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定义篇1
科学主义的定义一直众说纷纭，国内学者经常引用《韦伯斯特新国际英语词典》中对科学主义的定义，主张将自然科学方法推广应用至所有领域，并认为只有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才能有效获取知识。韦氏定义具有权威性，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很难完全遵循这一定义，而且韦氏定义本身存在片面性，并没有完全概括科学主义的内容。鉴于此，人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形成了对科学主义的三种看法：其一，人类知识的典范就是自然科学知识，它必然是正确的，且应该得到广泛推广及应用，以解决人们面临的所有难题；其二，自然科学方法适用于一切领域，且只有通过自然科学方法才能高效获取知识，这也是韦氏词典中重点强调的；其三，一切领域都应遵循科学精神。这是我国国内科学主义研究的现状。而国外学者对科学主义定义的认识也各不相同。约翰韦莫斯认为，可以把唯科学主义看作是一种信仰，并认为只有通过现代科学及现代科学方法，才能获得能够适用于任何现实的科学知识。还有人认为，科学主义既是一种科学观，又是一种文化观，是一种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信仰，自然科学因其权威性、有效性、严肃性成为人类最有价值或是唯一有价值的知识。综上可知，自然科学是唯一真正的科学知识，是最具权威性的世界观，高于其他一切生活诠释，并且只有通过自然科学方法才能高效获取科学知识。科学主义方法论的精髓是理性分析，即把对象分解还原至最小部分，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各部分间的逻辑因果关系。运用科学方法应遵循四个基本原则：第一，经验原则，这是进行观察、假设以及实验并再次观察的客观需要；第二，数量原则，数量方法是获得精确测量的必要手段；第三，机械性原则，科学方法通常采用抽象化形式表示对象的因果关系，而要实现此目的，就不得不对反复出现的行为进行意义明确，并在此基础上将其总结为普遍规律或者方程式，用以描述和解释这些行为；第四，科学促进进步原则，这是科学家普遍认同的理论，将其视作一种精神，是探索意识中固有的原则。
二、科学主义教育观
科学主义教育观在科学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有学者主张用达尔文进化论审视教育，认为世界万物都处于一种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状态中，世界上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人性，当然也就不存在永远不变的教育目的和教育本质，因此，教育应更多地将人性和社会变化纳入考虑范围，教育内容应更加贴近实际社会生活。科学主义教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于欧美各国。科学主义教育将对人的智力以及潜能发掘作为教学目标，并认为尽可能满足社会和国家需要是教育应有的功能。科学主义教育观在教学内容上主张科学教育，而科学教育的成分又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这就使学校在开设课程上出现重理轻文现象。在教学方法上又以迅速高效地获取知识作为选择标准，教学研究也过分依赖自然科学方法，使科学主义教育侧重对实用知识的学习，注重提高学生认知水平，提倡用科学方法进行教育研究。另外，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万能的，强调科学技术在改善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重要作用，看重事物的工具价值。因而，如果对科学主义所推崇的这种工具价值观不予批判，就很可能会使科学技术被错误利用。
三、科学主义教育观的特征
（一）科学主义教育内容的唯科学性
科学主义坚持，科学知识是客观确定的，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是一种超越人的客观存在，而人性就是个体的科学理性体现，人存在的作用就是充分运用理性认识探索客观存在的科学知识。在探索过程中，人应避免受其价值理性和非理性的影响，保持一种价值中立状态，同时人应充分相信并服从由理性认识探索而来的科学知识。在科学主义教育观中，人应具有科学理性，其存在意义在于认识及服从规律，人的思想和行为也存在客观规律，是一种能够计算的确定因素。基于此，科学主义教育观的教学内容以学习科学知识为主，尤以自然科学知识为重，以突出知识的实用价值。
（二）科学主义教育方法的计划性
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对事物进行分析时，首先，应隔离对象并进行分析，假定对象处于一种理想化状态；其次，简化对象后，利用数学公式将其明确表达出来，即将对象数量化；再次，对象最优化，自然科学方法论认为，一切规律反映的都是一种最优状态，而不是对现实状态的一种反映；最后，步骤程序化，具体实施时应严格依据制定的步骤执行，中间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科学主义强调方法的标准性、定量性、最优化以及程序化。科学主义教育观同样主张，在开展学校教育活动过程中采取自然科学方法。这种方法一般是将学校教育分为多个层面，并制定相应目标，通过收集数据以及定量分析，得出不同计划方案，综合考虑比较后，选出最优方案。由此可见，科学主义教育观的教学方法具有很强的计划性。
（三）科学主义教育观追求工作效率最大化
科学主义教育观认为，人是具有科学理性的，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教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在于运用定量化、程序化、理想化等方法选择最佳教学方案，以实现教育工作效率最大化。因为效率的本质就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追求效率也就是追求最大化标准，而学校要想提高其教育工作效率，就应减少教学活动中存在的一些“无用功”，进行教育成本核算，并确立量化标准。如教师工作效率量表、学生进步量表等。通过这些量化标准，促进学校教育工作效率的有效提升。（四）教育组织结构的单一科层制科学主义的组织结构采用单一科层制。韦伯指出，科层制就是在理基础上建立的一套权力机构。这与科学主义的思想一致。科学主义教育观认为，教育的唯一组织结构就是科层制，无论是学校行政还是教学管理，都应建立一个由上至下的权力层次结构，如校长-副校长-年级主任-教师-学生的层次结构，同时，学校还应建立严格的管理规范，如学生守则、教师手册等。
四、结语
自然科学的定义篇2
中国学者为一个常识性问题而争论，又不去澄清科学主义与所谓“唯科学主义”这两个外来词的基本含义。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两个词原本来自外国，而且其实是一个意思(scientism)。并不是有人自称科学主义者或唯科学主义者，而是批评者对一些人所加的名号。首先必须明确，scientism在英语文献中很少看到，只是批评的对象，是反对科学霸权主义的人总结和归纳出来的一种社会思想。我们有些学者公开称自己是科学主义者，可能会闹出国际笑话――自己给自己扣了一顶帽子。没有任何英文文献是在肯定科学主义的含义上阐明它、拥护它，而是批评它――顶多自我辩解，说他并不认为科学可以代替一切。认为科学概括一切的人，其实是没有的。国内有些弘扬“科学主义”的文章，常常没有对科学主义做出界定，却贸然自称科学主义。当然，在西方如果有人说他是科学主义者，他顶多会说科学方法普遍适用，但不能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他把这顶帽子摘了下来。我们有时会犯常识性的错误，或拾人之余唾。所谓科学主义并不是自指，而是他指，不是褒义，而是贬义，不是弘扬，而是评述，不是捍卫，而是不介入地客观研究。肯定地说，在世界这个学术大家庭内，科学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语境中，都是受批评的对象。没有人自称是科学主义者(其实就是唯科学主义者)。建议中国学者在立论时，先搞清词义，不要盲目发表个人的“定义”，因为没有私人语言，只有公共语言(维特根斯坦)。我们也不要说在我们国内这个语境中云云，因为我们不幸进入了世界社会。
任何一本英语字典，只要收录“科学主义”这个词，一定会说它是夸大。学者们应当先查字典，因为这个词就是外国语境中的词。它是译词，不是国语和自创。科学主义：指一种认为科学是惟一的知识，科学方法论是获取知识的惟一正确方法的观点。每一件事都应当用科学理论来理解和解释，其他研究领域，包括哲学、艺术、历史、宗教、道德和社会科学，要么被同化为科学，要么就作为知识的来源而被排除在外。科学主义否认这些领域具有独特的方法论，并且在许多形式中拒斥美学知识、道德知识或宗教知识的存在。那些坚持认为存在一个自主的人文知识领域、认为科学方法论不适用于这些领域的哲学家，反对科学主义并经常贬义地使用这一术语。“科学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理想主义，因为它把宇宙和关于它所说及的托付给一种类型的人类知识。”
科学主义常常被用来描述把科学扩张到其通常学科疆域之外的做法。科学的帝国主义者认为科学没有界限，生活的各个方面能够也应当被包含在科学之内。科学主义是个新词，中文“科学主义”一词肯定来自英语scientism，这不用讳言，亦不用争论。它是指对于自然科学方法效果的过分信任，把它运用到所有研究领域，如社会科学哲学。
我们应当反对归纳主义地对待和处理社会人生。归纳主义是科学主义的一种表现。它相信所有的实在，包括生命与心灵，都可以被归结为非生命的物质，都可以由此得到彻底说明和解释。同宗教为敌的，往往不是科学，而是科学归纳主义。科学家中有人反对宗教，其根源是归纳主义同科学的合流。在反对宗教的意义上，科学归纳主义可以被定义为：科学是通向真理的惟一可靠指南。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主义根本不同于科学。科学是谦逊的、彬彬有礼的、训练有素的研究方法，科学归纳主义却断言科学是到达真理的惟一可靠的恰当的途径。它把科学奉为惟一的、彻底的、可信的，使人类心灵达到客观实在的方法。然而，这绝不是一种超然的、客观的、中立的科学认识过程。相反，它也是一种信仰承诺，并非与宗教不同。然而我们知道，单靠科学的力量，并不能消除所有的混乱。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并不是都可以被归结为科学。
为了弄清科学主义，就必须弄清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就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一词晚后于自然主义偶然出现。科学主义与自然主义异曲同工，以至我们在英语词典中有时找不到科学主义一词，但作为科学主义的同义词和先行概念的自然主义却比较常见。这两个词都是作为贬义词使用的。科学主义和自然主义是指把科学的理论概念应用到哲学问题上去，并用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和人生窘境。哲学和科学原来各有其永恒而基本的特征。双方各有其传统，有其权威和信徒。然而自然主义却主张把科学的规律应用到哲学上，使之变成哲学的规律。自然主义把自然科学的概念扩大为一种世界观。在欧洲思想史上，每个时代都有自然主义的代言人。这个派别运用它所赞成的科学理论以满足其特殊的哲学要求。由此看来，自然主义与科学主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物。
自然科学的定义篇3
关键词：俄罗斯科学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转向
abstract:asworldphilosophyofscience"secondaryshape"，Russianphilosophyofscience，itsrisenotonlycorrespondtowestphilosophyofscience，butalsoisSovietsphilosophyoneselfdeveloping，andasadomainofdevelopmenttendencyingeneralphilosophyofSovietideologicaltrendoverallsincethe20thcentury60's.
