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环境治理制度篇1
【关键词】区域生态环境法治化障碍因素解决路径
【中图分类号】D912.6【文献标识码】a
区域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是通过完善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法律制度体系，借助法律的强制性和权威性，用最严格的法律措施，倒逼区域内生态环境治理质量的全面提升。这不仅关涉着区域发展规划目标的实现程度和完成质量，还直接决定着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和谐和民生幸福，更高度契合了十以来国家生态环境法治理念和治理要求，承载着丰富的时代意蕴。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区域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程度，完善法治化治理路径，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
区域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之障碍因素
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理念滞后。2014年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积极因应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核心，将经济发展优先转变为环境保护优先，新增保障公众健康的立法目。囿于中央新法实施不久，地方立法和修法工作尚未全面展开，区域环境保护实践与国家环境保护基本法的最新要求出现脱节。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仍以经济增长观念为主导，经济发展优先于环境保护，一些重要的制度如规划环评、生态红线、环境健康监测欠缺，立法内容滞后。实践中区域内各地方政府关于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态度积极，但在制度落实上仍有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不愿意触动本地经济利益。
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法律体系不健全。我国区域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缺乏全局性、战略性的法律规定，目前仅有《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调查处理程序规定》、《淮河和太湖流域排放重点水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中对区域治理简单提及，但区域治理中的组织管理、沟通协调、利益分配、纠纷处理等问题并无配套法律制度安排。另外，区域内各地方政府“九龙治水”、条块分割的环境立法现状也导致法律内容的重复、冲突或遗漏现象较为突出，区域环境治理法律分散凌乱，无法为区域治理提供系统的法律制度支持。
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法治运行机制不完善。由立法机构、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共同组成的法治运行机制的健全，是保障和推动区域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的前提。目前区域联席会议的召开较为随意，缺乏常规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安排，区域生态环境立法程序不明，实践较少。在执法方面，由于缺乏明确的职责划分和统一的联合执法机构，区域生态环境纠纷执法各自为政，执法资源分散，信息沟通不畅，程序复杂，对区域间的环境污染事故处理和风险防范缺乏全局观念和联合执法措施，环境执法乏力。在司法审判方面，区域内生态环境纠纷的处理缺乏专门性的审判机构，管辖范围与权限、案件的、调解与审判等问题还缺乏成熟的制度安排；区域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不完善，司法救济机制不健全，区域内跨行政单位的环境污染诉讼仍面临不少难题。
区域治理中环境质量标准体系和监管制度不统一。由于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重要性和敏感性，区域环境治理手段的专业性、规范性和统一性的要求也较高。虽然中央立法和政策中都有关于区域环境治理统一监管的总体要求，但地方环境治理仍保持着以属地责任为基础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区域治理中缺乏统一的制度安排和环境法律技术标准；各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法规、生态环境标准、环境规划、环境监测、风险评估、污染损害鉴定、环境管理及考核等方面的规定差异性较大。这导致区域内企业一体化监管操作困难，区域环境利益难以有效协调，区域法治化治理的制度惰性严重①，各方合作不深入、不稳定，治理出现“碎片化”和“突击性”。
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不科学。多年来我国政府在社会事务管理上呈现“一头独大”的特征，市场、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和地位被忽视。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模式同样如此，政府单打独斗和事后监管的特征鲜明②，公众参与不足，企业主动性不够，社会力量发挥不充分。区域环境治理中更是主要依靠政府间的联席会议等行政手段进行，市场主体在环境治理中责任与义务的承担缺乏合理的激励与惩处机制，民间组织和个人力量对生态环境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相关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备。职责不明、监管弱化、违法成本低是影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效果的重大瓶颈，而相关责任追究机制的不完备则是共同原因。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中对各级政府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弱化了各地政府的监管意识，影响环境执法力度；传统的“GDp导向”政绩考核方式也必然滋生地方保护主义，对污染企业袒护或放任。区域内环境违法企业的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主要依赖行政处罚，常见形式为罚款与警告，惩戒力度太小；民事制裁和刑事制裁较少，即便涉嫌犯罪也很少移交，法律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区域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之基本要求
根据国家关于生态保护和环境法治治理的最新政策精神和立法内容，结合我国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法治化进程中在宏观层面应积极扩展视域，转变立法理念，更新法的价值并调整立法目的，完善治理模式。
转变认识，强化环境保护优先的区域绿色发展理念。十以来，中央提出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基于环境承载能力的绿色发展理念，要求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这是我国深刻反思环境与经济、环境与资源、环境与人口关系后的准确定位。区域发展中应当以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为基础，以环境保护优先为指导理念，进行相关的立法设计和制度安排。
以人为本，将保障公众健康确立为区域立法目的并将其制度化。新《环保法》用“保障公众健康”代替“保障人体健康”，表达了对公众健康的深度关切，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区域生态环境立法也应当重新确立法律制度的价值体系，坚持以人为本，从保护公众健康权益出发，对环境与健康问题的内在关联进行细致的考量和规制，并建立具体的保障制度。
顺应政府职能改革趋势，完善协力共治的社会化治理模式。区域生态环境治理除了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之外，还应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和民众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应当明晰各方权利与义务，强化企业责任承担机制，完善公众事前、事中和事后参与机制，推进环境决策和立法内容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实现多元参与、协力共治的社会化治理模式：政府掌舵、环保部门监管、企业担责、社会组织和公民依法参与和监督，从而形成提升区域生态环境法治治理质量的合力。
区域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之具体路径
目前我国区域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应从下列几个方面作为着力点：
健全区域生态环境法制体系。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首要措施是有法可依，有健全、科学的法制体系作为治理依据。积极开展区域生态环境立法。实现区域行政立法联席会议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设置区域联席会议办公室，专门负责区域内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事项的沟通和协调，达成立法合作共识，确立立法合作项目的内容、方式及相关规则，协调立法内容中的争议事项，然后由区域内的一个或几个地方政府立法部门来开展具体立法工作；区域内各行政单位法律制度的系统梳理与完善。应按照新环保法的基本要求，积极开展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修改和完善，对区域内各行政单位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进行系统化梳理整合，对不协调、矛盾冲突或滞后的内容进行及时修改、清理，为区域协同治理的法治化扫除障碍。
完善区域生态环境执法制度。区域生态环境执法制度的完善，直接关系到区域法治治理的程度和质量，应从执法机构的设置、执法资源的整合和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建议国家环境保护部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多个环保分局作为派出机构，作为区域执法专门性协调与督察小组，对区域生态环境执法中的矛盾或冲突进行统一协调处理，对执法过程和质量进行专门监督；实现省级以下区域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痼疾；整合区域内各政府部门的执法资源，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能力建设上整体部署，统一规划；统一执法目标，简化执法程序，完善执法手段，建立形成综合执法机制；健全区域执法信息披露制度，及时披露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信息、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环境风险企业社会诚信档案、环境违法者名单等信息；搭建区域环境基础信息平台，并完善信息搜集、信息报告和媒介应对等管理技术，提高执法效率。
健全区域生态环境审判制度。2014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标志着我国环境资源案件审判工作的突破性进展。区域生态环境审判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可资借鉴。独立设置专门的区域生态环境审判机构。截止2014年7月15日，全国中级人民法院设立专门环保法庭的有35个，高级法院有9个③，根据目前审判体制和区域内行政单位范围，建议在不跨省设立的区域环境审判组织由省内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分别担任一审和二审法院，具体审判职能由省中院和高院环保法庭来行使；跨省设立的区域环境审判组织直接交给最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其审理为终审。
完善区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扩大公益诉讼主体资格。除了符合法定条件的社会组织，公民作为环境权的享有者，当然可以获得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鉴于环境问题的涉众型和公益性，检察机关担任公益诉讼的原告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完善公益诉讼审判程序。建立环境公益讼诉受理公告制度，将公益诉讼案件受理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明确法院对涉及公益的证据和事实主动取证和委托鉴定职权。建立区域环境公益诉讼基金，主要由区域内各行政单位财政拨款构成，用于支付公益诉讼案件受理费、申请费、调查取证费、鉴定费、勘验费、评估费以及诉讼产生的其他费用。
完善区域生态环境统一监管机制。环境具有流动性和开放性特征，必须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实现以区域为单元的一体化控制体系，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如区域环境管理中心作为统一监管机构，制定统一监管措施。
统一区域环境标准。在区域统一环境规划框架下，制定区域环境总量控制制度、统一并完善区域环境规划和区域环境准入标准和质量体系。区域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不得低于对国家、地方已经制定的环境质量标准。
完善区域环境监测合作机制。强化科技，提高区域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监测能力，统一监测技术规范和标准，统一渠道；健全区域环境质量监测定期交流和通报制度；建立区域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
完善区域生态环境信息公开共享制度。区域生态环境信息的公开共享，是区域合作中建立信任、有效参与、高效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区域环境管理中心应建立专门的信息公开查询服务网站和专线电话，公开区域环境质量、环境监测、突发环境事件等信息；区域环境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排污费的征收和使用情况等；区域内市场主体的社会诚信档案及其环境违法信息、违法者名单以及区域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情况说明和文书公布等。
完善区域生态环境预警应急机制。设立常态化的区域应急和预警管理指挥中心，通过对环境的监测、追踪、量化分析、信息通报预报等，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控制、应急准备、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等工作，加强危机应对的协调合作。
强化区域生态环境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应明确政府、企业、经营者、环境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并完善责任承担方式，强化法律责任的严厉性。
完善政府部门政绩考核机制。对环保部门实行严厉的行政问责制度，制定涵盖绿色产业、节能减排、生态保护、污染治理等类别的绿色GDp考核指标体系，实行环保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将区域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纳入政绩考核内容，考核结果与其政治前途密切挂钩，形成长效制约机制。
完善区域环境违法企业责任追究制度。完善责任类型，加大处罚力度。在罚款、警告等行政处罚外，对情节严重的违法企业增加按日计罚、行政拘留，构成的犯罪，依法移送，追究其刑事责任。建立责令恢复责任制度，实行区域生态环境替代性恢复责任方式。即对于一切有可能恢复原状的生态环境，侵权人在承担赔偿责任的同时，应当自行或由第三方机构进行替代性恢复，第三方恢复费用由侵权人承担。
完善区域生态环境利益衡平机制。经济利益在区域治理上带有内在的驱动性，健全的生态环境利益平衡机制有助于区域内各行政单位的通力合作。
健全区域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健全区域内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矿产资源开发和流域水环境保护生态补偿标准体系；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建立专项补偿基金之外，探索更为灵活可行的补偿措施。
建立区域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作为社会化的风险管理制度和市场化的污染补偿模式，能有效改变“企业污染、群众受损、政府买单”的不合理性状况。区域生态环境立法中应确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法律制度，要求区域内涉重金属企业、石化、化工、制药等高污染风险行业必须购买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对应投保而未投保企业在项目审批核查、专项资金申请和银行信贷等方面以严厉的经济制裁措。同时，应当进一步完善区域生态环境风险第三方评估机制和生态环境污染损害第三方鉴定评估机制。
