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组织的定义篇1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公民的文化道德素质日渐提升，在物质领域得到满足后，追求精神领域的意识和兴趣不断高涨，许多公民开始自愿自发的参与慈善、参与公益，并形成了以慈善公益为主要服务活动的民间团体。2008年之前，__民间公益慈善团体较少，主要以__公益、__阳光公益和__论坛志愿者队为主，社会关注度不高；2008年汶川地震社会个人的广泛参与震灾自救互救和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精神让义工公益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和频度出现在大众面前，公益慈善组织从社会底层较少被关注而被推向了媒体和社会的聚光灯下，__公益慈善也因汶川地震震灾中__公益负责人王旭东义无反顾只身前往灾区，把__的公益慈善事业推上了新的起点。2010年，__市慈善总会适应社会需求，以__公益为主体成立了__市慈善总会义工分会，积极鼓励和推进全市民间公益慈善活动的广泛普及。义卖救助、助学支教、助残、助孤、环保清源、帮困、交通维护等公益慈善活动丰富，极为活跃，积极带动了全市慈善义工公益慈善活动；2012年，共青团设立“雷锋角”志愿者服务基地，设立了固定的志愿者办公室；2013年市民政局针对全市民间公益组织义卖募捐活动频繁，但又明显缺少依法开展活动的程序，对公益慈善产生担忧。因此，由市慈善总会改革义工分会，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形成全面支持鼓励各民间公益慈善组织的平台，并倡导规范进行公益慈善活动。使义工分会成为各民间公益组织合法开展民间公益慈善活动的平台，此举直接促发了__各界热心于公益慈善活动人士的热情，民间公益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暴发。到2014年6月义工分会下属累计共有登记在册民间公益慈善组织17家。这些组织的组成形式多样，既有通过以网站论坛为载体形成的公益组织，也有以从事残疾人事业、医疗养老保障事业等有专项公益活动倾向的公益组织，也有设立了实体办公地的综合各类公益服务活动的公益组织。这些公益组织的成员来自__各个行业，几乎罗列了各个行业热心公益慈善的精英。慈善全面介入义工公益活动，频繁接触义工群体，有效带动了全市义工公益氛围，__公益活动进入了新的高速发展期，成为了当前城市的一道新的风景。
__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在2013年以来呈不断激增的趋势，在原有__公益、__阳光公益、__论坛志愿者队等从事综合性公益服务活动的老牌公益组织的基础上，出现了专项公益服务活动的新型民间公益组织，如蓝天下公益主要做残疾人事业，__公益、__医药公益主要做健康保健等公益服务活动，也有如平安爱心公益是以企业家为主要成员的公益团队，有媒体界知名人士牵头的春暖公益;期间，更是因慈善总会义工分会的全面放开，以前长期默默无闻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民间人士逐渐走向台前，成立了由__老公益人成立的义工分会__分部。这些新生的民间公益组织中尤以春暖公益最具代表性，虽然成立时间短，但通过组织大型军民共建拥军晚会一炮而红，成为了与__公益、__阳光公益等老牌公益组织相当的公益团队，并在后面成功开展了一期国际上较为流行的为“渐冻人”募集捐赠的冰桶挑战赛更是将春暖公益推上了公众视线内，这项活动也成为活动现场群众自主参与最活跃的一次，极有效的普及了慈善公益事业，社会效果显著。由企业老板组建的平安爱心公益，通过义卖桔子来救助换肾母亲的大型活动，活动当天在__公园广场联系到了众多爱心企业认购爱心桔子3000箱，当场募集救助款3万元，而许多爱心企业家更是通过活动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直接向缺钱换肾母亲给予了累计数万余元的捐款，活动很好的引导和带动了企业界参与公益的热情。这也充分说明，只要有好的慈善公益平台，社会各界对爱心事业的参与和回报社会的热情是很大的。正是这些民间公益组织通过自身的活动，积极推动了全市公益慈善事业的高速发展，让全市各级领导和居民感受到了公益慈善的向善风暴，使我市正能量不断涌现，为我市公益慈善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民间公益组织的高速发展，其优点突出，成绩显著，但缺点和不足同样是不可忽略的，甚至要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尽早解决。
公益组织缺少法制意识，新闻媒体缺少法制意识，公益人士缺少法制意识，甚至部分部门也缺少法制意识。这是当前__民间公益慈善活动中最突出的特性。上半年，民间公益人士__先生，通过个人微信朋友圈发动募捐，共募集捐款5万余元定向援助__小学，事后报纸大篇幅报道引起民政局关注，后了解该笔捐赠直接给__小学，但__先生没有要学校发票，可见这笔捐赠和活动的不规范。慈善总会得到信息及时联系__先生和学校双方，由慈善总会出面实现定向捐赠活动，及时纠正了不当的捐赠方式，__先生和__小学也都认识到了当中的不利影响。而我市早期的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在义卖募捐方面都一直存大这种不经合法公募机构就私下义卖募捐直接救助困难群众或援助公益项目的现象。每年助学义卖公益活动频繁，今年9月__阳光公益在活动前一日向慈善总会报告要联合电信开展助学义卖，但总会发现活动方式存在以公益慈善带营销的现象，要求公益团队不参与此活动，当天总会派员到义卖点向布置现场工作人员了解，仍未纠正，总会决定不参与该项活动，并要求公益团队及时纠正。去年底，__公益向贵州困难
学生募捐冬衣，采取与本地学校联合，捐冬衣活动明确要求学生出钱购买新冬衣，并同时要承担运费等，许多学生家长都参与活动，但这项活动牵涉到捐赠物资和资金都未经公募机构而完成了活动。同时，在这些例子中还明显有电视、报纸等媒体的直接参与。这样的例子很多，包括报纸、电视经常自行的利用自身的行业优势，直接为某些困难群众呼吁捐赠，由报社、电视台或救助人接受爱心捐赠的现象。这些活动都表现出对公益活动依法开展的忽视，特别是__公益活动极其活跃的现状下，长此以往对公益慈善事业非常不利。我们这些民间公益组织，在发起的时候都极力想把自己定位或打造为一个规范的组织，都有表面上的组织框架。但在实践中上却不知道或不愿意按一个组织最起码的原则和精神去运作。从名字形式上看是一个组织，制度上有负责人，有各个项目负责人等等管理体系，但实际上只有其表，而无其实，看起来完全像散兵游勇。这就像一群完全不懂足球的人组成的一个足球队，也学着别人的样子画了球场、各种标志和标线，但却完全不懂或有意识的忽视标志和标线的作用，或压根就不愿意按照标志标线去踢球，随意越线，破坏规则。这样的群体如果是少数个人的自娱自乐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硬要称自己为足球队就显得有些啼笑皆非，不但对不起观众（社会），也对不起自己所代表的群体。管理层表面上很想标榜自己是一个规范的组织，实际上却不按一个组织的精神和原则去管理、规范和发展这个组织，以散兵游勇的水准自我要求，导致整个组织固步自封、水平下降、凝聚力涣散，组织吐故纳新的能力丧失，缺乏自我完善发展的能力和动力，甚至造成内部分裂。如今年新增加的蓝天下公益、__公益、__爱心公益、平安爱心公益等都属于从原有公益组织脱离后新成立的公益组织。这样的现象最突出的体现在老牌民间公益组织身上，而新生公益组织在组织建设上虽然有些问题，但因新成立，本生制度上需要逐步的完善。
民间公益组织还有较为突出的特性是自我保护意识过度强烈，对他人或其他组织的合理建议意见听不进去，反而认为是在攻击或恶意贬低搞破坏；不愿进行公开的相互学习交流，对自身好的项目不愿推广，而怕自身的活动方式被其他公益组织现学现卖。不愿接受部门或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督，具体讲，就是不愿受约束，喜欢自由开展公益活动，对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的内容做不到落实。
公益组织的义工基本上都以志同道合、热心公益而聚在一起，他们的素质、学识参差不齐，甚至人员分类复杂，更谈不上组织内部义工之间相互间的熟悉和了解，而其组织内部也不注重对基本理念和价值观的培养和培育，没有形成以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价值体系，成员内部价值取向层次极不统一，认识混乱，纷争叠起，甚至内部争吵互责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不足，纠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团队负责人的个人意愿凌驾于团队整体或管理层之上。山头主义，一个人说了算，造成开展活动随意性很大，没有组织管理，没有完善的组织发展规划。
__当前丰常活跃的公益慈善事业是我市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当前民间公益组织存在的不足主要是目前省内没有可执行的慈善促进条例，没能适当的制度给予管理和维持秩序，但我市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良好势头仍是优点大于不足，因此，要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通过正确的引导和政策鼓励，来加强和纠正民间公益组织的扶持和规范管理。
政府要积极肯定当前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在公益慈善事业中的贡献，对他们开展活动提出加强监督和依法活动的意见政策，让政府和社会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使这些民间公益慈善组织感受到自身所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从而来规范和提升他们的自我规范开展活动的自律意识。
公益组织的定义篇2
一、社会组织分类及法人制度
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组织通常被划分为三大类（部门）：第一部门（政府组织）主要是运用公共权威提供公共物品、实现公共利益的组织；第二部门（企业组织）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提供私人物品以实现私益最大化的营利性组织；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主要是运用社会机制提供准公共物品以实现特定公益最大化的民间组织。
具有法律人格的组织是法人组织。《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主要划分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六大类，这六类组织在法人分类上分别属于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企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确立）、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1998年制定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确立）、基金会法人（非营利性法人，2004年颁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确立）。
我国法律关于法人划分有鲜明中国特色：既无公、私法人也无社团法人、财团法人之分，自成体系。从历史发展分析，我国的《民法通则》是改革开放不久、计划体制尚未解体背景下制定的，其对法人分类延续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社会组织分类体系，如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之分：“《民法通则》的法人的分类与国务院‘编制管理’核定的机构分类是一致的；更准确地说，《民法通则》把1963年创设的单位分类改写为‘法人’分类。但是，‘单位’和法人毕竟是两类性质相去甚远的机构。”
法人分类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我国的法人制度是由民法确定的，因而也可将各类法人称为“民法法人”，相当于大陆法系的“私法人”。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法人这一概念意味着一个组织能够作为权利义务的归属者出现。私法人是私法权利义务的归属者，而公法人则是公法权利义务的最终归属者，是适宜作为独立公法主体的组织。“公法人不仅包括那些具有独立公法地位的国家机关和兼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也包括那些虽然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但其事业关系到国民生活及社会安定等公共利益，如完全交由私法组织恐难以实施的法人组织（如公立医院、公立高等院校等）。”但公法人在我国尚属于学术话语而非法律概念。虽然包括调整法人分类内容的《民法典》编纂等工作早已启动，但有关民事主体新的分类体系没有形成。
二、公共部门的公益机构
公共部门一般意义上相当于政府部门，但其内涵更丰富、复杂。就我国而言，公共部门主要包括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此外国有企业（国外又称为公共企业）也可划入公共部门范畴。
作为公益事业的公共管理者与事业单位的出资人，政府肯定是公益机构。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者政府本身无自身利益诉求，另一方面政府举办事业单位是为了实现社会公益目的，是公益服务体系构建的最重要力量，而且在构建公益服务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部分，要求“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等。但政府首先是权力机构、管理机关，并非典型意义或社会通常理解的“公益机构”，没有必要再为其贴上“公益机构”标签。
事业单位是建国后形成的我国特有组织。1998年颁布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社会公益目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国家机关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分别从目标、服务（活动）内容、举办主体三方面对事业单位做出明确界定。其中，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界定的公益事业范围基本一致。《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对事业单位的界定没有明确事业单位的组织属性（公共部门还是社会组织）。一些学者借助现代组织理论特别是公法人制度，认为事业单位应属于公共组织、“公法人”。
三、非公共部门的公益机构
构建公益服务新格局是改革重要内容，这就需要发挥社会力量参与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指导意见》要求“坚持着眼发展，充分发挥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公益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和提供方式多样化”。《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中财政有关政策的意见》要求：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引导作用，落实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的财税政策。不断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形成多渠道筹措资金发展公益事业的机制，丰富公益事业发展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十条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可以依照本法接受捐赠。该法所称公益性社会团体是指依法成立的，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的基金会、慈善组织等社会团体。本法所称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是指依法成立的，从事公益事业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公共文化机构、社会公共体育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等。”
公益性社会团体只是社会团体的一部分。1998年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是非营利组织的典型组织，但其中多数组织如协会、学会、研究会、基金会、联谊会、商会等，属于为成员服务的互益性组织。虽然属于非营利组织或广义公益性机构范畴，但按照国际惯例，属于中介组织协会等而非严格意义的公益机构或慈善机构，因而不能获得公益机构法律地位与许多免税等优惠政策。而且，社会团体作为成员组织不适宜持续性提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公益服务。但其中的慈善、环保、扶贫等组织并非仅为成员服务，而是服务于社会，可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公益机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原在公益性社会团体最具代表性的组织形式是基金会。但基金会是典型的财团法人，与作为人合组织的社团法人成立基础完全不同，实质上是独立的、无成员的财产。2004年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将其从社会团体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组织。《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基金会虽为非营利性法人，但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因而属于公益机构。国外财团也大多属于公益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改变政府包办公益服务做法，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服务、发展公益事业。这些“体制外”、不需事业编制、财政不给事业费的从事教科文卫等活动的组织，最初被称为“民办事业单位”。由于其组织属性属于民间性的社会组织，1996年国家将其名称改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并将登记管理纳入民间组织管理体系中。1998年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简陋型的财团法人，但财团法人通常为公益机构。不否认我国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总体上是追求公益目标的，但确实存在一些（甚至相当多）缺乏公益使命、变相谋取私利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与制度初创有关。比如，有关法律关于民办学校允许取得“合理回报”、组织终止时可以收回出资等规定，这不仅与公益慈善机构要求不符，甚至与非营利组织“非分配约束”底线要求相悖。因此，民办非企业单位作为新兴的、民间性的、社会服务组织，其名称、类型（分为个体、合伙、法人三类）、职能、监督管理等制度尚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具有良好的成长前景，是构建“公益服务新格局”亟待发展的组织形式。
