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范畴篇1
【关键词】法律援助制度；规范化；问题；前景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
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是政府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建立起来的必然制度，以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为主导，以民间公益组织为补充，逐渐完善的法律援助体系。法律援助制度，是公民的获取法律救助的基本依据。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相对来说起步比较晚，从2003年开始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才以立法的形式来保障这一制度的运行，使得我国的法律援助进入有法可依的法制范畴。具体来说，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第二，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因经济困难无法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当事人或者特殊案件的个人；第三，法律援助的内容主要是为援助对象提供刑事辩护、民事和公正咨询等。《法律援助条例》第5条第2款规定：“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表示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统一性，进行统一的申请和审查。而从其援助的范围来看具有广泛性，不仅是经济困难者可以得到法律的特别援助，在司法程序上的刑事诉讼中也有民事诉讼的。
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的问题分析
第一，投入缺陷。首先财政拨款是一个难题，根据2006年的调查统计，我国的财政拨款人均经费为0.24左右，相对来说比较低。其次，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不足，当前我国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人口达到了2000万以上，农村3000万以上，残疾人6000万左右，所以需要法律援助的对象是非常庞大的，但是救助机构的人员编制却远远不足。第二，法律援助体系不够完善。就目前来说，专门的法律援助法还是欠缺，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之后，《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律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都对法律援助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并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援助法，所以导致了具体实施过程中，确定援助条件、范围及形式等问题必须通过立法程序上升到法律规定，才能有效的保障其应有地位。再加上民事法律的援助可诉性范围较小，《法律援助条例》与法院受理援助案件的（可诉性）范围不是完全协调，就不能较好的保障每一个人的平等诉讼程序。第三，法律援助服务体系有待加强。法律援助的服务服务人员主要由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构成。但是从目前来看，政府部门的职责还不到位，法律援助虽然在学理上视为政府部门的职责，但是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是由律师承担，但是对律师的激励措施还不够，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后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律师的积极性不高。
三、法律援助制度的未来发展探索
第一，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将建立起来，并提高其立法层次。未来的法律援助制度必定是以最高法律宪法中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为基本依据，努力提高其立法层次，并且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使其更好的发挥实际效用。第二，建立完善的最低经费保障。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建立和完善最低经费保障制度是法律援助制度的一个关键，能够较好的促进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障，政府可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保障方案，设立一项基本的办案经费。第三，利用网络和社会资源，建立广大社会共同参与的法律援助格局。首先，强化与各组织之间的联系，与工会、妇联和共青团等群体进行配合，发挥其职能优势，全面覆盖法律援助范围，减轻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压力。利用现代化的网络信息技术，及时对法律援助实施状况进行反馈，加强民众监督。第四，引入合作机制，进行商业操作。一方面可以通过与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合作，进行共同约束，形成国家财政和律师回报的双赢；另一方面，可以适当的发行法律援助的福利，在彰显法律援助的公益性同时，也吸引公众踊跃购买，保障法律援助的资金。
综上所述，未来的法律援助制度将不断完善，利用现代化的操作模式和实施方法，强化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
参考文献
[1]张雪峰，李海明．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态势及其构建[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法律援助的范畴篇2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又称刑事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是指国家在刑事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过程中对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的一个重要尺度。
刑事法律援助是一种国家行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化法制国家必须承担的一种国家责任，是公民享有的一项社会基本保障权利，是司法为民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人权的一项基本内容。司法人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本质上是保障司法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措施。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贫弱残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实现自己合法权益。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作用：
1、体现国家对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为了消除法定权利的平等与保障权利实现的经济条件下不平等的矛盾。国家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利，从而在司法体制上完善诉讼民主机制，保障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切实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实现司法公正，请不起或者没有聘请律师对于刑事案件当事人来说，也许损失的只是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对于国家来说，受到损害的却是司法公正的原则和形象。
3、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切实保护妇女、未成年人和盲聋哑残疾人等社会弱者群体的合法权益。
4、完善法制，保障法律规定的社会关系的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在于减免当事人的费用，使其获得法律帮助，还在于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律调整和规范的死角，从而切实保障法律所规定的社会关系得以实现。
刑事法律援助萌芽于十五世纪末期的苏格兰王国，一度创立了穷人登记册，在册者若提起诉讼，则可免费得到法律顾问和人的帮助。法律援助发展于二十世纪中叶，绝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陆续建和完善了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其内容从刑事诉讼扩展到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其对象从为穷人服务扩展为中产阶级服务，其形式从法庭扩展到预防性服务，提供援助范围已涵盖国家法制运行的各个环节的不同层面的层次，已从保障穷人公民权利发展到福利型福利社会保障制度。把法律援助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一种国家福利性质的制度。作为建立和完善法制象征之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量力而行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法律援助制度。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五十年代开始，法律援助虽然没有作为一项完整的制度提出和建立，但有关法律援助的一些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在当时的法律法规中已有体现。例如1954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了法院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指定辩护人为被告人辩护。1956年10月20日司法部的《律师收费暂行办法》等文件中，规定了律师免费或减费给予法律帮助的具体案件范围。1979年以后，陆续颁布实施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律师工作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是都规定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援助，它的法律地位却只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时代才得以确定。现阶段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在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的要求下于1996年开始全面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取得较大发展，并在2003年出台了《法律援助条例》，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今后我们的任务还任重道远。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之中规定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还仅处于维护贫弱残者的合法权益，已不能满足大多数需要法律帮助的公民的需要，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方式、资金管理等方面还需权完善和补充。
