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的认识篇1
现代经济已变得光怪陆离，以至于我们对自己时常谈论的“经济”究竟是指何物不明所以。如果我们对现代经济发展及其实现形式所隐含的一些基本矛盾缺乏正确的认识，那么，对现代经济问题的各种所谓研究都将成为无的放矢。本文试图剖析现代经济发展的实现方式上所内含的基本矛盾，揭示这些矛盾的本质，并提出解决这些矛盾从而保证经济健康发展的对策。
一、已有研究及其不足
按张晓晶（1996）的说法，对现代经济实现方式作明确区分的首推彼得。德鲁克在1980年《未来经济学趋势》和1986年《管理的前治》两书中，把现代经济一分为二：实体经济与符号经济。在定义上，实体经济是指产品和服务流通，而符号经济是指资本的运动、外汇率及信用流通。前者以货物、工作、劳务为构成要素，后者以货币、信用、贷款为构成要素。张晓晶正是循着这样的认识基点。论述了“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性”（1996）。他认为，符号经济开始于货币产生后实物流与货币流的分离，而股份公司的兴起，两权分离使符号经济在现代经济中取得支配地位。所有者远离以其资本购置生产的机器、厂房和材料及产品，但运用股票、债券等符号能有效的控制和影响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在资本市场上，符号经济斩钉截铁地引导着资本流动进而直接影响各个上市公司-实体经济的基本组成单位。符号经济为实体经济提供了信用支持，使迂回的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完成，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实体经济的运作效率。同时，符号经济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实体经济所产生的个别性风险，大大地减少了实体经济领域的振荡（破产倒闭），促进了资源配置与运作的健康发展。现代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和运用，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对此，阿伦。格林斯潘1994年在向美国国会作证时作了如下结论：“本委员会认为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批衍生金融工具提高了经济效率。这些合约的经济功能是使以前被绑在一起的风险分解成不同的部分，而把每一部分风险转移给那些最愿意承担和篮球管理这些风险的人。”不过，符号经济往往又会扭曲反映实体经济，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消极影响。例如，导致企业片面地追求利润，追求高分红，追求高增长率，以换取市值的上升，这容易使企业陷于经营行为短期化的陷阱。
无独有偶，欧美学者拉鲁什和eiR也曾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现代经济过程包含两个方面：1.金融和货币过程；2.实物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包括技术进步。按他们的看法，现代金融体系是一个倒置的金字塔，底层是实物产品，其上是商品和真实的服务、商业与贸易，再上层是复杂的和名义上的债务、股票、通货、商品期货等，最上层是衍生期货和其他纯粹的虚拟资本。他们的分析目的，是为了提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的失衡（何清涟，1998）。
由此可见，对现代经济发展实现方式，经济学界已形成了两分法，即把经济世界分成两大紧密相关的领域：实体（实物）经济与符号（货币）经济。货币经济占主导统治地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这种分析，为深化对现代经济的认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不过，这种分析仍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这就是，无论是认识实体经济，还是认识货币经济，或是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般都是借助于一系列数据进行的，离开了这些数据，所谓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皆成为不可捉摸的东西。这表明，我们所认识的，首先是数据表现的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而不是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本身。数字表现的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与客观存在的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虽然是后者决定着前者，但前者又往往偏离后者，所以前者在存在形式上具备了相对独立性。我们对现实经济的认识和分析决策，一般是建立在前者基础上。我们把数字表现的经济世界，简称为“数字经济”，是人类认识现代经济的第一世界。现代经济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贷币经济，首先以数字形式表现出来，并为我们所认识和管理。如此，现代经济已客观地表现为三重形态：实体、货币、数字。两分法的最大不足，就是未能看到并在理论上肯定数字经济的客观存在及其在现代经济中的重大作用。正因如此，两分法不能为正确认识、研究并控制现代经济提供一种比较完善和实用的分析方法。本新闻共7页,当前在第1页1234567
实体经济的认识篇2
从总体上看，我市各级党委、政府对发展民营经济都能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采取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扶持措施，但是也应看到，在一些地区、部门，尤其是公务员队伍中，仍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已成为我市民营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了解情况，剖析原因，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显得十分必要、甚为紧迫。
一、社会上对民营经济的总体评价
日前，市工商联围绕如何认识民营经济，怎样看待民营经济人士这一新出现的特殊群体，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调查研究。调查采取发放问卷调查、专访及召开座谈会等形式，重点在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职工、普通市民和民营企业主中开展调查。调查共发出并收回问卷100份，内容涵盖对发展民营经济重要性、发展现状，以及对民营经济人士、民营企业管理和分配状况进行评价等多方面的调查内容。从调查结果分析，社会对民营经济及其人士的总体评价表现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多数被调查者对发展民营经济持有正确的认识，反映了社会认识的主流是积极的。在调查中，认为发展民营经济是我国长期国策的占64％，认为民营经济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占62％，认为应大力发展和现阶段发展不够的，分别占64％和71％，认为民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能长期并存和互相促进的，分别占53％和60％。这些数据，从正面充分佐证了上面的结论。
（二）多数被调查者对民营经济人士持肯定态度，反映了民营企业从业人员得到了社会的尊重。调查数据显示，有69％的被调查人员认为民营经济人士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55％的人员认为多数民营经济人士能够依法经营，还有42％的人员认为多数民营经济人士是靠诚实劳动、合法致富的。
（三）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民营企业具有较强活力，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反映了社会对民营企业重视程度的提高和独特灵活机制的肯定。在设定调查问题时，我们把民营企业与公有制企业进行了询问比较，71％的被调查人员认为民营企业管理体制灵活，55％的人员认为民营企业责权利明晰，54％的人员认为民营企业比公有制企业更重视人才作用的发挥。
（四）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民营企业和人士，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反映了社会对民营经济作用的认同。据调查统计，59％的被调查人员认为民营企业在分配领域，能把积累资金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44％的人员认为民营企业职工的收入比较合理，34％的人员认为多数民营经济人士能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45％的人员认为民营经济起到了社会稳定的作用。
二、调查中反映出的问题及分析
通过开展专题调查，值得欣慰的是社会上对民营经济的总体评价还是比较乐观的，正确观点仍上占主导地位，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倾向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对发展民营经济重要性的认识尚存不足，反映在已经有了明确定论的观点上。发展民营经济是党和国家的既定政策，并写入国家宪法，但调查中我们发现，目前仍有为数不少的被调查人员依然坚持僵化错误的认识观念。如把发展民营经济看作是权宜之计的仍占16％，同时10％的人认为这项举措弊大于利。9％的人认为民营经济起不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18％的人怀疑民营经济能与公有制经济长期并存发展。26％的人认为目前民营经济发展过快，动摇了公有制经济的基础，甚至还有33％的人要限制民营经济的发展。
（二）对民营经济人士的认识有失偏颇，反映了社会上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现象。主要表现在对民营经济人士的评价上，从调查数据看，仍然认为民营经济人士是剥削者的占29％，认为民营经济人士靠偷税漏税致富的占26％，认为多数民营经济人士不能依法经营的占15％，认为民营经济人士为富不仁的占16％。这些数据充分说明，社会上仍有为数不少的人员，对民营经济人士的主体缺乏客观公正的评价，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缺乏深刻全面理解。
（三）社会对民营经济的认识有较大差异，国家公职人员在这方面的认识尤其令人担忧。这次调查，我们分别向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各发出问卷35份，两者差异列表反映：
表中正反两组数据表明，虽然政府部门与私营企业接受调查的人数相同，但在回答正确性方面私营企业的比率明显高于政府部门，这是令人费解的，也是让人感到忧虑的。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社会阶层以自己的劳动、知识、技术和资本创造了社会财富，在自己发展的同时，为社会进步、祖国富强贡献力量，他们与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一样，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作为执行政策的国家公务员，应该思想解放程度更高一点，与时俱进的观念更强一点，这样才能真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真正为发挥政府职能、开拓民营经济创造良好的宽松环境。
（四）民营企业主接受调查的态度暧昧，反映了一些经营者还存在着一定的心理压力。开展此次专题调查，我们特意选择了20家规模不等、性质不同的民营企业召开座谈会。这些企业的资产规模大到十几亿，小至几百万，从业人员多则近千人，少的20余人，多数企业还荣获过国家、省、市各类先进奖励，但在得知调查内容后，他们表现出的态度比较冷淡，配合调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够高，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民营企业主对涉及到自身的敏感理论问题心存疑虑。
