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篇1
关键词：大数据；城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构建；防控系统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7.077
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全面推进的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必然导致各种治安事件和突发事件的增加。城市社会治安防控针对类型单一，各部门防控规划各行其是、条块分割问题严重。因此，面对以上问题有必要构建城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对各种事件发生进行预防和控制，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新时期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一个重要的举措，对于完善国家的治理体系、有效维护转型期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治安防控本质是一个系统化的社会控制，其目标是维护转型期的治安秩序和公众的安全感。但是，在传统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研究中，并没有突出信息、通信等技术的地位，这将会导致城市社会治安防控相关研究不具有时代性和适应性。
面对治安事件或应急事件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实现全面监测监控，并且快速动态的全面了解现场状况；面对不同类型事件，如何科学预测其发展趋势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并且快速做出预警；如何科学决策，综合协调和高效处置。所以，城市社会治安防控管理部门需要采用先进的数据采集手段来采集各方面的信息，通过这些新技术提供准确的事态感知；城市社会治安防控部门需要利用先进的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拟来研究城市社会治安事件的规律和特点，洞察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最后在治安事件或突发事件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需要多部门跨区域协同处理。城市社会治安防控部门需要对这些治安事件或突发事件的快速响应和多部门跨区域进行有效协作，因此，这些需求都需要大数据背景下的城市社会治安防控系统的构建研究。
1文献综述
国内对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研究较早，将社会治安防控定义为各种防控要素相互耦合构成的“打、防、管、控”一体化的警务工作系统，核心主体可分为三个层次：基础防控、巡逻防控和专项刑侦防控（熊一新和周舜，2004）。包括八个分体系，分别为预警指挥、严打整治、阵地控制、治安管控、封堵插控、联防联控、应急处置和组织保障（张培林，2011）。研究经济功能区、人居环境、交通、流动人口和居民居住环境安全感等要素差异会导致不同的犯罪类型和犯罪集聚区产生社会治安问题（李业锦和朱红，2013）。
然而，社会治安面对流窜犯罪、经济犯罪更加频繁，对外来犯罪的集聚作用凸显，城市规模扩张产生治安防控“盲区”，人口管理漏洞增加，交通和消防问题更加复杂的情况（贺红梅，2011），针对迅速变化的社会治安状况，现行公安体制存在公安体制结构不合理、警政分工不清、社会治安资源配置不当、经费保障不足、部门配合不紧密、条块关系尚未理顺和警力配置不当等问题（陈伟，2010；熊一新，2004），在实践中也出现“边缘化”和“碎片化”两种趋势（袁振龙，2013）。传统的治安防控思路多以人海战术为主，扩大搜索网、群防群治，提倡警力压上一线、提高出警率、加大网格化巡逻等举措（彭知辉，2011）。因此，借助新技术研究城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国际警务改革中，英国20世纪90年度最早提出信息主导警务的理念（吴开清，2005）。信息主导下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以情报信息采集、汇集和整合为前提，情报信息分析研判、警务管理、高效决策和调度指挥为流程的工作模式，包括情报信息预警系统、决策指挥系统、打防控一体化系统、绩效评估系统和警务保障系统的网络型系统（王庆功，2013）。以信息化手段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达到动态、整体、主动、联动、集约的功效，能够提高驾驭社会治安局势掌控力的有效方式（彭知辉，2011）。很多学者以信息化为背景进行了相关研究，构建信息收集、态势测评、趋向调节和控制的社会综合管理治安预警系统，建立实名制互连互通的信息网络，利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实现监控点位布局规划，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基础信息整合与共享，物联网技术与社会治安的关联性分析（冯锁柱，2003；宫志刚和李小波，2014；罗万杰等，2012；尹卫民，2012；张小兵和戴锐，2014）。
2城市社会治安防控系统框架构建
2.1城市社会治安防控特征分析及信息提取研究
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篇2
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建设;法律制度;建立
中图分类号:C9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8-0120-01
社区建设离不开法制,法制建设是社区建设的重要保障。随着社区建设的不断发展,社区单位之间、社区人之间、社区单位和社区人之间必然产生各种关系和矛盾,解决各种矛盾、处理好各种关系必须依法管理社区的各项事务,保障社区单位和社区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营造民主、自治、有序、和谐的社区环境。基于此,当前对城市社区法律制度的建立问题进行探讨具有重要意义。以下从城市社区治理的法律制度的建立进行探讨。
一、明确对社区及社区主体的法律地位
要在法律上界定城市社区的概念,明确城市社区组织的载体及其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应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城市社区组织不是政府机构,不是政府的派出机构,也不是政府职能部门的执行机构,而是以民主方式产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它既不同于街道办事处也不同于原来意义上的居民委员会,明确城市社区管理的各组织的法律角色。
(1)基层政府(街道办事处)是社区行政管理的主体,它要行使在辖区内的行政职能,指导、协调和服务于社区建设。在推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的初级阶段,具有很高的权威,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如培育社区,强化社区服务,鼓励社区成员参与,建立社区组织,加强社区规划等。但是,基层政府的职能应该限定在管理工作的指导和帮助,避免行政权力的强制干预。
(2)设立社区居民大会,作为社区的权力机关。经现有物业小区业主大会改为社区居民大会,下设业主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两个组织,业主委员会负责小区的物业管理。居民委员会负责小区的“行政”事务管理。
二、建立完善城市社区自治制度
民主是社区建设的灵魂,法制是社区建设的保障,自治是社区建设的方向,深化社区依法自治建设,是逐步实现社区法治目标。通过城市社区居民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的规定,提高和强化城市社区成员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和自治意识,提高城市社区成员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打破传统文化“法即刑”、只要守法其他与己无关的观念,使城市社区成员自觉地、积极地参与城市社区法治建设,关注权利的行使,努力寻求权利的保护,积极监督社区法律的实施。只有城市社区居民形成权利意识,形成和谐有序的互动关系,才能真正地逐步实现城市社区依法自治。这就为社区法制建设勾划出蓝图,明确了目标,指明了方向。
自治的民主与法治是城市社区法制建设的灵魂,依法自治是城市社区法制建设的方向。从社区职能定位的角度,探索社区居民自治的有效途径。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在实践中探索区、街、居的职权关系,理顺职能部门、物业管理与社区居委会之间的关系,找准社区的职能定位,真正实现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进一步健全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议事协商委员会、社区委员会工作制度,进一步完善社区居民选举制度、社区居民决策制度、社务公开制度、社区服务承诺制度、评议制度以及社区居委会定期向居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制度等各项制度,注重培育社区自治的典型,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积极探索社区居民自治新的工作机制,使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社区得到落实。
三、建立完善社区安全治理的法制体系
强化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实现社区稳定。社区稳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没有社区稳定,就没有城市的稳定,就没有社会和谐。因此,必须千方百计地做好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一)建立社区治安的防治体系
纵观我国社区违法犯罪防治体系的发展、变化过程,可以说它几乎一直都是围绕地方行政管理这个核心要素构建和运行的。即政府通过警察系统进行社会治安行政管理,而社区治安力量及其公共管理行为只是警察治安行政的附属性补充,而不是建立在各种治安管理力量之间的平等协商、合作和制约关系的营造巩固与发展上。它是一种以警察全盘负责为特征的“统治”机制来推动社区治安行政管理的过程。这种防控体系容易在不正确的“管理”概念指导下形成与社区犯罪防控体系实质不相一致的政治过程偏好,即选择并导致社区犯罪防控过程的随意性、盲目性、形式化和低效率。新的违法犯罪防控体系应当是参与防控的社区成员以政府的治安行政管理为主导,以社区公共管理组织的治安自治为基础,在法制框架内经过协调互动实现共同的社区违法犯罪防控目标的过程。
(二)建立社区管理与社区治安紧密结合的法制体系
增强治安防范的效能充分利用社区内单位组织的作用,尤其是单位保卫组织,公共场所、特种行业、物业管理部门的保安队伍,要在社区民警的统一协调下开展联防,把综合治理工作延伸到社区内各个单位,各个角落。积极创新安全文明社区创建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把安全单位、安全校园、安全市场等创建活动统一起来,减少社区内违法犯罪活动的空间。三要坚持社区整合与社区治安同步推进,加快社区警务建设步伐。要着力抓好社区整合后的社区警务建设,设立社区警务室,合理调整民警责任区,管理服务前移。
法律制度具有“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具体地落实到城市社区就是完善社区立法,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在法律法规的保障下,按照以社区自治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实行城市社区的依法治理。
参考文献
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篇3
一、社区建设重点工作取得进展
成立了街道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班子成员和部门负责人包片和联系社区的职责分工，建立了党组织联系、管理和服务基层工作制度。班子成员都能够自觉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县委关于基层党委班子建设的各项制度，服从全县工作大局，对县委、县政府安排部署的工作任务，认真抓好落实，并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
3、深入开展平安社区创建活动。按照全年新增20%的“平安型”社区，累计达到60%的创建目标要求，一是充分发挥公安主力军作用，坚持打防结合，以防为主，突出对物业保安队伍的指导和管理，发挥治安协管员职能作用，形成了公安专业队伍、社区治安协管队伍、物业保安队伍和小区群治队伍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协调机制和工作体系。二是积极发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体作用，完善人民调解工作机制，认真做好社区矛盾及民事纠纷的排查、调解，防止矛盾激化。同时，坚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活动，引导居民以合理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全年未发生群体性事件。三是认真做好消防安全和社区烟花爆竹限放工作，成立了街道防火安全委员会，制定了工作规范、消防宣传教育标准和应急预案，开展了重点时期消防安全大检查、“119”消防宣传周活动。四是落实道路交通安全法，加强了对社区居民的交通安全教育，按市县部署开展了各类专项整治，确保了“两会”及重大节日期间的交通安全，完成了“峰会”期间进京机动车消减80%的工作目标。五是强化社区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确保了各个敏感时期和重大节假日期间辖区的政治稳定。六是贯彻新信访条例，妥善处理信访案件。做到了信访“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七是认真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建立健全了社会治安、社区安全责任制和公共安全应急预案及相关安全预案，加强了对刑释和解教人员、社区矫正对象的帮教和安置工作，加大了科技创安工作力度，加强了与职能部门的联动协作和对社区居民的公共安全知识教育。去年有3个社区通过检查验收，平安社区数达到13个，占社区总数的61.9%。
4、社区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以创卫创模为契机，加大社区环境建设工作力度。一是积极开展“周末、月末清洁日”活动。二是抓好辖区商户“门前三包”责任制落实工作。三是建立日常保洁与突击治理相结合的长效机制。四是抓好小区绿化、美化、硬化工作，配合、协助县职能部门开展以老旧小区为重点的环境整治，完成了宾阳里11号楼车棚改造和行宫1号楼环境整治工程，完成了贤孝牌胡同、于家胡同、檀城东区西口、团圆食府南侧等17处裸露地面的硬化、绿化，对北源里、宾阳里两处31栋134个单元门的楼道进行了粉刷、更换了门窗。五是大力普及环保知识，推行绿色消费，积极倡导建设节约型社区，开展了节水型小区创建活动。六是建立并完善社区环境协商共管机制，街道与城管分队，社区居委会与物业公司、驻社区单位、商户、居民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商讨社区环境事务，解决环境卫生问题。六是与市政、城管、工商等部门密切配合，对占路市场进行整治，规范了“三修一配”摊位，设立了3个便民市场。
按照便于服务管理、便于开发社区资源、便于民主自治的原则，结合居委会换届选举，进一步优化和充实了社区干部，强化了社区居委会的建设。各居委会在社区党总支（支部）的领导下，紧紧围绕民主自治功能，进一步完善议事规则、民主自治制度，规范了民主决策程序，并根据本社区实际，在培育和发展有利于增加群众收入、方便群众生活的协会、中心等各类中介组织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建立符合市场运行规则的社区物业管理体系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推动了我县物业管理办法和5项配套措施的制定和出台。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通过街道成立近两年来的实践，我们感觉到在城市管理方面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1、街道与专业部门关系还需理顺。城市管理涉及市政、规划、建设、环保、国土、交通、公安、工商、城管等多个部门。事权、财权过于集中在“条”上，作为“块”上管理的街道责大权小，难以起到协调作用。一些专业部门没有做到“条专到底”，把街道视同乡镇，强调属地责任，反过来监督、考核街道办事处，削弱了街道管理权威，使城市整体功能难以得到发挥，
