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篇1
关键词：改善人工流产发生现状
【中图分类号】R-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8801（2012）12-0160-01
人工流产率的上升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生活方式和观念的重大变化和人口流动的不断增长，人工流产的社会经济特征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在大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未婚妇女的人工流产出现显著增长。总的说来，计划生育政策仍然对人工流产有很大影响，但是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变得越来越重要。
1数据与方法
因子分析用于对诸多自变量之间的关系的考察，并将自变量简化到少数几个在统计上独立的因子，以代表这些自变量。通过探测性因子分析了解这些自变量相互联系的程度与方式及其数据结构，然后用因子分析产生的各个在统计上独立的因子来代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的几个宏观侧面。最后将因子分析的结果用于人工流产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考察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对人工流产的独立影响。
2因子分析
每个自变量都与其最高度相关的因子相联系，形成某一因子的自变量用阴影加以突显。因子负载代表因子对某一变量的相对影响大小。变量的共同度（h2）反映因子对自变量方差的解释程度，相当于在回归分析中因变量方差被自变量解释的比例。例如，3个因子能够解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6%的方差，而其中因子1就能解释65%的方差。因子1的特征值为618，能够解释总方差的34%。从阴影部分看，因子1在农村人均食品消费、农村人均家庭设备与服务消费、农村人均住房消费、农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10万人口的图书数、企业的平均产值、非农产业中女性的比例等变量上有较高负载，可以代表各省的经济发展侧面。因子2的特征值为610，能够解释总方差的30%，它在每10万人口的医院床位数、每10万人口的卫生技术人员数、城市化水平、每万人口的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人数、产业多样性、农村人均衣着消费、工业产值的比重等有较高负载，可以代表各省的社会发展侧面。因子3的特征值为313，能够解释总方差的17%，它在剩余的计划生育和社会控制指标上有较高负载，所以可以代表各省的计划生育侧面。3个因子的负载值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一定程度的相关性，而计划生育则比较独立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可见，在一定程度上，计划生育在中国有着独立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能够对生育率及其各中间变量产生独立影响，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得到了确认。
3多元回归分析
上述的因子分析确认了这些自变量所代表的3个侧面，即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然后，通过对因子值系数的回归估计，计算出对应于每个样本案例的因子值，这些因子值就作为自变量值用于对各孕次上人工流产比例的多元回归分析。回归模型在p
4讨论与结论
本文用因子分析考察了在以往生育率研究中证实对生育率有重要影响的一系列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变量简化到3个分别代表不同的发展侧面的因子：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然后用这些因子与各孕次人工流产比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考察它们各自的独立影响。回归结果清楚地显示，对低孕次人工流产起主导影响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因素，而高孕次人工流产的主导因素是计划生育。同时，社会经济因素对高孕次人工流产也有显著而独立的影响，而计划生育对第1孕次人工流产则没有显著影响。对于第2孕次人工流产，似乎各因素的影响基本差不多。3个回归模型证实：在任何孕次上，人工流产的发生都要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显著影响，而计划生育只在第2孕次及以上才有显著影响，而到高孕次上则起了主导作用。这些结果说明，如果在推行计划生育之初，人工流产主要受到计划生育的限制，那么到21世纪初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有了巨大发展之后，人工流产越来越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也就是主要是人们自愿选择的结果。同时社会价值观念和性观念的巨大变化，也对人工流产发生起到了促进作用。一个重要的政策含义是计划生育在提供优质服务方面，应该从已婚人群扩展到未婚人群，普及生殖健康知识，提高避孕药具使用效率。因此对于避孕和生殖健康的知识和技术的不断改善将对人工流产的减少起决定性作用。
参考文献
[1]贾忠科.中国省级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生育与生育率变化的关系研究：1981-1985[m].中国人口科学，1991：（1）1
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篇2
在前面的分析中，实际上多少已经涉及这里的主题。在一般的分析中，社会经济因素和计划生育因素被看成是中国初步实现迅速的人口转变的两大基本因素。
社会经济因素起着基本的作用，而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正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实现对人口转变过程的干预性影响，并使之通过生育率的转变来引致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一些研究证实，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人口控制因素对于生育率的影响是一种下降的趋势，而社会经济因素对于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却越来越明显，而且主要表现为一种直接的影响。
也就是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的重要性开始引起我们的关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丝毫没有否认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
林副德、刘金塘通过对1982年和1990年两次普查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控制因素对于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的模式和强度都在改变。从影响的强度来，1982年人口控制因素比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强度更大。到199o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口控制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有所下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于生育率的影响超过了人口控制对生育率的影响。从影响的模式看，人口控制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作用要大于社会经济因素，1982年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影响为0.259，间接影响为o.44，直接影响是间接影响的3／5左右。中国生育率的迅速下降被看作是超经济强控的结果。到199o年，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影响提高到0.491，而间接影响下降到0.224，直接影响是间接影响的2倍多（参见表1）。
顾宝昌早期的分析也说明了这一点："把中国的情况（指生育率快速下降的事实--引者注）看作是一个单纯依靠计划生育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例子，低估或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相反，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国30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刊年代以来的生育率下降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③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体现的。毫无疑问，主观的努力术能超越客观条件的限定。社会经济因素不仅直接通过对人们社会角色及角色意识等非计划生育变量的影响来影响人们的生育需求和生育决策，而且间接地通过对计划生育社会行为所需客观条件的限定来影响生育率的变动。无论如何，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是基础性的，这种基础性作用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因素对计划生育具体条件的限定及执行效果的影响上，而且在不推行计划生育群众性运动的时候依然会对生育率变动产生重要影响。
历史经验证明，生育率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下降。就生育率与收入的宏观关系而言，大致是反比例变化的关系。从长期的趋势看，收入越高、现代化程度越高的人们会倾向于少要孩子。这样，与"贫困产生人口"的著名命题相对应，我们实际上可以概括出"富裕减少生育"
的命题。但是要注意，不是高收入本身，而是高收入给人们带来的变化才使生育率降低。此外，人均收入和生育率的关系因收入的绝对水平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如果人均收入低于某一临界水平，那么收入水平的上升可能反而会带来生育率的上升。进一步地，如果收入高于某个"临界水平"，收入的递增则会诱发生育率的下降。这个’临界收入水平"的到来通常也意味着文化的变迁。换言之，人均收入达到某一临界值只是"冰山一角"，它必然同时伴随着深层面的文化变迁和观念变革。
然而，比较而言，生育率下降与另一种发展--社会发展--关系更为密切。也就是说，生育率下降是与教育、卫生的发展以及贫困程度的减轻紧密关联的。出生率下降与成人识字率和预期寿命的关系，比之宏观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更为密切。特别是，生育率自然而然的下降与人的发展尤其是妇女生存境遇和受教育状况的改善关系密切。妇女得到更多的良好的教育是降低生育率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因为良好的教育至少意味着：第一，有利于晚婚；第二，有利于提高避孕节育率；第三，赋予妇女以理想和参加工作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从单一的生育劳动中得到解放；第四，使得妇女能够更好地扮演好母亲的角色，并乐意在孩子的健康和教育方面花费较多的力量；第五，对降低疾病率和死亡率也有很大帮助。
社会经济发展诱催生育率下降的逻辑在理论上是清晰的：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提高、生活质量改善一十传统观念改变一十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并重视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一计划生育、优生优育日渐成为自觉的行为取向。换言之，经济发展通过一系列中介变量形塑了微观家庭人口增殖的自约束机制，在宏观上则实现了人口生育率的总体下降和现代人口转变的趋于完成。此外，从制度层面看，我国生育率的下降也有独特的条件，我国生育率的下降是在独特的制度框架里完成的，这是引人注目的一点。
可以预期，今后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将越来越多地依赖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培育起来的"自发性。内生性控制因素"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促使生育事下降的力量在理论上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即强制力、诱导力和自发力。这里的强制力主要指以完成和落实人口计划、人口指标为旨意的较为直接并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行政控制力。
通俗地讲，所谓"强制力"，就是不管你愿意与否，都必须按照人口政策。人口计划、人口指标的规定和要求来生育。
’诱导力"是通过利益关系的调节和整合。宣传教育以及优质服务而培育起来的。"三结合"的做法培育的就是诱导力，诱导力的培育离不开利益导向机制。所谓"自发力"指的是现代化的力量特别是生育文化的现代化之于生育率下降的正面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唐风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之功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从而影响其生育决策，譬如，从家本位到个人本位。晚婚晚育乃至不婚不育，都有宏观上社会经济发展的作育之功。
