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与社会生活篇1
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爱一人，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发现，以前的交通是有多么不方便。
古时候，我们的祖先最开始是靠人来运输，有需要运的东西，便用手提肩扛，后来有人发明了轮子，汽车，然后到现在的，大巴火车，高特飞机，轮船等交通工具。使人类方便快捷不少，现在，在网上购物，路远的三四天也就可以运到。运输质量，大大提升不少，出门远行有急事也方便多了。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通讯工具，手机还没有在挨家挨户实行开来，短短数年过去，现在每个人手里有一个手机，以前学习知识，疑难杂问要从书本上，老师，朋友，家人那里去了解，现在直接拿出手机问互联网，所有疑难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上课听不懂的地方，也可以在手机上上网搜查。以前人们通信，使用书信，要很久很久才能送到，后来发明了电报，电话，现在要想联系亲朋好友，可以通过各种社交软件，聊天，视频，发语音等。
近年来，中国的科技在不断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力量也在不断的壮大。科技不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好处，同时也带来了危害。重工业的发展破坏环境靠两个腿走遍天下的，现在又快捷的交通工具，火车，汽车，飞机，人们的身体素质就下降了。随着科技的发展药物的种类也越来越多，细菌和病毒的耐药性也不断增强，出现了“超级细菌”。
我们要利用好科技，为我们带来幸福的生活，用科技造福生活，生活检验科技。科技和生活是紧密相连的，生活是科技最好的试验品，检验科技对生活带来的方便快捷。
科技发展与社会生活篇2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
社会时空和科学技术对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都具有基础意义。但是，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社会时空因素对于科学技术和人的自由的意义却常受忽视或误解。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人类社会发生了急剧变革，全球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空前突出，这使社会时空对于科学技术的关系以及二者对于人的生存、自由的意义问题，也更加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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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时空是人的活动的存在形式。由于“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恩格斯语）。因而，在社会领域，任何社会现象也都有其特殊的时空规定性。其中，社会时间是指社会运动过程的顺序性、持续性、社会空间则指社会运动的伸张性、广延性。从总体上看，社会运动的主体是人，社会时间无非就是人的活动的时间，社会空间就是人的活动的不断扩展。社会时空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一部社会发展史，就是社会运动在社会时空中的拓展过程，是人的进化和发展的历史。而社会自由时间的增加量和社会活动空间的拓展量，则标志着现实的人自由解放的实现程度。
把人的实践活动理解为社会时空的本质，这是马克思时空观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特点。按照马克思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对对象、现实、感性”，应当“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1]。对于社会时空的合理理解，也毫不例外。在社会时空问题上，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标志就在于，不被自然时空所完全束缚，而是能够认识和利用自然时空，并在自然时空的基础上创造出社会时空。而人类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社会时空，则在于“人的感性活动”所特有的实践性。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里所谓的“环境的改变”当然包含对自然时空的改变，人正是通过“革命的实践”，才创造出并不断地改变着社会时空。由于每一代人的活动的需要、目的、方式、意志等的不同，社会时空总是也只能从不同时代人的具体活动中获得其规定性。另一方面，人们创造自己的社会时空并不是随心所欲、无中生有的。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永远也不能摆脱自然时空对于人的活动的制约，而社会时空结构作为人的活动过程的结晶，又反过来制约和影响着人的活动。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时空状态，直接影响着主体认识、改造、利用客体的速度、规模、范围、层次和水平。从根本上看，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与自然时空有着原则的区别，但它们并非外在于、脱离于自然时间和自然空间，而是通过人的生命活动、实践活动而赋予自然时间和自然空间以社会属性，特别是赋予其以价值、意义，从而使其抽象的形态在人的活动中获得了社会历史的现实性，使时间和空间获得了“真正生命”，并成为人的生命的尺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1861-1863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社会“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2]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时空的实践本质，他关注的时空不再是脱离人的活动的一般物质运动的时空，而是属于人的时间和空间，他所讲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从事着实践活动的人。实践活动不仅是人类诞生的秘密，而且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源泉；进言之，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如果没有实践活动，就没有人的存在，社会时空也无从产生。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活动是社会时空的源泉和本质，社会时空的社会现实性、主体性、社会历史性等特性是人的实践活动赋予的。
社会时空是科学技术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方位和最重要的条件。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而又紧密相关的概念，它们都是在具体的社会时空中通过人的活动形成和发展的。这首先体现在，作为科学最主要对象之一的各种社会生活现象及其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社会生活现象变化、发展的趋势，都是在具体的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中形成和发展的。没有社会时空，科学和技术就失去了其对象性前提和根据；其次，科学作为对客观世界规律的理性认识，技术作为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积累起来并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操作性手段、程序和方法，都必然要经历具有反复性、累积性、上升性的社会过程；其三，科学与技术的一体化也是以社会时空的变化为条件的。在历史上，科学进步与技术进步并未有机地联系起来。时至近代，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关系也主要是生产技术科学，然后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而技术发明也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随着社会时间的流变和社会空间的扩展，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加强，不仅科学的发现往往导致技术的发明，而且技术和理论科学日益紧密结合，使相当一部分技术本身的理论性大大增强，并分化出相对独立的技术科学。技术科学与直接施于实践的工程技术组成了现代技术整体，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日趋“一体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科学技术”这一新的整体范畴；最后，科技革命也总是在具体的社会时空中酝酿、发生、发展和完成的。社会时空的演化是科技革命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和条件，科技革命则是社会时空演化的一种重要结果。现代科技革命加速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双向运动，加强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可见，社会时空既是人的生命的专有尺度，也是人类进化、发展的特有标杆，它对于科学技术的形成、发展、变革有着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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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受到社会时空条件等的制约，同时，作为人类智慧和主体能力的结晶，它又对人类社会产生着巨大的能动作用。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就在于：它通过变革社会时空，改变人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来推动社会发展，引起社会变革。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现代科技是现代社会时空变化、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一切科学技术都可视为生活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为了解决人们的生活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它从一开始就与人们的生活过程融合在一起，并以其特有的伟力不断地改变着社会运动的时空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力量的强度也越来越大。现代科技革命使“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得到了空前强烈的表现，它正在强有力地改变着人类活动的社会时空形式和社会时空观：
一方面，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大大地缩短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高了社会生活节奏，使个人的自由时间成为生命活动的重要部分。马克思指出：正象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约。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地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的程度上成为规律。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现代人的社会时间观也正发生着变革。正如俄国学者阿斯金在《时间与哲学》中所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改变着人们对时间的看法，不仅合理地安排工作时间，而且合理地利用空闲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对时间价值的估计是合理地组织生活的重要标记。认真地考虑如何度过有用的时间，甚至整个一生，是一个社会共同体或一个人具有高度价值观的证据。
另一方面，现代科技促使人们活动的自由空间也大大扩展。人的活动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生活现象和社会关系都展开于具体的社会空间，同时，人的活动又规定了社会空间的量和质。现实的社会空间不是一个既定的量，它总是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和主体能力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人类社会早期，人类主体能力极其低下，人们只能在非常狭小的空间中进行活动。这时的社会空间甚至只限于二维的平面，作为国家的地理区位也只限于二维空间，其间争斗也主要是限于领土之争。科学技术的每一次提高，都促进了人类活动领域的拓展，使社会空间不断扩大。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社会空间摆脱了狭隘性、孤立性和分散性，其联系性、同一性和集中性显著增强。现代人生活在多维空间之中，相互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社会化、世界化，世界各国间的竞争也已经扩大到多维战略空间：地面、空中、水下、太空及文化空间、信息网络空间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等迅速普及的冲击下，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及现代人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都正在发生并仍将发生革命性变化。人们狭隘的地域意识正在被超越，全球观念则正逐步强化。
现代科学技术不仅深刻地改变着人的活动的社会时空结构，而且使之发生更加明显的相互转换。在人们的实践过程中，某一具体实践过程结束之后，社会时间就以“积淀”的形式转换为人的活动空间；同样，作为晶化形式存在的空间结构也影响着并体现着人的活动的时间。在人类无数次的实践活动中，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表现为主体实体化和实体主体化，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被赋予了活生生的现实存在。马克思曾精辟地分析道：工人之所以被剥夺了自由发展的空间，是由于“资本家是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因为时间的社会构成是由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构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占有了全部自由时间，工人只能终生为资本家进行劳动，而基本没有可供支配的自由时间来发展自己。资本家的“自由时间是以通过强制劳动吸收工人的时间为基础的，这样，工人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因为时间就是这种空间”[3]。因此，要争取人类自由发展的空间，就必须消灭阶级，使劳动者获得自己创造的自由时间，从而获得自己自由发展的空间。现代科技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为缩短，自由时间相对延长，由此也使人们自由发展的空间大为扩展。社会实践反复证实着这样的真理：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人类社会就是因为社会时空的相互转换而发生变革的，而现代科技由于其强大的力量，则使这种转换更为明显、快速，从而也使现代社会的变革更为显著、剧烈，人类历史正加速向世界历史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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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时空与科学技术之间显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二者之间是相互观照、互为前提、互动发展的，而这种联系在现代尤为显著。因而，社会时空与科学技术各自都为对方提供了最为基本的、合理的评价参照系。
