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经济性质篇1
［关键词］矛盾经济关系矛盾经济法
一、矛盾
（一）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并贯穿于事物的全过程，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矛盾，它是与某一具体的事物紧密相连的，因此矛盾又具有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二）矛盾的直接性与间接性
矛盾的直接性体现为矛盾的双方具有直接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矛盾的间接性则表现为矛盾双方的一方背后隐藏着一方与矛盾另一方的矛盾，在这一矛盾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时候，隐藏的一方与矛盾另一方的矛盾是间接存在的，当这一矛盾中的一方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时，隐藏的一方就会直接取代这一方而与矛盾另一方形成新的矛盾，我们把隐藏的这一方与矛盾另一方的矛盾称为间接矛盾。
图示如下：CaBD，a与B的矛盾后分别隐藏着C或D一方，
a与B的矛盾为直接矛盾，C与B或D与a的矛盾为间接矛盾。当a与B的矛盾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时，C与B或D与a的矛盾是隐藏的。当a方发生根本性变化时，C就会取代a的位置形成与B的矛盾就成为直接矛盾；当B方发生根本性变化时，D就会取代B的位置形成与a的矛盾就成为直接矛盾。由此可见，直接矛盾与间接矛盾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矛盾的直接性与间接性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矛盾的复杂性，是矛盾的普遍性的一种反映。
（三）矛盾的一维性与多维性
任一矛盾必然存在相互对立的两方，只有一方是不可能产生矛盾的，矛盾的这种双方的对立性的特征，我们称为矛盾的一维性。而在实际生活中，矛盾的一方并不只是一个主体，往往存在多个主体，矛盾的另一方常常与这几个主体同时对立，这就形成了矛盾的多维性。比如，矛盾的a方可同时与矛盾的另一方B、C、D、e等方对立，这样就构成了a、B，a、C，a、D，a、e等矛盾的多维矛盾。矛盾的一维性与多维性的理论同样揭示了矛盾的复杂性，也是矛盾普遍性的一种反映。
二、经济关系
（一）经济
1、经济的概念
迄今为止，对“经济”一词还没有人能做出有权威性与有实质内容性的解释。在西方国家，“economy”一词除指“经济”以外，还有“节约、节省”的意思；而在我国，经济一词则概念模糊，但更多的人认为是指“物质财富”。实质上，经济是以人类为视角而对对人类有用的物质的一种称谓，是动态物质与静态物质的总和。
2、物质、财富、财产、资产与经济
物质是与意识相对应的概念，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客观实在性是物质的本质属性。物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没有物质生活资料，人类是不可能生存与发展的。物质按形态来分，可分为有形物质与无形物质，有形物质是指人眼能看得到的物质；而无形物质是指人眼看不到而实际存在的物质。物质按状态来分，可分为动态物质与静态物质，动态物质反映物质的流转关系；静态物质反映物质的所有关系。
财富是以人类为视角而对对人类有用的物质的一种称谓，是物质的一部分。财富分为社会财富与个人财富，社会财富是指社会所拥有的对人类有用的物质，个人财富是指个人所拥有的对人类有用的物质。从状态上讲，财富一般指静态的物质。
财产只是指物质的一部分，它是与人身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摈弃附着在人身概念上的社会评价观念，人身实质上是一种物质。不过，由于要考虑其社会评价，人身是一种特殊的物质。
资产也是指物质的一部分，其本质是财产，由于人们将它投入到商业运营中企图要增值，因而称之为资产。资产强调物质的商业价值，强调物质的动态性。
经济是以人类为视角而对对人类有用的物质的一种称谓，是动态物质与静态物质的总和，是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总和，经济的发展意味着社会总的财富的增多。“财富”与“经济”两个概念非常相似，但它们是有区别的：第一，“财富”是宏观概念，不考虑物质的所有与流转的具体过程；“经济”是较微观的概念，是在物质的所有与流转的具体过程产生的。第二，财富指静态的物质；经济是动态物质与静态物质的结合。
综上所述，“经济”是位于“物质”概念之下位阶上的概念，它们不在同一位阶上；“财富”与“经济”是位于同一位阶上相似的概念；“财产、资产”则是位于“经济”概念之下的另一位阶上的概念，“民事”则称不上与物质有关。
（二）经济关系
1、经济活动
（1）经济活动、民事活动与物质活动
经济活动是人们从事物质的所有与流转活动，其实质是指民事活动。由于民事活动进行的也是物质的所有与流转活动，从这一层意义上讲，经济活动与民事活动是对物质的所有与流转活动的两种不同称谓。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对象是整个物质，目的则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经济活动并不只是经济的活动，而是指整个物质活动。民事含有“市民自己的事”的意义，强调的是“私事”、“不容他人侵犯”的意思，由于“民事”是从“事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所以“民事”不是物质；民事活动指物质的所有与流转活动，它才是一种物质活动，可见，民事与民事活动的含义是明显不同的。对于“经济”来说，“经济”本身就是物质，所以经济活动就是物质活动。所以，从字面含义上讲，经济活动的称谓比民事活动更能清晰地表述物质活动。
（2）经济活动的四个主体
人们在从事物质的所有与流转活动时，往往只注意“经济个人”和“经济组织”的利益而忽略“经济社会”与“自然界”这两个主体。其实，在人类从事的经济活动（或民事活动）中，一直存在四个主体，即经济社会、经济组织、经济个人与自然界。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拼命地从“经济社会”与“自然界”攫取对自己有用的物质财富，真所谓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人类在从事经济活动或民事活动时，由于“经济社会”与“自然界”这两个主体的巨大包容性，“经济组织、经济个人”与“经济社会”与“自然界”这两个主体的矛盾并未显现，受认识能力的限制，人们往往忽略“经济社会”与“自然界”这两个主体的存在。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组织、经济个人”与“经济社会”与“自然界”这两个主体的矛盾日益尖锐，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这两个主体的重要性，“经济社会”与“自然界”这两个主体的地位才得以确立。虽然直到现在，由于受传统理论与传统思维的限制，有些人仍然不承认这两个主体的存在，但它们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承认这两个主体应该只是时间的先后问题。
（2）经济活动的循环演进
人类的经济活动是一个循环演进的过程，如下图所示：
（图一）金字塔型（图二）气球型（图三）爆炸型
从上图可以看出，人类的经济活动的循环演进过程分三个部分：
1）经济活动的初期阶段（金字塔型阶段，如图一）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由于“经济社会”的稚嫩和“经济组织”的不完善、不发达，人类的经济活动更多地体现为“经济个人”与“自然界”的物质所有与流转关系。生产力低下的“经济个人”与不完善的“经济组织”为了自己的生存，不遗余力地向“自然界”（或“经济社会”）索取对自己有益的物质，同时，向“自然界”（或“经济社会”）抛洒自己不需要的物质，经济活动以“经济个人”为中心，“经济个人”的物质财富不断地增多，物质流动的总趋势是由“自然界”向“经济个人”流动（如图一）。在这一时期，由于物质主要还是集中在“自然界”，“自然界”具有一定的自净能力，又由于“经济社会”非常的不完善，基本上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经济社会”与“自然界”就表现出很大的包容性。在以“经济个人”为中心的物质活动中，正是由于这一包容性，使得“经济个人”与其他主体的矛盾关系虽然存在但并未显现，显现出来的只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所有与流转关系，也就是民事关系，民事关系在这一时期占住主导地位，调整民事关系的民法同时也大放异彩，并且得到不断完善与发展。此时的民法调整的只是“经济个人”在攫取“自然界”物质过程中而产生的一种无序状态，其目的是促使“经济个人”之间有序地掠夺“自然界”物质。由于人们并未发现这四个主体之间隐性存在的矛盾，矛盾经济法虽然隐性存在但并未显现并确立，所以，这个时期是民法的天下，民法在调整物质所有与流转过程中占住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经济活动的主要特点我们可归纳如下：
第一，“自然界”的物质充盈，“经济组织”与“经济社会”还很不完善，“经济个人”是最主要的经济主体。
第二，物质由“自然界”向“经济个人”运动，“经济个人”向其他主体输送对己无用的物质。由于“经济社会、经济组织”的稚嫩性，“自然界”的自净能力强，“经济个人”与其他主体之间的矛盾存在着但并未显现，各主体之间的矛盾往往被人们忽略，即便认识到也往往漠不关心，任其发展，或者企图用民法的扩大解释去解决这些矛盾。
第三，从事物质所有与流转的民事活动（或经济活动）较为活跃，民事关系占住绝对统治地位，调整民事关系的民法被人们奉为神灵，绝对崇拜，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民法的天下。
第四，这一过程大约需要几千年。
2）经济活动的繁荣阶段（气球型阶段，如图二）
随着“经济个人”财富的不断增加，经济的所有与流转的形式与方式日益复杂，“经济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为攫取更多的物质供自己使用，个人之间的联合越来越普遍，“经济组织”也就自然而然的建立与发展起来了，“经济组织”的勃兴使其在这一阶段占住主导地位。此时，物质不但继续由“自然界”向“经济个人”流动，“经济个人”的物质亦向“经济组织”流动，财富急剧向“经济组织”聚集，形成一种财富的倒金字塔型（如图二）。“经济社会”在这一时期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还处于完善阶段，常常受到“经济组织”带来的伤害。在“经济组织”面前，“经济个人”与“自然界”显得渺小与无奈，尤其是“自然界”，由于无人管理，更是在默默地承受着“经济组织”向其抛洒的有害物质对其的伤害，在痛苦地。虽然“经济个人”受到“经济组织”的压榨，但由于其同属人类范围，因而其所受伤害远小于“经济社会”与“自然界”。经济活动的结果使物质主要集中在人类社会的“经济组织”与“经济个人”之中，呈现出一种中间大两端小的气球形状（如图二）。此时，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各主体之间所隐藏的矛盾关系日益显现并暴露无遗，更多地体现在以“经济组织”为中心的矛盾关系，即“经济组织”与“自然界、经济社会、经济个人”之间的矛盾关系，“经济组织”之间的矛盾关系，当然，还有其他主体之间和主体内部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些矛盾关系形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网。由于这些矛盾关系不是物质的所有与流转关系，“经济个人”与“经济组织”并不会主动地去进行调整，调整民事关系即物质的所有与流转关系的民法在这个不同性质的关系面前亦无能为力。这些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附着在民事关系之上的矛盾关系或矛盾关系网，我们称之为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在这一时期显得特别突出，当然调整经济关系的经济法也就必不可少了。经济关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引发经济法的勃兴，矛盾经济法在这一阶段不但得到确立而且占住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经济活动的主要特点我们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物质急剧地由“自然界”向“经济个人”与“经济组织”转移，“经济个人”的财富也逐渐向“经济组织”转移，财富的积累呈倒金字塔型。此时，“经济社会”也逐步得到人们的重视，但还不完善，常常受到其他主体的伤害。“经济个人”与“经济组织”在经济活动中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物质积累呈中间膨胀的气球型。
第二，各种主体之间及主体内部之间在经济活动中的矛盾日益显现且有恶化的迹象。由于物质的吸取并不是按自然规律进行，各主体之间的财富积累比例极度失调，经济结构极度不合理，往往引发大规模的经济灾难。
第三，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不但被人们所重视，而且占住统治地位，经济关系逐渐取代民事关系。调整经济关系的经济法提升至特别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这一时期是经济法的天下。
第四，这一过程大约需要几千年。
3）经济活动的爆炸阶段（爆炸型阶段，如图三）
物质继续由“自然界”向“经济个人”与“经济组织”聚集，有害物质继续向“自然界”和“经济社会”倾倒，“自然界”已失去自净能力，“经济社会”由于不完善而不堪重负。此时，各主体之间的矛盾继续深化，经济关系日益多元化与复杂化，特别是“经济个人”“经济组织”与“经济社会”与“自然界”的矛盾关系不可调和。由于“经济组织”与“经济个人”财富的高度聚集，这两个主体也逐渐失去经济活力，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缓慢。在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的作用下，物质有向下移转的趋势。这时，生态灾难频发，社会危机加深，“经济组织”与“经济个人”失去活力，各主体之间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经济个人”与“经济组织”发生财富爆炸，其数目亦在急剧地减少，物质由“经济组织”与“经济个人”向“自然界”倾倒，物质回归“自然界”，这是人类的经济灾难，也是人类自身的灾难。这时，调整经济活动的民法与调整矛盾关系的经济法同时失去作用，这一时期我们称之为民法与经济法双失灵时期。这一时期经济活动的主要特点可归纳如下：
第一，“社会经济”主体来不及完善，其适应力不强，继续受到其他主体的冲击；“经济个人”与“经济社会”由于财富的极度增多而失去活力；“自然界”主体失去自净能力。积累在“经济个人”与“经济组织”中的物质“摇摇欲坠”，经济大厦将倾，在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双重作用下，经济灾难不可避免，人类遭受史无前例的经济大灾难，物质向“自然界”聚集，物质又重新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第二，各主体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生态恶化、经济危机、战争以及其他灾害接踵而至，经济关系的复杂性非人类难以想象与处理。
第三，调整民事关系的民法与调整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失去作用，处于双失灵状态。
第四，人类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活动的循环。
第五，这一过程大约需要一、二千年。
人类的经济活动是由金字塔型气球型爆炸型新的金字塔型的不断循环演进的过程。每一次循环使“经济社会”主体不断得到完善，通过多次的循环以后，在“经济社会”主体对其他主体达到可控的地步时，物质财富可适度地控制在人类手中，经济爆炸的到来就变得更为缓慢，人类经济灾难的次数与频率变得更小，但是，经济灾难不可避免。
2、经济关系的概念
从上述经济活动的循环演进可以归纳出经济关系的概念为：经济关系是在经济活动（或民事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存在于民事关系基础之上的矛盾关系。要准确理解这一概念，我们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经济关系是矛盾关系，是在物质的所有与流转过程中所存在的矛盾关系，是物质关系的一种。它与民事关系同时存在，共同构成物质关系。
（2）经济关系不是经济活动中所存在的物质所有与流转关系，而是在物质所有与流转中所存在的矛盾关系，物质所有与流转关系是民事关系不是经济关系，民事关系和经济关系共同存在于人类的经济活动过程中。
（3）经济关系不是经济的关系，也不是经济运行的关系，而是在物质的所有与流转（或者说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矛盾关系，将经济关系理解为经济运行关系是非常错误的，经济运行关系是民事关系。
（4）经济关系与民事关系最根本的区别是，经济关系是矛盾关系，民事关系不是矛盾关系。因此，民事关系在物质的所有与流转过程中遵循自由、平等的价值观；而经济关系在人们处理矛盾关系时则遵循公平、和谐的价值观。
3、经济关系的特征
（1）矛盾性
由于经济关系本身就是矛盾关系，因此，矛盾性是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从经济活动的循环演进的三个过程来看，经济关系的矛盾性也有三个循环过程：
第一，在经济活动的初期阶段，由于“经济社会”与“经济组织”很不完善，因此，经济关系主要存在于“经济个人”与“自然界”之间。又由于“自然界”的巨大的包容性，此时经济关系存在但不为人认识或即使认识到但不为人们所重视，经济关系的矛盾性并没有显现。
第二，在经济活动的繁荣阶段，经济关系特别突出，经济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呈现复杂化的趋势，经济关系的矛盾性非常明显且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并且以经济法予以调整。
第三，经济关系变得不可调和，矛盾性非常尖锐。在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的作用下，经济关系趋于崩溃，经济关系向另一循环方向发展。
第四，随着经济关系的崩溃，经济关系在另一循环路径上又隐性存在，开始了另一轮的经济关系的循环。
（2）关联性
前文所述，矛盾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有直接矛盾与间接矛盾；矛盾具有一维性与多维性的特点，因此，具有矛盾性的经济关系也具有普遍性，各个主体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的矛盾关系。经济关系的关联性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关系普遍存在于物质的所有与流转活动中，存在于经济社会、经济组织、经济个人与自然界四个主体及各主体内部之间。