2、城市管理机制不够健全，特别是在物业管理上存在一区多物业，并且有相当一部分开发商建立的物业管理企业，没有取得物业管理资质，物业人员队伍参差不齐，与业主、居委会之间形不成协调工作的合力，存在物业收费难、服务不到位等问题。目前我县物业管理机构为小区办，街道在协调物业公司方面缺乏必要的手段。如何解决好物业管理问题已成为影响当前构建和谐社区的关键。从我县制定的《密云县物业管理办法》（讨论稿）看，一些提法还有待商榷，如：“配套设施不全的及老旧小区暂由所在的街道社区统一管理”，而街道没有财力对其进行整治，社区居委会也不能代替物业公司，统一管理等于没有管理；“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物业的组织管理，综合协调及指导监督工作”，在不增加街道机构编制、对物业公司没有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办事处难以起到组织管理物业的作用；“未选聘物业公司管理的小区由居委会收费管理”，而居委会没有收费权利，还应由原物业管理部门负责收费并服务。
3、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脱节。城市只有建好才能管好，由于建、管分开，建设时很多遗留的问题，根本不能通过管来解决，所以街道办事处应该介入城市建设，建的时候，就考虑怎么管，很多问题会避免。比如，小区设计时就要考虑很多服务的配套设施，停车、购物都要考虑，特别是居委会的办公用房、居民活动用房及场地，如果建设时不予考虑，以后很难补救。目前，开发商遗留问题较多，如：小区配套设施不配套、路面不硬化、绿地不绿化等，街道对开发商缺乏强有力的管理手段和措施。
4、居民的文明素质还有待提高。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要求市民必须具备好的公德意识，卫生意识，环境意识，由于社会人口流动加快，城市人口增加，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农转居，各种旧有观念和不良习惯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带进了城市空间，在意识观念、自我修养、言行举止、人际关系的诸多方面，同城市文明的要求存在不小的差距，无疑给城市管理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
5、街道机关人员编制需要增加。在《密云县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规定，街道党政机关行政编制为37名，现实有32名。此外，按照县信访办关于加强信访工作的要求和街道信访工作的实际需要，依据《北京市信访条例》关于“各级人民政府及街道办事处应当设立信访工作机构，配备专职信访工作人员”的规定，街道需设立信访工作办公室职能科室，增加行政编制4名；根据街道承担发展辖区经济，组织财政收入任务的需要，还需增设经济管理办公室职能科室，增加编制人员3名。
6、街道机关办公用房和社区居民活动用房紧张。由于与密云镇同楼办公，街道办公用房非常紧张，如：社保所现办公用房仅有30平方米，与实际工作需要和市规定的街道社保所要有不少于200平方米服务大厅的达标要求相差甚远。各社区居委会普遍存在一室多用现象，开展活动缺乏场地和经费，居民反映强烈。
三、加强城市管理工作的任务措施
鼓楼街道地处县城的中心区，辖区面积大、人口多，在构建和谐社区，特别是在城市管理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具有普遍性，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做好城市管理工作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
1、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围绕为人服务，为城市的社会生活、社会活动服务，正确处理好规划、建设、管理三者关系，按照建设和谐社区和创建部级生态县的总体要求，以社区党建为核心，重点抓好社区自治、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稳定、社区文化、社区卫生和社区环境等七方面工作，使城市管理水平有明显提高。
2、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居民素质
围绕“文明向上、安全健康、生活便利、环境整洁、民主自治”的目标要求，按照“以人为本、民主自治、互助合作、共建共享”的社区建设理念，宣传、动员全街道人民投入到建设和谐社区工作中来，形成一种“共建和谐社区，共享幸福生活”的局面。一是在教育中提高。街道和社区要以市民学校、宣传栏、板报等多种形式，有步骤地对全体居民进行深入广泛长期的文明行为、社会公德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居民文明素质。二是在宣传中促进。要大张旗鼓的宣传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弘扬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激励广大市民向先进看齐，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从我做起，从家庭做起，从身边做起。三是在环境中陶冶。要通过加强城市管理，营造优美的生活环境和文明氛围，使人们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逐步告别不文明行为和习惯。四是在参与中养成。街道和社区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精神文明活动，使人们在参与中逐渐形成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增强公德意识、责任意识，养成关心县容县貌和城市形象的良好习惯，自觉遵守城市管理法规，自觉参与城市管理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工作。
3、进一步理顺城市管理体制
健全城市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是目前我辖区内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要着手成立由规划、环保、环卫、城管等职能部门组成的城市管理协调委员会，切实解决不同程度的部门交叉、条块分割、职责不清、协调不利问题，形成统一协调高效的城市管理体系。按照责权相等，责权一致的原则，解决块上管理责大权小问题，提高城市的运行效率。要尽快制定出台《密云县物业管理办法》，并认真抓好组织实施。
4、完善城市管理运行机制
强化城市管理，坚持建、管并重。在强化职能部门管理责任到位的同时，加强综合管理，整合城市管理资源和各方力量，建立强有力的城市管理网络体系，使各部门单独执法向综合执法转变，提高城市管理的工作效率。
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篇4
“城中村”现象是指在快速城市化进程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因袭城乡二元体制非均衡发展而形成的经济社会现象。“城中村”一般指城市形态“包围”原来的农村区域以后，在城市建成区或控制性规划范围内，由于土地、集体资产处置等诸多原因导致行政村的撤制没有完成的地理区域。除了体制特征之外，在当前阶段，“城中村”概念的核心特征还有两个：一是保留了以自然村为单位的农村宅基地及房屋，构成其空间形态特征；二是在这些宅基地上的廉价住房聚居了大量流动人口，构成其社会结构特征。按照这一界定，在各大城市，“城中村”分布很广，在已经城市化的中心城区、快速城市化的城乡结合部、新市镇的边缘都有分布，有的还散落在各类工业区、开发区、大型居住区的夹缝之中。
“城中村”的生成机制
“城中村”的出现，既同各大城市自身的快速城市化进程相关，又与农村流动人口的全国背景有关。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的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以上海为例，中心城区面积由1978年的264平方公里增加到2010年的610平方公里，32年时间扩大了2.31倍，平均每年增长10.8平方公里，年均增长率为2.65%，原先分布在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被迅速纳入城市版图。但是，在这些新近城市化地区，各级政府在土地开发过程中缺乏长期规划，造成大量土地资源的粗放开发和低度利用，对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和制度安排长期存在盲点，实际上损害了失地农民的具体利益，积累了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且城乡二元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长期存在，“城中村”居民无法获取均等化的公共资源、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是“城中村”产生和延续最根本的制度性因素。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迁移就业，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统计公报，全国从事非农产业六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总量为26261万人，其中，在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达16336万人，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中村”租房居住，而基层服务管理力量却与这一急剧变化不相匹配，服务管理效果欠佳。在当前阶段，“城中村”作为流动人口聚居区的一种类型，大量流动人口通过地缘、血缘等社会纽带聚居于租金较低的农民私房中，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并建立了主要为他们自身服务的低端市场服务体系，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就业、居住、生活等低层次经济社会形态。
“城中村”作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非均衡发展的产物，较之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其在社会属性、区位分布、居民构成、生活方式等方面呈现出自发性、异质性、复杂性和双重性特征。
“城中村”的基本矛盾
在当前阶段，“城中村”既是一个居住的场所，也是一个生产的场所，土客矛盾和生产矛盾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治理难度。
失地农民群体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比如，失地农民在不同时期的政策标准和执行方式不一，群众存在不满；村两委干部或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存在不规范行为，干群关系较为紧张；失地农民缺乏可持续生计的制度安排，只能通过私房出租获取收入，违章搭建的势头难以遏制。
租房居住的外来人员给“城中村”带来新的社会矛盾。比如，外来人员大规模进入“城中村”，远远超出了社区容纳能力，生活环境日益恶化，引起本地居民的不满。本地居民作为房东逐步演变为“食利者阶层”，除频繁提高房租外，普遍以高于市场价收取水费、电费和有线电视费，容易引发纠纷；外来人员往往按照地域集聚，有的形成帮派，一些日常纠纷容易演变为群体斗殴事件。
“城中村”地区的企业违法违规经营现象较为普遍。比如，进入“城中村”的企业普遍存在无照经营、偷税漏税、生产安全、消防等隐患，而村级组织缺乏相应的行政执法权限；一些村级工业园区起步较早，所引进的企业规模小、效益低、产品落后、污染严重，未注册和异地注册比例高，日常管理难以到位。
“城中村”的治理模式
与拉美、印度等国的贫民窟相比，“城中村”的各类问题虽很多，但总体上处于可控状态，各地政府都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治理措施，并形成了相应的治理模式。
规划改造模式以北京、广州、深圳、太原、西安、郑州等为代表，主要针对位于中心区的“城中村”，其中比较典型的项目有北京市50个重点村建设改造工作，两年时间推动20万村民成为新市民；广州市2009年将城中村改造纳入“三旧”改造规划，目前已批复城中村改造方案31个；深圳市2009年将城中村综合改造纳入城市更新专项规划，计划5年内完成关内城中村改造；太原市2003年启动城中村改造计划，力争到2020年全部完成170个城中村改造任务；西安市2002年启动城中村建设改造，至2014年已取得《城中村改造方案批复》201个。
长效管理模式多以各大城市基层服务管理创新为代表，主要针对位于城郊结合部的“城中村”，其中比较典型的创新模式有：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建立“智联城”城市综合管理平台，推行“城中村”封闭式智能化管理；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道探索出租屋“四位一体”网格化管理模式；深圳福田区探索“城中村”物业由多头分散的层村管理向专业化花园式管理转型；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太平村通过建立外来人员党支部将外来人员组织起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前瞻防控模式多以各大城市行政执法管理部门为代表，主要针对位于远郊区的“城中村”，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上海规土部门以单位土地产出效益为准绳进行总体规划控制，并对违法用地和违章搭建常抓不懈，“城中村”规模和体量都比较小，降低了改造管理成本；各大城市均严控用地指标，坚守耕地红线，合理控制人口规模，成功地使一批农村社区避免成为新的“城中村”。
“城中村”治理存在问题
根据“城中村”在城市空间结构中的不同位置，可以将“城中村”治理分别对应规划改造、长效管理、前瞻防控等三种模式，但这三种治理方式在实践中都面临不同的难题：
“城中村”整体改造代价高昂，资金筹措渠道不畅。由于住房价格居高不下，“城中村”农民宅基地动迁成本逐年增加，大大提升了整体改造成本，而属地政府财力增长有限，大量资金缺口成为“城中村”整体改造的主要瓶颈。与此同时，通过商业开发项目带动“城中村”改造效果有限，镇政府与开发商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一般采取动迁安置项目与商业开发项目相捆绑的方式，但随着时间推移，大量土地被闲置，“城中村”改造项目难以落地，形成“城中村”项目推进的两难局面。
“城中村”日常治理成本很高，常态管理难以为继。目前，能被整体改造的“城中村”毕竟还是少数，大部分“城中村”只能按照安全有序的目标纳入社区化建设和常态化治理。而在当前阶段，各个“城中村”环境整治费用已超出财力水平，日常管理费用难以落实，上级政府补贴难以及时到位。与此同时，向出租房屋的村民收取管理费用的难度很大，失地农民大多抱着相对利益受损的心态，要向他们收费，可能性很低，相应的管理负担难以减轻。
“城中村”规划修订变更频繁，前瞻防控难以到位。长期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都市大开发体制主导了这一地区的发展，没有形成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态势，“城中村”前瞻防控的重要性意识不强。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往往具有短时效应，缺乏长期规划，随意性很强，规划修订变更频繁，造成大量土地资源的粗放开发和低度利用，部分区域由此出现新的“城中村”。
“城中村”治理涉及问题复杂，现有法治保障不足。对“城中村”的治理，不仅要在法治框架内开展工作，也要在外来人员中重塑社会秩序和规范，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尤其需要法治保障。调研显示，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城中村”地区多发的重复性违法违规现象的保障力度不够，比如，流动人口管理缺少相关有威慑力的法律法规，《社会治安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处罚过轻，现行法律法规还存在“真空”地带，“城中村”普遍存在着环境卫生、消防安全、违章搭建、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一系列管不了、管不住的问题。