Keywords:Russia，philosophyofscience，dialecticalmaterialism，epistemologicalturn
一、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认识论转向”
当代俄罗斯科学哲学延续于苏联时期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后者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专门领域，其早期研究旨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解释相对论、量子力学、达尔文学说、自然科学基本规律的基础，丰富“物质”、“因果性”、“必然性”、“偶然性”、“空间”、“时间”等范畴([1]，p.310)，也就是集中在“本体论”层面。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实现了“认识论转向”，标志就是“科学研究的逻辑”(логиканаучногоисследования)的兴起。
1962年5月，基辅举行了首次科学研究的逻辑会议，П.В.科普宁(П.В.Копнин)做了题为《辩证逻辑与科学研究》的报告，他提出：“在科学和科学认识对社会生活的作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研究关于客观真理的认识的运动规律具有重大的意义……哲学的任务就是找到自己在科学认识发展中的位置。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研究认识本身、研究科学研究的逻辑。”([2]，pp.3，5)
1964年，П.В.科普宁又在《科学研究逻辑及其基本概念》一文中对进一步把科学研究的逻辑理解为“对主体在认识现实中取得新的科学结果的过程的分析”。同时，他还对科学研究的逻辑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作了比较。他指出，虽然科学研究的逻辑的基础是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但它并不是它们的简单应用，而是一个有自己的对象和基本概念的专门理论知识领域。可以说，这是对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进行理论研究中一个特殊的方向。”([3]，pp.42，41)这个特殊的方向实际上就是一个以科学认识本身为对象、旨在探索科学发展机制和程序的专门领域，它确立的是一种新型的哲学与科学的关系。П.В.科普宁这一构思是非常大胆的，它构成了俄罗斯科学哲学的一个雏形。
1965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П.В.科普宁主编的论文集《科学研究的逻辑》，这本论文集囊括了科学基础、科学结构、科学发现、科学解释、科学评价和科学进步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几乎涉及了科学哲学的所有内容，堪称是俄罗斯科学哲学的第一座里程碑。
第二座里程碑则是197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全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这次会议把“哲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史的共同问题”作为首要议题，突出了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地位。在这次会议上，П.В.科普宁做了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和现代科学》的重点发言，他再次强调：“研究认识论和科学认识逻辑的哲学家不可能绕过发生在本世纪科学中的巨大变化。因此令哲学家感兴趣的不仅是在客观世界中新认识了什么，还有获得知识的新方法和新手段、知识的结构变化、现代科学技术思维本质的范畴、以及既有知识对未来认识的追求。”（[4]，p.28）这次会议后，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遂成为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主流。
1981年，苏联哲学界召开了第三次全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当时的苏联科学院院长А.П.亚历山大洛夫(А.П.Александров)在开幕词中就给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下了一个新的定义：“实际上，现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跨越科学探索和思考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并且更加关注自然界以及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中心之一。”（[5]，p.26）这实际上是从官方立场承认了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认识论转向”的最终完成。
二、“认识论转向”的哲学根源
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出现“认识论转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不排除苏联学者对西方哲学的借鉴，但是更为根本的还是其自身哲学的发展，正如孙慕天先生所指出的，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也是作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一般哲学思潮总体发展趋势的一个侧面，即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哲学界围绕辩证法本性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而深刻的争论，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思潮，它的基本论题就是把唯物辩证法理解为认识论，把认识论问题放在哲学的首位，这种思潮为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6]，p.12)。而这一场“激烈而深刻的争论”就涉及到俄罗斯科学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
但是在这一关系问题上，某些俄罗斯学者持否定态度。1997年，Е.А.马姆丘尔(Е.А.Мамчур)、Н.Ф.奥夫钦尼科夫（Н.Ф.Овчинников）、А.П.奥古尔佐夫(А.П.Огурцов)联合发表了《祖国的科学哲学：初步总结》一书，其中就涉及到了对苏联时期的科学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关系的说明。
首先，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问题上，作者并不否认苏联时期的科学哲学曾在这一传统下工作，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思想和它所预设的把一切现象(包括认识)看作是不断发展的过程的观点；但是作者又提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包含的一系列原理并不为这一学说所独有，而是马克思主义者从以往的哲学(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吸收来的，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苏联的科学哲学并不具有必然的依赖性。应该说，该作者的这一观点是可取的，当年П.В.科普宁也正是持有同样观点，才主张在唯物辩证法内部开辟一个以科学本身为对象的新的研究领域。
其次，在辩证唯物主义传统的方法论意义上，作者否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研究科学认识的方法的初始思想和范例。他们解释说，老一代的苏联哲学家曾经提出要认真研究马克思的逻辑与方法的任务，企图弄清和再现《资本论》的作者采用的分析方法；但是科学哲学家、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哲学家则意识到马克思的方法并不能作为辩证地再现科学思维的完备基础，他们通常采取另外的途径，即分析科学认识本身、分析科学的文本、实际历史和当前的科学实践。对于这些哲学家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不能作为认识的工具，也不能充当方法论的背景，更不能充当更加宽广和一般意义上的研究科学认识的前提。([7]，pp.252-255)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须知，探讨《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曾经是斯大林时代以后苏联哲学界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М.М.罗森塔尔(М.М.Розенталь)、Э.В.伊里因科夫(Э.В.Ильенков)、А.А.季诺维也夫(А.А.Зиновьев)、П.В.科普宁等都曾在这一领域内工作，也正是通过这项研究，苏联哲学家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地位，从而把认识论特别是科学认识论问题凸显出来。如果否认苏联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的研究价值，就将使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失去理论前提。当代俄罗斯哲学家В.Ж.(В.Ж.Келле)就承认“在苏联，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苏联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解决科学的各种哲学问题的”([8]，pp.1，2)。
因此，在俄罗斯科学哲学兴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
第一、苏联国家制度的改变并没有割断其哲学史的联系，当代俄罗斯的科学哲学几乎继承了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全部创作队伍和研究内容，它不可能忽略、更不可能否定它在辩证唯物主义语境下兴起和发展的历史；
第二、辩证唯物主义对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所起的作用，恰恰不是简单的概念和范畴上的优惠，而是在哲学发展的总体方向上为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的重大转向。
三、辩证唯物主义内部对话与哲学的认识论本质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哲学在研究内容上出现了重大转折，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批判，为苏联哲学营造了一种新的发展气氛，使苏联哲学工作者结束了为斯大林-日丹诺夫肤浅哲学做诠释的历史，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对象、结构和功能等问题。同时，苏联新一代的哲学工作者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大多是十月革命以后生人，在二战前后接受过正规的哲学训练，谙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近现代西方哲学，具有独立思考的愿望和能力，他们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结构和功能等问题上就与老一代的“正统派”发生了冲突，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即本体论派与认识论派之争。
本体论派的代表是Г.В.普拉东诺夫(Г.В.Платонов)、В.П.罗任(В.П.Рожин)、В.П.图加林诺夫(В.П.Тугаринов)、М.Н.鲁特凯维奇(М.Н.Руткевич)等，他们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种表述——“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9]，p.484)——把辩证唯物主义定义为“研究意识与客观物质世界的关系，研究自然界、社会和意识的运动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10]，p.519)并根据这个定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总四分”的结构，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功能。
认识论派则为年轻一代的哲学工作者，包括Э.В.伊里因科夫、А.А.季诺维也夫、П.В.科普宁以及Б.М.凯德洛夫等。他们注意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表述：“……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9]，p.364)于是他们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认识论，更确切地说，理解为科学认识论。
认识论派的观点受到了“正统派”的批判。1957年，В.П.图加林诺夫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就指出：“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哲学家，他们自认为识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反对整个世界概念，认为整个世界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有一些哲学界反对存在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一般规律。还没有根除与此相关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为认识论的思想。所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不同形式的贬低。”([11]，p.60)他认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意义就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和世界观。
由此可见，本体论派与认识论派争论的焦点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功能问题，它关涉到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学科地位、进而关涉到自然辩证法的性质问题。由于争论的双方都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可以把这场争论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内部对话”，它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1963年，Г.В.普拉东诺夫和М.Н.鲁特凯维奇共同发表文章《论作为哲学科学的自然辩证法》，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建设出发，认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逻辑相并列的独立的哲学科学，并建议把这一科学称为“自然辩证法”。他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在整体上研究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而自然辩证法则具体研究这些规律（诸如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在自然界的表现特点([12]，p.140)。
认识论派则反对把自然辩证法看作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的独立的哲学科学。1964年，Б.С.格里亚兹诺夫(Б.С.Грязнов)等人联合发表文章《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地位》，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门具有统一的对象、方法和理论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哲学的素有方面和基本观点都是不可分割和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家之间明显的专业化不是由哲学分化引起的，而是有具体科学分化和哲学知识体系的丰富引起的。”因此，“没有足够的理由判定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同辩证唯物主义像并列的一个特殊的哲学科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仅仅是对一个确定的哲学研究的门类的评述，它不可能被限制和分类在辩证唯物主义之外。对具体科学材料的哲学思维必须紧随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否则它就既不是现代的，也不是唯物主义的。”([13]，pp.47-48)
Б.С.格里亚兹诺夫等人着重划清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与具体科学、自然辩证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界限，他们一方面否定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本体论意义，另一方面则确定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地位，他们说：“辩证唯物主义如果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认识论，那么就应当（在不排除科学研究的理论）具体科学所提供的认识材料为基础。一般来说，所有的科学哲学问题可以分成两个类型：1)对具体科学的哲学解释（如事实、规律的发现，建立新理论）；2)对科学研究过程本身的认识论分析。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研究的是科学哲学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成为这些问题的具体材料是科学的一般结构，研究过程的结构，科学认识方法的性质，科学理论发展的规律，科学分类原则等等。”([13]，p.47)这实际上就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就是科学认识论的思想。
与此同时，И.Д.潘茨哈娃(И.Д.Панцхава)和Б.Я.帕霍莫夫(Б.Я.Пахомов)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门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此必须承认，在涉及自然界的领域，辩证唯物主义应该以解决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途径不断丰富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内容。因此，在科学的现展阶段，哲学不是直接地分析自然规律：它事实上是通过分析自然科学材料来完成的。”([14]，p.56)他们不反对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他们认为，如果把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有机界的结构和发展的一般图景、有机体和环境的相互关系、生物体中发射形式的发展、人类起源的前提等问题都看作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内容，那就混淆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
而在反对复活自然哲学方面，П.В.科普宁最为坚决和彻底。他认为，“在当今条件下，哲学无法把握所有的现象和过程，因为，第一，哲学不拥有各门科学用其研究自己对象的各种现代化的方法；第二，哲学已经不再是哲学，它已经变成各种不同专门科学的体系。来自哲学家方面的种种洞察物质结构奥妙和生命有机体进化的企图，这只能导致复活业已过时的、将科学远远抛在后面的自然哲学观念。……哲学不是直接同事物和过程打交道，而是同关于事物和过程的知识、同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打交道，这就使哲学的本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受到某种深刻的影响。”([15]，pp.332-333，343，348，480)П.В.科普宁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现代哲学的本性问题——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这些表述竟然同维也纳学派的领袖m.石里克的观点出奇地相似!