二、刑事法律援助对象
建立法律援助对象，对当事人减免费用提供法律帮助，首要的问题是确定谁应当被援助的对象，法律援助应向谁提供。否则，法律援助做便无从实施。刑事法律援助对象是指刑事诉讼中，有权或有资格申请并获得法律援助的人，只有具有法律援助对象资格才有权要求有关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律师根据有关规定，减收，缓收或免收其诉讼费用或律师费用。我国《律师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在刑事诉讼中有权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按国家规定获得援助，这是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对象的法律依据，我认为该法律条文内涵不明确，比较笼统，首先刑事诉讼含义不清，不知是广义还是狭义，我认为应是广义，包括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应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其次规定公民需要帮助，需要是人一种主观要求，界线不明，难以操作，可以修改为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包括口头申请和书面申请，第四十一条内容可以修改为：公民在刑事诉讼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申请律师法律援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申请律师给予刑事法律持助。
必须具备和遵循以下四个原则；1、刑事法律援助象只能是自然人，不包括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在国内是否把法人列为法律援助对象争议较大。我认为在刑事法律援助对象中不应包括法人。在刑事诉讼中，法人犯罪处罚一般判处罚金刑。立法本意也是对法人实行经济惩罚为目的，对法人进行法律援助减免收费违背了立法者原意；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在刑事诉讼中处于被害人地位时，有公诉机关代表国家保护其合法权益，无需另派律师对其进行法律援助，否则增加诉讼成本，加重国家负担。况且法律援助是一种司法人权保障制度，通过对经济困难者减免费用，使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得以保障，故刑事法律援助对象不应该包括法人和非法人团体。
2、刑事法律援助对象一般公限于经济因难者。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从司法上对经济困难者进行救济的一项制度，应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参考本国的贫困线标准，确定法律援助对象的经济标准，根据困难程度确定减免费用的额度，。所有申请都必须通过经济状况审查申请人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确实经济困难且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收入线不高于当地政府确定的最低收入线为宜。
3、确定刑事法律援助对象应实行属地原则。在我国确定刑事法律援助对象应实行属地原则，而不能实行属人原则，这是由刑事案件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在审判实践中，有些刑事被告人隐瞒真名和住址，且无法查清，就不可能实行属人原则。只有实行属地原则，这些被告人才可以得到律师的帮助，维护合法权益。在刑事审判中，对于未聘请律师的被告人法院应予指定律师辩护，指定辩护也只能是指定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中心负有援助义务的律师参于诉讼，这也要求实行属地原则，刑事案件一般由犯罪地的法院管辖，只有实行属地原则确定刑事法律援助对象，才能节省办案时间，节约开支，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贯彻刑事诉讼法，使刑事案件及时审结，确保了司法公正。
4、刑事法律援助的国籍的限制。刑事诉讼中，由于语言、种族的原因，一般会为未聘请辩护律师的外国刑事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依受援人具体经济状况决定收费数额。我认为我国法律援助对待外国人还须按照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实行对等、互惠原则，如果他国法律对我国公民涉外刑事案件规定我国公民不能享受该国法律援助，我国反之亦然。对于外国刑事被告人，如果经济困难未能聘请律师，首先应由其所属国家使（领）馆提供法律援助费用，但与我国签订了法律援助司法协议中有相互减免有关费用，签约国公民也可以作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受援对象，或者外国刑事被告人所属国既未签约又未提供援助费用，我国出于人道主义，可由法院视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该外国人法律援助。
三、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指一个国家以各种形式所提供的法律援助的具体领域。刑事法律援助包括刑事诉讼辩护和刑事诉讼两个方面，贯穿于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援助范围相比还不够宽泛。刑事诉讼法关于法律援助条文制订的时候我国法律援助处于萌芽状态，现在经过几年发展，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有所完善和进步，我们应顺应世界发展趋势，修订完善现行法律法规。《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现阶段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范围，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公民人权发展有需要，应该拓展和完善援助范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犯罪嫌疑人在公安司法机关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可以自行委托律师法律咨询，但对盲、聋、哑等残疾人和未成年人，我认为他们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委托律师进行免费咨询。侦查机关的超时关押、循私枉法、暴力取证等违法行为，律师可以代为监督或控告，为犯罪嫌疑人解答法律问题，或申请取保候审。
2、所有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中，如果被告不能通过自已的能力获得胜任的律师的帮助，法院应该为他们指派律师进街上刑事辩护。被告人明确表示放弃除外，刑事诉讼法第34条只规定被告人因经济问题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可以指定辩护，这已不能全面的为被告人提供保障平等权利的行使。在审判实践中。绝大多数法院没有为需要帮助的被告人指定辩护，我认为刑事诉讼法34条的规定应该属于强制性规定。既然法律援助是保障公民平等实现法律规定的权利属于司法人权范畴，在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中。公诉人代表国家行使起诉权，而被告人相对于公诉人而言处于弱者地位，孤立无援，这就迫切需要法律专家律师的帮助，以便维护自身合法的权益。现阶段刑事诉讼的发展，已由传统的纠问式发展到控辩式，法官居中裁判。刑事诉讼中对抗制的发展，从保障被告人和公诉人在法庭上享有平等地位目的出发，更加强调要使处于弱者地位的被告人有充足的机会向法院提供证据和理由，并有效的为自已辩护，这要求被告人必需律师专业人员的帮助才能实现其愿望，保障其合法权益。另外我们也必需认识到：指定辩护并不都属于法律援助范畴。只有减免费用为经济困难的被告人提供刑事辩护才属于法律援助范畴，对于经济状况好的被告人在指定辩护后须返还部分律师费用，或者说补交部分律师费用。
3、公诉人不出庭的公诉案件，因这类刑事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公诉人又不出庭，故法院无需为所有未委托律师的被告人指定辩护人，但对盲、聋、哑残疾人和未成年人必须指定辩护人。对于经济困难者或其他原因未聘请律师的被告人，酌情考虑是否指定辩护人。
4、刑事自诉案件中，对遗弃、虐待和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的犯罪案件等可以实施法律救助，现阶段审判实践中，自诉案件以当事人举证为主，法院调查为辅。涉及证据的取得，没有律师的参与，当事人是难以有效的取得合法的证据。如果法院认为当事人确有必要聘请律师取证而未能聘请律师，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进行或者辩护，对于经济困难的当事人进行法律援助可以实行减免律师费用，对于经济状况好的当事人应由其补交律师费用。
5、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是否能够取得法律援助，应参照民事法律援助规定的条件来确定。对工伤、赡养、请求国家赔偿、抚恤金等方面需获得律师帮助胆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应该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机构获得司法救助。
四、刑事法律援助方式
刑事法律援助方式是指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基本形式或模式。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援助方式主要有：第一种方式为在刑事诉讼中指定律师辩护，第二种方式为律师减收费用向贫困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援助方式的多样性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去阐述援助方式的未来走势。
1、国家有无必要设立公职辩护人，理论界有所争议。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在实践中大部分地区司法行政机关成立了公职法律援助中心，并配有专职律师承担法律援助工作。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设立公职辩护人，公职辩护人是指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律师享有事业单位人员待遇，有固定工资，办案费用由单位承担，不得接受法律援助之外的当事人的委托。在我国，律师执业不受地域的限制，也不象有些国家分刑事律师和民事律师，分开执业。律师队伍整体素质参差不齐，如果现阶段设立公职辩护人，又可能出现吃大锅饭的现象，公职辩护人可能会有人捧着“金饭碗”，不思进取，滥竽充数，不会尽心尽职干好本职工作，届时辨论水平、技巧和责任心均得不到提高。不设置专职辩护人，让全体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进行法律援助时，有一种高尚荣誉感和义务帮助他人的成就感，这对于提高律师的职业道德是很有好处的。
2、各地的法律援助中心是法律援助的常设机构，援助中心依照当地的具体情况规定辖区内律师每年必须完成一定的法律援助工作量，对于援助律师应适当补偿合理开支费用。对每年能够圆满完成援助义务的律师，应该择优颁发荣誉证书以资奖励，奖励他们在法律援助中的工作成绩，激励更多的律师投身于法律援助工作中。
3、当事人能否自由选择援助律师？我认为不可以。法律援助本身是一种国家行为，一项公益事业，应由国家统一指派援助律师，让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平均分摊援助义务，而不能把援助义务有选择的放在少数律师身上，这样也是不公平的。