第二，这四个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间接性与直接性特点，也就是说，在这四个主体之间的任意两个主体之间除存在直接的经济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与其他两主体之间间接的经济关系。
第三，这四个主体中的任一主体可同时与其他主体存在有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具有多维性的特点。
（3）矛盾性与关联性的关系
在经济关系中，矛盾性与关联性是同时存在的两个特征。矛盾性是关联性存在的前提与基础，关联性是矛盾性的体现。由此可见，矛盾性是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
（三）经济关系、民事关系与物质关系
物质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的所有与流转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
物质关系按状态来分，可分为静态的物质关系与动态的物质关系。动态的物质关系是最本质的物质关系，静态的物质关系只是物质关系的一种特殊形态，因此，物质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动态的物质关系即物质的流转关系与矛盾关系；静态的物质关系则表现为物质所有关系与矛盾关系。
物质关系按在物质的所有与流转过程中是否需要分析矛盾性来分，可将物质关系分为经济关系与民事关系。民事关系是物质所有与流转关系，一般与其他事物没有关联性，所以不分析该种关系是否具有矛盾性。可以这样说，民事关系是一方不容他人侵犯的物质所有关系或双方各取所需的一种物质流转关系，不分析或不必要分析其矛盾性。比如，在一菜市场，一时髦女郎手拿着大把的钞票，急于想买一只大母鸡给久别重逢的男朋友炖汤喝补补身子；而此时，菜市场中的另一位老大妈则手捧一只大母鸡，希望早点卖掉好给自己的孙子凑足学费。两人一见面就马上达成协议，买卖双方是各取所需，其他人也没有权利来阻止这一买卖，也就是说，这一买卖与其他方没有关联关系，这一物质流转关系就是民事关系。经济关系是，在物质所有与流转过程中，由于与其他事物具有关联性，因而需要分析其是否具有矛盾性而形成的一种物质关系。再如上例，菜市场中的另一位老大爷也手捧一只大母鸡，急于卖掉而挽救自己唯一的生命垂危的孙子的生命，在这里就出现了矛盾，即该时髦女郎到底该买谁的大母鸡呢？时髦女郎与老大妈之间的买卖关系和时髦女郎与老大爷之间的买卖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就是经济关系。按照矛盾经济法的调整方法，该时髦女郎只能依据矛盾经济法去购买老大爷的大母鸡以挽救其孙子的生命，而不能依据民法自由选择。
民事关系是一种物质关系，是民法所调整的对象；经济关系也是一种物质关系，是矛盾经济法调整的对象。
（四）经济关系与民事关系、宪法关系、行政关系、刑事关系的简要比较
1、经济关系与民事关系是人类最基础的物质关系，强调私人性与国家的非干预性；宪法关系、行政关系、刑事关系是政治或社会关系，强调国家的暴力性。宪法关系、行政关系、刑事关系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对于经济关系与民事关系而言，即使国家消亡了，这两种关系依然存在，它们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不存在没有经济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社会。
2、经济关系与民事关系是在物质所有与流转过程中所存在的两种不同的物质关系。在经济运行中，存在物质的所有与流转关系（即民事关系）和矛盾关系（即经济关系）。民事关系是经济关系的基础，经济关系反过来促进民事关系的完善与发展。
三、经济法
（一）经济法的概念
只要我们清楚了什么是经济关系，那么，要给经济法下个定义就非常简单了。“经济法是国家为调整经济关系而制定的法律规范”，“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规的总称”，或者说，“经济法是调整国民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单地讲，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完整地讲，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社会、经济组织、经济个人与自然界之间以及它们内部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要准确地掌握经济法的概念，我们主要要掌握以下几点：
1、经济法的主体（或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有四个，即经济社会、经济组织、经济个人与自然界。“经济社会”由社会经济、社会人与经济社会服务三部分组成，社会经济含有物与地区经济两要素，物是指公共财富，包括公共财产、公共社会利益、公共的基础设施，地区经济是指各个不同地域的经济，社会人是指不特定的多数人的总称，经济社会服务是经济社会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指为协调各经济法主体之间及其内部之间的经济关系而提供的服务，起“经济裁判员”的作用，服务的手段与方式有协调（计划、规划，调控、指导、引导、预警）、管理（核准、登记、奖惩、监管、信息统计与）、参与，其中，管理是基础，协调是根本，管理与协调为常态，参与是偶然；“经济组织”是指企业、公司及其他非法人经济组织，从纵向来看，是指由各个行业所组成的有机统一体，各行业包括生产、流通、消费三环节，从横向看，是指生产、流通、消费、服务四行业；“经济个人”是指不特定的多数人；“自然界”是指除人类或人类社会以外的物质部分。
2、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经济关系。经济法调整的不是经济，也不是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的物质所有与流转关系，而是经济活动中的矛盾关系，即经济关系。将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物质所有与流转关系理解为经济关系是非常错误的。在经济运行中，我们要运用经济法去协调经济关系，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而不是去协调经济（协调经济是民法的任务）。
3、经济关系不但存在于上述四个主体之间，还存在于各个主体内部之间。比如，经济组织之间也有经济关系。
（二）经济法的本质
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经济关系是矛盾关系，因此，经济法实质是调整矛盾关系的法律，经济法的本质是矛盾经济法。经济关系即矛盾关系贯穿于经济法的各个方面，是经济法之所以能存在的主要依据，也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因此说，经济法就是矛盾经济法。
（三）有关经济法本质理论流派的分析
与国外相比，我国经济法本质理论的研究较晚，但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我国，由于经济法本质理论并未成型且没有统一，因而产生了许多有关经济法本质理论的流派。这些传统经济法理论，有些初具规模，但研究陷于尴尬的局面；有些经过实践的检验是错误的，已经灭迹；有些还在所谓的“创新”，并未成型。虽然流派众多，但比较成型的且继续存在的有关经济法本质的理论学派，我们可以概括为：“南李北杨中多俊”。
1、“南李”学派，即以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李昌麒为代表的干预经济法理论学派。该派认为，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经济法的实质是干预经济，因此，经济法的本质是干预经济法。他们认为，“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调整对象分为下述四个部分：（1）微观经济调控关系，其中又包括国家对经济组织的调控关系及经济组织内部的调控关系；（2）市场调控关系；（3）宏观经济调控关系；（4）社会分配关系。在“二战”前后，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取而代之的是凯恩斯的干预经济学理论得到了各国的重视，各国纷纷采取干预经济的措施去应对经济危机并取得了一些成效。随着凯恩斯的干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干预经济法理论也得到了各国法学家的重视与研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理论成果。我国的干预经济法理论可以说是从国外借鉴而来的，它在我国的经济法本质理论研究中具有奠基性的历史意义，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成绩斐然，丰富了我国的经济法本质理论体系，有力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这一理论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第一，没有明确地指出经济法的主体。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主体必须明确具体，否则，主体不明，法律又如何去调整？没有了对象，就像拳击运动员放“空拳”。矛盾经济法就很明确地指出经济法的主体有四个，即经济社会、经济组织、经济个人与自然界。
第二，没有正确地说明国家为什么要去干预经济。由于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经济关系，所以就错误地认为，国家干预经济是因为市场机制不起作用，但是又没有解释为什么市场机制不起作用。矛盾经济法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由于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关系，所以需要国家去协调，去干预；在矛盾关系（即经济关系）存在的地方，市场机制是不起作用、起延后作用或破坏性作用。
第三，对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范围语焉不详。依李昌麒教授的说法，不很明确地指出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范围，是为了给经济法的研究留下余地，显然这充分体现了教授严谨治学的可贵精神，令人钦佩。但是，经济关系的范围不详给经济法的研究带来困难，有些人就认为这些经济关系应该由国家干预，有些人却认为那些经济关系应该由国家干预，到最后变成了，到底有哪些经济关系应该由国家干预令人迷惑不解，这样显然会带来理论纷争。矛盾经济法很明确地指出了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的范围，即经济法调整经济社会、经济组织、经济个人与自然界之间以及它们内部之间的经济关系。
第四，错误地将“经济关系”理解为“物质的所有与流转关系”，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误认为是民事关系，这也是其他所有的关于经济法本质理论的通病。经济关系是矛盾关系，物质的所有与流转关系是民事关系。将经济关系等同于民事关系，不但搞错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使经济法的研究误入歧途，而且使经济关系与民事关系纠缠不清，造成民法与经济法的不必要的缠斗，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因素恐怕也是造成经济法至今不为社会所重视，同时又走不出经济法理论研究困局的最根本的原因。
第五，没有认识到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关系，当然也就认识不到经济关系的实质，只是一味地设想国家去干预经济。
2、“北杨”学派，即以北京大学教授杨紫煊为代表的协调经济法理论学派。该派认为，经济法是国家协调经济的法律，经济法的实质是协调经济，因此，经济法的本质是协调经济法。他们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同时还认为，经济协调关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企业组织管理关系；（2）市场经济关系；（3）宏观经济调控关系；（4）社会经济保障关系。该派继承与发扬了干预经济法的有关理论，是与干预经济法并存的一种理论学派，但它创造性地从“协调”的视角去分析经济法，是对传统理论的突破，具有理论创新性，在经济法本质理论体系中书写着自己光辉的一页。至于协调经济法是否也是从国外借鉴而来，笔者没有去考究。协调经济法隐约地觉察到矛盾关系的存在，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只是没有敏锐的指出这些矛盾关系就是经济关系，甚为可惜。由于未能跳出传统思维的桎梏，该派理论仍然有其明显的缺陷：
第一，没有明确地指出经济法的主体。
第二，没有指出协调的真正原因。与干预经济法一样，由于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经济关系，所以就错误地认为，国家协调经济是因为市场机制不起作用，但是又没有解释为什么市场机制不起作用。
第三，对需要由国家协调的经济关系的范围语焉不详。
第四，与干预经济法一样，仍然错误地将“经济关系”理解为“物质的所有与流转关系”，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误认为是民事关系。
第五，隐约地觉察到矛盾关系的存在，这是该学派最有亮点的地方，也是所有的流派中最接近矛盾经济法的唯一学派。但是，令人扼腕的是，该派没有继续地去深入研究，从而将这些矛盾关系确定为经济关系。
3、“中多俊”学派，即以武汉大学教授漆多俊为代表的调节经济法理论学派。该派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经济的法律，经济法的实质是调节经济，因此，经济法的本质是调节经济法。他们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以保障国家调节，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现代国家调节社会经济采用了三种基本方式，即：（1）国家以强制方式反垄断和限制竞争及反不正当竞争，以排除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障碍；（2）国家以参与方式直接投资经营；（3）国家以促导方式对社会经济实行宏观调控。为了规范和保障这三种国家调节，需要制定和实施三个方面的法律，即：（1）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合称竞争法）；（2）国家投资经营法；（3）国家宏观调控法。这就是学界人士所称漆先生的“三大块”或“三分法”。漆教授首先是用实证方法，在总结一个世纪以来各国国家调节的实际作法基础上提出的，后来又从理性上深入分析市场、调节机制与法律的同步演变规律，论述了市场存在三缺陷、国家调节三方式、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的法律即经济法体系的三构成，从而使得该学派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信服力。调节经济法理论立论新颖独到，强调了国家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调节作用，认为经济法是公法，在经济法理论界有强大的号召力，并给政府调节经济提供了许多的理论支持与理论参考。但是，与同上述两派一样，仍然存在其固有的弊端，由于与上述基本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四、矛盾经济法的重大历史意义
（一）矛盾经济法理论是揭示经济法本质的唯一正确的理论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没有任何人任何学派能敏锐地认识到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关系就是经济关系，他们总是错误地将经济关系理解为物质的所有与流转关系。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所以很难产生矛盾经济法本质理论；只有在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的大陆法系才可能产生矛盾经济法。其实，物质的所有与流转过程中的矛盾关系早已存在，只是并未为人觉察与重视，待到这些矛盾关系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引发经济危机时，人们才予以重视与研究。但是，没有人能将这些矛盾关系归结为经济关系而用经济法予以调整，总是想方设法地用民法（或者传统的经济法）去调整，而这些矛盾关系与民法（或者传统的经济法）的宗旨相悖，结果是调整得不伦不类。只有将这些矛盾关系（也就是经济关系）用经济法来调整，才能真正促进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才能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由此可见，传统经济法并未揭示出经济法的实质，经济关系明明存在但却无“法”调整或者是“法”（即民法或者传统的经济法）乱调整；只有矛盾经济法才揭示出经济法的实质，使这些矛盾关系（即经济关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并且得到正确调整。因此，矛盾经济法是揭示经济法本质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是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发现。
（二）矛盾经济法为经济法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指明了经济法发展的正确方向
1、矛盾经济法的主体体系非常丰富，要完善该体系需要大量的理论研究。比如，“经济组织”这个主体，它就不是单一的主体，包括公司、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从纵向考虑，它就包括产业、行业两类；从横向考虑，包括生产、流通、消费行业。另外，还有行业与产业的分类，“经济社会”与“自然界”两类主体的问题等等，这些都需要做仔细深入的研究。
2、矛盾经济法中的矛盾关系（即经济关系）网非常复杂。由于矛盾的直接性与间接性，矛盾的一维性与多维性，这些关系错综复杂，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发现已有的经济关系。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会出现新的经济关系，更需要我们去发现并加以解决。因此，理清经济关系网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
3、矛盾经济法中调整方法具有多样性。如管理法、协调法、调节法等等，这些都需要理论研究。
4、还有，矛盾经济法的地位、价值、研究方法、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律责任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急需解决，需要大量的人员去研究。
