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报告篇1
（一）题目
银行联系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机理与实证研究
（二）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研究背景
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而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国际金融市场陷入停滞，金融市场的危机不断传播最终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经济的混乱，严重扰乱了国际经济。在2003-2007年期间强劲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在随后两年中出现了明显的大幅下滑。从那时起，研究人员就强调了金融与投资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许多国家积极寻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因为他们认为跨国企业将通过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增加资本积累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事实上，大量的实证证据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往往会为本国和东道国带来净收益增长效果。这就促使研究人员彻底的调查其决定因素。有力的影响因素包括市场规模，文化和地理接近度，相对劳动力市场禀赋和公司税率（eicher等，2012;Blonigen和piger，2014年)。金融发展，特别是两国之间的银行联系当然也应该加入这个名单。
2.研究意义
本文通过测试银行联系是否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为这类不断增长的文献做出贡献。我们论文的主要贡献有两方面：首先，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渠道，在这种渠道之中，金融通过向银行提供银团贷款形成的银行联系的积极影响展现了对投资的重要性。其次，我们证明这种影响可能对于当地金融发展程度越低的国家越大。
外商直接投资报告篇2
关键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全要素生产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CJL06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03080）；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1YJC79006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JY004）
作者简介：原小能（1973-），女，河南武陟人，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服务经济研究；杨向阳（1978-），男，河南信阳人，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服务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2-0068-06
收稿日期：2013-01-23
改革开放以后，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2012年全年中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8.4亿美元，占同期全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48.2%，超过制造业4.5个单位，这说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ServiceForeignDirectinvestment，SFDi）已经成为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SFDi能否像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一样对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带来外溢效应，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这种外溢效应是否存在行业差异？这些就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及本文的研究起点
随着SFDi的逐渐增加，学者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的重点也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研究具体行业SFDi进入对该行业的影响，nicolaos（2004）的研究表明，拉美国家电力部门进行规制方式改革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后，服务质量有所提高。二是从产业层面上研究SFDi进入对总体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如胡朝霞（2010）运用中国1992年～2007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SFDi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指出SFDi对服务业的技术效率的改善和技术进步的提高都有促进作用；何枫等（2010）利用我国2001年～2007年间分省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区服务业技术效率显著地低于东部沿海地区，而且SFDi与服务业技术效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
上述研究对SFDi的生产率效应做了较深入的研究，虽然多数文献多发现SFDi的进入会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提高服务质量，但也有文献研究发现SFDi的生产率效应是不确定的。而且现有文献的研究对象要么是具体的某个行业，要么是整体的服务业，缺乏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比较分析。我们知道，服务业内部各行业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异质性，生产率上升速度不同，引进外资的数量和质量不同，外资所产生的外溢效应也有所不同，因此，本文拟利用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具体数据，研究SFDi所带来的生产率效应差异。
二、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
本文采用基于产出的非参数malnquist指数方法测算服务业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最初由malmquist（1953）提出，Caves等（1982）首先将该指数应用于生产率变化的测算，此后Fares等（1994）将该方法与Dea理论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成为生产率测算中普遍应用的方法。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主要具有三个方面的优点：（1）不需要相关的价格信息，这对实证分析特别重要，因为一般情况下，相关投入和产出的数量数据比较容易得到，而要素价格等信息的获取通常比较困难，有时甚至不可能；（2）适用于多个国家或地区跨时期的样本分析；（3）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杨向阳等，2006）。
（一）malmquist指数的构造
malmquist指数通过在时期t和时期t+1所观测到的投入产出向量所测算，这里我们利用产出导向的距离函数来构造。
假定时期t的malmquist指数为：
（二）数据说明与结果
由于我们研究的是S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而我国SFDi分行业数据的统计在1996年之后，因此，我们这里分析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时，选取1997年～2009年间服务业的产出水平、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进行计算。其中，产出水平用历年服务业增加值表示，并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折算；资本投入用历年服务业资本存量来衡量，并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折算。衡量服务业资本存量时，利用国际通用的永续盘存法进行估计，即本期的资本存量为上一期的资本存量加上当年的投资，再减去折旧，折旧率为10.96%（单豪杰，2008），资本的初始值则采用国际通用的做法，即当年的投资额除以10%。由于2003年之前无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固定资本投资数据，因此用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加更新改造投资来替代；劳动力投入用历年服务业年底从业人员数表示。所采集的初始数据皆来源于公开出版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2003年服务业统计中行业分类进行调整，服务业产出水平、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统计口径不一致，有些按照旧的分类统计，有些按照新的分类统计，无法准确进行合并，因此，本文在测算服务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时，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97年～2002年，另一个阶段是2005年～2009年。另外，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中没有FDi进入，本文在研究服务业各行业时忽略该行业。因此，1997年～2002年的报告期包括9个行业，2005年～2009年报告期包括14个行业。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结果见表1和表2。其中，tFp表示malmquist生产率指数，eC表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p表示技术进步指数。
由表1可以看出，在1997年～2002的报告期，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波动现象，其中1997年、1998年和2002年全要素生产率有所下降，1999年～2001年则呈增加趋势。由于1998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较多，导致整个报告期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从服务业内部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较显著，地质勘查、水利管理业，社会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趋势，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视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则下降。无论不同时期服务业增长率的差异，还是整个样本期不同行业的差异，主要都是由于技术效率eC和技术进步tp的不同变化所带来的。在样本期，除房地产业外，其他服务行业的技术效率都大于1，呈递增趋势，而就技术进步指数来说，除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外，其他服务行业的技术进步指数则小于1，呈递减趋势。这说明在样本期服务企业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技术水平提升缓慢。
由表2可以看出，在2005年～2009年的报告期，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呈现波动现象，其中2007年～2008年全要素生产率有所上升，2005年、2006年和2009年则下降。从服务业内部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也较显著，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与1997年～2002年报告期不同的是，本报告期服务业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变化趋势有所不同，多数服务行业的技术效率增长率下降，而技术进步增长率上升，从而带来服务业技术进步速度加快。
三、服务业FDi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分析
（一）理论基础
FDi的进入除了直接增加东道国的资本数量，提高产出水平，还会从多方面产生外溢效应，进而影响东道国的产业发展和生产效率。在服务业的外溢效应的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从分工深化、竞争机制、产业关联、技术和知识外溢几个视角进行分析。首先，SFDi进入后，东道国可以产生与比较优势有关的收益和效率，而且有利于深化分工，进而带来额外收益，特别是商务服务业部门的FDi进入，能够降低东道国的交易成本，进而有利于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发展（Francois，1990）；其次，服务业FDi进入会导致竞争增加，而且外资企业往往比内资企业拥有更雄厚的资金、更高水平的技术和更丰富的管理经验，迫使内资企业加速创新，提高企业生产率（marrewijketal，1997）；再次，外资服务企业进入后，会和当地企业产生供应商或销售商等上下游联系效应。就前者来说，外资服务企业到当地供应商的工厂察看，提供技术人员来保证和提高供应商产品或服务的质量，从而提高当地供应商的生产率。就后者来说，外资企业为当地客户提供服务时，有可能会与客户进行合作或对客户进行培训，从而提供当地服务企业的生产率（markusenetal，2005）；最后，由于外资服务企业具有较高的管理、营销、组织能力，其进入东道国后，会带来技术创新、组织设计和管理经验等知识外溢，改进东道国服务质量，提高生产效率。江小涓（2008）指出，服务业外资企业的服务产品质量较高，有助于一国引入先进管理理念和服务方式，从而为本地服务业企业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为了考察SFDi对服务业不同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根据上面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结果，我们分别以1997年～2002年和2005年～2009年报告期内服务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速度为标准，把服务业分为两类：一类是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上升行业，另一类是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下降行业。在此基础上，分别探讨各行业FDi对这两类服务业样本的影响。本文所采取的模型如下
LtFp=β1+β2SFDip+β3inS+β4t+μ