4、刑事诉讼中，应由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指定辩护律师。刑事诉讼法中只规定由法院指定辩护，并未明确由法院何人何机构决定，审判实践常常发生冲突。由审判长指定辩护律师我认为是合适的，因为负责每一具体案件的审判长，对被告人的情况最为了解，审判长在合议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指挥法庭开庭审理过程。故由审判长为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是合适的。具体的选任方式可以是由该地的法律援助中心，把所辖的律师登记在册，按登录的先后顺序决定入选。
5、法律援助应大力发展以大学法学院（系）学为基础的“临床法律援助计划”义务参加援助工作，解决人力资源供需矛盾，法学院学生在有经验的律师指导下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增长自已的实践经验，可以担任律师助手或者提供法律咨询等工作。实习学生一般不收取报酬，但可以因他们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贡献获得适当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奖励，精神上的荣誉奖励可以增加法学院学生对律师职业中法律援助的责任感。
五、刑事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及其管理
拥有充足稳定、持续的资金来源和科学严密的管理机制，是发展法律援助制度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法律援助资金的匮乏逐渐成为制约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瓶颈因素。在我国受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治和社会状况不稳定，文化程度偏低，贫困人口过多，“吃饭财政”过量等具体国情限制，发展法律援助制度也是力不从心。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有：
1、政府的财政投入是法律援助资金的主要来源渠道。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制度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以向公民提供法律上的帮助为其主要内容的法律援助制度，其在保障基本人权、扶助被剥夺基本社会权利者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是国家所必须承担的国家责任之一，因此政府有义务为法律援活动提供资金，以满足贫民日益增长的对法律服务的需要。在我国由于受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难以承受完全由供给资金的法律援助计划所需要的开支，因而现阶段政府对于法律援助的支援也极为有限。国家投入方式包括政府财政直接拨款和法院减免诉讼费用两种主要方式。财政拨款应该纳入当地财政资金预算体系，受法律保障和权力机关监督，其投入和运作应具有稳定性和可检验性。各级政府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加大对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
2、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项基金。成立法律援助基金会，筹集专项基金，不仅可以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满足广大经济收入欠佳的贫困者对法律援助工作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也充分体现了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公益事业，基金来源主要有：（一）、国内社团、企业及个人的捐赠和赞助；（二）、基金存入金融机构收取的利息；（三）、购买债券和企业股票等有价证券的收益；（四）、必要时也可以发行法律援助基金，其收益用于法律援事业。
3、从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上缴的费用中提取。律师事务所和律师除依法要求积极自觉投身于法律援助工作之外，有责任从其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上缴国家，用于解决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的问题。
法律援助的范畴篇3
《社会救助法》历时9年仍未获通过，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方方面面都想把与扶贫帮困沾点边的现行政策塞进该法，使得这项法律变成了一个体态臃肿的大胖子，始终不入高层法眼。
现在经过减肥瘦身的《社会救助法》修订稿再度面世，框架已经很清晰，在前几稿中曾经写入的扶贫帮困、法律援助等内容被删除，但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配套的医疗、教育、住房等“专项救助”的内容也被删去，这不得不说是个缺憾。这就涉及怎样理解“社会救助”的内涵与外延，社会救助制度与其他相近制度的划分标准如何把握的问题。
首先，“社会救助”不能理解为“社会的救助”。社会救助是政府对收入低于贫困标准生活困难人群施行的现金或实物救助，是政府的责任，得到社会救助则是人民的权利。按照这个划分标准，作为民间社会行动的“扶贫帮困”就不应该被纳入《社会救助法》，而应由“公益慈善法”去规范。
其次，衡量一项制度是不是社会救助，就看是否把“家庭经济调查”作为制度实施的前提条件，即“选择性”。而社会福利制度的特征则是“（适度）普惠性”，是无须进行家庭经济调查的。对于低保对象的医疗、教育和住房救助，应该属于救助范畴，因是事先经过了家庭经济调查的。同时，医疗、教育和住房都属于“社会权利”，社会救助对象都应该得到切实保障。《社会救助法》关于制定救助标准的规定是这样表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当地居民生活必需的食品、衣物、水电、燃料、取暖、市内公共交通、日常生活用品等费用，参照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一定比例确定、公布”。上述规定中显然没有将医疗、教育和住房这几个与基本生活相关的影响因素考虑进去，所以必须另有配套的医疗、教育、住房等“专项救助”。
法律援助的范畴篇4
关键词：农村；法律；法律服务；体系
中图分类号：D922.2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7-0052-01
一、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目前，法律服务分为市场型法律服务和公益型法律服务。目前，鉴于我国农村市场化发展程度，以及农民收入和法律意识等因素，我国农村目前法律服务的类型仍以公益型法律服务为主，市场化法律服务较少。所以，当前农村法律服务类型仍要以公益型为主。公益型法律服务模式下，政府应该是主导农村法律服务的主体，以此来体现政府是公共产品以及公益产品提供者的要求。众所周知，公益型事业是一项以全体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任何单一的力量与资源是不能满足社会复杂变换的形式的，农村法律服务是一项系统工程，政府除了要发挥主导租用外，还需要其他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互相配合，以期形成法律服务体系，以更好的服务农村。
在我国各级社会团体在维护本团体成员的权益以及其他服务人群的方面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适当引导，使这部分力量在农村法律服务的领域也有所作为的话，将会大大充实农村的法律服务力量。要在政府或者司法机关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充分调动广大服务律师的积极性，使其能主动的投身农村法律服务事业。对在农村法律服务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律师，要给与奖励和表彰，树立典型，扩大知名度，形成为公益服务的良好氛围。同时，利用各高校法律法学相关专业的学生对法律实践十分热衷并希望通过实践将所学同社会结合起来的契机，鼓励和吸引各高校法律法学学生为农村法律事业提供公益服务，这样既能解决农村法律服务力量缺乏的实际情况，又能使学生在实际共工作环境中了解所学专业。
二、构建合理、多样的法律服务体系
在我国，农村的法律纠纷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但经过诉讼程序解决的法律纠纷并不多见，农村法律服务的侧重点还是以非诉讼的方式。很多时候，农民之间发生了纠纷往往希望通过调节的方式来解决。同时，加大法律咨询的力度，根据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提供最符合其需求的服务。在具体的工作中，应注意以下两方面。
一是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解决。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体现差别化服务方式。众所周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性，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及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差异性导致农民法律服务实际需求在体现一些共性需求的基础上，彰显了一定的区域差异性。法律服务主体在农村法律服务领域确定作为目标及作为方式时要坚持因地制宜，对症下药，不能搞“一刀切”、“齐步走”。各服务主体应明确农民法律实际需求，明确服务地域涉及的农村及广大农民到底需要什么层面的法律服务，并以此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合理确定作为目标，采取适宜的作为方式。根据服务地域、服务领域、服务对象的不同，服务主体向农村提供法律服务应在服务层次、服务功能、服务方式方法等方面要有层次、有差别，应因服务地域与服务领域不同而采取差别化的法律服务的方式、方法，以求能高效、迅捷地提供法律服务，从而提升法律服务的成效。第二，法律服务主体在法律服务过程中要正确处理法律与农村习俗等民间法因素的竞合与冲突。民间法是由风俗习惯长期演变而来的逐渐制度化的规则。当代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普遍沿袭着大量的风俗习惯。民间法作为与国家法相对的规范形态，是“活法”，是“行动中的法”，它植根于一定社会的内在秩序。在国家法之外，风俗习惯等民间法因素在特定领域，例如民间纠纷的解决领域发挥着“法”的作用。农村法律服务主体在进行农村法律服务工作时，应宏观考量服务地域内所存的农村习俗等民间法因素，同时要微观考量法律服务个案（例如具体纠纷的调解）是否可能存在法律与农村习俗等民间法因素的竞合与冲突，并综合平衡多元因素与利益，以使法律服务真正体现符合地方实际、贴近农民实际生活之所需。
法律援助的范畴篇5
一、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律师法、公证法的颁布实施，为行业发展提供了立法保障。但由于各部门的法律、法规缺少内在的制衡，导致部门法和行业法规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不协调现象。
（一）律师工作
按照司法部律师改革试点工作精神，我市律师94年开始脱钩改制试点。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甩下并沉积了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律师执业环境有待于进一步改善。由于律师法适用范围的局限性和部门法之间的立法冲突，对相关部门几乎没有约束力，律师法中规定的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的权利难以得到有效落实。如律师法规定会见、调查取证应持律师证、委托合同、会见证明，但律师拿着“三证”要求会见嫌疑人时，个别看守所以未接到上级通知为由，仍要上级公安机关批准的文件，而上级公安部门认为依照新修订的《律师法》不需出具相关证明。曾一度作为法治建设重要成果的律师可介入侦查阶段的法律规定，在我市尚未得到真正落实，律师会见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三难现象依然突出。
