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网络保护法篇1
关键词：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风险；网络安全保护；法律规制
一、我国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风险概述
新时代，未成年人不断通过网络来认识世界，放飞自我，智能互联网已经全面渗透到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娱乐、社交过程中，为其成长提供了多样化的资源和路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其中，10岁以下网民群体占比4．0％，10－19岁网民群体占比16．9％。［1］但应看到，在网络社会中，信息流动具有难以控制的风险，使得网络社会存在向风险社会随意转化与建构的可能，［2］未成年人极有可能成为网络安全风险的受害者。这是因为：未成年人有区别于一般网民的身心特点———价值观尚未形成，是非判断能力低，对外界环境的影响缺乏抵抗力；心理和人格发展尚未成熟，自控能力低，容易受到网络不良信息的负面影响；具有强烈的好奇心，猎奇的欲望强，容易受到蛊惑。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匿名性、全球性等特点与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叠加，给未成年人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确定的风险。［3］细言之，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风险因素具体表现在：一是技术风险。如某些境内外不法分子大肆运用钓鱼、伪基站、植入木马等手段精心编造各种骗局，未成年人在网上下载文件、图片、视频或程序时点击不明链接往往“中招”。二是人际交往风险。如随着“狼人杀”等游戏在未成年人中走红，许多中小学生与成人玩家混玩游戏、多人群聊，过早接触成人玩家的网络圈子，使得不法之徒有了可乘之机。三是个人内在风险。未成年人的心智成熟程度有限，对安全信息的辨识能力不强，缺乏自制力，因而面对的网络安全风险也被放大。如：8岁男童因模仿短视频网站上“胶带粘门”的整人视频，导致6岁的弟弟绊倒摔伤；学抖音上的小姐姐浓妆艳抹，小女孩故作成熟说着“土味情话”；12岁女孩偷用父亲手机，3天打赏男主播10万元，等等。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风险的类型大致可分为：一是内容性风险，如血腥或暴力、成人色情、商业化等。二是联系性风险，如网络欺凌、骚扰、跟踪，被迫性行为，意识形态说服，个人信息滥用等。三是行为性风险，如不当评论、分享传播色情信息、网络、网络侵犯版权等。实践中，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风险显然不可能通过阻断隔离的方式来化解，通过法律规制来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法律规制的价值功能
法律规制是指国家及政府通过法律的手段以解决市场失灵、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基于法律规则对社会主体的行为活动以及伴随其活动产生的社会问题进行干预和控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网络空间进行有效治理，能够保障未成年人在网络社会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一）法律规制有助于为未成年人构建法治化的网络秩序空间。新时代，从明确提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到突出强调“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再到明确要求“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系列的重大举措无不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网络安全问题的重视。［4］现实中，未成年人极易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侵蚀”和“利用”的对象。通过法律手段对网络进行规制，夯实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保障，能够为未成年人提供风清气正的网络文化环境并保障其合法的网络权益，进而实现“网络安全从娃娃抓起”的目标。（二）法律规制有助于塑造新时代未成年人的公民品格。目前，中青年以上的网民都是从线下移民到线上生活的，可以称之为“网络移民”；而青少年网民都是生来就伴随互联网一同成长、共同发展的，可以称之为“网络原住民”。无论“网络移民”还是“网络原住民”，都要自觉成为“网络公民”，在网络社会中既享有权利，更承担义务；既享受网络的自由便利，更维护网络的健康发展。［5］新时代，党和国家大力推动全体社会成员以公民之精神广泛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同时，对于未成年人网络权益的保护也逐渐增强，2016年6月28日，教育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明确指出加强青少年的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工程，是在青少年群体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途径，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客观要求。这正是法律正义价值的具体实践。（三）法律规制有助于未成年人达成开拓创新与维护秩序的动态平衡。互联网时代，网络所造就的自由“飞地”大大增进了人们的自我赋权领域与能力，但秩序风险也相伴而来，对信息技术变革时代的法律规制形成了严峻挑战。［6］这就需要党和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公平正义和社会秩序的考量，对其进行合理的法律干预。未成年人是互联网时代最富有创新精神、最有活力的人类群体，自当成为互联网技术的主要运用者和技术开拓者。［7］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进行法律规制，能够在不牺牲网络行业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网络自由表达与利用等合法权益，进而实现网络安全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乃至社会利益的综合协调。
三、我国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法律规制的现实困境
对于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保护，无论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抑或是“特殊监护模式”都共同指向了未成年人特别保护的国家责任。“虽然对未成年人进行监护、照顾和教育首先是父母的责任，但是互联网的广泛性为未成年人接触外界提供了直通机会，父母对未成年人的控制减弱，这就导致父母在防范未成年人网络风险方面力有不逮，必须依靠国家力量来完善对未成年人的保护。”［8］然而，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法律规制的实践还面临诸多困境。（一）法律制度不完善。为了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但对于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国家尚未单独立法，相关条文只是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之中，且在内容上并未体现互联网环境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对构成网络犯罪的未成年人如何承担刑事责任亦缺乏明确规定。实践中，多层、多头的法律体系格局导致了法律适用过程中相互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二）执法体系不健全。目前，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执法还处于初级阶段。抖音在美国被处罚，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我国在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上执法不力。在执法依据方面，作为现行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基本法的《网络安全法》尚存诸多缺陷。例如：部分“蜻蜓点水”式的宣示条款缺乏现实操作性；术语体系较为混乱，对于互联网企业先后使用了“网络运营者”“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用软件提供者”等多种称谓；对政府内部的职权划转关系、机构设置关系未作明确规定，等等。在执法模式方面，执法机关以往在物理空间行之有效的执法模式放置于网络空间就显得有些“水土不服”。网络空间的无边界性使得管辖争议无法避免，而网络空间的独特证据形式也给执法机关如何保证电子数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增加了难度。［9］在执法机制方面，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法律规制的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处置机制还有所欠缺。具体表现在：对网民、互联网企业等主体的宣传教育不够；跨区域、跨部门协调执法体系尚未形成，信息交流共享不畅；相关法律法规对法律责任的主体、对象、范围和程序等规定不明确；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程序设计，等等。在执法能力方面，由于网络执法人员规模有限，且具备网络专业素养、法治素养的执法人员严重不足，导致在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法律规制过程中出现办案效力低下、办案“一刀切”等现象。（三）司法保障不到位。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而言，司法保障不仅能有效救济网络空间给未成年人造成的侵害，还能有效规制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中的违法犯罪行为。然而实践中，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司法保障尚有瑕疵。在侦查起诉环节，针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专门性人才稀缺，尚未形成办案、帮教、救助的专业环境，未成年人刑事特别程序模式有待创新，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办案区建设还需加强。在审判执行环节，如何把握好“法官造法”或者“司法能动主义”的限度，达成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之目的还在探索当中，少年法庭的建设也存在地域差别明显、专业队伍不足等问题。在社会支持环节，信息共享的服务平台缺位，影响了司法社会工作服务的便捷性；跨机构、跨区域协作及资源链接机制不畅，影响了社会力量参与的综合效益；专业人才不足，影响了项目服务的整体效果；政府购买社工组织服务等社会支持配套措施缺位，影响了司法社会工作的持续发展。［10］（四）法治意识淡薄。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治理领域法治意识淡薄的问题较为突出。就未成年人自身而言，一方面，未成年人身心发展不成熟，沉迷于网络游戏，极易掉进各种诈骗陷阱或遭受网络色情、网络欺凌等不法行为侵害，且事后不懂或羞于维权；另一方面，未成年人法治意识不强，极易受网络不良信息影响而诱发盗窃、抢劫、强奸等严重犯罪行为。就互联网企业（网络平台）而言，根据实名制设置游戏防沉迷，早已是业界常识，但中消协对50款游戏进行体验发现，只有部分采用实名制，而且有的实名制验证方式形同虚设。另外，一些直播平台出现的未成年妈妈等案例也说明平台在运营过程中还是容易被流量、日活等利益私心所绑架。就家长、学校而言，一些家长网络安全法律知识匮乏，无法对孩子进行有效引导与监管；部分学校过于重视传统应试教育，网络安全法治教育宣传力度不够，对未成年人依法上网缺乏必要的指导。