社会时空是反思现代科学技术合理性的最重要的视角和最基本的方位。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文明的组成要素和内在原动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价值创造，极大地节约了社会时间并拓展了人们活动的空间，从而使当代人类的生存、发展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科学技术这柄“双刃剑”又造成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使人类承担着巨大的科技代价。这些科技代价主要包括四个层面：主体在价值冲突或价值选择中，为了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而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某些重要价值的追求（可称之为机会代价）；主体为了发展科技而必须作出的价值投入，即成本；主体在获取或享受科技成果的同时，不得不承担的科技负效应或负产品；由于人们的主观失误或错误特别是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应用所引发的耗费、损失或消极后果等。科学技术的创价与代价及其间的矛盾，在社会时空中比比皆是。其中则以近期创价与远期代价的矛盾、局部创价与整体代价的矛盾最为引人瞩目。人们往往都以取得活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这种普遍的急功近利行为和对超额利润的追求，不可避免地造成事与愿违的消极后果。就在人类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之时，自然界却经常对人类进行报复，人类活动的长远代价常常超出了其近期获得的有限的价值。正如每个人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的：在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使其创价、代价都呈越来越大之势，而后者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人口膨胀等愈演愈烈，使现代人类的生存空间和自由发展正遭受着严重损害。
从社会时空角度对现代科技合理性的反思，实质上是对现代科技对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意义进行反思，是对现代人类的生存环境、生存状况和生存方式的合理性进行批判和规范。在现代科技合理性问题上，由于立场、标准、方法等的差异，人们往往莫衷一是：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他们在技术发展中首先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异化，然后感受到人与其文化和环境的异化，最后是人与人性本身的异化”[4]。由此，他们认为，现代科技在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代价，它使现代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遭到摧残、恶化，可供支配的社会自由时间也严重萎缩。因此，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是不合理的，解决当前全球性难题等的必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手段，就是限制乃至停止发展科学技术；而以贝尔、托夫勒、奈斯比特为代表的乐观派则认为：“事实上，技术的控制为人类控制社会、控制人类历史以及人类自身提供了模型。就如同技术在控制直接物质时带来进步一样，技术对人的控制、对人类社会和未来的控制将带来闻所未闻的繁荣和富裕”[5]。在现代科技武装下的人类正以日益强大的力量使社会代价愈益得到有效的控制，人类活动的社会时空状况都日益获得改善。因此，现代科技是合理的，人类应当信赖、满意于现代科技。悲观派和乐观派各自强调并且都只是片面地强调了现代科技的某一方面，它们对科技合理性的理解在总体上都是片面的。版权所有
科技发展与社会生活篇3
1.全区县(市)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灰色优势分析按照上述方法步骤，建立关于全区县(市)科技投入、科技实力和科技产出所属各因素对其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灰色关联度模型，计算得到其灰色关联度矩阵;在此基础上，采用算术平均法由关联度计算出科技进步与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灰色关联度(表2)。从实证分析结果可知，广西全区县(市)科技投入、科技实力和科技产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平均灰色综合关联度分别为0．558、0．575和0．687(表2)。表明(市)科技投入、科技实力和科技产出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根据0＜r＜0．35为弱关联、0．35＜r＜0．65为中度关联、0．65＜r＜1为强关联的分类原则，(市)科技产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平均综合关联度是强关联，科技投入、科技实力的综合关联度为中度关联;科技产出与各行为特征Y1i的关联度r3i分别与科技实力r2i和科技投入r1i相比，其关度r3i＞r2i，r3i＞r1i(i=6)，而且其综合关联度依次为科技产出r3=0．687＞科技实力r2=0．575＞科技投入r1=0．558，故有X3＞X2≥X1(“＞、≥”表示优于或准优于，下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最大的是科技产出(同时最优)，其次为科技实力，再次之为科技投入。说明县(市)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以其科技产出的作用为最大。从科技进步三类因素具体分析结果看，在科技投入中，X12的关联度r12i＞X11i的关联度r12i，且r12=0．572＞r11=0．545，故有X12＞X11，在科技实力中，r21＞r22，有X21＞X22，说明单位科技投入、单位科技实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均要大于绝对科技投入、绝对科技实力的影响。在科技产出中，r34i＞r32i＞r31i＞r33，且r34=0．824＞r32=0．725＞r31=0．627＞r33=0．572，X34＞X32＞X31＞X33，说明科技成果市场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最明显，直接产出次之，科技成果应用最弱。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其平均综合关联度在0．59～0．62之间，r11=0．617＞r21=0．616＞r61=0．611＞r51=0．599＞r31=0．609＞r41=0．591，则有Y1≥Y2≥Y6≥Y5≥Y3≥Y4，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第二位特征行为因素为GDp总量和人均GDp。说明全区县(市)科技投入、科技实力和科技产出对其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共同产生影响。
2.不同类型县(市)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灰色优势分析计算得不同经济类型县(市)的灰色关联度和，3大区域类型县(市)科技投入、科技实力和科技产出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县(市)科技进步对其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但其作用的大小是不同的。采用上述方法进行不同类型县(市)科技投入、科技实力和科技产出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内的优势关联度比较分析，得出不同经济类型县(市)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关联序。可知，北部湾经济区、经济带与全区一样，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因素最大的是科技产出(X3)，其次科技实力(X2)，最劣是科技投入(X1);桂西资源富集区的影响因素最大的是科技实力(X3)，其次科技产出(X2)，最劣是科技投入(X1)。从科技产出方面看，北部湾经济区与全区的影响因素大致一样，其中最大因素为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额(X34)，说明科技成果市场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最明显。经济带与桂西资源富集区的影响因素完全一样，最大影响因素为授权专利数(X31)，10万人授权专利数(X32)次之，说明直接产出对经济社会影响较大。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看，科技进步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特征行为因素是不同的。其第一、第二位影响因素:北部湾经济区与全区主要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GDp和财政收入，经济带分别为影响人民生活的居民收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财政收入，桂西资源富集区则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农村和城镇收入。
二、结论
科技发展与社会生活篇4
【关键词】民生科技；发展政策；资金投入；服务机构
一、 民生科技的重要意义
民生科技是涉及民生改善的科学技术，是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社发发展重大需求，开展的科学研究、产品开发、成果转化和科技服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民生事业加快进步，为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通过大力发展民生科技，我国在提高医疗健康水平，加强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民生科技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大力发展民生科技，我国加快培育和发展了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绿色建筑等民生科技产业，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民生科技已成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抓手；通过大力发展民生科技，我国的现代服务业和社会公共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培育了新业态，开发了新市场，创造了新经济增长点，增加了新就业。民生科技已成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 “十二五”我国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城镇化进程加快、人民整体生活水平和消费需求提升，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等对民生科技工作将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公众健康、公共安全、生态环境改善、防灾减灾等重大民生需求将日益紧迫，加快发展民生科技已成为“十二五”科技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国外民生科技发展政策
（一）美国民生科技发展政策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科技强国，在一系列尖端科技领域都具有超一流的领先地位。但科技是一把“双刃剑”，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其负面效应也日渐凸显出来。而作为与民生问题最直接相关的民生科技，其本身的创新便以公众需求为导向，因此它能有效降低威望科技所带来的负面作用。自克林顿政府时期起，美国正式在政策上把民生纳入科技创新的范畴当中，把其看作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通过民生科技的作用，美国促进了社会的多维度发展。自然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当前全球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因此，构建环保低碳社会乃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新能源发展便成为了其工作的核心内容。新能源产业有赖于技术创新，政府采取资金支持、计划项目支持、机构设置、法律法规保障等方式为新能源的研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充分意识到交通运输工具的技术创新是民生科技发展的题中之义，因此加大了对先进汽车制造和技术研发的资金资助，为动力技术、电池、零部件开发提供了多项补贴和贷款及税收抵扣。
（二）日本民生科技发展政策
1995年的《科学技术基本法》确立了日本“科技创新立国”的国家战略。从1996年起，日本以5年为周期制定和实施国家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从内容来看，民生科技逐步成为该计划战略部署的重点。第一期计划（1996～2000）提出要“大力推进针对社会与经济需求的研发”、“解决环境、食品、能源、资源等世界规模的问题”和“解决增进健康、防治疾病和预防灾害等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民生科技开始纳入成为日本政府科技政策的目标之一。第二期计划（2001～2005）指出20世纪科技发展既造就了“丰富、便利的生活与长寿社会”，也带来了“对社会和地球环境的负面影响”，因此，21世纪科技应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科研应以“（提高）产业竞争力、提供就业、高质量的国民生活（老龄化·信息化·循环型社会）”和解决“人口问题、水·食物·资源能源、温暖化、传染病等全球规模的问题”为导向；提出建设“安心、安全且生活质量高的国家”的目标和“科学技术成果彻底回报给社会”的基本方针。
（三）法国民生科技发展政策
法国重视社会发展和民生科技的情况，实施了一系列有效的举措， 目的是进一步加快推进以改善社会发展和强化民生科技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强化科技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进而发挥民生科技的效应，提高社会发展的速度，改善平民大众的生活水平。核电在法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政府就一直将核电开发作为解决能源短缺问题的主要手段而备加重视，开始了以核电为代表的民用核能开发相关技术的研究。在1974年第一次石油禁运事件发生后，法国政府决定启动强化核电的计划， 目标是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经过近40年的努力，法国目前共拥有58座核电机组，分布在19个核电厂址，核电年平均发电量已占全国总发电量78%～80%，最高年份则为88%，且已运转多年，技术稳定，安全可靠，并向邻国输出电力。
（四）韩国民生科技发展政策
韩国政府确立了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的科技政策导向。2000年韩国科技部公布的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25年构想：韩国科技发展长远规划》（简称《规划》）从五个方面阐述了韩国未来科技发展方向，其中之一是提高民众生活质量。针对这一发展方向，《规划》从为了获得健康生活的科技、为了创造舒适生活的科技、保证生活安全的科技、便于人们生活的科技四个角度，提出13项具体的民生科技任务，具体内容涵盖了医疗卫生、环境、自然灾害预测、人口老龄化等与民生直接相关的科技问题。韩国的民生科技创新实行全社会经营战略，从总统到平民都要关心科技发展，形成创新科技的社会氛围。韩国依法对民生科技实行统一管理，有效地发挥了国家在民生科技创新中的主导作用，避免了乱上项目和乱拉投资的现象。韩国对民生科技研究实行集中咨询和审议的体制，根据市场需要确定研发项目，集中力量研发对国家经济拉动作用大和市场潜力大的科学技术，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五）印度民生科技发展政策
印度科技政策关注民生，导向明确。2003年印度公布的科技政策提出7个政策导向，共包括15项政策目标，其中关注人们生活的科技导向中的4项政策目标都与民生科技紧密相关：第一，保证印度的每一个公民，都能获得科学信息，让全国人民都有可能充分参与科技发展及其应用。第二，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保证人民的粮食、农业、营养、环境、水、卫生和能源的安全。第三，利用科技能力以及传统的知识财富，为减轻贫困，加强生活保障，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减少苦工和城乡之间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创造就业机会做出直接和持续的努力。第四，要做出种种努力来保证人们以可负担的费用，高速地、保质保量地存取信息。促进科学研究的政策导向中也有多项涉及民生科技，如农业尤其是水土保持、人畜营养、渔业、水利、卫生教育、自然灾害预报等。
（六）澳大利亚民生科技发展政策
澳大利亚确立紧密结合人民生活的科研导向澳大利亚的主要研究工作都是在“澳大利亚能力支撑”框架下围绕着环境可持续发展、促进和保持身体健康、建设和改变工业的前沿技术、保卫澳大利亚四个优先领域展开，并相应设立了多项研究课题，包括“澳儿童生长研究”、“土著居民健康”、“健康饮食”、“有益健康的海洋生物化合物”、“交通污染的健康代价”等。从这些研究题目可以看出，澳大利亚的科研工作紧密结合民生问题，在科研选题方面形成的是一种关注民生、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导向。