公益组织的定义篇3
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体。自人类诞生之日起，人就必须在互相依赖协作中从事各种活动，这种互相依赖协作的总和就是社会。因此，社会和谐集中体现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友好相处和共同发展。目前，“我国已进入到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如收入差距过大、地区发展失衡、资源分布不均衡、环境污染破坏严重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不同社会群体的摩擦和冲突随之产生。这些社会矛盾和问题给社会和谐与稳定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我们特别强调全体人民要共同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广义上讲，民间组织是指非官方的、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并为实现其目标而形成的集体。其形式包括：法律范围内登记和未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民间组织有不同的称谓，如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社会组织、群众组织、社会团体、人民团体、第三部门、志愿组织、中介组织、公民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等。目前，我国政府文件认可的民间组织的范畴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民间组织与政府及企业有很大的区别。它既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统治公民的权力体，也不是异化于市场之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体。它有以下四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非官方性，即这些组织是以民间的形式出现的，它们不代表政府或国家的立场；其二是非营利性，即它们不把获取利润当作生存的主要目的，而通常是把提供公益和公共服务当作其主要目标；其三是相对独立性，即它们拥有自己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无论在政治上、管理上，还是在财政上，它们都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之外；其四是自愿性，即参加民间组织的成员都不是强迫的，而完全是自愿的。民间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动员社会资源、提供公益服务、推动社会协调并参与社会治理、干预立法和公共政策等。正是这些特征和功能，使得民间组织能够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社会、改善人类，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1、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民间组织对实现社会公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民间组织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承担一定公共职能，活跃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最接近社会底层，最了解人们的社会需求，对协调社会利益、推进社会公正具有政府与市场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优势。民间组织往往代表一定的利益群体或集团，通过其影响力表达它们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政策诉求，努力在立法和公共政策过程中谋求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公正。尤其是公益性的民间组织，它们关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和易受伤害的脆弱人群，通过推动社会各界关注处于社会边缘的脆弱群体，倡导对这些群体的利益有直接影响的公共政策、社会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影响政策结果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一些民间组织还以公众参与的形式直接介入政策实施过程，成为政策的监督者甚至执行者，积极影响公共政策的公正效果。民间组织还通过动员和提倡志愿者服务，创造新的、更多的就业机会，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体系。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民间组织能够培育公民的民主观念，推进基层民主实践，奠定了基层民主特别是社会自治的组织基础。其一，通过民间组织可以对人们进行民主的培育和训练，发展民主。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民主基因少。因此要建设民主法治的社会就必须从改变社会和政治的土壤做起，也就是从改变政治文化做起。而要建立起民主、法治的政治文化，就要从解决人们的观念着手，也就是要对人民群众进行民主的培育与训练。民间组织就是进行这种培育和训练的重要载体。由于民间组织具有自愿、自治的特征，其内部管理和活动更加民主。在民间组织的活动中，人们为组织的事务服务的过程中也就培育和训练了民主管理的观念和能力，加强了民主的政治文化。其二，通过民间组织，人们进行着范围和程度不同的政治参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民间组织能够畅通各方利益诉求的渠道，代表所属群体的利益下情上达，也能把政府的方针政策上情下达，还能进行横向的不同群体的对话协商，有序地进行利益表达，使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进入社会系统，满足各种社会利益群体进行广泛政治参与的要求，进而促进全社会规模的政治参与。尤其是农村和城市基层自治体的民主实践是我国民主政治的基础。事实上，以直接选举、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的扩大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政治发展，而所有这三个方面都离不开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和城市街道的居民委员会。这两个中国农村和城镇最广泛的民间组织正在日益成为基层民主最重要的载体。它们在保护村民和市民的利益、管理农村和街道事务、协调公民和政府的关系、组织公民参与政治选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安定有序的社会；民间组织对于释放社会压力、维护社会安定有序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一，民间组织为各种社会成员提供了较宽松的活动空间，社会成员可以通过民间组织满足其多样性和多层次的愿望以及实现其利益，排解怨气、释放压力，有助于社会的政治团结和促进经济稳定发展。其二，民间组织内部生活的非政治化能使大量的社会事务转化为私人的事务、大量的社会矛盾转化为私人矛盾，提高抵御社会动荡的能力。其三，民间组织以志愿参与、利他互助、慈善公益等理念实现人际沟通，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乃至人与自然之间搭建理解、对话、互动的桥梁，有助于人与人之间、不同群体及利益集团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依法共存相容，增进社会容忍度，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其四，社会生活的和谐必须有稳定安宁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有条不紊的社会生活秩序。民间组织有助于公民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与代表普遍利益的政府建立联系，进行合作，进而使个人特殊利益和国家普遍利益之间达成相互宽容、让步和妥协，一定程度上减少或消除政府和民间的矛盾，使社会安定有序。
4、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诚信友爱的社会；民间组织有利于整个社会形成诚信友爱的道德风尚。社会是一个合作体系；公民之间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社会整体；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公民共同合力的结果。每个公民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社会发展的合力发生着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公民彼此之间应该多一些相互理解、尊重和关爱，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帮助、相互协调的良好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尤其要营造诚信友爱的社会氛围以及和睦相处的人际环境。民间组织是人们自愿结成的社会团体，追求公民的自我治理和自我价值。在民间组织中，人们之间愿意围绕着“大家”的事建立起各种联系和彼此充分地沟通。通过相互沟通达到彼此充分理解，形成互信、互助、互爱的人际关系，带动整个社会形成诚信友爱的道德风尚。尤其是一些学术、艺术、福利、慈善等性质的民间组织，具有对社会风尚的养成和教化功能，即发展教育、传承文明、以文化弘扬美德和传播爱心，形成健康、向上、友爱的和谐社会氛围，起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且许多民间组织本身就以尊老爱幼、扶贫济困为宗旨。事实上，许多民间组织已经通过各种手段汇集千百万社会工作者、志愿服务者，组成各种类型的民间组织，把扶危、济困、抢险、救灾、助残、尊老、爱幼的社会职能承担起来，使全社会充满互助、友爱、温馨、融洽的氛围。5、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含着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民间组织对保护自然环境、保持生态平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维护人类自身的利益，而且要维护自然界的平衡，使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民间组织，尤其是环保型的民间组织，从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往往更加关注在可持续发展中出现的实质性问题，可以帮助政府逐步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评估和监督机制，帮助政府制订和实施环境政策、方案和行动计划。事实上，在保护自然环境、保持生态平衡方面，我国环保型民间组织通过组织各种志愿的环境保护活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倡导作用，其不仅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方式，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等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民间组织的发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现代观点认为，民间组织、政府和企业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发展民间组织是中国走向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总理早在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指出，要“坚决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和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的作用”。
二、我国民间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日益重视发展民间组织，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也不断涌现。截至2006年底，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各类民间组织全国共有34.6万个，其中社团18.6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5.9万个，基金会1138个。此外，还有大量未经民政部门登记或批准的自发组织，如各种各样的业主委员会、维权组织、公益组织、互助组织、民间研究机构、松散的群众组织、利益团体、兴趣组织、形形的俱乐部等。其业务范围涉及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环保、公益、慈善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国民间组织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正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比，当前在培育、引导、规范民间组织、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1)有的干部对民间组织的认识还不到位，把其当成可有可无的事物，不加以重视和扶持。
(2)有关民间组织的政策法规不完善；民间组织的制度环境需要改善；民间组织的法律地位不确定。如：对民间组织登记注册限制过多，政府仍然垄断着民间组织成立的决定权。由于种种限制，许多真正从民间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无法找到主管单位，无法在民政部门登记获得合法的身份，它们面临着法律和政策上的不确定因素。而与对民间组织的严格控制相对应，政府在针对民间组织的具体管理措施的立法上远远滞后于民间组织的发展，民间组织的运作与活动缺乏规范性。这既不利于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统一管理，也不利于社会建立对民间组织的信任支持以及监督机制，也使民间组织难于从整体上得到社会普遍的合法性认同，难于动员大量的社会资源，难于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民间组织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如民间组织经费匮乏。由于我国的福利资金不足，很难再分给还没有真正纳入政府福利体系之内的民间组织。因此，体制外民间组织的发展主要靠自筹资金、少量的社会捐助和一定的服务收费。由于缺乏公益传统以及政府对鼓励个人和企业捐赠的措施有限，民间捐赠的数量很少；同时，政府限制民间组织从事经营活动，使其经济力量更加薄弱。又如：民间组织的人力资源不足。民间组织的发展需要受过专业教育的、高素质的人士参与，需要参与者的奉献精神和人们的觉悟、爱心以及人道主义精神推动。但由于缺乏资金，无法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再加上现行制度对人们就业观念和职业选择上的影响等原因，许多人不愿意到民间组织工作，这使得民间组织人力资源普遍缺乏。此外，一些民间组织的行政化色彩浓厚，缺乏民间组织应有的民间性、自主性和志愿性。
所以，必须以更加积极的思路、更加宽容的态度和更加规范的运作来支持和发展民间组织。
三、大力发展民间组织，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1、要正确对待各种民间组织。既要看到民间组织存在的问题，也要看到它兴起的必然性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要关注和扶持民间组织的成长。将民间组织纳入党和政府的活动视野，执政党要加强对民间组织的领导和引导，各级政府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完善保护和发展民间组织的政策规章，明确民间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培育和发展各类民间组织。
2、要改革和完善有关民间组织的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优化民间组织生长发育的制度环境。改革现行民间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许可的管理体制，为设立统一的机构行使对民间组织的备案、登记和监管的职能；最大限度地拓宽民间组织的准人范围，以零门槛的设定解决民间组织合法性问题；对所有的民间组织搭建一个进行普遍备案的注册平台，通过备案注册获取民间组织的基本信息，关注其发展；对于满足条件的民间组织实行具有强制性的登记许可制度；特别要积极培育各种与政府合作、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基层民主和公民自治的民间组织。要为公益性民间组织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对于从事特定公共服务或政策鼓励的社会公益活动的民间组织，实行公益法人认定制度；对于经认定成为公益法人的民间组织，一方面给予财政和税收等方面最大限度的优惠待遇，而另一方面要进行更为严格和规范的行政监管及社会监督；坚决取缔那些从事非法活动的民间组织。
