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案例篇1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信用风险；多德—弗兰克法案；发行与分配
中图分类号：F83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6-0062-0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6.14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自由化趋势的发展，资产证券化以其先进的融资理念以及复杂的结构化技术极大地推动了全球金融市场的金融创新，证券化产品已经成为交易量和发行量最大的金融产品，成为联结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重要桥梁。
资产证券化在金融危机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金融危机中，过度资产证券化积聚的信用风险集中爆发，各种结构化金融产品的价格急剧下跌，信用幅差大幅上升，市场的流动性大大降低，进而波及到了整个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以及信用衍生品市场。在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纷纷推出加强资产证券化金融监管的改革措施。
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长达两千多页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以下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提出了多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改革措施，主要集中在信用风险留存和加强对投资者的信息披露两个方面。该法案规定，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或者发行人必须保留部分信用风险，以实现“利益共享（Skininthegame）”。该法案被称为美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影响最深远、最为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旨在解决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金融机构“大到不能倒”的问题，从而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纳税人的利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另外，相关条款严格规定了发行人以及相关信用评级机构的信息披露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修订关于资产证券化产品注册、信息披露和财务报告的监管规则《RegulationaB》，以落实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监管要求。
2009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了巴塞尔协议Ⅲ的正式修订稿，提出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的要求，主要是提高了资产再证券化的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要求审慎使用信用评级，强调商业银行应对资产证券化的贷款组合进行尽职调查。在巴塞尔协议Ⅲ的正式修订稿公布以后，我国银监会2009年12月颁布了《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
随着海外主要金融市场在2009年重启证券化市场，我国重启资产证券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央行在《金融稳定报告2010》中肯定了“资产证券化是发展金融市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2013年2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了《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根据规定，证券公司可以成为证券化产品的做市商，按照交易场所的规则为产品提供流动。
当前，大多数资产证券化监管办法还处在制定和试行阶段，资产证券化监管办法应该怎样制定和完善？新监管办法对资产证券化的影响如何？在完成最后评估之前，资产证券化的具体监管办法还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二、资产证券化与金融危机
资产证券化是指以贷款组合或其他资产组合产生的现金流为依据，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过程。住房贷款证券化是最早的资产证券化形式，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早期证券化产品的主要形式是过手债券，以住房贷款作为基础资产。此后，证券化产品的结构不断复杂化，出现了不同优先档次的证券，供不同风险偏好程度的投资者进行多样化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以其他贷款组合为依据的资产证券化，有商业房地产贷款、信用卡贷款、汽车贷款、学生贷款、商业贷款、设备贷款和贸易贷款等等。同时，发行人以证券化产品为依据进行再次资产证券化，出现了CDo（Collteralizeddebtobligation）、CDo2和CDo3等结构更为复杂的产品。次贷危机之前，美国各种贷款的证券化比例不断上升，证券化产品的发行量与交易量巨大。从2001至2006年，次级贷款与次优贷款的证券化比例从46%上升至81%。在次贷危机之前，证券化产品的发行额呈直线上升的态势，但是从2007年开始，证券化产品的发行额快速下降至近二十年来最低点。
在金融危机中，以住房贷款、商业房地产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贷款、商业贷款等为依据的证券化产品价格急剧下跌，信用风险幅差大大上升，甚至有的证券化产品信用幅差上升到历史平均水平的300倍（Fed，2010）[1]。
在金融危机中，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及其监管制度的缺陷暴露无遗。由于证券化的交易结构复杂，环节众多，使得市场参与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如果证券化的发行人从放贷机构购买贷款资产进行证券化，则放贷机构比发行人拥有更多关于贷款风险的信息。在证券化条件下，放贷机构可能放松贷款的审查标准。其次，发行人比投资者更了解贷款组合的风险状况，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保留信用风险相对较低的贷款，将信用风险较高的贷款实行证券化。
在次贷危机之后，美国各界普遍将次贷危机归因于“发行与分配（originatetodistribution）”的资产证券化模式。“发行与分配”模式是指放贷机构发放大量的贷款，然后进行资产证券化，并将证券化产品出售给投资者。由于放贷机构以资产证券化为目的发放贷款，不需要长期持有贷款组合，从而缺乏严格审查贷款条件的动机，甚至违规贷款，从而降低了贷款的质量。
图2是发行与分配模式的示意图，图中的经纪人和商业银行将已发放的贷款重新捆绑之后，销售给负责证券化的私人机构和政府机构，获取贷款手续费和服务手续费。经纪人和商业银行只关心贷款规模，不关心贷款质量。投资者关心贷款质量，但是不能控制贷款质量，并且在贷款质量信息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已有文献表明，资产证券化与贷款组合质量下降关系密切。例如，Keysetal.（2010）[2]发现，发行人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购买的次级贷款的违约概率高于信用等级更低的次级贷款。piskorskietal.（2010）[3]的实证研究表明，资产证券化的贷款组合的违约概率远远高于银行持有的贷款组合。
由于证券化产品市场存在着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因为信用评级机构是受发行人的委托提供信用评级，信用评级机构可能人为地提高证券化产品的信用评级，从而引发道德风险。在金融危机中，证券化产品的价值快速缩水，信用评级被证明是严重高估。金融危机之后，解决信用评级机构的利益冲突问题，改变投资者对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成为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的重点。
三、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的内容
（一）信用风险留存
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证券化的发起人或发行人应至少保留所有贷款组合5%的信用风险，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的贷款分别制定豁免条款，并规定发起人和发行人不得转移和对冲保留的信用风险，以此促使发起人和发行人严格控制贷款质量，解决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时，如果贷款组合的发放标准符合监管机构的特定要求，可以适当减少信用风险的留存比例。
1.免予信用风险留存的证券化产品。监管办法对符合条件的证券化产品免予信用风险留存，主要包括“合格个人住房贷款”以及满足特定条件的商业房地产贷款、商业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等等。豁免条款按照贷款类型分别制定，其要求的贷款发放标准高于银行现行的贷款发放标准，从而促使放贷机构严格贷款发放标准，降低信用风险。
在监管办法中，“合格个人住房贷款”被限定为以一个到四个家庭的住房为第一顺序抵押的、终结性购房贷款或者融资贷款。为了保证“合格个人住房贷款”的质量，监管办法规定了贷款发放标准，主要包括：（a）最大偿债比例。偿债比例是每月偿债金额占收入的比重。住房贷款的最大偿债比例为28%，所有贷款的最大偿债比例为36%。（b）最大贷款比例。在购房条件下，借款人的最大贷款比例不超过80%。在融资条件下，如果借款人调整已有贷款的期限和利率，最大贷款比例不得超过75%。如借款人通过重新融资进行提现，最大贷款比例不得超过70%。（c）最低首付比例。借款人首付款应包括：借款人支付的各项费用、住房购买价格或者市场价格中较低者的20%以及住房购买价格高于市场价格的部分。监管办法还制定了排除规则：“合格个人住房贷款”不包括任何负摊还贷款、仅付利息贷款和存续期间利率显著上升的贷款。此外，监管办法制定了其他类型贷款的发放标准，对符合要求的、信用风险较小的商业贷款、商业房地产贷款和汽车贷款的资产证券化免予信用风险留存限制。
2.信用风险配置方法。为了适应多种资产证券化形式的需要，监管办法制订了灵活的可供选择的信用风险配置方法，主要包括垂直风险留存法、水平风险留存法、L形风险留存法和代表性样本法等等。垂直风险留存法和水平风险留存法如图2所示。在垂直风险留存法下，不管各个档次证券的风险收益性质如何，以及是否存在名义本金，是否以权益证明的形式发行，发行人至少留存每个档次的证券化产品的5%。在水平风险留存法下，发行人应该承担贷款组合5%的第一违约损失。在95%的其他证券得到偿付之前，发行人不能得到任何的本金收入。
L形风险留存法是垂直风险留存法与水平风险留存法的混合，发行人保留的信用风险至少50%是垂直风险，剩下的50%为水平风险。代表性样本法下，发行人保留部分随机选择的贷款组合。发行人按照特定要求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使得保留的贷款组合与证券化的贷款组合在各方面都相同。
此外，监管办法还规定，除了5%的信用风险留存，证券化过程中的发行溢价以及销售仅付利息证券产生的“现金储蓄帐户”必须保留在特定的独立帐户中，不能被提前确认为发行收益，以弥补未来贷款组合可能的违约损失。信用风险可以由任何贷款组合占比为20%以上的放贷机构保留，发行人负责各个放贷机构之间的协调，并确保放贷机构不会转移和对冲保留的信用风险。
3.禁止转移和对冲留存的信用风险。监管办法禁止发行人及其附属机构转移和对冲留存的信用风险，但是却允许发行人转移和对冲留存的特定信用风险以外的其他风险，包括市场利率整体波动的利率风险、系列金融产品价值波动的风险和证券化产品的价格指数风险。同时，监管办法禁止发行人及其附属机构以留存的信用风险进行抵押，但是允许发行人转移和对冲其他相似的证券化产品的信用风险。
（二）信息披露与信用评级机构监管
1.信息披露。多德—弗兰克法案提出了更加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发行人披露贷款层面以及提供担保的信息，并及时披露贷款组合已经实现以及尚未实现的回购行为，并且废止了证券化产品自动免予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的条款。
贷款发放机构必须合理审慎发放贷款。在贷款组合中，不符合发放标准的任何贷款，必须得到更加充分的披露。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审慎履职报告必须保证“披露的贷款层面信息在各个方面都是准确的”。同时，审慎履职规则也适用于提供任何专业报告的第三方。第三方可以提供证券化资产的评估报告，但是必须满足以下任何条件：（a）在报告中明确同意以专家身份提供评估意见；（b）发行人采纳其评估结果。第三方的评估过程以及评估结果必须得到充分披露，发行人必须保证公众可以获得任何第三方的评估意见和评估结果。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修订《RegulationaB》，其要求分别说明各个放贷机构发放的贷款的信息、放贷机构提供的补偿措施的性质和程度、留存的5%信用风险在放贷机构和发行人之间的分配情况，以及各个放贷机构已实现和未实现的回购交易，从而使得投资者可以区分不同放贷机构的放贷标准。同时，发行人必须出具审慎履职报告并及时提供给投资者。
2.信用评级机构监管。在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方面，多德—弗兰克法案规定，在任何附有信用评级的报告中，信用评级机构应详细描述发行人为证券化产品提供的担保和保证，以及担保和保证的实现机制，并说明这种担保和保证的实现机制与其他证券化产品的区别。此外，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监管机构削弱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