三、我国发展民生科技的对策措施
（一）加强对民生科技工作的领导
高度重视民生科技，加强对民生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形成以科技主管部门牵头和责任单位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各地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实施计划，有机衔接技术开发、工程示范与专项行动，落实各项政策措施，提高科技创新对民生工作的支撑能力。把加快发展民生科技作为各级政府部门工作会的重要议题，大力推进重大民生科技专项、成果应用与转化项目的组织实施。各级部门、机构要结合自身实际，围绕发展特色，因地制宜，把民生科技作为重要工作任务，制定实施推进方案，将民生科技工作的目标和任务纳入年度考核。
（二）加大对民生科技的资金投入
各级科技主管部门要不断加大投入，对民生科技研究开发加大倾斜扶持力度，促进民生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和产业化。充分发挥科技支撑计划的主导性作用，加强各类科技计划的集成实施力度，大力引导企业和社会资金加大对民生科技的投入，努力形成多元化的投入体系。加大对民生科技应用示范、用户工程、新产品推广应用的财政支持力度，落实和完善采购首台（套）民生科技产品和采购民生科技服务的补偿机制。积极引导各种金融机构和民生资本、社会力量支持民生科技事业，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的多元化、多渠道投入体系。
（三）加强民生科技服务机构建设
鼓励和支持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开放科技资源，为广大科技型中小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和科教资源支撑。进一步优化提高创业投资、技术交易、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等科技中介机构专业化服务能力，重点开展需求调研、战略咨询、政策辅导等综合性和专项性科技服务，提供高水平的民生科技服务，增强民生科技发展能力，推进民生事业发展。
（四）加强民生科技的国内外合作
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推动民生科技领域国际国内合作，借鉴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在生物医药、环保、城镇发展等领域，要加大与国内外重点科研机构的人才、技术、项目合作，深化产学研合作机制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支持我国骨干龙头企业和科研院所“走出去、请进来”，开展联合攻关和重大技术、产品研究，加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断提升民生科技水平。
（五）加大对民生科技的宣传
充分发挥媒体宣传和科学普及的导向功能，依托重点人群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大力开展政策宣讲、成果示范、典型推广、人员培训、科普宣传等活动，提升社会对民生科技认知水平。重点加强重大民生科技成果示范应用典型案例宣传，加大对作出突出贡献的机构和典型人物的奖励力度和宣传力度，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科技发展带来的实惠与便利。
参考文献：
[1]崔永华，李兵，陈洁.民生视域下的科技发展与政策启示[J].中国科技论坛，2012，（8）
[2]陈喜乐，任婧杰，郑宇冰.我国民生科技发展研究综述[J].未来与发展，2012，（8）
[3]贾品荣.典型国家发展民生科技的五点启示[J].中国科技奖励，2012，（5）
[4]范鹏，曲玮，潘从银.甘肃民生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路径探析[J].甘肃社会科学，2012，（3）
[5]吴少利.民生科技的内涵探析[J].学习月刊，2012，（8）
[6]张仁开.试论长三角区域民生科技的联动发展与协同创新[J].江南论坛，2012，（2）
作者简介：
科技发展与社会生活篇5
关键词：大学生；科技创新；科技活动
中图分类号：G6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7-0176-02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的民族是难以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是高校培养学生的重要目标，科技创新活动对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广大学生通过参与科技创新活动，尤其是参与立项的选题、查阅资料、论证思考、团队合作交流的过程，使每一个参与者都受益匪浅。
一、组织开展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在高校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1.科技创新活动是大学创新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新教育是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的教育。科技创新活动既是创新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创新教育的实践环节，它检验了创新教育的成果，又丰富了创新教育的内涵，为创新教育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1]。
2.科技创新活动是促进学生学风建设的重要载体
大学生进行科技创新活动，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背景，在活动过程中也要不断地查找各种资料、进行各种试验、进行多方面的社会调查及分析，这些都从客观上促进了大学生的学风建设。
3.科技创新活动是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环节
大学生参加科技创新活动，组成团队、立项选题、评审答辩、研究过程、撰写结题报告等各个环节，不仅增加了他们的知识面，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团队协作的能力。
二、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组织开展
高校组织开展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应注重数量与质量、形式与内涵的协调发展，做到普遍动员，争取全员参与，同时注重与社会实践、学生就业、社会需求相结合提升学生的科技创新意识和科技创新效应。
1.成立专门工作机构，由专人负责
在全校范围内组织开展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工作强度较大，工作内容相对比较专业。因此，应成立一支多层次，范围广的专业工作队伍。由校领导、校团委、各院系团总支专人成立教师工作队伍。由各团总支、院系学生会相关组织、相关学生社团组成学生协调工作队伍。由此组成科技创新活动工作队伍体系。
2.建立、完善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制度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制度建设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规划决策方面。学校出台推进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指导性意见，成立相应的组织协调机构，将开展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提升为学校决策。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涉及项目申请、经费管理、实践调研、教师指导、成果鉴定等多方面，涉及教务处、团委、财务处、科研处等诸多部门。学校层面的制度建设主要是出台指导性意见，协调各有关部门，为具体开展工作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依据，进而确保工作的顺畅执行和可持续发展。
（2）实施执行方面。学校主要负责部门及各院系制定《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具体实施细则》、《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大学生科技创新成果鉴定、转化实施办法》等具体操作层面的制度。
（3）建立激励机制。为激发学校师生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长效化、规范化发展，应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如：可以制定《教师指导学生科研活动工作量管理办法》、《关于鼓励学校教师学生进入科技园创业的若干意见》、《关于选拔优秀学生担任本科生科研班主任的指导意见》等[2]，并将科技创新活动成绩与学生个人综合素质测评、班集体（团支部）评优相挂钩。这些从制度上为科技创新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3.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普遍动员，争取全员参与
通过开设网上专题、下达书面通知、团支部负责人培训等形式向学生进行广泛宣传、普遍动员。宣传内容除了学校相关通知文件外，同时应把学校关于科技创新学分制度及保研等相关激励政策规定向同学们介绍，以此激发同学们参与的积极性。
4.调动多方资源，丰富活动载体，为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搭建平台
（1）搭建基础学术活动平台。通过组织“学术讲座”、“学术沙龙”、“社会调研”等丰富的活动，在校园中营造优良的学术科研创新氛围，让学生在润物无声的熏陶和浸染中逐渐养成他们的创新意识和习惯。基础学术活动平台是学校大学生科技创新工作的根基。基础学术活动平台是学生思维激烈碰撞的过程，是学生产生创新灵感的温床，为学生开阔视野、汲取知识，提供了高效率的学习途径。
（2）搭建科研训练平台。在基础学术活动平台之上为广大学生提供一个规范的、正式的科研和创新训练的平台。通过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本科生科研助理、国家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等采取项目化的运作模式，通过设立创新基金和本科生自主申报的方式确定立项并予以资金支持，鼓励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项目研究，为广大学生提供参与科研和创新训练以及实践的机会。学生参与的过程本质上是在进行研究性学习的过程。
（3）充分利用学术科技竞赛平台。组织、指导学生积极参加“挑战杯”、数学建模、电子设计等科技竞赛。通过比赛和竞争，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发挥，引导学生积累和运用知识。同时，有效锻炼了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如自信心的增加、意志的磨炼、表达能力与沟通能力的提高，竞争意识的提高、团队合作意识的增强等。
（4）积极引导发挥大学生科技社团的作用。探索大学生专业社团建设，充分发挥大学生专业社团的专业性、优越性。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大都是在课外进行，由于教学资源的有限，科技社团起到了弥补作用，学校对学术科技型学生社团要予以积极的鼓励，在工作指导、资金划拨、活动审批等方面予以支持，使其成为大学生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有形舞台。
5.优化资源，科学引导
将引导大学生参加科技创新活动与其自身的职业发展相联系，分阶段、有针对性地组织同学们参加适合其自身职业发展的活动。一年级学生主要参与基础学术活动，感受学术氛围的熏陶，培养创新意识。二、三年级学生主要参与科研训练活动和学术科技竞赛活动，通过强化研究性学习过程，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
6.加强宣传，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增强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吸引力
对在参加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中涌现出的优秀学生、优秀团队及优秀科研成果，注意及时关注、重点挖掘，通过网络、电视、杂志、广播等宣传平台，通过优秀个人访谈、优秀成果展、专题报告会等形式加大宣传，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增强科技创新活动吸引力。
三、开展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提高认识，明确定位
开展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是高校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根本保障，因此，应该从关系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的高度来认识开展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性。
另外，我们应该明确对大学生的科技创新教育应该是大众教育，而非精英教育。我们开展科技创新活动，要普遍动员，争取全员参与。因为，对每一位学生个体而言，其个人纵向的进步就是其个人的创新，每一个学生参加科技创新活动都会从中有所收获，有所突破。
2.开展科技创新活动重视结果，更重视过程
在组织学生参加科技创新活动过程中，既要重点指导，引导学生获得较好的科研成果。对学生个体素质培养而言，学生参加科技创新活动更应重视过程，凡是参加过“挑战杯”等全国大型赛事的同学，往往让他们感触最深、收获最多的不是踏上领奖台那一瞬间，而是与团队的成员们一起奋斗，不断成长的过程。因此，在相应评价机制中应该体现出参与科技创新活动这一过程的重要性。
3.与社会实践、社会需求相联系
根据目前的就业情况，最受用人单位欣赏的大学生，是能够将其专业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生。这样的学生，用人单位不必投入较大的培训成本，学生进入用人单位就可在较短时间内为其产生工作效益。同样，这样的学生具有较高的社会竞争力。我们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锻炼学生将所学知识能够学以致用，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校大学生只有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提前认识社会、观察社会，并能够根据社会的需求进行科技创新活动，这样的学生在毕业时才能够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具有较高的社会竞争力。
4.区别对待，分类指导
组织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应根据不同年级的学生对象群体开展不同主题的活动。对一、二年级的学生要求应以跟、学、参与为主，可以努力在数量上达到全员参与。对三、四年级的学生应要求其能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作为科研助手，自己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和成果，使他们在实践中形成良好的科研习惯。
5.处理好与专业教学的关系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是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是专业教学的延伸，很大程度上丰富学生的第二课堂。因此，在组织和引导大学生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时，要处理好与教学的关系。在教学计划、学分认定等制度上达成共识，在活动策划、专业指导、成果鉴定等具体操作环节上充分调动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专家教授的专业性。同时，要注意引导同学们处理好与专业学习的关系。既要鼓励同学们踊跃参与，又要引导同学们做好自我规划和时间管理，不能影响自身的专业学习。
6.注意探索形成自主的科技创新活动的组织模式
大学生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模式从不同角度看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按模式的动力划分，可分为学校推动型和学生自愿结合型；按模式的功能划分，可分为人才培养型和研究开发型；从主导模式的主体的角度进行划分，可分为学生主导型、教师主导型、学校主导型、社会环境主导型（企业主导型）[3]。学校应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选择研究适合本校发展的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组织模式。
参考文献：
[1]周俊，等.论创新教育与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J].华东船舶工业学院报：社会科学版，2002，（4）.
