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范文大全经济管理和经济学区别十篇经济管理和经济学区别十篇

经济管理和经济学区别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9:44:41

经济管理和经济学区别篇1

[关键词] 经济法 行政法 关系

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关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区别,经济法和行政法的联系。笔者认为,对这一命题的研究,在当代中国经济法的研究中具有重大的价值。一方面,通过研究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区别,可以进一步认识经济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对其独立的部门法地位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通过研究经济法和行政法的联系,可以借鉴行政法的基本原理和制度,丰富经济法的具体制度建设,从而发展经济法这一新兴的部门法。笔者同时认为,这两方面的研究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学界目前的倾向是,过度关注前一问题,而有些忽视对后一问题的研究。本文拟对经济法和行政法关系的两个方面同时予以研究,以澄清相关误解,并为进一步发展经济法,进行具体的经济法制度建设提供思路。

一、从新的视角审视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区别

无论是经济法学者,还是行政法学者都花了很大的功夫论证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区别问题。作为一个在传统部门法占统治地位的状况下兴起的法律部门,在其产生初期廓清与相关部门法的区别是非常关键的。学者们运用智慧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一般都是从部门法划分标准的角度研究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区别的。部门法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一个共用概念。而我国在使用这一概念的同时,引进了前苏联的部门法划分理论。前苏联的部门法划分理论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最初以调整对象作为划分部门法的唯一依据,后来又加上了调整方法标准,最后形成按照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作为综合标准对部门法进行划分的理论。这一理论被我国学者全盘接受,直到现在仍有强大的影响力。

关于部门法的划分标准直到今天仍然是有争论的。特别是传统的部门法划分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区别问题。学者们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绞尽脑汁,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有很多学者认为,传统的划分理论无法解释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区别问题,主张从部门法的产生背景、宗旨、价值、原则等多角度对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区别予以解答。笔者认为,这些探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时,如果经济法和行政都是独立的部门法的话,那么它们在产生背景、宗旨、价值、原则等方面确实也是有区别的。但是,笔者还是认为,要真正理清经济法和行政法之间的区别,还是要从部门法划分的理论入手。

传统的部门法划分理论在经济法这一新兴的部门法面前遇到了挑战。该理论以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作为划分部门法的综合标准,所谓的调整方法一般是指民法调整方法、行政法调整方法和刑法调整方法。而经济法在有些学者眼里似乎没有其独立的调整方法。同时,这一划分理论存在的另一问题是,在同一次划分法的部门的时候使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等不同的标准。这在逻辑学上叫“多标准交叉划分”。①因此,有学者认为,只有以调整对象作为划分标准才能真正的理清部门法之间的区别。②笔者同意将调整对象作为唯一的划分标准对部门法进行划分,进而考察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区别。③以调整对象作为出发点,经济法和行政法在价值、宗旨、原则、法律责任、救济模式等各方面的区别或曰不同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目前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几种经济法理论基本上也是坚持从调整对象的角度论证经济法和相关部门法的区别的,在分析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区别是也是如此。经济协调关系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④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认为,经济法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⑤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说认为,经济法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与市场运行关系。⑥国家经济调节关系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因国家调节而引起的,以国家(其代表者)为一方的社会关系。⑦社会公共性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发生在政府、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⑧这些经济法学说关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抽象概括的范围应该说是有区别的,但是经济管理关系应该是各个学说调整对象的核心组成部分。而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区别主要是要理清行政法所调整的行政管理关系和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区别所在。而对于行政管理关系和经济管理管理关系区别的研究是目前学界所缺乏的。⑨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回避也表明了研究这一问题的难度之所在。笔者拟从经济学的发展与法制变迁的角度对经济管理关系和行政管理关系的区别作以下粗略的描述。

首先,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发展的角度对经济管理关系和行政管理关系的区别有一个大致的认为。众所周知,早期的经济学实际上主要是微观经济学,这与当时社会盛行“自由主义”、“夜警国家”的思想是相适应的,也符合当时社会的经济实际运行状况。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788年发生了英国棉纺织业生产过剩危机,1825年发生了第一次周期性普遍生产过剩危机,自此以后资本主义世界每10年左右就周期性爆发世界性的生产过剩危机,1825年以后的1837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90年、1900年、1907年、1920年各年都曾爆发过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到了1929年终于酿成一场空前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这时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尤其表现在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角色转变问题。国家仍然象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采取不干预的政策是否利于经济的运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国家已经不能固守消极的角色了,而是要积极的干预整个经济生活。在经济生活发生迅猛变化的情况下,西方经济学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推出了他的有关就业和失业的理论以及国家调节经济的政策主张,改变了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自此以后,宏观经济学便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所谓宏观经济学是考察作为整体的一国经济的活动,同时还研究政府稳定经济的经济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样,就把政府作为一个主体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予以研究,而传统上政府是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的。关于政府问题的研究向来是政治学、行政管理学所关注的。但宏观经济法对政府这一角色的关注并没有防碍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对政府问题的研究。这就表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政府和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政府是不同,它们是从各自不同的学科体系出发分别研究政府问题的。它们的关系是共存的,而不是相互代替的。我们可以将这一事实与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和行政法所调整的行政管理关系进行类比。行政管理关系是一种传统的社会关系,其产生时间应远远先于经济管理关系。经济管理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产生与国家经济职能的增加是密不可分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国家经济职能的增加,国家在发挥其经济职能的过程中形成了经济管理关系这一新型的社会关系。由此表明,经济管理关系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它与行政管理关系是不同的。这样我们也就大致地可以看出,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经济法和调整行政管理关系的行政法是共存的关系,而不是相互代替的关系。经济管理关系这一新型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导致了经济法这一新兴部门法的产生,但这并不影响行政法的存在。②

其次,我们可以从法制变迁的角度对经济管理关系和行政管理关系的区别予以认识。经济法是指在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国家制定的旨在保障市场自发调节机制正常运行和确认、规范政府调控经济运行行为的各种法律制度的总和。人类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以后,出现了国民经济一体化,先前已有的调节经济运行的法律形式(主要是民商法),无力规范新出现的市场失灵和宏观经济失控的问题,客观上需要由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来填补社会发展造成的法律空白状态,经济法就承担了这一角色。③著名的日本经济法学家金泽泉雄也指出,经济法不外是适应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也就是主要为了以社会协调的方式来解决有关经济循环所产生的矛盾和困难的法律。这种法律是为了填补传统空白状态的。④这也就表明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是传统的任何法律部门所不调整的,当然也不是行政法所调整的,故经济管理关系和行政管理关系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

民法大师史尚宽认为,在自由经济竞争阶段,经济与政治完全分离,现在规定经济关系的私法,与规定政治关系的公法,完全明确的对立。但是在统制经济阶段,渐有公法私法混和的法域,即社会法,这其中包括经济法。⑤德国法学大师拉德布鲁赫曾经指出,从私法观察角度出发所看到的经济关系,不过是平等的私人主体之间的关系,但却忽视了在任何经济关系中都是最大的利害关系人:公众;当人们还可以乐观地想念自由竞争,想念能在共同利用的方向上自行平衡各方私利时,这种对经济的纯私法阐述就仍可成立。然而当世界大战将德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隔绝,个人经济活动在极为狭小的德国经济空间内明显发生碰撞时,这一信条也随之打破。而经济法正是在此过程中诞生的。经济法产生于立法者不再满足于从公平调停经济参与人纠纷的角度考虑和处理经济关系,而侧重于从经济的共同利益的角度调整经济关系的时候。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任由纯粹私法保护自由竞争,而寻求通过法律规范以其社会学的运动法则控制自由竞争的时候。①德国社会学大师哈贝马斯也曾指出,在19世纪末,最晚到一战时期,当市场信息主体的利益冲突无法继续在私人领域内部解决时,冲突便会向政治层面转移,从而使干预主义得以产生,而随着资本集中和国家干预的加强,在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过程中,便产生了传统私法领域或公法领域之外的一个新领域,这是对古典的私法制度的突破。②这些大师对法制变迁历程的经典分析有助于我们对经济法和行政法区别的认识。从他们的论述也可以看出,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和行政法所调整的行政管理关系是不同的,经济管理关系是新产生的一种社会关系,进而催生了调整这一关系的经济法的产生。调整传统上本来就存在的行政管理关系的行政法并不因为经济法的产生而受到影响。

总之,笔者认为作为经济法主要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是国家的经济职能增加,进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角色发生重大变化以后出现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和业已存在的行政管理关系显然是不同的。这种调整对象的差异导致了新兴的部门法经济法和传统的部门法行政法之间的区别。

二、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出发考察经济法和行政法的联系

上文简要论述了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区别。笔者认为在研究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关系这一命题时仅仅研究它们之间的区别是远远不够的,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更是必不可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显得更为重要。③

关于经济法和行政法之间的联系如何或者是否存在联系,学界的意见是大相径庭的。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同其他法的部门的调整对象是有区别的,可以分开的,而不是交叉的、重叠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就等于实际上否定了经济法、民法等具有特定调整对象,并进而导致否定经济法、民法等独立的部门法地位。④这种意见在理清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区别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尚不能解释诸如经济法中存在的经济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经济法律责任中的行政责任,以及经济法律纠纷解决中的行政复义、行政诉讼等问题。⑤还有一种针锋相对的意见是,经济法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也就是经济行政法,它与行政法之间是总则和分则、基本行政法与部门行政法的关系。⑥这一见解虽然在认识经济法的地位时有明显得偏差,但其可贵之处是,揭示了经济法和行政法之间的密切联系。⑦

笔者认为,如果承认法律部门调整对象及其部门法法律制度的重叠或交叉,上述争论便迎刃而解,同时也可以比较清晰地认清经济法和行政法之间的密切联系。现代社会发展的复杂化,已经使得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及其法律制度本身不可能象前资本主义时期及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那样界限分明,“井水不犯河水”,而是显得界限模糊,同时又十分复杂。经济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所谓的“复杂问题”。①在这种情况下,固守传统的理论显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②我们的选择应该是,突破传统的理论局限,承认调整关系及其部门法法律制度的重叠或者交叉。如果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认识经济法和行政的联系的话,那么经济法和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及其具体制度应该说存在重叠或者交叉,它们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③比如,经济法的执法普遍由行政机关执行,这种执法必定要遵循行政法的一般原则;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有很大一部分是行政责任,在责任的认定与适用方面必定是借鉴行政法;经济法律纠纷的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的,显然,这也要借鉴行政法的制度;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认识到这种密切联系的重大意义在于经济法具体制度的建设。只有认识到这种联系并自觉地运用到研究中,才可以对经济法的具体制度有更加深刻地认识,进而促进经济法具体制度的建设。

经济管理和经济学区别篇2

一、对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及其行政法关系认识的析评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布,宣告了以“纵横统一论”为基础的大经济法的解体,尽管自此以后经济法学界仍有个别学者坚持以“纵横统一论”作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注:孔德固:《“纵横统一论”是科学的经济法基础理论》,《政法论坛》1997年第1期。),但属经济法学研究中的个别理论现象,多数学者转向“经济管理关系论”,将经济法定义为“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注:李中圣:《经济法: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1期。),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即国家经济调节管理关系(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有学者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经济法学研究中,人们的最大共识莫过于‘经济法应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判断”,并认为“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概括为经济管理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也符合经济法的本来含义”(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因此,经济法学在近十多年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理论研究中,“经济管理关系论”基本上占据了经济法学研究的统治地位,成为经济法学研究中代表性的理论基础(注: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的基本观点很多。在诸多观点中,以“经济管理关系论”最具代表性,其他的观点或难引起理论界的共鸣,或为“经济管理关系论”的不同表述方式,所以,本文以“经济管理关系论”为基础展开讨论,其他的观点不再一一评析。)。

由于“经济管理关系论”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经济管理关系,因此,什么是经济管理关系或者说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这是经济法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问题。在1992年以后,经济法学界逐渐从争执不休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从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经济管理关系,把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理解为国家干预经济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但是,国家干预经济所形成的经济管理关系是否都属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呢?对此,经济法学界分歧较大:有的认为所有的经济管理关系皆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围(注:谢次昌:《论经济法的对象、地位及学科建设》,《中国法学》1990年第6期。),有的认为笼统地讲经济法调整所有的经济管理关系是不妥的,因为经济管理关系中还包含有行政管理关系,而行政管理关系应由行政法调整,经济法只应调整部分经济管理关系(注: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但哪部分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经济法学界意见又不一致:有的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以公有财产和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纵向经济关系(注:尹中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初探》,《法学研究》1993年第6期。),有的则根据国家经济管理手段的不同把国家的经济管理划分为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认为在直接管理领域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以权力从属为特征的行政关系,这部分管理关系应由行政法调整,而在间接管理领域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则是一种非权力从属性的经济关系,这部分经济管理包括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市场管理经济关系两个方面,它们才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注: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还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的仅仅是间接宏观调控性经济关系(注:王希圣:《经济法概念新论》,《河北法学》1994年第2期。),等等。所以,尽管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主张或赞同“经济管理关系论”,但学者们对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并不一致。

