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意识篇1
在民族音乐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强调其现代意识，这不仅是由于当前的社会现实造成的，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更是民族音乐理论发展的自身需求。当代社会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现代艺术实践发展迅速，陈旧落后的思维体系是无法适应当前的社会现实的。民族音乐理论是指导我国民族音乐艺术发展的重要思想，民族音乐理论的科学性直接关系到我国民族音乐艺术的发展，因而，民族音乐理论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观念，坚持与时代同步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对民族音乐理论进行完善与升华，这样才可以保障当代民族音乐艺术发展的先进性，为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对于传统的民族音乐理论我们加以继承与发扬，使得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能够得到肯定与发展，这样就能够有效的促进我国民族音乐理论的多元化发展，为我国广大的人们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有助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社会的建设。
二、民族音乐理论的发展现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事物以及文化因素的出现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当前民族音乐理论的发展，新事物的出现对于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使得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困惑的时期。当前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发展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民族音乐理论落后于实践，脱离了实践，对于实践没有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第二个问题是在民族音乐的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尝试与创新，出现了许多新的音乐方式，如新民乐、新民歌、后现代主义音乐、先锋派音乐等，这些新的音乐方式的出现对于我国传统的民族音乐理论研究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当民族音乐理论的研究者走向社会，面对各种新的社会文化活动时，理论进入了一个相对矛盾的时期，既要对传统的理论加以继承与发展，同时又要对于当前的社会文化活动加以指导，二者之间显示出一种矛盾的关系，因而民族音乐理论该如何向前发展便成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三、民族音乐理论的现代意识
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一个理论是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的，尤其是文化艺术的理论，文化艺术本就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因而其相应的指导理念也应当随着其发展而不断发展，当然，传统的民族音乐理论是不可抛弃的，对于传统的民族音乐理论应当加以继承与发展，同时应当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在现实的基础上，使得民族音乐理论得到全方位的拓展，以科学的理论知识去指导实践的开展才会促进实践的科学发展。因而，为了保障民族音乐理论对于民族音乐发展的指导作用，民族音乐理论必须具有现代意识，保障其先进性，这是由于当前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现代意识不是一个实质性的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其普遍存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现代意识具有不同的特征与内涵，是人们对于新的社会活动产生的思想。现代意识不是独立的存在，其有对于传统的接纳，同时又有对于传统的否定。民族音乐理论的现代意识能够为我国的民族音乐发展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参考体系，能够指导民族音乐实践活动的科学开展。虽然民族音乐理论的现代意识具有科学性，但是由于受到时空范围的限制，也会对民族音乐实践活动的发展造成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现代意识会不断发生改变，指导着民族音乐实践活动的开展。
四、结语
现代民族意识篇2
[关键词]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转化
[作者简介]黎珏辰，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硕士，广西南宁530022；陈强，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家关系学院国际关系教研室主任，博士，广西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1-0092-03
一、广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概况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共有汉族、壮族、瑶族、苗族、侗族、毛南族、水族、仫佬族、仡佬族、京族、彝族、回族等12个民族。全区少数民族人口1778万，约占全区人口总数的40％。
广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涉及语言、文学、艺术、服饰、、伦理道德、民俗、饮食、医疗、生产和生活经验等。在语言方面，广西每个少数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语言，而最大的少数民族――壮族使用的壮语是广西的官方语言之一。在文学艺术方面，广西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歌舞资源(壮族刘三姐已成为广西民歌的代表人物)，有海量的少数民族传说神话故事，有杰出的建筑物(如三江侗族的风雨桥)，有无数的工艺品(如壮族的铜鼓、壮锦、绣球)。在服饰方面，广西各个少数民族的服饰都有自己的特点(如壮族的一个分支“黑衣壮”即以全身黑色着装而得名)。在方面，广西所有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祖先崇拜或鬼神崇拜，有各自的祭祀仪式。在伦理道德方面，广西各个少数民族的伦理道德比较接近，内容包括尊老爱幼、团结互助、勤劳善良、单纯朴实、吃苦耐劳、热情好客等。在民俗方面，广西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俗(如瑶族的盘王节、壮族的蚂拐节、仫佬族的依饭节)。在饮食方面，广西所有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饮食文化(如壮族的糍粑、五色糯米饭，侗族的打油茶，苗族的“醋泡饭”)。在医疗方面，广西有壮医、瑶医、苗医等自成体系的医疗方法手段。在生产和生活经验方面，广西各个少数民族在多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总结出了丰富的经验(如农耕和畜牧的方法技巧)。
广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广西各个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出来的，凝聚了广西少数民族的智慧和心血，反映了广西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与发展演变。
二、我国现代化进程对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的影响和挑战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一个基本封闭的、落后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向一个开放的、欣欣向荣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挺进。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经济基础较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科技教育文化得到较大发展、法治建设逐步完善、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得到较大程度的维护、对外开放和对外交流程度不断加深、现代化程度日益提高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给广西的少数民族带来巨大的影响。广西的少数民族直接参与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成为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广西的GDp总量由1978年的75，85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8175.40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0％，这其中有广西少数民族的辛勤汗水和卓越贡献。现代化进程如暴风骤雨，冲刷着广西少数民族群众的头脑，呼唤广西少数民族群众变革传统观念，树立现代观念和现代意识。与此同时，广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经受着严峻的挑战，面临着生存危机。中国致公党广西区委会主委、广西艺术学院院长黄格胜在接受《广西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加强我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开发，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刻不容缓。””。在黄格胜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的冲击，我区民族地区群众生活方式发生了剧烈变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生存维艰。如民居和民族服饰、民族工艺日趋消竭；民族民间艺术濒临失传，后继乏人；民族传统习俗如歌圩、庙会、节日和婚丧礼俗，均因受到现代生活方式强烈冲击，面临生存危机”。
然而，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一方面需要保护和抢救；另一方面需要促进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实现现代转化，获得新生和发展。
三、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需要注意的八个方面
在笔者看来，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需要注意以下八个方面。
其一，广西少数民族群众需要更新传统意识，培养现代意识。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核就是传统意识。广西少数民族群众的传统意识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宗法族规意识、臣民意识、等级意识、重男轻女意识、顺从意识、迷信意识、信命意识、勤劳意识、节俭意识、自给自足意识、甘于清贫意识、安于现状意识、自我封闭意识、风俗习惯意识、人情意识、面子意识等。这些传统意识有相当部分已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广西少数民族群众需要觉醒觉悟，自觉更新观念意识，树立现代意识。现代意识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公民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道德自觉意识、权利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公平意识、学习意识、科技意识、创新意识、开拓意识、竞争意识、合作意识、效率意识、市场意识、投资意识、创富意识、环保意识、低碳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以人为本意识、开放意识、全球意识等。
其二，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需要摒弃一些落后的、不合时宜的传统意识，吸纳现代意识。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饱含着浓重的传统意识，其中一些意识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应该被淘汰。譬如，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延续了500多年历史的一年一度的“斗马节”、广西武鸣壮族“三月三”歌圩期间举行的斗鸟、斗鸡、斗狗、斗牛比赛，这些血腥活动把人类的肤浅快乐建立在动物的巨大痛苦之上，反映了人类自高自大，无视动物的福祉和权利的意识。这与西班牙的斗牛士运动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西班牙的斗牛士运动已经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追求现代文明的人士的抗议和抵制，广西少数民族群众也应该反思和警醒。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应该全面吸纳现代意识，反映现代意识。比如，广西少数民族的山歌创作应该注意吸收和反映现代意识，尤其是公民意识、法律意识、科技意识、创富意识、开拓进取意识，实现山歌内容的“革命”。可以想象，吸收和反映现代意识的山歌会更加受到欢迎，更加流行。2007年广西武鸣“三月三”歌圩地税山歌台传出了这样的歌词：“作为纳税人，要辛勤劳动；为国创财富，幸福又光荣。”这反映了创富意识和纳税意识的歌词得到了周围群众的喝彩。
其三，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根据需要可加入一些现代元素，实现自身发展。广西少数民族的原
生态传统文化朴实无华、原汁原味，让人感受到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风华风骨。不过，在当代社会，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要实现自身发展，可考虑加入一些现代元素，包括现代审美理念、现代文化艺术成分、现代科技手段等。例如，广西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歌舞虽然质朴，但显得有点粗糙，审美点不够集中，那么在把它们搬上舞台时，可以适当添加一些现代元素，包括根据现代审美要求，给民歌加入现代音乐成分，提高民歌的感染力；对舞蹈动作进行重新编排，增加动作的表现力；以唯美标准安排舞蹈演员的着装和化妆；采用现代舞台灯光手段，增强表演的效果；采用精心编写的现代音乐作为声音背景，使舞蹈动作与音乐水融、浑然一体。广西壮族的天琴女子演唱组合特色山歌《唱天谣》、大型舞蹈史诗《妈勒访天边》和大型山水实景歌舞演出《印象刘三姐》就是三个典型的成功例子。2003年9月龙州县委、县政府出资成立了一个壮族天琴女子弹唱组合，邀请广西著名的音乐理论家范西姆、梁绍武、韩醒等到龙州调研采风，专家们为天琴组合创作出一批具有浓郁壮族特色的民歌，其中有《唱天谣》。2003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上，天琴组合献唱《唱天谣》，独具壮族多声部特色的演唱征服了现场所有的观众，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全国各大媒体争相报道。随后天琴组合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录制，参加了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演出以及第七届亚洲艺术节文艺演出。《妈勒访天边》是南宁市艺术剧院根据壮族民间素材创作的壮族舞剧，曾获第六届中国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第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比赛金奖及六项单项奖、广西第五届“桂花金奖”及十一项单项奖，并入选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印象刘三姐》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融合了壮族歌舞、桂林山水实景、现代灯光效果等多种元素，于2004年3月在桂林阳朔公开演出。世界旅游组织官员看完演出后评价：这是全世界看不到的演出，从地球上任何地方买张飞机票飞来看再飞回去都值得。2004年11月，以《印象刘三姐》为核心项目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被确定为国家首批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之一。2005年7月，《印象刘三姐》获得“中国十大演出盛世奖”。
其四，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需要现代技术手段。广西文化厅应考虑用书籍、CD、VCD、DVD、光盘、数据库等现代技术手段把广西各个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系统地、完整地、全方位地记录下来，既便于保存，也便于传播。
其五，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需要现代研究方法。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呼唤文化学者们对其进行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对其分门别类，总结各门类的性质特点，建立起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体系脉络。经过专家学者的努力，广西已整理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布洛陀、刘三姐歌谣、侗族大歌、那坡壮族民歌、桂剧、桂南采茶戏、彩调、壮剧、壮族织锦技艺、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京族哈节、瑶族盘王节、壮族蚂拐节、仫佬族依饭节、毛南族肥套、壮族歌圩、苗族系列坡会群、壮族铜鼓习俗、瑶族服饰、壮族嘹歌、瑶族长鼓舞、邕剧、广西文场、陶器烧制技艺、宾阳炮龙节、壮族三声部民歌、田林瑶族铜鼓舞等27种传统文化进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建立，有助于对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有针对性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
其六，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需要实施文化产业战略，打造广西的文化品牌。广西的决策者应把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当成文化产业进行开发、经营、管理和发展，用心打造一批广西精品文化品牌。连续举办了12届的一年一度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已成为广西文化产业的一个支柱、广西的一个精品文化品牌、广西的一张名片。该艺术节已将广西少数民族的许多经典民歌介绍给世人。一些民歌精品(如前述的《唱天谣》)凭借该艺术节的舞台声誉鹊起，名满天下，为世人津津乐道。这是一种成功的现代营销。广西的民俗文化旅游也已成为广西文化产业的另一个支柱，出现了一些民俗文化旅游品牌。广西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纷纷开发本地的民俗文化，举办民俗文化节，建立民俗旅游景点，以吸引国内外游客。目前广西影响较大的民俗文化旅游节有百色布洛陀文化旅游节、武鸣三月三歌圩节、三江“多耶程阳桥”旅游节、宁明花山文化旅游节、宜州刘三姐文化旅游节、宾阳炮龙节等。
其七，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开发要避免过分功利化。传统文化的现代开发当然可以有功利的目的，可以追求经济效益，但应有一个度。超过了度，再好的经也会被念歪。比如广西某个少数民族旅游景区为游客提供一些漂亮的扮作新娘的少数民族姑娘，“让男性游客扮作新郎，然后按照少数民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所谓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婚俗。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却十分商业化。婚姻礼是假，伸手要聘金却是真……游客因感觉受骗大发雷霆而终止游戏的尴尬场面，致使民族婚俗中原本应体现的一些美好的内容荡然无存”。
其八，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开发需要一种开放胸怀和全球意识。长期以来，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对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开发，特别需要一种开放胸怀和全球意识。虽然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相对落后一些，但广西少数民族群众不必有自卑的心态。要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怀有信心。须知，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广西壮族山歌的代表平果嘹歌就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原生态的独特魅力走进了中央电视台，走进了悉尼歌剧院，走向了世界。
[参考文献]
现代民族意识篇3