三、几点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这些科学阐述，都为我们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思想动力和政治保证。但时至今日在发展民营经济的认识问题上，社会上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模糊认识，这方面问题不解决或解决的不好，会极大地阻碍和制约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一）开展以民营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专题学习讨论。要针对民营经济认识方面存在的错误观念和不正确的认识，积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认真学习党和国家关于发展民营经济的方针政策，迅速掀起对民营经济认识问题的大讨论，逐步引导全社会对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性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思想观念有一个质的飞跃。当前，全市上下正在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同时在去年开展“解放思想、优化环境”的基础上，今年又全面启动“文明诚信”的建设活动。我们要通过学习讨论，加大思想解放的力度，自觉地把思想认识同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真正做到一切妨碍民营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革除，一切束缚民营经济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冲破，努力在全市上下形成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良好氛围。
（二）宣传民营经济的战略意义和重要作用。要加强对发展民营经济的宣传力度，深化全社会对民营经济正确认识的理解。近几年来，民营经济对我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率越来越大，2002年民营经济实现国税收入10486万元，比上年增长15.5%；实现地方税收入5219万元。与此同时，民营经济已成为吸纳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主要渠道，去年，共安置下岗职工3007人，目前在民营企业从业的人员已达20万人。当前全国、全省乃至我市的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实体，在解决就业，稳定社会方面已占据半壁江山，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
另外，民营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迄今为止，已有86户民营企业通过不同方式参与国有集体改制，从而承担了几十年来国有、集体企业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这些改制企业，因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及大量民间资本进入，并进行了体制和机制创新，使改制企业纷纷走上了良性发展道路。如安瑞科、新奥燃气、华运、神风、黄山毛纺等企业在实行或参与改制后，实现了上规模、上档次、上效益。在2002年全省民营企业百强排序活动中，我市华运、神风、安瑞科、新奥燃气、环亚、百惠、天洋、凯得等15家民营企业榜上有名。其中3家为民营科技型企业。
实体经济的认识篇3
一、“经济素质”的提出
“经济”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交换、分配、消费等生产和再生产活动。而“素质”通常指的是人的内在的品质与特性。通常人们把经济素质与企业的经营水平联系在一起加以认识,往往指企业的运营能力和赢利能力。199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精神文明研究中心举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素质”研讨会,首次将经济素质引申到人的内在品质特性这一层面上加以理解。会上一致认为“从市场经济内在运行规律上看,其客观必然性是促使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讲究效益,增强竞争意识,促进创新观念、公正观念的形成。而人们这些观念的形成又反过来会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1]这便是我国学界对“经济素质”的最初阐释。由此可见经济素质的提出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属于人的一种新型发展指标,是对人的素质结构的一大丰富与补充。经济素质的实质是经济活动的人格化,笔者认为一个人的经济素质高,主要指其对经济现象有敏锐的洞察能力,能抓住经济现象内在的本质,并能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从事相应的经济活动,从中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并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经济素质在大学生全面发展中的意义与作用
素质教育的提出,使我们对人才和人才培养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当今大学的素质教育正是以追求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努力使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学界从基本素质出发,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结构的认识有“三素质”说[2-4]、“四素质”说[5-6]、“五素质”说[7-8],甚至“九素质”说[9]。这些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结构的不同见解,均忽视了对大学生经济素质的关注与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与实质。该理论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其内涵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具体内涵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侧重。中共十四大就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全体人民都要自觉或不自觉地经常不断地参与到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中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已初步形成。市场经济要求人们必须具备较高的经济意识和市场观念,因此,向大学生普及经济科学,提高大学生经济科学水平,是顺应时展的必然要求。如前所述,大学生全面发展应具有时代性,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素质教育受人的发展规律制约,也受社会发展规律制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社会各种领域都充斥着竞争与挑战。对当代大学生而言,大学毕业之后必将踏入社会,迎接社会的挑战,同时也将参与到市场竞争过程之中。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将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面对许多复杂的经济活动。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立足于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系统素质教育必然离不开对当代大学生经济素质的教育与培养。大学生作为时代的先行者更应该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今天,了解一些宏观及微观经济政策与现象,具备一定的经济意识,能够从事一些基本的经济活动,努力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市场化的推动者”。可以说,经济素质既是衡量当代大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大学生素质教育体系的丰富与完善。
三、当代大学生经济素质指标体系构建
1?指标体系构建原则一要立足时代背景。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大学生的经济素质结构也一样,必须依据社会的进步、科学知识的发展和时代的需求,不断进行自我调节。时下,“我们正由计划经济型的素质向市场经济型的素质转变,对于我们来讲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10]。在以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时代背景下,当代大学生必须立足市场经济的客观现实,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积极吸纳市场经济对人的经济素质的品质需求,努力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竞争风险意识、法律意识、科技意识、公平民主意识以及效率意识等。二要明确角色定位。经济运行既包括整个国家的宏观调控,也涉及到普通公民的简单经济行为。对当代大学生经济素质的教育与培养还必须依据大学生群体这一角色本身加以定位。大学生的主要身份依然是一名求学者,尚未能由学习者角色向职业者角色进行完全转化,即还不具备从事复杂经济活动的条件。所以,培养和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经济素质,应侧重于其对基础经济知识的认知、对市场经济意识的领悟以及对简单经济活动能力的掌握。三要知意行相结合。“素质”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素质是指知识、意识以及行为能力的统一。狭义的素质则“通常被视为与知识、能力相并列的素质教育的内容之一”[11],专指人的各种属性的具体实现以及它们所达到的质量和水准,是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所具备的主体条件。为了更全面地认识当代大学生的经济素质状况,本研究在设计大学生经济素质指标体系时采用了广义的素质定义,将经济素质分为知识、意识以及能力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2?当代大学生经济素质指标体系大学生经济素质包含的内容很丰富,涉及面很广,既包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知,也包含微观经济活动能力的体现(见图1)。结合时代特征及大学生这一群体的特殊属性,从层次上将其划分为宏观经济素质和微观经济素质。经济素质宏观经济素质宏观经济政策与指标的认知(知)市场供求走向的分析判断能力(意)微观经济素质微观经济现象的认知(知)微观经济意识(意)简单经济活动能力(行)图1当代大学生经济素质指标体系一是宏观经济素质。宏观经济素质是指公民对宏观经济现象的分析、把握和认知能力。[12]5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离不开宏观经济大背景,可以说,人们一切经济活动都与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当代大学生首先要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指标体系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是公民经济活动的方向盘与指南针,任何经济行为不能逾越这一大前提。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等。当代大学生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前提下,理应认真研究国家的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对其内容有所了解和认知。此外,作为一个全面发展的大学生应对国家宏观经济指标有一定的认知,通过这些经济指标时刻关注国家的经济动态,如GDp总量、经济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失业率、进出口总额、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等。大学生对这些宏观经济指标有所了解,有利于正确认识经济现象,把握国民经济发展总的走向。其次,对市场供求走向也要有一定的分析判断能力。由于商品供求关系的不断变化,市场运行也随之处于变动之中。人们对市场的分析判断将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的经营与决策,对市场正确的预测和判断可以使自身适应市场的变化,并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经济活动,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以大学生创业为例,对很多大学生而言,创业过多地停留在激情上,真正实施成功的很少。大部分创业失败的主要原因表现为对市场走向、供求关系分析不全面、不严谨,仅从单方面评价创业项目。因此,当代大学生理应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能力以及基本的预测市场变化的分析能力。二是微观经济素质。对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经济指标的认知目的是为了能更好地参与到现实的市场经济活动之中。因此,当代大学生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微观经济素质。微观经济素质就是指“人们对微观经济现象的认知、所具备的经济意识和从事经济活动的能力”[12]6。