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公司规章制度篇1
【关键词】公司经营者；劳动者；职工代表大会；公司规章制度
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市场经济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而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就是公司这一现代企业组织形式。长期以来，我国在企业形态方面实行的是双轨制，以所有权区分的企业如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这带有典型的计划经济色彩，另一类就是以承担责任的方式来区分的企业形式：公司、合伙、独资企业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打破双轨制，建立以公司为核心的企业形态，使企业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而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我国的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基本原因，是由于劳动关系作为两大基本生产要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并具体运行的形式和表现，反映着社会基本经济矛盾的存在和解决的特点及要求。劳动关系的变革是社会经济变革中的最本质最根本的变革。①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伴随着劳动关系由行政调节向市场调节过渡，一些传统的劳动法律观念在现代公司制度下产生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本文主要就公司法与劳动法交叉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探讨。
一、公司经营者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往往是相分离的。作为经营者，如厂长、经理等，他们的权利与义务在公司法中有规定，另一方面，他们作为劳动者，劳动法对此也有规定。原劳动部在1995年4月27日的《实施〈劳动法〉中有关劳动合同问题的解答》中，对此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厂长、经理是由其上级部门聘任（委任）的，应与聘任（委任）部门签定劳动合同。实行公司制的企业厂长、经理和有关经营管理人员，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有关经理和经营管理人员的规定与董事会签定劳动合同。”②
原劳动部的这一解答现在仍然有效，也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法律依据。但是这一规定的合理性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对于公司经营者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应由公司法调整，劳动法对此不应涉及，公司经营者应不属于劳动者的范畴。
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公司经营者与公司的关系被视为劳动法律关系的一种。但是，对于作为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的劳动者的内涵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法律关系的主体，一般指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有时也指法律关系的参与人。③对于参加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法律都明确规定了一些条件，只有符合这一条件才能进入这个法律关系。如《公司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了董事、监事、经理的任职资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二）因犯有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罪或者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三）担任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并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四）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在对公司经营者的资格问题上，《劳动法》与《公司法》都有涉及，那么到底适用哪部法律呢，还是二者重叠适用？有人认为，对于这种法律关系的调整，应按照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来处理，劳动法当属调整劳动关系的一般法，公司法属特别法。因此，当公司法有特别规定时，应依公司法为准。④这种观点似乎兼顾了两部法律，应该说是在现行体制下一种比较恰当的折中的解决方法。
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还是应该从劳动者的内涵出发。劳动者是一个涵义非常广泛的概念，但是区分社会学与法学意义上的劳动者是认清此问题的关键。从社会学角度看，凡是参与实际的社会生产过程的人，都可以称为劳动者。按照这种解释，国家领导人、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等都可以说是劳动者。但是法学意义上的劳动者，是从劳动法律关系的角度进行界定，劳动者应具备一定的法律资格。一般而言，作为劳动者，应符合四个标准：年龄、健康、智力、行动自由。如超过退休年龄的人返聘的，其就不应视为劳动者，而应看作劳务人员。公司的经营者在劳动法律关系中，是作为劳动关系一方的劳动力使用者的代表。他们在劳动法律关系中代表产权并向产权人负责。⑤只要代表产权并向产权人负责的就不应属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的范畴。另外，从传统的劳动法理念出发，一个劳动者只能建立一个劳动关系，也就是说一个劳动者只能是某一个单位的员工。而对于公司的经营者并没有如此严格的规定，如《公司法》第61条规定：“董事、经理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或者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从事上述营业或者活动的，所得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根据这一规定，一个公司董事、经理完全可以在另一个不同类型的公司担任董事与经理职务。从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公司的经营者根本不具备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的标准。所以，对于公司经营者的权利义务问题，《劳动法》不适用，应全部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制下职工代表大会的地位
《公司法》第16条第2款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和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而《劳动法》第8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劳动者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民主管理或者就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对比这两条规定，不难发现，《劳动法》的规定并没有对企业的类型作出限定，而《公司法》则把它限定在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公司上。实际上，在我国有工厂制下的职工代表大会与公司制下的职工代表大会之分。
现行职代会制度，是在50年代“工厂管理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过60年代-70年代的发展和充实，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普遍推广实行。198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以下简称《职代会条例》，该条例原则适用于交通运输、邮电、地质、建筑施工、农林、水利等企业）的颁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职代会制度。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以下简称《企业法》，该法原则适用于交通运输、邮电、地质勘探、建筑安装、商业外贸、物资、农林、水利等企业）再次肯定了职代会制度，并得到宪法和其他法律的确认。但是，从职代会的发展历史看，其理论基础和作用形式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⑥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与现代公司管理体制制之间有许多不相容的地方。
如果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这种形式，体现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这与当时的政治体制是相一致的。当然，我们现在进行市场经济建设，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不能动摇，但是，不能把劳动人民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与在公司管理中的地位完全等同起来。实际上，我国在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之初，也只是把它限定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推行，对私营企业并为要求。这种设计应该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在现在进行大范围的公司制改造之时，对职工代表大会的地位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职工代表大会与现代的公司治理有许多不相容的地方，如产权的最终处理权应由所有人来行使，职工代表大会不应具有此项权力；承担责任方面，公司以全部法人财产权承担责任，股东以出资为限承担责任，职工代表大会在公司的经营活动中不承担任何责任，当然也不应享有与经营有关的权利，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应定位在维护职工权益方面。
在现代公司制度下，职工代表大会已经由传统的职工参与民主管理转向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了，特别是在非公有制实体中，这一角色特别突出。但是，这一任务是由工会来承担的，新《工会法》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扰和限制工会的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所以，笔者认为，在现代公司制度下，职工代表大会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他们的职责完全可由工会来代替。其实《公司法》16条明确了工会的地位，对于国有投资实体设立的公司赋予职工参与民主管理的权利。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完全可以合一，他们的角色应定位在是职工的代表，全方位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三、公司规章制度与劳动法
在规范的公司制度下，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依法享有独立的经营自主权，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管理的需要，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公司法》很多条文都赋予了企业的此项权利。如规定董事会可以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经理可以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等。《劳动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如第4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这些规定赋予了企业在人事管理方面的自主权，调动了企业的活力。但是，相当一部分的劳动争议案件由于用人单位依据规章制度对劳动者做出了相应的处理，而劳动者不服所引发的。许多企业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制定了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而对于如何制定规章制度，我国法律并没有统一的规定，所以在实践中引起了许多问题。
从原则上看，制定规章制度是公司的权利，但是，根据《公司法》、《劳动法》以及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章制度有效应符合以下几个标准：
第一，制定程序合法。《公司法》55条规定：“公司研究决定有关职工工资、福利、安全生产以及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应当事先听取公司工会和职工的意见，并邀请工会或职工代表列席有关会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规定，企业内部制定的涉及职工重大利益的规章制度，必须经过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通过。《乡镇企业法》规定，乡镇企业依法实行民主管理，投资者在确定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和企业负责人，作出重大经营决策和决定职工工资、生活福利、劳动保护、劳动安全等重大问题时，应当听取本企业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实施情况要定期向职工公布，接受职工监督。《工会法》规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研究决定有关工资、福利、安全生产以及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应当听取工会的意见。依照上述有关规定可以看到，制定企业内部劳动规则是企业行政方面的权利。但是，由于企业规章制度涉及到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因此，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制定企业规章制度时，应当经过该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其他企业在制定企业规章制度时，应当听取工会的意见，但是，其最终决定权属于企业行政方面。这是对于企业在制定有关内部劳动规则的程序性要求。这种程序性要求既保障了企业的人事管理权，又注意尊重企业职工的利益。企业规章制度只有在注意尊重全体职工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得到企业职工的自觉贯彻执行。
第二，内容合法。企业规章的内容，由于企业的具体情况不同，国家不便于做统一的要求，企业应当根据其具体的需要加以制定。因此，企业规章制度的内容必须合法，主要是指企业规章制度所确定的劳动标准必须合法，其制定的具体内容不得违反我国《劳动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因为《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制度。另外企业在在制定规章制度时，还应当注意协调好与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关系，避免他们之间发生冲突。
注释：
①常凯主编.劳动关系劳动者劳权[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7：42.
②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审定.劳动法律手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99.
③沈宗灵主编.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35.
④李秀文.公司制度中劳动法律关系分析[J].中国劳动，2004（11）：54.
民营企业公司规章制度篇2
各国投资企业法律制度包括该国对于外资企业的设立、变更、运营和解散等相关法律规定，其中还包含鼓励措施、限制措施和禁止事项等内容。泰国作为东南亚最具特色的国家之一，其政治体制、宗教影响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等经历都影响该国的投资企业管理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非世俗化、宗教化的发展中国家对外资的政策和观念。文章通过对泰国投资企业法律制度的研究，提出在泰投资的中方投资者可能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
泰国；外资投资企业管理法律制度；中资投资者
一国的投资企业法律制度是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和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体现了东道国对于外资引进的态度以及习惯，因此对一国投资企业法律制度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东道国的外资利用动机、习惯以及规则。泰国作为中国在东盟国家中最重要的投资对象之一，通过研究泰国外资管理的法律行为，可以挖掘泰国外资利用的经济行为规律。而研究泰国的外资投资法律制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泰国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起点和中心，而外界一致认为泰国当时由于仍未完全世俗化，以及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使得其商事和外资法律制度仍处于二战刚结束的水平，致使政府完全无法应对金融危机，而泰国随后进行了一系列的立法活动，可以体现发展中国家面对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带来的危机所持的引进和利用外资的态度和国策。
一、泰国投资企业法律制度概述
（一）公司法
泰国的民事和商事立法采用平行模式，同时以民事和商事进行命名，合称为《民商法典》，这与一般的民商合一的法典化立法模式中以民事命名的做法有较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是因为泰国《民商法典》事实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民商合一有关，商事法律在这部法典中以专编的形式存在，并没有出现民商合一立法模式中民商融合的情况，这也是商事活动以及立法技术较为落后的国家在民商合一法典立法中比较容易出现的情况。泰国《民商法典》在第三编纳入了合伙和公司法的内容，其内容包括了公司的设立、变更、运营和解散，以及一系列对内对外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
（二）外资投资法
泰国除了法典化的《民商法典》外，还进行了一系列商事单行立法，其中涉及外资投资方面的主要为1999年颁布的《外商经营企业法》。《外商经营企业法》是泰国最主要的调整外国人经营企业的法律，主要内容包括：外国人在泰投资经营的行业、外商持股比例、最低投资金额以及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有关规定。譹訛另外泰国还颁布了一系列奖励投资法规：1.颁布投资的行业部门名称表，但没有制定定期修订制度；2.在曼谷地区外设立投资优惠区，旨在分散投资，缩小城乡差距；3.发出投资保证承诺，保证不将投资的事业国有化，不增加竞争，不实行专卖限制和价格管制等投资保证；4.其他措施，如税负优惠、特别优惠、外销企业的优待和工业园区优惠政策以及特别重视项目等。泰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对于一些行业对外资进行了限制，这些限制除了一般的经济原因、环境原因外，还包括很大一部分的宗教原因，这些限制包括了限制投资的行业部门、外资企业中外资比例的限制、外资最低投资额限制、使用本国产品义务以及外汇限制等。
（三）破产法
泰国的破产法无论在投资实务上还是理论研究上都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一个重点，其特殊性在于1997年金融危机后泰国对在金融危机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两次重大的修法。1998年颁布的四号《破产法》中引入了债务人重组程序，规定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援助帮助企业通过重组取代清算程序，这主要是针对金融危机后陷入困境但仍有复苏可能的企业，而这种企业并没有设置其资本构成的局限。1999年再次进行修法提高了企业的负债限度。由于泰国破产认定标准和我国的有所区别，虽然两国破产法都认定无力清偿债务作为企业破产认定标准，但是泰国《破产法》的破产条件除了债务人无力清偿债务外，还要求其债务达到一定限度以上，这是由于泰国《破产法》的破产债务人包括自然人所决定的，也就是泰国的《破产法》包括了个人破产和企业破产，和我国区别较大，而且破产债务总额设置较低。