5、矛盾经济法终结了传统经济法理论的研究，因为这些理论都没有揭示出经济法的本质，再研究下去既没有必要也毫无价值。同时，矛盾经济法也终结了传统经济法理论之间的纷争，净化了经济法研究的理论环境，并且指明矛盾经济法理论是唯一正确揭示出经济法本质的理论，集中全部的力量去研究矛盾经济法才是我们睿智的选择，矛盾经济法是经济法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
（三）矛盾经济法宣告民法时代的终结，经济法时代的到来
1、民法的贡献、无奈与罪恶
毋庸讳言，在经济活动的早期，扛着“自由、平等、人权”旗号的民法在促进财富由“自然界”向“经济个人”移转具有重大的保障作用。谁限制人们向“自然界”索取物质，谁就违反民法，谁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在这一时期，经济关系并未显现，人们眼里看到的只有大量的民事关系，调整民事关系的民法可以保障人们有序地向“自然界”攫取物质而不至于发生冲突，民法的作用也关键在于此。可以说，民法是有力地促使了“经济个人”的财富积累，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民法的价值理念与经济关系的本质是南辕北辙的，民法强调的是“自由”，经济法则强调“公平”。因此，在民法看来是违法的，而在经济法看来，不但不违法而且非常合法。比如，甲、乙、丙等数人去分一个蛋糕（就像自然界），如果它是无限大的，那么，民法的作用就是，甲去分蛋糕时，甲是自由、平等的，乙、丙等数人不得阻碍其去瓜分，否则就是违反民法，这里强调的是自由、平等。但是，如果这个蛋糕不是无限大的，那么，甲去分蛋糕时，甲就不是自由的，他的份额的多少与其他人就发生冲突，存在矛盾关系，这就需要大家一起协调，待确定各自的份额后再去分享。这时，阻止甲去自由地分割蛋糕不但不违法，而且非常合“法”，这个法就是经济法，在这里，经济法强调的是公平。由于民法与经济法的价值理念根本不同，因此，用民法去调整经济关系（即矛盾关系）不但滑稽可笑，而且根本无法调整，从而使矛盾越积越深，引发经济危机。用民法去调整经济关系显示出民法的无奈；而引发经济危机则彰显民法的罪恶。
2、民法时代的终结，经济法时代的到来
在现在看来，将“自然界”想象成不可穷尽是荒诞可笑的。事实与现实证明，自然界是有限的，这一点就直接宣判了民法的“死刑”，迎来了经济法的春天。因为经济法总是将“自然界”作为有限量考虑，从而去探求其中的矛盾关系（即经济关系），矛盾经济法是正确认识事物本质的理论，是符合时展潮流的理论，随着人们认识的加深，经济法时代的到来不可避免，特别是矛盾经济法的建立，正式宣告了这一时代的到来。从此，有些关系无“法”调整、无“法”可依、“法”乱调整的现象不复存在。比如，前几年的肉猪生产过剩，与猪肉的消费严重脱节，产生了很大的矛盾。民法是无法调整的，你没有权利去要求别人不去养猪，养猪是自由的；行政法也无法调整，因为政府没有权力去干涉人们的养猪自由，否则是侵犯人权；更不用说刑法了，你总不能将要养猪的人判处死刑吧。这样看来，这个矛盾关系（或经济关系）显然无“法”调整、无“法”可依。后来，政府去干预，若是依据行政法，显然没有法律依据，明显的无“法”可依。政府本来是好意，因为干预却背负了一个“干涉自由”的骂名，冤枉也哉！如果确认了矛盾经济法，那么这种现象明显是经济法的范畴，可直接依据经济法去协调猪肉的生产与消费的活动，政府有权利（而非权力）去调整，不会出现无“法”调整、无“法”可依、“法”乱调整的现象。
（四）矛盾经济法清晰地界定了经济法是私法而不是公法
按照乌尔比安的说法，法律分为私法与公法，私法是调整私人利益的法律；公法是调整公共利益的法律。而现在的法律，不管是哪部法律，这两种利益均同时存在，因此，将某部法律明确的划分为私法或公法已经非常困难。就像私法性质很浓的民法，它也有调整公共利益的规范，同时民法也是运用国家的权力去保证其实施，很难讲民法就是纯粹的私法。笔者认为，划分公私法的根本目的应该是是否有“权力”的干涉，因此划分标准应该是“权力”还是“权利”。以“公权力”为核心的法是公法；以“权利”为核心的法就是“私法”。这样，以“公权力”为核心的行政法、刑法就是公法；以“权利”为核心的经济法、民法、商法就是私法。矛盾经济法只是赋予各主体的权利而不是权力，国家或政府应该按照经济法规定的权利去协调，如果没有这个权利，任何主体均可拒绝。国家或政府只是“经济社会”或“自然界”的机构，履行的是经济法赋予的权利与义务。在矛盾经济法眼里，没有权力，只有权利；没有无限制的绝对权利，也没有无限制的绝对义务，一切权利与义务都按照协调的方法赋予。在矛盾经济法眼里，国家或政府从来就没有权力去干预经济，只有权利去协调或调节经济。在矛盾经济法眼里，国家或政府去协调或调节经济不但是权利而且还是义务。比如，在发生汶川大地震时，政府有权利去投入资金进行恢复重建，同时这也是一种义务，否则就要追究政府的责任；再比如，在一个冰雪封闭的地区，这里的唯一的一个粮食供应商突然宣布一个惊人的消息：由于心情不好，暂停营业。在民法家眼里，这是无可奈何的，也是允许的；但在矛盾经济法眼里，这是一种违法行为，因为他的这一行为与其他几十户人家的生死发生矛盾，如果不供应粮食，这些人将会被活活饿死。因此，按照矛盾经济法，供应粮食不只是该人的权利，同时也是义务，违反这一义务就要追究经济责任，依据矛盾经济法，该人必须营业。可见，矛盾经济法是一部围绕“权利”与“义务”的法律，是以“权利”为核心的法律，因而是地地道道的私法。
（五）矛盾经济法清晰地划定了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界限，明确提出经济法是一部重要的部门法
矛盾经济法是以在物质的所有与流转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律，其他法律均不调整这种关系，这是矛盾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最根本区别，也是矛盾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的最主要依据。
（六）矛盾经济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会有物质的所有与流转活动，那么，矛盾经济法就会存在。可以说，矛盾经济法与人类共存亡，而宪法、行政法、刑法及其他法律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因此，矛盾经济法比其他任何法律更具强大生命力。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矛盾经济法也是与时俱进的，这也支撑了矛盾经济法的强大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高程德．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
[2]唐国栋．中国经济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3]杨紫煊、徐杰主编．经济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1），1996（2）．
[4]杨紫煊．经济法调整对象新探，经济法制[J]，1994（2）．
[5]杨紫煊．论新经济法体系，中外法学[J]，1995（1）．
[6]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1），1996（2）．
[7]漆多俊．经济法学[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8]李昌麒．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律观念的更新，现代法学[J]，1994（1）．
[9]李昌麒．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10]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个体经济性质篇2
關键词：经济增长质量；道德基础；内涵；原则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1-032-05
质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不仅要關注经济增长的源泉、动力，而且还必须關注经济增长的后果、前景及其持续性。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4日至16日在大连召开，關注增长质量成为千余位参会的经济学家、企业家热议的论题。从理论上来看，经济增长质量分析的内容有两个：一是对经济增长的优劣程度进行价值判断；二是提出经济增长在数量提高的基础上如何提高质量。这两个方面都涉及价值判断，由此可见，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的目的在于追求更加有道德的经济增长，其研究方法是一种规范分析方法。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导致经济主体不同的行为特征以及不同的交易成本，从而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为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必须要重视经济道德基础的构建，重视经济增长价值判断的建立。
一、道德基础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
道德基础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是推动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精神动力。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具有重要的影响。
1.道德基础能够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道德基础能够为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中的经济主体提供激励和约束，正如诺斯所说：“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的小部分，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习惯、伦理等非正式规则来约束的。”道德基础在客观上也是作为一种无形的经济构成要素而存在的。这种隐形的经济构成要素通过为经济活动提供理念支持、精神动力、营造良好环境，来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
经济活动效率受制于具体的经济制度，而一种经济制度的建构总是在一定的伦理价值理念的支配下完成的，道德基础作为社会的主流伦理价值对经济制度的构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积极的道德基础有利于构建合理的制度结构，有效的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增长。道德基础通过激励为经济主体的风险性经济行为提供精神动力，“开拓”、“进取”、“奋进”等伦理精神对经济主体的开拓性经济行为给予激励，在承担高风险的条件下依然勇于前进，即使经济主体的风险性经济行为遭遇到经济上的失败，经济伦理也能够使他获得精神上的补偿，这种效应就能够引导更多的人进行理性的风险投入，从而为个人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实现创造条件，促进社会创新、经济发展。道德基础通过协调，为营造良性竞争环境提供基础。只有在良性竞争的环境中，经济主体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法律以外规范竞争环境的主要因素即为道德基础，它以确认经济主体的人格平等为前提，充分肯定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虽然市场竞争的道德基础承认经济主体之间竞争能力上的差别，并把竞争中的胜利与失败看成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但它坚决反对把竞争优势上升为人格优势，并且反对以各种不正当手段确立的竞争优势。在倡导正当竞争的同时，它提倡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致力于协调竞争關系的结果，从而使经济压力转化成为经济动力，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2.道德基础能够促进自利行为公益化，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道德基础体现了经济主体的社会性，直接服务于社会功利目标，肯定道德基础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就是肯定经济主体的社会责任与经济责任的统一。德国经济伦理学家卡尔·霍曼认为，从道德上规范现代经济生活的重点在于设计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中，所有经济主体都能履行其道德义务。只有这样个人良心才可抵消体制失灵，最终保证道德标准高的经济主体的利益实现。这表明，认同并开发道德基础的价值对体现社会公平的特殊意义，强调经济主体向其他社会主体的利益延伸。虽然自利行为公益化有时候会使经济主体的利益有所减少，但从长期来看，却促进了其利益的增加。
自利行为过程的公益化，是指经济主体的利己的实现过程也是利他的实现过程，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决定了个人利益的取得只能在与他人的双边關系中实现。作为对等的经济主体，双方的利益在交换过程中的顺利表达，要求每一方在取得利益的同时必须要有等价的付出，也就是说自利行为必须要以利他为前提，由于与特定经济主体发生交换關系的对象是多元化的，因此利他便形成了公益。如果一种经济行为过程只表现出利己性而无法达到公益化，则在经济上违反了等价交换原则，在道义上也陷入利己主义，也就是道德基础所反对的。相应的，结果的公益化，是指经济主体利己行为所带来的既得利益，必须同时作为社会化公益而存在，体现出对于社会和他人的有用性。道德基础要求经济主体从两方面做出努力实现利己行为的公益化：一方面，通过税收使一部分经济利益的所有权发生改变，由特定的经济主体所有转化为社会公有，以财政收入为形式，以社会公共福利最大化为归宿；另一方面，通过投资使税后的经济利益以新的形式产生效益，这种效益对于经济主体意味着更多的个人利益，对于社会则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多的税收，公益性得以实现，道德基础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由此表现出来。
3.道德基础促进“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内在统一，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经济增长使社会文化充斥了经济利益，商业文化、企业文化等虽然也包含着文化的品味，但文化的深层内涵却被明显的物质化了，文化成为了服务于经济利益的工具。马克思在揭示市场交换的文化危害时就指出：“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虽然在现实经济发展中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冲突，但在道德基础的作用下，这种冲突能够得到有效的化解，道德基础能够帮助将物化的文化人性化，实现道德基础的文化价值。
合理健康的道德基础有助于塑造公平、诚信的社会经济交往环境，有助于维护正当的财产权、契约關系和交换活动，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道德基础可以通过倡导经济活动中的人文意识，淡化经济文化的物性特质，增强经济活动中的人文情怀，从而缩小物性文化与人性文化之间的差距。虽然经济文化的物性特质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可以融入到现实的人文情境之中，使物性的经济文化以人性的文化特征来表现。道德基础可以控制经济文化中的唯利主义，阻止经济文化的物性特质过分膨胀，最终把经济文化定位在符合人性的基础上。现代道德基础在肯定经济主体的自利权利时，特别将互利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凸现出来，对“互利”的认同，实质上是对其他主体权利的确认，在人格意义上体现着对其他主体价值的肯定，尽管这是一个经济领域的文化概念，其人性特征却很鲜明，由于有了人性作为纽带，经济文化与人性文化的沟通就成为可能，人们将不会感到经济文化与人性文化的巨大反差。这对于促进“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内在统一，对整体的社会风气的改善具有很大的好处，有利于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二、经济增长质量道德基础构建的目标
我们不仅需要经济增长，而且还要追求有道德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不纯粹是物质财富的累积，同时还包括增长主体道德水准的提升。道德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经济增长质量呼唤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基础。经济增长质量道德基础构建的目标包括以下方面：
1.在经济增长中理性求利
经济主体对利益的追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是市场发挥作用的表现方式，经济增长质量鼓励经济主体理性求利，正当的追求自身利益。经济增长质量是在单纯追求经济数量增长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增长模式，经济增长要求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理性求利的道德准则下，社会合理运转，经济增长与道德优化合二为一。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合理的道德约束，违背了理性求利的道德准则，就会出现损害经济持续增长的现象，诚信缺失和享乐主义都是由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对财富的追逐偏离了理性求利的道德准则。理性求利要求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坚持公平竞争、诚实守信，坚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一致，将个人或者团体自身的发展建立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强调自身利益的获取是一种积极的财富创造过程，主张自身利益的获取与社会发展相一致。
2.在经济增长中理性消费