3、要加快政府改革进程，发展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对话机制。一方面，民间组织的发展要求政府的工作能够整合不同利益；另一方面，民间组织的发展又为整合不同群体利益提供了组织化的渠道。政府要主动地顺应这种潮流，扶持民间组织发展；政府应在购买服务、项目扶持等方面对民间组织进行支持，同时支持民间组织获得合法的服务性收入，实现资金来源的多元化；要制定一套系统、可行的民间组织税收激励机制，落实个人和企业捐赠社会公益事业免税政策，通过减免税政策对民间组织进行扶持，从根本上解决民间组织资金不足问题；要放手向民间组织让渡权力，将那些市场不愿管、政府无力管的社会职能尽快让渡给逐渐发展起来的民间组织，并给予充分的信任，达成良好的沟通，形成合理而有效的社会管理架构；要主动与各种合法的、健康的民间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充分发挥它们在社会管理、公民参与中的作用；在改革过程中，在公共政策制订过程中，多引人民间组织参与。比如，可以使一些民间组织的代表参与人大，政协的活动，从正式的政治渠道纳入民间组织参加政策互动，引导民间组织与政府加强合作，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4、要加强民间组织自身的建设。即民间组织要结合实际需求，加强自身建设。要努力提高民间组织人员的素质，即通过采用好项目吸引高素质的志愿人员、加强民间组织员工的培训等渠道来提高民间组织的整体素质和服务能力；要完善民间组织的内部管理体制，规范民间组织的运作程序，即通过建立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各项规章制度，使民间组织的各项活动有章可循；要建立和完善财务会计制度，做到收支规范、账目清楚、公开透明，保证民间组织的廉洁性；要完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内部运行机制，增强民间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能力；要改组行政化的官方色彩十分浓厚的民间组织，使其真正定位分流，走人民间，名副其实。
摘要：民间组织明显地区刚于政府机关和企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目前在发展民间组织、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方面，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必须以更加积极的思路、更加宽容的态度和更加规范的运作来支持和发展民间组织。
公益组织的定义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团体；政府决策；影响途径；
中图分类号：D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4-0000-01
一、政治团体的含义和形成及特征
（一）政治团体的形成及定义
政治团体的形成，是社会关系的要求，也是政治参与行为的组织和制定体现。政治团体实际上是建立在多种社会关系及其利益关系基础上的组织和制度形态，是公民的政治权利的组织体现。
从广义上讲，政治团体是指为表达、争取人们的利益或与国家权利的运行有关而组成的群体、集团、集合或组织。依此来看，国家机关、军队、官僚机构、政党、工会、企业界协会、宗教组织都属于政治团体。
（二）政治团体的特征及意义
一政治团体的社会基础是具是有相对具体、集中、单一的利益和目标的人群。共同的利益要求是政治团体形成的前提。二政治团体建立的目的，是影响立法和政策的制定。政治团体由于其利益的单一，其活动的直接指向往往是一项具体的政策。三作为一种非政府组织，政治团体属于社会团体的范畴。
政治团体的意义：一参政、议政。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团体参政议政主要表现在可以直接参与人大法律、法规的制定，可以直接参与党组织和政府政策的制定，可以直接参与政策协商和民主监督。二组织、管理、教育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团体都是群众性的政治组织。
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团体
（一）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团体的性质和特征
政治团体作为现代政治现象，在社会主义国家体现得也很明显。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政治团体就在政治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作为执政党、政府和民众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政治团体发挥着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团体具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一具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二具有比较统一、规范的组织结构形式。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团体一般都没有同行的竞争者，没有工会之分，也没有保守与激进的妇女组织之别。三不同政治团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差别和不一致，但这种差别和不一致是建立在其整体利益一致的基础之上的。
（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团体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物中发挥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作用，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团体的作用：一参政、议政。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团体参政议政主要表现在可以直接参与人大法律、法规的制定，可以直接参与党组织和政府政策的制定，可以直接参与政策协商和民主监督。二组织、管理、教育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团体都是群众性的政治组织。三民主监督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为保证公共权力公平、公正、有效地为人民服务，需要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和充分的监督。
（三）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团体的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利益结构、社会群体结构等方面的重组，这必将影响到政治团体的组织和活动的变化。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结构的前提下，政治团体的组织和活动必将也需要进一步发展、健全和丰富。政治团体将更加富有主动性，尤其是在下情上达，反映和表达日益复杂多样的团体利益，健全利益表达和权益保障机制，对党和政府的民主监督，推进各级领导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三、我国当前三大政治团体影响政府决策的途径及方式
（一）我国当前重要的三大政治团体的含义及内容
我国当前最重要的政治社团是工会，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中国工人自愿结合的最广泛的群众组织，是工人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它要负责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同时，也要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二我国青年组成的最重要的全国性政治组织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中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三我国妇女政治社团主要是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它是全国妇女的群众组织，其主要职责是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动员和教育妇女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
（二）我国当前最重要的三大政治团体的作用及其方式
一政治团体的象征又被称为表示，政治团体可以为其成员提供种种象征性或表示性的权益。二政治团体的意识形态功能是指政治社团能够反映和形成其成员共同的政治信念和信仰。三政治团体的沟通是指政治社团为其成员、行政官员，议员或人民代表以及广大公众提供有关行业、本社团成员以及其他具体问题的信息或资料。四政治团体的工具是指政治团体被其成员用来完成某一非常具体的目标。
一意见表达功能。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团体不是“压力集团”，但它们都不同程度地代表着一部分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利益和特定方面的人民群众，通过向党和政府积极地表达和反映它们所代表的某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意见。
二组织作用。三参政功能。通过政治团体的组织和活动，公民可以以多种方式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
（三）我国当前最重要的三大政治团体发挥作用的途径及主要方式
公益组织的定义篇5
之分。以营利为目标的组织是经济组织，虽然对政治生活也有一定的影响，但这种
影响是受到限制的，以避免权钱交易之嫌疑。非营利组织是指无需向国家纳税的所
有社会组织，实际上就是利益集团。1非营利组织是民主的亲密伴侣、重要支柱和
必要前提，这似乎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学的基本常识。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非营
利组织与民主的关系并非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明了，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
非常复杂的，它们之间既可能是正相关关系，也可能是反相关关系，还可能是不相
关关系。
一、正相关
许多思想家均认为非营利组织是民主的必要前提，如彼德·伯格和理查德·纽
豪斯认为，"中介结构对于生气勃勃的民主社会是必要的。"2政治学家爱德华·希
尔斯(edwardShils)在《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一书中也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
变得更加民主，那就必须建立具有相当密度的、个人自愿结合的、精巧的社团体制。
非营利组织是民主必要前提，对这一观点的论证思路主要有两种，一是市民社
会，二是多元主义。
让我们先来分析市民社会的思路。在十八世纪以前，西方思想家所说的市民社
会指的就是国家。但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市民社会获得了现代涵义，它不再
是国家的代名词，成了专门指称存在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独立的社会活动领域的专
有名词。
在西方思想史上，人们对市民社会持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是否定的态度，
存在于法国大革命和黑格尔的著作中。二是肯定的态度，存在于英美文化传统中，
认为市民社会是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最可靠的避难所，在其中，个人自由和权利能够
免于国家权力的无端侵害。
肯定市民社会的态度与洛克的思想有关。洛克认为，政府的权威来自人民同意
的或者默认的契约。3不过，现代市民社会的观念比洛克的思想要丰富。因为洛克
的契约毕竟只涉及个人，而不涉及社会组织，不涉及个人与政府之间的中间地带。
洛克的思想实质是以契约来约束政府权力，从而保护个人的自由和基本权利。市民
社会的观念则是把个人组织起来，克服个人主义的局限性，以集体的力量来对抗国
家权力，从而保护个人的自由和基本权利。因为个人总是弱小的，他无法依靠自己
的力量独自对抗强大的国家权力。为了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使自己的声音能够为
国家所倾听，个人必须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力量来对抗国家权力。因此而形成的组
织就是本书所说的非营利组织。由于这些组织处于政府与个人之间，所以又称为中
介组织。
中介组织对于民主的重要性为许多思想家所承认。如罗伯特·奈斯比特认为，
中介组织是自由民主的真正源泉，因为中介组织在个人和现代社会宏观制度之间起
着非常重要的沟通作用。中介组织为对抗国家非正当干预个人生活提供了缓冲区，
"现代政治史中的真正冲突并不如人们所常说的存在于个人与国家中间，而是存在
于国家与社会组织集团之间。"4威廉·康豪塞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众多的彼此
独立、功能有限的组织容许民主控制，但也隔绝精英与非精英相互之间非正当的影
响。"5
非营利组织在促进民主方面的作用不限于保护个人对抗国家，它也保护个人对
抗他人的不当侵害，制约放肆的个人主义。如哲学家亚当·塞里格曼指出，"市民
社会"不仅强调"个人主义"，而且还强调"社群(community)"6，市民社会指的是既
超越国家也超越个人存在的领域。市民社会既对抗国家的影响，也制约放肆的个人
主义，并通过某种方式对个人实施社会化，以使其学会相互合作。在西方历史上，
宗教或者带有宗教色彩的自然法也曾经起过这方面的作用。但是随着宗教权威和自
然法传统的衰落，非营利组织已经不得不担当起履行这一功能的重任。
托克维尔也认为市民社会的功能就是对抗国家的影响、限制放肆的个人主义。
自愿结合的组织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他们促进个人主义，而是它有助于克服个人主
义引起的问题，即个人主义有弱化民众和使解决共同问题的任务复杂化的倾向。所
以，人们的素质越高，人们就越需要自愿结合的组织，也就越能够克服个人主义的
局限性。托克维尔说："在民主国家，所有公民是独立的并且是弱小的；他们自己
很难做什么事情，也不能迫使其同伴帮助他们。所以，如果他们不学会自愿地相互
帮助，他们都势单力薄。"7
据此看来，非营利组织是民主的关键，其原因不仅是它能够促进自由，而且是
它能够促进团结。就如托克维尔所说："只有通过人与人相互之间的互惠影响，情
感和舆论才能得到补给，人心才能得以宽广，人智才能得到开发。"8
当代研究专制制度的学者也有同样的理路，如彼德·伯格和理查德·纽豪斯认
为自愿组织的关键作用在于创造并维持社会价值，而康豪塞则认为，非营利组织能
够避免社会原子化，从而使得大众不易于被反民主的专制势力所蛊惑。
自愿结合的组织能够提供民主所需要的实际的技术训练，因而具有民主教育的
功能。就如彼德·伯格和理查德·纽豪斯所说："社团创制法律，选举官员，开展
辩论，倡议行动进程，这就履行了民主学校的功能。虽然我们可能认为某些社团的
目标是琐碎的、误导的或者怪诞的，但是它们的确履行了这一富有活力的功能。"9
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观念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存在着一个王国，在这个
王国中存在着由众多的自愿结合的组织构成的网络结构。市民社会中的非营利组织
服务于民主的途径有二，一是通过插入"中介制度"这一缓冲区来保护个人对抗自高
自大的国家权力；二是通过训练个人并创制社会团结网络约束放肆的个人主义并培
养合作精神。因此，市民社会理论的重点在于政治领域之外的社会领域，强调对抗
国家权力、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强调培养公民间的合作精神。
让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多元主义的基本思路。在美国，多元主义者的理论对手是
精英理论。精英理论认为，美国政治表面上看起来是民主的，但真正统治美国的是
权力精英，因为精英们把握着重要决策职位，选民在选举时实际上并未真正选择政
策。高度分化的政治体制使得有机会出任选任职位的公民无法对其政治行为完全负
责。多元主义认为，精英理论是错误的，在存在精英统治现象的情况下，众多的利
益集团中的精英们之间也存在着实际的竞争，这时即使没有公众的大规模直接参与，
政治体制也仍然会是民主的。在一个社会中，这样的组织数量越多，其政治体制的
民主水平也就越高。非营利组织不仅可以对抗国家、保护个人，而且也能够保护非
营利组织在控制或影响国家的努力中免于其他组织的非正当侵害。组织越多样化，
权力精英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多元主义者认为，所有的政治都不过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最好的政治
制度就是能够保护自由结社的权利以及能够调和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的制度。
社会是一个充满利害冲突的场所。个人从来就属于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而且其成
员身分和忠诚对象也是交叉的、相互冲突的。只有自由的最大化才能保证个人在多
重利益集团之间作出适当的选择。在政治多元主义看来，所有的利益要求都不是什
么坏事情，它既值得自己追求也值得他人尊重。而且，利益集团在为个人的利益服
务方面远比个人有效。那些找不到合适集团参加的人就应该自己成立利益集团。只
要有能力，就应该去影响政府。多元主义者认为，美国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利益集团，
这些集团的成员身分并不完全重叠，其权力基础也各不相同，而影响决策的技术也
五花八门。
市民社会理论与多元主义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市民社会理论认为非营利组
织在政治领域之外来对抗国家，保护个人，培养公民的团结精神。而多元主义者认
为非营利组织是深入政治领域并对其进行民主控制的机制。但是，它们的共同点也
是显然的，因为它们均认为非营利组织不仅有助于民主而且对于民主来说是至关重
要的。
二、负相关
自愿结合的非营利组织与民主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这种观念之所以深入人心，
并成为政治学的一般原则，其原因就在于市民社会理论和多元主义观念已经成了相
当多的人的思维定势。
不过，非营利组织与民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在西方政治思
想传统中，一直有人对市民社会和多元主义的观念不以为然。雅各宾主义、反多元
主义、民粹主义就是其中的典型。
雅各宾主义认为，市民社会和多元主义观念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非营利组织
和中介制度天生以个人为目的，赋予个人以力量，给个人以自由；二是非营利组织
之间的竞争是确定公共利益的途径。雅各宾主义者对这两个基本假设均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非营利组织不见得必然有利于个人自由。在许多