对微观经济现象的认知包括对市场中供求、价格、生产要素、货币、消费等诸多微观经济活动及元素的了解。当代大学生要意识到,随着时代的发展,生产要素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资本和土地了,还包括信息和科学技术等诸多要素。大学毕业生凭借个人的知识和能力,完全有机会参与到社会生产活动中,同时也有能力参与生产的分配,付出知识,获取所得。微观经济意识指的是人们对周围所存在的经济现象、经济规律的看法或认识。具体来说,就是人们是否具备能够准确捕捉商机,有效参与市场竞争,力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的心理倾向。人的行为是其意识的直接反映,具备较高的经济意识,可以使人从深层次去认识事物的内在价值,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将它转变成现实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经济主体将不可避免地直接面向市场。人们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充分丰富和提升自身市场经济意识。就大学生而言,必须具备善于观察、勇于创新、敢于开拓的市场经济意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愈加复杂,市场情况愈加模糊不清,这就要求人们具备各种能力加以应对。受传统重智教育思想的影响,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会把大学生从事一些基本的市场经济活动视为不学无术,重利轻知。而大学生在校期间,虽然要立足于专业知识学习,也不具备从事复杂经济活动的平台与条件,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不应该参与一些简单的经济活动。事实证明,当代大学生存在严重缺乏投资理财能力、不熟悉市场竞争规则、法律意识淡薄、对市场分析判断能力有限等问题。然而这些都是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所必需的基本素质。所以,为了更快更好地适应由学习者向职业者的身份转换,大学生应该努力提升自己的科学理财能力,并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利用假期等闲暇时间从事一些简单的经济活动,以此来增强自己的经济活动能力。
实体经济的认识篇4
各国学者以往多把经济法的宗旨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或概念联系起来加以认识，他们常常通过经济法的宗旨认识经济法的概念，或者直接把前者引入后者之中。这在德、日学者的经济法理论研究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如德国“集合说”的代表人物努斯鲍姆（nussbaum）认为，经济法就是以直接影响国民经济为目的的规范的总体或集合：“组织经济说”的代表人物哥尔德密特（GoLdschmidt）认为，经济法就是为了改进生产而规制交易经济和共同经济的法；日本著名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则认为，经济法的宗旨是以社会协调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循环中所产生的矛盾和困难，经济法就是以“国家之手”代替“无形之手”来对经济运行进行社会协调的法。[1]
上述学者对经济法宗旨的研究，是同经济法的概念、本质等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这在经济法宗旨的研究中颇具代表性。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了经济法的宗旨在研究经济法其他理论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并依其各自的理解对经济法的宗旨作出了概括，应当说，这些认识以及其他学者的相关观点对于深入研究经济法的宗旨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我国对经济法宗旨的研究十分薄弱，至今尚未见到专门的著述，也很少有人把它作为专题加以研究。但各国的实践表明，唯有正确认识经济法的宗旨，才能更好地推动经济法的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为此，必须从经济、社会与法律的关系的角度，探寻经济法的宗旨。
二、对经济法宗旨的认识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但也存在着勿庸置疑的弊端，其中最为突出的向题就是“市场失灵”的存在。依各国经济学家的通说，市场失灵是指在若干领域或情形下，市场机制失去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并因而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市场失灵的四个原因或称来源是垄断、外部效应、公共产品和信息偏在。它们突出地表现为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是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克服的。[2]市场失灵会增加交易成本，劣化资源配置，从而有碍于经济运行和社会公共利益，进而也无益于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市场调节所具有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缺陷，尤其是上述的“市场失灵”的存在，要求国家必须对经济运行加以协调，以实现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因此，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或称市场规制）是必不可少的，这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应当指出，由于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形式是经济机制，且该经济机制存在于一定的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因此，经济体制作为人为的经济运行模式，归根结底要决定于反映经济规律的经济机制。由此亦不难推知，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取决于市场机制的，而市场机制的运作则取决于相应的规律。为了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尊重经济规律，维持市场经济体制的存续和发展，国家必须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以协调经济运行；要保障这些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对其加以法律化是十分必要的，而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则又构成了经济法的重要内容，其实，许多学者对此已有共识，如日本的今村成和基于西方国家的情况曾指出，经济法就是维护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经济政策的立法，是由国家介入经济，以维持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为目的，反映经济政策的法的总和。而这样的经济法一经制定，就会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产生巨大的反作用。[3]可见，经济规律、经济机制、经济体制、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反映了经济与法律的一般关系，体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同时不难得见，当代经济法的调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各国制定经济法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协调经济运行，就是要发挥法律对经济的反作用。
对经济运行进行协调，要求国家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方面的立法，以弥补传统民商法调整之不足，与此同时，还必须加强市场主体资格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配套立法，以求有助于经济法的直接目的的实现。
基于上述认识，可以对经济法的宗旨从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及语义分析学的角度进行下列解析：
经济法既为“经济”之法，则以“经济性”为其基本特征，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它应有利于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保障市场主体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进行其逐利行为。为此，经济法必须加强对经济运行进行协调，通过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来引导市场主体从事合乎经济理性的行为，并在禁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同时，不断解决外部效应、公共产品和信息偏在等问题，以保障“有效竞争”，防止市场失灵。唯有如此，才能在发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的同时，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民商法调整之不足，保障经济的良性运行。由此可见，经济法从“经济性”的特征及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应当以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为目标，这同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经济规律与经济学原理的要求是一致的。
此外，经济法既是经济之“法”，则应具有法律共同的本质和特征，它同样应当保障公平、正义、安全，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权。同时，它既要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又要力求保障经济收益的公平和社会分配的公平，因为在对市场主体公平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来保障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是经济法更为直接的重要目标，而这一目标是其他部门法难以全面兼顾的。正因如此，经济法的有效实施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还能够创造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它不仅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而且还有益于社会进步，从而有助于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可见，经济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应以促进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为目标；从社会进步和弘扬法制的角度，则应以保障公平正义和社会公益为目标。前者与法律经济学的理论是一致的，后者与法律社会学的理论是统一的。经济法作为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的法，必须有效地协调经济运行与社会运行的矛盾，把上述两个方面的目标结合起来，即经济法既应促进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推动市场主体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普遍实现，也应保障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有鉴于此，可将经济法的调整所欲实现的目标概括为：通过对经济运行的协调来不断地解决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从而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权，进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进展。这就是经济法的宗旨。
