。近年来，我们针对一些地方群众对社会治安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如偷盗、、矿山安全等，采取了在全县各乡镇村、各企业中建立治安巡逻队、妇女禁赌队、老年劝导队、退休干部督导队等多种形式，共同搞好区域防范。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现象，则实行专项清理打击，相继开展矿山非法开采、、非法占地建房等专项清理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安定稳定；三是保护与打击相结合。一方面注重引导前来经商的人员走守法、诚信经营的道路，另一方面对那些欺行霸市，短斤少两，缺乏职业道德的行为给予坚决的打击，从而有力地促进农村市场的兴旺与繁荣。
(四)有力地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
实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制度，不仅有力地促使乡镇干部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意识和水平，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疏导理顺了群众情绪，有力地推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同时也带来群众对待矛盾纠纷处理方式和态度的根本转变。过去，许多群众对发生的矛盾纠纷不懂的通过正常渠道来解决，而习惯以吵闹、武力或凭借宗族家庭势力等方式解决，往往导致矛盾纠纷激化升级，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随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才使群众真正意识到只有找到各级调解组织，走依法调处的路子才能使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地解决。如我县村民高某某，在丈夫车祸身亡改嫁之时，遭到婆婆开口要礼金一万多元，并不让媳妇带走亲生儿子，婆媳之间因此产生了纠纷，双方三番五次地展开舌战，矛盾也日益加深，调解员在依法调处此事时，一方面向双方人宣传《婚姻法》中的有关规定，另一方面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经过耐心说服教育，最终婆婆答应不要礼金，媳妇也表示改嫁后仍然要象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对待婆婆，逢年过节，或遇有病难等情况主动登门问候，从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考虑，婆婆也同意孙子随母亲走，两人重修和好，在当地传为佳话。
(五)推进了县域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
由于大田县长期坚持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制度，许多矛盾纠纷得到有效的化解，社会治安日益稳定，有力地推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一是全县经济总量不断增长；二是农业生产稳步发展；三是小城镇建设上新水平；四是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前来大田县投资兴业。
总之，大田县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工作大局，不断加强和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基层整体优势，在维护农村稳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今后将继续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新路子、新机制、新方法，充分发挥基层人民调解、治保组织在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为加强基层民主与法制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社会调查制度篇7
一、社会调查主体（社会调查员）的确定。据了解，两地法院对此都不约而同地先后进行过一些类似的尝试。最初是让控方即公诉人负责这项工作，但因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作相关规定和解释，公诉人往往认为该社会调查制度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经程序，不是其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且与其指控犯罪的职责也不相协调，徒增加工作量，故不同意负责调查。即使同意调查，也不是很积极，致使社会调查流于形式，其撰写的社会调查报告也空洞无物，没有实际意义。后来，法庭又尝试让辩护人担任社会调查员，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发现辩护人倒是比较积极，配合也较好，但其提供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往往失之偏颇，总是片面强调对未成年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利的事实和情节，却有意无意地忽略对该未成年被告人不利的一面，达不到法院原本所期望的那种客观全面而又真实公正的要求。同时，实践表明，其他个别地方由主审法官本人担任调查员的做法也存在诸多弊端，不仅与控辩式诉讼方式相悖，而且容易给外界留下“先入为主”、“先定后审”、“审判不公”等不良现象。
在此背景下，河南省兰考县法院进行了在其青少年庭内，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之外，设立一名相对固定的社会调查员的探索，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于2000年6月经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兰考县人民法院青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社会调查工作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兰考规则》）。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制度的规范性文件。它在第四条规定：“青少年法庭设社会调查员，负责社会调查，制作社会调查报告，参与法庭审理，跟踪帮教考察等工作。”