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经济管理关系,虽然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区分开来,但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行政管理关系发生了碰撞,所以,经济法学界在诠释这一基础理论的同时一直致力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讨论,力图将经济法从行政法中分离出来。

(一)在经济法学界,学者们大多从以下诸方面阐述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1.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不同

从调整对象的角度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这是经济法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方面。但由于学者们对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性质及其范围缺少统一认识,因而,在讨论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之间到底有哪些本质的不同和区别时其观点亦各不相同。从总体上说,凡主张经济法应调整所有经济管理关系的学者多依据管理内容有无经济性而将国家的管理关系分为经济性的管理关系和非经济性的管理关系,认为行政法调整的是非经济性的管理关系,而经济法调整的则是经济性的管理关系,从而依据调整对象是否具有经济内容而将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分开来(注: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凡主张经济法只调整部分经济管理关系的学者则多从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包括部分经济管理关系)的不同法律属性方面去分析两者的不同和区别,他们从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出发,将行政管理关系理解为一种直接的、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隶属性的社会关系,因此,在经济管理领域,如果经济管理关系是依据行政命令而发生的,是一种直接的管理关系的话,那么,这种管理关系就是一种仅具经济外壳的行政关系,它应由行政法去调整;相反,如果经济管理关系的发生根据不是行政命令,而是普遍性的调控措施、间接的调节手段,那么,这种宏观的、间接的、非权力从属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因为这种经济管理关系与一般的行政管理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

2.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手段不同

基本的看法认为行政法主要依靠直接的调整方式作用于管理对象,而经济法则主要采用间接的调整方式(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行政法主要采取单一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行政手段,而经济法的调整手段主要体现为普遍性的调控措施,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利率等经济手段的运用,经济法发生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注:李中圣:《关于经济法调整的研究》,《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从而以经济管理的方式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作为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标准之一。

3.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法律性质不同

在经济法学界,有学者引证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观念而将我国的行政法定性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认为行政法并不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性内容,它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程序性内容,并以行政程序监督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的滥用;而经济法既不是也无需是控权法,经济法最关注的是用以干预经济的调控政策、竞争政策是否得当,并认为对作为经济法主体的行政机关制定这些经济政策的行为进行控制是荒谬的(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这种观点将经济法视为一种实体法、授权法。

此外,还有学者从行政法与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行政法与经济法产生的不同历史背景等方面去分析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不同:认为行政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国家利益,而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行政法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理念下产生的,是政治法,而经济法则是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产物,它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竞争向垄断过渡的阶段,是国家干预经济的结果;在我国,行政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计划经济的法律代名词,它无法承担起管理市场经济的任务,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管理只能依赖经济法,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等等。

(二)经济法学界在讨论经济法以及其与行政法的区别时以下问题值得一提

1.在关系到经济法地位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共识

具体表现在:(1)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方面,如前所述,尽管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赞成“经济管理关系论”,但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到底具有哪些本质特征以及它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之间有哪些实质性的不同和差异至今未能解释清楚,至于不赞成仅以经济管理关系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观点就更多、更杂。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到底是什么,这实际上是经济法学界讨论至今仍未能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2)在经济法的调整方式上,尽管多数学者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定性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但是,国家干预经济(经济管理)的方式或者说“国家之手”有哪些具体表现形式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国家之手有三种基本动作即强制、参与和促导(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1页。),有的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非法律手段(包括价格、税收、工资等和行政手段如国有化和计划),一种是法律手段(注: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有的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是普遍性的调控措施(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还有的认为国家干预所使用的是一系列具有充分弹性的经济手段(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等等。(3)在经济法的体系结构方面,对经济法调整对象及调整方式的不同认识导致经济法体系构架上的分歧与混乱:有的认为经济法应由市场障碍排除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国家宏观调控法及涉外经济法所构成(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目录第1—5页。),有的认为经济法主要包括市场管理法和宏观经济管理法两方面(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还有的认为经济法仅是指宏观调控法(注:王希圣:《经济法概念新论》,《河北法学》1994年第2期。),等等。

2.理论研究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及研究方式上的牵强附会

具体表现在:(1)不少学者一方面坚持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宏观的、间接的经济管理关系,财政、金融、税收及其他普遍性的调控措施和经济手段才是经济法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又将市场管理法纳入经济法的体系范围,并将竞争法视为经济法的龙头与核心,而在市场管理法中,无论是竞争法、价格法还是其他的管理法,立法上都是直接授予经济行政管理机关以监督检查权、处理处罚权,这些监督检查权、处理处罚权无一不是行政法上以直接管理为特征的行政手段。(2)由于经济法学界一再试图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去研究,因而,在实际研究中唯恐触及行政法的内容,为了以示与行政法的区别而不得不在具体的研究中标新立意。譬如在阐述经济管理法律关系时,为了以示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区别而将行使经济行政管理权的行政机关及其他行政主体称之为经济法主体,将行政主体在经济行政管理中的职权与职责称之为经济法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注:张守文等:《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139页。),将行政主体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对经济主体及个人实施的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称之为经济法律责任,将经济组织与个人不服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诉讼称为经济诉讼,甚至建议制定统一的《经济责任法》和独立的《经济诉讼法》(注:杜飞进:《论经济责任》,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195页。)。

3.对行政法特别是我国行政法的本质特征存在着重大的认识上的误解

具体表现在:(1)关于行政管理关系本质特征的误解。不少学者将行政管理关系理解为一种单一的、机械的、直接的、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隶属性社会关系,并得出结论认为这种社会关系只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而不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间接管理关系需要由经济法去规范和调整。(2)关于行政法手段的误解。与对行政管理关系的误解相联结,不少学者将行政法手段等同于行政手段,又将行政手段简单地理解为行政命令,同时将经济手段等同于经济法手段,是经济法作用的体现,并以示与行政法相区别。(3)关于行政法价值目标的误解。有学者将行政法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简单地归结为国家利益,认为行政法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国家利益的需求,而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社会公共利益。(4)关于行政法本质特征的误解。有的学者置我国行政法上诸如治安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税收征收管理、城市建设管理、资源环境保护、司法行政管理、教育科技文化管理等方面的行政实体法、管理法于不顾,而片面地依据英美法系行政法的理念将我国的行政法定义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从而将作为我国行政法组成部分的行政管理法分割出去,并将作为行政实体法一部分的经济行政管理法纳入经济法的范畴。

二、经济(行政)法的实质及其法律属性

如果将经济法定性为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那么这种意义上的经济法实际上就是经济行政法,对此学界早有论及(注: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213页。)。但关于经济行政法的性质及其法律属性经济法学界与行政法学界在认识上

存有较大分歧:经济法学界认为,经济行政法是与行政法相并列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法仅是经济行政法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渗透因素(注:王保树:《关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思考》,《法学研究》1992年第2期。);而在行政法学界看来,经济行政法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仅仅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与行政法之间是总则与分则、基本行政法与部门行政法的关系,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注:王克稳:《经济行政法论》,《法律科学》1994年第1期。)。

在行政法学领域,经济行政法之为行政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认识:

(一)国家干预经济的本质是公权力(行政权)的作用

亦如经济法学界所述,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干预与调控,我国也不例外,同时,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管理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正因为如此,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将经济法归结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但国家如何去干预、管理经济活动或者说“国家之手”有哪些具体方式?经济法学界的概括模棱两可,让人难以捉摸。而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无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权力的干预,即通过国家行政权的运用和行使来达到调节经济活动的目的,而国家在运用行政权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方面,其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直接的干预,也可以是间接的调控,既可能是以行政命令、行政强制为主的行政手段,也可能是以税收、利率、信贷等经济杠杆为主的经济手段,选择怎样的干预和管理手段是由经济活动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注:在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各国和地区干预和处理这一危机的手段即不尽相同,其中印度尼西亚政府直接下令关闭了16家信誉不好的银行,而我国香港特区政府则采取提高银行贷款利率、增加投机交易成本的方式打击金融投机商的交易活动,上述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调节手段,但他们的本质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二是国家的非权力干预,即国家以非强制的手段在取得有关经济组织和个人同意或协助的基础上来达到调节经济活动的目的,这种非强制的手段通常称之为行政指导,主要有劝告、通告、建议、警告、注意、指导等形式。由于这种非权力的干预以取得相对人的同意或协助为前提,它不直接导致相对人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的取得、变更或消灭,相对人不服从这种干预和指导,亦不会导致法律责任的产生,因此,在行政法上,这种行政指导为不具法律效力的事实行为,所以,它属于国家干预经济的非法律手段。由于这种手段的非法律属性,因此,它不是行政法上所关注和规范的重点,行政法所关注和规范的重点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权力干预,即必须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权力干预纳入法制的轨道。因此,严格意义上说,经济行政法是规范国家权力干预经济的法律。在经济法学界,不少学者也注意到经济管理关系必须借助国家公权力(行政权)调整,经济行政法实际上是通过国家权力来完成民法所无力解决的市场主体的规制问题,正因为如此,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属于公法。(注:刘大洪等:《现代经济法的反思与重构》,《法律科学》1998年第1期;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但经济法学界的研究缺陷在于他们没有能够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规范公权力(行政权)的法律的本质属性。

(二)凡基于国家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本质上皆属行政关系,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

尽管经济法学界对于国家运用公权力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表述各式各样,但从行政法学角度审视,政府运用行政权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就是经济行政管理关系,这种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与政府运用行政权在其他领域进行干预和管理所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没有本质的不同和区别,它们都属于行政管理关系的范畴,为行政管理关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行政法学界,尽管学者们对行政法所予的定义不完全相同,但对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认识是一致的:即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是行政管理关系,这种行政管理关系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凡是基于行政权的作用所发生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这一点不仅在行政法学界没有分歧,在其他学科亦是公认的。由于经济行政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属于行政管理关系的范畴,因此,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此外,经济法学界有学者将行政管理关系定性为一种单方面的命令服从关系,并据此认为经济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间接的、非权力从属性甚至带有平等性质的社会关系为一种不同于行政管理关系的新型的社会关系。笔者认为,这涉及到对行政管理关系本质特征的认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经济的本质决定了政府管理经济的单方面性,一切经济管理关系皆因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意思表示而形成、变更或消灭,因而命令与服从成为这种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典型特征,同样,在一般的行政管特别是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命令与强制也是经常使用的管理手段,这也容易理解,因为在一般的行政管理中政府如不具有这样的强制手段,政令将无法推行,法律将无法实施。但是单纯的命令与强制忽视了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因而它难以调动相对人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主体的平等、意思自治等特征使政府机关逐渐认识到如果单纯使用命令与强制手段反而不易达到经济管理的目的,因此,一些间接的、非强制性的、甚至带有平等性质的管理手段开始得到应用和推广,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行政合同,它基于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在行政合同关系中,相对人不再仅仅是被管理的对象和义务主体,他的意思得到了尊重,他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因而,充分调动了相对人参与国家经济管理活动的积极性,在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行政合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重视,被作为贯彻实施国家经济政策、经济计划及执行其他公务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行政合同作为经济管理手段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国家经济计划、经济政策贯彻实施,基础产业建设,国土资源开发与保护,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农村产业开发与农副产品收购等领域中为人们所普遍熟悉和接受的一种新型的管理方式,甚至已经拓展到人事管理、治安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公共管理领域。尽管这种合同关系与传统意义上的以命令与服从为特征的管理有着极大的不同和差异,但谁也不能否定这种带有平等性质的行政合同关系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行政管理关系,调整这种行政合同关系的法律-行政合同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因为行政合同关系的发生、变更与消灭实质上仍然是行政权作用的结果,行政合同的目的也是为了满足或实现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这说明,在现代的行政管理特别是经济管理活动中,命令服从性管理关系仅仅是行政管理关系的特征之一而不是行政管理关系的唯一特征。

(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权作用的方式是多重的,但这些不同形式的权力运作方式在法律属性上是共同的,它们都属于行政法律行为

在经济法学界,也有部分学者主张以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作为划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标准,即将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划分为经济手段

与行政手段,并以此作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重要区别。而实际上,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不是法律范畴内的概念,至今为止我国法学界包括经济法学界也从未对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的涵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别做出科学的说明。从我国的法律制度及实践来看,规范、调整经济活动的法律手段只有三个方面:一是民法手段,二是行政法手段,三是刑罚手段。如果将经济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经济杠杆间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把行政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行政权直接作用于管理对象的手段的话,那么,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仅是行政权作用于经济活动的不同方式,它们都属于行政法手段,在法律属性上它们都属于行政法律行为,其中颁布规范性文件、制定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调整产业结构、税收、利率、汇率、价格的决定等宏观调控措施(经济手段)在法律属性上为抽象行政行为,而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等直接的管理措施(行政手段)则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以,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只不过是行政法律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