在现实生活中，这三种力都是存在的，但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促使生育率下降的力量组合及其构成又有显著的差异。在理论上，对应于强制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事实上还可能存在自发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和诱导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现阶段以强制力主导的生育率下降机制天然地决定了中国人口生育率的反弹具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一旦生育控制的社会机制有所松懈，那么生育率出现一些反弹或者波动应当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④中国那种"超经济水平"的强控模式其政策效应和组织效能实际上已发挥得淋漓尽致，很难再有什么大的作为。以强力对抗为前提的控制绩效是呈递减之势的，作用力越大，反冲力也势必越大。
目前生育率下降的政策效应已经衰减和弱化，单凭政策的效力，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已经很难有大的预期。⑤在这种情形下，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生育文化的现代化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将粉墨登场，开始发挥日趋重要的作用。
从发展趋势看，是强制力得到保持的同时，诱导力和自发力会有所增强，从而使人口控制力更加强大。自发力的出现木会是立竿见影。一蹴而就那般简单。相反地，倒有可能出现与计划生育相抗衡的"自发力"一从计划生育角度看，可定义为’负自发力"，如男孩生育偏好的强化以及"议价孩现象"的出现。’证自发力"只有在生育文化现代化的情形下才可能出现。因果链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生育文化现代化生育观念转变个人本位的生育决策形成。
5、简短的结论
从上述研究可见，从2o世纪中叶算起到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实现人口零增长，中国人口的百年转变可以清晰地分出这么几个阶段：（l）死亡率主导的人口转变，（2）生育率主导的人口转变，（3）统计学意义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4）实质性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5）最后的转变是人口增长类型的转变--从"增长型的人口"转变为"缩减型的人口"，在这个阶段，"稳定低水平生育"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人口转变的规律可以看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未来的岁月里，人口的转变和全面现代化需要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生育事的问题"，而且是综合意义的"生育问题"。综合治理生育问题的时代到来了，计划生育户充分共享生育率快速下降和人口转变初步实现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成果的时代也到来了。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儒要的不仅仅是"依法行政"和’批质服务"，更重要的是利益的诱导、补偿和共享，而归根结底要实现的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实现最后的人口转变将成为月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非常直接和明确的追求。’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真正关键与其说是如何强化行政制约机制，不如说是优化和强化利益激励的机制。⑥但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具体工作中，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以人为本"原则则需要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体现--这就是在尊重群众的情感。关注他们基本需求的满足和生育权益的保障中实现代际公平的崇高目标。
历史将证明，不仅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良好的人口环境，而且低生育水平的稳定、出生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转变的最后趋向完成也同样需要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特别是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予以支持--譬如低生育率在微观上是有风险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是一种老无所养的风险，而孩子成长过程中突然夭折的风险更可能使进入这中老年的父母遭遇人生的灭顶之灾，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而在社会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低生育时期，政府和社会有责任为降低和防范低生育的风险创造条件。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统筹兼顾。双管齐下才是中国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所引数据参见彭佩云主编：《什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6年，页874.②参见朱国宏主编：《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章。
③参见顾宝昌："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作用"，《综论中国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页3－18.④参见穆光宗、陈卫："走向卫世纪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对策思考"，《开放时代》（广州）1999年5、6月号（总第128期）。
⑤参见顾宝昌、穆光宗："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人口研究》1994年第5期。
⑥参见穆光宗："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强化利益激励机制"，《中国人口报）2000年5月22日第三版。
主要参考文献：
l、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6年。
2、朱国宏主编：《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后人口转变时期：苏南模式的启示"，载《现代人口转变之路--苏南模式的经验与理论》，中国科技出版社，1993.3、李建民："中国的人口转变完成了吗？"，《南方人口》2000年第2期。
4’李建民、原新、王金营：《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中国人口发展》，科学出版社，2o00年7月。
5、于学军："解析后人口转变"，《中国人口报》z000年1月24日，第三版；以及"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人。科学》2000年第2期。
6、穆光宗：《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7、顾宝昌："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作用"，《综论中国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8、穆光宗、陈卫："走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对策思考"，《开放时代》（广州）1999年5、6月号（总第128期）。
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篇3
关键词：单独二孩政策；计划生育；出生堆积；特点
随着计划生育的实施，我国的人口形势也有了一定变化。首先，妇女生育率降低；其次，人口逐渐出现老龄化；第三，少年儿童人口逐渐减少。如果按照此形式发展，维持现有生育水平，少年儿童的人口比例就会出现持续降低，也必将对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产生一定影响；最后，我国的独生子女家庭也会有一定风险性。随着独生子女伤亡率的增加，失独家庭的问题逐渐受到了人们的普遍管制。且按照现有情况发展，我国的独生子女比例还会出现增多的趋势，风险性以及各种隐患就会增加[1]。
一、“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人群分析
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我国的生育率也随之降低，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主要就是为了使出生人口数量增加，使人口的年龄以及性别结构得以优化。在我国范围内，是一项影响较大的政策，但是许多人认为此次政策调整幅度较小[2]。
首先，对：“单独家庭”（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产生的影响较大，而不影响“双独家庭”（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以及“双非家庭”（夫妻双方均不是独生子女）。在现有的计划生育中规定，双独家庭能够生育第二个孩子，非双独家庭则实施一孩半政策；
其次，单独二孩政策会对城市以及农村的单独家庭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多数农村地区，实行的是一孩半的政策，当第一个孩子为女孩时，就可以再生育二孩，政策调整不会对其造成影响，而政策能够影响的就是第一个孩子为男孩的单独家庭。
第三，政策调整也会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存活孩子情况的单独家庭。但一个家庭中已经有2个孩子，就不会受到政策的影响，对于没有生育的单独家庭，调整生育政策就会对其造成影响[3]。
二、“单独二孩政策”影响生育数以及生育率的特点分析
（一）影响具有地区性特点
“单独二孩政策”在不同地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调整生育政策会在原政策较为严格的地区产生较大的影响，相反，原有政策管理越为宽松的地区影响度就会减小。例如，江苏以及四川地区，对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较为严格，当政策作出调整后，解除了“单独”妇女的二胎生育限制。
（二）对城乡的影响程度分析
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时，有较为明显的城乡区别，在城市中，较多执行一孩政策，农村地区执行“一孩半”政策较多。
对于非农业户口而言，无论是第一个孩子为男孩还是女孩的育龄妇女，都会受到“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而针对农业户口而言，对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育龄妇女不构成影响。单凭这一点，”单独二孩政策“对城市的影响就较大。
此外，调整生育政策影响地区间出生人口数量的因素主要包括：生育潜能存量的释放比例以及释放进度、生育潜能增量的释放比例和释放进度。计划生育政策在城镇中实施较为严格，导致城镇中独生子女比例相对较高，而“单独家庭”存量以及增量也会相应增大。从此角度来看，调整政策也会对城镇产生较大影响。但是，生育潜能释放比例是调整政策的真实反映，有生育二孩意愿的妇女才是政策调整的真正受益者[4]。据相关调查表明，在我国，已婚妇女生育意愿在城乡之间也存在差别，导致农村生育潜能存量以及增量会小于城镇，但农村的生育潜能存量以及增量的释放比例就会高于城镇。也就是说生育意愿的城乡差异使生育政策调整对程序影响的程度减小了。即使如此，在政策做出调整后，农村的影响程度还是小于城镇。
（三）生育数量的内在以外在约束对张力不同地区的影响区别
外在约束就是指生育政策对人们生育数量的影响，影响因素包含政策本身规定的生育数量以及政策执行的是否严格。内在约束就是人们对生育数量的自我约束，也就是自己本身的愿望，会直接受到意愿生育水平的直接影响。当意愿生育数量大于规定生育数量时，就会增大内在约束以及外在约束的张力，反之就会降低，甚至消失。
此外，在一些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较为严格的地区，执行力度却不一定大，也会出现超生现象，随着有较大的理论张力，但实际上却影响较小，调整生育政策也会产生较小的影响力。
（四）影响不同年龄妇女的生育率
但从生育潜能存量进行分析，政策调整对不同年龄的妇女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生育潜能增量进行分析，也会受到年龄变化的影响，且与生育潜能存量变化极为类似。从释放比例进行分析，只有在生育潜能存量（增量）以及释放比例相结合的情况下，才能将释放量真正反映出来。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当妇女年龄低于35岁时，生育潜能存量以及生育潜能增量就会大于35以上的妇女，潜能释放比例也会随之提升，因此，调整生育政策，对年龄较低的妇女更有影响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生育政策的调整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城镇以及农村地区，因此需要对生育政策调整进行正确的认识以及理解，并对计划生育政策加大重视力度以及宣传力度，对信息管理以及出生监测进行强化。
参考文献：
[1]贾玉芳.“单独二孩”政策对昆山市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潜在影响分析[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4，22（8）：514-518，525.
[2]陈志华，肖汉森，陈倩等.重庆市“单独二孩”政策背景下二孩生育意愿及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4，22（10）：661-665.