tFp为全要素生产率，LtFp为tFp的累积指数。上面我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都是针对上一年增长率的相对数据，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小于1，表明该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上一年下降，但其生产率水平可能仍然保持较高水平，因此，为了准确衡量FDi对服务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效应，我们分别以1996年和2004年为基期，计算历年服务业各行业的累积tFp指数，即LtFp指数为被解释变量。
SFDip为服务业各行业历年的外资实际使用金额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比。如前所述，外资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生产率，而且这里是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整体生产率的影响，因此，使用外资实际使用金额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作为解释变量，可以较全面的刻画其影响。这也是学者们测算外商直接投资生产率效应时通常选择的指标（王争等，2008；张宇，2009）。在这里，我们根据历年人民币外汇汇率，以人民币为单位计算历年服务业各行业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当年该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计算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银行全球门户网站。
inS为制度变量。经济体制变化会影响到服务业技术效率变化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因此，制度的变迁也应纳入模型之中。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解释力，我们选择非国有和城镇集体就业人数比例来表示。计算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t为时间趋势变量。
（三）实证检验结果
我们利用Stata9.0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1997年～2002年报告期中，全部服务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正增长行业和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行业都宜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Hausman检验值分别为5.89、5.65和5.51）；2005年～2009报告期中，全要素生产率正增长行业分析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值为9.67），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行业分析宜采用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值为1.89）。另外，比较不同估计方法下的参数显著性和模型总体显著性，全部服务行业分析采用oLS估计方法。
检验结果表明，在1997年～2002年和2005年～2009年两个报告期的结果比较稳定。而且无论是总样本，还是分样本，两个报告期的检验结果都比较一致。
（四）检验结果分析
由上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对于服务业总体来说，SFDi进入后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了正效应。从分行业样本来说，两个报告期的研究结果都表明，SFDi进入对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行业所带来的效应要大于全要素生产下降行业。对这两个结果我们可以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1）SFDi进入增加我国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效应相似，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后，除了直接增加服务业的资本投入外，也会通过各种途径产生外溢效应。（2）SFDi进入对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行业所带来的效应要大于全要素生产下降行业。特别是在2004年～2009年的报告期内，SFDi进入对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行业的作用不显著。这进一步证明了SFDi的生产率效应。对于服务业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来说，有多种作用因素，可能与各行业的资本、技术、人才、学习能力、吸收能力等有关，SFDi不仅直接影响到其所进入行业的生产率，而且会通过上述各因素间接影响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赖明勇等（2005）利用中国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我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对技术溢出效果具有决定作用。因此，对于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行业来说，资本、技术、人才、学习能力、吸收能力等因素更好地发挥了作用，也使得这些行业能够更好地利用SFDi的外溢效应来提高生产效率。而对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行业来说，各生产要素的利用没有得到进一步提高，从而也使得SFDi的生产率效应难以充分发挥。
四、结论与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报告篇3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零售批发业现状与对策
据《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称，2003年，排除卢森堡的特例（卢森堡主要是中转性投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FDi接受国。在《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中，也有明确指出中国连续12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国首位。另外，在《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中还显示，今后外国直接投资的重点，主要是在服务业。通过投资全景预测系统，对跨国公司和投资全景专家以及吸收外资的主要投资促进中心进行了调查。从全球问卷调查来看，调查结果一致认为，未来三年的投资前景，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增长潜力主要也是在服务业。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上海按照“三二一”产业发展规划，在服务领域抓住机遇、先试先行，加快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形成了迅猛发展的势头。从外资已经进入的服务行业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服务领域的市场需求很大，如批发零售业、餐饮业和社会服务业等。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这些领域带来新的竞争和新的经营模式，促进了这些行业的迅速发展。上海就建设国际化中心城市的目标而言，服务领域的产业应具备更大的发展余地和发展潜力。上海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2004年为46.9%，近十年来上海的服务领域，除金融保险证券、进出口贸易、房地产外，大多数产业的发展，均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加快服务领域的产业发展速度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而在这当中，零售批发业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上海零售批发业吸引FDi现状分析
上海零售业及外商直接投资零售业的现状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商业零售业对上海GDp的增长贡献巨大。但是，上海商业零售业的发展速度相对其经济发展仍是滞后的。上海零售业对外资开放的力度位居全国前列，“先试先行”的政策，既促成了外商投资零售业网点的诞生和快速成长，也推动了中资零售业网点的加速发展，中、外资销售业网点的增长率近几年来呈交替增长的态势。实际情况表明，引入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零售业后，中资零售业的发展并不逊于外资。
1998年零售业对外资开放试点后，外资零售业网点的增长率一路下滑，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而至2001年中资零售业网点增长率反超外商投资的零售业网点增长率达14个百分点。这个现象说明：上海零售业引入外资的潜力还很大，有可能继续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其发展。上海商业零售业继续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有相当的后劲，因此不必担心其对国内中资的零售业造成的竞争压力。
上海批发业及外商直接投资批发业的现状
上海批发业近几年的整体发展速度同样落后于经济总量的发展速度。上海批发业的网点增长率在1998年、1999年、2000年的连续三年中，都远远低于GDp的增长率，仅2001年上海批发业的网点增长率略高于GDp的增长率（见表1）。上海批发业从业人员在1998―2001年的增长率，与上海同期的GDp的增长率差距更大（见表1）。上海外商直接投资批发业网点，在比例上的份额极其有限，1998―2001年间，所占比例在4%-6.2%之间，但比1997年的1.5%已有很大提高。
中资批发企业利用我国加入wto后的短暂过渡期，在面临今后更加强劲的竞争压力下，加快着自身的发展步子。目前外商直接投资批发业仍处于试点阶段，发展的余地依然很大，对于吸收外资介入，采取渐进式的过程自然可以减少冲击，现在正是处于发挥“先试先行”的政策优势、逐步加大力度引导外资进入批发行业的时机。上海批发行业的发展速度与零售业一样，相对于GDp的发展速度来说，依然存有较大的发展余地和潜力。
上海零售批发业加大吸引FDi的对策
上海零售业加大吸引FDi的对策
上海零售业相对于经济总量的发展，存在着继续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因此，上海零售业应在试点已经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按照我国加入wto的相关协议，加大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介入上海零售业的力度，适当提高外商直接投资零售网点在零售业中的比重，加快上海零售业向国际化商业形态转变的进程，加快上海零售业体制与世界商业体制接轨的进程。为实现“贸易中心”所具备的万商云集、店铺林立、客流接踵的环境氛围打好基础。
具体对策与措施是：在完善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取消前置审批；降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零售业的“门槛”，制订适用于上海的外商直接投资零售业（包括批发业）试点审批的具体操作办法，经市政府认可后施行；原经上海审批的外商直接投资零售企业，在通过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整改后，应鼓励其设立分支机构，准许成为独立法人；明确房地产项目可以附设商场，并给以独立法人的资格；允许国际知名品牌在沪设立零售企业，或开设分店。鼓励现有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开设本企业产品的直销零售网点，并可申请独立法人的资格。
上海批发行业吸引FDi的对策
上海为建成“贸易中心”，必须大力发展批发行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批发行业的具体对策，与前面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零售业中提出的对策基本相同。但根据我国加入wto的相关协议，批发业的全面开放时限与零售业略有不同，按5～6年的过渡期大体上可分为三步到位的过程，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批发业也可分为两步：
制度先行根据2001年3月4日国务院批准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直接投资一般商品的批发已作为鼓励类项目，上海应取消前置审批、降低门槛批准一批这种类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一般商品批发零售的项目和物流配送的项目，加快外资进入批发业，特别是要采取实际有效的鼓励政策。
上海为吸引国外大公司来沪设立采购中心、并积极将我国生产的产品出口配送国际物流网络，为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扩大进出口权后发挥其收购非自产产品出口的主动性，应考虑制定几条在国际上普遍适用的出口退税的办法。现在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是只要商品出口就能退税，许多国家对商店购物后出境消费的商品都实行退税。还有一个办法是在实施地方性鼓励出口的奖励优惠政策时，实施范围可否考虑扩大到采购中心。
试点试行对于外商直接投资设立经营的范围应包括图书、报纸、杂志、药品、农药和农膜的所有进口和国内产品批发业务的中外合资合营批发项目。对于外商直接投资设立经营所有进口和国内产品批发业务，包括化肥、成品油和原油的中外合资合营批发项目，我国加入wto的承诺是“不迟于2006年12月11日允许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所以要做好上述项目的对外引资与逐步开放工作，不失时机的引入外资开展试点、促进发展，可先试办几家中外合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图书、报纸、杂志、药品、农药和农膜的批发，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开放外商对这类项目的投资。
总之，上海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商业的试点是成功的。为了建设贸易中心，上海商业批发业零售业再多一点引进FDi也是必要的。只有这样，上海才能够更好的发挥经济中心的作用。
参考文献：
1.internationalinvestmentinstruments：acompendium,2001，2002
外商直接投资报告篇4
第一，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步伐加快，加大了扶持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