二是律师队伍建设现状难以适应律师事业发展的要求。律师改制过于匆忙，在约束、保障机制都不甚健全的情况下匆匆走向市场。一方面作为受过高等专业教育的法律工作者，理应担负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政治上行空间，缺少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致使部分律师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理想信念缺失，自身定位不准，在执业过程中出现一些诸如收费不办案、多收费、乱收费、不讲诚信等有损律师队伍整体形象的行为。追求法律公平正义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困惑成为律师的艰难选择。由于律师、律师所的社会身份角色发生变化，以及律师行业的特殊性和业务活动的相对独立性，个别党员律师组织观念淡薄，党性意识薄弱，存在只办案挣钱、过不过组织生活无所谓的思想。律师队伍党建工作存在的组织关系不理顺、工作基础比较薄弱等问题，影响了党员律师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
三是年轻律师的生存和成长缺少良性的机制和制度保障。新律师入所后或直接交办案子，缺少相应的规范和指导，或自己到处挖掘案源，解决生存问题。出现没人管、没人带，任其自由发展，自生自灭的状态，律师队伍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堪忧。
（二）公证工作
从93年开始的公证体制改革，由于缺乏立法保障，始终处在观望、尝试和探索之中。20__年《公证法》出台后，我市公证改革虽有突破，但由于改革配套措施缺失，约束机制和保障机制不到位，目前我市公证法律服务市场存在的执业短期行为凸显、风险保障机制缺位、不正当竞争等问题亟待规范。
一是公证机构性质和法律地位不够明确。由于《公证法》对公证机构的性质和独立的法人地位规定过于宽泛和概念化，司法部也未对此作出准确及时的解释和规范，在实践中公证机构的性质和地位不明确，导致公证机构没有准确的编制定位和管理定位，负担繁重。《公证法》第六条规定：“公证机构是依法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因此，公证处依法应属公益性事业单位，却要交纳25%的企业所得税，限制了公证机构和公证员创新发展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二是公证的法定核实权难以得到保障。《公证法》第29条规定：“公证机构对公证事项及证明材料应当进行核实，有关单位或个人应当依法予以协助。”实践中，个别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和基层民政等部门对公证处的核实要求不予配合，不仅公证机构的正常业务难以开展，也加重了当事人的负担。
三是行业不正当竞争现象普遍，行业秩序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在分配机制上，我市公证机构主要采用工资加奖金和效益工资两种分配模式。有的公证处个人分配比例过高，公证处积累不够，公证事业发展后劲不足；有的公证处实行全员效益工资，办证数量与工资挂钩，导致公证人员质量意识淡薄，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由于大部分公证人员纳入社保范畴，普通公证人员退休工资仅八百多元，难以安度晚年。行业内部“只顾挣钱不顾质量”、“分光吃净”等短期行为普遍存在。目前，在我市市区内设有省、市、区、农垦等多级公证处，执业区域交叉重叠，中心城区过于密集。如南岗区仅有70多万人口，却有4个公证处70多名公证员执业，争抢证源的现象十分严重。行业管理部门虽然明令禁止给付联络员酬金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但回扣仍以更隐蔽的方式普遍存在。公证机构的社会公信力不断下降，影响了公证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是我市公证系统存在法律服务人才萎缩、流失现象。公证队伍在数量上呈逐年萎缩状态，1997年松哈合并时，注册公证员116名，现在只有92名，其原因有自然减员，有主动调出的，但主要还是由于用人机制僵化，录用公证员既要具有司法考试资格，又要通过人事部门统一考试，虽然规范性增强，但也导致了公证处招录人员难度加大，甚至有的公证处无人可招。在20__年度的事业单位招考过程中，市第二公证处由于报考人员不足5人，职位被取消。个别公证员业务素质偏低，不能适应公证事业发展的要求，而新录用公证员门槛偏高，造成公证队伍难以发展壮大。
（三）基层工作
我市八区十县（市）司法所共有司法干部486人。每个司法所平均不到两个人，却承担着普法依法治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指导和管理人民调解、参与综合治理、调访一体化、社区矫正、法律服务等十项工作职能。工作任务繁重、待遇低、量少质弱现象十分突出。
一是经费保障落实不到位，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者量少质弱的状况与工作任务繁杂、待遇偏低的矛盾突出。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是基层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从业务发展看，收编直管便于规范、推动业务开展，但由于司法局无力解决办公用房、经费及福利待遇等问题，区街道司法所至今没有收编直管。司法所人员是政法专项编，街道办事处却可以不通过司法行政机关调剂工作人员，致使基层司法行政队伍专业化程度偏低，缺少稳定性。乡镇司法所长的职级、待遇及人民调解和补贴至今难以落实。目前，我们已经起草了《关于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的意见》，正在与有关部门沟通会签事宜，希望能对上述问题有所缓解。
二是基层队伍知识化、专业化水平亟待提高。仅以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为例，作为社区矫正对象日常管理、矫正工作主体的基层司法所，其实不过是一、两个人，既没有受过正规法律专业训练，又没有矫正工作经验；既没有立法的保障，又没有特定身份应具有的权威性和震慑力。他们面对的毕竟是服刑人员，行使的是刑罚执行职能，却要在承担其他9项工作职能的同时，承担如此艰巨的工作任务和责任，建立一支专业化的矫正队伍是社区矫正工作全面铺开的前提保证。另外，基层司法行政人员着装问题影响了工作效果。面对监外服刑人员却没有制式服装，社区矫正工作的权威性受到质疑；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时，常因分不清身份而被误认为是当事人双方中的一方，影响工作的开展。
三是“调访一体化”工作主体错位。“调访一体化”工作推行以来，形成了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主的局面，从协助变成主办，一方面要完成上级的硬性工作指标，一方面却没有人、财、物的保障，工作开展步履维艰。
（四）法律援助工作
我市法律援助资源相对于法律需求严重不足，城乡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
一是法律援助资源配置不尽合理。法律援助的提供能力与困难群众实际需求有较大差距。从全国范围看，__属于经济欠发达城市，法律资源本来就不够充分，贫困地区更是奇缺。例如，方正县至今既没有律师事务所，也没有律师。我市现有农业人口499.1万人，面向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只有42人，且集中在城镇之中。因而形成了越是偏远贫困地区，法律援助需求量越大，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越少、资金越是缺乏的局面，至使一些亟需援助的人得不到援助。
二是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与其应该发挥的职能作用相比存在差距。由于认识及宣传等多方面原因，群众对法律援助的范围、程序、渠道等知晓率偏低，特别是低学历、低收入、农民和农民工及老年人群，寻求法律帮助的能力较低。目前我市法律援助尚无法满足经济困难群众打得起官司、打赢官司的需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没有得到完全发挥。
二、对策与措施
（一）针对律师法和公证法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实际问题，应尽快制定实施细则予以明确和规范。同时积极沟通立法及税务、财政、人事部门，建立部门法和行业法规的制衡、协调机制，争取符合实际的税收政策和资金、人力、物力方面的支持，为改革提供配套保障措施。
建议借鉴北京、浙江、辽宁等省的做法，由人大牵头，协调公检法司部门共同出台一个通知，对贯彻实施《律师法》进行必要的司法解释，以解目前律师工作困境的燃眉之需。
同时，应出台与《公证法》相适应的体系化配套政策，在实施细则中明确公证机构公益性事业单位的性质，以提供公益和公共服务为宗旨，不以获取利润为追求，并据此协调税收部门，不应按照企业标准征收税赋。同时，应确立公证机构的调查核实权和公证事项的公证法定性，保证公证预防纠纷、减少诉讼职能的发挥。在公证员的权益保护方面，应细化申诉、控告的理由和程序，对公证员的责任进行限制性和区别性规定。具体规定对当事人提供伪证的处罚权及其程序和标准，确保公证作为国家证明制度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在司法所建设上，应积极争取财政和人事部门的支持，为基层的和谐稳定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中央提出要加强“两所一庭”建设，省编办87号文件规定，乡镇司法所应为副科级，司法所编制2人以上，较大的乡镇司法所要达到3人以上。省财政厅下发了63号文件，明确要求基层司法所办公经费要列入当地财政预算。我们应督促各区、县（市）司法局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司法所建设的工作推进力度。更加积极主动地向当地党委、政府领导汇报情况，争取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切实解决司法所建设中面临人员编制、工作经费、补贴和司法所长职级待遇等问题。要从加强内部管理和创造外部环境两方面来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加强内部管理就是要通过认真贯彻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纠纷排查、登记、例会、考评、回访、文书档案、信息反馈等规章制度，保障人民调解工作规范运行。创造外部环境就是要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财政部、司法部有关文件精神，将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人民调解员补贴报酬列入财政预算，为基层调委会和人民调解员解决后顾之忧。
应健全法律援助相关部门的协作机制。建议建立协调公、检、法、司、工商、税务、人事、卫生、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配套制度，畅通法律援助工作渠道，共同降低成本，为法律援助创造良好的运作环境。将法律援助案件涉及的法院诉讼费、劳动仲裁费、司法鉴定费及在办案中涉及到相关部门调查取证的相关费用问题，统一纳入法律援助的范畴。建议由计划、物价部门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开展法律援助所涉诉讼费、司法鉴定、仲裁等费用的减免收费标准和办法。可以尝试由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初审制度，并由法律援助机构为符合受援条件的申请人发放“法律援助绿色救助卡”，相关部门依此卡予以减免各项费用。
（二）进一步加强行业管理，建立健全内部制约机制和行业保障机制，引导行业良性发展。
积极落实律师和公证“两结合”的管理模式，积极推进两支队伍的行业自律规则建设。严把“入口关”，建立一整套对律师、公证员诚信、执业水平和能力等的考核办法；加强对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行业的指导，特别是政治指导，树立律师的公共责任心。加强诚信监管，建立律师、公证员电子诚信档案系统和统一的公证业务规范和信息共享机制，让社会掌握每个律师、公证员及律师所和公证处的基本情况、办案质量和诚信状况，为公众正确的评价提供导向；通过向社会公开行业处罚情况，引导市场否定损害队伍形象的律师和公证员，确实做到奖优罚劣。加强对年轻律师和公证员的培训和业务指导，提高其实际操作水平。充分发挥管理部门的服务平台作用，畅通律师、公证员在受到权益侵害时的救济渠道，建立处罚听证制度，严肃查处违法执业、扰乱法律服务市场、危害人民群众和公共利益的案件和事件，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净化执业环境。