四、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的难点及其影响
（一）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面临的难题
首先，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监管机构削弱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但是信用评级是投资者判断证券化产品信用风险的主要依据，也是监管机构计提证券化产品的风险资本的唯一依据，其作用仍然不可替代，监管机构不能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来对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监管。未来可能的改革趋势就是禁止由发行人自行指定证券化产品的信用评级机构，但是这种措施的具体落实难度很大。
其次，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FaSB）的新会计准则规定，如果发行人保留了证券化资产的部分风险、收益和控制权，则不能认定为已将证券化资产进行真实销售，而应该继续保留在资产负债表中。在信用风险留存的监管办法实施之后，如果证券化资产不能认定为真实销售，发行人就不可能提前收回资本金，资产证券化的积极作用就会受到不利影响。换言之，依据现存的监管框架，留存了部分信用风险的资产证券化不能认定为真实销售，而在会计意义上的真实销售才能免于计提风险资本。未来改革的趋势就在于如何解决现存的监管框架和新会计准则之间的制度冲突。
再次，《RegulationaB》正在修订贷款层面的信息披露要求。由于贷款组合的类型不同，贷款层面的信息细节也不完全相同，这些信息细节的设计难以具体落实。个人住房贷款和商业房地产贷款的贷款层面信息比较容易设计，但是应收贷款和信用卡贷款是否要求提供每笔贷款细节，仍然面临争议，具体落实的难度也较大。
（二）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的影响
新的监管办法可以提高市场透明度，保护投资者权益，但是也存在其他不可预知的影响。我们可以预见，在新的监管办法下，资产证券化的作用将受到限制，其吸引力将大大降低。信用风险留存的监管办法提高了放贷机构计提的风险资本要求，降低了放贷机构快速回收资本的能力，增加了放贷机构和发行人的成本，从而使得资产证券化作为监管套利的工具的吸引力下降。为了达到豁免条款的要求，放贷机构会提高贷款标准的要求，从而降低信贷资金的可获得性以及金融市场信贷扩张的速度，并最终影响美国整体经济的复苏。
准政府机构和私人机构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新的监管办法有利于房地美、房利美和住房金融署等准政府机构的资产证券化业务，不利于私人机构的发展。房地美、房利美和住房金融署具有政府机构的保证和担保，容易满足豁免条款的要求，从而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取得对私人机构的比较优势。当前，美国住房贷款证券化有98%是房地美、房利美和住房金融署实施的，因此，信用风险留存的监管办法对资产证券化的整体影响在短期内有限，不会对融资成本上升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也不利私人机构资产证券化的复苏和发展。
五、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改革
我国资产证券化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2005年12月，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首批试点，分别发行了“开元”、“建元”两只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各年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行量快速增加。截至2008年11月，我国总共实现信贷资产证券化19单，发行总额约670亿元。随着美国爆发次贷危机，2009年我国暂停了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工作。
巴塞尔协议Ⅲ的改革主要是提高了资本金的计提标准以及信息披露的要求。与美国的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相比，巴塞尔协议Ⅲ的改革幅度相对较小。结合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现实特点，借鉴美国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和巴塞尔协议Ⅲ的做法，应从以下方面加强和完善监管。
（一）严格限制证券化产品的复杂程度
在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重新审视资产证券化的功能和风险。资产证券化具有提高资产流动性和转移分散风险等功能，却不能消除风险。证券化产品的过度创新加剧了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次贷危机之前，证券化产品市场不断创新，先是推出了各种分层结构的CDo以及仅付利息和仅付本金的剥离型证券，后来又出现了再次资产证券化的CDo2和CDo3等结构更为复杂的产品。20世纪90年代，合成型资产证券化作为传统资产证券化和信用衍生品相结合的结构化金融技术，推出了信用联结票据、信用违约互换和总收益互换等信用衍生品。伴随着证券化产品的不断创新，监管机构的监管却没有及时地跟进，仍然按照传统方法监管结构复杂的证券化产品，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道德风险日趋严重。
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资产证券化的主要问题不是过度资产证券化，而是资产证券化的金融创新不足，资产证券化的比例过低。美国信贷资产实行证券化的比例约为50%，而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比例几乎可以不计。我国应该吸取次贷危机的教训，降低证券化产品的复杂程度，严格限制再次资产证券化，禁止发行剥离型证券、CDo2和CDo3等结构过于复杂的证券化产品，减少资产证券化的信息不对称，防范资产证券化的道德风险。
（二）强化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纪律
在次贷危机中，信用评级机构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次贷危机之后，解决信用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改变投资者对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成为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的重点。在这方面，巴塞尔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都没有提出有效的改革措施。巴塞尔协议Ⅲ仍然以信用评级为依据计提资产证券化的风险暴露的资本金，只是提高了部分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信用评级机构详细描述发行人为证券化产品提供的担保和保证，以及担保和保证的实现机制，并说明这种担保和保证的实现机制与其他证券化产品的区别。
我国应该吸取次贷危机的经验教训，可以考虑禁止发行人自行指定信用评级机构的做法，解决信用评级机构作为独立第三方和受托人的利益冲突，防范道德风险，保证信用评级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以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其次，强化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监督机制。我国应该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加强信息披露，提高市场透明度，强化市场纪律，降低投资风险。在投资者因为信用评级的误导遭受损失的时候，可以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对投资者进行适当的补偿。信用评级机构应该披露信用评级的历史纪录，使得投资者可以正确评价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以及信用评级的准确性。
（三）实行信用风险留存
信用风险留存是美国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有别于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以解决“发行与分配”的资产证券化模式的缺陷，促使放贷机构严格执行贷款组合的发放标准。在次贷危机之前，美国各种贷款有50%以上实行了资产证券化。在信用风险留存的情况下，放贷机构由于保留了部分证券化产品的信用风险，通常会努力提高贷款质量，并尽心尽力减少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从而可以有效防范资产证券化的道德风险。
我国各种贷款的资产证券化比例极低，放贷机构不以资产证券化为目的发放贷款，从而不会有意放松贷款标准。随着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展，资产证券化的道德风险可能显现。银行为了缓解资本充足率压力，获得资产证券化的中间业务收入，可能会放松贷款的审查标准，并将这些贷款进行大规模的资产证券化，然后销售给处于信息劣势的投资者。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监管主要参照了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主要是提高了资本金的计提标准和信息披露的要求。虽然资本金标准和信息披露要求的监管改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信息不对称，但是信息不对称现象还不能完全消除，因此，有必要实行信用风险留存制度以防范道德风险。
参考文献：
[1]FederalReserveBoardofGovernors.Reporttothe
CongressonRiskRetention[R].2010，october15.
[2]Keys，BenjaminJ.，andtanmoyK.mukherjee，and
amitSeru，andVikrantVig.DidSecuritizationLeadtoLaxScreening？evidencefromSubprimeLoans[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2010，125（1）.
次贷危机案例篇2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次级债务流动性
资产证券化是上世纪最重要的一种金融创新，它是指将一些流动性较差的非证券化资产集中起来进行打包，形成具有某种形式的债券向市场出售，这些债券的还本付息则以出售的非证券化资产的未来现金流为基础。资产证券化的主要目的是提高非流动性资产的流动性，并实现风险的分散。资产证券化的推出极大分散了金融机构的风险，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同时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经营能力及资金的流动性。然而，2007年初至今危机全球的次贷危机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创新，重新评价不良资产的处理方式。
一、次贷危机的不良金融资产的形成
次贷危机（sub-primemortgagecrisis）祸起于一种叫cdo(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担保债务凭证)的新兴的资产证券化产品。cdo最早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美国，随后在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迅速发展。2001年davidx.li引入了gaussiancopula模型，能够为cdo迅速定价。这一契机让cdo成为全球固定收益产品市场中成长最快的衍生产品。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全球cdo发行规模分别为1570亿美元、2730亿美元和5500亿美元，2005年和2006年各自增长74%和101%。截至2006年底，全球cdo市场的存量接近2万亿美元。此次次贷危机中，美国遭受的损失是3万亿美元，其境外的损失不低于1.5万亿美元。
cdo市场的迅速发展被视为导致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从目前对于次级债危机的反思来看，各方面原因归结如下：
1.金融风险被扭曲为政府信用。传统的房贷是由银行承担相应的损失，因此银行会对房贷对房贷的风险进行严格控制。但是从美国次贷危机中发现，证券化在分散贷款机构的次级房贷的风险的同时，淡化了贷款银行对借款人信用风险的防范意识。在cdo的操作中，由于其构造和定价十分复杂，在债务人以房贷抵押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银行后，后者又将其包装成不同的投资品卖给投资者。在整个购房贷款“证券化”的过程中，由于参与者中有政府背景的贷款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出现，让本应属于高风险的金融产品被扭曲视为有政府信用担保的债券，从而在风险与收益上出现严重的不对等关系，也为今日的危机埋下伏笔。
2.由于资产证券化自身的复杂性，很容易造成监管不力，成为寻求高收益的投资者的工具。美国绝大多数次级房贷的发放者是地区性的储蓄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由于有大量资金投在次级房贷上，这些机构的资金周转存在严重的压力。于是投资银行用金融创新的手段帮助贷款机构“渡过难关”：通过真实出售、破产隔离、信用增强等技术，贷款机构将流动性很差的次级房贷包装成抵押担保证券(mbs)。这样，贷款成为了证券，在增加流动性的同时还蒙上了投资产品的光环。考虑到次级房贷为抵押品债券评级不高，达不到最低投资等级bbb，因此难以转手。于是金融创新再度利用分档技术(tranching)将mbs债券按照可能出现违约几率分割成不同等级的“块”(tranche)，一举化身成为担保债务凭证。最后，对以上不同等级的“块”进行信用评级后，投资银行将它们出售给对冲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以及一些国家的央行等机构。整个过程由于交易复杂，使得证券化的参与方以及监管机构对房贷信用风险的影响界面和影响深度的估计和监控变得十分困难，同时也使借款人对自身的风险估计不足。