商务部部长说，实施“走出去”战略，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有利于为我国企业的发展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利于加强我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与互利共赢。今后一段时期，要按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对外经济合作的质量与水平，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2006年商务部抓紧贯彻落实“走出去”战略，继续完善对外投资相关政策法规，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2006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鼓励和规范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意见》，这是自中央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第一个全面系统规范和鼓励对外投资的纲领性指导文件。另外还相继出台了包括金融、财政、外汇、税收、保险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例如：为方便境内投资者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家对外投资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取消境外投资购汇额度限制，自2006年7月1日起实施。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出的《关于调整部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此次政策调整主要包括：一是取消境外投资购汇额度的限制；二是境内投资者如果需要向境外支付与其境外投资有关的前期费用，经核准可以先行汇出。同时商务部还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信息服务。陆续编制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进一步完善对国内企业对外投资产业国别协调和指导。2006年9月9日,商务部了《中国对外投资促进国别/地区系列报告》。该系列报告按国别撰写，首批的是《投资埃及》、《投资泰国》、《投资波兰》、《投资荷兰》、《投资意大利》、《投资澳大利亚》、《投资巴西》和《投资瑞典》八个报告。报告针对每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和特点，围绕企业对外投资所关心和投资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重点介绍了8个国家的宏观经济、产业结构、投资法律、政策及鼓励措施、外国企业设立程序、生产成本、生活指南及投资服务等。毫无疑问该报告给想要投资于上述国家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答记者问时指出，十一五”时期商务领域的主要发展目标包括六个方面其中第六方面就是“走出去”要实现较快发展。为此将采取三个新举措，推动企业“走出去”。第一，加快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深度开拓国际市场。通过在境外投资建厂，形成若干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产业链较为完整、关联程度高、带动和辐射能力强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鼓励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对外投资合作，培育和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第二，推动企业在境外科技资源密集的国家和地区，设立研发中心和研发型投资企业，充分利用全球科技、智力资源，提高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第三，鼓励服务业“走出去”，开展工程承包、劳务、电讯、交通、技术服务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可以看出国家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作了大量相当细致的工作,有力的推动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第二，我国企业的实力明显增强，相当一部分企业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仍是国有企业，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近五成。其次是民营企业，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近三成。一批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通过进行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跨国经营，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增强了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能力，已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在美国《财富》杂志评出最新的2006年度世界500强公司名单上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和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成为新上榜公司。中国石化集团名列第23位，比去年提升8位，取得中国公司在世界500强排行榜上的最好名次。上汽集团重新回到500强，名列第475位。内地入围公司涉及石油、电力、银行、电信、贸易、保险、冶金、汽车、工程建筑等行业，均为大型国有控股企业。
民营企业的实力也不容忽视，部分地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具有了相当大的投资规模而且在投资市场上更趋多元化。出现了像新希望集团、万向集团、创维等一批知名企业。上海市的民营企业2005年首次成为占据上海市对外投资项目半壁江山的主力军。2005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申城民营企业，将it、iC产品研发中心、化工、轻工、服装、软件研究设计机构等企业，从上海搬到了发达国家和地区。2005年上海在境外设立的研发型企业9个，投资额超过4000万美元。
第三，综合国力的增强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有利保障和坚强后盾。
国富才能民强，对于走出去的企业也一样,身后站着一个正在日益强大的国家走出去的步伐会更为有力。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679亿元上升到2005年的183085亿元，年均递增7.9%。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据中国人民银行预计，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将超过10%。
第四，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建设取得新进展，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服务和帮助。
外商直接投资报告篇5
关键词：海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初探
一、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现状
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总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三部门于2007年9月14日联合的《200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可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1]。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1.6亿美元，截至2006年底，存量906.3亿美元。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但中国2006年的流量水平已接近瑞典，存量水平已接近爱尔兰，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中是处于首要地位的，中国2006年的流量水平位居第一，2006年末的存量水平次于俄罗斯，位居第二。
我国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出现了新特点：第一，由传统的战争风险转向和平环境当中的政治暴力事件，包括贸易保护主义驱动的政治暴力风险[2]。第二，直接的征收风险减少了，但隐性的征收风险日益突出。第三、部分金融危机高发国转移风险仍然比较高[3]。第四，违约风险集中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政治体制转轨国家，缺乏政策连贯性，新政府上台后，往往对上届政府执政期间签署的合同多方刁难，甚至单方面终止执行。
二、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定量分析
在中国信保出版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中，中国信保将国家风险划分为9类，分别用数字标识1～9来标识，其风险水平随数字增大依次增高。其中1～4级位是风险较低的国家，而5～9则是高风险的国家。以下依据中国信保在《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中对各国的评级[4]，依据《200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的数据，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较集中的32个国家进行综合风险评级，以此反映出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总的政治风险程度。结果见下表，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算术平均值为6（5.5161四舍五入得出），加权平均值为5（4.9532四舍五入得出），属于高风险程度，值得警惕。
三、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国别状况
（一）苏丹
苏丹的政治风险表现为：（1）国际制裁带来的风险。美国以支持恐怖活动为由从1997年开始对苏丹实施单边制裁。由于苏丹常年内战，达尔富尔等问题一直得不到很好解决，面临着国际制裁的可能。因此，政局波动为投资者带来很大的投资风险。（2）各种法规、制度不健全。苏丹国内各种法律、法规不健全，存在很多法律、法规的空白点。外国投资者受法律保护程度不足，在法律面前容易受到歧视，在控告政府违约方面胜诉难。（3）政府机构办公效率低下。苏丹政府有关工作人员办事效率低下，存在着腐败作风[5]。
（二）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政治风险表现为：（1）政策不稳定，腐败现象严重。印尼的法律体系不健全，缺乏透明的政策管理环境。世界银行认为，印尼属于对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力比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对政策法规难以做出可预测的解释是在印尼投资的主要障碍之一。税收和劳务政策的不稳定、法律能否履行以及政策执行中的腐败行为，将是今后外国投资者关心的主要问题。（2）恐怖主义威胁。近年来，印尼接连遭到恐怖袭击。2002年10月巴厘岛发生恐怖爆炸，2003年8月雅加达万豪酒店发生恐怖爆炸，2004年9月澳大利亚驻印尼使馆门前发生恐怖爆炸。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人数虽少，但组织严密，破坏力强。盖达基地组织成员与印尼伊斯兰祈祷团相互勾结，仍有发动恐怖袭击的可能，给印尼国内安全和经济发展造成威胁。（3）存在排华情绪。一直以来，印尼一些利益集团对发展对华贸易始终抱有疑虑。一些舆论担心，中国商品会像“海啸”一样冲入印尼，使中小企业受损。与此同时，两国主体民族之间的认知尚有差距，很多中国企业对印尼曾经发生过的排华事件及目前的印尼安全状况也心存疑虑[6]。
（三）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的政治风险表现为：（1）投资政策不稳。哈萨克斯坦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实时需要不断调整利用外资的政策，导致政策环境多变。2003年通过的投资法主要变动包括：新项目合同不再包含“祖父条款”；假如哈萨克斯坦政府禁止境外仲裁，则不接受国际仲裁结果。2004年，哈萨克斯坦政府规定国家有权购买矿产开发的优先权、将已私有化的公司收归国有，这一政策变化将限制外资进入哈萨克斯坦油气资源市场。哈萨克斯坦执政党一党独大的现象值得关注，经济政策可能因为政治利益而被牺牲。（2）政府腐败比较普遍。哈萨克斯坦政府机构的官僚和腐败现象比较普遍。经济裙带关系渗透到哈萨克斯坦政治和商业领域，破坏了国家的商业环境，加大了外国公司的经营成本和难度。（3）民族主义倾向。在大国纷纷争夺里海油气资源的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国际地位日显重要。为了加强本国企业的地位，哈萨克斯坦政府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更加限制外商的活动。哈萨克斯坦政府通过新的税收政策增加了外资的负担，弱化了外资的法律地位，这一民族主义倾向在未来几年仍将继续[7]。
（四）阿根廷
阿根廷的政治风险表现为：（1）经济增长不够稳定。现阶段，阿根廷经济基础相当脆弱，债务负担沉重，通货膨胀形势严峻。受金融危机影响，2001年起，西班牙、法国不断从阿根廷撤资。考虑到阿根廷偿付能力仍值得怀疑，目前，外商对阿根廷投资普遍持谨慎观望态度。（2）金融体系依然脆弱。尽管阿根廷已放弃固定汇率，金融危机的余波也开始逐渐衰退，但金融体系仍较脆弱。2004年3月成立银行委员会，仅仅标志着债务重组的开始，而要真正找回投资者信心，重新全面铺展银行业务，尚须假以时日。（3）对外偿付能力有限阿根廷目前债务负担沉重，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新援助多用于偿还已到期债务，流入外资也有限，因此对外偿付能力相当有限。目前，中国企业开展重大经济贸易合作活动应谨慎为之。金融危机的影响远未消除，投资环境有待改善[8]。
四、结论
通过以上有关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潜在政治风险新特点、风险定量及国别状况的分析，可以得出：伴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不断实施，海外直接投资逐年快速增加的同时，政治风险也随之增加，这一切都有可能在势头迅猛的海外投资热潮中被忽视。由于政治风险有着比商业风险更大的杀伤力，所以目前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潜在的政治风险加以分析，向企业家们和主管政府部门加以提醒显得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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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信保.印度尼西亚投资与经贸风险分析报告[j].国际融资,2006,(5).