（四）其他单行法律
泰国《民商法典》虽然为泰国的民事和商事法典，但是在外商投资法律行为规范上主要依靠在法典外颁布单行法规来进行调整，这些单行法律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1.1969年颁布，经过1972、1975、1979、1992年四次修改的《工厂法》；2.1931年颁布的《商标法》；3.1979年颁布的专利法；4.1974年制定的《证券交易所法》，而1992年颁布的《证券交易法》；5.1999年颁布的《外商经营企业法》可见泰国的商法体系并不仅仅局限于《民商法典》中，而是由一系列单行法和法典并存形成的体系，这一方面兼顾了民事法律规则中的原则性、普遍性和稳定性，特别是泰国特殊宗教体制和政治体制在民事关系上所形成的特殊的公序良俗、世俗观念在外资投资法律制度得到有效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尊重外资投资行为中的国际惯例和运营习惯，保证资本的灵活性和变革性。
二、泰国投资企业法律制度的特点
（一）具有当地特色的公司类型
不同于我国的立法体例，由于泰国采取商事法律的法典化，因此对于商事主体的立法涵盖了几乎所有企业类型，因此泰国的《民商法典》中对于商事主体的规定更类似于企业法，而和我国将公司作为主体单独立法有所区别。泰国合伙与公司法中可以成立法人的企业包括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和有限公司譺訛：1.无限公司类似我国普通合伙企业，因为其每一合伙人都须对公司全部债务负无限责任，但泰国法律规定无限公司可以通过登记注册获得法人资格，但并不强行要求无限公司进行登记注册，而我国一般合伙企业并不会获得法人资格；2.泰国公司法中所称两合公司实际上等于我国的有限合伙企业，其合伙人一类为经理合伙人，其参与公司一切业务活动，可以成为公司法人代表，其亦须以个人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等同于我国有限合伙企业中的普通合伙人，另一类为普通合伙人，只需要根据其出资数额对两合公司的债务负责，但不具备代表公司的资格，这在我国合伙企业制度中被称为有限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但是在我国有限合伙企业亦无法取得法人资格；3.在泰国，最常见的外国投资者设立公司类型是泰国公司法律规定的有限公司，泰国法律中所称有限公司基本涵盖了我国法律中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和上市公司类型，但并不包括个人有限公司，因为依照泰国法律规定，有限公司必须由7人或7人以上的股东和持股人共同运营管理，但有限责任公司中除制造业外，泰方持股比例必须达到51%。泰国对于商事主体立法具有本地特色和历史原因，其主要包括：1.泰国经济世俗化进程较短，拥有浓重的宗教和手工业作坊色彩，在工业和手工业生产中比较讲究手工制作的虔诚心理，因此商事主体立法方面趋向于保护和承认类似手工作坊的微小主体；2.泰国对于合伙企业给予更多的保护，这是由于泰国较为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3.泰国成立企业的资本门槛较低，这种低门槛有别于我国为促进创业和市场竞争而实施的取消最低注册资本的规定，这是由于泰国的商事行为比较落后，资本运作较为保守。例如外国投资者在泰最低投资额被规定在商业经营的300万泰铢（约合58万人民币），其他行业为200万泰铢（约合39万人民币）。
（二）泰国外资投资企业法中的宗教保护措施
泰国作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宗教地位和政府相当的国家，其法律中对于宗教保护的措施非常庞杂，而且遵守宗教保护措施的重要性甚至一定程度上超过遵守其他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因为违反宗教保护措施和宗教禁忌，有可能会引起东道国群众对于外资投资者的抵触和反对。泰国的宗教保护措施在外资投资企业法中往往表现在两个方面：1.对于企业运营活动的限制，一类是例如企业选址，商事活动地点等如有触及宗教禁忌的，则不允许进行运营，例如制作广告宣传作品时，未经允许不得使用泰国寺庙和僧侣的画面，另一类是在日常运营活动中保护泰国宗教习俗，尊重企业中泰国员工的和习俗，例如企业制服的款式、颜色和制作过程必须符合泰国上座部佛教等宗教的习俗，也必须符合王室规定的习俗；2.在投资领域的限制，由于一些产品和产业在泰国具有宗教意义，因此当然地受到投资限制，禁止外国人投资的事务包括佛像、钵盂制作和铸造，须经内阁决定和商业部长批准的事务包括泰绸、泰国民族乐器、金银器、乌银镶嵌器、镶石金器、漆器制作。这些限制项目的产品均带有宗教色彩和意义，一方面其制作在泰国必须要进行一些宗教仪式，另一方面也存在诸多宗教禁忌，被认为不适宜世俗化。
（三）泰国对本国产业和产品的保护措施
泰国由于是世界五大农产品出口国之一，同时也是东盟重要的制造业中心，更是东南亚最大的汽车市场，其对于农业和制造业的保护在东盟国家中具有显著的特点，主要包括：1.禁止外国人投资粮食种植业、牧业、林业、海洋渔业、药材加工业以及土地交易等农业项目，农产品加工业、水产养殖业、林木加工业均须得到外籍人经商营业委员会决定和商业部商业注册厅长批准；譻訛2.在控股比例上，除制造业允许外国人100%控股以外，农业、畜牧业、渔业和矿业均要求泰资必须拥有51%以上；3.在本地产品使用比例上，泰国突出对本国汽车产业的保护，要求汽车产业的国产化率基本指标，如客运汽车为54%以上，货运汽车为62%，汽车发动机为66%以上。这些限制措施均表现出泰国政府对于本国重点行业的保护和支持，但是由于泰国整体经济水平发展落后，这种限制仅局限在农业和汽车制造业，在泰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中仍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吸引外来投资者。
（四）泰国外资投资企业管理机构级别较高
泰国的投资管理机构是由其总理担任主席的投资促进委员会（Boi），其各经济部长、政府高级官员、民间机构代表、学者担任顾问或者委员，主要担任投资奖励、优惠政策的制定，包括限制和鼓励产业目录，鼓励投资地区划定等职务。譼訛外资投资企业审批还涉及工业部的投资促进委员会，主要负责落实和实施投资鼓励促进政策和投资项目的审批。此外在外资投资企业设立程序上还涉及商业部及商业部商业注册厅，如果投资项目属于限制目录中需决定批准的行业，就需要通过商业部长和商业注册厅厅长进行批准。由此可见，外资投资企业的设立和审批过程中泰国直属中央机关进行管理，其管理机构级别较高，也给予外国投资者一站式综合投资服务，可以体现泰国对吸引外资投资的重视、支持和鼓励。
三、中方投资者对泰投资经营企业应注意的问题及对策
（一）设立合资有限公司的程序
首先在泰国设立合资有限公司须由至少7人作为发起人，联合签订合资经营合同和制订合资章程后申报登记注册，在登记注册后，合资章程才能成为公司章程，如登记过程中提交公司章程与合资章程不符，则不能依法执行双方意思自治下自订的合资章程。在登记后组建公司会议召开前，发起人须募集订购拟定公司组建的全部股份，而发起人和持股人至少在股款收集阶段交付认缴金额的25%，原始股价不得少于每股5泰铢，而公司资本分割并无具体规定。公司董事由组建公司会议的与会者委任，在委任董事后公司发起人的公司组建事务结束，将未完成的事务立刻转交董事继续办理，董事在认缴资本交付至25%之后90天内完成公司设立登记。
1.公司设立登记中需注意的首先是合资章程的生效问题，在我国如果合资章程与公司章程不同，在公司章程中未规定的事项仍可以生效，相悖的事项可以按合同法和普通合伙进行处理，但在泰国公司立法中并无依据支持未登记注册的合资章程的效力，一般实践效果是概括不予执行，在此问题上中方须在登记注册时注意公司章程和合资章程的一致性。
2.其次是注册资本制度有所区别，我国现行公司法实行不再要求首次出资比例和货币出资比例的认缴资本制，而泰国仍实行实缴资本制，辅以泰国对于外资投资的最低金额限制和最高股份比例限制制度，则极有可能出现对外资要求一次缴清，而对泰资并无此要求，但表决权又不能真实体现实缴资本现状的问题，在此问题上可以在合资协议中约定泰资的首次出资金额以及缴完全部出资的期限和方式，保证企业资本充实，保障合资合作关系的充分实现。
（二）企业表决权问题
根据泰国《外商经营企业法》规定，一个泰籍法人应当由泰方股东拥有51%的股份，这就是说在合资企业中泰方必定形成多数票优势，不利于外籍股东异议的表达，在中泰合资合作企业经营管理中不利于中资方对公司进行共同管理。针对上述情形，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风险管理：1.在至少7个股东人数中，应要求中方持股人占有最少25%的股东名额，因为在泰国公司法中规定超过25%的股东可以提出股东会议采取不公开不记名的方式进行表决；2.在公司章程中约定公司表决生效所需的股份数额超过51%，例如约定公司表决生效股份金额在60%，则即使泰方股份数额占51%，仍不能无视中资要求单方面通过表决；3.同理在董事会表决权上在公司章程中约定在要求中方股东的人数，要求表决必须有中方参与下表决方能生效，且表决通过票数应约定为中方不赞成则表决无法通过的票数。
（三）公司法定代表人问题
在泰国，董事长并不当然成为公司的法定人，法定人身份的获得为登记注册时所提交的董事名单，名单中的董事即为公司的法定代表，这与中国传统商业观念中董事长即为公司法人代表的习惯有所出入。这种差异导致一些中方投资者在对泰投资中往往牺牲董事人数而要求出任董事长，导致失去在董事会中实现共同管理企业的权力。因此在对泰投资中，中方投资者应当要求在公司登记注册的董事名单中加入中方董事名额，且在公司章程中应约定公司法定代表在对外行使法定代表职权时应有中方董事的签章方能有效代表公司。
作者：植文斌肖义单位：梧州学院
注释
1邱房贵,陶斌智.中泰外商投资法若干问题的比较[J].梧州学院学报,2008,(2):44-49。
2冯建昆.泰王国经济贸易法律指南[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105。
民营企业公司规章制度篇3
企业营业执照年检制度在全国实施已有二十一年，其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转变历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勿容置疑，但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全球经济已迈向一体化，法治日益彰显重要，社会公众日益关注政府行政管理资源合理使用的今天，企业营业执照年检法律制度的错位与滞后问题已经浮现，不容忽视，值得人们关注和探讨。
笔者试图从企业的成立与终止、年检法律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及其法律规范与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目标相关性的角度，探究企业营业执照年检法律制度的错位与滞后之处，为企业年检制度的改革抛砖引玉、投石问路。
一、企业营业执照年检法律制度的形成与架构。
企业营业执照年检制度从1982年12月12日国家工商局根据国务院的《企业管理规定》，下文在全国实行企业年检制度开始，到1988年6月3日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其后国家工商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实施细则》、1994年国务院《公司登记管理条例》，1996年12月13日国家工商局《企业年度检验办法》、1997年11月19日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2001年1月13日国家工商局《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相关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形成并构成我国企业年检的法律制度。
我国企业年检法律制度的渊源是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年检是企业登记注册管理制度的一个组成部份。
二、企业年检法律制度的管理模式与基本内容。
我国企业登记注册管理制度可以说是较为庞大繁复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相互交织，新法与旧法、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许多事关重要的事权存在冲突，企业登记管理模式既有依组织形式分类管理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又有依所有制形式分类管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而企业年检的重要制度《企业年度检验办法》，把上述企业登记管理的二种不同模式以较低位阶的规章形式揉合为年检的混合管理模式。
年检规章的混合管理模式与行政法规二种分类管理模式的不同，必然导致行政法规与规章的冲突，及实务中的不和谐，年检法律制度先天存在令人惋惜的缺陷。
目前企业主流由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三资”企业、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构成，笔者试图根据企业年检的管理目标，将年检的法律制度的内容作出扼要简单的分类陈述。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将年检制度的管理目标定位于行政管理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三十条规定，企业法人登记实行年度检验制度。企业法人应当按照登记主管机关规定的时间提交年检报告书、资金平衡表或资产负债表，登记机关对企业法人登记的主要事项进行审查。不按规定提交年检报告书，办理年检的，登记机关可根据情况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停业整顿、扣缴、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六十三条第（十）项规定，企业不按规定报送年检报告书、办理年检的，处非法所得额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有非法所得的，处于1万元以下罚款，并限期办理年检，拒不办理的，吊销营业执照。
上述规定，表明登记机关年检的目的，仅限于维持企业登记注册的行政管理秩序。
2、《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和《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将年检制度的管理目标定位于确认公司、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继续经营的法律资格。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六十八条规定，每年1月1日至4月30日，公司登记机关对公司进行年检，公司在规定的时间内接受年检，并提交年检报告书、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营业执照副本。公同登记机关应当根据其提交的年检材料，对公同登记事项进行审查，以确认其继续经营的资格。公司不按规定接受年度检验的，由公同登记机关处于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限期接受年度检验，逾期仍不接受年检的，吊销营业执照。年检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处于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和《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亦有类似的规定。
登记机关通过年检来确认企业继续经营的资格，意味着公司、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法律主体的经营权利能力是按年度拥有的，而不是始于核准登记注册、持有营业执照，终于解散与注销，公司、合伙和独资企业没有或没通过年检，其经营权利能力将丧失，其经营的法律主体资格将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其经营活动将面临违法，其与相对人的合同关系将没有法律约束力等等。
3、《企业年度检验办法》将年检制度定位于行政秩序及企业继续经营法律资格的双元管理目标。
《企业年度检验办法》第一条宣示，该办法是依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制定的，第三条规定，企业年检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按年度对企业过行检查，确认企业继续经营资格的法定制度。办法的双元管理目标显而易见；
《企业年度检验办法》在将年检对登记事项的审查内涵“转换”为对企业的检查的同时，还在若干的条款和内容中将年检的审查登记事项的权力扩充至非登记注册事务，并将被年检企业归类划分为a级和B级企业，对划分为B级的企业限制其增设分支机构和经营范围的民事权利，明文规定企业未参加年检不得继续从事经营活动，或设置若干开放式的监督权利条款，等等，以图达通过年检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全面的监督管理。
三、企业年检法律制度的错位表现
从上述对有关年检法律制度的阐述中，可以清晰地知道，现行年检法律制度在本质上是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检查和对企业继续经营法律主体资格的确认。在实务工作中，由于《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和《企业年度检验办法》适用频率高和综合性强，在探究年检制度错位之处时，笔者以其为主要研究对象。
1、将年检法律制度定位于确认企业继续经营的主体资格，有悖于公司、企业的实体法律规定和基本的法理原则；有违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活动的客观需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五款、第九十五条、第一百九十条和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和“三资企业法”的相关规定，登记机关核准设立登记发给营业执照之日，公司、企业成立，登记机关核准注销登记，公同、企业终止。
上述有关公司、企业成立和终止的法律规定表明，公司、企业的法律主体资格，亦即企业的经营权利能力，始于核准设立登记发给营业执照之日，终于核准注销登记之时。公司、企业在成立领取营业执照后，登记注销前，其经营资格受法律保护。
行政法规、规章规定通过年检方式，对企业继续经营资格的确认，有悖程序法确保实体法施行、下位法遵守上位法的基本法律原则，有违《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其错位之处不言而喻。
此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的交易双方均希望交易主体的稳定和透明，以确保交易的稳定、安全、有序、效率，以实现成本与效益原则。现行年检确认企业继续经营资格的法律定位，将全社会企业的经营主体资格、经营的权利能力处于公共权力经常干预的境地，对全社会企业经营主体的稳定性造成损害和破坏，有违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2、将年检对企业的有关登记事项的审查，扩大定位于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检查，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违反依法行政的原则，浪费行政管理资源，损害了企业营商的法律环境，增大了企业、公民创业和就业的经济成本，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弊大于利。
依据行政法规的规定，登记机关在年检时，根据企业提交的年检报告等年检材料，对与登记事项有关的情况进行审查。企业的登记事项，依据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三资企业”的不同形式，行政法规对此有不同的要求，主要涉及企业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股东或投资人、经营范围、注册资本等登记事项。
但是，《企业年度检验办法》明确规定年检是对企业的检查，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作为年检内容之一，要求公司（三资企业除外）提交年度审计报告，划分a级与B级企业，限制B级企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等。
年检制度的行政权利扩张，意味着行政管理成本和企业管理成本的提高，由于依法无据，亦意味着行政管理的资源浪费，同时亦将大大提高了企业的营商成本。据初步统计，近年来，我市每年约有1万家未年检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或待吊销），而吊销企业的数量与新开办企业的数量在致维持在一定的相关度，按人们开办一家企业的成本（含人工）约需2000元至5000元左右的粗略估算，每年吊销1万家企业就有大约2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社会经济损失，累年计算，则其社会经济损失可观。
现行的企业年检法律制度，其模糊不清及缺乏科学定位的行政管理目标和高昂的行政管理成本，已不能较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学习先进国家的行政管理经验，结合国情实际情况，改革滞后的企业年检法律制度应该提到决策机关、立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的议事日程上。在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服务于社会的客观要求下，年检法律制度的改革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民营企业公司规章制度篇4