当今时代波谲云诡，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安宁。中国正处于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日益开放、日益走向世界，世界也日益关注中国。正在崛起的中国有益于世界，也冲击着现存世界秩序。现存世界秩序的主宰者——西方，以矛盾的心态对待中国的崛起，既要容纳又想排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与世界、世界予中国，日益成为时代的焦点。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崛起的中国最终为世界所接纳还是被排斥，应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努力。列宁曾说过，“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1]一个阶级如此，一个民族何尝不是如此。卢卡奇把历史与阶级意识联系到一起。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这个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发展的历史。器物的中国之上，更要有道义的中国。中华民族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意识的激发和中华民族主义的成长是我们民族真正需要的现代意识，是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一民族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坚实的历史逻辑的支撑。民族主义表示着一种现代社会普遍的生存状态。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现代意义上的解决，赖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伴随着作为主体的人类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即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不断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己。当人类活动能力受到阻碍时，就要设法破除这一障碍。这样的障碍既可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也有可能是不同主体间所形成的制约关系。在资本主义最早萌芽和发展的西欧，这种制约深刻地体现在各个民族之间的左冲右突上。所谓“现代性”和所谓“启蒙”，也是近代民族国家成长历程中一种思想表现。总之，在人类历史的矛盾运动中，长期以来有民族主义相伴左右。从历史走来的民族主义是一个个共同体在争取生存和发展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自我意识。由此，批评民族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也不无道理。但问题也有另一面，不同民族的民族主义构成了互相制衡的力量，世界反而和平了。从这个角度看，民族主义是保持均势的力量。近现代西方与非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表明，人类的民族主义实践不曾中断，总是在世界到处上演内容相同的活剧。民族主义的重演，恰恰说明其历史的先决条件——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们思考的重点不是民族主义有无必要，而是被西方现代性笼罩当代中国思想界能否根据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新型的民族主义话语。二近代惨痛的历史经验是当代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所遭受的苦难是最深重的。帝国主义的掠夺与侵略是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生长之源。特定的历史情境决定了此时的民族主义既是现代的又是非现代的和反现代的，决定了近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的冲突性。面对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态势，为了民族的生存，中国的民族意识曾有体现现代性的“西体中用”愿望，体现非现代性的“中体西用”的愿望，而毛泽东推翻“三座大山”的愿望则体现了反现代性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努力。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历程中也杂鞣着各种思潮和主义，虽对那个大动荡时代的解说各异，但公认民族解放始终是一个决定性的主题。民族解放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长卷上舒展着壮美的历史活剧，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是培养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任何欲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都不能无视民族主义的存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彻底地解决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问题。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阶段，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有着“共谋”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性与开放性的生动体现。当马克思主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在马克思主义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之后，民族主义的言说在主流意识形态那里的地位曾经退却了，变的无足轻重。这是由于后发展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首先要解决的是对外的问题，当外部危机缓解而内部问题上升为主题之后，民族主义的功能便大大减退了。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种关注群体或本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问题的意识形态而出现的，而从最初的民族主义诉求来看，多民族的民族利益共同体还没有出现在历史上西欧那个狭小的领域，对多民族的利益共同体如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如何定义的问题要靠民族主义自身的发展和创新。所以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民族主义文章或词典基本上都认为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看待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思想体系。这种认识是与其所处的时代契合的。在发展市场经济，全民求富的新时期，民族主义同样给人以不合时宜之感。民族主义的处境在很长的时间里显得颇为古怪。三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言说时。它直接的缘起是针对80年代后的中国思想界启蒙与现代性话语。改革开放后，经过近10年的经营，冠以启蒙旗号的自由主义的现代化话语在中国知识界获得了主导权。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以及社会利益的分化，“启蒙”的自由观念与普遍主义诉求逐渐受到了质疑。在中国近20多年实际社会进程中，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并没有创造出一种不同与以往的现代性。中国的社会在“启蒙”与现代化中还是出现了了社会分化，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被分成了“你们”与“我们”。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的另一面显示了出来：人群的分化和利益的冲突。“形势比人强”。曾几何时日如中天的启蒙主义与自由主义，失去了80年代的强势地位，在现实面前常常是强词夺理，或干脆失语了！当20世纪90年代后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出现后，它同样以分析的、批判的，乃至以启蒙的姿态出现，在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中展开对中国的解读，寻找对新的历史变动的认识。在当代中国观念上层建筑领域，民族主义是被历史选择的。尽管它已沉默多年，但毕竟为时势一点点所激发。人们普遍地认为，民族主义特别是西方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先声。但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来说，则完全不能这样地概括。在学理上，如果说前者是为了推动“现代性”，而后者恰恰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当中国当代现代性学理越来越在民众中失去神圣的启蒙外衣而露出了赤裸裸的本性时，民族主义也许并不是启蒙与现代性的直接敌手，而是一个话语的转换者，开辟了一块新的论坛，而为各种思想与主义提供继续言说的平台。从历史上看，民族主义似乎从来就没有天然的论敌。它只是一种模糊的全民利益，是能把一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远看分明、细看糊涂的一杆大旗。但是，问题是中国是一个争取民族复兴的“”民族，在如此的时间与空间中的中国民族主义，就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由主义产生了排斥性。因为，“”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反现代性——反西方的。“恨”屋及乌，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此这般地与自由主义结成了“冤家”。目前学界对民族主义研究并非空白。特别是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有一些研究成果出现，但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却是不足的。对民族主义之于世界意义的解读并非空白，但对民族主义之于中华民族意义的解读却是空白。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有着现实的作用，尽管它从来没有成为单独的意识形态而能主导社会潮流。但它在离理论思维远的时候，却离人民群众很近。理解现代中国、展望她的未来，不能没有民族主义的参与、不能没有民族主义的视角。今天民族主义还是在中华大地上潜行，人们只是隐约听到了它的声音，为之心动。民族主义的言说还是单调的，这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远不能令人满意，但毕竟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学界对民族主义发出的那些疑问与诘难，就是一种注脚。既然有疑问与诘难，人们就会继续思索：民族主义是什么？民族主义为了什么？经过“启蒙”的人们，不会再是那样的轻信，也不会轻易地排斥一些尚属陌生的东西。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毕竟出现了。充耳不闻是不行的，问题的关键是它可能吗？它是什么？它的未来在哪里？。
四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如果在20年前，人们对全球化还十分陌生，学术界甚至还可以置之不理。人们原本以为全球化会消解民族国家，人们还以为民族意识、民族主义也会随民族国家的消解而成为历史的记忆。但事实上，全球化时代在民族国家之间交往不断增强与加深的同时，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矛盾也在加剧。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条件下，不是消失而是加强了。这至少是到目前为止的事实。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也许是意义更加重大的民族主义，因为和以前时代相比，当代的民族主义对世界以及各个国家的影响更加明显，更加扮演着时代的重要意识形态的角色。在“冷战”结束后，原来国际竞争的舞台上，东西方对抗的大剧谢幕了。东西方对抗结束，人们听到对抗中“台词”的机会也随之稀少了。但世界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平静，更未因“冷战”结束而走向大同。时代的问题与矛盾只是改换了形态而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民族主义便是当今时代的问题与矛盾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被打出来的。这是理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起点。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并不是什么巨大而空洞的符号，也日益脱离了知识界话语的禁区。当代中国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历史文本；而民族主义无论其概念多么飘忽不定，却是一个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客观存在。在其兴起、发达、普及的过程中，人们在自觉不自觉地投身其中，积累了获得了感受，积累了经验。从民族主义起源的经济学、社会学本质着眼，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当代中国的表现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同步。在日益广泛的经济、文化交往中，普通中国人正逐渐摆脱经验的局限和意识的朦胧状态，开始对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和前途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体认、关心和参与意识。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一定意义上是历史的同题演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同主题的当代版本。只是当代民族主义面对的国家、民族的具体问题不同于历史，但主题的实质都是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西方列强是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屈辱的历史，是备受西方列强压迫、剥削、打压的血腥史。这是中国民族主义产生、发展、壮大的深刻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是受激型和反思型的民族主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救亡图存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个高潮，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再兴起，则是基于全球化的新体验，是寻求民族复兴的新意识形态。而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的背景首先就是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和西方主导的现代性话语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新的启蒙。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生发的新话语。在民族主义视野里，全球化本身是一种帝国主义的、专制的、反自由民主的过程。全球化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同质化的世界？世界能够真正地同质化吗？同质化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安康吗？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认为现实的同质化恰恰是一种分裂化，是形式的相同、利益的分裂。在全球化条件下，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全球资本在每一个环节的畅通运行，会允许一些后发展国家在局部和特定时段来提升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实力。但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的稳步和健康的发展却令发达国家十分恐惧。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的论调在这个逻辑起点上不断攀升。在冷峻的现实面前，“世界大同”、“天下主义”、“世界主义”显得苍白无力。为了生存与发展，为了切实而有效地争取一个发展的外部空间，只有从本民族的立场出发，发展自己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国家振兴、社会团结、人民幸福、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手段与目的达成一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中国在改革开放道路上寻找进一步发展壮大动力的结果。苏联解体使得社会主义中国成为西方假想敌。在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怀有较为深刻的亲切感，呼应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改革进入更深层次后，诸多矛盾涌现，现代化道路上出现了诸多路障，中国的处境和改革开放初相比情况已大不相同。有人用“群敌环伺”来形容目前中国的处境，不无道理。在新世纪，如何进一步提升民族气节、培育民族精神，以充盈的精、气、神，使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里克服种种困难，民族主义至少是这个问题的一种解答。五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如它的抨击者所说的要为“极权”张目，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是从本民族长远利益出发呼唤强大的人民民主，推动实现政治、经济的积极变革。属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极端的民族主义”，不能硬往中国人民头上戴。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被称作“生存主义”也许更合适。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两个重要功能：重新构筑中华民族心理上的长城；争取真正的和平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在可预见的将来，会出现一个没有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世界吗？我们能够接受把命运托付给他人吗？当然没有可能。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主义”。在转型期，民族主义要让强者有所忌惮，让弱者不再无告。今天民族主义的出现同样有着它深刻的历时和共时态的背景。当然，这一背景从表象上看，已与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的状况大相径庭。但实质上的类似性，却不应抹杀的。尽管对于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来历、性质、功能以及未来发展的走向，还应做出许多深入的研究，还需在此基础上做出谨慎的判断。但我们还是主张：要正视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
现代民族意识篇4
丰子义(北京大学哲学系)
国际间的文化对话,使各种思想文化主张和多种研究成果得以充分地展示和交流,从而形成新的碰撞,产生新的思想火花,丰富和发展了民族精神研究。但是,一些思潮的兴起,又给民族精神研究带来不少新的问题和挑战。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需要对其中蕴含的深层理论问题加以廓清,而这离不开对当代诸多有影响的社会思潮的反思。就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过程中如何处理与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作出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辨析,可以明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方向。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约8000字
论“民族精神”概念内涵的规定性
李煌明(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
对于“民族精神”这一概念的内涵,学界争议颇多。但是通过仔细分析,这些观点之间的分歧只是表面的,它们之间不仅不冲突,而且正好构成了“民族精神”这一概念在内涵上的七个规定性,即历史性、核心性、时代性、开放性、特质性、共同性和广泛性。这七个规定性是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共同价值核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精神支撑,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和生命力之所在。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约4500字
对民族精神内涵的深层解析
孙文营(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往往通过该民族的行为方式和处世风格表现出来。但理解民族精神,不能仅从该民族的行为方式和处世风格层面分析,还要把握影响其行为方式和处事风格的深层原因。概括来说,民族精神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来把握:民族世界观是民族精神的基础;民族价值观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民族思维方式和民族情感是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民族行为方式和处世风格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
《理论探索》2009年第3期,约4000字
略议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四次觉醒