实证表明，法治手段是治理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安全最为有效的手段。区域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过程，是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制度、体系和机构的健全和完善过程，任务艰巨，意义深远。
（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专项基金项目“‘关中―天水’经济区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路径研究”和西安工业大学校长基金项目“‘关中―天水’经济区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保障制度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JK0202、XaGDXJJ025）
【注释】
①余敏江：“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要有新视野”，《中国环境报》，2014年1月23日。
②吕忠梅：“《环境保护法》的前世今生”，《政法论丛》，2014年第5期。
社区环境治理制度篇2
关键词：区域环境法制；公平正义；透明民主；多元和谐；生态法制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
一、区域环境法制建设的理论基础：对相关学科的有益借鉴
（一）风险社会及其超越――区域环境法制建设的社会基础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著作《风险社会》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risksociety）这一概念，指出“风险社会”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是当代世界各国面临的社会现象之一。他指出，人们正置身于一个危机和风险的社会之中。[1]根据风险产生的性质可分为生态风险和社会风险两大类。贝克的社会风险理论正是以生态风险为起点，这两种风险都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发生的不可预测性和突发性，而这两种风险有时还可相互转化，如生态风险达到一定的程度甚至可以转化为社会性危机，导致社会风险的出现。在风险不断国际化的趋势下，风险也成为我国的主要特征，我国也正步入风险社会。目前，我国所面临的社会风险，主要有腐败、失业、贫富差距等，而更突出的则是生态风险问题，生态环境负荷已经达到极限，存在水土流失、荒漠化、草原退化、物种锐减等许多问题，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突发灾难迭起，直接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凸显出来的生态危机无不标示着我国已进入了生态高风险期。
风险社会的理论，特别是风险社会中生态风险的存在，使我国区域环境法制建设有了一定的社会需求，并为其奠定了深厚的社会现实基础。如何克服生态危机的现状，规避生态风险，进而超越风险社会，为区域环境法制的建设提供必然存在的社会基础，需要我们对区域环境加强法律制度方面的建设，来保障区域环境的生态安全，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生态保障，进而保障区域社会安全，实现整个国家社会的安全。
（二）制度供给及其均衡――区域环境法制建设的经济基础
所谓制度是指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2]制度包含三个部分，即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实施机制，制度供给就是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而提供一系列准则或规则。由于环境资源是具有公共属性和外部性的产品，在市场经济下存在失灵的状况，市场机制无法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就为政府干预即通过制度供给提供了理论依据。我国在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我国环境状况继续恶化的趋势却并未能从根本上得以扭转，探寻此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我们发现制度供给不足是环境资源问题产生的根源。
我国在区域环境法律制度的供给上存在不均衡的现象，导致区域环境得不到有效的制度保障，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予以实现，因此，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快区域环境制度的建设，以满足当前制度的需求，努力实现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平衡。制度均衡是指制度供给满足制度需要所达到的均衡点，即制度供给者没有制度供给的愿望，制度需求者也没有需求的冲动，这种状态就是制度供需均衡。在制度均衡时不存在制度供给不足，也不存在制度供给过剩的现象。区域环境法制建设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区域环境恶化的根本措施，当前我国应加快区域环境法律制度方面的建设，建立明晰的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健全的市场交易制度、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有效的基本控制制度等，这也是促进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与内在要求。制度供给理论为区域环境法制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要实现区域环境生态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完善区域环境法律制度建设，以达到区域环境制度供给的平衡。
（三）政治民主及其实现――区域环境法制建设的政治基础
民主从其字面上来理解，就是指由人民统治。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是民主的两个方面，两者是相互统一的关系，社会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基础，政治民主是社会民主的前提和保障。因此在民主中，政治民主具有决定性的基础作用。要实现民主，首先要实现的就是政治的民主。政治民主及其实现为区域环境法制建设奠定了政治基础，表现在：第一，政治民主的实现要靠法律制度来保障。如何实现政治的民主，以及怎样实现政治的民主，这些都要靠法律制度进行制约和规范，以确保法律制度对政治民主的运行进行正确的引导，对政治中不民主的行为进行打击和规制，保障政治民主的顺利实现。其次，实现政治民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法制化的过程。实现中国政治制度化、法律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一个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的过程。实现政治的民主，则必定需要一个高效的政治体制，其实质也就是确定法律在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国家政治权力的行使完全按照法律规定的内容和程序严格执行，将政治民主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予以实现。
我国政治民主的实现，是需要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的，而区域环境法制就是其中之一。区域环境法制的建设，保证人类生存和生活所需的适宜生态环境，才能为政治民主的实现提供可靠的物质和环境保障。所以，当前实现政治民主的措施之一，就是完善我国的区域环境法制建设。
二、区域环境法制建设的理念凝练：对发展现实的辩证思考
（一）公平正义――区域环境法制建设的核心性理念
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每一个现代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约翰•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对正义作了精辟的阐释：“正义是促进事物向公平方向发展并维持公平状态的一种道德力量。”“公平是正义的基础，正义不外乎公平。正义和公平是一对孪生兄弟。”[3]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在于给每个人以所应得，保障其基本权利得以实现，这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即法律制度的核心性理念。
公平正义作为区域环境法制建设的核心性理念，就是要实现区域环境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第一，权利公平，权利的公平、平等是社会公平的核心和基础。权利将决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4]权利公平指通过区域环境法制建设，将公民的环境权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区域环境里每个成员都有平等的享有自然环境友好的权利，而不是被剥夺某种公平的自由。第二，机会公平，机会公平是实现权利公平的前提。通过进行合理的区域环境法律制度设计，提供创造机会平等的条件，来保障区域环境里的每个成员都有获得公平利用环境的机会。第三，规则公平，实际上也就是过程的公平，规则公平为社会公平提供了制度保障。它要求区域环境法律制度对每一个成员的权利、义务的分配是合理、公平的，各项规定对每个成员的约束力是相同，没有差异的。第四，分配公平，实际也被视为结果公平，“应该平等考虑每个人的利益。从道德观点看，每个人的生命都同等重要，因此应该平等考虑每个人的利益。”[5]结果公平主要是指顾及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这里主要指区域环境的利益要合理、正当、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成员，使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区域生态环境利益所带来的好处。分配公平也是人们评判社会公平程度的最直接的和主要的依据。
（二）多元和谐――区域环境法制建设的目的性理念
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6]所谓和谐，就是指各种不同事物的协调统一，是对立统一的最高境界。承认事物的差异和矛盾，主张事物发展的多元化，是实现和谐的前提。区域环境法制的目的性价值就是实现生物的多元化与多样性，形成人与环境的多元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局面，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多元和谐。以下是区域环境法制目的性理念的体现：
第一，区域环境法制建设，有利于保护生物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区域环境法制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对人们的行为进行一定的约束，使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严格按照制度的标准实施，符合自然环境的生态规律，保障生态环境平衡，保证生物多样性的存在。并对违背制度约定的规章制度，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使其遭受相应的经济利益损失，加大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维护生物生存所需的必要安全环境。第二，区域环境法制建设，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如果想获得幸福，一个人与他的环境之间就需要一种和谐的调整。”[7]而区域环境法正好可以发挥这种调整作用，通过制定或变更人对自然的行为规则，规范或维护人的行为，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促进人类生态系统即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样通过制度的设计使人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符合区域环境法制所要追寻的价值目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并最终实现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
（三）透明民主――区域环境法制建设的制度性理念
民主本身就应该是公开透明的，有公开和透明才有监督，有监督才能实现民主。民主与法制是不可分的，民主需要法制，法制也需要民主，没有法制的民主绝对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没有民主的法制也不可能是真正的法治。这说明，民主应该是有法制保障的民主，法制也应该是民主的法制，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法治。
第一，透明、民主需要法律制度予以保证。民主的一个首要条件就是信息的充分披露和流通，这也是透明的表现。环境信息公开是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是对公众环境知情权的尊重和维护，是提高环境执法效率，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措施，因此要使环境信息公开成为区域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这也是立法实现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保证。民主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保证公众可以平等地参与环境保护，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公众民主参与的方式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样才能保证民主参与的稳定与长久。第二，制度要用透明、民主予以支撑。民主的法制化与法制的民主化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法制的民主化是指在民主与法制的关系中，强调法制的民主前提和基础作用，促进法制朝着民主的方面发展。首先，法制的民主目标，指法律制度的建立应以民主为目标，也就是说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等价值理念成为区域环境法制建设的宗旨，在立法中以这些价值目标为追求，制订出体现和维护人民共同利益的法律，即立法应“为民而立”，而非“为上而立”，才能使法制具有合理性和合目的性。其次，法制运行的透明、民主。从立法来看，就是要确保立法的民主与透明，使法律的提出、审查、决议、监督等各个环节，都能反映民意。在执法司法方面，要做到依法行政、民主执政、透明执政、公正司法，保证执行的过程是在阳光下进行，做到透明民主。在监督环节上，要健全区域环境法制的监督机制，并加强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保障公民的检举权、报告权等权利，保证监督环节的透明和民主。
三、区域环境法制建设的价值解析：生态法制的理性回归
（一）区域环境法制建设的理论价值――绿色法制
绿色法制里的“绿色”不仅是指关于环保的、生态环境的法制，即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健康、和谐、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体系，其更深刻的含义是指良法、善法，是可以体现公平正义的法律制度体系。而良法和善法的首要标准就是正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8]区域环境法制的正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区域环境法制的形式正义。法的形式是指法律的外在表现形式，首先表现在语言表达的规范明确，结构的严谨合理，体系的协调统一；其次，法的形式正义还指区域环境法应当具有公开性、普遍性、稳定性等特征。第二，区域环境法制的内容正义。人类史上的大量立法，尤其是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以来（工业革命后）的大量立法，往往因自然规律之作用而通过立法者制定，立法是否符合自然规律，已是立法者必须首先予以关注的因素。区域环境法制的内容正义，是指法律规定的内容符合自然规律的要求，体现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第三，区域环境法制的目的正义。区域环境法制建设的目的就是要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表现在：区域环境法制的最直接目的就是规范人类的行为，使其合理地利用环境与资源，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保护自然资源；区域环境法制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安全适宜的自然环境，保证人民的健康，这也是区域环境法制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区域环境法制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协调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区域环境法制的这些目的，体现了公平正义，促进了社会进步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
（二）区域环境法制建设的实践价值――阳光法制
阳光法制是指法制要在阳光下运行，确保区域环境法律制度的运行过程是透明、公开、公平和公正的。法律的整个运行程序从广义上来说，包括立法、执法、司法以及对上述三个程序的监督。