未成年网络保护法篇2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现行刑法在针对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导致我国未成年人性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护。本文在未成年人性权利受到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基础上，结合实现情况，提出了加强网络色情犯罪中未成年人性权利刑法保护的建议。
论文关键词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刑法缺陷
一、引言
我国法律对性权利人维护和使用个人性权利作出了各种限制：性权利人不能以个人自由为名进行三人及以上的性行为活动，这种行为不但会损坏正常夫妻之间的忠诚，更有害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因此，我国刑法规将该种行为认定为聚众淫乱罪，明确规定为犯罪活动。我国刑法认定成年男性与未成年女性发生的性行为属于嫖宿幼女罪和强奸罪，由此，成年男性是不能与未成年女性发生性行为的，证明性权利人的权利已经受到了法律的限制。如果国家刑法不能对性权利作出明确限制，将会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的发展，同时破坏了社会良好风俗。由于我国长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入影响，社会公众一直避免公开讨论性权利的话题，因此，我国改革开放以前针对未成年人性犯罪的研究长期处于封闭阶段。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国家对于未成年人权利保护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从立法、执法等方面加强了未成年人权利保护。本文结合我国现行刑法标准，提出了加强网络色情犯罪中未成年人性权利刑法保护的建议，具有较强的实践应用意义。
二、未成年人性权利受到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分析
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的必要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未成年人大脑发育不完全，对于成人性知识了解不多，甚至很多未成年人本身性发育没有完全成熟，个人没有形成正确的性概念，导致大部分未成年人对于个人性权利的防范意识较差，因此，未成年人的性权利比成年人性权利更容易受到非法侵犯，进而成为社会性犯罪中的主要受害人。其次，我国一直延续着中国民族传统的含蓄作风，社会公众对于关于性的话题比较避讳和蜜柑，认为性话题属于个人隐私，未成年人得不到全面的性教育，没有树立正确的性意识和性态度，容易发生未成年人性权利遭到恶意侵害而未成年人本身并不知情的现象。
利用刑法手段对未成年人性权利进行有效保护，意味着国家强制保护未成年人的个人性权利。当未成年人的性权利受到了非法侵害时，已经不属于未成年人的个人事情，而是需要有国家公检法部门的参与，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事情，以此来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性权利。
给予未成年人性权利法律保护一直是法学界专家学者认可的行为，未成年人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其性权利容易受到社会非法强势群体的恶意侵犯。我国刑法具有较强的正义价值和理念，可以使未成年人的性权利从多个方面得到有效保护，而且，基于刑法对未成年人的性权利进行保护也是势在必行。由于大部分未成年人身体成长仍然处于发育阶段，对未成年人实施恶意性侵害不但会损害其身心健康发展，更会对未成年人的成长带来不可恢复的影响。
虽然我国在不同发展时期对于未成年人的性权利保护都十分重视，但是，未成年人的性权利仍然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目前，我国未成年人性权利遭到侵犯的案例日益趋向低龄化发展，这说明未成年人对个人性权利认识不足。为了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性权利，确保未成年人能够得到健康的成长和身心发展，享受童年美好的快乐时光，需要在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方面加强国家参与，增加国家法律的强制力度，利用刑法来确保我国未成年人性权利得到完善保护。由此可见，本文提出的运用刑法来加强网络色情犯罪中未成年人性权利刑法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三、现行刑法对网络色情犯罪中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的局限性
目前，在打击为未成年人色情淫秽制品犯罪方面，我国现行刑法中只有第364条第四款对未成年人保护进行了专门规定，刑法的其他条款中没有任何关于以未成年人为主题、主角的色情淫秽物品犯罪的规定。在我国签署并批准的《儿童权利公约》中，关于打击未成年人色情淫秽制品的问题十分重视，注重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有效保护。因此，通过修订刑法对未成年人性权利进行有效保护，加强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性权利的犯罪行为，与我国刑法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和中华民族关爱幼小的传统美行为德一致。
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网络色情犯罪属于一种随着网络技术发展产生的新型犯罪现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现代信息技术得到了广泛普及和应用，色情淫秽产品在国际互联网间实现了快速传播。我国现行刑法对于未成年人作为色情淫秽制品题材和进行色情淫秽表演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禁止规定。目前，网络色情淫秽产品侵害未成年人性权利仅仅属于一种社会道德伦理问题，并不属于严重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更没有触犯国家刑法法律。
在很多西方国家，色情行业属于国家合法行业，随着人们对性观念认识的不断转变，逐渐将色情淫秽产品作为一种个人的性发泄，甚至网络色情淫秽产品的制作和传播人员享有权力自由。例如：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丹麦向社会公众全面开放了色情照片作品和色情文学作品市场，但规定色情制品只能向年满16周岁的社会公民销售。丹麦向社会公众开放了色情制品的销售渠道，确实从根本上降低了丹麦本国的性犯罪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又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规定可以充分保护美国色情行业的发展，虽然美国色情行业受到了美国宪法的保护，但是，美国判例法将未成年人的性权利与成年人性权利进行了有效区分，规定未成年人必须远离色情市场。
我国色情产业与国家体制建设相悖，色情淫秽产业与国家法律属于相互敌对的局面，我国成年人和未成年人都没有合法权利取得色情产品。我国政治文化发展建设中认为，色情淫秽制品在未成年人中的传播会导致社会道德伦理水平的降低，进而对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带来影响。因此，我国法律明令禁止制作、传播、贩卖色情淫秽制品，一旦发现从事未成年人色情淫秽制品的制造、传播和贩卖企业，将立刻吊销其合法营业执照，对其进行一定数额的资金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将会接收刑法处罚。
四、加强网络色情犯罪中未成年人性权利刑法保护的建议
想要彻底解决网络色情犯罪中侵犯未成年人性权利的问题，刑法必须针对网络色情犯罪出台相应的法律规定，将网络色情犯罪中侵犯未成年人性权利的恶意行为认定为犯罪活动，以此进一步加强刑法对网络色情犯罪中未成年人性权利的有效保护。
由此，刑法应该加强针对网络色情犯罪的打击和制裁力度，确保未成年人的性权利得到有效保护，使未成年人能够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健康成长。
首先，应该将以未成年人为主题和主角的网络色情制品认定为色情淫秽制品，将其纳入我国刑法分则的第六章第九节，规定以未成年人为主题和主角的网络色情制品制作方、传播方、贩卖方按照现行法律的定罪方式加重处理。但是，目前我国现行刑法中的司法认定是按照色情淫秽制品的查获数量、色情淫秽制品的传播范围、色情淫秽制品的获利额度、色情淫秽制品的播放场次等作为色情淫秽制品犯罪的定罪量刑依据。如果能够将以未成年人为主题和主角的网络色情制品认定为淫秽制品，同时加重其犯罪的定罪量刑，加强处理和惩罚力度，便可以使犯罪行为人在实施网络色情犯罪过程中涉及到侵犯未成年人性权利的时更加谨慎，存在一定的恐惧心理，最终放弃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非法侵害，以此起到了刑法的震慑和威慑效力，更从多个方面保护了未成年人的性权利。
在我国网络色情犯罪过程中，其服务对象是促使网络色情犯罪频繁发生的主要因素，如果没有良好的市场，网络色情犯罪行为的发生率会大大降低，可以从根本上制约网络色情犯罪的发展。因此，想要真正加强刑法对网络色情犯罪中未成年人性权利的保护，必须针对网络色情犯罪的服务对象采取必要措施，将持有和存储以未成年人为主题、主角的网络色情淫秽制品认定为犯罪，并且为这种犯罪行为增加具体罪名，可以定为非法持有未成年人色情淫秽制品罪，该项罪名明确认定了持有未成年人为主题、主角的色情淫秽物品为犯罪行为，同时基于现行刑法分则的第364条中增加相应条款：非法持有未成年人主题和主角的色情淫秽制品处以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
想要加强网络色情犯罪中刑法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保护力度，仅仅针对网络色情犯罪的服务对象采取相应措施远远不够。网络色情犯罪中提供色情服务的人员要制定相应的刑法条例来对其进行严肃整治。对现行色情淫秽制品的制作、传播、贩卖等罪名中增加针对于未成年人网络色情淫秽内容的明确规定，严谨制作、传播、出版和贩卖带有未成年人色情淫秽内容的色情淫秽制品。在我国现行《刑法》第364条中增加第二条款，明确制作、传播、出版、复制、贩卖带有未成年人色情淫秽制品的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
网络中引诱未成年人开展色情淫秽表演活动的也属于侵犯未成年人性权利的非法行为，因此，我国现行刑法的第365条中应该增加一个条款，将引诱未成年人开展色情淫秽表演活动的，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这种网络色情犯罪活动的罪名可以定为引诱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色情淫秽表演罪。
未成年网络保护法篇3