同时，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基于几乎同样的理由和原因，却探索了一条与兰考县法院的做法截然不同的道路：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总结，长宁区法院认为，由法官之外的人承担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的社会调查工作应该是一种比较妥当的做法。于是经过多方协调，最后确定由长宁区的青少年保护办公室来负责这项工作。
二、社会调查员在法庭中的地位。兰考县法院和长宁区法院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内都设有社会调查员的席位。但不同的是，兰考县法院是将社会调查员设立在审判台与被告人席之间，与书记员并列的位置上（见《兰考规则》第五条）；而长宁区法院则是将社会调查员席与证人席相对应，在被告人席与辩护人、法定人席之间单独设立一个席位。同时，在长宁区法院审理未成年被告人刑事案件时，社会调查员是不被视为证人的，可是在出庭方式以及在法庭上停留时间方面却又等同于证人：在法庭调查即将结束之际，社会调查员出庭宣读其所撰写的反映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的社会调查报告，宣读完毕后即退出法庭，并不得参与旁听。据该院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庭长称，这是考虑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不公开审理原则，保护未成年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缘故。然而，《兰考规则》却规定“社会调查员参与法庭审理”。在法庭上，社会调查员的地位和角色介于证人和法官之间。开庭时，法庭调查的最后一项由社会调查员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并征询控辩双方的意见。宣读完毕后并不退庭，仍然参与庭审，直至宣判。
三、社会调查员的职责。长宁区法院的做法是：社会调查员负责庭前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工作，并制作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在法庭调查时出庭宣读该报告。从《兰考规则》的内容上看，兰考县法院的社会调查员的职责范围要比长宁区法院广泛。具体来说，兰考县法院的社会调查员除具备长宁区的社会调查员所具备的上述职能外，还要在法庭教育阶段主持整个法庭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工作，并可以向合议庭提出对被告人如何适用刑罚的建议。同时，少年法庭在宣判后对该未成年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回访帮教措施也都由其承担。兰考县法院认为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其一，解决了审判人员”先入为主“的弊端，与”控辩式“诉讼方式相融合，使得控、辩、审三方各司其责，保证了社会调查的客观公正。其二，社会调查员承担了判前延伸及判后延伸等各项工作，使审判人员能够集中精力审理好案件，实现了当前所提倡的”精审判“的工作重心，同时使少年法庭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迈上了审判与矫治各自专业，专一化的轨道。”
四、社会调查的方式。在这个问题上，两地的做法基本上是相同的：一般由社会调查员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学习、工作的所在地以及其他关系地进行调查。由于社会调查内容多，涉及面广，加之案件审理期限的约束，所以两地的社会调查员均是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调查。根据不同的调查对象，可以分别采取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方式，必要的时候可以各种方法配合交叉使用。对调查内容一般应当制作成笔录，特殊情况下可以事后追记。为了确保调查工作的质量，《兰考规则》第十条还规定“在调查时，社会调查员应由二人同往”。
五、社会调查报告。根据《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社会调查员进行社会调查，主要是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就此调查而形成的向法庭提交的书面报告，即为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在调查内容上，两地法院的认识是一致的，即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同时，两地法院均认为，该报告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和意义：首先，该报告是影响合议庭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拟判处管制、缓刑和免刑的被告人。其次，该报告也是少年法庭进行法庭教育的重要依据。只有详细掌握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后，少年法庭才能发现教育、感化、挽救该未成年被告人的“闪光点”、“感化点”，以便有针对性地对该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否则，无的放矢，没有意义。第三，该报告也为少年法庭在宣判后对该未成年人回访跟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材料。两地在法庭上宣读社会调查报告的时间是相同的，都是放在法庭调查即将结束之时。但就该报告的性质而言，据长宁区法院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庭长介绍，他们通常并不把该报告作为证据使用，认为是否是证据不要争论为好，如果将其纳入证据领域则会增加认识的分歧。因此，如果被告人当庭对报告提出疑问时，社会调查员不要回答。当然，该法院同时认为，不对此进行质证，并不等于不允许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此发表意见，所以，在社会调查员宣读社会调查报告退庭后，由审判长逐一询问诉讼参与人的意见。与此不同的是，兰考县法院是把社会调查报告作为证据使用的，并允许包括被告人在内的所有诉讼参与人提问题并当庭回答，质证。对社会调查报告，两地法院均要求其内容要客观翔实、全面完整、准确公正。在社会调查报告中充分注意保护被告人的隐私等合法权益。开庭前，合议庭必须先审查一下报告内容，即便是事实，隐私方面的内容也不允许当庭宣读。在报告的用语方面，力求避免歧视性、侮辱性词语，多用不带感情色彩的中性词。
