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风险自查报告篇1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著名的会计学教授Stuartturley指出，审计方法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风险导向审计这一重大变革。一方面，风险管理涉及的审计程序再分析的基础对控制审计成本有重要作用（Knechel，2002）；另一方面，风险导向审计能更有效发挥其“免疫”效应，如发现会计误报或者财务舞弊（Knechel，2001）。因此，为了有效发挥高校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免疫”效应，引入风险导向模式的绩效审计，一方面有利于审计资源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有利于降低审计成本并提高审计质量和效率。近年来，很多西方国家对风险导向审计理念越来越重视，通过一系列举措要求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开展全面的风险评估，结合评估的风险确定绩效审计的范围及重点，进而实施绩效审计程序，其绩效审计风险理论体系逐步完善起来。国外先进的审计理念及审计实践中的问题促使我国开始重视风险导向审计模式，高校专项资金也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其绩效审计尚处于起步阶段，风险导向模式基本上没有应用到绩效审计中，其审计程序中也没有涉及风险理念。这可能不利于发挥绩效审计的“免疫”效应，也不利于高校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工作的开展和进一步推广。随着政治与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各类风险必然会不断覆盖到政府及公共部门的业务。为此，如何充分发挥审计机关的“免疫”效应，加强风险管理，降低审计风险成为审计机关的重要任务。首先，专项资金绩效审计专业人员的匮乏增加了绩效审计风险。高校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具有专业性与复杂性的特点，审计机关和人员的首要任务是降低审计风险，提高审计效率。高校专项资金绩效审计不仅涉及财务会计及审计、信息网络等多方面的专业理论知识，也涉及相关的法律知识如国家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规定和管理办法以及新的政策动向，同时与统计、计量、计算机技术相关。目前审计机关或审计机构普遍缺乏全面融合审计、会计、法律、计算机网络的专业型人才，高素质专业人才的缺失，不仅增加了审计工作压力，也影响“免疫”效应的发挥，更提高了绩效审计风险。同时，高校专项资金的长期性也导致审计判断的难度进一步增加。此外，大部分高校内部绩效审计工作的独立性不高，自主性较差，给高校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增加了难度和风险。其次，传统的绩效审计理念增加了绩效审计风险。目前高校专项资金的绩效审计工作处于探索阶段，绩效审计思想还受到财务审计理念的影响。高校专项资金的绩效审计过程基本是参照财务审计工作流程，绩效审计的重点基本是围绕专项资金项目的特点及使用规定来确定，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的选择是根据专项资金使用的成果、专项资金管理情况来确定，绩效审计的方法没有特定的技术，绩效审计的过程也缺乏完整的操作规范。这样的绩效审计工作不仅影响“免疫”效应的发挥，也增加了审计风险，进而影响高校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质量。最后，繁重的审计任务增加了绩效审计风险。近年来，随着高校专项资金投入比例的增加，国家对专项资金越来越重视，针对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过程出台了一系列绩效审计举措及要求，同时对专项资金绩效的审计质量和效率也作出了明确的指示。这种情况下，各级审计机关的审计任务无形中加重了，审计机构“免疫”效应的发挥变得迫切了。在审计的人力与物力不变的情形下，繁重的审计任务使审计机关及人员面临的绩效审计风险增加了。因此，为了进一步发挥高校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免疫”效应，提高审计质量，在绩效审计中引入以降低审计风险为目标的风险导向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二、高校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免疫”效应中的风险导向模型
常规的财务审计一般是事后审计，其典型特点是根据事后的审计资料，结合审计标准，在核实审计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可靠性的过程中，侧重于审计证据的错报和漏报。而绩效审计的过程不仅是事后审计，也涉及事前审计、事中审计，其特点是不仅关注被审计单位事后财务收支的合理性、合法性、合规性，也侧重事前、事中和事后审计对象的效果性、效率性、经济性。财务审计的审计风险模型为：审计风险=重大错报风险×检查风险。绩效审计风险作为审计风险的一个分支，看似可以运用上述审计风险模型，但是，该模型的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险具有普遍性，没有针对性。很显然，传统的审计风险模型并没有考虑专项资金的特殊性，如专款专用、周期性长等。因此，在构建高校专项资金绩效审计风险模型时需充分考虑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特点，不能盲目套用传统的财务审计风险模型。鉴于绩效审计的特点，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绩效审计风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高校专项资金实际情况，本文定义的高校专项资金绩效审计风险是由专项资金重大错报风险与专项资金绩效检查风险共同构成的，风险模型如下：专项资金绩效审计风险=专项资金重大错报风险×专项资金绩效检查风险=（专项资金固有风险×专项资金控制风险）×（专项资金绩效识别风险×专项资金绩效评估风险×专项资金绩效反馈风险）该模型中，专项资金重大错报风险，主要指高校提供专项资金绩效活动的审计证据在审计前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专项资金绩效活动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但因专项资金的特殊性，其固有风险与控制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密不可分，在审计前阶段无法单独进行识别，故将两者统称专项资金重大错报风险。根据专项资金重大错报风险的特点可知，固有风险与控制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审计单位自身的实际情况，外部人员无法控制。因此，要发挥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免疫”效应，降低专项资金绩效审计风险，审计人员只能在审计过程中控制并降低绩效检查风险水平。此外，财务审计的重大错报风险有很大的普遍性，其原理对于专项资金绩效审计也适用，且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在此不作详细阐述。高校专项资金的绩效检查风险，尽管学术界对绩效检查风险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专门针对某个项目的绩效检查风险研究尚不多且不够深入，关于高校专项资金的绩效检查风险的探讨更是屈指可数。因此，专项资金绩效检查风险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专项资金绩效检查风险，主要是指审计人员通过预定的审计实施程序未能发现被审计单位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证据上存在的某项重大错报或漏报的可能性。由此可知，绩效检查风险的大小受到审计人员主观臆断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可控风险。因此，要降低审计风险并提高审计质量与效率，需要审计人员充分了解、掌握绩效检查风险的特点及类型，运用、掌握正确的方法与技术评估并规避审计风险。下面从审计人员实施审计程序的角度将高校专项资金绩效检查风险进一步细分为高校专项资金绩效识别风险、高校专项资金绩效评估风险、高校专项资金绩效反馈风险。
（一）高校专项资金绩效识别风险
高校专项资金绩效识别风险是指审计人员就高校专项资金绩效审计时，由于对高校财务环境的不熟悉及检查工作不全面等造成的判断失当的风险。在审计过程中，因审计人员掌握的相关资料不齐全，运用的方法不当，数据的分析不深入，很有可能对潜在的风险识别不到，产生绩效识别风险。
（二）高校专项资金绩效评估风险
高校专项资金绩效评估除了涉及经济效益评价外，也离不开社会效益评价，是一个周期性、持续性且复杂性的过程。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时需要大量的资料来证明，如高校专项资金预算管理制度、专项资金申报资料、审核及审批管理制度、专项资金具体使用管理办法、监督检查制度、项目反馈、考评和公开制度等。繁锁的评价内容及依据导致审计工作内容复杂多样。同时，我国还没有建立完整、科学、合理的高校专项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及绩效评价标准，专项资金的绩效审计基本是由审计人员根据自身经验及主观判断进行审查、分析与评价，其绩效审计质量和审计结论很可能引起人们的质疑，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产生绩效评估风险。
（三）高校专项资金绩效反馈风险
高校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最终目的是根据审计过程提出审计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被审计单位提出改进意见，促进被审计单位专项资金的规范、合理、有效运用。这不仅需要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有深入的了解，同时也需要审计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与职业素养。然而，目前我国专项资金方面的审计人员知识不够渊博，实战经验不足，综合素质不高，审计人员尽管非常熟悉被审计单位的情况，也可能会因为专业不强、经验不足、素质不高的问题引发绩效反馈风险。因此，坚持风险导向进行绩效审计，不仅是充分发挥高校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免疫”效应的必要条件，也是保证高校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质量和效率的基本条件。随着国家对高校专项资金管理的日益重视，其绩效审计的问题备受瞩目，专项资金审计风险压力日益增加。传统的账簿基础审计模式及制度导向模式已经无法满足良好审计质量的要求，无法有效发挥绩效审计的“免疫”效应，也无法有效降低高校专项资金绩效审计风险。因此，风险导向模式的高校专项资金绩效审计，一方面能及时反馈绩效审计过程的信息，对专项资金管理活动进行控制；另一方面可以发挥绩效审计的“免疫”效应，实现专项资金的最佳效用，进而提高审计质量。
三、风险导向模式在高校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免疫”效应中的嵌入
坚持风险导向模式的高校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就是在力求充分发挥绩效审计“免疫”效应的基础上对被审计单位专项资金的效果性、效率性和经济性的审计中，从高校专项资金立项、实施到完工全部过程都贯穿主动控制风险的理念。风险导向审计的关键问题是在既定的绩效总体审计风险基础上，如何控制重大错报风险与绩效检查风险的大小。由于专项资金重大错报风险与绩效检查风险呈反比例关系，因此，在既定的可接受水平的总体审计风险下，重大错报风险较高，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将绩效检查风险降低到相应水平；相反，如果绩效检查风险较高，则需要适当降低重大错报风险水平。由于重大错报风险是在审计前阶段就发生，审计人员无法控制，属于不可控风险，因此，如何控制审计各阶段的绩效检查风险就是审计人员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控制绩效识别风险，发挥审计计划阶段“免疫”效应
