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庭外调解流程篇1
1金平县开展调解仲裁的基本情况
2010年7月成立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后，于8月仲裁委员会开始开展工作，受理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截至2010年12月，共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7件，仲裁7件；接待来访咨询30起。2011年受理20件，其中仲裁12件，调解8件；接待来访咨询45起。开展调解仲裁工作2年来，经过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回访调查了解，通过仲裁委员会调解或裁决，双方当事人不服裁决而到金平县人民法院和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共3件。
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的成立和工作的顺利开展，进一步化解了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对于稳定和完善金平县家庭承包经营、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起到了重要作用；及时解决了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而产生的纠纷案件，维护和保障了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减少和避免了因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而产生的各种斗殴事件，促进了金平县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通过仲裁委员会的调解和仲裁，当事人的合法经营权益不但得到了保障，而且节约了当事人的经济支出，从而达到了减轻当事人双方经济负担的作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的成立，充分体现了金平县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农村政策的精神；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农业系统依法行政能力，加大了农业系统依法行政的宣传力度。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的成立为县委政府的相关部门减少了因承包土地经营纠纷而产生的、上访事件，进一步缓解和巩固了干群关系，为金平县开展“四群”教育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2开展调解仲裁的主要做法
2.1积极参加理论培训班学习，提高调解仲裁业务水平
积极参加农业部举办的全国农村土地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培训班、省农业厅和州农业局举办的关于全省、全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培训及交流会共4次，8人次，有效地提高了业务水平。
2.2定期和不定期组织仲裁员学习法律法规，加强和巩固仲裁员自身业务素质
为提高仲裁员业务素质，仲裁委员会办公室规定每月1日、15日早晨为仲裁员组织学习和自学时间，主要学习内容是涉及调解仲裁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知识，2011年共组织学习16次，110人。
2.3及时召开案件分析研讨会
仲裁委员会办公室收到申请人提交的仲裁申请纠纷案件后，仲裁委办公室人员首先召开案件审查研讨会，审查确定是否属于仲裁委受理范围；确属仲裁委受理范围的，把案件及时提交仲裁委员会主任审批并指定案件受理的仲裁员。根据《仲裁法》的有关规定，属于仲裁委员会受理范围的，在5个工作日内将受理通知书、仲裁规则和仲裁员名单送达申请人，纠纷案件决定受理后在5个工作日内将受理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开庭通知书及仲裁员名册送达被申请人。做到依法受理、程序办事。
案件受理后，在开庭之前案件经办人（仲裁员）经过落实争议地、现场取证、农户走访、核实证据等一系列前期工作后及时召开纠纷案件分析研讨会，主要是汇报仲裁员调查案件的经过及结果，然后进一步核实确定申请人申请仲裁的理由是否属实。核实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3个方面：一是争议双方身份是否属实；二是核实争议地块是否属实；三是核实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四是核实确定案件受理和开庭是否符合法律程序。
依法开庭后及时召开案件研讨会：一是针对庭审笔录作最后的案件分析讨论，根据争议双方当事人在开庭过程中的陈述、庭审、取证、质证及证人证词作分析，提出不同的看法，发表不同的建议，产生不同看法和意见时，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依法作出决定；二是针对案件分析结果和使用的法律条款进行讨论，使作出的案件裁决书合情、合理、合法。
2.4组织仲裁员进行学习交流
为了提高仲裁员自身业务水平，在以后调解仲裁工作中能够达到公平、公开、公正依法审查、依法开庭和依法裁决的目的，经申请仲裁委员会批准，组织7名仲裁员到农业部试点、红河州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开展较早的弥勒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考察学习，进一步了解试点县开展仲裁工作的基本情况，考察过程中认真听取了弥勒县仲裁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讲述弥勒县开展调解仲裁工作的经过以及取得的宝贵经验，同时认真总结了目前开展调解仲裁工作中存在的困难，探讨提出了将来如何开展调解仲裁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认真观摩旁听弥勒县仲裁委开庭现场，进一步掌握和巩固了开庭、庭审的法律程序。
在开展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调解仲裁工作中，仲裁委员会多次组织仲裁员在金平县人民法院开庭时进行旁听，认真听取法院法官开庭、庭审程序；在仲裁委员会开庭前邀请红河州农经站领导指导。通过仲裁员外出学习和开庭前法官和州级领导指导，拓宽了仲裁员的工作思路，更加坚定了仲裁员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3调解仲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金平县属边疆山区县，山高坡陡箐沟深。农村土地承包无论是1980年的土地承包责任制还是1998年的第二轮土地续包以及2007年的补换发证工作，县委政府都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及中央、省、州关于土地承包的相关政策，并结合金平县的实际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措施，金平县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基本稳定，但是在土地承包经营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具体包括以下方面：部分承包地块四至界线模糊不清，面积不实；有些乡镇存在重复发包（一地多证）、权属不明等问题；金平县勐桥乡难民、移民与当地村民的土地纠纷频繁，外迁户土地承包经营受到侵权；土地依法征用后，尚未收回农村土地经营权证，变更（注消）经营权证中的征用土地，仍然存在纠纷的隐患；土地流转不规范，不公平；错登漏登，承包户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法律法规宣传不到位，机构不健全，工作粗糙，村组农户承包档案不齐。
这些问题在调解仲裁工作中取证、核实等方面造成许多困难，制约着调解仲裁工作的顺利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不规范、不公平，促使调解仲裁工作合理合法却不合情。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调解仲裁委员会刚成立，土地纠纷调解仲裁工作对每一位仲裁员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任务，经验不足、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想轻松办好每一件案子还是很困难，需要更加努力，付出更多汗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的调解和仲裁在法律规定上是有时效性的，每一件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由于金平县属于边疆山区，许多村寨交通条件不便，土地纠纷案件又起于田间地角，加之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不是独立在编机构，没有配置专用车辆为交通工具，因此在法定时间内完成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和仲裁困难多、难度大。
4建议
4.1强化组织领导，确保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的顺利进行
依法行政、依法调解仲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进一步稳定和完善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促进金平县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充分认识、落实党对农村的政策及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重要性、紧迫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为落实各项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提供组织保证[1]。
4.2规范农村土地流转
根据云南省制定的规范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意见及农村土地流转管理的具体办法，对土地流转原则、范围、方式、程序及合同档案管理等作出详细规定，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严格遵守政策原则和程序，并报送县、乡（镇）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部门备案，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2]。为了切实规范土地流转、妥善解决土地纠纷，各乡（镇）都必须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管理制度。这些制度包括土地承包、土地流转合同档案管理制度、土地流转登记（备案）制度、合同管理员工作规范制度等[3-4]。
4.3加强县仲裁委员会及仲裁员理论培训，及时掌握调解仲裁的法律法规
根据承包合同纠纷解决的途径（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和方法，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培训，强化仲裁员的业务素质，提高工作水平；能够做到依法行政、依法调解、依法仲裁，为化解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尽职尽责，为金平县农村发展和社会稳定做贡献[5-10]。
4.4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加强制度管理和强化队伍建设
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方法，坚持法定时效性；保证操作程序合法化。建立完善管理机构，促进仲裁委员会管理规范化。
5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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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eB/oL].（2002-08-29）[2003-04-05].http：//省略/chinese/pi-c/1966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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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玉峰.制约农村土地流转的因素及对策探析[J].河南农业科学，2010（9）：154-156.
[5]陆一飞.大力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J].江苏农村经济，2012（1）：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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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傅勇涛.海南：农民可用土地经营权作价入股合作社[J].农村百事通，2012（2）：8.
经济纠纷庭外调解流程篇2
通过分析，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上升有如下几点新原因。
（一）企业方面的原因。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多种经济成分的齐头发展，一方面，企业必须建立产权明晰现代企业制度，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必然带来劳动法律关系的调整。近几年来，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引发的变更、解除劳动合同及下岗、内退、买断工龄的争议不断出现。另一方面，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特别是外资、私人企业的用人机制不尽规范，重效益轻权益的也是特定历史时期新型劳动争议案件的增加是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上升的重要原因。
（二）劳动者方面的原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方面改革的深入，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独立利益日益明显区分，矛盾也增多，加上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的深入和舆论的有力引导，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明显增强，维权意识随之增加，诉讼已成为在劳动争议中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主要手段。劳动争议案件增长较快，也是我国劳动体制改革、用工条件正在完善的表现。
（三）体制方面的原因。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形成于1980年代，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关系上的利益分歧很小，劳动纠纷数量少，关系也相对简单，大部分可以经调解或仲裁解决。近年来劳动纠纷大幅增长，劳动争议的仲裁率逐年增加，由于仲裁前置体制的设计，劳动仲裁裁决不具有终局效力，劳动仲裁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实际处于“中间环节”的地位，仲裁要服从审判，这一方面可能使仲裁机构缺乏积极性，只为履行程序而一裁了事，弱化了仲裁程序高效率的功能；另一方面，大量劳动争议经仲裁后又诉诸法院，没有发挥仲裁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分流争议案件、缓解法院工作压力的作用。
对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的几点想法：
（一）加强劳动监督和劳动监察。这虽然是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之外的问题，但劳动监督和劳动监察，是解决劳动纠纷问题的“源头”，从“源头”入手处理劳动纠纷，不失为解决劳动争议问题的捷径，正所谓“开源节流”。在实践中，许多劳动争议的产生，往往因为忽视劳动监督和劳动监察不力造成的。加强劳动监督和劳动监察，对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来说意义也是重大的。