史革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现代民族意识篇5
缺乏对现代国家必须建构“政治民族”的认识,是导致当前民族关系出现复杂局面的主要历史原因
在大批学者都纠结于民族问题是否应该“去政治化”的论争时,少有人意识到,问题的要害其实并不在此,而在于我们不懂得“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的关系,缺乏现代国家如何建构“政治民族”、如何妥善引导“文化民族”向“政治民族”过渡的战略思维,才使得马戎教授全方位质疑的种种问题在当前复杂国际环境下的社会现实中凸显出来。什么是民族?东西方话语大不一样。眼下中国和西方学术界虽有“文化民族”、“政治民族”、“法律民族”等等诸多提法,但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尚未能达到一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民族理论界长期居主导地位的是斯大林所谓“四要素”的定义,即民族是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但是斯大林又强调,“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2](p.33)斯大林讲的是欧洲近代产生出来的国家层面的那个“民族”,这一句话把习惯于中华传统思维、对现代国家在国家层面的民族话语似懂非懂的中国学界搞懵了,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展了一场“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实际上所讨论的就是“什么是民族”的问题。讨论的结果,虽然多数人以“斯大林同志所论”为依据,但范文澜等学者坚持民族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已经形成。这个问题最后未能形成共识,但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要素”定义,一直被学界看作是对“民族”最权威的阐释。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个人倾向于将“民族”划分为“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两种类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这样一段叙述:“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已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3](p.160)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明确指出:“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4](p.515)以此为佐证,恩格斯所言的那个“文化民族”,显然同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那个“民族”不是一回事。“文化民族”用以维系自身成为一个较为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或曰民族“认同”)的诸要素,比如2005年我国关于“民族”的新说法的6+1要素,其基本特点体现为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性,没有特定的政治指向,此种认同具有比较鲜明的“文化认同”特征。而斯大林所说的那个“民族”是具有特定的政治指向的,更强调“政治认同”。这种认同,首先是对国家的认同,即对国家的体制、制度、立国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的认同。此种认同是国民的第一意识,在此基础上人们相互认同,而对多元文化的各自认同继续存在,但后面这种文化的认同与前者相比居于次要的地位。要弄清斯大林所说的那个“民族”,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欧洲的历史。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指出:“罗马的世界霸权的刨子,刨削地中海盆地的所有地区已经有数百年之久。凡在希腊语没有进行抵抗的地方,一切民族语言都不得不让位于被败坏的拉丁语;一切民族差别都消失了,高卢人、伊比里亚人、利古里亚人、诺里克人都不再存在,他们都变成了罗马人。罗马的行政和罗马法到处都摧毁了古代的血族团体,这样也摧毁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主性的最后残余。新赐予的罗马公民权并未提供任何补偿:它并不表现任何民族性,它只是民族性缺乏的表现。”[3](p.415)当高卢人、伊比利亚人等众多民族被罗马帝国“刨削”成罗马人后,原有的民族文化处于一种被湮没的状态,直到以后整个中世纪的欧洲也基本如此。历史的进程终于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上了日程。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互相推动,斗争锋芒直指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思想支柱———基督宗教。资产阶级竭力启发并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并将这种意识引向自觉,升华为“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是将原本作为帝国统治一部分的某个以文化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转变为一个政治实体———国家,其共同地域固化为新的国家的版图,人们共同体活动的边际(文化边际)确认为国家疆界,并提出国家疆界神圣不可侵犯性;以启蒙思想为指导构建国家的政治制度;将以文化(被唤醒而复兴的“民族文化”)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转化为与政治实体———国家相适应的“民族”,建立起新型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nation-state)。[5]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也就是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相继建立的过程。新打造而成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民族”,其文化经过了塑造,加入了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体制、制度、立国指导思想及核心价值相适应的大量内容,且对国民的思想和行为发挥着主导作用。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资产阶级就是以“自由”、“平等”、“人权”为口号动员民众结成一个整体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在面对外国武力干预时,又以维护“法兰西民族”的独立为号召,激发全体民众同仇敌忾的精神,去保卫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体现“自由”、“平等”、“人权”和议会民主的那一套法律制度,从而也建立起“法兰西民族”的自觉意识,构建起近代的“法兰西民族”。如果追溯作为这个“法兰西民族”前身的“文化民族”,当然具有十分复杂的成分,而此时这种历史的身份和认同几乎完全被“法兰西民族”的身份和认同所取代。这个近代才形成的具有明确政治指向和政治认同的新的“民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由资产阶级国家建构的,而她同时也参与了这个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建构。这个“民族”相互认同的基础不是各自传统的民族文化,而是具有特定政治体制、制度、立国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的国家。这才是斯大林所说的民族,这个民族应该叫做“政治民族”。“政治民族”是在对国家体制、制度、立国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人们相互间的“民族认同”。此种认同已超越“文化民族”以传统文化作为主要认同意识而成为第一认同意识,因此,“政治民族”与国家体制、制度、立国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具有较为紧密的契合关系,这是现代民族的特征。民族主义在欧洲应运而生之时,其原本的教义是“一族一国”理论,即由一个“文化民族”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但事实上,“一族一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办不到的,即便在“一族一国”理论的民族理论与政策3原生地欧洲也办不到,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由多个“文化民族”组成。于是,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都有一个民族整合的问题———把原本并非一个民族的多个人们群体(文化民族)整合成一个“民族”(政治民族)。因此,与现代国家相适应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一个从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文化民族”向与国家体制、制度、立国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契合的“政治民族”过渡的整合过程,即便是那些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也是如此,即以文化认同为第一意识转变为以政治认同为第一意识。为数众多的“文化民族”在保留若干“存异”的文化特色的同时,都要经历在国家体制、制度、立国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方面“求同”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族民”认同意识渐趋弱化,而以国家认同和以国家认同为基础的相互认同的“公民”意识逐渐强化并成为第一意识,于是若干“文化民族”整合为一个现代“政治民族”,或者也可称为“国族”。这个整合过程和整合工作不可或缺,这是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大局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国之大事”,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尤为如此。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一文中,提出了“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的概念,认为“现代民族”分“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两类。斯大林的这一论述很有道理。“现代民族”这种“政治民族”虽然是伴随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率先形成,但并非由资产阶级民族所独占。作为“政治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的属性,是与启蒙思想及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体制与制度相契合而决定,那么同样可以建构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国家体制与制度相契合的社会主义民族性质的“政治民族”。然而,东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差异。当西方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相继完成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建构并进行殖民扩张时,中华帝国的统治集团和知识精英们还沉缅于“天子”领有“天下”的梦幻之中,根本不知“民族国家”为何物。当西方民族主义思想随坚船利炮进入中国后,一些得风气之先的知识精英才开始接过民族主义并试图按西方民族国家的模式来改造中国。建构民族国家同时也要建构政治民族———把中华大地上众多的文化民族整合为“国族”,于是才有“中华民族”说法的大力传播和流行。但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尴尬是:要在一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根本未曾到来的社会条件下去整合、建构与资本主义体制和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民族”,这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人承认多民族(文化民族)的客观存在,以建立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为奋斗目标,而非走国民党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道路,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坚持民族平等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但自然地理条件差异大、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总体上十分贫困落后、根本就没有出现过所谓“资本主义上升的历史时期”的国家,与民族国家产生地欧洲诸国完全是两回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不承认不同文化民族的身份、不实行一系列由身份决定的保护政策,要消除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进而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因而,建立多民族国家,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中国国情决定的。但是现代国家必须整合建构“国族”。中国共产党人是否认识到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建构“国族”的必要性?经过我的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党把“中华民族”作为“国族”来认识,但在对于“国族”需要作出种种努力并通过正确的途径和措施来建构的问题上,缺乏明晰的认识,更何论建立战略思维、确定战略目标和实施战略规划了。新中国成立以前,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使用了“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外,此后未见党内有人对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对于什么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应该如何建构等问题不甚了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基本倾向是:承认各个“文化民族”的客观存在,对于各个“文化民族”“存异”的种种措施十分具体而实在,如实行民族识别、对民族身份在社会生活中的强调、制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种种民族优惠政策等等。然而促使各个“文化民族”向“政治民族”过渡的“求同”措施,却一直没有找到一种正确的方式和途径。对新中国的体制、制度和核心价值的认同工作,我们努力地去做了(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经济制度改革和政治运动),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当然也有不少的教训。但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向“政治民族”过渡、使各民族“族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化的“求同”措施,要么虚化,如“中华民族”只是一个十分响亮的口号,至于如何建构却没有思路和具体措施;要么就搞“左”的一套,如“大跃进”时在民族地区普遍开展对所谓“特殊论”的批判,搞“一刀切”,甚至有的地方人为地刮“民族融合”风等等。这种“左”的“求同”措施被纠正后,“求同”问题又回到被虚化的轨道上。长期以来的一实一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诸如马戎教授所指出的那些问题终于凸显出来了。我认为,造成这种失误除社会历史原因外,还具有深刻的理论原因:1.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看重的是阶级而非民族,倡导的是以阶级为本位的国际主义而非以国家为本位的
现代民族意识篇6
关键词：天下观念；民族意识；民族主义；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的产物。作为一种与欧洲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相伴而生并联系在一起的进步社会思潮，民族主义反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念。它强调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意识和集体归属感，强调个人对民族国家的自觉认同、高度忠诚与热爱，因而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民族共同利益，促进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世纪后期民族主义传人中国，之后迅速弥漫开来，许多有志之士在其影响之下对中国问题展开了认真思考，并提出了种种旨在复兴中华民族的方案。张君劢是一位虔诚的民族主义者，他的思想的所有方面都贯穿着民族主义的终极关怀；而他关于提高国人民族意识与建立民族国家的思考与见解，更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也使其具有了与众不同的色彩。
一
张君劢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是从探讨国人的民族意识人手的，这种探讨使他注意到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那就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普遍缺乏那种用以维系本民族共同体之精神生命的民族观念或民族意识，以致身为中国人，却“不能完全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这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张君劢民族主义关注的焦点之所在。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缺乏民族观念，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太清楚?在张看来这主要是由历史上占支配地位的“天下观念”所造成的。“几千年来的中国，所以支配人心者，只是一个天下观念”，致使“养成民族意识之环境，缺然不备”。
按照张君劢的看法，古代中国最初并无所谓“天下”观念，这一观念的形成是春秋以后的事。春秋时代，诸国林立，引起了人们对于一个统一的“天下”的向往，于是“天下”观念应时而生；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这一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中国古代也有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之说，此说严内外族群之界限，重华夏“中国”与“夷狄”之区分，似与民族观念接近，然其不过是“天下”观念之又一界说。因为“春秋之所谓内外，其标准为文德非种族”。按照文德这一标准，华夏与夷狄之间的种族界限并不重要，二者的分野只在是否认同和接受“中国”即汉族文化上。接受和认同汉族文化即具有了“中国人”的资格，否则即使身在“中国”，也只能是“夷狄”。此即所谓“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退为夷狄则夷狄之。”由于我们的祖先只注重文化的而非血统的、民族的等等因素，任何一个异族只要诚心接受我族文化，我们便视其为自家人，这便严重妨碍了国人民族意识的发展，以致长期以来，“吾国人民脑袋中充满者，乃‘天下’思想，而非民族思想。”在“天下”思想支配下，历史上的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天下”；历来的中国所代表的是近乎一个文明的开化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历史地看，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对于维系中国的国家统一并保持长久生命力也曾起过积极作用。如它“成就了以文化统一民族之运动；”促进了秦始皇的统一全国；在包括其在内的各种因素作用下，我国才有了如此辽阔的幅员、众多的人口以及悠久的历史。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固有的弊端。由于“天下”观念的支配，由于民族观念的缺失，中国社会长期停留在古代状态，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最直接也是最严重的后果便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建国运动即张氏所谓“改建旧邦为近世国之运动”的失败。他指出，民族国家以民族与民族的对立、国与国的对立为前提，这就需要重视血统、种族等等的因素。但天下观念与此相反，“只把语言、正朔等[作]为唯一的标准，种族血统等如何概不计较”。这样一来，人们不仅无法感受到建立民族国家的必要，甚至连“民族”、“国家”这样的意识都难以具备。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常常发生“异族篡窃华夏”，“甚至有异族为我族主人之事”，都是因此而起；某些人“对于强悍之外族，只知服从不知抵抗”，如昔日“吴三桂洪承畴称臣于清，今且有身为民国官吏，而不惜为满洲伪国为日本效奔走之劳者”，也无不与此有关。甚而大敌当前，一些人不惜拜倒在侵略者脚下，如“日人既占东三省，三省官吏自居于张邦昌，为之作伥，溥仪主政满洲，同于汉后主之面缚舆榇，为大臣者，皆昔之亡国大夫，卖主求荣之流耳。其尤令人感慨者，民国之士大夫，有自往满洲投效者，有在平津间，为之遥旗呐喊者，为一己之安富尊荣记，虽卖国而不惜，虽为人奴隶而不惜”。如此奴颜婢膝，卖国求荣，还谈什么对外抵抗!如此缺乏民族观念，“改建”运动焉有不败之理!