审计计划阶段是绩效审计工作中的第一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步骤，对后续工作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审计人员可以根据获取的大量专项资金信息资料，运用自身的专业技能及审计职业判断寻找专项资金可能存在不经济和不效率的领域，并充分了解这些领域可能存在的风险，深入分析其成因及后果，为识别风险的性质及类型奠定基础。为了控制审计计划阶段的绩效识别风险，发挥该阶段的“免疫”效应，为后续审计工作做好准备，审计人员一方面要了解专项资金风险成因的主要类型，具体包括：（1）专项资金的构成不合理；（2）专项资金使用不符合预算和业绩的要求；（3）专项资金重复使用并造成损失与浪费；（4）专项资金的使用效果离预期甚远；（5)挤占并挪用专项资金。另一方面，要熟悉该阶段绩效审计的目标、范围、内容、组织方式等。首先，审计人员在熟悉评价标准的基础上，找出影响专项资金项目的相关因素。其次，综合运用阅读、访谈、抽样调查、比较分析法和定量定性结合的分析方法分析存在的风险，并将其进行分类。最后，从相关性、可靠性、充分性方面进行分析和筛选出关键影响风险的因素，归纳整理成该阶段的报告，为下阶段的审计提供意见，也为最后的审计结论和审计建议提供依据。
（二）降低绩效评估风险，发挥审计实施阶段“免疫”效应
审计实施阶段是对专项资金效果性、效率性、经济性作出客观科学评价的关键环节，也是执行绩效审计方案、整理绩效审计数据、编制工作底稿、形成初步审计意见的过程。由于高校专项资金使用范围广泛、投入量大、专项性强、占用时间长，因此，专项资金绩效评估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为了降低绩效评估风险，发挥审计实施阶段“免疫”效应，审计人员可以从评估指标、审计方法与审计程序三方面着手。首先，构建全面科学的专项资金绩效评估指标，对专项资金效果性、效率性、经济性进行评估，目的是反映专项资金的筹集、使用、分配及效益。由于高校专项资金来源、性质、范围不同，体现的效益也不同，衡量效果性、效率性、经济性的标准也会截然不同，如高校修购专项资金体现的是硬件设施教学质量，科研专项资金体现的是科研成果及水平。因此，审计人员在审计之前需要慎重考虑绩效评估的标准问题，构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兼顾不同性质的资金，使不同性质的资金具有全面性和可比性。此外，高校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估，有些绩效无法用货币化计量，如社会效益，这必然会影响绩效评估结果，存在评估风险。因此，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定量化指标，当然定性指标也必不可少。总之，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在兼顾全面性与可比性的基础上，考虑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做到科学合理，制度、标准统一，这样才能客观公允地进行专项资金绩效评估工作。其次，选择正确的专项资金绩效审计方法。审计方法贯穿于整个审计工作过程，在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估结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审计实施阶段从执行审计方案、整理审计数据、编制工作底稿直至出具审计意见书，都有审计方法的运用。因此，在审计方法的选择上，审计人员需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态度，选择科学、正确的审计方法。为了降低绩效评估风险，发挥审计实施阶段“免疫”效应，审计实施过程中不仅要运用传统的审计方法如抽样调查、观察分析等，也应该结合比较分析法、投入产出法等定量评价方法，这样才能为绩效评价结果的准确度奠定良好的基础。最后，确定合理的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实施程序。在确定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及审计方法后，审计人员要做的下一步工作就是设计和实施合理的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程序，即控制测试与实质性程序。审计人员根据前期掌握的情况，考虑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后，结合被审计单位的系统运行方式、资源和制约因素设计科学合理的方案，以便专项资金绩效的评估。为了确保控制测试与实质性程序的顺利进行，审计人员需要熟悉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内容，包括专项资金的预算管理制度、高校部分机构设置、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专项资金管理与实施情况等。结合绩效审计的内容及自身专业素质，借鉴绩效审计先进经验及管理技术，对获得的信息质量和可信度作出合理判断，确定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重点领域，完成对被审计单位的控制测试与实质性程序。最后经过科学的验证，得出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结论。
（三）减少绩效反馈风险，发挥审计报告及反馈阶段“免疫”效应
审计报告阶段，最典型的特点是出具绩效审计报告，反馈信息。绩效审计报告的格式不局限于财务审计中的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四种类型，形式更多样化，内容更广泛，视野更开阔。它不仅能确保审计报告的权威性与财务状况的真实性，也能反映绩效的好坏。被审计单位专项资金的来源、使用、管理、制度设计、内部控制、绩效结果等详细情况及相应的审计建议和改进措施将会成为高校专项资金绩效审计报告的主要内容。其审计报告的最终目的是发挥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免疫”效应，对高校起到一定的预警作用，同时促进被审计单位未来能够有效合理使用专项资金。因此，审计报告的内容对被审计单位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虽然审计人员只是充分描述实地调查与分析状况并根据审计标准提出相关的建议，不用强迫被审计单位接受，也不需要对绩效审计处理作出决定，但是审计报告的准确性需要审计人员的保证，因此，审计人员编制审计报告时，同样需要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态度。由于审计报告使用者的经验、知识水平等差异，对审计报告的审视与理解不同，这使得审计报告的反馈存在一定的风险。为了减少专项资金绩效反馈风险，发挥审计报告及反馈阶段“免疫”效应，一方面，在审计报告中，应该针对专项资金来源情况、管理情况及使用带来的绩效现状进行描述，对被审计事项的风险进行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同时对专项资金绩效现状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确保绩效评价的合理性及审计报告的真实与准确性；另一方面，审计人员要及时向被审计单位管理层解释专项资金使用存在的问题与建议，以便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并进一步了解审计建议被采纳执行的情况。因为发挥高校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免疫效应”就是揭露问题、纠正问题、抵御风险，达到绩效增值的目的。审计工作质量的检验效果则是了解审计建议被采纳的情况，如果问题没有纠正，建议未被采纳，审计人员则应从被审计单位及审计报告两方面找原因，从审计反馈中不断完善后续的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工作。
四、有效发挥高校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免疫”效应的措施
基金风险自查报告篇2
客户风险等级管理流于形式客户风险等级管理，是指金融机构依据客户的特点或账户的属性以及其它涉嫌洗钱和恐怖融资的相关风险因素，通过综合分析、甄别，将客户划分为不同的风险等级并采取相应控制措施的活动。对客户进行风险等级管理，可以平衡反洗钱成本和收益，提高反洗钱工作效率。但目前我国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中对客户风险等级管理的规定只有原则性的条款，具体该如何实施，没有明确要求；在监管中也只能是检查是否按时对客户进行了风险等级划分和审核。这就导致一些金融机构划分客户风险等级不是出于预防本机构洗钱风险的需要，而是担心受到监管机关处罚而被迫开展，对客户风险等级管理工作不够重视，甚至部分机构的反洗钱工作人员不清楚如何运用这一结果支持反洗钱工作，多数机构对风险等级划分的结果也只停留在查询、浏览等简单功能的使用上，没有充分发挥该项工作的成效，使该项工作流于形式。可疑交易报告数量激增而情报价值不高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是预防洗钱措施的核心，报告质量直接影响反洗钱监测分析工作，从这几年中国反洗钱年度报告中可以看出，2006年可疑交易报告仅153.5万份，2007年上升至1662.02万份，2008年为6891.5万份，2009年有所下降，为4293.3万份，2010年又上升至6185.2万份。尽管可疑交易报告数量不断攀升，但质量一直不高。同期人民银行向侦查机关报案数2006年1239起、2007年554起、2008年752起、2009年654起、2010年911起，而侦查机关的立案数则更少，2007年94起、2008年215起、2009年119起、2010年374起。大量的可疑交易报告一方面容易造成中国是洗钱大国的错觉和误解，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都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处理、保存这些信息，同时这些可疑交易报告中绝大多数为垃圾信息，这些垃圾信息又淹没了真正的可疑交易，影响了反洗钱信息情报中心对洗钱线索分析和甄别的质量，成为制约我国反洗钱监管效率的瓶颈。大额交易报告工作实效让人质疑大额交易报告不必然与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相关，国际上对是否要求金融机构报送大额交易报告做法不一。我国当初制定大额交易报告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大额转账交易的宏观分析，可以帮助确定反洗钱需要关注的行业、区域和交易种类等信息。目前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报送单位账户之间（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体工商户）单笔或当日累计人民币200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20万美元以上的转账交易，自然人账户之间、自然人与单位账户之间单笔或当日累计人民币50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0万美元以上的转账交易，所有金融机构都要报送单笔或当日累计人民币20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的现金交易。首先，这些门槛的设定是否科学合理还有待考证。如规定对于同一金融机构、同一户名下多个活期账户间转存资金的业务不属于大额交易免报范围，结果客户处于理财等目的进行的交易被大量重复报送。其次，从开始报送大额交易至今，监管部门的有关工作报告中均没有体现出如何利用大额交易报告进行分析并将分析结果运用于反洗钱工作中。而从这几年中国人民银行接收的大额交易报告量来看，2007年2.1亿份，2008年1.77亿份，2009年1.78亿份，2010年2.4亿份，虽然金融机构报送大额交易已实现了系统自动报送，成本得到了控制，但监管部门需要对存储海量的信息付出巨大的成本，由于没有明显实际成效也让人对该项工作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
原因分析