通过以上的争论可以看出，如果认识论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唯一的哲学，那么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看法的改变，也就意味着他们对整个哲学的看法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是苏联学者开展现代哲学研究、特别是科学哲学研究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1972年，《哲学问题》杂志发表社论《唯物辩证法的现论问题》，对本体论主义与认识论主义的争论进行了总结。社论既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完全归结为认识论，也反对把它完全归结为本体论；但是社论又称：“唯物辩证法是研究科学认识的本性和条件、科学认识对现实的关系、科学认识真实性的条件、科学认识的起源等。唯物辩证法的宗旨就是探求科学知识、科学知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条件、科学中新知识形成的前提和结构等的总的依据的，它起着科学认识的总的基本方法论的作用。”([16]，pp.12-13)这实际上是站到了认识论派的一边。
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Ю.В.库沙科夫(Ю.В.Кушаков)发表文章《“自然哲学”怎样才是可能的？》，对本体论派和认识论派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骤然看起来颇为陈旧的‘自然哲学’观念竟如此牢固地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之中呢？”
他提出了三个原因：“第一，在实现建构‘自然体系’的自然科学方案时所遇到的某些客观原因；第二，由于企图截然划清和确定综合科学知识的自然哲学纲领和自然科学纲领之间的明显界线而造成的一系列原则性困难；第三，对于以哲学方式和以自然科学方式考察自然这个根本不同的角度来说，都存在有利于自己相当有力的论据，因此这两种考察自然的方式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由此他认为：“自然哲学的问题群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是‘长存不灭的’，不仅如此，而且在今天故意抹煞它正和不加批判地复活过时的思辨自然哲学一样，也是一种‘倒退’。”在这里，Ю.В.库沙科夫就指出了本体论者和认识论者在“自然哲学”问题上进行长期争论的实质，即双方都没有对“自然哲学”的现代意义做出正确的评价，例如，在评价古典自然哲学结构时，往往都默认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任务是相同的，而不同只是在二者的实现方式上，后者是以思辨的、抽象的方式实现的。([17]，pp.48，50)
Ю.В.库沙科夫可谓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众所周知，20世纪以来自然哲学(философияприроды)已经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自然哲学(натурфилософия)，如果说原来的自然哲学是一种以建立总体自然观为主要使命的“本体论化的自然哲学”，那么这种具体讨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包括自然律的意义以及方法论依据的自然哲学则可称之为“认识论化的自然哲学”。苏联学者没有顾及这一区分，而采取了彻底抛弃自然哲学的态度。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认识论派坚决反对旧的自然哲学的观点，也不可能有苏联哲学向认识论的急速转向，也不可能有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兴起，就像在西方如果没有逻辑经验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坚决拒斥，也不会有科学哲学的兴起一样。因此，在科学哲学兴起的途径上，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综上，本文探讨了在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的作用问题。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给予俄罗斯科学哲学的不是直接的、具体的范畴和理论，而是深刻的哲学背景，即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辩证唯物主义领域内对科学认识论的肯定。
承认认识论的主导地位在西方哲学实现于17世纪，在俄罗斯则延迟了近300年。这其中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它表明，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对知识进行反思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定为国家哲学，曾极力排斥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成果；但是，现实的科学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却是苏联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科学认识论迟早要登上它的舞台——更何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身就十分关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而苏联学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开展的科学哲学研究格外关注科学知识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从而在西方科学哲学之外开创了一个大异其趣的研究方向，这一点则值得我们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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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定义篇4
摘要：科学认识论作为一门创建中的学科，它有其自身的价值意义，即科学认识论既是认识论发展的新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进一步充实、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而且科学认识论受现代自然科学的影响，同时也指导和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
关键词:科学认识论；自我价值；意义
中图分类号：a8中图分类号：a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5-0062-02
科学认识论把科学认识作为研究对象，是当代的新课题，也是创建中的一门新学科。从历史发展看，罗吉尔・培根的认识论标志着科学认识论的萌芽，他认为科学知识以个别事物为对象，以感觉经验为基础，推论得到的指示不一定可靠，还要由实验来验证，首次把实验引进认识论。到实证主义者孔德时，他进一步把自然科学作为他的哲学和认识论的研究对象，科学认识论的研究拉开了序幕。20世纪的科学非常活跃，科学与技术大大造福于人类，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威胁。因此，科学本身以及科学作为一种认识引起人们很大的关注和兴趣，提出了科学认识论学科建设的新任务，并逐渐得到重视，开始了系统深入地研究。
1科学认识论是认识论的新标志
科学是人类探索和认识世界本质和规律的一种活动，科学是人类对世界的探索和认识，但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与科学认识活动的结构、过程和规律便成为人们认识的对象。科学认识是人们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对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探索、发现和认识的一种活动。人们对科学认识的内在结构、过程和规律的一种认识，是人类对科学实践活动和科学认识的内在规律和过程的一种反思与总结，并由此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理论知识体系，就是科学认识论。在一定意义上讲，科学认识论也就是以科学认识的整体为对象，探索、认识、反思和总结科学认识的性质与规律，并形成的一套关于科学认识的理论。
科学作为认识对自身进行反省，科学认识论是一种认识的自身反省的理论，他揭示认识的本质和规律，人类认识的自身反省正如自然界达到自我意识一样需要时间的发展。在生命世界出现以前，自然界是无意识的，即使出现动物界之后，自然界也无所谓有自我反省的意识。自然界产生出人类，才有了进行自身认识的可能，但在蒙昧时期，人类认识也得不到自身反省。到了科学认识独立发生，自然界能在其中照出自己的一些真相，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认识论成为主导的力量，整体的、系统的认识自然界。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对科学的考察，在认识上发生了很大的作用。科学深入到的生活、社会和各个方面大大造福于人类，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威胁和造成潜在的危险。科学没有认识论，就会成为原始的混乱的东西。这就必须加强科学认识论的研究。随着认识的发展和认识论的发展，科学认识也随之发展、变化。因为认识论不同科学接触，就会成为空架子。科学认识是认识的一种形式，认识论的发展要求对科学认识这一典型形式进行解剖，通过科学认识这种典型形式的研究来发展认识论。可以说，科学认识论是认识论发展的新标志。
2科学认识论的哲学革命意义
在现代，科学认识论标志着认识论的新发展，它具有哲学革命的意义。
（1）.分析科学认识论与通常说的认识论关系，二者有双重关系：一方面，科学认识作为一种特殊的认识形式。科学认识不是从来就存在的，而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的。科学认识论研究这种特殊的认识形式，从而与认识论相联系。另一方面，科学认识论从认识的角度研究科学，从而与认识论相联系。对认识论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认识论包括所有研究人类认识问题的理论，例如美学、逻辑知识社会学都是；从狭义上讲，在哲学方面的认识论，历史上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古代认识论、近代认识论和科学认识论。科学认识论在现代成为了一种历史趋势，认识论研究中心转向了他的研究。这样的重心转移是认识论研究向最优化发展的一种表现。同时，它也表现了时代的基本精神，尤其是表现了科学发展规律性的最新要求。例如，科学发展一体化的要求，为科学本身作论证和辩护，世界新技术革命对科学认识的影响等等，使科学认识论作为认识论的主流成了哲学研究领域的内容。
（2）.科学认识论意味着认识方式上的新变化、新趋势，且不可避免地对认识论产生影响，更全面、更深刻地解答认识论所研究的问题。科学认识论作为认识方式，其对象是自然界，则它是认识自然的方式。与此比较，科学认识的方式明显地不属于这个范围之内了，而是寄寓于科学认识论之中。作为科学认识论的研究对象科学认识，它是一种认识形势经历相当长时期的孕育才形成，在科学认识论中，它意味着：一方面，科学认识是在先有的认识形式的基础上产生，使认识自身发展较高阶段上的产物；另一方面，科学认识具有先有的认识形式所没有的某些特征和性质，从而为认识本身和思维领域增添了新东西。所以科学认识论丰富认识论的内涵。
（3）.科学认识论透过研究科学认识去揭示认识的本质及其规律性。从科学认识论的功能上来看，科学认识还处在中决地位。在科学认识论中，科学认识无一处在研究对象的位置，科学认识论是科学认识的的元科学。而对于认识论以研究科学认识为中介，并不等于把认识论归结为科学认识问题。波普尔说：“认识论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研究：（1）作为日常知识或常识的问题，或者（2）作为科学知识的问题。”他对认识论中的常识观点持批判态度。他虽然承认科学知识不过是日常或常识的发展，但还是宁肯着眼于科学知识，从而对科学认识论的研究有深刻的意义。
3科学认识论的现实意义
科学认识论标志着认识论的新发展，它不仅发展和丰富了认识论方面的研究，揭示认识的本质和规律，体现其哲学革命的意义，而且科学认识论从现实的意义来讲，它也有丰富的内涵。
（1）.科学认识论充实、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
科学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哲学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统一整体，其中最根本的是辩证法，而它的核心是对立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辩证法不仅是客观世界的规律，同时也是人类的认识规律，因为这是人类认识的本质的过程所决定的。人类的认识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人类的认识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不断地完善和深化的。马克思把人们运用抽象能力进行思维的过程，表述为“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和“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科学认识论则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对科学认识本身所取得的成果进行辩证的总和，同时随着科学认识论自身发展的不断完善，它从现代自然科学所创立的新理论和总结的新的认识方法、认识过程等各方面的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发展提供思想素材和科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人类认识论史上的一次深刻的革命，它不仅把人类的实践作为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而且把辩证法与认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既是科学上的认识论，也是社会历史上的认识论，为认识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和新的境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是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作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虽然把自然科学作为研究的对象，但是并没有把研究自然科学作为认识论研究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是人类认识论史上的深刻变革，这种认识论的基本特点就是把实践作为人们认识的基础，强调实践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们能够根据已有的认识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同样人们的认识能力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人类只有在生产社会实践中检验认识的正确性，同样也是在生产社会实践中证明人类思维和理性的现实性和巨大的力量，在实践中证明人类思维和理性的真理性。人类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是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得到解决的。人类的认识的过程就是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以至无限的认识过程。
（2）.科学认识论指导和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
科学认识论通过总结当代不断取得的科学认识成果，进一步充实、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科学认识论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原理指导下，对科学这个系统整体进行“反省”；另一方面又对自然科学认识论所提供的问题进行概括，从中抽象出科学认识论的理论。在科学认识论中，除把科学这种认识形式作为整体进行研究外，还要考察科学认识的典型形式的发展趋势。所谓科学惹事的典型形式即指科学中的某一学科。科学认识论的研究直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主要还是物理学这一典型形式实现的。因为物理学继牛顿力学之后始终是一门发展比较成熟的学科。后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创立，是科学认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现代自然科学继承、支持和巩固十九世纪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核心的科学成果和方法，并且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关于普遍联系、辩证运动等观点深入和具体化了，并揭示自然界的联系和运动已深入到认识论方面。由于科学认识论立足于现代自然科学的最高水平，对各门自然科学进行高一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把它规范化、合理化和秩序化，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并指导和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
恩格斯论证了科学认识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理论思维和经验事实不是简单地统一，自然科学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是一个不断纯化和修正假说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由假说到定律到理论的过程。恩格斯指出，人们要想真正确实地认识世界，就要“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就可以达到的相对的真理。”这就说明了人们的科学认识既要注重经验事实和经验的实证，又要注重辨证思维对实证的科学成果进行理论概括，把两者结合起来达到对相对真理的认识。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论的高度出发，深刻全面地总结了人类认识论的发展历史和过程，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总之，科学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一个系统工程，坚实的理论基础。科学认识论是认识论发展的新标志。从哲学革命意义和现实意义来说，科学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作为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的一个具体方面，进一步充实、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而且科学认识论受现代自然科学的影响，同时也指导和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认识论站在人类认识的哲学高度，对于人类历史以来的自然科学成就的产生，科学定理定律的发明与发现，给予了科学的总结，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了认识的途径与方法。《科学认识论》这一巨著是舒炜光先生等人的光辉结晶，曾有人评其为“登高极目的宏篇巨著”，此不愧为有这样高的评价。科学认识论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深入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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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定义篇5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加藤正日本哲学界
中图分类号：a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6-018-03
加藤正（1906.2.11-1949.2.3）是日本共产党党员和著名的自然辩证法权威{1}233，一生从事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实践和理论工作。20世纪20―30年代日本，他和加古祜二郎首先翻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他坚持用自然辩证法指导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工作，在同当时的福本主义、三木清哲学、户坂润党派性理论的论争中，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被称为加藤理论。自然辩证法是加藤理论的基石。《自然辩证法》翻译出版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掀起了研究自然辩证法的高潮。
一、翻译《自然辩证法》的历史背景
加藤正把《自然辩证法》分为上下卷出版，上卷是1930年、下卷是1932年。在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文献背景下，日译本对当时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认识自然辩证法起了巨大作用。
（一）社会背景