这种缺乏连续交易的透明市场来为其定价的交易机制其实非常脆弱。由于背离了收益与风险对称和相容的基本原则，单依靠理论模型和人为的参数设定来确定其合理价值的量身定制的金融衍生工具，在发生违约风险和流动性缺失的条件下，一旦其中一个环节的现金流不能得到满足，则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整个交易由此崩溃。此次次贷危机爆发的起始点就是由于美联储连续加息致使贷款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引发的。
二、我国目前情况
据银监会统计，截止到2007年第四季度末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为12009.9亿元，不良贷款率为6.72%，比年初下降了3.7个百分点，呈逐年下降趋势。目前阶段，主要通过国有商业银行以及组建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在银行间发行债券来进行这部分不良贷款的处理。例如2005年12月，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了41.77亿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abs)和30.19亿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为我国探索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奠定了政策框架和发行交易制度基础。2006年12月，在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下，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发起人分别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30亿元和7亿元重整资产支持证券。总结来看，我国对于不良资产处理的特点是：
1.由国家各部委组建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集中处理长期以来形成的不良贷款，具有国家公信力。我国的金融服务主体是国有商业银行，针对其生成的不良资产，国家于1999年组建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其初衷就是为了专业化处理我国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以来，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制定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相关部委同时制定了配套措施，如财政部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税务总局的《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和人民银行的《关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涉及的抵押权变更登记有关问题的试行通知》等多个文件。这些政策的出台为我国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提供了法律支持和可借鉴的政策框架。
2.采取多种增级和流动性安排，防范信用和支付风险。不良资产由于回收额、回收时间不确定，现金流在金额、时间、速度分布上不均匀，可能出现相对于预期回收值的阶段性亏损或盈余。针对不良资产证券化流动性存在的问题，建立了现金储备账户进行流动性支持，防范因未来现金流波动而导致的资产支持证券支付风险。同时采取超额抵押、分层信用增级、审慎定价等多种增级方式提升资产支持证券信用等级，以防范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风险。以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为例：一是采用了优先级和次级的分层设计；二是在产品结构设计中安排了流动性储备账户以覆盖未来6个月的优先级证券利息，既可起到流动性支持的作用，又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三是对优先级证券本息偿付提供流动性支持。当资金出现不足支付情况时，由服务商提供流动性支持，补足相应差额资金。这样可以增强投资人的投资信心，同时降低了投资人的投资风险，从而有利于降低发行价格，提高了证券化的最终回收率。
3.建立对不良资产回收服务商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不良资产现金流以逾期回收额、变现收人为主，收回难度大，未来现金流的多少主要取决于资产回收服务商的能力。建立对资产回收服务商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充分发挥资产回收服务商的最大潜能，是不良资产证券化成功的保障。以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为例，制定了严格的《服务商手册》，明确了对服务商的奖惩机制和更换办法，保证不因服务商的工作质量而影响投资者的权利。另外，服务商合同中还规定了如果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大会认为服务商不能尽职尽责的服务，那么大会有权更换服务商。这些措施有效的降低了服务商风险。
三、几点思考
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正处于起步阶段，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波及全球金融市场、国内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我们更需要从次贷危机中探索出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从而给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1.认识和防范住房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住房抵押贷款的安全性是以房价的不断上涨为基础的，当不断上涨的房价发生逆转时，以房屋作为抵押品的资产就会不断缩水。如果贷款申请人出现还款危机又无法通过出售房屋来解决，就会造成贷款违约率的不断上升，使银行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由此造成一定的市场风险。因此，银行等金融机构应认真研究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适当的为可能存在的风险积累一定的资金作为缓冲。
2.建立不良资产评估数据库，以达到对不良资产的评估能够及时、精确。各家资产管理公司在多年的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实践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金融不良资产处置案例，这些案例能够体现不良资产价值的一般规律，是金融行业和资产评估行业进行下一步金融不良资产评估处置工作的宝贵资源。因此，建议建立金融不良资产评估数据库，对金融不良资产处置案件进行收集和整理，利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分析各种处置因素对资产价值的影响，建立合理规范的评估参数体系，为交易案例比较法等评估方法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基础，向评估师提供“市场上类似资产在强制变现情况下的数据资料”，为评估师的职业判断提供切实的依据。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即使提供全国范围内的数据资料做不到，至少也要形成区域性的典型案例数据库。
3.加快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的步伐。在美国次贷债危机中可以看出，资产证券化虽然在次贷危机的传递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资产证券化有效的剥离了商业银行的部分风险，转嫁给了次贷债券的购买者。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商业银行，而银行体系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有重要的比重，如果住房贷款出现一定程度的违约，将可能触发银行体系内的风险，从而导致金融体系的震荡，所以我们应加快资产证券化的步伐，充分分散银行体系的风险，同时建立完善的监管措施，尤其是随着资产证券化发展不断改进措施。
参考文献：
[1]沈炳熙，马贱阳.关于我国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几点认识[j].金融研究，2007，（12）.
次贷危机案例篇3
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都不得不承认，此番次贷危机的程度令人吃惊。
很多经济学家和国会议员宣称，由于那些资格不够的低收入购房者并未充分领会购房条款的内容――例如贷款初期较低的利率只是暂时性的――因此次贷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被放大了。但与这一论断相对，很多老牌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诸如美林、花旗、摩根士丹利等，对他们的次贷资产进行了数十亿上百亿美元的大幅减记。没人会说这些投资银行欠缺必要的投资知识，以评估他们一手创建或持有的次级抵押贷款资产的偿付风险。这次各大投行的损失之大，使得他们不得不从中东和亚洲的财富基金谋求新的资金注入。
虽然抵押贷款人在贷款过程中可能存在欺诈成分，但欺诈并不是次级抵押贷款产品发行规模如此之大的原因。另外，投资者极大低估了他们所持有的抵押贷款债券的风险。他们和借款者均未意识到，利率可能会在之前非同寻常的低水平上有所上升；而在高利率水平下，很多借款者缺乏必要的投资途径以承担清偿义务。甚至，有时即使在最初的低利率条件下，他们也无力清偿。
过去几年，低息贷款之风如此盛行，即便借款人在获得低息贷款之初就对其条款有更深入的了解，他们也未必会拒绝接受贷款。而贷款人也未必会在了解更多关于借款人信用和其他方面的信息后，更加谨慎地发行和持有这些贷款资产。因此我很怀疑，美联储呼吁贷款人设法获得更多借款人信息，并帮助贷款人了解抵押贷款条款的内容，是否能更有效地避免危机，或防止未来危机的发生。
有人提议，即使贷款人有意提供贷款，而那些资格不够的借款人在被告知贷款风险后仍执意贷款，也不该允许这些在工资和资产上未达到最低标准的借款人获得贷款。这一提案是危险的家长式作风，抹煞了借款人和贷款人各自做出决定的权利。此外，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几年前，银行由于拒绝向黑人和穷人贷款而被调查。美国1986年颁布的《公平房屋法案》禁止在借贷过程中出现歧视；而1977年颁布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无论借款人的生活标准如何，银行在借贷过程中都要使用相同的贷款标准。然而在这次危机中，银行和其他的贷款人却又由于为所有人提供平等借贷机会而被谴责。
美国住房市场中现有的补贴和规章制度已经铺天盖地，包括联邦住房管理局（FHa）对首次购房和低收入业主的抵押贷款保险，抵押贷款利息减税政策，以及将数十亿美元引入次贷市场的联邦抵押贷款协会（Fanniemae）等半政府性公司。
尽管如此，白宫和国会还是同时出台了新的附加条款，以帮助那些目前面对赎回权丧失风险的借款人摆脱困境。财长保尔森已开始着手与次级贷款提供者协商达成“自愿”协议，将某些次级抵押贷款的低息冻结五年，并给予借款人更优惠的条件以实现贷款的偿还。在这点上，某些议员想比政府做得更多。例如，他们甚至提出，在贷款人面临破产时助其与借款人谈判重修抵押条款。
我怀疑，政府对于房市的额外介入已经过多。房屋的所有人目前仅仅暂时陷入偿还困境，不应该就此丧失赎回权。而贷款人本来就有帮助借款人的强烈愿望，因为后者丧失赎回权，对贷款人同样是一种伤害。在目前萎靡的房屋市场中，贷款人几乎不可能将那些二手房按合理价格出售给低收入居民。而且，与政府相比，贷款人拥有更充足的理由和更多经验来确认，若提供一些暂时性的帮助，哪些借款人会有机会合理处置其抵押财产。这些帮助包括允许一些特定借款人推迟偿付，准许某些贷款人修订其借贷条款，以及旨在提高最终还款可能性的其他调整。贷款人也明白，一旦借款人陷入对债务的绝望中，他们最先想到的会是宣布破产，而不是偿还按揭贷款的利息。
与这一怀疑相反的论调则认为，政府应该更多干预房市，因为这场危机部分是由于美联储刻意保持低利率才出现的。也许联邦基准利率的降低确实先于次贷危机数年，但全球到处均可看到低利率。低利率并不是因为美联储才出现的，而是由于中国以及其他高速发展的国家的较高储蓄率给全球利率水平施加了压力。
次贷危机案例篇4
关键词：商业银行；次级贷款；金融危机
abstract:thecausesoftheussubprimeloancrisisincludetheworldwideexcessiveliquidityofmoney,severemarketcompetition,lackofknowledgeofsubprimeloanandmisgovernmentoftheauthoritiesonsubprimeloan.althoughchina'scommercialbankssufferalittlefromsubprimemortgagecrisis,manybanksintheworldsufferalot.whatchina'scommercialbanksshouldlearnfromthecrisisarefurtherperfectingmanagementsystemandriskcontrollinginstitutions,severelycontrollinginvestmentscaleofinnovativeproducts,strengtheningstudyoninnovativebusinessandtrainingtalentfamiliarwithforeigninvestment.