(四)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凡行政权的行使所引起的争议都属于行政争议,都只能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

从法学理论上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不仅要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而且必须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法律责任体系及独立的争议纠纷解决机制。在经济法学界,尽管有学者曾极力主张将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法律责任,将相对人不服经济行政处罚所引起的诉讼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诉讼,但是,这种观点已被国家的立法所明确否定。其中199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明确将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实施的所有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及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行为统一纳入该法规范的范围,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产品质量法》等被视为经济法核心内容的法律也都无一例外地将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及采取其他诸如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所引起的争议统一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这些立法清楚地表明,凡行政权行使所引起的争议都属于行政争议,都只能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这些争议,经济管理领域亦没有例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济法没有不同于行政法的异质的调整对象,没有区别于行政法的特别的调整手段,没有独立的法律责任体系及其相应的救济途径,因而,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既没有理论基础,也没有法律依据。需要说明的是,对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经济法学研究成果及经济法存在价值的彻底否定,而是说明经济法学的研究需要转换视角,即将经济法放在行政法这个大的法律框架内,将它作为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并相对独立地进行研究,利用经济法学现有的研究成果,汲取行政法的基本原理,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长期困扰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理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构建经济法的理论体系,为经济法及经济法学的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从行政法学的角度看,随着我国行政法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及行政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行政法学理论研究亦需要从一般理论问题走向具体实践问题,从行政法学原理走向部门行政法学,以增强我国行政法的应用性及可操作性,也才能推动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向着更高的层次拓展,因此,经济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行政法,这也是行政法学研究不断深入及行政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的必然趋势。

三、经济行政法的涵义及体系结构

在明确了经济行政法的性质及其法律属性后,笔者给经济行政法的定义是:经济行政法是调整国家经济行政主体在运用行政权调控、监督、干预、管理市场经济运行的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体,它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经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为经济行政管理关系,简称经济管理关系,也就是说,凡是国家行政权干预经济生活所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在经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之列,这既符合经济法的研究宗旨与目的,也不违背部门行政法划分的基本准则。在我国,因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集中体现在宏观调控、市场管理及国土资源、资产管理三个方面,因此,我国的经济行政法也就相应地由宏观调控法、市场管理法及国土资源、资产管理法三个方面组合而成。

(一)宏观调控法

宏观调控法是规范国家宏观调控经济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从总体上说,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活动包括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政策的实施两个方面,因此,宏观调控法实际上包含了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制定行为的法律和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实施行为的法律两个方面,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制定行为的法律主要是计划法、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改善地区结构法、产业政策法、预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农业法等,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实施行为的法律主要是税法、价格法、金融法、投资法、财政法等。

(二)市场管理法

市场管理法是调整国家监督、管理市场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由于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包括了对市场主体的管理、市场交易行为的管理和市场客体的管理,因而市场管理法也就相应地包括了管理市场主体的法律、管理市场行为的法律及管理市场客体的法律三个方面。其中管理市场主体的法律主要是公司法、企业法、商业银行法等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中有关公司、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注册登记管理的法律规范,管理市场行为的法律主要是反垄断法、反对限制竞争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倾销法、反补贴法、反价格欺诈法、反暴利法等,这部分法律是市场管理法的核心,而广告法、证券交易法、房地产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则为规范市场客体的法律规范。需要提及的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规范大多具有双重法律性质,这种规范市场秩序法律的双重法律属性体现了国家在监管市场活动中行政法手段与民法手段的结合运用,因此,我们这里所讲的市场管理法指的仅是规范国家权力监管市场活动的那部分法律规范。

(三)国土资源、国有资产管理法

经济管理和经济学区别篇3

关键词:经济开发区;区域经济;发展策略

一、经济开发区和区域经济的相关概念

一切问题探讨之前,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什么是经济开发区。经济开发区是为了加速某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政府划出一片土地,集中开发建设,为投资者提供优惠政策和较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者前来开发土地、产业或当地的优势资源。那么,什么又是区域经济呢?区域经济是指那些在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基础上,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各具特色和以密切联系为基础的地域经济综合体。所以,要促进经济开发区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要从他们的特征开始入手。做好区域的外资吸引工作是发展经济开发区和区域经济的关键之处。

二、促进经济开发区和区域经济的发展策略

1.加快开发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要想经济开发区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要从管理开始着手,从开发区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中国要向经济长期的增长就要进行管理体制的变革。首先,在管理体系上,我们应该建立一种针对性强的管理体制。经济开发区的内容丰富,事务繁杂,不同的事物要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解决,而不能所有的事都用一个模式处理。所以,应该建立一个针对性强的管理体制,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处理。同时,相对独立的垂直式一体化管理也符合当前的管理现状,应该予以发展。其次,在管理权限上,应该对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进行简政放权,加强协调。加强开发区的权力是为了经济开发区更好的进行发展,中央的命令和要求固然是正确的,是地方应该遵守的。但最了解地方情况的还是地方政府,所以,对开发区委员会进行简政放权将有利于地方政府针对地方的情况开展工作。

2.完善经济开发区的灵活运行体制,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经济开发区的运行体制需要灵活的协调。在运行机制上,搞好运行机制的配套改革需要率先就思考出于旧体制区别的,符合现阶段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规律的运行体制。逐步建立和形成符合该经济开发区特征的体制,灵活的运用机制来进行内部管理。在内部管理的领导机制方面,投资经营方面都进行加强控制。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还需要强化投资风险的约束机制,严格按照资金的有效支付能力约束投资的规模,对资质审查和契约合同等进行严格的审查。加快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避免出现高风险的项目,确保区域经济平稳的发展。另外要改善劳动人事管理模式,形成竞争机制优胜劣汰,争取打造出高素质的人员,促进工作人员素质的提高。

3.进行投资环境的优化,吸引更多投资者参与

经济开发区要着力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把“实用、特色、配套”的观念牢记在心中。在进行经济开发区的优化时,最好要形成外向型的经济模式,吸引的外地投资者参与本地的投资。要完成这样的目标,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就要努力提高开发区的招商引资水平,从人员入手,挑选出素质好、业务能力强、懂外语、熟悉国际惯例的专门人员开展招商引资的工作,把眼睛看到外面,把资金带回本地。同时,实施开发区服务承诺机制,要竭尽全力做好企业的各项服务问题,尽量做到无投诉的服务目标。除此之外,积极拓宽多层次、多形式的融资渠道,丰富投资的模式。在开发区建立多渠道的产业资金投入体系,让更多的资金可以进入经济开发区;开辟广大的国内外的融入渠道,让资本通过资本市场,运用金融的手段转化为能促进经济开发区发展的社会资金。最大程度的吸引资金参与经济开发区的发展。4.重视结构调整,提高开发层次进行经济开发区的结构调整,首先要从资金的结构进行调整。在进行开发的过程中,吸引资金促进经济区发展是正确的道路,但是我们也需要对引入的外资进行辨别和挑选。来者不拒和多多益善的情况不是好现象,那些规模不大、档次不高的资金可能会随着国家的政策调整而带来一定的变数,所以,我们要对其精选,不要盲目接收。另一方面,要都市场结构进行调整。各个开发区的具体情况有所区别,市场的结构也有很大的差别。在开发区应该进行市场结构的调整,按照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开发和利益,实施市场多元化的战略,这样才能降低市场的风险,稳定发展。商品的出口也需要进行调整,坚持以质量和品牌的优势取胜。增强经济开发区的市场稳定性。

三、结束语

经济开发区和区域经济模式是我国在进行市场经济的探索过程中找出的适合中国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成果和结晶。我们应当充分的发挥这种经济模式的优点来进行我国进行的开发,实现邓小平所说的“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实行经济开发区和区域经济就是一个先富带动后富的过程,作为经济发展的相关人员,我们将继续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和改善,找到更适合更优化的道路,把经济开发区做得更好。

作者:吴满单位:山东省滨州市经济开发投资服务中心

参考文献:

[1]马翎.山东省经济开发区管理模式研究[D].山东大学,2010.

[2]罗琼.江西省经济开发区管理模式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15.

[3]彭炜.县域经济开发区融资平台管理探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4.

经济管理和经济学区别篇4

关键词:经济发展;基本构想;差异化金融政策

作者简介:胡芳(1978-),女,长春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金融学。

中图分类号:F83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9-0062-03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异,经济发达国家也大都经历过地区经济由不平衡到相对平衡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实施的区域金融政策发挥了很大作用。

一、经济发达国家实行金融政策区域化的情况

(一)建立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金融组织体系

发达国家在建立金融组织体系时,都充分考虑区域经济的特点,适时地构建和调整金融体系结构,以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和发展。

首先,建立分散与集中相统一的中央银行制度。美国建立了具有本国特色的联邦储备制度,对全国金融业实施了分层次的管理。[1]在国家一级设有联邦储备委员会,相当于中央银行总行;而在地方则设有联邦储备银行,执行中央银行分行的职能。这种分权性中央银行制度决定了区域中央银行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金融发展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以利于本地区金融和经济的发展。

其次,设置专门的区域性政策金融机构。区域性政策金融机构的设置一般都是适应特定区域开发而建立,目的是为欠发达地区开发提供专项服务。日本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是为开发边远地区――冲绳地区提供长期资金的金融机构,同时也兼办其它政策金融机构在冲绳的业务。这样的金融机构,经营中政策色彩重,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乃至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最后,区域金融组织的优化。美国的银行注册双轨制度创造了数目庞大的地方性银行。美国的商业银行可以向联邦政府注册,成为国民银行。也可以向州政府注册,成为州立银行。不仅商业银行如此,其储蓄机构、信用社等也具有双轨的特征。

(二)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政策

首先,制定有差别的金融管理政策。由于发达国家的金融调控是以各种间接控制为主,因此,这种差别性主要表现在各种间接金融控制手段的运用上。美国的贴现率由各区域联邦储备银行根据本区域经济和金融状况制定,有利于欠发达地区根据本地实际通过贴现率和贴现政策调整投资结构和投资方向,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这种有所区别的金融政策,对缩小地区差异、缓解民族矛盾、促进落后地区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促进经济落后地区的金融发展十分有利。

其次,制定倾斜性信贷政策鼓励资本流向欠发达地区。西欧、美国、日本等国都实行向欠发达地区投资的企业提供优惠低息贷款政策,如西欧的“公司软贷款”,不仅利率低、期限长,而且可以享受规定期限的归还宽限期。美国联邦政府规定,对在经济落后和萧条地区兴办企业的私营企业,通过经济开发署等机构为其提供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对固定资本提供的直接贷款可达该项资本总额的65%,流动资本可提供100%直接贷款。

(三)建立区域证券市场促进区域经济相对协调发展

美国自1792年5月17日建立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共有8家主要证券交易所,这些交易所分布在美国的主要经济区域,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对美国经济相对平衡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随着通讯设备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股票交易所的集中化发展创造了条件。我们今天看到美国创业板市场对新经济和风险投资的快速发展发挥着强心剂作用,并且创业板市场在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广为传播,但更应该透视到创业板市场是建立在美国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协调基础上的产物,具体讲是经历了“区域易所――集中易所――创业板交易与主板交易所并存”的发展阶段。

二、对中国差别化区域金融政策效果的回顾

本文以深圳特区为例,来回顾差别化区域金融政策的实施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效果。

我国在某些地区也实施了区域化金融货币政策,但较为成熟的做法和经验主要体现在深圳特区。1980年5月国务院批准深圳经济特区创立。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决定在深圳特区实施特区金融政策,赋予特区金融4个特权:一是信贷资金“切块”管理权。即资金方面,各专业银行深圳分行现有信贷资金和以后吸收的存款除中央国库款和向人民银行总行缴纳的存款准备金外,全部留给深圳特区,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接给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下达信贷规模,并由它统一调配使用,同时允许深圳市各银行向国内外拆借资金。二是利率调控权。在利率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可以参照全国的利率水平,结合深圳经济发展、资金供求与汇率变化等方面的情况,自行设立利率档次与利率水平。三是存款准备金率调节权。即在存款准备金率方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制定特区内各专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的自,并允许在5%-10%的幅度内自定外资银行各项外币存款准备金率。四是机构准入审批权。在机构设置方面,下放部分金融机构审批权,并赋予了一系列机构监管的灵活政策。