正确而合理的生产、消费行为与理念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因素，合理的道德观可以为生产与消费的合理安排提供价值判断，经济增长质量提倡理性消费，既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反对奢侈浪费，又提倡合理消费。勤俭节约是中国传统经济伦理中的核心原则之一，适度消费、崇尚节俭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本积累，促进社会扩大再生产，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而经济增长的效益扩散，又使失业问题、社会福利问题、资源环境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对消费的过分压抑，不仅不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不利于社会资本的循环，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需求因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当前我国出口增长遇到越来越多问题的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消费的增长，但是在实现消费增长的过程中要以合理消费作为道德准则。经济增长质量要求与之适应的理性消费的道德准则，做好生产与消费的合理安排，促进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3.在经济增长中承担社会责任
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弱化，导致个体对国家集体的社会责任缺失，人类的同情心正在逐渐泯灭，相互间的感情共鸣被物质利益替代，造成了无情的经济增长。事实上，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结合，经济规律与道德基础共同引导着社会的协调发展，人类的感情共鸣使个体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显示出感性的一面，使社会充满温情，遭遇不幸的个体得到公众的同情，遇到困难的个体在他人的帮助下渡过难關，社会、国家面对危难时，大家都勇于承担责任，各尽所能，贡献自己的力量。经济增长质量呼唤有情的社会责任，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肩负起自己的责任，都充分发挥人性中的同情心，培养起高度的责任感，就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4.在经济增长中维护社会基础的稳固
家庭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方式，婚姻道德是家庭美德的组成部分。婚姻道德不仅關系到家庭美德建设的成败，而且關系到社会基础单元的稳固，是關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增长，传统的婚姻家庭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经济因素威胁着稳定的家庭结构，外界的诱惑使婚姻關系面临越来越大的崩溃危险。但是家庭的重组为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社会稳定性降低、子女心理健康面临负面影响、经济发展的基础不稳固、社会风气败坏、人伦观念丧失。因此，经济增长质量要求经济增长包容家庭婚姻道德基础的发展，提倡和谐稳定的婚姻關系，一旦步入婚姻，双方应当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道德义务，共同构建和睦的家庭，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珍惜、爱护子女，保持长久的婚姻關系，通过道德基础信念抵制家庭外的诱惑，实现家庭婚姻關系的稳定。“齐家”是社会发展的關键因素，在法律规范之外，家庭婚姻道德基础是约束家庭成员的重要因素，只有实现社会婚姻道德基础的提升才能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济增长质量。
三、经济增长质量道德基础构建的价值判断
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为了保证契约的公正性，以及市场竞争中的公平与效率，除了要有完备的法律外，还要有道德的支持。道德价值观和价值判断作为一种文化维度，意味着不同目标导向将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产生影响。因此，从道德意义上来看，经济增长质量道德基础构建的价值判断应该包括以下方面：
1.经济增长与伦理道德建设的和谐统一
经济增长依赖于效率的提高，又普遍地服务于人类的美好生活。（1）经济增长必须坚持改善民生的逻辑导向。既要促进经济数量的高速增长，又要改善民生，使经济增长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发展为最高目标；（2）经济增长应该围绕人的发展。经济增长是手段，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发展是目的，经济增长应该围绕人的发展，服务于人的美好生活；（3）以遵循规律性与伦理至善目标相统一的价值判断来衡量经济增长质量。把物质原则与人的发展原则相结合，考察经济增长质量的各个方面。在经济增长中既要自觉运用经济规律、市场规律、资源配置规律来促进经济增长的繁荣，又要从伦理至善原则出发，经济增长还要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社会秩序结构、精神文化、守法程序、生活方式，体现出伦理至善的总目标。
2.经济增长的结果必须惠及到大多数劳动者
在经济增长中，不仅要提高经济增长的数量，而且在数量增长的基础上，要使经济增长的结果能够惠及到大多数劳动者。一方面改善大多数劳动者的生活福利，另一方面使劳动者的收益与其劳动付出程度相關，从而激励全社会从事生产性活动。（1）在经济增长中不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到更多的劳动者，使大多数人的社会福利得到显著改善。国民收入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中进行分配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提高。（2）劳动者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所得份额越大，社会分配越均等、公平。反之，则相反。
3.在经济增长中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经济增长质量需要在经济增长和福利增进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要避免强调经济增长忽视福利增长。（1）随着经济增长，绝对贫困要逐步得到解决。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应该降低贫困发生率，使绝对贫困逐步得到解决，但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够自动减少贫困。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政策要改善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确保贫困人口普遍受益，使穷人与其他社会阶层一道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2）随着经济增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要逐步加强。基本公共服务除了与人类发展具有直接關联外，还有许多间接途径促进人类发展。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将在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中发挥核心作用。一方面，健康和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替代物质资源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经济增长对物质资源投入的依赖。另一方面，公共服务供给中基本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同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将改善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合理配置劳动资源。
4.经济增长使人的发展条件得到改善
“总产量达到一定水平后，立法者和慈善家就无需再那么關心绝对产量的增加与否，此时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分享总产量的人数相对来说应该有所增加。”“如果人民大众从人口或任何其他东西的增长中得不到丝毫好处的话，则这种增长也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如果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被更多的人分享，就违背了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道德原则，因而这种增长是毫无意义的，同时也是反伦理的。（1）经济增长本身不是人的最终目的，它只是人类到达理想境界，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的一个手段，人的发展依赖于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归根到底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始终是经济增长的主体。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始终处于经济活动的主体地位。人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的目的与归宿。人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的起点，也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与归宿。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类自身利益。（3）经济增长水平越高，福利供给越丰富，从工作、生活获得的满足越多，人们的身心就越能够获得健康的发展。经济增长也只有以人的发展为尺度，其价值才能最全面地反映出来。
5.在经济增长中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
在经济增长中，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必须加以协调，二者不可畸轻畸重，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1）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的内容，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没有社会发展目标的经济发展，缺乏以人为本的理念，这种发展既不可能全面、也不可能协调、更不可能持续。（2）社会发展要与经济发展同步，要把社会发展置于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社会结构要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而改变，公民也随着经济发展而获得相应的发展空间。也就是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文化、健康安全、教育水平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更加要求社会与经济共同发展。如果社会发展滞后，经济也难以实现持续较快发展。
个体经济性质篇3
关键词：经济法市场失灵国家干预
一、经济法的产生
经济法产生于二十世纪初，随着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自由竞争逐渐被垄断所取代，破坏了市场自由竞争，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危机。市场无法自我修复，必须借助一定的外在力量即国家干预市场的力量，才可能维持其自身的协调发展。现代市场经济是由高度非人格化的交换活动组成的经济形式，这种交换的正常秩序必须依赖一套由国家作为第三方来保证执行的规则体系来维持①。但是国家干预市场也存在缺陷，自身可能造成失范风险，需要借助外力加以规范。可以说，市场缺陷导致“市场失灵”，政府缺陷导致“政府失灵”②，是经济法产生的直接原因。市场失灵引起经济法中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产生的具体路径为：市场失灵――经济失衡――宏观调控――政府失灵――依法调控――宏观调控法；市场失灵――竞争失效――市场规制――政府失灵――依法规制――市场规制法③。因此，现代市场经济是由经济法为主导的法规体系维系的市场经济。
二、经济法的本质
（一）经济法本质的界定
目前，关于经济法本质的表述共有几十种，本文归纳以下三种：1.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的意志的体现，人们行为的法律规范，是国家调节即‘国家之手’有效运作的法律保障；2.经济法是社会责任法，以社会责任为最高准则，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必须对社会负责；3.从本质上看,我国经济法是国家组织和管理经济活动的工具,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巩固人民民主服务的。以上观点的概括基本反映了学术界关于经济法本质的主流观点。综上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经济法是国家经济职能专职化和法制化的结果;二是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干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顾功耘（2006）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干预(调节、协调)社会经济关系过程中而发生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家干预说”抓住了经济法核心特征,不仅有利于提升经济法的实践性品格,更是在书卷气和平民化之间开拓了一条新的学术道路。因此我们应当强调经济法的本质是干预。
（二）经济法本质概述
经济法的本质具有两层涵义：一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法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等；二是指经济法具有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的性质或属性。
1.从本质属性来看，经济法首先是平衡协调法，其立法和执法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保证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其次是社会本位法，在经济关系的调整中立足于社会整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最后是系统、综合调整法。随着社会化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复杂多变，相互联结并渗透，产生了对经济关系进行综合治理、系统调整的客观要求。
2.从特征来看，经济法具有经济性、政策性、政府主导性、综合性。经济法的经济性是基于其调整对象的特殊性，对经济管理关系的调整意味着其调整对象发生在直接的物质再生产领域；经济法根源于国家对经济的自觉调控和参与，其任务是实现一定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要求，因此比其他任何法律部门更为显著的政策性；经济法的政府主导性体现在制定和执行经济法律、法规政府主导性，在实际运用中，经济法的政府主导性往往是通过经济法授予政府以法规制定权、自由裁量权和准司法权等，来体现行政主导的客观要求；经济法的综合性不仅体现在公法因素与私法因素的综合，而且是多种调整手段的有机结合，是一种对市场经济的综合调整。
三、经济法的价值
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在调整经济关系中，其主体根据需要而认为、希望经济法所应当具有的最基本的性状、属性或作用。概括如下：1.经济法效益价值。目标方面强调对社会总体效益追求，它要求个体经济行为与社会总体经济发展相协调，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有特殊意义，通过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来实现对个别利益的一般保护，经济法是直接追求社会总体经济效益最大化的。2.经济法公平价值。经济法以社会整体效益为价值取向，它所追求的公平必然是社会整体效益的公平。它强调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须对全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不只是对个别人的特定利益承担义务，当某具体经济行为即使不造成特定的损害后果，但却对整个社会经济存在危害时，该行为就是不公平的。3.经济法正义价值。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取决于经济法中正义的价值目标具体化为对正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的追求，亦即实质正义的追求，这种正义在于实现社会范围的实质性、社会性的正义，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之福祉的正义观。4.经济法秩序价值。由于经济法以社会整体效益作为其价值取向，因此经济法的秩序价值目标追求的必然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和谐运行。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经济法也必将不断成熟与完善，而社会整体的利益、以及全面的社会公平、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也是现代经济法进行变革和追求的价值所在。
注释：
①参见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40―141页
②漆多俊《论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载杨紫煊主编《经济法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112页
③参见张守文；《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2008年版，第12页
参考文献：
[1]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2]漆多俊《论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载杨紫煊主编《经济法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张守文；《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2008年版.