“城中村”治理的若干建议
对“城中村”现象的总体认识，不能简单地与拉美、印度等地的贫民窟现象划等号，而是需要将之置于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框架中具体认识，置于从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到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框架演变中来认识。“城中村”的根源是巨大的城乡差别与地区差别，是在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历史性产物。在实践中，“城中村”集中反映了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形成不同群体聚集在一个具体空间谋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新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也是属地政府和自治组织把服务管理工作覆盖至实有人口的过程。在未来很长时期内，“城中村”问题都将长期存在，必须做好长期治理的准备。
在当前阶段，“城中村”形态的存在具有两面性，它既有效地为失地农民和流动人口减少了城市化的成本，也对城市在快速发展中实现“有序、安全、稳定、活力”的目标提出了挑战。如何将“城中村”治理作为整体性工作综合推进，怎样防范外来人员的无序流入，避免“城中村”的形成和发展流于自发状态，提高综合治理体系的有效性，是“城中村”治理的主要着眼点。具体而言，对“城中村”进行治理，其要点在于：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的原则，推进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加强区域党建联建，把党的政治、组织优势转为服务、管理优势，切实提高引领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切实加强各级政府创新，加大跨部门资源统筹力度，探索网格化管理机制，使用新型技术手段，推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提升公共服务可及性和行政管理有效性，以发挥其在“城中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二是提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服务管理能力，强化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健全民意诉求表达渠道，组织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实践。鼓励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进入“城中村”开展专业化公益服务，以满足日益多元化的服务需求。积极组织流动人口参与“城中村”治理，，通过建立流动人口党支部、外来志愿者等方式，探索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员共住共管的机制，促成社区和谐共治局面。
三是建立健全“城中村”分类治理体系。面对“城中村”日益差别化、多元化的社区形态，必须尽快破除标准化的思维和模式，根据社区形态总体特征，以其在城市空间的位置为标准，按照“分类赋权、分类施策”的原则，分别建立规划改造、长效管理、前瞻防控模式，实施差别化，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分类指导体系和治理策略。在此基础上，鼓励基层因地制宜地开展治理创新实践。
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篇5
【关键词】城市管理；共治模式；城管执法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城市管理，推进城管共治模式，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与要求。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城市管理模式已不适应城市发展的新形势。共治模式是城市管理创新的必然趋势，为我国城市管理迈向现代化治理、迈向善治开启了新的征程。
一、城市管理共治模式的依据
城市管理的共治模式，既符合时代要求，又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共治就是共同的社会治理，这个共同体包括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共治的关键是整合资源、整合力量和整合利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际上在社会建设领域中的许多重要理论和实践创新，对我国城市管理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为城市管理共治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
由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夫妇提出的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在国有化和私有化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其他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并且能有效地运行，强调多个权力中心和组织体制治理公共事务。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私人的、社会的机构都可能成为社会权力中心。多中心治理现已成为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充满竞争并富有效率和活力的治理方式。多中心的城市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治理权力非垄断、治理方式民主等显著优点。这一理论的启示是：政府应与社会合作，与社会建立合作性伙伴关系，共同实现对城市的管理。要注重民主协商、平等合作、互惠互利，建立起政府与社会的伙伴关系式民主合作机制，形成多元城市治理结构。要充分发挥包括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志愿者团体等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其在反映诉求、提供服务和规范行为等方面的作用，共同负责维持秩序、参与城市的管理和调节，构建多元主体的共治模式。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
20世纪80年代，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夫妇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理论。他们提出，公共管理的职能是服务而非掌舵。公共管理者在执行公共政策和管理公共组织时，不是体现在对社会的驾驭或控制上，而应该承担向公民服务和放权的职责，形成以公共利益、协商对话和公民参与为标志的公共服务行政，协助公民实现其共同利益。要以人为本，树立集体共享的公共利益观念，为公民搭建协商和对话平台，为公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激发公民的责任感，使其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共同参与社会管理，共同享有公共利益。这一理论的启示是，在城市管理工作中，政府要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充分向社会放权，切实担负起为民服务的责任，发展公共服务，提高服务效能，满足社会需求，保障公民权利，形成城市管理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
（三）治理/善治理论
西方国家推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主张用治理或善治来替代管理。治理理论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和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1］。治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主体间权力具有互动性和依赖性。它强调政府要促进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与多向协调沟通，为公民提供参与公共管理的机会，使公民积极参与政府对公共生活的管理，让公民能更直接、更便利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从而实现管理的民主化。传统的城市管理是指政府运用权威进行单向控制来达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城市治理则是城市政府、私人部门等主体通过对话、协作等方式管理公共事务。为有效解决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市场失效、政府失灵问题，学者在治理理论之上，提出了善治概念。政府不仅能够治理，而且善于治理，从而达到善治的要求。善治是国家治理的最终目标，即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善治理论是一套系统完善、科学实用的理论体系，在当代开放、民主、法治背景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治理/善治理念下，城市管理工作应把行政机关、执法对象、社会组织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都纳入治理主体，形成合作共治关系，实现良性互动、协同发展，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二、当前城管执法存在的突出问题
近年，城市管理执法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城管执法进一步规范，城管秩序有所好转，但必须看到，目前城管执法工作面临新的挑战，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要提高城市管理工作科学化水平，必须客观认识当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一）城管执法工作理念落后
部分执法人员思想观念落后，执法理念存在偏差，认为城管执法就是管制，重在规范秩序，没有完全树立城市管理工作要以人为本、为民服务、文明执法的理念，没有真正做到依法行政、执法为民，认为执法者就是管理者，摆位不正，存在特权思想，没有普遍形成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思想。一些城管执法人员依法行政意识不强，执法效率和执法水平不高，执法不当备受争议，严重损害执法队伍的执行力和公信力，致使城管形象严重受损，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二）城管执法工作机制不健全
城市管理工作因缺乏联动机制和监督机制，难以有效开展。一方面，城管执法的一线行政人员由规划、建设、环保、公安、司法、交通、工商等相关的多个部门构成。部门、机构之间的迥异，职能之间的交叉、重叠使其缺乏联动，难以形成合力，甚至出现单打独斗和多头执法的现象。联动机制的缺乏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城管与群众之间常常产生偏见和误解，“依法抗争”和“暴力抗争”行为常常出现在街头政治之中。另一方面，城市管理工作缺乏有效的监督。执法人员所面对的执法对象是人民群众，需要在执法过程中彰显顾客导向与服务精神。但由于其工作性质限制，对这些一线人员的监督成本太高，很难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管。同时，现行的体制对这些人员缺乏有效的激励，很难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三）城管执法人员综合素质不高
多项研究表明，城管执法人员面对公民需求的多样性和无限性，以及环境对他们身心的挑战等情况，对现行政策往往会采取变通的方式执行。城管执法过程中既要有灵活性、富有同情心，又要维护政府的公平与正义。但执法人员因体制原因被划分为两类群体：正式工和临时工。由于工作的复杂性、正式工的稀缺性，大量一线执法工作常由临时工来完成。由于所受的制度约束较小，临时工易出现“越轨”行为。部分执法人员的法律知识和业务知识相对缺乏，执法队伍的规范化建设比较薄弱，执法不规范、不文明的现象仍然存在。
（四）城管执法方式简单粗暴
有学者指出，城管执法过程中受主政者影响较大，领导风格的不同导致一线人员在政策执行中的不稳定。他们的执法方式包括两种：过程型执法和结果型执法。“前者决定如何最好地达到目标，即手段；后者决定是否要采取行动或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即结果。”［2］两种形式的执法方式常常发生异化，使城管执法人员执法方式简单、缺少人文关怀，态度蛮横、行为粗暴。目前，城管执法方式容易引起冲突的模式大都相同：一是没收。就是没收商贩的物品，以示处罚。二是罚款。城管执法中的罚款，容易造成以罚代管的通病，无法维护城市管理秩序，商户与城管讨价还价已经成了买卖，严重丧失了执法的严肃性。三是暴力。有些城管执法人员工作压力大，加上年轻自控力不强，容易冲动，动不动就掀摊折秤，甚至大打出手，执法过程中存在暴力执法现象。
三、“六共工作法”：城市管理共治模式的新探索
针对当前城管执法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贵州省黔西南州普安县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创新工作思路，敞开大门开展“六个一”（送一份温暖、求一份建议、换一个角色、移一个重心、转一个路径、变一种方式）系列活动，积极探索出城市管理的“六共工作法”（共鸣、共商、共识、共管、共担、共享），形成了城市管理的共治格局，破解了城市管理的难点和痛点，取得了较好成效，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一）送一份温暖，激起共鸣
普安县城管执法人员通过向执法对象送一杯热水、送一个水杯、送一碗早餐活动，把城管干部的热情和温暖送到执法对象心中，引起其心理和情感上的认同与共鸣，拉开普安城管走向商贩、深入群众的序幕。通过现场发放宣传单、赠送水杯等方式，将印有城管职责、常见违法违规行为及处罚、争做文明市民等内容的宣传单发放给群众，开展文明礼仪教育，培育讲文明、讲礼貌、讲诚信、讲卫生、讲秩序的文明商贩和市民，让广大群众在监督城管工作的同时自觉争做文明市民。同时，城管人员与商贩交朋结友，建立微信群、QQ群，主动到商贩家里走访调研、交朋友、拉家常，了解实际情况和困难。普安县始终坚持服务群众这一宗旨，把印有“有困难、找城管”的普安城管真情服务卡，分发到各商铺和广大居民手中，卡上向社会公布城管干部职工的电话号码，24小时接受服务及管理对象的咨询与求助，及时收集和处理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为群众排忧解难；为部分自产自销户和少数老、弱、病、残等特殊管理对象提供经营场所，帮助其解决生计问题，给游商散贩经营空间，划定区域让其规范经营；对家庭困难又没有固定摊位的商贩，主动为他们争取摊位；对老弱病残的商贩，主动帮助他们整理搬运货物。在一件件一桩桩主动服务群众的小事中，拉近与群众的距离，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
（二）求一份建议，开展共商
为更有效地推进城市管理工作，普安县坚持“用群众的方法解决群众的问题”，精心设计调查问卷，通过向现场群众发放城管工作民意调查问卷，广泛征求人民群众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专门邀请老干部到现场进行座谈，发挥他们的经验优势，面对面提意见、讲建议，想办法、出点子，做好建言献策，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共同商量推进城市管理的办法、措施。城管执法人员与执法对象交流沟通延续不断，城市管理工作在互动中收集建议、交换意见，共商城市管理之策，打通了城管与群众互通的经络，奠定了城市管理工作的群众基础。
（三）换一个角色，寻求共识
在推进城市管理工作的过程中，普安县极力找寻城管与执法对象的共同结合点，城管与执法对象互换角色彼此体验。一方面，安排城管工作人员深入群众，主动到商贩、服务对象中体验生活。城管人员通过请商贩们吃一碗早餐，轮流凌晨五六点到农贸市场以商贩身份协助商贩摆摊设点，帮助商贩规范摊位、调剂摊位，真真切切体验商贩的生活，感受商贩、群众的不易，真心换真情，赢得商贩感情上的接纳。另一方面，邀请商贩中的部分典型代表，以城管执法人员身份协助参与城管执法，让商贩感受城管工作的艰辛，体验城市管理工作的难处。通过角色互换体验，城管、商贩从感情上找到结合点，思想上形成共识，相互理解和体谅。