abstract:accordingtothespecificationof"CompanyLaw"andtheperfecttheoryofcorporategovernance,thispaperelaboratesthepathofimprovingthecorporategovernancesystemandputsforwardthelegislativeproposalsofmodifyingthe"CompanyLaw"legalsystemoncorporategovernance,whichaimedattheproblemsofprivatepropertyrightsarenotclearlydefinedandexcessiveconcentrationofsharesexistinginternalgovernancesystemofprivate,irrationalownershipstructure,unscientificdecision-makingmechanism,imperfectbindingmechanism.thepurposeofthispaperistocontributetotheinstitutionalinnovationandthehealthydevelopmentofprivateenterpriseandtheconsummationofcompanylaw.
关键词：公司法；民营企业；治理结构
Keywords:companylaw；privateenterprises；governancestructure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8-0269-02
0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不少民营企业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建立起了公司治理结构。然而，其中许多企业尚未形成健全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运行、真正实现向公司制运行机制的转变，还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成为制约我国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持续发展的障碍。
1公司治理结构内涵
公司治理结构，又叫法人治理结构，现代企业制度区别于传统企业的特点在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这就需要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机制来对企业进行管理和控制[1]。公司治理结构正是这样一种机制。狭义上，公司治理结构指公司内部组织管理架构上的利益和职权关系的安排，主要指公司的股东、董事会及经理层之间的关系，包括公司股东会的职权、董事会的结构与功能、经理层的权限与职责以及相应的聘选、激励与监督方面的制度安排等内容；广义上，公司治理结构还包括公司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员工、债权人甚至客户、供应商和社会公众等）之间的关系，以解决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受益、决策、监督、激励和风险分配问题。
2我国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有限责任公司在其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并占据主导地位，股份有限公司的数量也不断增多。这表明公司制已成为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现实选择。民营企业在选择公司制并按公司法改制的过程中，其治理结构仍然普遍存在以下现象和问题。
2.1产权界定不清民营企业的产权比国有企业更为清晰，但民营企业在产权上也存在着一些自己特有的问题。一是家族内部成员之间产权界定不清。在企业发展初期，家庭成员共同创业，所有者和经营者融为一体，既提高了决策效率，也降低了监督成本，并且由于民营企业创业条件往往非常艰苦，一时也很难吸引社会上的人加盟。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为了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必须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而家族内部成员之间产权界定不清，往往很容易引起产权纷争，最终影响企业正常经营[2]。
2.2股东大会形式化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公司法》第37条，第38条对股东会的权力列举了ll项。这些权力都是以“决定”、“审议批准"、“决议"等词汇来表达，充分赋予股东会最高的权力。民营企业中私人股东持股比例过高，在企业中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法人或其他股东所持股比例微乎其微。而在私人股东中，企业主个人投资又占投资总额的绝大多数以上，即便在有多位股东共同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中，企业主个人在大多数企业中也是“一股独大”。股权过分集中，股权结构不合理已经成为成为公司治理的制度，使公司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均不能发挥作用。
2.3董事会职责不清现阶段我国民营企业的董事会结构以一元结构居多，从治理结构上看，民营企业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设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具有一定的监督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初步建立了现代管理体制，但总体上看还不够健全，普遍实行高度的集权化管理。董事会成员大多来自企业创业者或内部各级领导人，经理等高层管理职位也大多在内部领导人和家族成员手中，企业普遍采用集权式的决策机制，公司总裁或其家族成员在下属提供充足资料的基础上，独自作出重要决策，无须经过民主讨论通过。就算经过董事会讨论通过，也往往是走形式，碍于总裁的权威或“关系”，服从上司的决定，缺乏严格、标准的董事会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或有制度难执行。
2.4监事会机构不健全，许多职能无法发挥民营企业中监事在经济利益等方面受制于公司管理层，并普遍缺乏行使监督职能所需的法律、财务、技术等专业知识能力，难以对董事和经理起到监督作用，监事会的监督和控制作用并没有在公司的管理层中得到普遍认同。事实上导致监事会成为了一种可有可无的摆设，不能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企业对监事会成员缺乏应有的激励机制，也使得监事不能真正履行其监督职能。正因为监事会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使民营企业监事会在现实中并不能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
2.5外部监控方式不健全民营企业外部监控方式不健全，表现在诸多市场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建设落后于我国的改革实践，尤其是经理人市场、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建设更是如此。同时，一些相应地配合外部监控方式中介组织的独立性差。
3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对策
改善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当务之急就是加强有关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立法。现行《公司法》无可置疑是调整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基础。由于《公司法》制定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不足，同时又为适应国有企业改制的需要。《公司法》的许多规定小可避免地留下缺陷，因而难以从法律上保障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规范运行。所以加强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立法，就要适应民营食业的公司实践和其他社会物质条件的变化，适时地修改和完善公司法。
3.1完善对民营经济的所有权保护制度，从产权上为民营公司治理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完善民营企业的所有权保护对公司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目前民营企业的发展还面临法律上的一些制约，不仅从立法的指导思想上缺乏系统观念，并且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对民营企业的歧视。特别是产权制度环境的改善可以有效促进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行为的规范，一些民营企业在发展中的短期行为，也与我国法律对民营经济的所有权法律保护不够充分有关。笔者认为应将“合法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宪法》，给予一切合法的财产以必要的宪法保护。
3.2引入外部董事，健全民营企业董事会结构为了建设有效的现代民营企业董事会结构，应该实现目前董事会一元结构向二元结构的转变。二元结构董事会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标志之一，所谓二元是指董事会的结构由创业者和后来外部代表资金和其他先进技术的新股东董事共同构成。即引入英美国家在公司治理中常用的“外部董事制度”。发展董事会二元结构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选择正确的、有能力的人做董事。由于中国目前的民营企业主的综合素质普遍较差，缺乏企业管理的现论知识和对企业未来发展的正确认识，因此，在企业董事会内部引入一定比例的“外部董事”，对民营企业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具体来说，民营企业引入的外部董事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行业专家；二是财务和资本运营专家；三是管理专家。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具有拥有特殊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能够填补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技术和知识方面的缺陷，促进企业的长足、健康发展。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三类董事引入董事会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是不相同的，企业应该根据自身发展的特定环境和需要相抉择，实现董事会结构向二元化的成功转变[3]。
3.3监事会法律制度的修改改变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的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的作法，以《公司法》明确规定职工监事的比例，确保职工对经营者的监督。增加规定监事会行使监督职权发生的费用由公司承担，为监事会行使监督权提供物质保障。增加规定董事、经理的行为有损公司利益之虞或损害公司利益之时，对监事会的纠正要求置之不理的，监事会有权代表公司提讼。增加规定董事会故意拖延或无故不召开临时股东会议时，监事会有权自行召开。增加规定监事懈息履行职权给公司或第三人利益造成损失时，监事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完善监事会制度上，民营企业应进一步加强监事会的职责，建立―个职责分明、职权明晰的运作机制。切实强化监事会的独立性，更好的实现监督经营者的目标。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加强民营企业监事会的权利，在突出监事会享有监督权和财务检查权的同时，赋予其一定的董事或经理的权利。第二，完善监事会监事的任命机制以及改善监事会成员的专业素质，设立“独立监事”制度，以强化监事的独立性。第三，完善监事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公司为解决监事履行监督职责性不够，可以对监事实行一定的激励计划，如提高监事的报酬并给予一定的企业期权激励，对其履行职能所需的必要费用，公司给予充足的资金支持，使其避免受制于经理层等。另一方面还必须强化监事的责任意识，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约束，例如对监事的失职行为要采取一定的法律制裁，唤起其认真履行职责的责任心等[4]。
3.4加强外部监管体系建设外部监管体系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行政监管；二是市场中介机构的监管。在当前形势下应特别加强市场中介机构的建设，完善有关法律和规则。同时，要尽快提高中介机构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我国目前市场中介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一是提供的专业服务种类不够完善，不能满足企业实际需要；二是服务的专业水准不高；三是对中介机构缺乏有效的市场监管。只有真正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建设成高水平、有秩序的市场监督机制，为公司治理结构服务。
我国目前已经将保护私有财产写入了宪法，特别是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以后，推动了民营经济进入历史发展新的阶段。这必然会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更深程度的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中国的民营企业，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在公司内部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治理机制，尤其是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开放的、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同时，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的完善也需要外部治理机制的完善，包括完善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和法律规章制度。相信随着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公司法》的修改，管理界和法学界也会对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提出更好的方案，我国民营企业也会有一个更适宜发展的法律环境，也必然能够克服目前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所存在的问题，发展成为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具有长期发展能力，具有一定规模的民族企业，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
参考文献：
[1]李维安.现代公司治理研究―资本结构、公司治理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李亚民.营科技企业产权运营：战略、操作与案例[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民营企业公司规章制度篇5
关键词：供电企业管理措施
电力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主要满足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电力企业的作用在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日趋明显。供电企业作为我国的垄断行业，有着自己独特的经营管理方式，适应市场的能力较低，竞争意识较为薄弱，再加上我国的供电企业起步较晚，经营管理模式较为落后，不利于电力企业的长远发展。本文分析了供电企业的经营管理现状，提出了供电企业加大管理的做法。
一、供电企业的经营管理现状
1、经营管理制度不够完善。近年来虽然供电企业逐步实现了和市场的接轨，针对经营管理模式进行了一些改革和尝试，但是自身发展的实际和市场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例如缺乏合理、高效的决策监督机制，导致供电企业经营管理效率不高，风险加大。
2、客户服务不到位。尽管很多的企业认识到了客户服务的意义，但是具体的实践并不明显，例如基础服务设施不够健全，服务流程不够简洁，投诉问题较多并且处理的时间较长，这些都制约了供电公司经营水平的提高。
3、人员素质较低。目前，供电企业的工作人员素质有待提高，工作积极性不高，专业技术技能较低，导致电费复核的质量较低，违规用电现象存在，电费回收率较低，电力纠纷和安全事故有时发生，这些都影响了供电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二、提高供电企业管理水平的措施
1、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机制。为了提高经营管理的水平，供电企业必须立足于自身实际和市场的需求，完善自身的内部管理机制。首先是强化企业的经营管理意识，明确自身的产权，逐步形成股份制形式，优化组织结构，促使管理向着扁平化、网络化方向发展；其次是完善企业的管理制度。例如制定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有效的内部监督制度，科学的考核制度和激励制度，以及行之有效的培训制度等，规定供电企业的营销流程和规范操作，明确划分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责任落实到人，为提高供电企业管理水平提高体质保证和制度保障。再次，健全科学、规范的经营决策机制，建立财务管理、物资采购、设备管理、安全环保等全方位的规章制度，形成上下结合、纵横联动的制度体系，做到人人有责任，事事有标准，使企业管理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全面构筑了依法治企的防护屏障。
2、夯实基础使“依法治企”有序进行。为彻底转变员工以往的传统观念，我们公司通过专题讲座、民主生活会、党小组会、支部党员会、局域网络、宣传影像等各种手段，多途径地宣传引导员工正确认识“依法治企”对于规范企业内部管理活动、增强企业经济效益、提升自身素质和维护权益的重要意义，并围绕“依法治企”的工作目标，通过课堂培训、专家专题讲座等形式，在企业全面开展普法学习活动，为企业规范经营，提高员工法律意识，丰富职工法律知识，实现“依法治企”打下坚实基础。为使“依法治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不流于形式，我们公司还不断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把经营管理和改革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全面规范自身经营活动，保证了企业各项工作在法制轨道内正常运转。
3、开展自查加强突出问题整治。为进一步强化依法从严治企，有效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我们公司重复开展了依法治企自查工作，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全面梳理、研究和分析，深层次地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公司建立了纵向汇报和横向联合协商机制，全面深化审计管理系统应用，着力解决财务、工程、营销、物资等重点领域的审计和不动产权属清理工作。同时，我们公司还建立了问题化解台账，广泛提炼具有典型性系列问题的化解经验，并对同性质的系列问题进行统一分析和研究，及时制定整改意见，举一反三，防止类似问题重复发生。此外，我们公司还建立的问责机制，并将依法治企和规范经营的决心、要求及压力等层层传递，使各级人员自觉形成规范经营、规范管理、照章办事的工作习惯。
4、遵章守纪规范经营行为。为进一步规范经营管理行为，我们公司把企业把生产经营活动置于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并通过修编公司内部管控制度，完善内控体系建设；认真贯彻“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强化重大决策、重点工作法律保障，加强合同、制度和案件管理；围绕经营重心实施效能监察，堵塞管理漏洞，促进效能提升等手段依法开展经营管理活动，真正达到了依法治企的目的。
5、加强供电企业班组建设。首先，供电企业是技术型企业，在提高全体员工业务技能的过程中，我们公司大吹技术学习之风，让学习技术成为大家的共识，为企业培养出了一大批技能型人才。我们公司以班组竞赛、岗位能手竞赛、岗位大练兵等活动为依托，建立竞技机制，提高员工竞争意识，促进员工自主学习，最大限度地调动班组员工参与各项劳动竞赛，激发班组降成本、增效益的潜力。同时，我们公司积极倡导技术创新，在送电专业建立了“创新工作室”，为员工创新创效提供智力支持及财力支持，鼓励大家发挥聪明才智。我们公司还推动班组成员时时关注、时时学习，发挥思维活力，通过开展合理化建议征集、问题分析会及互助式学习活动，引导员工学会“问题式”思考方式，拓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深度，实现由“回避问题”到“直面问题”再到“不放过问题”的转变。其次，安全是生产的第一要务，该公司将严肃的安全管理通过文化的方式，传播进班组，让广大一线员工更加易于接受安全管理工作，提高安全意识。公司大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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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先进班组”和“先进班组”评比活动，通过班组安全管理自查、自改、提升与单位检查、考核、评比相结合，杜绝不安全行为，减少习惯性违章。各班组利用学习班会及安全活动日，深入开展安全活动分析，引导班组成员参与讨论各抒己见，将平时看到的、听到的、学到的违章作业、安全理念进行分享和学习。同时，公司利用班组安全课时间，认真组织大家学习电力行业典型事故案例，深入分析人员行为、思想和制度落实上的不安全现象，提高员工分享学习、自我安全管理意识。