特区金融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特区金融的全面发展。到1996年,特区就已构建了门类最齐全、服务网点最密集、从业人员比例最高的多种类、多功能、市场化与国际化的新型社会主义市场金融机构体系,办理种类齐全的金融业务,提供最新的金融工具,特区金融业成为深圳经济的支柱和第三产业的“龙头”。到1996年止,为深圳提供了占整个基建投资1/3以上的流动资金,累计发行股票筹资300多亿元,金融创造的增加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1%,自身也形成了3500亿元的金融资产总规模。超常规的金融政策带来超常规的经济发展,金融对经济第一推动力得到了充分体现。[3]

政府在深圳特区采取的强有力的特殊金融政策,在深圳现代都市的建设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对建立区域化金融政策的基本构想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要很好地发挥差异化金融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应从金融发展的制度层面和货币政策角度来构想区域化金融政策。

(一)培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融合的区域金融组织体系

首先,确立统一金融法规下具有优先决策权的区域中央银行制度。中国人民银行九大区支行的组建,为实行区域金融政策提供了组织体系保证。在人民银行总行统一政策之下适当下放区域金融决策权,使九大支行能够根据本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制定相应的金融政策。总行只规定利率、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的一般水平及浮动幅度,各区域内的具体水平确定浮动区间后下放给主要大区分行,使国家金融宏观政策具有宏观的严肃性,同时,各区分行在区域金融决策上具有一定伸缩性。

其次,成立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性融资的主要作用领域是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产业,其布局原则应该追求某种程度上的均衡布局,以保证每个地区的居民都有权利大体享受均质和等量的基础设施服务,而不论该地区的地理位置是怎样的。从我国实际情况看,东部地区财力雄厚,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初具规模,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则要落后许多。但我国还没有一家专门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政策性融资的金融机构。为适应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我国应建立专营政策性开发业务的金融机构。

最后,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引导股份制、外资银行在中西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大型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不对称,缺乏向中小企业发放信贷的动力。解决这一问题的长期对策之一是促进非国有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鼓励股份制、外资银行等入住急需资金的地区,形成以国有金融机构为基础,政策性金融机构、股份制银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外资银行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多层次、多元化的竞争有序的金融组织体系。具体实施上,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实行有差别的区域金融管理政策。

(二)实行差异性的金融货币政策

首先,实施差异化货币政策。金融发展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为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须从货币政策层面解决各地区短期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已实现了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因此,我国差异化货币政策也必须表现在各种间接金融控制手段的运用上。实行差别的再贷款政策,在再贷款的规模、期限和再贷款的利率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其次,制定倾斜性信贷政策,鼓励资本流入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是资金短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实施和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加剧了中西部地区的“资金瓶颈”,因此,引导信贷资金向中西部地区回流成为必要,坚持吸引多元投资主体参与西部大开发建设。

(三)积极发展中西部地区资本市场

目前中国证券交易市场在深沪两地,上市公司审批权在中国证监会,正如前述分析,中西部与东南部地区上市申请统一审核标准在管理制度上具有“公平性”,但在现实中不利于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应考虑在中西部地区建立一家证券交易市场,在上市公司范围、上市审核标准和交易活动监管等方面有别于目前的证券监管规则。在中西部设立一家证券交易所不仅有利于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差距,而且有利于为中西部重大工程建设和各项配套工程筹集资金,也有利于国有企业实现股份制改造和发展新的股份制企业。

(四)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同步推进

中西部地区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离不开金融系统的综合功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改革需要经济所有制的调整,不发展非国有经济,仅依靠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推动企图完成中西部市场化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情。西部地区所有制的调整,需要非国有经济和外资企业的大力发展和引进,给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注入竞争因子,而这两类企业的资金匾乏的现状需要金融改革的支持。

基于上述分析,借鉴经济发达国家金融区域化政策,在统一的市场趋向和基本的政策框架下构建统筹、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化金融货币政策成为必然的路径选择。其具体构建需要从培育区域金融组织体系、实施差别化金融管理政策、构建区域金融市场和制定区域金融立法等方面入手。

注释:

①李正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金融政策[J],金融研究,1998,(09):26-33.

②李成、李国平.区域金融:现实检讨与政策处方[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3):6.

③殷孟波、王建.从区域经济发展看区域金融的政策选择[J].西南金融,2001,(05):46-48.

参考文献:

[1]谈儒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及对中国的启示[J].当代财经,2004,(12).

[2]施雪清.经济增长中的金融因素研究[D].东南大学,2006,(07).

经济管理和经济学区别篇5

近年来,国民经济学专业取得了飞快的发展,从原来只有8家高校开设的本科专业到现在本科阶段已有30多所高校开设,国民经济学专业已经悄然走入考生的视线。

国民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还从未出现“国民经济学”这个概念。“国民经济学”的概念是1980年由厦门大学的钱伯海教授提出的。目前的分类上,国民经济学与国民经济管理学并无本质上的差别,然而,国民经济管理学究竟属于哪个学科,一直以来存在很多的争议,有的认为应该属于政治经济学,有人认为属于应用经济学,还有人认为属于管理学,因此各个高校也有不同的称谓。

其实,目前真正开设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本科专业的高校为数不多。1986年辽宁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办了国民经济管理本科专业,随后全国有8家高校相继开设了类似专业,主要是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山西财经大学、辽宁大学、江西财经大学,2008年安徽财经大学也新增了该专业。虽然它们的专业名称各有差异,但是在经历了很多的争议和摸索后,大家都对两个不同名称的专业的学科性质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

“国民经济学”是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是综合性较强的应用经济类专业。它是从宏观、战略的角度来研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并对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做出预测与规划。它是一个比经济学更为广阔的领域。它有很多的亲戚,如管理学、宏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正是因为国民经济学的跨学科属性,所以到目前为止,国民经济学还是一个有着很多争议的学科。不过,国民经济学与它的亲戚们有着很多的区别。例如国民经济是个宽泛的概念,那么它可以与宏观经济画等号吗?宏观经济指的是经济运行的总量现象,如怎么计算GDp,国家怎么决定国民的收入,又该如何分配国民收入;还有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规模问题等都是需要研究的对象。而国民经济则包罗万象,比宏观经济宽泛得多。它不但涉及全部的宏观经济,还包括被称之为“中观经济”的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如“小灵通引发电信与政府的博弈”“某市煤炭资源枯竭,出路何在”等案例,甚至包括已形成群体现象的厂商行为和消费者行为。同样,单个的企业经济、农户经济、家庭经济、个体经济等微观经济现象本来不进入宏观经济分析的视野,但它可以作为群体现象成为国民经济分析的对象。

培养模式“三分天下”

根据不同的专业名称和高校性质,国民经济学的学习和培养模式也有些不同。大致说来,国民经济学的主要学习内容和培养模式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注重宏观经济。从宏观的角度去理解经济,如产业行业地区等,所以需要学习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宏观经济数量分析。如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专业侧重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侧重国际贸易管理与发展等。

第二类注重经济学的知识,更多地与金融学、财政学、统计学等有关,包括股票、债券、房地产等财产性收入的相关知识的学习。按照投资学模式进行培养,着重财政税务、银行投资、证券投资等方面。如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暨南大学、辽宁大学等的国民经济学专业(投资管理方向)。另外还有西南政法大学侧重国际贸易与投资、西北大学侧重资本市场的投融资等培养模式。

第三类注重管理学,主要侧重于国民经济的管理。专业课程包括如管理学原理、管理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国有资产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战略规划与管理、统计分析和财务管理等辅助课程。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四川大学侧重管理,辽宁大学侧重国民经济管理和区域经济发展。

就业正走向学科融合

国民经济专业的就业方向主要包括各种管理部门、市场公关、营销人员、投资与咨询顾问、对外贸易等,因为开设院校少,竞争也不多,总的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经济管理和经济学区别篇6

(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郑州451464)

摘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航空经济的发展是中原经济区、河南省乃至郑州市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的希望所在。通过对航空经济提出背景的详细分析,在结合国内外关于航空经济研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航空经济的概念,并对郑州航空港航空经济发展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分别从宏观布局、政策支持、扩大对外开放等角度提出了加快郑州航空港区航空经济发展策略,以期努力提升郑州航空港综合实验区航空经济发展水平。

关键词:航空经济;发展策略;郑州航空港

中图分类号:F56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5)26-0038-03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42400410272)。

作者简介:朱晓燕(1983-),女,河南周口人,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管理学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

1航空经济概述

1.1航空经济的提出

2014年9月,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大卫在郑州召开的国际民航组织航空货运发展论坛上提出,郑州航空港区已从“临空经济”走向“航空经济”,这既是经济活动的新形态,也是经济成长与发展的新动力。

目前关于临空经济的研究已比较完善,较常见的概括是依托机场设施资源,通过航空运输行为或航空制造活动,利用机场的产业集聚效应,促使相关资本、信息、人口、技术等生产要素向机场周边集中的一种经济形态。临空经济发展形态在国内外已有较多成功的例子,如韩国的仁川、爱尔兰的香侬等,国内首都机场的天竺,以及正在发展中的西安阎良、湖北襄阳等。为进一步促进我国临空经济示范区发展,国家发改委、民航局于2015年7月3日《关于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我国已有62座城市依托54座机场,规划了63个临空经济区,充分反映了临空经济在我国的火热。

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民航业及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临空经济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物流成本低,通关效率高,非常适合周边建有保税物流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机场,但它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如无法涵盖在全球航空网络平台上进行的物流活动和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的信息流活动。而航空经济因其布局不局限于临空,而是在更广域的空间展开,因此其发展受到社会期待。

1.2航空经济研究现状分析

从世界范围来看,航空经济并不是一个新名词。早在1965年美国著名航空专家mackinleyConway就已经提出了航空经济这一名词,并认为在未来航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航空经济会对城市产业区的设计及大都市圈的建设产生重要影响。国外关于航空经济的研究主要围绕着航空经济形成机理、航空产业、航空经济区管理等角度来展开,对航空经济区政府土地管理、规划制度、政府管理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已比较成熟。国内关于航空经济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

一是关于航空经济概念的界定。夏兴华(2011)认为,“航空经济”是以民用航空业为战略依托形成的一种在逻辑上并列于陆地经济和海洋经济的经济发展形态,是从产业的角度对航空经济发展特征进行了把握,并对航空经济的基本内容、实际范围、主要特征等进行了概述;朱前鸿则认为航空经济就是空港经济,并认为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产物和助推器;中国民航局局长李家祥认为,航空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态;而李建(2005)、曹允春(2006)、肖李春(2006)、张军扩(2008)等人认为航空经济即是临空经济,并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临空经济的定义和内涵描述。

二是关于航空经济与临空经济的区别。丁勇,苟大舜(2013)从产业链的视角,借助产业链模型,对临空经济和航空经济在产业链的内涵、产业链的形成机制和产业链的发展模式三个方面分别进行了比较,最后,从概念、产业、形成机制等三个角度对临空经济和航空经济进行了区别分析;李宏斌(2014)对航空经济的提出背景、航空经济的现有概念进行了综述,并对航空经济、机场经济、航空港经济、临空经济、民航经济、航区经济等相关临近概念进行了区别分析。

三是关于航空经济产业特征及建设。刘涛(2013)分别从时间特征、距机场距离的远近、对航空运输和机场资源的需求和利用程度等角度对航空经济产业特征的规律性进行了研究;施进发,金真,田雪(2014)对航空经济发展协同创新体系的发展现状和面临问题进行了分析,对航空经济发展协同创新体系框架进行了构建,并提出了相关建设建议;刘怀庆(2015)认为通用航空经济发展的首要驱动因素是机场的先行投资建设,对河南省通用航空经济滞后的根源、通用机场的独特的优势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针对性建议和对策。

1.3航空经济的概念

随着国内对航空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入,其概念的演变和提出过程也先后经历了几个阶段,如从航空港经济、临空经济到航空经济等概念演变,同时,还先后出现了一些如航天经济、临空港经济、低空经济等相近、容易混淆的相关概念。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高校研究部门、企业界也分别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航空经济的概念,本文认为,航空经济是一种依托于航空枢纽的发展,以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支撑,集合与集成航空制造业、航空服务业、航空旅游业、民航运输业、民航保障业、通用航空业等行业,提供高时效、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从内涵来说,航空经济至少还包括以下几个层次:首先,航空经济是一个区域概念。航空经济的发展是依托于枢纽机场,服务于区域经济,强调整体规划空间布局,其发展与航空大都市的发展过程相辅相成。其次,航空经济是一个产业概念,即航空经济是以与航空关联度高的航空产业发展为核心。另外,航空经济是一个新经济形态和发展经济学概念。