进一步理顺街道司法所管理体制。从加强街道司法所建设出发，将街道司法所正式立户列编，由街道办事处内设机构过渡为区司法局派出机构。实行区司法局和街道办事处双重管理，以司法局为主的垂直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司法行政基层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克服管人与管事脱节的弊端，确保司法所人员队伍的稳定和司法行政基层工作的发展。
进一步简化和规范法律援助申请、受理、审查等程序，建立完善法律援助工作站和联系点。进一步畅通经济困难公民反映合理诉求的渠道，采取理性、制度化的方式表达诉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拓宽覆盖面，降低援助门槛，做到应援尽援。充分考虑低收入人群的法律援助需求，科学合理确定阶段性的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使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在覆盖低保人群的同时，也能够涵盖低收入人群。
（三）进一步整合法律服务资源，切实提高法律服务队伍素质。
要切实加强律师党建工作，提高律师队伍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加强律师事务所党支部的地位和作用，健全组织、完善制度。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律师党建工作实行行业管理，统一由律师协会党组织归口负责。把加强对党支部自身管理和党员教育管理，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作为实现党对律师行业领导的重要途径。针对目前律师队伍存在的思想自由化、理想庸俗化、信念淡化等问题，从加强教育、严格管理、完善制度等方面入手，通过党建工作，带动律师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推动我市律师队伍的健康发展。
法律援助的范畴篇6
【关键词】自然灾害，医疗救援，法律制度
党的十八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决定，宪法规定国家对于人民负有基本保护的义务，即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应要求用严格的法律制度维护社会生态环境，保护老百姓的国计民生安全。而目前全人类正处于随时可能因为气候极端异常而爆发大灾难的风险社会当中，气候极端已经不再只是自然科学研究的范畴，已经成为人民日常性及公共性议题。浙江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江南山地与长江三角洲大平原的接壤处，山地众多的地理位置、亚热带季风气候和全球环境异常等原因的综合作用导致自然灾害活动日益频繁，一年四季均有发生，其风、暴雨、洪涝干旱、山体崩塌滑坡和地面沉降等是浙江抗灾的重点。面对灾害，拯救生命是第一位，浙江省政府本着一贯的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建设平安浙江、和谐浙江为目标，高度重视浙江的救灾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地方性法规与规章，如《全省救灾防病预案》、《浙江省卫生系统防台风专项应急预案》、《浙江省地震应急预案》等，对灾害医疗救援给予全面性的法律规范的指导，以实现最大程度地减少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
一、自然灾害医疗救援域外法律制度介绍
抗击灾害，拯救生命，不仅是浙江省、甚至是中国政府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就全球范围而言，也是每个国家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其中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设置了比较先进的灾害医疗救援法律制度，建立一套系统的灾害医疗救援体系，其中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所了解及借鉴。
（一）美国
1.法律法规。美国《国家应急预案》是有关处置灾害的综合性法法律，将国土安全、紧急事件管理、法律实施、消防、公共工程、公共卫生、应急救助人员的健康和安全、应急医疗服务以及私人部门等统一为一个整体结构，对联邦政府、州长、地方行政首脑和民族行政首脑在应急事件时期的职责作了详细的规定，成为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地方政府和民族政府在紧急事件期间互相协调的基础。《美国突发公共卫生实际应急反应指南―针对州、地方及民族自治地区的公共卫生管理者》旨在帮助州、地方及民族自治地区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在突发事件或灾难发生后24小时内，迅速有效地采取公共卫生应急反应行动。这是针对灾害医疗应急救援的专项立法。此外，还有《减灾和紧急救助法》、《联邦紧急相应计划》、《联邦紧急事态应对预案》、《国家地震灾害减轻地震灾害法》等。
2.确立包括灾害医疗救援在内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体系。美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三级应对体系，自上而下包括：CDC（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系统）一HRSa（地区/州医院应急准备系统）一mmRS（地方城市医疗应急系统）二个子系统胡。当出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指挥系统由CDC提升到联邦应急计划，总统有权根据危机事态的严重程度决定是否需要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启动联邦应急计划；HRSa主要通过提高医院、门诊中心和其它卫生保健合作部门的应急能力，来发展区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主要负责药物获得、急救、运输、信息传递、隔离检疫、医务人员培训以及医院系统协调；mmRS通过地方的各个执行部门，如：消防、自然灾害处理部门、医院等部门，现场救援人员协作，确保城市在一起公共卫生危机中最初48小时的有效应对。
3.非政府机构依法成为灾害医疗救援的法律主体。美国十分重视自愿者和自愿组织在灾害医疗救援的作用。1970年成立全国抗灾志愿者组织，该组织的主席是联邦紧急事态管理局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在《联邦紧急事态应对预案》中被要求固定承担紧急救援和为灾民提供后勤服务方面，被公认为是第一应对者和有效救援者。此外，还有1881年成立的美国红十字会，履行包括国内和国际灾难救援在内的某些美国政府的责任，具有“联邦工具”的合法地位，今天，美国红十字会的日常工作，几乎完全纳入了美国紧急事态管理的工作体系，承担着美国联邦紧急事态管理局的部分工作。
4.设立专门的灾害信息管理系统。美国在联邦CDC中专门设有负责与媒体沟通的通讯办公室，负责向公众和医疗救援人员及时告之灾害事态信息，帮助相关人员正确判断灾害发展状态。此外，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主持全球应急管理系统，以灾害信息服务、灾害应急事务处理为目标，主要业务包括同国际系统连接，进行灾害管理、减灾、风险管理、救助搜索、灾害科研等。
美国对灾害医疗救援制度有相关的法律进行规范，体现在基本行政法律、各项专门的减灾法之中，并且还有针对灾害医疗应急救援的专项立法；依法分配了各行政职能部门在灾害医疗救援中的职责，并且该职责是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非灾害发生后的“临危受命”；把卫生系统与其他系统串联起来，使得公共卫生、灾害事件管理、执法、医疗服务等领域内的人员可以综合有效的协作；重视非政府组织的灾害医疗救援力量，并将其纳入政府的管理体系，发挥其优势作用；依法确立了灾害医疗救援的日常应对体系及具体程序和专门的服务与灾害医疗救援信息管理系统。
（二）日本
1.法律法规。1961年颁布实施的《灾害对策基本法》是日本预防灾害、对应灾害和灾后重建等事业方面的根本大法，对其他相关法律起着指导性的作用，也是其他相关法律的立法依据。该法就防灾救灾中政府的责任、地方团体的责任以及市町村的责任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公布于1947年的《灾害救助法》是关于灾害应急救助问题的最早的法律。其宗旨是：在发生灾害时，国家要在地方公共团体、日本红十字会、其他团体及国民的协助下，进行应急的必要的救助，以此来保护受灾者和维护社会秩序。此外，针对多发行地震灾害，还制定了详尽的地震灾害对策性法律，如《地震防灾对策特别措施法》等。
2.确立包括灾害医疗救援在内的三级政府负责管理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即中央一都（道、府、县）一市（町、村）三级，由主管卫生和福利的厚生劳动省负责建立，并以之为中心，纳入整个国家危机管理体系。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险，日本政府会向国民及有关机构发出紧急通报，通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同召开了干事会，研讨对策。中央主管机构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最主要职责是收集信息并制定和实施应急对策。在日本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处理系统中，消防（急救）：警察、医师会、医疗机构协会、通信、铁道、电力、煤气、供水等部门，也按照各自的危机管理实施要领和平时的约定相互配合。平时，在灾害疾病的预防工作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全国各都道府县的地方保健所和市盯村的保健中心。
3.非政府机构依法成为灾害医疗救援的法律主体。2007年修订的《灾害基本对策法》把红十字会在内的61个非政府机构制定为全国性公共事业，要求其无条件配合灾害救援工作。
4.快速反应的灾害救援机制。建立灾害发生后24小时内的医疗救援程序，并根据不同时间段设立了应急措施：灾后6小时内，主要救援工作是派遣医疗队救助伤病；灾后12-24小时内，主要救援工作是转移伤病。
5.建立应急信息管理网络，可服务与灾害医疗救援工作。日本建立了完善的灾害通讯网络体系，包括：以政府各职能部门为主的“中央防灾无线网”；以全国消防机构为主的“消防防灾无线网”；以自治体防灾机构和当地居民为主的都道县府、市町村的“防灾行政无线网”；以及在应急过程中实现互联互通的防灾相互通讯用无线网等。此外，还建立了包括紧急联络通讯网在内的各种专业类型的通讯网。另外，还正式设立内阁信息中心，以24小时全天候编制，负责迅速搜集与传达灾害相关的信息，并把有关灾害通讯网络的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日本同样也制定了详尽的灾害应对法律法规，使灾害医疗救援工作可以有法可依；依法分配了各行政职能部门在灾害医疗救援中的职责，同样的该各行政部门是承担该职责的常设机构；把非政府部门规定为灾害医疗救援的法定主体，调动了政府和民间的各方面积极力量，并要求其互相协作；依法确立了灾害医疗救援的政府负责日常应急体系及具体24小时应急救援程序，并重视对灾害医疗救援的日常预防工作；将来完善的专门的服务与灾害医疗救援信息管理系统。
综上所述，一项切实有效地灾害医疗救援法律制度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
1.灾害医疗救援法律渊源多元。灾害医疗救援属于突发公共事件，在突发公共事件、灾害防治等领域的行政法律法规、卫生法规等不同的部门法中都应重视设置灾害医疗救援的内容，也可制定单项灾害医疗救援法律，使其有法可依；
2.依法建立灾害医疗救援日常应急体系，有备无患。在该系统中，应依法确立非卫生行政机构与公共卫生部门的各自职责和工作程序，部门之间要做好有效的配合，使灾害医疗救援体系成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