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篇4
关键词：计划生育手术；异位妊娠；相关性
异位妊娠（ectopicpregnancy，ep）在妇科较为常见，是因受精卵在子宫体腔之外部位着床引起的异常妊娠现象，近年来，国内异位妊娠率不断上升，其中多为接受过计划生育手术节育的妇女，提示计划生育手术会对生殖健康造成影响[1]。本次研究为了解计划生育手术与妇女异位妊娠之间的关系，对80例异位妊娠患者行手术检查和治疗，并分析了患者计划生育手术史。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我站近年来跟踪诊治的80例异位妊娠患者，年龄21～39岁，平均年龄（27.9±1.8）岁；孕周23～35w，平均孕周（29.1±0.7）w；初产妇69例，经产妇11例。80例患者均无手术禁忌症，接受开腹或腹腔镜手术治疗、查找异位妊娠原因及类型。
1.2方法分析患者临床资料，选择腹腔镜手术或者开腹手术治疗、查找异位妊娠原因及类型[2]。
1.3数据处理本次数据采用SpSS16.0软件对本研究的数据进行统计学的分析，计数资料的对比应用χ2检验，而计量资料的对比应用t检验，p
2结果
2.180例患者计划生育手术史80例异位妊娠患者中有计划生育手术史的占82.5%，证实计划生育手术与异位妊娠有直接关联。见表1。
2.2异位妊娠检查结果80例患者健侧输卵管通液检查显示输卵管通畅出现问题的有85.0%，输卵管通畅异常患者居多（p
2.3异位妊娠病理类型80例患者开腹手术或腹腔镜手术治疗过程中行快速病理检查，发现90.0%的患者为输卵管妊娠，卵巢妊娠及宫角妊娠检出率为8.8%、1.3%，输卵管妊娠是常见异位妊娠类型（p
3讨论
国内通过计划生育手术节育的妇女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妇科临床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妇女异位妊娠发生率也在不断攀升，与40年前国内妇科临床数据相比，近几年国内妇女异位妊娠率上升了3倍之多[3]，而异位妊娠是导致妊娠早期妇女死亡的首要危险因素，因异位妊娠死亡的妇女中绝大多数与妊囊破裂诱发的腔内大出血有关。而对异位妊娠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大多数异位妊娠妇女都有计划生育手术节育的经历，提示计划生育手术可能是诱发异位妊娠的主要原因[4]。本次研究选取了我站近年来跟踪诊治的80例异位妊娠病例，对80例异位妊娠患者行手术检查和治疗，并分析了患者计划生育手术史。
3.1计划生育手术和异位妊娠的相关性发现本组82.5%的异位妊娠患者曾接受计划生育手术节育，明显高于没有计划生育手术史的异位妊娠患者占比，证实计划生育手术确实可诱发异位妊娠。健康女性的输卵管平滑肌、粘膜细胞纤毛摆动功能正常，此种情况下的输卵管可正常完成运输，雄性激素会在排卵后产生作用，促进双侧输卵管更有力地收缩，黏膜细胞纤毛的摆动促使伞端卵子向壶腹部移动，排出的卵子在24h内遇到，即可受精，若女性体内存在阻碍卵子与结合、阻碍受精卵向子宫运动或受精卵受某种因素影响过快运动，都可能导致异位妊娠。尽管妇科临床研究已证实了异位妊娠与人工流产没有直接关联，但计划生育手术操作会刺激女性生殖系统，手术过程若没有执行严格无菌操作或术者技术不强、素质不高、术后辅助治疗及护理不到位，都可能导致子宫内膜炎、输卵管慢性炎症病变或输卵管缺损，影响正常的输卵管平滑肌蠕动功能、阻碍卵子及受精卵正常运动，进而诱发异位妊娠、危害女性健康和生命安全。本次研究的80例异位妊娠患者中，90.0%的患者为输卵管妊娠，卵巢妊娠及宫角妊娠检出率为8.8%、1.3%，输卵管妊娠是常见异位妊娠类型（p
我国妇女常通过放置宫内节育器（iUD）达到节育目的。近几年，国内越来越多地出现带环妊娠、取环后异位妊娠现象，广大妇女对宫内节育器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我国妇女所用的宫内节育器很多为金属材质，此种节育器的放置可促使宫腔出现无菌性炎症、干扰子宫内膜正常发育，从而对正常免疫反应产生影响，带尾丝的宫内节育器尤其容易诱发细菌上行感染[5]，引发子宫内膜炎、盆腔炎及输卵管炎。很多妇女选择输卵管结扎术节育，这虽然是较简单的手术，但术后盆腔粘连发生率较高，可同时诱发输卵管炎症，若没有严格执行无菌手术操作、术后清洁保养不到位，异位妊娠率更高[6]。
3.2异位妊娠预防建议本次研究表明，计划生育手术会诱发异位妊娠，规范计划生育手术操作、强化手术人员素质和技能培养、引导广大妇女掌握计划生育手术与异位妊娠相关健康知识，是降低异位妊娠率的关键。从本次研究结果和近年来的相关报道资料可以看出，妇女接受人工流产术容易诱发输卵管炎症，宫内节育器置入、输卵管结扎术和刮宫都会增加妇女术后出现子宫内膜炎、盆腔炎及输卵管炎的几率。
医务工作人员及广大妇女都应正视计划生育手术对女性生殖健康的危害，必要时理性选择正规的、合适的节育方式，将计划生育手术对女性健康的影响降到最低；提升医务工作者技能和综合素质，严格无菌条件下规范开展计划生育手术，避免手术操作诱发感染和炎症；强化宫内节育器防治患者健康指导，引导患者定期复查、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宫腔内操作要严格、规范，避免引发感染和炎症；计划生育术后要耐心开展生殖健康宣教，明确告知妇女宫腔操作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指导妇女正确、健康避孕，降低剖宫产及流产率，健康受孕、自然分娩，避免异位妊娠影响女性健康[7]。
参考文献：
[1]齐向营，苏士利，董白桦，等.异位妊娠期待治疗成功的因素分析[J].中华医学杂志，2013，93（15）：1165-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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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包桂兰，冯炜，孔利春，等.连续妊娠继发手术并发症及异位妊娠2例报告[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1，19（7）：436.
[4]王丽红.临床分析计划生育手术与异位妊娠相关因素的临床治疗体会[J].中国实用医药，2013，8（22）：255-256.
[5]张晓蓉.异位妊娠的相关因素及与计划生育手术的关系探讨[J].健康之路，2013，12（5）：154-154.
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篇5
[关键词]育龄女性；生育情况；流行病学
[中图分类号]R1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721（2016）02（a）-0153-03
生育问题一直是人口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生殖健康是影响妇女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水平如何已成为计生部门制订有关政策的一项重要依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环境污染的不断加剧，生殖健康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近年来，不孕不育引起了广泛关注，据世界卫生组织（wHo）调查，15%的育龄夫妇存在着不育问题。我国不孕不育人口也呈不断增长的趋势[1]，生育问题困扰着越来越多的育龄夫妇。本研究通过调查，分析现阶段河南省育龄女性的生殖健康问题，以便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减少生育问题。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2014年9月～2015年6月河南省5个地市的1124例已婚育龄妇女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城市育龄女性为508例（45.19%），平均年龄为（30.05±5.91）岁；农村育龄女性616例（54.81%），平均年龄为（35.27±6.16）岁。
1.2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调查内容包括问卷调查、人体测量、血压测量。问卷内容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婚育史、个人疾病史、家族史等。参照2003年《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试行）》中的推荐方法进行人体测量，包括身高、体重、腰围，血压采用美国心脏学会推荐方法进行测量[2]。
1.3诊断标准
不孕症参照1994年wHo不孕症的诊断标准，即男女双方并无不愿生育的愿望，同居一年以上，有正常的性生活且均未采取避孕措施，仍未能受孕。②不良妊娠是指妊娠后发生流产、死胎、胎儿畸形、宫外妊娠及滋养细胞疾病。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2结果
2.1城市和农村育龄女性基本特征的比较
城市育龄女性的平均年龄低于农村育龄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1城市和农村育龄女性基本特征的比较[n（%）]
2.2城市和农村育龄女性生育情况的比较
河南省育龄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为（23.70±2.69）岁。城市育龄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显著大于农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2城市和农村育龄女性生育情况的比较（x±s）
2.3农村和城市育龄女性不育症及不良妊娠发生率的比较
城市育龄女性的不孕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农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3）。
表3农村和城市育龄女性不育症及不良妊娠发生率的比较[n（%）]
3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河南省育龄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为（23.70±2.69）岁，已经高于法定的晚婚年龄。城市育龄女性的结婚年龄高于农村，这可能与城市职业女性较多有关。女性职业化使得女性的结婚年龄和生育年龄不断延迟，而年龄是影响女性生育能力的重要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卵泡丢失加速，卵母细胞纺锤体形成障碍所致的染色体分离不平衡、胚胎发育异常使得流产率增加，导致女性的生育能力逐年下降，尤其是35岁后明显下降[3-5]。
本研究结果显示，城市育龄女性的平均月经初潮年龄小于农村。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女性的月经初潮年龄越来越早，这可能与城市生活水平高以及生活习惯有关[6]。城市育龄女性月经不规律人群明显多于农村人群。2004年山东省生育力调查结果显示，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紧密相关，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生育率呈现逐步下降趋势[7]，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月经周期是否规律对生育力有显著影响，月经规律者的妊娠概率高于不规律者[8-9]。工作压力以及生活环境都会引起月经周期的变化[10]，从而导致育龄女性的不孕症人数增加。
农村育龄女性的孕次高于城市，这可能与城市女性避孕知识知晓率高有关。城市育龄女性受教育条件和机会比农村育龄女性优越，再加上经济条件较好，获得各方面的信息来源广。研究显示，随着文化程度以及收入的增高，女性的避孕知识和避孕措施较多[11]，进而减少了城市女性不必要的孕次。另外，农村的生产次数也明显高于城市，平均为1.73次，大约是城市的2倍，这可能跟农村的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有很大关系。综上所述，城市育龄女性与农村女性生育水平有明显差异，仍需对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有所关注和侧重。
随着“二胎”政策在全国的实施以及20世纪80、90年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生育问题日渐显著。本研究结果显示，城市育龄女性的不孕症患病率高达22.44%，且不良妊娠发生率为16.64%，这意味着5个家庭中至少有1个家庭正面临生育问题的困扰。影响生育力的因素复杂多样，对于大多数育龄夫妇而言，生育力下降通常由多种因素共同引起[12]。既往研究[13]显示，职业因素对生育的影响不容忽视。此外，肥胖人群的增加导致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发病率不断提高[14]，进而使育龄女性的月经发生改变以及排卵障碍，这也增加了不孕症的发生率。长期接触塑料管、食品塑料包装以及汽车废气等干扰物也可导致生殖功能障碍[15]。精神因素对生育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加快、熬夜等都会影响女性的生殖内分泌功能，再加上传统的传宗接代思想，使得一些家庭因生育问题而产生矛盾，严重影响夫妻生活的质量，这些原因均会导致生育问题。
综上所述，河南省育龄女性的生育情况不容乐观，探讨育龄夫妇生育能力的影响因素是防治生育力下降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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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篇6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政策类型；生育行为；性别偏好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4-0118-11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4.013
作者简介：陈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靳永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HowwellHasChina’sFamilyplanningpolicyworked：amicroLevelanalysis
CHenwei1，JinYongai2
（1.CenterforpopulationandDevelopmentStudies，RenminUniversityof
China，Beijing100872，China；2.SchoolofSociologyandpopulationStudies，Renmin
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thispaperistoinvestigatethelevels，patternsanddeterminantsofunauthorizedfertilitybehaviorusingthe2005national1%populationSurvey.Resultsshowthatthenationalrateofunauthorizedbirthsaveragedat18.95%overthelast20years.theratefordifferentpolicyareasvariessubstantially.Factorsatmacro，meso，andmicrolevelshavesignificanteffectsonunauthorizedfertilitybehavior.thisresearchhaveimportantimplicationsforrevisingandimprovingChina’sfamilyplanningpolicy.