2郑州航空港区航空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民航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据民航局的《2014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我国民航完成运输总周转量748.1亿吨公里,比上年增加76.4亿吨公里,增长11.4%,其中,国内航线完成运输周转量508.0亿吨公里,比上年增加46.96亿吨公里,增长10.2%,国际航线完成运输周转量240.1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29.4亿吨公里,增长14.0%。另外,旅客周转量560.3亿吨公里,比上年增加58.9亿吨公里,增长11.7%;货邮周转量187.8亿吨公里,比上年增加17.5亿吨公里,增长10.3%。我国民航旅客运输量同比增长率远高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在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民航旅客周转量的比重已上升到21.1%,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民航仍将是增长速度最快、增长潜力最大的交通运输方式。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获国务院批复后,河南省省委政府着眼大格局,立足大市场,把握大逻辑,建设大郑州,在进一步推进郑州航空港区建设过程中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作为,围绕民航业在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走势谋划发展,更好地发挥民航业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富集效应。目前,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航空经济发展现状如下:

2.1区域性枢纽功能不断增强,抢抓历史新机遇

2014年,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13亿元,增长18%;固定资产投资401亿元,实现翻番;外贸进出口总额388.2亿美元,占全省的60%。郑州机场旅客和货运吞吐量分别达到1580.5万人次和37.0万吨,分别增长20.3%和44.9%,增速在全国前20个大型机场中排名均居第一位,特别是国际货运量达到20.6万吨,呈现出国际货邮运输量超过国内货邮运输量、全货机承运量超腹舱承运量、进出港货邮运输量趋于平衡的良好态势。这些数据标志着作为内陆城市的郑州已经迈进了对外开放的新高地,航空产业正迅速改变着、引领着这个城市的发展,是河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2015年,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重点提到了以郑州为例的多个节点城市,充分说明郑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在“一带一路”中发挥其重要作用,同时其南北纵横、东西贯通的交通优势更加凸显,郑州航空港试验区的发展赶上了历史机遇。

2.2政策优势明显,自上而下带动性强

近年来,河南省省委省政府把河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寄托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发展上,自2013年国务院正式批复《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2013-2025年)》后,在全国27个省(区、市)的51个城市,先后提出的54个航空经济区中,郑州成为唯一一个部级的航空港综合实验区。在中央的宏观政策引导和支持下,河南省配套了强大的政策优势,在土地管理、财税、金融等方面均有布局。

在财税政策方面,河南省财政围绕着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三区”建设的总体部署,从2013年开始每年均安排大量省级财政资金,用于支持郑州机场客货运民航发展,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及机场二期拆迁等实验区重大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等。同时,结合河南省实际,建立了实验区与省财政直通车制度,对于郑州航空港实验区重大招商项目,按“一事一议”原则研究财政支持办法,并设立实验区建设专项资金,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实验区建设,推动央企、省属企业和民营企业等各类投资主体,扩大财政资金引导和杠杆作用。

在金融支持方面,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建立健全郑州航空港区金融体系,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据统计,截至2015年7月,中行以郑州航空港区十大招商项目、十大产业项目和十大要素平台项目为重点,已累计向河南机场集团、富士康集团、兴港投资、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台湾科技园等提供新增授信143亿元,为郑州航空港区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2.3综合交通体系高效衔接,基础配套设施日趋完善

2014年出台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综合交通规划》提出,未来5至10年,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将加大投资和建设,以郑州机场构建国际航空枢纽建设为引领,构建市域地铁、省域城轨、国内高铁的综合交通系统,来吸引河南乃至全国的旅客前来郑州机场乘坐飞机出入境,实现中原大枢纽由“国内”向“国际”的转变。经过近几年的大力建设,郑州目前全方位打造米字型高速铁路,也就是意味着郑州八个方面连接,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面,同时,“井”字形高速路网和“四纵六横”快速路网也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铁、公、机”多式联运体系的搭建也进一步完善。

2015年郑州市政府全面推进航空港实验区建设,全力推进相关路网、生态水系、学校、医院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在引进和留住高端人才、完善公共交通项目等方面制定了具体可行的政策。2015年全年将安排重点建设项目279个产业项目,项目总投资共计3868亿元,涉及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其中,139个重大产业项目总投资3042亿元,数量占据“半壁江山”。此外还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94个、社会事业项目23个,日趋完善基础配套设施。

3郑州航空港区航空经济发展策略

当前河南省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等特点逐渐显现,经济发展面临许多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历史机遇背景下,围绕实施《河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战略纲要》,郑州航空港区抓住历史机遇,引领带动全省转型升级的现代产业基地、内陆地区对外开放高地,承担加快河南省经济发展中的“新动力”和“增长极”角色,打造经济发展的战略突破口,全面、健康、快速发展郑州航空港区航空经济。

3.1做好宏观布局,打牢航空经济发展根基

发展航空经济,首先要做好机场、航空枢纽谋划工作,打牢航空经济的发展根基。全面推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探索以航空经济促进全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新模式,全方位构建航空、公路、铁路三网联合、多式联运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吸引、促进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实验区落户发展,推动物流、贸易、投资、通关、监管便利化,建设陆空高效衔接的国际物流中心及航空物流中心。进一步加快机场二期工程建设,提高机场运输周转量,并结合河南省实际,做好航空线路规划,更好解决回货问题。

3.2加强政策支持,形成促进航空经济发展的多方合力

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统筹协调、规划引领的作用,加强政策支持,形成多方共同推进的合力。一是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把服务国家大局、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加快航空港区自身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争取在“一带一路”中发挥郑州航空港区更重要的作用、取得更重要的经济地位。二是争取河南省政府和郑州市政府对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相关政策支持,在土地审批、规划,财税政策,金融政策,招商引资等方面争取更多政策支持,并争取政府支持构建国际、国内航线网络,在培育发展基地航空公司以及建立航空枢纽建设协调机制等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

3.3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为航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开放程度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对发展航空经济影响甚远。坚持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格局重构,推动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大规模对外开放,构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航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活力。一是做好开放平台建设。加快推进新郑综合保税区业务拓展、郑州特种商品进口指定口岸和经开综合保税区申建工作;推进通关通检机制创新,着力构建以电子口岸为载体的“大通关”体系,完善“一站式”通关服务平台,进一步做好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提质增量。二是积极拓宽开放领域。吸取其它地区如上海自贸区成功经验,向社会资本推介一批服务业、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加工贸易扩大规模、提高质量,鼓励优势企业开展国际合作。三是认真开展大招商工作。在做好富士康、正威、天语、酷派、中兴、统一、花花牛乳业、好想你等企业招商入驻的基础上,总结经验,进一步做好“三力型”项目的引进工作。

发展航空经济,目前已成为很多内陆地区打破传统发展方式模式,快速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突破点,但其成功发展并不是像拿一块地、引入一些企业、建个机场那么简单。就郑州航空港区航空经济发展而言,除上述三点之外,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企业科技、商业模式等创新驱动能力,做好产业结构调整、布局、优化、升级,科技创新载体平台的构建,航空经济管理等相关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等相应工作,以保证郑州航空港区航空经济发展的后续动力。

参考文献:

[1]刘涛.航空经济产业特征的规律性研究[J].商,2013,20.

[2]施进发,金真,田雪.航空经济发展协同创新体系构建研究[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4,12.

[3]刘怀庆.河南通用航空经济的首要驱动问题及对策[J].中原工学院学报,2015,4.

经济管理和经济学区别篇7

【关键词】萝岗区农村集体经济留用地

一、萝岗区征地及农村集体经济留用地发展的现状

截至2013年底,中新广州知识城范围内征地共涉及18个村、1个社区,面积达到4090公顷(62350亩)。其中,征地面积处在第一档次(600~699公顷)的是何棠下村和枫下村,征地面积分别达到696.68公顷和661.53公顷;征地面积处在第二档次(300~399公顷)的是燕塘村、黄田村和佛村,征地面积分别是399.91公顷、360.66公顷和300.64公顷;征地面积处于第三档次(200~299公顷)的有四个,分别是凤尾村、汤村、长庚村和重岗村,征地面积分别达到273.58公顷、253.24公顷、248.58公顷和230.91公顷。

中新知识城征地空间分布主要以2020年为时间分界点,2020年以前规划征地面积为2024公顷(30360亩),而2020年以后规划征地为2066公顷(30990亩)。中新知识城2020年以前征地占整个征地规划的49.5%,而2020年以后征地占整个征地规划的50.5%。

1、中新知识城留用地规模划分

中新知识城留用地规模规划分为近期留用地布局、中期留用地布局和远期留用地布局。

近期留用地布局。萝岗区在征地的过程中,考虑到重点项目引进、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集聚等多重因素,规定各批次的征地过程中都可以使用留用地,前提条件是符合土地利用总规划、城乡规划。

中期留用地布局,又称2020年留用地布局。中新知识城规划2020年留用地共322.3公顷,其中符合2020年土地规划建设用地的留用地为189.2公顷;在已征地的4090公顷范围内的有153公顷。

2、中新广州知识城留用使用情况

留用使用主要包括留用地性质和留用地开发。中新广州知识城留用地性质主要分为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商务用地和教育科研用地四种。一般而言,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规模较大。2020年留用地中工业用地和商务用地分别达到105.73公顷和122.75公顷,占留用地面积的比例分别为33%和38%;而远期留用地规划中工业用地和商务用地分别达到212.82公顷和162.30公顷,占留用地面积的比例分别为37%和28%。这充分表明,留用地的主要用途在于工业和商业。

二、萝岗区农村集体经济留用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1、留用地产权不明确

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等文件中,对农村集体土地收益、增值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存在缺陷,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的集体土地行使权是不充分的。同时,地方性的文件规定,集体经济留用地不能以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个人名义进行登记管理,而要以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名义进行登记管理,且不允许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把土地分配到集体组织中的个人。

农村集体经济留用地的产权分割政策不明确。在《广东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办法》和《关于贯彻实施〈广东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文件中,都没有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用地的产权问题。只是规定留用地原则上保持集体土地性质,而在城镇规划范围内的留用地可以征收为国有土地。留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或通过其他形式用于经营性项目和工业用地,可以参照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假意的程序和办法,通过招拍挂土地市场方式进行。

在政府实际操作层面,由于留用地产权不明确,致使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村民个人在地方政府实际征地的过程中对留用地的地块选址、留用地价值等方面只有简单的知情权,没有实质性参与土地估价、议价和定价的过程,农民合法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得到保障。

2、留用地规划不详细

广州开发区留用地规模只是根据征用地的10%进行保留,但是,没有对其用途、地块的选址等进行合理的规划。没有对留用地的规模进行详细的规划。从《广州市萝岗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中可以清楚看出,在土地规划中,严格控制城镇建设用地扩张规模,保障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需求,大力推行城镇建设用地集中布局和产业集聚,总体上形成中新知识城与七个城区共同发展的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到2020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1443公顷,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10373公顷,城镇工矿用地总规模为8900公顷;而全区耕地保有量为5150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4500公顷。而对经济留用地没有进行总体的规划和控制。

3、留用地政策不够细化

首先,国家层面的关于土地方面的法律和政策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第二次修订)》(简称《土地法》)、《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其中《土地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但是没有进一步将集体土地在征收的过程中进一步细分为留用地和非留用地,留用地的土地性质、土地用途、开发性质等都没有相关的解释,从而会引起留用地在项目开发实际操作过程中较多的问题。《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第十六条“要高度重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规划管理”中规定“利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进行非农建设,必须符合规划,纳入年度计划,并依法审批。严格禁止擅自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严格禁止‘以租’将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第十三条“妥善安置被征地农民”中规定“对有稳定收益的项目,农民可以经依法批准的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入股”。以上的文件均没有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留用地问题,留用地如何储备、如何评估、如何入股、留用地开发、留用地项目处置、留用地项目的增值分配、留用地融资抵押等一系列问题均未涉及。

其次,广东省关于集体经济组织留用地方面的政策法规主要有《广东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办法》、《关于贯彻实施〈广东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办法施行〉的通知》、《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以上的文件虽然对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留用地的留用规模、选址、补偿方案、开发模式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范,但是对于留用的性质仍然没有完全界定清楚。《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留用地应当依法转为建设用地。留用地原则上保留集体土地性质;在城镇规划范围内的留用地可征收为国有土地”。这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规定了留用的性质问题,但是还比较含糊,在实际操开发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都不敢轻易开发留用地。

三、农村集体经济留用地有效利用开发的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同时满足重点项目的用地需求,使萝岗区成为“知识经济先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智慧城市样板区、宜业宜居生态区”,要切实做好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极大限度地利用开发好农村经济留用地,使之既能有效统筹城乡空间资源配置,优化城市空间功能布局,保护好耕地资源集约节约可利用,保证经济留用地合理开发,又能确保国家、省乃至市县等重点项目的顺利实施,促使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1、进一步明确留用地产权