（二）完善劳动调解制度，拓展劳动争议解决的渠道。
实践证明，在处理劳动争议中，大力推广调解制度，是很见成效的。在调解组织上，要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调解机构体系，充分发挥企业的调解委员会、社区的人民调解员、劳动行政部门等的作用，在仲裁、审判过程中也应广泛应用调解方式。我院2003年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适用调解结案的占结案总数的69.43％。截止到今年10月份，调解结案率达到78.06%，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俱佳。
（三）规范、健全劳动仲裁体制及劳动审判制度，理顺仲裁与审判的关系。在劳动争议发生后，应当允许当事人自愿选择，或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仲裁则不得再行起诉；劳动仲裁两裁终局，对一裁裁决不服可以向上级仲裁机构申请复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则按民事诉讼程序两审终审。这一模式应是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的理想选择。这样一来，一是可以分流劳动争议案件，减轻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各自的工作压力；二是对于不属于劳动仲裁受理范围的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法院寻求及时的救济；三是可以增强劳动仲裁的权威性，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劳动争议解决的成本。
经济纠纷庭外调解流程篇3
一、当前涉农案件纠纷的现状
我市大部分地方的土地已是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上完善，土地的观念及稳定政策已深入人心。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农村土地的充分利用和土地使用价值的不断提高，农民拥有土地就拥有“金子”的观念逐渐增强，而这些前景与地少人多、土地分配不均、专业承包户增多以及高效农业的开发和推广形成新的矛盾，这些矛盾集中体现在土地的使用权不确定性，专业承包合同的不完善，违背民主议定原则以及土地管理部门管理不规范等方面。特别是村民组织法颁布实施后，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增强，从而对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有了新的理念，打破了以前行政管理的模式。因此，村民起诉村民小组，村民小组状告村民委员会，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承包户之间的土地纠纷案件不断出现，形成了一轮新的诉讼特点，同时加上农产品的产、供、销方面的购销合同纠纷。如今年以来，个人与村民集体之间土地方面的纠纷案件有8件，个人与个人之间因土地使用权、经营权等方面纠纷的案件有15件；而据今年统计的反季节瓜菜、热带水果种植的面积，在我辖区里就有15万亩之多，那么因购销合同而引起的纠纷案件数量也不在话下，而上半年我们已经处理了有立案的或不立案的将近20多件。这就是法庭当前面临的诉讼形势。
二、把审理“三农”案件作为法庭工作切入口，认真处理好稳定和发展的关系
农村稳，则全局稳。农村稳定在很大程度上给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许多良机，农业的发展实实在在是关系到农民的生存问题，而农村、农业、农民三者的关系问题主要是土地，所谓耕者有其田，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土地的使用权问题；生产资料的拥有，农产品的产、供、销都是农民迫切解决的主要问题，当然除利用法律手段解决以外，行政手段也可以调处，但随着农村民主政治的进一步铺开，行政手段有时就显得苍白无力，那么对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来说，就是人民的救星，因此，农民依靠法律、运用法律来调整农村的各种关系，已是大势所趋，而我们法庭的职责正是首当其冲，因此，下大功夫抓好“三农”案件的审理是责无旁贷。近几年来“三农”案件不断增多，从今年一月至十月止，我庭共受理涉农案件共26件不包括农村中的借贷纠纷、拖欠贷款纠纷等其他案件，审结26件，其中土地承包合同5件、拖欠土地租金7件、农村土地侵权纠纷7件、涉农土地相邻权纠纷4件、冬季瓜菜销售合同纠纷3件，受理非诉冬季瓜菜合同纠纷案件7件，调解7件。其具体作法有：
1.加强学习和掌握党对农村的政策，学习《土地法》、《村委会组织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和相关法律。只有通过学习，才能领会和掌握中央精神，才能处理好土地方面的纠纷案件，因为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又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才能引导农民珍惜土地，增加投入，才能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保持农村的稳定，所以问题的关键是稳定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只要抓住这条主线，法庭的工作就会更加主动，只有充分理解有关土地方面的知识，工作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2.加大涉农案件的审判力度，力求公正、高效
通过近二年的努力工作，塔洋法庭在琼海市内可谓远近闻名，求公正到法庭，有纠纷找法庭已是深入人心。我们在人手少，案件多的情况下加强对涉农案件审判的领导，首先选定一至二名法律基础好、掌握农村政策、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审判员审理涉农案件。坚持做到个案特办，对涉农方面的案件多适用简易程序采取快立、快审、快结的方法。对于个别可能影响农时的案件，我们坚持上门办案，巡回开庭，在田间、在村头经常有我们法官的身影。对于疑难的案件或涉及面广的案件，我们事先向院领导作了汇报，抓住问题的关键，找出突破口，或者争取镇委、镇政府的协助和支持，坚持一盘棋的思想。在审理案件中，坚持追求法律意义上的真实，决不随意否认合同的效力。对于群体性的诉讼案件，我们上门疏导，个别说服，分散调解，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处理在萌芽状态，决不让我们手中的案件变成治安或刑事案件，或者造成案件处理后，群众到处上访的现象。连续几年来，我们处理的涉农案件均没有出现矛盾恶化，上诉或群众乱上访的情况。
3.涉及农产品产、供、销方面的案件，我们主动出去，采取电话告诉，上门立案，即地处理的作法，特别是反季节瓜菜购销合同纠纷案件。塔洋法庭所属辖区的瓜菜种植面积是全市瓜菜种植密度最大的地区，而瓜菜、热带水果购销合同纠纷绝大多数是成熟后或摘果后因价格、产品质量问题发生的纠纷，根据瓜菜、水果所要求的时间性非常紧迫特点，我们都是亲自到现场了解情况，当场调解，如果调解成功的我们以非诉案件处理，如果双方争议较大，或一时解决不了的，马上立案或诉前保全，先将产品处理完，保全价款，避免一方遭受更大的损失。这样做的结果可能在程序上有某些不妥，但实际上真正保护了双方的利益。如今年审理的王麦收诉黄莞田购销菠萝合同纠纷案，双方在当地镇府司法办调解未能达成协议而由司法办电告法庭庭长后，法庭马上派人到菠萝地查看，当时已是下午五点，此批菠萝果已超过摘果的最佳时机，由于市场价格下跌，双方因合同约定不清楚，买方故意在成熟度或质量、大小上提出刁难，而拖延摘果，当时买方已交定金10000元，而该地菠萝价值约有6万元，如果不及时处理，将会造成卖方更大的损失，为此，法庭经请示院领导后马上口头裁定该菠萝果交由卖方自己在第二天前一次性处理完，并由法庭监督过磅与收款予以保存，诉前保全裁定书于第二天上午11点前送达双方。在送达诉前保全裁定书后，买方即原告王麦收聘请两名律师向我庭起诉黄莞田违约，并扬言要将塔洋法庭告倒。可是立案后，经法庭的法官讲理、讲法、讲情，在取得被告的谅解并主动退回一部分定金后3000元，原告主动撤诉，放弃两倍定金返还请求，而被告将菠萝果按当天的价格处理后，其损失也减到最小的程度，双方事后均表示满意。此案的成功解决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法律和政策要灵活运用，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4.积极与辖区司法办，各村委会书记、主任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并取得他们支持和协助是处理好涉农案件的关键。不管是土地纠纷案件，还是合同纠纷，最先接到投诉的是村委会干部、司法办的人员，或者他们已进行初步调处，或者通过他们告诉到我们法庭，有些纠纷刚刚产生，或是尚未激化的情况下，我们出警处理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依靠基层组织是法庭工作的生命线。而有时碰到节假日，外地客商到本地做生意因合同纠纷而寻求法律救济时，也只有通过村委会的干部才能找到法庭或法官，因此，我们经常主动上门与村委会干部了解情况，讲解有关法律，在工作中互相沟通，互相支持。建立起一张法庭与村干部的法律求助网络。
5.设立流动法庭，健全应急反应机制。去年我们调解的七件非诉案件，均是在节假日接受投诉后，直接深入到纠纷地进行处理的。因为瓜菜摘果后产生矛盾非常容易激化，当时群众和老板的情绪很难控制，而村委会或派出所均以经济纠纷不好处理为由推给法庭。如果按部就班，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流动法庭正是适应和补充了其他部门的不足，及时处理和解决问题。
三、增强服务意识，树立执法为民的观念，积极稳妥地支持农村“两个文明”建设。
法庭面向农村，其工作职责就是为了农村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随着法制建设的日臻完善，农村中凸现的各种矛盾纠纷，最先寻求法律救济的是法庭，那么作为一名法官来说就必须不负众望，担当起定纷止争的责任，因此，要处理好涉农案件，首先要掌握方向，制定对策：
1.继续与村委会的调解组织联合开展普法活动，通过普法教育，提高村委会及村民小组长的法律意识，少犯或不犯因法律意识淡薄造成不必要的纠纷，克服在处理土地承包问题上的独断专行。在此同时，法庭应尽可能的对各村委会或村民小组以土地承包为主的合同进行法律上的帮助，最先解决合同条款的不足或遗漏事项，避免因合同不完善造成不必要的纠纷。此外，指导村委会调解组织对发生纠纷后首先进行第一线调解，确是调解不了的再告诉法庭。
2.针对本地反季节瓜菜、热带水果较为发展的特点，特别是每年12月至次年5月份这段非常时期，法庭应制定自己的工作方法及日程安排：（一）掌握和了解各乡镇的反季节瓜菜、热带水果种植面积和发展规模，并尽可能的深入到各大公司，专业承包户、种植户，既是提供法律援助，又是做到一年早知道，一旦有纠纷发生，马上可以进行处理。（二）法庭在这段时间内应实行24小时轮流值班，设立法庭“110”报警制，节假日法庭等，把重心转移到保护发展反季节瓜菜上来。对于口头起诉的可先调处后再立案，对于瓜菜，水果不能拖延时间的可口头裁定先行处理后再立案审批，并尽可能的多一些依法采取诉前保全的方法保全价款，方便以后执行。（三）引导各种植户与购销老板签订合同时，要严格按照合同格式签订。以前的购销合同均是由买方拿来的格式合同，很多条款只是约束卖方，买方的义务很少或没有，导致矛盾发生后很不好处理，甚至有些合同荒唐到连销售价格都没有写明，所以严重的挫伤了农户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发展生产。那么在必要的时候多一些接触专业户，或者提供一些标准合同格式，避免因市场价格的变化而使一方利用不完善的合同大作文章，导致农户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四）法庭在瓜菜、水果成熟季节，密切与农业、热作、物价等部门的联系，只要法庭请求，他们应全力支持和协助、帮助解决瓜菜、水果等专业上的问题，克服因保全后双方在产品的质量、价格及数量上的争论不休，力求达到程序上合法，实体上处理公平、公正，不偏不倚，既保护农民的经济不受损失，又保护外地客商的权益不受侵犯。
经济纠纷庭外调解流程篇4
一、以社会矛盾化解为目标，妥善审理各类民商事案件
2010年截止6月30日，我庭新收案件39件（其中一审案件2件，二审案件37件），与去年同期相比收案数量增加了5件，增幅为14.7%。诉讼标的金额4.31亿元，去年同期（5.62亿）相比有小幅度下降，与2010年相比，下降大幅度较大，减幅达57.7%。连同去年旧存案件11件，上半年我庭共办理一、二审案件50件，已审结34件，结案率为68%。未结案件中部分是近期新收案件，部分在公告送达和司法鉴定期间，部分案件在做双方调解工作。在已结的33件二审案件中，维持原判的16件，改判的8件，发回重审的2件。二审案件维持率为48.5%，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12个百分点。二审案件改判率为24.2%，与去年同期改判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调解、撤诉案件共7件，占21.2%，与去年基本持平，相比2010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从受理的案件类型来看，公司股权转让、股东内部纠纷和传统借款担保纠纷仍为我庭主要案件类型，分别受理了12件和18件。从上诉案件原审法院分布情况看，南昌中院上诉10件，上饶中院上诉8件，景德镇、赣州、宜春、抚州、九江中院分别上诉3件，新余、萍乡中院各2件。在民商事案件审理中，我庭始终以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为中心，坚持公正、高效、和谐司法理念，通过处理好商事纠纷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一是审慎处理涉国有企业纠纷。随着我省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推进，涉国有企业主要案件类型由企业改制纠纷，包括因改制行为效力产生的纠纷和改制后因对外债务的承担而引起的纠纷，转变为不良金融债权的借贷纠纷和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涉国有企业的不良金融债权借贷案件数量虽呈下降趋势，但各方利益冲突加剧，利益平衡难度加大，特别是在债权转让程序被认定合法的情况下，各方利益更是难以协调。我庭始终以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大局为重，在强调对不良金融债权转让相关程序进行严格审查的同时加大运用调解、协调、和解等多种措施的力度，从源头上化解纠纷，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资产环境。对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我庭通过对不服破产裁定申诉案件的审查和对具体案件的协调加强对下级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指导和监督，强调在案件审理中要加强与政府部门协调配合，要指导企业依法依规变现资产，积极预防破产中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维护企业的安定和社会稳定。二是从维护稳定角度出发审理好各类公司诉讼纠纷案件。公司诉讼纠纷案件主要表现为公司股东内部之间纠纷、中小股东诉讼、公司解散诉讼等，这类纠纷处理不好很容易影响公司的稳定和生存发展，进而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市场秩序的稳定。在处理公司内部纠纷时我庭坚持公司意思自治，司法谨慎干预的审判理念，对中小股东提起的知情权、盈余分配等诉讼，我们既注重协调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注意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之间的利益平衡。如我庭审理的秦玉林与九江星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权纠纷中，小股东秦玉林因不满公司不分配利润，在与其他股东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向法院诉讼主张分配公司利润。由于公司股东会未形成利润分配决议，直接判决分配利润可能会造成司法过度干预公司自治权，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否分配利润是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如果判决驳回诉请又不利于对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合议庭通过提出其他救济途径的调解方案反复做股东之间调解工作，庭领导也多次参与协调，最终以其他股东收购该小股东股份形式调解结案，既保护了中小股东权益、维护了公司的稳定和正常经营，也有效的回避了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之间的矛盾冲突。三是以平等保护为前提，慎重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审理违约责任纠纷。在审理各种类型合同违约纠纷中，我庭严格适用合同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和最高法院指导意见的规定，以促进交易、规范市场秩序为指导理念，在涉及合同撤销、变更或解除的诉讼中审慎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对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依据公平原则，同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在主张违约损失赔偿的诉讼中，我们依法分配举证责任，严格依据违约事实和违约责任，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认定违约金数额。