keywords:commercialbank;subprimeloan;financialcrisis
一、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商业银行的影响
（一）美国次贷危机的简要回顾
始于2007年夏天的美国次贷风波，在2007年8月9日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在各国央行和金融监管当局的共同努力下，2007年11月次贷危机稍有缓解，然而，在2008新年开始，次贷危机又再度袭来，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它最先造成的冲击对象是从事次级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地产业低迷时期最大的一宗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案。该案标志着次贷危机从潜伏走向公开，成为关注的焦点。随着次贷危机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被卷入到次贷危机的风波中来，即使是国际知名的企业也难以幸免。美林证券ceo斯坦.奥尼尔随后辞职，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第三季度在次贷相关领域遭受约80亿美元损失。毫无疑问，次贷危机对商业银行造成了更大的冲击。
次贷危机同样对股市造成很大的冲击。从次贷危机发生以来到2008年1月底，道琼斯指数从2007年10月的高点至今已下跌15.48％。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迅速向全球扩散。香港恒生指数同期已下跌23.97％。一度被认为与国际市场绝缘的
在
（一）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
从2002年开始，在技术股暴跌和“9•11”事件的双重重击下，美联储开始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开始不断地降息。同时，由于美国财政赤字和对外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美国大量发行美元，使美元不断贬值。而美国是国际性货币，美国的泛滥是全球流动性泛滥的一个主要原因。流动性过剩致使全球资本不断涌入美国的住房市场，这给房价上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不断上涨的房价将阻碍房地产贷款市场的快速发展。流动性的泛滥使得更多的资金需要寻找投资渠道。这给次贷危机的产生提供了货币上的基础和条件。
（二）对次级贷款及其衍生产品的风险认识不足
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资金并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利润成了银行家们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在华尔街金融工程师们和一些知名金融机构的推动下，次贷市场及其相关的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为过剩的资金提供了一个看似不错的出口。由于对次级贷款及其相关衍生品的特性和风险认识不足，金融机构在对次级贷款和管理方面显得过于乐观。其中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次级贷款的发展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2006年，美国次按房屋按揭贷款平均比率竞高达94%。有的按揭贷款的发放竟然免除首付款，有的按揭依据的竟然是借款者自己填报的虚假的收入，还有的按揭贷款额竟然大于总房价。
（三）内部管理存在漏洞
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存在漏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次级贷款的风险重视不够，纵容甚至默许一些违背稳健经营原则的事情出现。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创新性金融产品的认识不足，不知道如何来对其进行管理，与此有关的管理制度也就不可能十分健全。事实上，不仅是创新性金融产品往往会带来相应的出乎管理者意外的金融风险，即使是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衍生产品在交易管理上，也可能存在管理的漏洞。巴林银行倒闭案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最近的典型案例还有法国的兴业银行。法国兴业银行2008年1月曝出丑闻，一名交易员违反规定进行期指买卖，导致银行损失高达72亿美元。
（四）激烈的市场竞争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不仅美国本土的商业银行感受到了更大的竞争压力，其他国家的银行同样受到极大的挑战。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自身，成为了每一家银行所必须面临的迫切问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银行的传统业务增长有限且不断地受到其他竞争者的侵蚀，只有通过不断地开展创新性业务来弥补传统业务增长的不足。这就使一些企业铤而走险，进行“过度”的创新，并从事高风险的投资来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和抢占大的市场份额。这也是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监管当局的管理不力
次贷危机案例篇5
[论文摘要]上世纪80年代美国爆发了储贷协会危机，造成了许多银行尤其是储贷协会的大量破产与倒闭。自2007年6月以来美国又爆发了次贷危机，并引起了世界范围内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这两次金融危机都根植于美国房贷市场，并最终迅速向金融市场蔓延。鉴于我国目前房地产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吸取美国在这方面的教训，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并借以反思我国在房地产市场发展方面存在的金融风险。本文分别分析了储贷危机和次贷危机的产生的背景、原因、后果，并对比分析了这两次房贷危机的异同点，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一些改善我国房地产市场运行状况，降低房贷风险的启示。
一、储贷危机
上世纪70年代，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国际金融业务日显重要。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这使浮动利率机制代替了固定汇率制。随着欧洲美元的发展，石油涨价，美国的通货膨胀上升，名义利率高涨。为了控制70年代后期美国国内逐步失控的通货膨胀，美联储于1979年10月决定不息以经济衰退为代价，大幅度提高联邦基准利率，同时货币政策委员会开始实施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在70年代银行业资产回报率约为0.7%,投资回报率大约为10%,而到80年代这两个指标分别下降为0.1%和1%。高通胀和高利率给银行业以沉重的打击。在银行经营难以为继的情况下，银行监管者采取了宽容的政策，没有及时处理问题银行的风险，结果大批银行破产或倒闭，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美国80年代、90年代初银行业的破产状况见下表：
其中，美国的储贷机构受到了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冲击。美国储贷协会（Savingsandloanassociations,S&Ls）是一种互助合作性质的，近似于商业银行的小型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业务是吸收社员的储蓄并为社员购买住房提供贷款。在业务操作上，这些机构靠吸收期限相对较短的定期存款来筹集资金，发放长期、固定利率的住房抵押贷款。从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通过“Q条例”（一是限制商业银行对支票存款支付利息；二是限制金融机构提高存款利率），实行严格的利率管制，利率相当稳定，所以这期间S&Ls的经营正常，收益曲线总是向上倾斜的。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利率市场化以及取消利率管制Q条例的影响下，储贷协会的长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出现了严重的资产负债期限和利率不匹配现象。因此，在利率上升和金融创新加剧竞争下，储贷协会筹资的成本大幅上升，而房贷却因采用固定利eny,d率不能够随市场利率调高相应地提高，因而出现利率逆差。
为帮助储贷协会渡过难关，1982年的《储蓄机构法案》放松了对其的管制，扩大了它的经营权限，进一步消除了储蓄机构与银行之间的界限。然而给予储贷协会较多的自由反而使其陷入了投机性的深渊，受高风险迅速增长的战略的影响，储贷协会将其资产的40%用于商业住房贷款，30%用于消费贷款，其余30%用于租赁、购买垃圾债券或直接投资于房地产和购买股票，使得许多储贷协会出现了事实上的资不抵债，1982年近50%的储贷协会丧失偿付能力，其中80%面临亏损，挤兑风潮迅速蔓延。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用尽了所有的存款保险基金，最后不得不向财政借款约1500亿美元，并改革存款保险体系才渡过危机。
通过以上分析可看出，在初级的房地产金融体系中，大量的资产通过资产的证券化贷款的形式存留在银行体系中，形成了银行的表内业务，这种运作模式使银行体系面临着两大风险：一是利率信用风险，即当市场利率大幅上升时，银行的直接筹资成本上升，在Q条例实施的时候，银行实行固定的7年或30按揭贷款利息，这使银行面临利率逆差的风险；在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取消限制后，随着市场利率的提高，借款人违约风险也不断增加，贷款损失上升。二是按揭抵押贷款抵押物的贬值和流动性风险，储贷危机时这部分风险银行完全没有估计，所以这次危机使得美国的银行体系受到的打击最大。针对上述两大风险，美国的银行体系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储贷危机发生过程中，开始大量使用可调息按揭贷款利率，即标准化利率，把利率信用风险从银行机构直接转移给了贷款者。同时为了减少在贷款过程中积累的流动性风险和抵押品贬值风险，银行剥离了大量的按揭贷款，使得自己在表内持有的按揭贷款数降到可以承受的程度之内。在储贷危机之前，美国的银行体系所持有的按揭贷款占全部按揭贷款的比例高达70%，93年时这一比例降到约30%，目前也基本保持在30%左右（见图1）。剥离的按揭贷款被华尔街通过现代化的资产证券化手段打包、分级、再信用增级，变成了一个标准化的流动性极高的产品，最后再买给各种投资者（见图2）。无论是最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到后来的债务抵押债券（CDo），其目的都是要不断地将银行系统的表内资产移到表外，控制银行体系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同时也使银行可以更多地发行按揭贷款。这一成功的决策对此后美国的房地产金融市场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是在接下来的次贷危机中美国的银行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躲过了次贷的直接影响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一点详见下文说明）。
二、次贷危机
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在美国被称为面向穷人的住房抵押贷款，应该说其出发点是好的，因为次级抵押贷款的对象为信用分数较差的个人，尤其是消费者信用评分（FiCo）分数低于620、月供占收入比例较高或纪录欠佳的个人。作为一个专业贷款类别，次级抵押贷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发展推动了美国住宅拥有比例的显著增长。（见图3）
2000年初新经济泡沫破灭，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联储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持续走低，受到美国借贷消费习惯的影响，借款人不断借入新债，偿还旧债。在房价持续上涨的时期，借款者可以从房价增值中源源不断地获得资金来源以还旧债，进而增加了对次级抵押贷款的需求。据Jp摩根统计，历史上平均次级按揭贷款率为总按揭的5%，但2007年这一比例却达到16%。
对放贷机构来说，次级贷款是一项高回报业务，但其高风险性也随之而来：瑞银国际（UBS）的研究数据表明，截至2006年底，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还款违约率达10.5%,是优惠级贷款市场的7倍。而且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通常采用固定利率（FRm）和浮动利率（aRm）相结合的还款方式，即购房者在最初的两到三年内按非常优惠的按揭利率还款，而后则按照市场利率加以一定的息差的浮动利率计算）。在2006之前的5年里，美国的住房市场持续繁荣，加上前几年美国利率水平较低，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如4）。可是随着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从最低的1%提升到5.25%，短期利率大幅攀升，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也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压力大为增加。同时，住房市场的持续降温（见图5）也使购房者出售住房或者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困难。这种局面直接导致了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最终导致拖欠债务比率和丧失抵押品赎回率的上升，进而引发“次贷危机”（如图6）。
三、储贷危机与次贷危机的比较
通过比较储贷危机和次贷危机就会发现，这两次房贷危机之间存在着共同点：两次危机的触发点都不是在金融，而是在房地产市场，且都在美国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见顶以及美联储的紧缩货币政策、大幅升息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使得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房价开始不断下跌。除此之外，这两次房贷危机也存在着以下几方面重大不同：
（一）房地产市场危机的起因不同。储贷危机的起因在于利率上升，贷款机构筹资成本与贷款收益出现逆差，加上政府监管松懈，导致储贷协会丧失偿付能力，于是发生大规模储户挤对现象。而次贷危机由于市场管理松懈，投资者追求高额利润，导致中、低收入者中不符合市场贷款要求的人获得贷款。当货币政策从紧、利率上升后，违约大量涌现并导致金融市场动荡。
（二）遭受危机直接打击的对象不同。在储贷危机中，大量的危机是通过银行机构，尤其是通过储贷协会机构的倒闭来体现的。而这次的次贷危机中，受到最大冲击的却是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虽然像花期银行等也在次贷危机中损失很大，但其受损失的部门主要在非存款类部门。由于储贷危机后美国存款类金融机构持有的抵押贷款已在其可控范围之内，所以这次美国的银行类金融机构没有受到直接冲击，但大量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由于直接参与了证券化产品的市场交易中，因此他们受到的冲击是最直接、最惨重的。（见表2）。