首先,要进一步明确留用地在国家征用的过程中产权转变问题,即由集体土地转变为土地的过程中,应该享有国有土地在市场上同等的待遇,不应该进一步区分为集体留用地和非集体留用地,应统一视为国有土地,按照市场价格统一在市场上流转。其次,明确留用地项目产权问题,主要指留用地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的产权分割问题,产权分割问题又进一步涉及到房地产前期购买问题和后期转让问题。

2、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留用地的规划管理

对经济留用地要严格按照可建设征地(符合“两规”)的10%返还留用地,同时结合中新知识城开发建设实际情况,采取“货币补偿、物业置换、实地返还”等多种方式,确保被征地农民合法利益得到保障。应按照中新广州知识城当前征地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升级的需要,对农村经济留用地进行总量控制,并结合萝岗区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在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同时,也能保障国家建设用地需求。结合知识城发展的阶段和规划,按照“服从规划、同一部剧、合理安排、节约集约使用”的原则,对农村集体经济留用地的选址进行科学合理的统一安排。由萝岗区政府、广州经济开发区和中新广州知识城会同国土规划局等单位进行规划,鼓励各个村之间实现跨村选址、集中连片区留地。

3、加强农村经济集体组织留用地的开发管理

首先,要按照城市发展规划、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规划、重点项目发展规划等要求,对留用地进行有序开发,鼓励公益性项目,限制环境污染项目。其次,在对农村留用地的开发管理过程中,应该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功能、产业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引进计划等,将中新知识城合理划分为核心区、一般区和边缘区,分类对留用地进行开发建设。对核心区应该遵循城区标准进行规划、建设,从而提高城市规划和建设档次和品味。再次,对留用地要采取规划、开发和监管并重措施,有效盘活留用地,加快中心城区发展,同时有效壮大集体经济,在征地的过程中,要全面考虑留用地政策的适应范围、留用地指标核发、留用地指标管理、留用地指标使用等,从而能够合理对留用地的位置、规模等进行科学布局。最后,进一步完善留用地项目开发方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留用地出让开发应该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自行选择。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选择自主开发、留用地货币化、合作开发等模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在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城镇规划的基础上,对集体经济留用地进行自主开发。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留用地项目可以根据新建项目用地实际需求出发,参照国有土地出让方式,以招拍挂方式在土地市场上进行公开出让。为进一步规范集体经济组织留用地出让,可以先通过土地储备中心备案,通过土地评估机构对留用地进行客观评估,交易过程公正公平合理,使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根据自身实力和合作方的需要,共同开发农村集体经济留用地。

4、加强审计监督及土地监管

以土地出让收支为切入点,加强对经济留用地规划、供应、开发、融资等环节的审计监督,以进一步加强对土地的监管。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审计:对土地储备管理进行审计,以了解土地储备动态;依法加强土地出资金审计,追踪资金的来龙去脉;加强土地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加强征地补偿金等方面审计,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利益。

【参考文献】

[1]李一川、薛东:农村集体经济留用地开发模式与开发方案的研究[J].学理论,2010(15).

经济管理和经济学区别篇8

关键词:专属经济区;规制机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专属经济区是海洋军事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之地,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了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地位,但国际社会对专属经济区内外国军事活动并未达成一致,成为争端频发的根源之一。近年,外国在我国专属经济区进行军事活动,挑起事端,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相应的机制以遏制外国对我国专属经济区军事活动,以充分维护我国的和安全利益。

一、国际社会对专属经济区军事活动问题认识的分歧

(一)专属经济区内外国是否可以进行军事活动的争议。专属经济区引起法律地位的特殊性,国际社会对军事活动的问题一直未能达成一致。[1]海洋强国拥有强大的海军战略力量和高端的科学手段,主张海洋法应允许他国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行驶部分公海权利,以利于搜集沿海国军事情报等军事扩张目的。[2]而沿海国正相反,为了保护本国军事机密和国家安全,主张在本国专属经济区范围内拥有权利和管辖权利,反对他国在本国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3]但随着专属经济区的确立日趋明朗,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转而与主张专属管辖区的国家一起争取加强沿岸国对这个区域的权利和管辖权。[4]

(二)非沿岸国的“和平目的”的军事活动界定困难。《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专属经济区内和平利用原则,从其规定的本质来看,并不禁止军事利用,只是设置了诸多限制,比如侵略或者破坏性质或者物理冲突等非善意的军事利用。但这个“和平目的”的概念界定并未具体体现在法条中,因此,各个国家依据本国的利益立场对此作出解释,但由于立场不同,解释也存在分歧,很难形成统一的界定。

二、我国专属经济区法律保护存在明显的缺失

(一)我国海洋安全法律体系尚未构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批准前,我国的海洋法只有《临海及毗连区法》,直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批准之日,我国政府才颁布了大陆和沙群岛领海基线,正式确定我国领海范围。之后根据公约颁布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但是截至到目前为止,我国海洋法律体系存在很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宪法层面缺失保护性条文,我国《宪法》并没有对我国的海洋作出规定,在海洋权利及海洋管理领域主要靠制定部门法进行调整。第二,现有法律规定不完善,法律规定简单粗略,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的规范几乎没有规定,很难满足我国应对海洋问题挑战的需要。5第三,缺乏综合性法律,对于专属经济区军事活动的一些重要问题缺少较为系统详尽的法律法规,例如,关于外国军舰无害通过领海的许可或管理、领海基点的管理和保护。外国渔民和渔船在我专属经济区的捕鱼区和捕捞量、中国专属经济区人工构造物的建设和管理问题、中国国民和船舶在国际海底区域活动应遵循的规则等方面问题,目前,均属无法可依;第四,部门规章和行政管理法,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执法时海上维权力量无法集中,缺乏统筹与协调,无法高效统筹管理。典型的是我国现有的海洋职权部分划分,譬如海上的维权和执勤,海洋大队只负责巡查,渔政渔监只负责捕捞,海警只负责治安,不仅缺失统筹和协调部门,且每部分获取的信息也无法共享,一旦发现违法违规,不属于自己管辖则取放任之势,不利于我国海上职权的统一管理;第五,保障实施的配套法律法规不完备,导致保障执行的机构权利分散,保障运行的监督体质不健全。

(二)我国专属经济区他国军事活动法律保护实践经验不

足。我国对专属经济区军事安全的实践较晚、相关的立法实践也较少、应对专属经济区面临军事威胁战略层面的准备明显不足。

虽然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6年就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7,但在实践中却很少能够运用该条约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同时在国内法层面也未指定相应的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法律。同时,海洋权利的维护程度与国家的国力水平相适应,由于我国尚处于发展阶段,再加上我国的海域辽阔,需要投入更多的技术和财力,海洋技术也是随着我国经济和国力的增长在近年年才逐步增强,因此,我国应对专属经济区军事安全问题和争端解决问题仍旧处于摸索和积累经验的阶段。

三、构建我国专属经济区外国军事活动规制机制的初步构想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确认沿海国在不影响国际航道正常通行下可以在其专属经济区进行军演、武器试验等军事活动,因此专属经济区也成为沿海国家近海防御系统构建的重要战略布局之地,与此同时,非沿海国尤其是海洋大国也将其视为获取他国军事情报、制定海洋军机策略以及海军空军战略部署的重要位置。因此,在积极构建完善我国近海防御系统的同时,也要建立遏制外国军事活动的规制机制,以充分地保护我国的国家安全,维护我国的

(一)加强国家层面海洋整体规划和战略布局。(1)完善我国近海防御系统的布局,重视专属经济区的战略地位。近海防御的海防战略思想最早是由邓小平提出,关于近海的范围,他认为,既不是近岸水域,也不是遥远的海洋,而是一个为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和海洋权益所必须的海域范围。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海洋军事力量不断增强,活动范围大大增加,而与此同时,外国对我国专属经济区军事活动的频繁增加,对我国传统构建的防御系统构成了挑战,为保障我国大陆、岛屿及其附近驻泊和活动兵力的安全,我国近海防御系统需要不断完善布局,增大防御纵深,以保障我国大陆、岛屿及其附近驻泊和活动兵力的安全。而其中,专属经济区在其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2)增强海军实力,完善海上执法体系。海军的实力决定着我国维护海洋安全的能力,同时也影响我国海上执法的力度,因此,在国防政策上,应当将海军力量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增强我国海军实力,既能够担负濒海作战任务、维护近海海上安全,又具有远洋作战能力,加强海军在国家管辖海域包括争议地区的活动。同时,还要完善海上执法体系、增强执法力量。我国现有的海上执法体系管理混乱,海监、港监、海警、海关、渔政等分属于国家海洋局、交通部、公安部、海关以及农业部等不同部门,执法力量分散且难以协调。为了能够提高执法效率,应当将现行海上执法力量以及部分具有海上执法功能的机构统一起来,如成立海上警卫部队,提升综合性海上执法力量,这样,针对外国对我国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能够做出迅速反应,及时保护国家安全。(3)成立海事委员会,将军事活动规制策略转被动为主动。我国一些学者提出我国目前对海洋事务的管理,主要机构为海洋局,但海洋局级别有限,无法担负起捍卫国家和海洋利益的重任,这也是我国海上执法效果一直无法提升的瓶颈。为此,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参照美、日、法等国家先例,在国务院设立一个国家海事委员会,地位构架于其他部门之上,以便于掌控全局进行部署和协调,解决部门间冲突和进行全局性指导。其主要的职责为:进行全面审查和评估现有的海洋政策和问题,并就相关问题制定和实施国家海洋战略;负责制定研究国土安全防卫、海洋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等事关国家海洋和海洋发展战略的重大方针政策。该国家海事委员会可以由总理担任主席,分管海洋事务的副总理担任副主席,实际负责委员会日常事务的处理,各涉海部门的负责人作为委员会的成员参与其中,并设立有一个专门负责海洋综合行政管理工作的直属部门,同时也担负执行国家海洋委员会相关政策的职责。

另外,国家海事委员会也可以在国家海洋局的基础上改组而成,并作为国务院的直属部门,在几大海区设立海洋管理分局作为其下级部门,负责管理我国海域,由总局直接领导。

(二)在专属经济区开展核心军事活动,制定专属经济区危机预案。建立我国专属经济区外国军事活动的规制机制除考虑当前的军事安全建设外还要顾及到国防开支及储备后备军力,要想从总整体上把握局势,掌握海域主动权,还需要制定专属经济区的危机预案体制。

(1)完善军事法规并制定实施细则,为军事战略提供法律支撑。在军事法规的范围内,制定和完善实施细则,将海上后备补给建设融入到部队编制中去,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和军队编制体系及我国海域特点,在国家整体的战略防御体系内制定合理和科学的布局。同时,将军队海防职能、配套措施、以及各部门的职责和权力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为军事战略布局提供法律上支撑。(2)下设专属经济区危机预案管理委员会。建立我国的危机预案系统,要先从实施主体着手。对此,可以借鉴美国的国安保障系统。二战后,美国政府意识到把美国国土安全的重任单独交给国防部去完成不太现实,因此,美国从两个方面构建国家安全保障系统:其一,建立一个大型多功能安全保障系统,由国防部、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等有关部门构成,美国副总统坐镇指挥协调。这是美国安全保障系统的巨头;其二,创建了“国土安全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布什政府将22个联邦成员合并创建“国土安全部”,专门用于调和政府应对恐怖袭击事件的协作,这是美国近50年来涉及范围最大的政府改组方案。其三,加强国防部的职能。通过在国防部设立联合作战指挥部,专门负责军事援助任务,协调部门合作的复杂问题。对于我国,首先在国务院下设专属经济区危机预案管理委员会,明确成员职责,决定、筹划和部署整个危机管理工作,起到统筹和领导的作用;其次,在专属经济区危机预案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设立办事机构,可设置在国际海洋行政管理部门之中,负责分管各自事务,明确各级管辖职责,处理和应对突发事件;再次,成立危机预案专家组,负责整体的决策咨询和技术支持及审核相关文件的执行情况。这些部门在委员会的领导下逐级开展工作,分工合作、协调有序。(3)提高现代化配套措施。目前我国海上战略基本设施已经初具规模,但配套设施仍不完备,缺少具体的协调和配合,效率不高,且现代化设施建设不完全。因此,需要努力提高运用现代化科技既能,加大微机开发和通讯技术,并努力提高各联防部队的协调和通讯水平,保障情报的传递效率和作战的灵活性。对此,俄罗斯政府出台的《俄罗斯联邦海洋委员会条例》具有可借鉴性,其将诸多海洋权利统一赋予一个部门,并将研究分析以保障海洋活动为目的的军事保障船舶的发展建议、为保护和发展科技及生产潜力创造条件并制定措施等职能加以确认,以保障联邦的海洋工作。另外,我国还可以考虑建立海上快速动员体制,从总部到各个分支机构,都可以设立相应的海军预备役船队,按照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方针,以法律的形式建立平战结合的海上交通管理体制。将当前我国海军现有的陆勤部队改装,同时纳入商船和民船,壮大后备力量。(4)加大海防侦查力度。侦查警戒是防范国防安全风险的重要措施,尤其是近年专属经济区外国军事活动频发,更应当加大侦察警戒力度。因此,根据我国的经济实力、军费限度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国家军事力量的发展,精巧布局,积极训练,配备尖端侦查装置,建立一支符合现代战争特点的突击性强、战斗消耗小、具备严密组织、反应迅速敏捷且拥有强大后备实力的海防侦查队伍,承担侦查警戒、应急机动力量、维护海上治安和抢险救灾等任务。