合规监管的内在缺陷制约了反洗钱工作的有效开展当前我国反洗钱监管主要是合规监管，这种监管模式的核心是监管者以法律制度的形式明确金融机构的义务空间，即金融机构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出现特定条件时，必须遵循法定要求采取措施，其基本假设是反洗钱义务可度量，金融机构应履行什么义务、履行多少义务是确定的；基本监管方法是运用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发现金融机构未按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事实，并按履行义务的情况给予适当的处罚。在反洗钱监管初期，合规监管对培养和提高金融机构反洗钱意识、有效履行反洗钱职责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随着反洗钱工作逐步推进，合规监管的弊端逐步显现，其内在缺陷也开始制约反洗钱工作的有效开展。首先，其基本假设是不成立的，随着金融机构业务不断拓展，现行的法律法规没有也不可能穷尽金融机构的义务空间。其次，合规监管缺乏激励兼容，导致金融机构防卫心理较强。特别是在可疑交易报告方面，将可疑交易标准作为规章要求固化，不符合洗钱手法、类型会依据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特点，一些可疑交易报告标准过于宽泛，与洗钱风险的相关度不高；在具体监管中，监管者将抓到几笔可疑交易漏报或者其他违规行为作为重大处罚的依据，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必然导致金融专注于形式合规，“宁多勿漏”，报送大量的垃圾数据，既成为金融机构的负担又造成监管机构的负担，双方都付出了较高的执行成本和监管成本，实际成效却不明显，由此造成监管效率不高。反洗钱规章制度的假定过于理想化现行的反洗钱制度假定金融机构与监管部门充分合作，金融机构在发现任何洗钱迹象时，会主动采取措施并立即向监管部门报告，但金融机构的反应行为方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能力，二是意愿。能力又取决于“知”和“信”。“知”是金融机构对客户的了解，具体表现为知道、怀疑或者有理由怀疑客户有洗钱行为；“信”是金融机构的诚实信用以及相应采取的措施，监管部门希望金融机构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还会利用自己特定的信息资源优势为净化金融环境服务。但事实上，有信无知的金融机构不可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知情不报的无异于洗钱者的同僚，无知无信的根本就是洗钱的天堂，因此只有知信兼备的金融机构才是监管部门的理想合作人。意愿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和“利”，金融机构为履行反洗钱义务付出了巨大的有形成本，收益却主要是无形的，在本利权衡之后，理性的金融机构只与监管部门进行“选择性合作”，这也与“充分合作”的假定相差甚远。另外“，保守客户秘密”是金融机构极其重要的战略性资产，但客户身份识别要求金融机构全面了解并共享客户信息，这直接威胁到该资产的安全性，要求对客户进行风险等级管理，也给金融机构的客户经理角色带来了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机构进行充分合作的意愿。现行反洗钱法律制度体系缺乏相关业务指引从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来看，暂时还缺乏相应的反洗钱业务指引的内容，相关的规章只有原则性的规定，但具体如何实施，并没有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只能自我完善。如在对客户风险等级管理方面，只规定金融机构要根据客户特点，并考虑地域、业务、行业等进行风险分类，具体该如何操作，没有更细化的指引；又如对于非面对面交易，规定金融机构要采取更为严格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但具体如何采取更严格的措施，相关规章中没有进一步的说明。从对各金融机构了解的情况来看，它们也没有有效地对如何实施这些原则性规定做出细化和完善，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客户风险等级或业务风险情况来分别采取识别、监测等要求就无法与其内控体系有效融合，反洗钱工作效率也就难以提高。成本收益不对等，金融机构容易出现短视行为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包括制度安排、技术支持、组织机构、宣传培训、流程整合、接受检查、协助调查等，随着反洗钱工作的不断深入，其投入的人力、物力等资源也不断增加，而获得的收益主要是有助于其树立守法经营、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良好形象等隐性收益。金融机构作为“经济人”，必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权衡开展反洗钱工作的成本和收益，尤其在业务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出于业务考核压力的考虑，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容易出现“短视”行为，怠于履行反洗钱义务。
基金风险自查报告篇3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机构因操作风险而造成的损失超过2000亿美元。2002年巴塞尔委员会做过一次全球性的操作风险调查，被调查银行共计报告损失金额超过1万欧元的操作性风险事件47269起，平均每家银行发生操作风险事件逾500起。操作风险事件频繁引爆，破坏力量之大令业内震惊，建立和完善操作风险管理体系已经成为现代商业银行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随着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加快，银行业无论是经营的业务范围还是提供的金融产品种类都更具多元化，加之日益先进的信息技术和金融技术在银行业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使得银行面临的风险也更为复杂。操作风险暗流涌动，已成为导致金融机构及整个金融体系恐慌的潜在威胁。即使是最传统的业务，也有相当部分是银行内部由于有章不循、违规越权甚至内部人作案而导致的，有的甚至酿成重大损失，比如，今年四月邯郸农行金库被盗近5100万元，涉案金额如此之巨大，性质如此之恶劣，给正处于股改关键时期的农行产生了极坏影响，也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起案件依然凸现了商业银行在操作风险管理上的薄弱环节，它又一次给各家商业银行敲响了警钟，值得中国银行业深刻反思。
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以及国内外商业银行对于操作风险的调查统计都表明，操作风险不同于信用风险，不仅具有很强的不可预测性，难以依赖模型进行判断，而且与政策体制及人员因素直接相关，因而健全的内部控制成为商业银行进行有效操作风险管理的基础。
内部控制失效导致操作风险频发
政策层面上的控制机制缺乏是要害所在。由于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使得商业银行的一些程序在不同区域或不同层级呈现非标准化特征，而这种非标准化正是造成操作行为不一并缺乏统一衡量标准的重要原因。同时，这些程序并没有被系统整合上升为政策层面的东西，没有形成诸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统一有效的政策，无法指导和规范各类业务的运行，这也是商业银行从整体上难以规避操作风险的原因所在。
严密有效的制度体系缺乏是风险难以规避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在制度建设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是，这些制度或规章多是针对某一产品或某一业务领域而制订的，因而具有单点或条线式的特征，不能形成一个网络状的体系，使业务运行中的各个部位和各个环节达到平衡制约、相互支持。这种制度执行的结果，往往是局部或某一环节的风险点得到了控制，抑或是某一业务条线的风险得到了防范，但总体上却控制不足或系统控制失效，使内控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监督不力或无效容易酿成操作风险。无论是商业银行自身还是外部监管机构，为实现规章、制度的有效运行，每年都会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现场或非现场检查，甚至是大规模的全国性检查。可每次检查都会发现大量的、以前检查中发现并责成整改的问题，又在不同的部位、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还会在相同部位、相同形式再次发生。究其原因，一是这种检查多是“自上而下”发起而非“内生性”的，操作人员有“隔靴搔痒”之感；二是这种检查是不定期的、视银行管理者或监管部门的管理偏好而定的，是非制度化的，改进的效果也多属“就事论事”式的，而非从根源上查找原因并加以系统整改的；三是缺乏持续跟进的机制，因此屡查屡犯的现象难以从根本上去除。
关键岗位缺乏有效制约是风险频发的重要因素。尽管商业银行的制度规定中对一些关键岗位有明确界定，如要求机构负责人、尤其是基层机构负责人在任期届满后必须交流，又如，要求会计部位的人员必须定期轮换或“强制休假”等，但执行起来遭遇种种原因或借口而打了许多“折扣”。近些年在一些银行发生的大案要案，有相当部分属于机构负责人在一地或某一岗位任期太长，而使一些已酿成损失的事件长期被掩盖，由此造成巨额损失。
体制性因素成为商业银行内控失效的关键。近年来，虽然银行内部强调了平衡制约，规定了一些不相容岗位的职责，但由于业务条线自上至下的管理与对人员和资源的配置是脱节的，因此政策的传导和制度的执行力度会因各层级管理者的风险偏好或自身利益驱动而发生一定的扭曲或调整，从而使控制失效。这一问题已成为商业银行实现效益最大化目标的致命性掣肘因素。
建立有效内控体系管理操作风险
有效的内控体系是银行防范各类风险、尤其是操作风险的一道重要屏障。而要建立这套体系，则必须把着眼点既放在银行管理的根部又放在顶部。根部则需从基础做起，通过对银行现有运行的基础系统进行梳理分析，识别出风险点和薄弱环节，并跟进有效控制措施，把基础打牢。顶部则指银行高管层必须把对操作风险的防范放在同信用风险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明确内控政策、目标和程序的前提下，督促建立系统、透明、文件化的内控体系，实施对银行整体经营活动的系统监测控制，并通过不断评审保持其持续改进。
进行制度整合，建立文件化的内控体系。为使内控体系有效，需按照内控原则对现有制度进行整合，通过系统梳理业务及管理流程找准其出口与入口，将其有机连接起来，使之体系化，然后通过这一“网状”的体系文件来指挥、控制各项业务的运行。体系文件在指挥业务运行中的一大显著优势是它的惟一性，即一项活动只能由一个文件来规范，其后发生的变化可以通过该文件的不断评审和修订来完成。这不仅可避免众多文件指挥一项活动带来的负担和操作风险，还有利于根据不断变化的经营环境和基层行的实际情况随时修订文件，增进体系文件的时效性，并随着不断评审持续改进，增进内控的有效性。
定期评审，建立持续改进机制。解决商业银行“屡查屡犯”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建立制度化的评审和系统化改进机制。即规定承担操作风险的各业务部门的各岗位员工必须定期对涉及该岗位的体系文件的适宜性和有效性进行自查或审核，对发现问题并积极建议者给予奖励；风险管理部门需定期组织对所有业务条线和各业务环节的系统评审，发现问题及时跟进整改措施，并对疑点和薄弱环节建立持续跟踪检查制度；审计部门也需定期对文件化的内控体系进行评审，对其有效性发表意见并提出整改建议；银行监管当局则应在一定的期间内对商业银行内控体系进行评价，针对发现的问题或风险隐患责成制定纠正措施，并跟踪其纠正效果及有效性。这种职责分明、环环相扣的评审机制有利于形成一个动态的过程，促使商业银行不断改进内控体系，提升内控体系的有效性。
积累数据，为开发操作风险管理模型奠定基础。内控体系的一个基础性要求，就是要求商业银行建立并保持书面程序，记录内部控制相关活动中所涉及的主要内容，以提供内控体系有效运行的证据，并可追溯到相关的活动。这无疑为积累操作风险的数据，开发操作风险管理模型奠定了基础。由于操作风险的无处不在和爆发前的隐蔽性，靠人工检查和手工操作有较大局限性，因此亟需开发模型，建立监测与计量系统，以有效跟进与控制操作风险。考虑到目前国际上尚无成熟的操作风险管理模型，且操作风险的量化存在一定困难等因素，我国商业银行现在就应着手积累数据，并就易发风险的关键环节开发相应控制程序，并随经验的增加和情形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
建立基于有效内控体系的操作风险管理体系
严密的内部控制体系为操作风险政策及标准的实施提供了基础平台。国际先进银行的内部控制体系是建立在统一的风险管理政策和框架之下的。这一基于统一政策、标准流程、明晰的职责分工和授权建立起来的体系，能够通过全行范围内的自评活动，有效识别经营及管理活动中的风险，跟进控制措施，并搜集、积累操作风险损失事件的数据，为筛选关键风险指标，开发分析工具奠定基础。
确立统一完整的操作风险管理流程。银行可在全面风险管理流程框架的基本模式下，结合操作风险的特点，确定统一完整的操作风险管理流程。首先，从潜在重大风险事件入手，开展风险辨识和成因分析；其次，通过对上述工作所得数据在各业务单元和业务部门进行分类，从而使各业务部门根据自身的操作风险状况采用合理的风险管理架构；最后，银行需要建立一个防范非预期损失的机制，包括一个风险转移机制，如保险。风险管理流程可以分为事件识别、原因分析、风险映射、风险应对以及资本管理五个环节，每个环节又分别涉及定性、定量风险管理以及内外部审计三个层面。
开发行之有效的操作风险管理范式和工具。首先，要建立全行范围的事件和风险指标数据库。新资本协议在多处提及操作风险损失数据问题。操作风险损失数据的收集被视为风险识别和风险监控的基本要素，用来校验风险估计，并成为风险报告和操作风险高级法的关键输入变量。在风险事件数据库构建时，必须要确立连续的事件收集标准，包括事件的定义、收集的金额起点以及事件分类方法等。其次，通过开发一个获取和跟踪的程序对全机构各层面的操作风险问题、事件和损失进行跟踪，包括这些事件的损失和成因。识别并跟踪操作风险的先行指标和驱动因子。获取定量及定性的驱动因素数据和其他描述性信息，为管理层采取适当的行动提供指标报告和打分依据。
开展动态的操作风险监控和评估。操作风险监控和评估有三大目标：第一，确定风险事件损失情景的类型；第二，确定损失事件的原因以及潜在的损失程度；第三，将上述分析结果转化为能够应用于风险缓解的模式。风险管理部与业务部门协同进行持续性的风险评估，从内外部审计等部门获取有关风险的信息及数据。操作风险管理部为各业务部门进行的操作风险评估提供便利，并在全行范围内进行操作风险脆弱性分析。通过在全行实施操作性风险调整后绩效管理（Rapm）方法等风险和业绩测量工具，将有关操作风险、风险指标以及事件趋势等信息进行有效传递。