Keywords：familyplanningpolicy；typesoffertilitypolicy；fertilitybehavior；sexpreference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是生育政策调整的又一重大举措。
政府部门希望通过政策调整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时期人们的生育意愿，但事实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对不同人群的作用和影响程度却是不一样的。多数人会遵守计划生育政策，在政策范围内生育，甚至有调查表明，在一些地区如江苏，尽管政策规定的一些人群有生育二孩的权利，但仍有很多人只生一个孩子[1]。但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违反生育政策，特别是农村地区这种现象更为普遍。一些研究发现农村多胎率较高[2]；有研究者调查发现一些地区出现二胎超生热现象[3]。因此，当前正值政策进一步调整完善时期，对以往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估，分析违反政策生育的原因，加深人们对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认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区环境、家庭经济状况、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等都是影响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国内外有大量关于生育行为的研究，但专门研究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却很少，仅有的一些也只是简单地、描述性地分析原因，提出对策，而缺乏有力的数据支撑。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利用全国大型调查数据和定量方法，在合适的理论指导下研究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在控制宏观和中观因素的条件下，考察影响该行为的微观因素，分析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形成机制，力图为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分析框架
目前解释生育转变的理论有三个：人口转变理论、微观经济学理论和低生育模型。人口转变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了人口转变的发生，其核心思想是发展促进生育率下降。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的阐释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是解释影响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社会经济因素的理论基础，也是选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自变量的依据。同时，人口转变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为本文分析中国妇女生育行为的区域差异性奠定了理论基础[4]。
生育的微观经济模型从家庭或个人决策的角度探讨生育行为和生育观念的转变，主要包括莱宾斯坦的孩子成本效用理论、贝克尔的孩子数量质量替论、伊斯特林的供给需求理论、考德威尔的财富流理论。这些理论均从经济学中的理性决策角度阐释家庭的生育决策，分析孩子的成本和效用的变化是如何促进生育行为转变的，虽然是通过观察生育行为的时间演变创立的理论，但是从空间角度也是有解释力的。这为本文选取变量和解释实证数据结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人口转变理论和微观生育经济学理论提到的因素只能间接地通过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来影响生育行为，而邦戈茨（Bongaarts）提出的低生育模型则从一个更为直观的和直接的层面解释了个人的生育行为选择[5]。他提出生育率由非意愿生育、孩子死亡替补效应、性别偏好、进度效应、不孕效应、竞争效应和意愿生育数共同决定，前三个因素会导致实际生育水平提高，后三项则对生育水平有抑制作用。随着避孕技术的普及，非意愿生育减少，婴儿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也使得替补效应减弱，而不孕效应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进度效应、竞争效应、性别偏好和意愿生育数直接影响了我国妇女的生育行为，而最直接的决定因素又是性别偏好和意愿生育数。
以上三种理论分别从宏观、微观以及中观提供了生育行为转变的解释，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相应的也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寻找。宏观的社会环境（包括现代化发展程度、生育政策和文化制度）作用于中观的家庭因素和微观的个体，既影响家庭和个体的特征，也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念。同时，社会环境、家庭因素和个人特征综合作用，又导致不同家庭的孩子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效用，同时使人们形成对孩子成本和效用的不同认识，从而形成特定的性别偏好和意愿生育数量，最终形成实际的生育行为，即生育数量和性别结构。
二、数据和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此次全国性的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覆盖全国各省市区，样本量大，代表性强，而且是按家庭户进行调查，对家庭基本信息、家庭子女状况和其他一些关键的个人社会经济变量都有涉及，在缺乏确切的出生登记数据和计生数据的情况下，是研究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最佳选择。
1.概念界定
本文的研究主题――违反政策的生育行为，仅指在数量上超过了政策的规定，即只能生育一孩的家庭生育了两个或以上的孩子，能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生育了三个或以上的孩子，实行“一孩半”政策的人群第一孩生育了男孩还继续生育，或者第一个孩子是女孩但生育了三个及以上的孩子。本文的违反政策生育不同于计生部门所说的“计划外生育”，计划外生育除了从数量上判定外，还包括违反其他规定，如未达到政策规定的二胎间隔等。受数据限制，本文只从数量上识别违反政策生育行为，无法考虑生育间隔、生育年龄等计生部门规定的其他指标。
2.样本选择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虽然是按户登记，但数据最终以个人形式呈现，因此需要进行配对，将个人数据转化为家庭数据。本文研究的是妇女的生育行为，因此，数据配对也以妇女为基础进行，将孩子信息、丈夫信息和妇女信息进行配对。配对数据使用的是2005年小普查数据的20%样本，因为数据是按个人而不是家庭抽样，配对时会出现三类情况：一是母亲和孩子信息完全配对成功；二是只有孩子信息，抽样时母亲漏掉了；三是漏掉了部分孩子的信息。第二、三类数据由于信息不完整，无法进行分析，第一类母亲和孩子信息均完整的则是本文的分析对象。识别一个家庭的所有孩子是否都在数据中，通过对比变量R34填写的“存活子女数”和数据配对后计算的家庭孩子数，二者相等则可以判定孩子信息没有被遗漏。由于是随机抽样且样本量大，所以有遗漏对结果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年龄35岁以上、1990年以后生育第一个孩子、夫妻均为初婚和汉族且非流动的女性。主要原因如下：①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不断调整的时期，各省在遵循中央精神的前提下，根据各省
实际情况制订计划生育条例，20世纪90年代初，各地生育政策基本稳定。②我国对于少数民族、再婚夫妻的生育政策规定相对更为复杂。③本文研究违反政策的生育行为，对于尚未走完生育期的女性无法衡量其是否有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已经发生了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除外）。35岁以上的妇女基本完成了生育，可以认为达到了终身生育水平[6]。④1990年以后生育的第一个孩子在2005年最大只有15岁，正处于上初中或高中阶段，不会因为外出打工或上大学等原因而在调查时户口不在户内，这使得对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和结构判断更为准确。⑤我国生育政策实行的依据是户口所在地而非居住地，无法获得流动人口户口所在地的详细信息，无法判断流动人口的生育政策类型，因此，本分析中不考虑流动人口。最终的有效样本量为36976个。
3.因变量的设置和操作
本文的主要因变量是“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生育”，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将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赋值为1，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赋值为0。
因为涉及行为与政策之间的关系，需要详细考虑各地区的政策类型。我国的生育政策基本可以归纳为：城镇居民（不包括少数民族）实行一孩政策；农村居民（不包括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又分为三类，一是北京、上海等地实行一孩政策，有五个省
（海南、宁夏、青海、新疆、云南）
和四个试点地区（恩施、酒泉、翼城、承德）实行二孩政策，有19个省、自治区实行独女户有间隔地生育第二胎政策；另外还有针对少数民族和特殊人群（如归国华侨）的生育政策[7]。
2000年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采集了345个地区级的政策生育率数据，有335个地区级数据与2005年个人原始数据匹配[8]。有研究者分析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的关系时，对地区政策生育率简化分类，分为一孩政策（政策生育率在1.3以下）、一孩半政策（政策生育率在1.3～1.6之间）和二孩及以上政策（政策生育率大于1.6）[9]。根据张二力划分的政策类型和各省相应的计划生育条例，同时结合妇女和丈夫的户口性质，判定每个家庭所属的真正政策类型。这样确定了每个家庭应该实行的生育政策类型后，可以根据生育孩子数和孩子性别结构判定其生育行为是否合法：对于一孩地区，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都是违法生育；对于一孩半地区，除了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包括只生了一个孩子和第一孩是女孩生育了第二孩的人，其余均为违反政策生育；对于二孩地区，生育了三个及以上孩子的都是违法生育。
回归结果显示，是否与父母同住在全国层面对一孩半、二孩政策地区影响不显著，但在一孩半、二孩地区无论是对违反政策生育发生风险还是对生育下一孩次发生风险的影响方向都是正的，而在一孩政策地区，与父母同住会显著地降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的风险。一孩半和二孩政策地区都是农村地区，父母的传统生育观念更容易影响子女的生育选择，而在一孩政策地区，与父母居住会降低违反政策生育的风险，受数据限制，无法进行深入的分析，具体原因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4）个体人口学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
个体是生育决策的主体和生育行为的实践者，个体的一些特征将直接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从人口学特征来看，妇女的初育年龄对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发生风险具有明显的降低作用，妇女的初育年龄每增大一岁，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风险就降低5%（模型1）。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妇女生育行为的关键因素，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妇女发生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可能性不断降低。回归结果充分体现和验证了已有研究结论，初育年龄的推迟直接影响生育期的长短，也间接地体现了生育观念的变化和竞争性因素的影响（如上学、就业）。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也会通过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推迟生育年龄而影响生育行为。
户口性质、工作状况和是否有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反映了妇女的社会经济特征。户口性质主要体现了城乡之别，城市和农村在发展程度、生育文化、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的差异都会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反映在违反政策生育行为上，主要表现为农村妇女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可能性大于城市妇女。
是否有工作在全国层面没有显著性作用，在一孩半和二孩政策地区模型结果显示，没有工作的人更易于违反生育政策。而在一孩政策地区，没有工作的人违反政策生育的可能性比有工作的人小，与前面对政策类型的解释一样，回归系数出现方向性的改变与加入养老保险、收入等几个控制变量有关。但在生育三孩的风险上有无工作没有显著的差异。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会显著影响违反政策的生育行为，没有养老保险的妇女发生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概率是有养老保险的妇女的3.94倍，而医疗保险的缺失将违反政策生育概率提高了11%（模型1）。这既说明社会保障对生育行为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出养老保险的作用大于医疗保险，由此可见，“养儿防老”的观念仍在人们的生育行为中有所体现。
控制变量的模型结果显示，第一个孩子年龄越大，妇女发生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风险也越大，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迟，妇女的生育行为也在发生变化，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在增加。
（5）性别偏好。
分政策类别看性别偏好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所有模型均能体现性别偏好的强烈影响。
一孩政策地区，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风险大小取决于第一个孩子的性别，第一孩是男孩的妇女与第一孩是女孩的妇女相比，前者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概率降低了63%。再看前两孩的性别结构对生育第三孩风险的影响，与前两孩都是女孩的妇女相比，有两个男孩或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的妇女更不容易发生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发生风险均降低了80%以上。