[4]顾功耘：《经济法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个体经济性质篇4
(一)正义理念
任何法律只有从正义方面获得解释才具有存在的意义与价值①。正如罗尔斯所言:“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他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他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1]。然而,“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2]261。从不同的视角,可以对正义做出彼此相异的多种解读:柏拉图认为,正义是与智慧、勇敢与节制并存的一种美德,各个阶层各行其是、各司其职即为正义;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并寓于某种平等之中。在阿奎那看来,服从上帝就是正义;而在奥斯丁看来,遵从法律才为正义。[3]针对不同的学者,正义有着不同的内涵,但自由与平等作为正义的构成要素获得了较为普遍的承认。自由是正义的第一要素。整个法律和正义的哲学就是以自由的观念为核心建构起来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不应该被看做是奴役,法律毋宁是拯救。”洛克宣称:“法律的目的不是限制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如康德所说,自由乃是“每个人根据其人性所拥有的一项唯一和原始的权利。”要求自由的欲望是根植于人性的一种本能欲望[2]298-299。平等是正义的又一要素。平等即“人与人的对等对待关系”[4]。平等与法律的普遍性和一致性密切相关。如卢梭所言,法律的对象应该是而且应该永远是普遍的。法律的本质是对社会利益的合理分配。而合理的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平等”。法律要形成一种稳定的法律秩序,就必须保证“同样情况,同等对待”。
(二)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理念
“从发展的观点看,正义的观念是动态的,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与人民认识的提高而不断变化”[5]。正义经历了由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演进过程。近代的正义观为典型的形式正义观。其具体内涵可概括为绝对自由与形式平等:绝对自由强调个人自由不受任何外来限制,形式平等则要求从多样的法律主体中抽象出“同一范畴的人”而予以相同对待。这种观念的法律反映就是以“权利能力平等”、“契约自由”、“过错责任”为基本原则所构筑起来的私法体系。形式正义及其指导下的私法制度使人类的思想得到了空前解放,促进了社会的飞速发展。它们在确认和保护市场主体平等,防止权力滥用,维护法律的一致与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这种成功一方面源于近代形式正义观对人性的正确揭示,另一方面源于对当时社会条件以及人与人之间实际平等且地位频繁互换所做出的正确判断”[6]。一旦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发生变化,其所基于的两个基本判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和“互换性”①条件丧失,那么立足于形式正义的法律制度就会成为维护不平等和限制自由的工具。19世纪末期,原本平等的社会关系分化成雇佣者与劳动者、经营者与消费者、垄断组织与中小企业等新型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范畴中,人们之间不再具有平等性和互换性,而是出现了经济实力、社会资源、咨询信息的不对称。形式正义的法律规则无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论身份,不分强弱;只论形式,不论内容;只论过程,不重结果,固执地坚持“同样范畴,同等对待”。若继续坚持用形式平等和绝对自由的形式正义来分配权利和义务必然会导致实质上的非正义,从而使法律演变为保护社会强者的工具。正是形式正义与传统民法的这种窘境促使了经济法及经济法实质正义的产生。经济法的这种正义理念突破了形式正义的绝对自由与形式平等,注重在“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的经济性领域”以倾斜的方式分配权利、义务和责任。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理念以有限自由和实质平等为其基本内涵。有限自由与绝对自由相对,是指实际上“经济法是限制经济自由之法”[7]8。在完全自由的经济环境中,“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会忽视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甚至不惜滥用经济权利和自由”。为了突破这种传统民法与形式正义的局限,经济法从诞生之日起就以限制经济人的经营自由为自己的特色。不管是反垄断法,还是战时经济法和危机对策法,虽然目的各异,但都体现了法律对经济自由的限制。实质平等与形式平等相对,是指经济法的平等是有差别的平等,强调对弱者的倾斜保护。形式平等要求“对于同样范畴的人,给予同样对待”。而经济法语境中的平等,注重主体身份的差别,并根据此差别而做出不同的权利、义务、责任分配。同时经济法的平等还注重对弱势群体的倾斜保护。
二、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理念之具体体现
(一)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体现实质正义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所表明的是经济法的基本精神。尽管学者们对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多种归纳②,但其中不乏一些共同的原则是经济法实质正义理念的最好体现。首先,适度干预原则体现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理念。适度干预是指国家在经济自主和国家统治的边界条件或临界点上所作的一种介入状态。“适度”强调了干预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而“干预”则体现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经济法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干预之法。”[8]基于市场失灵,国家需要对市场主体的各种行为做出规范;基于政府失灵国家又需要对干预行为本身予以规范。根据民法的契约自由,市场主体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性判断去签订任何协议。在经济法中,却要对企业间的合并协议、经营者的格式条款做出严格限制。根据形式平等的要求,墩同样范畴的人,应当同等对待,而经济法却对消费者、劳动者、中小企业等弱势一方给予倾斜保护。国家干预是经济法的本质属性。这种干预本身就体现了对自由进行限制的“有限自由”和对不同主体区别对待的“实质平等”。其次,经济公平原则体现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理念。经济公平最基本的含义是指任何一个法律关系的主体,在以一定的物质利益为目标的活动中,都能够在同等的法律条件下,实现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之上的利益平衡。经济法上的公平,是在承认经济主体的资源和个人禀赋等方面的差异下而追求的一种结果上的公平,即实质公平。经济法所关注的经济公平包含“竞争公平”、“分配公平”、“正当的差别待遇”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竞争公平”是指保证市场主体有着公平的竞争环境;第二层次的“分配公平”是在第一层次的基础上保证社会成员对资源的分享公平;第三层次的“正当的差别待遇”则是指给予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那部分人一定的补偿和救济。其中的第三个层次直接体现了经济法实质正义中的实质平等[7]80-81。
(二)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体现实质正义
形式正义追求法的普遍性调整。遵从形式正义的民法以事前提供行为模式和事后进行同质救济的单一模式为其调整方法。而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既包括奖励也包含惩罚,既包括事后的处置也包括事前的指导,既可以单独又可以合并使用民事、刑事、行政的方法。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具有综合性、系统性与多样性。[9]同时,经济法的立法者赋予执法者不同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执法者不仅根据普遍性规则来解决问题,同时也根据个别情况、个别主体做出特殊调整。根据具体情形适用不同的调整方法,根据不同情形法官可以做出不同的自由裁量,这正是实质正义的基本要求和具体体现。
(三)经济法的具体制度体现实质正义
我国经济法的具体制度包括:市场主体法律制度、市场秩序法律制度、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经济监管法律制度。实质正义理念是这些制度的指导思想,而这些制度则是经济法实质正义理念的具体体现。首先,经济法的具体制度体现有限自由。在市场主体法律制度中,经济法对企业的具体形态、市场准入、具体运行、社会责任等方面都做出了具体而严格的规定。在市场秩序法律制度之中,竞争法是其核心,而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的规制是经济法有限自由理念的最好例证。若优势企业的合并集中行为会导致市场垄断,若经营者的竞争行为有损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受到《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竞争立法之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如对格式条款的限制)同样体现了经济法有限自由的主张。此外,在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和经济监管法律制度中也都体现了对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限制。例如,《价格法》对企业自主定价的规范,《劳动法》对企业招聘、辞退员工的限制。其次,经济法的具体制度体现实质平等。经济法的实质平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对事实上不平等的经济关系进行法律矫正。《反垄断法》通过对大企业垄断性集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限制以保护中小企业平等竞争的机会;《劳动法》、《劳动合同法》通过对用人单位的限制并做出对雇员有利的规定来达到劳动关系双方的平等;《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通过对经营者的特殊规制(如规定经营者的安全保证、身份标明、出具单据凭证等义务),对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如规定消费者的知情权、索赔权、结社权等权利)来使双方的地位达到相对平等。其二,对弱势群体的倾斜保护。除了上面所提的对中小企业、雇员、消费者的倾斜保护以达致双方实质平等外,经济法还注重对社会弱势群体生存利益的直接保护。《失业救济法》通过对失业人员的基本保障,《反贫困法》通过对贫困群体的倾斜保护,《残疾人保护法》通过对残疾人员的额外支持来使这些弱势群体有着和其他人平等的生活条件和环境。这些都是经济法实质正义的集中体现。
三、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理念之现实意义
(一)对经济法学的意义
实质正义理念对经济法学的意义可从如下两个方面加以展开。首先,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理念是经济法独立性的论证依据。不同的社会关系形成不同的部门法,不同的部门法形成不同的正义观。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不同于民法所调整的市民社会中平等主体间的自治性私法关系。“经济法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辩证统一之法”[10],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涵盖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整个社会。这就决定了,经济法的正义观与民法坚持以个人为本位并不断追求个人利益实现的正义观不同,国家对于经济的调控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社会的整体利益。不同的调整对象、不同的正义理念也就决定了不同的调整方法。民法中的形式正义只要实现平等对待即可,而在经济法中从有关经济管理,经济活动到维护公平竞争的规范制度无不体现经济法的价值追求[11]。法律部门的划分以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为其基本依据,这种由经济法独特的调整对象所决定并决定着经济法独特多样的调整方法的“实质正义”理念是论证经济法独立性的重要论据。其次,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理念对经济法的立法、执法与守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立法方面,立法者必须以实质正义为基本理念设置具体的法律制度而不得与之相悖。在执法方面,行政执法者有时可依实质正义的要求主动进行国家干预,而司法裁决者也可以依实质正义的标准进行一定的自由裁量。在守法方面,经济法各主体更要遵循实质正义,规范自己的行为。例如,经营者不得滥用契约自由侵犯消费者的权利、用人单位也不得滥用格式条款侵犯劳动者的合法利益。
(二)对法学理论的意义
法理学是法学中的基础学科,它指导着各个部门法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法理学的研究也离不开部门法学。部门法学所承载的是对各种具体制度的分析功能,法理学的基本原理需要得到部门法学原理和具体法律规范、法律事例的支持与佐证,法理学同部门法相互贯通和依托。[12]正义是法理学中法价值论的重要范畴。经济法及其实质正义理念的出现对正义理念的丰富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经济法实质正义理念也可为法理学中有关“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争论”提供有力的实证素材。
四、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理念之实现机制
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理念指导着具体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但它又必须以具体的制度为其实现保障和依托。
(一)立法机制
实质正义在立法环节的实现问题主要是如何分配权利、义务和责任的问题,因为“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依赖于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存在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13]。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理念的实现需要根据有限自由和实质平等的基本要求,来设置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模式。首先,经济立法必须对主体身份进行分析和判断,并依据此分析和判断做出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分配。在形式正义观念指导下的立法,立法者抽象了人与人之间的千差万别,将所有人视为无差别的法律主体,从而形成私法上的抽象人格主体。实质正义是对形式正义的矫正和反思,它将人视为有差别和不平等的人,并根据主体的具体情形和特点进行分配。因此,经济立法可以大致分为两步。第一步,对主体身份进行分析和判断。立法者在立法之前应当对相关主体从经济实力、社会资源、信息享有等多个方面加以判断和区分。例如,根据企业实力的大小,将市场中的企业分为具有市场优势的企业和不具有市场优势的企业;根据经济实力、信息享有、心理状态等方面的差异,在交易关系中分离出经营者和消费者;第二步,根据不同主体的不同特点进行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分配。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平等是有差别的平等,强调对弱者的倾斜保护。因此,在《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要注重对优势企业行为的严格干预,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中要注重对经营者的合理限制,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中要注重对用人单位的额外规制,在《反贫困法》、《失业救济法》、《残疾人保护法》中要着力对这些弱势群体的倾斜保护。依照这两个步骤,通过对形式不平等的否定和矫正以达到实质的平等,通过对绝对自由的合理限制以实现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和公共利益的有限自由,从而使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理念得以实现。其次,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依赖于经济法特有的规范形式。法律规则基于形式特征的不同,可以分为“规范性规则”和“标准性规则”。其中,“规范性规则”的“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都是明确、肯定和具体的,且可以直接适用而不需要加以解释。与其相对,“标准性规则”的有关部分在很多情形下则不是具体和明确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或特殊对象加以解释和适用[14]。民商法、行政法等传统法律在形式上大多表现为规范性规则,而经济法在形式上大多表现为标准性规则。而标准性规则的大量存在就使得经济法的灵活性、变化性大大增强,这就有助于经济法实质正义实质平等和有限自由的基本要求的实现。再次,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还必须依赖于经济法特有的责任形式。与民法、刑法、行政法的责任形式具有单一性相比,经济法的责任形式具有多样性和复合性。经济法可以对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进行单独适用和合并适用。例如,从中外经济法的具体立法来看,在税法、金融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消费者保护法中,经济法主体往往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受到刑事制裁。同时,随着经济法的不断发展,惩罚性赔偿、产品召回、资格减免与信用减等等责任形式已开始作为经济法所特有的责任而独立存在。经济法责任的多样性,有利于根据不同的主体、不同的情形,适用不同的责任形式从而有利于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实现。
(二)执法机制
立法对权利、义务、责任的分配仅仅是实现实质正义的第一步,要实现正义之目的,还必须将这些法律运用于社会实践。其中,行政执法对实质正义的实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司法机关事后的被动救济相比,行政执法可以有效进行事前的主动干预。行政机关可以主动对经营者进行安全监督、进行质量检察,可以主动搜集涉嫌违法的相关证据,还可以对违法者进行径直处罚。例如,在美国的反垄断法律制度中,“行政调查制度”和“听证制度”对限制企业的垄断性合并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行政调查制度赋予了美国的企业合并控制机关(联邦贸易委员会)自主签发调查令和自行进行证据调查的权利。在听证制度中,反垄断执法机构在组织有关企业合并的听证后,如果当事人不提起上诉,反垄断机构就可以直接做出是否禁止合并的决定。又如,在我国《产品质量法》中,产品质量监督制度也是一种旨在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行政执法制度,行政机关可以自主进行产品抽样检查。由于行政执法具有主动性、快捷性等特征,行政机关逐渐成为实质正义的重要实现机关。有效的行政执法是经济法实质正义实现的重要机制。
个体经济性质篇5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法，社会公共性
真正意义之经济法肇端于19世纪末的德国，为一伴随国家适度干预社会经济而生成的新兴法律部门。就经济法的界定言之，我国学界长久以来皆为一幅学说林立、观点纷争的图象，似乎经济法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protean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的面相。笔者通过对经济法普洛透斯之面的重新审视，拟从社会法的视角进行解析，试图刺破经济法繁杂表象，还其本原之面目，以见教于方家。
一、经济法的普洛透斯面相