对于上述经济法的宗旨，可以作如下理解：效率与公平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对矛盾，涉及到经济、社会、法律等各个领域，是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需着力研究的问题。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实质上就是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的一种具体化。由于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均以营利为目的，且其逐利行为可能会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不良影响，而社会公益则是社会成员不可侵犯的共同利益，因此必须对社会公益加以保护，以免各种非法的、不当的逐利行为给社会、国家和国民造成损害。这就要求国家必须行使其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和有效规制，以保障社会公益。由于经济法以外的传统法律部门对此鲜有涉及，调整乏力，因此只能通过经济法的调整来实现上述目标，以弥补法律调整的罅隙。此外，经济法协调经济运行的过程。也就是协调上述两对矛盾的过程，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经济法的深层目标。在各项深层次目标中，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是经济法通过协调经济运行而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的结果；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权，则是经济法在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兼顾了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的结果，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则是全面实现上述各项目标的结果，它是经济法的最高目标。上述的经济法宗旨，既是对各国经济法立法宗旨的概括[4]，也是对各国学者有关经济法宗旨的共识的总结。它反映了经济与法律的一般关系，即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法，而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发展则有巨大的反作甩，这种反作用的积极方面，正是各国制定和实施经济法的目的，此目的规定于经济法中，就是经济法的宗旨。正由于经济法的宗旨体现在立法者和学者的立法思想或法律意识中，又体现在相关的法律规定中，因此，它对于经济法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三、经济法宗旨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正确认识经济法的宗旨，对于更好地解决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中的相关问题大有裨益，意义甚巨，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经济法的宗旨在法学研究方面的意义正确认识经济法的宗旨，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特征、地位、体系、原则、本质、作用等，从而有助于经济法理论中许多基本向题的研究和解决。事实上，在上面探寻经济法的宗旨的过程中，已经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这些向题的某些侧面，由此亦不难得见经济法学中各理论向题之间的密切联系。
由于经济法宗旨同经济法调整对象、特征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因而可以考虑把前者作为研究和认识后者的一个新视角。此外，尽管多数学者认为应以调整对象作为解分法律部门的唯一标准，但这并不影响从其它角度来区别各个法律部门。如前所述，由于经济法宗旨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特征联系密切，并且能够具有上述宗旨的法律部门只能是经济法，因而通过经济法的宗旨有助于把经济法同其它法律部门相区别，有助于明确经济法的独立地位。
同理，上述经济法的宗旨对经济法体系的确立也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它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特征、任务、原则、作用等密切相关，且均具有同一性，因此，构成经济法的各部门法规范应在总体上体现经济法的宗旨。凡与经济法宗旨不一致的部门法规范均不应归人经济法体系。唯有如此，才能切实保证经济法体系的内在和谐统一。可见，经济法的宗旨可以作为确立经济法体系的辅助参考。
依据上述认识，经济法体系中的各部门法均应体现经济法的宗旨。其实，通过对经济法的名部门法进行实证考察也可证明这一结论。例如，在宏观调控法方面，财政法、税法通过各种财政、税收手段来调控经济运行，意在既鼓励或限制市场主体的营利行为，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又保障社会分配的公平，维护社会公益和基本人权。金融法、计划法的宗旨也与此类似，只不过实现其宗旨的手段各不相同而已，但它们的宗旨在根本上与上述经济法的宗旨都是一致的。又如，在市场管理法方面，反垄断法既通过禁止一般的垄断来保障有效竞争，以实现其提高经济效率、保障经济公平的目的，又通过对特殊的垄断的鼓励来防止过度竞争，以实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的宗旨也与此类似，它们都旨在协调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尽管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其宗旨与经济法的宗旨都是一致的。
上述对经济法宗旨的认识与运用，在研究经济法各相关理论向题时都应考虑到，尤其在研究经济法的应然状态时，更是如此。当经济法的实然状态不能有效地反映和实现经济法的宗旨时，则必然研究如何进行矫正，这也应当是经济法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二）经济法的宗旨在法制建设方面的意义经济法的宗旨由于在事实上贯穿于经济法的法制建设的始终，因而对加强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现仅举立法和司法两方面说明之。
在立法方面有关立法宗旨的规定是作为经济法的表现形式的各种法律、法规的首要条款和核心条款，其它任何条款均不得与之相违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法的宗旨本身就是经济法的重要原则。如果一个形式意义上的法律或法规的立法宗旨与上述经济法的宗旨一致，而其具体规定却与其立法宗旨相左，那么，这样的法律或法规就应依具体情况加以修改或废除。因此，正确认识和运用经济法的宗旨，在经济法的立法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
在司法方面经济法的宗旨应当成为法官的法律意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便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时，或者在适用具体的法律规定有背于经济法的宗旨时，通过适用立法宗旨条款或依据对经济法宗旨的认识而进行审判，这是经济法的一般法理。例如，在司法实践中，当涉及到经济法的“域外适用”时（在反垄断法等部门法领域常会出现这种情况），相关的法律规范应否适用、如何适用，以及在没有相关法律规范的情况下，本国经济是否仍应适用，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有关立法宗旨的规定和对经济法宗旨的认识。
综上所述，经济法的宗旨问题在经济法理论中至为重要，但国内研究得仍很不够。正确认识和运用经济法的宗旨，对于经济法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注释
[1]参见nussbaum，Dasneuedeutschewirtshaftsrecht，1922年，GoLdschmidt；Reichswirtshaftsrecht，1923年，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当代经济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2]参见RobertCooter等著Lawandeconomics，其中译本为《法和经济学》，三联书店上潍分店版，在该书的第58-64页有相关论述。
实体经济的认识篇5
【关键词】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嬗变与整合
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嬗变的客观性
公民政治意识的嬗变，是指公民政治意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演变，是公民政治意识从转型前向转型后的一种变化趋势。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的嬗变，就其客观必然性来看，首先是源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政治意识只能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总是反映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水平和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①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人们势必会初步形成同新体制相适应的政治意识。
其次是因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意识形态的创新。政治体制的性质和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治上层建筑也在逐步进行调整。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治国等都是在政治体制和政治文明建设方面的重大变化。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经济体制的重大转轨过程中，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创新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种创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意识形态的世俗理性化阶段”，即“在改革过程中，意识形态原有的乌托邦成分已经被消解……已经从这一意识形态的内涵中被剥离、剔除出来了。这一过程就是意识形态的去魅化过程。”②这一过程是指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阶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四项基本原则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三个代表论”，可以看作是这一阶段的意识形态创新成果，它们共同构成转型时期执政党意识形态话语的有机系统，实现了论证市场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合法性的政治功能。第二个阶段就是以实现“美好社会”为目标的价值重建与社会目标定位阶段，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现在，并且这一阶段远没有结束，正处于不断探索与前进过程中。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是寻求新的社会凝聚目标与终极价值观，以凝聚社会成员，实现更加美好的更人性化的社会理想。“政治文明论”、“社会和谐论”、可以看作是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建设的积极探索成果。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和意识形态的创新，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政治意识的积极变化，形成人们或公民关于新的政治体系的看法。
最后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重大政治决策和政治输出所引起的消极后果。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而广泛的重大变化。尽管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引起了一系列消极后果，并引发人们对改革开放政策走向的疑问，冲击着人们心中原有的对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模糊了人们对执政党、政府和马克思主义的认同。
公民政治意识的嬗变趋势
一方面是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的生成。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的嬗变实际上就是新的公民政治意识或公民新的政治意识不断生成和变化的过程，甚至可以说就是公民政治意识的转型过程或转型期。