（三）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处置危机方式不同。储贷危机发生后，里根政府成立了联邦重组信托公司（ResolutiontrustCorporation,RtC）。RtC对问题银行的所有资产进行分类组合。根据资产分类，RtC采取多种方法，如存款与部分资产打包出售、资产拍卖、抵押贷款证券化，从而使问题银行的损失减少大最低程度。目前面对次贷危机，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仍然不愿意进行破产机构的重组，只是在注入流动性的同时，向市场提供经济振兴的政策，如降息。
（四）危机所带来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差异巨大。80年代的储贷危机使美国经济受到实质性的影响，储贷危机以后美国进入了调整期。但储贷危机的影响只局限于美国本土，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影响还不是很明显，最直接的影响仅是美国GDp增长下滑对周边几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连带作用。然而，此次次贷危机的波及范围远远超过美国本土，通过金融一体化它已波及到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并造成股市、汇市、衍生品市场、债券市场等的巨大波动。虽然这次美国经济受次贷危机的具体影响还难以判断，但在目前看来，受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出现疲软却是一目了然的，这可以从一系列指标的变动中看出，如美国消费信贷指数下降，失业率上升等。
四、对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发展的启示
储贷危机和次贷危机都是房地产市场危机向金融系统传导的典型案例。对于目前正处在迅速发展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而言，美国这两次房贷危机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尤其是要引起我们对国内普遍认为的“按揭贷款是优质资产”这一住房按揭贷款市场的关注。与20年前的储贷危机相比，由于具备了比较发达的资本市场，此次次贷危机对美国银行系统的冲击相对较少，而这主要是因为在储贷危机后，美国的银行体系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把表内业务不断剥离，将自身面临的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然而，目前中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进程缓慢，长期以来发放住房抵押贷款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居民的银行存款。从2006年初开始，由于股市行情火暴，大量存款开始进入股市，国内储蓄率急剧下降，这都可能导致银行在发放抵押贷款的时候面临资金短缺的风险。同时，我国的银行体系在进行房屋抵押贷款时对贷款人的信用程度调查不清，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在个人诚信体系建设方面不足外，还有一方面是因为某些银行为了自身的短期效益采取对住房按揭盲目扩张的态度，放宽了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者的市场准入。
但是应该切记一点的是，在加快我国住房抵押证券化的同时，应该谨慎对待金融创新，时刻关注衍生产品与标的产品的关联，关注衍生品市场与经济基本面的联系，不断提高风险管理的能力。金融监管当局在鼓励商业银行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创新的同时，也要加强市场监管。此次次贷危机表明，次级按揭从借款者的按揭贷款开始，被层层衍生成不同等级的资金提供者的投资品种，通过金融机构投资者衍生成兼并收购交易的主要融资途径。但是，贷款人的偿付保障并不是建立在借款人还款能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这一对实体经济错误估计的假设之下。依据这种假设收益率所做出的风险定价都暴露出大多数的银行和投资机构对次级抵押贷款的风险估计不足，对市场过于乐观，以至于当与假设相违背的情况发生时，市场立刻就陷入了恐慌阶段，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因此我国的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创新的时候，一定要防患衍生品市场与实体经济脱离，从而导致对衍生品的风险认识不清，最终引发金融动荡。
参考文献
次贷危机案例篇6
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
众所周知，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是过度的次级房贷，推波助澜者是过度的金融创新，助纣为虐者是过度的高薪激励。但究其实质是偏离了市场经济规律，背离了风险监管规则，脱离了科学发展轨道。总结其教训，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金融发展不能脱离实体经济。长期以来，美国奉行“赤字经济”，在国民储蓄不足的情况下，一味依赖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金融产品，提增收益、支撑消费、助推资产价格上涨，进而诱使社会资金、生产资金、市场游资退出实体经济，转投金融市场，竞购金融产品。如此循环往复，形成金融“虚拟”、收益“虚高”、经济“虚增”，使原本植根于实体经济的金融发展成为脱离实体经济的空中楼阁。一旦消费不济，特别是赖以推高的房价下行，这座自我中心化的金融“空阁”便不可避免地轰然坍塌，进而殃及实体经济。
金融创新不能脱离金融监管。曾经历过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美国，深知高风险须要严监管，并出台过世界上最严格的《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但90年代末却自毁长城，出台《金融现代化法案》，放任混业经营，鼓励自由创新。对高投机性的对冲基金和具有定价功能的评级机构不设监管；对投资银行任其放大信用杠杆率；对商业银行和贷款公司发放利率和首付优惠的次级信用贷款熟视无睹；对次贷产品证券化，并不断打包出售，任其重组衍生；对非金融机构从事金融业务和金融体系内银证保三业之间的产品交叉、资金交错、风险交织，放任不管。次贷危机一经出现，其风险即迅速蔓延到整个金融各业和相关机构，形成海啸般的金融危机。
信贷增长不能脱离存款来源。银行作为信用中介，其基本功能是动员储蓄，并合理利用时间差，将闲置资金集零为整转移给能有效创造新价值的社会生产者。可以说，离开了储蓄存款，银行就失去了生存基础。但美国的危机制造者们淡忘了这个基础，乐观认为市场流动性永不枯竭，轻视吸收存款而寄希望于市场筹资，忽视了存贷比的约束而过度放贷，走上了一条发放贷款后再卖出贷款，卖出贷款获得资金后再放贷款的不归之路。当危机来临时，各金融机构纷纷捂紧钱袋，致使靠市场融资的金融机构告借无门，被迫破产。
高薪激励不能脱离风险约束。激励和约束是市场机制不可偏废的有机体。缺乏风险约束的激励必然导致铤而走险和急功近利。美国金融界在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高薪的激励下，使各种包藏、隐匿、延缓、转嫁当期风险的产品和手段泛滥于世，在创新外衣的庇护下极尽哄骗之能事。在次贷的循环中可以看出，只要放出贷款就领奖金，卖出贷款又可领奖金，打包成证券卖出后还可领奖金，证券评级后再得手续费，保险承保后又可得奖金。其实这之中收益来源只有一个，就是初始贷款的利差收入，其他环节都在卖出风险获取收益。在重奖之下，风险在不断卖出中积累，奖金在不断卖出中高涨。一旦买卖停止，风险爆发，其全部损失被国家和人民承担。由此可以说，次贷危机全是不当激励惹的祸。
政府救市不能脱离公众基础。次贷危机本已重创金融市场，而脱离公众基础的政府救市更深地损害了民众利益，致使公众信心屡提不振。纵观这场危机，本是次级信用者还不起贷款引起，其救市理应从救助欠贷者还贷、建房者还贷开始。但当政者却动用巨额纳税人的钱去填补金融机构的坏账“窟窿”，跟着濒临倒闭的机构去施救，结果是救一个倒一个。这种本末倒置的救市，不仅没有增强市场信心，而且伤害了公众利益，损害了市场基础。
国内银行阻击金融危机的有效举措
2007年初，当美国次贷危机初露端倪之时，我国银行业即根据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结合国内实际情况，谨记教训、未雨绸缪，果断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预见性较强的政策措施，起到了较好的“防险、控险、隔险、化险”作用。
实施二套房政策，控制房地产金融风险。美国银行机构之所以敢以零首付、低利率向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发放大规模的次级贷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借款人的还款来源寄希望于房地产价格的永续上涨。受此影响，我国的银行也纷纷将大量贷款投向住房按揭，使投机者大量利用房贷购房炒房，有的用贷款购房多达百套，导致房价不断被推高。为吸取美国次贷教训，中国银行监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出台了“二套房”信贷政策，并强调禁止贷款炒房。随后又开展了房贷大检查，查处了一批以“假首付”、“假二房”、“假按揭”、“假权证”骗取房地产贷款的行为，及时挤压了房地产泡沫的膨胀，抑制了房贷风险的积累。
严禁信贷资金炒股，隔离两市风险传染。美国金融危机的沉痛教训之一就是撤除了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的风险防火墙，以致银证两类机构一损俱损。对此，我国银行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清醒头脑，2007年在股票市场开始回暖时即告诫银行严禁利用信贷资金炒股，并下达切实防范信贷资金流入股市的通知。随后又开展了企业挪用信贷资金入市和银行向证券公司、投资公司违规融资的全国性大检查，及时查处并曝光了一批银行信贷资金被企业违规挪用炒股、炒房的案例。同时还及时停止了银行为企业发债提供担保等业务，有效切断了两市风险互通的渠道，使我国银行业在股市严重下挫的今天，也很少直接遭受其风险拖累，实现了两市风险的有效隔离。
审慎推进金融创新，及时揭示产品风险。创新是把双刃剑，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不负责的创新也会葬送发展。近年来，中国银行监管部门在鼓励银行创新时，始终坚持积极而审慎的态度，一方面大力推进创新，一方面又审慎规范创新，专门成立了创新业务监管部门，制定了“成本可算，风险可控，信息可披露”的金融创新原则，强调创新收益要覆盖创新成本。在美国大量发售次级贷款证券时，我国监管部门提出了防范不良贷款证券化的8条要求；在国内商业银行效仿欧美大力开发代客理财产品时，监管部门又立即发出买者自负和卖者有责的警示，并专门开辟金融公共教育服务区，揭示宣传创新业务风险，并开展创新业务检查，查处通报了部分银行销售理财产品时风险揭示不足、信息披露不准、促销宣传误导等七大问题。及时制止了理财风险的蔓延，对防范新业务风险，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起到了积极作用。
实施大额不良贷款检查，及时化解信贷集中风险。资产集中是银行的风险大患，也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为了化解银行信贷集中度风险，我国银行监管部门从2007年起对贷款余额超过5000万元且不良率超过50%的大额贷款客户实行了台账管理，并组织全系统按户进行现场检查，按“一户一策”原则，制定风险化解和清收处置方案。特别是对涉外客户、两头在外客户实施跟踪监测，追回清收和化解不良贷款200多亿元，同时与公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查处了一批骗贷、逃贷和外转资金的违规企业和违法分子，有力保证了银行信贷资金安全，减少了挪用银行贷款炒作外币资产的损失。
建立盯市监测制度，适时处置外币资产。2007年初，在美国次贷危机冰山露角之时，我国银行监管部门即高度重视其风险传染、及时揭示风险危害，与各银行一道建立了次债风险监测制度，2008年8月，又建立了盯市分析制度，每日盯住市场行情分析交易对手风险。同时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外币投资业务的现场检查，指导银行把握市场走势，择机进行止盈止损，使我国银行在危机爆发之初即及时处置了大部分次级债券，减少了可能产生的外币损失，成为了全球少有的次债损失最小的银行机构。
促进银行健康发展的现实路径
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科学发展方向。金融是服务行业，任何时候都要牢记服务经济的天职。历史经验反复证明，金融只有紧密围绕实体经济和消费者的合理需求，谋发展、搞创新，才能获得自身稳健发展。尤其是在阻击金融危机，防止经济下滑的今天，更应向实体经济增加信贷投放，提供发展资金，加大对国家重点工程、“三农”、小企业和兼并重组企业的信贷倾斜力度，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着力打牢经济基础，增强经济活力，以此促进经济金融的和谐发展。
坚持“存款立行、内控保行、服务兴行”的发展方式。银行是经营货币和管理风险的信用企业，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要始终坚持流动性、安全性和效益性相统一的经营原则，把稳定的存款来源和持续的流动性放在首位，把风险控制视为银行经营发展的第一要务。按照风险可控的原则，量力放贷，合理配置存贷比例和期限。无论是经济上升期还是经济下滑期，银行都要严格风险控制，不能以放任风险为代价，不能放松贷款条件，不能新放任何次级贷款。坚持用完善的公司治理、严密的内部控制、准确的资产分类、充足的风险准备、优质的金融服务赢得公众信赖和市场认同。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协调的发展战略。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坚持改革开放的今天，金融业必须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起来，运用“风险对冲、协调发展”的战略思维，一方面，积极择优引入合格境外战略投资者，借以提高我国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要科学制定境外发展战略规划，在审慎评估整体风险的前提下，有计划地开展境外收购、投资参股和增设分支机构，跟踪服务我国外向企业，参与全球金融竞争，不断提高其国际竞争力。
坚持构建激励约束相容的管理机制。科学的发展需要有效的激励，更离不开合理的约束。美国金融危机正是“激励过度、约束不足”的现实例证。我国金融改革创新还刚刚起步，必须建立激励与约束并重的科学机制。金融是竞争充分的行业，需要有效的薪酬激励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但激励必须兼顾社会公平，充分考虑风险约束，尤其是长期风险考核，把从业人员，尤其是高管人员的当期收益与长期风险结合起来，建立合理的业绩收益和风险责任追究制度，使其发展目标明确、风险责任明晰，形成竞争有力、约束有度的科学管理机制。