在一孩半政策地区，与只有男孩的妇女相比，只有女孩的妇女更不可能违反政策生育，这是由政策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因为判定违反政策生育是根据第一孩性别而定，第一孩如果是男孩生育第二孩就是违反政策生育。儿女双全的家庭违反政策生育概率是只有男孩家庭的2.28倍。与一孩政策地区表现的规律一样，一孩半地区第一孩的性别会影响第二孩生育风险，第一孩是男孩的妇女生育第二孩的风险大大降低，这一方面是由于政策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性别的偏好。性别结构偏好在第三孩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相比较于前两孩是女孩的妇女，生育了两个男孩或一男一女的妇女生育第三孩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其中儿女双全的人比只有男孩的人下降风险更大，说明人们有在男孩偏好基础上追求儿女双全的倾向。
在二孩政策地区，与一孩半政策地区不同的是，只有女孩的家庭更容易发生违反政策的生育行为，反映了人们有通过多生来实现性别偏好目的（即生育一个儿子）的倾向。儿女双全家庭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概率是只有男孩的家庭的12.11倍，体现了人们的性别双全偏好。同样，与其他两类地区类似，第一孩是男孩的妇女生育第二孩的可能性降低，前两孩是两个男孩或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的妇女继续生育第三孩的风险大大降低，表现出了明显的性别偏好。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微观层面上探讨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程度和影响因素。根据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1990年以后生育第一个孩子、汉族、初婚、35岁及以上未流动的妇女违反政策生育的比例是18.95%。而不同人群和不同政策地区又存在较大差异。回归分析显示，与二孩政策地区相比，一孩政策地区发生违反政策生育的风险最高，其次是一孩半地区，这意味着政策越宽松的地区人们越倾向于在政策规定范围内生育。
政策类型、受教育程度、养老保障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违反政策生育行为发生风险影响非常大。养老保障比医疗保障的影响作用更大。在分政策类型考察性别偏好的作用时，模型结果显示，无论是在一孩政策地区，还是一孩半政策地区或是二孩政策地区，性别结构的影响系数均非常大，因此可以推断，性别偏好始终是导致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育行为发生的主要因素。
受数据限制，本研究无法考虑漏报因素。漏报尤其是低年龄漏报是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13～14]。比如，翟振武、陶涛利用教育数据对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检验，得出在考虑死亡的情况下2000年普查数据0～3岁组每个年龄组漏报了近340万人[15]。由于本研究未考虑到漏报，可能会低估违反政策生育比例，但是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可以判断，虽然数据存在漏报情况，但本身不会对结果和结论产生影响。对目前普查数据评估的一个一致的结论是低龄组中女婴漏报多于男婴[16～17]。出生漏报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这些地区很多农民想生男孩，想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男孩[18]。这与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一致的。本研究的政策含义中，除了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制度建设可以减弱和消除违法生育的基础外，二孩地区违反政策生育行为的较低发生风险启示我们，政策类型会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选择，适时、适当地完善生育政策是必要的。“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将有利于满足部分群众的生育愿望，使计划生育政策得以更好的实施，有利于调控我国人口变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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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篇7
【摘要】：人工流产是世界各国中止非意愿妊娠或作为生育控制的手段。许多国家的人工流产率一直都很高，而在一些生育率迅速下降的国家，人工流产则在生育率下降初期起到了主要的作用。一些发达国家，如果没有人工流产，是不可能维持如此低的生育率的。在我们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的过程中，人工流产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甚至西方国家和人权组织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攻击就是认为中国将人工流产作为生育控制的一种方法。中国的计划生育及与此相联系的人工流产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关键词】：人工流产；决定因素；对策分析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工流产在中国就已经开始合法化，允许在怀孕10周内是可以做人工流产的。但是在计划生育全面推行初期，人工流产的数量还是很少的，这个时期决定人工流产的因素是已有子女数或出于健康或工作。在“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推行之后人工流产就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而且对大月份引流产的限制也是很少的。本文就人工流产的决定因素和对策分析做以阐述。
一决定因素
经济和社会发展因素对低孕次人工流产起主导影响，而计划生育则是高孕次人工流产的主导因素。对于首次怀孕不会受计划生育的影响，是否进行人工流产则主要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它只受各省经济发展的显著影响，与计划生育因素无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首次怀孕人工流产比例就越高，同时，社会经济因素对高孕次人工流产也有显著而独立的影响［1］。对于第2孕次人工流产，似乎各因素的影响基本差不多。在任何孕次上，人工流产的发生都要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显著影响，而计划生育只在第2孕次及以上才有显著影响，而到高孕次上则起了主导作用。如果在推行计划生育之初，人工流产主要受到计划生育的限制，那么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有了巨大发展之后，人工流产越来越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也就是主要是人们自愿选择的结果。同时社会价值观念和性观念的巨大变化，也对人工流产发生起到了促进作用。一个重要的政策含义是计划生育在提供优质服务方面，应该从已婚人群扩展到未婚人群，普及生殖健康知识，提高避孕使用效率。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显示，有40％的人工流产是由于避孕失败而导致的。因此对于避孕和生殖健康的知识和技术的不断改善将对人工流产的减少起决定性作用。
二减少人工流产的对策
1、及时采取避孕措施
对置器易脱落、不适应和口服避孕药自觉性不强的妇女，以及不适合做绝育术，对皮下埋植术无禁忌症的妇女推见使用皮下埋植术。进步妇女避孕的自觉性。可宣传紧急避孕方法，大力宣传人工流产对妇女身心健康的危害，彻底纠正将人工流产作为节育方法的错误熟习，进步妇女避孕的自觉性。同一术式。按《常用计划生养技术常规》要求，严厉按照手术常规操纵，确保手术质量，进步手术有效力。
2、加强对基层计划生养技术职员的培训
经过各种渠道进步基层计划生养技术职员的业务素养，进步手术质量，减少各种节育手术失败率，降低人工流产率。
三、人工流产后注意事项有哪些
1手术休息2小时;手术后不要马上起床;在医院里卧床休息2小时，观察子宫的收缩及阴道出血。如有异常应及时请医生检查处理。
2进一步加强避孕措施。在医生的指导下，采用合适的避孕方法或绝育措施，以防再次怀孕。切不可忽视日常的避孕而频繁人工人工流产，因为多次人工人工流产，会增加罹患妇科病的机会，严重损害身体健康。
3人工流产后机体抵抗力下降，更应注意个人卫生。由于子宫内膜留下创面，阴道分泌物增多，使之成为细菌感染、繁殖的温床。因此，要特别注意外的清洁卫生，及时淋浴清洗外，卫生纸要进行消毒并时常更换;半月内避免盆浴，勤换洗内裤;一个月内要绝对禁止同房，以防止细菌感染。这些都是预防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盆腔炎等妇科疾病的重要措施。
4还要坚持避孕，落实避孕措施，以免再次受孕，多次人流。对有生育要求的，也应在三个月后怀孕为宜。
5手术后自己还应注意阴道分泌物的情况，一般在一周内会有红色、淡红色分泌物，其量由多到少，无明显气味。如在一周后仍有流血或较多分泌物，特别是分泌物有臭味并伴有发烧、腹痛等症状，则应考虑有感染或子宫内有残留物的存在，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以免病情加重。
6术后要好好休息，一般术后应卧床休息5～7天(因为人工人工流产后，子宫内膜留下了创面，如过早活动则可能延长阴道出血时间)，若体温正常，阴道流出的血性分泌物少，无腹痛等不适，可以起床活动活动，一般半月内应避免参加体力劳动和体育锻炼。
7术后按规定休息半个月，休息期间避免繁重体力劳动，不可蹲著作工作、更不可熬夜，不可哭泣，不碰冷水、避阵风吹袭，加强营养摄入，多食富含蛋白质，高维生素食物，同时多吃些蔬菜和水果，不要忌口或偏食，促进身体康复。
人工流产率的上升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市场经济改革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生活方式和观念的重大变化和人口流动的不断增长，人工流产的社会经济特征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在大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未婚妇女的人工流产出现显著增长［2］。总的说来，计划生育政策仍然对人工流产有很大影响，但是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变得越来越重要。人工流产是避孕失败后的补救措施，不能作为常规的节育方法。人工流产数增加，相应的并发症的发生率必然也有所增加，作为妇产科医生，应尽量避免和减少并发症，降低不完全人工流产对妇女造成的危害，减少并发症引起的医疗纠纷。
参考文献
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篇8
【关键词】单独两孩；政策转变；计划生育；以人为本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现状疏理
（一）计划生育的实质
实行计划生育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再生产应该相适应的原理，结合当时中国国情而制定的决策。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1978年后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我国，人们关于计划生育认识更多的是“一对夫妻只许生育一个子女”。关于计划生育的概念实质我认为更倾向于家庭生育计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familyplanning，但在我国，计划生育所提倡的实际是birthcontrol，政府通过实施政策进行强制的生育管制。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有利影响
不可否认，我国推行计划生育以来，的确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国家对家庭都带来了有利影响。
其一，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统计显示，我国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下降到2012年的12.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5.8‰下降到2012年的4.95‰。
其二，实行计划生育，缓解了人均资源、土地、粮食占有量，从而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人均资源水平。
其三，实行计划生育，使国家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减少，从而加速资金累计。
其四，实行计划生育，对于单个的家庭来说，由于生活教育成本的提高，减少了家庭消费成本，减轻了家庭成员消费支出繁重的负担，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家庭生活物质水平。
（三）计划生育政策的副作用
计划生育在带来有利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可避免的看到了它所产生的副作用。如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人口下降、人口结构比例逐渐失调等。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部分家庭只有一个小孩，其产生的连锁反应就是，一个小孩肩上所承担的养老负担，结婚后如果对方也是独生子女，那么双方不仅承担着四个父母的养老问题，更多还有上上一代的养老负担。同时不可避免，另外一方面计划生育使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着潜在风险。意外风险倘若发生，孩子一旦出现意外，部分家庭可能会面临“失独”的痛苦。
二、“单独两孩”生育政策转变的价值探讨
“单独两孩”政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关于“单独两孩”政策在《决定》中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已实施三十多年，我们应正确判断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单独两孩”生育政策的转变调整所带来的多方面价值。
首先，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满足了群众的合理生育要求，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生育政策的适度放宽给百姓在生育数量上的选择空间更大，进一步使生育政策与群众的生育意愿保持一致，缩短了生育政策与群众生育意愿之间的距离，使国家利益与个人和家庭利益得到了较好的统一。“单独两孩”生育政策相比于“一孩”或“一孩半”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会更小，从而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其次，由于我国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生育率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由于生育率的下降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国人口结构开始出现转型，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人口年龄普遍上升，年轻壮力劳动力越来越稀缺，人口逐步进入老龄化状态，从而“未富先老”的问题逐渐突出。同时由于持续低生育率，所演发的一些学校资源等社会公共资源利用率下降。放开“单独两孩”政策能够较好地在一定周期内缓解这种状况，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同时提升社会资源的利用率，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再次，实施“单独两孩”政策降低了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的潜在风险。对于独生子女家庭而言，其潜在风险包括子女成长风险以及今后独生子女所面临的养老负担等风险。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希望，独生子女一旦有伤、残、亡等风险的产生，出现这种情况时，家庭不得不陷入痛苦之中。“单独二孩”政策的调整实施，有利于规避家庭风险，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家庭养老照料功能，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