三、结论
总之，供电企业作为国家的基础性企业，在电力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必须从自身出发，最大限度的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抓好法制建设、安全管理、班组建设，为供电企业的和谐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郑晓梅.培育特色安全文化促进企业安全发展[J].中国电力教育.2011（09）
[2]李明春.加强安全文化建设，提高供电企业的安全生产水平[J].考试周刊.2010（03）
民营企业公司规章制度篇6
「关键词立法，企业管理，职工参与管理
如何调动并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使他们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与企业共度时艰，是当前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以法律制度的形式，鼓励并保障职工积极参与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本文拟在考察其他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提出建议。
一、职工参与管理的理论基础及国外的相关实践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并非只是股东的企业，而是一种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所组成的特殊契约。人力资本（包括企业内部成员所拥有的劳动力、管理及经营才能等）与土地、技术、实物、资金等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竞争、合作、重组，从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在管理学理论方面，原来泰勒以“物”为中心的管理发展到行为科学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劳动被认为不仅是谋生手段，而且是人们自我实现、自我成就的手段，这就要求企业要创造条件使职工对企业产生认同感、归属感，进而形成“团队精神”，使员工与企业休戚与共。在这场“职工主人化”变革中，最直接显著的方式便是职工参与管理。
让职工参与公司治理已成为当代西方国家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一个潮流。瑞典劳动者以工会基金的形式集体参与公司利润和分配，法国建立了工人自治委员会，以利润换取企业股票使职工参与管理，联邦德国依斯塔公司以“沉默参与”方式，建立了“职工基金制”，规定凡在该企业工作两年以上的职工可以成为基金制会员。公司每年从纯利润中提取30%作为职工基金，每个职工根据自己的工种，以记分制为基础，在基金中获得一个“股份”。在美国，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得许多企业纷纷推行职工股权计划（eSop）。该计划的倡导者认为，只有让职工成为企业所有者，才能协调劳资关系，消除企业内部纠纷，提高劳动生产率。eSpo从根本上打破了物力资本一元垄断的局面，使劳动者摆脱了对物力资本的依附，给劳动者提供了一条靠自己劳动、技术、知识分享利润和参与经营管理的渠道，是企业管理的一次质的飞跃。除了从产权入手，鼓励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外，美国“现在在各企业所推行的‘管理民主化’措施极为盛行，名目繁多，其主要形式大致为：职工建议制度、生产委员会、初级董事会制度、生产线小组责任体制、自我管理制度和目标管理制度等”，“一些公司还利用职工协调会议、劳资协调会议等形式让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注：王锦瑭。美国现代大企业与美国社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68、170.）企业民主管理的理念对公司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首开公司法变革之先河，于1989年修正其公司法，要求公司经营者不仅仅对股东（share-holders）负责，也要对公司所有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职工即为其一）负责。
此外，在德国，“劳动与资本共决制”更是举世闻名。该制度肇始于二战以后德国实行的共同经营制度。受其影响，奥地利、卢森堡及一些北欧国家也实行此种共同决定制。
职工参与管理或者说企业管理的民主化浪潮是世界性的，其实际效果亦显而易见：第一，职工与企业形成了利益与共、休戚相关的共同体，职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有了动力保证。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在持续多年亏损以后，职工用未来工资的15%为代价，换取了公司55%的股权，并在董事会的12个席位中取得了3个席位，着手参与企业管理，使得联航一年即扭亏为盈。第二、职工对企业的长期发展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而不再盲目追求企业短期利润和红利，企业资产配置更趋优化、合理，这对于企业尤为重要。第三，职工参与管理，有助于消除职工与企业管理者信息不对称的状态，最终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总之，职工参与管理对世界各国的公司立法和其他相关立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已逐渐成为各国公司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我国职工参与制度的立法缺失及其弊病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消除了资本和劳动对抗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确立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劳动者既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同时又是自己劳动力的主人，理应能够参与生产过程的管理和劳动成果的分配。这一思想在计划经济时期公有制企业立法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51条规定：“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行使民主管理的权力机构”。另据《企业法》第52条规定，职工（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1.企业重大经营决策权；2.企业重要规章制度审查同意或者否决权；3.重大生活福利事项审议决策权；4.评议、监督企业行政领导干部权；5.选举厂长权，职工（代表）大会有权根据政府主管部门的决定选举厂长，报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城镇集体企业条例》第28条甚至赋予了职工（代表）大会更多的权力，包括按规定选举、罢免或者聘用、解聘厂长（经理）、副厂长（副经理），而无须报批。这一立法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于，全民财产属于国家统一所有，集体财产属于该集体统一所有，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公有制企业的职工可以认为是财产的所有者（当然，这里的“所有”程度存在差别），在法律上就要设有体现他们作为“主人翁”、参与企业管理的规范。
我国传统立法如此，在作为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依据的《公司法》中，职工参与管理的精神也得到了一定的贯彻。《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职工依法组织工会，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公司应当为本公司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国有独资公司和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第52条第2款规定：“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组成，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第68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第55条、56条、121条、122条规定，公司研究决定有关职工工资、福利、安全生产以及劳动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应当事先听取公司工会或职工的意见；公司决定生产经营的重大问题、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应当听取公司工会和职工的意见和建议。
从上述法律规定及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我国职工主要是通过以下四种方式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一是通过自己的本职工作参与企业日常的管理活动，如提出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等；二是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这一基础形式参与企业管理；三是通过选派代表参与到企业的决策机构（董事会）和监督机构（监事会），分享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权和监督权；四是通过职工自己持有股份，以股东的身份参与管理，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职工全员持股或者近乎全员持股，职工兼具股东身份，参与管理当无问题；而在一般的企业当中，持股职工也可以通过职工持股会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故这种方式因职工的股东性质，可理解为职工参与管理的异化方式，在本文中暂不作讨论。
尽管从形式上看，我国职工参与管理的方式不在少数，但如对其加以深入分析，不难发现有些规范极不科学，有些则互相冲突，在适用上无法衔接，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职工（代表）大会的设置范围问题
传统企业立法中，职工（代表）大会的法律规定仅存在于公有制企业，而大量的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不仅没有关于职代会的规定，甚至连职工的民主管理也很少提及。另外，《公司法》规定，国有独资和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要依法建立职工（代表）大会，而对其他类型的公司却未作相应规定，这体现了相当明显的立法“路径依赖”痕迹。从上述规定可知，我国关于职代会的立法思路是：职工（代表）大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经济基础方面的依据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劳动者是公有制企业的主人，却不是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的所有者，当然就不是企业的主人，因而在非公有制企业也就不能设置职工（代表）大会。
其实，从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发源地西方发达国家看，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根本原因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影响企业发展的外部因素错综复杂，市场瞬息万变，在企业内部则分工细密、协作复杂，这就需要民主管理、群策群力，提高企业的决策水平，它在理论上反映为“企业契约论”和“人本主义管理论”的兴起（如上文所述）。故而现代企业科学的组织结构的本质是企业产权在企业投资者、经营管理者、职工之间实现分离、制约和统一，换言之，企业并不只是股东的企业，股东权力也只是企业权力的一个方面，职工在企业中的地位使他们有条件成为最有力的监控者和企业利益的维护者。由此可知，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无必然联系。在西方，职工（代表）大会的设立与否及其规模大小，是依公司职工人数而定，而不是依公司类型而定。
（二）关于职工董事问题
董事会负责公司的经营决策，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中枢。因而，职工代表参与公司董事会，从而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是一种层次较高的参与，又可称为经营参与。我国《公司法》第45条规定，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第68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设立董事会，其成员为3人至9人，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对此，有学者认为，“上述规定的依据是，国家财产属全体劳动者所有，选派代表参加公司董事会体现了企业职工在公司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注：石少侠。国有股权问题研究[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249.）对此，笔者暂且不存疑义，但问题在于，我国的股份有限公司大多由国有企业改造而来，国有股、法人股占绝对优势，既然由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和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中要求有职工董事，那么在国家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为什么不应设立职工董事？
其实，上述立法思想还是以所有制分门别类立法观念的因袭，与设置职工（代表）大会立法理念并无二致。反观外国，目前，大陆法系国家大多建立了劳工代表参与董事会决策的制度。德国法律规定，在超过500名职工的企业中，1/3董事必须是职工代表，由全厂职工直接选举产生；在超过1000名职工的企业中，董事会一般有11位董事，除1名中立的董事外，5名董事即一半是职工代表；荷兰则建立了“工人委员会”，要求董事会的某些重要决定必须通过委员会批准；法国规定，雇员超过50人的公司，董事会必须有工人观察员参加。
（三）关于职工监事问题
职工通过监事会参与公司运营的监督，这种方式又称为“监督参与”。在这方面，我国的相应法律规范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我国《公司法》第52条、第124条均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和规模较大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监事会，其成员不得少于3人，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组成，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可见，《公司法》对于监事会职工代表的比例缺乏强制性的量化规定，而是让诸于公司章程确定，而章程乃由股东制定，股东自然倾向于在监事会中多占席位，故而，“这种缺乏刚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往往因各种原因被大打折扣”（注：卢昌崇。公司治理机构与新老三会关系论［J］。经济研究，1994，（11）：24.），有的职工监事甚至成了一种摆设，无法保证其最低限度的监督参与。在这方面，德国的成功经验颇值借鉴。德国职工参与公司监事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同等代表制”，即在公司监事会中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各占一半，双方地位完全平等，势均力敌；另一种是“三分之一代表制”，即在公司监事会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监事会成员应由职工代表担任。这种对公司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的比例进行强制性规定的作法，保证了德国企业职工参与监督效果的实现。第二，《公司法》第52条第3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较少和规模较小的，可以设一至二名监事”，而未明确规定在此情况下，监事由股东还是由职工出任，在事实上股东监事往往排挤了职工监事，职工的监督权无法保障。第三，由于职工与公司之间在事实上存在雇佣关系，相对于公司的董事、经理，职工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手段上，都处于劣势，在《公司法》没有对职工监事行使监察权可能受到的利益侵害给予任何救济和保障的情况下，期望职工监事恪尽职守、切实监督实属过于严苛，在事实上几无可能。
（四）关于责任追究措施问题
《公司法》第55条、56条、121条、122条规定，公司研究决定有关职工工资、福利、安全生产以及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应当事先听取公司工会和职工的意见，并邀请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列席有关会议；公司研究决定生产经营的重大问题，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时，应当听取公司工会和职工的意见和建议。第16条规定，公司应当为本公司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但在第十章“法律责任”中，并未就公司违反这些规定，给职工利益造成损害时，应当追究的责任作出明确规定。“无救济，则无权利”，没有责任保障的权利是无法确保实现的，从实践来看，确实如此。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过程中，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出现了日益削弱的趋势，职代会和工会被虚化，劳动者的积极性日益滑坡、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日渐乏力，这也正是国有企业缺乏活力、“内部人控制”问题日趋严重的症结之一。
三、建立和完善我国职工参与制度的立法建议
在当代，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日益依赖于职工的素质和主动参与意识。而职工主人翁意识的培育，不在于空谈家的外部灌输，而决定于企业内部职工参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根据上述分析，笔者建议在以下四个方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一）在职工（代表）大会方面首先，统一立法，确认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基本形式，其性质是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合议机构，也是职工的最高权力机构。其次，抛弃依所有制类型设置职工（代表）大会的做法，通过立法强制性地规定，无论何种类型的企业，只要职工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就必须设置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明确规定职工（代表）大会的下列职权：（1）对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选举和罢免权；（2）对有关职工工资、福利、安全生产以及劳动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的审议和通过权；（3）对制订重大生产经营决策和重要规章制度的咨询建议权；（4）民主评议、推荐公司、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利。第四，理顺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的关系。我国工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群众组织，为维护我国工人阶级的国家主人翁地位，应当把全体职工都团结到工会中来。故可以通过立法规定，任何类型的企业职工都应是工会会员。这样，在企业内部才能真正实现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合二为一。前者作为工会内部非常设的最高权力机构，而工会委员会则作为常设机构，执行职代会会议，并对其负责（注：郑显华。对职工（代表）大会的法律思考［J］。现代法学，1997，（2）：67.）。