次贷危机案例篇7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创新；资本市场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新世纪房贷公司申请破产保护为开端，随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其影响程度波及全球。美国破产的中小银行有十多家，随着雷曼兄弟面临破产，美林公司即将作价440亿美元出售给美国银行，aig深陷财务危机，再加上此前轰然倒塌的贝尔斯登，美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已经出现松动。而次贷危机的影响远未结束，相反，由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向金融市场蔓延、实体经济辐射的趋势。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遭遇到了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危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美国金融制度长期存在问题，最终积累的结果，这些制度包括金融监管，创新等。次贷危机的发生，让我们看到，美国做为全球最成熟和发达金融市场在金融危机面前变得如此脆弱。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处在艰难的转型期，次贷危机不仅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也使中国资本市场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与考验。在应对次贷危机所带来的影响的同时，应该吸取此次危机的教训，得到启示。使我国金融改革平稳的进行，以确保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一、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次贷危机形成
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权掀起了“新自由主义”潮流，推动金融自由化。1980年《银行法》废除了q条款，逐步实现利率自由化。1999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新法案的实施结束了已经实行了66年、对金融业进行严格分业管制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新法案最大特点是放宽对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的限制，允许各金融机构可以跨行业经营各种金融业务，废除了银行不能直接经营保险、证券业务的禁令，扩大了银行的经营范围。新法案成对美国的金融体系及国际金融体系有着重要的影响。金融经营模式的“分业管理”被打破，“混业经营”成为了一种趋势，金融机构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由于允许各金融机构的业务交叉、相互渗透，多元化的金融机构纷纷出现，直接或迂回地夺走了银行业很大一块阵地；再加上银行业本身业务向多功能、综合化方向发展，同业竞争激烈，存贷利差趋于缩小，使银行业不得不寻找新的收益来源，改变以存、贷业务为主的传统经营方式，把金融衍生工具视作新的利润增长点。
2000年以来，美国国内的金融创新活动大大增加。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和“9·11”事件后一直到2005年5月，美国短期利率一直处于3%以下。在长时期的低利率环境下，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房地产经济业的发展。美国的房地产业成为了拉动美国经济的重要引擎，同时，也推动了贷款证券化的迅速发展。
次贷证券的形成是以次级贷款的债权为抵押，整合、分割、编制成一系列的证券化商品，并通过层层分割、再打包、评级、衍生出更多的金融产品。由于次级抵押贷款的利率比一般贷款高2%~3%，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放贷机构不顾替在的风险，发放大量的次级贷款，最终形成巨额的次级证券。美国国内的资产泡沫化现象越演越烈，2005年美国金融相关率为381%，2006年达到401%，金融规模远远超过实体经济所需。美国的巨型金融机构大肆使用创新技术，创造出大量的金融衍生商品，形成了一个远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的金融世界”，如图1所示。
为了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美联储2004年开始大幅上调基准利率。截至2006年6月，连续17次加息，联邦基准利率从1%提高到5.25%。与之相对应的是住房抵押贷款的还款压力陡增，违约率的持续上升，相应地，消费者信心丧失，房地产的价格开始大幅下滑。最终次级抵押市场出现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和拖欠还款比例增加，导致次贷危机的发生，如图2所示。
二、次贷危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一）对我国银行业的直接影响有限
由于资本市场还没完全开放，中资银行的国际化战略程度不高，对于投资国外债券缺乏积极性，更重要的原因是中资银行在于国内市场提供了稳定的利差收益。中资银行较为单一的盈利模式决定了其收入较为稳定，也不易受国际大背景影响。根据公开批露的信息，截止到200年末，涉及次贷相关产品的国内银行有中行、工行及建行，持有的总额分别为49.9亿美元、12.26美元、10.62美元。而中行2007年的税后利润为560.29亿人民币，即使次贷资产全部损失，也不会出现亏损。而工行和建行的次贷产品投资额有限，截至2007年末，工行次贷的拨备比例约30%，建行约40%。另外，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投资的次贷相关资产的信用评级均较高。其中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均投资于aa级及以上的资产，而中国银行也在a级以上。可以看出，次贷危机对国内银行的影响是一次性的，不会对以后的公司运作产生深远影响，如表1所示。
（二）我国股票市场发生剧烈震荡
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与人们的心理预期有着紧密的联系，尽管我国股票市场相对封闭，但随着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日益增强，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对我国股市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我国股票市场不能独善其身，而且还成为了全球跌幅最深的股票市。由于次贷危机影响全球，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严重，市场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不足，加上中国股票市场近两年涨幅较大，上证综脂从2007年11月份最高的6124.04点开始调整，一直到2008年10月份的1771.82点，跌幅达71.07%。由于次贷危机过程中，金融机构损失较大，其股票成为资金大规模减持的重点。国外金融股价格大幅下降使国内投资者对国内金融股信心下降。虽然国内银行在次贷危机中损失不大，但在这次调整中，金融板块调整幅度一直引领大盘的走势。工行、中行、建行股票的跌幅也超过了60%。另外，香港作为开放的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市场对其影响是直接的，而香港股市中有大量内地上市公司的h股，香港股市的下跌必然通过比价效应引起内地a股市的下跌。
（三）我国资本市场面临国际资本大量进出带来的风险
次贷危机的发生，使得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8765432101614121086420mar-07sep-06mar-06sep-05mar-05sep-04mar-04sep-03mar-03sep-02mar-02sep-01mar-01sep-00mar-00左轴：gdp同比增长（%）右轴：房指同比增长（%）图12000-2007年美国gdp和房价指数变化资料来源：彭博资讯mar-08sep-08mar-09sep-09mar-00sep-00mar-01sep-01mar-02sep-02mar-03sep-03mar-04sep-04mar-05sep-05mar-06sep-06mar-07sep-07次贷违约率（左轴）联邦基金利率76543210171615141312111098%图21998-2007年美国利率变化与房地产市场违约率变化数据来源：ceic表1中国主要银行持有次贷资产情况工行中行建行次资总额12.26亿美元（abs）49.9亿美元（abs）10.62亿美元（abs）评级aa-aaa、aa、aaa占总资产比例000.1%000.6%0.117%占总股本比例02.68%14.36%003.2%数据来源：各银行年报、季报。
的金融市场发生剧烈动荡。由于资本的趋利性，使得会避开处于动荡中的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而象中国、印度这样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国际资本寻求新的增长机会的发展中国家。所以这次金融危机使得国际资本从北美和欧洲向东亚流动。根据亚行的数据，在去年的次贷危机背景下，流入亚洲股市与债市的资金首次超过了流入美欧的资金，达4500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了80%。由于近几年来，我国外汇储备高速增长，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加，加上人民币利率与美元利率的倒挂现象，中国会对国际资本具有很强的吸引力。2008年1月份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融112亿美元，同比增长109.78%；1-2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181.28亿美元，同比增长75.19%。由于至今没有一个对所谓的“热钱”的一个统计方法，这些外资里面有多少是热钱的流入，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国际资本如果通过投资实业，通过创造财富来获得资本的收益，那么资本的流入对拉动一国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如果国际资本通过金融市场大肆进行投机，以高风险博得高收益，那么最终会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促使我国资产价格的泡沫的形成，隐藏着巨大风险。同时，当美国次贷危机好转，美元起稳，国际资本中的投机热钱势必大量撤离中国，将对我国金融体系造成重大冲击。当前，必须做好针对这种投机热钱的大量进出的防范，以免对我国金融市场带来严重的影响。
三、对我国发展资本市场的启示
此次金融危机给我国的金融改革的警示是深刻的，对我国发展资本市场敲响警种。既要积极推进金融改革，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又要警惕各种风险的出现。既要敢于金融创新，又要不断完善金融监管制度，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运行。
（一）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
金融创新是2000年以来世界金融业快速增长发动机，正确利用其发现价格和套期保值的功能可以起到规避风险的效果；但如果投机过度，则金融衍生品又会带来巨大风险。近年来，随着金融自由的推进，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大量涌现。金融投资过度的依赖数学模型，其理论假设脱离市场真实情况，当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时，模型的假设和市场现实严重偏离，导致金融市场最核心的风险定价功能失效，引起金融产品的价格大幅波动，并通过金融衍生品的杠杆效应放大风险。金融创新使金融风险更为集中和隐蔽，增强了金融风险对金融体系的破坏力。金融创新工具在为单个经济主体提供市场风险保护的同时却将风险转移到了另一经济主体身上，对整个经济体系而言，风险只发生了转移，并没有被消除，风险仍然存在于经济体中。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也使得金融风险全球性的转移。
我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建设还不完善，市场发育不成熟，金融创新应该始终坚持安全与效率并重，把安全和风险控制放在重要位置。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资本市场发展为需求的金融创新。加强对已经推出的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监控，以审慎的原则择机推出创新产品，做到宁稳勿快。
（二）改变监管的理念和监管模式。
金融自由化的推进，使得金融创新层出不穷。
80年代以来的金融创新已经不仅仅是出于规避风险的创新，而发展成了有意识的规避监管的创新。
在金融机构进行资产负债管理的背景下，金融衍生工具业务属于表外业务，既不影响资产负债表状况，又能带来收入。大量金融衍生品场外交易及其表外业务不断增加，使金融会计报表的真实性和各项数据的准确性大打折扣，增加了监管的难度。而与此同时，由于政府的监管职能的调整跟不上金融创新的步伐，使得金融创新得不到有效监管，失去了监管的时机和效率。面对金融的全球化发展和金融创新的大量使用，作为金融监管部门，美联储（frb）、财政部（occ）、储蓄管理局（ots）、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机构仍然按照传统的监管体制各司其职，出现了大量的金融监管的“真空”地带，使一些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得以存在和发展。
金融创新的发展，使得原来的监管机制已经无法满足新形势的需要。监管部门应更多强化功能监管，监管体系有应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真空和盲区。此外，应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能协调。随着金融衍生产品变得日益复杂，传统金融市场之间，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使得传统的各司其职的监管模式不能发挥应用的监管作用。
（三）金融市场开放要更加谨慎
对待金融改革不能因噎废食，它不仅可以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且还可增加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提高其效率。但过度的金融创新使得金融资产与金融机构的增加与金融监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的速度存在时间差，将使一国的金融机构置于高风险的竞争环境中，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因此，我国应围绕实体经济更有效的满足资金需求而积极推进金融改革。
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金融资本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也使得金融危机传播的速度和发生概率大大增加。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我国还处于转轨时期，国内的金融市场体系还不健全，监管制度有待完善，在这种条件下，金融市场的开放速度和程度应该与我国的监管水平相适应，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相匹配，要有一个逐步开放的过程。以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水平为基础，审慎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加快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和完善，使整个金融市场运行效率提高的同时，保持金融市场的安全和稳定，才能使我国经济获得持久稳定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王风京.金融自由化及其相关理论综述［j］.当代财经，2007，（6）:121-125.