第四，计划生育实施以来，由于对不同民族、城乡地区之间规定不同，导致不同地区人口比例逐步失调。农村地区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加之传统“养儿防老”“重男轻女”观念色彩的影响，导致人口出生性别比例失调，如若不做出政策调整，势必会对今后人口长期发展埋下隐患。“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调整，有利于缩小民族、城乡、地区之间的生育政策差别，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例恢复正常水平，有利于实现“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最后，人口政策的调整变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口子”一下收的太快，会在一定情况下对人口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会引起人口结构的不规则变动，从而导致人口的长期发展产生负面效应；“口子”放的太宽，不仅会再次增加我国人均负重而且会影响可持续发展，对环境生态、经济水平发展都会有相应的负担。在这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生育政策显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可以看出我国生育政策的制定充分认识到了人口政策具有缓调性这一特征。生育政策不仅仅是控制人口数量、解决人口问题，它关系着社会人文与自然规律的双向合理发展。由于人口成长是动态的过程，具有一定的惯性幅度，这次改革中实施“单独二孩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遵循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有利于保持人口结构的稳定发展，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三、从马克思主义人学公共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
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器和人口结构现代化过程中，而人口政策的调整是一个循循渐进的过程，计划生育作为国策实施已经三十多年，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步完善我们应反思在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应把握好时代变化的节奏，高瞻远瞩，统筹规划。
（一）公共政策的制定应依据人的主体价值，坚持“以人为本”
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但是公共政策在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将满足群众的合理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既要从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出发，适时了解民众的意愿与诉求；同时又要把不占多数的弱势群体作为服务重点，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与利益，逐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二）公共政策的制定应遵循价值的时效性，贯彻“可持续发展”
孟子讲“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一方面，公共政策的制定应根据价值主体的时效性，尊重历史，不否定公共政策在当时阶段时期对社会发展、对人类发展所创造的价值，客观看待评价公共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公共政策的制定应着眼当下，与时俱进，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逐步调整和完善。通过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关于实施“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可以看出公共政策的实施应根据社会实际发展和民众意愿而调整改变，着眼解决当下问题。另一方面，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应遵循“可持续发展”这一战略，在实现短期目标的同时做好长期规划，有效估算政策实施后对长远发展所带来的预期价值利益，从而实现短期目标与长期规划的协调统一。
（三）公共政策制定应认识到主体间性，注重“公平效率”
在马克思主义人学中，主体与主体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大，主体间的矛盾与问题也会越来越多，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还应把握公平与效率的实现。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更多的是追求“公平”，但由于过分强调“公平”，导致出现“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局面；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将公共政策的理论点着力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是现如今，市场的独立运行相对于政府干预能够更好地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其决定性作用，所以说现如今公共政策的制定应注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公平的竞赛结果源于相同的起点，公共政策的制定应使公民权利的行驶在同一起跑线上，运行同样的规则。另一方面，公共政策在运行实施过程中注重效率的价值导向。这一过程主要是指人类的各个主体在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中，主要是指经济活动过程中，以效率原则引导支配经济活动，通过个人财富的创造产生使社会财富总和达到最大化，从而做大“蛋糕”，公平分好“蛋糕”。这样逐步减小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差距，减少主体间矛盾的产生，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以及分配不公的程度，逐步实现公平正义。
（四）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考虑到个体与集体的联系，实现“和谐发展”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所构成的社会。家庭生育本是公民自己的家事，是公民的权利，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强行将家庭生育规范在权力政策内，我国这一政策的实施与群众的生育意愿有着较大的差距。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应尽可能地建立在合情合理使群众易于接受的基础上。因此公共政策在指定的过程中，应考虑到个体与集体的利益相协调，局部与整体相统一。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既要满足群众的既得利益，又要从整体布局出发，做到个体与集体的协调统一；同时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出台给个体利益的实现活动范围划定了界限，所以说公共政策的制定应把握拿捏到位限制的度，不可太紧影响个体利益的实现，又不能太松使个体利益膨胀影响集体的长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应追求实现个体与集体的“双赢”，从而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是静态结构，而公共政策的事件过程是动态化的。因此公共价值的制定与调整应根据现实条件的不断变化而逐步完善。但是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公共政策的制定仍旧需要坚持将“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将“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从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篇9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负面影响；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D6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4-0263-03
目前，人口过多仍是中国首要的问题，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数量的控制上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为 21世纪的中国甚至世界解除了一颗最大的“人口炸弹”，但对人口数量长达三十多年的人为干预，已渐渐地暴露出其自身的困境与危机，阻碍了中国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为了走出发展的困境与危机，对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实施情况及产生的问题进行反思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计划生育政策提出的背景及实施效果
计划生育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为中国人口控制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贡献。首先，来对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现实背景及主要内容进行回顾。
1.计划生育政策提出的现实背景及主要内容。建国之初，在“英雄母亲”、“人多力量大”等观念的灌输下，引起了第一次出生高峰，三年自然灾害以后，中国的人口经历了建国后的第二次出生高峰期。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两次出生高峰的出现，人口无计划地盲目增长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矛盾开始显现出来。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促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1971年，中央开始正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了“晚、稀、少”的具体政策。1980 年，面对接近 10 亿的人口数量，中央了著名的“9·25公开信”，正式提出“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确定“实行计划生育，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自此，中国开始全面推行“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政策。1984年，鉴于“一孩化”政策在农村实行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困难，对“一胎化”政策进行调整，而后逐步形成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即除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藏族农牧民没有限制生育数量的要求外，在城镇地区实行“一孩”政策，农村大多数地区“一孩半”政策，对少数民族及其他一些特殊情况实行更宽松的生育政策。
2.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自中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生育率迅速下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是少生了4亿多人，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从传统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较低自然增长率到现代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为世界人口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是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三是提高了人口素质，增强了国际竞争力；四是为经济增长创造了四十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1]。
当然，计划生育政策也给中国带来了许多问题，比如出生性别比偏高、独生子女教育问题以及日趋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等等，接下来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分析。
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产生的问题及负面影响
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缓解了人口膨胀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压力，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和进步都有它的两面性。我们在肯定其对解决人口问题的贡献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它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1.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女比例失调，即性别比失衡是计划生育带来的比较显著的问题之一。性别比通常用女婴数量为100时所对应的男婴数来表示。正常情况下，出生性别比是由生物学规律决定的，保持在103～107之间。下页图1显示“十一五”期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高出正常值范围并持续攀升，并在2008年达到峰值120.56。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可见，中国的性别比已经严重失衡了。
在中国，发生性别比失调的原因是复杂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主任原新认为，“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是重要原因。是的，经几千年传统思想的束缚，“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封建思想在人们尤其是农民的心中根深蒂固，随之产生的对女孩的关注程度不够，女孩的生长环境差，女婴的死亡率居高不下等危及女孩的生存权，危害女孩健康成长的问题使得中国性别比持续偏高。