建立一体化的操作风险报告体系。操作风险报告过程应该涵盖银行面临的关键操作风险或潜在操作风险、风险事件以及所采取的补救措施、已实施措施的有效性、管理风险暴露的详细计划、操作风险明确会发生的压力领域、为管理操作风险而采取步骤的状态等方面的信息。并且这些信息应该足以满足以下要求：（1）使高级管理层和经营者能够确定风险管理职责的委派的有效性，操作风险管理的要求是否得到了满足；（2）使整体风险预测能够与银行的风险战略和偏好相比较，并得到评定；（3）使关键风险指标得到监控，可以判断出采取措施的需要；（4）使业务单元能够确定对关键风险成功实施了控制，有关信息得到了传递。以上所述的风险管理过程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风险管理职能部门应该确保关键操作风险管理活动以适当的频率重复进行，例如每年或每半年一次。
操作风险管理中的有关报告清单包括：风险汇总报告、单一风险指标报告、风险指标综合分析报告；关键风险因素分析报告；问题跟踪系统报告；损失原因分析和预测报告；事件和损失汇总报告；事件趋势预测报告；损失预测；关键事件的风险监控报告；经济资本分析报告；监管资本分析报告；操作风险管理成本报告；风险融资和保险决策报告；风险化解报告。
基金风险自查报告篇4
【关键词】会计；衍生金融工具；风险规避
一、衍生金融工具的定义与特征
衍生金融工具，是一种根据事先约定的事项进行支付的双边合约，其合约价格取决于或派生于原生金融工具的价格及其变化。具体而言，衍生金融工具包括远期、期货、互换或期权合约，或具有相类似特征的其他金融工具。
衍生金融工具具有如下特征：
1.衍生金融工具的价格取决于基础金融工具的价格，基础金融工具包括股票、债券等。
2.衍生金融工具的产生以合约为基础，合约双方的权利义务在签订合约之日起便基本确定，不需要或只需要少量初始净投资。
3.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过程是在现在完成，而交割却要在将来某一时刻才能履行或完成。
4.衍生金融工具的收益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衍生金融工具所产生的收益，来自于标的物价值的变动，即约定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差额，将随着未来利率、证价格、汇率或相应的指数变动而变动。
5.衍生金融工具强有力的财务杠杆作用和高度的金融风险相对应。在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交易时，只需按规定缴纳较低的佣金或保证金，就可以从事大宗交易。一旦实际变动趋势与交易者预测的相一致，即可获得丰富的收益，但是一旦预测有误，就可能使投资者遭受严重损失。
二、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
由于衍生金融工具是在基础金融工具上派生出来的产品，因此既具有基础金融工具的一般风险，也具有派生金融产品的特定风险。
（一）衍生金融工具的一般风险
国际证券委员会和巴塞尔委员会将金融衍生工具风险分为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五类。
1.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由于汇率、利率或金融资产价格等市场因素的波动使衍生金融工具持有头寸价值发生变动，从而影响投资者财务状况的风险，是一种基本风险。实际上，信用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是伴随市场风险产生的。在较为稳定的市场上，这些风险处于潜伏状态，当市场动荡时，由于应付突然出现的现金短缺、追加保证金要求等，这些风险就暴露出来。
2.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中合约对手违约或无力履行合约义务而带来的风险。信用风险可以分为违约风险、敞口风险和赔偿风险。违约风险是指交易对手违约的可能性。它和许多因素相关，如市场变动，交易对手的资本规模、管理水平等；敞口风险指如果对手违约，头寸会被牵扯进去的可能性。对利率互换来说，如果对手违约，损失的是按名义本金计算的利息。而如果是货币互换，不但利息会损失，本金也会损失，所以敞口风险大于信用风险；赔偿风险源于交易的抵押品或是有第三方的保函交易，在这种交易中如对手违约，即使乙方有净现值损失，损失的大小还要看抵押品的市价。
3.资金流动性风险
资金流动性风险是金融衍生交易活动中交易者所面临风险的集中反映，当交易者无法按合约要求追加保证金时，将被交易所强制平仓，从而面临巨额亏损；而合约到期无法履行支付义务时，则最终将导致企业的破产清算。
4.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信息系统或内部控制的缺失，如人为错误、系统失败、不正当的程序、管理控制失误等而导致意外损失的风险。金融衍生工具的多样性、复杂性、奇异性和技术性，使其较之基础金融工具面临更大的操作风险，这就客观上要求衍生交易主体必须具备先进的管理模型、完备的控制系统和专业的技术人员。衍生交易的杠杆效应使得任何决策失误都将导致巨大的风险，但也正是由于这一交易机制，更容易诱发交易员的心态，进而违规操作。
5.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是指衍生交易合约不能依法执行而产生损失的可能性，包括合约约定不明确、合约本身无效、交易对手不具备法律授权、相关条款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等。法律风险涉及多个方面，一方面由于衍生金融工具是一个全球化的金融交易工具，要求统一的交易规则，而各个国家的法律彼此不同，这就产生了可否跨国界交易的法律风险。另一方面，即使在统一国家内，由于对法律的不了解或法律对某些事项界定的不清晰，也会造成法律风险，如交易双方的法律行为能力、交易的合法性、管辖权等。
（二）衍生金融工具的特定风险
特定风险是指存在于某一特定衍生金融工具中的风险，比较典型的是金融期货中的基差风险、期权中的德尔塔风险和互换中的信用风险。
1.金融期货中的基差风险
基差是指即期价格和远期价格的价差，或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价差。金融期货到期日的差异使得市场变动对不同金融期货产品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导致不同到期日的金融期货间相对价格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基差风险。基差风险是金融产品本身的差异。
2.金融期权中的德尔塔风险
德尔塔是指基础资产价格变动一个极小单位时，期权价格发生相应的变化，它反映期权价格对汇价的敏感性。期权越是在价内，对汇价变动越敏感，反之，越是在价外，对汇价变动越麻木。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尔塔可以看做是期权头寸敞口风险的一个衡量指标。由于德尔塔随即期价格波动，对于空头期权来说，它的风险也是随汇价变化的，如果要对空头期权保值，则要随时调整用来保值的期货或远期合约的名义本金。
3.互换中的信用风险
互换交易最主要的特点在于交易存续期长，少则三、五年，多则二十、三十年。在如此之长的时间里，市场条件、交易对手的经营状况和信用程度都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对于利用互换投机和套利的银行来讲，不会长期持有互换头寸，而是通过冲销轧平头寸，将长期交易短期化，存续期长带来的风险就自然化解了，而对于利用互换保值的银行来讲，自始自终存在交易对手违约的风险，即信用风险。
虽然将衍生金融工具风险划分成若干类，但这些风险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通常状况是一种风险的出现会引发其他风险，这样就加大了风险的复杂性，因此如何规避风险是摆在管理者和从业人员面前的紧迫问题。
三、会计对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的监管
衍生金融工具作为一种契约，起初并未在表内确认。我国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中将衍生金融工具纳入表内，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仅在表外披露的做法。由于衍生金融工具的各项交易活动最终要通过会计核算加以反映，因此，有效发挥会计对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监管具有重要作用。
（一）衍生金融工具风险下的会计监督
1.事前的会计监督
事前的会计监督是指在衍生金融工具未实施交易之前进行监督。它主要包括：是否确立了风险管理的原则，如分散风险原则、限制风险原则等；是否及时收集与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相关的历史、现在的资料，是否根据这些资料进行了科学决策；是否建立起完善的预警指标体系，如现金流量状况、交易量的上限、当日头寸的数量上限以及紧急情况下的救急计划；是否建立了全新的报告体系，从而将表外业务纳入监督体系。如是否按准则的规定将表外业务表内化或是提供特殊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报表及揭示。
2.事中的会计监督
事中的会计监督是指在衍生金融工具实施交易之时，对全过程进行监督与检查。如果说事前的会计监督工作是基础性的准备工作，那么，事中的会计监督则是核心，这个核心部分的工作包括：检查交易中是否贯彻所设立的原则，如：是否按分散风险原则进行多元化组合（品种、期限等）投资或交易，是否按限制风险原则将风险限制在一定的限度，是否按内部控制原则实行部门分工（交易部门和清算部门分离）和部门间的相互核对和监督；检查交易中的有关指标是否达到预警指标体系的要求，如现金流量总额限制量、交易量的限额（包括对外往来交易和对内交易额）、敞口头寸限额等。若现实交易量将接近这些指标，应予以警示或停止交易；检查每笔交易是否都经授权以及是否经不同级次授权，检查每笔交易是否及时报告，重大事项是否共同决策，检查每项合约的法律效力等。
3.事后的会计监督
事后的会计监督是指在衍生金融工具实施交易以后，从会计角度对交易事项进行及时的记录与管理。它包括：是否及时地反映在会计报告中，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或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单项报表及其他关于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重大事项的会计揭示和说明；建立对上报的会计报表或报告及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活动进行审计的审计报告制度。在审计过程中，主要检查每笔交易的合法性、合规性和合理性，检查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检查交易活动有无重大舞弊行为等，并将审计结果及时传送到决策层。
（二）衍生金融工具风险下的会计管理
1.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确认和会计计量
要对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及其风险进行有效管理，必须对衍生金融工具进行准确的会计确认和会计计量。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在会计确认方面，衍生金融工具不仅仅以交易发生的时间为确认标准，除了和约缔结时需要确认外，还将存在着再确认和终止确认。至于衍生金融工具的财务报告，则要考虑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确认问题，确定衍生金融工具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提供相关和可靠的会计信息；在会计计量方面，因为衍生金融工具本身是一种契约权利或义务，是一种未来的事项，这种特点决定了其不能按照历史成本原则来计量，应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2.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列报与信息披露
衍生金融工具风险信息应通过表内列报和附注中披露两种方式，以向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相关信息。依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有关规定，缴纳的保证金、支出的期权费等签约时实际发生的各项开支；合同金额，衍生金融工具报告日的公允价值，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和损失，以及终止确认或部分终止确认必须在会计报表中的反映。为弥补衍生金融工具会计报表披露的不足，必须规范和完善表外披露的信息，新会计准则对金融工具的披露做了详细的规定，表外披露的内容应包括衍生金融工具的类别和性质、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采用的计量方法和重要假定、进行会计确认和计量的政策、套期保值及有效性评价、未来风险预测（包括市场风险、信息风险、流动风险、结算风险等）及管理当局的风险控制政策等。
参考文献：
[1]周雅琴.我国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与iaS的趋同和差距[J].财会通讯,2006(3).
[2]陶涛.衍生金融工具对会计发展的影响[J].财会通讯,2005(5).
