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实践的概念篇1
［关键词］劳动;实践;马克思主义;对象性活动
“劳动”“实践”是人们最常使用的概念，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它们都既是活动本身也是人们交流思想常用到的概念。但是，具体到这两个概念的形成、确切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人们的理解往往又不是很明确，这种“日用而不知”的状况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许多误解、误读和误用由此而产生。作为唯物史观理论大厦的基石，马克思、恩格斯对“劳动”“实践”范畴有着深刻的认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等经济学手稿及《资本论》等著作中进行过科学阐释。本文拟从理论源头梳理这两个概念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深入阐明其本质内涵、特性，辨析似是而非的问题，将这两个概念清晰地呈现出来。这无疑会对人们以劳动、实践范畴为基础探讨理论问题、进而深入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人的活动与劳动概念的形成
从最普遍、最抽象也是最简单的意义上讲，劳动、实践是标示人的活动的范畴。劳动与实践两个概念有区别，但本质上是一致的。人作为动物不同于植物，植物属于光能自养型生物，无须活动就可以获得自身生存所需要的营养物质。而动物属于化能异养型生物，机体必须不断地从外界环境中摄取氧气、水和食物等营养物质才能维持生存。为了获得营养物质，动物、人就必须要不停地活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1］(p555)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就无法获得营养物质，人也就无法生存。因此，人的自然存在与人的活动是直接同一、不可分割的。人从自然中获得营养物质的活动方式与动物的活动方式是根本不同的，动物是以直接占有的方式满足本能欲求、生理需要，自然界有什么就直接消费什么;而人则是通过劳动创造的方式满足，即人通过改造自然对象的直接存在状态，获得人工产品来满足需要。劳动是最早的标示人的活动的概念，它总是与满足人的食欲等自然需要的活动内在相关，与农业生产活动内在相关，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起初只作为农业劳动出现，然后才作为一般劳动得到承认。”［2］(p115)就是说，人类社会越是早期，维护人基本生存的农业生产活动越是人的活动的核心内容;劳动与人的自然存在内在相联、不可分割;劳动成为人的根本存在方式。人的活动最初表现为“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即大量地频繁地使用天然工具的劳动。正是在这种本能劳动中，动物式的本能意识发展成为人的意识;在人的意识、人的认识的指导、参与下，动物式的本能劳动发展成为制造工具的真正的人的劳动。人的意识超越于动物的意识之处在于，人的意识进化出认知活动过程和情意活动过程两个方面。认知活动是人对客观事物、周围环境的认知、理解和反应，而情意活动则是人对自身需要、目的、愿望等状况的认知、理解和体验;前者为对象意识，后者为自我意识。在自我意识、对象意识长期发展、不断完善的基础之上，人们逐渐认识到人是劳动的主体，是活动的组织者和主导者，是外部世界的主人，由此确立了主体意识，即人对自身作为活动主体的主体地位、主体的本质力量及价值的自觉意识，以及由此对外部世界和人自身自觉认识和改造的意识。因此，在劳动活动中，人是主体，对象是客体;人与对象的关系是主客体关系，劳动即是主客体对象性活动。“劳动”概念的本意即是人为了生存，以自身的活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变换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有过详细论述:“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1］(p201－202)“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过程消失在产品中。它的产品是使用价值，是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物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1］(p205)由此可以说，劳动范畴的核心内涵，第一，劳动标示的是人的具体的改造对象的活动，具有感性物质性和直接现实性，也就是说，劳动是具体的、可以感知的现实活动，是运用物质手段直接改变现实事物、获得能够满足需要的人工产品的活动过程;第二，劳动标示的是满足人的自然欲求的物质生产活动，也就是说，生产满足人的吃、穿、住、用、行等物质生活需要的生产活动是劳动的核心内涵。
二、实践范畴的产生和发展
劳动是标示人的活动的最早的也是最完整的概念。而把劳动与实践两个范畴联系起来、从而以实践范畴超越劳动范畴的思想家首先是马克思。劳动范畴为什么需要超越呢?这是人的活动不断丰富、不断深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冲破人既有认识的局限性的必然要求。人的创造人工产品的活动根本不同于动物的直接占有自然物品的活动，劳动从一开始就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在劳动过程中，主体的认识(知识)、情感(需要)、意志、理性等等渗透、参与其中，是劳动实现的主导因素。正因如此，人的劳动才与动物的活动有本质区别。但是，人对自身活动的完整认识并由此形成明确的概念，却不是一下子就实现的。越是人类社会早期，人们关注的越是劳动的具体性、过程性、直接现实性，因而在不同时期、不同劳动的人们对其理解存在巨大差异。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介绍的:货币主义把劳动理解为取得货币的活动，重商主义把劳动理解为商业劳动，重工主义把劳动理解为工业劳动，重农主义则仅把农业劳动看成是劳动。亚当•斯密基本揭示了劳动一般，他说，“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也就是劳动一般。劳动一般即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劳动概念，从人类思想史上来看，劳动一般概念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马克思肯定了斯密在劳动范畴上所作的理论贡献，并深刻指出:“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巨大，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主义，就可想见了。”［3］(p41)由此也可以肯定，劳动一般的基本内涵强调的是劳动的具体性、现实性和客观性，如马克思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4］(p208)由此可以看出，劳动概念缺少的是对主体能动性、创造性及主体的本质力量的关注和强调。随着人类活动的丰富和深化，强调人的活动主体性、标示人的活动丰富性的更高层次范畴也必然产生。实践概念由来已久。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注意到人的活动与动物活动的不同，注意到人的活动是有人的目的、意志参与其中的活动。实践作为“实行”“践履”，是指贯彻目的的行动，是实现“知”的行为，是主体的意志行为。因此，实践范畴常常与道德行为相联，是指主体理性自主的道德活动，如康德的实践理性思想。近代唯心主义思想家还进一步从能动性、创造性角度发展了实践的内涵，把实践从道德领域扩展到整个理性领域。黑格尔把实践活动看成是达到真理的内在环节，思想极为深刻，但是在他那里，实践活动不过是绝对理念自我运动过程的一个环节，本质上是一种非现实性的精神活动。旧唯物主义思想家也提到实践概念，但他们理解的实践仅仅是生物适应环境的活动，或者谋取私利的个人行为，实践活动是细小的、零散的。近代以来，人类活动空前丰富，人们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艺术创造、科学试验等的内容和规模都是前所未有，人类理智的力量突出显现，这是传统的劳动概念和实践范畴所不能涵盖的。用超越于劳动范畴之上的更抽象、更普遍因而也是更高层次的范畴来概括人类的活动，就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改造了旧实践观，确立了科学实践观。科学实践观强调:实践是人的对象化活动。这个规定，一方面，包涵着传统劳动范畴的核心内涵，表明实践是感性的、客观的物质性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是对现实对象的实实在在的改造过程;另一方面，实践是能动创造性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和过程，它表明，人在劳动中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并通过人化自然直观自身、改造身内自然性。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满足人的自然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基础性、始源性的活动，是人的其他一切活动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科技发明、政治活动、文化创造等等以生产活动为内容和基础，同时又超越其上，引领生产活动进入更加广阔的时空。
三、深入理解实践的内涵和本质特性
首先，要正确把握实践的内涵。实践是人的对象化活动。何谓对象?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联系、互相作用的，一事物与另一事物发生某种关系，后一事物就是前一事物发生关系的对象。自然界中事物(如动物)之间的对象关系是固定的，狭窄的，有限的。草是兔子的对象，老鼠是猫的对象，等等。动物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是自然形成的，天生就有，兔子生来就是吃草，老鼠的天敌就是猫;并且，草是兔子的生命，老鼠是猫的生命，动物与自然界是直接同一的。而在人与事物的对象性关系中，人与自然界不是直接同一的，“与其他一切存在物不同，人主要不是以自然物质的现存形态为自己的对象，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事物的现存状态而后使它成为自己的对象的”［5］(p256)。因此，一方面，人的对象是无限的，随着人的能力发展，人可以将任何存在物都变成他的对象。另一方面，重要的是，人以自己的创造物为对象，当人改变自然界直接存在性质的时候，人就在自然物中贯注了自己的目的、愿望、知识、情感和意志等人的本质力量，这个创造物就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关于对象化，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曾经使用过这个概念。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是主体，外化为客体就是自我意识的对象化;自我意识对象化就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费尔巴哈也把对象化与异化当作同一个词来使用，但他认为对象化的主体不是自我意识，而是人。马克思沿着费尔巴哈的思路，但他把对象化和异化区分开来，强调异化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现象，而对象化则是人类社会的永恒存在基础。马克思认为，对象化是人在实践过程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体现在客体对象中，并在对象中肯定、实现自己，对主体而言，这就是对象化。劳动及其产品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和结果，劳动产品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2］(p91)对象化表明作为主体的人运用自身的本质力量、通过劳动活动改变自然的自在形式，创造出人工产品，并在人工产品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主体将自身的需要、愿望、目的、知识、经验及情感、意志等渗透进对象之中，以物的形式凝结在产品上，创造出满足人的需要的人工产品;另一方面，对象客体虽然被改造过了，但是它的客观性并没有丧失，它仍然作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对象而存在，它不仅仍然按照自身的规律而运动，而且，也以自己的本性去规定主体，迫使主体服从自身的内在属性和规律。这样，主体在认识和改造自然对象过程中，客体的客观属性和规律进入到主体的认识和实践，沉淀在主体的目的、愿望、经验、知识、能力等之中，变成人的本质力量。与此同时，人创造人工产品的目的，是为了占有和享受。正是在占有和享受劳动产品过程中，人在人化对象中直观自身，“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p97)。人在人化世界中直观自身的过程中，通过反思、欣赏，知识与目的相结合，产生了理想;理想与情感相结合，产生了信念，由此，获得了一个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意义世界，这个属人的世界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是人的创造的源泉和发展的动力，是人之为人的根据。其次，要深刻认识实践的本质特性。人的实践活动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在于，实践具有能动创造性、社会历史性和普遍性。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动物进化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人享受的却不是自然品，而是人所创造的、自然所没有的人工产品。实践的创造性源自于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人自身的本质力量，主要是人在动物意识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人的意识、思维及与思维密切相联的语言文字等中介工具系统。人的思维及语言文字具有概括性和间接性等特性，思维及文字的概括性使人的认识超越了感官的当下局限性;思维及文字的间接性使人的认识突破了时空限制。由此，人借助思维和语言文字，创造了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观念世界。人总是根据自身的内在需要，在观念世界中构筑体现主体的目的、愿望、理想、价值追求的可能性世界，即意义世界，并以此来引导自己的物质生活。由此，人在实践活动中，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一个属于人的文化世界，一个只有人才具有的精神生活世界，这是人的活动不断超越现存世界的源泉。实践的社会历史性。无论动物还是人，离开群体是无法独自生活的。人的社会性是从动物的社群行为直接进化而来，但二者又有着本质区别。动物的社会是本能行为，而人的社会性活动是人有意识的自觉的行为。人能认识到个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结合为集体，形成社会力量，才能战胜自然。实践作为人所特有的活动方式，既是实现人与自然统一性的基础和纽带，也是人与人联系起来形成人类社会的基础和纽带。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在于，人能够借助于劳动工具及语言文字等中介工具体系，将前一代人及自身这一代人的实践经验记录下来，传承给后代人;后代人总是在前人实践成果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把前人实践积累的人的本质力量纳入到自己的活动之中，壮大自己的本质力量和实践能力。因此，人的实践总是包含着以往发展全部成果的活动。实践的社会性并不是意味着只有集体的联合的行动才是实践，个人的活动不是实践。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前者是实践的性质问题，后者属于实践活动的形式问题，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性质则是统一的。”［5］(p365)实践的普遍性。实践具有能动创造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决定了实践活动不可能是人们的一个个孤立的活动，不是偶然的、凌乱地发生的，而是彼此相联、内在相关，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动物与自然发生关系，仅仅是以与维持生命有关系为限，而人不仅仅与他所直接改造的具体的自然对象发生关系，而且指向整个自然。马克思指出:“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的活动不单纯满足本能欲求、生理需要，而是超越本能活动的全面活动，“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2］(p96－97)。人的实践是一个人与自然之间普遍性的变换过程，之所以有这样的特点，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运动发展的。世界上任何事物、现象和过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同时，世界上任何事物、现象和过程内部的各个要素、各个部分、各个环节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共同构成完整事物的存在和运动、变化。在实践活动中，人在与某些具体的对象发生关系时，只要人认识到与这个对象相联系的其他对象及其关系，就必然会对此做出反映，并据此调整自己的活动，以获得最大的成效。因此，在人的实践中，人在直接改造某一具体的对象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人与其他对象、及至整个世界的越来越广阔、越来越普遍的关系。最后，要注意区分广义的实践和狭义的实践。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实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明确区别广义的实践与狭义的实践是当前理论研究的现实需要。所谓狭义的实践是指在认识论领域，与思想活动相对应的实践范畴，其含义是与对象发生现实关系、直接改变事物的活动，与劳动概念相近。而与其相对应的思想活动本质上是主体思想、观念范围内的活动。狭义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而思想活动是非现实性的活动。在认识论范围内强调实践与认识的区分是非常必要的。唯心主义强调精神、思想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6］(p7)。在谈到认识辩证过程时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7］(p296)这里的实践也是狭义上的实践，强调的是认识来源于实践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认识论范围内，狭义的实践强调的是:与人的思想活动、精神活动相比，实践活动才是根本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活动，是实践决定思想、精神而不是相反。广义的实践概念是对人的活动的整体性的规定，除了指对外在自然界的直接变革和改造活动，还包括主体的认识活动、审美活动等等，是一个内涵深广的范畴。在广义实践中，认识活动、思想活动内含在实践活动中，是实践的一个环节。广义的实践概念深刻地反映了人类活动的能动创造性、普遍性、社会历史性等的本质特性。不理解广义的实践，就不能深刻理解人类活动的本质。
四、辨析两种观点
(一)关于实践的界限之争
在反思、深化20世纪以来中国的实践哲学研究的过程中，有学者提出，实践哲学研究中存在“泛实践论”倾向，即无限扩大实践的范围，把本来不属于实践范围的活动也归入实践活动;实践活动只是人类活动中的一种活动，不是人类活动的全部;实践是感性的物质活动，不是现实的、客观的、物质性的活动不能算是实践，不能把认识活动和思想活动也算作实践活动［8］。很多学者反对这种观点，强调实践是人的活动的最一般抽象，是对人的活动的整体性的规定，应该包括对思维活动的规定。笔者认为，仅从狭义上理解实践的涵义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单纯否定狭义的实践概念也并不能把问题说清楚。需要对狭义的实践观的合理性作准确的解释和说明。在思维和存在、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问题上，在认识的真理性问题上，理性的思想活动和感性的物质活动是有明确区分的，实践对理论的根本性意义是需要明确的。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它可以运用物质手段使现实事物直接发生改变，从而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而“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9］(p152)。当然，超出这个范围，观念活动、思维活动是实践的内在环节，是人的活动的根本特性。
(二)关于实践的本体之争
实践本体论者主张，“‘世界本身是什么’与‘认为世界本身是什么’是同一个问题”。感性活动是一切观念的根据，而它本身是以自身为根据。因此，感性活动即实践才是一个真正的本体论范畴，即它是一切观念的无条件的、绝对的根据［10］(p80、84)。很多学者反对这一提法，如有学者指出:“实践论属于历史观或社会观的范围，不是世界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世界观是最高的(层次最高，范围最大)，是核心部分，实践观不是最高的，不是核心部分，不能以实践论取代世界观。”“这种辩解是把世界观问题同认识论问题混为一谈了。”［11］笔者认为，实践是一个关系性范畴，它同存在与思维、物质与精神范畴相比，不是一个类别的概念。实践从本质上说，是主体根据自身需要改造客体的活动，没有主体和客体，实践活动不可能产生，实践自身并不能独立存在。第一，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即本体论问题)是一个古老问题，有着特定的内涵和意义，对此我们要尊重历史，不能借用这个概念而改变它本来的内涵。第二，实践与哲学基本问题是两个不同层次的范畴，实践范畴不属于本体论范畴。实践是关系性范畴，实践功能再大，也必须以客观对象为前提和基础、以满足主体内在需要为根本目的。客观对象与主体需要是实践的两个基本关系要素，没有这两个要素也就无所谓实践。
作者:张建云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高清海．哲学体系改革［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7］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赵家祥．准确把握实践界限克服泛实践论倾向［J］．学习与探索，2005，(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劳动实践的概念篇2
关键词：实践本体论美学乌托邦