近代民族国家除了需要国人具有民族意识外，还需要形成“以国民为基本或以民为主之大义”，亦即民主意识。没有民主意识的民族国家，其近代性将大打折扣。在中国，民族观念的缺乏已如上述，民主意识的缺乏也同样明显，而这也同样来自“天下”观念的作祟。张指出，中国人历来强调文德标准，异族人只须认同和接受中国文化即可视为中国人，这表现了中国文化开放性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由于在天下观念支配下长期处于主导地位，未曾受到外部文化真正的挑战，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惰力”，养成了一种“自大自骄的神气”。这种骄气尤其在一班士大夫身上表现得最为显著。士大夫们以中国立国最古夸耀于世，自视其礼俗文化为天经地义，不愿接纳外来文化，稍有异议者便斥为“离经叛道”，于是就形成了所谓的“国拘”。“国拘”也曾出现于欧洲，但其为害之甚，“莫甚于百年来之吾国矣”。张写道：“拘于君臣大义之说也，乃不知欧洲有所谓民治或议会之制。拘于秦汉以来愚黔首之策也，乃不知有国民教育之必要。拘于轻徭薄赋之说也，乃不知为民生利而厚取之术。拘于耕田凿井也，则不复知精于制作之工与通万国有无之商。拘于量入为出之说也，则骇然于欧人预算上量出以为人之制。盖既有成见为之梗阻，他人之良法美意，在入国问俗者本可一览瞭然者，而在吾国人则虽见犹不见，虽闻犹不闻，达于数十年之久焉。国人既然如此受拘于自己的观念传统，则不仅近代民主意识无法养成，近代民族国家也无从谈起。
据张君劢讲，他在“九一八”以后一直思考着“中华民族有没有希望?是否还能生存?”的问题。张君劢的这一立足于民族主义的思考是独特的和有价值的。同时张氏将近代民族国家与民族意识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也具有积极意义。因为任何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的建立，都需要其成员具有明确的民族身份确认和民族认同，具有对所属民族共同体的忠诚和奉献，这就是民族意识。只有具备了民族意识，人们才能效忠于自己所属的民族，效忠于身处其中的国家。这是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文化来源。还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世界体系中的一部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要在这一世界体系中与其他民族国家发生关系。必须首先明确自己统一的民族身份，知道“我是谁”。一个不知道自己民族身份的国家根本无法以平等的资格和以近代国际通行的规则步入世界民族国家之林。据此，张氏指出中国近世建国运动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民族意识的缺失，有助于人们对近代中国历史之经验教训的总结。
二
既然问题出在国民意识上，那么问题的解决便须从此处下手。张说，“昔日以改革章制为言者，以为中国之病在枝叶，在手足。今日以民族生死为号召者，以为中国之病在根本，在心脏。盖章制云者仅为民族生活之一部，若其本体上不知力争上流，不求有所建树，虽按日提出一枝一叶之改革案，有何用处哉!”所以要想有所建树，就必须抛开枝叶，抓住根本，即“以民族生死为号召”，全面更新国民意识，使国人对国事“大彻大悟”。这才是“吾族起死回生之良剂”，才是“挽救中国”的根本之策。
为此，张君劢提出了培养“中华新民族性”的命题，并在此一命题下提出了自己的具体设想，而其中心乃在民族意识之养成。为达成这一目标，张氏认为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自教养人手开发人民的“心力”。“心力”是张君劢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他之所谓“心力”，包含“情”(民族情爱)、“知”(民族智力)、“意”(民族意志)三个要素，其中“情”指民族成员对自己所属民族的真诚热爱；“知”指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形成自身独创性文化的意识及能力；“意”指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共同意志，即英文中之naionalwill(吾族之所欲)。张认为，由情、智、意三者构成的“心力”深藏于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之中，我们的任务就是想办法将其开发出来。因此要开发他们的心力，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必须提高对他们的教养。此所谓“教”不是或主要不是指学校教育，而是社会教育，国民教育。“国家的强盛，惟有求之于国民自身。欲开发个人内蕴的力量，又惟有赖教育的力量以开发之。”张十分重视教育要面向社会。总之在张看来，培养民族意识之关键，“先则须从教养人手，俾三万万九千万人民，咸认识其为中华民族之人民”。“人民有教有养，民族情爱、民族智识乃能逐渐提高，其后乃由意志之统一，终则为行动之统一。如是民族可以自存，国家可以独立矣。”
第二，以学术创作对民族之情、知、意进行灌溉和培植。张君劢认为，从民族情感、民族理智的发生进而形成决定民族行为的民族意志，这是情、知、意三者的融合过程，它构成了民族建国的“大前提”。但是这种融合是既“非政府或警察之力所能强致”，也非仅靠一般意义上的国民教育所能实现的。证之以外国历史，英帝国发展之先，以莎士比亚、培根、密尔顿等为先导；法国之由大革命中脱颖而出，以笛卡尔、孟德斯鸠、卢梭等为前驱；德意志在统一之前，文艺上推崇哥德、席勒，哲学上推崇菲希德、黑格尔，还有李斯德之经济学，哥丁大学之自然科学，每每都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道理，即情、知、意的融合，必须“有全国人所推崇之文艺与学说”为之“灌溉”，为之“培植”。同时，证之以近年来中国思想界的状况，什么君主、民主，大家庭、小家庭，旧道德、新道德，等等，各种主张上下参次，甚至互不相容，也证明欲将其统一，“惟有以本时代之吾国人自创一种哲学上、社会上、政治上之学说以资解决”。因此，张君劢在倡导对大多数国民施行基本教养的同时，力劝知识者们努力于“文艺上、哲学上、科学上之创作”；他并亲著《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一方面作为其从事学术创作之具体实践，同时就此从理论上加以阐发。在他看来，民族建国和民族复兴的基础不能是分和争，应该是合与和。“合与和何由表示?曰理智上感情上意志上之融化”。他坚信“今后吾国哲学界诚有如康德辈之大创作，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界诚有如黑格尔、李斯德、洪蒲尔辈之大创作，文艺界诚有如但丁、歌德辈之大创作，有此种种，则全国思想有所折衷，人民情绪欣欣向荣，国论出于一致”。如此，民族建国之大业即“水到渠成”，民族复兴即可实现。
第三，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同时重视对外国经验的借鉴。张君劢认为，世界上没有相同的民族性，民族性总是具有各民族自身的特点。一个民族所以区别于另外一个民族，其原因不外乎此。同时民族性与民族的文化总是不可分割的，不同的文化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而不同的民族性又决定了民族文化的不同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种民族性，就存在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之中。但是如前所述，民族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民族情爱，而民族情爱不能没有民族自信。那么民族性是否可以说首先就表现于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信任或推崇呢?张君劢认为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他说，欧洲国家尽管语言、风俗、宗教相同，但它们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民族性特点，仍然总是在文学、哲学等方面力求其异，为此尽量推崇自己民族的文化，推崇自己祖先的丰功伟业；即使一些国家虽其祖先毫无成绩可言，他们为了突出自己的民族性或民族优越性，也仍会想尽方法来表彰其祖先。因为道理很简单，“一国国民晓得他自己文化之优点，晓得他的文化与自己有利益，他自然会相信自己，自然会推崇自己”；而相信和推崇自己的民族文化，自然会有利于民族意识的提高，有利于民族情爱的建立，因而也有利于新的民族性的养成。
提高民族自信心要求重视民族文化，但这很容易走向一个极端，即“自骄自大”，将外来文化拒之门外。另外还有一个极端，即菲薄本民族文化，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这两种现象尤其是前者在近代以来屡见不鲜，而这是不利于自信心的真正提高的。张君劢认为，要改变这些现象，必须克服机械的、单一的思维方式，采取“一方加强自信力，一方尽量容纳外来文化”的方针。一方面，“我们民族要自己认清是世界上最优秀之民族。东亚文化是我们祖先一手造成的，其成绩实有过人之处”。认识到目前国势虽不振，但从过去推定将来，“相信我们民族一定有光明的前途。”同时对于自己过去的文化，也要进行“自我批判”，“应以现代为标准，对于历史上的事迹和人物加以一番选择工作“，通过选择，对“合于此标准者”加以表彰。
综上所述，张君劢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之下，提出了一套颇具特点的救国主张，这一主张的核心可以概括为：通过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养成一切以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民族意识即新的中华民族性，并以此为基础建设近代民族国家，从而使中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文化救国论。文化救国论并非张君劢的首创，在此之前特别是五四时期就因一些进步文化人的大力提倡而颇为风行。而在张君劢所处的年代，挽救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即进行现实救亡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最紧要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是五四新文化人，暂时放下思想启蒙的课题而投身于政治救亡的现实运动，也就难以避免了。张君劢从五四时期走过来，他目睹了他的一些同龄人的历史转变，但他不愿意改变自己，他仍然坚持把思想启蒙摆在第一位。当然就张而言，他从一开始就与五四新文化人不尽相同。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人所进行的思想启蒙重点是呼唤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是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而张君劢所高举的是民族主义的旗帜，所呼唤的是以民族为本位的集体性民族意识的诞生。张君劢身上所体现的这些特点，一方面说明他对思想启蒙重要性之认识的少有执着，同时也反映出他并不打算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尽可能地使自己的主张与现实需要求得一致。但是尽管如此，张所从事的仍然是一种远离社会现实的文化救国工作，这种工作虽然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还是无法适应中国社会特定政治形势的需要。而一种工作一旦远离了社会需要，其影响也就十分有限了。
三
30年代，当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断入侵、民族危机空前加重的严峻时刻，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及爱国人士不约而同地逐渐将视线转向了民族问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应对时局之策，形成了各自的民族主义主张，其中最具影响者当数国、共两党。就而言，出于对其执政党地位的考虑以及不可推卸的责任，它明确打出了“攘外”的旗号，只是“攘外”须以“安内”为前提。是为官方的民族主义。共产党是中国普罗大众的杰出代表，为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它主动提出变党派对立为党派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在共产党的旗帜上，不仅写着民族的独立，还写着人民的解放，这使它的民族主义同新民主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与官方民族主义判然有别。除此而外，在为数不少的中间党派当中，以张君劢为首的国家社会党，算是在民族问题上发声比较响亮的了。张的民族主义如前所述具有注重文化的特点，但在国共两党之间它却无法因此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性，因为它克服不了“民族”、“国家”、“阶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些拦在面前的理论障碍。在这些障碍面前，张的文化民族主义只好向官方的政治民族主义让步。
先看张如何认识“阶级”及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本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同时，不同的阶级又往往属于同一个民族，共同的民族属性可以使其成员具有共同的民族情感，当民族出现危难之时，这种民族情感可以转化成用以保卫民族利益的巨大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但是民族问题并不能完全取消阶级问题，出于不同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不同的阶级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常常出现重大差别。可见只要阶级存在，阶级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也就会存在，阶级问题不会因为民族问题突出而消失。然而张君劢却无法理解二者之间的这样一种辩证关系，他只愿接受民族的观点而不愿接受阶级的观点。因此他反复陈述民族观念强于阶级观念的道理，强调“民族观念是人类中最强的，阶级观念决不能与之相抗。无论是已往的历史，抑是目前的事象，凡民族利害一达到高度无不立刻冲破了阶级的界限”。同时他把“阶级说”说成是一种“以恨为出发点”的“恨的哲学”，认为在这种哲学支配下，整个社会“决得不着和协与平安”。为此他要求人们“必须以全力排斥这个恨的哲学。
现代民族意识篇7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西方社会的民族认同问题并不突出。冷战后,西方民族国家体系内部形成了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少数族群社区,导致西方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认同内部层级结构性要素的多元化,进而出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新情况。
第一,20世纪末期,西方社会开始出现种族右翼主义、排外主义和反移民政治运动。例如,在现代史上,英国民族身份的框架和定义是固定的;二战以后,种族主义在英国一直保持主导地位。而冷战后,随着来自加勒比、印度、巴基斯坦、肯尼亚、乌干达和斯里兰卡人加速移民到英国,英国身份的长期确定性边界首次被分解,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系谱性的传统分层结构首次遭到质疑,英国民族身份的连续性、历史性和自我确证性首次被有效削弱。英国社会出现了绝对主义性质的文化种族主义倾向和极端主义的反移民运动,英国合法的左一右翼政党甚至结成反移民联盟,以进攻性的英国主义立场来重建、修补和扞卫英国民族身份。