经济法概念传到我国的时间较晚。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法学界开始进行经济法研究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各种经济法观念。80年代，我国经济法学界形成了许多学派和理论观点，关于经济法的界说亦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80年代初，主要有纵横经济关系说、纵横统一说、综合说、经济行政法说、学科经济法说、经济管理说和国家经济管理说等。1986年我国《民法通则》颁布后，原来的纵横经济关系说和纵横统一说变为密切联系说或管理协作说。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入、国家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中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学说，其中有关经济法的界定又以下述几种观点为突出代表：观点一，“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简言之，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观点二，“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言之，经济法是调整国家经济协调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2]观点三，“中国经济法是有关确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其他经济实体的经济法律地位，以及调整他们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和经营协调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总称）。”[3]观点四，“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关系、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的法。”[4]观点五，“经济法是调整发生在政府、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5]就目前经济法在定性上的这种混乱局面，笔者以为并不是百家争鸣、学术繁荣，而是对经济法认识的片面、偏执、模糊和混沌。真理需要争议讨论，但真理不是争论不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一门在世界上有了上百年在我国有了数十年发展历史的学科来说，没有统一的话语、共同的信守是不应该的，法律的统一性要求我们刺破经济法的那张普洛透斯之面！
二、社会法的厘定
目前，社会法的提法在法学界尤其是经济法学界高频率地被习惯性使用，以至在我国被相沿为一种确定不拔的地方性法律话语。何谓社会法，笔者以为对此加以学术的重思可能是我国法学特别是经济法学研究深化的必由之径。
社会法作为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法律形态，是随着人类发展进步而逐渐形成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城市化，使人们之间的依赖进一步加强，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离开了市场便无法生存；在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中，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各不相同，并因而导致彼此间的悬殊愈来愈大；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人类各方面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同时，又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巨大破坏；市场的垄断倾向导致公平竞争的破坏，并引发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所有这一切均意味着，国家超越于市民生活之外并不能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近代市民社会的鼓吹者们所设想的那样必然带来人类的福祉。越来越高的社会呼声引起了国家职能的转变，由消极的“夜警”国家向积极的“职能国家”的转变正反映了政治国家从原来对市民社会的超然状态向积极干预状态的转化。进入现代社会后，各国相继颁行了一系列在对法律主体人格进行识别的前提下，依据不同主体的现实差异而作不同权利义务设定的法律规范和旨在保护和促进人类公共福利的法律规范。由于它们都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本的价值追求，因而，被人们称为社会法。它是伴随着国家力图通过干预私人经济以解决市场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应对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而在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进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第三法域。
三、经济法的社会法归位
（1）经济法的存在基础
法是社会关系的反映，社会关系特别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各种物质利益关系即经济关系，是法的本源。在法的各部门中，经济法（还有民商法）是直接同社会经济关系相关的。19世纪末由于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产业革命，推进了生产社会化，引起各国市场和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国家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职能开始发达起来，导致法律体系的变化和经济法这一新部门法的产生。19世纪末期，由于生产社会化特别是垄断的形成，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传统的个人本位思想发生了动摇。人们发现，对个体自由和权利的维护，并不能当然地导致社会公平和正义，它往往妨害其他个体和团体的自由和权利，损害社会的总体利益，因而是不公平、不正义的。单纯强调个性的自由解放，并不就能使整个社会肌体健康成长。个体与社会整体存在着矛盾冲突，需要协调。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经济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和机制进行调节和干预，协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克服或缓解其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建立一种新的公平、正义、效益和秩序。鉴于“无形之手”的调整无力，国家再也不能保持中立，袖手旁观，而应当担负起社会责任，挺身而出。“国家之手”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19世纪末便陆续以经济法的形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一新兴法律部门站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高度，崇尚社会本位，推动国民经济朝着持续、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现代经济法的存在，是基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不可避免。
（2）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契合
经济法作为社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社会法的基本属性，主要表现在：首先，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法之本位，即蕴涵于法的基本出发点、基本目的和基本功能之中的精神和理念。私法奉行个人本位，公法奉行国家本位，社会法所奉行的则是个人社会化、法律社会化过程中由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演化而来的社会本位。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就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法的本位思想。[6]其次，经济法以社会自治为主要调整手段。社会自治不同于私法中的私人自治和公法中的政府统治，而是一种由社会成员参与治理的方式。它既限制私人的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又限制政府的纵向性和垄断性治理，对社会成员而言是自治与他治并行。再次，经济法强化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就其责任相对方而言，就是对当事人以外所有利益相关人的责任，既包括对所在市场和社区公众的各个成员的责任，又包括对所在市场和社区整体的责任；既包括对当代人的责任又包括对后代人的责任。经济法基于社会本位，将社会责任法律化，以保障社会责任的全面实现。（1）将社会责任转化为法定义务；（2）加重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的责任；（3）将社会政策目标转化为社会公共干预的法定目标。除上述三方面外，经济法的社会法属性还体现在经济法是保护和扶持弱者的法律、经济法是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诸方面。
（3）经济法的归位
如前所述，经济法出现在社会法发展的第三阶段。垄断出现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弱小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普遍受损，竞争机制受到排斥，宏观经济均衡赖以实现的微观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论是经济危机的救治和防范，还是战争的应对，都需要国家干预的触角由社会领域进入经济领域，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于是，在社会法领域出现了以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法，如德国制定了《钾素经济法》（1919年）、《煤炭经济法》（1919年）等法律；美国制定了《谢尔曼法》（1890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年）等法律。经济法学在我国起步较晚，较之其他相关学科而言，算是一个新生儿了。然而，经济法学在我国，从研究的原初阶段开始即面临多方的责难，一直为其他相关学科所诟病。即使在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已得到基本共识的今天，有关经济法本质界定的争论也一直未停止过。难道经济法真有着一张无法琢磨的普洛透斯之面吗？从何种角度切入能更好地进行经济法的本质解析，以揭示其特定的内在规定性呢？也许经济法的社会法阐释正是适宜的路向。将经济法重新归位于社会法，恢复其与社会法天然的血缘关系，除了让我们更为清晰地了解经济法的历史演进轨迹，更为重要的是，将经济法作为社会法之有机构成，能够更为直白地揭示其社会公共性的本质品格，对于进一步厘清法律体系的构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结语
依据胡塞尔现象学，只有在认识论中才谈得上区分本质与事实，本质不是在时空中自在，而只是在把握它的行为中被把握到、被体验到、被直观到、被明证性地给予，认识的真正含义在于去认识“本质性的对象”，而不是去认识“对象的本质”。胡塞尔将形式本质与实质本质加以界分，指出：“实质本质是对应于各门理论自然科学而言的；各门自然科学由于其本质上的不同而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都包含着该区域的区域本质即实质本质，和以这个区域的实质本质为基础的经验对象。”[7]在我们论及经济法的本质时，我们所指的是如胡塞尔所谓的实质本质。我们之所以探究经济法的实质本质，其目的在于确立经济法在当下法律体系构造中的地位，以此种实质本质将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等特定法律场域区分开来。笔者以为，遵循胡塞尔现象学关于本质普遍性的分析理路，利用经济法的上位概念“社会法”为经济法定性，不失为刺破经济法普洛透斯之面一种可行之路。
「参考文献
[1]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198。
[2]杨紫煊主编。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5。
[3]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9。
[4]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5。
[5]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6—27。
个体经济性质篇6
摘要本文拟从实体经济的概念、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问题的应对措施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与阐述，以期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理解程度。
关键词中国实体经济问题应对措施发展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好坏都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能力的重要因素。不过，在中国，实体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更直接、更显著。在对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问题的应对措施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实体经济的概念。
一、实体经济的概念
在对中国的实体经济进行分析之前，必须对实体经济这一概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与把握。对于实体经济的概念这一问题，我们拟从实体经济的定义、实体经济的特点、实体经济的作用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实体经济的定义
所谓实体经济就是指以物质、精神、服务等形式在市场上进行流通的经济活动。它不仅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同样还包括教育、知识、信息等精神生产部门以及服务部门等。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实体经济的特点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有形性、主导性、载体性等几个方面进行解释。首先，有形性。所谓有形性就是指实体经济是可以体会得到的，它与虚拟经济正好相对应；其次，主导性。所谓主导性主要是指实体经济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对其它经济形式具有决定作用或者是较大的影响；最后，载体性。所谓载体性就是指实体经济是其它经济形式的载体，其它经济形式只有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效用。
（三）实体经济的作用
实体经济的作用是比较多样而又显而易见的。归结起来，主要有提供基本生活资料、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增强人们综合素质三个方面。首先，提供基本生活资料。人们吃穿住用行等活动能够得以长久维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体经济向人们提供的各种物质条件；其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们除了需要物质方面的满足，精神、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实体经济可以满足人们的这些需求，这些需求的满足是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前提和保证；最后，增强人们综合素质。实体经济的发展还会有效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这主要是从纵向角度来进行说明的。
二、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主要可以从政府、实体经济转型、金融危机以及企业家素质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和阐释。
（一）政府方面
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实体经济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上处于劣势，特别需要政府的支持与引导，而目前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就是国家没有能力或者是没有意识到自身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这给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二）实体经济转型方面
为了更好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大多数实体经济都在尝试着转型。在进行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如目标不明确、条件不成熟等，出现了很多转型不成功的例子，给自身发展带来了困扰。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实体经济的转型是必然的，不过一旦转型不成功也会带来不少的问题。
（三）金融危机方面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中国实体经济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越来越大。据统计，美国金融风暴给中国实体经济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比如国内消费者收入预期变差，国内出口企业出口坏账增多以及企业就业形式恶化等。
（四）企业家素质方面
企业家在实体经济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企业家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水平。不过，目前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实体经济普遍存在着企业家素质不高的现象，给其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制约。
三、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问题的应对措施
（一）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府的扶持与支持，包括资金方面、政策方面等等，只有在政府提供较大扶持的基础和前提下，中国实体经济才能迎来比较迅速的发展，并进而增强国际竞争力。
（二）推动实体经济的成功转型
实体经济为了适应时展的新要求，必须不断进行转型，并且必须保证转型的成功率，否则会给自身发展带来较大难题。对此，不管是企业自身还是政府方面，都应该相互配合，从自身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地完成转型，从而为自身发展开辟道路。
（三）减少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
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致命的，一旦出现国内消费水平降低、企业裁员增多等现象，不仅经济本身会受到较大影响，而且还会在某种程度上带来社会的不稳定。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扭转，最重要的是要增强中国实体经济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
（四）提高企业家综合素质
企业家的综合素质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培养，综合素质应该包括专业素质、道德素质、法律素质等等。只有具备了较高的素质，才能为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献计献策。具体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进行，比如定期开展专门的讲座、定期组织企业家出国考察，借鉴外国经验等。
四、结语
在我国，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实体经济的发展中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严重影响整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共同努力，不断克服和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从而确保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边群.中国实体经济高负债值得警惕.理论视野.2012，23（9）：80-80.