第一，立法程序的公开。立法的过程，实质上是利益的整合、协调、平衡的过程。平衡各种不同利益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他们都能充分地参与到立法的过程中来，把各自的利益要求都充分地表达出来。立法的公众参与更加便利和现实，立法的程序才能更加民主和透明。这些做法主要包括：将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布，公开征求意见；采取座谈会、听证会等形式，当面听取意见。第二，法制运行程序的公开。法制运行从狭义的层面上来说，就是指执法、司法。区域环境法制运行程序的公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执法、司法主体的公开，使广大的人们群众知道谁是执法者和司法者，才能对其执法和司法行为进行监督，确保执法、司法的公正；二是执法、司法内容的公开，这样才能保证公众知道执法者和司法者所实施的执法、司法行为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合法，以及事实是否清楚、明确；三是执法、司法程序的公开，这样才能确定合法程序的运行，程序合法是实体合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程序合法公正才能达到实体的合法公正。第三，有效的法制监督程序。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有效的法制监督程序就可以发挥阳光的作用，防止权利运作的不公。“如果公正的规制没有得到公正的适用，那么公众的压力常常能够纠正这种非正义。”[9]这就深刻阐释了监督的重要作用。监督包括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从内部来看，在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内部建立起强有力的执法监督约束机制，这是确保依法行政的最直接的举措。从外部来讲，应拓宽群众监督的渠道，降低群众监督成本，加强新闻媒体等舆论的监督力度，保障新闻报导的自由，使新闻舆论监督真正起作用。强化对执法、司法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规范执法和司法行为，提高了法律制度运行的效率，体现了法律的公平与公正。
四、和谐语境下区域环境法制建设：公平正义的深化与发展
（一）区域环境法制建设与和谐的天然契合点――管理的民主与透明
区域环境法制对环境的管理，指依据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原理，制定与执行环境与发展规划，并通过法律的手段，影响人的行为，防治环境污染和破坏，维护生态平衡，达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目的。区域环境法制对环境管理的透明与民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众有参与区域环境管理的权利。这项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中得以体现，《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根据这一条的规定，公众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参与区域环境的管理，这就体现了管理的民主。第二，对区域环境管理的机构、内容、对象和手段等，都用法律的形式将其确定下来，这实际上就是实现了管理的透明，使管理机构在对环境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完全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法律确定的对象，用法律规定的手段进行管理，并将管理的整个程序对公众予以公布，这样一方面有利于管理的民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障公众的利益。第三，公众有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检举和控告的权利，这也是区域环境法制管理民主的体现。
区域环境法制对环境管理的民主与透明，与和谐所追求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目的是相同的，这说明了这一点是区域环境法制建设与和谐的天然契合点，同时管理的民主与透明也是对公平正义的深化与发展。
（二）区域环境法制建设与和谐之价值耦合――人文关怀维度的深化
人文关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维度之一，法律的固有属性和基本价值之一，就是对社会中个体权利的确认和保障，体现了人性化的关怀，凸显了人文关怀的深刻寓意。区域环境法制的人文关怀维度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区域环境法制的工具性价值[10]。区域环境法制的工具性作用，实际上就是正确处理区域环境资源保护与区域经济两者的关系，实现两者的和谐可持续发展，这整个过程就深刻体现了人文关怀维度的深化。区域资源环境的保护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两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发展区域经济和维持眼前的生存利益，必定要消耗一定的资源，对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而要保护区域环境资源，又必须对经济活动进行一定的限制。只有正确恰当地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才能既保证眼前的生存又保护环境和长远的发展，才算真正关心人和自然，才算具有真正的人文关怀精神。第二，区域环境法制的目的性价值。对个人权利的保障既是法律的起点也是其归宿点，区域环境法的目的就是对“人”基本权利的保障，这就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维度。区域环境法制建设对个人权利的保障体现在：首先，区域环境法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防治环境资源的污染和破坏，使环境可以满足人生存的最低需求，保障人体健康。其次，区域环境法通过保护环境资源，保障和改善了生活环境，提高了生产力，从而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友好的环境基础。最后，区域环境法还为个人所享有的环境权益提供救济的途径和程序，当个人所应享有的适宜环境遭到破坏和侵害时，可以通过举报、检举、控告等方式来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
区域环境法制的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所体现出来的人文关怀维度，与和谐的理念，即“以人为本”、实现人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是相耦合的，这实际也是对公平正义的进一步深化。
（三）区域环境法制建设与和谐的辩证关系――正相关关系
所谓“正相关关系”，是指一种相互促进、互辅互助、共同发展的共进共退关系。区域环境法制建设可以促进和谐的实现，而和谐可以促进区域环境法制的不断完善，由此可以看出，区域环境法制建设与和谐之间存在一种共进共退的关系。
第一，区域环境法制是实现和谐的保证力量。促进和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区域环境法制的历史使命。和谐的一个方面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保护环境，制定完善的区域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把环境资源的保护落到实处。区域环境法通过其制定和实施，影响、改变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符合自然界的一般规律，在人类满足自身发展需要而对自然资源进行必要开发和利用，与自然环境生态产生的关系中，通过区域环境法制的协调达到平衡的基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第二，和谐促进区域环境法制的完善。和谐的价值理念就是对人的尊重，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对人的尊重而需要尊重自然，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需要治理污染，保护资源，改善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又因为这些需要而发展和完善了环境法。既然社会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那么就会不断出现新的环境治理问题，遇到仅靠当前的区域环境法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时就需要对目前的法律制度进行完善。
综上所述，区域环境法制为环境资源保护提供制度保障，改善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保证人类生存所需的适宜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另一方面，和谐进程的实现，需要有良好的环境保证，反过来又促进了区域环境法制建设的健全和不断完善。最终实现两者共同发展，和谐进步。
（四）和谐语境下区域环境法制的功能生成――可持续和谐动力
可持续和谐，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区域环境法制的功能就是要实现代际代内之间的和谐、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和谐地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持续发展。区域环境法制的功能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代际之间的和谐。区域环境法制，首先要满足的就是代际之间的和谐与公平，其含义是：当代人享有健康适宜环境的权利，同样，后代人也应享有这些基本权利。区域环境法制强调在发展问题上，当代人要合理适当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第二，代内之间的和谐。指同一代人，不论种族、国际、肤色、性别以及经济水平和文化的差异，要求在适宜的生活环境和利用自然资源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区域环境法制通过法律规定，所有人一律公平、平等地享有适宜的自然生态环境，实现代内之间的和谐。第三，经济与环境的和谐持续发展。区域环境法通过调整和规范人们在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的活动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保证经济与环境两者和谐可持续发展。第四，人与自然的和谐持续发展。区域环境法是全面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强大法律武器，追求“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1]，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与人的和谐这两个方面。环境法通过法律形式保证合理开发自然环境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环境污染、环境破坏及其他环境问题，保护其他生命物种，从而成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有效手段。
以上四个方面就是区域环境法制的功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的重大推动力量和制度保障，同时，这些功能的实现也是对公平正义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五、和谐语境下区域环境法制建设：生态法制的升华与实践
（一）良性互动――区域环境法制建设的主体要素
良性互动是指相互接受正向影响的互动，区域环境法制的主体有国家、社会中间层组织、企业和个人。国家的职能是制定相应的制度，为环境保护提供制度保障，为其他主体的行动提供约束机制，企业在此过程中应主动遵从法律规制，保护环境；社会中间层组织主要是一些自发性成立的组织，如环境协会等，以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为目的进行相应的活动；个人主要是在享有环境带来的适宜的同时，为维护环境做好相应的义务。实现区域环境法制主体要素的良性互动，才能更好地发挥环境法的作用，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如何实现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呢？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提高主体的环境保护意识，这样才能为良性互动提供基础性的平台，否则无从谈起对环境的保护，加强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针对不同的主体实行不同的宣传手段，切实提高每一个主体要素的环境保护意识。其次，国家制定的区域环境法律制度，要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需求，使不同主体的利益得到平衡，在立法过程中，允许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其中，施行社会互动的公众参与机制，提高立法的民主程度，在立法中就要体现出所有主体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加强公众对法律和政府的信任度，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法律的作用。再次，主体之间要进行必要的协作，进行必要的协商和沟通，这也是主体要素良性互动的一个表现。提高主体要素之间的合作程度，有利于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达成一定的共识，这对整个生态环境的平衡是有重大意义的。最后，充分发挥社会中间层组织的作用，使各种社会团体依法运作。国家应对社会中间层组织的合法地位予以确认，以便其更好地履行职责，对国家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进行协调，一方面社会中间层可以对国家的关于环境保护的意志进行传达，另一方面社会中间层也可以向国家表达企业或个人的利益诉求，这样达到三层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环保的目的。
（二）制度推进――区域环境法制建设的运行要素
区域环境法制要得到合理的运行，那么就必须要有合理的制度保障，用制度的方式推进区域环境法制的建设。区域环境法律制度建设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环境标准制度，指关于环境标准的分类、分级、制定和实施的规定，是环境管理的基础性制度。第二，环境监测和报告制度，环境监测是运用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医学等方法，对环境中污染物的性质、数量、影响范围及其后果等，进行调查和测定的活动，它是环境管理的基础性工作。第三，环境资源规划制度，环境资源规划，是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一定时期内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措施和手段所作的总体安排。第四，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是以签订责任书的形式具体落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有污染的单位对环境保护负责的行政管理制度。第五，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第六，“三同时”制度，是指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制度。第七，限期治理制度，是指对现已存在的危害环境的污染源，由法定机关作出决定，令其在一定期限内采取措施治理并达到规定要求的制度。
除以上几种制度之外，区域环境法制的建设还可制定下列制度，以保障必要的制度推进，如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等。
（三）生态保障――区域环境法制建设的环境要素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方针。区域环境法制建设也需要有必须的环境要素，即生态环境要素。关于区域环境法制建设的生态保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保护水资源，防止水污染。必须合理开发水资源，避免水资源破坏，有效防止水资源污染，保证水体自身持续发展。第二，保证空气干净，治理大气污染。干净的空气是人类生存所必须的，如果没有健康干净的空气，那么人类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空气是人类生存的必须。当前，我国空气污染严重，许多企业向空中排放废气、有毒气体等，严重污染了空气，造成空气质量的急剧下降，因此必须加快治理大气，保证人类生存所必须的健康空气。第三，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人类在生产生活活动中，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某些情况下，是违背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这就造成了生物生存和生活环境的破坏，生态失衡现象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就造成了一些物种的消亡，或物种数量的减少，这些都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的实现。第四，保护森林资源，合理利用，节约森林资源，加强管理手段，切实管好林地。除以上几个方面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生态方面的保障，如水土保持，防止沙漠化和水土流失等，防止全球变暖，保持适宜的气候等许多方面，这些都是区域环境法制建设的环境要素。
参考文献
[1][德]乌尔里希•贝克.吴英姿，孙淑敏译.全球风险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5.