第二,西方社会国际移民被迫采取防御性的文化传统主义复兴运动,宗教正统主义运动,原教旨主义运动和政治分离主义运动来建构反种族主义运动阵线。例如,英国第二代加勒比黑人青年发起一种符号主义运动,通过塔法里教的象征物和图形符号,认同他们非洲起源的血统和传统。加勒比黑人和亚裔社区共同形成反种族主义的新身份联盟,提供一种新身份运动:即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黑色”运动;“黑色”不是文化上、种族上、语言学上或自然体质上的颜色,而是他们被主导种族主义文化视为“异样的”,即非白人、“他者”;黑色身份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平等轴心”的新身份。亨廷顿也认为,冷战后时期,移民导致的美国边界失控是对国家安全最大的单一威胁;国际移民和文化多元主义已经构成亨廷顿提出的“盎格鲁-新教”美国正统民族身份的一种新威胁,并且潜在地分解美国。因此,20世纪末西方社会国际移民引发的民族认同危机是一种新问题领域。
关于20世纪末西方社会反移民运动的研究文献以获取工作机会的个体层面的经济理性选择为基本视角,关于排外主义的研究文献以多元主义社区层面的文化适应为基本视角,关于国际移民引起的主权危机的研究文献以国际社会层面的全球化时期跨国主义为基本视角。与以上相对照,国际学术界关于20世纪末西方社会国际移民民族认同危机的研究文献以群体性身份认同分析为基本视角,这种群体性身份就是族群。
一、国际移民民族认同的类型和阶段
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史中形成广泛影响力的具有民族意识的群体性身份有三种:种族(race)、族群(ethnic)和民族(nation)。
第一,种族术语,基于封闭性的人类生物性特征,在18世纪早期还很少见,在19世纪初期开始运用于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一直到19世纪中期才被广泛使用。歧视性运用“种族”,是在现代早期由移民群体中发展而来的,那些被定义为低级种族的群体被假定为不值得拥有作为一种民族的承认资格。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这些群体被排除在竞争之外。基于肤色、宗教和其他标准的歧视,在历史上长期存在,但是在现代早期,这种歧视通过帝国人类学“科学的”论证而获得了正当性。种族主义,是群体生物性特征政治化的极端主义形式。
第二,族群,基于开放性的文化性特征,如语言、宗教、地域或历史,族群概念具有较少程度的政治性。自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是文化性群体身份政治化的激进主义形式。
第三,民族,是一种与身份政治紧密结合的共同体概念,基于一种系谱性共同历史,具有从继承性向建构性过渡的演化过程,可以由跨地域、跨语言、跨族群和跨宗教群体构成的一种密不可分的综合性的历史共同体。
学术界一般把民族概念的演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民族意识阶段、现代民族主义阶段和后民族阶段。
1.早期民族意识阶段。早期民族意识有两个类别,即基于种族特征的生物性民族意识和基于文化特征的文化性民族意识。民族意识的发展趋势是一个从种族性民族意识演化到文化性民族意识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民族意识是人类早期群体意识,具有较少程度的政治特点。从词源来看,民族一词,系古希伯来用语,该术语来自一种15世纪圣经译本,指自然性继承。在中世纪学院中,一个“民族”指来自同一地区的一群学生。在西班牙语和罗马语中,“民族”与“出生”的词源联系。属于某个与出生相联系的群体,使得个体身份具有了一种决定性因素,即一种归属性身份,或者一种终极的群体性身份认同。民族意识,逐渐归属于基于自然遗传性的一个群体,在成为现代民族主义之前,该概念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历史。
2.现代民族主义阶段。现代民族主义与国家有明确的关系。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民族主义术语已经在共通用法上有效地使用了,民族主义概念正式被赋予民族国家的政治涵义。1780-1830的50年间,民族单位出现并持续发展,民族从以前的政治形式中分离出来。18世纪80年代,美国被承认为一个独立民族;18世纪90年代,法国重新确认自身为一个民族;海地在1804年获得民族独立;19世纪20年代,西班牙美洲大陆殖民地获得民族独立。到19世纪中期,经过一个世纪的政治变革,民族意指具有一个民族政府的群体。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确立新的民族身份,创造了一种新等级结构,没有民族国家的民族被置于一种更加低级的层次上。在1850年,法兰西、荷兰和巴西被认为是民族,伊博族和孟加拉族被标志为部落。同一时期,“种族”意义改变了,增加了一种自然类型或生物类型等级,不再具有民族性的等级结构。新教移民群体创建了美利坚民族与共和国,较早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特征。因此,北美洲新大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点发源于移民群体,即移民群体民族性和公民性的制度化,并在19—20世纪得到了充分发展。20世纪,民族概念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标准定义,包括四个要素:一个中央政府,明确的边界,具有民族身份意识的公民,以及国际承认的现代民族共同体。因此,现代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性群体身份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民族认同(nationalidentity),也可以指民族国家认同,即现代民族主义身份共同体形式是民族国家。
3.后民族阶段。后民族是指20世纪中期以后,西欧建立地区共同体欧盟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后民族身份认同形式。欧洲的这种精英主义阶层后民族身份是否具有跨阶层的开放性,学术界存在争议,目前在第三世界国家也难以成为主流话语。
人类史是一部移民史,移民群体是不同历史时期创造民族身份要求的中心变量。第一,美洲案例。在19世纪,现代民族身份历史要求的出现归因于移民。例如,在美洲的欧洲移居者,即使仍忠诚于祖籍地,但依然发展了以围绕被占领土为中心创造新身份的不同的要求和联盟;在美洲的非洲奴隶也是如此,即使处于奴隶地位上,也在被占领土上发展了新要求、新联盟和共同体愿景;美洲原住民,同样发展了一种新身份,无论他们是否被征服、被驱逐或者被要求与新邻居发展社区关系。第二,欧洲案例。在19世纪之前,欧洲被称为“旧世界”,在欧洲形成和发展民族性方面,移民起到了显着作用。例如,法国拿破仑在民族建立方面,通过移民和征服,在全欧洲推广了一种民族意识,加速了民族身份的增长,尤其在欧洲“塌陷的中心区域”的德国自此开始建立自己的民族,并发展德国文化和商业。除了法国、德国,19世纪初期大移民也发生于欧洲的其他地方。20世纪末期在西方社会出现的国际移民危机,在这个角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由于国际移民导致产生的一种民族认同危机。
二、国际移民民族认同危机与族群身份再定位
20世纪末期西方社会的国际移民危机可以作为考察民族认同的案例。19世纪浪漫民族主义运动时期、20世纪前半期自由民族主义运动时期以及20世纪晚期欧洲多民族国家的衰落时期,民族认同对历史事件都具有影响力,对人类世界产生各种不同的后果,其中民族身份都可以作为基本参考点来考察各个阶段和各种类型的现代民族主义理论。从民族认同角度考察20世纪末西方社会国际移民危机现象具有同样的历史依据和分类学标准。
现代民族意识篇8
现代国家是“公民国家”，以“公民文化”、“公民精神”及其升华的“现代国家精神”为基本团结纽带。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制度属性千差万别，但都以塑造公民文化、公民精神、现代国家精神为基本目的。
在现代全球化的社会大背景下，那些“特殊主义”的传统民族意识、宗教意识、宗法意识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必然动荡，那些以“普遍主义”的“公民文化”、“公民精神”、“现代国家精神”为主导的国家和地区持续稳定。实现由“传统国家团结精神纽带”向“现代国家团结精神纽带”的转型是“国家和国民精神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之一。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疑包含建设“社会主义公民国家”的内容。新疆地区现代化建设也应包括建设“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内容。应当用现代“公民性”去统合“民族性”、“宗教性”、“血缘性”、“地缘性”，使国家性、民族性、国民性得到有效协调。
血缘民族、传统文化民族都在过去历史形成并在现代持久延续，只有以“公民文化”、“公民精神”为纽带的民族才是“现代新型民族”。现代化不仅包括科技、产业、社会等的现代化，也包括“共同体团结精神纽带的现代化”。只有完成了由“传统文化民族”到“现代公民文化民族”转换的国家和地区，才是真正实现了“团结精神纽带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
信息化、全球化对国家团结力有渐近、巨大的“离散作用”，哪个社会存在“重大文化隔离”，这种“精神裂缝”就会在全球化、信息化离散作用下渐渐变大。没有强大的公民精神、国家精神统合的社会，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多文化就会导致“一个社会的精神分裂”。一个“精神文化隔离、分裂的社会”，发展、变迁越快，“精神的裂痕”越大，社会的动荡就可能加大。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们逐步认识到了“以传统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宗族文化为基础的团结”与“以现代公民文化为基础的团结”的区别，世界多数国家都开展“公民意识”、“公民精神”、“公民团结”教育，以此融化、协调“传统族群差异在现代社会的冲突性”。
“多民族、多文化”是好事，但“多”当中要有统领，“多”当中要有丰厚的共性作为根基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特有的最深最强的社会心理需求是人格需求，人格需求的核心是自我认同，自我认同实现的途径是由于自己与他人的共性而获得他人的认同以及自己对他人身上与自己相同的东西的认同。人格的基本特点是共同性产生理解性、理解性产生认同性、认同产生心理亲和、心理亲和产生团结。这种“心理亲和团结”与“功利利益团结”构成团结的两大基本内容。根据这个原理，人们在与他人搞好关系的时候，都要“寻找共同点”、“产生共鸣情”。人际关系是这样，族际关系也是这样。所以，当今世界绝大数国家普遍重视综合运用文化、教育、政策、法制等手段大力塑造“公民人格”，使有着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等等差异的人们首先彼此以“共性的公民身份”“同事同仁”对待，而不首先以地域、民族、宗教这种“差异的身份”划线和对待。
基于此，应当把建设公民文化、公民精神、国家精神并以此统合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文化工作的重要目标，把挖掘和放大各民族之间族源、文化和实际生活的共性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把倡导正确对待和处理差异性、多样性的包容精神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面。
“多民族、多文化”是好事，但“多”当中要有统领，“多”当中要有丰厚的共性作为根基，“多”之间要联通、吸收、互包互容，这样的“多”才构成整体“既活力又和谐”。建设“新时代的新的精神认同”，从而有效地协调“多”，这应当成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工作、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文化工作的重要追求。
每个民族都只有实现“传统民族性”向“现代民族性”的转型，才能真正地保持“民族性的生命力”
传统性是神秘型、情感型文化主导的，现代性是科学、市场、法制等理性主义文化主导的；传统性是更倾向于按区别亲疏远近的特殊主义思维处理人际关系的，现代性是更倾向于按公民普遍主义思维处理人际关系的；传统性是相对封闭的，现代性是不开放无以存在的；传统性是倾向于从过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的，现代性是奉行创新进步主义的。这些都是传统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巨大的一般差异。
在由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多民族之间既非单向的趋同、也非单向的趋异，而是在相互开放、吸收的基础上，在共同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在人的个性更加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共同性与多样性都增加。健康的现代性是共同性和多样性都得到发展。民族性有“传统民族性”和“现代民族性”的区别，每个民族都只有实现“传统民族性”向“现代民族性”的转型，才能真正地保持“民族性的生命力”。那些“机械地保守传统民族性”的民族，注定被淘汰；那些“机械地全面模仿的民族”，民族性会逐步减淡；只有那些创造性地实现“民族性转型”的民族，才会在未来长久地彰显自己“发展着的特点与价值”。
新疆的多民族在共同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共性与个性都得到发展才是正常的，把一切共性的增加都当作对民族性的威胁是错误的。相互开放、协调、和谐、共生、共济的差异性、多样性、丰富性是宝贵的。产生离心倾向的、相互排斥和冲突的差异是有害的。
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各民族都要考虑各自民族性与国家性之间的关系、各自民族性相互之间的关系、民族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族性与个性发展之间的关系。现代文化是人本的、理性的、开放的、进步的文化。应当把这些基本的道理，向各民族的干部、知识分子、其他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直截了当地讲透彻。
现代民族意识篇9
关键词:民族主义;中国形态;发展现状
民族主义诚然是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文化现象之一。伴随冷战终结和全球化进程加深,在形形色色理论与思潮中,民族主义以其内在的强大力量,逐步成为多数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根据,成为目前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前沿。但到底何谓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起源、功能和发展趋势又怎样?理论争议与分歧却日渐增多。在我国,民族主义社会现实与学术探讨也相距甚远,直到20世纪末,与民族情绪一再高涨相呼应,理论研究才渐次突破传统束缚,然迄今仍未就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形态进行系统的归纳与必要的界定,总体水平还相对粗疏。如何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学术成果,在日益全球化与不断现代化背景中,从具体历史差异性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建构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理性民族主义,无疑是值得进一步研讨的重要课题。
一、民族主义基本内涵