政治主体意识不断生成。“政治主体意识是政治实践主体对自身的反省意识，是公民自立为政治主体并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在政治实践活动中显示和发挥出自主性和能动性的观念表现，是能动地反作用于政治实践活动的巨大观念力量。”③作为个体的公民，政治主体意识的生成，首要条件是公民个人利益的存在。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离开公民利益的存在谈主体意识就是空谈。市场经济是利益多元化的经济形式，其中个人利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和力量。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随着个人利益的不断获得，个人的主体意识就会不断生成，并以个人的利益为依据来评价政治体系的好坏、优劣，同时也会通过自己的政治参与来维护、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从而体现和实现公民的政治主体性。公民政治主体意识的产生或生成，也离不开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的提高。政治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是指公民对于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关系的正确认识。如果他们不能认识到个人利益的重要价值，不能认识到自我的政治价值，那么，他们也就不会产生应有的政治主体意识。在我国社会转型以前，公民缺乏应有的政治主体意识和政治自我意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公民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由于社会流动和社会交往的加深和扩大，公民的政治认知水平和认知能力不断提高，结果，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也必然会不断生成和上升。
健全的民主意识不断生成。在我国社会的全面转型过程中，由于公民多样化利益的产生，公民对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性活动必然会不断提出民主性的要求，公民对程序性民主的诉求会不断增强。随着少数利益集团势力的强大，利益集团凭借拥有的强大经济实力影响政治决策的现实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权钱交易、受贿索贿、贪赃枉法等腐败行为严重侵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要求改革政治体制，消除政治弊端的政治参与呼声和行为，已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就指出了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政治体制的弊端，提出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从而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自此以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就一直在稳步持续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公民政治认知能力和水平以及政治效能感也不断得到提高。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公民参与政治的愿望和要求，维护和实现自己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要求和民主意识更加强烈。在对外文化交往和交流过程中，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也进一步拓展了我国公民的政治视野，提升了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公民参与政治的意识和行为会得到了改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民主意识不断健全。
法制意识不断增强。社会转型期公民法制意识的变化和增强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确认。第一，公民维护自己的权利意识明显增强。公民开始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为名誉权、肖像权、著作权等打官司已很普遍。第二，公民对国家公职人员和政府机关等政治行为有了明显的依法审视意识，也就是公民要求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依法行政。当某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违反了国家的法律，侵犯了公民和国家利益时，公民通过渠道或法律途径来表达自己参与政治愿望和显示自己维护权利的行动已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另一方面是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在嬗变中的背离。转型期，我国公民的政治意识在发生积极变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的问题，产生了一些背离或偏离的倾向。
政治意识中迷失的功利主义色彩。不同的社会经济活动模式和不同的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会导致人们不同的功利观的产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拜物教”始终统治着人们的思想，社会普遍盛行的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消极颓废的功利观。在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功利观是人们功利观中的主流，它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和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经济活动模式以及在中西文化的相互碰撞中发生的文化价值的变化已经导致了人们的功利观的显著变化，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其功利观中“个人主义”色彩的增强和“物欲”的膨胀。在利益原则的确立、利益目标的设置以及利益实现方式的选择上，许多人开始摆脱过去那种从“集体利益”的大前提出发推导出自己的社会行为和经济活动的思维模式，而倾向于从个人的物质需要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社会行为和经济活动原则，片面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最大化。
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认同危机。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不断促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的形成。经济结构的变化要求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必须作出适应性调整。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传统的威权政治体制失去了一定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新的政治体制又没有形成，没有最终确立其权威性。因而，公民对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的认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危机。有的人甚至拿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裁减、批评、取舍中国的政治制度，羡慕西方的多党制度和“三权分立”等政治制度，鼓吹西方政治文明的美妙。
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国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依赖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政治状况，是对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政治状况的反映。随着特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树立在其上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也必然要发生变革。我国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政治状况的变迁，必然动摇旧有政治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从而动摇人们对原有政治意识形态的信仰。在相当一部分人中，甚至在部分党员干部中，都不同程度产生了政治信仰危机。
公民政治意识的整合
公民政治意识的整合是对背离的公民政治意识的正确引导，从本源上看，整合公民背离的政治意识，既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又要正确对待文化的多样性，协调不同文化的冲突，更重要的是因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创新国家意识形态。
整合利益分化，坚持共同富裕。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④公民政治意识的嬗变实际上是公民对自己利益的一种自觉意识，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的背离与改革开放以来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分化严重密切相关。整合公民背离的政治意识就必须要整合不断分化的公民利益，构建均衡的社会利益分配方式。
国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利益更应该是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集中体现。面对社会中各种不同的、具体的利益要求，国家作为全体国民的代表，它的利益只能是整个社会中的各个局部利益互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执政者不是利益的发明者，而是利益的调和者，它必须尽可能地使“国家利益”的概念同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相协调，同时又必须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相协调。构建均衡的社会利益分配方式说到底就是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中，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本质规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对于我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都有着重要意义。
创新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所内含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等内容只有得到公民的认同，并内化为受众或公民的真正人格，它的功能和作用才能得到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功能和作用实现的程度与公民的政治认同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正比例关系。因此，如果公民不能认同现有的国家意识形态，那么，现存的国家政治体系就会面临着深度危机。另一方面，公民政治意识和国家意识形态之间具有潜在的背离性或背离倾向。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政治意识和国家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是公有制，由此决定了公民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根本一致。但是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政治意识和国家意识形态之间也不是绝对的整齐划一，完全重叠，它们之间也有一定的背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已经发生了巨大变迁，传统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已经同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发生一定程度的脱节，已不能完全合理解释社会、凝聚社会共识。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的背离已经表明，传统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在我国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危机。因此，创新和建构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活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是整合日渐背离的公民政治意识的首要任务。