基金风险自查报告篇5
关键词：第三方支付；反洗钱监管；风险为本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6-0045-04
2010年6月21日，央行颁布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将第三方支付纳入反洗钱监管范围。在该办法第二条所定义的四种支付服务中，网络支付占据了整个第三方支付行业的最大比重。随着电子商务在我国的迅猛发展，第三方网络支付在短短数年之内已成为年交易额达万亿元的行业。国际反洗钱的基本理论认为，犯罪分子普遍希望利用金融体系中管制薄弱的领域进入合法经济体系，因为这些薄弱领域被监测到风险的概率较低。网络支付作为一种新兴的和监管较为松散的支付方式，在洗钱活动的三个阶段，包括处置、离析和归并阶段，都有可能被犯罪分子所滥用。这一行业所具有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使得对其进行有效反洗钱监管造成困难。
一、网络支付反洗钱监管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1、FatF(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等国际组织高度关注网络支付等新技术手段的洗钱风险。
网络支付明显属于FatF40项建议第8项建议规定范畴。该项建议指出：“各国应特别关注随着新发明或科技进步应运而生的有助于隐匿身份的洗钱隐患。各国应当在必要时采取措施，防止这些技术用于洗钱阴谋。”
2006年10月FatF研究报告《关于新支付方式的报告》，提醒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基于高新技术的非传统支付方式带来的洗钱风险。2008年6月，FatF再次研究报告，通过对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调研，对电子商务和互联网支付发生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的主要手法、实际案例、风险管理作了全面讨论和总结。该报告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如果对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行业实施有效的风险为本的管理措施，包括客户身份识别、记录保存与交易报告制度等，这些行业的在线业务未必比传统离线业务构成更高的风险。
2、网络支付行业的反洗钱监管特质。
(1)业务开展非面对面，几乎无需人工介入。
互联网的远程特性使业务关系的建立与开展几乎都是在非面对面的情况下进行。许多服务的注册与登录只需要一个匿名的电子邮件即可完成。网络全球访问的特点也可以使得用户在一国以合法身份注册账号后。将账号交由他人在别国操作。这一特点为客户身份识别与验证带来了困难。同时，信息技术使得交易全程自动完成和元需人工干预，难以对业务合法性做严格审核。这些匿名和远程操作的特质易于被洗钱分子用于不法资金的洗钱置入阶段。上世纪末轰动世界的俄罗斯黑帮纽约银行洗钱案即是典型。
(2)用户基数大，交易品种繁多，资金跨境转移快捷。
网络用户和电子商务在我国爆炸性增长为网络支付带来了庞大的用户基数。以支付宝为例，在短短六年时间，其注册用户数已超过3亿，超过中国最大商业银行工商银行用户数，日均交易笔数500万笔，2009年全年交易额2500亿元，同时开始拓展日本、澳大利亚等海外业务。交易数目与数额的庞大为有效监控可疑交易带来困难。与电子商务结合的支付业务使得洗钱分子可利用新型的基于贸易方式(trade-based)洗钱手法，利用虚构交易或转移定价(transfer-priting)等方式，或利用网络交易方便快捷特点，实施一系列复杂的往来交易与资金转移，以混淆资金来源。这些特质都使网络支付易于用于洗钱的离析阶段。网上交易品种繁多，无所不包，甚至连战斗机都可以放到网上拍卖，这时利用网络支付购买贵重物品，如珠宝、贵金属、不动产、有价证券等方式，成为潜在的被用于洗钱的归并阶段风险。
(3)监管难以跟进形势快速发展。
在宽松的监管环境下，中国网络支付行业的各种业务模式创新和业务拓展得以迅猛发展壮大。以支付宝为例，仅用10个月时间，每年交易额以200-300％的速度增长，各种延伸服务诸如跨境购物支付、中小卖家贷款、信用卡还款、移动支付等层出不穷。监管显著滞后于形势快速发展变化，将是该行业长期存在的一个特点。
二、风险为本方法的基本原则
以2008年底央行颁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通知》为标志，央行开始正式在反洗钱监管中大力推行国际先进的风险为本方法，以实现其《2008-2012中国反洗钱战略》提出的兼顾针对性、有效性和均衡性的“三性”实施原则。金融监管的理论来源于微观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即金融市场的诸多缺陷使得市场机制无法依靠自身力量予以克服，而必须依赖于金融监管。过去反洗钱监管一直将监管重点放在合规性方面，但实践表明，合规性监管的灵敏度较低，不能及时反映洗钱风险，相应监管措施也滞后于市场发展。从合规为本到风险为本，是我国新阶段反洗钱监管的必然要求。《反洗钱战略》明确提出“在开展风险评估基础上，推行风险为本的监管模式，提升金融机构对洗钱风险的认识程度，指导金融机构确立和执行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制度，切实提高反洗钱的有效性。”
风险为本方法(RiskBasedapproach，RBa)是指反洗钱规制范围内的义务主体应当科学准确地评估本行业、本单位、本部门面临的洗钱风险，有轻重、有主次地履行反洗钱合规职责，以有效监控和防范潜在的洗钱行为。按照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FinCen)的概括，也可以简单理解为相关主体应“将最多的反洗钱合规资源投入到洗钱风险大的业务领域”。
这一监管方式较之传统合规为本监管方式，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在合规检查形式和激励方式上有以下显著差别：
1、不平均用力。
与合规为本方式那种逐条比照规则条款检查、监管对象更关心如何迎合监管者要求不同，风险为本方法中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双方关注的是如何识别和缓释本行业面临的风险。将资源投入到风险最大的地方。义务主体依据风险大小调整反洗钱措施强度，因而有所谓强化与简化的CDD(客户尽职调查)之分。而监管当局检查也不像以往那样平均用力，而应对洗钱薄弱环节加强检查。网络支付等电子支付服务相对于已受到严格监管的金融机构传统服务。以其易于匿名等特点，在美国FFleC委员会BSa/amL检查手册2010版的产品与服务风险评估中。在高风险服务列表中名列第一，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2、强调随时调整以应对风险变化。
风险为本方法认为应对形势变化随时加以调整，FatF的风险为本方法指南指出：“最为重要的是．风险为本方法应对风险保持动态适应过程，能够对变化的威胁作出调整，具有灵活性。服务商应展示
其战略和方法可有效应对那些被内部员工或外部公众部门所发现的威胁发生变化的情况”。
3、承认可疑交易判别主观性质，提倡调动义务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承认可疑交易判别主观性是我国目前可疑交易报告数目增长过快、情报价值低下问题的解决办法。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监管者对义务主体的处罚原则亦应发生改变。FatF认为，不管服务商制定的反洗钱措施如何完备，犯罪分子还是有办法利用金融机构渠道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转移不法资金，而且常常能够最终得逞。必须承认任何合理实施的风险为本方法并不能识别和发现所有的洗钱与恐怖融资案例。这样．监管部门、执法和司法机关应审慎体谅服务商采取的风险为本方法。只有服务商在设计和执行风险为本方法勤勉性和完备性表现出明显失误和不足时，有关部门才应考虑采取必要措施，包括施以处罚或适当弥补措施。
这一处罚思路也在美国FFieC首次颁发《BSa/amL检查手册》以有效解决美国金融机构防卫性报告盛行问题时体现。该检查手册要求检查人员“应当专注于评估银行对于可疑行为进行识别与调查的政策、程序、步骤，而不是去评价银行对某一笔可疑交易的判断是否得当”。相应地，手册中也说明“银行不会仅仅因某一笔可疑交易的漏报而受到责罚，除非该漏报属重大失误或有明显证据证明该漏报属故意瞒报”。
4、合规为本与风险为本的结合。
推行风险为本方法并非将过去合规为本方法全面淘汰，而是监管部门在科学全面评估此类企业洗钱风险要素的基础上公布反洗钱工作最低要求。如客户尽职调查、交易监控与大额可疑交易报告、交易记录保存等，由企业根据自身业务特点自主制定执行反洗钱内控制度，但必须满足最低要求。监管部门在颁布的法规中，仍须制定一些明确规则，作为企业在低风险情形下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求在合规操作时仍然沿用传统的逐项比照执行方法(即所谓checklist或tickbox方法)。
三、《支付清算组织反洗钱指引》中风险为本方法体现
2009年9月央行下发了《支付清算组织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作为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反洗钱监管的指导性文件，该文件与2008年12月下发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通知》一道，在反洗钱监管中强调贯彻风险为本方法原则。具体看来，风险为本方法在《指引》中得到以下具体体现：
1、《指引》大量采用以“合理”形式表述的术语。
《指引》中反复出现类似“合理设计”、“合理措施”、“合理手段”、“合理期限”、“合理理由”等措辞，这类承认义务主体在风险识别与防范的主观性特点的措辞，在之前颁布的针对金融机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中是少有的，反映监管当局将风险防范的主动权交给义务主体、利用义务主体熟悉技术和业务特点的优势、充分调动义务主体反洗钱主观能动性的意图。
2、客户尽职调查体现“以限额划分类别”原则。
网络支付广受欢迎的一大优势就是方便快捷。但如不分轻重对数以亿计的客户都施以客户尽职调查．则既大量增加企业成本，也给广大民众带来不便。风险为本方法处理这一矛盾的原则是：反洗钱体系应确保那些诚实的客户能方便地得到服务，而为那些试图滥用这些服务的人制造障碍。在支付行业普遍采用以限额划分类别的原则，即一定金额以下的小额支付免予客户尽职调查要求s。《指引》中规定对个人非经常性转让物品且当月累计收款金额在2万元以下或者外汇等值2000美元以下的免予调查要求。而对现金交易金额单笔或当日累计人民币1万元以上或者外汇等值1000美元以上的个人要求做尽职调查。令网络支付行业头疼的恶意套现问题，相关企业似亦可采取以规定限额方法，在便捷民众与遏制违法之间取得平衡。
四、完善网络支付反洗钱监管的建议
综上所述，相对传统金融服务而言，以网络支付为主的第三方支付行业更具创新性、复杂性和快速发展变化的特点，传统合规为本的监管方法无法适应和跟进该行业特质，采取风险为本方法是提升反洗钱监管针对性、实效性和均衡性的更优选择。在现有《指引》基础上，对监管当局和义务主体进一步完善监管合规体系，提出以下一些建议：
1、推行监控名单制度。
风险为本方法的一个重要配套措施是高风险客户名单的监控和“零风险”客户的豁免。但目前国内各义务主体的监控名单制度的实施和执行仍极为单薄，形同虚设。建议央行和FiU会同执法部门，建立洗钱高风险人员监控数据库，包括国内已定罪的公职人员、贩毒、走私、金融、黑社会性质、恐怖主义等上游犯罪人员名单，供支付行业在业务环节中监控。支付企业也应主动寻求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政治公众人物pep的监控解决方案，确保相关风险的有效管理。
2、加强基于贸易洗钱监控。
网络支付往往作为电子商务的一个信用担保中介环节而存在。这一角色易于被用作基于贸易形式的洗钱策划。基于贸易的洗钱以虚构贸易与非正常定价的难以核实，成为一种对洗钱分子十分具有吸引力的洗钱手法。监管当局应督促电子商务产业链相关部门和企业．共同研究和制定遏制利用电子商务和网络支付进行洗钱的有效措施，加强对基于贸易洗钱行为的监控。
3、监管部门与义务主体双方有效合作与沟通。
《中国反洗钱战略》要求“开展与私营部门对话和协商，指导相关部门和行业自律组织制定反洗钱指引，督促行业自律”。《指引》可以认为是对第三方支付行业反洗钱的最低要求，在此基础上，如何根据形势发展变化，进一步细化优化产业链各环节的风险控制措施，需要监管部门和义务主体之间的有效合作与沟通。在《办法》正式颁布之前，许多支付企业就以自律和主动向央行报告形式，将自己纳入政府部门监管之下．为政企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打下良好基础。今后．双方应进一步建立合作与沟通反馈机制，就行业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新风险薄弱因素寻求有效解决方案，这一机制由合规为本机制下政企之间如同猫和老鼠的关系，变成风险为本机制下在同一反洗钱战线上共同应对不法分子威胁、维护社会和谐、公平正义的合作伙伴关系，更能体现风险为本机制的有效性优势。
基金风险自查报告篇6
【关键词】基金公司内部治理控制活动
股权投资基金公司加强内部控制主要由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个方面是建立合理的组织架构，第二个方面是建立有效的操作运行流程，即从操作层面进行有效地内部控制活动。
一、合理的组织架构
组织架构决定了有关部门和人员的职责及关系模式，它有助于提高运行效果和效率。组织架构应根据各企业自身的经营特点、经营规模等因素来设计并覆盖组织活动的全部形式：计划决策、执行、控制、监督等。在设计组织架构通常考虑三个问题：是否所有人都有事做；行为者是否能够充分授权；所有行为是否有人承担责任。因此在组织架构设计过程中要充分体现授权和责任关键领域以及确认报告路径。基金公司的组织架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司的治理结构，要合理安排股东、董事会和各专业委员会之间的权力分配和监督机制，降低委托―问题带来的风险。二是公司各部门间的架构，合理安排各部门的权责分配、明确各自的职责义务，使各部门之间形成有效的相互监督机制。
（一）治理结构层面
目前，我国基金管理公司均为有限责任公司，首先必须满足《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定，股权投资基金在董事会下需设立投资委员会（以下简称投委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这两个专门的委员会受董事会领导，独立于管理层。基金管理人的任何一项投资决策都需要通过这两个委员会的审批。风险管理委员会是站在整个公司的角度对项目的风险进行全面的评估和审核；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对项目的最后敲定。其次，针对该基金管理公司主要进行私募股权投资，在国际上主要采用有限合伙制形式，有限合伙人（Lp）提供主要资金的募集，普通合伙人（Gp）同时也是基金管理人主持基金公司管理，尽管Lp并不直接参与基金投资但对于投资项目具有知情权，因此投委会应由Lp、Gp以及专业顾问人员组成对投资项目进行审核和决策，批准基金的投资交易和撤资行为，其中Lp就基金的投资管理提出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Lp的利益。最后，基金管理公司还应当建立健全督察长制度，督察长是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独立的调查权。督察长负责组织指导公司监察稽核工作。督察长对基金运作、内部管理、制度执行、遵规守法进行监察稽核，定期向董事会出具独立的稽核报告。