读了邓晓芒先生的文章《什么是新实践美学—兼与杨春时先生商讨》[1]，感觉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思想，而且概念、逻辑上多有混乱之处，似乎继续讨论的意义不大；但又考虑到这篇文章突出了实践美学（包括“新实践美学”）甚至实践哲学的一个通病，就是实践（或劳动）崇拜倾向，甚至构造了一个“实践乌托邦”，又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加以批判的必要。实践崇拜或实践乌托邦出自南斯拉夫实践派。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在批判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即“辩证法派”的过程中，在实践本体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南斯拉夫实践派有其学术贡献和历史地位，但它把实践理想化，设立了一个实践乌托邦，却是理论上的谬误。中国实践哲学和实践美学继承了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思想遗产，包括实践乌托邦。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实践乌托邦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美学发展的障碍，对实践乌托邦的批判有助于中国美学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一实践如何成了乌托邦
实践本来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的一个概念，其基本内涵是指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www.133229.com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实践对其他精神生产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具有基础作用，从而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这个历史科学的概念在实践派（外国的和中国的实践派）那里演变为哲学本体论范畴，进而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上构造了实践哲学。实践派认为实践不但是历史活动，而且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之所在，是人类世界的本原。一个现实的活动一旦被抬高为超现实的自由活动，一个历史科学的概念一旦被抬高为哲学基本范畴，就必然变成一个乌托邦。实践美学以及邓晓芒、易中天先生的“新实践美学”就建立在这个“实践乌托邦”上面。
实践美学构造实践乌托邦手段之一是通过扩大实践的外延，以物质性吞没精神性，以物质劳动包容精神生产，进而以实践取代存在（生存），成为哲学基本范畴。本来实践是物质生产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而从事的生产，虽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精神的因素，但精神性是附属于物质性的，所以马克思才认为它是片面的体力的消耗，与片面的脑力的消耗同样是异化劳动。这就是说，实践作为物质生产在本质上与精神生产不同，（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才强调实践对于精神生产的基础作用），而且实践也不是人的全部生存活动。这样“新实践美学”就遇到了一个致命的困难，即物质实践如何能够成为哲学和美学的基本范畴，因为很明显，物质生产活动不但不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全部内容，而且也不是人类生存活动的最高形式。邓先生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只能是偷换命题和扩大概念的外延。邓先生把物质生产与精神活动的关联曲解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不分。他认为实践不仅仅是物质劳动，而且也具有精神性，并进一步包容了精神劳动而成为整个存在。他说：“实践是主客观的统一”，“实践又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情感的物质性活动”。因此，实践就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和“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这个推理是以偏盖全。说实践具有精神的因素并没有错误，实践在一定历史水平上达到了“主客观的统一”（同时也没有消除主客观的对立）也没有错误，但问题在于，邓先生偷换了命题，把实践具有精神因素变成了实践包容了精神生产，把实践的一定的主客观统一性变成了消除了主客观的对立，进而把实践的外延扩大为整个存在（生存），也就是邓文说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和“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从而使实践成为本体论的基本范畴。邓、易的“新实践美学”如果与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有什么区别的话，就在于后者肯定了实践与精神生产相区别的物质性，而前者却把实践外延扩大为包括精神生产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和“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从而掩盖了其物质性而赋予其精神性。正是在这种命题的偷换和概念的扩大的基础上，才可能把实践作为本体论基本范畴，建立实践本体论，也才可能建立实践美学。但这个基础是虚幻的乌托邦，实践既不能吞没精神生产，否则历史唯物主义就失去了意义；也不等于人的存在（生存），否则人就成为经济动物，丧失了精神性。因此，实践不能决定审美的性质，也不能成为美学的基本范畴，从而新实践美学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新实践美学构造实践乌托邦的手段之二是通过拔高实践概念的内涵，把实践由现实的、异化的活动变成了超越性的、自由的活动。新实践美学遇到了第二个致命的困难，就是实践具有现实性，是异化劳动，而审美具有超越性，是自由的活动。实践具有两重性，既作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又是一种不自由的、片面的、异化的劳动。而且，实践的正面性又是通过其负面性实现的，即在异化形式中实现历史的进步。所以，片面地崇拜实践、拔高实践，只是理性主义的乐观精神的体现。这种理性主义的乐观精神是启蒙时期所特有的。马克思曾经批评黑格尔“他把劳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方面。”[2]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也受到启蒙主义理性精神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对实践的乐观肯定。在现代社会，实践或异化劳动的负面性日益突出，对实践的乐观态度也随之消失，代之以对现代性的批判。邓先生像黑格尔一样，只讲劳动是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而回避劳动异化的现实。实践美学把实践非历史化，把实践从其历史形式中抽象出来，剥离其异化的性质，把它变成了抽象的“劳动”（甚至原始劳动也成为实践的形式之一），进而认为劳动创造了人、又推动历史发展，从而成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这种劳动崇拜是建立实践乌托邦的基础。在新老实践美学家看来，实践只有正面的自由属性，没有负面的异化属性；异化只是其非本质的历史形式，迟早会被克服。这不仅导致一种劳动崇拜和实践乌托邦，也导致一种社会乌托邦。马克思确实一方面指出劳动本应是人的本质的确证，同时又指出了现实劳动的异化性质。他认为可以经由社会革命消除劳动异化，恢复劳动的自由本质。这体现了青年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主义。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是对象化的过程，而对象化就是异化；实践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异化劳动，而且这种异化的性质不会在现实中消失。所以，成年马克思才指出：真正自由的领域“只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其次，对于历史性的实践活动，有两种评价的立场。历史主义的立场肯定其推动社会进步的正面性，哲学的立场则批判其异化的负面性。哲学是超越性的批判之学，它应当从生存的自由本质即超历史主义的高度批判实践，而不是仅仅站在历史主义的高度肯定实践。邓文以及新老实践美学放弃了哲学的批判立场，而仅仅固守于历史主义的肯定立场，从而导致实践乌托邦。实践乌托邦天真地认为，历史实践不但创推动了历史发展，而且能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消除人与世界的对立，从而实现自由。但是他们忘记了，正是在脱离原始社会以后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才产生了人的异化、人与世界（社会、自然）的对立以及人的片面发展；而且，正是由于异化导致自由的缺失，从而才激发了对自由的追求。因此，不是实践直接带来了自由，而是实践即异化劳动产生的不自由，才产生了对自由的意识。马克思在肯定实践推动历史的进步作用的同时，严厉地批判了异化劳动，“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像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一样。”[3]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批判，也是对实践的负面性质的批判。脱离了历史性的、绝对肯定的实践并不存在，现实的实践就是异化劳动。新老实践美学一方面绝对肯定实践，另一方面又承认异化劳动，似乎实践与异化劳动是两回事。这不仅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
二实践具有本体论的地位吗？
哲学本体论是美学的基础，不同的美学体系建筑在不同的本体论之上。新老实践美学以实践取代存在作为哲学基本范畴，把实践美学建立在实践本体论的基础上。新老实践美学认为实践具有本体论的地位，因此才得出美的本质与实践本质的同一性。实践本体论其来有自，应当找到其渊源。哲学历来以存在作为本体论的基本范畴，但对存在的理解却非常歧异。古典哲学、美学认为存在是实体性的，而现代哲学、美学认为存在是人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把存在解释为社会存在，而“社会存在就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在苏联哲学中，存在被二元化为物质（自然）的存在和社会存在，并形成了“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元体系。实践哲学屏弃了物质（自然）存在而保留了社会存在，并且把社会存在简化为实践，省略了社会存在作为“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的其他方面，特别是精神生活方面。实践就是这样取代了“存在”或“社会存在”而成为哲学的基本范畴。
作为哲学本体论范畴，必须是最一般的规定，有最广泛的内涵。从这个哲学范畴中能够推演出其他哲学规定。新老实践美学把实践当作基本范畴，企图从实践的性质中推演出审美的性质。可惜实践不可能包含着审美（那怕是‘审美的因素’），因为实践的物质性、群体性、现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决定审美的性质，因为审美是精神的、个体的、超越的生存方式。邓先生辩解说，他是运用马克思的“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相一致的方法”，即“美的本质只能从他如何从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历史过程中得到说明”。但邓先生不会不知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不是逻辑与历史的起点的一致，而是逻辑在历史行程中逐步展开，最后在历史的“终点”得到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是猿体解剖的钥匙”就是这个意思。按照这个原则，实践只是历史的起点，只是在它的发展并最终被扬弃时才与逻辑的东西一致。这就是说，实践作为物质生产活动，并不具有自由的本质，只是在它发展过程中，精神的因素脱离它而独立，并最终超越它，这超越实践的东西才符合“逻辑的东西”，才成为审美。马克思乐观地相信，在克服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其自身被扬弃，人的精神活动成为主导的活动，甚至具有了审美的性质，这时候才达到了自由的境界，人才得到全面发展。这恰恰证明发生学不能代替逻辑的证明，实践不能证明审美的自由性；实践也不是“逻辑的起点”，而只是历史的起点。邓先生对“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相一致”的方法的解读是错误的，事实上，他是在说，逻辑（本质）的东西可以由历史的起点中得到说明，所以审美的本质可以从实践中得到说明。可是他又不敢直接说明他的思想，不肯承认我对新老实践美学的基本观点的认定“实践的本质就是美的本质”，而只是羞羞答答地、含混其辞地说“从实践中如何包含美的‘因素’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因素如何一步一步独立出来成为‘纯粹的美’的过程中，来发现和确定美的本质。”。他没有说明也不敢说明的是，这种“独立”是对实践的否定和超越，而不是对实践的肯定，因此审美的本质也只能是对现实的超越。如果按照邓先生的逻辑，人的本质就可以从猿的本质中得到说明，因为人是从猿“一步一步独立出来”的。
实践是否具有本体论的地位，应当先考察本体论范畴的条件。哲学把存在作为本体论的基本范畴，是用来说明人类生存的本质，而不是用来说明人类生存的现状。因此，作为哲学本体论范畴，必须是超越性的存在，而不是现实存在；应当是人的存在，而不是实体性的存在；应当是个体的、自我的存在，而不是群体的、他者的存在；应当是精神性的存在，而不是物质性的存在；应当是主客同一的存在，而不是主客对立的存在；应当是自由的存在，而不是异化的存在。这种存在就是生存。社会存在（包括而不等同于实践）是处于现实关系中的存在，而不是超越性的存在；是群体性的存在，而不是个体的、自我的存在；是主客对立的存在，而不是主客同一的存在；是异化的存在而不是自由的存在。因此，社会存在作为现实的存在只能是历史科学的概念，而不是哲学的范畴。实践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础部分，但并不是社会存在的全部，也不是主导的部分。社会存在的主导部分是精神活动。因此，实践也只能是历史科学的概念而不能成为本体论的范畴。事实上，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概念和实践概念也基本上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即历史科学的概念出现的，它是用来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不是用来说明人类存在的自由、超越本质的。
三实践是自由的吗？
实践（被邓先生混同为劳动）是否是自由的，这关系到实践是否具有本体论的地位和能否决定审美的性质。邓先生说“劳动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因此审美的自由性来源于实践。但在现实中劳动是异化劳动，审美是“自由的精神生产”，二者不能等同，这是新老实践美学不能解决的矛盾。邓先生辩解说，劳动的不自由性“这只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才具有合理性，在此之前，当劳动异化还没有达到极端尖锐化的时候（如马克思曾举中世纪的手工业者为例），劳动者对于自己的工作往往抱有极其虔诚的热爱和兴趣……”这种辩解是无力的，对马克思的话的理解也是僵化的。自进入阶级社会之日起，劳动就不是自由的，就是异化的，只不过与资本主义劳动相比，不那么尖锐而已。邓先生自己承认，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还没有达到极端化”，即使如此，已经是异化劳动了。不能据此美化前资本主义的劳动，把它说成自由的活动，甚至把它与审美等同（即使手工劳动带有某种艺术的性质，其实质仍然是私有制下的异化劳动）。邓先生断言：“大量事实都说明，劳动本来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只是在资本主义时代被异化成不自由的、动物式的和机械式的操作了（如卓别林所表现的），怎么能笼而统之地说‘劳动是不自由的现实活动’呢？”按照邓先生先生的说法，前资本主义的劳动是非常美妙的，甚至带有艺术性的，但是“熟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邓先生可能不熟悉马克思的关于前资本主义的一段话：“人的依赖关系（起初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4]邓先生把束缚于“人的依赖关系”中的劳动包括奴隶牲口般的劳动，农奴人身依附性的劳动，说成“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不是太浪漫了呢？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实践的有限性，认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需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5]这就是说，实践仍然是“必需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因此实践不能获致自由；只有超越物质实践，通过精神的创造，才能得到自由。
新老实践美学还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就是把实践等同于劳动。正是由于抽除了实践的历史内容，把它变成了抽象的劳动，从而才有可能赋予其自由的性质。而事实上，实践是现实的劳动，即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社会劳动，因此它具有异化的性质。不仅文明社会的异化劳动不是自由的，而且原始劳动也不是自由的劳动，也不是实践劳动。我批评易中天先生的“原始实践创造了美”的命题，指出应当区分“前实践劳动”（原始劳动）与实践劳动。邓先生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我“不幸踏进了他所不熟悉的政治经济学领域”，“生造出了……一对不伦不类的概念”，“但叫任何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看来都不会认同的”。果真如此吗？非也。实践具有自觉性、社会性，不是任何劳动都能称为实践。原始人类的劳动没有脱离巫术意识的支配，不是自觉的征服自然的活动。原始劳动是在血缘关系中发生的，血缘关系是自然的关系，没有形成社会关系（包括没有发生社会分工、没有生产资料及其占有制等），因此不是社会性的劳动。我相信邓先生“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恕我直言，可能仅限于个别条文的熟悉，并不理解其精神实质。马克思在什么地方说过原始劳动是实践劳动？恐怕邓先生找不出来。但马克思却说过：“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6]原始人的生存是动物性的生存，这就包括原始人的劳动是动物性的劳动；原始人的意识是动物性的意识，因此不是文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更不是什么“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而且，邓先生也可能不熟悉当代学术研究的成果，仍然拘泥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结论，不知道关于前实践劳动与实践劳动的区分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而是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所以才对我这种提法大惊小怪。
四实践具有超越性吗？
实践作为现实的活动和历史科学的概念，不具有超越性，因此实践与审美不具有同一性，实践论也不能成为美学的基础。对此，邓文指责我“把现实性与超越性完全对立起来”，并辩解说“实践本身就具有自我超越的因子，这就是实践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和‘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本身所具有的精神性要素”，它表现为1，由动物性的表象上升为人的概念。2，由动物性的欲望上升为人的‘意志’。3，由动物性的‘情绪’上升为人的‘情感’。此外，还有“想象力对现实的超越”。这个逻辑推理可以说混乱得一塌糊涂。邓先生批评我把现实性与超越性完全对立起来，难道现实性与超越性不是对立的一对范畴吗？难道不应当把它们对立（区分）开来吗？难道邓先生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把对立的概念“统一”起来的吗？那么，邓先生但是如何论证的呢？，邓先生认为现实性与超越性是一致的，因为实践包含着超越。奇怪的是，他所谓的实践的超越性，是以精神性（包括概念、意志、情感、想象等）的超越性来证明的，因为他认为实践包含着“精神的因素”。在这里，他用了老办法，以实践包含着精神因素为由，以精神活动取代了实践。这种论证方法的荒谬性是不言自明的。此外，邓先生还以发生学代替本质论，他说，因为精神活动是从实践发生的，因此“超越性最终仅仅是实践的产物，实践是超越性的最本源的发生条件。”不错，精神活动是从实践活动中发生的，实践是超越发生的基础和条件，但一旦产生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化，二者就有了本质的区别；实践是超越发生的基础和条件，但不等于实践具有超越性，恰恰相反，超越就是在实践基础上对现实、实践的超越。不能以精神生产发源于物质生产为由，就抹杀二者的区别，甚至以精神生产来代替物质生产，把精神生产的超越性强加于物质生产上。这正如人是从猿发生的，但不能说人就是猿一样。邓先生以发生学代替本质论的同时，又无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分化的历史，他谈论的实践好象还没有发生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化一样，这一点是很费解的。因为人们都知道，尽管最初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混融未分，但后来发生了二者的分离和对立，这时就不能以物质生产（实践）包容精神生产了。
更重要的是，超越性并不是如邓先生所说的“对以往的现实和以往的实践的超越”。邓先生不理解超越的含义，竟然认为一切实践导致的历史进步都是“超越”。他认为劳动“既满足了人的肉体生存，又形成了历史和文化，使人得到教化（教养），提高了人的素质……”，因此，实践本身是超越性的。哲学上的超越概念，是与现实概念相对的。超越性的第一个含义是超现实，超越就是对现实的超越，而不是以一种现实取代另一种现实。存在（生存）的超越性是根本性的，不同于社会学的“进步”的概念。邓先生以进步性代替超越性，就美化了实践，赋予其超现实的性质。邓先生还批评我说的“由于现实生存的不完善性（异化的存在），人才努力超越现实”，认为“‘努力超越现实’的活动不正好就是一种‘现实的活动’吗？”超越现实就是现实，这真是奇怪的逻辑！！！难道邓先生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吗？在邓先生看来，除了现实的活动（而且主要是实践活动），就没有什么精神的超越。于是人就只有现实、此岸，没有超越、彼岸；只有现实的需要和价值，没有终极的追求和关怀，否则就是“逃避现实”，就是“复活一个新的‘上帝’”。哲学是超越之学，美学是自由之学，很难设想，否定人的存在的超越性，否定审美的超现实的自由性，还能够谈论哲学、美学。人是否有超越现实的需要，能否能超越现实，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人与动物的区别，除了邓先生强调的实践活动以外，还有更高的层次，就是人有超越性的追求，也有超越现实的精神创造能力（如审美）。人的存在的本质不是现实存在，而是指向超越，这就是所谓“神性”；而动物的存在只能是“现实”（自然）的存在，不能超越“现实”（自然）的存在。现代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哲学认为生存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可能的存在，从而肯定了生存的超越性；现代艺术不肯定现实，而是拒绝现实、否定现实，成为阿多诺所说的对现实的“大拒绝”，这些都是生存超越本质的体现。