（二）在职工董事方面首先，扩大职工董事的设置范围。规定凡国有股权达到一定比例的（应以控股为宜）的股份有限公司，都应在董事会中有职工代表。进而言之，为顺应国际上的公司治理潮流，在条件成熟时，法律甚至可以规定，各类公司中都必须设有职工董事，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的职工董事比例在1/3左右为宜，股份公司的职工董事比例则可定在1/4.这样既可留出足够的职位给那些精通经营管理的专业人士，又可使公司的经营决策有着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可靠的信息基础。其次，由公司章程事先规定职工董事任职资格，最后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由其罢免。这样可最大限度地避免职工董事与其他经营董事互相勾结，损害职工利益。
（三）在职工监事方面首先，规定职工监事的任职资格和选任方式，可参照关于职工董事的相关规定；其次，法律明文规定职工监事的比例，而不能由各公司章程自行规定。在经营规模较大的公司中，工人监事应占1/3，在股东人数较少和规模较小而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中，也应保证至少有一名职工监事。因为职工相对于社会散股股东，信息更加周全，监督亦更为直接。至于其经济、财务知识上的欠缺，可通过监事会委托会计师事务所以审计等方式加以弥补。最后，职工监事与股东监事在权限上应有所区别。《公司法》第121条规定：“公司研究决定有关职工工资、福利、安全生产以及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应当事先听取公司工会和职工的意见，并邀请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列席有关会议。”职工监事应侧重于对董事、经理执行该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当然也可行使其他法定职权。
（四）在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权益受侵害的救济方面如上所述，对有关职工工资、福利、安全生产以及劳动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职工（代表）大会有审议和通过权，而对重大生产经营决策和重要规章制度的制订，职工有咨询建议权。当公司董事、经理等经营管理人员，利用其职权侵犯职工权益时，如对于须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事项未经通过即予实施，或者对于应当让职工知悉的事情故意隐瞒，致使职工无法表达意见而给其权益造成损害的，有关责任人员必须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另外，为保证职工监事依法行使监督权，应规定职工监事在行使职权时，公司任何人均不得予以干涉，否则，应对相应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最后，为保证公司工会活动的顺利开展，还可规定，公司如能提供却拒不提供工会必要的活动条件，应追究公司领导人员的行政责任。
民营企业公司规章制度篇7
第一条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进一步搞好国有企业，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中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
金融机构中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不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企业国有资产，是指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投资和投资所形成的权益，以及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
第四条企业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实行由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第五条国务院代表国家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领域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由国务院确定、公布。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级人民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对由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以外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其中，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公布，并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其他由设区的市、自治州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由设区的市、自治州级人民政府确定、公布，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区的市、自治州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以下统称所出资企业。
第六条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区的市、自治州级人民政府，分别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授权，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
企业国有资产较少的设区的市、自治州，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不单独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第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执行国有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坚持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坚持政企分开，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不行使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政府其他机构、部门不履行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
第八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依照本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制度，严格执行法律、行政法规。
第九条发生战争、严重自然灾害或者其他重大、紧急情况时，国家可以依法统一调用、处置企业国有资产。
第十条所出资企业及其投资设立的企业，享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企业经营自。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支持企业依法自主经营，除履行出资人职责以外，不得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十一条所出资企业应当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对其经营管理的企业国有资产承担保值增值责任。
所出资企业应当接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不得损害企业国有资产所有者和其他出资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第十二条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是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负责监督管理企业国有资产的直属特设机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设区的市、自治州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是代表本级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负责监督管理企业国有资产的直属特设机构。
上级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下级政府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十三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对所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维护所有者权益；
（二）指导推进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改革和重组；
（三）依照规定向所出资企业派出监事会；
（四）依照法定程序对所出资企业的企业负责人进行任免、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对其进行奖惩；
（五）通过统计、稽核等方式对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监管；
（六）履行出资人的其他职责和承办本级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除前款规定职责外，可以制定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章、制度。
第十四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主要义务是：
（一）推进国有资产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调整；
（二）保持和提高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领域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
（三）探索有效的企业国有资产经营体制和方式，加强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促进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企业国有资产流失；
（四）指导和促进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管理现代化；
（五）尊重、维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营自，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促进企业依法经营管理，增强企业竞争力；
（六）指导和协调解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改革与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
第十五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向本级政府报告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和其他重大事项。
第三章企业负责人管理
第十六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负责人的选用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
第十七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有关规定，任免或者建议任免所出资企业的企业负责人：
（一）任免国有独资企业的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及其他企业负责人；
（二）任免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并向其提出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等的任免建议；
（三）依照公司章程，提出向国有控股的公司派出的董事、监事人选，推荐国有控股的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和监事会主席人选，并向其提出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人选的建议；
（四）依照公司章程，提出向国有参股的公司派出的董事、监事人选。
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区的市、自治州级人民政府，对所出资企业的企业负责人的任免另有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制度，与其任命的企业负责人签订业绩合同，根据业绩合同对企业负责人进行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
第十九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确定所出资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企业负责人的薪酬；依据考核结果，决定其向所出资企业派出的企业负责人的奖惩。
第四章企业重大事项管理
第二十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指导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审核批准其所出资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重组、股份制改造方案和所出资企业中的国有独资公司的章程。
第二十一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定程序决定其所出资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分立、合并、破产、解散、增减资本、发行公司债券等重大事项。其中，重要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分立、合并、破产、解散的，应当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定程序审核、决定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其所出资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有关重大事项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依照公司法的规定，派出股东代表、董事，参加国有控股的公司、国有参股的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
国有控股的公司、国有参股的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决定公司的分立、合并、破产、解散、增减资本、发行公司债券、任免企业负责人等重大事项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的股东代表、董事，应当按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指示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的股东代表、董事，应当将其履行职责的有关情况及时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第二十三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其所出资企业的国有股权转让。其中，转让全部国有股权或者转让部分国有股权致使国家不再拥有控股地位的，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四条所出资企业投资设立的重要子企业的重大事项，需由所出资企业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另行制定，报国务院批准。
第二十五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协调所出资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兼并破产工作，并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企业下岗职工安置等工作。
第二十六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拟订所出资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调控所出资企业工资分配的总体水平。
第二十七条所出资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经国务院批准，可以作为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控股公司，享有公司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权利；可以作为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享有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权利。
第二十八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所出资企业中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进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
被授权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对其全资、控股、参股企业中国家投资形成的国有资产依法进行经营、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九条被授权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应当建立和完善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并承担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
第五章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第三十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企业国有资产的产权界定、产权登记、资产评估监管、清产核资、资产统计、综合评价等基础管理工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协调其所出资企业之间的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纠纷。
第三十一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企业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监督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的监督管理，促进企业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防止企业国有资产流失。
第三十二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其所出资企业的企业国有资产收益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对其所出资企业的重大投融资规划、发展战略和规划，依照国家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履行出资人职责。
第三十三条所出资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重大资产处置，需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依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企业国有资产监督
第三十四条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代表国务院向其所出资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派出监事会。监事会的组成、职权、行为规范等，依照《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的规定执行。
地方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向其所出资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派出监事会，参照《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所出资企业财务进行监督，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体系，维护国有资产出资人的权益。