（二）组织结构层面
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主要业务是基金募集、运作、管理及退出。其核心业务在于基金的运作管理。因此在设置基金管理部门、市场开发部之外，还设立了相关保证基金业务正常运行的保障部门包括：行政管理部门、法务部、信息技术部、财务管理部、人力资源部。除此之外，内部监察稽核部是独立于其他部门和业务，并对各岗位、各部门、各业务进行全面的监督检查和反馈工作。
总体组织结构图如下图1所
图1基金管理公司组织结构图
二、有效的操作流程
股权投资基金的运作就是通过把筹集基金对非上市企业进行的权益性投资，在交易实施过程中附带考虑了将来的退出机制出售持股获利。基金管理公司主要业务在于基金的投资管理，股权投资基金要经过资金募集、项目的筛选与投资、项目的跟进管理和项目的退出这四个阶段。其中项目的筛选、投资以及后续的管理由于操作风险大成为内部控制重要的控制点。基金公司投资流程如图2所示：
图2项目投资流程图
（一）项目数据控制
投资团队在项目搜寻阶段为了克服信息的不对称，基金管理人应充分利用自有资源，建立多元化的信息来源渠道（券商、银行、专业中介机构），从中广泛获取可靠信息；基金管理人通过对有潜力的项目公司接触后签订保密协议以及接受商业计划书；项目进行筛选时，投资经理召开投资小组会议对项目所在行业、项目公司背景进行分析，结合商业计划书编制投资初步调研报告；投资经理对经过筛选的项目填写《立项评估报告》并同商业计划书等材料报投委会审批；投委员会召开筛选决策会议，对通过审核的项目制定总体投资计划，财务部要根据投资计划拟定项目预算报投委会审批，未通过的项目投资经理将资料归档。
（二）投资与决策控制
立项审批后，投资经理拟定项目评估策略，组织项目调研小组或聘请专业机构对被投资企业资信情况展开的尽职调查并采用实地考察形式，在尽职调查期间应遵循全面、深入客观的原则，记录尽职调查工作底稿，形成报告；投资经理根据调研结果撰写《投资评估报告》报投资委员会审批；投委会审批后，投资经理与项目公司就交易定价、确定企业股权、投资方式、退出机制等内容协商谈判，制定设计具体投资方案和《投资建议书》；投委会根据风险管理委员会对投资建议书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风险分析进行论证，展开决策会议，对决策通过的项目，后续与项目方签订法律文件（承诺书、协议书），对于未通过的项目入库归档。
（三）投资管理控制
项目组负责项目投资后的跟踪管理具体包括：定期实地回访项目公司；定期收集项目公司财务资料、行业发展情况、财务状况等上报风险管理委员会；定期对项目公司进行重新估值，编制项目情况报告，向风控部门报告。对派往项目公司的专员进行轮岗制度。对项目公司的重大事项及时上报总裁董事会。针对每一个项目都应该制定周密详细的分阶段财务预算方案。
表1整个流程中的控制点
总体来说规范化的投资流程可以为股权投资基金有效降低风险提供保障，严谨有效的投资决策程序也是风险控制中必不可少的。针对整个流程中的控制点如表1所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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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风险自查报告篇7
【关键词】寿险业反洗险履职效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颁布实施五年以来，寿险业在反洗钱工作内部控制制度和工作机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从保险产品的资金流动特点看，洗钱者往往选择一次性投入、具有价值储存功能、资金量大且易于一次性收回现金价值的寿险产品作为洗钱工具。如何尽快提高寿险业反洗钱工作效能，已经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本文以反洗钱工作者的角度，从制度层面、执行层面剖析难点问题及其成因，就进一步提升履职效能提出建议。
一、寿险业反洗钱工作难点分析
1、客户身份识别工作
客户身份识别工作是寿险业反洗钱工作的基础，《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身份识别办法》）执行中主要存在以下难点。
（1）客户身份识别金额标准偏低，工作重点不突出，工作效率低下。《身份识别办法》第十二条至第十四条对保险机构以订立保险合同形式与客户建立业务关系、为客户办理退保赔偿或给付业务时，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均规定了一定金额起点标准。其中保险费计算方法，要求按照保险合同应缴纳的所有保费来计算，即：既包括客户已缴纳的保费，又包括客户应缴纳但实际尚未缴纳的保费。给付类业务无论客户是自然人或是法人、以现金或是转账方式支付保险金1万以上的，均要客户开展身份识别工作。过低的识别标准占用了反洗钱资源，反洗钱工作效率低下。相比之下，银行业为自然人办理人民币业务5万以上现金存取业务的，只需核对客户身份证件。设立客户身份识别标准本意在于区分反洗钱工作的重点对象，标准偏低有悖于反洗钱立法精神。
（2）客户风险等级划分标准亟待进一步明确规范。《身份识别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主要框架内容。从实践来看，寿险业的划分标准制度主要由各总公司自行制订并组织实施，造成同行业之间风险因素构成存在明显差异、相同客户在不同公司评估结果不同等问题。从寿险业实务来看，对高保额客户的评估，主要关注投保目的、财务状况、健康状况等风险因素，若客户身体健康、财务状况良好，就可以投保与收入相匹配的保险。目前我国还没有实行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工商个体等群体的个人财产难以估量，对资金来源合法性判断缺少可操作性，超出寿险公司的职权。
2、可疑交易报告工作
可疑交易报告是反洗钱工作的核心，但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实施并没有对洗钱犯罪产生预期的显著抑制效果。2008年度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共接收金融机构报送的可疑报告6891.50万份，其中向侦察机关移送和报案仅752起，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可疑交易报告的判断标准较为抽象。以保险机构为例，《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大额可疑交易报告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了保险行业应当作为可疑交易报告的十七类交易，其侧重引导寿险机构加强主观识别，实行客观标准加主观判定的判断标准。其第一款、第九款、第十二款、第十四款、第十六款都将“不能合理解释原因或没有合理的原因”作为可疑交易报送的构成要件，也容易导致漏报的风险。第二款、第十七款为完全依据客观标准判断的条款，缺少可以量化的标准，则容易造成符合上述完全客观标准的交易全部上报导致产生大量垃圾数据。第四款、第八款、第十款等报送标准，对大额发票认定数额标准等未作明确释义，造成识别标准认定上的不统一，引发可疑交易报告标准的争议。
（2）可疑交易报告分析手段落后，质量亟待提高。目前，寿险业的可疑交易报告系统主要按《大额可疑交易报告办法》规定设定对洗钱活动发生时可能出现的一些异常特征进行预警，按此方式抽取“异常交易”数据量极大。近二年来，监管部门大力推行异常交易人工排查制度。若以2008年度数据为例，全国金融机构需对6891.50万份异常交易逐一按照交易背景、交易目的、交易性质开展人工排查，任务十分繁重。寿险业未实现与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的联网，信息获取、排查手段落后。同时，寿险公司在承保、理赔等相关环节，工作人员已按实务要求对客户开展尽职调查，由于制度要求不同，这些背景资料需再次体现在异常交易排查登记表上作为履职尽责的记录，造成重复劳动、无效劳动的问题。
二、关于提升反洗钱工作履职效能建议
1、完善客户身份识别制度
一是分行业制定标准。由于银、证、保等金融业务各具行业特色，建议分行业制定客户身份识别制度，从制度层面推动工作方式和手段的创新与提升。遵循国际反洗钱“风险为本的方法”原则，提高寿险业客户身份识别标准，有效引导保险行业根据风险大小进行资源配置。二是注重可操作性。加强与保监会的合作，注重吸收保险机构的意见，充分利用保险机构自律机制，制定符合保险实务特点的客户身份识别及客户风险等级管理的统一标准和操作规范。三是提高识别手段。积极推动实现与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的联网，核对开户单位的营业执照、企业代码以及身份证件等资料，实现社会信息资源共享。四是加强培训宣传。通过宣传培训等方式，帮助寿险业反洗钱从业人员掌握反洗钱业务知识及政策法规，提高工作技能。
2、修订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
《大额可疑交易报告办法》实施以来，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接收金融机构报送的可疑交易报告数量巨大，情报价值递减（见图1）。
从制度执行情况看，现行的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作为引导型性质设置的客观标准，已不适应保险业的实际情况，完全有必要对《大额可疑交易报告办法》中可疑交易报告条款予以修订，逐步改变目前主要依据客观标准报告可疑交易的状况，推进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相结合、进而以主观标准为主的报告制度，切实地做到减负提效。一是简化报告标准。现阶段，通过简化可疑交易报告标准，切实减少人工排查工作量，引导机构关注重点、大额交易。二是量化客观标准。对客观标准条款，加入量化的标准，使具可操作性。三是主观判断不可或缺。在已有的主观标准、客观标准基础上，鼓励报告机构对可疑交易进行主观判断，逐步把可疑交易的识别、判断和处理的主动权交给金融机构，并配套相应的激励和惩罚机制。对已实行的客观标准仍需强调主观判定，否则，可疑交易报告将丧失其情报价值，无法及时发现和挖掘真正的可疑交易和洗钱线索。以温州出国不归官员杨湘洪为例，早在其出境前一个月，央行就已监控到至少2000万元以上的出境可疑资金，由境内汇到杨湘洪在法国的女儿名下，但是杨湘洪依然从容踏上“不归”之旅。
3、依托信息系统开展客户风险等级动态评估
将客户风险评估系统与核心业务系统对接，从而使风险评估成为业务流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是科学设置权重。建立能有效识别客户身份的操作流程，根据关键要素（客户行业、投保地域、业务类型、国籍、交易金额、交易方式等）设置评估权重，开展风险评估工作。二是实时综合评估。客户风险等级评定系统必须针对每一业务因素和环节开展实时评估。关注的业务因素包括可疑交易特征、重点关注客户名单（如、组织、外国政要等）；关注的业务环节包括投保、变动等。对单一客户，对其所有保单进行平均评估，综合得出该客户的洗钱风险值。根据客户信息变动，如新增保单或发生撤单退保等，重新评估该客户风险值并调整风险等级。三是关注重点。从客户尽职调查入手，对高风险客户进行重点关注，通过定期开展事后审核，开展持续监测。对于评估存在洗钱可能的客户，通过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或其他方式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
依托信息系统实现客户风险等级动态评估，使客户风险等级划分与客户身份信息识别、大额可疑交易报告等工作有机的结合起来，成为寿险业反洗钱工作流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防范洗钱风险起到风险导向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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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风险自查报告篇8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政府“金融要大发展、风险要严防范”的总体要求，全面排查地方金融风险隐患，及时堵塞风险漏洞，健全完善风险管控长效机制，努力提高我区地方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合理引导民间融资阳光化、规范化发展，促进全区金融业稳健运行、科学发展，更好地发挥金融在推进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二、排查对象和内容
这次风险排查的对象为全区地方金融机构、境内上市公司和民间融资组织。主要是：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机构及我区境内上市公司。
这次风险排查的重点内容：一是地方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风险情况，重点检查法人治理结构是否完善，管理层和高管人员内部控制能力是否具备；内控机制是否健全，各项基础性、系统性建设是否存在缺陷；规章制度是否健全落实，风险管控措施是否到位；业务经营和财务管理是否依法合规等。二是民间融资领域风险情况，重点排查非法集资、高利贷等风险隐患。
三、方法步骤
风险排查采取自查和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具体分为五个阶段：
（一）动员发动（4月8日以前）。制定风险排查工作实施方案，召开动员会议进行部署。各街镇政府和相关行业监管、主管部门及各法人机构按照有关要求，分别制定本行业、本单位具体的风险排查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排查目标、细化排查任务、强化工作措施、落实工作责任，全面启动排查工作。
（二）自查自纠（4月8日至4月22日）。各法人机构对照排查内容和标准，进行拉网式风险自查，全面查找风险隐患和薄弱环节。自查自纠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形成书面报告，报送区政府和相应监管、主管部门。各街镇政府、行业监管、主管部门要组织、指导和督促各法人机构切实搞好自查自纠。
（三）现场检查（4月22日至5月10日）。区政府将组织相关部门，根据行业性质和特点对法人机构自查自纠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同时配合做好上级相关行业监管、主管部门对各法人机构组织的复查活动。