（四）移一个重心，实现共管
普安县把城市管理工作重心放在解决城市管理执法转型上，推动实现了单一主体单向执法到多元参与治理的转变。聘请商贩作为市场城管志愿者，通过发挥同行情、朋友情，带动其他商贩共同参与城市管理。组建商贩文艺队，让商贩帮助正面宣传城管，正面引导广大商贩服从市场管理。聘请有威望的老年人作为市容管理和监督志愿者，帮助管理市容环境卫生，宣讲政策措施，化解城市管理工作中的矛盾。把社区的“两委”班子成员设置为城管信息员，在群众中找到城管工作的落脚点，掌控一线城管信息，第一时间掌控违反城市管理规定的一切现象和行为，杜绝损坏城市形象的行为发生，开创多元共治共管的良好局面。
（五）转一个路径，责任共担
普安县探索出一条共担城市管理责任的新路子，即提高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责任意识，让群众主动参与担责，一起担当城市管理工作中的责任，共同破解遇到的困难和难题，推进城市管理工作。在旧城经贸片区拆迁改造过程中，为避免与市场经营者矛盾激化，城管执法部门将收集的意见整理归类，邀请有代表性的商贩座谈共商市场管理，形成管好市场出效益的共识，明确卫生主体责任，严禁并打击假货上市、欺行霸市、抢摊占道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集中整治初期得到部分商贩的支持与帮助，随着工作的不断推进，更多商贩自觉参与市场管理，出主意、想点子，帮助管好市场。同时，城管把积极支持管理的小商贩发展为城管志愿者，参与农贸市场管理，城管与商贩的争执下降，商贩与商贩之间矛盾减少，经营环境变好，生意明显好转。商贩树立了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提升的理念，明白了“规范经营就是效益”的道理，共同担当了城市管理的责任。
（六）变一种方式，成果共享
在城市管理工作中，普安县通过转变方式方法，与群众共商管理、共同管理、共担责任、共享管理，使城管、商贩走到一起，城管人员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商贩主动配合城管工作，城市经营秩序、社会秩序日益规范，杜绝了占道经营、店外经营和游商游贩，街道环境干净整洁，城市环境质量水平和城市管理工作水平逐步提升，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认同，城管与商贩及市民共享了城市管理环境，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四、构建城市管理共治模式的新思考
不断推进城市管理工作创新的大背景下，构建城市管理共治模式，需要创新思维、把握关键，要在工作理念、主体参与、体制机制、队伍建设等四个方面下功夫，真正实现“四化”。
（一）转变工作理念，增强共治的思想自觉，实现执法理念民本化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念是实践的指南。城管执法部门要转变工作观念，从被动管理转变为主动服务，把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明确地放在服务群众和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上。城市管理是手段，人民幸福是目的。城市管理工作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理念，实施人性化的城市管理。要始终做到人民城市人民管、管好城市为人民，变以管为本为以服务为本，把管理与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达到以服务促进管理的良好效果。城市管理的一切工作都要始终坚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着手，紧紧围绕为民、便民展开，心系群众、情牵群众、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形成顺应民意、贴近民心、凝聚民力、得民支持的良好氛围。广大人民群众是城市管理的直接参与者，也是城市管理的最终受益者，让广大市民共同享受城市管理的成果，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实现共享发展成果、多方共享共赢。
（二）动员公众参与，夯实共治的群众基础，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
治理理论告诉我们，单一主体治理的传统模式已无法适应和满足现代社会群众的多样化需求，尤其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参与意识和权益意识显著增强。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政府必须发动各种组织、企业和人民群众，才能使公共事务得到良好解决。多方参与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和基本方式。实现城管综合执法多元主体共治，最主要是有效吸纳社会主体的参与。城市管理工作社会性强、受众面广、参与度高，要畅通公众有序参与城市管理的渠道。城市管理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用热情影响群众，用真情赢得群众。城市管理工作的决策与实施中，要始终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汇聚群众智慧、学习群众经验，实现与群众共鸣、共商、共识、共管、共担、共享城市管理，引导广大群众真正融入城市管理，成为城管事业的支持者和宣传员，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责任心和担当意识。要采取一系列务实举措，不断拓宽多元主体参与城市管理的渠道，通过发展城管志愿者、城管信息员、城管文艺队、文明劝导员等多种参与形式，积极动员公众参与，形成多元共治、良性互动的城市管理新模式。
（三）突出机制创新，筑牢共治的制度基础，实现工作制度标准化
要不断创新城市管理机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协调联动的城市管理工作机制，对城市管理实行统一指挥、统筹协调、督促检查，形成城市管理工作合力。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交流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的相关信息，强化部门联动配合，不定期地召开工作推进调度会，协调解决制约城市管理工作的瓶颈问题，重大问题依法定职权联合行动。要注重加强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局面。要建立健全问题发现机制、事件督办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等系列工作制度，实行岗位责任制、目标管理制、激励和惩戒约束机制，用制度来规范城管人员的行为，推动城市管理工作制度化。例如，针对城管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可建立鼓励创新、包容失误的人才培养激励机制，设立“智慧奖”和“委屈奖”。对在城市管理中，应用新方法解决好工作中的新矛盾、新问题的优秀城管人员，颁发“智慧奖”给予奖励；对在城管工作中屡受辱骂委屈，甚至遭攻击，但仍顾全大局，坚持文明管理执法的人员，颁发“委屈奖”，予以组织上的安慰。同时，实行“干部召回制度”，设立“工作不力办公室”，把不作为、乱作为的城管干部召回到“工作不力办公室”，让他们反省思过、回炉锤炼，转变工作作风。
（四）加强队伍建设，奠定共治的人才支撑，实现执法队伍规范化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执行制度的关键在人。城管执法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执法效果。要着力打造一支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廉洁务实的执法队伍。要通过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加强城管执法队伍建设，塑造良好形象，增强其工作责任心和荣誉感，不断提高城管执法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坚持做到政治强、执法明、业务精、形象优，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强化城管执法人员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树立依法治国理念，实现规范管理、依法管理，努力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城管执法人员应坚持学法与用法相结合，真正熟悉宪法，精通有关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掌握城管执法业务知识，要严格按照执法程序、执法规范开展执法活动。执法人员在城市管理工作中，要认真听取服务和管理对象的诉求，耐心宣传讲解有关法律和政策，通过关怀、协商、提醒、帮助、劝告等非强制性方法，坚持文明劝导、文明执法，实现和谐执法、人性执法。在执法过程中，要做到有力、有理、有节，确保执法公信力，维护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维护安定和谐的大环境。总之，城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更是一门综合管理艺术，需要我们把握城市管理工作创新的发展脉搏，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强化工作措施、健全工作机制，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取得群众信任，获得群众认可，努力构建城市管理的共治模式。这样，城市管理工作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篇6
关键词：城市街区；城市人行道；公共安全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6-0152-02
目前，人们对城市人行道发挥的公共安全功能重视度不够，街区的治安管理也多数依赖传统的模式，而发挥人行道自身的安全自治化活力不够，街区居民参与安全管理程度不高，街道安全管理环境也急需优化。
一、城市人行道的公共安全功能
传统上城市公共安全的提供是来自国家，而公共安全建设也因缺少市民的参与而减少了其公共性。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论述以何种方式建立城邦时所提到的人们对公共事物与私人事物的不同态度问题时所说，“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1]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事物的普遍联系性，不仅自己和他人有着密切联系，个人和环境也相互影响，单纯在乎“私人事物”是远远不够的，越是公共的，越是私人的。
人们在城市人行道行走或是驻足，总会有是否“安全”的顾虑。因为如果该街区或是人行道是“安全”的，就不会考虑是否安全的问题了。人不是被动的安全受益者，也不是无助危险的受害者。而一个城市街区的基本安全原则是人们在人行道上身处陌生人之间必须感到人身安全，必须不受潜意识感觉到陌生人的威胁。因此，城市的人行道必须具有而又实际具有城市公共安全的功能。
二、城市人行道存在的安全问题及其原因
（一）城市人行道安全活力不高
维护城市安全是警察的责任，但是城市的公共安全不应该单是主要由警察来维持。而且，目前街道的警力不足这一现实状况，更加凸显出街道安全活力不高的问题。城市的公共安全主要应该是由一个相互联动、非正式的网络来维持――一个有着自觉的抑止手段和标准的网络，它由人们自行产生，也由其强制执行，这就是城市街区自己的安全活力，它可以依靠街区人行道的安全功能发挥出来。而目前大部分的街区既没有一个自制网络来抑止不安全事故，又没有完全依靠发挥人行道的安全功能，使街区自身在街区公共安全上无所作为，致使安全活力不高。
（二）街区居民的参与程度不高
城市街区管理离不开居民参与，没有居民参与，街区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缺乏居民参与是当前中国城市街区管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在“街道办”和居委会的全面管束下，居民一方面缺少参与街区事务决策和管理的途径；另一方面他们早已习惯于事先有事直接找政府，寻求政府的帮助，等待政府的安排，因而缺乏参与街区活动的积极性。至于街区的人行道，除了主要发挥其行走功能外，居民们几乎忽略它的公共安全功能。多数人没有形成一定的观念和意识，对街区的陌生人或者是异常行为和现象缺乏警惕，行走在人行道时也缺乏交流，哪怕是眼神的交流，这样，人行道没有充分发挥出保障街区的有序和稳定的功能，居民也就不能以人行道为纽带增进居民的归属感。
（三）人行道周边的安全环境急需优化
1982年，美国犯罪学家乔治・凯令和詹姆斯・威尔逊在《太平洋月刊》上发表了《警察与社区安全:破窗》一文，他们首次使用“破窗”一词，并系统的阐述了“破窗理论”[2]。“破窗”(brokenwindows)是一种比喻，指的是街区中出现的扰乱公共秩序、轻微犯罪等现象就像未被修理的窗户，给人造成街区治安无人关心的印象，如果任其发展，将导致更为严重的犯罪。破窗理论说明街区治安管理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消除潜在的治安隐患。但是，中国街区治安管理的外部环境并不理想，单从人行道这一点就表现出：（1）亮灯工程不够。不少街区不仅很多人行道两侧没有路灯，而且许多居民楼道也没有感应灯。黑暗不仅会给预谋违法犯罪，破坏公共安全的人提供可趁之机，也给行人、治安巡逻人员带来诸多不便，增加了街区治安隐患。（2）街区环境净化、美化不够。许多人行道旁的街心公园都已经废弃，无人管理；或者成为流浪者和乞讨者的露宿地。这不仅影响街区的美观有序，而且也可能为犯罪分子提供了窝藏地点。
三、解决街区公共安全问题的措施
（一）激发街区自治化活力
加强城市街区的公共安全建设关键是依靠街区自身，激发其活力，加强其自治化程度。其途径很多，比如可以通过推动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来实现。民间社会组织是街区建设的主体之一，也是街区管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4]。如何培育和管理民间社会组织，是激发街区自身活力的主要内容。一方面要扶持、引导民间社会组织发展，但更关键的是要建立一套有效的自我监督管理制度。
由于街区居民共享着地理位置，穿插交汇的人行道使他们在空间上相互联系，日常行动和生活，更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街区。因此，城市街区在自治方面还应当具备一个功能，就是当街区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必须及时地找到有效途径，将街道的意见反映到上级主管机关，这也能促使将反映民生的意见变成城市的政策。
（二）增强街区居民的归属感
一个成熟的街区，不仅要具有界限明确、相对稳定的地域和并存互动关系的人口群体以及街区成员共同生活所需要的公共设置，而且更要具有一定的街区管理水平和街区居民的认同感[3]。人们相互间即使没有任何关系，但必须存在对彼此的公共责任感，这一责任感源于对街区的归属感、认同感。街区居民对街区有没有亲切感、归属感、自豪感、荣誉感等感情，是一个街区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在对街区公共安全的管理时，可以通过不间断的开展治安防范工作，有效地防止街区违法案件的发生，营造街区良好的治安环境；通过端正街区民警的执法思想，树立为民服务的意思，建立了良好的警民关系，培植良好的社会风气。实践证明，实施街区治安管理，不仅可以建立融洽的警民关系，增强街区居民的归属感，而且也可以为街区的发展提供保障作用。这样，居民将把作为公共产品的街道视为自己的家，将街区视为自己的家，无疑将促进整个社区的和谐发展，加强城市公共安全。
（三）树立居民自觉监管意识
激发街区自身活力，增强街区居民的认同感后，必须树立起自觉监管意识，或者说是自觉树立起自我监管意识。一个有活力的街道不仅有行人，也有观看者，人行道上的行人不仅在行走，同时也在对公共安全实行监管，街区的居民更是主要的监管者。这些行人和居民就成为监管街道安全的有效的人力资源，而要成为有效的，则必须有种自觉的监管意识。否则，即使有再多的监管者去监管公共安全，在灯火通明的火车站也会有骇人的犯罪发生。培养自觉监管意识的主体则主要是临街的居民和人行道边的店主。
老城市貌似缺乏秩序，其背后神秘的秩序、安全和自由，其实质就是城市相互关联的人行道的用途，为它带来一个又一个驻足的目光，正式这种驻足的目光构成了城市人行道上的安全监视系统。因此，街区的居民应当起到榜样作用，树立起自觉监管意识，由此来带动街道上的行人，在人行道上发生众多微不足道的公共接触，由这些行为构成城市街道上的信任，它来源于迎面走过时的眼神停留，排队等号付款，对有伤病的路人表示同情。而这种信任的培养不能依靠机构来进行。在街区范围内平常的公开的接触所有的事都是个人自己去做，并非强迫，其总和是人们对公共身份的一种感知，是公共尊重和信任的一张网络，是在个人或街区需要时能作出贡献的一种资源，这些都是自愿形成。而缺少这样的信任对城市的街道公共安全是相当不利的。如果街区居民树立起自觉的监管意识，那么街道上的每个人都有一种关注街道的潜意识，尤其在关键的时刻，那么城市的公共安全程度将大幅提高。