3.依法确认非政府组织的灾害医疗救援主体地位，将其工作与政府相关部门工作给予有效地配合和协调，发挥非政府组织分布广泛，在后反应快速，医疗救援力量专业化的优势；
4.设立专门的灾害信息管理系统，服务与灾害医疗救援工作，同时也是政府部门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
二、浙江省自然灾害医疗救援法律制度现状介绍
自然灾害具有的突发性及危害性特点，使其被定义为突发事件的范畴[《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条：本法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因此相关的突发事件处置的法律及应对突发事件的卫生法规都包括对灾害医疗救援的适用，主要的法律性文件如下：⑴国家性的法律法规以及卫生部门继而制定的预案与办法等主要是，《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卫生援助应急预案》、《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防震减灾法》、《传染病防治法》、《执业医师法》、《护士条例》、《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传染病病人或疑似传染病人尸体解剖检查规定》、《国家地震应急预案》、《抗震救灾卫生防疫工作方案》、《地震灾区重点传染病疫情霍乱等应急预案》、《抗震救灾卫生防疫工作职责》、《全国卫生部门卫生应急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卫生部《2006-2010年全国卫生应急工作培训规划》、《全国卫生部门卫生应急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医疗卫生机构灾害事故防范和应急处置指导意见》、《灾害事故医疗救援工作管理办法》等。⑵浙江省法律性质的规范文件主要是，《浙江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浙江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浙江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与应急办法》、《浙江省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应急救援行动方案》、《浙江省重特大突发事件医疗卫生应急处理预案》、《浙江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浙江省救灾防病预案》、《浙江省干旱卫生应急专项预案》、《浙江省防台风应急预案》、《浙江省卫生系统防台风专项应急预案》、《浙江省防汛防旱应急预案》、《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预案》、《浙江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浙江省地震应急预案》、《浙江省重大森林火灾事故应急预案》和《浙江省农作物生物灾害应急预案》等。
虽然浙江的灾害救援已经具备了预防和抵抗灾害的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并在以往的抗灾救援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有关灾害医疗救援法律制度还需进一步研究和完善，其缘由如下：
（1）完善社会立法，构建成熟的灾害医疗救援制度，为浙江省抗灾救险工作贡献微薄之力，促建和谐社会。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凡是法律制度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对如地震、风灾等灾害事件的防治和应对就较为得力。如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应急法服务法》，它规定州长可以根据《健康和安全法》对灾害事故中的救助问题给予豁免；日本有比较完善的国民健康计划。与之对比的是，《浙江省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应急救援行动方案》除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救助有明确的规定之外，有关自然灾害的医疗救援是零散的分布在其他地方性法规之中，且对于医疗救援方面的规定也是简单的一笔带过，即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卫生、医药和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相应的医疗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缺乏针对灾害医疗救援的系统性的完善立法，这会导致灾害医疗救援不利，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具体权利，导致社会矛盾出现，不利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2）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汶川地震不仅给我国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而且对中国现有的灾害医疗救援法律制度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在抗险救灾中出现了许多有关灾害医疗救援方面新的法律问题需去研究，如在灾害救援中的医生为拯救生命对遇险者进行截肢的紧急处置的权利与遇险者知情同意权的对抗；灾害国际救援队伍和民间救援组织的法律地位问题；在灾害医疗救援中遇害者的尸体应急处置的法与情的冲突；灾害医疗救援中出现的专业救援人员缺乏和药物等重要救援物资调配等救援中的依法管理等问题。汶川地震出现的这些问题不会是偶然现象，今后也必然会不同程度的在其他省市的灾害医疗救援中有所表现。《左传》有言：“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我们应以汶川地震的灾害医疗救援行动为研究的对象，结合浙江省的现状，对浙江省的灾害医疗救援给予深层次、防范性法律研究和完善，使我省的灾害医疗救援制度更加的法治化，将灾害造成的人员伤害降到最少程度。
（3）填补浙江省灾害医疗救援制度法学研究的空白领域。如前所述，灾害医疗救援制度涉及到诸多的法律问题特别是医事法律问题，法学界对医事法律研究的相对陌生和不重视，导致该研究领域出现研究的空白点，而本课题组成员立足于温州医学院，具有法学研究背景，长期从事医事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相信可以从法学特别是医事法学的角度，对我省灾害医疗救援制度的完善有所建树。
三、浙江灾害医疗救援法律制度缺陷分析
（一）灾害医疗救援有法可依，但是法律效力不一。
调整灾害医疗救援的法律规范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如《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二是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的相关国家和省级的预案或者办法等，如《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浙江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浙江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前者是实施灾害医疗救援的工作所依据的强制性法律法规，并有追究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而后者是落实灾害医疗救援工作所依据的具体操作性政府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机关内部指导性文件，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追究要参考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因此其法律效力明显低于前者法律法规，导致其执行力度和效果因此受到的一定限制。
（二）综合性规范或者专类性规范有关灾害医疗救援的内容过于简单，缺乏针对自然灾害医疗救援的单独规范。
综合性规范主要指的是针对所有的突发事件的预防、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的等的一部综合性法律规范，如《突发事件应对法》等专类性规范是对具体某一类型的突发事件的预防、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的等的一部单独性法律规范，如《防震减灾法》、《浙江省卫生系统防台风专项应急预案》等。在综合性和专类性规范中，灾害医疗救援只是其中的一项内容而已，相关法律规定内容简单和过于原则性，不利于实际的操作执行。虽然后面制定的医疗应急救援预案有具体救援措施的落实，但是也是针对整体突发事件的卫生应急救援预案，如《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卫生援助应急预案》和《浙江省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应急救援行动方案》，所有的突发事件的医疗救援规定简单统一，对自然灾害的医疗救援实施缺乏针对性，对于自然灾害而言，拯救生命和控制疫情是首要任务，但如果是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现场事态控制比医疗救援而言更为重要，因此虽二者同属突发事件，对医疗救援的要求也是各有不同的。此外，当今社会地球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特别重视自然灾害的医疗救援的法律规范也是形势所逼。
（三）灾害医疗救援中的卫生防疫环节的法律建设优于灾害疾病急救环节的法律建设，立法层次上存在漏洞环节。
国家经过非典事件以后，卫生防疫方面的法律法律已经比较完善，主要有《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传染病病人或疑似传染病人尸体解剖检查规定》，其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突发事件应对法》对疫情的预防、应急处理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就政府和社会该如何行动都有明确的规定，但对灾害疾病急救仅是简单片语而已，如《突发事件应对法》对于疾病急救方面的规定简单的一笔带过，即人民政府可以实施医疗救助、卫生防疫以及其他的法律措施，《防震减灾法》里面也只有一条，地震灾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卫生、医药和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相应的医疗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灾害医疗救援立法体系中上位法的“厚此薄彼”规定必然影响浙江省在制定灾害医疗救援的下位法法律法规时，重疾病防疫，轻疾病急救。
（四）忽略非政府医疗救援组织的法律地位。
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灾害医疗救援的主体主要是政府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及医疗机构。对于上述主体的工作职责和具体任务都在法律法规中有详尽的规定。但对于非政府的医疗救援组织，如红十字会组织、自愿者等仅是简单规定了其可以负责组织群众开展现场自救和互救，协助做好相关工作，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但对其开展医疗救援工作的职责、权利范围及政府医疗救援机构的配合和冲突协调等实际会发生的问题都没有涉及。事实上汶川地震的救援经验告诉我们的，非政府的医疗救援力量对实施灾害医疗救援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而且在医疗救援工作上的专业性也是得到认同的。随着非政府的医疗救援力量日益参加到各类灾害医疗的救援工作中，重视其医疗救援法律主体地位，依法规范其医疗救援工作是势在必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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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熊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机制研究[D].中国知网，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6]《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条：本法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7]《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二条规定，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应对活动，适用本法。