二、能动司法，服务大局，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一是紧跟省委决策部署，助推全省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按照本院年初重点工作任务分解方案的安排部署，我庭作为为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提供法律保障和服务工作的牵头部门，在征求本院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发挥司法的能动性，依法为全省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的宗旨、内容、任务分工、工作步骤和工作要求。按照实施方案的工作步骤，我庭走访了七个系统的相关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召开专题座谈会广泛听取了有关推进七个系统国企改革的意见建议，及时摸清了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的法律问题以及七个系统国有企业对法院新的司法需求，明确了为国有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的方向和思路。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推进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动员部署后，我庭及时起草并报经院领导批准后下发了本院《关于为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做好司法保障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对全省法院为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服务提出了具体要求。二是加强沟通协作，融入大局，共同推进全省经济发展。我庭紧紧围绕全省进位赶超、跨越发展的目标，在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服务经济发展大局的同时，更加注重立足全局、融入全局、服务全局，更加注重与省国资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保监局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共同推动全省经济跨越发展。我庭一如既往的就国企改革问题加强与省国资委的信息互通、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继续配合支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开展小额担保逾期贷款的催收工作，依法保障和促进我省小额担保贷款在推动创业、带动就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保险市场规则建设的引导作用，加强与保监局、保险行业协会的联系沟通，促进我省保险行业健康、规范发展。在我庭推动下，我院于今年2月与省保监局签订了加强合作交流机制的《备忘录》，明确了三方建立联系人制度、开展业务培训研讨交流、联合开展调研、建立联合调解机制、建立案件办理协助机制等事宜。为积极落实《备忘录》要求，6月底、7月初我庭与省保监局共同组织先后召开了二级法院与当地各保险公司联合座谈会，就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行使等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法院与保险行业如何共同服务全省经济发展进行了广泛交流。三是发挥商事审判庭特点，支持和推动企业创业投资。商事审判工作与经济形势、经济建设的发展息息相关，商事审判更多的是解决企业、公司法人经济纠纷。我庭一方面结合全省法院开展的“创业服务年”活动，充分运用商事审判把握的经济形式和规律，通过依法平等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企业自主创新和引进战略投资者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法治环境。另一方面，我庭结合审判实践中发现的法律问题，发现的纠纷多发点，深入企业，走访座谈，帮助企业把握经营规律，指导企业依法回避经济纠纷，切实担负起为企业创业、经营提供司法保障和有效司法服务的职能作用。
三、注重实效，围绕审判实践开展调研工作
年初我庭针对审判实践反映出来的问题确定了以下几个调研任务：（1）保险合同纠纷中关于保险人是否告知义务的认定和交通事故责任险中在盗窃、醉酒驾驶和无证驾驶三种情形下保险公司对人身伤亡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争取出台保险纠纷审理相关指导意见；（2）为配合省委关于国企改革的决策部署，针对法院受理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数量剧增，我庭要求在去年组织开展的破产案件审理情况调研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入调研，出台案件审理的具体指导意见，统一全省法院审判思路；（3）针对银行卡被盗取存款而引发的金融机构与储户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日益增多，我们组织开展了atm机银行卡存款纠纷中存在的问题调研，在调研基础上，出台审理相关案件的指导意见。从上半年完成的情况看，三项调研前期任务均基本完成，保险合同纠纷的调研已经完成资料收集工作；atm机银行卡存款纠纷调研报告已完成；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审理指导意见已基本成形，将于近期下发全省法院和本院相关部门征求意见。此外，上半年我庭配合最高法院完成了以下几项调研任务：（1）对《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进行调研，向最高法院反馈了相关意见和建议；（2）向最高法院报送了XX年至2010年五年全省法院受理和审结金融纠纷案件数量统计和审理情况；（3）向最高法院报送了2010年以来民商事审判工作相关情况，详细反映了当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相应的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民商事审判工作的措施和建议。（4）针对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报告报最高法院，为完善相关司法解释提供素材和资料。
四、加强审判管理，严抓队伍建设，保障公正廉洁执法
一是制定并完善各项审判管理制度，使民商事审判各项工作有章可循。为强化审判管理，我庭进一步修订了《民二庭审判管理细则》，完善了从收案到结案过程中每一个步骤的程序要求和时限要求，对每一个阶段工作严格控制时间进度，提高案件审判各环节的运转效率。其次为保证庭务工作能得到及时部署，有序开展，有效落实，我们制定了《民二庭庭长办公会规则》，明确了庭长办公会的任务和主要职责，明晰了内部任务分工和决策程序。再次为确保案件的审判质量，我庭继续坚持并完善庭务会疑难案件研究制度和庭长指导监督制度。充分发挥庭务会的作用，集中全庭的智慧，为合议庭处理案件提供参考。同时通过庭长亲自担任审判长审理重大疑难复杂的民商事案件和列席全部案件的评议，及时指导和监督合议庭审判，强化管理。二是加强学习培训，全面提高审判人员综合素质。一方面我庭结合院机关开展的“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加强了政治理论学习，进一步深化了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争议、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了全庭同志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为民意识和法律意识。另一方面，我庭通过选派人员参加最高法院和国家法官学院业务培训，提升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开阔视野，更新商事审判理念。上半年，我庭选派了1名同志参加国家法官学院与美国天普大学司法培训合作项目的学习；2名同志参加全国法院民事证据实务培训班；1名同志参加破产法论坛研讨；1名同志参加全国商事审判研讨会。三是加强廉政建设，提高防腐拒变的意识。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商事审判工作的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商事法官处于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第一线，容易受到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和侵蚀。我庭特别注重抓好法官队伍的纪律作风和廉政建设，不断加大教育力度，引导全庭人员加强自我约束，从思想上、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规范司法行为，拒绝贪婪之心、不伸贪婪之手、不做贪婪之事，固守淡泊，严格自律。
经济纠纷庭外调解流程篇5
关键词：法院调解；诉前调解；调审合一；调审分离
基于民事审理制度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为了将调解从诉讼程序中分离出去，纯化审判程序和调解程序，使它们按照各自的特点、规律、程序和方式运行。就要建立一个制度保证它们的独立。结合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对于先行调解的规定，我们可以进一步扩大这个理念，建立诉前调解制度，使诉前调解独立于审判程序，从而实现调解和审判分离。
一、建立诉前调解制度，实现“调审分离”
1.诉前调解制度的核心
调审分离的模式要求有一个完善的诉前调解制度能够独立运行，其核心点就在于能够使调解不受任何因素的影响而能够使各方当事人满意的解决纠纷。关键在于将负责调解和审判的法官进行分离，创设调解法庭，在进入审判后法院不再另行组织调解。调解结案的诉讼费用按原来的1/4收取，当事人不接受调解进入审判就只能等待判决，不想等待判决的只能和解以撤销诉讼，又不能达成和解的只能另行，在这种增加诉讼成本的后果下，促使当事人尽力选择合适的程序解决纠纷。
2.诉前调解的适用范围
诉前调解制度的确立，要求实行先行调解和自愿调解两者结合，确定合理的诉前调解适用范围，做好案件分流工作。
先行调解，是指规定部分民事案件前必须经过调解，类似于台湾地区的强制调解，这里的强制仅指程序的强制而非强制达成调解协议。此类案件应包括有关家庭婚姻人身关系的案件，比如：离婚、赡养、扶养、继承、相邻关系、共有财产等纠纷案件。
不得调解案件，是指当事人处分权受到限制的案件和非诉程序案件以及涉及确认婚姻关系和身份关系的案件，不能适用于调解。包括涉及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的案件、确认之诉案件、适用非诉程序案件等。
除了先行调解和不得调解案件外的其他案件为自愿调解的案件，即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自己决定是否调解。如果当事人申请法院调解，案件即进入调解程序。如果调解不成，或当事人不申请调解的，案件即进入审判程序。
实行先行调解和自愿调解的结合，就能充分发挥诉前调解的功能，使进入法院的许多纠纷在审判之前解决：也使分流后进入法院审判的案件少而“精”。促进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司法效率。
3.诉前调解的程序
调解程序的启动。对于先行调解的案件，当事人的就相当于启动。具有选择权的案件由当事人申请启动调解程序。
在调解过程中可以由当事人各方自己提出调解方案，也可以由调解法庭提出调解方案供当事人参考。调解过程可以公开也可以不公开，当事人申请不公开的，可以不公开进行。根据诉讼效益原则，调解时限不宜规定过长，以20日为宜，当然，应当把调解期间计算在法定审理期限之内。调解可以多次进行直到达成调解协议，在20日内没有达成调解协议的，经各方同意，可以继续调解。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直到调解不成或是一方明确表示不再接受调解时，及时转入审判程序。
诉前调解因达成调解协议或是调解失败而结束程序。调解法官根据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制作调解书，由双方当事人和调解主持人员签字或盖章生效，法院调解与判决具有同等的效力。调解不成的，则整理案件资料和证据后将案件交由审判庭。
二、设立调解法庭，分离调解法官和审判法官
诉前调解制度的确立，要求实行调解法官和审判法官的分离，创设“调解法庭”之类的调解机构，实现“调审分离”。
在探索审判方式改革的过程中，各地法院普遍建立了“经济纠纷调解中心”，“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中心”等各类中心，这些中心的性质具有诉讼调解和非诉讼调解的双重性。未来的法院调解机构应该就是在这种中心上进行完善，调解机构附设于法院，由法官主持，可以称为调解法庭，使其更有利于调解而不适用判决。原因是：一方面，法院是我国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附设于法院可以获得一定的权威性资源；另一方面，这样具体的调解法官只需要现有的法院审判人员分流即可，不用另外选拔、培养、在人员配备上难度较小，具有可行性。
而为了减轻法院增设调解法庭造成的人员不足问题，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调解组织由一名法官（担任主任）和两名民间选出的调解员组成。调解员主要从具有律师资格的、对解决家庭纠纷有专门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德高望重的等三类人中选取。这样可以打破调解庭由调解法官垄断的局面，减轻潜在强制力的渗透，既保证了法官在调解机构中的主导地位，又为民众提供了参与司法活动的机会，；既强调了依法调解纠纷，又使纠纷能够在普通公民常识的基础上得到切合实际的、合情合理的解决。
三、诉前调解与审判的衔接
为了能够使诉前调解与审判衔接，主持诉前调解的法院应当是对调解事项能够行使审判权的管辖法院。当事人的申请也必须符合民诉法的规定。
1.丰富诉前调解的工作方式，增强与民事审判的互补性
现行民诉法及司法解释已规定了法院的三种调解方式：亲自调解、邀请调解、委托调解。这些规定在“调审分离”模式中应当继续保留，并且还要在实践中继续创新，利用多种形式尽力解决纠纷以减少进入法院审判的案件。充分发挥调解的灵活性，弥补审判的僵硬特性。
2.加强法院诉前调解与审判的联系
对于诉前调解没有达成协议的转入审判庭的，庭审法官只需对调解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还有争议的诉讼请求进行查明后作出判决，对于调解中已经有一致意见的，对该部分只需要在判决书中作出司法认知的认定即可。以提高司法效率。
在先行调解案件中一方当事人没有出现从而转入审判程序的情况，可以对在开庭后出现的当事人一次选择调解的机会。
除此特殊情况外对于不接受诉前调解但在审判中又有了和解愿望的当事人可以设置一个诉讼和解制度作为配套设施。法院诉前调解和法院诉讼和解的重要区别在于：法院诉前调解的成功以达成调解协议为标志，调解书为生效法律文件；法院诉讼和解的成功以当事人撤诉为标志，且该撤诉申请为不得再次提起同一诉讼的申请，即双方达成诉讼契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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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文香，王红岩.“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中心”中几个法律问题的探讨[J].法学前沿的争鸣.