首先，日本经济暴露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两大阶级斗争激烈。自1868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封建资本主义的道路，剧烈地进行着国家近代化。到1890年，日本开始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国，于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固有矛盾开始显现{2}467-478。同年下半年爆发了第一场经济危机，两大阶级的矛盾开始加剧。1895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形成，固有矛盾的进一步加剧，工人运动蓬勃发展{2}543。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开始了在日共领导下的革命运动的新时代{2}616。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日本统治阶级带了危机感，于是日本当局颁布了治安维持法，先后展开了六次{5}大规模（1923-1933年间）的逮捕日共的行动。革命运动陷入低潮，像山川主义等消极思想蔓延。
其次，在当时日共的党的建设上，人员成分复杂，各种阶级思想混杂，不利于革命运动的开展。例如改良主义、调和主义、国粹主义、唯心主义、儒教思想、佛教思想、基督教思想等造成了革命运动理论的不统一，日共党内也存在着政治、思想和组织方面的不成熟。
最后，共产国际指定日共的领导人没有认清日本斗争实际，造成了阶级力量的浪费。并且当时的日共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党的活动也仅限于少数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骨干分子{3}。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统一思想，排除各种思想和理论的干扰。加藤正的日译本给当时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强大的震动，使他们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是自然和自然辩证法。对排除工人运动的理论上的唯心主义起到了作用。同时，加藤正实现了从“为了科学的科学”到“为了人生的科学”的思想转变，从一名自然科学者转变成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共产主义者。
（二）文献背景
1926年8月福本和夫在私人杂志《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上译载了德波林的《唯物辩证法和自然科学》一文，日本人第一次知道了恩格斯有遗稿《自然辩证法》{4}295。于是翻译出版该遗稿提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日程上。在加藤正翻译《自然辩证法》之前，有关自然辩证法的文献如下。
《唯物辩证法和自然科学》成了回顾自然辩证法在日本传播的标志，1927年又出了该文的两个日译本。该文的意义在于，首先，使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注意到了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间的关联；其次，该文描绘了马克思主义全貌，影响深远；第三，普及了自然辩证法一词，但是在日译本出版之前，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自然辩证法的认识各不相同。
1926年5~6月，森户和栉田翻译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部分明确了从自然基础上研究历史的方向。9月，宫川实重译《经济学批判》序言四明确了人类历史的出发点是自然。1927年5月，井上满翻译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具有解放性的意义。同年6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被翻译。10月，黑田房雄翻译了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明确了以自然史为前提证明人类社会的辩证法，打击了当时藐视自然科学的倾向。1928年10月，翻译了列宁的哲学笔记的一部分。1929年2月，翻译了狄慈根的哲学论文；7月在《国际文化》上登载了吉米廖杰夫的《恩格斯和近代物理学》，该文虽然有机械主义的倾向，但是他从一个专业物理学者的视角来理解自然辩证法的方式引起了加藤正地兴趣。
在《自然辩证法》的日译本出版前，日本马克思主义界和自然科学界对自然辩证法的认识都带有自己研究领域或阶级利益的观点的。这种不同理解，使它的翻译出版越发的紧迫了。
（三）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辩证法的观点
首先，自然科学者例证自然辩证法法则的正确性，社会学者论辩辩证法和自然社会的关系。如，自然科学者方面，《生物学和自然辩证法》（作者不详）从生物组织学例证了质量互变的法则；竹村文夫1928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从当时数学和物理的发展中论证了认识的唯物主义性和辩证法性；拓植秀臣1929年8月的《自然辩证法和生物》一文，总结出三个命题{4}272“不承认无机物和有机物间的绝对差异”、“承认生物在产生和变异上有质与量间的飞跃变化”、“具体统一地而非抽象片面地看待生物体的发展变化”，并指出这三个命题对应了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社会学者方面，高桥庄治1927年2月的《理解自然科学方法论中的唯物主义》批判了冈邦雄辩证法只适合于社会的错误观点，肯定了辩证法也适合于自然。在1927―1928年山本宣治的《生物・人类》用生物学证明了人类发展的唯物史观前提，指出人类的发展必然暗含着社会进化的方向，从而证明了自然科学和唯物史观是相通的。1931年伊豆公夫的《通过现代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来反省》是日本最早总结自然辩证法的书籍，他极力主张“唯物史观仅能找到社会史的产生根据，而不能把握自然科学的内必然的发展。……通过自然科学自身的方法即自然辩证法，就能进入到自然科学的内容中。”{4}277“社会的一般方法论制约了自然科学的理论”{4}277。从而打破了当时德波林主义的束缚，打开了通向自然的道路。并且他尝试了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上来概观自然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
其次，认为辩证法只适合于社会历史领域，拒绝把辩证法适合到自然领域。例如，1927年11月冈邦雄的《唯物主义和物理学》。1929年8月三木清的《社会和自然》中错误地强调唯物史观是自然辩证法的根基，并用以下这四个问题{4}270“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自然辩证法是否可以独立存在吗”、“自然是辩证法的领域吗”、“自然科学含有意识形态的要素吗”、“最前沿的自然科学支持辩证法吗”来否定自然辩证法的成立。1929年8月小仓金之助的《阶级社会的算术》虽然拥护自然辩证法但却错误地用阶级性阐述数学，12月大川豹之介的《纯粹数学逻辑和法则》也认为数学是按阶级性发展的。小仓和大川的这种做法在当时日本自然科学界非常盛行，都是用阶级性来思考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不是从自然科学本身上思考自然科学的发展。1931年1月田边元的《关于所谓》的评论是与加藤正日译本同时出版的，也是在冈邦雄的立场上全面否定自然辩证法，“数学以及自然科学是‘术’即在技术形态上是阶级性，但‘学’是在由阶级技术的性格而被纯粹化之处上成立的。”{4}277从而否定了自然辩证法。户坂润1929年的《自然辩证法》一文用马赫主义，用一个感觉复合体的“存在”概念，认为“辩证法是‘存在’的普遍的根本规定”{4}279，颠倒了自然与辩证法的关系，认为自然是辩证法的证明。之后他在1932年发表《自然科学在社会上的作用》一文，尝试着在无产阶级、唯物辩证法的逻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范畴的同一性，从而否定了自然辩证法的基石自然。
最后，尝试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联盟。如1928年山本宣治和安田德太郎召集大学教授和副教授组建了“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为的是实现科学者与无产阶级的联盟{5}646~655，向工人大众讲解自然科学，后因山本宣治被杀该研究团体被破坏。但1929年的无产阶级研究的创立却忘记了这个联盟任务。1931年加藤正创建“苏联之友会”（后更名“日苏文化协会”），向日本科学者和技术者介绍俄国无产阶级事业同苏联科学相结合的实际情况，尝试了科学与无产阶级的联盟，但是未成功。1932年创立的“唯物主义研究会”虽吸引了自然科学者参加，但只停留在哲学认识论的理论上，忽略了开展科学者与劳动者阶级相结合的启蒙活动。
二、加藤正翻译《自然辩证法》的主客观原因和过程
（一）客观原因
首先，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用理论武装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需要。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世界各国把目光投向了马克思主义，兴起了社会主义运动。当时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界以俄为师，开始大批翻译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苏联理论家的著作，来指导本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其中，加藤正担负了翻译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重任。
其次，同当时日本社会中各种思潮论战的需要。上世纪早期，在日本盛行着各种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处于欧洲和日本本土思想的包围之中，要在日本站稳脚跟就必须在思想理论上同各种思潮论战。当时的思想有，西田哲学、田边元哲学、皇道、儒道佛的哲学，还有各种国外哲学，如基督教哲学、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民权、工团主义、社会主义的其他分支等。这些思潮都在用自己的学说和主张争取日本各阶层的支持，排斥和攻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人民群众自己的思想，就必须让人民群众认识它，就必须让人民群众通过马克思主义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不被其他思想所俘获和利用。并且马克思主义还要同自己的变种进行斗争，如福本主义、三木哲学等，消除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误解，推动理论的发展。
（二）主观原因
首先，澄清当时日本各界对自然辩证法观点的需要。其次，加藤正自身资质。第一，加藤正良好的德语、理科基础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是河上肇和三木清推荐加藤正担任翻译的原因。第二，加藤正自己独自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想。当时日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不成熟，河上肇还在摸索着马克思主义，三木清也存在着认识误区。但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想理解自然辩证法等理论。所以，通过经典著作《自然辩证法》来理解自然辩证法也是加藤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途径之一。在1929年底加藤正的日译本出版后，自然辩证法立即成为了当时的理论前沿。
（三）《自然辩证法》被分成上下卷翻译的原因
加藤正的日译本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阿奇夫》第二卷（1925年）中的《自然辩证法》的内容，在校订时参照了德语版的《阿奇夫》第二卷（1927年）。因为德语版在苏联连赞诺夫版的基础上做过订正的。日译本总共16章加一个附录。加藤正负责解题、第1、3、10、11、14、15章和附录。加古祜二郎负责第2、4、5、6、7、8、9、12、16章。日译本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是解题、第1―5章和一个序言，由岩波文库1929年12月出版。下卷是第6―16章以及附录和序言，由岩波文库1932年出版。从1927年着手翻译到1932年出版下卷共历时5年。期间受到了坂田德男、岛之父、田中周友、河上肇、三木清等人的帮助。
为什么分成上下卷翻译出版？
首先，按内容划分。笔者没有得到日译本的原书，但从原光雄1949年重译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目录内容{6}来分析。前五章是关于辩证法、自然科学、心灵界等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内容。后面是具体自然的内容,例如，电、热等。所以《自然辩证法》原著内容上的不同或许是日译本被分为上下卷的原因。
其次，时局的影响。日译本的序言{1}36-37中加藤正提到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障碍，并且中途加古还遭遇了不幸{7}。所以上卷的后半部分是加藤完成的。在出版上卷的1929年春又遇到不能出版的事{8}。日本当局视自然辩证法为社会主义读物予以禁止不让发行。
第三，繁忙的工作和疾病延迟了下卷的出版。加藤正1929年年底译完上卷后，第二年忙于建立“无产阶级研究所京都分部”的工作，又在1931年4月在东京组建“苏联之友会”并担任机关报《苏联之友》的编辑工作。工作的繁忙和身体的疾病还曾经使加藤正产生过退学（京都大学）的想法。在下卷序言中，加藤正提到了翻译的推迟是因为病情（肺结核）和工作的繁忙。
三、《自然辩证法》的翻译出版在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意义
首先，奠定了加藤理论的基石。在翻译过程中和批判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错误认识的过程中，加藤正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即加藤理论。加藤理论的基石就是自然，它是批判主观党派性的理论武器。
其次，从自然原因发展理论的思维方法成了哲学主流，要求以明确自然科学成果间的联系来规定和再规定理论思维。在日译本出版前，自然辩证法只是个徒有其名的概念，没有一个人理解它本身的意思和内容，只关心如何具体地使用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认识。出版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开始关注存在的自然前提和唯物辩证法自身的哲学史了。
最后，在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确立了新的理论方向。人越是在自然中探寻原因，就越接近正确地认识世界，就会除去任何主观臆断。以人类实践为基础，任何歪曲联系的尝试都是徒劳的。由此，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流派在某种条件下的实践都是有界限性的，最后必然会被更合理的联系所包含。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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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28年3月15日.日本当局对日共发动“三一五大逮捕”。
{8}1929年4月16日.日本当局对日共发动“四一六大逮捕”，日共中央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捕，党组织遭到空前破坏。
自然科学的定义篇6
一．
李约瑟曾经说过：“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连系的。换句话说，新儒学家这一思想体系代表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它本身是唯物主义的，但不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实际上，它是对自然的一种有机的认识，一种综合层次的理论，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说朱熹理学是唯物主义，必须首先对朱熹理学中的“理”以及理气关系作出唯物主义的说明。朱熹的“理”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两层含义。李约瑟讨论朱熹的理较多地是就其在自然界中的意义而言，为此，他把“理”解释为“宇宙的组织原理”[]。他反对把朱熹的“理”说成是主观精神性的东西，也反对把朱熹的“理”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他说：“躯体的形式是灵魂，但中国哲学的伟大传统并没有给灵魂留下席位。……理的特殊重要性恰恰在于，它本质上就不象灵魂，也没有生气。再者，亚里士多德的形式确实赋予事实以实体性，……但气却不是由理产生的，理不过是在逻辑上有着优先性而已。气不以任何方式依赖于理。形式是事物的‘本质’和‘原质’，但理本身却既不是实质的，也不是‘气’或‘质’的任何形式。……理在任何严格的意义上都不是形而上的（即不像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那样），而不如说是在自然界之内以各种层次标志着的看不见的组织场或组织力。纯粹的形式和纯粹的现实乃是上帝，但在理和气的世界中，根本就没有任何主宰。”[]这样，李约瑟实际上把朱熹的“理”看作是客观世界的秩序、模式和规律，而否认其中包含任何精神性的东西。
就朱熹的理气关系而言，李约瑟在把理界定为“宇宙的组织原理”的同时，把气解释为“物质——能量”。在理气先后问题上，朱熹曾说过：理气“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又说：“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这里既有理气不可分离、不分先后的观点，也有理先气后的说法。对此，李约瑟说，这是“把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和形而上问题轻易地混淆在一起；‘先’和‘后’也可以解释为‘实在’与‘现象’”[]。按照李约瑟的解释，朱熹讲理气本无先后，是从宇宙生成论而言的；而讲理先气后，是从形上学而言的。就朱熹讲理气本无先后而言，说朱熹理学包含唯物主义因素，这应当不成问题。但是，朱熹又讲理先气后，李约瑟以为，这里的理“不过是在逻辑上有着优先性而已”。这是吸取了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在先论。这样，朱熹理学中既讲理气本无先后又讲理先气后而出现的自相矛盾，被李约瑟看作是“把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和形而上问题“轻易地混淆在一起”所致。但李约瑟还是认为，在朱熹理学中，理气本无先后比起理先气后更为重要。
为此，李约瑟认为，朱熹在理气先后问题上实际上是“认为物质——能量和组织在宇宙中是同时的和同等重要的，二者‘本无先后’，虽然后者略为‘优先’这种信念的残余极难舍弃”[]。李约瑟还认为，朱熹之所以难以舍弃理略为“优先”的信念，“理由乃是无意识地具有社会性的，因为在理学家所能设想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进行计划、组织、安排、调整的管理人，其社会地位要优先于从事‘气’——因而是‘气’的代表——的农民和工匠”[]。
由此可见，李约瑟把朱熹理先气后的观点归于形而上问题，而把其理气不可分离、不分先后的观点当作宇宙生成论问题而突出出来，作为朱熹科学思想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点，李约瑟明确认定朱熹的科学思想属唯物主义。
关于朱熹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李约瑟认为，朱熹所谓理气不可分离，即“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不仅表明朱熹的理与气不能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而且反映出现代有机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物质——能量与组织的相互结合、不可分离。他说：“朱熹以其中世纪的方式肯定理和气的普遍的互相渗透，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对于朱熹所说：“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以及太极派生万物又寓于万物之中的“理一分殊”，李约瑟说：“当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一精心表达的自然体系时，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哲学家所研究的概念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此外，李约瑟还从现代有机主义的观点出发，对朱熹关于宇宙结构及演化、生命起源及人类产生等思想进行了分析，并给予高度评价，进而把朱熹理学解释为“对有机主义哲学的一种尝试，而且决不是不成功的一次尝试”[]。
李约瑟称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朱熹不仅把整个自然界综合成一个有机体，而且在更高层次上，把社会伦理道德与自然界融为一体。李约瑟说：朱熹“通过哲学的洞察和想象的惊人努力，而把人的最高伦理价值放在以非人类的自然界为背景。或者（不如说）放在自然界整体的宏大结构（或象朱熹本人所称的万物之理）之内的恰当位置上。根据这一观点，宇宙的本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道德的，并不是因为在空间与时间之外的某处还存在着一个指导一切的道德人格神，而是因为宇宙就具有导致产生道德价值和道德行为的特性，当达到了那种组织层次时，精神价值和精神行为有可能自行显示出来。”[]李约瑟认为，朱熹把社会伦理道德与自然界综合为更高层次的有机体，这一思想非常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和怀特海的有机主义哲学的世界观。