[2]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大学生科技创新中心网站，csic.wh.sdu.省略/class.jsp?classiD=1314278607769516&page
科技发展与社会生活篇6
一、紧跟形势，突出重点
当前，我国正值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战略部署，要求科学技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要以举办科技活动周为契机，集中宣传我市科技事业发展的最新成就，广泛开展群众性科普活动，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氛围，形成人人关注科技发展、支持科技工作、参与科技创新的良好局面。根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市委市政府重大战略部署，年科技活动周，要围绕“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主题，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突出四个重点：
（一）突出面向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各地、各部门要组织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直接参与企业的创新活动，通过组织专家企业行、知识产权知识讲座、职业技能培训、企业职工技能竞赛、技术创新大赛等活动，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增强企业职工创新意识，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服务经济发展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积极参与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各项实践活动，为全面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和创新管理水平作出贡献。
（二）突出开展惠及民生的科普活动。以人为本，让科技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群众，是科技工作的重要宗旨。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组织科技人员、科技特派员、农技推广员面向“三农”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科技下乡活动，要通过向广大农民赠送农村实用技术书刊、光碟、农作物优良种苗、环保农药化肥，开展科技咨询、田间问诊、实用技术讲座、义诊，播放科普电视、电影及网站服务等活动，切实帮助和引导农民依靠科技致富奔小康，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组织开展科普进社区活动，引导公众树立科学生活意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要举办各种形式的科技培训、讲座和技术咨询活动，重点对下岗职工和返乡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通过在新闻媒体上设立科普专栏、发放科普读本、举办科普展览等活动，提高公众节能减排的意识，引导公众树立科学、绿色的消费观念和文明的消费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三）突出对未成年人科学素质的培养。青少年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科技事业的接班人。科技活动周期间，要面向青少年开展“大手拉小手科技传播行动”、科技专家进校园（社区、科普基地）、“走进科学殿堂”等科普活动，激发青少年的创造热情，促使他们树立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远大志向。要帮扶偏远贫困地区学校建立图书室、电脑教室、科技创新操作室等，使更多的青少年享受到科技教育的成果。全市各大中小学同期举办校园科技活动周，通过开设科普课程、举办科普知识竞赛、环保体验等多种科普宣传教育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环境意识和科学精神。
（四）突出社会参与、全民共享的宗旨。针对当前科技与经济社会热点和群众关注的问题，集成社会科普资源，面向公众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为人民群众提供内容丰富、品质优良的科普产品和服务。各类科普教育基地、新闻媒体、出版单位、学校和各级科协等团体，要向社会开放科普基地，展播展示科普作品，开展科技传播活动和科普志愿者行动，推出一批优秀科普作品、科普传播节目和栏目、科普基地，让更多的具有专业化水平的科普人才参与科技活动周。
二、高度重视，强化保障
（一）加强领导与统筹协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加强科技活动周的组织领导，成立科技活动周组织机构，安排专项经费，明确分管领导和配备专职人员，广泛发动社会力量，统筹部署，密切配合，集中资源，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针对社会热点和公众的实际需求，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把今年科技活动周办出特色，取得实效。要精心策划，制定活动方案，充分发挥部门和行业特点，利用其科普资源组织面向社会公众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各新闻媒体要加大对科技活动周的宣传报道力度，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度报道，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科技支撑经济发展和服务民生的实践活动。
科技发展与社会生活篇7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自19世纪的后25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一是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这种干预活动是要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二是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而“国家‘通过’干预对经济发展过程所作的持续性调整，是从抵御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的、危害制度的功能失调中产生的。”国家与政府对科技活动的干涉，也正是从体现政治主体的功能、维持社会秩序的需要中产生的。
1、现代科研活动需要国家与政府发挥作用，才能有效地协调，增强效率
科学建制化形成之初而在国家政治干预之前，科技活动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组织协调，效率低下。当时，不仅各个研究实验室的效率不高和组织不完善，更严重的是不同的科学研究机构之间和各地科研工作者个人之间普遍缺乏协调。事实上，科技活动的全面组织工作及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一直处于相当低的原始水平，远不能适应当时科技活动巨大发展的需要。科技活动处于混乱状态。当时唯一担当组织作用的是17世纪初期发展起来的科学学会，但它只是业余科学家自愿结合的协会，每个会员对自己的活动享有完全自由，只是为了相互启发及学术交流才聚合在一起。这种“由富裕悠闲的绅士们自愿组成协会的办法不再能满足现代科学组织的需要了。一切国家的科学工作者很少大学、政府或企业的雇员”。作为人类社会公共利益代表者及管理者的国家与政府必须介入和组织，才能结束科技活动的混乱局面，整体上协调全社会的科技工作，提高科技活动的效益。
2、大科学时代，只有政府有计划地干预，才能有效促进科学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首先，大科学需要巨额科研经费，只有政治主体才能有效地调配。现代科技活动规模巨大，如回旋加速器的研制、航天工程、海洋开发、极地考察、消除爱滋病等活动，即使有利可图，一般个人或企业都难以承担，只有借助政府的投入和支持。而且，各国为了追求科技投入的最大效益，都在不断加强对科学研究的宏观调控和管理，甚至把基础研究都纳入国家目标。科研经费的配置再不可能仅靠“看不见的手”，只有政府才能有效组织调节。
第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科技发展也靠政府介入和推动。市场体制是促进科技发展的一种有效的模式，但市场主导的科技活动也存在固有缺陷，需要政府恰当地介入。市场导向讲究内部成本利益分析，追求利润最大化。但现代生活日益增多的公共物品及相关科技活动排斥这种局部个体的利益规律。某些道路、通讯等公共设施，甚至军事设备以及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都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但都不可能完全由市场途径完成。许多重点社会工程及尖端武器的研究等都不是计较成本利润效益的。同时，市场运行本身需要政府的干预控制及国家法律的保护和规范。如各国政府都制定了有关保证科技投入、科技合同执行、专利和知识产权、反不正当竞争和技术监督等政令法规。
第三，国家与政府对科技的干预还具有国家政治的意义。按西方学者n.J.维格的说法，这些意义大体有四个方面：（1）为了国家军事防卫；（2）为了国家政治权力和国家尊严；（3）为了国际经济竞争；（4）为了促进国民的健康和安全，保护自然环境。
第四，当代重大科技成就既是政府力量推动的结果，也反映出政治干预的必要。“两弹一星”“信息高速公路”“人类基因组计划”等当代科技的巨大工程及其成就，主要是靠政府直接推动的结果。尽管面对信息科技的高度发展，西方再度兴起力图消除政府干预的分权运动和新自由主义思潮，但仍有很多西方学者对此持批判态度。
3、科技发展孕育的巨大问题和负面作用，迫切要求政府干涉、控制和规范
在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的同时，出现强烈的“异化”现象，贫富两极分化、生态环境危机、灭绝性战争的威胁等，在很大程度上被归结为科技的负面作用，以至“科学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问题’，就像贫困和少年犯罪一样，人们想要‘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就提出了以一种新的方式对科学进行社会控制的问题”。而控制这类问题的有效力量只能是国家与政府等政治主体。
现代技术产生正反两面的外部效应，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发生巨大危害。社会需要作出判定：哪些技术需要控制，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它们，怎样控制它们。而n.J.维格和m.e.克莱福特认为：“可接受的社会风险或‘多少安全才能够安全？’的界定，本质上是一种政治问题”。新基因科技革命也必须在它所提出的道德、社会和政治问题的限制下适当发展。某种程度上核武器是有可能得到控制的，而生物技术不可能受到控制。“人们不能控制Dna的流动，它到处都是。由于技术不能完全禁止，因此重要的是讨论并决定各种技术中哪些允许盛行，哪些应该通过政府法令或社会及政治压力加以限制”。
此外，对于日益严重的科研越轨行为，仅靠科技共同体内部的自我控制机制已难以奏效。必然需要非正式以至正式的外部社会控制，即政府机构的有效介入。比如，美国公共卫生局成立了研究廉政办公室；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组建了一个科学侦探室；美国国会还专门成立了由12人组成的“研究廉政委员会”，成为防范科研中越轨行为的联邦机构。
二、政府对科技活动的计划干涉
政府对科技活动的干涉是通过一系列科技政策和法规体现的。实施科技政策的主要方式是对科技活动进行规划或计划。这里的“规划”或“计划”具有相近的意义，是指导、组织和规范科技活动的具体方案。它比通常讲的意义更广。按照巴伯的说法，进行科技计划的基本目标是：对科技活动进行控制，使科学的有利影响最大化，使其可能造成的损害最小。科学能被“规划”或“计划”吗？这是首先要明确的一个问题。贝尔纳和巴伯分别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和50年代初的《科学与社会秩序》中，都专门对此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讨论。
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深入分析了科研活动中应有的规划关系，明确指出，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制订科学规划，从而确立发展科学的战略。乍看起来，科学发展的战略问题似乎是无法解决的，科学就是发现未知，在本质上是无法预测的。贝尔纳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绝对；实际上，除非在某种程度上对科学工作加以规划，科学工作就无法进展；虽然我们的确不知道自己可能发现些什么，我们首先应该知道到哪里去找寻；某些短期规划一直是科学研究所固有的，长期规划则含蓄地体现在科研人员的培训中。贝尔纳进一步指出，科学规划第一个要求是灵活性，要分析科学发展中的受阻地点，适时有所侧重地全线推进，扩大科学战线。他还对科学理论的更新修正以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平衡等问题提出了较具体的规划方法。