超越性的另一个含义是自由性。邓先生在这一点是也出了问题。他认为实践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自由是实践的产物，因此实践具有超越性。古典哲学认为实践可以带来自由，甚至可以在现实中创造一个自由的乌托邦。但自由只存在于超越现实的领域，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只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因此，超越即自由，自由即超越。审美的自由性质正在于其超越性；不是实践决定了审美的自由性，而是对现实也包括对实践的超越保证了审美的自由性。正因为如此，不是任何精神生产都具有超越性，科学、意识形态等都属于现实的活动，不具有超越性；而只有审美、哲学等“自由的精神生产”才具有超越性。审美创造了一个理想的生存方式，哲学提供了批判的思维方式，它们本质上都是超越现实的。
五实践能说明审美的本质吗？
辩论实践与生存、超越的关系，都是为了说明审美是超越的生存方式。我认为实践虽然是审美的物质现实基础，但二者不具有同质性；审美是自由的精神活动，而实践是不自由的物质生产，所以审美超越现实，也超越实践。邓先生却相反，虽然他羞于直接承认实践与审美有相同的本质，但实际上他处处表明这样的观点：实践产生美，实践决定美、实践包含着美，总之，实践论是美学的哲学基础，审美的性质可以从实践中得到说明，审美与实践具有同质性。我指出“审美不包含于劳动的内涵之中”，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不料邓先生却大加反对，提出“既然劳动‘也有精神’作为‘附属的部分’的参与，怎么能断然说‘审美不包含于劳动的内涵之中’？”他还举例说，“当你在挑选一台造型优美的电脑时，当你把它搬回家在键盘上敲出清脆的响声时，你有没有审美活动？”这里邓先生混淆了不同的问题。作为实际的生存活动，审美与劳动可能有渗透，劳动中可能发生审美活动。但这不等于劳动与审美的等同，恰恰相反，劳动中的审美活动正是对劳动本身的超越。作为两个概念，审美与劳动必须在逻辑上予以区分，界定二者不同的内涵。如果借口劳动与审美有关联，就把二者等同，就无法从事理论研究。显然，审美与劳动有不同的性质，审美是自由的精神活动，劳动是现实的物质生产，审美的本质不包含于劳动的本质之中。邓先生显然没有把逻辑的分析与实际的情况区分开来，没有对实际进行理论的抽象，而这是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如果把二者混为一谈，就无法进行理论研究，就会把不同的概念搅成一锅粥。邓先生显然已经把问题搅成一锅粥了，害得我们不得不做这种低级的、费力的概念清理工作。按照邓先生的逻辑，在实际的劳动生活中可能发生审美活动，因此劳动的概念中就包含着审美的概念，从而得出劳动与审美是一致的、同质的结论。那么，我可以按照同样的逻辑举出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小偷对偷来的东西（如一块美丽的金表）也可能产生一种美感，因此是否可以说审美包含于偷窃之中，甚至审美与偷窃是一致的呢？
关于审美的本质，邓先生反对我以“自由的生存方式和超越的体验方式”定义，而提出“审美活动是人借助于人化对象而与别人交流情感的活动”。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人化对象不是美。所谓“人化对象”是与实践美学的“人的本质对象化”一个意思，人化被确定为实践给世界打上的人的印记，使世界成为人的对象。问题在于，实践活动对世界的“人化”也是一种异化，人化世界是现实的世界，这个现实世界不是审美对象。只有自由的精神活动创造的世界即超越现实的世界才是审美对象，即所谓美。因此，“新实践美学”的“实践是人的确证”说，只能是现实的人的确证，而不是自由的人的确证。另一个问题是，借助于这个“人化对象”的情感交流也不是审美。因为这种情感仍然是现实的情感，而不是审美的情感。比如我做了一个拐杖送给一个残疾人，这个拐杖肯定是“人化的对象”，因为它是我的劳动产品；同时我也通过这个拐杖表达了对残疾人的同情与关怀，因而是一种“借助人化对象而与别人交流情感的活动”，但能说这是一种审美活动吗？很显然，不是一切情感都是美感，即使是“借助于人化对象”而表达的情感也不都是美感。美感必须是自由的情感，也就是超越现实意识的审美意识才是美感。但邓先生对此也加以反对，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一般说，情感就是情感，本身无所谓自由不自由；情感的顺利传达和宣泄才是自由感，情感的压抑才不是自由感。”邓先生可能不知道罗斯金的一句名言：“少女可以歌唱失去的爱情，守财奴却不能歌唱失去的金钱。”或者忘记了马克思的名言：“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7]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对爱情追求是自由的情感，所以可以成为美感；对金钱的追求是不自由的情感，所以不能成为美感。邓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举出现代艺术为例证，说现代艺术表达的是否定的情感，如“痛苦、沮丧、麻木、压抑等”也可以成为审美的因素。这里邓先生又一次混淆了不同的问题。说美感是自由的情感，是指情感的品格，是对现实情感的超越；而现代艺术所表达的否定的情感必须经过升华，成为审美意识即反抗异化的意识，这也是自由的情感。邓先生认为只要是情感的顺利传达和宣泄就是自由感，就是美感，那么无论是少女对爱情的执着，还是守财奴的贪欲，甚至婴儿饥饿时的啼哭，都是美感的表达，都是审美活动。如此抹杀审美意识与现实意识的本质区别，否定审美意识的自由性，把二者的区别说成是能否顺利表达、宣泄问题，这样的美学岂不成了生理学？按照邓先生的理论，艺术只是顺利表达、宣泄了随便一种情感，与自由的意识无涉，那么艺术还有什么意义呢？至于邓先生说的“‘对情感的情感’我们称之为‘美感’”，这个命题本身含混不清，也许可以理解为对情感的再体验，但如果这种情感的再体验没有审美理想的指导，没有升华为一种自由的意识，是不可能成为美感的。比如一个守财奴由于失去的金钱而痛苦不堪，后来痛定思痛，更加懊悔痛心，甚至想一死了之。那么这种“对情感的情感”难道就是美感吗？邓先生表述的美的定义竟然如此粗疏、如此肤浅，实在是新老实践美学体系的缺陷所致。这个体系无法容纳深刻的思想，无法揭示审美的本质。所以，要超越实践美学，走向后实践美学，以实现中国美学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载《学术月刊》2002年第10期。以下对邓文的引述均出自该文，不再注明。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6页。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4]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4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页。
劳动实践的概念篇3
通过我多年教启智班劳动实践课发现，上好劳动实践课，对智障儿童的影响很大，劳动实践课比文化课有很大的优势。
1、通过劳动实践可以补偿智障儿童的生理缺陷，并发展智障儿童的能力。
智障儿童大多都存在感官方面的障碍（器质上的或机能上的），如听力障碍、视力障碍、运动障碍等，这些障碍的存在，就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等方面的接受能力，但是通过劳动实践活动可以帮助智障儿童补偿或部分这些功能的缺陷。我们人体机能的任何功能都是在活动过程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各种劳动活动中，对各种感官功能的形成也最容易。丧失了的功能也可以得到恢复，有缺陷的功能可以得到补偿。在劳动实践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感觉器官都要积极参与，而且各器官之间彼此要经常反复的协作与配合，在实践过程中能使智障儿童的各种器官得到锻炼，使其功能水平不断提高，使器官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从而协调完成各种在劳动实践过程中智障儿童会和各种各样的人、事、物相接触。当他们面对这些人、事、物就会产生各种刺激，在产生刺激后，智障儿童就会做出反应，这样他们就会和人产生交流和学习，对事就会产生态度和看法，对物便产生了表象认识。在人、事、物的刺激下，智障儿童就会提高各种能力。在与人的交往间便会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做事就会提高思维和逻辑能力；对物的观察会提高认知等方面的能力。
2、通过劳动实践可以开发智障儿童的智力。
劳动实践在智障儿童的认知及概念形成方面起到关键作用。由于劳动实践过程中，我们所接触的劳动环境，劳动对象是最直接，最真实的东西，它们显得最直观，也就很容易使人明白和认识。这样就使人很容易思考，也就有利于头脑中概念的形成。当智障儿童参加各种各样的劳动实践活动时，就会接触到许多的工具，如桶，盆，镐等，在接触中，智障儿童逐渐对这些工具产生印象，这是桶，那是镐，经过反复的使用这些工具就会形成了“桶”和“镐”的概念和印象，接着对这些工具就有了更深的理解，不但形成了概念而且明白了这些工具的结构，用途等，这样的概念形成过程就简单多了，比起单纯的课上讲解显得容易多了，这对智障儿童来说，效果就更明显了。
3、智障儿童的训练目的就是让他们自食其力成为有用的劳动者。
这要通过劳动实践来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费尽心思去康复教育这些智障儿童，其最终目的是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同时成为适应社会生活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就离不开劳动时间活动，我们就必须以此为中心去训练这些智障儿童，让他们去接触劳动，懂得劳动，并参与劳动，使他们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独立自主的完成基本的劳动任务，做些最起码的生活自理劳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能够自食其力，解决个人的生活问题。
智障儿童大多语言能力较差，动作不协调，感知觉较差，生活自理能力较差，上好劳动实践课并不容易。
1、在劳动实践课上注意说与做的密切结合，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积极发展学生的语言。
在劳动实践课中，教师在示范讲解每种劳动技能的步骤时，要把每一个步骤都用准确而明了的语言向学生说清楚，使学生能听得懂、记得住，并能说得出。智障儿童在做之前要先说说如何去做，做过之后，再把做过的过程用语言表达出来。这不仅有利于智障儿童对劳动技能的准确理解和牢固掌握，而且还有利于发展他们的语言能力。要多做多说，反复练习，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
2、在劳动实践课上，要加强直观性教学。
由于智障儿童存在生理、心理的缺陷，他们接受知识的能力较差。所以，教师在劳动教学中，有多采用直观性教学，利用教学挂图、多媒体设备、实物等教学设备向他们讲授。教师要循序渐进，把劳动技能操作分解成几个步骤，一步一步教学，教师示范一步，智障儿童观察并操作一步。智障儿童把每一步练习都做得准确无误后，再把各个步骤综合起来练习。
劳动实践的概念篇4
一
霍耐特最早在他和姚斯（HansJoas）合著的《社会行动和人的自然》①中关注马克思是如何批判费尔巴哈人类学唯物主义的，他既看到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唯物主义历史化的积极意义，又发现马克思在这种历史化过程中遗漏了他早期既有的人类学的解放性力量。在随后的《工作和工具行动：关于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基础》（1982）一文中，他对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指出实践规范的维度在后人解读中的遗失；在《统治和道德斗争——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遗产》（1991）一文中，他分析了20世纪下半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高潮陷入了低谷之后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自我批判流派，指出它们共同牺牲了马克思的“社会劳动”的概念，以至于不能找到行动理论的出路、满足解放理论和社会分析的要求。在他承认理论的代表作《为承认而斗争》（1992）中，他主要分析了马克思早期生产美学（produktionsaesthetik）中存在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思想以及后期的功利主义的斗争模式，指出马克思阶级斗争概念忽视了一种道德动机。在《社会病理学——社会哲学的传统和现实》（1994）一文中，他分析了马克思对社会病理学的贡献。下面，笔者将主要围绕“社会劳动”、“斗争”这两个概念介绍霍耐特对马克思的解读。
首先，霍耐特把马克思理论定位于一种社会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这个理论的中心概念是“社会劳动”。从经济角度看，马克思重建英国古典劳动价值理论，后者把当时的地理扩张和经济增长归功于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这种劳动最初是农业劳动、后来是商业劳动、再后来是工业劳动，统治阶级被排除在人类生产行为之外，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这种劳动价值理论的继续和发展；从解放角度看，马克思的劳动具有黑格尔的辩证法意义，劳动是主体意识的客观化的过程，即主体认知能力和智力自我发展的过程；费尔巴哈的人类学的类的发展的概念是马克思劳动概念中的第三个成分，因而它具有了德国表现主义的道德底蕴和浪漫特征，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不是被揭示为精神的自我发展过程，而是被揭示为人类生命过程，这个过程为马克思描述人类劳动过程的客观化提供了背景。②
霍耐特认为，社会劳动概念有三个重要的维度，第一，从社会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用“社会劳动”概念来表征人类存在形式的再生产形式——即对自然的共同占有（approriation），这样技术结构和对工作的社会管理成为人类历史理论的关键因素；第二，从知识理论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在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把社会劳动看作人类获取实在知识的实践背景，对自然的共同占有构成了抽象科学的唯物主义基础；第三，从实践－规范的角度看，马克思试图赋予社会劳动一种意识学习的功能，其中工作主体意识到其能力和需要超出了一定社会的结构所允许的可能性的范围。③在后人阐释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大多注重前两个维度、而忽视了第三个维度的解放。为了重建这个解放性的维度，霍耐特解析了马克思本人对这个概念的处理。
就马克思本人而言，霍耐特认为在早期的巴黎手稿时期和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马克思对于劳动的社会解放意义具有不同的论证模式。在前期，马克思主要从有机的手艺人工作活动和机械式的工业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出发来论证的；而在后期马克思主要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将会把工人阶级培养成为一支有纪律、有组织、在技术上能干的集体主体的角度来论证的。霍耐特认为这两种模式都是有问题的，前者使得马克思“陷入了社会劳动历史形式的二元结构，而没有概念能够解释沟通二者的发展中介。”④由于马克思放弃了早期激进的、把工作过程理解为一种释放道德－实践动机的形成性过程的意图，所以他再没有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当作一种沟通背景，放弃了手艺式的工作程序也是一种对象化的过程的假设，这样工人再也不可能期望劳动是一个自我保存、自我导向、体现着自身知识的过程。第二种论证模式霍耐特认为是一种工具主义模式的论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将会担负起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的作用，然而工业生产劳动的实际并没有产生这样的效果，所以晚年马克思仅仅强调工业劳动在技术教育方面的功能，这样第二种论证模式并不能支持他在革命理论中的关于社会劳动优先性的主张。“在这个论证层次上，马克思只能建议无产阶级在智力上学习如何修正它已经发展起来的批判－规范性意识以及如何转化这种意识为革命性活动；解放意识的形成性过程和社会劳动的行动结构以何种方式紧紧联系在一起依然和他早期著作中一样不是很清楚。”⑤可以说，这两种论证模式显示出马克思始终没有找到将社会劳动的内在性关系和社会解放过程连接起来的论证模式。
“斗争”是和“社会劳动”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由于马克思前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连接社会劳动和社会解放的论证模式，所以斗争概念在马克思理论前后也出现了不同的论证模式。
霍耐特认为马克思前期斗争模式是一种对象化的自我实现模式；而后期则是功利主义模式。前者主要体现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主观辩证法”的讨论当中。“马克思把他颇具有原创意义的人类学建立在一种劳动概念上，这一劳动概念颇具有十分规范的内涵，以至于他可以把生产活动解释为主体间的承认过程。”⑥在这样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自身能力的对象化经验与一个可能的消费者的精神期望（geistigenVorwegnahme）纠缠在一起，给予个体以一种主体间性关系为中介的自我价值感。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分离，所以它必然会摧毁这种体现以劳动为中介的个体间承认关系的社会秩序，所以历史冲突就必须被理解为“为承认而斗争”。所以，青年马克思把当时的社会冲突、阶级斗争解释为被压迫的劳动者为重新建立充分承认的交往关系而发动的道德斗争，而非获取物质资料和权力工具的策略斗争。然而，霍耐特认为，由于这种斗争把劳动当作手工劳动或者工艺劳动来思考，局限于片面的生产美学特征，马克思不能把他诊断到的异化劳动放到复杂的主体间性承认关系当中，来揭示异化劳动在社会斗争中的全部道德含义。
当马克思从早期著作的历史哲学的人类学前提中挣脱出来，把社会劳动当作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绝对基础的时候，他的社会斗争的道德理论视角就转移到功利主义模式中，因为马克思虽然重申把劳动看作一种社会价值的创造过程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过程，但是马克思还是放弃了费尔巴哈的观念，即把未异化的劳动看作是对人类全体成员需要的充满爱的肯定。⑦一旦马克思运用了功利主义模式，即用结构稳定的利益竞争来代替因相互承认关系受到破坏而产生的道德冲突，阶级斗争就可能被还原为无产阶级为追求“客观的”利益而从事的斗争，这种斗争甚至可以无视现代法律普遍主义的成就。不过，在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中霍耐特还是看到马克思在经济著作中的功利主义途径和政治历史研究中的表现主义之间的冲
突，对于后者马克思用“伦理分裂”来描述彼此对立的利益集体行为者由于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是，这两者之间并没有连接起来，社会阶级的冲突始终没有被系统地理解为具有道德动机的冲突形式。
二
霍耐特之所以对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和斗争概念进行这样分析，是与他早期形成的人类学思想基础、实践－规范性的理解路径分不开的。
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西方社会各种文化思潮澎湃兴起，其中生态主义、反文化主义、女性主义等这些思潮都力图从人类学的角度通过重新审视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本身的自然本性之间的关系来对现当代西方文明进行批判，霍耐特的哲学人类学基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霍耐特主张的哲学人类学不同于一般的经验研究的人种学，而是要研究人类变化的不变前提，剖析社会科学和文化科学结论的生物学基础，构建前语言或者外乎语言的、生物学的哲学人类学。正是因为这种人类学的前提和个体自我实现的要求，霍耐特认定马克思的青年和成熟时期蕴含着在社会诊断上的一致性，也正只有借助这个自我实现的人类学要求，霍耐特才能连接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和解放理论之间的鸿沟，也就是说，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革命性效果，也不是自主的社会系统过程、更不是哈贝马斯式的参与者的直觉交往成就提供了社会解放的可能性，而是行动主体的社会经验以及在这种行动中的自我实现的要求遭遇障碍的事实提供了社会冲突和进步解放的动力。
实践－规范性的理解标志着上个世纪西方理论家开辟的解读马克思的一种新路径，它主要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还原论”、“文明效果论”，摒弃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主张以社会哲学的规范概念丰富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个人或群体积极融入社会的再生产和转型，同时社会的再生产是以个体或者群体围绕着社会规范而进行斗争的方式而进行，并且人类历史在一个敞开的行动背景中展开。霍耐特与其他主张“实践－规范”的理论家不同的是，他将这种实践－规范解释路径和他的哲学人类学的思想基础和前提结合起来，不仅在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中挖掘了自我实现的要求和规范性的解放内涵，也对马克思之后丧失解放性规范内涵的社会劳动观点进行了批判。
这里尤须指出的是霍耐特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努力的批判。霍耐特认为，哈贝马斯试图摈弃主体－客体模式而将工具行动的技术理性和沟通行动的道德－实践理性区分开来，以化解马克思那里社会劳动和社会解放之间的范畴联系的必要性，但是他不再坚持马克思一直坚持的自主劳动和工业组织劳动之间的区分，同时放弃了劳动的规范性内涵，而仅仅把它保留为一个中立性的概念和社会生产力的范畴置于社会行动的底层。霍耐特不满这种对社会劳动的规范性内涵的剥夺，他强调：“在社会劳动领域中的道德导向过程将会从通过统治建立起来的社会形式中要求属于工具行动的、有意义的工作内涵。这种有效的规范性要求来自于一种表达出来的、道德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不是来自于对相互理解的沟通模式的压迫，而是对工人劳动自主性的剥夺。”⑧随着工业社会学调查深入到劳动过程的日常细节，社会劳动中更多的规范犯和冲突被揭示了出来，这一点可以为霍耐特作证。哈贝马斯的沟通性进化过程固然可以避免将解放过程归责于某一个阶级，但是他理论的局限性也在于它简单地认为异化的工作关系已经被历史地克服，因而无法把握既有的工作关系中的道德紧张。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还曾出现了三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自我批判的流派，分别是博弈论(gametheory)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culture-theoretic）的马克思主义和权力理论(power-theoretic)的马克思主义，它们试图对马克思理论进行救赎式的批判。前两种流派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集体性的行动（collectiveaction）的概念，主张要么借助于博弈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功能主义框架之外补充以个体主体的策略行动，要么对文化传统和解释性模式的逻辑进行再评价；第三个流派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充分区分的社会权力理解，而这种缺乏是由从经济再生产过程中清除社会权力导致的。⑨而对霍耐特来说，这三种救赎式的批判都牺牲了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更不能填平马克思行动理论方面的社会分析和解放理论之间的鸿沟，因为它们的行动概念牺牲了马克思劳动概念本来所具有的诊断潜能和规范潜能。