二．
李约瑟崇尚以现代哲学家怀特海为代表的有机主义哲学。他在分析有机主义思想的发展历史时，从现代有机主义者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黑格尔、莱布尼茨，并且进一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庄子、周敦颐和朱熹。这样，李约瑟就把朱熹的有机自然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直至现代有机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他说：“虽然理学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无所知，却十分密切地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或进化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及与之性质十分相同的怀特海的有机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并明确地称朱熹理学为“现代有机自然主义的先导”[]。
在李约瑟看来，中国的有机自然主义在战国时期的道家中已见端倪。他先是研究过庄子、《管子》的有机自然主义。后来，他又进一步把逐渐形成的相互联系的思维方式看作是朱熹理学有机自然主义的思想背景，并明确认为，朱熹理学是中国古代有机自然主义的系统化。他说：“中国的这种有机自然主义最初以‘通体相关的思维’体系为基础，公元前3世纪已经由道家作出了光辉的论述，又在12世纪的理学思想家那里得以系统化。”[]
李约瑟在追溯现代有机主义发展的历史时，给予朱熹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朱熹是在缺乏科学实验和观察的背景下，不曾经历过相当于伽利略和牛顿的阶段，主要是靠洞见而达到一种类似于怀特海有机主义的哲学；而且他认为，标志有机主义在西方第一次出现的莱布尼茨单子论与中国理学家们的有机自然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
李约瑟的《科学思想史》中有“朱熹、莱布尼茨与有机主义哲学”一节；他用历史资料论证莱布尼茨的思想与中国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的密切联系。其中转引莱布尼茨的两段言论：“理被称为天的自然规律，因为正是由于理的运作，万物才按照它们各自的地位受着重量和度量的支配。这个天的规律就叫做天道。”“当近代中国的诠释家们把上天的统治归之于自然的原因时，当他们不同意那些总是在寻求超自然（或者不如说超形体）的奇迹和意外救星般的神灵的无知群氓时，我们应该称赞他们。”[]李约瑟认为，“这段话里暗示着近代科学的发现和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相吻合更有甚于与欧洲唯灵主义相吻合”[]。李约瑟通过对具体史实材料的分析，说：“从这些材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即使他（指莱布尼茨———笔者注）本人的哲学体系并非来源于新儒学家，至少他从新儒学家的有机主义中得到不少宝贵的资料和论证。”[]
在李约瑟看来，朱熹理学作为一种有机主义的哲学，它很可能通过莱布尼茨传入西方，而成为西方有机主义形成的重要材料；这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怀特海的有机主义与朱熹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此，李约瑟说：“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地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的，‘真是妙极了！这不就象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来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
三．
李约瑟把朱熹理学说成是有机的自然主义，是现代有机自然主义的先导，并非仅仅是为了作一种哲学派别的界定，而且还是为了表明朱熹理学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表明朱熹理学对于现代科学的意义。
朱熹深入研究过自然科学，且很有成就。胡道静先生称“朱熹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李约瑟对朱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和成就也是肯定的。他说：“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并对朱熹在解释雪花何以呈六角形时将雪花与太阴玄精石的比较予以高度评价，称之“预示了后来播云技术的发展”[]。李约瑟还认为，“朱熹是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比西方早出400多年。
至于朱熹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如前所述，李约瑟称朱熹理学“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并且还明确地指出：“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宋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
不仅如此，由于朱熹理学将自然界与社会伦理道德综合成更高层次的宇宙有机体，探讨自然之理的科学活动与体认道德之理的道德活动已成为一致，作为为学成人起点的格物致知也包括格自然之物在内，包括科学研究在内，因此，朱熹理学实际上已经把科学融入了自身于一体。
李约瑟将朱熹理学界定为有机自然主义，强调其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更多的还是为了说明朱熹理学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现代有机主义对于现代科学发展的意义。李约瑟说：“早期‘近代’自然科学根据一个机械的宇宙的假设取得胜利是可能的———也许这对他们还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知识的增长要求采纳一种其自然主义性质并不亚于原子唯物主义而却更为有机的哲学的时代即将来临。这就是达尔文、弗雷泽、巴斯德、弗洛伊德、施佩曼、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时代。当它到来时，人们发现一长串的哲学思想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莱布尼茨———那时候的灵感也许就完全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
诚然，现代科学进入了新的综合时代。当中国人热衷于西方科学传统时，西方人却从中国科学传统中发掘出能够适应现代科学发展需要的思想。当代著名科学家普里高津说：“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李约瑟对朱熹科学思想的评析，揭示出其中所包含的，对于今天科学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的有机自然主义，这为我们重新审视朱熹理学及其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
注释：
[]李约瑟：《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1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11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06～507页。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朱子语类》卷一。
[]（宋）朱熹：《孟子或问》卷三。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13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14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14页。
[]《朱子语类》卷一。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10页。
[]（宋）朱熹：《太极图说解》。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498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25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489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485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485～486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2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38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35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35页。
[]李约瑟：《四海之内》，第67页。
[]李约瑟：《四海之内》，第63～67页。
[]胡道静：《朱子对沈括科学学说的钻研与发展》，载《朱熹与中国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李约瑟：《雪花晶体的最早观察》，载《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
[]李约瑟：《雪花晶体的最早观察》，载《李约瑟文集》。
[]李约瑟：《中国对科学和技术的贡献》，载《李约瑟文集》。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26～527页。
自然科学的定义篇7
一．
李约瑟曾经说过：“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连系的。换句话说，新儒学家这一思想体系代表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它本身是唯物主义的，但不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实际上，它是对自然的一种有机的认识，一种综合层次的理论，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说朱熹理学是唯物主义，必须首先对朱熹理学中的“理”以及理气关系作出唯物主义的说明。朱熹的“理”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两层含义。李约瑟讨论朱熹的理较多地是就其在自然界中的意义而言，为此，他把“理”解释为“宇宙的组织原理”[]。他反对把朱熹的“理”说成是主观精神性的东西，也反对把朱熹的“理”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他说：“躯体的形式是灵魂，但中国哲学的伟大传统并没有给灵魂留下席位。……理的特殊重要性恰恰在于，它本质上就不象灵魂，也没有生气。再者，亚里士多德的形式确实赋予事实以实体性，……但气却不是由理产生的，理不过是在逻辑上有着优先性而已。气不以任何方式依赖于理。形式是事物的‘本质’和‘原质’，但理本身却既不是实质的，也不是‘气’或‘质’的任何形式。……理在任何严格的意义上都不是形而上的（即不像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那样），而不如说是在自然界之内以各种层次标志着的看不见的组织场或组织力。纯粹的形式和纯粹的现实乃是上帝，但在理和气的世界中，根本就没有任何主宰。”[]这样，李约瑟实际上把朱熹的“理”看作是客观世界的秩序、模式和规律，而否认其中包含任何精神性的东西。
就朱熹的理气关系而言，李约瑟在把理界定为“宇宙的组织原理”的同时，把气解释为“物质——能量”。在理气先后问题上，朱熹曾说过：理气“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又说：“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这里既有理气不可分离、不分先后的观点，也有理先气后的说法。对此，李约瑟说，这是“把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和形而上问题轻易地混淆在一起；‘先’和‘后’也可以解释为‘实在’与‘现象’”[]。按照李约瑟的解释，朱熹讲理气本无先后，是从宇宙生成论而言的；而讲理先气后，是从形上学而言的。就朱熹讲理气本无先后而言，说朱熹理学包含唯物主义因素，这应当不成问题。但是，朱熹又讲理先气后，李约瑟以为，这里的理“不过是在逻辑上有着优先性而已”。这是吸取了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在先论。这样，朱熹理学中既讲理气本无先后又讲理先气后而出现的自相矛盾，被李约瑟看作是“把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和形而上问题“轻易地混淆在一起”所致。但李约瑟还是认为，在朱熹理学中，理气本无先后比起理先气后更为重要。
为此，李约瑟认为，朱熹在理气先后问题上实际上是“认为物质——能量和组织在宇宙中是同时的和同等重要的，二者‘本无先后’，虽然后者略为‘优先’这种信念的残余极难舍弃”[]。李约瑟还认为，朱熹之所以难以舍弃理略为“优先”的信念，“理由乃是无意识地具有社会性的，因为在理学家所能设想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进行计划、组织、安排、调整的管理人，其社会地位要优先于从事‘气’——因而是‘气’的代表——的农民和工匠”[]。
由此可见，李约瑟把朱熹理先气后的观点归于形而上问题，而把其理气不可分离、不分先后的观点当作宇宙生成论问题而突出出来，作为朱熹科学思想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点，李约瑟明确认定朱熹的科学思想属唯物主义。
关于朱熹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李约瑟认为，朱熹所谓理气不可分离，即“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不仅表明朱熹的理与气不能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而且反映出现代有机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物质——能量与组织的相互结合、不可分离。他说：“朱熹以其中世纪的方式肯定理和气的普遍的互相渗透，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对于朱熹所说：“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以及太极派生万物又寓于万物之中的“理一分殊”，李约瑟说：“当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一精心表达的自然体系时，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哲学家所研究的概念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此外，李约瑟还从现代有机主义的观点出发，对朱熹关于宇宙结构及演化、生命起源及人类产生等思想进行了分析，并给予高度评价，进而把朱熹理学解释为“对有机主义哲学的一种尝试，而且决不是不成功的一次尝试”[]。
李约瑟称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朱熹不仅把整个自然界综合成一个有机体，而且在更高层次上，把社会伦理道德与自然界融为一体。李约瑟说：朱熹“通过哲学的洞察和想象的惊人努力，而把人的最高伦理价值放在以非人类的自然界为背景。或者（不如说）放在自然界整体的宏大结构（或象朱熹本人所称的万物之理）之内的恰当位置上。根据这一观点，宇宙的本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道德的，并不是因为在空间与时间之外的某处还存在着一个指导一切的道德人格神，而是因为宇宙就具有导致产生道德价值和道德行为的特性，当达到了那种组织层次时，精神价值和精神行为有可能自行显示出来。”[]李约瑟认为，朱熹把社会伦理道德与自然界综合为更高层次的有机体，这一思想非常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和怀特海的有机主义哲学的世界观。
二．
李约瑟崇尚以现代哲学家怀特海为代表的有机主义哲学。他在分析有机主义思想的发展历史时，从现代有机主义者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黑格尔、莱布尼茨，并且进一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庄子、周敦颐和朱熹。这样，李约瑟就把朱熹的有机自然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直至现代有机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他说：“虽然理学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无所知，却十分密切地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或进化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及与之性质十分相同的怀特海的有机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并明确地称朱熹理学为“现代有机自然主义的先导”[]。
在李约瑟看来，中国的有机自然主义在战国时期的道家中已见端倪。他先是研究过庄子、《管子》的有机自然主义。后来，他又进一步把逐渐形成的相互联系的思维方式看作是朱熹理学有机自然主义的思想背景，并明确认为，朱熹理学是中国古代有机自然主义的系统化。他说：“中国的这种有机自然主义最初以‘通体相关的思维’体系为基础，公元前3世纪已经由道家作出了光辉的论述，又在12世纪的理学思想家那里得以系统化。”[]
李约瑟在追溯现代有机主义发展的历史时，给予朱熹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朱熹是在缺乏科学实验和观察的背景下，不曾经历过相当于伽利略和牛顿的阶段，主要是靠洞见而达到一种类似于怀特海有机主义的哲学；而且他认为，标志有机主义在西方第一次出现的莱布尼茨单子论与中国理学家们的有机自然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
李约瑟的《科学思想史》中有“朱熹、莱布尼茨与有机主义哲学”一节；他用历史资料论证莱布尼茨的思想与中国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的密切联系。其中转引莱布尼茨的两段言论：“理被称为天的自然规律，因为正是由于理的运作，万物才按照它们各自的地位受着重量和度量的支配。这个天的规律就叫做天道。”“当近代中国的诠释家们把上天的统治归之于自然的原因时，当他们不同意那些总是在寻求超自然（或者不如说超形体）的奇迹和意外救星般的神灵的无知群氓时，我们应该称赞他们。”[]李约瑟认为，“这段话里暗示着近代科学的发现和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相吻合更有甚于与欧洲唯灵主义相吻合”[]。李约瑟通过对具体史实材料的分析，说：“从这些材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即使他（指莱布尼茨———笔者注）本人的哲学体系并非来源于新儒学家，至少他从新儒学家的有机主义中得到不少宝贵的资料和论证。”[]
在李约瑟看来，朱熹理学作为一种有机主义的哲学，它很可能通过莱布尼茨传入西方，而成为西方有机主义形成的重要材料；这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怀特海的有机主义与朱熹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此，李约瑟说：“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地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的，‘真是妙极了！这不就象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来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
三．
李约瑟把朱熹理学说成是有机的自然主义，是现代有机自然主义的先导，并非仅仅是为了作一种哲学派别的界定，而且还是为了表明朱熹理学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表明朱熹理学对于现代科学的意义。
朱熹深入研究过自然科学，且很有成就。胡道静先生称“朱熹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李约瑟对朱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和成就也是肯定的。他说：“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并对朱熹在解释雪花何以呈六角形时将雪花与太阴玄精石的比较予以高度评价，称之“预示了后来播云技术的发展”[]。李约瑟还认为，“朱熹是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比西方早出400多年。
至于朱熹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如前所述，李约瑟称朱熹理学“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并且还明确地指出：“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宋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