巴伯在《科学与社会秩序》中着重分析了美国政府科学中的“规划”情况。二战后的几年里，美国政府里集中了大约3万名来自物理学、生物学、农业科学、工程科学的专家，其研究涉及面广泛，总统理事会的报告说，“联邦政府规划从根本上说允许探索每一门科学学科和子学科”。但巴伯推测，当时政府研究的最大部分是应用研究，也有部分基础研究。其中，农业科学、医学、军事科学的研究是美国政府科学中规划发展的重点，而这些规划或计划对于美国的科学成就和财富增长带来了巨大价值。
巴伯还对科学规划或计划的涵义和内容作了相当明确的阐述。
第一，当科学的“计划”指通常意义时，即完全由自己确定特定的目标并且尽最大可能设计方法以实现目标，这种科学计划就不存在多少冲突，就会非常成功。它的实施基于科学之特殊本性；但是科学中的“计划”有时想使或认为只有“应用科学”才是合法的，“纯科学”将遭到背弃。
第二，当“计划”包括科学目标问题时，就有可能有更多的冲突。“纯科学”和“应用科学”都有各自的目标，两者都必要，都具有社会合法性；但是科学中的“计划”有时想使或认为只有“应用科学”才是合法的，“纯科学”将遭到背弃。
第三，当科学“计划”目标存在冲突时，社会就须以某种切合实际的方式，使稀缺的科学社会资源在两个目标之间按比例配置。然而计划者对这个比例就不是轻易“可以觉察到的”，要做出“纯科学”与“应用科学”各是多少的选择时易发生冲突。由于可替代社会目标的竞争是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科学应该寻求使其自身目的的相对实现最大化，获取自己应有的资源配置。
第四，“计划的另一种含义是指预言科学发现之进程的能力。尽管波拉尼等人反对靠计划预测科学来分配资源，而贝尔纳认为某种程度的短期计划在科学研究中一直是内在固有的。就连原苏联科学院主席瓦维洛夫也说：“对‘不可预料的’科学成果和发现进行预见是不可能的，但是所有真正的科学必须包括很大比例的有根据的预期和先见之明。”他举例说，对于原子核结构的知识，允许很大程度的自信去部署很多年的工作。
第五，“计划”最后的一个含义表示适宜的科学社会组织。科学中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有些在形式上是高度正式和科层化的，有些则突出表现为非正式。
我们应当赞成政府对科技活动的计划干涉，应在上述范畴内展开。事实上，现代国家与政府对科技活动的计划干预都有一定的弹性；既有直接的投资、法规等介入，也有间接的调节导向。
当前，世界各国科技规划呈现日益强化的态势，近年来各种科技规划或计划纷呈，而且新出现的重大科技规划呈现出政府干预的新特点：
一是各国纷纷出台新的科技规划或计划，突出国家目标，提高产业的国家竞争力。科技战略规划是国家意志在科技方面的集中体现，也是国家对科技进行干涉的最具效率的方式。考察一下近年来国际上出台的科技战略规划就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涉及与国家整体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科技领域，或涉及国家竞争力的提高，如经济主导产业、国家安全、健康与环境保护、基础性或战略性研究等，都与科技的国家目标直接相关。
二是围绕国家目标确定优先发展领域。综观国际上重大科技战略规划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信息、先进制造、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人类健康、能源、新材料、空间、环境保护、教育培训以及其他一些创新性和战略性的科学研究，是国际科技战略规划研究的“热点”和提高综合国力及科技竞争力的重大优先领域。
三是强调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形成整体优势。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各国政治主体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危机，恢复经济活力，就必须从发展科技入手，建立和完善适应新时期发展需要的国家创新体系，于是以创新为主旨的科技政策或计划纷纷出台。
三、政府干涉科技活动的限度
政府对科技干涉的范围与科技自由活动空间的关系，被一些人比喻为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相互关系。子女的成长需要父母的资助和引导，甚至监督，但子女有自己的思想和个性，父母不能过度干涉子女的言行，以免造成对子女的伤害。类似地，国家和政府为科技活动提供资金和良好环境，并进行一定的计划组织，但如果越过了积极干预的应有空间，必然给科技活动带来危害。因此，政府干预科技应当是有限干预。这就是说，政府介入科技活动，应当是立足于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宏观全局需要，根据财政能力和科技主体的能力，有选择、有侧重、有限度地进行；并且，对这部分活动的组织管理，也不能采取单一的高度集权的直接管理模式，应根据效益原则和具体领域的固有特点而灵活多样。同时，政府对科技的干预以确保科技内在的自主性为限制和前提，维护各类科技主体的活力。这就是说，一方面，在科研探索领域，即使是国家经费支持的项目除了不要的审计监督、机制创立等外部干预外，在科学内部问题上必须保持充分的自觉自治；另一方面，对无需国家经费支持或市场竞争更有效率的科技活动，政府干预更应仅限于从宏观上创立动力和约束机制，整体上以市场调节。
科技计划本身固有的局限，必然指向政府干涉之外应有的科技活动空间。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科技发展计划的制定是一个不断探索的学习过程。计划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多种因素，计划本身不能消除科学研究所固有的不确定性。由于经济成本压力，科技计划常指向可预计或看得见的发展，存在着牺牲将来、换取眼前收益的危险；过分强调实用，可能会限制在某一特定的路线而放弃其他有前景的发展方向。这些表明，在对科技活动的政府干涉之外，适当保留应有的空间。
由于科技发展是一个永远脱离不了社会氛围的过程。在科技的计划干涉之外，应有社会上众多小的发现和发明。占压倒多数的科学创新，都是极富想象力的结合，在新颖性方面也只有很小的进展。巴伯指出：“小的科学发现基本上以与大的科学发现同样的方式产生，在某种意义上，小的科学发现并不更次要，因为他们是一类科学元素，必要被归并到大发现之中去，大创新和小创新必然紧密联系在一起。”
巴伯非常强调社会中自由产生的小发现和发明对于科技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一个发明的新颖程度通常显得比实际的要大，因为它包含来自文化遗产的构成前提条件。对于非专家等外行来说，发明只是成熟的创造物，所有缓慢的发展与进化过程都被目前的有用性与成功所掩盖。然而，发明与发现的本质就在于先前已有的科学元素的积累，这种积累可能形成一定程度的新颖性发现，但如果考虑过去的遗产，这种新颖性或许就是相当小的。
科技的自主性是政府干涉之外科技活动空间存在的又一依据。科学知识及其方法体系在任何时刻都是相对结构化的。这一结构并不是完全自动的演变，它还受政治等社会其他部分的影响。科技知识体系有其相对自主性，自主性与社会影响同时作用，产生了多种发现。
科技发展与社会生活篇8
关键词：科技思想;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B516.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1-0078-006
社会发展实践表明，科技是一块硬币：一方面，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它在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将人们从沉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物质的匮乏中拯救出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统治工具，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科技的发展不仅没能带来人的解放，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人的奴役。面对现代科技的蓬勃发展，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对其进行了深刻分析，他们不仅看到了科技革命给现代生活带来的便利，而且更深刻剖析了作为一种工具理性，科技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刻骨铭心的肆虐与伤痛。从理论特质看，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的科技思想具有统一性，它们都通过对人类社会科技意识形态进行批判，试图找到一条社会救赎之路。同为科技哲学的理论大家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领军人物，两者在对科技意识形态化的注解、科技异化后果的认知以及科技意识形态化治理等诸方面却有着各自的理论建树。然而，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哈贝马斯明确从马尔库塞的观点中跳出来，进而建构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关于科技意识形态的批判框架，并形成了对马尔库塞科技思想的理论拓展。
一、马尔库塞的科技意识形态思想
马尔库塞看到，现代科技的发展不仅没有带来人的解放，反而成为人类解放的桎梏。作为一种工具理性，现代科技用新的本能压迫代替了过去的暴力压迫，用新的商品奴役代替了过去的人身依附。
（一）科技理性已逻辑化为技术统治理性
传统的技术中立论认为，科技仅仅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它并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与社会制度、政治文化无关。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中立论的天真幻想再也站不住脚，“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1]
首先，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科技的运用已经成为一种对人实施统治的物质技术资本。技术手段不仅没有保持中立的幻像，反而为特定的历史规划服务，为新式极权社会的出现奠定物质基础。科技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新任务就是为现存社会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以发挥其意识形态的功能。科技理性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宰制，重构人的思想和行为，把价值理性从人的意识和行为中排除出去，使人机械地认同现存的统治形式，科技发展的前景不是通往一个民主与自由的新社会，而是通往奴役之路。另一方面，科技理性已逻辑化为技术统治理性。科技理性要求掌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不是特殊的个别适用的真理。反对所谓特殊论，这样一种逻辑化客观上要求整个社会高度统一，从而使现有统治秩序得到维护。科技的所谓“中立性”使它极易受到统治者的利用，得以确立其现实政治方向性。科技的这种工具理性特征使它只讲手段不讲目的，让统治者用起来得心应手。
（二）科技意识形态导致整个发达工业社会全方位的单向度化
马尔库塞对科技意识形态化的后果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了科技意识形态化带来的严重危害，导致整个发达工业社会全方位的单向度化。首先，科技意识形态造成对人的压抑和异化。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既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富裕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压抑人性的病态社会。富裕社会是表象，而病态社会才是实质。这个病态社会实行“本能管理”阻碍人的生活本能的发挥，把社会的需要伪装成个人的本能需要。这个病态社会还人为制造一些“虚假的需求”以阻碍人们真实的需要，“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人原本是商品的主人却异化为商品的奴隶。这些需要的满足使人感到愉快、舒服，看起来好像使人们生活得更幸福，但是这些需要不过是统治阶级有意创造出来的为压抑人而服务的产物，是被巧妙地强加于人的，是一种“抑制性的需要”，这些需要越使人感到满足，人的真实需要也就离人越远。
其次，科技意识形态造成了对人的攻击。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通过强加一种生活方式给个人，把对人的控制和操纵深入到了心理层面，从需要和本能层面对个人进行控制和管理。这样一种新型控制方式，正是科技发展带来无限物质财富所造成的，它成功化解了人们对政治统治的警惕与不满。但是这种控制方式同时也激化了社会结构与个人心理之间早已存在的对立，导致本能结构失调，人的攻击性本能增强。在发达工业社会，个人的自由被生产和消费的非人道化取消，人性受到压抑，敌对的情绪高涨，原本受到性本能制衡的攻击性本能如脱缰的野马，成为一种巨大的破坏性力量。而整个社会的功能化削弱了人们的责任感和良心，使得人在使用暴力时显得理直气壮。人与己、人与物之间的剧烈冲突造成了人精神上的不安。