六、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范围。两地法院均认为，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案件，非经社会调查，并提出社会调查报告，不得宣告刑罚。另外，作为全国惟一的一家青少年刑事审判庭，兰考县法院青少年庭还规定已满18周岁不满25周岁的青年犯罪案件，是否适用该制度，由主审法官确定。（见《兰考规则》第六条）
通过以上比较，笔者认为：两地法院的具体做法，在笔者看来都是难能可贵的，但其中个别地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具体来讲：
1、在社会调查主体的确定上，二者的做法都符合《若干规定》，都是合法的，但各有利弊。兰考县法院由合议庭之外的法官担任，适合经济尚不甚发达的城市和广大农村县城，因为这样做充分考虑到了我国的现实，即我国绝大多数地方尚不存在长宁区所拥有的青少年保护办公室那样的社会团体，即使有也只是形式上的，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长宁区法院由司法机关之外的社会团体-青少年保护办公室承担社会调查工作的做法，是该制度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各地保护未成年人的组织和团体会越来越多，而且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笔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少年法庭效仿长宁区法院的科学做法。但就目前我国的现实而言，值得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推广的，还应是兰考县法院的做法。
2、关于社会调查员在法庭中的地位及其职责，笔者认为，兰考县法院将社会调查员与书记员并列的做法值得研究。他们的做法容易引起其他人的误解，误认为社会调查员是合议庭成员之一，从而对判决是否公正产生不必要地怀疑。而长宁区法院将社会调查员的席位置于被告人与辩护人、法定人之间的做法则比较妥当，因为社会调查员既不是合议庭成员，也不完全等同于证人，放在此处比较合适。但是，该法院让社会调查员出庭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后即退庭的做法不妥。首先，当合议庭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对社会调查报告提出疑问时，无法得到回答和解释。其次，由于社会调查员进行了社会调查，因而就整个法庭而言，他是最了解和熟悉被告人的成长轨迹的人，由他参与针对被告人进行的法庭教育，恐怕效果应该是最理想的。不让其参与法庭教育，实在可惜。最后，让社会调查员参与法庭审理和法庭教育，并不会违反有关规定和不公开审理的原则。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隐私权，是相对而言的。只要社会调查员参与了法庭审理过程，他就是诉讼参与人之一，他也就因此被赋予了保护未成年被告人合法权益和隐私的义务。
社会调查制度篇8
关键词：社会调查；法理依据；法律属性；程序构建
《刑诉法修正案》中增加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作为第五编第一章，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自此，社会调查最终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但此规定相对概括，造成调查主体多元、调查内容模糊、程序不具体等实践性问题，笔者拟从社会调查的内涵及法理依据、法律属性、实践性程序构建几个方面略陈己见。
一、社会调查的内涵及法理依据
社会调查是指通过走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就读学校、同学、社区居民等，对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爱好、身心状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对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综合评估，形成书面社会调查报告，为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依据［1］。其法理依据主要在：
（一）行为模式的规律性。从生物学上看，每个人分析、理解问题的方式具有稳定性，导致个人行为具有反复性或规律性。从心理学角度看，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个性从内在看包括独特而稳定的态度、思想、认知等，从外在看是一种习惯化的行为模式。个性主要是人在后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通过对一个人个性的了解，不仅可以掌握其当前的行为，而且可以根据其个性，预见其未来的行为。对某个情境中的行为的最好预测，是看在某个可比情境中过去的行为。当然，由于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个性与行为的关系不是直接的必然的决定关系，而是一种模糊的具有较高概率的相关关系。一个屡次偷盗的人，如果没有足够的教育警醒，那么再次偷盗的可能性就大；一个以往脾气暴躁、容易冲动的人，我们并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在这次行为中他是冲动的，而只能说他表现出冲动的概率较高，这就是运用社会调查判断人身危害性的理论基础。
（二）未成年人的特殊性。社会调查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某人的了解为基础，对于一个“陌生人”，很难形成诸如“声誉”或者“性格倾向”等评价。未成年人与成人相比，生活地域范围相对狭窄，相对减少了社会调查的难度。同时未成年人在生活中不易伪装，更多的表现出真实的自我，社会调查报告反映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时具有较大的可信性［2］。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他们并不具备完全的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容易受不良环境的影响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其主观恶性较小，因此，在办理未成年案件时应以更宽容的心去对待他们，力求寻找诱发其犯罪的原因，用最佳的处理手段让其回归社会。