不仅如此，由于朱熹理学将自然界与社会伦理道德综合成更高层次的宇宙有机体，探讨自然之理的科学活动与体认道德之理的道德活动已成为一致，作为为学成人起点的格物致知也包括格自然之物在内，包括科学研究在内，因此，朱熹理学实际上已经把科学融入了自身于一体。
李约瑟将朱熹理学界定为有机自然主义，强调其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更多的还是为了说明朱熹理学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现代有机主义对于现代科学发展的意义。李约瑟说：“早期‘近代’自然科学根据一个机械的宇宙的假设取得胜利是可能的———也许这对他们还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知识的增长要求采纳一种其自然主义性质并不亚于原子唯物主义而却更为有机的哲学的时代即将来临。这就是达尔文、弗雷泽、巴斯德、弗洛伊德、施佩曼、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时代。当它到来时，人们发现一长串的哲学思想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莱布尼茨———那时候的灵感也许就完全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
诚然，现代科学进入了新的综合时代。当中国人热衷于西方科学传统时，西方人却从中国科学传统中发掘出能够适应现代科学发展需要的思想。当代著名科学家普里高津说：“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李约瑟对朱熹科学思想的评析，揭示出其中所包含的，对于今天科学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的有机自然主义，这为我们重新审视朱熹理学及其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
注释：
[]李约瑟：《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1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11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06～507页。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朱子语类》卷一。
[]（宋）朱熹：《孟子或问》卷三。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13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14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14页。
[]《朱子语类》卷一。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10页。
[]（宋）朱熹：《太极图说解》。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498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25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489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485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485～486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2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38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35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35页。
[]李约瑟：《四海之内》，第67页。
[]李约瑟：《四海之内》，第63～67页。
[]胡道静：《朱子对沈括科学学说的钻研与发展》，载《朱熹与中国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李约瑟：《雪花晶体的最早观察》，载《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
[]李约瑟：《雪花晶体的最早观察》，载《李约瑟文集》。
[]李约瑟：《中国对科学和技术的贡献》，载《李约瑟文集》。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26～527页。
自然科学的定义篇8
关键词：科学科学的定义科学的内涵和外延
科学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最近的产物，但是它却构成了我们时代毋庸置疑的特征，并且正在铸造世界的未来。科学以技术为中介所发挥的物质功能惊天动地，有目共睹。科学作为形而上的思想成果，更具有神奇深邃的精神功能，令人不能不刮目相看。科学也是人性，尤其是人的理性以及非理性展示的广阔舞台。要知道，“我们最有价值的资源是智力和独创性”，而科学正是人的智力和独创性最宏伟的释放和最集中的展现。卡西尔的概括掷地作金石声，不愧为经典性的隽语箴言：
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它是一种在特殊条件下才可能得到发展的非常晚而又非常精致的成果。……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的主题。
既然科学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如此显赫，如此举足轻重，不言而喻，它肯定会成为公众关注和探讨的论题。在面对科学或着手研究科学之时，人们自然要问：“科学是什么？”，或者“什么是科学？”。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引用一下古罗马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的一段话。在回答“时间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时，这位神学大师开门见山地说：“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像时间概念一样，诸如宇宙、自然、空间、物质、精神、社会、文化、技术等“大概念”，也是一个不问好像还明白、欲说反倒犯糊涂的话题，科学概念也不例外。但是，基于本书的立意，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地厘清科学的涵义，大体把握它的内涵和外延。
要给科学下一个简明而精确的定义，或者给科学程序一个充分必要的条件，或者界定科学的恰当的内涵和外延，都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科学的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在历史上变化多端，而且还有一般而言的科学和科学在特定境况下所采取的特殊形式的区别。没有人能够给科学下一个完备的定义，没有人能够概括科学的全部涵义和确立它的明晰边界。
许多企图定义科学的学者都感受到这个困难之艰巨。麦卡利斯特坦言，科学实践表明，科学在不同的科学分支、历史时期、研究院和个体科学家中采取不同的形式。在所有这些多样性中，还没达到可以说明科学实践的统一模型。拉维茨认为，术语“科学”具有模糊性。它意指“纯粹的”或“基础的”，还是“应用的”或“任务取向的”（mission-oriented），或者是“R&D”，或者是在各个时间和地点它们以所有的各种比例的混合呢？不同的名称涉及不同的活动，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内部的和外部的目标和思想体系。因此，角色的复杂的多重性和必然发生的自我意识的模糊性，现在是科学的本质结构的特征。莫兰径直指出：
“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科学的答案。盎格鲁-撒克逊的认识论的最终发现是：被大多数科学家承认是科学的东西是科学的。这表明，在把科学作为科学的对象和把科学家作为主体来考察方面，还没有任何客观的方法。
他甚至这样强调：科学不是纯粹的；寻求纯粹科学的清晰和明确的界限，澄清何谓科学的事物和何谓非科学的事物，是一种错误的想法，我甚至说归根结底是一种古怪的想法。林德伯格一言以蔽之：要给科学下一个人人满意的定义，是十分令人头疼的问题。
也许是人的探险欲和冒险本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使然，不少学者还是力图尝试定义科学，即便定义不是十全十美的。其中，有的是从知识体系或学科的视角下定义的。例如，康德显然考虑到科学的词源和德语语境，他的定义简洁明了：“每一种学问，只要其任务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的话，皆可被称为科学。”波塞尔对此发挥道：
科学不仅为我们提供“工具知识”，亦为我们提供“定位知识”。工具知识的意思是通过科学我们得到一定的工具，借以可以达到一定的目的；定位知识的意思是科学为我们提供了人与世界的秩序，借以我们有能力确定自己要达到的目的。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也对科学作如是观：“科学，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和不断发展的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及其客观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从实在的事实出发，科学揭示现象的本质联系。”霍奇森对于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阐述得相当精辟：“科学的宽泛的定义可以说，科学是主要的定量知识的集合体，这些知识是人通过能动的努力，以系统的和可交流的方式理解他的周围事物和他自己而建立起来的。”所谓知识的集合体，我们不仅意味它的概念以确定的和一致的方式关联在一起，它是一个结构，而且也意味在科学的比较发达的领域，这些关系总是定量化的，能用数学术语表达。科学在它的客观的和持久的意义上是知识。科学涉及人周围的事物，意指我们通过我们的感官和仪器感知物质客体。科学必须是系统的，否则它就不会构成首尾一贯的知识本体。科学是可交流的，只有当科学家把自己的发现能与其他科学家交流，并被他们吸收或检验时，它才能成为科学共同体的集合精神。科学也是动态的，它连续地扩大它的前沿和加深它的知识。
在从知识体系的视角着眼时，霍奇森大半是就自然科学而言的。不过，专门针对自然科学的定义也比比皆是。克龙比说：“当我们今天谈到自然科学时，我们意谓在西方文化中创造出来的一种同时对知识和知识的对象的特殊洞察，一种同时对自然科学和自然的洞察。”在合理性的科学系统中，形式的推理与自然的因果性匹配。与因果论证的概念平行的是形式证明的概念。从这两个概念出发，西方自然科学的所有形式和风格随之而来。于是，在西方文化中，我们有一个高度理智化的和集合在一起的在心中构思的思想整体。
科学也意谓一种门类的学科总称或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拉维茨指出，科学（或每门科学）是一门学科。这个事实尤其隐含着，科学以某种方式是系统的和综合的；它具有特征性的方法，处理特殊类型的问题，提出特殊类型的答案，随之携带结果（常常变化）的储存以及特征性的一组预设（有时也变化）。同样，也有专门就自然科学学科而下定义的，此处仅举二例。其一说：自然科学是理论说明的学科，该学科客观地在普遍的限制内处理自然现象，这些限制是：它的理论必须能够合理地与普遍列举的经验现象关联起来；它正常地未脱离自然王国达到在它的说明中使用的概念。其二说：
“自然科学”的表达意指取向于研究本来客观存在的、在其直接给予性中的自然之广阔的认知领域。由于把它看做是知识发生的形式，所以自然科学是有不同组成的和多维度的。它包括大量的由理论同化取向统一起来的学科、水平和结构。
人们在谈论科学的外延时，往往也是就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而言的。在本书中，我们按照一般的看法，把科学的外延主要限定在自然科学的范围内，当然也包括部分较多运用科学方法、在形式和结构上比较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我们一般不称人文学科为科学。显而易见，我们的科学概念比英语或法语的science要宽泛一些，但是比德语的wissenschaft或俄语的наука却要狭窄得多。因此，本书中所说的“科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自然科学”的简称。我们所谓的自然科学是经验的或与经验多少相关的，因此严格地讲，数学并非自然科学，而属于广义的逻辑范畴。但是，出于习惯和方便的考虑，还是把它归于自然科学——数、理、化、天、地、生的统称。
中国学人在五四时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除了前面引用的任鸿隽的言论外，陈独秀也说过：“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的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人事的学问上。……凡是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其实，陈独秀最后一句话是采纳皮尔逊的观点：“整个科学的统一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形成科学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用来处理事实的方法。”在这里，
我们既反对把科学的范围无限制地扩大，也特别强调科学是知识的体系或体系化的知识。基于这一思考，我们认为，人文学科的绝大多数领域乃至整个领域、社会科学的相当部分，难以纳入科学的范畴——这决不等于贬低人文学科的地位和重要性，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比科学更有价值；这只是表明它与自然科学差异太大，无法等量齐观。另外，常识本身是知识，但却不能算作科学，因为它是表观的、零散的，根本不成体系。常识对于人的日常生活来说也许是好向导，甚至须臾不可或缺的，但是在科学中却没有它的地位。常识也许在科学的起源中起过某种作用，但是它往往与成熟的科学相悖——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常识的背离，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理论等。
正是出于以上考虑，我们不赞同卡纳普的下述观点：我们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包括所有的理论知识，不管它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或所谓的人文学科领域，不管是借助特殊的科学程序发现的知识，还是基于日常生活中的常识的知识。
科学是我们心智的主要活动之一，是我们用以考察我们的世界的方式。如果我们认为科学是创造知识而不是知识本身，于是科学经常与“研究”几乎等同起来，终于意味着一个过程，而不是一堆静态的学说。像辛格一样，从科学是研究过程或探索过程——当然主要是以自然为研究或探索对象的——看问题的定义亦不在少数。李克特一针见血地指出：
科学暂且被定义为一个过程，或一组相互关联的过程；通过这个或这组过程，我们获得了现代的、甚至是正在变化之中的关于自然世界（包括无生命的自然界、生命、人类和社会在内）的知识。通过这个过程获得的知识可以被称为是“科学的”，而且在某个时期被认为是科学的知识，很可能在以后的日子里被认为是过时的。
此外，杜兰德和莫尔的科学定义也如是观：“科学者，发明天然之事实，而做有统系之研究，以定其相互关系之学也。”“科学的定义可以表述为：“人类为取得真实知识而进行的一种系统的精神探索。”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由于科学方法是须臾不可或缺的，或者说贯穿在探索过程的始终；尤其是，只有运用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结果。因此，科学方法就成为这一过程中的主导要素和决定力量。顺理成章的是，人们便以方法——我们仍将其纳入研究过程的视角——定义科学。莫里斯•科恩径直指出：“简单地说，科学是一种方法，它确定和指明能用以找到系统认识的方法。”其他人也是如此这般处理的：科学是叙述、创造与理解人类经验的一种方法。人的经验系指人的一切感觉印象以及对这些感觉的意识的反映。“科学是叙述、创造与理解人类经验的一种方法。”“科学可以用以指示一种有系统地获致知识的方法、活动和结果。”当然，也有以回答问题的类型界定科学的，但是现在被在研究中运用的方法取而代之——科学附属于方法或过程。
如果仅仅从知识体系和研究过程的视角定义科学，并不能窥见科学之全貌，因为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或社会现象。研究过程固然在不少情况下属于社会的行为，但是作为社会活动或社会现象的科学更多地体现在科学的社会建制方面。为此，我们转向从社会建制的视角观察科学。
弗兰西斯•培根也许是最早详细描绘科学的社会建制的先知。在新大西岛，人们兴建和创办了所罗门之宫。它是一个教团，一个公会，是世界上一个最崇高的组织，也是这个国家的指路明灯。它是专为研究上帝所创造的自然和人类而建立的。这个机构的目的是探讨事物的本原和它们运行的秘密，并扩大人类的知识领域，以使一切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这个机构有形形的措施和设备，例如储存和试验各种物质的洞穴和高塔、养鱼和水禽的咸水湖和淡水湖、人造井和温泉、宏伟宽敞的建筑、保健院、果园和花园、动物园、药房和药店、制造技术、熔炉、光学馆、音乐馆、香料馆、机器馆、数学馆、幻术室等等，以便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和研究。这个机构的工作和任务是：到国外收罗各地的书籍和论文以及各种实验的模型；收集各种书籍记载的实验；收集所有机械工艺和实际操作方法；从事有用的新实验；把以上实验制成图表，从中得出知识和定理；观察同伴的实验，说明事物的本原和预见将来的方法，并对万物的性质和构成作出顺利可靠的发现；举行各种会议和讨论，在总结以前的经验后进行更高级、更深入的自然奥秘的实验；执行计划中的实验，并提出报告；把试验中的发现提升为更完全的经验、定理和格言，以解释大自然。这个机构还有它的诸多规章和仪式。在这里，培根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把科学视为社会活动，尤其是社会建制。当然，培根对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只是做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后人则从社会建制的视角设法给科学下定义。其中一个定义是这样的：
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体系，这个体系把科学家和科学组织联合起来，为认识实在的客观规律和确定实际应用这些规律的形式和途径服务。
必须明白，从单一的视角定义科学，只能是管中窥豹，窥一斑而难见全貌。这是因为：把科学定义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强调了科学的工具性方面；把科学定义为组织化的知识，强调了科学的档案性方面；把科学定义为获得关于自然界可靠知识的特殊方法，强调了科学的方法论方面；把科学定义为具有特殊研究才能的人所做出的发现，强调了科学的职业方面。正确地讲，科学是上述事情的全部，甚至更多。它确实是科学研究的产物；它的确采用了独特的方法；它是一个组织化的知识体系；它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它也是一种社会建制；它需要物质设备；它是教育的主题；它是文化的资源；它需要被管理；它是人类事务中重要的因素。我们的科学“模型”必须把这些相互不同、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方面联系起来，并且统一在一起。
值得庆幸的是，伴随20世纪初叶物理学革命的成功、二战之后大科学的出现，加上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深入，在多数关于科学的定义中，人们很少以单一的视角看待科学了，而是以综合的视角——知识体系、研究过程和社会建制视角中的两个或三个——定义科学，特别是注意到科学的社会建制面相，以及科学以技术为中介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现实。
巴恩斯注意到这一变化：现代科学意指科学研究以及与它相联系的和它所要求的所有各种任务和事业。在所有当前的人类活动中，科学是实际上最重要的和固有地最有趣的活动之一。因此，毫不奇怪，它引起显著的好奇心，被在相当的深度、从不同的视点来探究。其中，有从知识体系和研究过程两个视角来定义科学的：“科学是人类活动的一个范畴，它的职能是总结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并使之系统化；科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科学可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和最重要的社会体制。‘科学’这个概念本身不仅包括获得新知识的活动，而且还包括这个活动的结果，即当时所得到的、综合构成世界的科学图景的科学知识的总合。‘科学’这个术语还被用来表示科学知识的各个领域。”凯德洛夫等的定义更为详尽：
科学是精神文化的最重要因素，是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它是借助相应的认识方法获得的、以精确的概念表现出来的发展着的知识体系，这些概念的真理性由社会实践来验证。科学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的精神活动的现象与规律的概念体系，它提供可能性去为社会的利益而预见和改造现实，它是历史地形成的人类活动、“精神生产”的形式，这个形式在其内容和结果上应该具备有目的地搜集的事实、制定好的假设和理论以及作为它们的基础的规律，应该具备研究的方式和方法。科学概念既用于表示科学知识的加工过程，也用于表示由实践检验为客观真理的知识的整个体系，还用于指明科学知识的个别领域，指明个别科学。现代科学是拥有极多分支的各个科学部门的总合。
也有一些定义比较简明。例如，“科学是关于实在本质联系的客观真知的动态体系，这些客观真知是由于特殊的社会活动而获得的和发展起来的，并且由于其应用而转化为社会的直接实践力量。”科学是经验的科学知识和在知识达到充分建立的形式之前产生和支承预期知识的活动。