[5]姜启波，刘小飞.人民法院里立案先行调解程序的理论构想[J].人民司法，2004（04）.
经济纠纷庭外调解流程篇6
一、概念的厘清和立法、司法现状。
何为民事审前程序？它与庭前准备工作是否为同一概念？审前程序除具有庭审辅助功能外，还能否赋予其独立的纠纷解决功能？我国对此的立法、司法现状如何？这是这一首先要回答的。
一般认为，我国立法规定了审前程序，《民事诉讼法》第十二章第二节“审理前的准备”共七个条文即是对审前程序的规定，只是规定比较简陋。笔者认为，这七个条文规定的只是庭前准备工作。庭前准备工作与审前程序是两个概念，庭前准备工作是围绕庭审所做的一系列辅助工作，包括一些事务性工作，主要有：送达起诉状副本和答辩状副本、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当事人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通知必要的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等。其目的是保障庭审合法有效地进行，不具有独立价值。而审前程序对庭审的辅助功能主要应体现于整理争议焦点，确定无争议的事实、交换证据、固定证据、排除没有证明力的证据，使当事人在相互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对簿公堂，增加庭审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除此之外，根据我国现实，借鉴外国司法经验，理想的审前程序还应具备速裁、调解、通过释明促使撤诉等案件解决、分流机制。所以，此种意义上的审前程序在我国立法上还不存在。至于“审前程序”这一名称还能否准确表达这个概念，在此暂不讨论。
司法层面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颁布实施后，以证据交换为中心环节的审前程序基本确立，程序的功能范围有所扩张，但尚不具有终结诉讼和分流案件的功能，对诉讼效率、效果并无多少补益。各法院的自行安排由于缺乏依据和支撑而频频受到学者的病垢和当事人、律师的抵制，很难成形。司法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工作机制上的弊病造成审判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建立一个适合社情、相关制度配套完善的审前程序，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二、改革的理论思考。
审判工作面临的一些困局促使了我们对工作机制的思考，可以说，笔者所在的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当初尝试进行审前准备程序改革正是从对“一步到庭”审判模式的反思开始的。90年代中期有人提出“一步到庭”的审判模式，随即在全国法院推行，就是法院受理原告起诉后，由立案庭完成文书送达、排期开庭等准备工作，承办法官开庭前不接触当事人、不接触证据，甚至卷宗都是开庭时才交给承办法官的，一切主张、证据都要等到开庭时才呈现在法官面前。推行这一模式的初衷是促进审判公开，保障法官形成判断的一切信息来源于公开的庭审，防止法官因进行庭前准备工作而与当事人接触过程中，受到当事人有意无意的，先入为主，有碍公正，甚至发生不廉洁的行为，同时也有提高诉讼效率的考虑。这种模式一度被奉为圭臬，而事实上，在没有商业化法律服务和律师强制制度的情况下，当事人很难将纠纷归结为一个标准的法律争议，庭审中法官的精力不得不大量消耗在沟通解释工作上，而不是法律判断和选择，受庭审固有仪礼、程式所限，庭上沟通解释又是极其艰涩的，这样的庭审当然只能是无序和低效的，法官和诉讼参加人都疲惫不堪。由于法官对案件缺乏了解，当事人对诉讼规则和庭审活动的意义也难以理解，庭审的盲目性较大，举证、质证、辩论难以充分展开，庭审效果大打折扣，一次庭审往往难以定案，庭后法官又不得不会见当事人或反复开庭以核实、澄清、释明有关问题，以致公正与效率都难以保障，造成了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
“一步到庭”是“庭审中心主义”的极端化，从对“一步到庭”的否定，我们又引申到对“庭审中心主义”诉讼模式的反思。庭审固然是审判的基本形式，在法治强调程序价值的前提下，其严密的程序保障作用是其他审判形式不具有的，但是，诉讼的目的毕竟是寻求公正和救济权利，而不是为了单纯展示程序的完美，在我国尤其如此。人们关注更多是诉讼结果和过程的易参与性，这是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特征之一。决定诉讼结果的只能是事实和法律，这才是理想的诉讼，完整的公正，现实中，虽然不能完全实现这种状态，但在制度设计时应以尽量降低诉讼经验、诉讼策略等因素对诉讼结果的影响为原则，而在所谓“当事人主义”的庭审中诉讼经验、诉讼策略、技巧对结果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在这样日趋专业化的诉讼中，当事人不得不依赖代价高昂的商业法律服务，诉讼的“福利性”就这样被消解。所以，“庭审中心主义”有将诉讼异化为“圈内人游戏”、“富人游戏”的危险。
笔者同时对诉讼争议的层次性进行了，认为诉诸法院的纠纷按其争议的层次性可分为以下五种情况：一是双方既无事实争议也无法律争议，起诉的目的只是借助法律的强制力救济其权利或出于某种动机需要借助诉讼形式；二是双方对案件事实各执一词，但法律关系简单明了，没有争议，或虽有争议，但事实、法律依据确切，是非自现，无需复杂的法律判断；三是事实争议较大，缺乏证据或证据矛盾，存在证据法上的争议，需要运用证据规则通过复杂的心证过程才能作出事实推定；四是虽无事实争议，但在法律关系和实体法适用上存在争议，需要法官凭借专业知识和经验进行选择判定；五是既有事实争议，又有法律关系和实体法适用上的争议。上述五个层次的争议中只有后三个才需要复杂判断，需要经过程序严密的庭审，而在基层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占大多数是前两种情况，若不加区分的一律进入冗长复杂、程式严格的庭审，其实是对审判资源的浪费。所以，对诉诸法院的纠纷法院必须有所甄别，不应一律进入庭审，要有一套清晰有效、运转顺畅的过滤装置，这个装置应当置于审前程序之中。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纠纷倍增，而法院物质、人力资源相对恒定，不可能走外延式发展之路，那种将纷至沓来的纠纷不加甄别地纳入庭审的“庭审中心主义”诉讼模式最终会走到尽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内涵式发展，改变传统诉讼观念，调整审判模式和法院内部工作格局，以提高整体司法效能。
三、功能定位。
由以上分析可见，“庭审中心主义”诉讼模式并不适应公众诉讼心理，成本高昂，应相应调整，因而，在保证庭审作为强制解决纠纷正当程序的同时，应当建立合理的审前程序作为过滤，筛选并整理归结出标准的法律争议交付庭审，这既是应对“诉讼爆炸”的必然选择，也是改善庭审质量，使其更加鲜明化、精细化、专业化的前提。民事审前程序应当兼具庭审辅助功能和终结诉讼功能，成为与庭审并重的、既有辅助功能又具独立价值的程序阶段。
经济纠纷庭外调解流程篇7
一、概念的厘清和立法、司法现状。
何为民事审前程序？它与庭前准备工作是否为同一概念？审前程序除具有庭审辅助功能外，还能否赋予其独立的纠纷解决功能？我国对此的立法、司法现状如何？这是研究这一问题首先要回答的。
一般认为，我国立法规定了审前程序，《民事诉讼法》第十二章第二节“审理前的准备”共七个条文即是对审前程序的规定，只是规定比较简陋。笔者认为，这七个条文规定的只是庭前准备工作。庭前准备工作与审前程序是两个概念，庭前准备工作是围绕庭审所做的一系列辅助工作，包括一些事务性工作，主要有：送达状副本和答辩状副本、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当事人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通知必要的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等。其目的是保障庭审合法有效地进行，不具有独立价值。而审前程序对庭审的辅助功能主要应体现于整理争议焦点，确定无争议的事实、交换证据、固定证据、排除没有证明力的证据，使当事人在相互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对簿公堂，增加庭审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除此之外，根据我国社会现实，借鉴外国司法经验，理想的审前程序还应具备速裁、调解、通过释明促使撤诉等案件解决、分流机制。所以，此种意义上的审前程序在我国立法上还不存在。至于“审前程序”这一名称还能否准确表达这个概念，在此暂不讨论。
司法层面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颁布实施后，以证据交换为中心环节的审前程序基本确立，程序的功能范围有所扩张，但尚不具有终结诉讼和分流案件的功能，对诉讼效率、效果并无多少补益。各法院的自行安排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和理论支撑而频频受到学者的病垢和当事人、律师的抵制，很难成形。司法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工作机制上的弊病造成审判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建立一个适合中国社情、相关制度配套完善的审前程序，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二、改革的理论思考。
审判工作面临的一些困局促使了我们对工作机制的思考，可以说，笔者所在的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当初尝试进行审前准备程序改革正是从对“一步到庭”审判模式的反思开始的。90年代中期有人提出“一步到庭”的审判模式，随即在全国法院推行，就是法院受理原告后，由立案庭完成文书送达、排期开庭等准备工作，承办法官开庭前不接触当事人、不接触证据，甚至卷宗都是开庭时才交给承办法官的，一切主张、证据都要等到开庭时才呈现在法官面前。推行这一模式的初衷是促进审判公开，保障法官形成判断的一切信息来源于公开的庭审，防止法官因进行庭前准备工作而与当事人接触过程中，受到当事人有意无意的影响，先入为主，有碍公正，甚至发生不廉洁的行为，同时也有提高诉讼效率的考虑。这种模式一度被奉为圭臬，而事实上，在没有商业化法律服务和律师强制制度的情况下，当事人很难将纠纷归结为一个标准的法律争议，庭审中法官的精力不得不大量消耗在沟通解释工作上，而不是法律判断和选择，受庭审固有仪礼、程式所限，庭上沟通解释又是极其艰涩的，这样的庭审当然只能是无序和低效的，法官和诉讼参加人都疲惫不堪。由于法官对案件缺乏了解，当事人对诉讼规则和庭审活动的意义也难以理解，庭审的盲目性较大，举证、质证、辩论难以充分展开，庭审效果大打折扣，一次庭审往往难以定案，庭后法官又不得不会见当事人或反复开庭以核实、澄清、释明有关问题，以致公正与效率都难以保障，造成了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