（三）教育挽救的目的性。以惩罚和威慑为核心的刑罚观念已经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教育刑理论逐步兴起，并已普遍为当代各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所接受。未成年人容易受到不良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情绪容易冲动，虽然做出某些不合乎法律规范或社会规范的行为，其本身的主观过错相对较小。未成年人并未形成类似成年犯罪人那样稳固的犯罪人格，对其不良行为进行矫治、重塑其人格比较容易。《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相关规定要求，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能机械地强调处理结果与犯罪轻重相适应，而应更加关注处理结果与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矫治的实际需要相适应［3］。尽管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群体有其共性，但每个具体案件中，行为人的人格特征、所处环境、平时表现、致罪原因等各有不同，只有通过社会调查综合分析，才能选择最合理的处理方式，从根本上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上升的态势。
二、社会调查的法律属性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属性问题，主要指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具有证据属性。这一问题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与《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鉴定结论”相似，是“准证据”。有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是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是“品格证据”，只要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并经过查实以后，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也有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对于未成年被告人定罪量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并不具有证据的属性。司法实践来看，有的将其作为证据适用，可以对其进行质证；有的不将其作为证据，不允许对其质证，但允许诉讼参与人发表意见。
笔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不是证据，社会调查不宜与“品格调查”等同。社会调查制度是我国法制建设进步的表现，但是仍不应有悖于现有的刑法原则和法律规定。《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修改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无论怎样定义，证据必须与案件事实本身有客观的必然的联系，同案情没有关联的不能成为刑事诉讼的证据。调查报告的内容包括涉案嫌疑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并不是直接反应案件本身的犯罪事实，所以社会调查报告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法定证据的特性，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称之为刑事诉讼证据。同时社会调查报告也不能作为“意见证据”。“两个证据”规定中首次对意见证据做了规范［4］。所谓意见证据是指证人根据其所感知的事实作出的意见或推断性证言。根据证据法原理，一般证人的证言仅仅是指某人就自己亲自经历或者体验的事实而在法庭上所作的客观陈述，若证人证言中包含对案件事实发生、发展经过的猜测、推理和评论因素，则属于意见证据。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就未成年人的个人情况、性格爱好和家庭背景等方面了解情况，并不包含对案件事实发生、发展经过的猜测、推理和评论因素，因此不属于意见证据。社会调查也不宜简单的与“品格调查”等同，因为社会调查的范围不仅限于嫌疑人、被告人的“品行”，还包括其生活环境、家庭情况等。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与定罪无关，与量刑也没有直接关系，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社会危险性、可矫治性和社会公众接受的程度，因而可以作为案件处理中适用强制措施、诉与不诉、非监禁刑罚适用的参考依据。根据有利于被告原则，对有利于被告的调查报告和结论可以不质证，不利于被告的报告和结论应当质证。
三、社会调查的实践性程序构建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二百六十八条对社会调查制度的概括性规定，以法的形式解决社会调查的合法性、规范性问题。从实践的角度看，需要重点明确社会调查操作主体、社会调查内容、社会调查程序三个问题。
（一）社会调查的操作主体。六部门《意见》规定由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负责［5］。按照《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法院都可以进行社会调查。目前，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并未对所有未成年人案件启动社会调查，一般根据各自的需要而有选择地开展社会调查。这样主体多元，很可能造成重复调查，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可能因调查方法各异、结果差异造成适用困难等问题。