第三十六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应当加强内部监督和风险控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财务、审计、企业法律顾问和职工民主监督等制度。
第三十七条所出资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应当按照规定定期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报告财务状况、生产经营状况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不按规定任免或者建议任免所出资企业的企业负责人，或者违法干预所出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侵犯其合法权益，造成企业国有资产损失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所出资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未按照规定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报告财务状况、生产经营状况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的，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
第四十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负责人、，造成企业国有资产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并对其依法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对企业国有资产损失负有责任受到撤职以上纪律处分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负责人，5年内不得担任任何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负责人；造成企业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或者被判处刑罚的，终身不得担任任何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负责人。
第八章附则
第四十二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权利和义务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中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依照《中国共产程》和有关规定执行。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中工会组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四条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依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四十五条本条例施行前制定的有关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行政法规与本条例不一致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
民营企业公司规章制度篇8
1、两项权利所能设立的商主体不同。各国商法对于商主体种类和法人标准规定的不同，各国间哪些民商事主体可以设立法人或经理人是存在差异的。以中国法为例，对于具备法人资格的民事商法人主体，如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等企业中是可以设立法定代表人的。而对于其他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组织和团体不能设立法定代表人。对于经理权的授予在《德国商法典》中授予经理权的意思表示人必须是完全商人，小商人不能任用经理人。
2、两种权利授予的方式不同。我国的工商登记条例中，不同于《德国商法典》第48条第1款规定，并没有要求对经理人的事项进行登记，但是也必然从企业内部上要求通过聘用协议的形式明确经理权人的身份。而对于法定代表人的委任，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它既是工商登记中的重要事项，也必须通过股东大会的授予代表权，并通过公司章程将代表权明确下来。公司章程虽然不是工商登记的事项，但是却必须提交给工商登记部门，作为公司发起设立的重要资料。
3、两种权利的性质不同。在采用“法人实在说”的国家，法定代表人是法人的代表，其享有权利的性质是代表权，其并不是一个独立主体，而是法人内部的一个核心人员，而非权；而经理权制度，从制度的设计上，实际上很多照搬了民法中的制度，经理权的实质是一种特殊的权。也正是由于两种权利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所以在法律效果上产生了不同。
4、两者权利范围的限制不同。经理权的设立，《公司法》中经理人的规定仅仅在于企业内部管理，并没有将其放于商业运营的交易背景之中，尤其是缺乏对于外部相对人对于经理权应如何认识的规定。在西方国家的商法中规定，关于经理人和经理权是有着一定固定形式的，包括为商主体管理事务。而对应着我国《公司法》只能够由经理所享有的权利，但更为重要的是为企业订立交易签名及处理各种诉讼活动方面的权利。法定代表人作为法人的对外代表，其行使代表权利也并非是漫无边际的，他的权利行使必须受到法人自身和法人组织内部两层的限制。
民营企业公司规章制度篇9
关键词：公司权利能力；越权行为；越权规则；经营范围；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
公司在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公司开展业务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是公司必须具有权利能力，即公司作为法律上的民事权利主体， 从事法律所允许的活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因此，公司权利能力问题是公司法律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公司权利能力与自然人相比有其独特之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公司不得超出其设立宗旨从事活动，其超出设立宗旨从事交易的行为被称为“越权行为”，越权行为应无效。公司的设立宗旨在西方国家一般称之为“公司目的”，而我国立法则表述为“经营范围”。这是公司基于自身目的而在能力上受到的限制。这种限制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曾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法制建设的日渐成熟已明显显示出其不合理之处。为使我国民商法律制度能切实符合社会实际，与国际通行法律原则接轨，本文将就这一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公司“经营范围”制度产生的根源
法律通过设定“经营范围”而对公司权利能力加以限制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和法律根源。一方面，我国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其现实需要；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传统的法律理论有其巨大影响。
（一）公司“经营范围”制度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
众所周知，在一个国家完全实行计划经济的情况下，一切经济活动都是按照计划进行的。我国自建国起就从前苏联那里承袭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每一个法人的成立都是为了在生产领域或社会文化领域执行严格规定的职能，为了这个目的而进行这种或那种活动。[i]因此，“每一个法人，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并不是无所不为的。而只有在一定范围内完成其经济的或社会的任务。这一点特别表现在生产领域中。在那里，由于劳动的社会分工和已经形成的每个组织职能的专门化，法人只限于制造一定种类的产品，完成有关的工作，提供有关的劳务。” [ii]“全国一盘棋”，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完全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必须严格按照国家下达的指令任务生产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否则经济秩序就会混乱，企业不能超越经营范围。同时，政府统购统销，“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为了自身的稳定发展，企业没有必要超越经营范围。应该说，这种严格的限制在当时对于保持供需平衡，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节约紧缺的物质资源是有积极作用的。
（二）公司“经营范围”制度产生的法律根源
公司不得从事其目的范围以外的活动的原则来源于英美法。是由英国国会在19世纪中后期在ashbury Carriage Co.V.Riche一案中确定的。在该案中，一家依据英国1862年公司法成立的、从事“制造、销售铁路设施、机械工程、承包建筑业务和进行房地产买卖”的公司与另一家公司订立了在比利时修建铁路的合同。该合同的内容显然超越了公司的经营范围，但它已被公司股东全体追认。然而，在涉及到公司此种合同的效力问题时，英国上议院认为，公司的合同超越了公司的权利能力范围，因而应是无效的合同，对公司和公司的相对人均无约束力。CairnL.C在该案中指出：“……公司不得从事任何超出公司权利能力范围以外的活动，不得企图以公司这种方式从事任何比公司章程规定的权利更多的权利。”这一判例确立了英美法上一个重要的原则-越权原则。英美法上的越权原则，是指公司的活动不能超越其章程中目的条款规定的范围，否则即使该行为是合法的，也因为其超越了目的条款的授权，传统上认为其无效，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公司也不得经由股东大会或董事会追认该行为的效力，交易对方不得请求履行有关合同、也不得请求该公司赔偿损失，而只能追索已交付的款物。[iii]英美法的这一原则不仅为英美所固守，也对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其公司立法中的重要原则。如日本民法第43条规定：“法人依照法令的规定，在章程或捐助行为所定目的的范围内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其1903年的判例也认为公司负责人超出公司目的范围的行为无效。香港《公司条例》第5条规定，每间公司的章程大纲均需述明公司的宗旨。公司的宗旨条款规定了设立公司所追求的目标，并以此限制公司的活动范围，如果公司活动超越宗旨条款规定的范围，则属越权行为，产生无效的法律后果。前苏联民法典第26条规定：“法人按照规定的活动目的享有民事权利能力。”“法人只能取得与法人设立的宗旨和章程所规定的任务相一致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iv]我国《民法通则》第42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公司法》第11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公司章程规定，并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应当依法经过批准。公司应当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公司依照法定程序修改公司章程并经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可以变更其经营范围。”
二、公司“经营范围”制度的反思
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过于严格的公司经营范围的限制已经越来越不符合经济生活的实际情况；近半个世纪以来，学者们也对“越权原则”的理论依据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一）当代经济生活发展的现实要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运行主体，其基本要求就是要通过经营活动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股东的分红，董事、经理的报酬无不来自于公司的利润，公司应当是“惟利是图”的。同时，公司还必须面对激烈的竞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其信奉的法则。因此，公司必须尽力促使其交易活动快捷、便利，减少交易环节，节省交易费用。而当今市场情况瞬息万变，商机稍纵即逝；供需渠道也已经实现多元化，公司必须自己找“婆家”。据此，公司只有及时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和范围，趋利而动，才能保证立于不败之地；否则，自己束缚手脚，很可能被市场所淘汰。但过于严格的公司经营范围的限制使这一目标难以实现。经营范围是我国公司章程中必须记载的内容，而根据《公司法》第40条和第107条的规定，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这种章程的变更还要经过主管机关的登记。显而易见，经过如此烦琐的程序后，原有的商机大多已对公司失去了价值和意义，浪费了社会资源。现实中，许多公司都在不断突破原有的经营范围的限制。西北某地一纺织厂为职工福利而买羊，但后来因职工不愿要而想转卖，却最终由于其经营范围内无此项内容而无法达成交易。现代的科技发展也使传统的行业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人们有时很难把某一种产品归属于某一行业类别。1991年，江西省曾经为一个案子中涉及的避孕套究竟是“药”还是“化工产品”的问题而搞得焦头烂额，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反复批示才结案。[v]这些案例都值得我们反思。
有人认为：“专业化分工是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动力，……没有相对固定经营范围的经营者是没有前途的，如果我们承认或默认超范围经营订立的合同有效，在客观上会起到引导经营者盲目经营、频繁变动经营品种、服务项目
，对整个国家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是不利的。”[vi]首先我们必须确认，公司是有自主经营权的市场主体，要尊重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市场主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法治经济的一般要求。每个市场主体都是趋利避害的，它比行政主管机关更清楚自己的经营实力与投资风险，更容易做出准确判断。过于强调行政主管机关的“父爱主义”是不利于打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的。当然，我们也承认政府要发挥自己的宏观调控职能，对于可能出现的争上热门项目、搞重复建设的倾向有必要加以预防。如政府从宏观上作好“热”、“冷”生产项目的动态预测预报工作，以指导企业进行经营方向和范围的科学决策，防止盲目跟进，合理布局产业结构；企业自身增强风险意识，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照章纳税，不投机取巧；社会对那些乘机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给予毫不留情的曝光、打击，使其无立足之地等等措施。[vii]
（二）“越权原则”理论依据的缺陷
英美法的“越权原则” 的理论依据是：公司的股东需要通过对公司经营范围的监控以确保公司的活动和资金运用符合股东的利益。而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也被推定应当知道公司的目的。
这种做法，一般认为是侧重于保护公司、股东及其债权人的利益。股东能准确了解其投资的使用方向；公司的债权人能确信公司的资本不会消耗在不可预知的经营活动中；因为公司的越权行为是公司一方主动进行的，对公司一般也会较为有利。公司一旦因越权行为而遭受损失，股东可以要求公司或行为人承担责任。明知没有经营范围而与他人签订合同的公司在对其不利时，诉讼中大多会以自己没有经营范围为借口而主动提出合同应无效的主张。其目的是逃避合同中所约定的违约条款对其的惩罚。而对公司的交易对方来说，有人认为法律只对其具有善意的情形进行保护，恶意行为应认定为无效，这一点并无疑义。那么，既然公司的经营范围必须记载在登记机关签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有公示的效力，他就应该先看对方的营业执照再与其签合同。如果他看了，他必然知道对方的经营范围。如果他知道，他也就是非善意的。既然他非善意，也就不必对他进行保护。这种推论似乎不无道理，但实际上，要求交易对方每进行一项交易都必须去了解对方公司的章程及目的条款是过于理想化了，这既不方便也不现实，对方公司的某种行为是否在其目的范围之内，并不容易判断。如果越权行为绝对无效，就会使交易对方处于一种十分危险的境地之中。一旦对方发生越权情形，致其遭受损失时，不能获得法律上的救济，是很不公平的。然而，这种严格限制实际上对公司和股东也有不利的一面。在越权行为无效的情形下，股东可以要求公司和董事、经理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使董事和经理在处理公司事物时过于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如前文所述，市场变幻莫测，商机一逝难求，公司的经营者如果墨守陈规，缺乏企业家的冒险和创新精神，则会使公司故步自封，无所作为，就从根本上损害了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综上所述，在利益的平衡上，严格的经营范围限制对市场交易的各方都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必须重新加以调整。故有学者指出：单纯地宣告超越经营范围的合同无效，不利于对善意相对人的保护，也不利于交易安全，而且如对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无论因何种原因发生均确认为无效，会使许多合同随时处于一种可能被确认为无效的状态，不利于当事人严格遵守合同。故对一方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如不能证明相对方为恶意，则合同应认定为有效。[viii]
三、公司“经营范围”制度的法律革新
正是鉴于严格的“经营范围”制度在实践中产生的诸多弊端，世界各国已纷纷放宽对原来的越权原则的限制。一方面是对公司宗旨做广义解释。如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第4条规定公司可以“拥有并行使为实现公司宗旨之全部必要或有利的权利 ”。香港的公司章程大纲中几乎都将公司的业务及活动范围划得非常宽广，允许“经营公司董事会认为可以对公司现时业务有裨益的一切事物”。一般情况下，任何公司不得修改其章程大纲（《公司条例》第7条）；但特殊情况下，公司可籍特别决议放弃或限制公司任何宗旨（《公司条例》第8条）。[ix]另一方面是认为公司章程的目的条款所规定的目的范围，仅仅是公司对公司董事和经理人代表权或权的内部限制，是内部契约，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如英国1972年欧共体法第9（1）条规定：为了保护善意与公司从事交易的第三人，任何由公司董事会做出决议的交易应被推定是在公司权利能力范围内、公司有权从事的交易，并且董事会之约束公司的权力不应受公司的章程对董事的权力所做限制的约束。根据1968年欧共体颁布的公司法《第一指令》第9条规定，所有欧共体国家均废除了“越权规则”，而德法向来没有实行“越权规则”的传统。可以说，在当今发达国家“越权规则”已经寿终正寝了。
至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议纪要》的第2条第3点中就谈到：“合同约定仅一般违反行政管理性规定的，例如一般地超范围经营、违反经营方式等，而不是违反专营、专卖及法律禁止性规定，合同标的物也不属于限制流通的物品的，可按照违反有关行政管理规定进行处理，而不因此确认合同无效”。但是这一规定毕竟只是文件性的规定，没有上升到立法的高度，在审判实践中没有得到广泛认同。[x]1999年通过的《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进一步做出明确规定，即“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可以说，我国已事实上废除了严格的经营范围的限制，与世界潮流相吻合。
四、我国公司“经营范围”的现实法律意义与完善
基于上述分析，我国传统上严格限制的公司“经营范围”已被实践和法律所突破，但公司经营范围作为章程“必载事项”仍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们认为，公司经营范围是公司股东为自己设立的活动空间。因为公司的行为实际上是由公司经营者或代表行为归属的结果，所以经营范围的规定实际上是公司对公司董事、经理行为的限制。公司经营范围根本上是一种内部规范，只具有对内的效力，外部第三人可以推定公司的行为在其经营范围之内。[xi]另一方面，公司的经营范围仍需经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合同法的司法解释已明确指出，越权行为虽一般情况下有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越权行为无效。因此，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得有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安全和利益的经营事项。如我国禁止经营色情业、业。《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19条还规定，“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报经审批的项目的，应当在申请登记前报经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并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批准文件。”此外，《公司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分别对公司从事不同的营业规定了不同的法定的最低资本金。所以由于以上的原因，登记机关既拥有职权也负有义务通过登记审查申请人的“经营范围”是否合法。