长期以来,人们尝试着从不同视角阐释民族主义。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是一民族的绝大多数普遍表现并要求普及到它的所有成员中去的一种精神状态;它承认民族国家是政治组织的理想形式,承认民族是一切文化创造力和经济福利的源泉。因此个人对他的民族是极端忠诚的,因为在他看来民族是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并为自己的幸福创造了可能性。”[1]厄内斯特·盖尔纳则将民族主义视作政治原则和政治合法性理论,主张“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这一偶然性在该原则制定时早已被正式排除了。”[2]1-2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却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个人或集团表现出来的一民族全体成员的意识,或希望促进一民族自由、强盛和繁荣的意识,不管是自身所属的民族还是别的民族。”[1]在国内,王逸舟指出“民族主义表达了一种强烈的、通常已经意识形态化了的族际情感。”[3]徐迅把民族主义概括成“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4]40余建华等视之为“心理意识、观念形态,及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的统一体”[5]。坚持“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文化、语言、宗教、心理、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认同,这一认同使某一民族殊异于周围其他民族。”[6]“就其本来的含义而言,是指一种思想感情,一种对于操有共同语言和具有共同历史传统的集团即民族的忠诚以及对它的命运的关注。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则是思想、学说和运动的统一。”[7]
尽管上述定义各有侧重,但基本可归纳为两类:一是仅将民族主义当作某种思想观念;另一则把民族主义界定成意识状态与社会运动的有机统一。事实上,民族主义既然是种“主义”,毕竟不能直接等同于“运动”,虽然主义与运动密不可分,主义可能演化成运动,运动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主义。因此,民族主义更应视为某种思想情结或政治思潮,即“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观念,它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对本民族的一种热爱与忠诚,对民族统一,独立和强大,即生存与发展的追求和理想。”[8]当然,也不应排斥从实际运动中深入分析民族主义。
从历史纵向考察,民族主义发韧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欧洲,伴随民族国家构建和现代国际关系演变而遍及全球。由于社会条件、文化传统,及价值诉求的差异与不同,各国民族主义发生、发展过程不尽相同,但无一例外均依托于民族与国家两载体。厄内斯特·盖尔纳因此强调“我们给民族主义所下的定义,是建立在两个迄今尚未界定的术语上的:国家和民族。”[2]4故着眼于民族内涵的拓展与国家形式的演变,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重新概括既存民族与国家的共同本质,是民族主义理论建构的必要前提。
现代意义的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期,斯大林提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9]以当今世界民族具体实况剖析,该民族概念的严谨性与普适性值得商榷,但其仍较完整且科学地展示了民族的现代内涵———较旧民族形态而言,现代“民族是历史上在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的文化和共同民族意识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10]其中,“确定一个人们的共同体是否形成了民族,最深层、最主要的特征在于,看其是否形成了以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认同意识为核心的、该共同体所特有的观念文化系统。”[11]216现代国家也截然区别于自然国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是社会中掌握着合理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力的那个机构。”[2]4是以主权为核心的政治性组织,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主权独立性、领土统一性、权力世俗性和民族单一性。但现实民族国家在国家的民族构成及其与国家政权结合上,与理想模式并不完全一致。一是建立国家的民族成份往往无法绝对同质,在一国疆域内生活的民族常常不止一个。目前全球仅200多个国家与地区,而大小民族却有3000个,跨界民族与民族人口流动极为普遍。二是执掌国家权力的民族状况也各具特色,国家形式亦不相雷同。一般地说,如果处于民族构成优势地位的主体民族支配并主导国家政治生活,即为单一民族国家,而若所有民族在国内政治上一律平等,共同执掌政权,就称作多民族国家。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
现代民族和民族国家相辅相成。民族国家是定义现代民族的最主要依据,现代民族又是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的定义域。“民族国家是政治单位,通过共同的价值、历史和象征性行为表达集体的自我意识。在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国家是某种特殊的集体身份。”[2]31-33现代民族概念形成的历史动因就在于证明现代国家这种集体身份;而“‘民族’这一概念规定了政治权力的范围,规定了什么人在什么范围、以什么形式要求包括国家权力在内的政治权力。如果没有‘民族’这一概念,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权力都不可想象。”
多数研究还表明,追求民族繁荣和国家强盛系民族主义本质核心,民族主义发生发展的内驱力在于解答现代化命题。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推向全球,农业社会渐次让渡于工业文明,传统民族和自然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面临着某种痛苦的转型“,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也不会再退回到其与现代化相遇之前的状态”[12]5,都必须正视自身在世界体系和国际交往中的地位与作用;而维持相对有利态势的关键在于尽快实现现代化和更加现代化。所谓现代化是指“人类近期发展进程中社会急剧转变的总动态”[13]8,包括“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及其相应的历史过程”[4]10及“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4]14。始于18世纪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呈动态发展,各国现代化具有不同特色———或以实现工业化为方向,或以向知识时代过渡为目标。[论文网LunwenDataCom]
二、民族主义中国形态
由民族主义基本内涵涉及的相关视阈切入,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的最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概念的现代化及与之几乎同步的中国民族国家的创建。
关于中国现代民族,费孝通曾明确“将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它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4]作为“多元一体”民族实体的物质及思想基础,“最重要的就是贯通各民族心灵的伟大精神———中华民族精神”[11]3-6,即当代中国的民族直接指向具有强大内聚力的中华民族,而非该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民族单位)———占总人口90%以上的汉族或其他55个少数民族。
值得注意的,一是民族单位的个性问题。特别是跨境民族,即境内民族在境外有同族或境外民族在境内有分支。如云南26个民族中就有20个跨境分布;新疆几大少数民族在境外也均有分支;而俄罗斯、蒙古、朝鲜、哈萨克等境外同族甚至还是某主权国家的主体民族。毫无疑问,曾经具有相同血脉与相似心理积淀,即共同个性的族群会天然地相互关注,但内在的文化同质性却在各自成长过程中,因历史地理的分割而逐步弱化。尤其是民族国家出现后,一国主权管辖下各民族的互动融合,新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国家认同正极大地消解着传统的民族个性意识,逐步成为人群凝聚的新核心。实际上,由于没有共同地域,尽管泛民族主义者不断鼓吹,跨境民族原有的文化一致性虽不至于彻底消亡,但被不同主权所侵蚀和掩盖,国别标签成为族群皈依的首选已不可避免。二是中华民族共性的外延。目前约有三千万中国人及其后裔散布世界各地,受地域限制,外迁华人已成为境外其他主权国家民族共同体的有机构成,不再属于中国现代民族的内在范畴———尽管他们也声称是炎黄子孙,聚居地他民族亦将其视作亚裔华族。但因与我域内各族具有相似血缘和基本一致的文化认同,我国内民族情绪仍较易波及境外华人,而其处境也会不自觉地成为我们关心的特殊焦点。像印度尼西亚1998年再度发生针对华人的暴行,不但中国政府高度关注,而且中国人民与全球华人还共同抗议。
民族国家作为民族主义的另一核心概念,其创建意味着民族与国家的结合,民族对国家政权的掌握。在中国,伴随着中华民族觉醒,通过反思19世纪40年代后百年屈辱,经历了从大一统天下格局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快速转变。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率先引入并阐发了“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国家理念,缔造了按现代国家规则运作,体现领土、人民、主权三位一体的中华民国。但经由军阀混战、全民族抗日与国共内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才真正结束了“家天下”式的自然国家形态,实现了政治统一、文化一致、组织科学等民族国家建构的系列目标。中国民族主义从此才获得与现代文明相一致的崭新面貌,进而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真正意义上中国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综上所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系以对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与忠诚为基础,围绕着中国如何尽快现代化而展开的思想情结或政治思潮。这种观念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近现代曲折历程的必然反映。中国民族主义类似东方大多数民族主义,导源于西方殖民扩张的被动应对。在此之前,即使存在传统的民族意识和朴素的民族感情,也有来自儒家文化的危机观念和强大社会凝聚力,但尚缺乏真正意义上民族主义形成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力量。直到19世纪中叶自然经济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规模移植,中国社会变革不断深化,接受西式教育的新阶级、新阶层成长壮大,将欧洲思想意识和本土精神理念结合起来,在前仆后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围绕“救亡图存”,才把民族主义推向中国历史前台,从而缔造了一个全新的中国。而中国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借鉴外来模式并迅速扩张或更换现存结构。”[12]6“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13]17由于直接从学习发达国家现代化成果切入,在客观上跨越了西方用二、三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前期积累与准备,这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内在的不平衡性与民族主义发展的复杂程度。
三、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现状
徐迅看到“进入九十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同世界总趋势同步,即放弃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直接诉诸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出现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潮流,向传统文化的回归,是一系列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转型的结果。”[4]150-151然未能系统地展示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宏观态势。倘以现实运动透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已大致呈现出性质相异的三种趋势:
其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思潮。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中华民族百年救亡图存的历程确切表明,正是在爱国主义感召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齐心协力,艰苦创业,才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压迫,赢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社会主义祖国才以崭新的雄姿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华民族百年救亡图存的历程还确切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有机统一的,必须发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可见,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主流取向是正确的,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也是显著的。
其二,以片面倾向为特征的非主流思潮。民族主义的片面倾向在当代中国集中表现为时隐时现的民族保守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前者的本质在于民族自大,变相甚至无限夸大自身成就与优越性,过份贬低他民族与文明,完全排斥和拒绝外来文化。如以近年经济发展和大国地位鼓吹“中国中心论”等就沾有此嫌。后者则恰恰相反,不仅全面否定本民族特性,完全抹杀中华文明优点,而且对以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彻底丧失信心,一味崇洋媚外,企图全盘西化。像《河殇》宣扬的“蓝色文明优势论”与海外“民运”散布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等。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站在狭隘立场上,以非“扬弃”的态度对待古今中外文明,已经且将反复被证明是中国社会变革与前进的绊脚石,尤其是民族虚无主义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又极易将实践导入极端。
其三,以极端走向为标志的反主流思潮。以无共同文化或忠诚为借口,企图分裂国家主权,破坏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极端化的内在实质。显然,极端民族主义已不再满足于对现实的民族与国家进行局部改造,相反,却致力于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主流思潮,解构既存的民族共同体,进而创建新的民族国家。倘以载体分析,民族主义极端化在当代中国主要有两类:一是主体民族的分裂,目前最棘手的是“台独”问题。二是少数民族的分立情绪和分离行径,如达赖集团的西藏独立阴谋等。值得警惕的是,台独、藏独与疆独等分裂势力以及海外“民运”等非法组织自1989年以来,已经沆瀣一气,勾结国际反华势力共同歪曲和颠覆社会主义祖国,致力于从内部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但“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15]国家完全统一和民族复兴崛起是全世界亿万炎黄子孙的共同期盼,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坚信,任何抵制与破坏这种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都终将彻底覆灭。