笔者认为，六部门的《规定》具有合理性，但却缺乏可行性。一是社区矫正机构缺人、缺钱、缺物，其自身工作自顾不暇，基本上无力承担社会调查工作。例如四川资阳市现有175个乡镇（街道）建立了司法所，但专职司法助理员却只有87人，有一半司法所无专职司法助理员。同时兼职人员数量严重不足，而且部分司法助理员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难以有效开展矫正工作，社会调查就更难落实。二是耗费巨大，单独进行社会调查工作的繁重程度几乎与案件侦查工作量相当，给社会增加很大的负担。依照公检法三机关的相关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应普遍适用于所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6］。对行为人的人格状况的测定与评估，不是把各个项目简单罗列，而是通过由表及里、由表象到实质的调查分析，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发展趋势，其调查程序的严谨性和调查结论的重要性，决定了调查应由专业人员或专业机构来完成。公安机关是最早接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机关，其侦查期限较长，调查阻力小，由其调查，有利于收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办案期间的表现及是否具备逮捕必要性的证据。从实践角度说，笔者认为比较可行的办法是：一般案件由公安机关在侦查的同时收集社会调查需要的资料，并填写社会调查报告；交由社区矫正机构审核并签署意见；社区矫正机构认为有必要另行调查或者补充调查的，可以自行调查；人民检察院、法院认为有必要另行调查或者补充调查的，可委托社区矫正部门另行调查或补充调查；影响较大的案件由公安机关委托社区矫正机构或其他团体、社会工作者独立开展调查工作，形成调查报告。这样只有少量影响大的案件委托社区矫正机构或其他团体、社会工作者独立开展调查，既保证了公正性，又减轻了公安机关和社区矫正机构的工作压力。
（二）社会调查的内容。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作为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公安、检察、审判机关确认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准确定罪，公正量刑，有的放矢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开展法制教育的重要依据。《刑诉法修正案》中概括规定包括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根据六部门《规定》中相关规定，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包括行为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是否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居住环境及睦邻关系的调查、涉嫌犯罪前后表现、分析犯罪的原因、就量刑以及后期的帮教矫治措施提出建议等，项目繁多，看起来较分散与杂乱。
笔者认为，社会调查应秉持刑罚个别化理念，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从各个方面收集和行为人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全面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判定行为人的素质特性。同时充分考虑个案的不同侧重点，重点收集与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刑事责任确定、刑罚裁量以及教育矫治相关的材料，并围绕此中心形成社会调查报告。比如，对于一个涉嫌盗窃犯罪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以其盗窃行为为原点，全面收集其实施盗窃行为前的行为表现、家庭经济收入情况、父母对其在金钱方面的教育和管理情况、平时交友中的经济来往情况等，区分是因无生活来源作案还是有生活来源因一时贪念、期望不劳而获而作案。在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同时，还应对未成年人的父母进行调查，以确定未成年人是否具备帮教条件。对于那些主要受环境影响实施的较为轻微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如果通过对他的生活环境进行改善或调整，可望得到改造，不致再犯的，可以考虑暂缓。
（三）社会调查的方式。实践中，调查方式较为简单，采取讯问、谈话（电话）、发放调查问卷、填制社会调查报告表等方式，制成调查笔录。有的甚至对未成年人的个人基本信息、社会经历、家庭背景三方面进行简单讯问，并记录在讯问笔录之中，以此作为调查结论，使得调查报告流于形式，其客观性、真实性均难以得到保证。
笔者认为，在调查时应该以走访为主，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户籍所在地、生活、学习、工作所在地以及其他关系地进行实地走访，向其本人、父母、亲友、老师、邻居在内的相关知情人了解情况，并制作调查笔录。对所有移送检察机关的案件，应形成详细的调查报告，以利于发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案发的潜在的问题，指导后期的矫治教育。在调查过程中，如果发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体情况比较复杂，难以通过直接的调查获取精神、生理或心理特性等方面的确定信息时，可以向公安机关申请鉴定或测评。但该鉴定测评应尽早提出，以便公安机关进行专业测评［7］。调查应坚持迅速原则。《北京规则》第20条规定，“每一案件从一开始就应迅速处理，不应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并在“说明”中解释到，“在少年案件中迅速办理正式程序是首要的问题。否则法律程序和处理可能会达到的任何好效果都会有危险。”参照美国青少年司法和犯罪预防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如果未成年犯被羁押，应在5天内完成社会调查，如未成年犯未被羁押，应在10天内社会调查。
参考文献：
［1］《试论社会调查制度在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运用》莫洪宪邓小俊（）
［2］刘立霞，尹璐，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审前调查制度探讨（J），2007年《青少年犯罪问题（1）》。