外商直接投资报告篇6
关键词：直接投资;香港;投资中转;一带一路
一、中国内地赴香港直接投资的现状
香港地区对于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和中转地，直接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等服务业领域，而且与国际贸易业务密切相关。
1.规模庞大，中国内地超过半数的海外投资流向香港地区。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无论看流量还是存量，中国香港都是中国内地对外直接投资最大的地区。2014年，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的投资流量为708.67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57.6%;年末对香港地区的投资存量5099.2亿美元，占存量总额的57.8%。截至2014年末，中国内地共在香港地区设立直接投资企业9000多家，占到中国境外企业总数的三成，是中国设立境外企业数量最多、投资最活跃的地区。
2.行业集中，尤其集中在服务业领域。中国内地投资香港地区的行业分布比较集中，主要包括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采矿业等。根据2014年流量数据统计，中国内地向香港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将近80%投向上述四个行业，其中租赁和商业服务业239.5亿美元，占33.8%;批发和零售业136.8亿美元，占19.3%;金融业97.1亿美元，占13.7%;采矿业83.4亿美元，占11.8%。
而如果按存量计算，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的直接投资中，近半数投向了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根据2014年年末的存量数据统计，中国内地向香港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中，45.7%的存量投向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共计2331.2亿美元;投向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采矿业的存量占比依次是14.3%、13.2%、10.7%。
3.以中转投资为主，香港地区并非海外投资的最终目的地。中国的海外并购项目大多通过香港地区再投资完成，换句话说，香港是作为海外投资的中转地，而非最终目的地。香港地区凭借其政策和地理优势，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重要投资中转地，跨国并购项目尤其倾向于通过香港地区进行投资中转，近年来许多并购大案都是这样操作的。
2014年的典型案例包括：五矿集团联营体58.5亿美元收购秘鲁拉斯邦巴斯铜矿项目，联想集团29.1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手机业务，国家电网26.3亿美元收购意大利存贷款能源网公司35%股权等。2013年的典型案例包括：中海油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100%股权、中石化收购美国阿帕奇公司埃及油气部分资产、海航集团收购荷兰提普拖车等。2012年的典型案例包括：中石化收购葡萄牙电力公司21.35%股权，大连万达收购美国amC娱乐控股100%股权等。
4.管理组织形式以当地办事处为主，与国际贸易业务密切相关。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的统计数据，2015年母公司在港外的驻港公司共有7904家，其中中国内地的驻港公司1091家，占总数的13.8%，较2011年（805家）增长36%，驻港公司数量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中国内地1091家驻港公司包括133家地区总部（驻港地区总部共计1401家，中国内地占9.5%，仅次于美国和日本）、186家地区办事处（驻港地区办事处共计2397家，中国内地占7.8%，仅次于美国、日本和英国）和772家当地办事处（驻港当地办事处共计4106家，中国内地占18.8%，排名第一）。由此可见，中国内地的驻港公司超过七成都是以当地办事处的形式存在，仅负责香港地区业务，可以推断这种直接投资的方式是跟国际贸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二、香港吸引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原因
根据《2015年代表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驻港公司按年统计调查报告》，7904家受访企业大多认为简单税制及低税率是香港地区吸引外商投资最重要的因素，其他有利因素包括：资讯的自由流通性、廉洁的政府、法治及司法独立性、自由港地位、地理位置等。这些因素很多也是中国内地赴港直接投资的因素。
1.简明的税赋体制和低廉的税率。在香港只需缴纳三种直接税：企业所得税（最高为16.5%）、个人薪俸税（最高为15%）和物业税（15%），免税额制度使得税负进一步减轻;而且以地域征税来源为原则，只对来自香港的利润及收入征税。与其他经济体相比，香港没有销售税、增值税、预扣税、资本增值税、股息税、遗产税等，报税手续也十分简单。除此之外，香港还与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29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税收协定。
根据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的《税赋环境报告》（payingtaxes，2016），香港的税赋环境极佳，全球排名第四，仅次于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而中国内地排名第132位;香港税率22.8%，而中国内地67.8%;在香港走完所有报税手续仅需74小时，报税3次，而中国内地则需要261小时，报税9次。
2.完善的融资平台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由于境外融资成本低于中国境内，2014年中国企业通过中国香港等地境外融资再进行对外投资的活动日益增多，境内投资主体直接给境外企业提供的贷款减少，债务工具投资较2013年下降40.7%。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跨国并购有巨大的融资需求，内地企业赴港直接投资看中的正是香港完善的融资平台。
根据英国智库机构Z/Yen2016年4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香港排在伦敦、纽约及新加坡之后，是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金融市场发展成熟，国际资金充裕，市场运作公平灵活，能够为中国“走出去”企业提供开阔融资渠道、筹募资金的有利平台。香港是亚洲第二大股票市场、世界最大衍生品授权市场，拥有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在香港设有业务的认可金融机构达198家，代表办事处60家;全球排名前100家银行中，超过70家在香港设有业务。此外，香港有375家私募基金公司，当中250多家以香港为地区总部。
3.便利的营商环境和自由经济体系。基于政治稳定、法制健全、经济自由、信息畅通等因素，香港是营商环境极佳的城市之一。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地区，在投资领域实现了真正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外国投资者与香港本地企业一样享受香港政府给予的法律保护，外来资本可以自由选择任何行业投资（业除外），一般不受投资比例、投资方式和投资数额的限制。
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香港的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第五，其中在保护少数投资者方面全球排名第一。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的“经济自由度指数”，香港连续21年被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便利的营商环境加上开放的经济体制，使得中国内地乃至全球的投资者都能方便快捷地找到适合自身的投资行业和投资项目。
4.配套的现代服务业和政府服务体系。香港是亚太地区的商业枢纽，服务业高度发展，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90%，形成了以金融、贸易及物流、专业服务为支柱的服务业经济，因此能很好地满足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对金融、保险、咨询、法律、会计等各方面的高层次需求，可以为内地企业担当“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还属于初学者，对投行、咨询、法务等高端服务业的需求很大而且要求很高，但内地服务业无法满足“走出去”的高端需求，服务业高度发达的香港地区恰恰解决了这一难题。
此外，香港特区政府高效、廉洁，设立香港投资推广署，不断完善投资服务体系，并推出为内地企业量身定做的“投资香港一站通”服务，包括《投资香港锦囊》、《手把手助内地企业投资香港》、设立多个投资香港服务中心等，为内地投资者提供全方位的配套服务。香港投资推广署还在其官方网站推出了成功个案，分国别地区和业务领域梳理介绍了外商的成功经历，其中包括25个内地企业的投资案例。
5.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网络。香港地处亚太区中心，地理位置优越，交通网络发达。香港国际机场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航班直达全球180个地方，包括45个内地城市。香港是著名的自由港，是国际重要货运枢纽，中国出口贸易有三分之一通过香港进行。更为重要的是，香港位于中国的南大门，交通网络直达区域内多个城市，而且包括广深港高铁、珠港澳大桥在内的多项基础设施项目正在进行，不断加强与内地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完善的交通网络，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而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的直接投资往往和国际贸易结合在一起，原因就在于香港的区位和交通优势、航运中心地位和国际自由港身份，在香港地区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设立当地办事处或地区办事处，有助于投资者开展贸易活动。
6.制度和文化距离小。现有很多文献用引力模型来解释双边投资关系，现实中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不仅地理距离小，制度和文化距离也不大，“一国两制”体制下，香港的华人社会网络更能吸引内地企业赴港投资。地理距离近，制度、文化和语言差异小，华人社会网络发达，这些指标都是香港吸引内地企业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2003年，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随后又签署了三个补充协议。Cepa及其补充协议通过制度性合作，有利于内地与香港地区的贸易往来，虽然内容主要涉及贸易领域，但不断推进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将有助于直接投资尤其是与贸易相关的直接投资活动。
三、未来趋势展望
随着内地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继续开放，加上“一带一路”的政策推动，香港将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协助国家推行经济改革，同时为海外投资者带来新的机遇。
1.“一带一路”是重要机遇，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将继续稳增。中国内地正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而香港也在积极配合国家战略，施政报告充分反映了香港的高度重视和实际行动。2016年初，香港特首梁振英发表了2016年施政报告，共计42次提到了“一带一路”，报告中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在阐述如何积极参与并配合落实“一带一路”。毫无疑问，香港地区将继续作为中国内地的投资中转站，帮助中国资本投向世界，其“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将继续加强。