从三个视角同时观照科学的定义亦为数不少，而且注意到三者之间的关联。拉德尼茨基指明，科学是增长着的一堆知识，这种知识并不意味确定性，它在原则上是易错的，常常被改善，在稀有的所谓“科学革命”时期会突然戏剧般地发展。科学尤其是一种活动即研究，它受智力产品的特定法则的支配，受方法论的连接、批判有时甚至是改进。科学也是一种建制体系，如大学、科学社团和杂志，这种体制构成科学共同体，以特定的活动（几乎是生活形式）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默顿则逐一列举了科学的内涵：
科学是一个易于引起误解、含义极为广泛的名词，该词涉及到各种截然不同的、然而却是互相联系的项目。它通常用来表示：（1）证明知识可靠性的一组独特的方法；（2）储存从应用这些方法产生出来的累积的知识；（3）一套支配所谓的科学活动的文化价值和惯例；（4）上述各项的任何组合。
拉特利尔也对科学如是观：科学可以看做是当代科学知识的总和，或者看做是一种研究活动，或者看做是获得知识的方法。当代科学最显著的特征是其社会组织的程度越来越高。研究活动和其他活动一样，已经成为一种职业。科学内容和方法同样是重要的。通过它的内容，科学提供关于实在的某种知识。通过它的方法，科学试图使这种知识能够有控制地增长，甚至能够不断地改进保证这种增长的手段。也许，科学活动最独特的方面正是这种取得进步从而导致特殊进化形式的能力。
拉契科夫的综合视角特别强调科学的社会涵义：“科学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至少具有三个显而易见的方面：‘理论’方面即‘逻辑认识论’方面、‘建制’方面和‘实践’方面。不专门区分科学存在的这些方面，就不可能深刻理解科学。但是，这种区分并不意味着科学中的这些方面各自是孤立存在的。相反地，它们是相互作用的，以致在它们之间不可能划定泾渭分明的界限。”仓桥重史也从社会涵义上揭示出：
研究活动、研究方法、知识体系是掌握科学的三个要素，这也是分析科学与社会的关联性的主要因素。然而，将这些因素统一起来而形成科学的，正是科学活动主体的科学家，即科学是科学家和研究者按照一定的方法创造新的价值的活动。所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科学由以下四个部分构成：第一是科学家的研究活动；第二是由科学家形成的科学共同体；第三是在科学家共有的价值观，使他们的行为方式合法化这一意义上的科学的体制化；第四是促进科学体制化的政策与计划。
瓦托夫斯基说得有道理：科学是“一个有组织的和系统性的知识体”，这个定义从其结构的观点描述了科学的特征。但是科学也是一种活动，一种持续不断的探索过程，单用结构的术语来描述是不够的。从后一种意义上说，我们也需要从它的目标和目的方面来描述科学的功能、活动模式、典型程序的特点。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不少作者力图借助科学的目的、特征、本质、功能等对科学下定义——不用说与上述定义科学的三个视角有所交叉或重合。例如，从科学的目的出发，坎贝尔（normanCampbell）把科学定义为“关于能够获得普遍一致的那些判断的研究”。科恩（R.S.Cohen）表示，科学作为一种朝向真理的理想化的冒险，可以被理解为描述我们社会必须追求的核心之人的理想。奥尔森（R.olson）给科学所下的定义是：“心智的活动和习惯的集合，其目的在于致力于有组织的、普遍确凿的和可以检验的关于现象的知识之本体。”辛普森把科学视为对物质的宇宙的探索，这种探索寻求被观察现象的自然的和有秩序的关系，是自我检验的。马奥尼的定义显得比较详尽：
在最广泛的实质上，科学被看做是对结构和秩序的探求。它是借助事物本身和事物之间的关系二者，描述实在本性的尝试。这两个广阔的兴趣领域被命名为本体论（关于实在的本质或结构的理论）和宇宙论（因果影响的理论）。在它对实在的恰当描述的无尽追求中，科学认可被称为经验论的认识论（知识论）。这种认识论被说成是因下述事实与其他几个（例如理性论、神秘主义等）有区别：它使感觉经验成为知识的终极源泉。对经验论者来说，所有真正的知识必须由感觉资料中推出或最终与感觉资料相关。
贝尔纳主张用详细描述科学的主要特征和方面来代替科学的定义，表示科学的基本规律性。根据他的意见，应该把科学看做：（1）体制，即组织完成社会中的一定任务的人们；（2）方法，即发现自然界和社会新方面及新规律的方法的总和；（3）科学传统的积累；（4）发展生产的重要因素；（5）新思想、新原理、新世界观的源泉。卡龙区分了关于科学的四种模型。第一种模型是科学作为合理性的知识的模型，在这里对象集中在把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区分开的东西。第二种模型是科学作为竞争事业的模型，在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科学采取的组织形式。第三种模型是社会文化模型，尤其是它使之起作用的实践和不可言传的技艺。第四种模型即延伸的转化模型尝试表明，如何产生科学陈述的健全性，同时如何创造陈述的循环空间。在他看来，每一个模型的特征是由它对六个问题的答案概括的。中继线问题展示了科学发展的社会的和认知的维度。虽然问题表可以认为是片段性的，但是从实践的观点看，该格局似乎起作用。问题是：（1）科学生产由什么构成？（2）谁是行动者，它们拥有什么权限？（3）人们如何定义科学发展的的基本动力学？（4）一致是如何得到的？（5）采取什么社会组织形式（内部的和外部的）？（6）如何描述总括的科学动力学？鲁斯列举了科学的一些特色界定科学：我们今天称之为科学的东西是显著的和独特的合理性的主张的集合，这些主张具有若干有特色的特征。例如，科学是实在的感觉世界的经验事业。这并不是说，科学只涉及可观察的实体。每一个成熟的科学都包含不可观察物，但是最终它涉及我们周围的世界。科学力图理解经验世界，寻求未揭示的、盲目的自然规律性。科学事业的一个重大部分包括使用定律去影响说明，表明事物为什么是它们所是的样子。说明的另一面是预言，指明什么将发生。与说明和预言的双重概念密切相关的是可检验性，真正的科学理论向实在世界的核验敞开大门。可检验性是一个双通道过程：研究者寻求某种实验证据，寻求确认，也向可能的证伪开放。科学是尝试性的，科学家确实最终要放弃不能回答新的或重新被考虑的证据的理论。科学对简单性和统一性也有强烈的要求。齐曼还洞察到，科学的诸多特征之间具有矛盾性，必须设法加以调和。他说，真实的科学的确是哲学的、专门的、竞争性的、探索性的、多元的、信息化的、体制化的、经济的、进步的事业。为了把握“它是什么，它指什么”，人们必须调和许多明显的矛盾。他试图表明，科学既是个体性的，也是集体性的；既是自由无约束的，也是科层体制化的；既是权威性的，也是可修正的；既是开拓创新的，也是高度保守的；既是能人统治的，也是寡头政治的。也有论者企图从揭橥科学的深层本质入手把握科学概念。林德伯格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科学的本质？他的回答实际上是在定义科学：（1）科学是人类藉此获取对外界环境控制的行为模式，科学由此与工匠传统和技术紧密关联。（2）科学是理论形态的知识体系，技术则是应用理论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3）科学是这样一种理论陈述形式，即一般的、定律的陈述，最好以数学语言表达。（4）科学还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定义，这样科学就与具体的一套程序联系在一起，通常是探明自然奥秘和证实或证伪某一有关自然特性理论的实验程序。（5）根据对科学的认识论态度定义科学，据此科学应该是个人获取知识和评判知识的某种独特方法。（6）在科学并不是以它的方法论或认识论态度来定义的，而是根据其陈述的内容，这样科学就是具体的一套关于自然的信念。上面讨论的“科学”一词的每一种涵义，都作为一种约定俗成为众多的人接受，都合乎情理。李克特则揭示出，科学已经被明确为一个文化的、认知的和发展的过程。这个定义中的三个特点的每一个都从一个不同的角度为观察科学提供了基础。根据这个概念，科学是一个跃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一定特征的文化知识体系要被其他的具有同样特征但又在特定方面有所不同的知识体系取代。被取代的体系和替代它们的体系所共同具有的那些特征是“抽象性”和“可检验性”：这些标准是一个体系被获准进入竞技场的标准，在竞技场里，这个体系将与具有同样特点的其他可供选择的体系竞争，以争取被盛行的科学知识实体接受。在任何特定时刻，竞争获胜的体系就这样取代了还在盛行的、无论什么样的其他可供选择的体系。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前者在“简单性”和“预言能力”的标准上具有优越性。科学过程得以运行的机制包括基于“简单性”和“预言能力”在各种可供选择的体系中所做的选择，所有可供选择的体系都要具有进入被选择的竞技场所必需的抽象性和可检验性的特点。科学发展的方向类似于个体认知的发展方向。科学发展的起点是传统的文化知识。科学发展的结构一般地类似于进化过程的结构，特别类似于文化进化过程的结构。科学是一个从个体层次向文化层次的认知发展的延伸，是一个在传统的文化知识之上发展的生长物，而且是一个文化进化之特殊化的认知变异体和延伸。
还有一些学人定义科学的视角十分独特，很难用一个概念加以概括。彭加勒立足于他的关系实在论哲学，把科学视为一种关系的体系，因为科学事实被某些天然的和隐秘的亲缘关系约束在一起。海德格尔基于生存论概念，“把科学领会为一种生存方式，并从而是一种在世方式；对存在者和存在进行揭示和开展的一种在世方式。”在他看来，科学是人的活动，因而也就是人这种存在物的存在方式。科学就是在科学研究者的历史活动和生存方式中产生的，这种科学产生的逻辑，海德格尔称之为“诠释学”。有趣的是，他还站在存在物的立场上认为，科学“不仅仅是人的一种文化活动”，“科学是所有那些存在之物借以展现自身的一种方式，并且是一种决定性的方式。”波兰尼则指明，科学是一种信念体系和人的心灵生活的一部分：
科学似乎是一个庞大的信念体系，它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历史中，并在今天被我们社会的一个专门组织起来的机构培育着。我们将看到，科学不是通过接受一个公式建立起来的，它是我们心灵生活的一部分。它为全世界成千上万专业化的科学家平均分享，共同培育，并为千百万其他人间接地接受和共享。而且，我们将认识到，对我们也分享这一心灵生活的种种理由所做的任何诚恳的解释，都必定是这种生活的一部分。
也许自弗兰西斯•培根使用两本书的隐喻以来，16、17世纪的诸多科学家就把科学看做是人与自然的对话。伽利略关于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金石之音人人耳熟能详，这一先见之明直至今日仍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这里有普里戈金的名言佐证：“我总是把科学看成是人与自然的对话，如同在现实的对话中那样，回答往往是意料之外的——有时候是令人惊讶的。”佩拉的游戏隐喻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科学是与三个游戏者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一个游戏者（正在探究的心智i）通过观察和实验询问另一个游戏者（自然n）问题，后者通过资料和结果提供答案。当i迫使n揭示它的秘密时，游戏结束。然而，要了解何时达到这一点，需要某些法则。这就是方法m的任务，方法支配把i和n连接起来的程序所需要的每一步。
波普尔从生物学观点或进化论观点看问题，把科学或科学进步视为人类为了适应环境所采取的手段：侵入新的小生境，甚至发明新的小生境。其实，马赫早就本着他的进化认识论思想，把科学看做是一种生物的、有机的现象。莫兰揭示出，科学出自非科学的前提，科学概念是半岛而非孤岛。他说，科学不是纯粹的，因为不仅科学包含公设、非科学的“主题”，而且这些东西对科学知识本身的构成也是必要的。这就是说，需要有非科学性来产生科学性，如同我们不停地利用非生命物质来产生生命。另一方面，必须解除科学概念的孤岛性。必须把这个概念半岛化，也就是表明科学实际上是文化大陆和社会大陆上的一个半岛。同时应该建立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十分密切的联系，而结束它们之间的相互蔑视。最后，应该把科学看做一个通过环境自我循环产生的过程。科学作为一个不中止的过程是不断地自我建设、自我破坏和自我重建的。维尔格南特（R.wohlgenannt）在对科学进行了200页的研究之后，从语言学的角度给科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我们的理解是，科学是由句子作用（即陈述形式）或者完整的句子形式（即陈述）组成的一个在所有陈述之间没有矛盾的联系体。这些陈述符合一系列固定的句子生成规则以及句子转换规则（即具有逻辑性的引申规则）。或者说我们的理解是，科学是由陈述句型构成的句子之间没有矛盾的联系体。这些陈述是描写、归类（或者）以及证明、引申，部分是普遍的全称陈述，部分是单一性（单称陈述）。但是，最起码是间接地可以得到检验的对事实的陈述。同时，这些陈述符合一系列固定的句子构成规则以及句子转换规则，即引申规则。
值得一提的是，五四时期的中国学人由于吸纳了批判学派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思想，从而站在世界科学思潮的前列，就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其中也涉及到科学的定义。粱启超从最广义解释，把“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他还说过：根据经验的事实分析综合求出一个近真的公例[定律]以推论同类事物，这种学问叫做“科学”。陈独秀噻在1915年写道：“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秉志认为，科学“无非将常识而条理之，俾有系统，更由有系统之常识，造其精深，成为专门之知识而已。”任鸿隽多处对科学下定义：“科学者，缕析以见理，会归以立例，有角思理可寻，可应用以正德利用厚生者也。”“科学是根据自然现象，以论理[逻辑]方法的研究，发现其关系法则的有统系的智识。”他的一个比较详尽的科学定义是：
科学者，知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知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知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
任鸿隽在这里涉及的是科学的外延。他把科学划分为两大类，即狭义的科学和广义的科学，它们大体上分别与英文的science和德文的wissenchaft对应。王星拱也采用两分法，即科学有两个意义。广义的科学是：凡由科学方法制造出来的，都是科学的。狭义的科学，是指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等。王星拱关于广义的科学的判别准则，沿袭的是皮尔逊的观点。胡明复在讨论科学的范围时，同样借鉴了皮尔逊的思想。他说：“顾科学之范围大矣，若质、若能、若生命。若性、若心理、若社会、若政治、若历史，举凡一切事变，孰非科学应及之范围？虽谓之尽宇宙可也。”胡明复在这里也是广义地看待科学的。
关于科学的定义，尽管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在对科学内涵以及其他有关问题的认知上还是大体一致的。这就是：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研究过程和社会建制。基于这种认同，加上其他一些考虑，我们不怕贻笑于方家，拟尽可能给科学下一个比较总括、比较简明的定义：
科学是人运用实证、理性和臻美诸方法，就自然以及社会乃至人本身进行研究所获取的知识的体系化之结果。这样的结果形成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以及社会科学的部分学科和人文学科的个别领域。科学不仅仅在于已经认识的真理，更在于探索真理的活动，即上述研究的整个过程。同时，科学也是一种社会职业和社会建制。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既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思想可以产生思想，知识在进化中可以被废弃、修正和更新。作为研究过程和社会建制的科学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以自然研究为主的智力探索过程之活动和以职业的形式出现的社会建制之活动。
参考文献
©我们约定，本书中的“科学”主要指称“自然科学”，其涵义与英语science相同。除非特别强调时使用“自然科学”，一般均以“科学”名之。当然，中文语境中的“科学”有时也包括部分在方法上和结构上与自然科学比较接近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内，如技术经济学、数学金融学、科学技术考古学以及社会学、人口学中的某些分支等。我们一般不称关于人文的知识体系为“人文科学”，而称“人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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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诸多场合提及，我所谓的“五四时期”，意指1919年前后的时期，尤其是指中国科学社筹组的1914年至科学与玄学论战的1923年之间，也可以适当上溯和下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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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说：“自然哲学是写在永远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大书上，我是指宇宙，但是如果不首先学习写这本书所用的语言，不掌握所用的符号，我们就不能理解它。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来写的，符号是三角形、圆和其他的数学图形，没有它们的帮助，人类就不能理解书中的一个字，只能徒劳地在黑暗的迷宫中彷徨。”参见克莱因：《数学与知识的探求》，刘志勇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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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逊说：“科学的领域是无限的；它的可靠的内容是无尽的，每一群自然现象、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阶段、过去或现在发展的每一个时期，都是科学的材料。整个科学的统一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分类无论什么种类的事实，查看它们的相互关系和描述它们的关联的人，就是正在应用科学方法，就是科学人。事实可能属于过去人类的历史，我们的大城市的统计，最遥远的恒星的氛围，蠕虫的消化器官，或肉眼看不见的杆菌的生存。形成科学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用来处理事实的方法。科学的材料是与整个物理宇宙同样广阔的，不仅是现在存在的宇宙，而且是它的过去史以及在其中的所有生命的过去史。”参见皮尔逊：《科学的规范》，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5页。
自然科学的定义篇9
关键词：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化学”概念；定义表述；研读心得
中图分类号：G63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0X（2013）02-0015-03
《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正文首句为：“化学是在原子、分子水平上研究的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其应用的一门基础自然科学，其特征是研究物质和创造物质。”这是“化学”概念定义的一种新表述。它与2001年版《全日制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原课标）的表述――“化学是自然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侧重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和性能的关系，以及物质转化的规律和调控手段”相比较，已有了较多的变化与差异；然而，它与2003年版《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实验）》的表述――“化学是在原子、分子水平上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其应用的一门基础自然科学，其特征是研究分子和创造分子”相比较，则基本一致。围绕新课标定义“化学”概念的新表述，有许多值得我们深入探究、认知的问题。这是完整解读、深刻领悟新课标的应有之义。
一、“化学”概念定义的教育价值与教育实际
纵观我国中学化学课程历来的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及教材、教科书，都有重视“化学”概念定义教育的传统。新课标也反映了化学课程的这种历史惯性。这是因为通过定义“化学”概念，不仅可以揭示化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基础、研究价值及学科地位等本质特征，以阐明化学课程的基本方向和基本任务；还可以揭示化学与物理学、生物学等其他基础的自然科学的本质区别，以探求适合化学特点的思维模式和学习方法。
然而，在初中化学课程实施中，“化学”概念定义无论在教材还是在教学中都处于课程学习的起始阶段，学生此时对于化学的感性和理性认识还近乎于空白，教师很难给学生解说清楚“化学”的概念，学生很难真正明白“什么是化学”或“化学是什么”。这是“化学”概念定义的教育价值预期与教学实际长久纠结、矛盾且至今尚无法解决的问题。久而久之，很多教师对于“化学”概念定义的教学大多是浮光掠影，行色匆匆，故而对“化学”概念定义及其教学问题皆缺乏深入探讨、研究的兴趣和动力，对其中的许多问题都不甚了了。因此，当发现新课标的“化学”概念定义采用新表述时，顿感困惑与不解：“化学”概念定义难道能变来变去吗？新课标为何要采用“化学”概念定义的新表述？它比原课标的表述好在哪里？其实，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在解读新课标中应该解决的。
二、“化学”概念定义表述的多样性