［3］《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第三部分“审判和处理”，第17款第一条：采取的反应不仅应当与犯罪的情况和严重性相称，而且应当与少年情况和需要以及社会的需要相称。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0年6月23日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5］“六部门《规定》”：2010年8月14日，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六部门联合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简称“六部门《规定》”。其中三.（一）1：社会调查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负责。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可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社会调查，或委托共青团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助调查。
社会调查制度篇9
一、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概念、作用、产生依据
(一)概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指由一些具有心理学、医学、精神病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等专门知识,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有丰富未成年人工作经验的调查者,对与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相关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然后基于其专业知识和经验,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未成年人进行客观、全面、综合、公正的评价,并对造成犯罪的原因、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险性进行科学的、深层次的、专业的分析判断,然后提出处理意见,做出专业的书面意见报告,为法官对未成年被告人定罪量刑时考虑从轻、减轻处罚提供法律依据。
(二)产生依据: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产生的依据是2001年4月1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调查。”这就是我国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对未成年被告人情况社会调查的主体有公诉人、辩护人、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
(三)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一规定为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提供了法律依据。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实施刑罚,一向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对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的全面调查,为参与审理的法官考量未成年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因而对其适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提供了依据。因此,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实行“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二、当前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存在的缺陷之处
(一)社会调查的主体
关于社会调查的主体,依照最高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自行进行调查”的规定,由于是“可以”,而非“应当”,故从立法的角度,控辩双方、审判机关、以及受审判机关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均可以成为社会调查的主体。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形式,1、由控方或者辩方以访谈的形式,形成规范性的社会调查报告。2、由审判机关以问卷式或访谈形式,形成问卷调查表。3、建立一支特邀社会调查员队伍,这些社会调查员由熟悉青少年特点,热心青少年帮教工作的社会人士组成。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的不确定性,导致这项工作开展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从法院执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情况看,开始这项工作是由法官自行调查,形成书面材料,随着97年刑事诉讼法的生效执行,法官居中裁判规则的确立,开始改变以前单纯由法官调查的情况,同时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通过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协作,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由该机构完成其接受的援助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在开庭前或庭审中将报告提交给法官予以参考。如果案件被告人自己聘请了律师,这项工作就由律师去完成。实践中社会调查报告完成的情况比较好。但是这样做毕竟只是辩护方的调查报告,其内容具有局限性和不客观性。而检察机关对社会调查的工作,认为是其检察工作之外的工作内容,态度消极。即使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情况了解也是在审查起诉时通过案件了解的情况,很片面且不详细。