[2]文映先.浅谈企业家在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9，19（3）：178-179.
个体经济性质篇7
一、家庭承包经营是个体经济
首先，家庭承包经营的经济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
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除土地以外的所有生产资料都是农户的私有财产，农民不但拥有这些生产资料，而且直接支配使用它，其所有权与实现形式相统一。土地虽然作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要素是属于集体的，但它已按合同约定交给农户使用，农户拥有土地的使用权，集体并未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参与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支配使用状况看，家庭承包经营表现为个体经济性质。
其次，家庭承包经营主体的地位和作用。
在这种承包经营制度下，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一家一户的农民，他们凭借自己的生产资料，独立从事种植、养殖等生产经营活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完全表现出一种个体经济的性质和特点，或许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的经济主体不是仅农户一方，而是包括农户和集体两方，实行的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统”就是指集体经济组织，“分”就是指农户，所以家庭承包经营还是属于集体经济。笔者对此观点不敢苟同。家庭承包经营在它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家庭承包经营”的转变，这不是简单的提法不同，而是包含着质的变化。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生产责任制”，农户只是从集体那里领受生产任务、向集体负责、实行联产计酬的生产单位，至于生产什么、产品如何分配都得听集体的，这就意味着农户经济活动中受集体制约的生产成分重，而自主的经营成分少。所以，当时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集体经济还是符合一定客观实际的。而“家庭承包经营”则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生产责任制”，取消了“联产计酬”，从制度上确立了农户的独立的生产经营者主体地位，是对农户的一次解放。这种经营制度强调长期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充分尊重农民种植经营自，允许各种要素依法、自愿、有偿流动，其个体经济性质非常明显。
第三，再看家庭承包经营的分配方式。
现行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彻底打破了“大锅饭”，拉开了收入差距，实现了“谁劳谁得，多劳多得”，农户只需承担法定的因承包集体土地而应尽的税费义务，集体不得随意侵占农户的个体利益。
这种分配方式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由各户的生产经营状况决定收入的高低，承认个人在能力、资本、技术、管理、信息等方面差别所带来的收入差别，具有典型的个体经济性质。
综合以上关于家庭承包经营中的产权状况、经济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收入分配方式等几方面的情况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现行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属于个体经济性质。
二、确立家庭承包经营个体经济地位的意义
确认家庭承包经营为个体经济有利于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这种状况将长期存在。广大农民以什么身份和地位从事农业，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关系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巩固，而现行的呈个体经济性质的家庭承包经营深受农民欢迎，符合农村生产力发展状况，坚持并完善家庭承包经营，扫除关于家庭承包经营的陈旧观念，抛弃妨碍家庭承包经营作为个体经济而存在的错误做法，就是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即使将来生产力发展了，农业实现了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家庭承包经营的个体（或私营）性质还是可以而且应该长期不变，有人担心承认家庭承包经营为个体经济会削弱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其实这种担心既缺乏根据也没有必要。
一方面，一种经济形式是属于什么性质的经济只能由它的客观状况所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个体经济性质是由它的客观状况所决定，我们只能尊重客观实际。
另一方面我国虽是农业大国，但农业所占全国GDp的比重并不高，资料显示，“九五”期间，农业占全国GDp的比重将下降到13%以下，而这不高的农业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全部是由家庭承包经营所创造的，可见，确认家庭承包经营为个体经济并不会削弱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从我国现在的情况看，非公有制经济还要大发展。
所以，家庭承包经营既然已被实践证明为有利于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好的经济形式，我们就更应放手鼓励，把它划归个体经济丝毫不值得害怕，而恰恰是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需要，确认家庭承包经营为个体经济有利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尽快改变农村面貌，使农民增收致富。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市场主体必须产权清晰自主经营。从经济性质上明确家庭承包经营为个体经济，也就从法律角度承认农户不再是农村基层行政组织的附属物，而是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明晰的产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从而实现在市场规律作用下的多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推动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同时，只有把农民引入市场，才能更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加快农村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历史进程。随着农业生产力发展，一批农民将从土地上解放来，从事二、三产业，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致富的问题。
要进一步发展农村生产力，必须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这是一个必然趋势。要适应这一发展趋势，就必须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由农民按民主、自愿的原则去办，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如果不承认农民是独立的个体经济主体，而是“统分结合”经营体制下的农民，他们无形中头上还戴着“紧箍咒”，就没有办法实现自愿、自主的联合。
个体经济性质篇8
[论文关键词]经济法基本原则确定标准基本原则构成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概述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应当有其特有的调整原则。在研究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构成时，首先应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概念予以明确。由于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部门法较晚，对于其有哪些基本原则学者们众说纷纭，提出了诸多学说，颇为混乱，有必要进行梳理。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法的原则是法的要素之一，是由法所确立的在其调整一定社会关系时，在一定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基本准则。经济法的原则，则是指由经济法所确立，在其调整特定的社会关系时所遵循的准则。法的原则有基本原则和局部性原则之分，经济法的原则同样分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经济法的局部性原则，我们探讨的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指涵盖整个经济法部门，该部门所有法律规范从其制定到实施全过程都要贯彻的经济法原则。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研究状况评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于经济法基本原则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未达成基本共识。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李昌麒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社会本位原则、经济民主原则、经济公平原则、经济效益原则、经济安全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原则。史际春、邓峰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平衡协调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责权利相统一原则。顾功耘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经济民主原则、经济公正原则、经济安全原则。漆多俊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是注重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兼顾社会各方经济利益公平原则。邱本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市场竞争原则和宏观调控原则。单飞跃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促进市场效率原则、政府经济行为正当原则、社会公平原则以及经济安全原则。刘水林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有效原则和交叉公平原则。鲁篱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适当干预原则和合理竞争原则。程宝山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包括社会本位原则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上述各种代表性的观点都有其可取之处，极大的丰富了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有的学说将非法律原则表述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如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原则，资源优化配置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等，这些都是经济学的概念，并未反映权利义务关系的要求或特点。第二，有的学说将法律的一般性原则表述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如公平原则、责权利相统一原则。公平原则不仅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其他部门法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将其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无法体现经济法的特性。第三，有的学说把其他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当作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如社会本位原则，社会本位原则是以解决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为目标的社会法的基本原则，将其挪用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并不恰当。第四，有的学说将经济法部门法的原则机械组合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如市场竞争原则和宏观调控原则，这分别是市场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反映不出整个经济法体系的特征。第五，有的学说将经济法的价值、理念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如经济公平、经济民主、经济效益原则等。民主、公平、效率均属于法的价值，法的原则应当体现法的价值，但并不等同于法的价值，因此不宜将经济法的价值理念照搬为基本原则。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定标准
在提炼经济法基本原则时必须遵循一定的标准，否则基本原则的确立就会形成上述混乱的状态，失去其应有的本原性和准则性。总体来讲，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既要具备一般法律原则的规范性，又要反映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具体而言，应当有以下几条标准。
法律规范性标准。所谓法律规范性标准，主要是针对当前一些学说把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原理照搬为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现象而提出。法的原则作为法的三大要素之一，本质上是法律规范，是法言法语。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也应如此，即首先必须先具备法的规范性，然后再反映其调整经济领域的立法特性。
高度抽象性标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要有一定的高度性，要在经济法的体系中起到一种提纲挈领的作用。法的基本原则往往体现着一个部门法的基本的精神、价值与本质，它不同于一般的法律规则，而是具有一定的概括性与抽象性，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具有一定的高度。
特定性标准，即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体现经济法本质，经济法本质上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要能够从理论上强调经济法的这一本质属性。这一方面表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只适用于经济法，另一方面也表明其他部门法的基本原则也不适用于经济法。
普遍性标准，即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符合经济法调整对象。与一般的经济法的法律条文不同，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一方面，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要贯彻在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整个动态的过程中，而不能仅仅适用于某一个环节；另一方面，经济法基本原则普遍适用于经济法的整个领域，涵盖了经济法总论、宏观调控法及市场规制法等部门法。
价值性与指导性标准，即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有指导性的价值，这可以说是经济法基本原则必须遵循的价值性标准。一方面，由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反映着经济法的基本精神、价值和理念，因此，经济法基本原则成了经济法规则和价值的交汇点，它体现着经济法对于经济法主体的作用意义；另一方面，作为对经济法的一种理论的抽象，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的最高规则，从法院适用法律的角度看，它是能够克服经济法作为成文法的局限性的弹性规定，对法院适用法律起到指导作用。
三、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构成
根据上述标准，笔者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应由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原则、国家适度干预原则及经济法主体利益协调原则构成。
（一）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
经济法是一种能够兼顾各方利益的平衡协调的新制度，经济法旗帜鲜明地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己任，即所谓的“社会本位”。同时，鉴于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经济法对于社会利益的维护主要是指社会的经济效益，而对于其他社会利益的维护则由社会法等其他法的部门承担。
正因为经济法以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为根本任务，才使得经济法区别于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行政法和以当事人利益为主导的民商法。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法律形态不断创新，资本、信息、抗风险能力在市场主体间分配不均衡，出现了垄断、低价倾销、不正当竞争等市场行为，对于经济领域中的这些问题仅靠民商法中的权利义务机制、平等自愿原则或者侵权、违约责任等手段来解决，有时是无能为力的。在私法的保护显现出不足和软弱的情况下，就需要公法的介入，从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为了维护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益，在市场主体间进行权利义务的再平衡。
（二）国家适度干预原则
经济法本质上即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既强调国家应对进行干预，又强调国家的干预应当适度。国家的适度干预是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以及实现经济法主体利益协调的方法和手段，国家适度干预包含以下两点。
首先，适度干预应当合法。任何类型的国家干预必须在主体、内容以及程序方面具有法律依据，具体来讲，合法干预的内容包括：干预主体合法，即干预主体必须是法定的，除此之外，任何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不得为国家干预行为；干预行为合法，即干预主体必须依据宪法、法律规定或者授权为国家干预行为，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干预主体不得为自己或者特定机构创设无法律依据之干预行为；干预程序合法，即国家干预行为必须符合程序法规范的要求，使干预行为具有程序性，它是正确行使干预行为的根本保证。
其次，适度干预应当合理。所谓合理干预，是指国家干预行为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凡是市场自身能够调节的就无需进行干预，否则，必然会破坏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这是在合法干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要求。合理干预主要包括干预范围合理以及干预力度合理。干预范围合理是指国家干预的范围不应超出市场失灵的领域，包括信息失灵、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供应等问题。干预力度是决定干预绩效的关键，力度不足必然导致预期的干预效果无法达到，力度过大则会影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这就需要政府根据市场失灵的程度，从维护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权衡考量。
（三）经济法主体利益协调原则
由于社会经济总体由全部经济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构成，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必须注重维护而不是妨害广大经济主体的利益，否则维护社会总体效益便是一句空话。但是二者之间毕竟存在着矛盾冲突，因此经济法的基本原则需要起到一种“衡平”的作用，在社会总体经济效益和经济法主体利益之间、在不同经济法主体利益之间进行衡平，以最终实现经济法主体利益的协调。因此，经济法主体利益协调原则的基本精神是，经济法主体的依法作为或不作为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就应依法获得相应的利益，即在增量利益的总和之中占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以实现经济法主体之间、经济法主体与社会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配合适宜。
个体经济性质篇9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的意义
在中国，切实落实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具备较大的战略意义，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考虑到国际经济竞争趋于白热化的趋势，务必进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方能够使得我国社会经济实力得到强化，进而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党的以来，我国政府针对新的国际经济形势，颁布了扩大内需、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多种方案与措施，此外还切实落实财政政策与适度的货币策略，这些方式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可是根据相关研究结果可知，经济回升基础的稳定性相对较差，经济结构的科学性相对较弱，甚至个别领域出现产能过剩的严重问题，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是投资，消费需求相对缺乏。所以，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非常关键，并且这项工作的难度还非常大。第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能够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益得到保障，能够使得我国整体实力与竞争力得到显著增强，能够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倘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是一种短期政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就是一种长期并且根本性的政策，这项工作的成效需要经历相对较长的时间才能够体现出来。经济结构变化会产生新的产业链，并且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格局的改变，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鉴于此，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不但要运用有效的财政政策与适度的货币策略，还应该制定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规划与方案，切实结合短期措施与长期策略，进而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大内源动力，推动国民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第三，在当前世界中，新科技是影响各国或是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能够使得一个国家或是地区站在新科技的制高点，能够使其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与潜力得到提升。根据有关专家预测，绿色、智能、可持续发展的科技革命将会持续很长时间。纵观历史，若是可以未雨绸缪，抓住机遇，并且迅速占据科技优势，积极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就能够使得一个国家或是地区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凭借模拟科技，积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进而推动了经济的增长，极大地提升了国家的经济实力；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信息革命的挑战中，抓住了发展的机遇，积极促进数字信息科技与高科技信息领域的发展，实现了持续118个月的繁荣。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前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能够使得一个国家或是地区在后经济危机时代激烈国际竞争环境中得到极大的进步，进而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2通过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不是空话，是需要在不断优化与实践的过程中落实下去，并且是在经济发展理念与经济发展最高宗旨、目标的引导下，促进经济发展政策的调整与优化，并且进行经济资源配置的有效整合，而针对经济结构进行优化与调整其实就是针对经济有关要素彼此间的复杂关联性展开优化与调整，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若是要做到上述几点，务必要切实解决中国经济结构体制上的不足，并且均衡经济结构，凭借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的措施，在经济资源发展的整个流程中，科学地配置经济要素与资源，进而做到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调整，有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鉴于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其实就是经济结构调整。而以下本文针对经济组织空间结构与经济质性结构的层面上展开深入的研究与剖析。