关键词：美国；儿童网络保护；政策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网络信息化的普及，儿童网民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中，互联网已成为少年儿童除学校外最重要的学习娱乐和社会交往场所。互联网在给儿童带来大量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有碍他们健康成长的危险因素。2011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马里克希·梅尔卡多在记者会上说，据该组织估计，全球涉嫌传播儿童、视频的网站高达1.67万个，这些网站上传了数百万张儿童，图片中的儿童年龄低于10周岁的占73%。本文主要分析了美国儿童网络安全保护政策的内容和特点，希望借此能给我国的儿童保护予以一定的启发。
一、美国儿童网络保护政策的内容和特点
美国一直走在全球信息化的前前沿，美国的儿童网络保护政策也相对比较完善。总的说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儿童享有通过互联网获得信息的自由
1994年《美国孩童和信息高速公路》[1]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信息技术必须成为所有美国孩童基本的素质和技能，美国政府在处理儿童发展和网络之间关系的基本信念就是集聚学校、家庭和社区等全社会力量共同为美国儿童创造一个自由、平等、开放的信息社会环境。1996年通过的《电信法案》规定：让美国的所有学校，不论贫富都可以连上互联网，由政府补贴促使电信服务商为学校图书馆提供优惠价格。学校图书馆和家庭都连上网，互联网开始成为儿童重要的学习资源。
（二）完善的儿童网络法规保护体系的建立
随着越来越多的儿童接触网络，网络对儿童的伤害也随之显现。针对此问题，克林顿政府于1996年通过了《通风化法案》，监管互联网色情内容。1998年国会通过了《儿童在线保护法案》，禁止网站向未成年人提供有害的内容，对违法网站予以明确的处罚。同年10月，美国又通过了《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案》[2]，对网站收集儿童信息的行为进行约束，同时也确定了家长在维护儿童隐私方面的权利。2000年12月，美《儿童互联网保护法案》通过。这项法律规定要求学校或图书馆的电脑必须安装可以过滤或者阻止不利儿童健康的内容的软件。以上三个法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规体系，给美国儿童网络保护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法律保障。
（三）政府机关提供一些可操作性强的建议
除需要明确的法案外，一些政府机关还根据实际生活的需要提出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这些指导性的文件为家长和孩子提供了详细而且实用的网络安全保护措施。例如联邦调查局的《aparent’sGuidetointernetSafety》，教家长如何教育孩子防范网络上的骗局，如何根据孩子的表现判断其处于网络的危险中，及当孩子遭遇网络危险时应该如何处理等。指导性文件虽没有强制性效果，但是影响力非常大，往往成为各类学校、社会团体和家长做宣传的好材料。为儿童网络保护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总的来说，美国的儿童网络保护政策是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它从保障儿童公平地接受互联网信息教育的权利，到对给儿童提供上网的各类机构予以相应的法律约束，再到具体可行的操作性建议。可以说美国在儿童网络保护方面做得很成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二、我国儿童网络政策保护方面存在的不足及建议
我国在儿童网络保护方面还存在很多的不足，主要包括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儿童接受网络信息教育权的不公平
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教育资源和网络资源的不均衡，直接影响了儿童在网络信息享有方面的公平权。由于地区发展的差异，我国儿（下转第124页）（上接第122页）童网络的渗透率，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儿童上网率最高，中西部偏低。
因此，保护儿童的网络安全，首先要保障儿童公平地享有接受网络信息教育的权利。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及偏远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为一些贫困中小学校配备相应的网络设备，并出资支付相关的网络信息费用。
（二）儿童网络安全保护处于无法可依的局面
在我国，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散见于《未成年人保护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其中，2006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所涉及到的未成年人网络安全较多一些。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网络立法不完善，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不到位。以致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此问题也愈发引起人们的关注。诸如2009年8月，我国著名儿童研究专家孙云晓研究员就提出了中国急需制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
（三）儿童保护意识不强，儿童保护课程缺失
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种针对儿童的犯罪层出不穷，我们在感叹世风日下的同时，也应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在学术界，针对儿童安全保护的讨论不少，但大多实践性不强。可供儿童学习的安全教育知识少之又少。其次政府、学校、家庭及社会在儿童安全知识的教育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位。对此，我们应该借鉴美国的做法，研究制定出详实可行，实践性强的指导方案，在对儿童进行网上安全知识的培训同时，家长和教师，与孩子有关的各类社会人士都应该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大家一道树起儿童网络安全保护的防护墙。
参考文献：
未成年网络保护法篇4
关键词:著作权;网络;文学作品;产权保护;刑法
一、著作权、网络文学作品及其相关概念
（一）什么是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是指人们就其智力劳动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通常是国家赋予创造者对其智力成果在一定时期内享有的专有权或独占权。通常而言，知识产权分为两大类：一是工业产权，包括发明专利、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二是著作权，指作者及其他权利人对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总称。分为著作人格权与著作财产权。与著作权相关的权利包括表演艺术者对其表演享有的权利、录音制品制作者对其录音制品享有的权利、以及广播组织对其广播和电视节目享有的权利。
（二）版权与著作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本法所称的著作权及版权。但从词源角度来看，“版权”与“著作权”存在很大差别。“版权”（copyright）源于英美法系，最初的意思就是英文原词直译得来的“复制权”，是为了阻止他人未经许可复制作品、损害作者经济利益而由法律创设的权利。英美法系国家将它视作鼓励、刺激创作作品的公共政策的产物。与此相适应，版权的侧重点也在于保护作者的经济权利。“著作权”是大陆法系的概念，原意为“作者权（author’sright）”。大陆法系的著作权更多的将作品更多的视为作者人格的延伸和精神的反映，并非普通的财产。与英美法系相比较而言，大陆法系的著作权法更为注重保护作者的人身权利。
（三）网络文学作品
网络文学作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获得著作权人授权后，将其已经出版的纸质作品数字化，没有或极少对其原有内容进行改变；另一类是原创网络文学作品，即原创作者直接利用网络发表的作品，如《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等，现在逐步成熟的文学网站如起点中文网、晋江文学城等，也是网络文学作品集中发表的热门选择。
二、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发展现状
（一）网络文学用户结构
2017年第4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利好政策的持续出台，以及互联网对于各个行业的渗透，共同促进网民规模持续增长，我国正式进入“互联网+”时代。与此同时，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3.53亿，较去年底增加1936万，占网民总体的46.9%，其中手机网络文学用户规模为3.27亿，较去年底增加2291万，占手机网民的45.1%。
（二）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罪的新变化
相对于以往传统的犯罪方式而言，网络主体的隐蔽性、方式的便利性、传播的广泛性为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模式带来巨变，也使著作权所遭受的损害更加普遍而严重。著作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一旦内容被公开，则传播范围和结果非人为可控，此时法律作为维护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发挥应有作用以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
三、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我国刑法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的缺陷
（一）《桃花债》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案例分析