性别比失调的直接后果是产生“剩男”。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会出现大约3 000万“光棍”。而这3 000万的剩男将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认为，首当其冲的就是“婚姻挤压”现象。性别比失调不利于家庭婚姻关系的建立和稳固，不利于社会稳定。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家庭不稳定必将影响社会的稳定。单身族的壮大，必将带来性犯罪、拐卖妇女等事件的发生，进一步影响社会安定。此外，性别比失调必然导致非婚生育、婚外生育和重新组合家庭中的超孕、超生，引起无计划的生育，进一步威胁低生育水平的稳定。
2.人口素质下降。人口素质，又称人口质量，是人口在质的方面的规定性。“十一五”期间中国的人口素质有了显著的提高，但还是难以适应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人口学所讲的人口素质，是指人口总体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思想素质，它反映了人口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本文所讲的人口素质下降主要是指身体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尤其是独生子女的素质的下降。
实施计划生育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有效控制人口数量，但是它却给人口质量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首先，对人口质量的危害表现在素质下降问题上。由生物学可知，头胎可能会由于母体自身机能的不完善和不适应造成生理上的缺陷，同时，现代科技水平的提高使得食品中含有大量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均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还有就是现行生育政策允许素质落后的农村生二胎，在遗传学上不利于优良基因的遗传，从而相对降低了人口素质。其次，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陷入困惑，教育的缺位和教育方式不科学造成的独生子女素质的下降。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这样家中就只有一个孩子，长辈对他必然疼爱有加，以至于达到溺爱的程度。这种特殊的生长环境极容易造成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形成自私、自利、任性等不良心理特征。再次，计划生育可能导致独生子女性格扭曲。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使得社会中的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当独生子女走出家庭进入学校和社会面对竞争时，那种作为“唯一”的优越感将不复存在，竞争中的挫败感加上父母的期望会在无形之中给独生子女的成长带来压力，长久的压抑会导致独生子女性格扭曲，从而变得自负、孤僻、不合群甚至会做出犯罪等报复社会的极端行为。
3.加速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日益上升的现象，一般认为，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时就属于老年型人口。根据这一标准，中国2000年左右就开始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六普”初步汇总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说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巨大改善，中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
人口老龄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生育率下降，生育率下降的增度可以加快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国旨在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大大地加快了中国生育率水平的下降速度，加速了人口老化，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使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面临严峻挑战。据曾毅对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下中国劳动力快速萎缩与人口老化加剧的预测与分析，“若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从2000年的6.7%快速上升到2050年的27.8%；最需要照顾的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从2000年的1%上升到2050年的9.1%，是2000年的9倍多”[3]。我们都知道，若老年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能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老年人数增加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老年人数增加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快速下降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快速上升。他指出，“若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中国劳动力资源从2030年9.59亿快速萎缩到2050年的7.77亿，减少了19%，每年减少近1 000万，每十年减少近1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减少的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更糟糕的是，青壮年劳动力快速萎缩的同时，劳动力资源本身的老化现象将十分严重：55～64岁接近老年劳动者占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由2000年的10.1%迅速攀升至2020年的17.1%，到2050年将达到26.7%，这将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4]
是的，随着计划生育的深入，它必将加剧老龄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首先，计划生育改变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向老年结构的转变影响劳动力的供给，青壮年劳动力的萎缩和劳动力资源本身的老化都将威胁着中国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其次，计划生育改变了中国的家庭结构和赡养结构，使中国大多数家庭的结构和赡养结构呈“4-2-1”型，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家庭结构的变化会使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下降，为了提高家庭收入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家庭劳动适龄人口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工作上面，这样就弱化了家庭的养老功能。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进一步加剧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需求。这样，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深化，老年抚养指数必然上升，财政中用于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从而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三、对策建议
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产生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有些甚至严重的威胁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不得不引起对计划生育带来的问题的重视。
1.要有明确的工作思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以人为本，推进体制创新，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实现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5]
2.在指导思想的引导下加强“男女平等”思想的宣传教育力度，倡导“生男生女一样好”的新型生育观念，积极开展关爱女孩行动，推进两性的公正、平衡发展，提升女性社会地位。严厉打击技术越轨，加强对违反《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的人员的惩罚力度，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进而达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完善独生子女教育体系，培育独生子女的社会责任感，加深独生子女对社会的认同，提高独生子女的应对各种问题的综合素质。
3.加快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认清计划生育对老龄化的影响的基础上，提高财政对养老的支持力度，改善家庭养老结构，加快社区老年服务建设，建立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J].人口研究，2007，（1）.
[2]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1]（第1号）[eB/oL]..
[2]专家（段成荣）认为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显著[eB/oL].http：///news/2010-09/23/content_700194.htm.
[3]任庆伟.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果、问题及对策[J].改革与开放，2010，（3）.
[4]都阳.中国低生育率水平的形成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J].世界经济，2005，（12）.
[5]傅国平.出生性别结构失衡的治理对策[D].长沙：湖南大学2002级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论文，2006.
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篇10
王谦 （国家计生委计财司 副司长）
由于工作关系和职业习惯，笔者对各种各样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工作报告、分析文章中的统计方法和统计数据比较关注，经常可以发现统计方法和统计数据被误用的情况。本文通过一些实例，分析由于不了解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特点而造成统计方法和数据误用的情况。
1 个案与群体
〔实例1〕某调查报告称，某村2001年出生婴儿10人，其中男婴6人，女婴4人，出生性别比高达150，严重失调。
〔实例2〕某乡给某村下达人口计划，其中一项指标是计划生育率，要求当年的计划生育率不低于95%，而该村一般每年出生不足20人。
〔实例3]某地计生委根据群众举报，查出某县一个超生5胎的情况，据此称该县超生问题严重。
〔实例4〕某县总人口不足50万人，近年来在孕妇中推广服用“福施福”。上级要求检查服用“福施福”后，人口缺陷发生率是否逐年下降。还有不少地方把孕产妇死亡率是否逐年下降当作生殖健康服务工作的考核内容。
这几个例子所出现的问题都是以个案或少量发生的情况，说明一个地方宏观的情况。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所分析的对象（人口）或事例具有群体性，这个群体是由每个个体的人或事件集合而成。每个个体是否发现这种现象是偶然的，作为表现群体规律的统计数据，只有当群体具有相当的规模后才有意义。群体的规模太小，尽管对每个个体的统计是准确的，指标的计算也是正确的，但计算结果并不能客观地反映群体的规律。
如实例1，一个村的出生人数仅为10人，计算的出生性别比要么是100（“绝对平衡”），要么就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实例2中计划生育率受出生总数的影响，要么计生率正好100%，只要有一个计划外出生，计划生育率就低于95%。例4涉及的出生缺陷发生率或孕产妇死亡率一般统计时均以10万作为分母，对于一个县，每年出生几千人或1万多人，即使按照出生缺陷、孕产妇死亡发生的平均水平，每年也只有几例，偶然性很大，在统计数据上很难表现为逐年下降。至于例3，以一个特例说明全县的情况，更是欠妥。各种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教材上并未说明各项统计指标适用的人群至少要达到多少，但一般说来这些统计指标绝大部分不能用于分析规模在几百人到一千多人的村级情况，许多指标在县、乡级使用也不太合适。多年来各级是通过报表收集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数据。报表由上级制发，基层单位按统一的口径填报每个项目，然后逐级汇总、上报。这样以来，上、下级的报表式样相同，只是数量大小有差别，于是，上级单位计算哪些指标，下级单位“照葫芦画瓢”计算相同指标。特别是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后，各项工作任务和责任要逐级分解、落实，相应地，工作指标也被层层分解，上一级控制的指标（如出生率、计划生育率）也被一直套用到基层单位。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性的要求很容易被忽视。
2 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实例5〕1995年8月，在全国上半年人口形势分析会上，某省计生委分析本省当年上半年二孩出生数量比上一年同期减少的原因时称，由于自当年起全省广泛推行“三结合”，许多群众为了发家致富，主动退出二孩指标，于是二孩出生明显减少。笔者的同事立即对此理由提出了置疑：既然是主动退出二孩指标导致二孩出生减少，那么原来应在1995年上半年生育二孩的妇女至少在1994年上半年就应退出二孩指标，而那时候，该省并未开展计划生育“三结合”；至于1995年上半年开展“三结合”后退出的二孩指标，其二孩出生减少的效果应在1996年以后才能表现出来。群众退出二孩指标与二孩出生数量的减少在时间上出现了“矛盾”。
〔实例6〕许多文章分析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的孩子越少。
这两个例子说明分析人口出生数量的变化应考虑人口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口首先是生物意义上的人口，具有自然属性，同时，人口生活、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具有社会属性。人口现象的发生既受自然属性的影响，也受社会属性的影响。从根本上说，社会属性对人口现象的影响和制约是有条件的、间接的。而自然属性的影响和制约是无条件的、直接的。社会属性的影响和制约常常要通过自然属性来实现。在分析人口现象的时候，首先要解释人口的自然属性，然后再解释社会属性。就实例5而言，从妇女退出二孩指标到二孩出生减少，至少间隔10个月，即妇女的怀孕期，无论推行“三结合”力度多大，妇女10个月的怀孕期不能缩短。退指标的发生与出生数的减少在时间上不“同步”，至少要“滞后”一年。也就是说，1995年上半年因开展“三结合”妇女退出二孩生育指标不会影响这个时期的二孩出生数量。关于实例6，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属于社会属性，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的确会影响其生育行为。然而，影响生育的自然因素，直接因素是避孕节育行为，具体地说，影响生育的生物因素包括推迟结婚（不发生性行为）、采取避孕措施和流产（终止妊娠）。妇女文化程度影响到上述生物因素发生变化（如文化程度高，能够更好地掌握避孕知识，可以提高避孕的有效性，减少怀孕的可能），并通过上述因素影响生育孩子的数量。直接讲文化程度与孩子数量的关系，未免有些牵强。