“一步到庭”是“庭审中心主义”的极端化，从对“一步到庭”的否定，我们又引申到对“庭审中心主义”诉讼模式的反思。庭审固然是审判的基本形式，在现代法治强调程序价值的前提下，其严密的程序保障作用是其他审判形式不具有的，但是，诉讼的目的毕竟是寻求公正和救济权利，而不是为了单纯展示程序的完美，在我国尤其如此。人们关注更多是诉讼结果和过程的易参与性，这是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特征之一。决定诉讼结果的只能是事实和法律，这才是理想的诉讼，完整的公正，现实中，虽然不能完全实现这种状态，但在制度设计时应以尽量降低诉讼经验、诉讼策略等因素对诉讼结果的影响为原则，而在所谓“当事人主义”的庭审中诉讼经验、诉讼策略、技巧对结果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在这样日趋专业化的诉讼中，当事人不得不依赖代价高昂的商业法律服务，诉讼的“福利性”就这样被消解。所以，“庭审中心主义”有将诉讼异化为“圈内人游戏”、“富人游戏”的危险。
笔者同时对诉讼争议的层次性进行了分析，认为诉诸法院的纠纷按其争议的层次性可分为以下五种情况：一是双方既无事实争议也无法律争议，的目的只是借助法律的强制力救济其权利或出于某种动机需要借助诉讼形式；二是双方对案件事实各执一词，但法律关系简单明了，没有争议，或虽有争议，但事实、法律依据确切，是非自现，无需复杂的法律判断；三是事实争议较大，缺乏证据或证据矛盾，存在证据法上的争议，需要运用证据规则通过复杂的心证过程才能作出事实推定；四是虽无事实争议，但在法律关系和实体法适用上存在争议，需要法官凭借专业知识和经验进行选择判定；五是既有事实争议，又有法律关系和实体法适用上的争议。上述五个层次的争议中只有后三个才需要复杂判断，需要经过程序严密的庭审，而在基层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占大多数是前两种情况，若不加区分的一律进入冗长复杂、程式严格的庭审，其实是对审判资源的浪费。所以，对诉诸法院的纠纷法院必须有所甄别，不应一律进入庭审，要有一套清晰有效、运转顺畅的过滤装置，这个装置应当置于审前程序之中。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纠纷倍增，而法院物质、人力资源相对恒定，不可能走外延式发展之路，那种将纷至沓来的纠纷不加甄别地纳入庭审的“庭审中心主义”诉讼模式最终会走到尽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内涵式发展，改变传统诉讼观念，调整审判模式和法院内部工作格局，以提高整体司法效能。
三、功能定位。
由以上分析可见，“庭审中心主义”诉讼模式并不适应公众诉讼心理，成本高昂，应相应调整，因而，在保证庭审作为强制解决纠纷正当程序的同时，应当建立合理的审前程序作为过滤，筛选并整理归结出标准的法律争议交付庭审，这既是应对“诉讼爆炸”的必然选择，也是改善庭审质量，使其更加鲜明化、精细化、专业化的前提。民事审前程序应当兼具庭审辅助功能和终结诉讼功能，成为与庭审并重的、既有辅助功能又具独立价值的程序阶段。
单就数量来说，在许多国家，审前程序都在解决纠纷方面发挥了出色的作用，如美国大约有98%的民事案件在审前程序中得到解决；英国也有98%的民事案件没有进入审判阶段，即在审前程序中解决了争议；加拿大、德国也有效率很高的审前纠纷解决机制。这表明，功能健全、运行顺畅的审前程序，可以直接解决大量的纠纷，极大地提高了诉讼的效率。审前程序一方面应为庭审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应逐步成为一种依靠自身构造就能够独立解决纠纷的诉讼形态。
国家法官学院司法审判研究中心教授毕玉谦认为：我们应当转变审前准备程序是为开庭审理而进行准备的观念。应当使审前准备程序功能多元化，在化解纠纷方面发挥作用，如调解、裁判、使当事人撤回诉讼、明确争议点、使当事人交换诉讼主张等。通过该程序，在庭审前使事实明朗化，提高审理的效率，节约诉讼成本。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姜启波、刘小飞认为：我国应当围绕当事人整理争点、收集证据、促进和解以及保证案件科学分流来构筑审前准备程序，赋予其独立的程序价值，而不应仅仅把其作为为庭审做事务性预备工作的辅助程序。我国建立审前准备程序的目标有三：一是使案件达到适合审理的状态，以促进诉讼；二是寻求替代性纠纷解决的可能；三是科学分流案件，使之进入最适合的程序，其内容应包括以下几项：1、决定案件所适用的程序，进行繁简分流；2、指导当事人取证和举证，主持证据交换；3、进行庭前调解，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4、固定证据，整理争议焦点。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时建中认为：审前准备程序除了处理程序性工作外，还要处理一些实体性事项，如替代性解决纠纷方式、审前调解、简易判决。
四、相关制度配套。
建立相应的审判组织和完善相关诉讼制度是具有独立价值和功能审前程序得以确立的关键，结合我国法院实际，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调整审判资源，设立审前法官。
审前程序由谁完成，是否需要专门机构或专人主持是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也是争论较多的问题，一般有这样几种做法：由承办案件的庭审法官主持；由参加合议庭评议的一名法官进行，其他法官不参与；由审判庭内设的法官助理或书记员完成。这几种做法均不能在庭前终结诉讼，不具有过滤、分流案件的功能，显然不能满足我们的期待。近年来，各地法院出现一些新的做法：一是在立案庭设立预审法官，预审法官独立完成庭前准备工作，并不受庭审法官的指导监督，主持交换证据、固定诉请、整合争点，在此基础上促成调解，这一过程称为预审。预审仍以辅助庭审为主，辅之以庭前调解功能。笔者所在的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最初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二是成立速裁庭、调解中心或速裁调解庭，有的还成立了专门的准备庭，分别负责速裁、调解和庭前准备工作。
笔者认为，首先，审前程序的审判组织应专门化，与庭审法官相分离。庭审法官不宜参与审前工作，特别是在同一案件中不能参与本文所称的具有独立功能的审前程序，确保他们只以法庭上所获得的信息来形成对案件的判断，这是司法成熟国家的通例，个中道理不必赘述。故应设立专门的审前法官，当然，这个称谓还可斟酌。其次，审前程序的功能和审判组织均宜集成而不宜分散。一般来说，程序运行的阶段越少，效率越高，故笔者主张建立预审、速裁、调解、繁简分流“四位一体”的审前程序，所谓“四位一体”即四项功能集于同一程序，由同一审前法官独任完成。考虑改革尚处探索阶段，且机构设置受限于组织法，故重点在于功能和具体操作的完善，暂不必在机构设置上做文章，在法院目前的组织机构中审前法官显然只能设于立案庭。
（二）建立审前强制答辩制度。
答辩既是被告的权利，也是一项诉讼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了举证时限，但在没有强制答辩制度配套的情况下，举证时限难以真正实现，操作效果并不理想，以致有的法院实践中已经弃之不用，因为：原告的举证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被告答辩决定的，被告在举证时限内不答辩，原告只能根据对答辩内容的估计举证，不免茫然被动；对于因被告答辩而新产生的举证义务，又不得不打破举证时限允许原告重新举证，且此种情况也不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新的证据”的范围，即没有制度依据又不得不如此；没有答辩就是没有主张，举证的意义在于支持主张，在被告没有主张的情况却要求其提交证据不合诉讼逻辑，也势必影响对原告诉讼请求变更的限制，以致诉请、证据在庭前都无法固定。可见，没有审前答辩，审前程序的功能会受到很大限制。
审前强制答辩制度应包括：答辩期限，应严格限制在审前程序中，以保证原告在庭前了解被告与案件有关的信息材料；答辩内容包括被告对原告主张的事实和诉讼请求的基本态度，反驳的理由，即所持的事实、法律依据；拒绝答辩的惩罚性后果，被告拒不答辩一般应按承认原告诉讼请求、主张的事实和理由处理；答辩对被告以后诉讼行为的约束，即“禁反言”。在立法确立此项制度之前，法官应在审前程序中对当事人加强释明引导。
五、运行中的具体问题。
（一）预审和速裁。
在笔者所在的洋浦经济开发区法院将庭前的一系列工作称为预审，它和一般的庭前准备工作的区别在于，它由立案庭的预审法官独立完成，庭审法官既不直接操作，也不监督、指导。工作内容除包括裁定、执行财产保全、证据保全、调查取证等程序性事项外，还有：指导举证，根据案件的性质和类型向当事人释明举证范围、举证的方式、证据交换的具体要求及有关举证时限的规定；主持证据交换并对当事人举证加以导引、释明和排除，证据交换要完成固定诉请、固定争点、固定证据。工作成果以预审报告的形式呈现。预审报告的内容主要有：案件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没有争议的事实、证据；排除的证据；预审法官的意见建议和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庭审法官根据预审报告，在没有接触当事人情况下，即可明了案件的争议焦点、无争议的事实、证据，法律适用上的争议，以便将精力集中于争点的判定上，从而保证庭审的针对性，提高了庭审质量，这是预审辅助功能的体现。但实践中，预审与庭审的衔接也时常出现一些问题，如庭审法官不认同审前法官对当事人的某些释明，造成法院在程序上陷入被动，另外，预审报告对庭审法官只是参考还是具有一定的约束力，这一点也不明确。笔者认为，应科学把握预审与庭审的边界，预审应以辅助庭审为本，防止不当扩张。
速裁是各基层法院实践探索中的做法，目前还不是一个严格统一的法律概念，它是在简易程序的基础上，通过法官一定限度的程序指挥权及引导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诉讼行为的期间、方式作出选择或约定，以使诉讼更为简便快捷的审判方式，其合法性基础是当事人的程序自决权和合意性。
（二）预审、速裁、调解、繁简分流在审前程序中的运用。
如前所述，审前程序中的功能一是辅助庭审，将当事人五花八门的纠纷“翻译”、类分成标准的法律问题，并以法律的语言、法律的逻辑呈现在庭审法官面前；二是在按普通程序开庭审理之前终结诉讼、分流案件。前者通过预审来实现，后者是审前程序发展的重点和独立价值所在，是审前法官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在充分释明有关法律关系、法律性质、法律责任的基础上通过调解速裁、劝导当事人撤回无利益的实现的。
预审、速裁、调解的共同特点是程序的柔性，与庭审相比，它们强调的是程序的简便性、互动性、通俗性、沟通协商性。共同的特点和效率要求使它们应当合为一体，具体流程为：案件立案后，先由审前法官独任主持预审，在不违反法定诉讼期间的前提下，本着公平高效、不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引导当事人在预审阶段完成诉答、举证和证据交换，在此基础上进行调解。此时，当事人对诉讼态势和结果已有了较为理性的判断，又未经过庭上的对峙，情绪对立不明显，调解成功率会大大高于庭审。对于调解不成，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应当适用简易程序或当事人一致同意适用简易的案件，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由审前法官迳行判决结案，无需再次开庭；调解不成又有必要按普通程序审理的，由审前法官提交预审报告，移交庭审。案件是否适用普通程序过去一般由院长或立案庭庭长以案件管理负责人的身份决定，是一个典型的行政决策过程，难免主观臆断，而由审前法官在前述工作的基础上裁决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显然更大程度地实现了案件繁简分流的科学化、规范化。另外，依笔者理解，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有基层法院民事案件优先适用简易程序之意，故这种流程设计也是与此一致的。