2017年8月9日，因唐七鉴定自己的作品《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不存在抄袭大风刮过的《桃花债》的行为，为支持原创，知名作家“匪我思存”在微博发声，声讨大热网络ip剧《甄嬛传》作者流潋紫对其小说的抄袭行为。2017年9月，匪我思存与某电视剧关于其另一作品著作权侵权案件的一审判决宣判，法院支持了匪我思存要求经济赔偿的要求，但是并未支持原告方关于停止侵权的请求，后原告方匪我思存上诉，目前案件仍在进行中。而这只是目前中国网络文学领域旷日持久的关于抄袭引发的风波之中的一个小插曲。1.两部作品的时间线《桃花债》是网络作家大风刮过2007年1月8日首发于晋江文学城的原创耽美文学作品，全文154746字，最终完结于2008年7月17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2008年由唐七公子首发于晋江文学城，后因陷入抄袭风波，争议过大，被晋江文学城官方封禁，小说于2009年由沈阳出版社发行第一版,随后不断修订重印。2016年2月10日，剧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开机拍摄，2017年1月30日开播。2016年5月26日，影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由阿里影业立项，2017年8月3日上映。2.抄袭所引发的争议点2008年6月3日，读者“梅影暗香”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第13章中评论，意指书中人物的经历及人物特征与《桃花债》中主角相像，后唐七声称自己的作品是在向自己的偶像大风刮过的作品致敬，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得到热捧后，唐七在微博否认抄袭，同时公布鉴定结果，但随即被网友扒出出具鉴定结论的“四川西部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所”是一家私人企业，即唐七所谓的鉴定只是私人鉴定，并非司法鉴定，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鉴定抄袭可不可信并不是关键，需要关注的点在于，司法上不判定为抄袭，就不是抄袭了吗？笔者的观点是，司法上不认定为抄袭，是表明抄袭行为达不到承担侵权责任的后果的程度，并非等同于真的不存在抄袭行为。就目前的司法实践而言，认定抄袭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通常都是达到了高度相似的内容才会被司法鉴定认定为抄袭，譬如著名的琼瑶告于正《宫锁连城》抄袭其《梅花烙》一案，近似于复制粘贴。因此，若大风刮过真的就《桃花债》被抄袭的事件与唐七对簿公堂，获胜的可能微乎其微，因为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只有逐字逐句的相似才构成抄袭，即法律只保护表达，不保护创意。文学领域所谓“撞梗、人设、文风”的设定在《著作权法》上根本不成立也不受其保护，《著作权法》保护的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在法律层面上的剽窃注定不能成立，但法律未认定为剽窃不等同于真的没有剽窃，一是原创者大风刮过并未以法律维权，并未，在私法领域就不存在是否违法的问题；另一方面，就如甲打了乙一巴掌，乙报警，警察说甲不构成犯罪，难道就等同于甲并没有打乙这一巴掌吗？仅仅是未达到承担责任的标准罢了。在我看来，《著作权法》的核心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作者的权益，更是在作者独占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寻找中立点。
（二）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在我国的法律保护现状
1.针对网络文学作品的犯罪形势严峻目前，我国针对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的侵权案件呈高发趋势，近期引起热议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抄袭案即为其中典例。一方面，网络的普及、“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使得网络侵权极易实现，成本低廉而获利丰厚；另一方面，我国国民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认知不足，绝大多数人习惯了免费获取资源，从而对付费行为产生抵触。随着网络文学作品获利模式的逐渐成熟，收费即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主流，在此背景下，很多人明知是盗版资源的情况下依然趋之若鹜。2．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保护难度更大（1）犯罪成本低。针对传统文学作品的侵权，主要是通过对出版物的复制印刷和盗版发行实现的，犯罪过程长且成本高。在网络高度普及的现在，通过下载和传播即可实现对网络文学作品的侵权，成本近乎于零。（2）取证、维权难度极大。网络文学作品没有实质载体，而是借助于虚拟的网络数据，侵权人极易毁灭自己的侵权数据。除了盗版传播以外，针对网络文学作品另一严重的侵权行为——抄袭，取证难度更是使许多想要维权的原创作者望而却步。所谓的“抄袭”、“雷同”或“借鉴”本身并非明确的法律概念，弹性极大，需要法官自行判断，更使得维权结果扑朔迷离，打击了作者的维权信心。（3）民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当前针对网络文学作品的抄袭情况愈发严重，但随着网络大ip的火热，许多自带话题性的抄袭作品被搬上荧屏，甚至被改变为电影剧本获得不菲票房，进一步刺激了投资商对网络作品的投资热情。3．我国法律针对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保护不够完善（1）针对网络著作权保护的立法较少。我国针对著作权保护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于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1991年6月1日正式实施，2010年2月26日根据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进行了第二次修正。《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中虽然也涉及到对著作权的保护，但存在明显的滞后性，且多为参照刑法的规定处理，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和网络文学保护的现实需要。（2）刑法对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保护的滞后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于著作权的保护仅有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及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在网络发展迅猛的当下，针对网络文学的犯罪案件呈高发趋势，而《刑法》对网络文学的保护显然已经不能适应需要。
四、对我国网络文学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建议
（一）取消“以营利为目的”的构成要件限制
在网络飞速发展的今天，对著作权的侵权已经脱离了传统的盗版印刷的方式，且并非都是为了追求高额的非法利益，“以营利为目”的要件已经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和现实需要，且因难以举证，阻碍权利人维权。加之tRips协定中未规定此项要件、我国《著作权法》已取消这一限制，为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应当取消“以营利为目的”的要件。
（二）针对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的保护进行专门立法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针对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保护的专门刑事法律，而是参照传统著作权法加以保护，已经很难适应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2004年，两高出台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侵犯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犯罪的刑事责任认定标准做出了明确规定，但也只有一处提到了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远不能达到遏制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犯罪的目的。
（三）扩大刑法对网络文学作品著作权的保护内容
未成年网络保护法篇5
纵观国内外，近年来围绕着互联网隐私权保护的争论和行动也从未停止。作为我国互联网主管的政府部门，工信部于今年年初了《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在保护用户隐私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互联网企业应尊重用户隐私，维护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未经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或用户的明示同意，互联网企业不得擅自收集和处理用户的个人信息。可以肯定的是，《征求意见稿》中对于保护用户隐私的要求将会对今后的践行产生震慑，一场关乎网络隐私权的保卫战即将打响。
3Q大战再度引发网络安全争议
在众所周知的3Q大战中，事件以“隐私保护”为导火索引爆。2010年，360推出一款名为“360隐私保护器”的个人隐私保护工具，针对的就是腾讯旗下即时通信软件有偷窥用户隐私的可能，并称“能将那些窥视用户隐私的行为实时曝光。”于是，在双方一系列戏剧性的争执之后，引发了广大用户对自己电脑里的隐私文件是否安全、是否存在不经意间外泄的关注。
其实，早在2008年腾讯就曾做过一项关于网络隐私的调查，报告显示65.36％网民认为隐私问题处理不当将阻碍互联网发展。全国人大代表王明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学院教师)在2008年3月“两会”期间也曾提出相同观点。当时，王明雯认为，网络隐私被侵犯，既扰乱了网络的秩序，也危害了现实生活的秩序。如果网络隐私保护不力，造成网民人人自危，将成为制约网络发展的瓶颈。
无独有偶，作为深圳市人大代表，马化腾在今年春节前夕联合其他代表提交议案――关于制定《网络信息安全保护条例》。该议案的提出，不禁让人联想到发生在2010年底的3Q大战，“网络信息安全”这一关键词更是夺人眼目，在公众的视线之中被再次放大。该议案建议立法增加对网络安全本身的保护，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非法破坏其他人的网络的行为，包括：破坏网络设备，导致无法正常通信的；破坏网络的安全防护，使网络处于不安全状态的；制作、传播病毒等破坏性程序，攻击网络的。
回想已被写人中国互联网史册的“3Q大战”，恐怕更是新时代网络隐私保护的前奏和序曲，而之后的百度文库则成为隐私问题的“延伸段”。有人将百度文库形容为个人信息的“批发市场”，而出现大量泄露各地用户信息的文档，全国各地老板、大小业主的手机号、家庭地址等隐私，这又让受众不得不为互联网时代的网络隐私安全而再度焦虑惶恐。
上世纪90年代时，一句名言曾风行一时，即“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只狗”，而今伴随科技的迅猛发展，我们不得不说，如果网络隐私不被保护，甚至有人会知道“你是一只有着什么喜好的狗”。据《华尔街日报》一项针对网络隐私的调查发现，某些数据中间商所掌握的分析技术正在改变互联网的面貌，“人们在网络上除了姓名不公开，其它隐私一概暴露无遗。”对方可以通过各种追踪技术悄悄收集信息，利用记录人们上网行为的庞大数据库，在进行信息交叉比对和汇集后，甚至可以推测出上网用户的个人喜好。
近年来，不少国际知名网络公司为追求商业利益而陷入出卖网民隐私牟利的泥潭，从谷歌、微软，再到大型社交网站“脸谱”，利用其庞大的网络受众群优势收集相关数据信息，而这些个人数据很可能成为广告商的受众目标。2010年5月底，“脸谱”的Ceo马克・扎克伯格在回应知名科技“博主”罗伯特・斯科布的质疑时，首次承认“脸谱”在涉及保护个人隐私的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同样，在2009年10月至2010年5月期间，谷歌“街景”曾非法收集韩国无线网络用户的电子邮件和其他个人隐私信息。谷歌随后也承认，其街景摄像车在无意中收集了30多个国家无线网络用户的个人信息，如电子邮件、ip地址和登录密码等。此事在引发轩然大波的同时，国内外对于隐私话题的思考与争论也在不断升级。互联网新技术的应用，已经在向网络隐私保护提出了一个个棘手的挑战，科技进步在为人们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极大地剥夺着本该拥有的自由和权利。
网络新技术让隐私无处可藏?