3 定量与定性
〔实例7〕各地每年都要分析当年的人口形势，将当年的数据与上一年的数据进行对比。许多分析报告在列举了对比数据后得出结论：“今年的工作比上一年有明显的进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上了一个新台阶”。但如果我们仔细察看各项指标的数量，发现变化并不大，如计划生育率由88.5%上升到89%，出生率由15.4‰下降为14.9‰（这其中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能导致出生率下降），多孩出生由165人减少为149人，多孩率由2.2%下降为2%等等。根据这些数据的变化，得出的定性结论应当是：“工作稳步发展，人口增长保持平稳的态势”。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统计分析主要是指对数据的分析，并由“定量”的描述引申到定性的判断。如果忽视定性的分析，那么，所谓定量分析不过是数量变化的文字描述而已。把握好定性分析的关键在于，定性分析应以定量分析为基础，即“定量”在前，“定性”在后。那种先“定性”，再计算数量变化的做法，违背了“定量”与“定性”的基本规律。这样进行的定量分析，只是给定性的结论加一些数量的点缀。
4 模糊和精确
〔实例8〕某地区的一份材料称，根据20年来每年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推算本地区20年来少生了1831275人。
〔实例9〕某县计生委利用农村赶集日人口比较集中的机会，出动服务车，设置咨询台，向群众宣传计划生育知识，提供咨询服务。县计生委的汇报材料称，“一个月来在集日上接受宣传、咨询的群众累计达到127328人次”。
乍一看，实例8和实例9中的人数和人次数的统计和计算十分认真仔细，数字如此精确，令人钦佩。但转念一想，不免生疑：实例8中利用总和生育率计算少生人口，需要以年龄别生育率与分年龄妇女人数相乘计算出生人数，一般来看，每个年龄组的计算结果都不会是整数，只好四舍五入。每一年若干个年龄组累计下来，个位数已经含糊不清了。再把20年的少生人数累计起来，怎么可能精确到个位数呢？况且20年间，该地区的人口并非处于“封闭状态”，各年龄组人数因为人口迁移而变化，也会影响到计算少生的数量。至于实例9，在一个开放的、人们频繁走动的集市上，如何判定哪个人接受了宣传，哪个人接受了咨询，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即使有标准，实际操作中也很难把握，因此，根本没有可能逐人统计。实例8、实例9中看似精确的数据令人感到滑稽，倒不如模糊一些，说“20年大约少生了18万人”，“一个月在集市上接受了计划生育宣传、咨询服务的人次达10余万”，或许有几分可信。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口和计划生育所涉及的是宏观层面的事情，与此相应的统计数据所反映的是大致的状态或趋势，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做到精确。许多同志在应用统计方法时，往往注意的是方法本身的定义和计算过程，而对计算中数据的来源不了解。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属于社会经济统计范畴，很多数据是通过抽样调查获得，允许有一定的误差；即使是全面的调查（如人口普查、全局报表），在实施过程中，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干扰或影响，存在着调查误差，这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数据存在一定的误差，这是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的特点之一。
5 原因与结果
〔实例10〕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人口出生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提高多少个百分点”的说法。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利用相关分析法对全国各省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均GDp的数量变化进行计算，得出二者之间的函数关系式和相关系数。把人口出生率作为自变量，看自变量的单位变化影响因变量（人均GDp）变化的数量大小。
在这个例子中相关分析法本身以及有关的数据都是正确的，然而，用这样一个函数式来解释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是有问题的。其一，就统计方法来说，相关分析只反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而不说明因果关系；其二，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固然相互影响，但从本质上来说，是经济发展影响人们的思想，进而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最终导致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降低，即经济增长是“因”，而人口增长是“果”。颠倒了因果关系，不仅逻辑上讲不通，数量上的“相关性”也失去了意义。
笔者在多年的工作中体会到，由于人口和计划生育所具有的特点，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分析方法的应用和统计数据的解释有别于其它部门和领域对于统计的一般要求。正确地应用统计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特点和规律，只有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特点和规律，才能避免在统计分析中陷入误区。
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方法应用
郑真真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副教授）
统计学的应用随着微型计算机的普及越来越广泛，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几乎是无处不在。有了一定规模的数据和一个统计分析软件，就可以很方便地进行各种估算和分析。然而由于统计分析方法本身并不像加减乘除那样简单，而一些统计分析软件已经发展到几乎是人人都可使用的程度，如果使用者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操作并得到结果，可能出现对统计分析方法误用或滥用的现象。本文仅对一些统计分析中比较常见的问题进行讨论，以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1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是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准确、全面、正确的描述是所有实证分析的基础，如果对某个事件或某种现象的描述不清楚或存在偏差，那么其后的所有分析都将是值得怀疑的。一项研究能够将所研究的现象或对象描述清楚，就是一个极大的贡献；而描述的偏差可能会引起公众或学术界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误解，甚至误导政府决策。但是因为描述性统计所用方法简单易得，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均值的局限 普遍用于描述样本集中趋势的测量之一是均值。它对于近似正态的对称分布样本来说是比较好的测量，对于不对称分布则不然，尤其会受到极端值的影响。两个分布完全不同的样本可能会有相同的均值，因此均值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样本内部的差异，而往往这种内部差异正是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的、或应当引起人们注意的。为了弥补均值的这个缺陷，一般在报告均值的同时也报告方差，或用直方图／散点图的形式描述分布，以提请读者注意群体内部的差异。
不同群体的可比性 在描述性统计中，往往涉及到对不同时期或不同人群的总体描述，以反映社会变化或地区差异。在社会科学中、尤其是人口研究中，不少事件的发生都是与年龄密切相关的，如我国妇女大部分在35岁以前完成了生育，从而导致35岁以上育龄妇女中极高的避孕现用率。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样本之间存在避孕现用率的差异可能只是年龄结构的差异，而不是年龄别避孕现用率的差异。又如在报告流动人口犯罪问题时，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流动人口犯罪率高于常住人口，但忽视了流动人口的年龄和性别构成与常住人口完全不同，且青年男性是犯罪率较高的人群。这种对两个不同群体的比较往往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绝对数的使用 由于中国人口数量巨大，调查研究也比较容易得到大容量的样本，所以对任何小概率事件用绝对数报告都会出现惊人的巨大数字，单纯对绝对数的强调往往会产生戏剧性的效果。比较合理的方式一般是在报告某事件绝对数的同时，给出该事件的发生率或占研究人群的比例。
小样本的代表性 在一次抽样的小样本中求得的率或比例会非常不稳定，与另一次抽样的结果可能会有较大差距。因此当研究仅限于从小样本获得的资料时，应当在报告比例的同时也报告样本量。
2 双变量统计分析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首先分析的往往是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如用相关或列联表等方法。一般在确定两个变量之间确实有某种关系，如在经过统计检验后证实两变量有显著相关关系，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才有意义。因此，双变量统计分析在实证分析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在应用中对有些问题的忽视，双变量统计分析也很容易出现偏差或错误。
卡方检验的局限 在利用列联表对两个定序／定类变量进行相关分析时，需要进行统计检验来判断两个变量的相关是否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不少研究结果都用卡方检验的显著性报告相关状况。但值得注意的是，卡方统计量的计算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样本越大，卡方值就会相应增大，因此大样本的卡方检验很容易得到显著结果。所以一般在报告卡方检验结果以说明两变量是否显著相关时，还应当同时报告相关强度，即相应的相关系数，如Gamma,Lambda等。
统计意义上的显著与差别的实际意义 在检验两个定距变量的均值差别是否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时，也存在相似的问题。由于样本量越大，样本均值分布的方差就越小，因此常用的t检验结果就越可能显著，任何细微的差别都可能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但有时具有统计意义显著性的差异，在实际生活中可能意义并不大，如同在两个草堆之间找出一根草的差距，对判断两个草堆的大小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对任何检验结果都应当有符合实际的解释和说明。
虚假相关问题 双变量分析中的虚假相关问题，几乎在所有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教科书中都会涉及到，在统计分析方法的教学中也被视为经典问题。但是多少年来，人们仍然在不断地重复着这个“经典的错误”，即认为可见的或统计检验结果显著的相关就是真正的相关；更为大胆的做法是把这种相关关系推向因果关系。我们知道，对于有的变量来说，即使是经过检验判定两者具有统计上显著的相关关系，也不一定存在实际意义上的关系，因为可能有未考虑到的变量或不可测量的变量在同时对两个研究变量起作用，有时甚至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巧合。例如，火灾的大小是以火灾损失来衡量的，而参加灭火的消防员人数是与火灾大小有关的，火灾越大，出动的消防员就越多，但凡是具有常识的人都不会根据出动消防员人数和火灾损失两个变量之间的高度相关，断定出动消防员越多火灾损失就越大，因为火灾的规模是决定因素（但很难直接衡量）。在有关人口科学研究中也有报告虚假相关的现象，如人口增长率的降低导致了经济增长的提法就是一例。因此，在分析相关关系时，应当根据理论、知识、经验、甚至常识来判断这种分析是否有意义、是否存在其他变量的作用（称为外在变量），避免得出有悖于常理的分析结果。有些虚假相关是可以通过统计分析方法判别的，如在控制了另外一些变量后观察两个变量的偏相关，或在双变量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用多变量分析深入研究。
3 多变量分析
回归分析是多变量分析中应用最多的方法，尤其是逻辑斯蒂回归更是被广泛地应用。在众多应用中，比较明显的问题是使用方法是否得当和对结果的报告和解释是否规范、合理（见2002年第2期《人口研究》刘金塘文）。此外还有一些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
分析框架的重要性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各变量之间往往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果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没有一个清晰合理的分析框架，那么回归的结果有可能会引起质疑。一般应在报告回归分析结果之前，介绍该分析的框架，如各变量的定义、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假设关系及其理由等，对建立的回归模型做出合理性论证。有一些变量可能是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的，如性别、年龄等，最好事先解释清楚。对假设因果关系的模型，应当至少能够说明：(1)该因果关系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中是合理的；(2)从事件发生的时间上来说，应当是原因发生在先、结果发生在后。如有些回归分析中，未加说明即把所有与因变量显著相关的变量都囊括在自变量中，甚至有些自变量与因变量有明显的互为因果关系，显得分析逻辑混乱；还有的论文在简单介绍研究背景和数据来源之后，急于建立因果关系并推出回归分析结果，然后再根据各变量在回归模型中的显著性一一说明，这相当于事后解释；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
在具备“奔4”微机和较易操作的软件的今天，转瞬间就可完成一次回归分析，但是在此之前，需要有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文献检索和理论框架构建，才能确保统计分析的科学性。
分析方法应用的条件 每种多变量方法都有各自的前提条件或假设，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或者假设不成立，该方法的应用就成问题。如pearson相关是考察线性相关关系，多元方差分析只能辨别线性相关因变量的多元差异，线性回归分析假设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为线性关系，因子分析方法也是建立在各变量具有一定的线性相关基础之上的；另外，在逻辑斯蒂回归中，每个分类都应保证有足够的频数，如果频数太少就会影响参数估计的稳定性；等等。尽管一般不在报告分析结果时说明各种假设是否成立或条件是否满足，但是在进行分析时应当自觉地进行考察。如果不能满足条件或假设不能成立，就对数据进行转换或调整后再分析，或者改变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