首先，香港将成立“一带一路”督导委员会，站在战略、机制和政策的高度对接国家的“一带一路”，从政策制定、内部协调和对外联络等方面做好投资中转的保障工作。其次，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集融资平台，宏观层面将积极参与亚投行的筹建工作，继续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有助于香港地区成为内地企业投资“一带一路”的投资中转站;微观层面将继续为内地企业提供高端的金融服务，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鼓励内地企业在香港成立专属自保公司、吸引内地企业在香港成立企业财资中心等举措，将进一步降低我国海外投资者的融资成本和风险几率。再次，除了金融服务外，香港地区在会计、法律、风险评估、环境咨询、建筑工程管理等方面均拥有优势，人才济济、服务专业的香港地区将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必要的服务支撑，也能吸引更多的海外并购项目借助香港地区进行投资中转;香港政府还拨款2亿元，支持香港的专业服务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和中国内地的交流与合作，在落实“一带一路”过程中，香港的专业服务业可以大展所长。从次，香港发达的商贸物流平台以及便利开放的贸易投资环境，将继续吸引内地企业的直接投资，尤其是贸易相关型的直接投资;而且香港政府在“一带一路”沿线增设经贸办，推进与东盟十国的自贸协定谈判，扩展Bit、Dtt的覆盖国家和协定内容，这些举措将进一步有助于贸易相关的直接投资。最后，香港地区庞大的民间组织和华人网络，将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联系人”，内地企业投向香港的中转投资将借助香港的软实力，进一步打开“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并有助于化解投资风险。
2.自贸区战略等制度性安排将进一步推动内地与香港的投资互动。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内地与香港已形成全方位、宽领域、高层次的交流合作格局，内地的很多开放政策都率先在香港“先行先试”，这不仅为内地扩大开放积累了经验，也为香港提供了难得的先机，可以说香港拥有开放合作的先发优势。目前，内地正在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强化服务、完善法制。香港作为重要的投资中转站，内地企业可以先在香港设立直接投资企业，充分利用香港地区的各种优势，而后再利用上海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优惠政策让资本回流，有助于海外投资企业降低成本和风险，实现内地与香港地区直接投资的良性循环。
未来，香港将在现有的制度红利下，继续深化与中国内地尤其是广东自贸区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不断提升合作水平;同时，在国家的政策鼓励下，越来越多的香港企业将与内地企业“联合出海”，构建高中低搭配的多层次合作格局。
当然，现实中也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不利于内地向香港地区的直接投资，比如内保外贷审批程序复杂，Cepa需要补充关于投资合作、投资便利化的内容等。未来，中国应进一步完善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的促进和服务体系，推动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创新融资产品、健全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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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政治风险对我国海外投资的影响及对策”（项目号：3162016ZYQB02）。
外商直接投资报告篇7
内容摘要：中国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存在“超国民待遇”、利用效率低下、监管制度不完善等问题。美国建立了专门的法律体系和监管体系，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促进外资流入。美国外资开放战略对我国的重要启示在于提高与外资相关的国家安全意识，以及完善与外资有关的法律体系和监管机制。
关键词：外资立法外资监管国家安全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显示，1979-2008年中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8526.13亿美元，吸收外资规模在全球的排名也已经从1980年的第60位上升到2008年的第3位。但是，中国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而美国恰恰是全球外资制度最为成熟的国家之一，其外资制度设计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引入外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外资的认识偏差导致“超国民待遇”
受历史惯性的影响和中国地区竞争的现实压力，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不少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发展本地经济，纷纷出台各种特殊政策，甚至有些规定与国家外资法律规定不一致。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信贷优惠、进出口经营权、外汇管理优惠等方面一直享受比内资企业更为优惠的待遇。即使在设立程序上，对外资企业缴纳注册资本的要求也很低。如果外资对中国企业实施并购，外国投资者在合营企业注册资本中的首期实际出资只需达到7.65%即可取得对中方的绝对控股地位。此外，各地区相互间的法规和政策也不统一、不平衡，对外资优惠或限制的规定和政策差别很大，导致外资在地区投向上出现投机倾向。改革开放初期，因为缺乏资金，对于外资实行优惠政策可谓良方，但是，在引资规模已成几何级数扩张的情况下，是否仍然有必要提供如此优惠值得商榷。虽然自2010年12月1日起，我国统一了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制度，但是外资企业在其他非税收政策领域仍然享受诸多优惠待遇。
（二）多种因素导致外资利用效率低下
外商投资存在产业结构不良、增值率低、环境污染、逃税避税、投机性并购等问题。近年来，甚至一些战略性企业也成为外商并购的对象。如果不对这种现象加以禁止或限制，势必造成国有经济“私有化”、“外资化”，危害我国经济安全。与此同时，“假外资”泛滥，对我国市场秩序、宏观经济稳定性乃至国家经济安全形成挑战，某些腐败分子和不良商人藉此侵吞国有资产和公众财产、进行欺诈、转嫁金融风险等自不待言，即使没有这类犯罪问题的“假外资”也会妨碍我国宏观调控效力、宏观经济稳定性和市场秩序。出现上述种种现象，“超国民待遇”是一个原因―“超国民待遇”使得原本无效率的企业在优惠制度下仍能取得一定利润，使得国内资本为获取优惠待遇变身“外资”。另外，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等也是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我国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法》对于国家安全问题均没有相关表述。在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率是当务之急。
（三）外资规范与监管制度存在漏洞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外资准入的限制不明确。我国至今尚未制定与外资直接相关的国有企业并购、国家安全、可持续发展、外资企业绩效考核等领域的专门法律。我国现行法律对外资准入的规定不明确，导致一些战略性或非战略性的产业和企业被外资并购。二是对外商出资的要求过于宽松。我国现行法律对外商出资规定过于简单，既没有规定外商出资的资本必须属于外商境外合法资本，也没有规定实行实缴制，相反规定的是认缴制，认缴时间期限较长，且弹性过大。只规定外商出资比例的下限而无上限规定，容易导致控股，甚至损害中方利益，并且对外商“增资扩股”的并购方式缺乏必要监管和约束。三是对外资企业造成的社会负效应控制不力。近年来，外资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劳工权益受损等问题层出不穷。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导致外资企业运营过程中无须承担或者只承担较低比例的社会成本。
美国引入外资的制度设计
（一）外资立法兼顾国家安全
美国与外资有关的立法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美国与FDi相关的立法先后有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1950年国防生产法案》、《1966年外国投资者税收法案》等。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立法体现了其对外资加强研究与监管的倾向。美国相继出台了1974年《外国投资研究法案》、1976年《国际投资调查法案》、《1977年改善国内外投资申报法》和《1978年农业外资申报法》等。《1975年税收减免法案》和《1976年税收改革法案》虽然对流入一般性行业的外资实行税收优惠，但是对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外资收益不实行税收减免，体现了其产业安全及国家安全的理念。
1988年美国对《1950年国防生产法案》第721节进行了修订，出台《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授权总统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就外资对美国公司的收购、兼并、接管和投资进行调查。20世纪90年代，面对全球的FDi热潮，美国出台了以《国防授权法案》为基础的《伯德修正案》，将发起调查的条件变更为“在任何代表或受控于外国政府的实体试图参与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兼并、收购或接管美国实体的经济活动的情况下”。“外国政府”成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在外资流入过程中权衡国家安全风险、加强监管的关键影响因素。2007年7月26日，美国前总统布什签署《2007年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旨在进一步加强美国对关系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行为的审查与限制；该法案对外资进入美国予以全方位的要求和管制，并对外资并购涉及的国家安全问题给予新的诠释。
（二）监管机制注重权力制衡
首先，外国投资委员会行使审查权。美国负责对FDi进行审查的基础部门是外国投资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负责评估和监测外国投资对美国的影响，对外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由财政部长担任主席，包括职责完全不同的部门，一些部门负责法律实施、国防以及国家安全等，另一些部门则负责推动和实施对外开放与投资政策。根据2008年《关于外国人合并、收购和接管的规定》，如果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外资的投资目的存在疑虑，不论其入股比例多少都可以对交易进行审查。换而言之，即任何外资并购从理论上都是可以被否决的。
其次，总统行使决策权。在外商投资方面，总统拥有如下权利：
一是在有充分证据表明外国实体的控制可能导致其采取威胁美国家安全的行动，而《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以外的其它法律规定无法为保护国家安全提供充分和适当的授权时，美国总统有权中止或禁止任何被认定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包括国家经济）的外国收购、并购或接管美国公司的行为。
二是总统在收到外资委员会提交的调查报告后应在15天内做出最终决定并宣布。在宣布决定后，总统可以直接命令司法部长寻求适当的方式执行总统的决定。
三是如果对一项交易的调查最终导致交易双方达成延迟协议（amitigationagreement），在一交易一方实质性违背该延迟协议而无其他救济措施时，总统可以重新启动对该交易的审查程序。
最后，国会行使监督权。国会对外资委员会的监督权早已确立，而《2007年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进一步强化了国会这一权力。国会主要通过两项制度行使其监督权：
第一，国会证明制度（aCertifiednoticetoCongress）。外资委员会完成审查程序后，外资委员会主席和相应成员应向国会提交书面报告。在完成调查程序后，外资委员会主席和相应成员也应尽快向国会提交书面报告，说明调查结果，除非该调查结果应提交总统裁决。
第二，年报制度（annualReport）。《2007年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规定外资会员主席在每年7月31日前应向众议院、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提交年报，对过去12个月的外资委员会工作情况向国会报告，还对年报的具体内容作了详细规定。