网络隐私是集社会、法律、技术为一体的综合性概念，它实质上是隐私权在网络环境下的延伸。因此，法律和技术的保障是解决隐私侵权的有力支持。几年前，“人肉搜索”开始流行于网络，之后多次被指侵犯他人的网络隐私权。2008年，“反人肉搜索第一案”使“人肉搜索”由网络现象正式上升为法律问题，当事人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多家网站告上法庭。在网络时代，肆意可能影响当事人正常生活的个人信息，将是侵犯隐私和构成犯罪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人肉搜索”一旦超过合理的范围，就会形成暴力漩涡，无情践踏当事人的隐私。因此，网民要提高防范意识和积累网络知识，在必要的时候要学会使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各种技术日新月异，对于保护网络隐私的技术与方法同样如此。反观隐私泄露的缘由，不难发现很多是被互联网服务商收集和分析数据信息用以实现经济回报。有分析人士指出，未来的互联网行业需要从信息的自由流动中获利，而这些信息中大部分都是由个人提供，或是在他们浏览网站时产生的。显然，网络时代的用户越来越需要有效保护网络隐私的工具和方法，这涉及到计算机网络、用户行为和用户观念。例如，目前国外正在进行相关的项目研究，一款实时提醒软件能够在你发送的信息可能泄漏隐私时显示简短的提醒信息。
同样，网络安全意识也是隐私保护的重要途径，用户与互联网公司的安全意识薄弱都会成为信息泄露的可能。当前，在缺乏知情权的情况下，很多网民对互联网企业的相关应用和软件依赖度高，因此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会变得脆弱。企业在很多时候不会和网民加以说明，这也导致了用户和互联网公司之间在安全方面的信任关系难以建立。
因而，《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也正是基于以上网络安全因素综合考虑产生的。《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到，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对用户信息依法承担保密义务，应加强系统安全保护，实施严格的保密措施。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对用户信息内容进行检查。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确保用户数据内容(如文字、图片、音视频等)的安全性，保障用户对自行提供数据的修改、删除等权利。
从以上规范可以解读出政府相关部门对于保护用户隐私权的力度与决心，而纵观国外，针对网络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很多国家都在实施防控。如加拿大成立联邦隐私办公室，专门打击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2000年制定了美国第一部网络隐私法――《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欧盟在1995年制定了《欧盟隐私保护指令》，对网络环境下的隐私保护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规定；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成立“私生活保护研究会”，对网络隐私权保护问题进行研究。2005年，日本还开始实施保护个人隐私的《个人情报保护法》；韩国政府对保护个人隐私十分重视，有《个人信息保护法》和《私生活保护法》等法律来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
然而，防控与信息泄露之间好似始终如影随形，一方面是因为网络技术发展太快，相关法律规范滞后，无法同步于信息技术前进的速度；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和用户个人还没有产生对网络信息安全的足够重视。因为，网友虽然对人肉搜索感到恐惧，也对网友隐私被泄露感到担心，但对于可能在隐私保护方面产生效果的网络实名制却并非多数赞成。如在2008年腾讯网所做的关于网络隐私的调查中，近半网友(43.81％)仍然不赞成网络实名制，他们的观点是“觉得别扭”。或许，网民的上述判断主要是出于对网上行为被监控的担心。
2010年5月，国新办首次公开确认我国正在积极探索及推动论坛、BBS等的普通用户实名制，首次透露已在重点新闻网站和主要商业网站取消新闻跟帖“匿名发言”功能。这是我国在探索网络实名制道路上的积极尝试，也是对网络信息安全的初步践行。但网络世界如江湖，要治理网络隐私这一世界“顽疾”，恐怕还是要通观全局、统筹兼顾、综合调控。其中，法律利器更是不可或缺，对于网络隐私的立法保护，有相关专家认为，应在考虑本国国情基础上，形成我国网络隐私权立法的一般方式和原则。
隐私权保护，路漫漫其修远兮
针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法规滞后，这已成学界和业界的共识。据了解，目前我国关于互联网管理相关的法规包括((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等。有专家称，首先应从法律上明确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的地位，进而尽快制定隐私权保护法，加强对传统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另外，还应重视对信息时代网络隐私权的调整，尽快制定保护网络隐私权的专门法规，建立一套完整的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加强个人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为网络产业的发展开辟一条更为坦荡的道路。
然而，与赞成单独立法相反，也有专家建议“将现行法律执行到位才是当务之急”。在2009年4月10日，工信部《软件产品管理办法》开始施行，其中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开发、生产、销售、进出口“可能危害计算机系统安全”或者“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等禁止的内容的”软件产品。因此有专家认为，网络隐私侵权问题在一些现行法中完全可以进一步规范。
未成年网络保护法篇6
建立在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基础之上的互联网，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人称之为网络世界，有人称之为网络环境。不论如何称谓，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即承认它是一个人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客观存在的、虚拟而又实实在在的新的社会空间。网络环境不仅改变了人类进行信息交流传播的传统方式，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理念、价值观念和经济运行模式。网络环境向人类社会提出了挑战，也向借以维持、调整人类社会正常生存、发展秩序的法律体系提出了挑战。法学界已经提出了“网络法”的概念，这是“解决因互联网而带来的新的问题”的有关法律的一个总称，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有学者认为主要涉及到以下六个方面：1、网络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新问题；2、网络环境下的电子商务法律问题；3、网络环境中信息传播的安全和控制；4、网络环境下消费者权益的保护；5、网络经营和服务商的责任和义务；6、网络环境下的“国际私法新问题”。网络环境的形成起始于信息交流传输方式的改变，而知识产权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信息产权”，是一种对符合某些法定条件的“信息”的法律保护权。因此网络环境对法律的挑战，首先产生于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冲击。网络环境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的新问题，主要体现在版权保护领域。1、作品和录音制品的数字化问题作品和录音制品的数字化是网络环境构成的基础，也是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的前提条件。在1996年12月通过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其所附的通过该条约的外交会议的议定声明，对这一问题已作了明确的回答：“《伯尔尼公约》第9条所规定的复制权及其所允许的例外，完全适用于数字环境，尤其是以数字形式使用作品的情况。不言而喻，在电子媒体中以数字形式存储受保护的作品，构成《伯尔尼公约》第9条意义下的复制。”在1996年12月通过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所附的外交会议的议定声明中对这一问题也有类似的声明；该条约所规定的复制权及其例外，“完全适用于数字环境，尤其是以数字形式使用表演和录音制品的情况。不言而喻，在电子媒体中以数字形式存储受保护的表演或录音制品，构成这些条款意义下复制。”将作品或录音制品数字化只是属于对原作品或录音制品的一种复制行为，并不形成新的作品录音制品，也要受到版权法的限制与保护。这是对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和录音制品邻接权的保护，从传统的传播媒体延伸到网络环境的基本依据。因为作品或录音制品要进入网络环境（俗称“上网”），首要的条件就是将其数字化。在网络环境下传播（俗称“网上”传播）的也是数字化的信息（作品和录音制品），在网络环境下对作品和录音制品的利用，包括将其“下载”（俗称“下网”），也离不开数字化的操作。2、作品和录音制品在网络环境下传播的问题作者（版权所有人）对其作品在网络环境下的传播是否有权利加以控制，这一问题在经过争议和实践以后，wCt第8条已作出明确的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这种专用权被称之为“向公众传播的权利”。与此相对应的，是wppt也是给予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对其享有版权的录音制品授以“因广播和向公众传播获得报酬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一次性合理报酬的权利”。见（wppt第15条）这一权利的明确，为版权所有人对其作品、表演者和录音制品作者对其录音制品增加了一项专有权，即未经版权所有人、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的许可，不得将其作品或录音制品“上网”和在“网上”传播。3、对作品和录音制品技术保密的问题数字化的作品和录音制品的复制是一件极为容易的事情，速度快，成本低，质量好，几乎与原件没有差别。在网络环境下，对数字化作品和录音制品的复制变得更为简便易行。为了保护作品或录音制品不被他人任意复制、盗版，权利人对其作品或录音制品采取加密的技术措施是完全正当和必要的，而针对这些加密技术措施的解密行为，将会直接导致对权利人合法权益的极大损害。wCt第11条对于制止这种解密行为作了明确规定：“缔约各方应规定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补救办法，制止规避由作者行使本条约所规定的权利而使用的、对就其作品进行未经该有关作者许可或未由法律准许的行为加以约束的有效技术措施。”与此对应的是，在wppt第18条中作了与wCt第11条措施几乎完全相同的规定，只是将“作者”替换为“表演者或录音制品制作者”，将“作品”替换为“表演或录音制品”。4、作品和录音制品的权利管理信息问题这里所讲的“权利管理信息”，是指“识别作品、作品的作者、对作品拥有任何权利的所有人的信息，或有关作品使用的条款和条件的信息，和代表此种信息的任何数字或代码，各该项信息均附于作品的每件复制品上或在作品向公众进行传播时出现”（wCt第12条第2款）或指“识别表演者、表演者的表演、录音制品制作者、录音制品、对表演或录音制品拥有任何权利的所有人的信息，或有关使用表演或录音制品的条款和条件的信息，和代表此种信息的任何数字或代码，各项信息均附于录制的表演或录音制品的每件复制品上或在录制的表演或录音制品向公众提供时出现”（wppt第19条第2款）。在网络环境下，这种“权利管理信息”往往是以“数字或代码”的电子形式表达的，更为容易被人更改、消除，造成侵权和盗版。因此对于未经许可的这类更改、消除“权利管理信息”的行为，特别是对这类“电子信息”的更改、消除，要严加禁止，这成为在网络环境下有效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一个关键问题。为此，wCt第12条第1款、wppt第19条第1款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5、数据库的保护问题对于由可享有版权的作品构成的数据库，依照《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5款和第2条之二第3款的规定，可以作为汇编作品受到版权的保护。对于由包括不享有版权的“数据或其他材料”构成的数据库，依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10条第2款规定，“只要其内容的选择或安排构成智力创作，即应予以保护”，也就是说，可以作为汇编作品受到版权保护。wCt第5条采用了与tRips第10条第2款基本完全相同的措辞。随着网络环境的发展和完善，数据库得到更为迅速的发展和更为广泛的应用。对于那些投资大，用途广，又不符合上述条件得不到版权保护的数据库，要求以法律给予切实保护的呼声日益强烈，在这方面走在前面的是欧盟和美国。1992年4月，欧盟提出《欧共体关于数据库版权的指令草案》，1993年；1995年通过了《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96／9／eC），1996年3月11日生效，率先采用特别权（Suigenerisright）对那些存在实质性投入而构成的数据库提供法律保护。这一保护已经超出了版权的保护范围。根据1996年2月、1996年5月欧盟和美国先后提出的建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于1996年8月30日公布了《关于数据库的知识产权条约》实质性条款的基础提案，基本采用了欧盟和美国的建议，准备给数据库提供特别权的保护。这一提案原准备在1996年12月的会议上与wCt、wppt同时讨论通过，但未能通过。1997年以后又进行了多次讨论，仍未能通过。因此，对于数据库特别权的保护，至今仍是一个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