总之，霍耐特将这种实践－规范性建立在人类劳动中体现出来的自我实现的自主要求之上，构成了它揭示马克思社会劳动概念中的解放性规范内涵、将社会劳动和社会解放连接起来的根本原因和根本途径。
三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看待霍耐特对马克思理论的解读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结合两个小问题来展开。一是考察这种解读对霍耐特形成他的承认理论的影响和贡献；二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霍耐特的解读基础和路径。
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在他的哲学人类学理论基础上、在主体间性的框架下主张人类的自我实现依赖于家庭之爱、社会之尊重和交往共同体之重视三个维度的承认关系的保证。现实生活中的斗争都是围绕这些承认关系而展开的，人类社会的冲突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为承认而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通往人类的进步和解放。
首先，解读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是霍耐特要将他承认理论建立在规范性的基础上的一个批判步骤。霍耐特紧紧抓住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捍卫其中规范性的内涵，然后又紧紧抓住马克思如何将社会劳动和社会解放联系起来的问题线索，为他提出规范性的承认理论做准备。无论马克思本人、还是后来马克思理论的诠释者都没有将这种规范性内涵坚持到底，所以当霍耐特不满于哈贝马斯将工具劳动概念中性化以及将道德规范性诉诸于参与主体的直觉的时候，当霍耐特捍卫蕴含在社会劳动中的规范性内涵的时候，他找到了将社会劳动和社会解放的新的联系点——即为了劳动的自主性、为了社会劳动领域中的承认而斗争。虽然后来霍耐特承认理论并没有明确地把劳动领域的承认关系作为独立的一个维度，但是它的规范基础是在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中获得的。
其次，霍耐特抓住了马克思的斗争概念，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病理分析和历史观点，但是他不满马克思晚期的功利主义模式的斗争思想，因为这种斗争只是争夺物质生产资料和国家权力的斗争，忽视了社会劳动和社会交往中的规范性内涵。只有对这种英格兰式的功利主义模式进行批判，才能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建立在规范性的基础上。这是霍耐特和马克思的根本不同之处。这个观点立足于一个基本假设：如果不将斗争建立在为规范和承认而斗争的基础之上，纯粹的物质斗争对于人类解放是不够的，人类斗争的动力不是为了占有更多的物质资料，而是要满足自我实现的要求，这个要求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物质范畴。另外，霍耐特明显地质疑马克思将社会解放推往某个阶级的肩上的论断，他那里只有异化劳动和承认要求未被满足的“群体”，因而“为承认而斗争”具有一定的超阶级性。很明显，霍耐特的斗争理论更加具有现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特征，因为那里无产阶级也占有了一定的社会财富和“福利保障”、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从事阶级斗争夺权的动力。而马克思主张的斗争则更加符合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要求，因为那时的无产阶级真正地一无所有，经济危机尚未得到有效地克服。勿庸置疑，对马克思斗争概念的批判浓缩了霍耐特对当时代社会阶级状况的思考和诊断。
其三，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也可以说是马克思理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下的延伸和发展，它们之间还是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和延续性。因为霍耐特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人类学基础中找到了规范性和人类学思想的共通之处；他们都主张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于持续的社会斗争和解放；都重视具体的生活事件和经验感受，反对超验哲学和超验理论对现实生活和感性的脱离。
劳动实践的概念篇5
一、了解内在逻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有着严密的逻辑，对于这样一个系统体系，其创新发展绝不是简单的逻辑堆砌，要从整体入手，结合经济建设实践，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
第一，方法论。《论一元历史观之发展》是俄国早期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其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元史观，即生产力决定。这一观点虽然受到了很大肯定，但是依然有争论。如，历史学家不能用生产力解释历史事件，如果用生产力去解释肯定会失败。对于一元史观，要从两个层次理解，即生产力向前发展是一个历史趋势，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也是判断人类进步的标尺；历史唯物主义上的一元史观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与方向。综合以上两点内容，就可以清楚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带有历史必然性。
第二，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马克思一生心血都汇聚在《资本论》上，而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基础。如果否认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上两条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逻辑的关键，但是在当代中国背景下，还需要进一步理解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这样才能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逻辑有一个比较全面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现，它不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成果，也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基本理论向前发展，即社会主义可以建立自市场经济基础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扬弃，符合中国国情，这已经得到实践证明，只是缺少相关的理论总结。
以上三个方面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逻辑的三条主线，只要对以上三条主线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就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融汇贯通，这对该理论的创新发展思考有重大作用。
二、比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主要途径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中，除了理解前文提及的三条主线，掌握其内在逻辑联系外，还要明确比较是创新发展的主要途径，应在比较中发现问题，在分析与解决问题中进行创新。
（一）理论与实践的比较
通过理论学习可以得到一些已经成形的成果，对实践形成一定理性认识，但是实践并不一定与理论吻合，这就会使理论与实践之间产生很尖锐的矛盾，驱动理论去创新发展。如，《试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等著作就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冲突下产生的。根据《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相关内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按劳分配要遵循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而个人能力是天赋特权。基于这一理论启示，结合实践就诞生了一个新概念，即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由此可见，很多理论成果都是在理论与实践比较过程中而形成的，如果理论与实践不相符，就要发展理论，再用实践加以评判，而这一过程将产生巨大的创新发展动力。如，《公有产权的内在矛盾》就很好的诠释了理论与实践比较当中产生新理论的观点。
（二）实践与实践的比较
在实践与实践的比较中也可以产生一些创新发展成果，如中国特色等。中国特色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其他国家的相对比，产生出来的不同东西就是中国特色，因此中国特色是比较出来的。关于中国特色，其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概括，但是可以从多个方面去了解它，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在多年的实践发展中，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起着一些特殊作用，而这些是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所没有的，是中国特色的具体表现。由此可见，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抓住中国特色，将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普遍规律进行比较，研究中国特色体现在哪些地方、特色产生的原因、总结成功经验与教训等，就能得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结果。
（三）理论与理论的对比
同一个经济现实，研究的出发点、观念、方法等方面不同，得到的结论也可能不同。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比较，主要是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比较。由于西方经济学有很多流派，这里做全面的比较，仅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科斯企业理论进行比较。它们之间的比较已经很久了，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全盘否定科斯企业理论，这种做法显然不科学。在否定前，应当探索是否能从科斯企业理论中得到启示、借鉴，科斯企业理论是否存在一些合理成分等。先弄清楚这些问题，再进行评断，才是科学合理的做法。科斯企业理论提出两种概念，其一是将市场与科层等级制分开，其二是交易成本概念。科斯提出的第一种概念使我们对的企业制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在《资本论》中，其中提到了市场内部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这两种分工其实就是市场制度与企业科层制度，但是由于抽象程度不够，并没有明确提出科层概念。同时，马克思认为工场内部分工是有计划的、有序的，市场内部分工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分工，所以他指出工场内部分工优于市场内部分工。后来经大量实践证明，市场内部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是互为补充的两种制度，其中的一个不能否定另一个的存在，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有启发作用。
交易成本概念在不同制度的优劣度、效率分析上有较大作用。将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比?^，发现二者之间没有本质冲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生产劳动过程与交往过程分开了，其中交往过程会投入人的脑力、体力劳动等成本，这些与交易成本类似，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没有明确指出这一概念。后来，经过理论的比较，将这些成本认定为交往成本。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之间的比较，可以得到新的理论成果。在理论比较中，先认清楚其他的各流派，在理解基础上再进行比较分析，容易产生新的思想与观点。
劳动实践的概念篇6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487(2001)06-0010-05
“技术”，是当今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然而，什么是技术？学术界却是众说纷纭，其中，许多学者认为“技术是劳动手段、生产工具和一切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实物”，或者“技术是物质手段与方法的总和”。前苏联的一些学者，还将这些观点加在马克思头上。如前苏联的a.a库津在《马克思与技术问题》一文中说：“马克思认为技术即劳动资料。”“马克思认为技术实质上是人类在生产劳动中所掌握的各种活动手段。”①这些说法，在国内时有所见、所闻。最近，在讨论哲学中的“技术转向”问题时有学者还定义技术哲学是“研究造物过程的哲学”，“是研究关于人的造物和用物、生产和生产的哲学问题的哲学分支”。由此看来，技术范畴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弄清技术概念，特别是对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范畴、技术观，对于深入讨论哲学研究中的“技术转向”与技术研究中的“哲学转向”问题，对于正确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和贯彻执行“加强技术创新，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②列宁也指出：“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转化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对概念的分析、研究，运用概念的艺术（恩格斯），始终要求研究概念的运行、它们的联系、它们的相互转化。”③就是说，观点和概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同样，技术概念也是一个历史范畴。现代技术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凡是人类的活动都伴有技术。于是，我们将技术分为自然技术、社会技术、思维技术和人本技术。④正如吴国盛教授指出的，“技术就是现代性的象征和标志”，“一切问题都是技术问题，而一切技术问题都不是（狭义的）‘技术’问题。”⑤
在这里，我们只讨论狭义的“技术”即自然技术概念的演变过程。
1.自然技术是一个历史范畴。
观点和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就得用历史的方法（按着客体的时间顺序，按着历史表明的具体形态，阐明客体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来考察。我们认为：自然技术概念的演变，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古代的自然技术概念—“技巧、技能”说。
技术的历史同人类一样，源远流长。人类社会是从采集狩猎时期开始的。整个农业文明时代，都是简单（初级）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即以采掘、直接利用或简单加工和消费原始资源的活动方式为主的时代。生产的初始产品保持了其直接的自然属性。于是，在手工劳动中，主要依赖于如何获取和简单加工自然物质的技巧、经验和技能，并不断地充实而承传给后代。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猿揖别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完成了：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⑥马克思也认为，古代自然技术是人们劳动的“经验”、“手艺”、“技巧”、“技能”和“秘诀”⑦。还说：在大工业“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整个说来从未超出制作方法的积累和范围，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凭经验掌握每一种手艺的秘密。）手和脑还没有相互分离。”⑧于是，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把技术的起源表述为由个人所获得而由社会保持下来的操作方法、技巧。
近代的自然技术概念——“物质手段”说或“劳动资料”说。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通过否定（或扬弃）而实现的。随着技术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迈入了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是以开发、加工、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为主的复杂（高级）的物质性活动方式，这是对农业文明的技术范畴、技术基础的根本变革。正如列宁指出的，“从手工场向工厂过渡，标志着技术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了几百年积累起来的工匠手艺。”⑨这样，“用机器生产机器”的机器大工业第一次把巨大的自然力和科学技术“并入生产过程”，即机器生产的整个过程不是屈从于劳动者的直接技巧，而是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于是，机器就成为科学技术物化的综合体。正是这种机器的特征、机器生产的功能和原则，引起了技术观念的变化。然而，受机械自然观影响的人们，只看到了机器“代替劳动者而自己具有技巧和力量”、“直接的劳动则被贬低为这个过程里面一个单纯的环节”⑩这个表面现象，而没有追究其现象的本质——“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面的技术”（马克思语）。因此，“物质手段”说或“劳动资料”说是机器时代的产物，也是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由来和反映。
现代的自然技术概念——实践性的知识体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技术从古代的主观形态转化为近代的客观形态，这是历史前进的必然。然而，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信息业社会及其知识经济时代。信息业文明是以信息活动为主导的综合活动方式，信息、知识不仅成为物质性活动方式得以进行的决定性因素，而且信息业将会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犹如工业社会的制造业一样）。显然，信息活动的内容主要不是从事物质性活动即经济活动，而是以发现、发明、创新一体化为基本特征的知识创新活动，即“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使用（消费）”的动态过程，按照oeCD的定义，这就是“知识经济”。[11]于是，信息活动方式就从工业社会后期的服务于物质性活动的附属地位转变为信息业社会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因此，信息业文明时代的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彻底改变“技术即劳动资料”这个传统的落后的观念。于是，我们提出“技术是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社会或思维的方式方法体系，即关于怎么‘做’的知识体系或实践性的知识体系”。[12]
其实，“技术的本质特征就是知识性，属于精神范畴，不是什么物质实体。”[13]首先，现实存在的技术，如同其他事物一样，都是现象与本质的对立统一。工具、机器或其他设备只是技术的一种物化形态，是形于外的现象，而藏于内的本质—技术原理，制造、使用和维修的方式方法，则看不见，摸不着，只有靠理论思维才能把握。因此，科学技术研究的任务就在于“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14]。其次，现实的技术是知识内容与外在形式的统一。同一种内容的技术在不同的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形态或不同的物质载体（人、物、电磁波等），同一种形式的技术会在不同条件下体现为不同的内容。因此，不能因为技术具有实物性的表现形式，就认为“技术是各种不同形态的物质”，甚至把技术与机器设备完全等同起来。同样，也不能因为技术具有观念性和实物性的两重表现形式，就把技术定义为“观念形态和物质手段的总和”。第三，技术，按照K·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既不是世界1—“物理世界的实体”或客观物质世界，也不是世界2—“精神状态世界”或主观精神世界，而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类产物、“世界3”—“思想内容的世界”或客观精神世界，即技术的内容是精神的，其载体或外壳是物质的（因为科学技术同属于世界3，我们将科学定义为“理论性的知识体系”[15]，就揭示了现代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第四，将技术等同于物质手段，就抹煞了技术成果与物质生产产品之间的本质区别。这样，它既否定了技术本身，也取消了技术成果的物化过程，既否定了科技人员的脑力劳动成果，又贬低了技术在现代生产力构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岂不是把物质手段、劳动资料视为“第一生产力”了吗？！第五，持“技术即劳动资料”论者中的某些学者又提出“马克思主义技术决定论”主张，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观就不成了“劳动资料决定论”、“武器决定论”了吗？！显然，技术不能等同于物质手段或劳动资料。第六，把技术等同于它的运用甚至是它的物质产品，或者视为“物质手段与方法的总和”，并将其作为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就会忽视技术及其发展过程所蕴含的丰富的哲学问题研究。于是，技术哲学就变成了设备哲学或人造物哲学。正如m.邦格指出的：“技术哲学把它的研究重点放在探讨技术本身所蕴含的哲学问题以及技术过程所提出的哲学思想上”，“显然不是从技术的产物——汽车、药品、被治愈的病人或技术战争的牺牲者当中去探索”。“由于有些人把技术与它的运用甚至与它的物质产品等同起来，技术的概念方面就被轻视甚至被抹煞。（奇怪的是，不仅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实用主义者都忽视技术概念的丰富性，因此，不能指望他们对技术本身所蕴含的科学作出正确的阐明。）”[16]因此，技术与其物质载体是有联系的，但绝非同一，犹如科学知识与其物质载体——纸张的关系一样。如果是同一的话，科学不就成了研究纸张或其他物质载体的学问了吗？！