协调文化冲突，构建和谐文化。公民政治意识的背离，既有利益受损的自我觉醒，又有多元文化，特别是外来文化、政治思想、政治价值的冲击所造成的无所适从。转型前的中国被有些学者称之为“总体性社会”，与总体性社会相对应，公民政治意识与国家意识形态高度重叠，公民对国家意识形态几乎达到了绝对的认同程度。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政治生态和文化环境都发生重大变化，总体上造成了一个异质性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多样性政治意识共存的局面，既有主流的政治意识，又有非主流的政治意识，甚至也有反主流的政治意识。公民政治意识的这种变化对国家的政治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如果说非主流政治意识给社会或国家带来的影响是离散或分离，那么，反主流政治意识给社会或国家的影响就是一种分裂。
公民政治意识的背离蕴含着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从本源上看体现了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异质和疏离。我们可以将与主流政治文化不同的各种其他性质的政治文化称之为社会中的亚政治文化。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消灭亚政治文化，但是可以利用主流政治文化改造亚政治文化。整合公民政治意识的背离，就是坚持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同时合理吸收各种文化中有价值的成分，对反主流的政治意识则进行批判，从而保持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性。
（作者为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ZZB002）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1页。
②萧功秦：“从政治发展学看中国体制转型”，《浙江学刊》，2005年第5期，第100～107页。
③方世南：“培育政治主体意识是推进政治文明的重要举措”，《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实体经济的认识篇6
[关键词]民营经济邓小平
新中国探索民营经济问题的过程历经曲折，既有改革开放之前的艰辛努力，又有改革开放之后的成功。50多年探索民营经济问题的过程中，在正确认识国情、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所有制理论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对实现中国现代化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正确认识我国的国情
我国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不切实际的判断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影响。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的重大突破，他做出了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要求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则。从而把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和现实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把社会主义的发达阶段和不发达阶段区别开来，为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进行了科学的历史定位。确认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它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错误地判断了基本国情。20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现实，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走上了一条能够真正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使民营经济得以快速地发展。
二、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设想在未来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其特征是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达到阶级消灭和国家消亡。而这一理想社会的实现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马、恩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种种预测，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在社会主义探索中，是非常注意遵循经典作家的主张的。但有时甚至是教条式地理解和搬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理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和有计划地进行生产经营的理论的认识有教条化倾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实际出发，通过对中外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以及对我国国情的科学认识，终于找到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模式，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从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战略高度论证了民营经济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肯定了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指明了其发展方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宝库。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营经济的理论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这是邓小平民营经济思想取得成就的理论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并没有搞清楚。邓小平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以全新的视角，提出要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认清社会主义本质这一理论和现实问题。他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束缚，突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本质中的地位，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而这个目标的实现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在我国尚处于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达到共同富裕，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因此，邓小平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大力发展生产力；要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通过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为党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制定正确的政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总结以往所有制理论的经验教训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既纠正了民营经济思想中的失误方面，又继承和发展了其正确的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邓小平民营经济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随着改革的深入，首先以调整对个体的经济政策为突破口，把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从而使城乡个体经济获得迅速发展。随后，逐步放开对私营经济的限制，保护其合法权利和利益，并采取“引导、监督和管理”的方针，发展了私营经济，从而使民营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此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为我国民营经济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民营经济思想，不仅从经济上大力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还在政治上认同了民营企业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地位。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并在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和政策方面有了许多重大突破。2007年，十七大提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在“二个平等”正确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大地将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为我国民营经济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实体经济的认识篇7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和创业不足的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教育界也在思考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探索有效破解问题之道。但教育界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原因分析，更多地归因于外部因素和客观因素，而很少从大学教育自身内部去深刻反思。其实，大学生的经济教育严重滞后是导致其就业难的深层教育根源。
一、大学生的经济教育严重滞后
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促发了人们经济意识的空前觉醒和不断高涨。这一巨大变化必然要求对全体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进行必要的经济教育，使他们具备基本的经济素质和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知识和能力。然而，我国学生的经济教育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严重滞后，与发达国家相比现状和问题令人困惑和担忧。
(一)我国学生的经济教育现状
目前，在我国教育界，对于经济教育普遍重视不够，各级各类学校至今未开设专门的市场经济教育普及课程。而中小学学生仅有的少量经济知识教育，也是在初中的社会课和高中的思想政治课中学到的。当前经济教育内容从总体看过于宏观，离现实生活相距较远。教学过程中又特别侧重知识传授，学生对教育内容的学习亦仅限于死记硬背和应付考试。大学阶段主要在思想政治课中开设《政治经济学》这门公共必修课，除了经济类专业外，其他专业的经济类课程则以选修课程方式设置，门数很少，而且学生选修也多以完成选修课学分为主要目的。