未成年网络保护法篇7
作为最早开发网络技术的国家之一，法国互联网已十分普及。统计数据显示，近10年来法国网民数量增加了4倍，联网的法国家庭比例也由2000年的12%升至2010年的64%。2011年，法国的网民数量达到38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8%。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凸显了网络管理的重要性。法国在保障个人通讯自由和隐私的同时，在强化互联网管理、保证网络安全、净化网络环境方面也做了许多努力。
首先是加强立法，力求有法可依、依法治网。2004年，法国议会通过了政府提交的《数字经济信任法》。该法肯定了网络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也说明了网络对社会生活、公民隐私权、知识产权以及国家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潜在威胁，同时阐明了网民享有的权利及相应的责任，提出要保障网上信息传播、通信、电子交易的安全，并实现信息社会的规范管理和有序运转。
在执法层面，法国加大了对网络犯罪的打击力度。2009年3月，法国议会通过了《内部安全行动法》，其中数项措施涉及网络管理，旨在加大打击网络犯罪的力度，保障网络信息安全，对窃取他人网络信息、盗用网络身份的犯罪行为，可处以1年有期徒刑和1.5万欧元的罚款。与此同时，该法案还要求网络运营商屏蔽网络黑名单中的网站，以净化网络空间，并要求网络运营商须对内政部指定的ip地址进行内容过滤。该法案还扩大了警方的网络执法权，警方可通过包括远程操控等各种方式进入犯罪嫌疑人的电脑，以获取各类刑事案件特别是有组织偷渡、毒品交易、武器交易、洗钱、谋杀等情节恶劣的犯罪活动的证据资料，可以对潜在犯罪人员的电脑加装监控软件。
在保护网络知识产权方面，法国议会于2009年通过了《网络著作权保护法》，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对网络著作权进行监管，有效打击网络侵权盗版活动。法国打击非法下载主要依靠预防和警告：通过警示提醒网民非法下载属于犯罪，对非法下载者提出警告。对屡教不改者，惩罚措施极为严厉，最高可处断网1年并罚款1500欧元的惩罚。
未成年网络保护法篇8
关键词:数字化作品网络著作权网络传输权责任主体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国际互联网在我国广泛发展，随之而来的法律问题也层出不穷。网络商务及非商务行为都会涉及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的知识产权，给人们提出了信息使用和保护的问题。尤其是网络环境下数字化作品著作权的保护，已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针对这一现象，国际社会作出了应有的回应。其中最受普遍关注和影响最深远的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于1996年12月在日内瓦召开关于版权和邻接权若干问题外交会议通过的两个新公约，即《版权条约》和《表演与录音制品条约》，主要是关于新传播技术，尤其是在数字技术和网络环境下使用作品所引起的版权和邻接权问题。本文拟就网络数字化作品著作权保护对象的界定、侵权责任主体的认定及侵权行为法律应对几个间题，作一论述。
一、网络环境下数字化作品著作权保护对象
(一)新环境下著作权保护对象的变迁及其法律认定
网络环境下传统作品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一是作品中的信息可以自由流通;二是作品受保护的标准模糊化，作品是否有独创性很难区分和保护。网络作品是指在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络上出现的作品。对于网络环境中著作权保护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当前对网络著作权法律未作规定，因而对其谈不上保护。面对网上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传输他人作品的现象时有发生，权利人叫苦连连。事实上，这里所指的网络作品并非新创作的作品类型，而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各类作品在网络上的表现形式，既包括网络原创作品，也包括传统作品的数字化形式。因此，可以从传统著作权法律制度中找到保护依据。我国《著作权法》未对作品受保护的实质条件作出明确规定，但《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在《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指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的各类作品和模型作品，其著作权仍属于原作品的著作权人，未经许可不支付费用的上载、传播、复制等行为都有可能构成侵权。
(二)由案例时保护时象的界定
《解释》颁布后有助于指导法院对关于著作权纠纷的审理，使法官明确了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保护范围，有利于侵权人责任的认定和承担。这些案例中最具有代表性，受到最广泛关注的是北京法院审理的六作家状告网络公司著作权侵权案:北京一家通信技术公司在未取得王蒙等六位作家同意也未支付报酬的情况下，将六位作家分别创作的七部文学作品存储在其计算机系统内，通过网络服务器在互联网上传播。网络用户只要通过拨号上网方式进人该公司主页再点击具体作者的作品名称，即可浏览或下载作品的内容。因此，六作家认为该公司未经许可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原告的作品，侵害其依法享有的著作权为由诉诸法律，请求判决该公司停止侵权，公开致歉，赔偿经济损失等。而该被告公司认为其网站上存储的作品均是从其他网站上下载的，并且作品内容完整，署名正确。被告认为在互联网上应如何使用他人作品，使用他人作品是否要经著作权人授权，是否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等问题无法可依。
本案是一起关于网络著作权侵权认定的案件。其关键是认定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保护对象，在此基础上认定侵权责任的承担。如前所述，网络作品实际上是传统著作权法中所指作品在网络上的再现形式。它是传统形式作品的数字化，即将文字、数值、图像等表现形式的作品通过计算机转换成机器识别的二进制编码数字技术。这种转换不具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创造性，没有形成新作品。原作品的著作权人在网络环境下对其作品仍然有著作权。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权利人享有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使用和获得报酬的权利。其他作品作者享有的著作人身权、财产权，他们也应该享有。回到本案中，六位作家对其作品在网络环境中同样享有著作权，作品的数字化仅是其作品与原载体分离产生形式上的变化。被告公司在网络上使用其作品是传统作品使用方式在网络环境中的延伸，原告在网络环境中享有的著作权是其传统著作权在网络环境下的扩展。在网络环境中，传统作品被以数字化形式再现出来，这种数字化形式的作品与原作品无本质差别，属于已有著作权法中规定的著作权保护对象。因此，被告未经许可也未付酬上载利用其作品当然构成侵权，要承担侵权责任。
二、侵犯网络著作权法律责任主体
关于网络著作权侵权主体，就上述案例来说有两类。一类当然是未经许可也未付报酬将作品上传互联网及将上传的作品下载于其服务器供广大互联网用户利用之人;另一类上文未提及，但是也不容忽视，即通过互联网直接利用该作品的普通网民。他们通过网络在未经原作者许可，也未付费的情形下欣赏、下载作品到其计算机上也构成对作者著作权的侵害。本文仅讨论第一类侵权主体的责任。
上述第一类侵权主体是向网络提供作品的人，即在线服务商，又称为在线服务提供者，是互联网环境下信息传播的中介的服务的提供人。它可以分为两类，一为网络信息提供者(iCp)，另一为网络介人服务提供者(iSp)。前者指提供各类作品，新闻等信息内容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后者是指提供网络连载，接入链接等物理基础设施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冈两者最主要的区别是对信息编辑控制能力不同。所以各自承担的法律责任也不相同。在线服务者在知识产权侵权发生时所承担的责任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线服务商提供的设施服务、接人服务等本身直接发生侵权而应负的责任;二是他人借助在线服务商的系统、设施或搜索工具而侵犯了第三方知识产权时，在线服务商的责任n0本文仅沛仑第一种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设置网络服务主体的著作权法律责任一是要依法制裁侵犯网络著作权的行为，二是出于保护和促进新兴网络产业的健康发展考虑，给网络服务主体提供一个法律责任的“避风港”，使其在没有主观过错时对侵权行为不承担过重的责任。根据分析可知，上述案例中被告公司显然应属于前者，即网络信息内容提供者(iCp)。这里我们讨论iCp的责任承担，而iSp则放人后文网络传输权中。
(一)网络信息内容提供者
如前所述，网络信息内容提供者是直接向网络用户提供信息内容的在线服务商。其在存储编辑信息时应负有注意义务，即对信息内容不侵犯他人著作权具有保护义务。并且在明知侵权行为发生或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后，负有实施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以停止侵权内容继续传播的义务。在上述六作家诉侵权案件中，被告公司未经授权也未负报酬在其网站上载作品，直接侵害了六作家的著作权，当然应承担侵权责任。实际上，被告公司承担的侵权责任与传统上侵犯著作权的侵权责任方式从本质上并无二质，改变的只是形式和侵权方式。前者利用的是现代科技信息手段而已，在认定侵权和责任承担时当然可以适用原著作权法的规定。
(二)网络接入服务者
从上述已知，网络接人服务者与信息内容服务者不同在于后者直接提供信息内容，而前者是为网络用户获取信息内容提供连线、接人、链接等物理基础设施。因此，其对网络信息内容的接触是间接的，不具备编辑控制能力，对信息内容的合法性没有监控义务，因而对他人在网络上实施的侵权行为没有主观过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网络接人服务者作为义务主体时其对应的权利主体是网络传输权主体，即网络接人服务者侵犯的是著作权人的网络传输权。作品的使用包括对作品复制、发行以及将作品内容向公众进行呈现和展示。在网络环境中，著作权人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权利就表现为网络传播权，即权利人在网络中以何种方式传播其作品的权利，它是著作权在网络中的延伸。
对于网络接人服务者侵权责任承担问题，以一个案例来说明:原告刘京胜发现，通过被告搜狐公司的搜狐网页可以连接到其他网页，看到其翻译作品《堂·吉诃德》，诉至法院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通过当事人一方网站的搜索引擎与其他网站发生链接，该网站对其他网站发生的侵权行为是否也应承担侵权责任。