（三）“招商引资”同时推进
过去半个多世纪，尽管美国一直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审查FDi流入，但是，总体而言，在提高经济驾驭能力、为内资企业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同时，美国始终致力于扩大利用外资的深度和广度。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流入美国的外资增速较快，1977年到1984年，流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速超过美国对外投资增速的3倍。1985年到2004年，美国流入FDi增速超过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的8倍，FDi存量从1985年的1850亿美元攀升至2005年的17000亿美元。美国陷入次贷危机以来，引入外资刺激经济增长更是一剂良药。2007年，美国商务部发起“投资美国”（investinamerica）项目，“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是最理想的投资地，也是最安全的投资地”。该项目工作重点包括：主动与外国政府和投资者接触，对州政府的投资促进努力给予支持，解决国际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并提供政策指导。“投资美国”项目旨在通过促进和支持外国在美直接投资，从而在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推动创新，提高竞争力。
美国FDi开放战略对我国的启示
（一）权衡外资开放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平衡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是美国的重要战略目标，既要引入外国直接投资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又要严格审查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一直在努力寻找二者的最佳契合点。对比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国家安全方面的立法甚至很少关注国家安全，美国在这一领域已经走在前面。美国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美国必须制定相应经济战略以保证其他国家的崛起不会破坏美国的经济安全”。本文列举美国对外国直接投资进行审查的诸多规定，无意指责美国在对待外资方面存在“保护主义”，而是要说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尚且如此，如何维护与促进国家安全就更值得我们深思。
（二）完善与外资相关的法律体系
美国是一个以法制见长的国家，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各项法律规章都在不断的修订与完善的过程中。美国规范外资的立法，体现了美国在审查外国直接投资安全性的同时以税收制度调整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也反映出美国对于外资与国家安全关系的密切关注，同时也反映出美国对于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为寻求投资开放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所作的尝试。《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虽然不属于立法范畴，但是其作用不可小觑，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新立法或者法律调整的方向很大程度上会在该报告中有所反映。如此严密的法律体系，对于正处在大规模招商引资阶段的中国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三）建立强有力的监督和执行机制
随着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要求不断提高，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职能不断加强，对外资的审核程序也在不断改进，仅从2007年7月到2008年12月外国投资委员会的一般审核程序就经历了四次调整。外资监管如此，外资引进也是如此。2007年启动的“投资美国”项目由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局负责，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组织参与专项招商引资活动超过70场（次）。综观美国的招商引资以及外资监管制度，“政府主导”是一个重要因素。只有政府积极组织与推行，才能保证招商引资与外资监管的效率。寻求外资开放与国家安全的最佳契合点，应成为我国的政策取向。
参考文献：
1.陈业宏，夏芸芸.论我国管制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存在的法律问题―兼谈美国外资并购管制法制经验[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6）
2.梅新育.中国外资并购反垄断条款的缺陷及其弥补[J].国际贸易，2007（12）
3.邵沙平，王小承.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探析―兼论中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构建[J].法学家，2008（3）
外商直接投资报告篇8
梁耀文厅长指出，一季度全省外经贸开局良好，结构转型加快。
(一)进出口贸易保持快速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据海关统计，1至3月，全省实现进出口总值1311.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9%。其中，出口747.4亿美元，增长28.2%；进口564.1亿美元，增长18.7%。主要有五大亮点：一是外贸顺差增幅逐月回落，占全国的比重持续下降。今年前三个月我省外贸顺差增幅逐月回落，一季度外贸顺差占全国的比重降到39.5%。二是一般贸易增长强劲，比重继续上升。一般贸易出口199.5亿美元，增长39.8%，占全省出口的26.7%，比上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845.5亿美元，增长19.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4.5%。三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机电产品出口522.3亿美元，增长28.4%；进口352亿美元，增长18.3%；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68.4亿美元，增长31.6%；进口211亿美元，增长11.8%。四是私营企业进出口增长强劲。私营企业进出口180.7亿美元，增长35.1%，占全省进出口的13.8%。五是与五大贸易伙伴保持快速增长，开拓新市场取得良好成效。
(二)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较快，服务业投资加速增长。据商务部统计，1至3月全省新签外商直接投资项目2109个，合同吸收外资62.7亿美元，增长32.3%；实际吸收外资31.3亿美元，增长18.9%。呈现四大良好的发展趋势：一是大企业、大项目踊跃进入。投资总额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投资总额95.7亿美元，合同外资亿38.6亿美元，增长34.1%，占合同外资总额的61.6%。二是发达国家继续扩大对我省的投资。来自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和瑞典的合同投资增长1倍以上，来自美国和英国的实际投资增长1.5倍以上。三是第一和第三产业吸收外资增势良好。第一产业合同吸收外资增长1.5倍以上。服务业合同吸收外资24.4亿美元、实际吸收外资9.7亿美元，分别增长58.1%和78.2%。四是粤西和粤北地区实际吸收外资增长较快。粤西地区实际吸收外资增长116%；粤北山区实际吸收外资增长75.9%。
（三）“走出去”成效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势头良好。据商务部统计，一季度我省经核准新设立的境外企业与机构36家，新增协议投资4.8亿美元，增长139%。全省新签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金额10.7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0.4亿美元，增长39.9%。
梁耀文厅长指出，今年第一季度我省外经贸开局良好，为完成全年各项预期目标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面临的困难与压力。尤其是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的任务相当艰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我省出口商品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企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将长期存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任务十分繁重；国家调整利用外资、加工贸易和出口退税政策，短期内对我省部分企业和部分产业势必带来更大的压力。此外，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价格持续上升等因素，也将制约外经贸加快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报告篇9
一、涉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管辖范围的刑法罪名和追诉标准。
根据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涉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管辖的刑法罪名和追诉标准有：
(一)虚报注册资本罪
申请公司登记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实缴注册资本不足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有限责任公司虚报数额占法定最低限额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股份有限公司虚报数额占法定最低限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2、实缴注册资本达到法定最低限额，但仍虚报注册资本，有限责任公司虚报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股份有限公司虚报数额在一千万元以上的;
3、虚报注册资本给投资者或者其他债权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累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4、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因虚报注册资本，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虚报注册资本的;
(2)向公司登记主管人员行贿或者注册后进行违法活动的。
(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
公司发起人、股东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未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虚假出资，或者在公司成立后又抽逃其出资，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给公司、股东、债权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累计数额在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
2、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致使公司资不抵债或者无法正常经营的;
(2)公司发起人、股东合谋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
(3)因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
(4)利用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所得资金进行违法活动的。