笔者认为,在社会调查主体的确定上,上述几种做法都符合《若干规定》,都是合法的。但在司法实践和实际操作中,存在着各种实际问题:(1)对公诉人作为社会调查主体,因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作相关的司法解释,所以公诉机关认为该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经程序,因此不属于其工作职责范围,实际司法实践中,公诉人做社会调查的也寥寥无几。(2)辩护人担任社会调查主体,是目前在司法界适用较多的。这对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辩护人提供的社会调查报告,在内容上大多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的问题,只调查对未成年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利的事实和情节,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该未成年被告人不利的一面,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被调查主体的真实情况。(3)由主审法官本人担任社会调查主体,这不仅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控辩式诉讼方式相悖,而且容易产生“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等问题。(4)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由于《若干规定》对此规定得比较原则,使实际工作中,人民法院应该委托哪一社会团体组织、对调查人员的要求、经费的承担以及调查后如何在庭审中出示,均未做具体规定,所以在司法实践中采用此种方式的很少。
(二)社会调查报告在未成年刑事案件中的地位,法律没有给予确定,由此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可有可无。
社会调查报告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意义已经阐述,不再赘述。一个未成年刑事案件中,有无社会调查报告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应是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司法实践中,其效力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故实施的情况并不理想。社会调查作为一种制度在法院并未在实践中认真履行,而且对社会调查报告没有作相应规定,加上缺乏制度进行监督,既然社会调查报告并不是程序之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实施情况不好。既然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没有确定,由此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显得可有可无。
(三)社会调查报告在庭审程序中处于何种环节,对社会调查报告能否作为证据使用,是否应该在庭审中予以展示,法律没有规定,导致社会调查报告在庭审中以和种方式出现、怎样展示,控辩审三方均感困惑。存有争议:
1、对社会调查报告能否作为证据使用主要有两种观点:(1)社会调查报告不能作为刑事证据。理由是: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只是对未成年被告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和成长经历的调查,与其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等均无关,因此不能把调查报告作为刑事证据使用,而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因此其不能在法庭举证、质证阶段出示。
从证据的概念来看,调查报告不符合证据的范畴。证据必须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并与案件事实本身存在客观必然的联系。然而社会调查报告只是对涉罪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进行的综合评定,并非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与案件事实之间并不存在客观的、必然的联系。
从证据的本质特征来看,调查报告不完全符合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特点。司法实践中,在对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社会交往进行调查时,会涉及相关社会关系人对其的看法和评价,办案人员收集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成长经历以及犯罪前后的表现后,还要形成自身观点,出具最终报告,这些评价显然具有相当强的主观性。调查报告只是与其犯罪的成因有一定联系,一定程度上反映未成年人的犯罪动机和主观恶性,对证明案件事实没有实质意义。
从证据形式来看,调查报告并不属于刑诉法规定的八种法定证据形式之一。
鉴于此,笔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证据的范畴,不能作为证据在法庭中质证,其性质应属于品格证据。但随着调查报告在实际案件中的广泛运用,其性质也越来越接近证据的范畴,为此,法律应进一步加强对社会调查制度的规范。
(2)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刑事证据。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因此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对未成年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的调查,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的。可以在法庭举证、质证阶段出示。