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人享有网络传播权。不论网站经营者是自己直接提供信息服务还是提供链接服务帮助用户获取信息都造成了作品的传播。如果链接便利了传播也会构成侵权。但是对于在线服务商不应一律适用严格责任。因为前文已提到，在信息社会中，一方面要保护著作权人利益，制裁网络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另一为面为了促进和保护信息产业的健康发展，要适当减轻服务商的责任。并且链接服务者不同于信息内容提供服务者，他对信息的接触是间接的，无法对搜索引擎搜索到的信息先行判断是否存在侵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网站经营者承担个人责任是不合理的。因此，通过链接获取的网上信息为侵权信息时，一般应追究上载该信息网站的法律责任。由此看来，本案中被告不侵犯原告的著作权。但是，如果网站经营者明知其他网站网页中含有的信息侵权时还继续提供该中介服务，则其行为应被认为构成侵权。本案中，原告发现自己的著作权被侵犯向被告要求断开链接，被告予以拒绝，扩大了侵权结果，对此必需承担侵权责任，即一种协助侵权责任。
三、网络数字化作品著作权侵权的立法规制
目前，利用网络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现象十分严重。由于法律的不规范及人们认识上的差异，制止和处理十分不便。而目前关于利用网络侵犯著作权的保护措施或手段单一，程序复杂，成本过高，对此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将会助长网络侵权的泛滥，破坏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发展。本部分拟针对上述数字化作品著作权和在网络中的传播权问题在民事、行政、刑事三方面的保护结合立法做出论述，旨在提出有益性见解，提高保护网络著作权的功效。
(一)民事立法方面
从民事角度探讨网络著作权的法律保护重点应放在《民法通则》和《著作权法》上。我国实行的是《民法通则》与《著作权法》以及一些相关法律适用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相结合的保护方式。《民法通则》设定基本原则，《著作权法》具体做出规定。但是由于立法的局限性，《著作权法》在颁布时有许多内容未涵盖在内，这时仅能从《民法通则》中找一般原则作为依据，给审判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常常也给人审判无法可依的感觉。因此，必需及早完善这两部法律相关内容，尤其是对后者的扩充。在这些有待完善和补充的制度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修订的《著作权法》顺应网络环境的要求于第十条第十二项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在设立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争议，主要焦点之一是如何在法律上定位“网络传输”。关于网络传输的概念、传输过程中发生的复制问题、网络传输行为范围、法律责任等规定不明确，给审判留有余地。对此，本文有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应明确网络传输行为的概念，它是指将文字(包括计算机程序)、美术、图形、电影和音乐等作品数字化后通过网络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自选时间、地点和范围接触前述作品的行为。
其次，上述概念中“公众”的范围问题。公众的含义一般是指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数人。有观点主张以网络形态为开放式或封闭式为标准，来区分式属于“公开”或“私下”。凡不特定人均可申请加人为公开，而公司内部之局域网不具有公开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合理。虽然局域网不向所有社会成员敞开，似乎是局限在特定少数人中，不属于“公众”的范畴，但是这些信息内容一旦被这些“特定少数人”知悉后极有可能被再次传播，导致“不特定多数人”获得信息，而且这种传输是不能被控制和掌握的，并最终可能让“公众”得悉信息内容。因此，我们认为“公众”应包括局域网这一范围。
再次，网络传输行为的范围，法律责任和法律适用。作品在网络传输过程中产生一系列的涉及作品著作权的行为。以复制最为突出，包括上载、下载、转贴、转载、存储、数字化、浏览、打印等。网络用户在获得信息，将个人计算机与网络服务器联机时会产生上述复制行为。在这过程中的复制行为当未经授权时是否均要承担法律责任?我们认为，得到作品的网络传输的许可，传输过程中的复制行为视同获得了许可，但与传输相独立的复制行为仍认定为复制行为。
(二)行政立法管理方面
在这一方面，国家行政部门颁布了许多行政规章和行政保护条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这部规章的出台有其积极意义，明确了网络传播权的行政保护方面一些具体规定，有利于信息网络传播向规范化，法制化前进。但它也存在许多的不足。
首先，根据其第一条规范，它的保护对象及范围仅仅是所称“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中根据互联网内容提供者的指令，通过互联网自动提供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内容的上载、存储、链接或搜索功能，且对存储或传输的内容不进行任何编辑、修改或选择行为。”可见其并未全面覆盖互联网著作权，仅是一种填补空缺的过渡性的行政规章。
其次，法律位阶低，仅是一部行政规章，没有裁判效力，不能作为法院判决民事和行政案件的直接法律依据，只能作为参考。所以，有学者建议在制定规章条例规范网络传播行为的同时，设立专门行政机构负责对网络著作权的管理，对网络传播行为进行监管，实行“以网络对网络”的保护，以网络执法机构应对和治理利用网络侵害他人著作权的行为。这种机制符合网络侵权的特点，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工具的优势作用，弥补一般诉讼救济程序的缺陷和不足，真正实现便捷、快速的保护目的。
(三)刑事立法方面
我国保护著作权的刑事立法比较滞后，第一部专门对著作权进行刑法保护的单行刑事法律是1994年7月通过的《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恻吠那时起，司法部门加强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著作权刑事法律法规立法有了很大进展。最具代表性的是1997年3月14日修订后的刑法典在第三章第八节专门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关于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规定了两条两个罪名，即第217条的侵犯著作权罪及第218条的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这正式确立了我国对著作权的刑法保护，但是这远远不能满足网络环境下对著作权法律保护的要求。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47条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是一种侵权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条明确了侵犯著作权可构成犯罪，在立法上是一大进步。但是具体到构成犯罪需达到什么条件以及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范围，刑法中显然未明确规定，这就给立法留下了空白。
未成年网络保护法篇9
【关键词】汉德公式；网络新闻侵权；未成年人
中图分类号：G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022-01
一、汉德公式内容及起源
汉德公式是侵权法经济分析中一个非常经典的公式，也被称为卡洛尔学说或卡洛尔公式。它起源于美国法官勒尼德？汉德一个著名的判决。在1947年美利坚合众国诉卡洛尔拖船公司一案中正式提出，卡洛尔案所涉及的是某驳船因拴系不牢，在脱锚后碰撞、损坏码头中其他船只的情形；案件的核心问题是确定该船船主有无过失。汉德法官就此提出了以下见解：由于任何船只都有可能脱锚冲出泊位，并且对附近的船只构成威胁。在本案里，可以知道的是事故的现场是繁忙的港口，因此存在不可避免的仓促和嘈杂，拖轮公司的工作可能没有尽到充分的职责，但是没有超出合理注意的范畴。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在白天的工作时间里，拖轮公司对驳船公司应有一个没有正当理由离开的船员在船上的要求是合理的。汉德法官在本案中提出的数学公式，被称为汉德公式。
汉德公式基本适用于一些侵权类案件，文章将运用汉德公式对网络新闻未成年人侵权问题进行分析。
二、网络新闻对未成年人侵权问题
我国对网络新闻的把关和监控并不十分完善，而在一些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会无意识的侵犯被报道人的权益，被报道人的个人信息会在新闻中被披露，对被报道人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主要表现在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采访报道中。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0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在新闻报道中，尤其是网络新闻报道，一些新闻媒体有时会忽略这一规定。而在监管把控不甚严格的网络新闻媒体中，这种情况更易发生。在一些网络新闻报道中，往往对未成年人犯罪情节描写过于详细，很容易造成其他未成年人模仿。
三、通过汉德公式分析
网络新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事件是一种事故，损失造成的原因往往并不容易确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是网站加强监控、审校等环节的投入；还是被侵权未成年人对被暴露信息采取危害预防的成本投入，但是却可以避免损失的发生，取得预期收益。那么到底网络媒体和被侵权未成年人哪一方的预防成本和收益效用最大呢？我们假设问题有两个解决方案，一个是判决保护网络媒体，由被报道未成年人来承担过失，即由他来付出预防成本呢，比如在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被报道，他需要为隐私泄露承担危害预防，加上更换被报道的个人信息所付出的费用。这是从单个的受侵害者角度来说，但是从整个社会成本的角度来说，网络新闻所侵权的受众不止这一个，这样预防成本便会倍增。
另外一种方案就是保护未成年人以及受众的利益，判定网络媒体过失。如果网站在报道前，进行严谨的把关，时进行实时监控，便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只要比较一下他们的预防成本，就会发现，网络媒体所需花费的预防成本会比由受众承担预防成本要具体、明确也少的多。从节约社会的角度来说，由网络媒体付出预防成本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因而在网络媒体不付出预防成本、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的情况下，应判定网络媒体承担过失损害赔偿责任。汉德公式所蕴含的深意大底如此。
四、如何防止网络新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
首先，要加强我国法律制度的建设。尽快修改与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及相关法律规范，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法制环境。其次，加强网络新闻从业者专业素养。网络新闻从业者需加强心中的新闻道德规范，加强的法律意识和策略意识，认真研究和正确把握公众兴趣，努力寻找公众兴趣、新闻价值和个人权益之间的平衡点。最后，应当加强对网站经管者的监控。在这个方面，新浪微博的监管力度较为完善，能够及时对内容进行审查和剔除。但是对于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并没有特别采取措施。网站经管者应当将网站监控进行规范化，系统的对网站新闻进行监控，尤其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在保证新闻真实性和新闻价值的前提下，对泄露未成年人信息的新闻进行适当删改。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防止网络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方法，但是要落实在具体措施上，才能精准的计算出避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成本，最终才能通过汉德公式来判断过失义务承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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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网络保护法篇10
中国网络版权从2001年确立至今已步入及笄之年，全民版权意识的提高促使iSp适应了“先授权后传播”的版权传播秩序，初步形成了版权作品的授权市场。
伴随着数字网络环境的发展变化，中国网络版权在挑战中破茧成蝶，经历了15年的锦瑟年华。确立时期