概而言之,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主流及其导向是健康的,作用是积极的。但是,我们也要正视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呈现出的主流以外的各种非理性倾向,尤其不应忽视极端民族主义及其危害,必须进一步探索导致民族主义消极趋向及国内民族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而所谓民族问题,即围绕发展与进步,在民族产生到消亡进程中,因差异而导致民族内部和不同民族在社会生活各领域发生的矛盾。在当代中国,民族问题主要包含两个层次:一是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在西方强势压迫下,所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和挑战;二是由历史地理等因素导致的境内各民族及民族内部差异,主要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矛盾。从总体上看,我国民族问题与民族主义非理性倾向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目前“主要表现在‘八对矛盾交织在一起’。即: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交织在一起;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交织在一起;优秀的传统文化与落后的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合法的民族宗教活动与非法的民族宗教活动交织在一起;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交织在一起。”[16]而涉及主权与领土完整、人权等国际纠纷,则加剧了我民族问题与民族主义消极化的复杂程度。[论/文/网LunwenDa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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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意识篇10
关键词：民族主义话语；中国媒介；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
一、引言
什么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是一个历史难题。较具代表性的定义来自英国学者盖尔纳(ernestGelhaer)，他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赫克特(michaelHeehter)局部改进了这一概念，提出“民族主义”是一种“使民族的疆界与治理政体(governanceunit)的边界重合的集体行动”。这两种定义均有助于说明那些以民族独立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但对于超出该目标的民族主义缺乏诠释力。相形之下，史密斯(an-thonySmith)所做的界定，即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为某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该群体的部分成员认为有必要组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更广泛地涵盖了那些以民族复兴为宗旨的民族主义，以及那些更多关涉到文化与社会问题(而非政治问题)的“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现象。尽管如此，谁也无法提供一个全能的定义，将现存的或曾经存在过的所有类型的民族主义涵盖在内。本文所探讨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一种可以外化为特定行动的观念体系，具有如下内蕴：表达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价值和利益诉求的超乎寻常的关注、忠诚和热情；受到理性和情感因素(尤其是后者)的双重驱动；通常由社会精英引导并拥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常常选择、吸收、利用和再诠释了既有的社会文化资源(也包括对其他意识形态的调用)，以提供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起源、发展、使命以及未来走向等的特定表述。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化过程中，大众媒介通常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作用于人们对自我与他人、社会乃至世界的时空关系的感知和理解，大众媒介为民族和民族国家共同体想象的建构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一技术基础和象征性资源。
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最早可追溯到晚清。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迫使一批体制内精英开始“睁眼看世界”。当“华夏／文明”与“狄夷／蛮荒”的对立逐渐转变为“中国／落后”与“外国／先进”的对比，文化上的优越感逐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所取代时，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开始形成，国家作为种群的政治屋顶的职能凸显。“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以自立于地球之上”的“图强”观念逐渐成为知识精英的集体诉求，推进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领域的现代化进程成为当时实现这一诉求的必然选择。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语境中，现代化的启航与民族意识的孕育始终是同一过程的两面，二者共同表呈为对现代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建设。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题中之意，民族主义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因此，在本文中，民族主义并非简单的负面概念，或一般意义上的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而是具有一定历史必然性的社会实存。功能而非属性，是本文评价这一既存事实的根本着眼点。
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演进脉络，同样与大众媒介有着密切关联。早在1901年，梁启超就以《清议报》为阵地，凭借《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等文章，使“民族主义”广为人知。此后很长时期内，大众媒介，包括报纸、电影、广播等，一直都是国内精英散播民族主义，促成其向普通民众的意识结构渗透和扩散的重要工具。然后，只有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当传媒改革全面开启，大众媒介自身的权力和利益边界趋于明晰，开始自觉扮演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者而非昔日的信息介质的角色时，民族主义的符号化进程才正式起步。过去近二十年间，从“申奥”直播到“中美撞机事件”报道，从《北京人在纽约》热播到《中国可以说不》出版，一股民族主义的话语潜流在中国媒介的日常叙事中悄然涌动。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各种意识形态交汇、碰撞和斗争的重要场域，大众媒介参与了民族共同体的时间和空间经验的重构与再诠释，并通过对各种符号资源的甄选、排列、描绘、抽象化和制度化，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不同价值立场、观念信仰和利益诉求的民族主义话语。
20世纪90年代初那场以爱国主义为旗帜，在民族兴亡的叙事框架下展开的媒介宣传活动，最先揭开了民族主义话语建构的序幕。此后十余年间，媒介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活动呈现出某种阶段性特征。最初三年，即1990到1993年，是媒介民族主义话语的酝酿期。在这一阶段，媒介叙事多在中美对抗或对比的逻辑中展开，侧重揭示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的“阴暗面”，言辞较为温和、含蓄。之后三年是媒介民族主义话语的成长期。在这一阶段，民族主义话语同时活跃于官方媒介和知识分子的言论阵地内，并向整个社会意识结构扩散。获得普遍认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仍以理性、务实为要义，相对温和和审慎。这一局面在90年代中后期被迅速打破。出版于1996年的“说不”系列，包括《中国可以说不》、《中国还是能说不》、《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何以说不》等，构成了媒介民族主义话语建构的分水岭：简单、狭隘的民族主义开始在媒介叙事中发声。此后五年间，中国目睹了民族主义话语的媒介建构活动的高潮。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媒介民族主义话语具有两个相对明显的特征：一方面，“反西方”情绪开始渗透到媒介叙事中，与部分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观念合流；另一方面，自我确认的民族情绪开始在媒介叙事中生发蔓延，这尤其体现在有关“港澳回归”、“申奥”、“人世”等重大事件的报道中。2001年以后，媒介民族主义话语进入到了一个加速转型期，“反西方”的重心发生偏移，自我确认和肯定的民族情绪在媒介叙事中持续升温的同时，官方的爱国主义话语、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话语与民间的民族主义话语在网络媒介中开始呈现合流趋势。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媒介民族主义话语酝酿、发展、成熟的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民族主义话语总在二元化的叙事框架中得以建构：一是时间的二元叙事，即介于民族“自我”与“往昔自我”之间的叙事；一是空间的二元叙事，即介于民族“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叙事。正是基于这两种框架的运用，媒介完成了对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时空想象的描画，实现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化建构过程。
二、时间视域下的媒介民族主义话语
“历史一当下”的二元关系是媒介建构民族主义话语的基本维度之一。历史往往是从当下出发来理解和诠释昔日自我，以便达成对自我的认识。它常常涉及对已逝去的社会活动、结构和关系的感知与判断。由此形成的历史叙事既是基于对昔日真相的考量，也是基于对今日之观念结构和思维方式的潜移默化的运用。由于受到历史视角和现实利益的制约，还原后的历史往往很难与其原貌完全契合，某些关于社会活动、结构和关系的叙述会受到压制或消解，其他一些叙述则会被抬升或延展。正是通过对历史叙述的“协调、阻碍、压制或利用”，90年代以来的中国媒介建构了一部断裂与延续、骄傲与屈辱并存的民族历史。
在国内媒介的日常叙事中，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两段截然不同的民族史：一个是“古代”和“当代”中国，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骄傲和自豪；一个是“近现代”中国，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屈辱、悲怆和愤怒。前者往往激发国人对强盛、辉煌的热情缅怀和对发展、复兴的热烈想象，后者常常激发国人对创伤、耻辱的深刻联想和对落后、分裂的深切忧虑。一般说来，媒介倾向于分别建构这两种不同的历史叙事，以激发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或忧患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媒介会将这两种叙事合二为一，建构一种整体性的、以重大断裂和转折为特质的线性民族史，以进一步激发人们对现状的认同和对复兴前景的信仰与憧憬。无论是上述何种叙事方式，都不必然具有民族主义的色彩。只有当这种以民族为线索的化约主义的叙事被媒介表征为历史的唯一面貌，倾向于压抑其他历史叙述、取消历史进程的错综复杂性，当所有的社会事件都被纳入到这种线性历史框架中，用来强化既有社会秩序的合理性时，它才会转化为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限制国人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时间想象。
媒介所建构的“古代中国”史，是由世界古老文明创造者之一的中华民族所书写的五千年流光溢彩、灿烂辉煌的帝国史，“强盛”是这一历史叙事的关键词。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傲视寰宇的图景经常出现在报刊书籍对古代遗迹、器物的生动记述中，出现在历史剧对汉唐盛世、明清王朝的精彩演义中，出现在媒介对传统节日、典章、仪式的细致展示中。从“曾国藩热”到“国学热”，从春节联欢晚会到《贞观之治》，这种以“强盛”为主题的民族叙事在媒介中不断复现。“当代中国”史则是中华民族再续辉煌、重返“古代中国”之高位的共和国史，“复兴”是这一历史叙事的关键词。中华民族开放发展、屹立东方的图景在媒介的政治经济报道、商业广告、晚会、专题片中不断复现。从“人世”报道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专题，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焰火联欢晚会”到“阿迪达斯(adidas)”的奥运广告，这种以“复兴”为主题的民族叙事在国内媒介中得到了充分建构。与此同时，媒介还向国人展示了另外一番截然相反的历史图景：从清末到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华民族屡遭外犯，割地赔款，生灵涂炭。在这一“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中，“屈辱”是最核心的词汇，它不断出现在各种回顾性的报道以及相关图书、电影、历史剧和专题片之中。从《北洋水师》、《林则徐》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专题报道，这种以“屈辱”为主题的民族叙事同样在媒介中不断回响。