(三)推广先发制人思想,细化防空识别区。防空识别区,是指的是一国基于空防需要,单方面所划定的空域,以利军方迅速定位管制,最先由美国提出,与飞航情报区并不一样,所划定的区域也不一定相同。16防空识别区建立于海上,是从本国海岸向外延伸一定距离划定海上空域,以便在该空域内及早发现外国航空器并进行定位、识别、监视和管制。17目前,防空识别区属于《联合国海洋公约》未禁止的制度,我国对该制度的构建正处于起步阶段,需要不断细化,掌握解决矛盾争端的主动权。

(1)与国家防空体制整体保持一致。国家防空体制要保卫国家领空的作用,其组成部分之间必须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不是各自独立、各行其是。设立识别区防空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国家、统一与安全不受侵犯,是国家防空体制的一个重要部分,只有在不脱离国家防空体制的这个前提下,防空识别区才会拥有在孤立状态下所不具有的新功能,充分发挥作用。我国设立防空识别区一定要以我国目前的防空体制为基础,不能脱离或超越目前的体制。(2)科学合理确定海上防空识别区的范围。我国的防空识别区范围应该符合我国目前的军事实力状况,制定合理范围。可以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验,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通过精确测算我国防空识别区的宽度、深度和广度,航线密度,外国船舰器入侵的频率和方式,合理、科学、准确地确定海上防空识别区的范围。同时,结合有效的预警和防卫措施,提高反应灵敏度、连锁效应及防空作战效率,并辅之以相关配套措施,以增强对防空识别区的控制。(3)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确立防空识别区的法律地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两个适当顾及条款,这就说明,海上空中识别区的有效实质存在和被认知接受程度是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合法性和有效息相关的。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防空识别区最早由其民用航空委员会根据1950年总统的10197号行政法令建立的,正是因为这些在遵守国际海洋法的前提下结合本国国情颁布的相关法规,才确保了海上防空识别区的有效长期存在和大多数国家的接受和遵守。结合外国实践经验,针对我国专属经济区上空外国军事活动的问题,可以由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空中管制委员会共同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实施细则及配套规章,为维护我国专属经济区上空的管辖权提供法律依据。

参考文献:

[1]李广义:《论专属经济区军事利用的法律问题》,载《当代法学》2006年7月第20卷第4期,。

[2][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二分册)》,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3]Stephena.Rose,navalactivityintheeeZ-troubledwatersahead?,navalLawReview,Vol.39,1990,p.74.

[4]宋燕辉:世界各沿海国海域宽度之主张概况。台北,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计划,1994年。

[5]James.B.morell,theLawoftheSea,London:mcFarland&Company,1992.

[6]赵贺营:《专属经济区内外国军事活动的法律问题研究》[D].厦门大学,2014.。

[7]刘中民,桑红:《积极的近海防御――第二代海洋防卫思想》[J],海洋世界,2007,02:40-44。

[8]王璇:《国家对其专属经济区的外国平时军事活动的规制》[D],海南大学,2012。

[9]邵津,《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军事利用的法律问题》,《中国国际法年刊》,1985年卷,第192页。

[10]罗鹏:《论专属经济区内海洋军事利用权利及其限制》[D],南昌大学,2012。

[11]任筱峰:《专属经济区内沿海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与其他国家的航行和飞越自由》。

[12]王璇:《国家对其专属经济区的外国平时军事活动的规制》[D],海南大学,2012。

[13]张沱生,《中美撞机事件及其经验教训》,《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3期。

[14]王崇敏,邹立刚:《我国在专属经济区建立防空识别区的探讨》,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1期。

经济管理和经济学区别篇9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策略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民营经济的倔起和迅速发展,已成为国民

经济中一道引人注目的亮丽的风景线。正如田纪云同志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具生机和活力的

组成部分,“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经济与

科技一体化的重要带动力量和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经济支柱。”重视并大力扶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充分发

挥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已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共识。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研究和探讨民

营经济的发展问题,更具有积极意义。

一、加强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的能力建设,从整体上推进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民营经济具有经营机制灵活,产权明晰,市场机制鲜明等特点。在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调整思路下,进一步拓宽民营经济的发展领域和空间,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步伐,已是势所必然和势所必为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民营经济的优势进一步凸显,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基础、市场机制、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等诸方面与发达地区存在明显差距,在实施推动经济发展的“追赶型战略”中,民营经济将发挥关键作用。

因此,当前加强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在科学管理、科学决策、市场竞争和创新等方面的能力建设,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制约发展的问题,突破阻碍发展的“瓶颈”,促使民营企业“强身健体”,是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基础性工作,是实现民营经济与本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结合点。

(一)科学管理能力

在现代企业里,企业管理制度、企业治理结构和企业产权制度一样,都是企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企业治理结构和企业产权制度依托好的企业管理制度发挥作用。然而,不重视企业管理制度建设,管理简单粗放,是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的通病。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下,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要实现进一步发展,必须认真建立企业管理制度,在提高企业的科学管理能力上下功夫。一是要建立起好的企业管理模式。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的管理模式,大多数是采用亲情化、友情化管理模式,自觉地采用制度化管理模式的企业还比较少。这在企业初创阶段是必要的,适合企业当时的发展要求。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企业的发展,必须建立起制度化的管理模式,或者以制度化为基础,适当地吸收其他管理模式的优点,构建一种以制度化管理模式为基本框架的混合式管理模式,为企业实施科学管理打好基础。二是切实加强企业的基础管理,包括企业的财务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营销管理等等。这些基础管理工作,是企业能否正常运作的关键,财务、生产、质量、营销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对企业带来不良影响。在做好这几方面基础性的管理工作的同时,要善于学习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积极探索开展物流管理;创造条件引入电子商务,加强企业的信息管理,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新的管理动力。.三是要切实抓好企业的战略管理。战略管理是民营企业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为使企业长期、稳定发展,实现既定战略目标而展开的一系列事关全局的战略性谋划与活动。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最欠缺的,恰恰是在战略发展上存在严重不足。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家要着眼于企业未来的生存发展,从本地区生产力的基础和企业自身的实际出发,切实把握好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策略等要素,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企业战略规划的研究、制定和实施上。四是认真抓好人力资源管理。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的第一因素,人才兴、则事业兴。办企业需要建立管理人才、营销人才、技术人才和财会人才四支队伍。欠发达地区条件艰苦,工资偏低,要通过建立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切实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要在选拔人才、借用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人才等方面有新的举措,取得新的突破,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不拘一格,选贤任能,以优质的人力资源推动企业发展。还要加强人才培养,这是改变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人才紧缺状况的根本途径。

(二)科学决策能力

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兴衰。面对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必须实现由个人经验型决策向民主科学决策转变,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提高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的科学决策能力,要把握好两方面:一是企业决策者要自觉加强学习,提高决策水平和能力。决策者的水平和能力是科学决策的关键。从整体上说,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家队伍中,由于很多入学历不高、文化水平低,致使个人综合素质偏低。要提高科学决策能力,首先必须提高企业决策者的综合素质。作为企业决策者,要自觉提高政策水平,努力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要掌握党和国家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有关政策法规,保证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善用政策,用好政策,充分运用政策赋予的权力促进企业发展。二是要积极构筑企业科学决策机制。着力点要放在决策结构和功能的优化上。要优化组织功能,在企业班子结构上,要实现优势互补,重视发挥领导班子的作用,运用领导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要优化反馈功能,在企业的某项决策目标确定后,在实施过程中要严密组织,明确分工,科学指导,加强检查督促,切实抓好决策反馈;要优化计划功能,善于运用综合计划,制定科学决策,对每项决策,要结合企业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综合分析,超越企业承受能力的决策项目要坚决取消。

(三)创新能力

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是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条件下,参与国内外竞争成败的关键。提高创新能力,是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必须补上的一课。一是要进行体制创新。目前,欠发达地区的私人资本主要集中在家族式企业,实行家长式管理和封闭式管理,难以扩大规模,创出名牌。因此,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要适应发展的要求,主动从家族式管理向合作制、有限责任公司等管理模式转变,有条件的企业,要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产权关系,逐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争取早日上规模、上水平,成为欠发达地区推动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二是要进行科技创新。劳动密集型产业是适应欠发达地区现有生产力状况的。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要在积极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要求,主动开展科技创新,使企业逐步向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相结合转变,提高企业的科技含量,提升产品质量、档次,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三是要进行组织创新。欠发达地区民营经济组织结构不科学、不合理,企业分散、管理粗放,低水平重复生产成为普遍行为,极大地制约了区域生产力的发展。要通过实施组织创新,积极推行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生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通过市场引导、政府扶持,在有条件的地方形成有特色、有规模的民营企业群,发展规模民营经济。一些有条件的大中型民营企业要主动通过资本联合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上效益。

(四)市场竞争能力

市场竞争能力的强弱,决定企业的生存发展。欠发达地区民营经济发展中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就是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扩大和满足市场需求乏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提高民营企业市场竞争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环节。要根据地域特点、资源优势和原有基础,因地制宜,制定结构优化、优势升级的产业结构调整方略。要在继续兴办投资少、见效快、直接为生产、生活服务的运输、中介、修理、饮食、服务等行业的同时,结合实际,合理布局,逐步构建以城市为依托的容量大、吞吐大、集散大的民营经济大市场框架,避免产业结构的单一化、趋同化。要拓宽经营领域,做到一、二、三产业齐头并进,共同发展,切实增强民营企业经济实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营造发展民营经济的良好环境

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民营经济,既需要民营企业不断改革、创新,提高素质,增强内在发展动力,同时,还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从配置资源的角色转变到为经济发展服务上来,努力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干事创业、壮大发展的良好环境。

(一)加强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为核心内容的宣传教育,为发展民营经济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欠发达地区推进民营经济的发展,首先必须充分发挥宣传工作凝聚人心、激励斗志、激浊扬清、鞭策促进的积极作用,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首先,要坚持开展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教育,进一步深化对发展民营经济重要意义的认识。通过教育,使大家充分认识到,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既是发达地区超前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欠发达地区缩小比较差距的希望所在。必须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从战略的高度、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和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其次,要积极宣传民营经济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突出贡献,使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有利于加快实现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进程,提高欠发达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这完全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通过正确的舆论引导,在全社会形成爱护、关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社会舆论围。

(二)加大服务力度,为发展民营经济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目前,各种经济成分公平竞争的环境还未真正形成,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非公平、非有序竞争的问题表现得更突出一些。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树立为企业服务的意识,从三个方面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一是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当前,民营经济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要结合欠发达地区的实际,研究制定有关地方性法规,以立法形式解决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利益,使民营企业在企业设立、税费标准、融资信贷、市场准、对外交往、中介服务以及生产要素配置、保护财产合法权利等方面与其他所有制经济享有平等的地位。二是营造良好的行政服务环境。要进一步深化政府审批制度改革,积极推进依法行政,改变管理方式,规范管理行为,提高工作效率。要强化服务意识,依法保护个体工商户、私营业主等民营经济人士的合法权益和合法财产不受侵犯。要积极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具体问题,坚决取消和制止各种不合理收费,减轻企业负担。要通过有关职能部门之间的商讨协调,解决民营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三是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一方面,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要积极协调银行等金融机构,帮助民营企业疏通融资渠道。一方面,要广辟融资渠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尝试建立商业性担保机构,为民营企业贷款提供担保业务。同时,民营企业也要提高素质,不断提高信用等级,争取银行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支持。

(三)大力培育和完善专业化服务体系,为发展民营经济营造良好的社会服务环境

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势单力薄,处于弱者地位。政府的重要责任就是组织社会力量,为其建立专业化服务体系。当前中小企业优先需要市场准入、信息共享、技术援助、人才开发和资金融通等方面的服务。要择机成立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或民营企业的机构,为其提供政策、投资、信息、人才交流、培训等方面的帮助。要构建多主体、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在人才、信息、技术、市场开拓、法律援助等方面,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服务,帮助企业找难产品、找准市场,提高企业对市场的应变能力。要扩大社会保险的范围,将民营企业纳人社会保障体系。要充分发挥工商联、个体私营经济协会、商会、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的积极作用,引导和规范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四)切实改善和加强对民营经济的宏观引导