[2]Schultz，t．w.institutionsandtheRisingeconomicValueofman[J].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1968，50（5）：1113-1122.
[3][美]约翰•罗尔斯.论正义（中译本）[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4，225.
[4][美]尼古拉斯•麦考罗，斯蒂文•曼德姆著.吴晓露，潘晓松，朱慧译.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60.
[5][加拿大]金里卡著.刘莘译.当代政治哲学（上）[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63.
[6]e．Bodenheimer，Jurisprudence―thephilosophyandmethodofthelaw（therevisededition）[m].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4，196.
[7][美]艾温•辛格著.郜元宝译.我们的迷惘[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08.
[8][美]约翰•罗尔斯.何怀宏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
[9]michaelD.Bayles，procedureJustice[m].KluwerpublishingCompany，1990，42.
社区环境治理制度篇3
[关键词]城乡结合部；垃圾污染；治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D99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7-0306-01
治理城乡结合部垃圾污染问题根本方法：
真正做到城市化，不断缩小贫富差距。社科院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副所长袁振龙曾指出，这部分在城乡结合部居住的“天量”流动人口，并不会因为城乡接合部的改造和城中村的拆除而离开城市，只是从一个地区又被挪到了另一个地区，始终生存在城市边缘，最终造成“城市烂边”的扩散效应。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难点，必须打破“不完全城市化”束缚，实现流动人口有条件、有秩序、低成本向城市转移。只有真正做到城市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结合部的垃圾污染问题。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要重点解决城乡结合部垃圾污染问题，还要从政府、社区和市民三方面来着手。
1、在政府方面
（1）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出租房制度。逐步实现以身份证管理制度替代户籍制度的转变；把房屋出租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产业来抓，有效地实施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的管理。
（2）建立健全城乡结合部综合整治体制。明确城乡结合部环境综合整治责任划分，完善规划，确保领导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
（3）切实做好区域环境规划工作。根据城乡结合部特殊地理位置、环境特征和功能定位，合理确定城乡结合部产业结构和发展规模；要切实加强污染源头控制。
（4）大力开展环境执法工作。从污染危害大、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入手，扎扎实实地解决环境问题；坚决打击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排污企业和无证经营企业。
（5）加强基层环保机构建设。在街道办事处设立隶属于环保分局的专业环保管理机构，对其进行科学定编和规范化建设；加强监测站基础设施建设，在污染严重的区域设立环境监测点，逐步建立完善的城乡结合部环境预警监控体系。
（6）强化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等媒体，通过发放宣传单、悬挂横幅等形式，积极开展示范与推广工作；拓宽公众参与渠道，深入开展环境优美乡镇、环境友好企业、绿色学校等系列创建活动。
（7）改革管理体制。由市环境部门统管全市的卫生，做到环卫设施统一规划建设，统一管理考核，实行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的管理。
（8）完善环卫基础设施建设。增设必需的清运设施；对现有的环卫设施进行全面整修，以保证其正常使用。经费采取市里补一点、街道拿一点、村里贴一点的办法，由村具体组织实施整修，市环卫部门和街道办事处组织验收，使“城中村”的环卫设施能基本满足居民生活的需要。
（9）制定环境教育法，完善地方环境法律、法规。城市卫生管理条例等法规要细化，加强可操作性；设置环境教育奖项，认可作出突出贡献的团体和个人努力；将环境教育设定为学校的必修课程。
（10）治理手段创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和完善城乡结合部的环境治理现代化信息系统，可提高城市周边区域的环境治理水平。
（11）保障社区居民自治，鼓励民间环保组织发展。
一、通过法规和规章，赋予城乡结合部社区各类工作委员会以一定的权利。二、要通过各项制度，确立社区内各类组织的职权范围及其相互关系，建立对各组织机构工作的内外监督制度。
三、切实保障居委会的自治性、相对的独立性。
四、政府部门给环保组织提供经济援助；与非政府环保组织加强合作。
2、在社区方面
社区要高度自治。社区的自我管理主要是通过居委会和村委会来完成的。居委会和村委会应从中介、协调和自治三个方面来治理城乡结合部污染问题。
（1）中介。将社区内居民对环境治理意见整合和当地的环境情况及时反映给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另一方面，积极向社区居民传达国家关于环境的方针政策、环境保护知识。
（2）协调。当发生矛盾时，居委会应及时协调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达到和平共处。要使外地租赁者和本地人尽量融合，增强双方之间的交流。
（3）自治。一是社区居委会、村委会负责组织社区居民对本社区的环境建设规划和涉及全体社区居民利益的重大事项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二是组织居民制定和修改村落环境自治的章程和民约，建立健全社区、村落的各项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完善社区的运行机制。三是动员和组织社区居民参与公共环境的管理，自己动手改善社区居住环境，提高社区生活质量。
3、对于公民
（1）提高自身的环保意识和素质。不断通过广播、电视、杂志等社交媒体的学习和不断参加环保知识讲座等方式，了解生产、生活中的有害垃圾，学习生活中处理垃圾的环保方法，坚持分类丢弃垃圾。
（2）从自身做起，坚决不污染环境，不随地乱扔垃圾，注重保护和美化自己生活学习的环境。
（3）积极向自己熟悉的人和社会宣传有关环境保护的法令，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小君，《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治理研究--基于温州瓯海区梧田街道个案分析》，南京理工大学，2009年6月21日
[2]李元超，《城乡结合部环境卫生治理模式研究-----以济南市为例》，浙江师范大学，2009年10月20日
[3]姜洪，《着力解决城边农村垃圾问题-----牡丹江市城乡结合部环卫工作调查与思考》，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24期
[4]路全斌，《城乡结合部市容环境机制研究----以新乡市渭滨区平原乡为例》，上海财经大学，2008
[5]王雪梅，《社会治理的首都实践案例研究》，2012年中国社会学年会--实践与反思：社会管理价值体系的构建论文集，2012年11月16日
[6]福建城市建设网，《浅析城乡结合部垃圾处理及对策》，2010年5月25日
社区环境治理制度篇4
一、指导思想及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的新为目标，以改善城市环境面貌、提升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水平、居民群众满意为目的，以治理乱摆乱放、乱贴乱画、乱搭乱建、乱排乱倒等城市“八乱”现象为重点，广泛发动，综合整治，努力打造整洁、优美、有序的城市环境，并以此推动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二）总体目标
年6月底前，影响环境卫生和市容市貌的城市“八乱”等现象得到有效根治，实现“无保洁盲区、无垃圾死角社区居委会”和“无保洁盲区、无垃圾死角街道办事处”的目标，创建“无视觉污染社区居委会”、“无视觉污染街道办事处活动”取得明显成效。
年下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环卫长效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环境卫生实现管理规范、环卫作业标准化，环境卫生面貌得到全面持续提升，环境卫生管理达到全区一流水平。
二、活动内容
（一）重点道路的整治提升
加快推进辖区环境综合整治进度，大力开展重点道路整治提升工作，一是统一整治沿街广告牌匾工作，提高广告牌匾质量，达到市、区对广告牌匾要求；二是集中清理占到经营、拆除违章搭建，清理清除乱贴乱画、乱摆乱放等“八乱”现象，做到无缝隙、全覆盖，不留死角；三是加强日常管理，坚持日巡查制度，巩固整治成果。
（二）重点小区的整治提升
一是建立健全社区环境卫生管理机构，落实片区责任制。二是建立社区老年义务环境卫生监督队，发动居民广泛参与。三是加大小区的整治力度，提高整治标准。以清理清除街巷堆放杂物和人行道车辆管理为重点，集中整治乱摆乱放、乱排乱倒，保持街巷、道路畅通；加强社区保洁，做到日产日清，无垃圾死角、无保洁盲区；整治乱搭乱建、乱贴乱画、乱拉乱挂，进一步美化、绿化社区环境。
（三）开展“奉献日”活动
将每月第一个周的星期六定为“街道环境卫生奉献日”，发动机关工作人员及社区居民走上街头，集中对辖区乱贴乱画及环境卫生进行清理，大家齐动手，共同营造美好的生活环境。
三、活动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年度在全办范围内开展“城市环境卫生提升年活动”，是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为从根本上改善辖区城市环境面貌、全面提升辖区环境卫生水平，进一步优化辖区发展环境、提高辖区居民生活质量所作出的一项重要举措。各科室、各社区居委会、全体广大干部职工要充分认识开展这次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结合各自实际，全力以赴地抓好各项整治工作的落实。
（二）广泛宣传，积极参与
各社区要利用召开座谈会、宣传栏、黑板报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环境卫生整治”的目的意义，动员广大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活动中，进一步推行“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理念。
（三）强化巡查，整体推进
要继续坚持日巡查制度，城管科、环卫所、执法中队和各社区居委会要切实负起责任，做到整治一处，巩固一处，坚决防止回潮。
社区环境治理制度篇5
（全区环境卫生工作汇报材料）
近年来，______区始终坚持将环境建设与经济建设相结合，专项推进与全面治理相结合，载体推动与常规管理相结合，建立了“八有八统一”城乡环境卫生一体化管理机制，即：层层有机构，处处有责任，投入有保障，活动有载体，管理有规范，行为有监督，绩效有考评，优劣有奖惩；经费统一拨付、设施统一配备、人员统一管理、待遇统一标准、绩效统一考核、垃圾统一处理、整治统一行动、四害统一防制，达到了辖区责任全覆盖、处处有人管、视野无垃圾、位次保第一的预期效果。我区环境卫生工作始终保持全市领先地位，综合考评成绩连续14次在全市排名第一，被授予河南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先进区，先后获得了全省爱国卫生运动60周年先进单位、全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先进单位、全省住房城乡建设行政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优秀单位、全市爱国卫生工作先进单位、全市环境卫生治理先进单位和全市农村改厕工作先进单位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一、建立保障机制
为确保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的有序进行，______区建立五大保障工作机制，切实做到了领导力量不减、工作机构不撤、人员队伍不散、工作格局不变，并适时顺应情况变化和新的矛盾问题，不断调整和创新整治思路，强化长效保障机制。一是加强组织保障。成立了全区城乡环境卫生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健全了区、办事处、村（社区）环境卫生三级管理体系；办事处爱卫办做到“五有五化”，即有牌子、有办公场所、有办公经费、有办公设备、有交通工具，职责任务目标化、业务工作精细化、检查督导经常化、基础工作规范化、卫生管理网络化；村或社区爱卫办做到“三有”，即有工作人员、有机构牌子、有固定办公场所，确保有机构理事。二是加强制度保障。以区爱卫会文件形式明确了区爱卫会和成员单位的具体工作职责，建立了行政村或社区工作目标和任务、保洁人员配备、职责和待遇、经费保障和奖惩措施等环境卫生管理制度，聘请爱国卫生检查员和监督员，发动群众参与环境卫生治理工作。办事处、村或社区分别根据实际制订环境卫生管理、经费投入、保洁员考勤奖惩等相关制度，并制作成版面悬挂在爱卫办醒目位置，确保有制度管事。三是加强队伍保障。一方面，在全区城乡配足配齐了环卫保洁工作人员，建立了近千人的保洁员队伍，实行区直主管部门和办事处双重管理，实现了村、社区保洁人员全覆盖。另一方面，努力改善保洁员福利待遇。保洁员工资由区爱卫办每月统一定期拨付到各办事处，保证工资发放、并根据夏季道路温度高的特点，筹资10万元购置了“空调背心”和特制“伞帽”，避免环卫人员因炎热中暑，保障福利待遇，激发保洁员的工作热情，确保有人做事。四是加强装备保障。按照统一标准，配置建设环卫设施，做到维修、更新制度化、长效化，确保有条件干事。对全区10家加油站环卫设施进行了整改提升，共整改问题50余个，在全市率先完成专项治理任务。对涉农办事处垃圾周转箱进行了全面更新，其他办事处更新垃圾桶700余个，新建垃圾池50个，改造公厕4座，创建卫生样板街巷10条。粉刷美化墙壁达120__余平方米，新建围墙1500米。五是加强财力保障。建立环境卫生财政投入长效机制，每年将城乡垃圾清运经费、保洁员工资、环境卫生基础设施投资、设备维修费等列入区财政年度预算，通过区爱卫办按进度拨付到各办事处，全力保障，全力支持，确保有资金办事，保证了环境卫生长效机制的正常有序运转。
二、创新运行机制