我国法律对于公司经营范围的规定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我国法律虽然已经事实上废除了“越权原则”，但却只是规定在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之中。而依各国立法的惯例，此种规定都是置于民法典、商法和公司法之中。我国应尽快修订《民法通
则》和《公司法》，明确越权行为有效原则，使各相关法律之间的内容协调统一，树立法律的权威。此外，法律已经规定了一般情况下，“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这显然是有利于保护善意交易对方的利益。而公司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主要是基于董事、经理的行为，如果这种越权行为损害了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他们是否要承担责任呢？我国的《民法通则》第49条规定：“企业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法人承担责任外，对法定代表人可以给予行政处分、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超出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从事非法经营的；……”可见，这只是指出了董事、经理在公法上的责任，而没有规定他们对公司和股东应承担的责任。在这方面，外国法的一些规定可供借鉴。在美国，公司越权行为虽为有效行为，但是，公司的股东可以对公司提起诉讼。在日本，董事如果实施违反法令或章程的行为，应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可以书面请求公司提起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在一定的条件下，股东也可以为公司提起诉讼或直接对董事提起诉讼。可见，对公司和董事提起诉讼，要求他们对越权行为承担责任是防止股东利益遭受公司越权行为损害的有效手段，我国公司法应借鉴这一制度。否则仅规定越权行为有效原则，只会造成新的利益不平衡，使企业法人制度扭曲。只有构建起完整的利益制衡机制才不会使公司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为所欲为，扰乱社会经济生活秩序，才不致会因为公司越权行为有效原则的确立而使公司、股东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也才能使公司事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xii]
参考文献：
[i] （苏）斯米尔诺夫等著：《苏联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19页。
[ii] （苏）科尔涅耶夫主编：《苏联民法》（上册），法律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第136页。
[iii] 史际春等著：《企业和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年3月第1版，第190页。
[iv] 格里巴诺夫。科尔涅耶夫主编：《苏联民法》（1979年中译本），第130页。
[v]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编：《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二审再审经济纠纷案例选编（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
[vi] 翟光辉：《超出国家核定的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应确认为无效》，《河北法学》1997年第3期。
[vii] 陈莲芳：《取消“经营范围”的权变理论依据》，《企业改革与管理》，2001年第9期。
[viii] 王利明：《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页。
[ix] 丘志乔：《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两地公司能力比较》，《岭南学刊》，2000年第5期 .
[x] 周伟东：《超越经营范围所订立合同效力的认定及理由》，《河北法学》，2001年第2期 .
民营企业公司规章制度篇10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法；公司法；制度差异；法律统一
中图分类号：D913.9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1-0072-07
我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确定了对外开放政策，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也旋即启动。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一个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细则为核心、以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配套的比较完备的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体系，内容覆盖了投资准入、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合并、分立、增减资、股权变更、境内投资、并购、清算等企业经营的全过程。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体系不仅奠定了外商投资企业的法治基础，也为我国1993年《公司法》的出台和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提供了制度标杆，更为重要的是其对于我国吸引外来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开辟我国市场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受到国内外投资者的充分肯定。
但随着时间推移，外资企业法的立法技术和实体内容存在的缺陷开始暴露出来，不再适应对外开放需要，急需进一步改革。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3年10月30日公布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明确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立法修改项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因此，为进一步释放改革活力，扩大对外开放，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实现民富国强的中国梦，抓紧推动《公司法》与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体系的联动修改及并轨改革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一、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历次修改回顾
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体系先后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初的两次大规模修改。
（一）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次修改
为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放宽市场准入条件，赋予合营企业更大的经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0年4月4日修改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增加了国家征收条款。为提振外国投资者投资信心，新法第2条增加了第3款：“国家对合营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合营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国家既郑重承诺对合营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政策，也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实行征收时恪守的法定程序与条件。但鉴于“社会公共利益”与“相应补偿”均属于模糊词语，确定性与可预期性过于微弱。
2.修改了董事长任命条款。在修改前，董事长一律由中方合营者担任，副董事长一律由外方担任。不管中方股东持股多寡，中方股东均可担任董事长，剥夺了外国投资者担任董事长的权利。新法第6条规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合营各方协商确定或由董事会选举产生。中外合营者的一方担任董事长的，由他方担任副董事长”。与旧规定相比，新规定允许外方股东担任董事长是一大进步。但美中不足是，小股东即使在董事会参选董事长、副董事长时双双落榜，仍可依法担任副董事长，董事会意志被立法者所取代。
3.大幅调低了合营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门槛。在修改前，只有“具有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企业才能在开始获利前两年至三年申请减免所得税。而新法第8条取消了这一门槛，并将企业税收待遇事宜纳入税法调整轨道：“合营企业依照国家有关税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享受减税、免税的优惠待遇”。这为我国在2007年出台普适于内外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法》扫除了立法障碍，受到中外投资者一致好评。
4.允许合营企业自由选择开户银行。旧法规定合营企业只能在我国银行和其同意的银行开立外汇帐户。而新法允许合营企业凭营业执照在国家外汇管理机关允许经营外汇业务的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开立外汇帐户。此举扩大了企业的选择权，打破了开户行的垄断局面，引入了金融机构间的公平竞争。
（二）21世纪初的第二次修改
为履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承诺，并使得我国立法符合wto规则尤其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协议》），我国自2000年开始再度修改外商投资企业法。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0年10月31日率先修改了《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鉴于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15条规定，“本法修改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全国人大每年一度，因此全国人大迟至2001年3月15日修改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并删除了“本法修改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款。随后，国务院于2001年7月22日修改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此次修改涉及的五项内容主要围绕我国政府在加入wto谈判中的承诺而展开。
1.废除了外汇收支平衡条款。修改前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20条与《外资企业法》第18条第3款、《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75条均有外汇收支平衡条款。而《tRims协议》第2条及其所附《解释性清单》第2项禁止各缔约方通过外汇平衡要求限制企业进口。鉴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和外汇体制改革深化的背景。外资企业开展经营活动所需外汇无需继续受限。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0年10月31日删除了外汇收支平衡条款，国务院于2001年7月22日删除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75条。
2.删除了本地含量条款。《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9条第2款曾规定：“合资企业所需原材料、燃料、配套件等，应优先在我国购买，也可由合营企业自筹外汇，直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外资企业法》第15条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19条也曾与之相若。而《tRims协议》第2条及其所附《解释性清单》第2项禁止各缔约方以任何形式限制企业购买、使用当地生产的或者来自于当地的产品。本地含量条款貌似强制性条款，实系倡导性条款，可操作性极弱，流露着立法者追求本地含量条款的强烈偏好。为尊重企业自治与经营自由，修改后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10条第l款规定，“允许合营企业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在国内市场或者在国际市场购买其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所需的原材料、燃料等物资”。
3.删除了对外资企业出口实绩的强制性要求。《外资企业法》曾要求，“设立外资企业，必须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且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或者产品全部出口或者大部分出口”。而《tRims协议》第2条及其所附《解释性清单》第2项禁止各缔约方限制企业产品出口的数量、价值或者份额。立法者强制外资企业将其产品销往国外市场，有违投资者初衷。修改后的《外资企业法》第3条第1款将强制性出口实绩要求条款转变为倡导性条款：“国家鼓励举办产品出口或者技术先进的外资企业。”据此，产品内销型和技术非先进型的外资企业也得以在我国设立，至于其生命力和竞争力则由市场决定。
4.删除了企业生产计划备案条款。修改前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与《外资企业法》均要求外资企业生产经营计划报主管部门备案。此种对外资企业内部经营活动的过度干预实质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经营模式在外资领域的翻版。与市场经济规律及现代公司制度相悖。于是，顺乎政企分开的改革潮流，立法者一举废除了企业生产计划备案条款。
5.简化了企业设立的行政审批程序。修改前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9条曾规定，投资者设立合营企业须由我国合营者向企业主管部门呈报拟与外国合营者设立合营企业的项目建议书和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经企业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转报审批机构批准后，合营各方才能进行以可行性研究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从法理上看，设立企业是投资者自治事宜，企业盈亏与政府无涉，国务院于2001年7月22日删除了前述条款。
二、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之间的微妙复杂关系
首先，公司法是调整外商投资企业的一般法。1993年《公司法》第18条指出，“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2005年《公司法》第218条重申：“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本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因此，采取公司组织形式的外商投资企业，无论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还是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抑或外商独资企业，都适用《公司法》。坚持公司法作为外商投资企业一般法、普通法的地位，既注意到了外商投资企业的特殊性，也强调了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的共同性，从而与过分强调外商投资企业特殊性、并据此否定内外资企业之间共性的“白马非马”论划清了界限。
其次，外商投资企业法是公司法的特别法。在立法者看来，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法颁布于《公司法》出台之前，致使《公司法》与外资企业立法之间存在许多理念与制度差异。为理顺内外资企业立法之间的关系，只能确认公司法与外资企业法之间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这样一方面维护了既有的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也为弥补外商投资企业法的漏洞、发挥《公司法》的补充适用作用奠定了基础。
再次，根据2005年《公司法》第218条规定，《公司法》与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就同一事项有不同规定时，优先适用后者；《公司法》就某一事项没有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对此有规定时，应当优先适用后者；《公司法》就某一事项有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对此无规定时，应当补充适用前者：《公司法》与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就同一事项均无规定时，应当适用前者的基本原则（如资本多数决定原则、股东平等原则）、商事习惯和公司法理。法院和仲裁机构裁决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纠纷时，也应当根据上述精神确定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尽管2005年《公司法》第218条比1993年《公司法》第18条有所进步，但仍存在着缺憾，有待进一步解释。例如，“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中的“法律”究竟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抑或泛指包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在内的各类立法文件，在实践中容易引起分歧。
因此，从立法论角度看，公司法与外资企业法之间的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应予终结。多数外资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与外资企业法之间的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究竟应当一成不变，还是与时俱进，彻底实现内外资企业立法并轨，一直存有争议。笔者早在1998年参加原外经贸部组织的加入wto与国内法律体系改革的座谈会上就力主废止外资企业法，将外资企业纳入公司法调整轨道。2002年，又撰文建议实现外资企业立法与公司立法的并轨。赋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在2005年《公司法》修改过程中，笔者再次建议立法者废止外资企业法，实现内外资企业法统一并轨。但修改后的《公司法》仍未触动特立独行的外资企业法体系，外资企业法与公司法之间的关系并未发生颠覆性变革。
三、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主要制度差异
为顺利推进内外资企业立法改革，必须认真分析内外资企业法之间的主要制度差异，尤其要认真反思外资企业法别规定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一）企业投资主体的差异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列举的外方投资者包括外国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等四类主体，而中方投资者仅有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没有个人。相比之下，《公司法》并未限定股东的身份是中国人、外国人、无国籍人、多重国籍人，亦未限定股东身份为法人，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担任股东。这对中国公民显然不公，对海外留学归来人才尤为如此。不少中国公民被迫先行注册公司，再以公司名义与外商共设企业。这种特别制度设计不仅违反国民待遇原则，授予外国自然人超国民待遇，而且徒增中国公民的投资成本。