国家，家庭、宗族、教会、社区等中介制度结构往往压制个人的力量，限制个人的
自由，而不是赋予个人以力量，给个人以自由。这些中介制度把个人束缚在现行社
会控制中，并经常强化派别界线。结果，它们经常削弱民主统治的基础，并创造人
身依附的体系或者派别敌意。在历史上，1793年法国的中介组织就并未给民众以力
量，而是削弱了民众。也正是这一原因，以解放人性和争取民主为标志的法国大革
命一直努力抵制这些中介组织的权力。
法国大革命的思想领袖卢梭是雅各宾主义的理论代表。卢梭说："为了很好地
表达公意，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存在，并且每个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
意见。"10为了实现民主，必须遏制派系的发展，必须消除任何中介组织，从而更
广泛地开拓人类理性的自由发展，取缔植根于旧制度中的特权，扫清民主所需要的
人民自由表达其意志的障碍。
雅各宾主义的态度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也有所体现。黑格尔象卢梭那
样深深地怀疑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是特殊利益相互冲突的领域，充满着奢侈和
欲望、肉体和伦理堕落。11
当然，雅各宾主义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在各国政治实践中也有现实的基础。
在欧洲尤其是法国政治生活中，雅各宾主义仍然很有活力。坚持雅各宾主义的政治
家均认为，特殊利益集团会挫败民众对国家的控制，所以以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为主
导的社会显然无法实现民主。只有通过能够涵盖整个社会的民主选举的国家才能表
达人民的民主意志。自愿结合的组织是特权或者特殊利益的工具，所以是人性解放
和人民表达公意的障碍。
从历史事实来看，非营利组织在法国革命一百多年以后即1901年才在法国得到
合法地位，直到今天为止，许多法国人仍然认为来自有组织利益集团的压力是偏见、
非正义和无效率的源泉，国家及其官员则是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并且许多法国人还
认为法国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还要民主，因为美国的多数意志经常为狭隘利益集团
的需要所挫败，而法国却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雅各宾主义的主张在东欧也有强烈的反响。例如捷克总理克劳斯(Vaclav
Klaus)在反对对赞助活动实施税收减免政策时所陈述的理由就具有雅各宾主义的味
道。他说，对赞助活动实施税收减免，无疑是将赞助者的特殊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
上。在过去我们生活在错误的、父爱主义的国家怀抱里，它替我们做出选择，何者
该资助，何者该执行，而所用的钱全出自我们自己。现在，我们进行了一场革命，
国家变成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感谢上帝，我们能够影响国家决策，并且能够参与国
家在日常工作方面的偏好和优先次序的决定了。然而，赞助者寻求税收减免，实质
上就是在寻求把自己的偏好来取代公众通过民主程序通过国家做出的公共偏好。克
劳斯说，如果个人把资助行为看作是绝对个人的决定，或者运用其税后的钱，这是
正确的。但是，如果赞助者用税前的钱，那么他不仅违反了平等纳税的原则，而且
也违反了公益物品平等分配的原则。赞助者有意无意地通过其行为告诉我们他不承
认国家作为赞助者身分的观点，他要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实行赞助，他不赞成国家对
优先次序的选择，也反对国家对公益物品的保障。
雅各宾主义在美国也有一定的市场。美国公众关于责任政党原则的争论中有些
人就认为集团之间的斗争不会自动产生公共利益。他们认为，民主要求若干机制，
以便使选任官员对他们追求的政策负责。换言之，民主不仅需要利益表达，而且还
需要利益综合，把相互冲突的利益的聚合为可管理的整体利益，并在不同利益中找
出重要不重要的次序，以及向选民提供在可能作出的合理选择中可理解的许多项目
创议。自愿结合的组织可能很好地履行前者，但是它们没有手段履行后者。
就如著名的美国政治科学家沙茨奈德所说，压力战术的显著特点不仅是它能否
赢得选举，而且还在于是否试图劝服多数。压力政治是短路多数的一种方法。12在
此意义上，只有政党才给予提供民主控制的机制的希望。政党能够团结政治领导集
团，并把他们集中在能够为选民所评估的项目行为中。美国利益集团研究者贝里也
说，政党是利益集团的天然平衡器，它们为公民提供寻求国家集体意志的基本手段。
只有政党能够为公民提供公共政策基本方向的广泛选择。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
美国政党太软弱无能了，无法有效地履行这项功能。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利益集团的
权力特大。通过竞争筹款、政策研究、打入媒体并且与地方支持者联系，利益集团
比政党能够更好地诉诸选任官员以及那些寻求政治职位的人。此外，最近几年里，
专门为政治竞选筹款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兴起，也加强了这一现象，从而削弱了政
党作为选举竞争的核心角色的功能。同样，公民团体通过改革政党规则也发挥了类
似的作用，这些政党规则削弱了职业政治人员在提名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就是政党
的权力稳定地削弱，尽管这一趋向在八十年代末有微弱的回潮，但已经是回天乏力。
于是，无党派人士的比例逐渐上升，对政党持积极态度的人数逐渐下降。同样，国
会中投票的政党性也不再是常规。在当前，不结盟的证据在公众态度和行为中均非
常明显。向某个人投票而不是向政党投票已经成了美国人的共识，同时投几个政党
候选人的选票数目已经显著增加。很少有人把自己认同于某个党，对政党漠不关心
的人的数目自五十年代以来已经上升了三倍。在过去几十年来，政党的地位急剧下
降，动员公众的能力也因此而削弱了很多。利益集团已经获得了使得自己比以前更
为强大的资源。然而，政党地位的下降、利益集团地位的加强，其结果却不是真正
的民主政治的实现，而是挂羊头卖狗肉。这使得许多人都有受骗的感觉，觉得非营
利组织说起来是有助于民主的发展，但实际上却是阻碍了民主的发展。13
美国新闻记者迪翁分析道："美国人讨厌现实的政治实践，因为他们失去了关
于公共利益的所有感觉。在政治极化的最近三十年里，政治不再是人们解决分歧、
寻找救济和向前行进的精巧的进程。现在，当美国人观察政治时，他们本能地认为
当今政治不再是发现、解决分歧，而是故作姿态，提供短期政治收益。"利益集团
政治不可能产生迪翁所说的"公民精神的共同意识"。相反，美国社会次级团体的爆
炸性发展却削弱了发现并动员实施这类感觉所必要的支持的能力。在此意义上，非
营利组织就是民主的障碍。14
非营利组织瓦解政治体系，削弱整合结构，从而削弱了民主控制，以狭隘的少
数派控制取代了多数控制，因此非营利组织是民主的障碍，这就是雅各宾主义反对
非营利组织的原因所在。
反多元主义者认为，自愿结合的组织是民主的前提，这一观念的核心是所有利
益或多或少均在集团政治结构中得到了代表。然而，以集团输入为基本基础的政治
会忽略重要的利益，尽管这些利益表面上为大众所控制。换言之，这类政治不仅不
代表多数，而且甚至会不代表所有少数派的利益。
这在美国政治体系中的确是事实。例如，在三十多年前，政治科学家沙茨奈德
指出："多元主义天堂的缺陷是天国唱诗班的合唱带有强烈的上层阶级的腔调。"压
力政治本身是一种淘汰性的选择过程，不能服务于零散的利益。压力政治体制是倾
斜的、掺水的、不平衡的，只对某些少数派有利。1960年，在号称民主的美国，"
百分之九十的人不能进入压力政治体制。"15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西方世界出现了众多的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利益集团，
从而对沙茨奈德所说的商业和上层阶级的统治地位提出了挑战。不幸的是，公共利
益集团的发展也刺激了商业和职业组织反抗力量的发展。施洛兹曼和蒂尔尼说，"尽
管出现了其利益未曾得到代表的新兴集团，但是压力社群中的不平衡在最近几年似
乎仍有强化。"16就组织中个人参与和压力体制整体结构而言，情况也是一样的。
关于个人参与问题，七十年代末一项对美国家庭主妇的调查揭示了这一点。调
查结果表明，40％的受访者是私益性利益集团而不是公益性组织的成员，只有52％
的人既属于私益性组织，也属于公益性的组织。只有10％的人在小学毕业后从未参
加过任何组织，而参加组织的人中73％的人受过大学教育。63％的专业和技术工人
拥有组织成员的身分，拥有组织成员的人中13％的人是劳工。在压力体制的结构方
面也有类似的景象：在所有组织中，70％在华盛顿有活动，52％的组织在华盛顿有
自己的业务办公室。相反，即使假定所有工会、所有民权集团、少数民族组织、社
会福利集团、穷人组织、代表老人、残疾人和妇女的组织均是弱者的代表，那么这
些组织中在华盛顿有活动的也只有5％以下，而在这5％的组织中也只有10％才在华
盛顿有专门的活动办公室。
当然，这些数字本身并不能够完全说明问题，因为无组织的利益通过政治体制
中的其他渠道也能够得到代表，并且从理论上来说，广泛的代表并不必然是有效的
代表。然而，这些数据也有助于解释所谓"公共利益集团"或"公民团体"的严肃的研
究者为什么怀疑这些集团对美国民主的长期影响。实际上，非营利组织的的倡导者
在提出问题和政策倡议方面远比开发解决方案、加强妥协更有效。通过扩大组织并
保证程序改革来对抗特殊利益集团是幼稚的，因为这些做法至多能设置若干障碍来
抵制特殊利益从而保障较为广泛的利益。
但是，这些数据至少能够说明非营利组织是民主的前提这一假定是轻率的。尽
管公民团体和非营利公共利益组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美国的利益集团体制显
然仍是名不符实的，这一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利于有权有势者，尤其是有利于商
业阶级，而不利于广大公众和无权无势者。
总之，无权无势者和广大的公众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代表，但其代表
的途径并非是自愿结合的组织的体制。因此，非营利组织可能不是民主的前提而是
民主的障碍。
美国社会中民粹主义者对非营利组织是民主的前提这一主张也提出了挑战。民
粹主义者认为，非营利组织的运作越来越象它们所要控制的国家与商业世界的官僚
制度。非营利组织不支持公民参与，以职业政客的努力来取代公民的自觉努力。象
国家一样，它们也有精英控制和脱离他们所要为之张目的选民的倾向。它们逐渐走
向官僚化，逐渐丧失了作为其本质特征的自发性。就如哈森费尔德和英格利希所说:
"人类服务组织日益职业化的未曾为人所预料到的严重后果是疏离顾客，尤其是赤
贫者和下层阶级与这些组织提供的服务疏离得更远。"17
这一批评导致了对新型公民政治的呼唤，新型公民政治让公民个人直接从事政
府管理过程，而不是通过代议制度或者非营利组织等中介参与政治。本杰明·巴伯
就是这一新型政治的鼓吹者之一。他说："自由理论赖以在保障民主(尤其是是代议
制)的同时保护自由的主要手段实际上并不保障民主也不保障自由。代议制即使有
助于责任制和个人权利，但它也摧毁公民参与和公民精神。代议制民主象我们的政
治语言所产生的矛盾修饰法那样吊诡。"巴伯不主张以非营利组织为中介的政治，
而拥护"无中介的自治政府"，他在"强力民主"实施计划中根本没有提到非营利组织，
他只提到过"私人利益志愿者"，并且以否定的语气提到的。他说："对民主有价值
的是公共利益志愿者的活动而不是私人利益志愿者的活动，私人利益志愿者活动只
能更加强化利己主义。"18
所以，非营利组织远不是民主的前提，而是民主的严重障碍，因为它们实际上
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不反映公共利益，阻碍公民积极参与公共决策。
三、不相关
第三种观点是非营利组织既不是民主的前提，也不是民主的障碍，它们压跟就
与民主无关。就美国的情况来看，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许多非营利组织在很大程
度上并不从事政治活动，如果民主的实质是政治性的，那么非营利组织与民主就没
有什么关系，虽然在潜在意义上它们可能会有间接促进民主的效应。
美国政治学家西奥多·洛威(theodoreLowi)在七十年代末描绘了这一情景："
如果没有众多的公共服务和慈善机构系统地清除垃圾、清洁街道，帮助流浪者，城
市生活是无法想象的。"然而，洛威注意到："所有自愿结合的组织，无论规模大小，
均因为坚固的行政内核而失去了其自发性......这样的团体自然获得了潜在的政治
权力，但只在偶然的情况下才具有政治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只是做些行政管理
的工作。"
在八十年代，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萨拉蒙(Lesterm.Salmon)对非营利公益
服务组织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非营利组织与民主不具有相关性。根据萨拉
蒙的分析，从总体上来看，在所调查的所有组织中，只有3％的组织在一开始从事
一些或者是政治和立法论题或者是特别顾客团体的拥护性的活动，即把将近一半或
者一半以上的经费用于这类活动。至少介入某些政策创议的活动的组织稍多一些，
但也只有18％左右，不到五分之一。大的组织比小的组织更可能从事政治性活动，
具有多项服务功能的组织和社区发展组织比其他组织更可能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其
差别也并不是很大。并且从总体上来看，大约五分之四的组织很少参加政治活动，
只做公共服务的"行政管理"的工作。
为什么如此呢？一种解释是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资助的增长制约了非营利组织
从事政治活动，因为非营利组织介入政治可能会导致政府资助减少。不过，这一解
释很难找到经验证据。相反，政府资助的增长可能是导致高水平的政治倡议活动的
主要因素之一，因为积极参与政治，可以通过政治影响力来争取更多的政府资助，
所以政府资助的增长也可能提高非营利组织从事政治活动的积极性。
更有说服力的是这一事实，私人基金对非营利组织政策倡议活动的支持很有限，
并且很不可靠。根据克雷格·詹金斯的研究，美国非营利组织从事政治倡议活动的
关键因素是外部资助。然而，这些资助的可得性是有问题的。1971年是这类资助的
高峰年，但是支持非营利组织倡议活动的资助只及美国所有基金会资助的0.705％。
19
因此，现代非营利性的人类服务组织从事政策倡议的活动非常有限，其原因可
能在于过去三四十年里，社会服务领域逐渐职业化了。自五十年代以来，救济穷人
等社会工作越来越职业化，使得社区组织者和政治活动家越来越疏离非营利的社会
化服务组织。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越来越象医生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社会
工作的实践开始由邻居转向组织，由家庭转向办公室。在这一进程中，人类服务组
织变得与民主的实践越来越不相关了。
因此，非营利组织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既可能正相关、反相关，也可
能不相关。那么，这两者之间到底是正相关、反相关还是不相关呢？这可能取决于
特定的条件。也就是说，当国家权力过分强大，并对社会自治空间构成威胁时，非
营利组织是民主的前提；当基于经济利益、种族差别或者其他基础的私人团体摧毁
了关于共同目标的实在感觉，扭伤了公民之间的精神纽带时，非营利组织就可能是
民主的严重障碍；而当非营利组织不再从事政策倡议等政治活动，只追求狭隘的角
色概念时，非营利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就与民主不相关。这一结论可能并不令人满意，
但它的确说明了理论分歧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当然，从总体上来看，对于
实际而健康的民主建设来说，非营利组织虽然有不尽令人满意之处，但在具有集权
传统并且不存在严重的政治不稳定问题的国度里，它对于民主建设的益处显然大于
坏处。
注释
1严格地说，国家组织和政党组织也是非营利组织，不过这两种组织是纯粹的
政治组织，因而一般说非营利组织时，不包括这两类组织。
2peterL.BergerandRichardJohnneuhaus:toempowerpeople:the
RoleofmediatingStructuresinpublicpolicy，washington:american
enterpriseinstituteforpublicpolicyResearch，1977.
3洛克：《政府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
4Robertnisbet:Communityandpower，newYork:oxfordUniversity
press，1962.
5williamKornhauser:thepoliticsofmassSociety，newYork:the
Freepress，1959.
6adamSeligman:theideaofCivilSociety，Glencoe，ill.:theFree
press，1992.
7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
8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
9peterL.BergerandRichardJohnneuhaus:toempowerpeople:the
RoleofmediatingStructuresinpublicpolicy，washington:american
enterpriseinstituteforpublicpolicyResearch，1977.
10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
1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
12e.e.Schattsneider:partyGovernment，newYork:Holt，Rinehart
andwinston，1942.
13Jeffreym.Berry:"interestGroupsandtheChangingnatureof
interestGroupsinamerica"，in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no.528，
July1993.
14e.J.Dionne:whyamericansHatepolitics，newYork:Simonand
Schuster，1991.
15Schattsneider:theSemisovereignpeople:aRealist'sViewof
Democracyinamerica，newYork:Hold，Rinehartandwinston，1960.
16KayLehmanSchlozmanandJohnt.tierney:organizedinterestsand
americanDemocracy，newYork:Harper&Row，1986.
17YeheskelHasenfeldandRicharda.english，eds.:HumanService
organizations:aBookofReadings，annarbor:theUniversityofmichigan
press，1974.