(三)假冒注册商标罪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假冒他人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2、单位假冒他人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3、假冒他人驰名商标或者人用药品商标的;
4、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
5、造成恶劣影响的。
(四)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个人销售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单位销售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
(五)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数量在二万件(套)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2、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驰名商标标识的;
3、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
4、利用贿赂等非法手段推销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
(六)侵犯商业秘密罪
侵犯商业秘密，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致使权利人破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七)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
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给他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严重妨害他人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导致停产、破产的;
(2)造成恶劣影响的。
(八)虚假广告罪
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2、给消费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3、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的;
4、造成人身伤残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九)串通投标罪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或者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损害招标人、投标人或者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对其他投标人、招标人等投标招标活动的参加人采取威胁、欺骗等非法手段的;
3、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串通投标，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串通投标的。
(十)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罪
生产和销售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掺杂使假商品销售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
(十一)非法经营罪
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
2、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非法经营罪是一个包括范围较广的罪名，就涉及到工商行政执法权限而言，主要是指违法行为人未经许可，非法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如烟草专卖品(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烟草专用机械)、外汇、金银及其制品、金银工艺品、珠宝及贵重药材，等等。哪些物品限制买卖，由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应当指出推荐阅读：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犯罪案件，限制经营物品虽然多种多样，但其必须为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所规定，只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限制经营的，才属限制经营物品，否则，就不能对之加以认定。此外，是否为限制物品，并非一成不变。
另外，非法从事传销活动、非法倒卖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口的废弃物等行为情节严重的，也构成非法经营罪。
对于涉及上述罪名的经济违法行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分别根据《公司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招标投标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条例》、《国务院关于全面禁止传销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行使行政处罚权，但当上述行为达到犯罪追诉标准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就应当依照法律程序，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由司法机关追究违法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工作程序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查处经济违法行为时，发现违法行为人涉嫌构成犯罪的，一方面应主动采取法定行政措施，收集、保存证据，另一方面应及时向本局法制机构报告案情，由法制机构组织两人以上的专案组进行核实，专案组成员根据核实的情况对是否移交写出书面报告，报本局负责人审批后实施。对构成移交的案件，应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涉嫌犯罪案件情况的调查报告、涉案物品清单、有关检验报告或者鉴定结论、其他有关涉嫌犯罪的材料一并移交本地县级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
公安机关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依法不予立案的，应当说明理由，并书面通知移送案件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相应退回案卷材料。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的案件或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认为不构成犯罪或情节轻微不给予刑事处罚的案件，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其中，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如果认为依法应当由公安机关决定立案的，可以自接到不予立案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提请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公安机关复议，也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立案监督。如果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复议决定仍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议决定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建议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立案监督。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公安机关决定立案的案件，应当自接到立案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将涉案物品以及与案件有关的其他材料移交公安机关，并办结交接手续。
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依法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不移送，或者以行政处罚代替移送的，或者逾期不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的，由上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改正，限期移送，并对其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上述责任人员，违反上述规定构成犯罪的，就构成不移交刑事案件案。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徇私情、私利，伪造材料，隐瞒情况，弄虚作假，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案件，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情节严重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就属于情节严重的行为：
1、对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案件不移交的;
2、三次以上不移交犯罪案件，或者一次不移交犯罪案件涉及3名以上犯罪嫌疑人的;
3、司法机关发现并提出意见后，无正当理由仍然不予移交的;
4、以罚代刑，放纵犯罪嫌疑人，致使犯罪嫌疑人继续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5、行政执法部门主管领导阻止移交的;
6、隐瞒、毁灭证据，伪造材料，改变刑事案件性质的;
7、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牟取本单位私利而不移交刑事案件，情节严重的;
外商直接投资报告篇10
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第一条 为防止利用金融机构进行洗钱活动，规范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下列金融机构：
(一)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机构、政策性银行。
(二)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三)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四)信托投资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
(五)中国人民银行确定并公布的其他金融机构。
从事汇兑业务、支付清算业务和基金销售业务的机构报告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对金融机构履行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负责接收人民币、外币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
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发现金融机构报送的大额交易报告或者可疑交易报告有要素不全或者存在错误的，可以向提交报告的金融机构发出补正通知，金融机构应在接到补正通知的5个工作日内补正。
第五条 金融机构应当设立专门的反洗钱岗位，明确专人负责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工作。
金融机构应当根据本办法制定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并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备。