[8]《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制定本条例。
法律援助的范畴篇7
（二）着眼法治精神引领，推进依法治区进程。充分发挥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统筹协调作用，将依法治市工作制度化科学化具体化，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百姓尊法守法列入能考核的工作范畴。督促各单位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推进落实“七五”普法规划，做好“七五”普法终期检查验收工作，提前着手培育典型。抓好领导干部和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学法用法，大力开展“法律明白人”大培训；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不断创新普法模式，推进“互联网+法治宣传”，充分利用微信、短视频等传播平台，推出更多、更生动的服务产品。加强政府法制建设，规范行政行为，强化源头预防把关。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做好行政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工作。继续办理好行政复议与应诉案件，不断提高案件质量。加强政府法律顾问团队建设，提升服务水平。
（三）着眼改革发展大局，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全面推进刑事案件辩护全覆盖和律师调解工作，引导律师参与接待、涉法涉诉案件调处化解。将党政机关建立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制度情况列入法治建设考核项目。对特殊群体、优抚对象的法律援助，切实做到应援尽援，应援优援。
（四）着眼社会和谐稳定，筑牢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加强矛盾纠纷调解组织和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推动成立人民调解协会。继续开展人民调解员全员业务技能培训，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落实人民调解工作津贴和“以案定补”、“以奖代补”政策，最大限度激发人民调解员工作积极性。学习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力度，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综合运用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手段予以解决，坚决防止矛盾激化或转化。重点关注容易引发“民转刑”案件、可能会形成越级上访事件和的苗头性问题，关注社会民生领域敏感热点和负面舆情，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内部、解决在基层。
法律援助的范畴篇8
一、强“管理”、抓“规范”加强组织建设
1、镇党委、政府非常注重加强镇工会自身建设，把工会工作纳入党建目标范畴，把工会工作摆上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位置，做到年初有部署，年中有检查，年末有考核，活动经费给予保障。
2、认真做好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发展会员，深入调查研究，彻底摸清底数。按照上级工会要求，今年5月份对工会会员信息进行了重新核查，更新了工会会员系统数据，保障了网络数据的准确性。
3、建立健全了工会各项规章制度，各项工作活动进行了归档，成立了劳动争议调解组和劳动安全监督组，使工会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二、送“温暖”、抓“维权”发挥工会作用
1、进一步完善和建立工会关爱农民工法律援助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新机制。
今年以来镇工会联合镇司法所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为困难职工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劳动关系纠纷，充分发挥工会劳动争议调解和劳动安全监督的职能作用。
2、广泛开展“送温暖”帮扶救助活动，使广大工人感受到工会的温暖。
今年受疫情影响，镇内各家工厂都延迟开工。在工厂恢复生产后，镇政府领导及工会人员深入企业，走访慰问广大职工，给工人送去防疫物品，关心他们的生产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得到广大职工的拥护。
三、建“阵地”抓“载体”增强工会活力。
1、以阵地为载体努力发挥“职工之家”的自身职能
镇党委、政府大力支持，建立了职工之家。职工书屋、台球、乒乓球、篮球、象棋、扑克等娱乐活动，持之以恒、频繁开展、技能培训开展有序，全面完成了工会下达各项任务。
法律援助的范畴篇9
关键词:老年人;法律援助;特点;公益金
中图分类号:D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6)02－0046－02
老年人群的群体特殊性，使得其在社会行动和日常生活当中必然面对多种矛盾和问题，且因其相对弱势地位，容易导致其在人身、财产、衣食住行等问题方方面面碰到权益上的损害。随着我国法制体系和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深入，针对老年人群的权益保护问题提出具体的措施和办法，是必然要面对和处理的重要问题。我国司法行政体系作出了有效努力，但仍无法全面解决老年人的法律援助问题。这就需要充分结合老年人群特点和社会具体情况，从其它方面进行有效补充和完善。
一、研究背景与现状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较大，老龄人口规模也就相对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截止到2014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总人口的15．5%，数量达到了2．12亿。依据当前情况预测，到2050年，全世界老年人口将有20．2亿，而中国老年人口将占全球老年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达到4．8亿。同时，人口高龄化推进速度加快，当前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已经接近2400万，约占整个老龄人口的11%。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问题不仅造成我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还将带来一系列的老年人权益问题。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复杂化和家庭的空巢化，老年人面临的人身、财产和家庭问题日益严重，受到的权益侵害概率更高，其在法律方面的服务需求也就更大，法律援助成为必不可少的社会保障方式。就我国老年人法律援助体系建设历史来看，其首先始于1996年确立的《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实现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框架的构建，并确立了相应的执行原则，但其并未针对老年人群体作出具体规定和说明。在同年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当中指出，对于存在经济困难的老年人需提供司法救济和法律援助。2012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修订版中才对老年人法律援助提出更加具体的要求。综合来看，虽然我国颁布了相关法律条文对法律援助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但针对老年群体的则相对较少。同时，现有的研究成果只是指明了老年人法律援助的现状，并未从人群视角出发针对其原因、特点进行专门研究。直到2009年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确定和实施，才第一次从人群视角出发确定法律援助具体事宜，并获得了较好的援助成果和社会效果，其先驱性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老年人法律援助特点
(一)老年人的特点及其对援助的要求
老年人是人群结构中的特殊群体，与其他群体相比，其有着生理、心理和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显著特点。从其生理上看，年龄的增长也就伴随着身体机能和器官上的退化和老化，进而导致其行动上的不便和行为上的迟缓。在社会行动当中，极易出现交通事故和火灾等问题。出现法律纠纷时，要对其进行法律援助，其生理上的弱化也就要求法律援助人员针对具体情况采取对应措施。从心理特点来看，一方面老年人有着较强的自尊心，另一方面又有着较强的依赖性。这就要就法律援助上一方面充分尊重老年人的自强心理，另一方面给予其最大的辅导和帮助。从经济上来看，老年群体一方面失去经济收入能力，另一方面可能没有养老保险和退休金等补助，也就需要依靠子女和社会救济。其文化水平又相对有限，这就决定了其在法律援助上有着较大需求，且援助过程需要足够的耐心与责任心。
(二)老年人法律援助案特点
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首先，案件多来源于家庭内部。赡养纠纷和房产纠纷、婚姻纠纷等是造成其法律援助案的主要纠纷问题。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健全，许多老年人的生活主要依靠子女赡养。这样一来，其依赖性更强，自主性和独立性相对较差，也就容易引发赡养问题和房产问题、婚姻问题上的纠纷。其次，案件往往存在时间跨度长和难度较大的问题。证据丢失、政策变化、人事变革等均造成办理上的巨大困难。此外，老年人寻求法律援助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其生活问题和人身问题，涉案的金额往往较小，要么投入大于付出，要么不被受理，法律援助的实际意义得到极大削弱。
三、司法行政体系老年人法律援助现状
(一)司法行政体系老年人法律援助经验
针对老年人法律援助问题，我国出台的《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司法行政体系的援助系统，经过长年的执行和落实，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首先，在具体落实当中，司法行政体系将法律援助门槛降低，经济困难不再成为巨大障碍，使得受援群体得到极大扩大。其次，为实现法律援助的体系化和系统化，各省市将援助系统延伸到各个行政级别，并构建其老年人法律援助网络。乡镇和街道均有了老年维权岗，有专人负责相应的维权工作。此外，针对老年群体的弱势特点，特为其开辟绿色通道，并极大简化申请和办理程序。最后，老年人维权宣传力度加大，面对多种家庭纠纷则主要采取化解机制，将问题处理难度和消耗降到最低。
(二)司法行政体系老年人法律援助制度问题