所以，“技术即劳动资料”的观念，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
2.“实践性的知识体系”：自然技术概念上的否定之否定。
马克思指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17]自然技术概念、观念上的“技巧”说—“劳动资料”说—“实践性知识体系”说就表现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形式。初始形式的“技巧”说和对它的否定（“劳动资料”说）构成—对对立面，它们都包含着抽象的片面性，只有克服了这种片面性才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即对这两种片面性的对立形式的综合。
“技巧”、“劳动资料”和“实践性知识”是技术的三种不同的存在形式或形态，即主观形式、客观形式和主客化形式（属于K·波普尔的“世界3”）。这三种形式，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认为是并存的。但是，从本质或生成上说，劳动资料与其他两种形式之间又存在着因果关系。正如马克思说的，机器、机车等等劳动资料，“都是物化的智力”；从载体来说，劳动资料只是自然技术的物质载体中的一种（样品、机样、模型、纸张等等也是技术的物质载体），而古代的技巧、技能的载体是人（主要是工匠），现代技术的载体主要是现实的人，其中人的知识和一些技巧、技能既可以通过文字、语言、通讯网络等进行传播和扩散，又可以转移到机器、软盘等物质手段上；从作用和地位来说，“随着大工业的继续发展，创造现实的财富……决定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因此，“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了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18]
普列汉诺夫指出：“任何现象，发展到底，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但是因为新的，与第一个现象对立的现象，反过来，同样也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所以，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与第一个阶段有形式上的类同。”[19]“实践性知识体系”说所肯定的是曾经被否定过的初始形式的东西，又维持和保存了第二阶段的全部积极内容，并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了综合。因此，技术概念上的演变如其他事物一样，也表现为前进性与回复性的统一——既不是直线，也不是循环，而是螺旋式的上升与波浪式的前进运动。
总之，自然技术概念的发展所表现的是从一种质（或质态）向另一种质（或质态）的变化。这种由旧到新的变化是一个消灭和生成的过程，即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今社会，人类正在迈向信息业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还坚持“技术即劳动资料”或“各种活动手段的总和”说，显然是落后于时代之举。
二
1.马克思的技术范畴。
马克思于1873年指出：“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活动方式，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从而揭示出社会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起源。”[20]（这里的“工艺学”，按照德语、英语和法语的词义，特别是其上下文的意思，学界都视为“技术”）按照马克思的意思，技术是指人对世界（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活动方式”。这种“活动方式”，首先表现在“人对自然”的关系和“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中，从而表现在“社会关系”方面，“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起源”及其产生的过程中。于是就把技术视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思维之间的中介和桥梁，即人类改造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活动方式方法。
关于技术是人对世界的“活动方式”的思想，马克思还有一系列的论述。如他指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是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21]这里讲的“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除了工艺流程（自然技术）之外，显然还包括组织管理在内的社会技术。马克思在谈到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分标志时还指出：“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或“从工艺上比较各个不同的生产时代”[22]。马克思强调技术是人对世界的“活动方式”，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是“怎样生产”或生产“工艺”，而说什么“马克思认为技术即劳动资料”或“各种劳动手段的总和”，显然是一种误解或歪曲。
马克思明确指出：技术属于知识范畴，“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已经是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知识的控制并根据此种知识而进行改造，不但在知识的形态上，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23]这就明确地指出了社会生产力中既有“知识形态”，又有实物形态的物质手段，而且后者是由前者转变的“直接的生产力”。还指出：“直接的生产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24]因此，在工厂里劳动的工人可以“获得某些操作方法的知识”。[25]马克思还强调指出：技术知识是“精神生产领域”的产品。他说：“一个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26]恩格斯也将技术发明作为“生产要素”中的一种“精神要素”，即除劳动和资本之外的“第三要素”。[27]显然，作为“精神要素”和“精神生产”产品的技术，不是指工具、机器等物质设备。
有人说什么“马克思认为技术即劳动资料”或“是各种活动手段的总和”，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中，不但没有类似的提法，而且他们对工具、机器、技术手段、技术装备、劳动资料等概念，分别给出了明确的不同于技术的定义。马克思多次指出：“机械就是由许多简单工具的结合而成的物”，“机器和发达的机器体系”是“大工业特有的劳动资料。”[28]“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29]“机器、机车、铁路、电报、自动纺棉机等都是人类工业的产物，……都是物化的智力。”[30]还说：“利用机器的方法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31]因为“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组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方法的组合。”[32]这就非常明确地提示了机器等劳动资料与技术的本质区别。显然，所谓“技术即劳动资料”或“各种劳动手段的总和”的观念是强加给马克思的。版权所有
2.马克思的技术范畴是我们开展技术哲学研究的指南。
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囿于“马克思认为技术即劳动资料”的偏见，硬说“马克思强调经济时代是以劳动资料（技术）来划分的。”（库津语）我们认为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马克思指出：“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别……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显然，这里所强调的是生产技术。他在“怎样生产”后面特意做了一个注释：“从工艺上比较各个不同的生产时代”，只在“史前时期是按照制造武器和工具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33]他又指出：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34]马克思讲的使生产力诸要素“结合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显然不是指劳动资料，而是指生产技术。列宁也指出：“由于有各种不同的技术方法，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不同的阶段。”[35]马克思还认为：工具、机器等劳动资料是劳动得以进行的物质条件，而本身又不能完全体现出一个经济时代的特征。“很多这样的工具，在很早以前，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已经发展为机器，但并没有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36]而大工业是“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才得以自立。”[37]
国内有些学者不仅也是这样误解的，而且还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技术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技术决定论的思想”，甚至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决定论”[38]。他们之所以这样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把“技术即劳动资料”或“技术装备”强加在马克思头上。他们说：“因为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基础是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其实，这句话是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鸟斯》一封信中讲的。这里的“技术装备”，应该是指劳动资料。而引用者把技术装备等同于技术，就会得出荒谬的结论，即技术“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那么，谁有技术或者谁的技术多，谁就会成为统治者或统治集团（阶级）。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鼓吹的“技术决定论”、“技术统治论”没有任何区别了！正如恩格斯在该信末尾特别声明过的“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个字句，而要始终注意到总的联系”那样，我们认为，对“这种技术装备”理解为“这种技术装备（劳动资料）的占有关系”才符合该信的原意和恩格斯的一贯思想。
按照马克思的意思，技术是人对世界（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活动方式”。这样，就把技术的本质视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思维之间的中介和桥梁[39]，也就将技术视为由自然技术、社会技术和思维技术构成的“内在的整体”，即“一门技术”。[40]
我们认为，社会技术是处理、协调或改造（善）人际社会关系的方式方法的集合。调整好人际社会关系的社会技术，也是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联系着，“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41]又说：“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42]“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而这些力量从自己方面来说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43]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只认为自然技术才是生产力，也就只注重自然技术，而忽略了社会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在提高“生产力的总和”上下功夫不够。因此，如何处理、协调、改造或改善人际社会关系，就成为当今世界一个人、集体、乃至于国家事业成败及其大小的重要关键。
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既双向制约，又相互促进和塑造。而社会技术是自然技术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和“决定性因素”之一。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44]马克思还把社会技术作为现实生产力中“决定性因素”之一。他说：“如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们的生产技能上的区别撇开不谈，那么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当取决于：(1)劳动的自然条件……；(2)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这种改进是由以下各种因素引起的，即大规模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机器，生产方法的改良……以及其他各种发明……并且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是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起来的。”[45]还说：“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46]要实现大规模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与协作和生产力的发展，显然只靠自然技术是绝对不行的，而且“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是由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相互作用而“引起的”。
我们认为，思维技术是开展和改进思维活动的方式方法集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科学技术“离开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47]。马克思也指出：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48]思维技术是人（类）的专利，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必然地伴随着思维技术。
总之，现实活动中的技术都是自然技术、社会技术、思维技术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内在整体”，而一些学者囿于“马克思认为技术即劳动资料”之偏见，一直把技术局限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狭义范围。于是，将技术哲学定义为“研究关于人的造物和用物的哲学问题的哲学分支”或“自然改造论”，并据此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显然，这些观点和主张，不符合马克思关于技术是人对世界（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能动关系”或“活动方式”的思想。
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也是第一次把实践作为技术范畴的基础。按照马克思的意思，技术揭示出人对自然的活动，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和社会关系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产生过程，即实践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思维双向作用的活动过程。在这些实践活动中，人一方面改造了外部世界，使其变成了人的活动客体；同时也改造了人，由此人才成为自身活动的主体。因此，人虽然最初来自于自然界，而人更是自己活动创造的产物。马克思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这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49]而以往的技术概念，无论是“劳动资料”说，还是“各种活动手段的总和”说都忽视甚至抹煞了人及其实践。因此，传统的技术概念是抽象的、与人分离的、纯自然的。而那种“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也是无”[50]。同时，他们又把“实践”看成为单纯物质性的活动，于是他们的技术仅仅指“自然技术”或“物质性技术”。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51]其实，人对世界的关系都是通过统一的实践活动而实现的。具体来说，以物质生产实践为中介实现人对自然的关系，以社会交往实践为中介实现人对社会的关系，以精神生产实践为中介实现人对思维的关系，以自身发展活动（一种特殊的实践）为中介实现自我对他人的关系。而且，在统一的“共同活动”中，它们又是互为前提，互为中介，相互制约，缺一不可。
因此，我们认为，马克思的技术范畴不仅是提高人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找到了返回现实世界，把人加以具体化的现实基础和道路；不仅是摒弃传统技术概念上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且是确立了能够彻底否定这种传统观念的实践思维方式。坚持这两点，就会实现技术哲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也为新时代的技术哲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
［收稿日期］200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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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40页。
劳动实践的概念篇7
论文摘要:十七大报告在分配公平问题上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与“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意公平”的分配制度相比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为了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高度更好地解决社会公正失衡的问题，我们还必须加强理论研究;《企业劳动产权概论》对解决分配公平问题的新探索令人耳目一新。
分配公平问题是当前人们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十七大报告总结的十大宝贵经验，其中之一就是“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报告在分析新的阶段性特征时指出，“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人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人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实际上，收人差距的扩大导致了显著的社会贫富差距，占中国人口10%的贫困人口，只占有存款总额的3%，且呈下降趋势，而占总人口10%的最高收人者却占有存款总额的40%，且呈上升趋势。2000年到2005年的5年间，城镇居民中10%最高收人组与10%最低收人组的收人之比从4. 6倍上升到9. 2倍。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0. 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我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警戒线，2003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 45 , 2006年已上升到0. 496 。
面对收人差距扩大导致的显著社会贫富差距，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深化收人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人”。报告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与“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意公平”的分配制度相比，在分配公正问题上有实质性的突破，后者在实践中不有效解决初次分配中的社会不公和分配秩序混乱问题。比如，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畸高畸低的个人收人;有些部门企业高管人员与普通职工的畸高畸低收人;农民工的低收人，等等，都是属于初次分配领域的社会公平问题。如果对初次分配中的社会不公不予重视，对分配秩序混乱不采取有力措施加强规范，而是等到用财税等再分配杠杆来调节，这在当前是远远不够的，是解决不了分配不公问题的。