再次，科技意识形态导致社会一体化。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也可以称为新型极权主义社会。科技的意识形态化，封闭了人的批判精神和否定意识，与社会统治者的思想直接同一，整个社会表现出高度的一体化。这样一种高度一体化的新型极权主义社会利用科技手段普遍采用民主、正义、普选等政治运作方式，表现出代表普遍利益的假象，一改过去暴力、恐怖的旧形象，实则换汤不换药，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人的全部活动和机能都服从统治的需要。人被异化为顺从的奴隶，丧失了自己的历史主体性。整个社会成功地被塑造为一个没有反对派的封闭空间。
（三）解除科技意识形态化及其单向度的社会状态，需要超越工具理性、呼唤新的感性、启用人欲
马尔库塞说：“个体的感官的解放也许是普遍解放的起点，甚至是基础。自由的社会必须植根于崭新的本能需求之中。”
首先，要消除科技意识形态危害就要超越工具理性。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对人的性本能的压抑是由于物质匮乏所造成的，人类社会永远处于物质匮乏状态，因而对性本能的压抑也是永恒的。马尔库塞指出，随着科技的进步，工具理性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获取物质财富的能力也越来越强，社会财富呈爆炸式增长，现代社会的巨大物质财富已经可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对性本能的压抑也大大减轻。在此情况下，对人们性本能的继续压抑不过是政治统治的需要。社会发展与人的性本能之间的矛盾已经有了解决的可能。弗洛伊德所谓永恒的压抑是站不住脚的，相反还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要化解不合理文明的压抑必须首先树立新的文明观念。人们必须抛弃过度的物质享受，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如果人们只追求物质享受，那么就永远是商品的奴隶。人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放弃发达社会人为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而满足人的真正需要。自由的先决条件是缩短劳动时间以破坏操作原则。这虽然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生活水平，但是反而会推进自由的进步，因为阻碍自由、压抑人性的劳动时间变少了。
其次，消除科技意识形态的危害需要呼唤新感性。马尔库塞说：“鉴于发达资本主义所实行的社会控制已达到空前的程度，即这种控制已深入到实存的本能层面和心里层面，所以，发展激进的，非顺从的感受性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同时，反抗和造反也必须于这个层面展开和进行。”作为不同于理性的新感性能够打破理性的霸权，重建感性与理性的关系，解除对人的压制。新感性来源于艺术和审美。众所周知，艺术富含想象力，对艺术的解读是见仁见智各不相同充满可能的，因而艺术也蕴含了多重可能性，蕴藏着解放的希望。“艺术作品从其内在的逻辑结构中，产生出另一种理性、另一种感性，这些理性和感性公开对抗那些滋生在统治的社会制度中的理性和感性。”[2]艺术源于生命的本能，反映的是人的真实需求。美是感性的感官的，它表达了对快乐原则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艺术在激发人的创造潜力的同时也激发了人内心深处被压抑已久的反抗性和批判性。艺术的使命就是解放。艺术通过想象的新形态来与现实对立，变革人们的感性世界，推动现实的变革力量――大众的变革意识的形成，艺术作品从自身的逻辑结构中推演出新的理性和新的感性对抗现实生活中的感性和理性。
再次，化解科技意识形态化的危害需要解放。马尔库塞认为，把转化为是消除科技理性对人压迫的重要步骤。是对异性身体的占有欲望，是一种局部的、短暂的快乐，有着生殖至上的狭隘性。与之相比，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不仅包括还包括娱乐、食欲等等，是一种整体的、长久的快乐，它是为文化所驱动的。需要不断改善身体的机能才能维持快乐的基础，为了达到目标，还需要一系列的改造计划把人从恶劣的环境、沉重的劳动、疾病衰老等不利条件中解放出来。解放将把人从发达工业社会的奴役中解救出来。解放需要一场全面深刻的革命，社会的边缘人也就是所谓的“新左派”将会成为革命的领导者。
二、哈贝马斯科技思想及其理论涵摄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技理性的无限度扩张伤害了人类的实践兴趣，剥夺了民主，造成生活世界殖民化。科技发展必须有其限度，科技理性不能滥用，构建交往理性十分必要。要化解科技意识形态化造成的危机就必须实现交往合理化，让科技走向民主对话。
（一）科技理性已经异化为一种新型的政治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指出，科技的巨大影响力使它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一种新型意识形态，起着维护统治的功能。一方面，科技的意识形态化表现为政治活动的技术化。政治活动的关键在于建构合法性，而意识形态是构建合法性的最好武器。晚期资本主义的大背景下，科技登上了头号生产力的宝座，成为破解任何难题的不二法门，科学技术的强大威力使得旧的“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已经支离破碎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不得不寻求其帮助以重构合法性。政治活动按照科技的规则运行。政治传播手段高科技化、讯息化。政治组织、政治操作技术模式化。民主政治被技术规约为普选制这一机械的形式。科学技术还导致了所谓政治科学的诞生。另一方面，科技的意识形态化表现为对远离政治的群众进行意识侵占。科技意识形态无孔不入，每个人、每个领域都不能摆脱其控制。科学技术宰制着大众意识形态，使其认同现存的政治秩序。科技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显得天然合理，没法反抗。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生活的常态应该是文化生活，人们依靠互相理解来进行社会组织活动，依靠交流对话来调整社会关系。现在科学技术的模式被照搬到社会生活中，成为唯一的标准，把社会由生活世界变成了以科技为中心的系统。正是由于“技术统治的意识同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相比较，‘意识形态性较少’”[3]所以科技意识形态征服生活世界这一过程兵不血刃、非常顺利。
（二）科技意识形态致使生活世界殖民化
生活世界殖民化，是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独有概念，指的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原本只属于社会子系统的目的合理性模式不恰当地移植到生活世界之中，生活世界被工具理占，日常生活实践也被目的合理性模式扭曲或物化，结果导致“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既定的自我理解。”
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社会整体系统逐渐分化，金钱和权力已成为经济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的运行媒介。与此同时，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也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私人领域以家庭为核心，主体的独立与自由是其精神实质;公共领域则是指文化事业、大众传媒等，它的主要目标是进行精神的再生产和凭借政治参与来实现社会整合。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国家与社会各自独立运行互不干涉，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和谐相处，维持着一种良好的平衡状态。但是，时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经济系统危机不断，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运行，国家开始对经济系统进行干预，于是原本互不干涉的国家和社会混在一起，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都朝着对方的方向发展，不仅系统内部结构被破坏了，而且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也出现失衡。
其次，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都看到了科技意识形态化对人的压抑与桎梏。马尔库塞指出，科技意识形态化扭转了科技发展的方向，本该带来自由解放的科技发展，反而加深了对人的统治和奴役。科技发展为现行统治服务，使这种统治对人的压抑显得合情合理，让人们失去了反抗的可能。物质富裕的人们生活在精神的沙漠里，痛苦万状求出不得。哈贝马斯指出，科技意识形态化造成工具理性的肆虐，把科学技术的活动模式不恰当地运用到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文化的失落。科技向意识形态的发展破坏了民主，鼓吹专制，为少数人精英统治辩护，欺骗大众放弃民力，把所谓的科学管理奉为圭臬，希望以之来代替民主。
最后，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都指出了一条解除科技异化之办法，都希冀通过扭转科技发展方向，使之重回造福人类之路。他们都提出了科技解放的前景，试图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难题。他们都认为科技意识形态化危害是可以避免的。马尔库塞认为，用新理性超越工具理性，用新感性解放人的潜能，用解放实现社会革命，科技意识形态危害是可以避免的，科技可以被引导到一条促进人类解放的正确道路上来。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规则的滥用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实行交往合理化让工具理性规则回到它自己的界限以内，将劳动与相互作用进行区分，科技意识形态的危害是可以避免的，在人文理性的规范下科技可以为人类造福。他们的主张都有不同程度的乌托邦性质。
（二）哈贝马斯科技思想对马尔库塞科技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拓展
首先，哈贝马斯科技思想实现了对“科技意识形态化”概念的理论延伸。马尔库塞从批判技术中立论入手，指出技术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在现代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统治机器的一部分，通过制造对虚假需求的满足以驯化人的自由意识和反抗意志，把人变成顺民，从心理结构上认同统治，在社会结构上与统治体制合而为一。人们的反抗精神被消解于无形，整个社会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极权社会。哈贝马斯则是从自由资本主义“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神话破灭入手，指出旧的意识形态破灭，需要新的意识形态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论证。科技的巨大威力使得统治者不得不借助于其帮助以重塑意识形态。科技意识形态具有以往意识形态不及的无孔不入的巨大影响力，使人无法逃避。
其次，于科技异化后果的认识，哈贝马斯科技思想实现了从马尔库塞人性异化到社会结构异化的理论转化。马尔库塞从弗洛伊德的理论出发，揭示了科技意识形态对人的性本能的压制和对人的本能结构的破坏，导致人性的异化，冲突与暴力成为人的病态表现。马尔库塞又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出发，指出了科技意识形态对人的异化，导致人为商品而活这一特殊的物化状态。[5]整个社会出现一体化的状态，极权统治消灭了反对派。哈贝马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把社会结构分为系统和生活世界，揭示了科技意识形态化导致的社会结构冲突，生活世界被系统侵占，人的文化世界失落为金钱与权力的争斗场，民主自由被技术精英统治代替。
最后，哈贝马斯科技思想实现了对科技异化治理机制社会结构层面的理论构建。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对于消除科技意识形态危害采用的手段和依靠的力量不同。马尔库塞寄希望于审美解放，审美作为对人的性本能的一种升华，可以有效地化解科技意识形态造成的本能结构失调，绽放自由解放的无限魅力。同时，作为一种蕴藏多种可能的理性形式，审美也孕育着解放的逻辑，有助于打破单向度的思维状态。从解放的主体来说，马尔库塞认为，过去的革命力量如工人、知识分子都已经被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收买了，失去了革命性，现在要革命必须依靠新的力量，也就是由社会边缘人组成的“新左派”。哈贝马斯则寄希望于交往理性，认为科技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工具理性的发展已经严重超出了应有的范围，必须开展民主对话，用交往理性恢复其本来界域。科技要成为解放的力量必须依靠科技工作者，要重建民主与对话，让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由民主与对话来决定。[6]
参考文献：
[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6.