反观发达国家，对于学生的经济教育是非常重视的。美国、韩国、英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都将经济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或独立设置课程，或者在相关课程中列出。如美国的家庭和学校从小就非常重视少年儿童的理财教育。在1960年，美国就设立了专门的经济教育委员会，负责管理和指导学生的经济教育。在高中阶段的经济教育中，设置了独立的经济学课程，具体内容包括经济学基础、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经济度量方法和社会管理目标等六大方面。再如，韩国的中小学经济教育内容都体现在社会课教科书中，以高中为例，其社会课(i)、(ⅱ)两个部分内容共计15个单元172个方面，内容全面且非常具体。在基础教育之上的大学阶段，各个大学开设的经济类课程门数很多，学生也有充分的选择余地。
与发达国家相比不难看出，我国学生的经济教育非常落后。在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不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都缺乏对学生进行经济知识的普及教育和经济能力(包括创业与就业能力、理财能力等)的培养，致使教育应有的经济功能长期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我们的教育在个体层次要求上甚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背离。反映在我们的课程设置中，把经济教育划入社会课或思想政治课，使经济教育从属于政治教育或德育，这种课程设置方式是不合时宜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二)轻视经济教育导致大学生经济素质严重缺乏
学生经济教育落后导致大学生在经济意识和创业能力等方面严重不足，具体表现在：
一是经济意识淡薄，缺乏经济上的独立意识和自立能力。有关研究资料显示，我国学生的经济素质明显落后于西方，大学生的经济意识与国外大学生相比至少落后3年以上，只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高中生的水平。我国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着一种非理性的消费现象，甚至千奇百怪的消费方式也闯入了学生们的生活，如：“红色消费”(生日大操办、考试宴庆)，“灰色消费”(泡网吧聊天、打游戏)，“黑色消费”(吸烟、喝酒甚至)等现象。学生在校或毕业参加工作后，仍然成为“啃老族”、“寄生族”或者“月光族”。这些现象的出现暴露了我国学生经济教育严重不足，缺乏正确的消费观念和理财意识等，直接导致了许多“大龄婴儿”的出现。
二是正确的市场经济观念没有很好地树立起来。尽管学生从小就处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和冲击。但由于我们现在的教育过强的相对独立性，教育内容与现实生活脱节，学生很少理解和参与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活动，致使学生根本没有树立起正确的致富观念、财富观念、金钱观念、消费观念和理财观念。然而，大学生又是敏感群体，极易受社会环境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的经济意识不断觉醒，这本来是好事，但是，由于法制建设滞后等种种原因，特别是缺乏对于国民进行必要的市场经济教育，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日渐膨胀，一些人奉行一切向“钱”看，把赚钱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这种思潮对大学生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和冲击。现在很多学生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金钱经济，人生价值的实现就是以赚钱多少为衡量标准，“唯钱论”思想也在校园内日益流行。
三是缺乏创新精神，缺乏创业致富的理念和就业能力。不可否认，造成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我们的教育轻视甚至忽视学生的就业创业教育、致富和理财能力培养，以及金钱和消费观念等一系列经济素养的培育。经济教育缺失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创业不足问题的深层次教育根源。大学生经济教育严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需要，导致学生普遍缺乏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就业能力不足，择业观念落后，造成毕业即失业，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许多大学毕业生迷恋城市舒适生活，不愿到农村就业，不能做到勤俭节约和合理消费，正确的金钱观念和理财意识缺乏；一些学生鄙视吃苦耐劳、勤劳致富，有的甚至梦想一夜暴富。所有这些，无不说明我国学生的经济教育严重落后的事实。这也正是许多学生无论在校还是在离开学校后，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生活和社会改革发展需要，有的甚至发生价值观突变、陷入功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泥潭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大学生经济教育滞后的认识论根源分析
目前在我国，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对于经济教
育的认识和理解存在着误区。误区的存在有着深刻的认识根源。
(一)传统教育本质观导致轻视经济教育
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仍然坚持传统的教育认识论。认为教育就是培养塑造理想的人、纯粹的人和脱离现实生活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总之就是要培养塑造出不受社会污染的、纯洁高尚的，甚至祛除了私心杂念、七情六欲的“圣人”、“真人”和“完人”。在此认识基础上，一方面，把教育仅仅看做是一种认识活动，教育就是为了培养专心致志、废寝忘食地“追求真理”的人，甚至不惜“朝闻道夕死足矣”。进而又把教育等同于知识教育，把知识视为客观、普遍、永恒的真理而加以灌输和传授，故此，教育完全可以关起门来“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研读书本知识。这种专一、“求真”的知识精英教育，必然导致教育实践中注重文本知识的传播，而不是以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着眼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生存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在思想上把教育仅仅等同于德性教育，曲解“德育为先”的思想，把“德育为先”变成了“德育唯一”。同时，受上述教育认识论的影响，秉承着“知识即美德”，又把德性教育仅仅等同于知性德育，变成了道德知识的灌输和传授，德育成了苍白无力、缺乏实效的道德说教。
(二)传统教育价值观对经济教育的排斥
传统的教育价值追求锁定在价值理性的灌输和塑造上，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人为地割裂开来，试图以价值理性取代或者遮蔽工具理性，甚至把工具理性特别是经济领域的工具理性视为“洪水猛兽”而加以防范和压制，而不是在承认并充分发展工具理性的同时倡导和谐价值理性的培育。传统教育在处理道德与经济关系上，强调重义轻利的价值导向，甚至把道德和功利人为分割、对立起来，主张“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倡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培养安贫乐道、清心寡欲的“圣人君子”。这种教育价值观割裂了人性的物质欲望和精神价值层面，致使伦理道德压抑甚至灭绝了个人物质生活需要和致富欲望。令人叹惜的是，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民的经济意识不断觉醒和高涨的今天，我国的教育仍固守着这种已不合时宜的重义轻利的教育价值传统，无视生动丰富的经济生活对教育的需要和挑战，封闭在自己的圈子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坚持着“学而优则仕”传统下“止于至善”的古训和学做“圣人君子”的陈旧观念，羞于言商，耻于谈钱，“驼鸟心态”坚持到底。殊不知，无视或者逃避并不能否定问题的存在，更不能解决问题。大文豪萧伯纳在《巴巴拉少校》前言中说过：“告诉孩子们‘追求金钱是一种罪恶’就是教他们学习最厚颜无耻地撒谎，教他们最虚伪地堕落。”德育的实效性差与我们不能正视经济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能很好地处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直接相关。其结果必然是教育的经济功能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德育的效果也不可能彰显出来。正是传统的教育价值取向上的偏颇，导致我国学生的经济教育长期得不到重视和有效的实践。
(三)对市场经济与教育的关系认识上存在误区
一些学者认为，教育对经济的过度趋附与社会的过度亲和使当代教育迷失了自我，市场经济的功利原则导致“教育祛魅”。笔者认为，这种批判或担忧在教育管理和运行层面上看，似乎是有道理的。的确，我们应该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物质欲望和现实利益追求合理化，人们的经济意识空前觉醒，致富欲望高度膨胀，传统的义利观被彻底打破。如果说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是空前的，那么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深层次的价值观层面上。由于市场经济排挤着行政权力和道德情感调节经济的传统，引入法律手段和竞争机制来调节经济活动，呈现出法制经济、资本经济和理性经济等明显特征，传统的“以义制利”的道德与经济关系转变为“以法制利”的法律与经济关系，使得工具理性和法律成为整个社会市场经济发展运行的动力和基本的调节规范。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经济教育，加之价值理性并没能跟上人们工具理性膨胀的步伐，再加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在全球化大环境下对传统计划经济改革中摸索前进，相关法制法规不够健全，致使人们长期禁锢着的经济意识和发家致富思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脱缰的野马突然爆发，导致产生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泛滥的倾向。“当前，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在短短几十年内迅速提高，然而人们尚未形成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正确、合理的价值观，出现了一些信仰危机。经济的快速转型与社会文化价值系统重构滞后的矛盾是造成价值观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对于传统教育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影响。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挑战，人们不是考虑如何改革传统教育并积极开展必要的市场经济教育以主动应对，而是对于全球化背景下势不可挡的市场经济大加责罚，批评这是市场经济的所谓“功利原则”的消极影响和负作用，把一切罪名都推给了市场经济，使它成为万恶之源、众矢之的，其实，市场经济原本应是理性经济、法制经济，是诚信守约的道德经济，是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人们对市场经济产生的认识误区，在市场经济观念上的错误，乃至对市场经济对教育影响的过分指责和担忧，恰恰正是我们的经济教育严重落后所致。
三、破解阻碍经济教育的认识论难题
现实是残酷的，抱怨或者逃避都无济于事，但挑战往往也是和机遇并存的。应对市场经济的挑战、加强学生的经济教育，是教育改革不可回避的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为此，必须在思想和理论上大力破解阻碍经济教育的认识论难题。
(一)大胆解放思想，转变教育观念