［2］洪宁.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j］.经济科学，2000，（5）: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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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建.次贷危机对国际资本与货币格局的影响［eb／ol］.
次贷危机案例篇8
“直接申请破产了，10多万美元打了水漂”，5月15日，杭州一家颇具规模的外贸公司员工严松（化名）向记者讲述他从事外贸工作两年来首次遭遇的美国客户欠债问题时，一脸的无奈。
他告诉记者，这单业务在年前就完成了，双方约定3个月后付款，“但还没来得及期满，该公司就宣布了破产”，他表示，虽然自己也在小心提防，身边也有不少遭遇国外欠款的例子，但该家美国公司一直是严松所在公司的客户，而且该公司在美国有较广的零售渠道，“所以这单交易并没有收定金，也没有参加任何保险”。
据专业从事中小企业国际促进研究的浙江省民营企业国际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陶相明透露，类似严松这样的中国外贸企业被美国企业欠债的案例，今年浙江遭遇尤其多，而美国的次贷危机则是“始作俑者”。
欠款之痛
早在2006年，严威就认识了在美国做生意的现公司，“这是大学毕业工作后找到的第一个业务对象”，之后严松开始向美国发货。双方在没有签订正式合同的情况下，仅凭传真订单来往，并口头约定到货后1个月内付款。
刚开始，对方信誉很好，发货之后总能及时汇款。从2006年至2007年，双方共做了数十笔生意，交易总额200余万美元。
但2007年下半年，对方汇款的速度就减慢了，但最后还是付清了。去年春节后，严松又分两次发了一批玩具，但直到现在，对方仍未将款项付清，欠款10余万美元。对方给出的理由是美国经济不好，玩具这类家居产品不好卖，要等卖完产品才付钱――对于年出口在600万~700万美元的严松来说，这笔欠款并不轻松。
同样今年遭遇美国企业欠债的，还有从事箱包生产出口的浙江嘉兴平湖明达箱包有限公司，其董事长施军民说：“开始的时候应该来说还是比较顺畅，合作还算顺利”。可是到了去年的7月份的时候，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本来一个月三百万到期一次性给我们，但是有的时候要等到下个月，或者月底的时候，已经不是一次付清，就是分批，但是分批给的同时，我们后面还在做，慢慢累上去，累上去欠款越来越多。”
事实上，不仅是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也面临欠债困境。美企经济困难，中国出口商“讨债无门”。美国次贷款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对中国出口乃至产业的影响远大于想象：我国对美、欧的出口回落导致整个出口增幅在2月份减少了12%左右。次贷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已经从建筑领域扩展到了音乐制品、文具等消费品范畴。
一直以来，中国对美出口主要以电子产品、家具、玩具、鞋类以及服装等消费品为主，我国直接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仍较大。次贷危机的余波将给许多长期依赖出口、难以迅速转型升级的企业带来经营上的困难。近来美国一些企业单方宣布破产，也将令曾经的合作伙伴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面临恶化
受次贷危机、信贷紧缩政策等负面影响，美国经济正在不断恶化。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对美国出口步伐明显放缓。中国企业出口贸易风险尤其对美国贸易风险正在加大。
“美国企业在2008年1月至2月的付款表现有恶化迹象，美国进口商交易时拖欠货款的可能性增加。”近日，国际信用保险及信用管理服务机构――科法斯了2008年第一季度国家贸易风险评级报告，并调低了美国国家贸易风险评级至a2。
据了解，国家贸易风险评级是评估某个特定国家的企业短期应收账款不付款风险的平均水平。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财政以及政治前景对该国企业履行财务承诺的影响程度。
科法斯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毕礼察曾表示，受次贷危机、信贷紧缩政策等负面影响，美国经济正在不断恶化。
科法斯在报告中指出，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预测由2007年的2.2%修订至今年的1.5%，反映出美国家庭对经济前景信心下滑。今年第一季度，美国企业正在放慢投资步伐，申请破产及破产保护令的公司也在不断增加，这些趋势都是由去年下半年企业付款表现恶化所致。
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美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仅比上个月上扬了0.2%，仍然低于分析师预期，排除变化因素较大的能源与食品价格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后更是只增加了0.1%，只有分析师预期的一半。显示出美国次贷危机后步履蹒跚的美国经济转好的迹象并不明显。
受此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大陆出口增长21.4%，比去年同期下降6.4个百分点。其中，中美双边贸易总额736.7亿美元，仅增长10.5%，对美出口步伐明显放缓。不过，中国出口企业报损金额高达4700万美元，同比增长130%，增幅比全球贸易报损金额高出接近100个百分点。毕礼察还提醒到，中国企业出口贸易风险，尤其是对美贸易风险正在加大。
“国内企业向美企追债案例的上升趋势是明显的。”国家进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办公室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1-4月份，国家进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接到的案件就有143件，同比增长74%，涉案金额2700余万美元，其中涉案重灾区主要集中在美国，涉案金额1409万美元，同比增长了49%。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目前浙江分公司的业务增长还属正常，只不过对出口保险业务的咨询电话明显增多，涉及的金额多为30-50万美元，最高达200万美元左右。涉及的领域也从过去多为纺织服装、礼品类企业，蔓延至家具、汽配、电子元件等企业。
穷尽所能讨债
海外欠账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无法追回成为坏账，很可能对企业造成致命打击，即使经过努力能追回，也会产生不小的损失。
陶相明举例说，像浙江一家中型外贸企业，年出口额为1亿元人民币，坏账率只有1.2%，共计120万元，这个坏账水平相对来说并不多。但在1亿元的销售额当中，有25%的应收账款平均逾期600天才能收回。若以年利率3.5%计算，逾期利息损失就达到200万元，已经超过了坏账损失。
“这就造成很多公司账面上看效益很好，存货也很少，但是钱没到手，对比应收账款，效益只是纸上财富，实际内藏巨大风险。而大多数企业坏账率为20%，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0.25％~0.5％，个别甚至已经高达30％以上”他告诉记者。
对此，他介绍说，追回海外欠账，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讨债的方式各式各样，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次贷危机案例篇9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风险防范
1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1.1美国次贷危机
美国抵押贷款市场分“次级”(Subprime)及“优惠级”(prime)，它是以借款人的信用条件作为划分界限的。次级贷款，指的就是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以所购房屋为抵押的住房贷款。
2001年至2004年，美联储实施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美国人的购房热情不断升温，次级抵押贷款风靡一时。2005年至2006年，随着美联储17次加息，美国房地产市场逐步出现降温迹象，但是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也并未因此而停住脚步。放贷机构为了竞争，不断放松放款条件，一些贷款机构甚至推出了“零首付”、“零文件”的贷款方式，即借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且仅需申报其收入情况而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宽松的贷款资格审核成为房地产交易市场空前活跃的重要推动力，但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与此同时，次级抵押贷款被证券化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指的是将缺乏流动性但又能够产生可预期的稳定现金流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汇集起来，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贷款的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再配以相应的担保和升级，将其转变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次级抵押贷款证券，被美国的金融机构做到了全世界，危机发生，全球就为美国的次级债买单。
在进行次级抵押贷款时，放款机构和借款者都认为，如果出现还贷困难，借款人只需出售房屋或者进行抵押再融资就可以了。但事实上，由于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借款人很难将自己的房屋卖出，即使能卖出，房屋的价值也可能下跌到不足以偿还剩余贷款的程度。这时，危机就发生了。危机一旦发生，就必然引起对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悲观预期，这就会冲击贷款市场的资金链，进而波及整个抵押贷款市场。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价格也会因为房屋所有者止损的心理而继续下降。两重因素的叠加形成马太效应，出现恶性循环，使得危机愈演愈烈。
1.2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到2007年爆发，至今已经经历了4次大的冲击波。第一波冲击始于2007年8月份。当时危机开始集中显现，大批与次级住房贷款有关的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被迫进入“降息周期”。第二波冲击始于2007年年底至2008年年初，花旗、美林、瑞银等全球著名金融机构因次级贷款出现巨额亏损，市场流动性压力骤增，美联储和一些西方国家银行被迫联手干预。第三波冲击发生于2008年3月份，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濒临破产，美联储紧急向其注资，并大幅降息75个基本点。第四波冲击发生于2008年7月。美国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和美国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房地美)陷入困境。美联储拟注资250亿美元。第五波冲击发生于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的破产最终引爆全球金融危机。
2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分析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原因是多方面的，金融监管缺失是本次危机的直接原因。金融监管缺失使一些国家的金融失去监管，使金融杠杆不适当的放宽放大。
监管松弛和内部管理松弛是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监管松弛表现为金融当局和金融机构管理层缺乏及时全面掌握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动向和真实信息的有效制度安排及措施手段，缺乏对有关从业人员行为的有效约束，奖罚不明，渠道不畅。金融监管松弛的例子有很多。2008年12月15日，美国华尔街传奇人物、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因涉嫌证券欺诈遭警方逮捕。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麦道夫一直向其客户承诺每月约1%的投资回报，无论大环境如何他从未亏过。据估算，投资者们损失可能高达500亿美元。受害者名单却越拉越长，既有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众多银行和机构的投资者，也有为数不少的对冲基金，学校、慈善基金，甚至还有许多和他同为犹太裔的富翁。全球多家著名金融机构损失惨重。随着越来越多的案情细节浮出水面，美国公众的情绪从震惊演变为愤怒——在麦道夫涉嫌欺诈的二十年时间里，监管部门都干什么去了?!金融作家GuntherKarger已经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总检察长投诉，要求调查该委员会主席考克斯和其他委员是否履行了各自的职责。震惊全球的麦道夫案风波还未平息，美国又一起“大规模商业欺诈案”浮出水面。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以涉嫌“大规模商业欺诈”指控得州的亿万富翁、斯坦福金融集团的董事长艾伦·斯坦福及其旗下3家企业欺诈80亿美元。多年前，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曾发现美国得州大亨斯坦福集团涉及重大证券违法行为，一些专家认为这是即将发生大问题的信号，但监管机构每次都让该公司缴相对小额罚款了事。近期，英国版麦道夫—一名外汇交易商涉嫌欺诈4000万英镑被捕。这是英国第一次因信贷紧缩而引发的大型案件。金融监管缺失状况从上述典型案例可见一班。
3加强金融监管的思路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涉及的内容相当庞杂，本文主要从家监管目标、主体、依据、对象和国际合作等方面阐述加强金融监管的思路。