[2]张三元.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几个问题[J].理论探讨，2013，（01）：78-82.
[3]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69.
[4]张青卫.论社会科学的两类研究范式[J].湖南社会科学，2013，（03）：12-16.
科技发展与社会生活篇9
【关键词】技术―经济与社会；科学技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
【作者简介】贾俊民，河北农业大学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技术、经济与社会、中国农民问题研究。
20世纪后半期，以信息技术等为先导的技术革命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当今世界步入了以技术创新为原动力，技术―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1]。由此，人类的认识也经过长期深化和拓展，跨过了15世纪以来分门别类研究的门槛，出现了既有专业分化，更注重整体性研究的新趋势。这种趋势，呼唤一种能够抓住时展的根本动力，跟随技术经济社会有机体运动的内在脉络，整合多种学科力量，对人类经济社会进行集成综合研究的新学科。“技术―经济与社会”（technical-economicandSociety，简称teS）就是这样的一个新学科。
一、“技术、经济与社会”的研究对象
“技术、经济与社会”是一个从技术角度入手，以技术、经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也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技术是teS研究对象之一，也是该学科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它研究的技术，不是所有技术，而是那些对我国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起重大作用的技术，包括工具、设备、装备、项目和数字数据等；它研究技术的目的，不在于弄清技术本身的发展逻辑，而在于技术的经济、社会功能及其影响。StS之所以把技术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基础，而不像“科学技术与社会”（StS）那样把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或把科学与技术并列为经济社会研究的起点和基础，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科学与技术存在“本质差异”，不可“合而为一”[2]。科学与技术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灵魂，但二者的区别是不容混淆的。科学活动旨在认识世界，解释因果性，发现和阐明客观规律，增加精神财富，属于精神文明范畴，是“形而上”的“道”[3]；技术活动则旨在利用和改造世界，增加物质财富，属于物质文明范畴，是“形而下”的“器”[4]。其二，技术是经济社会运动的起点和基础。虽然科学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巨大作用，但不能直接作用于自然界和物质生产。在20世纪上半叶的重大科学发现洪峰过后至今，“科学的沉寂”已达六十余年。但在此期间，技术革命却突飞猛进，使人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证明了英国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的论断：不是科学，而是技术，才是“让科学与经济向前发展的根本”[5]。因此，在直接意义上说，经济社会不是在科学基础上构建起来，而是在技术基础构建起来的，技术才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起点，因而成为研究经济社会实际运动的逻辑起点。
经济是teS研究对象之二，也是该学科的核心。一般而言，经济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但teS不研究所有经济现象，而是研究其中由技术发展而生成的经济现象，即“技术经济”现象。它主要包含四个层次：技术与生产力各要素的结合机制；新技术革命形成的“由通用技术、基础设施和经济组织原则所构成的新技术经济范式”[6]；新技术应用与扩散形成的新的产业结构、企业组织模式和社会经济制度治理模式；建立在一定技术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和产品分配形式。这种“技术经济”在现代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在各种经济形态中最具决定意义。
社会是teS研究对象之三。任何技术活动都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在由各类社会活动和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社会大系统内进行的，因而受到社会与环境多方面的约束和限制”[7]，由此，社会也就成为teS研究的题中之义。teS不是研究所有的社会现象，而是研究受“技术经济”影响所产生的社会形态，社会政治、文化制度与体制，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等社会现象（被抽象为“技术社会”）以及社会对“技术经济”特别是技术的反作用。
在teS中，技术、经济、社会三要素存在着内在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技术是近代特别是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主动力和引擎。它是现代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中的“纽带和支撑”，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代表，决定着一定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产权形式、分配形式、经济运行形式和管理体制及其变革走向，成为经济发展和变革的“内在要素和主导力量”[8]，构成一定经济形态及其变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并由此决定和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发展具有重要制约作用和巨大反作用。首先，任何技术进步都是一定经济社会的产物，受社会与环境的约束和限制。其次，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发展，会反过来提出技术发展的新要求，并通过经济和人力支持，为促进技术进步和再创新提供不竭动力。第三，经济社会能够对技术的两面性中的负面作用加以控制和引导，使技术更适合人与国家的发展目标，促进技术、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teS就是对技术、经济、社会这种互动关系进行集成性、综合性和整体性研究的新学科。
二、“技术、经济与社会”的研究范式
“技术、经济与社会”的独特研究对象，决定了该学科以吸收马克思主义新成果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其主要研究范式，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路径。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的核心，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当然，在19世纪，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还没有像现代这样突出，因而在这一范式中未明确技术的作用，更未把它作为研究经济社会的起点和基础。进入20世纪后，技术在生产力诸因素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到同世纪后半期，成为了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有活力、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而资金、人力、物耗等因素的作用都退居后位。根据这种新变化，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际是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者）的思想，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把技术作为研究经济社会的起点和基础，将历史唯物主义原有范式，发展为技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新范式，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品格和科学本质的。
这种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新成果的历史唯物主义新研究范式，是teS的基本研究范式。其意义主要有三：其一，该范式把技术看作“第一生产力”，主张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对矛盾中，前者对后者具有最终决定作用，后者对前者具有反作用，因而成为研究技术、经济、社会之间辩证关系的最有力解释工具。其二，该范式的“整体性”优势最适用于对技术、经济和社会的综合研究。这种“整体性”既可以运用于对世界或某个国家展的“宏大叙事”研究，也可以运用于对某个地区，乃至村庄的区域性的中观或微观研究，具有广大的普适性。其三，该范式以“技术理性”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9]为基本原则，为实现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的统一，发挥技术的正面效用，控制和消除其负面效用，使技术和经济发展成果服务于人民提供了科学指导思想。
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新研究范式，沿以下两条路径展开。第一条路径：围绕一定技术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展开。包括逐层递进的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以新技术为切入点，研究一定时空范围的技术进步，对特定产业生产力各要素的要求和影响。如新技术是如何或怎样改进生产工具、提高劳动者素质、改革资本运作和生产资料投入方式、变革管理方式，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层次：考察技术进步导致的产业结构变化。第三层次：研究一定新技术基础上生成的生产力和产业结构如何导致经济新形态诞生；研究这种新经济如何决定和影响人们物质生活变迁，进而考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特点与规律。第四层次：在一定的技术引发的经济现象基础上，研究该现象所引起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并探寻其变迁规律。在上述四个层次中，都包含技术对经济社会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的研究，并提出发挥其正面效应、矫正其负面效应的途径。第二条路径：围绕一定社会环境对技术发展及其应用的影响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技术的反作用展开。即把技术创新和应用置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研究影响生产力的其他要素（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状况）、人文社会环境经济制度、管理体制、政治制度、人的行为等因素，对技术发展及其应用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技术创新和应用创造有利的经济社会环境与条件。上述两条路径，一个是自下而上，一个是自上而下；既相对独立，又存在着内在联系；既可以遵循其中一条路径展开单向研究，也可以将二者连结，展开双向互动性研究。当然，本学科强调问题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因而在总体上说，双向互动性研究是其基本路径。
三、构建“技术―经济与社会”学科的战略意义
1.为我国技术、经济与社会快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技术发展必须依靠经济与社会的强力支持。特别是在技术创新向“系统集成和网络一体化模式”迈进[10]，形成技术、经济、社会一体化“无缝之网”的当今时代，如果离开经济和社会的强力支持，任何重大技术创新都将成为空话。同时，随着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技术的两面性表现得更加突出，既可以给人类带来福祉，甚至拯救人类，也可能变成危害人类的“魔杖”。teS将为促进技术创新和克服、控制技术的负面效应，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方面，通过对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社会支持需求的分析，有利于构建起适合技术发展需要的科技管理体制、市场运行方式、政府主导机制、政府与企业投资体制、人才资源及其配置机制、科技与经济结合机制、社会价值观念与文化氛围，使技术发展获得社会综合要素的有力支持和默契配合，从而促进我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向生产力的快速转化。另一方面，通过对技术性能的的分析，找出或预测出对某项技术应用可能产生的幅面效应及其条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克服和规范，包括完善法律体系、强化社会和经济监督与处罚、提高技术创新和应用人员的人文道德素质等，从而克服和避免对技术的滥用，保障技术创新和运用真正服务于人类目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teS这两方面作用，在当前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的关键时刻，对我国加速技术创新步伐，迅速抢占技术创新制高点，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前瞻意义。