有了十七大报告关于分配公平的政策创新，为了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高度更好地解决社会公正失衡的问题，我们还必须加强理论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但不要说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就是基本理论本身好像也是越来越模糊。最近，有幸拜读李惠斌研究员撰写的《企业劳动产权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感觉耳目一新，深为该书对解决分配公平问题的新探索所吸引。
该书作者李惠斌研究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现实如何结合的问题，一直是作者关注的主题。本书是他近10年来重新思索社会主义按劳分配问题的主要学术成果，堪称经过长期研究而写出的一部创新之作。该书的主要特点是在以下五个重要问题上，都作出了富有新意的理论探索。
其一，作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科学发展观应当特别重视研究分配公平问题，力图有所创新。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分配方面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取得了明显效果。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教育普及程度显著提高。有了过去20多年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中国在社会公平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收人分配的差距也在迅速扩大，同时，还存在种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也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断促进社会公平的过程。
分配公平问题是邓小平同志晚年最担忧的问题之一。1992年12月18日，邓小平在读《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和《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两篇文章后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和他的弟弟邓垦谈话时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要防止两极分化”;“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少部分人获得了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现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从完善分配制度角度提出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十一五规划”建议目标更加强调社会发展成果普惠众生、看重积极调整就业、财税、社会保障等有关制度和政策，就此重新审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大原则理当有所调整，站在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立场上看，时下必须慎重考虑各种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
可喜的是，李惠斌研究员的新著不仅从理论思维的高度重新提出了当代中国的分配公平问题，而且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角度，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他在清理和分析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及其相关问题的基础上，坚持和拓展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资本等物化劳动分享利润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同时，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分配领域进行的改革，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证;在政治实践上，他运用劳动产权理论，从劳动者的权利与和谐社会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前沿问题进行了研究。
其二，该书作者对马克思劳动概念进行了新的哲学反思，并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了重新发掘。
作者开宗明义地提出对劳动概念要重新解读，开门见山地分析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他认为:“马克思以来，我们对于劳动概念的理解丰富了很多。马克思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精华，把劳动理解为一个包含着全部内容在自身之内的过程。在我们研究劳动产权概念以前，我们首先要弄清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此外，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概念的界定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是十分有价值的。
在高度肯定马克思劳动概念的重要价值的前提下，作者进一步指出，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把活劳动理解成价值唯一源泉的观点，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原意的一种误读或者曲解，20世纪的人类实践证明:在被曲解的劳动价值论指导下产生的通过国有化解决剥削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是错误的。而要素决定论所导致的“资本获得利润，土地获得地租，劳动获得工资”的分配原则，实际上把企业中活劳动创造的价值等同于活劳动的劳动力价值，等同于他们获得的工资，这样一来，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占有自己创造的那一份剩余价值的同时，也无偿地占有了活劳动创造的那一份本应归活劳动所有的剩余价值，从而使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剥削现象死灰复燃。显然，要素决定论也有弊端。
鉴于此，作者指出，要想真正公平地解决分配不公的间题，必须拓展马克思的劳动概念。那么怎样拓展呢?在他看来，必须重视以下因素:一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劳动属性，二是资本作为一种过去的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分享企业利润的合理性，三是企业中各种活劳动分享企业利润的权利。
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提出要深人发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为解决当代中国的分配公平问题奠定深层的理论基础。该书的主旨之一就是试图“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理论支点，以中国的20年改革为实践背景，以目前许多发达国家所普遍采用但却很少在理论上给予阐述的新的分配方式为参照，提出一种与劳动价值论有关的经济学话语转换—即不再仅仅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当作社会批判的原则，而是把它作为一种财富分配中的社会公正原则，从而建立一种把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劳动产权’分割模型，或许这是目前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中国，正在选择的一种制度替代方案”。
其三，该书提出要重新认识马克思首倡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把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富民政策。
究竟什么是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呢?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解:“所谓按劳分配，就应该是劳动者按照自己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不但拿到用于保证他最低生活必需的工资部分，而且参与分割一定数额的、由他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这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与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根本区别所在。
作者没有停留在概念问题上，而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一个崭新的命题:按劳分配是富民政策。他指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把按劳分配定义为劳动者不仅领回再生产他自身的那部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工资，而且参加分割一定份额的剩余价值。不言而喻，这样的分配政策是一种富民政策。按照这样的分配政策，劳动者不再是只靠最低工资吃饭、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无产阶级，而是不同程度地成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其四，该书提出了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规范中国社会主义劳动市场的新见解。
作者明确反对用产权私有化的方案来解决当前中国的分配不公问题，一针见血地抨击企业产权改革的过程是活脱脱的私有化过程。他指出:“现在企业又在进行各种形式的‘产权改革’或‘产权置换’。这种产权置换的实质就是利用现有的国有资产作为风险抵押，用银行的钱把企业的现有资产变成个人资产。这无疑是新一轮的国有资产瓜分过程。这种本来是分配问题的症候却用私有化的方案进行医治的治疗方案，不仅不会使症状减轻，反而会使疾病加重。但是，现在全国上下都在使用这剂猛药。
与此相反，作者提出了一个新命题、新论断:要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规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中国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但是，市场经济的产生，必然会出现马克思讲的资本对劳动的剥削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解决的一个关系到企业和社会能否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对社会主义的劳动市场进行必要的规范。不仅如此，作者还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要求我们下大力气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示范、规范和立法，从而全面理顺目前各种畸形发展的劳资关系，实现共同富裕，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现象，全面显示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其五，该书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企业劳动产权理论，主张工人不仅要取得工资，而且应当共享利润。
该书的最鲜明的特点与最突出的创新之处，是立足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的新鲜实践经验，力图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出一套富有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的企业劳动产权理论，作出解决中国分配不公问题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
作者的这一思想主旨在序言中得到了画龙点睛式的深刻揭示:“作者多年来一直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真正意义上的按劳分配，是劳动者在企业不仅得到工资收人，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应该参与企业的利润分享。这是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中逻辑地推导出来的。
作者经过细思明辨，把“劳动产权”界定为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劳动对其所创造的价值所拥有的权利。然后，他以劳动产权理论为基础，对“资本获得利润，土地获得地租，劳动获得工资”的分配原则提出质疑。他在承认资本获得利润的权利的前提下，重点强调活劳动获得利润的权利。他认为，企业中的活劳动，除了获得工资，应该与资本一样分享一部分企业的利润。作者把“职工控股，共享利润”作为解决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案，为此他作出了理论与时间相统一的具体探讨。他提出，“我们是否可以把职工持股作为按劳分配的一个方面，作为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解决资本对劳动剥夺的一种根本性方法?这就是说，除了原始投资的资本股权(不管是全民的，公司的，还是劳动者个人的)以外，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不但取得工资，而且依照各自在资本增殖过程中贡献的大小参与分割一定数额的增量股权。这就可以产生出一个可以精确计算的动态劳动产权结构模式，我们可以用这个结构模式来规范各种形式的职工持股做法，从而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人手解决企业的激励与发展机制。”
还值得一提的是，与一般的理论著作不同，《企业劳动产权概论》可读性强，作者用明快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文中处处可见轻松幽默的语言里蕴涵着严肃的主题。更让读者感觉贴心的是，作者把可能的读者分成三大部分:企业投资人、企业全体劳动者、一般读者，针对不同的读者群写了三个序言。他把读者当上帝，对读者的尊重体现了作为一个学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
劳动实践的概念篇8
（1）今天的美学界通行的美本质观，仍然是五十年代李泽厚的美在社会实践说。大学里通用的美学教材，南方高校以刘叔成、夏之放等编著的为主，北方高校以杨辛、甘霖编著的为主，这些八十年代编写、出版的美学原理教材，不过是李泽厚学说的改造和丰富，作为其理论支点的美本质观，仍是“美在实践”、“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平心而论，这个观点在言必称马克思的当时环境中出现，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具有理论深化的意义，是运用马克思言论能够较为圆通地解释较多审美现象的美学定义。然而，作为作者、编者自称的“马克思主义美本质观”，它是名不副实、似是而非的，从审美实践来看，它更是牵强附会的、漏洞百出的。时至今日，如果对它的理论失误毫无所知，不加分辨地传播授受，不仅对不起今天这个学术问题可以自由探讨的时代，而且会误人子弟、贻害后学。因此，对这个美学定义的理论疏漏进行一次公开的彻底的检讨，实在已是刻不容缓。
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关键必须搞清楚“人的本质”是什么。应当指出，“人的本质”与“美的本质”一样，是个既简单又复杂、几千年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以“人的本质”这样一个涵义不确定的概念来界定美本质，只能使美本质的定义更加扑朔迷离。
认识一事物的本质，应当把它放在与它事物的联系中。联系就是既对立又统一。认识“人性”、“人的本质”，应当把它置于与其它动物的对立和统一中加以考察。人与动物的统一是人的基本属性，人与动物的对立即人的特殊属性。“人性”、“人的本质”应当是人的基本属性与人的特性、人的生物属性与人的非生物属性的统一，二者缺一不可。而马克思则是在人的特性、人的非动物属性的意义上使用“人性”、“人的本质”概念的。如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废除私有制就是彻底解放人的全部感官和特性。不过要达到这种解放，就要靠这些感官和特性在主体和对象两方面都已变成人性的。”他先举眼睛为例说明对象必须具有人性：“眼睛已变成人性的眼睛，正因为它的对象已变成一种社会性的人性的对象，一种由人造成和为人服务的对象。”接着举耳朵为例说明它必须具有人性：“正如只有音乐才唤醒人的音乐感觉，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就不是它的对象。”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人类才具有，动物界是不存在“社会关系”的。恩格斯也是这样。在《反杜林论》中，他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等等。正如朱光潜先生所分析指出的那样：“所谓‘人性的’，……也就是非动物性的。”
（2）建国以后，理论界无论从“社会性”、还是从“意识性”、抑或是从“劳动”、“实践”方面解释“人性”或“人的本质”，都是把“人性”、“人的本质”当作人的特性、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来对待的。应当说，这是对“人性”、“人的本质”理解的一个严重失误。其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建国几十年来对人的起码的生存欲求（即生物欲求）的粗暴践踏（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这种欲求是非人性的）。而以“人的特性”界定“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就成了“人的特性的对象化”，由此来解释一切美学现象，其荒谬性不言而喻。
那么，马克思理解的“人的特性”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讲过人的特性是“自觉自由的活动”、是“劳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国理论界也分别从“意识性”、“劳动实践性”、“社会性”三方面使用“人性”或“人的本质”一语，这三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很有必要作一番澄清。
以“意识”、“理性”作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西方古典哲学的一个传统观念。受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影响，马克思早期也曾将人的特性理解为“理性”和“自由”。
（3）大约从1844年开始，他的这一思想逐步发生转变。这一转变的标志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5—1846年与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开始形成。用唯物史观来看人的特性，他发觉原来的观点太肤浅了。从“意识”的内容、本质来看，“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4）从意识的发生史乃至人类的发生史来看，“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必备的生活资料”。
（5）可见，人的“意识”是由人类的特殊谋生活动——“劳动”或者说“实践”决定的，“劳动”或者说“实践”是比“意识”更为根本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还有一些言论可作参考。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6）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中指出：“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是劳动。”
（7）以“劳动”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后，“意识”还是不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呢？仍然是的，虽然不是根本区别。《手稿》指出：“劳动”的特征就是“有意识”：“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就在于物种生活活动方式，而人的物种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中也曾说过：“历史和自然史的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是有自我意识的机体的发展过程。”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他指出：劳动使猿的脑髓变成人的脑髓，产生了具有意识机能的人脑。
（8）可见，意识是由劳动派生的人与动物的另一区别，但不是根本区别。那么，“社会性”呢？它也是由劳动派生的人与动物区别的另一表现形态。马克思指出，人类的劳动有一个特点，即必须在一定的群体协作关系中才能进行。人类的这种群体协作关系，就是“社会关系”，人因而具有了“社会性”，成了“社会动物”：“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或许能够作到——就象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9）“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