18BenjaminR.Barber:StrongDemocracy:participatorypoliticsfor
anewage，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
19CraigJenkins:"nonprofitorganizationsandpolicyadvocacy"，in
公益组织的定义篇6
[论文摘要]行政忠诚是行政伦理的一个基本规范,是行政主体应有的一种道德品质。行政忠诚是官僚组织对官僚个体的最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官僚组织得以存在和正常运行的制度保障。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当中,官僚个体面临着严重的忠诚困境。解决这一伦理困境最为有效的途径应该说就是行政检举。
在官僚组织当中,官僚个体被要求必须服从组织规则,履行组织的职责,保持对组织的效忠。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当组织利益和公众利益出现对立和矛盾的时候,尤其是面对组织内部严重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的时候,作为官僚个体,应该是忠诚于组织还是应该忠诚于公众?这是当前存在的一个伦理困境。如何走出这一伦理困境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行政忠诚的内涵及必要性
行政忠诚指的是行政主体对上级权力主体和更高价值主体的服从、尽责和尊崇。忠诚行为的出发点是服从,服从上级和组织的意志和政令,按上级及组织的要求和方针办事,不违抗、不推诿。同时,这种服从不是消极的,而是真心实意地去执行上级和组织的指令,尽责尽力实现上级和组织的目标,全心全意地去维护上级和组织的权威。
作为一种行政的行为规范,忠诚是行政组织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内在要求。行政组织系统是一个有序的等级结构,它是通过逐级授权而形成的上下权力统属关系系统。下级的权力来自上级授权,下级的职责是完成上级确定的目标。在这种科层官僚组织结构中,上级与下级的地位是单向的,不可逆的,上级处于主导地位,下级处于从属地位。行政组织和治理方式这种特定的性质,必然要求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员工应该尊崇领导。从组织学的角度看,在行政组织关系内,行政人员是作为组织的一个角色而存在的,而不是一个自然人或公民。它是组织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或者说是组织实现其目标的工具,个人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当然,这并不否认行政人员作为个人具有的独立人格和作为公民拥有的权利,只是当他作为行政组织中的一个角色去处理与行政组织和上层的关系时,他(她)只能去服从和忠诚于组织,而不能强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否则,行政组织系统就无法维持,行政人员也就丧失了作为行政角色的存在价值。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曾经以权力效应的“双峰对称”理论解释个人服从的理由,并说明服从对实现行政目标的重要性。“双峰对称”理论认为,“组织只有赢得内部对其目标的服从时才能赢得外部的服从。其外在权力的大小和可靠性取决于内部服从的程度”。[1]因此,组织系统中的个人服从是有效行使权力的基本保证,个人的从属地位是权力效应的决定性因素。自上而下的等级次序是组织高效运行权力所必需的,也是政府实现组织目标的必要保障。根据加尔布雷斯的理论,“内部权力和外部权力所形成的‘双峰对称’是一个组织有能力让人们服从其目标的首要条件”。[2]行政人员作为个体,或者作为下级,其基本职责与任务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他们的角色只是组织机构整体安排中的一个分子。“个人要服从组织的共同目标,这种对内实行的权力就使组织有能力在外部强调自己的意志。内部对外部起关键作用。这是行使任何组织权力的一个永恒的特征。”[3]在组织的协作体系中,个人的基本角色只能是服从与效忠。
二、行政忠诚困境的产生及其原因
可以说,行政忠诚不论对于行政组织系统的有效运行,还是对于行政人员自我价值的实现,都是很重要的。然而,人们在具体履行忠诚义务时,却常常陷入忠诚与道德自主性相冲突的伦理困境。
在公共行政实践的历史上,官僚组织中的服从与效忠既代表着高效率,也意味着个人有限的道德理性能力。这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组织正是通过这种高度服从的权力运行模式,为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政府管理在统一指挥与严格的服从中创造了高效行政的经典模式。但是,官僚体制下的个人在服从权威的同时,其自身的理性判断与选择能力很低。由于层层服从的组织结构,他们不可能塑造个人完善的自主意识,也不能作为独立的个体选择行为。行政组织有国家的强制性力量作为后盾,组织中的个人通常无力摆脱组织的控制,在一个官僚制机制十分完善的组织环境中,个人的道德理性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的行为便出现了米尔格莱姆所说的“转换理论”,在官僚组织当中,官僚个体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在严密的科层体制之下,以及以国家力量作为威慑力量的情况下,官僚个体“从为自己的目的而行动转换到作为纯粹的人为实现他人利益的愿望而行动”。[4]这往往会导致官僚个体只对拥有权力的上级指示负责,却不为上级所命令完成的行为负责。官僚组织成员在这种等级森严的体制当中,当个体作为行政人员进入官僚组织之后,他们所谓非社会化的、自然的人的特征就消失了,成为了执行上级命令的工具,其主要职责就变成了组织权力实现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从而导致了官僚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严重弱化和工具化。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行政忠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压抑人们的道德自主性,降低人们的道德理性水平,使人们丧失某种道德判断力,甚至可能陷入盲目与迷信的误区。有学者指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就是发生在一个严格的服从型官僚体制基础上的。正是行政官员的服从与忠诚,使希特勒病态的狂妄野心得以推行,罪恶的指令变成了血醒的现实。纳粹统治期间在奥斯威辛大量的罪恶行径,都不是当时社会上的病态狂或罪犯所为,而是那些正常的行政官员所为。这些纳粹德国的官员们在执行希特勒的命令时,都把它看作是服从上级的指令,全力以赴地支持和贯彻上级的决策是他们的职责,执行大屠杀的命令也只是履行职责而已。他们是坚定地忠诚于纳粹政府,或者说忠诚于希特勒的。
但是,没有人能否认,他们的服从与忠诚是盲目与愚蠢的,实际上丧失了理性自主能力。这与他们所处的官僚机器的性质密切相关。在官僚制度中,作为执行者的一般行政人员,甚至各级行政官员的道德选择能力都极其低下,或者说,官僚体制除了要求个人服从与忠诚以外,并不需要个人自主的判断与选择。组织中的职责对个人提出的要求,成为他们必须接受的美德,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个人也就丧失了对善恶的辨析力,至少对上级的指令和决策的是非对错,没有了分辨力,也不愿意进行辨析。这样,当上级的决策失误甚至出现一些恶意的决定时,他们就会成为错误的推行者甚至罪恶的帮凶。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伦理困境,究其原因还在于行政人员的责任和义务之间的冲突。“责任”(responsibility)一词是行政伦理学领域的核心词汇之一。美国公共行政学家特里·库伯认为,责任应被界定为官僚组织中的个体对保障组织的高效率运行和维护公众利益所应负的职责和义务。相对于职责而言,义务更具有根本性。职责是确保义务在等级制度结构中得以实现的手段,更多地体现于对所在组织的忠诚和服从,以保障组织的高效运行;而义务则更多地体现于对公民利益的维护,根植于我们对自己忠诚、良知和认同的信仰。正是对个体自身和公众利益的认知和价值认同造成了我们信仰的产生,进而指导我们以某种特定方式的行为。
因此,责任与义务的冲突就体现于官僚个体在面临组织利益与公共利益对立时的两难选择。选择忠诚于组织的话,保障了组织的正常运行,实现了组织的利益并使自己免于遭受报复,但是,却使公共利益受损,自身在接受公众委托时对公众所承担的义务、这种深植于内心的伦理自主选择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扭曲;而反之,选择忠诚于公共利益的话,自身的伦理信仰得到了坚持,尽到了自身对公众承担的义务,但是却破坏了组织的权威体系,破坏了组织的权力运行,更使得自己被排斥在了组织之外。问题就在于,来自于组织和公众的两种权力和压力有时从本质上是不相容的,是根本上对立和矛盾的。按照中国的俗语就是:做了你要下地狱,不做你也要下地狱,从而使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发挥和选择面临严重的两难选择。
三、行政忠诚困境的解决途径
确实,服从与忠诚伦理会导致对行政人员个体道德的压抑和消解,甚至可能成为错误与罪恶的帮凶,但是没有忠诚伦理行政体系又无法有效运行。那么,如何来化解忠诚伦理的这些内在矛盾,走出忠诚道德的困境呢?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忠诚困境,尤其是面临组织中出现的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而官僚组织和公众存在着严重信息不对称,并对组织的监督缺乏效果的情况下,最为有效的伦理选择应该说就是行政检举。
在行政伦理中,“检举”有其特定的含义。美国联邦法律把检举揭发界定为“一旦雇员或候选人合理地确信发现了违背法律、规则或规定的证据;或者发现明显的管理失误、资金浪费、滥用权力;或者发现某些对公众健康和安全具有实质性的、特殊的危险,某些个人就会向公众揭露这些内部消息”。[5]“检举”是指组织内部的行政“个体人”通过越出组织程序的方式,向公众揭露组织内部的行政官员或部门违背公共利益、侵吞公共财富的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行政检举的提出并非违背了组织和公众对官僚个体提出的行政忠诚。这是因为,根据委托理论的主要观点,组织的存在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而服务的,官僚组织的利益应该从属于公共利益。因此,“那些拥有这些角色的人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他们最首要的义务是公民义务。无论如何,当发现所供职的机构疏于为公民的利益着想,更没有为公民的最大利益着想时,所有的公共行政人员,实际上是所有的官僚组织成员都有责任去维护他们的公民利益。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违背了公众的受托责任,也是对公民责任的否定。”[6]
公益组织的定义篇7
一、公益创业的产生和发展
概括而言，“公益创业”指个人在社会使命的激发下，在非盈利领域援用商务领域的专业作风，追求创新、效率和社会效果，在争取慈善资金的竞争中独树一帜，将公益事业办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有竞争力的实体[1]。“公益创业”的出现标志着一个社会朝着公民社会方向的重要演变，说明社会在再分配和公民在社会改进中的角色方面出现了体制性的变革。公益创业这个词被公认是由阿苏迦基金会的创始人追顿提出的，而在狄兹1988年发表了“公益企业家的含义”的文章后才首次对这个词进行了定义。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欧美国家，这个词也是最近才出现的，针对它的一系列定义、规定都处在未发展完善的阶段。
（一）“公益创业”在美国诞生的背景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对社会福利事业的资助大为削减，与此同时，又通过税收优惠的政策，鼓励私人捐助非盈利组织。而大量的私人捐助大大丰富了美国公益基金的数额，并由此催生了大量的非盈利组织的成立。随着时代的发展，公益组织的增筑幅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同期公益基金的增长幅度，对资金需求的竞争由此产生。非盈利组织需要“借用商界专业化操作和市场运作的技术来提高自身的效率，更好地进行公益服务”，公益创业的概念营运而生。从此，创业不再是盈利企业的专利，非盈利企业也逐渐走向市场化、竞争化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公益创业不仅仅是创业，不仅仅是公益，也不仅仅是公益和创业的相加，而应该是两者的有机结合体。优秀的公益企业家们，不仅具有企业家特质，更负担着社会使命。公益创业要求一个组织既具有整合资源、把握机遇的能力，更要求其有值得人信赖的声誉和良好的道德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说，公益创业兼有公益和商业的特性，它的竞争和发展都和以往的纯商业企业有着相似却又不同的方式。
（二）公益创业在中国的借鉴和发展
美国的公益创业的发展主要是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充足的自由的公益资金；成立非营利组织的自由；非营利组织的监督和评测体系；掌握了一定管理技能的专业人士进入该领域。这些情况使得美国的公益创业的发展水到渠成，而中国相较于美国，这四个方面都有欠缺之处，这就给中国的公益创业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首先，中国的公益基金规模远没有美国庞大，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要求远远达不到社会的需要量。例如据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徐永光计算，中国和美国人均收入相差38倍，而人均慈善捐款相差了7300多倍。我国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2002年，中国私人捐赠人均只有0.92元人民币，不到当年GDp的万分之一。而2003年美国人均私人捐款828.7美元[2]。其次，中国的非盈利组织的发展还很不成熟，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由于公益基金总量的缺乏也抑制了中国非盈利组织的扩大发展。另外，中国的独特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背景，使得非盈利组织产生与发展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相较于西方的非盈利组织监督和评测体系以及高度自由的非盈利组织体系，中国更需要开辟一条新型的发展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公益创业概念的提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相较以往，非盈利组织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提到社会责任，企业想到的是高额的成本，而不是能带来附加的收益。而公益创业为此提出了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公益组织与企业也许能通过公益创业这一新型模式找到适合的合作方式。公益创业理念在中国的推广，也许可以唤醒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并启发企业探索更切合实际地承担社会责任的路径。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中国的非盈组织也许能通过公益创业找到属于自己的繁荣期。近年来，知名的全国创业比赛“创青春”在其主体赛事里加入了公益创业赛，与创业计划赛、创业实践赛并称为三大创业赛，足可以见识到中国政府以及企业家对公益创业这一新型模式所寄予的厚望。
而与中国的公益创业相对的，是中国的非盈利组织尤其是民间非盈利组织力量的微小薄弱以及中国对非盈利组织的规章制度的缺乏和不完善。
二、我国公益创业发展预期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已经到了必须正视和解决在快速的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发展阶段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公益创业的发展刻不容缓，同时，也正在欣欣向荣的发展起来。对公益创业在我国的发展，大致有以下几个可能的方向。
（一）创业因素的融入促使公益事业更加高效
21世纪，创业已经成为发展社会生产，提高社会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已经成为社会政治、文化的不可缺少的部分。通过公益创业，公益活动的发生率将会被提高，公益组织成立的成本将会被降低，从而达到扩大公益组织数量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在公益事业中引入竞争机制，使那些公益创业组织不得不依靠商界专业化操作和市场运作的专业技术来提高自身的效率，更好地进行公益服务，在获得长期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3]。
（二）政府将发挥引导作用并提供良好的环境基础
为当今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中国的经济的转型迫在眉睫。中国经济的发展要从重视发展的速度变成重视发展的质量，要从重点发展经济总量到重点调整经济结构。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发展的地域不平衡问题，城乡不平衡问题，行业不平衡问题等各种发展中产生的问题，都将成为亟待解决并且必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难题和挑战也会给相应的行业、产业带来新的机遇，形成新的商机。而公益创业，可以巧妙地转化这些问题或者商机，将其变为可以既有商业价值，也能服务社会，承担社会责任的产品。从这个角度来说，公益创业任务艰巨，机遇良多，如果能好好利用和把握，公益创业的前景将是无穷的。而现阶段来说，我国的公益领域仍然缺少民间力量，不是以民间公益组织为主，而是以政府扶持的事业单位和政府性公益组织为主，这不是公益创业发展的沃土。公益组织的自由度不开放，将会使得中国的公益组织的发展得到抑制，公益创业也就无法发挥出其重要作用。
（三）公益创业将表现为多样化的公益活动
这种多样化，体现在公益创业目标的多样化，也体现在公益创业进入领域的多样化。另外，公益创业作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一部分，必定要与社会大环境相结合。也就是说，我国的公益创业，要体现中国特色，它的产生、发展都离不开中国的社会现实。它的目标、方式、特征都带有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特点。国外的发展模式固然可以学习借鉴，但要与我国的现实相结合，否则，则会将公益创业带入体制僵化的泥潭。例如，由于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经济上也还属于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的公益创业必将与基础产业、行业息息相关，要有生活必需性的特点，而不能一味求快求好。这是一个关系整个社会面貌的大工程。
（四）公益创业意识将逐渐深入人心
目前，企业、大众都仍然停留在公益即捐钱、捐物的概念上，公益创业仍然是一个很陌生的话题。就中国而言，所有的社会大变革都离不开民众的力量，而现代企业作为人的集合体，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因此，公益创业想要在中国成功推行，一定离不开对大众意识的引导和培养。没有公益创业的倾向，就不会有公益创业的活动产生。政府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引导公益创业意识和倾向成为主流文化中的一部分，而企业可以加强这种倾向和意识，做好公益创业活动的表率，使得民众能够信任公益创业活动，重视它的效率作用、公平作用。
（五）公益创业离不开公益创业教育
由于公益创业是一种新生产物，公益创业需要更多的人摸索前进。因此，提高公益创业人群的知识水平和创业能力，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过去的创业者有许多运气的因素，在中国市场未发展完善的时候，创业人也许只要眼光、机遇、资源就能成功。而现在的创业，尤其是公益创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些，更需要专业的知识，果断的判断能力，商业企业的眼光。诸如此类，都离不开教育，缺少专业化的教育和历练，就无法成就长期有生命力的公益创业活动
三、什么是非盈利组织以及非盈利组织会计？
非营利组织是指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其经营目的主要在于谋求社会利益，而非经济利益。“非营利组织”一词由国外引进，通常可以分为政府性非盈利组织和民间性非盈利组织。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民间非盈利组织，因为政府性的非盈利组织有其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在发展和壮大上有其先天优势，通常和公益创业无关，因此不做重点探讨。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民办医院、民办基金会等民间非盈利组织越来越多，焕发出新的活力。民间非盈利组织在内容上贴近于政府性非盈利组织，而在形式上却更贴近于商业企业，尤其是在公益创业产生之后，它可以适当从事一些盈利性活动，形成一定的经营收支。