经济管理和经济学区别篇10

论文摘要:部分法的划分具有相对性。对经济法与民法、商法、行政法之间关系的认识不能绝对化。其间的联系与区别按照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的排列顺序,从民法到行政法,私法属性不断减弱,公法属性不断增长。其中,以社会法为纽带,私法属性与公法属性的消长变化,说明法律对于社会关系的调整,分别有自身的任务和功能,并呈现出相继联结的内在联系。

一、法律部门划分的一般理论

经济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肖先涉及到法律部门的划分问题,其次是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与其他相关法律部门的联系和区别。

划分法律部门的意义,在于力求准确地制订、解释、适用法律,以恰当地调整现实社会中越来越复杂的各种关系。法律从旱期的“诸法合体”状态到今人“各法分离”格局,既说明了人类社会关系的客观多元性,也反映了人对所生存环境的认识能力不断强化。法律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法律部门的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是法律发展的规律;因而在尊重传统部门法划分时应当小局限于已有分类。

对法律分类的基本观念,大体有三种主张:1.主观论,认为法律划分是人的主观假设,诸如“自然法”、“实在法”的划分;2.客观论,认为法律划分是山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应当有什么样的法律;3.主客观统一论,认为法律的划分是现实社会的客观存在和法学家的主观认识相统一的结果。在主客观关系方面,主观主导’一。法律划分,应当属于认识论范畴,相对而言,主客观统一、主观主导的观念史符合认识论原理。认识具有相对性,法律的划分也就具有了相对性一般认为,部门法划分的基本标准是法的调整对象。有特定调整对象的法就可以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尽若学界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表述不一,但是经济法具有特定调整对象——以社会整体性和国家调控性为基木要索的经济关系——的共识是客观存在的。无论在法学理论上还是立法机关对于法律的分类上,经济法都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经济法有较为密切联系的法律部门主要有民法、商法、行政法。

二、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

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曾经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少于且由立法机关来阐述其关系(参见顾昂然关于《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在实务界,两者的关系曾经是模糊不清的,以往法院的经济审判庭审理的多数是民事案件,以至于法院系统将经济审判庭史名为民事审判庭,让一些人认为经济法本存在了。这是误解。现在看来,经济法与民法的个性大于共性,它们是具有不同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的两个独立法律部门。

(一)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

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主要体现为两者的调整对象都与经济关系有关。经济法调整社会性经济关系,民法调整个体性经济关系,即平等主体之间的则产关系。其次表现为两者都具有相同的法律渊源。

(二)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

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首先表现为调整对象本同,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则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经济法调整社会性经济关系。所谓社会性经济关系,是指具有社会影响的经济关系,包括具有社会性的公平交易秩序建立和运行关系及社会经济平衡协调持续发展关系。前者主要体现为市场规制关系,表现为公平竞争关系、消费者权益保护关系、女全公平交易关系等;后者主要体现为宏观调控关系,表现为产业调整关系、则政税收关系、金融平衡关系、国有资产运营监若关系等,其中包括非平等主体之间的规制、调控、管理关系。其次是主体不同,民法的主体是具有一般法律人格的自然人、法人。经济法主体是具有一定社会功能属性的消费者、经营管理者,虽然消费者、经营者,管理者可以表现为自然人、法人,但是毕竟具有了社会功能属性而小同于自然人、法人的法律地位。第三是调整方法不同,民法的调整方法主要是通过仃意性规范调整意思自治行为,在特殊情况下采取民事制裁方法。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是采取强制性规范、注意性规范和倡导性规范相结合以及奖励与惩罚相结合。第四是内容不同民法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民事主体、民事行为、民事权利、民事责任的规定,法律表现为物权法、债权法、人身权法、亲属法等。经济法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公平竞争、弱者保护、市场规制、经济平衡、宏观调控的规定,法律表现为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法、价格法、预算法、则税法、金融法等。第五是功能不同,民法的功能主要是提供适应市场交易的基本规范以建立微观一般交易秩序。经济法的功能是克服市场缺陷建立公平竞争秩序,弥补民法不足。

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此区别都是相对的,区别的意义在于理论上有利于部门法建立,实践上有利于法律的正确适用。

三、经济法与商法的关系

商法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商事关系发生在商事话动中,主要包括商事主体关系和商事行为关系。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与商事话动有密切联系,但是经济法与商法在发展原因、作用基点、性质理念、内容制度等方而都有较大区别。总体来看,商法与经济法的的关系是一元交

叉关系。

(一)经济法与商法的区别

从两者历史发展阶段和原因来看:民法、商法、经济法相继出现。对此现象可以认为,商法的产生是对民法一般性调整而不能适应具有风险性的商事话动简捷、高效、安全、营利要求的扬弃和发展;而经济法的形成,则是对商法强调商人营利和商行为自由、安全、简捷的个体倾向而难以避免走向垄断、妨碍竞争、滥用权利,造成整体不平衡的纠正。也有学者认为,民商关系的法律保护成本增加产生了对经济法的生成渴求。总之,对经济话动的法律调整,是由于经济话动从个体性而社会化、从私益性而公序化、从局部话跃到整体平衡的发展演进过程,而使法律调整旱现多元和完整。所以,商法是经济话动中的基础性、前置性法律,经济法是经济话动中的平衡性、后续性法律。

从两者的基点和作用过程来看,商法的基点是确认和保护商人地位和利益,由此出发,而作用于商人(经营者)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过程;经济法的基点是确认和保护社会经济利益,因而要反对垄断,限制不正当竞争,从社会利益出发来平衡与商人利益的关系。商法作用过程是立足个别,兼顾一般;经济法的作用过程是立足一般,兼顾个别。两者在结构上正好是互补关系。

从两者的性质和理念来看:商法是属于具有公法因素的私法,其中自由、平等、公平、效益、安全等法律理念被侧重于从私法方面来理解和阐释,即强调个体的自由,个体之间的平等个体相互关系的公平以及个体行为的效益和安全、经济法是具有私法和公法因索的社会法,自由、平等、公平、效益、安全、秩序等,法律应当具备的基木理念则被侧重于从社会利益的角度去阐释,强调社会整体的自由而反对个体的极端自由,强调社会结构的平衡和社会公正而限制个体成员滥用优势,强调社会整体效益和交易安全而反对个体暴利和私权绝对。商法和经济法在性质和理念方面的差异只是相对的,说明两者之间有所交叉,有所相异。

从两者的内容和制度来看,商法主要规定了商人、经营者的地位、组织形式、商事交易行为规则和行为后果、商事行为的技术性规定和营利性规范这此内容,形成了公司法、企业法、票掘法、合同法、保险法、海商法等法律制度;经济法主要规定了市场准入和退出以及商事话动(经营性话动)竞争的规范、商事组织对市场的.片有关系以及政府如何调整此种关系、商事行为涉及社会公众利益时,两者如何平衡、政府如何保障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振兴和发展等,这此内容形成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资源保护法、投资法、经济发展法、产业振兴法等法律制度。虽然将以上法律制度分为商法或者经济法,但是也应当注意当今社会经济关系的复杂性与法律调整之间的关系:第一,此种划分不是绝对的,每一种法律制度并非十分纯粹,因而在一种法律制度当中包含了另外一种法律制度的规范内容是正常的;第一,商法与经济法的交叉,不存在相互替代和包含问题,这是社会经济关系多元复杂对法律的要求,也是人们认识到这种要求的存在而做出的反映。

总之,经济法与商法是相辅相成、交叉区别的两种法律现象,尽若这两种法律在我国尚未法典化,但有关单行法律和法规已经制定颁行,经济法和商法分别存在的基本理由是两者的侧重点小同以及现实对这此侧重点的需要。

(二)经济法与商法的联系

《公司法》、《票掘法》、《保险法》一般归入商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人民银行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按划分属于经济法。

在上述法律之中,可以看到在商法当中有经济法的内容,在经济法当中存在商法的规则。比如,我国《公司法》的立法宗旨即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商法目的与经济法目的的结合该法第1条规定“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对公司的规范和对公司、股东、债权人的保护,体现了商法的个体性,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则反映了经济法的社会精神。在具体规范方面,《公司法》有关公司转投资的限制(第12条)、股份转让的限制(第147,149条)、对公司则务会计制度的强行性规定(第174,175,176条等),《合伙企业法》关于合伙企业的设立、入伙、退伙时的登记规定(第15,16,56条等),《票掘法》关于木票出票人资格审定的规定(第74条)、关于票掘管理办法的规定(第110条),《保险法》关于限定投保、公平竞争以及对保险业监督若理的规定(第6,7,8条,第五章)等,已经超越了纯粹商法以“自由、便捷、个体安全”为特征的范围,而自然进入到“社会秩序、社会安全”的经济法领域。但是,在这此法律当中,社会经济秩序和安全的保障首先要建立在个别经营者地位确定和行为规范基础之上。作为经济法主要法律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1条)。该宗旨的特点是先考虑社会经济秩序和公平竞争

,再考虑对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体现了由社会而个体的经济法作用过程。类似的立法宗旨还表现在《产品质量法》、《税收征收税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当中。经济法强调社会性和整体性,以建立整体秩序为目的,在此过程中,对特定主体违规行为的制裁,是对不特定主体利益的保护,也是对社会利益的保护。但是,保护对象也并非都是不特定的。对特定对象及其行为的规范和保护,则体现了商法内容。这在具体规范方面,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第20条),《产品质录法》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第四章),《税收征收税法》关于向纳税人退税的规定(第30条),《房地产管理法》关于房地产交易的规定(第四章)等,是从保障政府管理、秩序建立、社会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考虑对个体利益的保护规则,而这此规则,已经涉及商事法的内容。

当然,上述两种现象也不是绝对的。也有较为纯粹的分属商法和经济法的制定法,少于不过多地涉及对方的内容,比如《海商法》就属于较为纯粹的商事法,而《人民银行法》则属于比较纯粹的经济法。此外,有的法律在立法时就已经设计为结构性倾斜,以矫正现实当中的不平衡而具有了经济法特征,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四、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从经济法的概念引入我国,其与行政法的关系就是争议焦点一些研究者认为经济法是经济行政法引、行政法是规定国家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的总称。在过来因素上,行政法与经济法有所联系。但是在具体调整对象、性质、功能等方而,行政法与经济法有所区别。

(一)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

经济法调整的社会性经济关系,包括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是具有若理因索的经济关系。行政法所调整的行政若理关系,也是具有公里因素的行政关系。现代行政法具有规范、限制行政权力,防止行政机关滥权的作用,这与经济法通过社会利益矫正政府缺陷具有相同的理念。另外,经济法采取强制性与倡导性的调整方法,行政法也采取此类调整方法。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首先,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不同,经济法调整的是社会中经济关系,即或是具有管理因素的经济关系,这种鼓励因素也并不完全来源于政府行政管理,还包括行业自律管理,并且管理的目标、在于社会利益最大化,因而管理结构呈现关联中性,即管理对象与管理目标之间具有关联性。行政法调整的是行政管理关系,主要是行政机关设置、行政人员选拔、考核、升迁等管理,即或涉及到经济管理,也是从行政职权和行政程序角度加以规范的,是典型的纵向自线关系。

其次,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以实现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平衡协调发展为目的;行政法是国家本位法,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宗旨。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一般认为两者具有同一性,但是作者研究的结果并非如此,而是两个具有联系也有区别的独立利益,由于该问题较为复杂,将另文论述。第三,经济法具有社会法属性,而行政法是典型的公法,第四,经济法的内容主要是竞争法、消费者法、市场规制法、宏观经济调控法等实体性法律;行政法的主要内容是行政许可、行政救助、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程序性法律。

五、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之间的内在联系

民法是典型的私法,商法是具有公法因素的私法,经济法是具有公法因素和私法因素的社会法,行政法是典型的公法。按照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的排列顺序,从民法到行政法,私法属性不断减弱,公法属性不断增长。从行政法到民法,私法属性不断增长,公法属性不断减弱。其中,以社会法为纽带,私法属性与公法属性的消长变化,说明法律对于社会关系的调整,分别有自身的任务和功能,并显现出相继联结的内在联系。在法律系统中,结构的和谐影响到功能的优化。这种内在联系说明,法律部门的划分是相对的,不同法律部门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相互不能替代,相互也不能割裂。

参考文献:

[1]史际春.经济法:法律部门划分的主客观统[J]中外法学,1998,(3).

[2]单飞跃.经济法的产生要因权力与民商法的接规[J]中外法学,19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