操作中，审前法官应首先对审前程序独立解决纠纷的功能和程序特点进行必要的解释，使当事人知晓通过审前程序结束纠纷可以减少诉讼成本，取得诉讼利益，使其主动配合法官工作，理性诉讼，促进诉讼的柔性解决，提高诉讼的效率和社会效果。其次，具体运行要灵活便捷，减少环节，使当事人易于理解和接受。如，对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庭或有条件通知被告当即到庭的，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可以当即组织诉答，进行调解，不必拘泥于顺序：一律确定举证时限，进行证据交换。另需指出的是，审前程序改革的目的并不仅是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便利诉讼，增强诉讼程序的人性化、易参与性，使当事人易于理解与接受，重在案件质量和效果，故操作中不应唯“快”是从，要增强与当事人的沟通，交待清楚诉讼权利，保障当事人在最大限度地获得与案件相关信息基础上作出自主选择。由于审前诉讼活动的一些变通是以当事人的选择为基础的，故对当事人的释明过程进行完整记录尤为关键，它是程序合法性的依据。因为可能在此阶段终结诉讼，还特别要向当事人交待申请回避的权利。
在这种工作格局之下的立案庭职能大大扩充，不仅是传统立案工作的承担者、审判管理与服务的中枢，还是化解纠纷的重要阵地，对其人员素质、数量也需相应调整。这并非是对庭审解决法律争议的基础性地位的动摇，而是使庭审更加专注于真正的法律争议，这正是对最高法院倡导的“大立案，精审判”工作格局的具体落实。
参考资料：
经济纠纷庭外调解流程篇8
〔关键词〕基层大调解，西乡，纠纷解决，人民调解
〔中图分类号〕D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2-0137-05
当前，中国正处于重要战略发展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新时期社会纠纷出现新的特征，数量激增且呈现出日益复杂化的态势。与这一新特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既有纠纷解决机制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在基层表现得尤为突出。社会纠纷主要发生在基层，化解纠纷的重心也在基层，而基层恰恰又是各种司法资源相对匮乏、解纷能力相对脆弱的地方。为有效应对基层解决纠纷的现实需求，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在实践中摸索建立了一套多元化纠纷解决经验――大调解模式，即在基层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由政法综治部门牵头、调解中心具体负责、职能部门共同参与，整合基层各种解纷资源调处矛盾纠纷。〔1〕本文试图通过对西乡大调解这一个案的考察，剖析其实施过程中的创新经验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希冀能够为新时期我国基层纠纷解决的路径探索贡献一点力量。
一、基层大调解的产生背景
基层大调解模式始于西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较为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准确地说，是社会纠纷呈现出的新特点和基层既有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催生了大调解模式。
（一）社会纠纷呈现的新特点。西乡街道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南部，总面积106平方公里，是特区工业布局最密集、人流物流最繁忙、外来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作为一个以外来劳务工为主体的移民社会，西乡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分化重组以及陌生人社会下人际关系的疏远，导致社会纠纷数量激增并出现一系列新变化：一是纠纷类型多样化。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逐渐让位于合同、产权、物业、劳动争议、交通事故、医患争议等新型纠纷。二是纠纷动因利益化。以往的基层纠纷多是围绕家长里短产生的小事，当事人闹矛盾更多地是为争个面子。随着民商事活动的频繁，围绕经济利益产生的冲突大量涌现。三是纠纷结构复杂化。某些纠纷涉及部门多、领域广，如企业改制、土地征收、城区改造引发的群体性纠纷。四是纠纷冲突易激化。社会转型即是对原先利益格局的调整，这种调整带来的阵痛使民众心理承受能力脆弱，加之失业人员、无地农民、外来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存在，纠纷如不能迅速平息，很可能成为突发性社会问题的重要诱因。
（二）基层现有纠纷解决机制存在一定问题。这主要包括：
1.司法审判在解决基层纠纷上面临困难。基层社会纠纷发生的重要变化，对基于“司法中心论”指导下建立的一元化审判模式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一方面，受案量的逐年递增早已突破法院所能承受的极限，面对“诉讼爆炸”，司法审判显得力不从心。2010年西乡法庭共受理各类案件7483宗，但在编法官仅有6人，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严重影响着法官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司法审判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使之难以满足民众高效、公正的解纷需求：（1）高昂的诉讼成本和低下的司法效率形成强烈反差，给民众维权造成现实障碍。（2）执行难的痼疾仍然阻却着司法救济功能的实现。（3）司法腐败引发民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降低了公众对司法救济的信心。
2.传统的人民调解制度存在缺陷。近年来，如火如荼的务工潮致使西乡社区规模空前膨胀，迄今人口已达一百多万，而负担繁重社会治理任务的居委会，人数不过五、六人，工作任务重、时间紧、难以认真对待人民调解工作；缺乏经费支持、办公条件简陋，工作与待遇严重脱钩，严重制约着人民调解工作作用的发挥。随着孕育人民调解的乡土社会为喧嚣的大都市所取代，传统人民调解的功能日趋萎缩和退化：（1）面对涉法纠纷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调解人员的法律知识储备相形见绌，完全依赖道德、情感的调解方法作用十分有限。（2）由于调解协议缺乏强制力，最后仍需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促使当事人想方设法规避。
3.块状化解纷格局存在一定弊病。我国基层纠纷解决呈现块状化布局的特征，各自为营、互不配合。以西乡为例，派出所、司法所、劳动办、办、综治办乃至城建、国土、安监、工商等部门均有职权范围内调处纠纷的权力。这种块状化解纷格局存在着一定弊病：一是由于当前出现的一般都是主体众多、涉及面广的复杂纠纷，靠一个部门“单打独斗”实难奏效。二是解纷权限模糊助长了某些部门“自扫门前雪”的工作惰性，遇到纠纷推诿塞责，加之解纷主体林立，当事人弄不清楚应该找哪个部门解决，往往告状无门，从而贻误解纷时机、延长解纷链条、加重社会成本，更有甚者导致矛盾激化，致使纠纷向上访事件、恶性案件、转化。
二、基层大调解的创新举措
从2006年开始，西乡党委、政府直面转型时期基层纠纷解决面临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以人民调解为依托，整合民间的、行政的、司法的解纷力量，优化配置资源，在全国率先走出一条富有创新特色的基层大调解之路。
（一）构建组织网络，突出调解的权威性。“党政主导、权威性高”是西乡“大调解”的突出特点。西乡在实践中搭建起“上下相应、左右衔接、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塔式调解网络。首先，设立街道社会矛盾排查调解中心统筹基层纠纷解决事务，改变过去单靠社区居委会化解纠纷的薄弱局面。其次，坚持便民原则。在纠纷相对集中、群众习惯去解决矛盾的地方（如派出所、劳动办、人民法庭、交警中队、社区）设立了43个调解工作室。解纷组织“网络化”的优势在于，一是把解纷触角延伸向纠纷发生的最前沿，解决了基层解纷组织的虚、空问题；二是党政部门的强势介入，在增强“大调解”公信力的同时，能够调动各种解纷力量平息纠纷。
（二）抓好队伍建设，突出调解的专业性。“专职调解、专兼结合”是西乡大调解的成功创新。首先，西乡大调解突破传统人民调解员年龄大、待遇低、法律知识欠缺的瓶颈，组建起专职化的调解队伍。专职调解员由街道人事部门通过严格的程序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职调解员工作固定、待遇丰厚、文化程度较高，有的还具有律师资格，法学知识和调解经验相对丰富，极大地提高了调解的效率和成功率。其次，鉴于社区调解员贴近基层的优势，进一步夯实兼职调解队伍。由于绝大多数兼职调解员从事社区工作，他们熟悉社区的大事小情、了解居民的所思所想，便于纠纷的察觉、跟踪、调处，在矛盾排查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再次，通过专职调解员、公益律师到社区挂点、示范调解、组织培训等措施，提高兼职调解员的综合法律素质。“专兼结合”调解队伍的组建，既实现了纠纷解决的专业化，又能充分反映社情民意，实现了两者的优势互补。
（三）创新工作机制，实现调解的联动性。“整合资源、部门联动”是西乡大调解的显著特征。西乡在基层解纷实践中实现了如下的制度创新：（1）受理分流机制。按照“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归口管理”的原则，调解中心和工作室集中受理各类纠纷后，依据案件性质、涉及范围、难易程度等情况进行分流，把不适宜自己调处的案件及时移交相关部门或明确告知当事人救济途径，从而在第一时间把纠纷纳入合理的解决渠道，减少民众“告状难”问题。（2）分级调处机制。第一级：以居委会为依托，调处简单的民间纠纷；第二级：以调解工作室为依托，发挥专职调解员的作用，解决一般性纠纷；第三级：以调解中心为依托，采取专职调解员上报信息，律师主调的形式，化解较为复杂、疑难的纠纷。（3）联动调处机制。按照“部门联手、上下联动”的原则，对跨部门、跨行业的重大、疑难、群体性纠纷，由调解中心组织有关部门联合调处。（4）市民评理机制。西乡吸收辖区内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离退休干部及社会贤达组建评理团，对重大、疑难、复杂纠纷，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采取由专职调解员主调，评理团票决，根据表决结果拟定调解协议。（5）诉调对接机制。明确告知当事人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应当遵守和履行。同时，人民调解组织积极协助各类调解协议、司法文书的执行。（6）案件跟踪回访机制。通过抽样回访，了解当事人思想动向，敦促其履行协议，做到纠纷不积累、不复发。（7）信息沟通机制。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法庭拥有各自的信息网络，经常组织各部门通过联席会议、座谈会等形式，加强信息的收集、交流，做到早预测、早预防。（8）纠纷排查预警机制。建立网络化排查组织，按照“抓早、抓小、抓苗头”的要求，一般纠纷、重点情况经常排查、敏感时期专项排查，及时掌握纠纷的动态、规律，从源头上防止纠纷的扩散、激化。总之，西乡大调解克服了过去基层解纷组织各自为政的弊端，形成多重解纷部门联动运作，多种解纷方式合力调处的新局面，大大提升了基层纠纷解决的应对能力。