当上述三幅图景被牵引到同一媒介事件或故事中，组合成一段线性的民族历史叙事，为叙述和评价当前的社会实存提供总体语境时，它们就完成了从一般的民族叙事向典型的民族主义话语的过渡。一方面，中国几千年漫长复杂的历史进程被表述为中华民族从“强盛”到“屈辱”再到“复兴”的戏剧性的转型过程，“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是对民族振兴的潜能和实力的证明，“近现代中国”则赋予了这种图强诉求以历史的合法性，其结论必然是中华民族能够而且应该回到“原本就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去；另一方面，当前的人、事、物被一一纳入到“当代中国”的现实图景中，淹埋在媒介关于中华民族发展演进的宏大历史叙事中，成为一组抽象的符号，代表着对“古代中国”之“强盛”的延续和提升，对“近现代中国”之“屈辱”的正名和洗刷，和对“当代中国”之“复兴”的合法性确认。在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申奥以及“神七”升空等晚近事件的报道中，均可见到这种叙事性建构的清晰痕迹。上述事件被媒介一一置于民族历史的叙事背景中加以品断和评价，最终指向同一结论：只有在既有的社会秩序下，包括坚持当前的政治制度、经济和科技发展战略、外事安排、民族政策等，才可能实现和维系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
三、空间视域下的媒介民族主义话语
媒介建构民族主义话语的另一维度是自我—他者的二元关系，即“本民族”与“他民族”的关系。后者是前者身份得以验明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实现了对“他民族”的价值、观念、文化和行为方式等的感知和对民族间差异的确认后，本民族的主体性和同一性才能被建构起来。这种介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比照和区分同样并不必然导向民族主义。只有当二者间的差异被媒介无限夸大和恒常化，成为支配民族叙事的主导逻辑时，上述关系才会为民族主义话语所用，成为媒介赋予当前社会秩序以合法性的依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自我与他者对立的二元框架一直占据着国内媒介日常叙事的视野，是媒介建构空间性的民族主义话语的首要途径。搭建上述框架的过程具有双重面向：一是“他者的民族化”，即将“他者”形象置于民族叙事的框架内，使他者与“民族”等同起来，如用“美国人”、“日本人”等表述来泛指其政府等；一是“民族的他者化”，即将其他民族置于“他者”的位置上，使它们成为与本民族不同甚至对立的价值、观念、文化和行为方式的表征，如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和平颠覆中国”的“密谋者”等。前者使认同固着在本民族与他民族的二元关系上，后者则进一步限定了关于他民族的集体想象的内容和范围。经由上述两方面过程，民族主义的认同空间得以建构。在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叙事中，他民族(国家)是一种永恒的“在场”，它为中华民族的自我定位提供必要的参验指标。
国内媒介建构了两种类型的他者，并相应形成了两类民族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一是面目模糊的“世界”，由此形成了“中国一世界”的关系链，后者常常作为中国的支持者、陪衬者或见证者出现在媒介叙事中；一是笼统、抽象的“西方”，由此形成了“被殖民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一发达国家”、“东方一西方”等关系链，中国无疑是关系链前端的典型代表，关系链的后端则经常作为中国的竞争者、阴谋者甚或侵略者出现在媒介叙事中。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世界”即“西方”，二者高度重合，充当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确立的唯一参照。
在媒介叙事中，作为他者的“世界”是支持并赞赏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世界”。首先，这个“世界”总是坚定不移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如申奥、北约轰炸驻南使馆事件的相关报道中普遍支持中方立场的国际舆论，电视剧中时常出现的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人形象等。此外，在媒介对于国际局势的描绘中，作为他者的“世界”常常是一个战火纷飞、冲突不断、动荡不安的世界，它与中国的和平、稳定、发展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反衬者角色的功用在赵本山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中被一语道破，“纵观世界风云，这边风景更好”。最后，媒介所建构的“世界”更是一个时刻关注中国、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它是中国经济腾飞、国际地位提升、综合国力增强的见证者。较之前两种形象，作为见证者的“世界”显得更加抽象和概念化，它常以一种指涉不明、边界模糊的整体形象出现在媒介对中国及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成就的陈述和评价中，如媒介对香港回归后的展望是“世界将看到，中国的明天会更好”，对全民筹奥的动因的解释则是“实现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对于媒介而言，“世界”总“在那儿”，密切注视着位于舞台中心的中华民族的所有举动。
在媒介叙事中，作为他者的“西方”拥有相对固定的形象：它是侵占中国领土、掠夺财富和资源、剥削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列强和法西斯的代名词，是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丧权辱国的集体记忆的制造者。当代“西方”在媒介中的形象则趋于两级化：一方面，它是自由、民主、富庶的现代文明和发达国家的代名词，是中华民族效仿的对象和未来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西方”又是继续掠夺中华民族之财富、日趋堕落的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代名词，是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制造者，是中国的对立面。
在多数情况下，媒介民族主义话语所建构的“世界”亦即“西方”，二者具有共同的指涉对象。例如，申奥失利后某报刊文章《我们告诉世界——北京不说“再见”》，联系美国国会通过“反华议案”的背景以及文章中对列强侵华史的回顾，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对比可知，标题中的“世界”亦即“西方”。此外，在某些特定的语境下，“西方”一词在媒介叙事中有着不言而喻的指涉对象，即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到21世纪初，美国都是媒介民族主义话语中不二的“他者”。它既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模版，被各种媒介话语用来与中国进行比照，又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现实障碍和潜在威胁，必须时刻警惕，尽量利用，必要时抵制甚至发起对抗。2001年以来，日本开始取代美国上升为国内媒介民族主义话语中的头号“他者”，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审思的源头和当今中国的强大竞争者。在某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话语中，“日本(人)”已经成为了死不悔改、忘恩负义、气焰嚣张、野心勃勃、卑鄙下流等负面品格的代表。
四、媒介民族主义话语的时空架构
在民族“自我一往昔自我”、“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的基础上，媒介成功拓殖出了民族主义的认同空间进而赋予了它确定不移的规则和秩序：历史从属于当下，他民族从属于本民族，在反观本民族历史和他民族之存在的过程中完成对中华民族今日之价值和利益的界定。从这一意义上说，不仅他民族是本民族的他者，历史也是当下的他者，对立的双方相互依赖却并不对称。“他者”实质上是媒介自身价值、态度和立场的投射，是民族主义认同空间中被搁置、压制和放逐的另一个“自我”，它存在的全部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为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和民族利益的自我正名提供合法性依据。这种通过二元思维的对立统一赋予人、事、物以意义的方式，具有典型的现代性品格，它构成了媒介民族主义话语在结构方面的显著特质。
在时间规划方面，媒介民族主义话语采取了一种“史诗”型的组合结构，通过圈定历史、当下和未来在时间序列中的不同位阶作用于民族成员的集体记忆。这一特殊的时间模式具有三个明显特征，分别是作为主体的史诗性民族历史、作为源头的民族传统，以及将史诗世界与当下现实分离的绝对距离。具体说来，在媒介叙事中，“古代中国”是史诗性民族历史的主体，它拥有五千年辉煌灿烂的文明，盛极一时的帝国王朝，幅员辽阔的疆土，勤劳善良的人民；各种与之相关的民族传统是这一史诗性历史开启的标志；近现代中国，包括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国力的衰退、主权和领土的沦丧则构成了这一史诗世界与当下现实间之间的鸿沟，同时又是对后者的反证—_由于清政府和国民政府不能如同之前的帝国或今日之共和国一样正确地治理国家，史诗世界和当下现实之间才会出现此等差距。史诗性历史是民族价值的孕育期，形成于这一时期的民族传统穿越了近现代中国这一历史断层，进入当代而得以继续高扬。这种在“断裂与延续、距离与近程、怀旧与丰足”的对立统一中衔接过去与现在的媒介时间模式，使历史的或然转化为必然，使中华民族成为“从一开始就在那儿”的先验性存在，呈现出原生和永恒的外观。它能激发国人对中华民族之价值与独特性的历史认知，获得作为民族成员的崇高感和神圣感。
在空间规划方面，媒介民族主义话语采取了一种“自反性”的聚合结构，通过不断建构、维系和调整对中华民族集体经历的反思性理解作用于民族本土意识。这一类型的空间结构包含了处于“中心”的主体民族、为之提供“自反”动因的环境，以及联结主体民族与环境的持续的自反意识三方面元素。具体说来，在媒介叙事中，中华民族被置于绝对的中心，所有的媒介事件或故事都是围绕它展开，作为一个令(一般意义上的)世界瞩目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是媒介认识、理解和评价各类事务和关系的出发点、依据和落脚点；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尤其是与中华民族之间有着深厚历史与现实渊源的民族／国家，如西方等，常常充当着民族自我反思的外部动因；二者的联结点是媒介叙事中无处不在的世界意识以及它的极端形式——赶超观念，即时刻在与环境的比照性价值考量中确定中华民族的“位置”。当中华民族处于相对弱势时，它导向对自身的否定性评价；反之，当中华民族处于相对优势时，它导向更加积极、正面的自我评价。因此，申奥失利和“炸馆”事件被媒介解读为民族贫弱可欺的明证，港澳回归、神五升空却被媒介表呈为民族振兴的标志。在上述空间结构中，环境是不断变换的，不变的是中华民族的中心地位和围绕这一地位展开的持续性的自我反思。媒介的民族叙事总是从中华民族的视角出发，经由与环境的比照，再回归中华民族本身。自反性是如此深入地内化到了媒介的自觉意识中，以至于在动因事实缺席的情况下，比照性的价值考量仍可以在媒介叙事中继续展开，并赋予民族共同体以实存感和延续感。多数情况下，中华民族的凝视和监控者并非无处不在的“西方”或“世界”，而是媒介所建构的民族自我，这正是“自反性”的内核所在。这种在真实与虚幻、静止与变幻的对立统一中衔接自我与他者的空间模式，贯穿在各种类型的媒介民族主义话语中，既可以提升国人的民族优越感和荣耀感，也可以激发他们的民族耻辱感和忧患意识。
如果说时间性的媒介民族主义话语侧重于建构历史记忆，空间性的媒介民族主义话语侧重于形塑现实认知的话，那么民族时空关系的现代性规划则代表了前述两种视域的整合。不过，此间并非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媒介对民族时空的想象性建构是一个融合了时间空间化和空间时间化的双重进路的过程。这一过程永无完结之时，它在民族历史记忆和现实认知的相互作用中展开，并在媒介自身的时空规划中得以推进和拓展。
一方面，媒介叙事将时间空间化，架构了一种空间性的时间关系。历史被媒介表征为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之间交流和碰撞，尤其是与西方列强遭遇和斗争以捍卫民族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历史。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对立赋予了时间以空间感；与此同时，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主权、自然资源和遗产的历史社群的形象在媒介叙事中得到了充分的强调，时间因此被同质化，呈现为空间元素和相关价值的传递和延续。另一方面，媒介叙事将空间时间化，建构了一种时间性的空间关系。民族作为一个拥有漫长历史、传统和文化品格的空间实体的形象在媒介中得到了细致的呈现。空间元素以及相关的价值观念被媒介赋予“古老”的外观，呈现为一种原生性的存在。仿佛从它的源头开始，中华民族就已经获得了独特、稳定的种群、物产、疆界和主权。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国家尤其是西方之间的空间并置关系被媒介转换为“时间上的普遍关系”，亦即以中华民族为代表的“非现代”向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看齐和赶超的时间关系。空间因此被媒介纳入到现代化的线性历史叙事中，呈现出不断延展的外部风貌。经由时间空间化和空间时间化的双重进路，历史记忆与现实认知在媒介叙事中相互佐证，相互促进，最终铸造了一个几乎完满的民族形象——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文化和特殊的种群、物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辽阔疆域，拥有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愿意为之前赴后继、奋斗不息的成员的伟大民族。这一形象在民族叙事中不断重现，并借助媒介自身的时空规划主导了国人对于中华民族的集体想象。
此外，在国人感受、认识和理解外部世界及其组织结构，尤其是建构关于民族、民族国家的想象性认同的过程中，媒介自身的时空规划也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报纸、书刊、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介再现和创造历史，联系此处与远方，极大地改变了现代人的时空体验，使后者日益进入到一个“时空分离”和“时空压缩”的生存之境。它们还借助特定的叙事方式，准确传达和再现了重组后的时空关系，并使之嵌入到阅听人的日常体验和实践中，促成后者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接合。一方面，媒介创造了一种标准化、同步化的时间。它将来自不同空间的事件和故事并置，如安排在某日的报纸版面或电视时段中，使之呈现出水平铺展的形态，从而制造了一种因果相连的共时性感受。对这些事件或故事的同步接收的强调，进一步“创造了一种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处于不同地域的人群在同一时间涉入到同一媒介场景中，获得一种“缺席”的“在场感”。这种便于激发民族同一性想象的叙事形式，被反复运用在媒介民族主义话语中。近几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增加的朗读海外电函和网友留言的环节，就是出于强化“天涯共此时”意象的目的。另一方面，媒介还创造了一种流动的、时间化的空间。信息传输的不断加速逐渐取消了距离对社会交流和互动的局限，时间成为衡量空间的首要指针。媒介在将更广泛的人群，如国内各族群和海外散居族裔征召到民族这一想象性共同体的范畴内，赋予民族成员以无间感和亲近感的同时，还“将远方、他处的风貌拉近，成为我们想象的一部分”。作为人们观察、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渠道，电视等家庭媒介将远处景致接人私人领域，使“远距离的事件侵入到日常的意识中”，为民族他者的想象性建构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景观源泉。国内媒介所塑造的民族他者如美国、日本等的形象，因此具有了接合经验领域，成为社会“共识”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