（四）充分利用街心公园提高城市公共安全
充分利用街心公园提高城市人行道的公共安全，是建设城市街区公共安全的有效途径之一，而主要问题就是街心公园的规划。无论该街区公园是成为流浪、乞讨者的聚集点，或是废弃品堆放的地点，还是犯罪发生点，也可能是街区居民游憩点、路人交流点、风景点，建立公园的目的都是为了将人聚集在一起，而不是建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地方。而将人群聚集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城市公共安全度。一个熟悉的道理：一条经常使用的街道相对安全，一条废弃的街道很可能不安全。不安全问题并不能通过分散人群、降低稠密度、用郊区的特征来取代城市特征。所以，要充分利用街心公园的特点，将聚集起来的人群成为自觉监管城市公共安全的人力资源，以此来保障人行道这一公共产品的公共安全，从而保障整个街区和城市的秩序和安定。
四、结语
城市人行道对街区的公共安全有着较大影响，是研究城市公共安全重要的一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公共安全问题，尤其是城市人行道公共安全问题会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一些传统的街道和街区治安管理模式会逐渐改革，存在的一些问题会逐步解决，那么必然会出现新的问题，尤其是城市交界的“真空带”的公共安全问题会日益凸显，所以必须根据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对解决对策作出适时的调整与完善。总而言之，研究城市人行道对街区公共安全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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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篇7
城市管理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北京的城市面貌有了日新月异的改观，城市管理工作有了长足发展。但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仍然存在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是，管理相对滞后，在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旧城改造中，“先建后管”、“只建不管”、“以建代管”现象时有发生；城市管理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力量分散，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不足、交通拥堵等问题。
一是要理顺管理体制。北京作为首都和特大型国际化城市，城市管理不仅涉及到规划、建设、环卫、园林绿化、市政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环保、交通、治安，城管执法等方方面面，还涉及到许多中央在京机构，必须统筹协调，形成合力。2000年以来，北京城市管理实行的是职能部门专业化管理模式，缺乏一个跨部门、跨职能权限的综合协调机构。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机构改革、整合行政资源，改变目前我市城市管理条块分割、分散管理、部门职能交叉的现状，以便于更好地发挥城市整体功能。
二是要拓宽管理范围。现代城市管理，要由以往计划经济时代“经济主导型”管理模式转向“协调发展型”管理模式，要注重城市经济、社会、生态、人文、环境的协调发展，注重城市生态环境的设计与布局，加强文化建设和人文环境的保护，最终实现人的素质的提高。
三是要进一步丰富管理手段。当前，北京市城市管理中的控制、激励、保障和监督机制略显单一，将来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教育、咨询、目标管理等手段，突破以往经验式管理、问题式管理、运动式管理、突击式管理、粗放式管理模式，强化系统管理、目标管理、网络管理、标准管理、前置管理等理念，进一步健全城市管理的指挥、决策、执行、控制、保障、监督、评价系统。
创新首都城市管理模式的思路
奥运期间，北京市建立了有效的社会动员体制和统筹协调机制，也取得了大量的城市管理和整治成果。这些成果和经验，都需要今后继续巩固和发展。同时，国内外对北京城市环境秩序和服务保障的预期也在逐步提高。这使得后奥运时期北京的城市运行管理面临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因此，需要巩固和发展奥运筹办中城市管理体制创新成果，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推动城市管理体制创新。
第一，深化城市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理顺职能机构的权限划分与相互关系，建立统一领导与分级负责相衔接，条条管理与块块管理相结合，综合管理与专业管理相补充的网络型组织管理机构。"建管分开、建管平行、管理实体"以及"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模式。北京市应当加强城市综合管理职能，理顺建设职能和管理职能的关系，形成建设与管理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多年来"重建轻管"等问题。在坚持集中统一的前提下，通过合理调整市区分块，理顺条块关系，实行城市管理重心下移，强化属地管理功能，强化社区建设和管理，增强街道、居委会的功能和责任，完善城市基层管理制度，以充分调动和发挥各级组织的积极性，共同搞好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奥运期间，北京市设立了08环境办，在城市管理方面赋予了一定的统筹指挥和综合协调职权。奥运会后，可以考虑在此基础上建立或明确跨部门的、高层次的机构，使城市运行综合指挥协调力量能够适应首都特大型城市建设管理的需要。
第二，建立城市管理新机制，创新管理手段，实现城市管理方式的现代化，提高管理效率和水平。主要包括建立和完善3个机制：一是建立"依法管理机制"。用法律来调整、理顺城市建设和管理中各方面的关系，使城市管理条文化、规范化，建立专业执法和综合执法相结合的完善的执法体系，提高执法队伍的素质。二是完善"市场化运作机制"。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在城市管理相关领域引进市场机制，运用经济利益原则进行运作，达到既定的城市管理目标。例如在社区环境保洁方面，可以运用市场机制选择经营维护主体，打破公用事业服务领域的行业垄断。三是建立"科技创新机制"。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对管理设备和管理手段进行信息化改造，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例如东城区推行的城市网格化信息管理模式，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今后，要使信息技术不仅成为提高城市管理部件和应急事件处理的手段，也成为打破部门利益格局、实现城市管理机构、资源平稳整合的有效工具，还成为发动社会组织和群众参与、监督城市管理的便捷的平台。
第三，加强城市社区的建设与管理。强化城市管理就是要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类型的多元化以及人口的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发挥基层社区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管理、服务乃至教育、培训功能；同时顺应城市化快速发展新形势，进一步发挥基层社区组织在环境保护、改善居住质量方面的作用，发挥基层社区组织在动员、安置居民搬迁、处理有关纠纷等种种难题方面的作用，发挥基层社区组织在对成千上万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农民进行教育、管理、服务等方面的作用。近年来，北京市以筹办奥运为契机，大力推动“和谐社区”建设，增强了社区自治功能，畅通了群众利益诉求渠道在。下一步，还要继续通过社区自治，达到“汇集社区民意、满足社区需求、劝导派查防范、引导精确执法、协调管理部门”的作用；同时探索社区工作绩效与区、街道财政投入挂钩等方式，像选拔大学生“村官”那样，每年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人才充实社区工作者队伍。
第四，加强城市社会综合治理。突出系统性、综合性和全面性，广泛开展以城市市容卫生、交通市场秩序、社会治安整治和外来人口管理等为重点的城市社会综合治理工作，优化城市功能，改善城市环境。北京市在奥运筹办期间，大力开展了社会综合治理，确保了奥运的成功、平安举办。具体来说，一是要强化城市安全管理，创建和谐、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城市人居环境。城市中公共空间的设计和居住小区的规划，要考虑减少犯罪的机率，完善报警系统，加强物业管理，形成完整的治安防范体系；做好各种社会矛盾的疏导和调解工作，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二是要加大交通秩序整治的力度，合理调控交通流量，严格行车秩序，规范停车行为，建立安全、通畅、文明的交通秩序，提高路网通行能力；动员组织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持续开展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严格交通法规。三是要加强城市市容市貌管理，维护完善城市整体面貌。对违法违章建筑、集贸市场、建筑工地、居民小区进行治理；整顿沿街门面和建筑物外观，规范城市道路指示牌和广告牌等。四是加大城市环境污染综合整治的力度，完善管理体系，提高环境污染的治理水平。走环境治理产业化、市场化、集约化的道路；加强环保教育，提高市民生态环保意识。五是要加强城市流动人口的动态管理，进一步完善城市人口管理制度，把外来人口管理纳入城市日常管理的轨道。
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篇8
关键词：城市社会治理；当代治理理念；善治城市；公共利益最大化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城市社会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急剧的市场竞争、资本的快速流动、不断分化的利益群体、紧张的公共财政、公民社会的崛起等。在城市内部，纵向协作的工业企业、科层分明的政府体制、工业时代的核心家庭、清晰可辨的城乡景观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些激烈的变化刺激着人们对当代城市社会的思考，传统的城市社会管理思维，面对全球化、权力分化的城市现状必须寻求新的突破。[1]
与此同时，西方治理理念被引入中国。治理作为促进参与、透明度和问责性的制度模式，被推广到各个层面，企业、政府、社会均致力于寻求治理素质的改善，以达到更佳的效益和更能适应信息时代急剧转变的要求。[2]因此，当人们把治理的分析框架应用于城市社会管理层面时，关于城市社会治理内涵的各种界定，便应运而生了。
一、当前国内关于城市社会治理内涵的代表性观点及其评析
（一）当前国内关于城市社会治理内涵的代表性观点
1、“公权力”说
该类界定的主要特点的强调了城市社会治理中公权力的不可或缺性。认为，城市社会治理就是“如何运用公共权力建设、管理和发展城市的所有规则、实施机制与组织的总称”。[3]
2、“多主体、多渠道、多手段”说
该类界定的主要特点就是强调参与城市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渠道的多样性以及实施治理手段的非单一化。认为，城市社会治理是“城市政府和市场以及其他社会角色，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影响对方的决策和行为的动态互动过程”[4]；城市社会治理“是城市政府和其它利益相关者根据城市发展的要求，通过监督、调研、稽查和市民反映发现的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无序现象和各种矛盾，采取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和方法进行以有序化为目标的整治、矫正、调理的综合性经常性职能”。[5]
3、“冲突缓解”或“利益整合过程”说
该类界定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城市社会治理是一个缓解冲突、相互合作、达成共识、利益整合的过程。认为，城市社会治理“是使相互冲突缓解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既包括使人们遵守和服从法律、制度和规划，也包括各种人们协商同意并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也是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由政府机制和非政府机制共同作用的现代城市管理活动”。[6]城市社会治理“是在平等的基础上按照参与、沟通、协商、合作的治理机制，在解决城市公共问题、提供城市公共服务、增进城市公共利益的过程中相互合作的利益整合过程”。[7]
4、“政府职能稀释与政府管理方式变革”说
该类界定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在城市社会治理中政府的部分职能应向社会转移，要求政府善于协调各种治理中存在的关系，政府更具责任性、回应性等特征。认为，城市社会治理“强调政府职能的稀释和政府组织的精干，主张城市的决策不应由政府单方面主导，非政府部门也应被容纳进来，并最终形成多重治理体系，共同影响城市的建设和发展”。[8]城市社会治理过程中“城市政府必须协调其内部、政府与市场间、政府间、政府与经济利益集团间、政府与市民社会及其他组织间的关系，以合力来促进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竞争力的提高。城市社会治理不仅要求城市政府的有效性、责任性、透明性和回应性，而且要求城市政府管理方式的巨大变革”。[9]
（二）对当前国内关于城市社会治理内涵各种观点的评析
纵览上述各种观点，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学者对城市社会治理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肯定城市社会治理需要运用公共权力；第二，指出参与城市社会治理的不仅仅限于政府单一主体，政府、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市民等都是城市社会治理的主体；第三，指出城市社会治理的手段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等各种手段；第四，指出城市社会治理是一个参与、沟通、协商、合作的过程，既包括正式的，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第五，指出城市社会治理是一个冲突缓解、利益整合的过程；第六，强调城市社会治理中政府职能与行政方式的变革。
此外，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治理理论是一套用于解释现代国家与社会结构变化特征的规范性理论分析框架。但是，由于一方面治理理论试图概括现代社会变迁中纷繁复杂、异彩纷呈的现象，所以，其概念体系变得十分复杂，理解起来并非易事；另一方面，由于研究者的视野局限在特定的国家或特定的角度，对初露端倪的或不断变化的现象的把握尺度、采用的标准、得出的结论并不统一。[10]故此，当学者们把治理的理念引入到城市的层面，并试图对城市社会治理的内涵做出界定时，难免会存在顾此失彼、难以准确全面把握城市社会治理内涵的问题。因此，要对当代城市社会治理的内涵做出全面准确的解读，我们需要从当代治理理论出发来展开分析与探讨。
二、当代治理内涵的权威性界定
英文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赋予了governance以新的含义，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而且其涵义与government相去甚远。它不再局限于政治学领域，而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经济领域。[11]