（10）由于人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从事劳动生产，所以，“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1）可见，社会关系实即劳动关系，是由劳动决定的人与动物的另一区别。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照马克思的本意，劳动、意识、社会关系虽然都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但三者的关系并不是并立的，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意识、社会关系则是在这一根本区别之上产生的分枝性区别。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常常在并立的意义上使用劳动、意识、社会关系来说明人的特性，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误解。实践派美学将人的本质（即人的特性）理解为劳动、实践，这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但是实践派美学在这里面临两个致命的问题，第一，它所信奉的马克思的这一人的特性观能否成立？是否正确？第二，以劳动、实践作为美的本质，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本意？是否符合审美实践？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劳动”是什么？马克思给它的定义是，它是人的特殊的谋生活动方式，即“有意识的”、“自觉自由的”“生活活动”方式。同时马克思又说，“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必备的生活资料”，是“劳动”把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并创造了人脑的“意识”机能（恩格斯），产生了以社会劳动生活为反映内容的“意识”形态。于是，同意循环的逻辑矛盾产生了：一方面说“劳动”决定、创造了“意识”，另一方面又说“劳动”是“有意识的”谋生活动，请问，在具有“意识”机能的人脑产生以前，哪来“有意识的”谋生活动——“劳动”？如果保持“劳动”的现有语义不变，那么，正确的逻辑推断应是先有“意识”后有“有意识的”物质谋生活动“劳动”；不是“劳动”创造了人，面是类人猿的长期的无意识的物质谋生活动产生了具有“意识”机能的“人脑”，其后再产生了人类特有的“有意识的”谋生活动——“劳动”：于是，“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恰恰在于“他们有思想”，而不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必备的生活资料”——“劳动”。马克思以“意识”为起点走到了决定“意识”的“劳动”，他自以为前进了一大步，殊不知他所界说的“劳动”又是以“有意识”为前提、由“意识”决定的，他实际上仍在原地踏步。就是说，按照正常的逻辑去理解马克思的人的特性论，我们得到的答案仍然是，“意识”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劳动”仅仅是由“意识”决定的人与动物的另一区别。
（12）马克思说的“社会关系”也存在同样的漏洞。人们通常把“社会关系”理解为群体合作关系，这与马克思的意思不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社会关系”只相对于人才存在，“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动物的群体合作关系叫“畜群”关系，只有人的群体合作关系才叫“社会关系”。一方面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方面又说“社会关系”是“人的合作关系”，这就陷入了同义反复，人是什么实际上没说清楚。事实上，马克思说的“社会关系”从另一角度看又是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即“有意识的”谋生活动的主体相互结成的合作关系，他仍是以活动主体是否具有“意识”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
马克思之所以会犯这样的逻辑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将人脑机能的“意识”与作为意识形态的“意识”混为一体了。其实，作为“意识形态”的“意识”，必须有反映内容，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社会）存在”（其实也不尽然，如意识对内在本能欲望的反映），是由劳动生活构成、决定的，而作为人脑机能的“意识”，则无须反映内容，只是指人脑具有的生理心理功能，它决不是由劳动构成的。作为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意识”，只能是意识机能，而不是意识形态。婴幼儿刚出生时没有意识形态，但有意识机能，你不能否认他是人。把意识形态与意识机能混淆起来，从意识形态由劳动构成其本质、内容，断定劳动比意识是更为根本、深沉的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导致劳动——人的本质论的思想误区之一。
关于第二个问题，早就有学者指出，将劳动、实践这一“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当作美的本质，是不符合马克思本意的。比如黄海澄在1986年出版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人的本质或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及类似的说法，的确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出现过，然而他不是在给美下定义时使用这些语言的。如果我们机械地照搬过来给美下定义，就显得不够全面、不够准确，看起来似乎是尊重马克思，而实际上是歪曲了马克思的意思。”
（13）实践论美学号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依据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八十年代以来，这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经济学手稿似乎变成了美学手稿，各派美学家纷纷据此去重新说明美本质，他们或以此修正自己原来的观点，如朱光潜、蒋孔阳（14），或以此充实自己原有观点的论据，如蔡仪、李泽厚。
（15）现行实践美学观的美学教科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连篇累牍地形成的。尽管解释各异，他们的思路几乎不外是：《手稿》说过“劳动创造美”，所以美的本质是劳动；《手稿》指出“劳动”即“有意识的生活活动”——“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所以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显然，这里在装糊涂，它置换了原来命题中的概念，“劳动”和“美”这两个不周延的概念摇身一变成了周延的概念，原来主词和宾词不可逆的判断变成了可逆判断。好象拔高了马克思，其实歪曲了马克思；好象理直气壮，其实强词夺理。众所周知，《手稿》是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所造成的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严重脱节的不平等现象时论及“劳动创造美”的。马克思指出：“劳动固然为富人生产出奇妙的作品，却替劳动者生产出穷困。劳动生产出宫殿，替劳动者生产出茅棚。劳动生产出（刘丕坤译本作”创造了“）美，替劳动者却生产出丑陋。劳动者用机器来代替劳动，却把一部分劳动者抛回到野蛮方式的劳动，把剩下的一部分劳动者变成机器。劳动生产出聪明才智，替劳动者却生产出愚蠢和白痴。”
（16）显而易见，在“劳动创造了美”这个命题中，宾词“美”指为富人生产的财富之美，属不周延概念，并非指所有劳动产品都是美的，更不是指大千世界一切的美。同样，主词“劳动”也只是指部分的劳动——“异化劳动”，而不是指所有的劳动：并且，在“异化劳动”中，只有为“富人”生产“宫殿”之类“奇妙作品”的那部分“异化劳动”才创造“美”，而为“劳动者”自身生产“茅棚”之类的那部分劳动就只能产生遮风避雨、安身立命的使用价值。就是说，“劳动”也属于不周延概念。因此，由此得出“美的本质”是“劳动”“实践”、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推论，与马克思的原意相去甚远。
用审美实践去衡量“美的本质”在“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在“劳动实践”这一观点，其缺陷就更加明显。如上所述，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劳动”，因此“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即“劳动的对象化”。姑且不说“劳动”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物质活动，本身巳包含物化、对象化的意思，说“劳动的对象化”等于说“对象化”的“对象化”，逻辑上经不住推敲。即便假定这个命题逻辑上没问题，则“劳动对象化”即劳动的物化、产品化，我们能说劳动产品都是美的吗？当然不能。作为劳动产品，它必须具备的本质、特征和使命是效用（或者说使用价值）而非美，劳动可以在创造了效用的同时创造美，但美并不构成劳动必须承担的使命和必须具备的特征。这本来是个常识。如果将“人的本质”理解为“意识”、“社会关系”，以这种“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来界定美则更显得以偏概全。众所周知，不只“意识”、“社会关系”的“对象化”可能是美，本能、情感的对象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对象化也可能是美：同时，并非所有“意识”、“社会关系”的“对象化”都是美的，只有善的道德意识、善的社会关系的对象化才是美的，正如“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有待说明什么样的“人的本质”是美的一样。对此，早有学人指出：“‘对象化’的说法没有规定究竟是人的什么样的本质或本质力量对象化了才是美的。事实上，并不是一切人的、也不是人的一切本质或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都是美的，因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是复杂多样的，人的本质也就不可能是统一的。岳飞与秦桧……之流在本质上怎能相提并论？”
（17）正因为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出现了这样的十分牵强附会的解释：“人的本质力量……是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历史前进的求真、向善的积极力量……一切反动分子的腐朽、没落的行为，都是与历史发展的潮流相违背的，不能算是人的本质力量，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反动。”
（18）所以，岳飞之类的道德上的好人是具有“人的本质力量”的；秦桧之类道德上的坏人是不具有“人的本质力量”的，于是，现实成了理论的奴婢，为使理论能自圆其说，人成了非人。这实在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自说自话。
也许实践美学论者意识到说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存在着明显的以偏概全，于是他们从马克思《手稿》中挑出“人的本质力量”一语，以此涵盖“人的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全部本质力量和功能”
（19）再以“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解释一切审美现象。这种做法，可谓用心良苦，然而经不住推敲。首先，毋庸置疑，“人的本质力量”的涵义应是“人的本质”内涵的逻辑延伸，二者可能外延有所不同，但主要意义当是统一的，不可能“人的本质”指“劳动”、“意识”、“社会关系”等人的非生物属性，“人的本质力量”则指“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全部本质力量和功能”，即人的生物属性和非生物属性的总和。其次，《手稿》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刚开始形成过程中的产物，唯物史观占主导地位，但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性论还有残存，“人的本质力量”用语就是一个显证。在《手稿》中，“人的本质力量”用语意义模糊不定，有时确指“人的肉体与精神”两方面的力量，但这恰恰是马克思后来所扬弃的思想，不代表马克思成熟以后的看法。再者，如上所述，并非所有“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力量”的“对象化”都是美的。
在实践派美学的美本质定义中，“对象化”概念也存在问题。马克思使用的“对象化”一语本来自黑格尔，主指精神外化为物质的物化活动。黑格尔是在“理念”的“异化”运动中考察“理念”形态的。黑格尔认为，在自然界产生以前，“理念”就存在了。这时，“理念”尚处在纯抽象阶段，是片面、不真实的。由于“理念”内在的矛盾作用，抽象的“理念”通过自我否定“异化”为“自然”，“自然”是“理念”发展的纯物质阶段，也是片面、不真实的。于是又通过内在矛盾作用，“自然”“异化”为“绝对理念”。到了这一阶段，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达到辩证统一，“理念”也就不再发展了。抽象理念异化为自然即精神变物质的过程，黑格尔有时又叫做“外化”、“对象化”。可见，“对象化”是理念“异化”运动的特种形式。在《手稿》中，马克思讲“对象化”，主要就指这层意思。表面上，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就是“人的物种生活（即有意识的生活活动、劳动）的对象化”，事实上，由于“人的物种生活”是以具有“意识”机能的大脑为存在前提的，所以，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实指“人的意识的对象化”。毫无疑问，物质性活动，是对象化活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特点。即便按照字面意义，“对象化”也具有“物化”的意思。如果保持这个意义不变，那么符合“人的本质对象化”的美只能是一部分具有审美价值的劳动产品：如果要用“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来解释一切的美，包括移情、直觉外射、人格象征的美（主要指自然美），就必须作出说明：这种可以局限在主体直觉、情感、想象范围内的“对象化”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象化”，而是自己对这个词的重新活用。
劳动实践的概念篇9
关键词：主体性；哲学流派；马克思；实践哲学；超越
一、主体性思想探源
英文subjectivity,德文subjektivit?覿t，在中文中通常被翻译成“主体性”或“主观性”。而主观性常常指主观随意性，含有贬义色彩，并且“主观性”这一翻译没有客观地概括哲学史上对subjectivity的全部探讨。而主体性指“人在主体与客体关系中的地位、能力、作用和性质。常与‘实体性’相对。核心是人的能动性问题。在哲学、历史、科学、美学、文学领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17世纪开始，随着主体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客体在认识论上的明确运用，主体性也逐渐被哲学研究所重视”。[1]2037-2038笔者认为，“主体性”这一翻译比较符合哲学史上对subjectivity问题的探讨。从词源上说，subjectivity源自subject（主体），是由其添加后缀-ivity变化而来，指subject所具有的一些性质。英文subject源自希腊文subjetum，大意是在底下的东西、作为……的基础。因此subjectivity与subject的含义密切相关。但我们不能给主体、主体性下一个固定的定义，因为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它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哲学思想中具有不同的含义，没有一个可以概括整个哲学思想史的关于主体、主体性的概念。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根据词源考察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哲学思想中的不同含义。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明确使用subject一词的哲学家。在他那里，subject（主体）是substance（实体）的同义语。亚里士多德从逻辑学中主谓关系的角度，将主词（subject）规定为实体（substance），而主词的数量、性质、关系等等构成谓词，用来说明主词。主词是主体，也是第一实体。但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主体并不像在后来哲学中那样专指人。作为第一实体，主体的内涵是宽泛的，一切事物，包括无生命的东西，比如石头，只要能作为主词都可以称为主体。
笛卡尔是近代第一个将主体性转移到人的思想这一方面的哲学家。黑格尔说：“勒内·笛卡尔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开端的。”[2]63笛卡尔从怀疑一切出发，指出怀疑这一活动本身是不能被怀疑的。怀疑本身就是在思想，因此思想是确定无疑的。而思想必定有一个主体，即我，在思想，因此，由思想这一事实，我知道我存在。由此，笛卡尔得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这个命题突出地表达了他的身心二元论。在笛卡尔看来，心灵和物质是并列的实体，心灵的特征是思维，物质的特征是广延，心灵能思维却不能广延，物质能广延却不能思维。笛卡尔确立了心灵的实体地位，第一次将哲学讨论的重心从关于外在世界的本体论问题转移到关于人的主体性问题上来，同时也制造了心灵和物质如何相统一的认识论问题，这个问题成为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
笛卡尔开创的理性主义主体性哲学传统，在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康德哲学做出了关于物自体和现象界的划分，将作为本体论对象的物自体明显地存而不论，认为人们所能认识的只是主体的先验认识结构所建构出来的现象界。康德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揭示主体的这个先验认识结构，因为这个认识结构中时间和空间的先验感性形式和先验自我的范畴保证了对象的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
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总结了以往全部主体性哲学的成就，并把思想提高到客观的绝对精神的高度，认为把握了绝对精神的哲学才是真正的科学。黑格尔明确表达了“实体即主体”的思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3]10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社会历史等等都是绝对精神外化的产物，而绝对精神又是人类意识从感性确定性不断上升，经过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宗教诸阶段，最终得到的，它就是逻辑学所描述的内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建构了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极大地张扬了人的主体性，在黑格尔哲学中，客体是主体意识中的客体，主体不但意识到了客体，而且还意识到自己意识到了客体，也就是说最终从客体返回到了主体，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实质上是主体与自身的统一。
二、主体性思想的困境及现当代哲学家重建主体性的尝试
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主体性哲学主要特点是：第一，主体主要指人，主体性指人的特征和属性。第二，主体性指人的主观方面的特性，属于认识论问题。第三，主体具有它的对立面，即客体；主体性的对立面是客体性。第四，主体性指人的理性。同时，主体性哲学也存在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是过渡强调理性的作用；二是无法解决心无二分的问题；三是唯我论倾向。现当代哲学以种种方式试图克服这些困境，重构主体性。
第一，以非理性主义代替理性主义，重构主体性。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涌现了一股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潮流，试图颠覆主体性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而代之以非理性主义。尼采认为，理性主义哲学是希腊日神精神的体现，不能体现人的本真存在，他要用体现希腊酒神精神的非理性哲学来代替理性哲学，解释人存在的本真状态。尼采认为，在理性主义中，人像其它客观事物一样，被作为对象来认识、反思，理性的功利主义特征弥漫其中。而其实理性只是人的精神活动中很小的一部分，它不是人的个体生存的范畴，只是由于群体的功利才敏锐地发展起来。人的本质并不是理性意识，而是无法用理性、逻辑和概念把握的激情、冲动、倾向和创造性。基督教伦理也与理性主义一样是一种畜群文化，它倡导怜悯弱者、仇视强者，这严重压抑了个体生命的激情和力量，必须被抛弃。因此尼采高呼“上帝死了”的口号，提出“重估一切价值”的思路，倡导超人哲学，主张改变传统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
第二，为克服传统主体性哲学的“唯我论”倾向，现当代哲学家从主体间性入手，重建主体性。第一个明确提出主体间性理论的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在胡塞尔看来，经历了现象学还原而得到的本己的、纯粹的体验领域是排除了他人、他物乃至我自身的存在的先验领域，但是在这个领域中我却体验到我自身是意识与身体的连结，是灵与肉的统一。也就是说我意识到了自己。继而，通过类比性知觉和同情作用，我意识到他人也是和我相似的“自我”，于是我意识到他人。从表面上看，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解决了传统主体性哲学的唯我论问题，但实际上，它仍然是唯我论的，因为，“他人的存在是从我自己的主体发出的类比性投射而被推演出来的，因而他人的存在最多也只是我自身的投射，而不是另一个自我。主体间性的世界是由我自己的意向活动建构起来的，因而这种交互主体性只是我思主体的一个膨胀，而不是客观化了的物质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总体对象视域。”[4]胡塞尔之后的哲学家们，像海德格尔、哈贝马斯，都从不同角度，试图解决主体间性问题，但都因局限于“解释世界”而收效甚微。
第三，后现代哲学借助于语言学对主体性的消解和重建。语言学的兴起，为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提供了新的契机。借助于语言学，后现代哲学开始了消解传统主体性的过程。在后现代主义者们看来，主体在认识真理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是无足轻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正确运用语言。因此，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变成了人们对文本的解读，在对文本解读的过程中，主体消解了。但在消解主体性的同时，后现代主义者也意识到主体性在当代社会的不可或缺性，因此，也出现了重建主体性的潮流。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表现了对主体性重建的倾向。他认为，人不是现代主体性理论所宣扬的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而是与他人、他物具有内在关系的创造性的主体，并且与他物的关系就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中心、理性的过程中试图重建无中心、非理性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尽管后现代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是一针见血的，但后现代本身消解一切的做法却备受争议，甚至其本身的合理性都遭到质疑。