2001年至2008年，我国网络版权保护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立法上，《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先后颁布为司法实践中保护网络版权提供了法律支撑。
2001年第一次修订的《著作权法》，在借鉴了tRips协议等国际条约的基础上，第10条第12项规定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这一规定标志着网络版权保护在中国的正式确立。但2001年《著作权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只是作了原则性规定，适用起来比较困难。接下来的五年里，主要是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部门规章对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了补充规定。
行政法规方面，2002年《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明确了《著作权法》所指的作品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2005年《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对故意删除或者改变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侵犯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行为及版权集体管理制度作了细化规定。
司法解释方面，最高法2003年对《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修订，规定了保护技术措施。
部门规章方面，国家版权局、原信息产业部2005年4月30日的《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第一次吸收了美国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法案）的“红旗标准”，确定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政责任，明确了行政管辖原则及相应处罚规定。
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颁布，是我国网络版权保护的重要里程碑，《保护条例》全文27条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了全面规定。一、第26条明确界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含义，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该界定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客体从2001年《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扩大到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二、第13条至第17条确立了网络服务提供者（iSp）的协助义务，比较之前的立法规定，《保护条例》首次对iSp有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三、第20条至第23条正式确立了DmCa法案中的“避风港原则”，规定了四类iSp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其中，第23条但书部分援引“红旗标准”，确定了iSp的共同侵权责任。
此外，2006年修正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网络著作权侵权的认定与管辖问题。2007年《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属于侵犯著作权犯罪，及网络传播侵权行为的刑罚标准。
这段时期，司法实践中网络版权保护的案例比较典型的是2007年“十一大唱片公司诉雅虎mp3侵犯录音制作者权纠纷案”、“七大唱片公司诉百度mp3侵犯录音制作者权纠纷案”、2008年“疯狂的石头案”。雅虎mp3案与百度mp3案两案案情十分相似，均是唱片公司诉mp3搜索引擎服务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案件，但两案的终审判决结果大相径庭。北京高院认为雅虎网的mp3搜索引擎服务帮助了第三方网站的侵权行为，因此败诉;百度公司不成立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权，而原告又未诉请认定百度是否构成间接侵权，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因此胜诉。
2008年疯狂的石头案中，土豆网的注册用户将“疯狂的石头”上传至土豆网在线播放。土豆网作为专业网站，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理应知道影片著作权人一般不会许可他人在互联网上传影片供公众无偿观看，但土豆网对用户擅自涉案电影未采取必要措施，上海市高院认定土豆网侵犯该电影的网络信息传播权。中国网络版权从2001年确立至今已步入及笄之年转型时期
2009年至2012年，我国网络版权保护处于转型调整时期。从文化产业的整体环境而言，国家开始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权利人也对知识产权保护引起了重视。从立法状况而言，2009年《侵权责任法》及2012年最高法《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对网络版权保护的规定。
2010年，“剑网行动”在全国正式启动，重点围绕热播影视剧、新近出版的图书、网游动漫、音乐作品、软件等，严厉打击未经许可非法上载、传播他人作品以及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兜售盗版音像、软件制品等的违法犯罪活动。与此同时，互联网企业开始通过加大对版权采购的投入、建立维权平台等方式丰富版权保护模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以及各行业协会积极履行职能，保护会员合法权益，调动整合相关领域的产业资源，推动版权立体全面的联合保护。
2009年的《侵权责任法》规定了网络侵权责任的主体是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iSp承担的侵权责任，包括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前者是其利用网络直接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而应承担的责任，后者是用户借助网络服务实施直接侵权行为而代为承担的责任。由于《侵权责任法》的位阶高于2006年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因此将影响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的审理。2011年三机关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细化了网络侵权的刑事责任，规定了定罪处罚的标准。
这段时期，司法实践中网络版权保护的案例比较典型的是2011年“韩寒诉百度文库侵犯著作权纠纷案”。该案中，法院运用了“红旗标准”，认为百度文库作为提供上传《像少年啦飞驰》一书的信息存储空间的iSp，虽然没有直接实施上传涉案作品行为，但从韩寒两次公证保全涉案文档的行为，可以明显看出该文档侵权。百度公司对因显而易见的因素应当知道的侵权文档，除了履行针对一般侵权文档的注意义务外，还需主动履行更高的注意义务。但百度文库在原告多次致函停止侵权下仍未删除涉案文档，显然存在过错。此外，百度文库帮助网络用户上传、存储并分享涉案文档的行为为该侵权文档的广泛传播提供可行性和便利条件，其行为与韩寒所遭受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法院判决被告百度文库对涉案文档的传播承担侵权责任。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这一阶段司法实践中的成果上升为司法解释，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实践活动，推动网络版权保护的发展。该司法解释第2条明确了信息网络的含义并划分了iSp的教唆侵权行为与帮助侵权行为，对iSp的注意义务作出了更进一步规定。发展时期
2013年以来，随着全民版权意识的提高，iSp逐渐加大对版权采购的投入，腾讯、百度、酷我等iSp已经进入出资购买影视剧、图书、网游、动漫、音乐作品版权的正轨。2014年，国家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新目标。在新的网络传播环境下，未经许可通过网络转载他人作品的侵权行为有所减少，网络转载许可付酬机制初步建立，版权正版化的比例明显上升，行业协会和社会公众在打击侵权盗版中的积极作用得到发挥，“先授权后传播”的网络版权传播秩序正在形成。
文化产业融合的背景下，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版权纠纷呈上升趋势，网络视频的著作权纠纷仍然是此时法院审理网络版权案件的重点，同时网络文学和图片的著作权纠纷有所增多。科技的进步带动数字网络环境的发展，作品创作和传播方式的变化使得著作权传统保护制度面临新的挑战。2014年公布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将现行法律的6章61条修订为8章90条，旨在保护著作权人权利的同时促进作品的广泛传播，进一步完善版权法律保护体系。同年出台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明确了数字或网络环境下使用文字作品付酬标准，该办法对著作权人与iSp协商付酬标准和司法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送审稿普遍增加了著作权的权利内容，在相关权部分，增加表演者的出租权以及其对视听表演的获酬权，增加录音制作者对他人以表演和播放的方式使用其录音制品的获酬权，将广播电台电视台享有的权利由“禁止权”修改为“许可权”。送审稿将广播权修改为播放权，适用于非交互式传播作品，以解决实践中网络的定时播放和直播等问题。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界定没有变化，仍然是适用于交互式传播作品。
随着三网融合的到来，数字传播步伐的加快，交互式传播的界定已经阻碍了法律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同样是网络电视侵权案，“奋斗案”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而“霍元甲案”因为交互式界定的限制，被告定时在线传播影片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而是侵犯了原告对该影片享有的通过有线和无线方式“按照事先安排之时间表”向公众传播的权利。考虑到理论上区分播放权（即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难度，以及实物中操作的复杂性，将播放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合并起来，取消交互式限制的界定，将更有利于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即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的权利。
此外，版权意识愈发强烈的今天，iSp已经很难以不知“无授权不能传播”为由使自己免责，“避风港原则”、“红旗标准”的内容需要得到新的建构与诠释。“先授权后传播”作为著作权作品正版化的发展模式，草案第50条的规定结合了著作权法定许可与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解决数字网络中海量作品的使用传播问题，但无法解决类似于作品“首播权”之类的特殊问题，因此还需要完善网络版权的授权许可制度。授权要约模式，即权利人自愿向公众发出要约，要约中具体规定公众能以何种条件及方式使用该作品，任何个人或机构只要愿意接受该条件即可自动达成与权利人的合同关系，并按照约定的方式合法使用本作品。授权许可制度既节约了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也能解决实践中著作权作品需要个别授权的问题。
送审稿第76条规定了权利人可以选择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交易费用的合理倍数或者100万元以下数额请求赔偿。该条规定将赔偿额的上限从50万元增至100万元，第四款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还降级了权利人的举证责任，充分体现出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以及净化网络版权传播发展环境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