2.为促进我国社会科学持续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平台。第一，有利于提高对社会科学的重视程度。teS认为技术发展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支撑和引导，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互动过程。这将从根本上澄清目前存在的社会科学不创造物质财富的误识，树立自然科学与技术和社会科学是财富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同等重要的正确观念。第二，有利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互动。teS认为技术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二重性。其自然属性是指基于人对自然的感受和认识，要求技术的设计和应用遵循自然规律，运用自然科学理性、知识解决技术问题；其社会属性是指技术的设计和应用受人类自身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要运用社会和人文理性、知识与技能研究和应用技术。从技术这种二重性入手，遵循二重性的的内在逻辑，可以填平目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鸿沟和实现二者的内生连接和结合，使隔离数百年的同胞兄弟牵手，共同应对自然界和社会的各种挑战，创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通的“大科学”时代。第三，有利于把人文社会科学引入经济社会主战场。teS强调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说明技术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并把技术作为研究经济社会问题的起点和基础。这不仅在理论上确立了社会科学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的理论依据，而且为社会科学跟踪技术所产生的经济与社会现象展开研究，提供了切入点和线索，有利于从根本上克服目前存在的脱离经济社会发展倾向，引导其走进经济社会主战场，推动社会科学实现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第四，有利于树立中国学术话语权。中国社会科学是“西学东渐”的舶来品，其绝大部分学科理论、话语、范式，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中心论”钳制，使我国在世界话语权争夺中处于不利地位。teS虽吸收和借鉴西方社会科学，但却是扎根于中国本土，按照中国问题的主体意识构建起来的。它具有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科学理念、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学术标准、学科建制和学术风格，并将据其对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进行深度研究，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发展趋势、经验教训做出自己的解释。这将为摆脱“西方中心论”羁绊，构建立足本国、面向世界、具有自己特色和气派的中国社会科学，展开与西方社会科学展平等交流和对话，提供坚实而广阔的平台。
3.为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强化高校特色提供了最佳突破口。第一，有利于建立以技术问题为导向的综合研究体制。teS要求以具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创新为切入口和中心，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资源，按照技术对经济社会支持的需求和社会控制必要性，研究技术已产生或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以及后两者对技术的反作用，形成以主干学科为主的树状结构的学科集群，构建一套形式多样、层次广泛，且能够相互交流、相互交叉与合作的跨学科研究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从而彻底打破目前不适应技术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学科分割的传统体制，建立以技术问题为导向的高度综合的研究体制，形成多学科内生性综合研究的强大合力。第二，有利于培养综合性高层次人才。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趋势，在客观上要求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成为既具有工具理性、科学精神和科学素质，也具有价值理性、人文精神和人文社会科学素质的综合性人才。而teS通过技术这个“一头与自然联系起来，另一头与社会联系起来”的“中介与桥梁”[11]，将自然科学工作者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按照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结合在一起，开展联合研究。这个过程必然推动自然科学工作者增长必要的人文理性和知识；社会科学工作者具备应有的科学理性和知识，从而促进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人文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互渗透与共生共长，成为适应当代科学发展趋势的新型综合型人才。第三，有利于打造高校特色。20世纪末以来，我国理工类高校，特别是农、工、医科院校，多数都形成了以专业强势学科为主的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格局。但由于传统的相互分割的学科与专业建制，使这些学校的文科专业，不论在科研，还是在为社会服务方面，都严重存在既疏离强势学科，又与地方经济社会脱节而缺乏特色问题，即便有的院校文科专业参与了为地方经济服务工作，但多数处于外生性介入的浅层与散漫状态。SeS为打破这种困境提供了可能性。它强调以技术为纽带，整合各文科专业与强势学科结合，跟随强势学科重大技术的应用，对其产生的经济和社会现象进行综合研究，从而给这些专业在内生性上系统进入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开辟了可行路径，搭建了广阔平台。从而形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融通，整体提升，共同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的良好局面。
综上所述，“技术―经济与社会”是一个能够抓住时展的根本动力，跟随技术经济社会有机体运动的内在脉络，整合多种学科力量，对技术经济社会进行集成综合研究的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的新学科。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梓昆先生对本文写作提出了宝贵建议，在此深表谢意。）
注释：
[1]本刊记者：《中欧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讨会综述》，载《哲学动态》2002年第12期。
[2]邹承鲁、王志珍：《科学与技术不可合二为一》，载《新华文摘》2003年第11期。
[3][4]李醒民、胡新和、刘大椿、殷登祥：《“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5]布莱・恩阿瑟：《谁引领社会进步：科学还是新技术？》，载《纽约时报》2009年10月20日。
[6]贾根良：《评佩蕾斯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2期。
[7]李醒民：《科学和技术异同论》，载《自然辨证法通讯》2007年第1期。
[8]：《认真实施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开创我国科技发展的新局面――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载《光明日报》2006年1月13日。
[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683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科技发展与社会生活篇10
【关键词】科普资源；科普内容；科普工作
正当今时代，对少年儿童科学素养的培养目标基本定位在：让每一个少年儿童受到适应时代要求、适合本人特点的自然科学教育和科技创新教育，通过丰富多彩的科技活动，使每一个少年儿童自然科学的基础性学力、发展性学力和创造性学力都得到培养，也为每一个少年儿童提供开发科技创新潜能的机会，让所有的少年儿童都能根据自身的特点和社会的多元化需求，得到充分的全面地发展。实施青少年科技教育，培养少年儿童的科学素养，需要科普教育资源的支持。开发和利用各种科普教育资源是促进少年儿童科技教育活动蓬勃开展的重要条件，发挥和发展校外教育单位的优势科技教育活动资源或凭籍本土化的科普资源是有效提高少年儿童科学文化素养的重要保证。科普工作的形式生动活泼，面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方法和手段，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投入，形成科学的运作模式和管理机制。
一、科普与科普资源的含义
科普，简单的说就是科学技术普及，即科学知识和技术通过某种途径由客体（科普资源、场馆和基地）达到主体（社会公众）的整个过程及围绕这个过程所涉及到的所有条件和因素。科普活动的核心要素包括三个方面：科普资源、科普媒介和手段、科普对象。科普资源，通俗地讲，就是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具有教育、培训、文化和休闲功能的科学知识、现象和技术本身及其经人类应用变化后的其他表现形式。
二、科普资源的类型及分布
（一）科普资源的分类
1.按科普资源所包含的科学知识和技术领域分类。包括天文知识与地理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航空航天技术、生命科学与技术、海洋科学与技术、农业科学与技术、工业生产工艺流程、工程技术、军事科学与技术、计算科学及自动化、信息科学与技术、建筑科学与技术、医学等十余类。
2.按照科普资源所依托的物质载体或现象分类。包括科普宣传与教育材料（书籍、影像制品、宣传画册、多媒体、实物模型）、古代科技遗址、各种自然现象与过程、工业设备装置、工业生产工艺流程及制成品、农业生产过程、家庭与日用品、城镇建筑与景观、科研设备与装置、生物体与生命现象、医学原理与过程，等等。
3.按社会对科普资源管理的行业属性分类。包括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生产企业、农业、文物考古、社会公益事业、教育设施、交通运输、医疗卫生行业、旅游业，等等。
（二）典型案例――地理科普资源分布
1.地球地质地貌类。如：广州市北回归线科学公园、华南师范大学天文观测站、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上海天河航天奇观（部级科普基地）、天津各个青少年宫等对外进行的科普内容；广州市社区每年开展的“世界地球日”、“防震减灾”等系列活动所宣传的内容，等等。
2.气象气候类。如：各级各类学校内建立的天文气象观测站等所开展的南方气候知识介绍；市民收看电视台每天播放的天气预报与气象专题节目；社区每年开展的“世界气象日”系列活动所宣传的内容，等等。
3.水文、海洋类。如：锡林浩特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南方自然博物园等科普场馆所开展的有关水文、海洋知识宣传普及；锡林浩特市各社区平时经常开展的包括“世界水环境日”在内的一系列水文、水环境和海洋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电视与多媒体、报刊杂志、广告等大众传媒宣传的大量关于水文和海洋知识，等等。
4.森林、植物类。如：锡林浩特市植物园、自然风景区对广大市民和游客进行的森林和植物知识普及；市内社区和有关组织经常开展的关于森林和植物知识讲座；各种报刊杂志及新闻媒体所宣传介绍的森林和植物知识，等等。
5.生物与环境类。如：电视、报刊杂志、新闻媒体介绍的大量的生物与环境方面的知识；青少年宫、动物园、公园、博物园及各级各类学校内设的科普园地开展的生物与环境知识科普活动；城市社区平常开展的有关“世界环境日”、“人与生物”等宣传活动，等等
6.生态与环境类。如：各级各类学校和青少年活动中心经常开展的课外生态与环境保护教育宣传活动；社区组织平日开展的类似“世界环境日”、“爱我广州环保大行动”等宣传纪念活动的各种关于生态与环境保护知识；大众传播媒介日常介绍的大量关于环境保护与生态方面的知识；包括省、市博物馆、风景区、野生态教育中心、自然博物园、生态公园等在内的一大批科普、旅游场所包含的生态与环境保护知识，等等。
7.农业生产与农作物类。如：电视媒体与城市社区开展的关于农业生产与农作物知识宣传普及活动（如宣传“世界粮食日”）；市域内各级各类农业生产基地（如现代农业科普基地（部级科普基地）、农业科学研究所、野生态教育中心、广州水果世界、广州花卉博览园、中学生劳动技术学校）开展的农业生产与农作物知识普及教育活动；市域范围内有关机构举办的关于农业生产方面的讲座、专家指导，等等。
8.其他方面的地理类。如：城市交通规划与管理、城市规划、建筑与景观、工业生产工艺流程与装备、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疾病分布与预防控制、城市文化与旅游开发、生产事故分布与安全管理、犯罪分布与社会治安，等等。
三、科普资源开发利用的特点
科普内容的普及性。“科学技术普及”是指用公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广泛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的活动。科普内容要着眼于“普”字，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和普及自然知识、社会人文知识的基本常识，宣传和普及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科技知识，推广普及先进的科技成果，帮助群众了解科学精神的内涵，学会用科学的方法认识、改造世界。
受众对象的广泛性。科普受众对象包括社会各个年龄、职业、文化层次和各个地区的人，包括城乡居民、政府公务员、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等，可以说是面向全体国民。
科普形式的开放性与灵活性。科普的形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静态展示（图书、报刊、宣传画册、墙报、实物）、动态演播（广播、影视、信息网络、宣传演讲）、室内室外、家庭和科普场馆等都是开展科普的有效形式，具有覆盖面广、时效性强、信息量大、形象直观的特点；讲座、演出、讨论、竞赛、参观、考察、会议、展览、制作、旅游、夏（冬）令营等都是进行科普的灵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