虽然司法行政体系在老年人法律援助问题上有了相当的经验，但其仍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性问题突出。就我国整体形势来看，首先表现为经费保障上的不足。由于地域上的差异导致经济实力上的差异，财政能力较强则法律援助工作覆盖范围较广，执行程度较彻底，反之则相对较差;其次，由于老年人法律援助处理难度相对较大，耗费时间较长，社会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往往出现懈怠和处理上的不足，最终处理质量不佳;此外，老年人法律援助未能与社会救助和司法救助等机制有机连接，导致后续问题不断，尤其是费用支付上的困难。
四、公益金援助
(一)公益金老年人援助实施状况
从2010年1月起开始，我国实施中央专项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通过专项资金对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家庭权益保障、未成年人五类困难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实施的几年来，总投入规模不断扩大，案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在2011年，总案件数量为7559起，占总案件数的13%。同时，援助结果和情况来看，2009年到2011年老年人利益和经济损失的挽回总额高达6．89亿，其中2011年的案件补贴达1216万元，挽回损失达4．21亿元。2015年9月17日召开的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指出，近五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总额达到70．4亿元，其中财政拨款为68亿元，年均增长15．2%。老年人法律援助经费总额投入力度得到极大提升。
(二)公益金老年人援助特点
就公益金老年人援助特点来看，首先，其确定了老年人群视角，将老年人群作为明确的援助对象，不以经济贫困作为评价和纳入指标。在基础上，该援助项目逐步放宽援助事项和范围，使得司法行政体系下的法律援助范畴得到极大拓展和延伸，老年人的法律援助申请难度降低，其权益保护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无论是赡养费纠纷或变更赡养关系纠纷、婚姻效力纠纷和交通、医疗事故纠纷等均在纳入范围之内。其次，相较之前的政府主体，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实施主体更加多元化，除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外，民办非企业和全国律师协会、高等院校法学院法律援助社团组织和妇联法律帮助机构等均可作为援助主体。且相互间为互补关系，实现了老年人法律援助事业的有效发展。此外，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在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上有着严格的流程，极大保证的案件处理质量，最大限度保障了老年人的权益。
(三)公益金老年人援助的未来
作为老年人法律援助体系中的重要系统，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不仅投入金额不断增加，办案主体进一步扩大，办案质量有显著提升，其未来的发展潜力也将进一步提升。具体来看，首先，其实施主体还将进一步专业化。多种民间组织对于老年人法律援助案有相当的责任精神，且较为擅长办理相应案件，其责任心、耐心表现更突出，能够针对老年人的身心特点和具体需求制定最佳的服务方案。其次，其援助资金的使用将进一步科学化。进一步提高资金的划拨和补贴水平，一方面极大激发相应案件办理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则有利于保证案件办理质量。根据案件案情的不同，制定细化的补贴标准，保证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公益金项目对老年人援助的启示
公益金项目的突出特点和显著优势即其具有强烈的人群意识，对于老年人群体作为群体关注对象，并结合该群体的具体特点进行专门设计。该项目采取的援助手段包括参与主体多元化、项目化专业管理和拓宽经济困难标准、放宽受理案件类型，其既能够保证老年人群体的辐射范围和深度，还能确保援助过程的专业性和彻底性。老年人法律援助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其案件处理质量也就显著提高。这给老年人法律援助做出了良好的示范和有益引领，也给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在开展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时，应首先健全相应制度体系，进而以扩大多元主体为基础，引进更多专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援助当中，并进一步强化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和案件处理的专业性，使得老年人法律援助事业得到本质发展。
五、结语
随着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老年人的法律援助问题将成为国家和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我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仍不健全，为有效保障其合法权益，应当切实根据老年群体特点，一方面不断健全司法行政体系的法律援助机制，另一方面从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处获得有益经验，不断探索新的途径和方式，构建起完善的老年人法律援助机制，确保老年人法律援助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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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的范畴篇10
同志们：
今年年初,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全国总工会也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工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意见》精神，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今天，县总工会在此召开农民工维权工作会议，就是认真贯彻学习的具体体现。刚才，选举产生了农民工维权中心的领导班子，审议通过了农民工维权中心章程，这标志着我县农民工维权中心正式成立了，在此，我代表县委表示热烈的祝贺。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外出农民工维权工作的重要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济经的建立，农民外出务工队伍日益壮大，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方式、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要途径。据统计，目前我县每年有4.5万农民外出务工，务工收入达2.7亿元，占据了我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大半壁江山”，为我县经济建设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仍然很低，总体上属于一支弱势群体，各种损害农民工利益的现象比较普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用工管理不规范，普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建立正常的劳动关系，农民工应有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一旦出现劳动纠纷时无章可依；二是劳动岗位极不稳定，劳动报酬低，用工单位随意延长劳动时间、拖欠和克扣工资现象非常严重；三是用工单位基本没有为农民工办理养老、失业、医疗保险手续，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四是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差，多数缺乏必要的安全卫生保护措施，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子女公平就学就业更是希望渺茫；五是多数农民工技能素质偏低，依法保护自身的法律意识不强，加之社会援助体系不健全，农民工还处在“救助无门”的状态。面对这种形势，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协调好各种劳动和社会利益关系，构建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是我们各级党委政府重要而紧迫的工作。
工会是工人之家，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工人阶级的桥梁和纽带。在当前形势下，工会组织必须按照“扩大覆盖面、增强凝聚力”的时代要求，把农民工纳入服务对象范畴，加快工会基层组织建设，积极发展壮大农民工会员，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利益，让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筑牢党的群众基础。
二、扎实有效地做好外出农民工维权工作
刚刚成立的“县总工会外出农民务工维权中心”，既是我县维护外出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一个窗口，又是我县在农民工维权方面的有益探索。维权中心要切实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以维护农民工利益为已任，认真履行职责，在权益维护、法律援助、来访接待等方面为外出农民工提供的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
第一，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农民工提高维权能力。要充分运用新闻宣传、发放明白纸、组织培训、典型案件宣传等途径，努力提高农民工的工会意识、维权能力、技术技能和安全知识，保证农民工平等就业，有意识、有途径、有能力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民主权利、安全健康等合法权益。
第二，要积极做好维权服务工作。服务是维权中心工作的根本宗旨，农民工满意不满意是检验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维权服务的重点主要是四个方面：一要为农民工搭建一个政策咨询、职业介绍、法律援助、职业培训、子女入学、特殊困难救助平台；二要坚持实行值班接待制度，对前来咨询的农民工热情接待，认真解答，确保了农民工求助有门，接待有人；三要指导农民工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使农民工了解自己应有的权利和应尽义务，尤其要了解工资支付标准、支付形式、支付时间等内容，让农民工学会保护自己；四是积极参与个案或集团案件的调处工作，及时解决劳务纠纷，妥善处理劳务侵权案件，帮助农民工讨回公道。
第三，要全力做好农民工的法律援助。面对受到伤害，但又交不起仲裁费和诉讼费的农民工侵权案件，唯一的希望就是社会救助。对待这些案件，维权中心一定要有所作为，及时受理，做到“应援尽援”。注重法律援助志愿队伍建设，动员社会上的法律志愿者，帮助农民工出谋划策，解决实际困难。同时，要加强与法院、劳动等部门合作，共同构建一个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体系。
三、突出重点，齐心协力，力促我县农民工维权工作开好头、起好步
农民工维权是一个老话题，但作为维权中心来说，又是一项新工作，没有经验可循，必须抓住主要矛盾，调动社会各方力量，边工作边总结边探索，做出几件实实在在的事，争取广大农民工的信赖，确保快速打开工作局面。当前，我们要重点要做好三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