概念是人们在感性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意识，是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一种思维形式，是构成判断和推理的要素。因此，概念既是人们认知事物的总结，又是认知事物的工具。为了使人们能够正确地运用概念，必须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以规约，即运用简明的词语对概念的本质特征进行表述，从而形成概念定义。显然，概念所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是固有的、客观存在的，但是，概念定义表述所选用的词语及其所表达的、倾向的思维、意识却无法超越人们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同一概念往往据其运用的环境条件、预期目标、价值取向等的差异，而采用不尽相同的词语进行表述。由此，产生了概念定义表述多样性的现象。
概念定义表述多样性现象在基础教育各门课程中都普遍地存在着。对于学生来说，许多概念的学习认识与理解运用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要随着课程的进展不断发展、不断深化，在更高水平、更复杂情景中理解、运用概念。此谓概念学习的发展性与阶段性，是基础教育课程中概念教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像初中化学课程中的酸、碱、氧化、还原等一些基本概念，在课程进展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尽相同的概念定义，且一般是从感性定义（发生定义）向理性定义逐步发展、不断深化的。其目的是使认知概念的学习更加符合学生认知的发展规律，以促进学生更加有效地学习概念、理解概念和运用概念。否则，拔苗助长，欲速而不达。
在初中化学课程中，“化学”概念定义的表述问题不至于对学生学习课程产生直接影响，也没有发展性的设计。但是，这并不排除根据课程的基本理念、认知视野、价值追求的新变化和化学科学的新进展，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而对“化学”概念定义给予新表述。其实“化学”概念定义表述的多样性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只是有些教师对此缺乏了解，未曾思索，故而对“化学”概念定义的新表述颇感突兀、困惑。为了更加确证“化学”概念定义表述的多样性，现将我国中学化学课程指导性文件、教材和大学无机化学教材中若干有代表性的“化学”定义列于表1，作为佐证。
比较表1所列“化学”概念定义的不同表述，至少可以获得以下的重要信息：（1）在反映化学本质特征的前提下，“化学”概念定义可根据主观的价值追求与判断（甚至包括政治情势的影响）进行不尽相同的表述；（2）“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这里使用“性质”比“性能”似更准确，因“性能”的释义为“性质和功能”，而“功能”更准确地应归于“应用”范畴），是“化学”本质特征的核心，是“化学”概念定义各种表述中都不可或缺的、几乎恒定的词语；（3）新课标采用与2003年版高中课标“化学”概念定义趋于基本一致的表述，有助于消除二者过大的差异，为初、高中化学课程的顺畅衔接提供便利，更重要的是新课标的表述更有助于揭示化学科学的本质，更有助于学生理解“化学”概念。
三、“化学”概念定义新表述的解读
新课标对“化学”概念定义采用了有别于原课标的新表述（详见表1）。在学习、研究新课标中，我们很有必要探求“化学”概念定义舍弃原表述而采用新表述的缘由，解读新表述所蕴涵的新意。
（一）新表述对化学的学科归属定位更加精准
新表述将化学归属于“基础自然科学”，有别于原表述的归属于“自然科学”。尽管二者的概念内涵相同，但概念外延有异。基础自然科学（简称基础科学）是“研究自然现象和物质运动基本规律的科学”[11]，它只包含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和天文学等六大一级学科；而自然科学则是“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和现象的科学”[12]，它包括基础科学的一级学科及其二级、三级学科等（如，化学――物理化学――化学热力学，化学――有机化学――有机高分子化学，就是化学的一、二、三级学科）其概念外延更加宽泛。因此，将化学归属于“基础自然科学”而非“自然科学”不仅是用词上更加精准，更为重要的是突出了化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基础性地位。
（二）新表述对化学研究物质的层次更加明确
新表述中“化学是在原子、分子水平上研究物质的……”明确地表明了化学所研究物质的层次，而原课标的表述并未涉及化学研究物质的层次问题。在“化学”概念定义中明确化学研究物质的层次，能更清晰地体现化学的本质特征、反映化学问题发展现状与趋势。研读表1资料还不难发现：从本世纪初开始，“化学”概念定义尽管仍有不尽相同的表述，但都不约而同地明确了化学研究物质的层次。这反映了化学科学自20世纪后期开始从宏观向微观研究发展的重要趋势（同时还有从定性向定量研究、从静态向动态研究的发展趋势）。当今，化学现象的解析、化学理论的创立、化学问题的解决、化学物质的创造等大都是在原子、分子水平上进行的。这是现代化学区别于传统化学的重要标志。
（三）新表述对化学研究对象、目标的描述更加简明
新表述对化学研究对象、目标的描述为“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其应用，其特征是研究物质和创造物质”，而原课标的表述则为“它（指化学）侧重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和性能的关系，以及物质转化的规律和调控手段”。显而易见，新表述的科学性、概括性和逻辑性都更胜一筹。其中，新表述中隐蔽了“规律”一词，这是因为化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研究“规律”已不言而喻地含蕴其中，毋庸赘言；新表述中使用“应用”一词的含义非常丰富，既包含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之间的相互关系，执果索因、依因导果都是“应用”，更包含从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去研究物质转化的规律和调控手段；新表述中强调“其（指化学）特征是研究物质和创造物质”，是对化学科学、化学研究本质特征的鲜明突显，是对化学课程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科学素养的明确引导，是对化学课程核心价值观的精辟概括。
新课标的“其特征是研究物质和创造物质”与高中课标的“其特征是研究分子和创造分子”都是对化学本质特征及研究目标极为精炼的表述。二者虽有视角上的宏观、微观之别，但无实质性差异。因为，由原子组成的“分子”（应作广义理解）是组成化学物质并能保持该物质全部化学性质的微观基本单元（或称微粒）。因此，研究和创造“物质”的实质就是研究和创造“分子”。值得注意的是，“物质”是一个内涵非常宽泛的概念，其在“化学”概念定义中是指化学物质（不含场物质），包括自然界存在的和人工合成的天然物质（分子），还包括通过人工合成而创造的自然界不存在的物质（分子）。依据学生的知识基础和认知水平，新课标表述化学特征采用“物质”要比“分子”更易被初中生所接受。这是新课标对“化学”概念定义表述的创新。
结语
新课标采用“化学”概念定义的新表述，反映了对化学（现代化学）的新认识，对化学课程教育的新要求，体现了初中化学课程标准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新追求。对于“化学”概念定义的教学应切实从学生实际出发，将其贯穿、渗透于初中化学教学的全过程之中，充分发挥其提升教师教育水平、促进学生学好化学与提高科学素养的作用。新课标中还有许多新表述、新提法、新措施、新思想，需要我们深入地研究、领会并创造性地实践，以更加高效地实现化学课程目标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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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定义篇10
从哲学基础上讲，当代的科学哲学研究形成了两个迥异的派别，一是分析经验主义，其代表是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重要分支之一的西方科学哲学；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原则和立场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以俄（苏）和我国的科学哲学研究为代表。就俄（苏）和中国的科学哲学来看，虽然二者同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但由于两国在科学、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色。
一、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包括两个领域。其一是自然科学本身的哲学，是对有关物质世界、自然现象的科学理论本身的客观内容以及对所运用的相应的实验和理论的认识手段所作的哲学分析。这一部分旨在揭示科学研究的具体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容，即越来越深入到自然科学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二是对整体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所作的哲学分析，旨在阐明自然科学理论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和方法，阐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中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的方法、理论原理和证明的论证方式、科学动态发展的规律等。苏联学者把这一角度的研究称为“科学哲学的侧面”［1］（p2）。也就是说，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内在地包含了科学哲学的萌芽。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苏联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领域中。“苏联时期一直存在的重要争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2］（p2-3）从苏联出版的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第一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教科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教程》（该书由时任《哲学科学》编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自然科学哲学教研室主任c.t.麦柳欣主编）的内容上看，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重心基本上围绕前一个领域，而对所谓的“科学哲学的侧面”则很少触及。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传统的自然观研究开始退居次席，以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主导方面。1979年，в.а.本文由收集整理卡尔普宁、б.м.苏哈诺夫和в.и.沙罗格拉茨基出版了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作者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会不断揭示出自然界的发展趋势和过程，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发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该书逐一研究了力学、物理学、化学、技术科学的有关资料，论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和更为迫切的方法论问题，即，“科学认识中经验和理论的相互关系，理论知识的综合，科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元理论研究的哲学意义等问题”①。与此同时，苏联的一大批学者，如б.μ.凯德洛夫、μ.з.奥麦利雅诺夫斯基、в.с.高特、м.в.莫斯捷巴涅科、в.и.勃拉恩斯基、в.р.伊瓦诺夫、а.д.乌尔苏尔、в.а.施托夫等人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从各个方面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进行了讨论，这反映了苏联哲学界对科学认识方法论研究的重视。
在1981年4月22—24日召开的全苏第三届自然科学哲学会议上，科学院院长г.л.亚历山大洛夫指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对自然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最普遍的看法进行探索和思考的一个中心枢纽”［3］（p407）。由此可见，这一转向已使得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苏联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下进行的。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科学哲学研究。从总体来看，西方的研究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4］（p99）西方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们长期讨论苏联出版物中的这些问题，他们关心的是，这些问题是真问题，还是人为的、政治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当真影响了苏联科学家们的思考，还是仅仅就是个装饰”［2］（p3）。只有少数西方学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采取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格雷厄姆在大量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说：“我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对苏联一些科学家的工作的确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影响帮助他们形成认识结论，并赢得了国外同行对他们的认可。”［2］（p3）
二、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第一个范式是自然观范式。［5］（p56）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以自然观为基础，建立了由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构成的内容体系。
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来源于自然辩证法研究范式的转换。20世纪90年代末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多个方向的转向，其中包括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学、自然哲学等。在传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有着雄厚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和科学观。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译介和评述西方科学哲学的文章大量出现，科学哲学成为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两本核心刊物的主要栏目。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队伍都发生了重大转向。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学会曾一度号称中国第一大学会，其研究绝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学术圈子。自然辩证法的特点是兼容并蓄，既是一种学术事业，又直接面对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在研究问题时常常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学术空间。科学哲学关注的问题其实是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内部问题。正因如此，从学科上我们把自然辩证法调整为科学哲学，但并未放弃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自然观为基础，恰恰是我们相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的优势所在。“由于西方科学哲学仅仅面对自然科学，无视自然科学背后的本质和客观基础，因此，他们并不
能真正回答理论的内在完备性和科学理论进步之间的关系。”［6］（p111）西方科学哲学的这一特点，是它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获得正确认识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科学哲学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延伸,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决定了中国科学哲学的演进与定位。并且，在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和自然辩证法研究呈并行之势。
三、差异与趋同
科学哲学在苏联和当代中国的兴起，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其共性特征是，在各自国家已有的哲学研究中早已内在地包含有关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包含“科学哲学的侧面”，而科学动力学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向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格雷厄姆看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包括生命起源、控制论、结构化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和宇宙学等。“苏联上千种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都包含上述各种值得讨论的问题。”［2］（p3）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而且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观也必会通过相应知识领域的理论内容而被具体化。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科学不仅是关于世界的理论知识的总和，更是一种社会建制。因此，他们不仅研究科学哲学领域中我们熟知的那些主题，更为注重科学发展的社会决定要素和动力。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属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属于问题研究的“内部转换”。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一直不是苏联哲学的独立分支，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使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由一个附属的领域开始走向相对的独立。
和苏联不同，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不仅作为一门重要的独立学科来建设，而且已经成了一项有较大规模的社会研究事业。我们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而且这一学科作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类硕士研究生的公共课大规模进入了课堂。在“大口袋”思想的倡导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广泛。20世纪80年代，自然辨证法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及科技与社会研究，90年代以来则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学术研究不断拓展，成果更加丰厚。刘啸霆将自然辩证法的精神财富和价值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它恢复和坚持了哲学中的分析精神；其二，它坚持和宣扬了科学中的哲学精神，包括对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科学文化的研究；其三，它探索了科学发展和发展的逻辑、模式、机理等；其四，它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其五，它无私地培育和扶助了许多新兴的学科，在自然辩证法的事业下还为很多新的学科如科学社会学、科学管理学、科学政策学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发展的空间。［5］（p58）1996年，于光远在他的著作《一个哲学学派在中国兴起》中指出，中国正在兴起一个哲学学派——自然辩证法学派。这个学派的特征是：首先，它属于马克思主义；其次，除传统的自然观、科学观研究外，它还特别重视社会实践问题，如西部大开发、科教兴国、国家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