______区建立“上下协调、多方联动、紧密配合、协调推进”环境卫生治理工作体系，不断健全完善环境卫生长效管理机制，促进环境卫生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一是管理网格化。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部门协调、属地管理”的原则，实行逐级负责，分级管理。将全区划分为44个网格105个管理单元，在每个网格内做到“四明确”，即任务明确，队员明确，责任明确，时间明确。同时也明确了区委组织部、区监察局的督导职责，财政局的财力保障职责，城管局、环卫处等10余个职能部门的环境卫生职责，以及辖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环境卫生工作职责。二是保洁制度化。先后出台了《清扫保洁员管理制度》、《垃圾清运处理制度》等管理制度，卫生责任区域坚持定时清扫，及时清运，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和持续保洁。对全区9个办事处的所有保洁员进行排查摸底，重新登记造册，进一步明确了每一名保洁员的工作时间、保洁范围和工作标准。三是监管科技化。先后投入1300余万元，建立了覆盖城乡的数字化监控网络，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对城乡各重点部位进行全天候监控，发现问题，及时协调处理，形成了环境卫生快速反应处理机制。系统自运行以来，已经处理“三种经营”、违法张贴广告、乱堆垃圾等各类事件6000余起。大大节约了管理成本，提高了管理效率。四是质量精细化。根据《河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______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将城市管理内容细化成8个大项，量化为56个小项，以此作为衡量城市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同时针对城乡环境卫生治理的各个环节，制定了《环境卫生清扫保洁质量标准》、《环境卫生绩效考核办法》等一系列制度，健全了环境卫生质量管理体系，明确标准，规范行为，定期抽查，促进了环境卫生精细化管理，将环境卫生治理各项工作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管理轨道。五是载体精品化。以卫生单位和无烟单位创建为契机，做好健全工作制度、加强环卫设施设备投入、加大环境卫生保洁工作力度和健全档案资料等工作，提升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环境卫生管理水平，卫生单位和无烟单位创建合格率居全市第一。以环境卫生先进样板单位创建为载体、以先进基层爱卫组织创建为主导，在全区开展了以爱国卫生先进组织、优秀保洁员、精品街巷、精品楼院和样板村创建为主要内容的“五创”活动，按照创建标准，各办事处积极投入资金，增补配足环卫设施设备，认真落实各项治理措施。同时组织区政府办、爱卫办、城管局、住建局等有关部门经常深入到各创建单位，逐项对照标准，全程跟踪，现场指导，打造亮点，树立典型，推广经验，示范带动，以精品样板创建引领全区环境卫生上档升级，共创建精品街巷9条，精品楼院（小区）11个，样板村8个。我区城乡环境卫生长效管理经验在全市得到推广，市爱卫办专门下发简报，在全市介绍我区环境卫生长效管理一体化体系建设和运行情况。在市委、市政府组织的城乡环境卫生治理工作武陟现场会上，我区在县（市）区中唯一一家就环境卫生长效管理作了典型发言。
三、建立整治机制
在全区以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为主线，在抓好日常管理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环境卫生集中治理活动。一是结合节假日和季节特点集中整治。在法定节假日，组织办事处对农村、居民楼院、背街小巷、居民公厕、城乡结合部等区域进行拉网排查，集中整治卫生死角，并组织保洁员在假日期间继续做好清扫保洁工作，节后对节日垃圾进行集中清理，做到节日和平时一个样。针对“三夏”、“三秋”期间道路两侧秸秆堆放严重问题，组织涉农办事处的行政村对所有道路，进行了一次全面整治，清理秸秆，畅通道路。二是以全市检查排序为契机开展全面整治。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做好主次干道的卫生保洁、交通秩序和三种经营的整治规范，组织办事处对各责任区域进行全面整治。三是以上级领导调研为切入点进行重点整治。积极做好中央、省市环境卫生工作，组织有关办事处和职能部门对领导调研沿途道路两侧环境卫生、乱堆乱放、乱设摊点、广告标语、店外招牌等集中清理整治。四是重点问题专项整治。针对重要道路两侧大堆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堆放现象严重的问题，协调大型清运机械和运输车辆，采取推平、掩埋、清理等方式，对大堆垃圾杂物，进行了彻底整治，累计解决环境卫生难200余项。五是规范早夜市摊点。按照“方便群众、确保畅通、维护环境”的要求，根据早夜市经营特点，提前安排，及早部署，把早夜市划分为严和规范区，实行24小时无空挡管理，既方便群众，又维护了正常的经营秩序。六是搭建载体积极整治。围绕爱国卫生活动月、卫生单位创建、病媒生物防制、居民公厕整治、精品路和精品街巷创建等专项活动，组织爱卫会成员单位、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办事处开展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近年来，共先后出动1.5万余人次，铲车650车次，清运车1200台次，清理各类垃圾1万余方，营造了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
社区环境治理制度篇6
关键词：多中心治理；京津冀环境污染；协同治理
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愈加严重，在对地区人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的同时，也阻碍了地区环境与经济的建设和发展。环境治理的工作量较大，且在相邻区域的界限并不明显，在此种情况下，加强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应用与地区政府间关于环境治理的协同合作力度，已成为各地区政府及有关环保部门在环境治理过程中需要着重开展的关键工作。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及相关文献综述
多中心治理，即社会中的多元行为主体在一定集体行动规则的指导下，通过相互协调、互相配合和彼此博弈，进而形成一种协作式公共事务组织模式并以此种模式进行公共事务管理与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并实现过目标可持续发展的一类治理方式。多中心治理理论下的环境治理则是多个行动主体为共同应对环境变化而采取的相关措施，主要包括知识传播、决策制定、监督管理和激励等。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环境治理过程中，需社区、企业、环境部门等多元主体的参与，但仍需要以政府为主，构建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环境治理措施。王小新进行了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政府间合作的研究。臧乃康分析了长三角区域公共治理合作机制，提出利用企业和民间自发可以全面推动长三角区域公共治理合作机制的建立。吴坚提出构建以协商为基础的区域多中心跨界水污染治理体系来解决跨界水污染治理问题，充分调动政府和市场的力量。
二、京津冀环境污染协同治理现状
受环境问题影响，京津冀地区进一步加大了关于环境污染协同治理工作的力度。2015年1月，天津市三次人大会议正式通过《天津市天气污染防治条例》，其中专门设置了关于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的说明，同时指出，京津冀地区应定期对区域中的大气污染防治的相关事项进行协商，并根据地区防治需要，进一步加速高污染交通工具的淘汰速度。北京地区则通过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将财政有效分配至地区多个环境治理主体当中，并根据《北京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北京水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等，调整并退出百余家污染企业，同时，强化与河北、天津的合作力度，展开关于大气污染、水污染以及环境噪声污染防止的科研工作，为推动京津冀地区节能减排与产业标准的统一奠定了良好基础。河北省则通过出台《河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和《河北省环境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办法》等，以改善全省与京津冀地区的整体环境为目标，以优化能源结构与加强环境协同治理为手段，调整产业结构，严抓重点企业的污染治理工作，并积极加强同北京和天津地区关于环境污染治理的合作，计划以2013年为基准，在2017年将全省大气的pm2.5年均浓度降幅25%。
京津冀地区近年来积极开展环境治理的协同防治工作，但环境质量的改善结果却并不乐观。因此，未来有必要也必须进一步加强包括大气环境在内的京津冀地区的整体环境治理协同合作力度，将环境污染控制在标准范围内，实现地区环境共同治理目标。
三、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京津冀环境污染协同治理措施
（一）加大政策法规建设力度
多中心治理理论下的京津冀地区环境污染协同治理应以相关政策法规作为基础和前提。京津冀地区环境治理过程中，需要在进一步明确各省关于环境治理的相关政策方针的基础上，根据地区环境治理的实际情况，加大对京津冀地区环境治理法律法规的建设力度，并将经济快速发展与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进行有机结合，促进并协调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在此过程中，还应强调其他环境治理主体的合作和沟通。
（二）建立上级监督管理机构
各地区有关部门在环境治理的协同合作过程中，需要一个较为权威的机构对相关治理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因地区政府间均为平行关系，故需要上级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对京津冀地区关于环境治理的合作情况和工作质量与进度进行监督，确保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能够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并落实相关节能减排政策，并对突发的环境事件做出迅速反应，减少因政府自利性和其他组织功利性而对环境治理协同合作产生的破坏，在明确各方权责的基础上，确保京津冀地区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协同合作的高效性。
（三）改革政绩考核机制
京津冀地区在后续的环境治理协同合作过程中，需改进以传统的基于各地区单一GDp的政绩考核机制，并从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层面出发，以地区合作协定为依据，根据国家制定的环境保护政策战略方针，将生态考核指标纳入到各地区环境治理的绩效考核机制当中，促使地方官员、企业领导者、监督管理部门和社会公民相互协作，提高环境治理效果。还需说明的是，各地政府在多主体的环境治理过程中还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将节能减排、治理重污染企业等相关工作提升到关系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将环境治理与相关负责人的政绩相挂钩，从而提高其参与京津冀地区环境治理协同合作的积极性，提高地方政府的关于环境治理的合作意愿，形成政府合作开展环境治理的自发机制，为京津冀地区环境治理协同合作的顺利开展提供良好的机制保障。
参考文献：
[1]魏娜，赵成根.跨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J].河北学刊，2016，01（14）：144-149.
社区环境治理制度篇7
【关键词】对策；地质环境
我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矿业大国，截至到2012年，中央财政专项投入了超过234亿的资金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安排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总数达1898个。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根本上的进步，矿产资源的开发正在从粗放式到可持续的开发模式的转变。但是，因为体制、管理等方面的综合因素，造成了矿上周边的居民饱受危险的折磨，地质灾害的频繁发生、空气、土地质量的严重下降等原因不但使居民无法安居乐业也严重制约了我国在矿产上的全面发展。
1.矿山管理的历史遗留问题
1.1矿山责任制不明
当前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归属于国土资源部门地质环境口管理，并由具有地质灾害防治勘查、设计资质的单位治理工程设计承担，但因为目前并没有具体有关于项目勘查、设计一级别的等详细的划分标准，导致相应的项目也就没法对勘查、设计资质等级作出具体要求。另外，因为某些地方单纯以投资规模要求资质等级，反而对一些从事复杂勘查设计项目单位的资质等级缺乏行政约束。小煤矿大多建在原国有大中型煤矿区范围内，矿区受大矿历史上长期开采影响，地表产生了大面积塌陷和土地占压，小煤矿在此基础上开采，进一步加剧了塌陷范围及深度，因此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中就存在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但是即使如此，小煤矿仍认为地质环境破坏主要是由大矿造成的，所以应由其承担主要治理责任，存在依赖心理。其实，在同一矿区范围内往往存在多家小型煤矿，虽然其开采煤层"范围"深度不同，但对相同区域内地表塌陷"水体"植被"土壤等地质环境破坏具有累加影响，所以在煤矿企业间也存在责任不明确、相互推卸责任等问题。