3.1金融监管目标要以安全优先，兼顾效率
金融安全，在更学术的层面上被称之为金融稳定。金融稳定是指金融体系能够有效发挥其配置资源、分散风险以及清算支付的功能，而其在出现各种冲击以及结构性变化时，依然能够发挥其基本功能。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100多年前，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货币经济是经济的第一推动力金额维持推动力。没有金融就没有现代经济。它的状况如何，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的未来。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是现代银行经营的三个基本原则，这三项原则既相互制约又相互联系，现代银行在其业务活动中，应注重兼顾协调，通过资产和负债的综合管理来实现三者的要求。在金融实践中，金融业必须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经营理念，始终把安全性摆在首位，这是金融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也是这次席卷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业的警示。
3.2金融监管主体要加强合作，提高监管效率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型金融市场的不断涌现，金融监管主体出现了出现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趋势。中央银抓们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督，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则由政府专门机构，如证券市场委员会、期货市场委员会等行驶管理只能，对保险业的监管也由政府的专门机构进行。近年来，一些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
在监管机构分离，渐趋专业化的同时，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就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从90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来看，微观层面上金融机构的稳健并不足以确保这个歌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在业务方面的交叉发展也使得针对特定类型金融机构所实施的监管效力被不断削弱。所有这些，都要求对监管体系进行重新调整。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整合，将其纳入到同意的体系当中，或者在保持专业监管机构独立的情况下，建立不同监管机构之间进行沟通和协调的机制，提高金融监管效率，以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
3.3依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规范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金融活动，提升金融监管水平
为了对金融机构监管，每个国家都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经济金融环境制定出了一系列兼容监管法规作为金融监管的依据。就西方国家而言，其金融监管依据是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巴塞尔协议”和《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协议和核心原则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它们对稳定金融体系具有很大作用，成为全球通用的银行监管文献。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银行经营复杂程度的不断增加和风险管理水平的日益提高，巴塞尔委员会1988年的资本协议已经那个越来越滞后于风险监管需要。2004年6月，在经过长达6年的的制定期后，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简称新巴塞尔协议火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或巴塞尔协议Ⅱ)。新资本协议反引发了现代景荣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也反应了全球化和国际金融活动的游戏规则。例如，审慎合理的风险承担、科学准确的风险衡量、充分有效的内部控制、科学合理的资本配置和风险敏感的资本监管框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针对银行的经营活动面临的诸多风险提供了风险敏感性更强的监管框架；为金融业管理金融风险设定了资本标准；鼓励商业银行在防控风险的过程中更多地考虑资本金收益。在这一系列措施中，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将资本要求不仅仅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挂钩，而且还与其他实质性风险联系起来(比如支柱1下面的操作风险以及支柱2下面的利率风险等)。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国际银行界的“游戏规则。目前，很多国家还不具备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条件。随着新资本协议在美国等十国集团的实施，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该行列。该协议将在商业银行计算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和操作风险加权资产的规范，商业银行内部建立完整而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的约束，、以及全球银行体系的稳健经营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3.4对金融创新产品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加强监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创新造就了大量新的金融业务：可变利率存单、金融期货合约、期权交易等。金融创新使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迅速膨胀，金融期权、金融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的派生型、杠杆性、虚拟性、高风险型使金融监管产品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和高风险化。
二战以后，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了大量非金融机构。目前，非金融机构在发达国际中已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表现在机构类型日趋多样化，发展迅猛，并且其资产和负债规模所占的比重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领域日益拓宽，在金融创新、资产重组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
因此，从金融创新产品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和高风险考虑，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经济影响和货币供给方面考虑，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都应不得不重视和加强对对金融创新产品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加强监管。
3.5金融监管当局应加强国际监管合作与其他合作，提升防范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
国家和区域性监管机构应加强国际合。一是完善国际监管体系，建立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加大全球资本流动监测力度，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和中介组织的监管，增强金融市场及其产品透明度；二是国家和区域性监管机构在遵循一致性原则基础上制定规章以及其他措施；三是监管机构加强同金融市场所有层面的协调和合作，其中包括跨国境的资本流动；四是监管者和其它相关当局应当在防范危机、加强管理和应对措施上加强合作；五是发展国际金融合作与协调，积极探讨必要十一的增加呢国际或作与协调的途径和方法，运用国际资源提升防范过金融危机的能力，化解国际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1]《欧盟建议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9年2月25日
[2]2009年2月27日，商务部陈德铭部长在伦敦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著名电视主持人罗伯特·佩斯顿(Robertpeston)的专访
[3]《通力合作共度时艰》15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的讲话2008年11月15日
次贷危机案例篇10
但该法案的纲要相当清楚。衍生品交易将被带入交易所、监管与资本金要求将普遍收紧、投行交易部门将萦绕着保罗・沃尔克(paulVolcker)的灵魂、一个消费者保护机构将对零售市场进行严格的新监督。就事论事,这些都是有用的。但对于本次危机暴露的美国监管缺陷,该法案条款做出的回应有多好?
作为对金融危机的反应,该法案结构复杂、内容无序、明显受政治驱动,而且缺乏深思熟虑。
其一,法案对诸多金融活动所加的规制,与金融危机的相关性甚微,甚至毫无关系。例如,法案在美联储内部增设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保护消费者免受欺诈和其他非法金融活动的侵害。但消费者在金融市场繁荣时是否真的受害,消费者行为与金融危机的关联有多大,答案不明显。
法案还规定,美国证监会有权使股东享有更多权利,推选自己的候选人进入公司董事会。公司的董事会经常会受到批评,并被指责酿成了金融危机。这种诟病并不公正。股东选举董事会成员,并不能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其二,法案赋予多个联邦机构额外的权力,试图以此防范新的危机,但其实,这些机构早就有权采取各种措施。危机酝酿之际,美联储早应紧缩银根,但却未能如此。SeC和各家联邦储备银行,特别是纽约联储,本有能力制止问题借贷,提高其流动性要求。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与银行及消费者一样,他们也沉浸在同样的泡沫中难以自拔。此外,监管者经常被监管对象“挟持”,过分听从银行及其他监管对象的意见。
法案非但没有增加明确规范银行行为的条款,反而继续扩大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例如,法案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委员会共有九名委员,成员来自美联储、美国证监会和其他政府部门,旨在监控华尔街的大公司和其他市场参与者,应对经济中任何新的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可以2/3多数决定是否提高对放贷者的资本金要求,以及是否将对冲基金和交易商纳入美联储的监管范围。考虑到过去的教训,新的委员会很难在新危机来临前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尤其是前提还要2/3多数通过。
其三,保险业方面也没有任何进步。美国例外论再次占了上风。美国仍将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全国保险监管机构的国家,这一空白在美国国际集团(aiG)案例中可以强烈感受到――负责此案的是纽约州的保险监理官。如果aiG整个集团有一个统一的联邦监管员,他必然会更加关注该集团金融产品业务所承担的风险,也将能更好地与美联储联络沟通。
其四,银行的资本金不足也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诱因。新法案限制了银行把风险资产计入资本金的能力,同时规定,美联储有权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提出额外的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但我更倾向于一个简单的规则,即要求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特别是对大型的、关联业务较多的银行。正如古拉姆・拉扬和斯夸姆湖经济学家小组所称,法案应要求大型银行设立“应急”资本,比如在银行大规模亏损或资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时,一种可自动转为股权的债权。
其五,法案最严重的遗漏之一是对“两房”基本只字未提。2008年,两家公司就被“联邦住房金融局”接管。危机形成之初,国会中的一些人曾鼓励“两房”吃进大量次级抵押贷款。“两房”应对危机负有相当大责任,但是它们却继续享有强大的政治支持。我希望看到“两房”最终解体。但这是不可能的。相反,政府和立法者承诺,未来将立法处理“两房”问题。对于他们是否会终结“两房”,抑或改进其运营,我持怀疑态度。
其六,法案中的很多建议对经济的影响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有的建议要求:抵押贷款和其他资产的发行人至少要保留抵押资产的5%;衍生品在交易所交易;更加密切地监管对冲基金;“保护”消费者免受其金融行为的影响。
法案充斥着这样那样的变革,但都并非基于对危机成因的严谨分析,而仅是危机笼罩下的政治和情绪化反应的结果。这些反应通常弊远大于利。这也可能是金融改革法案中绝大部分条文的命运。
奥巴马政府前财长保尔森说:“如果私人部门的机构不改变,它们就会被淘汰。我们的监管架构也需要改变,使其演变成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架构……我们需要启动改革监管架构、使其现代化的重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