非盈利组织会计，顾名思义，就是为非盈利组织所做的会计核算工作。它与各级政府部门的各种社会公共经济活动相比，特殊性主要体现资金来源的多样性，而非单一依靠国家财政。且民间非盈利组织的收入还主要来自于社会团体的捐赠。以2001年为例，全国教育经费中，家庭和学生个人缴纳的学杂费、非政府社会和个人教育投资占教育经费总量的45%，而公共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只占55%[4]。除此之外，民间非盈利组织还负有纳税义务，它的经营管理除会计核算方面的问题之外，还应当讲究纳税信用。而与商业企业的经营活动相比，非盈利组织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而是按照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提供者的期望和要求以及自己的良知等更好地发展事业或提供社会服务，注重的是社会效益。即使产生经营性的收支，其根本目的也应当是为被服务对象服务，非盈利企业的收入主要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赚更多的钱，两者有本质的区别。
在公益创业之前，民间非盈利组织的收入更多地是体现在接受社会捐赠、政府购买服务上，而支出则更多地体现在为所服务的社会项目提供资金上。在公益创业产生和兴起之后，民间非盈利组织的收支将会涉及产品与服务等多个领域，不再是通过单一的接受捐赠获得收入，更可以将由所服务的社会对象产生的衍生产品对社会大众进行出售，或者与企业联系。例如百事可乐沙漠种土豆，这些种种的新型民间非盈利组织的运营方式，对民间非盈利组织的会计核算带来了巨大的难题和挑战。相对于趋于完善的企业会计制度而言，中国在非盈利组织方面的会计制度的发展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这对中国民间非盈利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非常不利。
诚然，非盈利组织会计与企业会计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一是概念有别。企业会计中，会计的服务对象就是企业，会计核算所关注的只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有关，而在非盈利组织会计中，因非盈利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特点，其会计核算对象不与盈利相关，由此导致非盈利组织会计更偏向对过程的考核，而不是最终的盈利。非盈利组织会计有很强的社会属性。二是职能有别。企业会计的职能主要以反映、监督为主，并为决策提供信息。会计能反映企业运营的全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企业运营的过程进行监督管理。细化来说，它可以对企业的运营事前、事中、事后三个方面进行监督，不同的会计信息还可以提供给不同的使用者进行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更进一步地，企业通过以前记录的会计信息对未来进行预测，并做出未来的会计预算，有利于企业的经营决策。而非盈利组织会计的主要职能是统计一定时期的收入和支出，并对所得到的社会效果和回馈做出总结，但不直接参与决策之中[5]。但现代的非盈利组会计，也对它的决策职能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市场化竞争下，非盈利组织尤其是民间非盈利组织，不能再依赖于社会的直接捐赠和企业的无偿现金支持。三是核算方法有别。非盈利组织和企业会计核算的方法不同，也主要是由于它们的会计核算概念和智能不同。企业会计和非盈利组织会计的核算方式不同，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会计核算基础不同―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会计核算所依据的准则不同―《企业会计准则》和《非盈利组织会计准则》；会计核算的原则不同，例如企业会计的核算要求遵循谨慎性原则，而非盈利组织会计的原则则较为宽松。
现阶段的非盈利组织会计，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充分。在现行会计制度下，我国的非盈利组织会计的资金管理和使用没有完全透明。对于商业企业来说，企业上市募集资金就需要外部人员进行审计，并定期披露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而非盈利企业天生就有募集资金的功能。不仅仅如此，非盈利企业的资金募集还涉及到社会公平和社会资源再分配的问题，使得它涉及更严重的道德问题，应当更为严格地对其进行规范，接受公众的监督。二是会计核算基础存在问题。现行的企业会计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能正确地核算各项成本费用，将收入和费用联系起来，权责明确，有助于企业的管理。而非盈利组织则是以收付实现制为会计核算基础，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预算管理，但不能为内部管理和外部捐赠者使用。三是会计要素设置不全面。非盈利组织会计要素设有资产、负债、收入、费用和净资产共五个科目，而没有盈利和损失项目，这就使得外部捐赠者不能有效地获取和评价关于非盈利组织经营和财务方面的信息，对非盈利组织的自身管理不利，在公益创业中，也不能使企业和大众对其产生信任，大大限制了中国的非盈利组织尤其是民间非盈利组织的发展。四是非盈利组织会计模式不健全，缺乏盈利性指标。在非盈利组织实行预算管理的前提下，会计核算中是没有盈利性指标的，盈利性指标不仅是为企业盈利服务，而且是评价企业运营效率的重要指标。尽管非盈利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是仍然需要考察其的工作效率和资源使用率，从而能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非盈利组织，避免人浮于事，浪费社会资源。
四、构建非盈利组织会计的建议
（一）加强非盈组织会计社会公信力的建设
要求非盈利组织定期披露会计信息，对非盈利组织尤其是民间非盈利组织的会计信息披露做出更为具体和完善的规定，能使民间非盈利组织发挥出自身资金自由度的优势，吸引更多的社会大众和企业的目光，获得社会信任。其次，它能使民间非盈利组织在公益创业的浪潮中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
（二）调整非盈利组织的会计核算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扩展其发展规模的过程中，非盈利组织尤其是民间非盈利组织的发展越来越向市场靠拢，资金的获取和使用情况也越来越复杂，帮助弱势群体、改善生态环境，这些原本仅仅只能通过社会资助、国家直接的资金扶持才能运行的项目。当前，在公益创业的浪潮中，已经有不同的方式，创新创业正在公益的这块土地上诠释出不同的含义，拥有更为多样的表现方式。因此，重新审慎非盈利组织的会计核算基础是十分必要的。
（三）增加会计核算要素和科目，尤其是损益类科目
增加损益类科目，可以充分发挥非盈利组织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可以有效的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已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使得效率与公平通过非盈利组织的调配作用达到协调发展。
（四）调整非盈利组织的会计核算模式
并不是所有非盈利组织都需要采用预算管理的方式进行会计核算的，更多的非盈利组织尤其是民间非盈利组织，更需要接近于普通商业企业的会计核算模式。对于政府型民间非盈利组织，也可以采取预算管理与非预算管理并行的模式，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将会大大有利于非盈利组织的发展。
五、公益创业对非盈利组织的挑战及其探讨
2009年全球创业观察将公益创业活动的组织形式划分为四种类型，并对每个类型在整个公益创业组织总数中所占比例进行了调查：第一，传统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traditionalnGos），这类组织以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为宗旨，不以盈利为目标，这类组织在所有公益创业活动组织中的比率为8%。第二，非营利组织（not-for-profitSes），这类组织以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为宗旨，不以盈利为目标，以创新为主要特点，其所占比率为24%。第三，混合型组织（HybridSes），这类组织一方面以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为主要目标，同时要获得财务收益与经济效益，其所占比率为23%。第四，营利性组织（For-profitSes），这类组织通过解决社会责任问题与环境保护问题，获得财务收益与经济效益，其所占比率为12%[6]。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到，尽管在现阶段，非盈利组织和混合型组织仍然是公益创业的主要组织形式，但盈利型企业在公益创业方面有着无穷的潜力，在中国来说，更是如此。盈利型组织的财务更公开透明，并具有更好的自造血能力和持续盈利的能力，这是中国的非盈利组织远远比不上的，在市场竞争的社会大环境下，它更具有竞争和发展的潜力。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非盈利组织的变革迫在眉睫，这种变革的迫切性体现在会计核算上则更为明显。
公益组织的定义篇8
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才能显示优越性,有了优越性,人们才能决定去维护和坚持她。社会成员认可是维护政治发展道路安全的合法性基础。政治发展道路归根到底是引领群众行动的一种途径、方式和保障,实质是对人的领导和指引。所以,说到政治发展道路的安全,最关键的莫过于被领导和被指引人的衷心拥护与认同。在当代中国,社会成员对政治发展道路的认可,集中表现在价值取向的选择和发展成果的分配上。政治发展道路的价值取向能不能坚持以人为本,是获得社会成员认可的基础与前提。应该说,中国的民本思想是从古代思想家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开始了的,并且也得到多数统治者的认同。但这种民本思想的实质是统治者把民众当作进行统治和创造国家财富的工具与“本钱”,是对老百姓的利用。坚持以人为本的实质是要把人民群众当作“本位”———以满足人的需要和全面发展权利为目的,一切发展为了人民。坚持这种价值取向的政治发展道路能够获得广大社会成员的认可。政治发展道路能不能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获得社会成员行动支持的根本条件。千百年来,中外历史上有过不少国家在经济发展时期也发生政府的典型,关键原因是社会底层群众没有共享发展成果。所以,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既要大力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又要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注重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真正做到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这样,人民群众在切身利益上感受到政治发展道路的优越性,就会坚决拥护和支持她。社会正义是保障政治发展道路安全的道德支撑。处于政治发展道路中关键地位的执政党和立法机关,能不能通过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保障社会正义,是政治发展道路能否获得社会道德支撑的关键。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是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在与封建统治斗争中提出来的要求,中国政府改革开放以来也十分重视这一问题,不仅认识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推动社会公平正义是政府的良心,而且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低生活保障机制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致力于努力解决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保证社会公平正义要依靠制度。有了科学合理的制度,权力分配和利益调整才能在一定的轨道上正常有序运转,人们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评价才能符合社会公认的准则。我们必须大力加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各项制度建设,充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益。在推进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的进程中,要坚持如下原则:一是在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上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二是在制度制定时要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制度建设的内容要注重维护公平正义体制机制的完善,尤其要形成正义的就业入学制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四是要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措施的贯彻执行,以执行力增加政府信任。
保障政治发展道路安全视域下的社会机制建设内容
我们在政治发展中,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充分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尤其是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分配,要公正合理,体现公平正义。要通过法律和政策措施,减少工农矛盾、城乡矛盾、劳资矛盾、官民矛盾,构建全体人民和睦相处、共存共赢的和谐社会。要保证人民群众发展的权利平等、发展的机会平等,引导人们依靠后天性和获得性因素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去勤劳致富,而不是依赖户口身份和父母亲属关系的身份等“拼爹拼妈”因素去发家致富。化解社会矛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推进,全面建设。首先是要建立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制定处置社会矛盾预案,防患于未然。其次是要尽早发现问题,快速反应和处置社会矛盾。不能采取回避矛盾、掩盖矛盾的态度。在解决社会矛盾的具体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尊重矛盾双方的平等权利和积极参与,注重物质因素和思想文化因素的综合考虑。最后是要注重社会矛盾处置的善后工作:要善于总结经验和发现问题,要从实践中概括出处置矛盾的规律性,以利于后续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要采取有力措施,对弱势群体进行必要的权利救济、法律救济和福利救济。社会利益调整机制建设。有效地进行社会利益调整是代表和维护人民利益的内在要求。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对政治影响极大。在一定社会条件和一定生产发展程度上利益总是有限的,如果缺乏合理的制约因素和协调机制,利益矛盾就会引发社会动乱。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发展阶段,又正值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和社会的转型时期,人民内部各种具体利益矛盾会不可避免地经常大量地从多方面表现出来。建立健全能够及时全面表达利益诉求、有效平衡和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机制,及时有效地妥善处理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是新时期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建设社会利益调整机制,首先要明确需要调整的社会利益,既包括经济物质利益,也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利益,要全方位、多层次地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内容,多途径地解决人们的利益诉求。其次,建设社会利益调整机制,要注重通过制度设计来减少利益冲突。社会利益调整机制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通过顶层设计来统筹安排。如建立健全公平正义的政治体制保障全体人民发展的权力平等、机会均等,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要重视基本民生问题的解决,在实行按劳分配政策调动劳动积极性的同时要发展福利事业和社会保障。注重通过制度设计来从源头上减少利益冲突,是社会利益调整机制建设的根本之举。再次,建设社会利益调整机制,要重视和解决社会贫富悬殊严重存在问题。贫富悬殊问题是我国当前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中最突出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削弱普通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从而影响到政治发展道路的安全。要大力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税收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公正合理地搞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乃至于第三次、第四次分配,防止贫富悬殊问题的恶化并减少贫富差距。最后,建设社会利益调整机制,特别是要用制度和人民的权力去制约公共权力的运行,有效地防止以权谋取非法所得。公共权力被滥用于谋取私利是当前社会利益冲突加剧的重要诱因。必须切实完善各项制度,坚持用制度去管事管人,必须切实增大人民监督政府的权力,用人民的权力去制约公共权力的运行,有效地防止以权谋取非法所得。社会民生保障机制建设。2012年9月8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题为《深化互联互通实现持续发展》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将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推进民生优先的社会建设,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3]这一承诺,是我们推进社会公平保障机制建设的方向性规定和内容界定。建设社会民生保障机制,要坚持民生优先的价值取向。坚持民生优先的价值取向,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履行国家行政职能的各级人民政府、在各级公共权力机关工作的各类工作人员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和关系时必须坚持民生优先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决定具体行动时都必须将解决民生问题摆在首位。推进民生优先的社会建设,建设社会民生保障机制,还要在不同层次上全面推进民生建设。一是满足人民群众基本需要的基本民生,加快建立人人可及的基本公共服务,如就业、就医、基础教育、住房保障等;二是满足人民群众最低生活需求的底线民生,以更加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如最低工资保障、扶贫帮困、灾害救济等;三是人民群众当下反映最强烈最关心的热点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最迫切最现实的热点难点问题,如房价、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差距和环境资源保护等。只有全面理解把握和推进民生问题的解决,社会民生保障机制才能作用于政治发展道路的安全。社会组织协调机制建设。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历史表明,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尤其是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和公民意识的增强,社会组织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社会组织协调机制建设成为保障政治发展道路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第一,要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筑牢社会组织协调机制建设的思想认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加深,一方面政府、企业、市场的关系在调整,另一方面国家与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关系、公民与社会的关系也在调整。这种调整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把过去政府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项交给社会、企业和公民个人去管理。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的职能和权力是有边界的,企业作为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也管理不好社会事务,分散的公民个人成员众多而利益诉求千差万别也无力自行进行社会管理。社会问题只能在社会中得到解决,社会成员需要社会组织来管理。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当代中国,把社会组织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努力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二,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加强社会组织监管机制建设。构建社会组织的协调机制,需要用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来保障。我们要建立健全社会组织运行和监管的法律法规,尽快修订完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等现行法规制度,要按照社会组织的不同性质和分类,分别从社会组织的成立、运行、机构设置、内部管理、社会监管等各方面健全法规制度,指导和规范社会组织依法、依章程开展各项活动。同时,在公民权利增强的政治环境和市场经济环境中,还要求我们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更加民主、更加开放,真正增强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增强社会组织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创新能力与自我发展能力。第三,进一步加强党和政府对不同社会组织的协调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协调体系。社会组织性质各异,成员有别,利益诉求不同,与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不尽相同,因而相互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执政党和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的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协调责任。党和政府要按照权利地位平等、政治经济待遇一视同仁的原则,科学合理协调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促使所有社会组织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权利,共同致力于优化社会管理。