1.2治理目标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不够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环境越来越重视，从而对于矿上环境的治理规划也逐加强，但是，从往年的项目管理经验上看，我们在初探过程中必须要重视我们的治理目标和项目所在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只有项目所在地的区位条件与治理目标与标准需要高度协调，才能以较小的投人取得较大的效益，否则，将会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同样的，对于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在不同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等背景下，应体现出不同的对待方式，如位于城镇规划区内的项目，对生态环境效果就有较高的要求，土地恢复的目标要立足于建设用地；而在一些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内的项目，对景观效果的再造就有较高的要求，位于农耕区内的项目则着重于土地复耕；而在深山区内，投人巨资对采石场岩质边坡进行绿化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2.矿山地质的特点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往往和我们常见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不同，它担负着解决多重复杂矛盾的重任，这主要与产生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复杂背景有关，因为矿山上的任何一座大型煤矿都可能破坏一片广大区域土地及其所有的地面设施，更可能破坏一个很大的区域的水循环系统，使得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具有特殊的属性：其一，以人为本是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治理工程首先要具有防灾减灾的功能；其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具有特殊的观赏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美好的自然景观越来越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其三，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具有特殊的社会性；其四，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要与当地区位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景观具有特殊的协调；另外，还要知道山地质环境治理具有不可逆性。
3.项目管理重点
3.1保证金制度的建立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可以是矿上环境更好的得到改善。保证金是指为了保证矿山企业在采矿过程中以及矿山停办、关闭或闭坑时，切实履行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义务。由矿山企业按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财政部门确定的标准，预提并单独存储的专门用于本企业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的资金。这一管理制度是一项既规定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义务，并且又蕴含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责任的经济激励中国矿业的措施，在全面的建立该制度的过程中我们应做到：第一，加快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的立法工作；第二，合理测算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数额的生态补偿标准；第三，严格矿山地质环境规划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第四，实行更加严格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制度。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在初探中检验该计划在日后的工作中是否可以永远施行。
3.2其他项目管理办法
根据上面所说的问题，我们在初探过程中应采取以下管理措施：第一，加强重点矿山地质环境专题调查，查明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和主要的环境地质问题，分析矿山环境地质问题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提供依据。
第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项目应遵循的程序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应按照法定建设程序进行，先勘查、后设计，二者不可偏废。对于规模小、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简单、区位条件不重要的项目二者可合并进行，但必须有界定标准。第三，积极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资金渠道多元化，建立多渠道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投入机制，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把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整治工业园区建设、城市改造相结合；积极吸引社会资金投入，逐步建立多元化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新机制。第四，特殊的专业设计由相应专业部门承担或参与，独立承担责任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中的特殊专业设计如农林技术、边坡挂网客土绿化、铀矿山治理等、新技术引进，应有相应专业部门承担或参与。第五，政府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项目勘查设计应形成独立的管理体系目前，行政管理体系已经形成，但专业技术管理体系有待完善，建议建立矿山地质环境主要从业人员的置业资格制度，成立专业的矿山地质环境勘查设计成果审查机构，并赋予其相应的资质。第六，加强项目监督管理，加大资金投入。应尽快出台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管理办法，明确责任，规范项目管理。加强资金管理，制定奖惩措施，改进项目款拨付方式，通过资金拨付调控项目进展，使投资综合效益最大化；加大资金的投入，实施一批有带动性、影响性的大项目。
4.结语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认清小煤矿地质环境治理工作的紧迫性，摸清了小煤矿地质环境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同时积极应对在我们的初探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充分调动和迎合矿山业主的积极性、主动性，鼓励人人都参与到治理当中来，深化责任制，促进矿山环境走建设之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社区环境治理制度篇8
一、领导高度重视，加强组织机构
我乡在月初召开了专题会议，本次会议参加人员主要有全体乡干部、乡直机关负责人、各村、社区主要领导人，环卫工人。对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制定了工作计划，为确保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取得实效，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及时对工作进行了安排和部署，落实分管乡长为第一责任人，各联系村、社区干部为主要责任人，各社区支书、主任为直接责任人的三级责任机制，要求各村、社区精心组织，认真执行，严格把关，按照打好攻坚战、总体战、持久战的要求，将整治目标任务分解落实，明确整治重点，强化工作职责，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全面完成整治的各项目标任务，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二、抓好宣传，营造氛围。
各社区采用发放宣传资料、黑板报、公开栏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把开展城乡环境综合工作的要求宣传到每户居民，使之家喻户晓，大力开展“七进”、“除陋习、树新风”、“小手拉大手”、文明劝导和志愿者服务等主题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劝导、遏制不卫生、不文明行为。同时充分发动社区干部、社区居民和志愿者积极参与，形成齐抓共管城乡社区环境的良好局面。通过集中宣传和层层发动，全乡干群较为深刻地认识到了环境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密切关注和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工作的积极性得到了提高，社会监督力度得到加大，各项整治工作开展迅速，整治工作成效明显，环境整治工作基本形成了整体推进的高压态势，为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加大治本力度奠定了基础。
三、扎实推进工作，持续深入治理“五乱”
一是整治街道环境，改善街道面貌。在宣传动员的同时我们还逐级进行了责任分工，对整治工作进行了量化和落实。并按照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安排，对街道进行环境综合治理。根据实际情况，特别对农贸场镇进行了管理，并在合适的地段增设了临时摊位，以解决摊位不足的问题；整治中，组织全体乡干部、大学生村官、社区干部、环卫工人及200余名中小学生对集镇进行了全面清扫，拆除违规户外广告6处，规范招牌10处，取缔各类横幅20余幅，清除牛皮癣及非公益性广告30余处；规范占道经营、乱摆摊设点10余起；清理流动摊点12次；规范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乱停乱放18处；并对临街的排水沟进行了疏掏，共清理垃圾、杂物、淤泥2吨。通过整治切实做到了“坐商归店、行商归市、商品归区、广告归栏”，确保良好的市场交易环境。二是整治村、社区院落、村社道路，改善居住环境。加强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运处置工作和保洁员管理。加强了对垃圾清运车辆和清运人员的管理，确保管辖范围内各垃圾房（点）的生活垃圾得到及时、快速的清运、处置，根除积存垃圾的危害。
通过这次的集中整治，我乡环境卫生、交通秩序等都得到了明显好转，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初见成效。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投入管理力度，积极探索长效管理模式，实现城乡容貌的长效管理，确保我乡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社区环境治理制度篇9
环境治理这个议题突出而且生动地反映了现代社会治理形态的一种深刻变迁：现代国家的治理在尺度上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为国家的功能在三个向度上被分散了：向上、向下、向外。也就是说，国家的角色功能正在被重新定义，一种新的治理地理正在出现（Reed＆Bruyneel，2010：646－653）。具体而言，治理尺度的“上移”指的是，原来地方或者国家的功能越来越多地被更高一层级或者跨区域的组织和机构所承接。同时，重大议题也越来越超越地方国家甚或民族国家的界限，变得具有地区性或国际性的意义；治理尺度的“下移”指的是，人们开始把视线从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转向“在地化”的一些方面，意识到地方层面的权力、关系、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地方层面的审议、协力而达成更高效、更具有合法性、回应性的一种治理。这主要体现在更多的非政府组织、民间企业和公民逐渐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治理尺度的“外移”涉及到很多维度，不仅指治理过程从国家机器更多地向社会开放，也是指行政和管辖边界层面的外移。环境问题通常是跨空间区域和时间边界的，因此就有必要在政府和相关行动者之间找到一个环境治理的合作模式。这种多层次的治理不仅强调水平的跨地理空间的联结，也强调垂直的跨空间层级和组织层级的联系，强调多层级政府之间的知识、信息共享以及合作、对话。同时，这一治理体系并没有削弱国家的地位，而是着重于国家在各种政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面孔”。引入治理尺度这个概念，是因为它能够很好地涵盖今天中国空气污染治理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反过来，空气污染这个议题也十分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变迁的趋势和特征。首先，空气污染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性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而言，空气污染问题也不能用特定的行政辖区加以区隔，那么，中央政府如何将空气污染的政策下放到地方以保障地方政府对空气质量问题负责，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府际合作以实现区域污染的治理，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迁。同时，空气污染属于风险社会的一种表征，风险社会的来临呼唤更加开放、透明的民主机制的运行。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风险与民众利益的高度相关性决定了空气污染这类议题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的范围，而需要地方性知识、日常性知识的进入，需要公民社会、民间组织更广泛的参与，来共同化解其管理风险。这些也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化。