（四）整改提高（5月11日至6月20日）。各相关行业监管、主管部门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和问题，要认真研究分析，逐个限期整改，切实堵塞漏洞、消除隐患。同时，对风险排查发现的一些共性、根本性的问题，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进一步建立健全风险管控长效机制。
（五）总结验收（6月20日至7月5日）。整个排查工作基本结束后，由各行业监管、主管部门分别对本地区和本行业风险排查整改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写出总结报告，于7月5日前报区地方金融风险排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由区长任组长的区地方金融风险排查工作领导小组，统一组织领导风险排查工作。各街镇和行业监管、主管部门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要靠上抓，抽调精干力量，全力组织实施，确保风险排查工作不走过场、取得成效。
（二）落实责任分工。各街镇是防范辖区金融风险、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第一责任人，对本辖区风险排查工作负总责，全面配合做好有关部门的风险排查工作。各行业监管、主管部门要按照谁审批谁负责、谁监管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工作职责，加强对本行业风险排查工作的组织、指导和督查，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区金融服务中心在发挥好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能作用、搞好组织协调的同时，具体负责全区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机构及境内上市公司风险排查工作的方案制定和组织实施。区公安分局负责民间融资领域风险情况排查，重点排查非法集资、高利贷等风险隐患，严厉打击各类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区工商分局要配合做好全区民间融资中介组织风险排查工作。区委宣传部要加强对这次风险排查的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我区已上市公司、相关银行机构要主动排查金融风险，做到自查自纠，并将自查自纠情况及时上报监管部门。
（三）加强沟通协调。各街镇、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情况交流和信息沟通，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形成整体合力。尤其是对一些跨区域、跨行业的重大风险隐患和问题，坚持条块结合、左右联动，妥善予以化解和消除，避免形成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区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建立风险排查工作信息报送制度。各街镇、各有关部门在风险排查中发现敏感性强、容易诱发重大案件和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要在第一时间报告区领导小组办公室。
基金风险自查报告篇9
关键词：国家审计风险；公告制度；风险管理；免疫系统
一、公告制度下国家审计风险
2008年7月1日审计署了《审计署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其中第十三条明确提出坚持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加强审计信息分析，提升审计成果层次，把审计监督与社会监督特别是社会舆论监督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审计工作的开放性和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和政务公开。逐步规范公告的形式、内容和程序，把对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作为审计结果公告的重要内容，探索建立特定审计事项阶段性审计情况公告、重大案件查处结果公告制度。
公告制度下的国家审计风险是指政府审计机关在其权限范围内将其所审计的被审计单位的审计结论、审计依据、审计方法及相关程序以一定的途径和形式向一定对象范围公告而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国家审计公告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在公开透明的同时也会带来更高的审计风险。在公告制度实行前，国家审计风险本身就已存在。但是国家审计公告制度实行后，国家审计工作被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对国家审计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风险更显性化及延伸化。
二、公告制度下国家审计风险管理
国家审计机关针对不同类型、不同概率和不同大小的风险，采用相应到位的措施、方法和程序，尽可能使审计风险减少到最小程度(可容忍或可接受风险的程度)。它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而是对审计风险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连续的和及时的防范来达到减少损失、提高审计效果的过程。
第一阶段：风险的感知与识别。国家审计要实时对宏观、微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风险保持敏感和持续的关注，特别是经济社会中的热点问题。分析一项审计业务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影响因素，并对审计活动潜在的风险及可能承担的责任进行鉴定。这一阶段使得整个工作重心前移，有助于改变国家审计主要侧重在事后审计的状况。即实现及早发现风险的“抗原提呈”功能。
第二阶段：风险的分析。国家审计是国家政治制度体系中内生的“免疫系统”。国家审计风险分析要解决的是风险的强度、可能造成的后果以及影响程度的问题。
第三阶段：风险的应对。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在风险评价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手段来预防、限定和减弱审计风险，是审计主体根据所掌握的审计风险程度，按照特定的条件和预定的目标，对审计风险施以主动影响的行为过程，其目的在于避免审计风险的产生或减低审计风险的作用力。
三、公告制度下的国家审计风险因素识别与分析
（一）重大错报风险。财务报表在审计前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它分为两个层次：财务报表整体层次以及各类交易和事项、账户余额、列报与披露认定层次。财务报表整体层次重大错报风险是指与财务报表整体关系密切的重大错报和对财务报表认定有重要影响的错报。审计人员应当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以识别和评估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设计审计程序以确定财务报表整体是否存在重大错报时，审计人员应当从财务报表整体层次和各类交易和事项、账户余额、列报（包括披露）认定层次考虑重大错报风险。国家审计分析重大错报风险组成要素时要把握国家预算执行审计的具体特点。
（二）检查风险。某一账户（或交易类别）单独或连同其他账户（或交易类别）产生重大错报或漏报，而未能被实质性测试发现的可能性。审计人员可以在实质性测试的过程中通过收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检查风险进行控制和管理，从而把审计风险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以上。但因受审计资源、审计时间等要素的制约，审计人员不能根除检查风险，也就是说检查风险是必然存在的风险。
（三）公告风险。通过审计公告的程序将此风险向社会公众公告，但可能受某些条件的限制，产生披露不完全或披露过度的情况，由此引发前置风险和过程风险的审计不足、审计错误等问题的暴露。比如保密要求等各种因素的限制，审计公告的内容很难与审计报告完全一致。一旦审计报告反映的某些问题未能在公告中披露，将直接导致社会公众产生“误受风险”，即认为被审计单位不存在这些问题，其产生的后果相当于这些问题在审计过程中没有被发现。另外，比如审计公告是否在规定的审计期限公告、审计公告的格式内容是否符合规定的标准等等，这类风险的产生可能源于相关规章制度不健全、公告实施力度欠缺等原因。
（四）诉讼风险。审计结果公告后，国家审计出现诉讼的风险。而根据现实的状况，这种诉讼请求更主要还是来自被审计单位。在实际结果内部公开的情况下，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报告内容的关切度相对较低。有些内容虽然被审计单位不完全认同，但出于各种原因，其经常是保持缄默。审计结果公告后情况则大为不同，一旦公告内容叙述不恰当或者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被审计单位肯定会提出，并可能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但是诉讼风险是否存在是不必然的，它完全取决于诉讼方是否执行这一行为，如果不提讼，即使审计报告中的某些内容有不当之处，也不会有实质性的外部利益冲突。
（五）社会公众的认可度风险。社会公众作为审计的最初委托者，其必定会关注审计公告的结果是否符合其最终的目的，政府部门是否很好地履行了社会公众所交付的责任。一旦审计结果所达到的目标与社会公众的预期出现偏差，或是国家审计的结果使社会公众认为自己的权利并没有被很好地维护和利用，那么审计机关将面临社会公众对审计结果不认可风险。从目前的情形看，社会公众对于国家审计工作的期望度在日益增强，这类风险的影响也在逐渐扩大。
四、公告制度下国家审计风险的应对措施
（一）以“内部控制的健全度”为着力点，防范报表整体层次风险
2004年，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就已经在《公共部门内部控制指南》中说明了内部审计机关在内部控制中的地位并规定了内部审计在内部控制中的责任和任务。而我国不管在内部控制的理论建设还是内部控制测试实践等方面都落后于其他国家发展的水平。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缺失，而审计人员在国家审计过程中往往只注重具体账项的检查，而忽视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的健全度。因此，审计人员在进行审计时，要关注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和运营的有效性，并对其进行检验和测试，发现薄弱环节和可能发生错报的风险，不能只是“走形式”。除了对内部控制的关注，对其它可能影响报表整体层次的重大错报的因素也要关注。比如被审计单位的信息化程度、被审计单位国家资金拨付情况和资金压力大小等影响因素。
（二）加快“金审工程”建设，优化信息内部存量，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2008年7月11日，审计署制定了《2008-2012年审计信息化发展规划》中表明进一步建设、完善、推广审计管理系统、现场审计实施系统，积极探索联网审计和信息系统审计，建设全国审计机关网络中心、数据中心，扩展网络应用，保障信息安全，基本形成服务保障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全面完成金审工程二期建设任务，初步建成国家审计信息系统，为三期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到2010年，审计署机关和派出机构基本实现业务流程无纸化；至2012年，利用计算机技术实施的审计项目要达到年度计划项目的80%以上，现场审计实施系统成为审计人员普遍掌握的审计工具。这也符合了目前被审计单位信息化日益强大的趋势。另外审计机关应积极开发审计体系内部及其他监督系统信息资源，通过信息系统，使监督成果相互利用，发挥审计综合监督的职能，达到信息资源的共享。
（三）建立完善的外部专家智力支持系统
在当前国家审计人力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审计机关可以委托注册会计师审计一些规模较小，地位不太重要的企业或者将自身审计的重要企业的部分审计事项委托给它，充分利用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技术和审计方法。这种委托可通过招标竞选、抽签等方式进行。另外，可以将被审计单位的内部审计工作融入国家审计工作中，提高审计工作的效率和效果。除了利用这两种力量外，还要建立完善的外部专家智力系统，即建立专家咨询系统。在审计活动中，往往会涉及到国防建设、高科技研究、大型公共工程、环境保护、城市发展和规划建设等内容，审计人员对这些领域的业务性质、流程和范围了解的缺乏，会给审计过程带来一定的技术风险，因此建立专家智力支持系统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四）完善审计公告形式风险，规范对外公告内容
除了由于公告前审计过程所引发的审计风险，审计公告本身制度发展的不完善也会导致审计风险。因此最好是通过建立健全审计公告制度本身来控制。例如在规范审计结果公告的格式与内容可以考虑借鉴民间审计的做法对审计意见进行分类，对不同意见类型的审计结果的公告，采取不同的方法。对没有发现重大问题的审计结果相当于无保留意见的公告可采用标准式审计公告。即规定专门的格式、结构、各段的内容和措辞。由于公布审计结果是国家行政行为的范畴．有很强的严肃性，因此最好在主流媒体上公告，如各级党报、电台、电视台以及专业报刊公告等，而且只适合于高级审计机关必须及时报告重要审计结果时采用。目前，我国每年在新闻媒体上刊发预算执行审计工作报告，在“两会”上宣读审计报告都是这种公告形式的体现。不管如何，完善审计公告制度，对这些内容做出具体的规定，防止模棱两可的做法。
（五）有效利用社会大众媒体资源，及时准确接受和传达民意