三、基层大调解存在的问题
西乡大调解作为基层纠纷解决的一种创新形式，没有现成经验可循，作为尚未定型的新生事物难免存在某些缺陷与不足。
（一）大调解的设计定位和价值目标过度行政化。西乡大调解在设计之初就体现出对行政权力的高度依赖，“党政主导”的定位不利于大调解的长远发展。首先，维稳这一单一化的目标要求有可能偏离公正公平的价值。强调维稳容易导致过度关注群体性纠纷，而忽视对个体权利的保护；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可能导致证据灭失；促使当事人妥协的现象，可能造成权利保护的失衡。其次，由于大调解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从而挤压了自发秩序的生成空间，面临适应社会变迁的能力和作为“社会稳定器”功能的弱化。再次，由于基层行政资源的有限性，大调解组织网络的设置主要迎合的是党委、政府的关注点，与民众的解纷需求并不完全一致，导致解纷组织分布不均或存在漏洞。
（二）大调解解纷方式界限不明、衔接不畅。西乡大调解在整合解纷资源过程中存在着盲目性的倾向。由于不同解纷方式在性质、组成、适用范围、解决原则、程序要求以及效力等方面存在差异，把各种解纷资源简单揉合在一起，容易丧失独立运行的空间，致使人民调解、仲裁、司法蜕变为行政力量解决纠纷的工具。解纷方式之间界限不明的另一潜在风险是行政权力的过分介入。一是一味强调调解指标的作用，增加了强制调解的发生几率，行政部门往往变调处为管理，甚至强迫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二是公权的强制性有可能干涉调解的合意性。譬如，尽管企业对员工的伤亡事故没有法律责任，但面对行政部门的联调“压力”，最终被迫承担人道意义上的高额赔偿。三是片面追求快速解纷和实质正义可能削弱调解的合法性。例如，在处理时，可能出现撇开法律一味“摆平”纠纷的现象，助长了“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这一社会现象。总之，解纷方式之间界限模糊的状况加大了大调解的运行风险，长此以往，会消解其存在的社会公信力，甚至可能走向法治的对立面。
另外，西乡大调解还存在解纷方式衔接不顺畅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解纷机制自身的属性造成的，司法审判的强制性、人民调解的民间性、行政调解的职权性决定了相互之间存在着冲突和张力；另一方面，既有衔接措施更多的是原则性、理念性要求，缺乏可操作的具体规定。
（三）大调解自身建设和外部支持有待加强。与其他解纷方式相比，人民调解过于单薄和边缘化，鉴于此，西乡大调解主要通过强化解纷主体的权威性、专业化等措施扩展人民调解的适用空间。除此以外，调解组织的分布、适宜的调解范围、调解协议的效力等都可能成为影响民众选择人民调解作为解纷手段的因素，这就涉及到人民调解的自身完善问题。
此外，构建大调解长效机制离不开立法、财力、人力的支持，在这方面西乡大调解同样不容乐观。其一，大调解现在仅是应对基层纠纷解决的临时性措施，立法上尚未得到正式确认，很可能因领导的变动或注意力改变而遭致削弱。其二，经费主要来源于街道财政预算外拨款，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入，今后预算外经费将大幅减少，一旦失去财力支持，大调解的前景不堪设想。其三，就人员保障来看，大调解吸收人才的方式单一且后备力量缺乏。
四、完善基层大调解的应对措施
针对西乡运用大调解解决基层纠纷存在的问题，着眼于其作用的充分发挥，笔者认为还需要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一）发展趋向上要科学定位。西乡大调解的创建离不开行政权力的支撑，在我国自治型社会尚未走向成熟的情况下，由政府主导解纷有其必要性。但从长远看，基层纠纷解决应该回归社会，所以，未来大调解的重心应转向培育社会解纷机制上，充分发挥自发秩序的社会自治力。〔2〕首先，公权救济可能导致的功能错位、行为失范等问题表明行政权力不宜过分干预纠纷调处，更不能包办代替。其次，由于社会具有自我消解纠纷的“自净能力”，所以应当让不同解纷机制在市场上自行定位，完全没有必要通过行政手段圈定解纷资源的领域。再次，社会自治型解纷的基础源于民众对自发秩序的认同感、对解纷产品的认可度，能够在维护公共秩序的同时更好地体现民意。
培育社会自治型解纷秩序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撒手不管、放任自流，而是要实现角色转型，从个案纠纷的参与者转向宏观监控的管理者。政府应当出台社会化解纷组织申请资质的具体规定和程序，健全相应的运行、衔接、管理制度，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估和监督机制，并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市场优胜劣汰，打造出更多资质良好、信誉过硬的社会化解纷力量。总之，政府要在基层解纷中制定决策、监督引导、协调各方的作用，把自身的政治、组织优势转化为管理、服务优势。
（二）体系架构上要理顺内部关系。完善基层大调解体系，既要注意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又要保持各种解纷资源的独立，不能因为盲目追求效率而混同解纷方式间的合理界限。具体应当以解纷机制的功能定位为基础搭建大调解合理的体系架构。第一，坚持人民调解的自治性要求，确保调解自愿，不刻意追求调解率，更不应下达硬性调解指标；遵守调解合意，不得采取任何强迫的方法强制调解；保证调解公正，不要一味地让双方妥协，致使当事人权利打折。第二，规范行政权力，对行政调解的范围、职权、程序、监督作出明确、严格的限定，防止行政权力不恰当地介入民间调解、仲裁和司法。第三，推进司法改革，积极引入“能动司法”①，丰富司法调解体系，大力发展诉外调解，充分发挥司法在大调解中的作用，但同时不得妨碍司法独立，保证司法的程序性、裁判性，不因联动联调影响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3〕
（三）强化机制上要形成有效衔接。实现解纷方式的有效衔接是完善基层“大调解”的重要内容。要使基层解纷资源形成整体优势，需要解决好调前、调中、调后三阶段的衔接问题，创建全方位的衔接机制。
首先，完善调解前的衔接机制。除发挥既有案件分流机制，引导不同性质的纠纷进入合理的解纷渠道外，还应建立委托调解制度，基层行政职能部门、法庭对已受理的纠纷，解决过程中发现更适宜人民调解的，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依法委托调解，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基层纠纷解决中的“过滤”和“先导”作用。其次，发展调解中的衔接机制。一是完善工作对接，包括行政、司法人员为人民调解提供经验、知识、法律意见以及涉案材料；人民调解为其他调解、仲裁、司法做好的安抚、劝解工作。〔4〕二是加强人员对接，一方面加强行政、司法人员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培训，另一方面，基层行政职能部门、法庭可以邀请人民调解员、评理团成员以助调员、陪审员等多种形式参与调解和审判。最后，健全调解后的衔接机制。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行政调解协议、人民调解协议不具备法律强制力，尤其对民间性的人民调解而言，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已成为制约其发展的软肋。笔者认为，调解协议的效力，作为程序问题，最终也只能依赖程序本身解决，一个可行的方案是进一步强化诉调对接机制：（1）基于法庭委托开展的人民调解，调解协议经司法人员审查后赋予法律效力，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可以申请强制执行，若调解协议以金钱为给付内容，当事人可直接申请支付令。（2）建立司法审查和公证确认机制，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且合法的调解协议依法赋予法律强制力。（3）对仅保留调解笔录，没有签署书面调解协议的，可建立专门的“绿色通道”，对案件实行优先立案、优先审判、优先执行，调解笔录在诉讼中具有证明力。
（四）实现转型上要完善自身建设。要推动人民调解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使之不断走向社会化、法制化。社会化是指人民调解由社区自治向更广泛的社会自治迈进。一是要进一步培育新型调解组织，设立各种企业内、行业内（如消费者协会、各类商会等）、区域内（如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商业区、物业小区等）的调解组织，真正搭建起覆盖全社会的调解网络。二是要进一步拓宽调解外延。调解是当事人在自愿、合法基础上对纠纷解决达成的合意，灵活便捷、高效低廉的特点迎合了民众的解纷需求。因此，除民间纠纷外，对法律明确授予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的非单纯民事性质的纠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纠纷、刑事自诉纠纷、涉嫌过失犯罪的轻微伤害纠纷也可以探索性地引入人民调解。〔5〕（p112）法制化是指完善必要的程序规范以克服人民调解的随意性。人民调解虽是典型的非正式解纷方式，但却包含着自身程序化的契机。〔6〕（p29）（1）为保护公民的私权利，应以不公开调解为原则。（2）为确保调解的中立性与公正性，可以赋予当事人对调解人员的选任权和回避权。（3）严格案件受理、分流、调处、回访等流程，强调依法调解，防止证据灭失；设立合理的调解期限，督促纠纷及时调处。（4）规范登记、记录、归档制度，解决调解协议表达不清、要件残缺、保存不当等问题。
（五）进一步优化外部支撑。有力的外部支撑体系是大调解长期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进一步优化大调解的外部支撑，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利用深圳特区特别立法权的优势，以立法形式确认大调解的性质、地位、职能、作用，对基层各种解纷方式的组织形式、适用范围、基本程序、效力以及相互之间的界限和衔接作出明确规定，为大调解形成长效机制提供法律保障。第二，引入“政府购买服务”解决大调解面临的经费问题。政府购买服务是西方国家的一项社会福利制度，指政府在财政预算中拿出经费，通过直接拨款或公开招标等方式购买各类公共服务机构提供的社会服务。〔7〕大调解在性质上属于社会公共产品的范畴，因此政府完全可以采取购买的形式，制定相应的标准和规则，根据解纷主体的解纷数量、解纷效果提供相应的经费和优惠政策（如税收、补贴等）。另外，随着我国社会自治发育程度的提高，还可以向社会团体获取资金，实现大调解经费供给渠道的多元化。第三，积极探索人才引进的新路径，不断壮大基层解纷力量，比如可以向律师事务所购买服务，以社会工作者（义工）的形式吸收法律志愿者参与调解等。
注释：
①对司法运行方式的定位，目前法学界存在着“克制司法”与“能动司法”两种主张。“克制司法”着眼于形式正义，要求司法权始终处于绝对被动、中立、终局的角色，而“能动司法”则着眼于实质正义，主张对社会纠纷采取适度干预。
参考文献：
〔1〕章武生.论我国大调解机制的构建――兼析大调解与aDR的关系〔J〕.法商研究，2007，（6）.