保护政治发展道路视域下的社会建设推进路径
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善于抓住发展机遇。汉代刘向在《说苑》中说过:“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遭其殃”。说的是机遇来了必须迎头赶上,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在和平与发展的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科技革命浪潮影响力越来越广泛,各个国家都在努力发展民族经济,推动社会进步。中国只有抓住机遇急起直追,才能显示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发展道路的优越性,才能为解决社会问题打下坚实物质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始终牢记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成功的实践经验有力地证明了全体国人致力于发展,也受益于发展,实现了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和谐稳定。2、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大致均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是人们生存和发展最基本条件的均等。从国家的性质以及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是一国公民应有的权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则是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我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容:一是就业服务、养老保障、社会救助等基本民生性质的公共服务,二是公共文化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科学技术推广普及、人口数量控制等公共事业性质的公共服务,三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等公益基础性质的公共服务,四是国防安全、生产安全、消费安全、社会治安等公共安全性质的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人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必然选择。直接测度共享发展成果目标实现与否是很困难的,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指标则正好可以量化,其程度的高低可以用来直接反映人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程度的高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努力改变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与社会成员对基本公共服务享受不均两种状况。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不均表现为在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环境卫生方面的制度供给不均、财政供给不均和人员设备设施供给不均等;享受不均表现在各种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等方面,其内容既有数量上的不均等,也有质量上的不均等问题。最基本的解决办法,一方面要努力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包括避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当市场化而引发泛市场化、保障公共服务政策制定与实施符合公民实际需要和均等化。另一方面是要提高社会成员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包括提高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选择能力、提高困难群体公共服务的购买力。3、培养壮大社会组织。首先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现代政治管理与传统政治管理重要区别之一,就是看管理主体只有政府机关还是多样化。我国社会管理方面仍然存在着管理主体不够多元的问题。必须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大力发展各级各类社会组织,并充分发挥这些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作用,真正实现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并不断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积极拓宽多元主体参与社会管理的渠道。其次要充分发挥社会成员在社会组织中的主体作用。社会组织,顾名思义,是社会成员进行社会自我管理的组织。我们应该看到,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社会成员既是社会管理的对象,同时也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力量。社会管理离不开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社会成员有序有效地参与社会管理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社会发展进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再次要切实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管。社会组织能否健康成长发展和发挥应有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公共权力机关对其进行监管的方法与力度。2011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管是符合现实需要的重大举措。我们在大力发展、培育扶助社会组织的同时,要依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严格监管。要建立健全社会组织运行的评估检查和监督治理机制,积极发挥人民群众与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作用,不断提高社会组织运行能力和社会公信力,规范和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推动社会组织发挥社会管理的积极作用。4、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社会成员的社会公德水平。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中,社会生活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必不可少的需要。亿万人民共同生活在一个公共空间中,不仅需要强制性措施规范其行为,而且要有社会成员的自律要求。社会公德是社会成员在日常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时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在维护公众利益、公共秩序,保持社会和谐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维护政治发展道路安全的社会条件。提高社会成员的社会公德水平内容,一是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个人社会统一观:社会的稳定与有序同个人幸福紧紧相连,社会兴衰与个人事业成败息息相关。二是增强社会成员在社会制度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意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平等享受优良社会环境的权利,也都有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自主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多数人所选定社会制度的责任。三是提高社会成员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自觉性:国权与人权,国格与人格,国家地位与个人尊严息息相关;只有国家强盛和统一,才有个人富裕和安定。只有努力维护国权、国格与国家地位,才会有人权、人格与个人尊严。提高社会成员社会公德水平的途径,一要充分发挥家庭在提升社会公德水平方面的持久作用,二要发挥学校在建设社会公德方面的知识性和示范性作用,三要发挥社会政治组织对组织成员的公德约束作用,四要促使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中感受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和增强社会责任感,五要充分运用各种大众传播工具在提升社会公德水平中的经常性作用。5、优化社会结构,保障社会稳定与进步。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基本结构,其核心是社会阶层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和新社会力量的成长。如传统农民分化为继续务农的农民和进城务工的农民,知识分子分化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市场化的知识分子和非市场化的知识分子,还出现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私营企业主”、“职业经理人员”和“股票证券交易员”等等新的社会力量。但总体上社会结构的变化远远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变化。这种状况既制约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我们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和政策调整,积极主动促进社会结构的优化。优化社会结构,第一是要优化社会阶层结构。我们在通过扩大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重、降低最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重而形成橄榄球型社会阶层结构状态的过程中,要注重构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机制,尤其是要使下层人员能看到向上流动的希望。第二是优化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要全方位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还要大力推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保障和社会养老事业的发展。第三是优化城乡结构。要通过城乡统筹努力实现城乡一体化,要消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城乡人口流动的人为阻断。第四是优化就业人口在不同产业、不同职业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分布。第五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要科学合理地确定居民、企业、政府收入分配的比例,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六是优化消费结构。要引导人们注重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同时并举,要通过提高收入水平从而提高劳动者购买服务、休闲旅游等享受资料和学习进修等发展资料方面的消费比例。6、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构建社会稳定机制。社会管理体制是围绕社会管理活动所建立的一系列具体制度、规范和措施,其功能是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处理社会事务,满足社会成员的社会需求,保障社会规范有序运行。社会管理体制不仅是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的保障,而且关系到社会成员的社会思想认识内容与水平、社会活动积极性以及社会活动方式。正如经济管理体制可以制约或者促进生产力发展一样,社会管理体制也具有制约或者激活社会成员社会活动积极性的功能。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使社会管理体制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推动者。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建设的强劲推动下,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不可否认也存在着一些不能适应社会成员社会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问题。如社会管理理念偏差严重、社会管理主体单一化、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程度仍然低、社区建设这一社会管理载体不强等等,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首先是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给社会组织让利放权,扩大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给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营造良好宽松的体制环境。其次是加快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消除目前社会组织中普遍存在较浓官办色彩的状态,还原社会组织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功能,由社会去监督和规范社会组织的行为,决定社会组织的去留。再次是加快推进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彻底改变社区管理体制上传统的“大政府”观念和长期的行政化管理倾向,促使社区真正成为进行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
公益组织的定义篇9
一、利益分析是基本的研究方法我们认为，利益的界定是利益分析方法的逻辑前提，只有在明确利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才能为利益分析方法提供稳定的支点，从而构建好利益分析的基本框架。
利益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关于什么是利益，学者们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认为，利益“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需要”也有人指出，“利益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2丨可见，有从“需要”的视角定义利益的;也有从“关系”的视角定义利益的，它们都在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利益的某种特性。然而，就一种分析方法而言，无论是从“需要”层面阐释利益，还是从“关系”层面理解利益，都不太适合作为利益分析法的构建基础。
我们认为，利益是人们为了生存、享受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条件。[3丨对这一定义，我们特作如下说明：（1)利益的实质是资源与条件，它具有客观性；（2)利益为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所需，它具有主观需求性；（3)资源的表现形式既有物质也有精神，因而必然存在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4)利益滿足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具有正当性；（5)条件列为利益的一种特殊形式，应受到人们的足够关注。
首先，这种界定表明了主体的需求与满足需求的客体之间的一致性。正是人们有生存、享受、发展等各种需求的推动，才产生占有资源和条件的动机。利益的存在依赖于主体需求的确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利益最终需要主体的认定。但利益的内涵又集中体现了它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始终与利益主体的需求性紧密相联，并受制于外部环境及现实的制度和文化影响。只讲利益定义中的客观性，否认它与主体的需求性密切相关，或者只讲利益定义中的主体需求性，否认它的客观性，恐怕都有片面性。
其次，这种界定表明了人所需求的利益具有普遍性。只要是人，都需要生存与发展，都有利益要求;而且只要是由人组成的组织，为了组织目标的实现以及组织与组织成员的生存与发展，也同样需要资源与条件。因此，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个人与组织，无论是私人，还是集体和政府，都有与之相关的利益存在利益的普遍性集中体现在利益主体的普遍性上。
再次，这种界定表明了人所需求的利益具有合理性。任何人和组织都要生存与发展，这自然就需要利益。所以，个人利益的存在显然具有基本的合理性。在公共管理中，最具有争议的还有一类利益，它的存在是作为特殊组织所需求的利益，这就是政府利益。按照以上定义，如个人利益一样，合理合法的政府利益存在也是不证自明的事实。与利益的普遍性一样，利益的合理性不仅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更存在于现实中。
最后，这种界定表明了人所需求的利益具有交换性。资源与条件，其本身都可以在特定环境下用于交换。人们清楚可见，公共管理的不同主体所拥有的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会经常出现在这些相关人员的交易行为中。其中物质利益，不仅可用于交换，而且会在交换中有“量”的体现。这说明利益分析既有定性讨论的基础也有适当定量研究之可能。
综上所述，明确的利益内涵，可以为纷繁复杂的人类行为提供一个有力的解释框架。基于这点，我们相信:利益分析在揭示人类行为的内在动力和社会现象的根本来源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二、坚持公共管理的利益分析法
在公共管理的研究中，有规范研究方法，也有实证研究方法;有从制度的视角进行研究，也有从价值的视角进行研究，不一而足。主张公共管理的利益分析法，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方法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恰恰相反，这些方法与利益分析法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关系。这是因为，利益问题是公共管理多种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内在焦点，所以诸如制度分析、权力分析、文化分析、伦理分析、组织分析等多种方法，必须结合利益研究才更加具备解释力和信服力。