2.1调整经济组织空间结构
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经济主体凭借科学配置经济要素，优化经济资源布局的方式，能够有效优化并且调整经济结构，并且凭借这种方式，构建完善的经济发展形式，使得经济功能资源能够在社会与经济的各个领域中实现存置、积累的目标，并且能够持续性配置经济资源，经济和社会也能够做到可持续性的协调发展。经济组织空间结构能够体现很多经济相关要素彼此间的复杂关联性，例如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全国性经济和区域性经济，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国家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与稳定发展。鉴于此，经济主体在进行资源的开发与配置时，务必实现均衡性，并且应该用长远的眼光看待经济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组织空间结构均衡目标的实现，极大地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健发展。鉴于此，若是要落实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工作任务，就务必进行经济组织空间结构的优化与调整。
2.2调整经济质性结构
由于经济相关要素非常多，并且种类各异，彼此之间在性质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若是基于经济有关要素的性质上分析经济结构，可知经济相关要素，若是性质存在差异，其相互关系与数量比重之间同样会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就所有权性质的层面上进行分析，经济有关要素的差异包括国家经济、民间经济，并且两者其实就是经济质性结构；就经济相关要素形成的时间顺序进行分析，就能够得出新与旧的结果。当然，经济结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是灵活动态的，针对经济结构展开研究，就务必针对新的经济相关要素展开深入的剖析与研究，并且网络经济和实体经济两者间就会产生经济质性结构；就经济有关要素的性质与目的层面上进行分析可知，能够划分成商业性经济、合作性经济、政策性经济，虽然经济类型存在差异，但是在经济体系运行与发展的阶段中体现出各种作用与功能。因此，商业性经济、合作性经济、政策性经济就能够构成稳定性相对较好的三维结构，当然，这也是其经济质性结构特性的一种体现。此外，经济结构调整就是在性质存在差异的经济有关要素间进行经济资源的分配，并且在分配的过程中实现经济资源的累积和存置。
个体经济性质篇10
【关键词]马克思；新制度经济学；人的本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动方式的理解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基础，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现在国内所进行的马克思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重要的理论前提，而许多对马克思持批评态度的西方经济学家注意到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人学基础，却简单地将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理解为只具有抽象的阶级属性的人。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就认为，马克思关于长期社会制度变迁的理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得以实现”，由此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未能解释问题的全部”。。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曲解。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的思想进行界定与区分，是我们准确把握两大经济学说体系理论区别的关键所在。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具体思想内涵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的理解，与科学实践概念的提出密切相关。1845年春天诞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逻辑内部矛盾的一种科学解决。在新历史观中，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实践都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如果说自然界的人化生成意味实现人的自由的自然界限被不断突破的话，人们借以进行物质改造的社会形式则是制约着人的自由的社会界限，狭隘的社会交往方式是市民社会个人盲目异在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外延作了具体说明，“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并指出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在内的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个人“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个人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取决于他对社会关系具体的、历史的占有程度。因此。 “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如何行动，个人的利益满足和自由实现程度，取决于他在具体的社会交往关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占有程度。“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物的和个体的活动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
具体而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涵。
第一，实践是人的本质的首要特征。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又是以分工、协作等社会化形式进行的，现实的个人究竟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取决于个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往关系。现实中的每一具体的、有差异的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财富占有状况、交往对象、政治资源、伦理情感等等，从个人占有的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看出他或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体现出其具体的本质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具体的个人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
第二，在构成具体个人的多元规定性中，个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居于核心地位，决定着他的其他方面属性。“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么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第三，具体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方式具有社会历史性特点。每一个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0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方式中获得的，个人在社会关系占有上的差异性又直接表现为每一个人的局限性，它既是个人活动的实现条件，也是个人活动的客观界限，它规定了个人活动的具体方式和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往形式是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的。”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成为规定个人活动的约束条件，决定了他或她行动的特点和方式。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由于技术分工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分割，每一个人都被局限于狭隘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因此，人的行为受到他或她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制约，带有特定社会关系结构的特点；并且，分立还造成个人的生产、消费等经济行为失去了直接的社会性，因而还需要在社会交换关系中确证这种社会性，人的这一行为目的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论解释是对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传统中相关思想的延承与发展。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了系统的“经济人”假定。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人”具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自利性，即时刻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努力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二是完全理性，即能够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充分地掌握关于自我和社会的完整信息，并能够准确找到实现自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最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进而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说明在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下，恰恰是追逐私利个人完全理性的充分张扬，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走向一致。“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意蕴在于：自由市场中社会福利最为缺失的环节同时也是最能使个人获得最大私利的环节，因此，个人的逐利努力会自发实现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有序合理配置，在实现私人利益的同时也使社会福利获得增进。可见，“看不见的手”作用机制的有效性是以“经济人”假定为前提的，“经济人”假定设定了古典甚至是新古典经济学规范分析的前提，从而开启了经济学研究的大门。“经济人”假定在方法论上的变化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一个可进行量化分析的前提。通过“经济人”假定，经济学家们借助于边际分析和数理经济学工具，将新古典经济学搭建成一座逻辑严谨、结构优美的理论大厦，从而论证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全面阐释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的机理和评判准则。
新制度经济学吸纳了西蒙、纳尔逊、西尔伯格等人关于人性的重新理解，对作为经济学分析前提的人的行为特征做出再解释。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指出： “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
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嘶制度经济学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从“实际的人”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做出新的解释。首先，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个人只能获得不完全的信息。在现代市场交易中，由于参与者众多，所涉及的各种要素复杂且多变，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每个人所获得的信息总是有限的。其次，人只能具备有限理性。现实的个人对环境的判断和评估能力有限，不可能无所不知。再次，人具有非财富价值取向。在某种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诺思认为，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接受约束等一些非财富动机也应当出现在个人的预期效用函数中。尽管如此，在有限理性的个人之间经常发生的还是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特征进行重新界定后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由于逐利的个人只具备有限理性，并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此，人们追逐私利的行为常常伴随着“外部影响”，即存在数额巨大的交易费用，致使个人的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之间无法保持一致性。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并不在于证明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性及其具体形式，而在于探讨如何通过适当的制度设置或选择，使交易费用最小，从而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偏离程度的最小化。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比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很明显，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两大经济学说体系在社会历史观和研究方法论上的具体区别。大体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而马克思则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总和”。
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传统都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背景。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开始， “趋利避害”就被假定为人之本性，是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目的所在。因此，在西蒙等人看来，所谓“理性”是一种基于利益目的的行动方案选择，是人们对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或规避更大利益损失的分析与判断能力，“理性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它适合实现制定目标。目标可假定是效用函数期望值在某一区域上极大化的形式”。0理性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是人们具体行动方式的依据所在，人们根据自身的这种主观认知结构，遵循“认识一动机一反应一行动”的逻辑进行决策和活动。
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解释是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认为，人当然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重要的、无可争议的事实，“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马克思甚至将之称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同样，马克思也并不否认理性的作用，相反，在马克思哲学的意识观中理性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马克思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人们之所以有必要进行理性的“选择”，是因为存在某种形式的约束，正是既定的约束条件使人们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因而只能从中选择达到利益目标或偏好的最优途径。因此，马克思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为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他或她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西方经济学中对人的理解具有抽象性和一般化特征，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每一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都变成了同一面目、竭尽全力张扬理性以追逐私利的“经济人”，丰富现实生活中活生生个人之间存在着的人格个性和行为特点差异不见了。新制度经济学尽管通过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满意准则”等范畴对传统的“经济人”假定进行了修正，逼近了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更为实际的人与人之间在不完全信息占有结构上的差异以及个人理性约束条件上的区别，因此仍然是从相对的“普遍性”、“共性”上理解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因此，这种静止的人性既不会在同一社会结构中的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同，也不会因不同时代背景而有所区别。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经济学也是将个人作为自身的理论前提。但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是在批判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理解为抽象的“爱”、“友谊”时，提出他的人的本质观的，并且马克思特意在说明人的本质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之前加上两个定语——“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也就是说，现实中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本质规定性，有他或她自己所占有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每一个人都是“多种规定性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正是通过现实中每个人具体的社会规定性特点来说明其特定的行为方式的： “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马克思经济学中用具体的社会属性说明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带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特点，这一动态发展观为马克思的长期社会形态变迁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性论支持。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也不得不叹服：“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
第三，西方经济学对人性的单调定义必然导致对抗型的人际交往论，而马克思对人本质的理解却是多元的、丰寓的，是协作型人际交往论的基础。
在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关于人性的理解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霍布斯丛林”，西方经济学传统将根本的人性定位于“利己”，理性的作用也是服务于人的一己私利。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应当将正义、利他等因素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定义，在他们实际的经济模型分析中——比如在研究外部影响、机会主义行为时——被考虑到的也仅仅是利己主义。这种对人性的狭隘单调界定所必然导致的理论逻辑结果，就是将现实中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是处于对立状态下的交易关系。
马克思也承认人存在利己之心，但他认为，人利己需要的满足是通过社会性的方式实现的，社会才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个人“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是现实的、丰富的和多方面的。马克思将人的各种需要及满足需要的方式全都纳入人的“社会关系总和”。另一方面，每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是多元的，但同时也是相对有限的。因此，人与人之间是互相需要的，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这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渗透于他或她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
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中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人们通过分工协作形式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关注重点在于交易活动，研究如何通过制度的创设和调整来减少人与人之间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巨大的交易费用。
四、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
通过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界定的比较，我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解，具有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性出发的唯物论特点；不同的个人对“社会关系总和”的差异化占有构成了人们社会联系的基础，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具有动态的、发展的辩证性质；同时，这种差异化的“社会关系总和”的占有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彼此需求、相互依存，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所在。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科学思想，并赋予时代特点和国情内容，是新时期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的目的和根本动力。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的上述三个方面本质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从而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唯物、辩证的理论特点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第一，我国现阶段社会关系中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存在，社会生活中不同阶层在社会财富、生产要素占有关系上的差别，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认为，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其社会联系，是一个人进行行为选择和个体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范围。人与人之间所占有的社会关系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选择和行动方式就不同，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也不相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侵犯社会弱势群体的事件时有发生，群众在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实中这种社会关系、社会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化存在，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是为了谁的发展等问题。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发展动力的基本内涵。
第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马克思强调，个人所占有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总和不是静态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改变现状的行动努力将推动人类社会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进步也将为个人提供更高层次的发展平台，创造更宽广的制度空间。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制度条件，只要我们完善法律法规。转变发展方式，兼顾“五个统筹”，尊重发展规律，就能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
第三，通过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发展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