有关学者对社会公众有关调查报道途径的可信度认知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公众对大众媒体上的调查报道的可信度认知是较高的。自2008年年初，云南省审计厅与省内12家主要新闻媒体签署“审计工作宣传合作备忘录”。（中国青年报2009-10-10）1年多来，云南审计厅实现了它的“承诺”：召开新闻会3次，媒体吹风会两次，邀请各类媒体采访报道审计工作10多次。今年上半年，审计厅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229个，这些结果都在“云南审计信息网”上公示。为让社会了解审计情况，“云南审计信息网”还设置了一个还原审计工作的专栏：“现场审计”，网民随时可以从中查看审计中发生的问题、信息、动态等。2009年8月3日，审计厅新闻发言人、副厅长吴绍吉做客云南网，通过在线访谈向网民详细解读了“2008年度云南省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况”，网民回应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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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风险自查报告篇10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大和中央纪委*届二次全会、省委*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保证基金安全，维护群众根本利益为目的，以完善基金管理监督制度，规范基础管理为重点，更好地维护基金安全，确保社会保障政策的落实并真正惠及人民群众。
工作目标是：通过专项治理，促进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和经办机构更好地履行职责，严格依法办事，进一步强化基金征缴，实现应收尽收；方便群众领取社保待遇，防止欺诈骗保；规范内部管理，严禁挤占挪用；加强监督检查，做到监管有力；同时也对社保基金管理部门和经办机构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法纪教育，增强基金安全意识，巩固反腐倡廉的思想防线。
二、专项治理工作的范围、涉及对象和内容
专项治理的范围是：养老保险基金(包括企业员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员工地方补充养老保险基金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地方补充医疗保险基金、生育医疗保险基金、农民工医疗保险基金和少儿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
专项治理的涉及对象是：社保基金经办和管理的所有部门。
专项治理的内容主要是：
（一）征缴方面
1、不依法核定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不及时征缴社会保险费。
2、自行制定征缴优惠政策，造成社会保险费应收未收；不执行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征缴政策，擅自协议缴费，扰乱征缴秩序。
3、对欠缴社保费的参保单位未按规定计收滞纳金。
4、为不符合条件人员办理补缴，未经规定的权限办理参保信息变更和社保费补交。
5、收入不按规定及时入账，隐瞒、转移、挪用、贪污社会保险费收入。
6、收入不及时上缴财政专户。
（二）支出方面
1、不严格执行社会保险基金支付政策，擅自扩大使用范围，提高社会保险待遇发放标准。
2、不按规定及时、足额支付社会保险待遇，或管理失职，致使参保人不能及时享受待遇。
3、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及工伤医疗费的偿付标准不符合有关法规制度规定。
4、不按规定及时结算医疗费用，影响基金的使用效益。
5、贪污、截留、挤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采取欺诈手法套取、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问题。
6、虚列支出，违规核销基金支出，在社保基金中抵扣银行手续费。
7、未按规定的权限、程序办理社保待遇偿付。
（三）基金管理方面
1、不按规定开设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户、支出户、财政专户等银行账户，不按规定记录个人账户，基金不按规定归集。
2、不及时拨转支出户周转金，导致社保待遇偿付不及时。
3、不按规定存储结余基金，不执行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险基金利率政策，或违规投资造成基金损失。
4、内部控制制度、基金调剂办法、个人账户信息安全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5、社保基金经办和管理部门之间及分别与存放银行之间不按规定进行对账造成账账不符、账实不符。
6、基金留足两个月的周转金后转存定期、购买国债、并定期盘点、收息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四）历史遗留问题
1、历史遗留的挤占、挪用基金一直得不到解决，基金安全缺乏保障。
2、近三年国家审计署、省审计厅和市审计局等部门审计发现的应当整改的问题整改落实情况，以及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等事项。
三、工作步骤和方法
专项治理工作大体分为四个阶段，从*年9月开始，至2009年9月结束。
（一）动员部署阶段（*年10月—11月）
成立市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市领导小组），召开专项会议进行动员，研究制定工作实施方案，部署启动专项治理工作。
（二）自查自纠阶段（*年12月—2009年5月）
各社保基金经办和管理部门按照专项治理工作的内容和要求逐条逐项认真开展自查，并关注以下三点：一是对以前检查、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检查。检查整改工作是否依法依规，未完全整改完毕的是否制定了整改方案并正在抓紧进行，应当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的有无按规定追究责任。二是对本次检查发现的问题要立即整改。在检查中认真排查新的问题，能纠正的要尽快纠正；不能立即纠正的要制定整改计划，限期整改。三是通过本次检查，建立管理和监督长效机制。针对各种基金违规问题，完善健全社保基金经办和管理部门内部控制制度、管理监督制度等，并开展经常性的自查和监督检查。
对自查自纠阶段的工作，市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指导和督查，随时掌握情况，加强工作指导。
各社保基金经办和管理部门应对各自的自查自纠工作进行总结，并将书面材料连同《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统计表》（详见附件）于2009年5月底前报送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检查验收阶段（2009年6月—8月）
市领导小组将对社保基金经办和管理部门自查自纠工作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的重点是有关部门是否认真按规定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存在的问题是否已纠正或制定了整改计划，基金风险隐患是否进行了排查和防范，规章制度和内部管理是否得到完善，对维护基金安全、建立保障基金安全长效机制是否提出意见。对工作不认真、整改不彻底的，要督促整改；对弄虚作假、隐瞒问题的，要通报批评，严肃处理。通过检查，总结经验，指出问题，督促整改，做好迎接国家和省领导小组抽查的准备工作。
（四）总结报告阶段（2009年9月）
市领导小组全面总结专项治理工作，客观评价我市社保基金监管现状，总结专项治理的做法和成效，提出加强体制、机制、制度建设，深化源头治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书面材料并报送市政府、市纪委和省领导小组。
四、组织保障
（一）成立*市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领导小组
为加强对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指导，特成立市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领导小组。
组长：管林根（市劳动保障局局长）
副组长：王文君（市监察局监察专员、市纠风办副主任）
成员：王虎善（市财政局副局长）
陈倩雯（市审计局副局长）
张丹（市卫生局副局长）
崔瑜（中国人民银行*市中心支行副行长）
（二）市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
1、研究制定我市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
2、组织协调市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开展专项治理，对专项治理工作进行检查指导，交流和通报情况，总结推广经验，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3、向市政府、市纪委和省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领导小组汇报工作情况。
（三）市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任务分工
市劳动保障局：综合协调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工作，牵头做好本系统社保基金专项治理自查自纠工作，指导下属单位开展专项治理工作，参加检查验收。
市财政局：做好社保基金市本级财政专户管理的自查自纠工作，指导各区财政局、光明新区社会事务办开展专项治理工作，参加检查验收。
市监察局、市政府纠风办、市审计局：参与专项治理的组织协调，对社保基金经办和管理部门的自查自纠工作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并对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及查处社会保险基金违纪违法案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
市卫生局、人民银行*分行：按照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各自职责范围，在市领导小组的工作机制下，具体督促并指导本系统做好专项治理工作。
（四）下设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劳动保障局，负责日常具体工作。
主任：李新玲（市劳动保障局副巡视员）
副主任：詹斌（市监察局纠风室）
彭爱萍（市审计局）
吴基成（市劳动保障局）
成员：徐林平（市财政局）
陈广饮（市卫生局）
罗远存（中国人民银行*市中心支行）
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将设检查小组，由市社保基金监督委员会派出2人（非政府机构成员），市劳动保障局派出3人参加，市纠风办派出1人，市财政局派出2人，市审计局派出2人等共10人组成，负责对社保基金经办和管理部门的自查自纠工作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出具检查验收报告。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务求实效
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工作是中央纪委*届二次会议和全国纠风工作会议部署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是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维护民生、发展民生的重要举措，是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的具体体现。各成员单位要充分认识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的重要性和开展专项治理的必要性，把这项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和督办事项，掌握进展情况，及时加强指导，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务求专项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一是要抓好自查自纠这一关键环节，防止走过场。要加强指导和监督检查，使每个环节、每个部门、每个岗位都行动起来，认真查找和纠正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关键部位和环节，要重点敦促检查，防止摆样子，走过场，不能有盲区、留死角，真正抓出成效来。
二是要认真填报统计表，报告真实情况。由部际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制定的《社会保险基金专项统计表》是对专项治理内容和要求的细化，既作为自查自纠的工作记录表，也是检查验收和总结报告阶段的统计汇总表。进行自查自纠的相关经办管理单位要如实填写，认真记录和提供基础数据，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要认真汇总，做到数据翔实准确，内容真实全面，为下一步检查和总结报告提供可靠的依据。
（二）分工负责，扎实推进
市领导小组要按照各阶段要求，明确工作任务、目标要求、责任分工和落实措施，认真做好组织、协调和检查指导工作。各成员单位要充分发挥职能优势，按照责任分工督促指导本系统抓好部署、自查和整改工作，扎实推进专项治理各阶段的工作。
（三）加强协调，密切配合
各成员单位之间要加强沟通协商，相互密切配合，要按时通报工作情况，重要情况及时上报市领导小组。每个阶段后，由市领导小组形成阶段工作报告上报省领导小组。社保基金专项治理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既复杂又敏感，在工作中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严格把握口径，维护社会稳定。有关信息的要在市领导小组的领导和部署下进行。
（四）严密排查，堵塞漏洞
各成员单位在专项治理工作中要重视举报工作，梳理案件线索，严密排查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要严肃纠正和查处在基金征缴、偿付、管理和运营中、违规操作，造成基金重大损失的行为；纠正和查处、循私舞弊，贪污、截留、挤占、挪用和骗取、套取基金的行为，特别是对基金监管背后存在的腐败问题，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党纪、政纪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要对基金案件的高发部位和环节进行认真查找，剖析发生的原因、特点和规律，举一反三，吸取教训，强化管理，堵塞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