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J.n.Rosenau）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的治理》和《21世纪的治理》等文章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12]
研究治理的另一位权威格里・斯托克（GerryStoker）对目前流行的各种治理概念作了一番梳理后指出，到目前为止各国学者们对作为一种理论的治理已经提出了五种主要观点。这五种观点分别是：（1）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它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提出挑战，它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2）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答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它表明，在现代社会国家正在把原先由它独立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即各种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性团体，后者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原先由国家承担的责任。这样，国家与社会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界限和责任便日益变得模糊不清；（3）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进一步说，致力于集体行动的组织必须依靠其它组织；为达到目的，各个组织必须交换资源、谈判共同的目标；交换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各参与者的资源，而且也取决于游戏规则以及进行交换的环境；（4）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还存在着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政府有责任使用这种新的方法和技术来更好地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5）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网络。这一自主网络的某个特定的领域中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威，它与政府在特定的领域中进行合作，分担政府的行政管理责任。[13]
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一份《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4]
三、建立在当代治理理念基础上的城市社会治理内涵
城市社会治理是当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基于当代的治理理念和思维模式，将治理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渗透到推进城市政府行政革新和城市社会公共事务有效管理的各个环节和全部过程中去。一方面，城市社会治理是一种特定区域内的治理，它具有治理的本质和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城市社会治理又具有自身的特色，要体现出城市中各个行为主体的特征和要求。因此，基于以上两点认识，我们认为城市社会治理可做如下界定：
城市社会治理是一个协调与持续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公共管理权力得以重新配置，城市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与妥协不断展开，同时，城市政府也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重新定位，城市公民社会的发育以及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信赖、合作关系不断强化。此外，城市社会治理也是具有强烈现实回应性和未来前瞻性的走向“善治城市”的持续不断的过程。具体而言，当代城市社会治理的内涵可作如下解读：
（一）城市社会治理是城市公共管理权力重新配置的过程
在治理的理念下，参与城市社会管理的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民间公民组织，在这种主体众多的集体行动中，如何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是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作为一种新型制度安排的城市社会治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科学、合理地分配城市社会管理权力，这是城市社会治理实践得以进行的基础。其中，最基本的城市社会管理权力分配关系包括：城市公共事务管理的决策权与执行权、财权和事权关系的划分；社会组织和民间公民组织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力保障；政府、社会组织和民间公民组织的权力范围和边界等。
（二）城市社会治理是城市利益相关者博弈与妥协的过程
城市社会治理行动的主要载体是，为应对城市公共问题而生成的各种利益相关的组织与个人所结成的关系网络，表现为纵向、横向以及纵横交错的、相互交织的城市共同治理网络组织体系。在为应对城市公共问题而形成各种城市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城市社会治理网络中的各利益相关的团体和个人通过不同的路径进入到公共政策的决策与实施中来，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从而使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充满了谈判、协商、沟通、协调的利益博弈。而正是这种反复博弈的过程，才使得城市公共政策能够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特征，能为城市大多数市民所接受，因而也能得以顺利执行。
因此，城市社会治理在承认政策过程的不同主体利益的差异与冲突、城市集体行动中的讨价还价合理性的前提下始终坚信，城市社会的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进程，能够形成利益互惠和彼此合作的关系。也就是说，不同利益主体在有利于他们共同利益的公共政策面前，有着可以谋求的共同发展以及强化彼此共识的内在机制。因此，城市社会治理理念下的公共政策过程，能够整合各种利益，建立共同愿景，推进资源共享，形成共同认可的目标。
（三）城市社会治理是城市政府自我调适与重新定位的过程
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城市治理运动具有其非常明确的目标指向：借助治理的新机制，唤醒各种沉睡的、作用未得以充分发挥的城市社会资源，通过各种城市社会力量各自不同的视野和各种不同的发力角度，共同解决城市的公共问题，改善和提高市民生活的质量，形成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多维度推动力。因此，完成城市社会网络组织的构建、信任关系的形成与合作方式的建立是城市社会治理赖以发挥作用的核心环节，同时也要求城市政府进行自我调整与重新定位。
具体来说，城市政府的自我调整与重新定位包括如下内容：城市政府的角色重新定位；城市政府的职能重新界定；科学安排与设置城市政府机构；城市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改革；与非政府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调整等。
另外，为确保城市政府自我调整与重新定位的顺利实现，我们尤须注重推进城市政府组织结构的变迁，因为城市政府的组织结构是其角色调整与职能重新定位的重要载体。传统城市社会管理所依托的单一政府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垂直权威控制、层级节制，以及公共政策资源主要掌控在城市政府手中的组织结构模式将逐渐被取代，代之而起的是通过城市政府组织结构的变迁，建立起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网络组织结构，以及多样化的社会资源动员的组织体系，从而使城市政府逐渐改变了原有僵硬、刻板的组织体系，建构起以弹性化或回应性为特征的新型组织形态。
（四）城市社会治理是城市公民社会培育的过程
在治理理念看来，治理的成功实施离不开一个繁荣、活跃的公民社会，离不开政府与公民之间信赖、合作关系的加强。因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共同治理是治理得以运转的现实基础。所以，治理理念要求政府放松对社会的过度管制，逐步授权给社区，授权给公民，大力发展公民自组织社会管理，不断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权力回归于民，民间社会的兴起和城市政府权力的相对弱化，正是治理背景下政府——社会关系变迁和调整的重要表现。
城市社会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社会网络组织体系能够运行，主要依靠的是存在于公民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力量，依赖于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积极合作态度。这些要素成为城市社会治理过程中资源分享、组织间协调、有效沟通、伙伴关系形成的内在道德基础。
（五）城市社会治理是人们对现实回应和未来前瞻的过程
城市社会治理是人们在寻求解决城市公共问题有效途径的过程中，所引进的一种新型城市管理制度和机制。因此，在城市社会治理的主体确立、网络构建、主体间关系处理、公共政策形成等重要方面，无不体现出适应环境变迁、回应性城市社会需求的特征。城市社会治理的整个体系构建，都着眼于敏锐地判断城市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升城市在日趋复杂的内外环境中，识别、防范和化解危机局势的能力，以求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洞悉并把握城市发展的良好契机。
城市社会治理强烈的现实回应性，推动着城市发展战略目光的形成，使城市发展的战略设计不再将着眼点仅仅局限于当前，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城市未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特色、形象等发展走向上，聚焦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锻造上。因为只有这样的城市社会治理，才能向城市社会治理网络中的各类主体展现通过协商与合作后共同发展的前景。
（六）城市社会治理是走向可持续“善治城市”的过程
作为旨在提升城市整体竞争力、推进城市各个构成要素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社会治理，其本身应该是一个不断寻求更加有效的制度安排，进而实现城市“善治”目标的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在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存在市场的失灵、政府的失败，也存在治理的失效。
那么如何克服治理的失效？不少学者和国际组织纷纷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讲，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玛丽-克劳德・斯莫茨（marie-ClaudeSmouts）在《治理在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一文中指出了善治的四个主要构成要素：“①公民安全得到保障，法律得到尊重，特别是这一切必须通过司法独立，亦即法治来实现；②公共机构正确而公正地管理公共开支，亦即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③政府领导人对其行为向人民负责，亦即实行职责责任制；④信息灵通，便于全体公民了解情况，亦即具有政治透明性。”[15]从斯莫茨对善治的认识出发，我们认为，一个善治的城市应该具有如下特征[16]：
1、合法性（legitimacy）。即尽可能增加城市市民的共识和政治认同感，使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同和服从。
2、透明性(transparency)。即城市公共信息能够及时通过各种传媒为市民所知，以便城市市民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并且对公共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
3、责任性(accountability)。公众、尤其是公职人员和管理机构的责任性越大，表明善治的程度越高。善治要求运用法律和道义的双重手段，增大个人及机构的责任性。
4、法治性(ruleunderlaw)。法治与人治相对立，它不仅规范公民行为，更是要制约政府的行为。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没有健全的法治，没有对法律的充分尊重，没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会秩序，就没有善治。
5、回应性（responsiveness）。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和负责的反应，不得无故拖延和没有下文。在必要时还应当定期地、主动地向公民征求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回应性越大，善治的程度就越高。
6、有效性（effectiveness）。具有两层含义：一是管理机构设置合理，管理程序科学，管理活动灵活；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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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篇9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区委、区政府关于建设平安上街的战略部署，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安全工作指导意见》（豫政〔〕86号）和《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安全工作指导意见》（豫政〔〕87号）及《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和农村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郑政文〔〕85号），加强城市社区和农村安全工作，预防和减少各类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实现城市社区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特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城市社区和农村安全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加强城市社区和农村安全工作事关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大局，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平安上街的重要内容。
（二）加强城市社区和农村安全工作是应对安全生产严峻形势的迫切要求。城市社区经营单位集中，商贸服务活跃，人员流动性强、成分复杂，事故灾害发生频率高。农民工已经占建筑、矿山等行业从业人员的近90％、事故伤亡人员的90％以上，严峻的安全形势，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管理。
（三）加强城市社区和农村安全工作是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政府各部门要把城市社区和农村安全纳入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规划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整体布局，放在各项工作的重要位置，全面推进，协调发展。