三、新的超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主体性思想
主体性问题之所以长谈不衰，与当代社会对主体性的需要和推崇是分不开的。而综观哲学家们对主体性的探讨，我们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他们的探讨始终局限在理论思辨的领域，而对世界、对他人毫无改变，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57马克思的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主体性理论。在笛卡尔哲学中，主体性就是作为实体的“我思”，在康德、胡塞尔哲学中就是先验自我，在费希特、黑格尔哲学中就是绝对主体，而在马克思哲学中，则是生产劳动或实践活动。劳动实践活动在马克思哲学中具有本体论地位，人的其他一切主体性都是建立在生产劳动基础上的。
1.主体的实践活动统一了理性和非理性等主观特征。传统主体性哲学夸大了理性在主体性中的作用，现当代哲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极力否定理性的中心地位，而主张非理性的作为人的主体性的本质特征。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则综合了这两种观点，认为主体的实践活动统一了理性和非理性。首先，马克思指出了理性概念的真实来源和历史性特征。主体性形而上学常常把理性看作人的头脑中固有的逻辑思维能力。马克思认为理性概念并不是先天固有的，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有其产生和适用的现实历史条件。“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5]142其次，理性的获得，要经历一个从感性抽象到思维具体的过程，而不是一开始就独立自存的理性。在马克思看来，首先从混沌的表象出发，通过对表象的分析，得到简单的观念；然后再从简单的观念逐步上升，将许多规定性综合起来，才得到最后具体的范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而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6]18思维具体实际上是理解和思维的产物，绝不是独立于直观或表象之外的、凌驾于其上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整理成概念的产物。但是传统主体性哲学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将概念、自我超越于其所产生的基础，并加以实体化。再次，马克思将非理性的元素，包括感性能力，也概括为人的“本质力量”。马克思借鉴古希腊哲学“同类相知说”，认为人的本质力量和他的对象之间有相互确证的关系：“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7]304视觉、听觉、嗅觉等等，每一种本质力量都因其独特性而成为把握对象的独特方式，“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是不同于耳朵的对象的。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7]305因此，马克思认为人的感性和理性一样都是确证自己和对象的本质力量：“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7]305马克思既不赞同理性主义主体性哲学把人的能力还原成理性，也不赞同将其还原成非理性，而是从系统的角度、现实的视角，把人真正看成活生生的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人的感性存在对马克思来说是无可置疑的，笛卡尔式哲学的怀疑方法对此不适用。
2.主体的实践活动克服了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重建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心物二元论是笛卡尔主体性哲学开创的传统。自笛卡尔起，近代哲学家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沟通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如果思维是独立的精神实体、和物质相互对立的话，如何从独立的思维跳跃到同样独立的存在，这就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哲学问题。笛卡尔求助于人脑中所谓的假定中的“松果腺”，莱布尼茨求助于上帝，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则求助于主观的认识能力，认为人所能认识的只是认识自身基于现象的基础上所建构出来的对象。这样主观主义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
传统主体性哲学的这一困境在于，它将思维实体化，并与存在对立起来了。这一点也被黑格尔之后的现当代哲学家认识到了。因此，现当代哲学家竭力避免思维和存在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追求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哲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海德格尔看来，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对存在的研究实际上都是对存在者的研究。因此，他的哲学力图追寻真正的存在，这就是要从人这一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中探寻存在本身。海德格尔创造了独特的“此在”概念，表示人与世界的混沌未分的统一体。“此在”总是被“抛置”在现实生活的洪流中，因此，“此在”的整体存在方式就是“烦”和“畏”。海德格尔虽然揭示了当代人生活的许多境遇，然而说到底，仍然是在“解释世界”，而真正的问题即“改变世界”仍在他的视域之外。
马克思哲学真正关心的就是如何“改变世界”的问题。这个改变世界的方式，就是他所说的“实践”。在实践过程中，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的对立真正得到解决。在西方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明确规定实践范畴的哲学家。他将人的活动区分为三类：一是按照自然法则制作生产必需物品的活动；二是追求善和幸福的道德和政治活动；三是以普遍性的真理和知识本身为目的的思辨活动。亚里士多德把后两种活动都看成实践活动，而排除了制作物品的生产劳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这一传统一直影响到康德之前的西方哲学的实践观。康德否认了亚里士多德将思辨活动作为实践活动。康德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是实践活动和其它形式的活动相区别的关键。认知活动本身是不纯粹的理性活动，它必须要依靠外在的经验来源，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自由理性活动，因此不能是实践活动。而实践就是指道德实践，因为道德活动是以自身为目的的，不包含任何经验条件的，以绝对命令的道德律为基础的理性活动。
马克思颠覆了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传统实践观。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活动首先是指改变世界的生产劳动。“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5]79生产劳动是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基础层面，在此基础上衍生的改变世界的其它一切活动，都是实践活动。但是马克思的实践活动并不仅仅具有与理论认识活动相对立的意义，其实质是本体论的。“在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中，本体论维度是根本性的，认识论维度则是植根于本体论维度的。”[8]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本体论性质突出表现在它克服了传统哲学的心物二元论，解决了思维如何与存在统一的问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5]55马克思解决问题的思路首先是破除了传统心物二元论的思维框架，认为在感性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中，主体与主体头脑之外的对象是现实的通过人的改变世界的活动水乳交融地糅合在一起的。人对世界的劳作过程，就是认识世界和自身、改造世界和自身的过程。实践活动既包括主体方面也包括客体方面，脱离了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成其为实践，并且两个方面的交通不是限于思辨活动，而是实现在现实的、感性的改变世界的活动中。
3.主体实践活动中现实的主体间性克服了传统理性主义主体性哲学的唯我论。在传统主体性哲学心物二元论的框架下，正如同精神实体无法跳跃到物质实体一样，自我也无法跳跃到他人，从而陷入唯我论。马克思认为，在劳动过程中人与人结成的客观的社会关系成为了沟通主体之间的桥梁。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特别强调在异化劳动中个人对他人的关系对个人与自我的关系的作用以及个人与自我的关系所映射出的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因此，如果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的关系，那么他对这一对象所以发生这种关系就在于有另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人是这一对象的主人。”[7]276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指出，工人本身脱离资本家就不是工人，资本家离开工人也不是资本家，二者的相互确立只有在雇佣劳动条件下才是现实的。可以说，在马克思哲学中，主体间性构成了人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的主体间性思想是建立在生产劳动基础上的，是人们之间客观的社会关系，这与胡塞尔所谓先验自我的意向性所构造的他人的主体性、自我和他人的主体间性，与海德格尔所谓的“此在”与他人的“共在”等等都是根本不同的。现当代哲学的许多流派在探讨主体间性问题时总是要局限于认识论问题，而马克思的路径则是包含着认识论问题的社会历史中的生产劳动。主体间性，在马克思的术语中是用“生产关系”、“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来表达的，在其哲学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由于生产关系总是与生产力纠结在一起，因此生产关系就是特定的、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互作用的元素，也因此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客观性和历史性。
通过对主体间性的关注，马克思达到了对社会和他人的关注。这还突出表现在马克思在分析阶级社会时使用的“阶级”概念中。阶级概念明显的是一个用来描述人的群体的概念。马克思从经济学的角度，将社会中具有同样经济地位的人划分为同一个阶级。阶级之间也是处于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的。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压迫和剥削是人们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而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马克思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正日渐走向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5]273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雇佣关系中相互塑造，资产阶级使得人们不断丧失自己的生产资料，沦为无产者；无产者不断创造剩余价值，增值资产者的财富。“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跟着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值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5]278-279但是，资产者和无产者最终是要共存亡的，因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工人，即无产者。”[5]278“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5]284但这并不表明主体间性消失，而是由于旧的社会关系的解体，转变成了新的社会关系，新的主体间性得以确立，这就是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是“以人的相互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
四、结语
主体性思想自近代以来由笛卡尔哲学中兴起，经历康德、黑格尔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发展，虽高扬了理性的力量，但也走入了穷途末路。现当代哲学家着力解决传统主体性哲学的困境，提出了非理性主义、主体间性、主体性的消解和重构等等各种应对方案。然而，终究因为局限于“解释”世界而收效甚微。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主体性思想，以人的生产劳动为出发点和本体论基础，重构了丰富的主体性，克服了传统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种种困境，为主体性的重构带来了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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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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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实践的概念篇10
关键词：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维变革；主体关注；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6-0033-04
现代性批判实质上是对时代性质和特征的辩证表达。马克思是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的理论大家，其著作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哥达纲领批判》等就是直接以“批判”二字命名的。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现代性”的概念，但他对德国古典哲学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批判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无疑包含着丰富的现代性思想。现代性批判成为马克思关注时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理论结晶，其主要在哲学维度、主体维度和制度维度三个向度上得以展现。
一、思维变革：从抽象理性转向唯物实践
理性与主体性是现代性的两大基石。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首先发轫于对传统哲学思维与存在关系涵涉论题如思维、意识和理性精神等的扬弃批判，特别是对以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彻底批判，清理了抽象理性和形而上学思维，锻铸了唯物主义的科学实践观这一新的哲学思维和理论武器。
实践哲学的传统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亚里士多德将实践用于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认为实践是一种具有目的性的超功利的伦理行为。文艺复兴高举“人文主义”旗帜，人的价值、尊严和理智突显出来，冲破了以上帝为指向的信仰体系。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人高举“理性主义”的大旗，鼓励人们正确思考和判断，以理性反对神性，反对教会和封建制度。同时，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使得科技日渐发展成为变革世界和社会的重要力量，极大地张扬了理性的作用，现代性沿着理性彰显的道路在人的世界初露头角。然而，现实世界的变化也使得以把握有限经验为对象的理性世界陷入形而上学的困境，哲学思维面临着变革。“人的思维是否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55康德是第一个打开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缺口的人，第一次将“实践”概念引入哲学领域，他将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认为理论理性是理性在现象界的运用，涉及时空自然和因果关系，离不开感觉经验并局限于经验，指向人的认识能力；实践理性是理性在实践中的运用，关涉与意志相关的动机，由意志动机来判断人的善恶，指向人的道德活动。同时，在将理性二分的情况下，康德从本质与现象、目的与手段和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方面论证了实践理性优于理论理性。黑格尔认为，哲学必须正视主体的需求，把理性视为一种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扬弃和自我提升的能力。他以理念表示理性，认为理论理念可以消除思想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使思想富于客观性，而实践理念是要超越客观世界的片面性，按照主观意志去改造客观世界和事物，实践理性被黑格尔赋予创造性和能动性，是实现绝对理念的必经环节。黑格尔试图以绝对理念（绝对精神）作为理性精神的绝对合力弥合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断裂，把思维当作本体、认识过程、历史过程和一切人类活动的主体，结果造成理性在向绝对理性的否定之否定的思辨发展中走向死胡同。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法律期间，在苦闷彷徨中逐渐转向了黑格尔哲学，继承了其现代性批判的辩证立场这一合理内核，但马克思对理性的认识却异质于黑格尔。马克思认为，思维不应把先验的规律强加给客体，必须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1842年，马克思成为《莱茵报》的撰稿人，宣扬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国家，批判德国的封建制度。1843年3月该报被普鲁士当局查封，这使得马克思利用自由报刊宣扬理想的希望破灭。《莱茵报》时期所产生的思想苦恼如关于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等使马克思萌生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动因。马克思将批判的重点放在了揭露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实质上。1843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哲学中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这一现代性矛盾的核心问题。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指个人的需要、目的、生活和人们彼此之间的劳动、分工和财产关系等。由于市民社会是由个人利益构成的，因而贫困、压迫以及阶级冲突等就成为在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现象。在黑格尔的思维世界里，国家作为共同的政治生活组织，其本质不是阶级对立和冲突，而是作为“绝对精神”最高表现的国家理念，因而，国家作为普遍利益的代表所获得的形象和形式是虚设的。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了黑格尔以理性即“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为普鲁士制度辩护的虚伪性，指出国家的本质不应在理性中寻找，而应到市民社会中去寻找，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市民社会成为现代性确立的重要标志。在1844年的《神圣家族》一文中，马克思批判了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倾向，声称思辨哲学把人类历史归结为自我意识的异化和扬弃的历史，归结为绝对精神在自身内部运行的思辨逻辑，必然导致神秘的历史观，理性与现实的矛盾不能通过“绝对理念”这样的抽象理性解决，必须回归到现实的生活世界和现实的实践中去探求。并且，马克思拓展了实践概念的范畴，指出实践不仅包括工人的生产劳动，还包括市民社会中经营商业的活动和变革社会的革命活动等，认为思想的实现要靠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并提出“粗糙的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把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作为理解现实历史的基础。1845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活动”，[1]56道破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以前的唯物主义忽视实践的重大缺陷，并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56哲学家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世界，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点的正式确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人是历史发展的前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总之，马克思解构了笛卡尔、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视域中人的抽象性的虚幻意识和形而上学根基，将抽象理性转换为变革世界的实践理性，将人解放还原为社会活动的实践主体，从而使其现代性思想的理论立场从唯心主义的抽象理性转向了唯物主义的科学实践观，确立了现代性批判的理论立场和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