2、社会调查报告在庭审程序中处于何种环节,是否应该在庭审中予以展示,笔者认为,对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具有证据性质以及在刑事诉讼庭审中的哪一阶段出示,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社会调查报告中,附有未成年被告人以往学习、工作等表现,如在学校的“三好”学生奖状、工作单位等颁发的先进个人等证书、所在学校或居住地的村委会、居委会出具的以往表现的证明,只要符合刑诉法证据的相关规定,就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书证),在法庭举证、质证阶段出示;对社会调查报告,只是辩护人通过对未成年人成长经历的调查,自己书写形成的调查报告,笔者认为此种调查报告,不能作为证据,只能作为量刑的参考。可在法庭辩论阶段,作为辩护意见的依据,与辩护词一并宣读。
社会调查制度篇10
关键词社会调查报告证据证据能力证据效力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
一、国内外社会调查制度的发展现状
社会调查，也称品格调查，是指为了在刑事程序上对每一个犯罪人都能选择恰当的处遇方法，使法院能在判决前的审理中，对被告人的素质和环境做出的科学分析。社会调查制度是随着刑法学说从行为主义向行为人主义转变而兴起的。行为人主义认为，行为不只是意识的客观化、现实化，而且是人格或品格的外化，即行为总是正确地反映着行为人的人格或品格，所以要将行为作为反映人格的事实来把握。刑事责任的基础是犯罪人的危险性格即反复实施犯罪行为的危险性。犯罪人的危险性格是科刑的基础。在此理论思潮的指导下，人格因素被引入到各国的形式立法和司法中。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法制较为发达的国家，社会调查制度已趋于完善。
在上述国家，社会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犯罪人的个性、身心状况、境遇、经历、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等内容，其普遍适用各个年龄阶段的犯罪人案件，且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其社会调查一般由专门机构承担，如美国是专门的保释服务机构或监督机构承担，英国是保释情报组织承担，法国是由预审法官承担，或者由预审法官委派司法警察或有资格的人承担，德国是社会工作者承担。审判机关要求“尽可能地获得与被告人有关的生活或者性格特征材料”，以便精确地对被告人科以刑罚。监狱也根据犯罪人的社会调查状况对犯罪人实施不同的矫正或改造方法。由此可见，在国外，社会调查作为量刑、保释、分类矫正的基础，已经成为各国刑事程序不可或缺的因素。但在社会调查主体方面，各国做法不一，既有预审法官、司法警察承担，也有社会专门组织、社会工作者承担。
我国明确提出社会调查的法律虽然是2010年9月印发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但是提出实施社会调查制度却是在1995年公安部所印发的《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并且在相关规定中都明确指出，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平时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态度、成长经历、心理特点等因素。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的主体则主要有：（1）基层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如北京市门头沟法院；（2）固定的社会团体组织（青少年保护委员会、工会、妇联等），如青岛法院、合肥法院；（3）相对固定的社会调查员，如河南省兰考法院。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调查制度开始较晚、适用主体狭窄（仅适用于未成年人）、调查主体不固定且缺乏专业素养。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国社会调查证据性问题突出，亟待解决。
二、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性之争
对于2010年9月“两高三部”印发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所涉及的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性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只能是司法机关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的一种重要参考资料”；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从理论上应当视为证据”；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包括三部分：⑴被告人基本情况；⑵犯罪内容；⑶提出量刑建议及其理由。……社会调查报告中的内容如被告人的基本情况看、一贯表现及犯罪情况，一经查实，可以成为法院量刑的依据，因此，属于证据。至于调查报告中的量刑建议部分，由于其属于调查部门对被告人量刑的意见或建议，并未证明案件的有关事实，因此不属于证据”。
笔者赞同第三种学说，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前两部分应当属于证据，而社会调查报告的第三部分不应当属于证据。从语言学角度界定证据为：“法律用语，据以认定案情的材料。”从法律学角度界定证据为：“证据就是证明案件事实或者与法律事务有关之事实存在与否的根据。”因此，只要与案件的待证事实有关的材料均可称之为证据，该材料的真假情况、表现形式如何均不影响该材料能够成为证据。而案件的待证事实主要是指“与案件事实相关的、能够证明是否有罪，以及相关的量刑情节事实。”就社会调查报告来讲，其中被告人基本情况与犯罪内容中所反映的被告人的品性特征、一贯表现行为、悔罪态度、犯罪动机、与被害人的关系、犯罪的社会影响等内容对于更为清楚的判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从而对其更为准确的量刑有着重要作用，这两个部分属于证明相关量刑情节事实的证据。因此社会调查报告的前两部分内容无论是否查证属实，都属于证据，而其被查证属实之后，则成为了定案的根据。换句话说，定案的根据都是查证属实的证据，而只有查证属实的证据才是定案的根据。而社会调查报告中的量刑建议及其理由部分，因为与待证事实无关，因此不属于证据。
三、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能力之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