〔2〕吴英姿.“大调解”的功能及限度――纠纷解决的制度供给与社会自治〔J〕.中外法学，2008，（2）.
〔3〕龙宗智.关于“大调解”和“能动司法”的思考〔J〕.政法论坛，2010，（4）.
〔4〕宋腊梅.关于深圳建立大调解体系的几点探讨〔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0，（1）.
〔5〕徐昕.迈向社会和谐的纠纷解决〔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
经济纠纷庭外调解流程篇9
[论文关键词]仲裁；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优势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诉讼作为常态的解决纠纷机制无疑有着重要的地位，能够在保持社会秩序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通过理性方式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但诉讼亦并非唯一的解决纠纷手段，也非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因此，和谐社会下纠纷的有效化解，除了注重传统的诉讼方式外，还要结合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即以仲裁等为代表的等多形式、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
一、诉讼的功能与缺陷
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和权利行使方式，诉讼制度的首要功能是定分止争、解决纠纷。国家创设诉讼制度的最初动机就是解决因利益纷争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并借此来调整当事人间的冲突，保护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司法裁判是诉讼的本质含义。
作为一种社会解决纠纷机制，诉讼的主要功能仍在于解决纠纷、消除冲突。这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纠纷解决方式和社会控制机制，诉讼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结构缺陷。
1.诉讼中存在着不少矛盾：法律规则（审判规范）与社会规范（传统、道德、习惯和情理）的矛盾，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矛盾，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矛盾，公平与效益的矛盾，程序设计高度专业化与当事人参与的常识化要求的矛盾，规则的确定性和程序的僵化与解决特殊个案所需的灵活性的矛盾，事件涉及的简单权利义务关系与纠纷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诉讼作为纠纷解决手段的功能和效果。
2.诉讼机制的运作成本较高，频繁启动诉讼机制裁决社会纠纷，会造成有限的社会资源的过度使用，从而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为了启动诉讼程序，国家和当事人都需要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较高的成本，复杂的诉讼程序对当事人的耐心和决心也是个极大的考验，而且频繁启动诉讼机制裁决社会纠纷，会造成“滋讼”的局面，从而导致社会司法资源的紧张和浪费。当司法机关面临的纠纷总量超过其所能负荷的极限，就会出现“积案如山”，“诉讼爆炸”。法院不仅难以应付诉讼的巨大压力，而且由延迟和高费用导致的日常纠纷解决途径的不畅和阻滞更会危及司法的权威。
3.作为一种以冲突双方当事人公开对决为表征的社会解决纠纷机制，诉讼容易将矛盾公开化、扩大化。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相互尊重与宽容的价值理念。因此，诉讼作为双方当事人依靠国家法律强断的纠纷解决方式，与这种时代潮流是否合拍，是否需要修正，是值得思考的。同时，某些特定领域的纠纷具有专业性，作为一般解决纠纷机制而言的诉讼会因缺乏解决这类纠纷的技术手段而倍感乏力。
因此，如何弥补诉讼机制本身在结构和功能上的缺陷，是社会解决纠纷系统建构和运行必须面临的问题。由此，现代法治国家还在诉讼制度之外，积极发展其他解决纠纷的手段，保留了若干传统的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形式，如和解、调解、仲裁等。
而仲裁作为一种为各国所普遍采用的典型的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具有自身的独特的性质和功能。仲裁是一种介于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之间的“社会救济”形式。这使得它在运作机理和功能上具有一些作为“公力救济”形式的诉讼所不具有的特征和优势。
二、仲裁的优势与特点
（一）仲裁的功能优势
从某种意义说，仲裁具有的功能就是对诉讼和调解局限性的克服。在仲裁中，当事人的自由被充分尊重但又严格限制。裁决的权威来自于仲裁庭的公正与法律的认可，其约束力又被深深植入当事人的内心信念。也就是说，道德的约束力与法律的强制力相互交融，由此使仲裁具有了“准司法”的性质。
（二）仲裁的特点
与诉讼相比，仲裁的特点在于灵活便捷、充分尊重意思自治，给予当事人充分的自治权的同时具有经济性、独立性、保密性、专业性、国际性等优点。这种优势正是各国定位仲裁与诉讼关系的基础。具体而言：
1.自愿性
仲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自愿性，即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我国仲裁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仲裁的发生必须以纠纷双方当事人立有仲裁协议为前提条件。仲裁协议是当事人双方同意将他们之间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书面文书，仲裁协议的涵义折射出仲裁协议的实质——当事人双方依据自己的独立意志，行使自己的处分权，自愿让渡一部分权利给第三人形成仲裁权，并承诺服从此种仲裁权且排斥国家干预的一种合意，具备“平等协商”与“一致同意”契约的特征。可见仲裁采取自愿原则，仲裁是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的，包括自愿决定采用仲裁方式解决争议，自愿决定解决争议的事项，选择仲裁机构等；当事人还有权在仲裁委员会提供的名册中选择其所信赖的人士来处理争议。涉外仲裁的当事人双方还可以自愿约定采用那些仲裁规则和适应的法律等等。因此，仲裁是最能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争议解决方式。
2.保密性
我国《仲裁法》第四十条规定：“仲裁不公开进行。”与诉讼相比，仲裁的开庭审理以不公开为原则，公开为例外，只要没有特别的规定或约定，仲裁的进行均不对外公开。此举可以防止泄露当事人不愿公开的专利、专有技术、商业秘密等，更为重要的是，仲裁从庭审到裁决结果的秘密性，使当事人的商业信誉不受影响，也使双方当事人在感情上容易接受，有利于日后继续生意上的往来。有关的仲裁法律和仲裁规则也同时规定了仲裁员及仲裁秘书人员的保密义务。因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贸易活动不会因仲裁活动而泄露。仲裁表现出极强的保密性。
3.专业性
民商事纠纷往往涉及特殊的知识领域，会遇到许多复杂的法律、经济贸易和有关的技术性问题，故专家裁判更能体现专业权威性。因此，由具有一定专业水平和能力的专家担任仲裁员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进行裁决是仲裁公正性的重要保障。根据中国仲裁法的规定，仲裁机构都备有分专业的，由专家组成的仲裁员名册供当事人进行选择，专家仲裁由此成为民商事仲裁的重要特点之一。
4.灵活便捷
与审判程序相比，仲裁程序显得更加灵活和简便。表现在：
其一，仲裁实施一裁终局制度。裁决一旦作出，就发生法律效力，并且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是不可以就同一纠纷再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法院的，仲裁也没有二审、再审等程序。因此，与诉讼相比，仲裁程序更加灵活，更具有弹性；
其二，程序灵活。由于仲裁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仲裁中的诸多具体程序都是由当事人协商确定与选择的，仲裁人可以同当事人约定具体程序，方便当事人
其三，便捷。由于程序的简便和没有上诉程序使得仲裁成为最快速、具有终局性的纠纷解扶方式，（调解在成立的情况下，更加便利和迅速，但不排除调解不成而导致的加倍延迟）。
5.具有法律效力
裁决具有法律效力。我国《仲裁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履行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可见，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一样，同样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严格履行。经济纠纷在仲裁庭主持下通过调解解决的，所制作的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涉外仲裁的裁决，只要被请求执行方所在国是《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的缔约国或是成员国，如果当事人向被执行人所在国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法院就得依其国内法予以强制执行。
6.经济性
仲裁的经济性主要表现在：时间上的快捷性使得仲裁所需费用相对减少；仲裁无需多审级收费，使得仲裁费往往低于诉讼费；仲裁的自愿性、保密性使当事人之间通常没有激烈的对抗，且商业秘密不必公之于世，对当事人之间今后的商业机会成本影响较小。
7.独立性
仲裁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仲裁机构之间也无隶属关系。在仲裁过程中，仲裁庭独立进行仲裁，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亦不受仲裁机构的干涉，显示出最大的独立性：
其一，仲裁是由仲裁庭独立进行的，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干涉仲裁庭；其二，仲裁委员会聘请的仲裁员都是公道正派的有名望的专家，由于经济纠纷多涉及特殊知识领域，由专家断案更有权威，而且仲裁中处于第三人地位，不是当事人的人，由其居中断案，更具公正性。
经济纠纷庭外调解流程篇10
近期,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该法将于2010年1月1日起施行。《仲裁法》的出台为解决目前大量存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提供了一个相对规范、统一的法律标准,对确保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至关重要。
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有哪些解决途径?
答:《仲裁法》明确了运用调解、仲裁双渠道化解纠纷的原则。一旦发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当事人和解、调解不成或者不愿和解、调解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但是,因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及其补偿发生的纠纷,不属于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受理范围,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诉讼等方式解决。
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应“调解当先”。法律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调解工作,帮助当事人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经调解达成协议的,村民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由双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经调解人员签名并加盖调解组织印章后生效。仲裁庭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也应当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
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受理范围包括哪些?
答:六种纠纷可申请调解和仲裁。一是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发生的纠纷;二是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流转发生的纠纷;三是因收回、调整承包地发生的纠纷;四是因确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的纠纷;五是因侵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的纠纷;六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
问: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由哪些人员组成?
答:应由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代表、有关人民团体代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代表和法律及经济等相关专业人员兼任组成,其中农民代表和法律、经济等相关专业人员不得少于组成人员的二分之一。
仲裁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从事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满五年;从事法律工作或者人民调解工作满五年;在当地威信较高,熟悉农村土地承包法律以及国家政策的居民。仲裁员有索贿受贿、、枉法裁决以及接受当事人请客送礼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其除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问:出现哪些情况,仲裁员必须回避?
答:仲裁员私自会见当事人、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人请客送礼的,必须回避。此外,仲裁员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人的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与本案当事人、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仲裁员也必须回避。当事人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其回避。当事人必须在首次开庭前提出回避申请,并说明理由。回避事由在首次开庭后知道的,可以在最后一次开庭终结前提出。
问:仲裁制度与司法制度的关系如何?
答:按照节约社会资源,发挥人民法院对仲裁监督作用的原则,《仲裁法》规定了仲裁制度与司法制度的关系: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允许向人民法院,而没有实行“一裁终局”;对当事人不履行生效裁决书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问:为什么说《仲裁法》符合广大农民的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