二、加强城市社区和农村安全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根本出发点，紧密围绕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平安上街的大局，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完善城市社区和农村安全管理网络，加强安全宣传教育，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做到服务与监管并举、规范与提高并重，全面强化安全生产基础工作，努力促进城市社区、农村安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基本原则。按照“党委统一领导、政府指导推动、安委会综合协调、部门服务监管、基层单位自治、居民群众自律、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将城市社区和农村安全纳入平安社区（村）建设总体规划，构建城市社区居民和农村村民自防自治、城市社区和农村组群防群治、部门联防联治、相关单位协防协治的工作网络，发挥城市社区（农村）自治主体和居（村）民自律主体作用，坚持重心下移、关口前移，依法行政、科学决策，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强化服务、完善管理，社会动员、居（村）民自治，因地制宜、积极推进的原则。
（三）主要目标。
1、到年底，基本形成城市社区和农村安全工作网络，事故预防基础工作全面开展，镇、各街道办事处建成3个以上示范性城市安全社区和示范性安全村，20％以上的社区（村）达到城市社区安全标准和农村安全标准。
2、到年底，在示范性城市安全社区和安全村的带动下，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及农村安全工作，镇、各街道办事处40％以上的社区（村）达到城市社区安全标准和农村安全标准。
3、到年底，城市社区和农村安全管理得到规范，群众安全素养明显提高，安全基础设施相对完备，公共安全切实加强，安全事故发生率有较大幅度下降，镇、各街道办事处60％以上的社区（村）达到城市社区安全标准和农村安全标准。
4、到年底，城市社区和农村安全管理进一步规范，群众安全素养切实提高，安全基础设施基本完备，公共安全全面加强，安全事故发生率大幅度下降，镇、各街道办事处80％以上的社区（村）达到城市社区安全标准和农村安全标准。
5、到2015年底，城市社区和农村安全建设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安全状况根本好转，职业安全、公共安全水平全面提高，全区社区和农村基本达到城市社区安全标准和农村安全标准。
三、加强城市社区安全工作的主要任务及措施
（一）成立城市基层安全生产领导机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成立安全生产领导机构，定期研究、分析、部署和检查本辖区安全工作。街道办事处应与社区居民委员会、辖区各生产经营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将安全生产目标细化分解。
（二）加强城市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安全管理队伍建设。成立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安全管理机构，街道办事处要明确3名以上专职人员负责辖区内的安全管理工作。社区居民委员会要根据社区安全自治管理的需要，明确1名以上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安全管理工作。辖区内的各类生产经营单位要依法设置安全机构或配备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
（三）建立社区应急救援体系。制定适合各种环境及状况的社区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设专群结合的应急救援队伍。加强社区安全与社会治安、医疗救护等工作的协调，实现险情预警、社会动员、快速反应、应急处理的整体联动。
（四）建立社区安全信息网络。街道办事处、社区要建立安全信息网络，全面掌握辖区生产经营单位状况，建立基础资料数据库，将辖区重点生产经营单位、重大危险源、重大安全隐患分布情况制作精确的社区安全管理网络图。
（五）建立社区安全防控体系。积极发挥社区监控平台作用，加强对社区安全的在线监控和巡回检查。大力培育社区安全咨询服务等中介组织，加强社区安全技术指导。社区民间组织、物业管理机构等单位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为社区安全提供服务。公布安全举报电话，鼓励居民举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隐患和事故，引导居民自防互助。
（六）建立社区安全标准体系。结合城市社区安全实际，出台城市社区安全规范性文件，制定社区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制度、安全检查制度、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制度、事故隐患报告整改制度、安全事故隐患举报奖励制度、社区安全公约、公共安全规则、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班组安全员制度等，建立城市社区安全工作标准，组织社区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
（七）加强城市发展安全规划。街道办事处、社区规划应当符合有关安全要求，严格城市功能分区，严禁在重大危险源和易燃易爆场所安全距离内建设公众聚集场所和居民区，严禁违章占压天然气、煤气等危险物品配送管线。不得在居住区及其周边建设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和储存单位。街道和楼院道路建设应当满足消防车辆通过等安全要求，保证安全通道畅通。企业在城市社区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必须将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加强城中村安全管理，搞好消防安全改造等安全规划，坚决遏制安全领域违法行为，打通消防通道和安全抢险通道，确保城中村安全。
（八）开展全民安全宣传，普及应知应会安全常识。在搞好“安全生产月”、“11.9”消防日、“安康杯”竞赛等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的同时，结合“五五”普法做好安全进企业、安全进校园、安全进村庄、安全进社区、安全进楼院、安全进家庭的“六进”活动。每个社区要有固定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场地，有必要的宣传教育设施和宣传用品。
（九）加强安全培训。加强基层安全管理工作业务培训，开展街道办事处、社区安全管理人员业务培训，增强安全管理人员责任意识，提高安全管理人员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督促检查辖区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依法参加安全初训和复训，提高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率。
（十）加强学生安全教育。深入开展“安全进校园”活动，在中小学生中普及安全常识，动员学生参与学校、社区、楼院和家庭的安全宣传等活动，起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一片群众的作用，确保辖区中小学生安全知识受教育率达100％。
（十一）开展安全生产检查。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要建立安全、消防、巡防“三位一体”的安全检查监控机制，根据安全状况的不同对社区生产经营单位实行日常检查、重点检查和有效监控。贯彻落实《市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市人民政府第149号令），实现事故隐患排查整改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化。对自身解决不了的，要及时向上级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对社区发生的事故，应按照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规定，及时向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
（十二）加强城市公共设施安全管理。电信、广播电视、燃气、自来水、市政、路政等主管部门或单位应当完善城市公共安全设施，加强公共设施管理和巡查，及时整改、消除事故隐患。对楼院或者居民自有的设备设施，有关单位应当根据职责及时提醒安全注意事项，积极提供便民服务。特种设备的使用、检验、检测均应取得相应许可证，对无证使用单位应进行严肃查处。
（十三）加强房屋安全管理。学校、幼儿园、医院、敬老院、教堂等单位应当加强对危房的排查治理。依法加强对房屋出租的登记管理，防止将房屋出租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事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销售、仓储的，其周边应当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加强对临街门面房的防火管理，严禁生产经营单位“二合一”、“多合一”。
（十四）规范烟花爆竹经营和燃放活动。要全面加强禁放，改限放过程中的烟花爆竹运输、储存、销售、燃放工作。要制定集中燃放烟花爆竹安全方案和应急预案，严格规范现场安全管理，加强交通管制疏导，确保公众安全。
（十五）规范危险物品安全管理。对城镇液化气充装站要合理布局、统一充装，严禁私自倒灌充装液化气。高层建筑或者居民楼内的餐饮单位不得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对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运输、销售使用要依法管理，防止泄露、中毒等事故发生。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进行考核，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十六）规范大型集会安全管理。举办商贸交易会、大型集会和庆典活动必须按照要求，经过审批和备案。制定安全方案和应急预案，与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企业保持安全距离，加强周边干道交通管制，控制进场人数总量，严格现场管理，确保安全。
（十七）规范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商场、网吧、影剧院、歌舞厅等人员密集场所，必须严格执行消防安全规定，按要求配备应急人员和应急器材，制定安全预案并定期演练。严禁人员密集场所，在营业期间关闭、堵塞安全出口安全通道。
（十八）规范机动车辆安全管理。加强对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进入城区的管制，严厉查处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载、超速和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等违章行为。加强机动车辆检修和驾驶人员管理，严肃查处车辆带病上路和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
（十九）加强社区供用电安全管理。规范社区供电设施的规划、设计、建设工作，加强社区供、用电设施的安装、维修、试验、进网作业管理，指挥居民加强对自有电器的安全检查，消除供、用电安全隐患。
（二十）加强对社区农民工的安全监管，建设和完善对农民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制度，把对农民工的安全管理纳入社区安全管理体系之中。
四、加强农村安全工作的主要任务及措施
（一）加强农村安全监管工作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总结完善农村安全工作基本经验，典型引路，示范带动，健全农村安全生产管理网络，推进农村安全监管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二）加强农村安全政策调控。运用市场准入、行政许可、价格调节等政策，加大政府对农村公共安全设施的投入，督促农村生产经营单位改善安全条件，依法关闭、取缔达不到基本安全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防止严重危及安全的落后工艺和技术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企业在农村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必须将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三）建立农村安全标准体系。出台农村安全规范性文件，制定农村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制度、安全管理员职责、安全检查制度、村民安全公约、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制度、事故隐患报告整改制度、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班组安全员制度等，建立农村安全工作标准、农村企业安全工作标准，组织辖区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
（四）完善安全管理网络。建立镇、街道办事处、社区（村）、社区居委会（村民小组）、企业安全管理网络，发挥区安全生产委员会综合协调作用。成立镇、街道办事处、社区（村）、企业安全生产领导机构，定期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要逐级明确具备农村安全管理能力的农村安全管理人员。
（五）完善农村安全隐患排查报告制度。镇、各街道办事处、社区（村）、企业应当开展经常性的安全检查，查找、整改事故隐患。贯彻落实《市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实现事故隐患排查整改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化。发现隐患要立即进行整改，不能立即整改消除的，应当及时向上级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报告。村民委员会发现其辖区存在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应当向所在乡镇政府或有关部门报告。对于辖区发生的事故，应按照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及时向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
（六）加快农村安全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发挥区安全生产专家组对农村安全生产工作的技术指导作用。积极发展安全中介服务组织，为农村中小企业提供安全生产服务，解决农村安全管理专业人员短缺问题。
（七）加快应急救援体系建设。镇、各街道办事处、社区（村）应制定应急救援预案，纳入上级应急救援体系。大力整合社会应急救援资源，扩大现有应急救援队伍的覆盖和服务范围，积极建立乡村义务消防队伍，努力做好农村应急抢险工作。引导、督促镇、各街道办事处、社区（村）、社区居委会（村民小组）和企业配备灭火器等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
（八）加强农村安全文化建设。加大对农村安全的宣传力度，把“安全生产月”、“11.9”消防日和“安康杯”竞赛等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向农村延伸，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的作用，普及农村安全常识，开展农村安全和务工安全培训，提高村民和农民工的安全防护技能。镇、各街道办事处、村委会和村组要明确专人负责统计农民工、村民参加安全培训情况，并逐级上报有关部门。
（九）开展安全进企业、安全进校园、安全进农村、安全进集市、安全进田头、安全进农户的“六进”活动。编印安全手册和宣传资料，送安全法规、安全常识进企业、进校园、进农村、进集市、进田头、进农户，提高广大农民和从业人员的守法意识和安全防护能力。加强农村中小学安全教育，确保学生受教育率达到100％。