金融机构应当对下属分支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第六条 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报告可疑交易的情况予以保密，不得违反规定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第七条 金融机构应当在大额交易发生后的5个工作日内，通过其总部或者由总部指定的一个机构，及时以电子方式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送大额交易报告。没有总部或者无法通过总部及总部指定的机构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送大额交易的，其报告方式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确定。
客户通过在境内金融机构开立的账户或者银行卡所发生的大额交易，由开立账户的金融机构或者发卡银行报告;客户通过境外银行卡所发生的大额交易，由收单行报告;客户不通过账户或者银行卡发生的大额交易，由办理业务的金融机构报告。
第八条 金融机构应当将可疑交易报其总部，由金融机构总部或者由总部指定的一个机构，在可疑交易发生后的10个工作日内以电子方式报送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没有总部或者无法通过总部及总部指定的机构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送可疑交易的，其报告方式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确定。
第九条 金融机构应当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告下列大额交易：
(一)单笔或者当日累计人民币交易20万元以上或者外币交易等值1万美元以上的现金缴存、现金支取、现金结售汇、现钞兑换、现金汇款、现金票据解付及其他形式的现金收支。
(二)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体工商户银行账户之间单笔或者当日累计人民币200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20万美元以上的款项划转。
(三)自然人银行账户之间，以及自然人与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体工商户银行账户之间单笔或者当日累计人民币50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0万美元以上的款项划转。
(四)交易一方为自然人、单笔或者当日累计等值1万美元以上的跨境交易。
累计交易金额以单一客户为单位，按资金收入或者付出的情况，单边累计计算并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另有规定的除外。
客户与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等进行金融交易，通过银行账户划转款项的，由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机构、政策性银行按照第一款第(二)、(三)、(四)项的规定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提交大额交易报告。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需要可以调整第一款规定的大额交易标准。
第十条 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大额交易，如未发现该交易可疑的，金融机构可以不报告：
(一)定期存款到期后，不直接提取或者划转，而是本金或者本金加全部或者部分利息续存入在同一金融机构开立的同一户名下的另一账户。
活期存款的本金或者本金加全部或者部分利息转为在同一金融机构开立的同一户名下的另一账户内的定期存款。
定期存款的本金或者本金加全部或者部分利息转为在同一金融机构开立的同一户名下的另一账户内的活期存款。
(二)自然人实盘外汇买卖交易过程中不同外币币种间的转换。
(三)交易一方为各级党的机关、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人民政协机关和人民、武警部队，但不含其下属的各类企事业单位。
(四)金融机构同业拆借、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的债券交易。
(五)金融机构在黄金交易所进行的黄金交易。
(六)金融机构内部调拨资金。
(七)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转贷业务项下的交易。
(八)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项下的债务掉期交易。
(九)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机构、政策性银行发起的税收、错账冲正、利息支付。
(十)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 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机构、政策性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应当将下列交易或者行为，作为可疑交易进行报告：
(一)短期内资金分散转入、集中转出或者集中转入、分散转出，与客户身份、财务状况、经营业务明显不符。
(二)短期内相同收付款人之间频繁发生资金收付，且交易金额接近大额交易标准。
(三)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短期内频繁收取与其经营业务明显无关的汇款，或者自然人客户短期内频繁收取法人、其他组织的汇款。
(四)长期闲置的账户原因不明地突然启用或者平常资金流量小的账户突然有异常资金流入，且短期内出现大量资金收付。
(五)与来自于贩毒、走私、恐怖活动、严重地区或者避税型离岸金融中心的客户之间的资金往来活动在短期内明显增多，或者频繁发生大量资金收付。
(六)没有正常原因的多头开户、销户，且销户前发生大量资金收付。
(七)提前偿还贷款，与其财务状况明显不符。
(八)客户用于境外投资的购汇人民币资金大部分为现金或者从非同名银行账户转入。
(九)客户要求进行本外币间的掉期业务，而其资金的来源和用途可疑。
(十)客户经常存入境外开立的旅行支票或者外币汇票存款，与其经营状况不符。
(十一)外商投资企业以外币现金方式进行投资或者在收到投资款后，在短期内将资金迅速转到境外，与其生产经营支付需求不符。
(十二)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投入资本金数额超过批准金额或者借入的直接外债，从无关联企业的第三国汇入。
(十三)证券经营机构指令银行划出与证券交易、清算无关的资金，与其实际经营情况不符。
(十四)证券经营机构通过银行频繁大量拆借外汇资金。
(十五)保险机构通过银行频繁大量对同一家投保人发生赔付或者办理退保。
(十六)自然人银行账户频繁进行现金收付且情形可疑，或者一次性大额存取现金且情形可疑。
(十七)居民自然人频繁收到境外汇入的外汇后，要求银行开具旅行支票、汇票或者非居民自然人频繁存入外币现钞并要求银行开具旅行支票、汇票带出或者频繁订购、兑现大量旅行支票、汇票。
(十八)多个境内居民接受一个离岸账户汇款，其资金的划转和结汇均由一人或者少数人操作。
第十二条 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将下列交易或者行为，作为可疑交易进行报告：
(一)客户资金账户原因不明地频繁出现接近于大额现金交易标准的现金收付，明显逃避大额现金交易监测。
(二)没有交易或者交易量较小的客户，要求将大量资金划转到他人账户，且没有明显的交易目的或者用途。
(三)客户的证券账户长期闲置不用，而资金账户却频繁发生大额资金收付。
(四)长期闲置的账户原因不明地突然启用，并在短期内发生大量证券交易。
(五)与洗钱高风险国家和地区有业务联系。
(六)开户后短期内大量买卖证券，然后迅速销户。
(七)客户长期不进行或者少量进行期货交易，其资金账户却发生大量的资金收付。
(八)长期不进行期货交易的客户突然在短期内原因不明地频繁进行期货交易，而且资金量巨大。
(九)客户频繁地以同一种期货合约为标的，在以一价位开仓的同时在相同或者大致相同价位、等量或者接近等量反向开仓后平仓出局，支取资金。
(十)客户作为期货交易的卖方以进口货物进行交割时，不能提供完整的报关单证、完税凭证，或者提供伪造、变造的报关单证、完税凭证。
(十一)客户要求基金份额非交易过户且不能提供合法证明文件。
(十二)客户频繁办理基金份额的转托管且无合理理由。
(十三)客户要求变更其信息资料但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有伪造、变造嫌疑。
第十三条 保险公司应当将下列交易或者行为，作为可疑交易进行报告：
(一)短期内分散投保、集中退保或者集中投保、分散退保且不能合理解释。
(二)频繁投保、退保、变换险种或者保险金额。
(三)对保险公司的审计、核保、理赔、给付、退保规定异常关注，而不关注保险产品的保障功能和投资收益。
(四)犹豫期退保时称大额发票丢失的，或者同一投保人短期内多次退保遗失发票总额达到大额的。
(五)发现所获得的有关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姓名、名称、住所、联系方式或者财务状况等信息不真实的。
(六)购买的保险产品与其所表述的需求明显不符，经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解释后，仍坚持购买的。
(七)以趸交方式购买大额保单，与其经济状况不符的。
(八)大额保费保单犹豫期退保、保险合同生效日后短期内退保或者提取现金价值，并要求退保金转入第三方账户或者非缴费账户的。
(九)不关注退保可能带来的较大金钱损失，而坚决要求退保，且不能合理解释退保原因的。
(十)明显超额支付当期应缴保险费并随即要求返还超出部分。
(十一)保险经纪人代付保费，但无法说明资金来源。
(十二)法人、其他组织坚持要求以现金或者转入非缴费账户方式退还保费，且不能合理解释原因的。
(十三)法人、其他组织首期保费或者趸交保费从非本单位账户支付或者从境外银行账户支付。
(十四)通过第三人支付自然人保险费，而不能合理解释第三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关系的。
(十五)与洗钱高风险国家和地区有业务联系的。
(十六)没有合理的原因，投保人坚持要求用现金投保、赔偿、给付保险金、退还保险费和保单现金价值以及支付其他资金数额较大的。
(十七)保险公司支付赔偿金、给付保险金时，客户要求将资金汇往被保险人、受益人以外的第三人;或者客户要求将退还的保险费和保单现金价值汇往投保人以外的其他人。
第十四条 除本办法第十一、十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发现其他交易的金额、频率、流向、性质等有异常情形，经分析认为涉嫌洗钱的，应当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提交可疑交易报告。
第十五条 金融机构对按照本办法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提交的所有可疑交易报告涉及的交易，应当进行分析、识别，有合理理由认为该交易或者客户与洗钱、恐怖主义活动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有关的，应当同时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并配合中国人民银行的反洗钱行政调查工作。
第十六条 对既属于大额交易又属于可疑交易的交易，金融机构应当分别提交大额交易报告和可疑交易报告。
交易同时符合两项以上大额交易标准的，金融机构应当分别提交大额交易报告。
第十七条 金融机构应当按照本办法所附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要素要求(要素内容见附表)，提供真实、完整、准确的交易信息，制作大额交易报告和可疑交易报告的电子文件。具体的报告格式和填报要求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规定。
第十八条 金融机构违反本办法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予以处罚;区别不同情形，建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者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下列措施：
(一)责令金融机构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二)取消金融机构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任职资格、禁止其从事有关金融行业工作。
(三)责令金融机构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发现金融机构违反本办法的，应报告其上一级分支机构，由该分支机构按照前款规定进行处罚或提出建议。
第十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和其地市中心支行以上分支机构对金融机构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遵守《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如下：
“短期”系指10个工作日以内，含10个工作日。
“长期”系指1年以上。
“大量”系指交易金额单笔或者累计低于但接近大额交易标准的。
“频繁”系指交易行为营业日每天发生3次以上，或者营业日每天发生持续3天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