（一）发展型地方政府与空气污染治理的困境一般认为，中国现今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体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环境问题的产生和环境治理两者在空间尺度上具有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困境一样（BaiXuemei，2007：15－29），把类似空气污染的环境问题整合进地方政治面临着两个基本困境：首先，在紧迫度方面，发展中的地方面临着更加紧迫的地方经济发展问题；其次，在尺度方面，环境议题超出了地方政府的关注范围，地方政府处理环境问题在空间、时间和制度三个维度都是困难的。空间维度的困难是指，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环境问题超出了其管辖范围，应该交由全国性政府去完成；时间维度的困难是，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处理环境问题超出了其任期范围。环境问题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治理更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段，因此，政府官员并没有强烈的动机去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内应对环境问题；制度维度的困难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纵向上要受到更高层级政府的约束，在横向上要面对地方经济社会组织的压力，因此环境治理对于它们而言已经超出了自身的职责范围。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和其在治理污染问题上的激励缺乏当然也反应在空气污染上。如果浏览中国近30年空气污染治理的历程，就会发现，空气污染的防控和治理总是在“疲惫地追赶”高速发展和变迁的经济状况。20世纪70年代，空气污染治理的主要对象是烟尘；到了80年代，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入以酸雨治理为核心的第二阶段，重点转移为对硫等污染物进行集中控制。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世界聚焦的一个中心，温室气体的减排使得中国如何在能源消费方面采取节能措施、提高能源效率、调整工业结构成为新的问题。最近10年左右，中国大气污染的复合型特征日益增强，高浓度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存在，城市灰霾天气不断增多。这种新的空气污染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特别是从近两三年起，二次污染、复合污染、区域污染等这些名词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环境绩效构成了较大的社会压力。但二次污染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被列入空气污染物指标体系，因为一旦列入则意味着中国七成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达标，环保部门近30年来的空气污染治理又将面临一份“满纸黯然的成绩单”。总体而言，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空气污染使得污染的控制策略不得不相应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倒逼”机制始终太过滞后和低效。因此，要从目前的总量控制真正转向质量改善，真正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公众的健康出发进行污染治理，把空气污染的议题维持在公共议程中，就需要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的议题变成国家性的议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需要发挥首要作用。
（二）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形态和治理体制的困境中国近30年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种空气污染问题在30年内集中出现。这些污染问题并不是国外上百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污染问题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污染状况。因此，中国目前的空气污染呈现出“复合型”和“区域性”①两种特征。首先在“复合型”特征方面，中国现今的空气污染是发达国家各个污染阶段的浓缩体，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使得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集中出现。其次在“区域性”特征方面，关于空气污染这个议题到底更具有地方性特征还是更具区域型特征，其实在国外就早有争论（Switzer，1998：191－192）。空气污染在其源头上可能更多地来自固定点源污染，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但是空气污染物会随着气象条件而长距离传输，因而经常呈现出跨行政辖区界限的区域性特征。然而，相较于复合型和区域型的污染形势，中国现行的大气污染控制策略和管理体制却暴露出严重的弊端。首先，现行的空气污染控制是一种量化控制。在现行官员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考核一般采用、同时也被认为最便捷高效的办法就是量化考核，抽象的、难以测度的指标往往无法被采用②。在这种指挥棒下，地方官员的目标是对上负责，完成指标、做足数字。就空气污染而言，政府关注的始终是“排放量”而不是“空气质量”。这也就是说，目前的空气污染控制和管理只是需要各级政府对现下有明确规定的某种污染物进行排放量的控制，完成其减排量。而这些污染物的选取并未见得反映空气污染的真实状况，真正的空气质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人负责的。这种单一总量的考核机制很难用以应对复杂的污染现状，因此空气污染治理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其次，中国的空气污染管理模式是行政辖区区隔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进行考核和管理，各地之间难以进行真正的协调治理。空气污染监测数据表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地区空气污染一体化现象日趋明显，各城市的大气污染正逐渐从局地污染向区域污染演变。尽管大气污染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但是现行的环境管理还是没有太多突破行政辖区区隔化管理的窠臼。近几年，虽然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区域性大气污染的试验，比如中国的四大城市在近几年的大型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联防联控”，通过联合相邻城市采取共同措施控制城市的空气质量。但是，这种区域性空气污染治理目前还远远没能形成一种长效的机制。目前，面对空气污染的区域性特征，中国现有的制度架构和政府体制中还没有一种相对常态和成熟的制度安排以解决这一问题。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治理尺度怎样的变化？它们对于现行空气污染治理体制，乃至整个治理体制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首先，复合性的空气污染形态意味着以“指标”为核心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将面临“失败”的局面。诸如pm2．5这种二次污染指标无法用单一污染物排放量限定的方法来控制，如果说原来的污染治理尚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的情况则是连这一点都难以为继了。也就是说，传统的通过指标、配额方式进行治理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低效；其次，区域性的空气污染也意味着以行政辖区为区隔的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得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中央政府仍然试图在现有的考核体制下去解决辖区间的交互影响问题③，但是这种努力可以期待的绩效和适用性是值得怀疑的。在遭遇更复杂议题的情况下，这种区隔化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到尽头。空气污染就是这样一个议题：一个辖区的污染源可能对诸多其他地方带来污染，同时，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视其他地区的污染为于己无关。各地之间互相污染、交叉污染，并且这种交互影响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要强过水污染等其他跨域环境问题。
（三）风险社会及其民主意涵空气污染是一种典型的生态风险。风险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更是一个社会和集体建构的过程。虽然风险必定部分地来自于事实，但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大众通过社会的公共交流对风险进行阐释、界定和认知的过程（Strydom，2002：84）。也正因为如此，空气污染对思考当今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态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切入点。现阶段的中国，在空气污染控制和防治方面，出现了一种“民意已过河，政策摸石头”的现象，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在了政府的前列。以pm2．5为例，民众是促使政府将这项污染物纳入污染评估指标体系的直接推动力。早在政府作出反应之前，民间就已经开始了各种形式的空气质量调查，公众、环保nGo和媒体持续关注pm2．5数值变动，甚至走上街头自主去监测pm2．5数据；一些活跃的民间环保人士通过社会媒体引导公民参与空气污染的测量，推动政府的污染数据公开以及空气污染立法进程。环保人士潘石屹等人在微博上发起关于空气质量立法的动议，倡议应该对清洁空气立法。社会的压力最终促使环保部拿出了空气污染治理的时间表，拟定在2016年前分阶段地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体系。为什么空气污染这个议题突出地展现了这一点？传统上，政府可以利用其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及其对话语的垄断，来阻止污染等风险事实进入公众的视野。对于政府而言，总是希望很好地去“管理风险”，对民众的风险意识进行引导，通过专家垄断技术知识的定义和解释，进行“安全叙述”（郭巍青、陈晓运，2011：95－122）。但是，在面对空气污染这样的新型治理问题时，民众却并不会一味受制于国家对风险的管理，民众作为环境风险的直接感受者，能够用自身的日常性知识，也就是“社会文化理性”（Fischer，2000：40－44），来对抗国家对于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垄断。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这种新的力量格局，再加上长期以来国家对于公民表达的行政压制、体制运作中的协商不足等等，都更进一步地导致了公民对政府不信任的累积和发酵。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看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下移，更重要的是，类似空气污染这样环境风险议题的出现赋予了人们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机会，推动人们去更加积极地进行政治参与、公开讨论和民主协商，理性面对危及公民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的风险，增强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于自然问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发言权，争取公共决策者、技术专家以及普通公民之间更加平衡的权力－责任的关系。
二、保障型国家———国家角色再认识
治理的尺度是一个描述性概念，但它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价值意涵。通过尺度的讨论，这一概念将治理的跨域化、在地化以及协力治理等多种治理的趋势整合起来。同时，这一概念也促使人们去思考：在面临诸如空气污染这类新的议题时，怎样在新的治理实践中对尺度和空间进行新的定义，治理的边界怎样被实体地和社会性地重构？而这些又为我们改进公共政策提供了怎样的启示？更重要的是，面对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变迁，国家需要在治理的实践中怎样做出回应和应变？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本文认为，事实上吉登斯所提出的“保障型国家（ensuringState）”（吉登斯，2009：9）概念已经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了一定的框架。“保障型国家”囊括了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我们所需要面临的最重要的三个维度的思考，即：国家独立于利益集团来倡导环境政策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对于环境政策的贯彻力以及在环境议题上国家与社会的有序互动问题。“保障型国家”是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气候变暖的问题很多人都在谈，但很少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行为与气候变暖的问题联系起来”———吉登斯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吉登斯悖论（Giddensparadox）”（吉登斯，2009：2）。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气候变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这个概念框架主要由两个概念构成：“政治敛合（politicalconvergence）”和“经济敛合（economicconvergence）”。吉登斯认为，如果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就会系统性地推动气候问题的解决。为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种更为积极的国家的概念———“保障型国家”。他认为，国家应该在应对环境问题时扮演“催化剂”、“协调员”的角色，鼓励和支持多元的社会团体共同推动好的政策，同时确保环境治理的切实成效。为此，国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全力去提高政治和经济敛合度，比如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就是两个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公共议题，是寻求政治经济敛合的一个典型例子；二是要让气候变化的关切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三是要避免让政治资本流出这个政策领域。因为对抗气候变化需要长期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把这些政策一直置于政治关切的最前端，把它牢固地锁定在政治议程中。