（十）做好农村发展安全规划工作。镇、各街道办事处应组织开展农村发展安全规划工作，新农村建设规划应当借鉴城市规划经验，将生产、生活等功能区分开。小城镇建设应当同步建设消防等公共基础设施不得在山体滑坡（崩塌）易发区等区域内建设公众聚集场所；不得在村民居住区及周边建设危险品生产企业和存储场所。
（十一）加强农村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加强烟花爆竹生产、运输、储存、销售、燃放等全过程监管。烟花爆竹销售应当统一布点、统一配货。严厉查处农村烟花爆竹燃放，做好儿童等重点人群烟花爆竹燃放安全教育，严禁在易燃、易爆场所及周边燃放烟花爆竹。
（十二）加强地质灾害防御安全管理。镇、各街道办事处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地质灾害防御的安全监管和指导服务。对可能引起地质灾害地区，应制定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灾害发生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抢险救灾。
（十三）规范危险物品安全管理。合理布局农村液化气充装点、加油点，科学建设农村沼气，指导村民安全用气，严厉查处非法液化气充装点、加油点。加强对农药、鼠药及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销售和使用的监督管理，严禁生产、销售和使用毒鼠强等国家明令禁止的危险物品。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由有关主管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进行考核，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十四）加强农村防火安全管理。发挥公安消防机构的作用，大力发展镇、农民和驻地企业联办等多种形式的农村消防队伍，配备消防设备，落实家庭、企业和森林防火措施，禁止焚烧秸秆。
（十五）加强农村房屋安全管理。加强对农村中小学校、幼儿园、卫生院、诊所、敬老院、教堂等危房的排查，加大危房改造力度，提高房屋安全等级。村委会应当加强对农村拆建房的安全管理，与业主签订安全保证书，保证施工安全和房屋质量，防止业主将施工任务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加强对房屋出租的登记管理，严禁生产经营单位“二合一”、“多合一”。镇、各街道办事处要坚决查处辖区出现的各种违法建设行为，联合国土资源、安全监管、建设等有关职能部门，开展专项检查。安全监管、建设等部门要加大对农村建筑施工现场的巡查力度，发现安全隐患要责令限期整改。
（十六）加强农村集会安全管理。举办商品交易会、集市、庆典等活动，应当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制定安全方案和应急措施，场地选址与公路、易燃易爆企业保持安全距离，加强车辆的管制疏导和销售摊点、进场人员的现场管理，确保安全。
（十七）规范农业机械和农用车辆安全管理。加强农业机械、农村车辆的年检、驾驶人员资格年审和管理，严肃查处无证驾驶、无证车上路和农用车载客等违章行为，查处非法改装车辆行为。
（十八）规范农村用电安全管理。供电单位应当加强农村供电设施安装、维修、调整、试验、进网作业管理，定期组织供电线路安全巡查，指导村民加强自有电器的安全检查，及时消除用电隐患。
（十九）规范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农村道路要建设配套的安全交通设施并保证完整有效。学校附近、人员密集的路段，应当设置警示标志和必要的减速设施，交通干道应当设置必要的人车分流设施，道路、枯井、易滑坡山体、危桥、沟河等事故多发点（段）应当设置必要的安全警示标志。
五、加强对城市社区和农村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
（一）加强对城市社区和农村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各有关单位要提高对做好城市社区和农村安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城市社区和农村安全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平安建设布局，列入政府安全生产责任目标考核体系。将城市社区和农村安全工作与其他工作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协调发展。制定城市社区和农村安全工作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强宣传发动，广泛动员基层单位和群众参与城市社区和农村安全工作。
（二）加大政府对城市社区和农村安全工作的支持力度。镇、各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应当加大对城市社区和农村安全工作的支持力度，统筹安排城市社区和农村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单位要在年度预算中安排安全生产专项资金，用于重大公共安全隐患治理、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科学技术研究、宣传教育、安全奖励工作。
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篇10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以北京、上海等为代表的特大型城市的发展不断加快，并面向未来积极谋划“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然而，城市现代化和城市功能的提升，并不一定同时会带来人们社会安全感的增强。由于城市规模的巨型化和城市人口的多元复杂化，特大型城市在资源、环境、公共安全等一系列领域首先遭遇了超出一般逻辑的社会风险。因此，有必要从特大型城市当下经济社会转型的现实维度，整体、系统与深刻地认识社会风险生成的新机制，进而重新审视特大型城市防范和治理这种社会风险的实践能力。
城市发展周期与风险来源
城市有其物理与文化的双重属性，道路、建筑、基础设施及自然条件构成了城市的物理属性；人们对城市的认知、归属感及城市文明的社会文化底蕴构成了城市的文化属性。城市的存在离不开其物理属性，而城市的发展与繁荣更依赖于其文化属性。西方的城市理论及城市演化历史表明，城市的发展有其生命周期。城市总是经历着从生长、扩展、繁荣到崩溃瓦解或再度繁荣的过程，这个周期性重复的转换过程往往又与文明的兴衰同步。这意味着，城市始终处在一个动态的建没更新的过程之中，城市社会常常会是一个由各种生产方式、各种集权机制以及多元价值追求相互作用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同时存在推动社会结构变化、产业结构转型和文化结构再生产的多重因素，它们的相互协作或者冲突，会使城市社会的发展变化异常复杂并相应地面临阶段性的风险。
风险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及来源。比如，传统农村向城镇转变的初期，城市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城市密度与集中度相对较低，城市的风险相对较少。随着城市人口与建设规模的扩张，各种资源、市场、信息等在城市聚集，城市日益面临着诸如秩序失衡、人口对环境资源和公共服务的压力加大等结构性风险。当城市活力不足，进入相对衰退期，城市的风险则会系统性地爆发，比如城市就业机会的减少会增加社会的贫困，城市基础设施的老化、住房的紧张等问题会导致公共安全、社会冲突的增长。当城市不能有效地实现自我更新，不能在制度和政策领域进行系统性的变革，这些风险就有可能引发剧烈的社会危机。
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以纽约、伦敦、芝加哥、底特律等为代表的欧美大城市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经验教训。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经过3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型城市开始进入城市化发展的现代化阶段，它们的人口规模与空间密度逐步接近各种资源承载能力的临界点。超常规的城市化使得特大型城市面临城市生命周期的严峻考验，比如基础设施老化与公共服务更新缓慢所产生的安全风险，已经成为当前最主要的风险之一，2012年夏天北京大雨导致的城市水灾及人员生命和财产损失，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又如，有研究指出，我国很多城市的地下管线是在20世纪80年资建设，到目前为止已经使用了30多年，由于各类项目缺乏整体系统的规划，加上当初管道材料质量不佳、管道施工不规范、管道保养缺乏等原因，城市地下管道的安全风险也越来越大。
从某种程度上看，特大型城市的这些风险不仅与快速的城市扩张相关，更与公共安全与服务设施的建设与维护没有同时受到重视相关。究其根源，还在于城市开发和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动因与“利润延伸”被长时间地放在了优先位置，而高度开放的城市中人口异质性所提出的公共安全的多样性教育还很缺乏。
多阶段多类型风险的集聚特质
作为人口、资源、资本、信息、科技及时尚的中心的特大型城市，经济高度发展，社会高度开放使其风险呈现出密集性、流动性和叠加性的特征。相比于西方特大型城市从前现代到现代、后现代的发展历程，中国特大型城市只用了30多年就经历了这个过程。因此，中国特大型城市的风险结构聚合了城市发展多阶段多类型的风险。与此同时，由于受到深度全球化过程的影响以及国际各种风险的传导和转嫁的影响，城市文化遭遇到多重挑战，中国的特大型城市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结构性特征。联合国经合组织（oeCD）曾提醒21世纪经合组织国家将面临严重的新兴系统风险，即人类赖以生存的医疗卫生系统、交通运输系统、能源供应系统、食品和水供应系统、信息和通信系统所将遭遇的威胁。中国特大型城市面临着多阶段多类型风险在同一时空叠加下的挑战，其中既有传统的常规风险，又有后现代、后工业阶段的非传统风险。
一方面，特大型城市会时常遭遇诸如火灾、水患、流行疾病等传统的常规性风险，但由于特大型城市的人口流动性高、城市空间密度高、人群集聚等特征，常规性风险会带来难以估判的巨大破坏性，比如当上海的摩天大楼遭遇火灾。另一方面，伴随着工业化、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特大型城市还面临着恐怖主义威胁、金融风险、信息网络安全风险等非传统危险。
具体而言：其一，在全球经济危机及多元文化冲突的背景下，特大型城市日益受到新型恐怖主义的威胁，公共设施、轨道交通、公园、机场等人群密集场所，一旦受到恐怖主义的袭击，将给整个城市带来巨大的创伤。如地铁由于通常是高风险密集的场所，正成为“恐怖事件”制造的首选之地。其二，特大型城市通常拥有数量众多的金融机构，以及资产规模巨大的金融市场。在失控的情况下，某家金融机构破产倒闭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往往会转化为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社会经济秩序混乱，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与政治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后蔓延整个欧洲的“债务危机”，对全球金融市场、区域经济稳定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其三，由于信息网络技术具有匿名性、超越时空、即时性等特征，其广泛运用使得全球的经济社会生活紧密连成一体，人们的多样化诉求基本都可以借此得以满足，但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也隐含着巨大的安全风险。网络黑客的大量存在，有可能导致个人、组织乃至国家重要情报信息被窃取和泄露，“棱镜计划”丑闻就充分显示了信息安全风险的严重性。
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人类社会正进入一个以风险分配为主的时代——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风险造成的灾难将具有极大的延展性与扩散性，不再局限于风险的发生地；风险的严重程度通常超出人们的预警和事后处理的能力。传统常规风险与新型的非常规风险的叠加聚合，需要当前中国特大型城市认真应对。
特大型城市风险的系统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要求，为特大型城市的风险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和方向。如何从传统政府一元主体主导的行政化风险管控体系发展为多元化、系统化的风险治理体系，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
由于特大型城市的风险结构及其破坏性后果的复杂性，特大型城市的风险治理需要构建起系统化的治理体系、治理机制、治理路径。这就要求在风险的识别与分析上，形成科学、及时、有效的风险信息提取与反馈机制，利用多元渠道，及时甚至前瞻性地判断风险的来源与扩散的路径；在风险与危机的处置上，构建以政府管控为主，多部门、多元力量有效协调的组织体制与机制，形成处置复杂风险的强大合力；在风险的事后管理上，建立严格的考核与评估制度。除此之外，还必须认真思考特大型城市风险生成的社会与文化土壤，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与政策安排、机制设计，从源头上尽可能地消除各种复杂风险生成的诱因，将风险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以系统治理的思路来应对特大型城市的风险，首先必须考虑如何确保风险治理制度网络能够有效运行。中国特大型城市近年来都形成了一整套紧密衔接、环环相扣的冈险治理制度体系（或预案），但一旦遇到突发事件，这套制度体系的运行效率常常差强人意，尤其是在涉及跨部门、跨体系联动的环节上，往往是模式化的制度安排与复杂化的实践严重脱节，这种脱节极大地削弱了特大型城市的风险治理能力，并引导我们进一步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系统治理中跨部门整合、动员机制何以可能。现实生活中，风险治理的多元主体往往隶属于不同的体系，其遵循的基本规则也不尽相同。此时，空有一套将其编织于一体的制度网络，显然无法解决治理主体间协同时的权力规则问题。基于当前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实特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充分发挥政党组织“高位推动”和跨体系动员的组织能力，并以此敦促各部门“守土尽责”，形成一种环环相扣的制度化责任链条，并将其纳入法制框架。
二是风险治理中关键决策者的激励机制设置问题。特大型城市风险的最大特征就是高度不确定性。此时，风险治理的决策者承担着一定的决策风险（比如误判形势），而如果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使其始终保持警惕，这些决策者就可能会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尽可能少地或不启动风险治理程序。而积极合理的激励机制首先会涉及对城市管理者政绩观的修正，以及围绕风险治理的投入产出比形成新的绩效评估体系。
乔尔·科特金指出，任何一个城市的产生、存在、发展、繁荣、可持续，都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认同、安全、活力。人们在一个城市生产、生活是否有全方位的安全感，是其能否形成并保持有活力的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深层的精神归属感、文化认同感的关键所在。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面对城市快速扩张所产生的社会风险必须未雨绸缪，加强城市风险的干预和系统治理，才能够在持续的城市发展中增强综合竞争力，创造有序、安全、宜居、充满活力的城市家园。
注释：
①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中讨论了大都会增长和衰落的周期，他修正了帕特里克·格迪斯提出的六阶段理论，提出了从“原始都市一城邦一大都市一超大都市一暴虐都市一废墟都市”的城市周期过程，参见《城市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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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克会等．城市地下管线主要风险因素分析．工程勘察，2013（9）．
[3]钟开斌．国际化大都市风险管理：挑战与经验，中国应急管理，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