基于国民待遇原则，我国法律应当允许中国公民与外国投资者共同设立公司。不仅中国的法人和公民可以与外资举办合资合作企业，作为第三民事主体的其他组织（如信托与合伙）亦可成为投资主体，取得股东资格。因此，外资企业法中的投资者主体制度差异应予终结。
（二）企业设立程序的差异
根据《外资企业法》，外商设立公司实行绝对审批制，一律报经外资主管部门批准；而根据《公司法》第8条规定，国内股东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实行登记制为主、审批制为辅的原则。党的十八届j中全会指出，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因此，内外资企业均应改采先照后证的企业设立程序。
（三）企业出资形式的差异
与1993年《公司法》第24条相比，新《公司法》第27条大幅放宽了股东的出资方式，“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规定的出资方式也较为广泛。例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5条规定：“合营企业各方可以现金、实物、工业产权等进行投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22条又细化为：“合营者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建筑物、厂房、机器设备或者其他物料、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场地使用权等作价出资”。《外资企业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外国投资者可以用可自由兑换的外币出资，也可以用机器设备、工业产权、专有技术等作价出资。经审批机关批准，外国投资者也可以用其从中国境内举办的其他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人民币利润出资”。
鉴于新《公司法》第27条规定的非货币财产出资制度更严谨科学，《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以下简称《执行意见》）第10条要求，外资公司股东的出资方式符合《公司法》第27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14条和《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的规定。即使某些非货币财产（如股权、债权、探矿权、采矿权等）未被外商投资企业法明文列举，但只要符合前述出资条件，亦可作价出资。
（四）一人公司制度的差异
《执行意见》第2条第2款针对外商独资的一人公司适用《公司法》的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以外商独资的形式依法设立一人有限公司的，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应当符合《公司法》关于一人有限公司的规定：外国自然人设立一人有限公司的，还应当符合《公司法》关于一人有限公司对外投资限制的规定。2006年1月1日以前已依法设立的外商独资的公司维持不变，但其变更注册资本和对外投资时应当符合上述规定”。该款规定包含四方面内容：
首先，在新《公司法》生效以后，外商投资者愿意以外商独资的形式依法设立一人有限公司的，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应当符合《公司法》第59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十万元。股东应当一次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额”。这是由于，《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对外商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及其股东是否应当一次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额均未作出规定。根据一般法补充适用的法理，新《公司法》第59条规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当然适用于外商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其次，在新《公司法》生效以后，外国自然人设立一人有限公司的，还应当符合《公司法》关于一人有限公司对外投资限制的规定。根据新《公司法》第59条第2款规定：“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再次，2006年1月1日以前已依法设立的外商独资的公司继续有效存续。这既是新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要求，也是企业维持原则的要求。最后，在新《公司法》生效以后，2006年1月1日以前已依法设立的外商独资的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和对外投资时应当遵守符合新《公司法》第59条规定。
（五）分期缴纳出资制度的差异
新《公司法》第26条规定了分期缴纳出资制度：“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这原则上也适用于外商投资公司。
但是，分期缴纳出资制度并非新《公司法》的发明创造。早在新《公司法》出台之前，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就允许投资者分期缴纳出资，以缓解投资者一时资金紧张的燃眉之急。例如，外经贸部与国家工商局于1988年1月1日联合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合营合同中规定分期缴付出资的，合营各方第一期出资，不得低于各自认缴出资额的15%，并且应当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三个月内缴清”。
可见，外商投资企业法框架下的分期缴纳出资制度比起新《公司法》框架下的分期缴纳出资制度更加开放、自由。因为，国家允许公司在股东没有实际缴纳任何出资的情况下先行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实践中，许多外商投资企业领取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载明的实缴注册资本为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纵容了投资者的迟延出资现象。而新《公司法》第26条虽然也允许股东分期缴纳出资，但在公司成立之前、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之前至少必须将公司注册资本的20%实际缴纳到位。相比之下，新《公司法》第26条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债权人，而外商投资企业法框架下的分期缴纳出资制度更偏向于投资者。从长远看，立法者应当对内资公司与外资公司采行统一的资本认缴制，早日废除资本实缴制，并通过完善担保制度与信息披露制度，实现鼓励投资与保护债权人的价值目标的和谐统一。
（六）公司治理架构的差异
内外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依据《公司法》，公司治理机关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董事长（执行董事）与经理。而外资企业法框架下的企业治理架构仅有董事会、董事长与经理，缺乏股东会与监事会。其主要原因是，在外资企业法出台之前，我国缺乏公司制度的法理储备与经验积累。加之立法时间仓促，立法者忽视了股东会作为基础性公司治理平台的地位与作用，更忽视了大陆法系中的监事会制度。
由于股东会制度的缺乏，外资企业董事会名正言顺地成为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决议时遵循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的规则以及资本多数决规则，旨在反映投资决策与投资风险成正比的理念，董事会议事规则则遵循一人一票规则和人头多数决规则，以充分体现集体决策智慧。外资企业董事会仍遵循董事会传统议事规则。
《执行意见》第3条的创新之处在于区分了两类外资企业，采取了双轨制态度。首先。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会仍是公司权力机构，其组织机构由公司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公司法》通过公司章程规定。可见，此类公司治理结构未被撼动。其次，外商合资、外商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外商投资的股份公司的组织机构应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这是由于，外资企业法并未具体规定此类企业的特别治理制度，当然补充适用《公司法》。换言之，此类公司应按照《公司法》，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包括股东会、监事会、董事会、董事长和总经理。
（七）企业董事会制度的差异
1.法律地位不同。《公司法》第37条、第47条、第99条与第109条第4款规定，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董事会并非公司权力机构。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专设第5章规定了“董事会与经营管理机构”，第30条更开门见山地重申，“董事会是合营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合营企业的一切重大问题”。
2.职权范围不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6条赋予了董事会最高决策权：“董事会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决定合营企业的重大问题。董事会的职权是按合营企业章程规定，讨论决定合营企业的一切重大问题”。而从《公司法》第47条规定来看，董事会主要起承上（股东会）启下（经理）作用，权力范围小于股东会，更小于外资企业董事会。
3.董事产生方式、任期不同。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31条第1款，董事名额分配由合营各方参照出资比例协商确定。而根据《公司法》第38条规定，职工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其他董事由股东会任免。因此，小股东很难挤入董事会。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31条第2款，董事任期为4年，经合营各方继续委派可以连任。而根据《公司法》第46条，董事任期由公司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3年；董事任期届满，连选可连任；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董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4.董事会的召集人与主持人不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32条第1款规定，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负责召集并主持。董事长不能召集时，由董事长委托副董事长或其他董事负责召集并主持董事会会议。经1/3以上董事提议，可由董事长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而根据《公司法》第48条规定，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召集和主持。可见，内资公司董事长无法垄断董事会的召集权与主持权。
5.董事会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不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32条第2款要求董事会会议有2/3以上董事出席方能举行，第33条要求下列事项由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一致通过方可作出决议：（1）合营企业章程修改；（2）合营企业中止、解散；（3）合营企业注册资本增减；（4）合营企业合并、分立。而《公司法》第49条允许董事会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该法另有规定外，南公司章程规定。可见，内资公司章程比外资企业章程的自治空间更大。实践表明，全体董事一致决制度极易导致董事会决议僵局。
6.法定代表人与董事长的身份是否重叠存在区别。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34条规定，董事长是合营企业法定代表人。而《公司法》第13条允许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董事长不是公司的当然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也有机会成为法定代表人。
7.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产生方法不同。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6条，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合营各方协商确定或由董事会选举产生；合营一方担任董事长的，他方必然担任副董事长。而根据《公司法》第13条，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由公司章程规定，而非由立法者规定。在内资公司中，大股东代表有可能同时占据董事长与副董事长职位。
（八）公司经理制度的差异
1.岗位性质不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35条规定，“合营企业设经营管理机构，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经营管理机构设总经理1人。副总经理若干人”。总经理是企业必设岗位。而新《公司法》第50条第1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可见，总经理制度并非每家公司的必设岗位。内资公司可以设总经理，也可不设。
2.出任主体不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6条第3款要求正、副总经理（或正、副厂长）由合营各方分别担任。而新《公司法》仅要求经理由董事会任免，经理人选是否限于股东，由董事会决定。
3.职权范围不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36条规定，“总经理执行董事会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领导合营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总经理对外代表合营企业。对内任免下属人员，行使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公司法》第50条列举的经理职权包括：（1）主持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2）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3）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4）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5）制定公司具体规章；（6）提请聘任或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7）决定聘任或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8）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虽然内外资企业的经理职权范围大同小异，但从立法技术看，《公司法》更加成熟：既列举总经理的通常权限，也允许公司章程限制其职权，允许董事会对其授予更多权限。
（九）股权转让程序的差异
与《公司法》中的股权转让制度相比，外资企业投资者转让股权须履行四个环环相扣的法定程序：转让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合营（合作）他方同意；对外经济贸易主管机关批准；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程序。例如，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10条规定，“中外合作者的一方转让其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的全部或者部分权利、义务的，必须经他方同意，并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20条规定：“合营一方向第三者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的，须经合营他方同意，并报审批机构批准，向登记管理机构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合营一方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时，合营他方有优先购买权。合营一方向第三者转让股权的条件，不得比向合营他方转让的条件优惠。违反上述规定的，其转让无效”。可见，外资企业股东股权转让程序比内资公司复杂。由于审批时间长，外资股权转让过程中蕴含的市场风险、道德风险与法律风险也会潜滋暗长。
四、改革前瞻：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与公司立法应当并轨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为了吸引外资而对投资者量身定制外资企业法，有其当时的历史背景，也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外资企业法的诞生与改革完善是合乎逻辑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按照投资者的身份是否为外国人而将企业立法区分割为内资企业法与外资企业法，不仅导致了我国目前公司法律体系的紊乱局面，而且直接违反了公司平等原则、股东平等原则，容易诱发制度之间的不当竞争，徒增公司与股东等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守法成本，降低公司效率。实际上。受外商投资企业特别立法的影响，《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在区分内外资企业的法律待遇上走得更远：在所得税税率、税收减免、税收返还三个方面对外资企业实行分地区、有重点、多层次的税收优惠办法，创设了所谓的“超国民待遇原则”，既违反wto规则中的国民待遇原则，也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所禁止。
实践中，一些外商投资者通过股权信托方式按照《公司法》注册成立有限责任公司，而非根据外资企业法注册成立外商投资企业。一些国内投资者试图通过股权信托方式，按照外商投资企业法注册成立外商投资企业。更有甚者，一些中国公民和企业甚至不远万里到国外（尤其是开曼群岛和维尔京群岛）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注册外国公司或者港澳台公司，然后再回到我国大陆注册外商投资公司。其实，此类外商投资公司的实质股东依然是中国公民和企业。许多外商投资企业中的外方股东虽是外国公司，但外国公司的控制股东和实质股东都是中国公民和中国企业。在有些仲裁案件中，有些中外股东的控制股东和实际股东虽然都是中国人。且实际居住在中国大陆，但由于外方股东的注册地在国外或者港澳台地区，仲裁机构送达仲裁文书的时间也旷日持久。
外国投资者的股权信托现象引发了投资者是否因涉嫌规避法律而导致公司设立无效的争议，国内投资者以外商投资者名义设立外资企业的情况就更加复杂。由于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公司相比享有许多税收优惠，人们有充足理由谴责“假合资”现象，一些“假合资”企业也见光就死。从我国改革长远目标看，仅向国外投资者开放的市场领域也将逐步向国内投资者打开大门。特别是随着所得税立法的内外统一以及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的提高，“假内资企业”与“假外资企业”的现象都将自然大幅萎缩。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健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深化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以投资主体身份为导向的立法逻辑的扭转势在必行。实际上，外资企业法的两次重大修改都是围绕着国民待遇原则而展开的。平等保护就是最大的保护。
从立法技术角度看，《公司法》与外资企业法之间存在着很多制度上的重叠与冲突。不必要的制度设计重叠是立法技术粗糙的集中表现，是各国立法者最忌讳的败笔之处。而不必要的制度设计抵触则直接违反了法治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原则，与我国承诺的国民待遇原则更是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