保障型国家对于我们讨论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中国环境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吉登斯悖论的一种表现。保障型国家应该在这种矛盾中担当起环境议题倡导者的角色，致力于克服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事实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议题变成国家性议题也的确经历了一个过程。吉登斯在其语境下思考保障型国家的出发点是希望国家改变“去监管化”的态度，加强实质性的国家调节。对于中国而言，保障型国家首先是确保国家公共政策相对于地方保护主义利益、产业部门以及能源行业的自主性。其次，正如吉登斯特别提到的，中国治理气候变化的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央政府试图加强“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的各项政策在上令下达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层层官僚制的过滤，再次被简化为GDp崇拜。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政策的贯彻执行问题，是中国环境治理中关键的一环。在中国，量化考核和目标责任制是国家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路径，国家希望藉此控制地方官员的晋升机会，从而确保国家的重大政策在地方的执行以及地方官员对上级政府的忠诚。但事实上，现有方式并不能适应环境治理中的诸多问题。一方面，环境指标很多时候是复杂的、不可量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为了达到考核目标往往操纵和扭曲真实的环境信息，在缺乏公民参与以矫正这些信息扭曲的情况下，重大的治理问题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化管理和目标责任制等管理方式事实上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国家的能力（Gao，2009：21－31）。这也正是“保障型国家”的第二个意义向度。以空气污染为代表的环境议题为我们重新检视国家治理能力，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提供了一个场域。环境治理需要政府努力寻求环境政策的政治和经济敛合，使得环境意识和环境政策能很好地与国家其他政治经济政策结合起来，保障环境政策的实现。
最后，保障型国家区别于早期环境主义以及环保运动中“对抗国家”的思想，认为应该从现有的体制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对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思考空气污染等环境治理问题有着很重要的启示意义。虽然社会运动、抗争政治似乎是一个古老的政治话题，现有学术研究也有很多集中于关注环境抗争，但是这并不一定能反映问题的全貌，尤其在诸如空气污染这类的环境问题上，公民的相关行动很多时候并不是高度政治指向的。公民所诉求的并不是挑战现有政治制度的权威和合法性，而是希望帮助国家、也从国家那里寻求帮助，以改善自身基本的生活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社会和国家在这类议题上的关系更接近于合作主义或者协同治理。因此，在保障型国家的框架下，国家寻求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和互强，通过理性的协商和审议以共同推动高效的环境政策的产出和执行是解决环境治理问题的应然路径。这也是现有政治体制之下中国环境治理的应然方向。
三、结论
社区环境治理制度篇10
［关键词］农村环境治理；政府管制；市场调控；社区参与
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打破了农村原有的生态环境平衡，对农村居民的个人生活和未来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长此以往，这种影响会造成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滞后。因此，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已成为社会公民关注的重点话题。保持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消除我国城镇一体化发展障碍是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传统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中，政府和市场是带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和负责人，但无论是政府管制治理模式还是市场调配治理模式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社区参与机制的出现有效打破了僵局，促进了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活动持续开展。
1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优缺点
1.1政府管制治理模式
在传统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管制治理模式和市场调控治理模式是主要的2种控制方式［1］。政府管制治理模式的管理和负责主体是政府，由政府制定生态环境治理法律法规并配合行政手段监督相应法律条例的施行。由于政府属于当地的行政机关，所以政府管制治理模式的优势在于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享有者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对环境治理的实施具有强大的动员力，使得环境治理效果具有可预期性。政府管制型治理模式是以地方政府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为主导，尽管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城市环保机构的设置比较完整，但是农村环保组织机构设置只到县一级，乡镇一级基本没有相应职能部门，或者一些乡镇设置了环境保护委员会等机构，但大多徒有其名，并不负责农村环境管制和治理工作，致使农村生态环境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
1.2市场调控治理模式
市场调控治理模式有效地弥补了政府管制治理模式的缺点，避免行政部门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单一性［2］。市场调控治理模式的原则在于将生态环境治理问题转化为私有问题，发挥市场职能，对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的产权进行界定和规定。激发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的理性，其坚持认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可通过私人协商谈判等方式解决。市场调控治理模式最大的弊端在于更倾向于重视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在以城市发展为先的理念支配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受到一定限制。农村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资源，在相应的生态环境治理法律法规中并未规定城市和农村先后顺序，也未规定城市与农村有任何的轻重缓急之分。但生态环境治理法律法规中却有谁受益、谁补偿的条例，按照法律规定农村应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对象。另外，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是城市工业化污染造成的，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城市有义务对其产生的污染现象进行补偿。若不能明确城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轻重缓急，则不仅会影响农村生态环境，对农村居民个人利益和未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而且会对我国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产生严重影响，阻碍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难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1.3社区参与机制
由于我国还未形成充分公平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市场，所以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中的大量资源仍处于免费使用状态，从而出现城市向农村排放工业污染却不用支付相应费用的不良现象。农村具有大量的土地资源，且土地资源价格低于市场均价，尤其是在资源交易中给予农民的征地补偿费用普遍偏低，这些均是滥用农村生态环境资源的体现。政府管制治理模式和市场调控治理模式的根本问题在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存在主体“失言”现象。为解决主体失言现象，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引入了国际上流行的社区参与机制，社区参与机制强调的是利用社区力量规避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外部破坏力量。社区参与机制的优势在于充分调动了社区居民的主动积极性，让社区居民作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社区负责总体统筹调配工作［3］。相较于政府管制治理模式而言，社区参与机制降低了命令性，真正做到站在农村居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最终应由农民自己主导，每一个农村作为一个独立的社区均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管理体系。
2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社区参与机制完善路径
2.1完善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法律法规
做好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基础是要依法行事，让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可循［4］。首先，要出台一部全国统一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法，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为核心，重视农村经济发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行政部门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具体角色和任务，明确指出我国农村居民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活动中的应有权利。在此基础上，明确规定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各类纠纷调解规定，着重制定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单行法律规范，针对我国农村农业污染、生活污染、城镇污染、畜牧业污染等问题制定相应的治理和惩处条例，以弥补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法律空白，推动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有序开展。
2.2完善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公共参与机制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社区参与机制的核心在于将社区居民作为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唯一主体，为保障社区居民能够顺利行使主体权利，有效参与到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必须健全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机制，明确社区成员参与环境治理的有效范围，做好过渡工作。公共参与机制要明确规定农村居民有权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法律法规的制定，在解决环境纠纷问题时农村居民有权使用主体权利等。另外，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公共参与机制，通过社区现场说明会向社区居民介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现状或问题，由参会代表现场投票或提出个人的建设性意见。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媒体资源网络征求覆盖区域内社区居民的意见，并通过召开记者会的方式，将统计结果和决策公之于众，保障整个过程公开公正。与此同时，接受公众监督，开放举报电话、举报信箱，接到举报信息后，第一时间进行核实，经由社区核实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可通过新闻曝光的形式公布解决方案和处理惩治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