1.利益视角下的制度分析。制度分析可谓是迄今为止公共管理发展得最为成熟的研究方法。但制度主义研究所提出的若干核心概念，都可以从“利益”那里获得基本答案:某种制度安排纟其实质就是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处于相对均衡的稳态;制度变迁的实质就是谋求利益再分配的新形式;制度创新的实质就是谋求利益分配方案的最优化。
2利益视角下的权力分析。美国学者在关于公共管理的新近研究中指出，权力研究应该成为合作情境中公共管理的理论核心。从权力的角度看，公共管理的发展过程是政府与社会之间，不断分权、放权、还权乃至最终定权的过程。但权力关系的分析离不开利益分析的内核，因为“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5丨权力依赖本质上就是一种利益依赖;权力链条的形成与破裂内在地由利益驱动;利益关系决定了权力关系的走向；集权与分权的选择最终取决于何种方式能更好地实现社会利益。
3利益视角下的组织分析。组织视角也是新近公共管理研究中的重要途径。学者们从组织间关系及组织社会学的角度，不断探讨政府与非政府公共组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讲，除了以信仰作为形成和维系纽带之外，在多数情况下，组织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利益是组织成员的主要联结机制。在组织视角看来，各种同质或异质的组织形成特定的组织网络，并在网络中平等地进行利益博弈和利益妥协。
4.利益视角下的文化分析。在某种意义上讲，文化是一种利益认知的历史积淀。关于文化分析在公共管理中的运用，英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资深学者克里斯托弗°胡德在《国家的艺术：文化、修辞与公共管理》中指出，文化多样性的分析应当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内容。161在胡德构建的文化分析体系中，对个人利益的激励和约束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宏观层面上看，有的文化谱系侧重于实现公共利益，有的文化谱系则更加关心个人利益的实现，由此生长出各不相同的社会秩序和公共管理风貌。
5利益视角下的伦理分析。伦理分析是公共管理研究中的重要分支。公共伦理学的学者认为，公共服务就是公民美德的延伸。公共伦理的最终任务，就是要促使人们除了追求自身利益之外，应以兼爱的姿态关心他人及公共的利益。因此，从事公共服务的工作人员不应该是完全自利的，而应该承担公共责任、追求公共利益。公共伦理学的这些看法，实质上是与利益分析的思路基本相容的。因为利益分析并不完全赞成“经济人”假设作为公共管理人性假设的基础，认为这种假设在公共管理运用中应有个限度，主张应该坚持管理主体的权力、责任、义务与利益的有机契合。
三、公共管理的利益分析框架在公共管理中，利益分析必须与事实分析、价值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并需要综合运用于实际问题的研究中。
首先，人们在分析中所遇到的基本问题是:分配什么利益？向谁分配利益？谁获利益多，谁获利益少?这些属于事实层面的分析。其次，利益分析离不开价值分析，在利益分析中必须渗透平衡公平与效率的价值理念，为利益分析提供价值导向。最后，要在各种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中寻找利益平衡，化解利益冲突，必须通过规范分析，达成激励和约束多元利益主体行为的目的。总之，利益分析不但要明确“谁”在追求“什么”利益，而且要分析其追求利益的“方式”及“结果”。
1.利益主体及利益结构分析利益分析首要的问题在于明确利益主体及主体间的关系和结构，所以利益主体及利益结构分析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工具。“人们可能对利益的理解有较大的分歧，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利益总是与主体相联系的，离开了利益的主体空谈利益是不实际的。”—般来说，利益主体有个人为载体和组织为载体两种表现形态。
在个人利益和组织利益之外，还有缺乏非常明确利益载体的公共利益，它们构成了一个互动、冲突和相容的利益结构。从组织形态的利益主体来看，利益分析会包括如下基本内容:组织间的利益关系呈现水平型的还是垂直型的结构？如果是水平型的利益关系结构，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协调？如果是垂直型的结构，弱势主体的利益是否能够得到补偿?另一方面，从组织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来看，个人利益是恪守组织利益，还是背离组织利益？哪些个体的利益与组织利益是一致的？哪些个体的利益会失去组织利益的庇护？这个层面的分析，更多的是事实分析。
2利益需求分析
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可以是政治层面的，也可以是经济、文化等层面的。或者，可以大致分为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的需求。哪种类型、哪个层面的利益需求更容易被激励起来，使之与社会利益的实现和增进相协调，这可能是利益分析中的一个要点。
对利益主体需求的分析是一种行为动机分析。“就准确推测人们的意图而言，最正确的格言是考察人们的利益，因为利益是行为最基本的动机。”181换言之，行为是受利益支配的，理解了人的利益需求，就可以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和预知。西方多数学者认为，一般来说，人们的行为动机遵循着一种“经济人”的自利性逻辑，并在这种自利性逻辑导引之下，形成一个由亲及疏的差序性格局。然而，人们的行为动机是复杂的，并不是一成不变地以自利性作为所有行动的出发点。在资源互相依赖的环境之中，利益主体必须把追求自身利益的愿望，与实现他人的利益结合起来，在利他和利己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3利益实现方式分析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利益的实现方式主要包括强制式的政府机制、交换式的市场机制和美德式的伦理机制。政府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其主要责任在于弥补交换式的市场机制的只重效率、不顾公平的缺陷，用各种政策工具来对受损者进行合理的利益补偿，体现最少受惠者获益最大的公平原则。除了市场和政府两种最为基本的方式之外，道德机制也是利益实现的主要途径。此外，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基于以人情为基础、以社会网络为载体的关系型分配以及政策过程中执行偏差所导致的冲突型分配，都是十分值得人们关注并需认真研究的利益实现方式。
在利益实现方式之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体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具体地讲，在利益实现活动中，如何杜绝个人通过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等途径实现利益的方式;如何按照付出与回报、成本与效益相一致的准则来规范逐利行为;如何遵循帕累托改进的原则，以不损害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为前提去提高某一部分人的福利。可见，这个层面的分析与规范方式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4.利益分配结果分析
结果层面的分析也是利益分析的重要内容。通过判断公共管理活动，分析最终实现的是谁的利益，是长远的利益还是短期的利益，是大多数人的利益还是少数人的利益，由此对公共管理进行一个价值分析。一般情况下，以下三类利益群体容易从公共管理中获取利益:与政府主观偏好一致或基本一致者;最能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向者;普遍获益的社会多数者。
结果层面的利益分析，重要的目的在于研究如何在公共管理中实现社会利益的维护与增进。事实上，公共管理活动并不是所有一切仅为实现具有社会分享性的公共利益。换句话说，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期望实现的根本目标但不是唯一目标。公共管理还包含着其他两类目标：一部分利益主体所追求实现的具有组织共享性的共同利益和具有私人独享性的个人利益。因此，公共管理最终达成的利益分配结果，是公共利益与组织的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和谐与均衡。衡量公共管理成功与否的标准，就是视利益分配结果中公共利益是否基本实现。
四、结论
利益分析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基本方法，它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有着充足的解释力。利益分析方法在公共管理多种研究视角和途径中是独特的，是多种研究方法的基础和核心。运用利益分析的方法，可以揭示公共管理中利益冲突和利益妥协的本质过程，证明公共管理的要旨在于规范利益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合作，实现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利益的维护与增进。
公益组织的定义篇10
[关键词]利益分化政府新合作主义
一、新合作主义的渊源及核心观念
20世纪70年代初,一些学者发现欧洲的一些国家在利益调节、政策制定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合作主义倾向。于是,他们从中提炼出合作主义的理想模型,作为对这种机制与实践的一种概括。为了与二战期间和法西斯政权有染的合作主义的区别,学者笼统地称其为新合作主义。
关于合作主义的概念至今仍众说纷纭。正如菲利浦·施密特所形容的,人们“用很多不同的方式界定这一概念,对其付诸实行亦常常有争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合作主义的定义是:“合作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数量有限的、代表种种职能利益的垄断集团与国家机构就公共政策的产生进行讨价还价,为换取有利的政策,利益组织的领导人应允通过提供其成员的合作来实施政策。”美国韦伯斯特词典对合作主义的解释是:它是一个系统或一种原则,其中整个社会组成工业化的和职业化的整体,以此作为政治表达的机构,并在其管辖范围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控制其中的人员和活动,它强调劳动与管理的合作。合作主义的杰出代表施密特的概念表述在政治学界影响很大,他认为“合作主义作为一个利益代表系统,是一个特指的观念、模式或制度安排类型。它的作用是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这个利益代表系统由一些组织化的功能单位构成。它们被组合进一个有明确责任(义务)的、数量限定的、非竞争性的、有层级秩序的、功能分化的结构安排之中。它得到国家的认可,被授权给予本领域内的绝对代表地位。作为交换,它们的需求表达、领袖选择、组织支持等方面受到国家的一定控制”。
施密特将合作主义分为两个模式:第一,自由主义型或社会型。社团的领导人向其成员而不是政府负责。同时政府不直接指定不同部门之间协议的条件。第二,极权型或国家型。国家对社团行使自上而下的权力。两种模式的共性在于组织上的一致与合作。“在合作主义体系中口号是和谐,不论和谐是真的一致还是由上边强加的”。其后,豪沃德·维阿达将合作主义简化为:强有力的指导性的国家;对利益集团自由和活动的限制;把利益集团纳入或者作为政府机制的一部分,使其在政府中代表其成员的利益帮助政府推行政策。
根据上述概念分析,合作主义的核心观念由以下要点组成:第一,有国家参与,社会参与则以功能团体的形式出现,它们互相承认对方的合法资格和权利;第二,它的中心任务是将社会利益组织、集中和传达到国家决策体制中去,因而它代表着国家与社会的一种结构联系;第三,进入决策过程的社会利益团体是非竞争的关系,对相关的公共事务有建议、咨询责任;第四,进入决策过程的社会团体数量是限定的;第五,体系内的组织以层级秩序排列,并在自己的领域内享有垄断性的代表地位;第六,作为交换,对这些团体的领袖选举、利益诉求和组织支持等事项,国家有一定程度的管制。显然,新合作主义的核心体系是一种利益协调和代表体系,它有利益聚合和政府责任的双重作用。在这一体系中利益团体通过联系政府获得参与决策咨询的机会,其社会地位得到承认和保护。这意味着一方面社会中分散的利益诉求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参与到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另一方面从这种制度化的参与机制中,政府权力获得稳定的支持来源和控制权。
二、新合作主义关于利益协调的主要观点
“利益协调”是新合作主义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它要解释的所有问题几乎都离不开这个中心主题。新合作主义力图描述一种制度化的利益集合秩序来化解原来的结构性冲突,从而将社会不同利益有序地集中、传输、协调和组织,用各方同意的方式进入体制,以便使决策过程常规性地吸收社会需求,将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控制在公众可容忍的限度内。
(一)适度增加政府权力
政府和国家在新合作主义理论当中是一个“中心概念”,正如考森所指出的,合作主义可以想象没有劳工组织,甚至没有资本,但却无法想象合作主义机制中没有政府。新合作主义反对将政府看作是中性的、无所作为的组织,他们认为政府代表公共利益的自主性组织,它以全局利益为重从而超越于各种利益群体之上,并通过利益平衡机制协调利益竞争。现实中的政府在对利益团体及团体利益的存在进行认可,并就其是否吸纳到政治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十分积极活跃的作用。具体地说,政府和利益团体结合为一种协作而又互利的关系,政府承认利益团体在其行业中的权威性,这种保护使利益团体得以行使其职权,而利益团体作为在政府与其成员之间的中介机构,既代表成员利益又协助政府减少竞争中的冲突。政府减少了承受社会利益团体冲击的压力,社会利益团体也获得了正常的参与渠道和利益需求方面的保障。
(二)提倡政府在利益协调中的积极作用
新合作主义理论认为,在一个利益分化的时代,政府应发挥积极作用,正视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建立一种和谐的、互利的利益结构,构建有序的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机制,有效防止利益冲突强于利益整合的局面。在新合作主义看来。这种利益结构的改变是组织化利益团体充分发挥其正面作用的关键。这既是一个有效的代表形式,也是一个完善的社会政治结构,它体现的组织、理性、控制和协商等原则可以使政治过程避免混乱和冲突。
首先,政府不能因为部门利益而像一个利益集团一样直接介入政策的利益博弈过程,换言之,政府应该代表公共利益,以一个公正的中间人最大限度地发挥利益协调的作用,而不是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为实现本部门利益而制定政策。
其次,在利益协调和整合过程中,为避免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施加影响,从而导致政治不平等和利益非均衡现象,特别是因此而造成弱势群体和组织能力差的公众的利益难以实现,政府应该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决策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化,同时加强政策决策机构与公众的信息沟通,有效监管各利益集团代表的行为,防止出现利益实现的两极分化。
最后,政府在利益协调过程中,要积极发挥相关部门的监督作用,依法规范利益集团的利益协调机制,尽量避免政策对少数利益集团局部利益有利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三)作为制度安排的价值理念
新合作主义特别重视政府与利益团体之间相互合作、相互支持,在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基础上对社会利益有机整合,维持相对均衡和协调一致。政府有选择地介入社会,通过强制性平衡作用,达到整合性的利益均衡。即通过政府主导下的政府与利益团体的合作达到社会利益的相对均衡、有序和协调,其实质就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新合作主义强调政府与利益团体之间一种合作的关系,并不是否定利益团体的相对独
立性,而是强调利益团体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对政府事务进行参与和监督,同时也强调政府对利益团体的保护与促进。新合作主义认为合作是相对冲突而言的,在政府权威和社会利益团体分享治理过程中的公共权力时,必须重视相互之间的合作。政府让渡部分权力于社会,并不是要让它取代政府权威,而是为了更好地治理社会。事实上,社会利益团体也不可能取代政府权威。当然,政府权威与社会自治的合作应该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是基于法治基础上的制度性、互动性合作。这种合作为利益团体和公众开拓更多参与空间,提高其与政府的制衡力量,从而培育了全社会的民主参与精神。三、新合作主义对当代中国利益分化
与政府协调关系的适用性分析
当前,如何处理利益分化以及利益分化与政府协调的关系,已经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处理利益关系问题,可以借鉴新合作主义的合理成分,但由于特定的历史进程和制度框架,我们所说的新合作主义是有限度的,是以中国为本位的,要取其有用的成分,但又不能照搬其做法。这是因为,新合作主义都有其特定的经验背景和语境。运用这一特定的分析工具和价值取向来解释和规范中国社会利益分化与协调进程,显然会失灵。但是在处理转型期利益分化与政府协调问题时,新合作主义的分析框架和价值取向存在一些“合理的内核”,对中国政府整合社会利益问题不无启发性。新合作主义利益团体观的积极因素在于它重视秩序,提倡通过协商的途径解决利益追求。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化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由此引发的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不是对抗性的,而是分化基础上的具体利益差别,这就决定了新合作主义强调政府对秩序建立的可能性和基础地位。
(一)新合作主义的思想背景与我国传统文化相契合
新合作主义的思想源渊于欧洲天主教教义、社会有机论和民族主义。天主教主张社会各阶级或阶层应和睦相处,努力消除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危险因素和不确定性,从而实现社会正义。社会有机论强调社会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关系的调适。民族主义主张民族共同体中个体成员利益对整体利益的贡献和服从,从而为新合作主义提供了精神支撑。三大思想渊源形成新合作主义的独特理念,即“提倡和谐、一致的社会秩序”,“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主张重新解释自由主义理论中有关‘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分野”①。新合作主义的目的是在利益分化的社会中,将不同的利益主体与国家权威紧密地联系起来,促使他们互相支持合作,探索他们可能达成合约的途径。
从比较的角度来看,新合作主义的思想背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和谐为主导价值的文化,在以和为贵的文化理念下强调协调、共济、和谐共事。同时,中国文化里还包涵着丰富的有机论思想。中国古代哲学很早就形成了一种成熟的有机论思想——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论,认为“整个宇宙的所有组织部分都属于一个有机整体,都作为参与者在一个自发的自我生成的生命过程中相互作用”。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华民族一直就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提高,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不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成为中华儿女的共识和目标。这些都与新合作主义的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新合作主义特别重视在利益分化基础上的有机整合、相对均衡与协调一致
新合作主义强调政府权威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主张制度性整合,希望政府和利益团体通过制度化合作,达到双方受益:一方面,社会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到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另一方面,从这种制度化参与机制中,政府权力获得合法性来源和控制权。显然,对于当前正处在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关键时期的中国而言,新合作主义无疑可以为社会稳定提供基础。新合作主义对于群体利益的强调以及对于群体利益参与政策制定与监督政府,为公众和利益团体的维权斗争提供的有效手段,既可以为社会的利益表达提供合法的渠道,使社会不满情绪得到疏通,又可以充分利用利益团体来贯彻执行公共政策,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架起合作的桥梁,有效地整合社会各种力量来共同发展经济。多元格局的社会是一个利益分化的社会,必然存在很多社会冲突。政府提供制度化合作的途径则提供了一种利益协调机制,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和妥协提供规范化的平台,其着力点在于协调不同的利益关系,实现利益资源的公平分配,促进社会利益关系的平衡发展,实现利益整合,缓解社会冲突。另外,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就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式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