倡导和加强经济教育，必须突破传统教育认识论的局限。首先，教育不是培养抽象的“完人”，不是抽象的“人”的教育，教育的对象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活生生的人。那种脱离实际生活的、从抽象的完美无缺的人的形象设计出发而展开的教育，只能培养出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或者神性“完人”，绝对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现实生活着的公民。那种理想化的、不切实际的、“花瓶式”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必须终结。其次，教育也不仅仅是德育，“德育为首”或者“德育为先”并不是以德育压制或者。排挤其他教育，更不能“德育唯一”、人文价值教育“独霸”。再次，知识教育不仅仅是为认识而进行知识教育，不仅仅是为知识而求知，不仅仅是为求真而求真。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实践的认识论，认识是在实践中、通过实践并为了实践的。认识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求真，而是为了实践，是为了解决人类生存发展实践中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马克思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早就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关于脱离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认识与实践必须结合起来，科学知识和科学真理并非“价值无涉”，把科学与生活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无视活生生的现实经济生活基础，这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我们的教育必须与时俱进，深刻认识市场经济与教育的关系，大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真正处理好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求知与求职相结合的问题。
(二)破除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对立的魔咒
自马克斯。韦伯以来，人们在认识上逐渐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人为分割并对立起来，这个魔咒一直在折磨着当代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社会公民教育的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育也深陷这个魔咒之中，我国学生经济教育的最大阻力就在于此。一方面，在观念上坚守传统教育观念，认为教育主要在于价值和精神层面的培养和引导，虽然我们也提倡培养物质与精神、身心和谐、全面发展的人。尽管这种理想人的形象设计并不否认工具理性的价值，但思想观念上却更重视价值理性的引导，如学“做完人”等提法，主张“先做人后做事”，人为地把“做人”与“做事”割裂开来，甚至极力推崇价值理性，而压抑、否定追求物质利益的工具理性的培养。另一方面，对于工具理性还存在着深深的顾虑或忧虑，这主要体现在惧怕工具理性泛滥或者膨胀会吞没价值理性上，造成整个社会价值沦丧、精神颓废。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绝不是回避经济教育，绝对不能无视追求物质利益的工具理性对于人的生存发展、对于社会物质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发展的巨大作用。当然，因为我们所建设和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也不能重走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膨胀、僭越价值理性的老路。
破除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对立的魔咒，真正的解决办法是承认且充分发展工具理性，并以普世的伦理价值导引工具理性，使二者达到真正的和谐融洽或保持必要的张力，而不是各自僭越、彼此排斥，甚至互相吞并。工具理性是人类生存的必然要求，是压制和否弃不了的，重新回到我国封建社会传统的“以义克利”甚至“灭人欲”的做法，或是像康德那样武断地设定实践(道德)理性优越于其他(理论)理性，都是不合时宜的。当然，象一些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家所提倡的以工具理性否弃价值理性的极端功利主义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我们必须在思想上转变把身与心、物质与精神等人为分割、二元对立的认识，承认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各自的存在合法性，认识到二者并不必然对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能够和谐共存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压制，而在于恰当的价值教育和引导，在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导工具理性在市场经济实践中的健康运行。这才是我们的应有态度和合理选择。
(三)克服“鸵鸟心态”，勇于面对挑战
实体经济的认识篇8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陈云决策思想最直接最主要的理论来源
陈云同志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因而看问题特别准，特别远。他通过总结、概括领导经济工作、政治工作的经验，极为深刻地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一）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先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它强调认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认为人们的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能动的反映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事求是就是这种能动的反映论的高度概括。
陈云决策思想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这最鲜明地体现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九个字中。陈云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1]陈云非常重视实事求是，把实事求是同决策联系在一起，他说：“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决策。”[2]
最能体现陈云坚持唯物认识论的是他在决策中坚持“国力原则”。1957年，陈云发表了《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一文，认为必须注重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平衡，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要保持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这两大部类生产之间的平衡，从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部门来说，要保持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平衡。他认为，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有多大家底就做多大的事，只有从国力出发和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才能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薄一波对当时的情况评价如下：“我认为，周总理和陈云同志的这些意见，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指导计划工作和经济建设的生动体现。”
（二）坚持认识运动过程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它把辩证法贯穿于整个认识过程，坚持从主体和客体、认识和实践的矛盾运动中考察认识活动，它认为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要经过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
陈云决策思想不仅体现了他坚持认识的唯物论，还体现了他始终坚持认识的辩证法。他把这种辩证的认识方法归结为“交换、比较、反复”六个字。“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充分体现了陈云对认识的辩证规律的精辟理解。
在决策中，陈云重视认识的两次飞跃及其往复无穷的过程。他认为认识应该从对现实情况的深入调查开始，在取得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再进行分析。“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5]他十分重视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处理经济问题时处处都用数据说话，常以定量分析作为剖析经济活动的手段，从中发现问题，找出规律，他指出，经济工作既要算大账，也要算小账。而对于那些实际情况比较复杂，通过定量、定性分析预测仍难准确把握实施效果的重大决策，陈云强调使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通过试验进行验证。他要求：“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陈云提出决策、检验、再决策、再检验的公式，正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识规律在决策工作中的运用。他认为，世界上从来不会有十全十美的办法，因而决策过程中必须做出个可供比较的方案，反复论证，择优选用。“从决策方法上说，他不仅提出八种方案和方法，而且逐一分析，反复论证，反复比较，最后定出可行政策。从决策程序上说，他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力求慎之又慎。”
（三）坚持实践真理观。人们的认识过程是探求真理的过程。真理的内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客观的社会实践，因而真理是客观的。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坚持真理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陈云的决策思想坚持了实践真理观，坚持了真理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
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其观点与陈云的思想不谋而合。对于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陈云给予了高度重视与支持，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非常赞赏，他三番五次地强调，毛泽东著作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陈云认为，坚持真理必须不计个人得失，不能搀杂个人好恶与私心。“如果一切从自己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搀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己。错误就是把客观看错了，结果也错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
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陈云决策思想的历史来源
陈云决策思想的形成除了具备以上理论来源之外，还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
陈云历来重视哲学的学习，有学者从哲学性格、哲学观、哲学贡献三方面对陈云哲学思想作了系统的研究和阐述，认为陈云的哲学性格可以概括为“实践性格”，表现在：从精神特质看，体现为应用哲学；从理论旨趣看，体现为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从思维模式看，体现为知行合一的致思趋向；从价值理想看，体现为以人民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这些在陈云同志的一些著作和讲话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同志就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全面、比较、反复”，作为认识真理和解决问题的一个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达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
陈云的哲学思想是在吸收传统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纵观中国哲学史，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及其统一的传统。陈云在学习中国传统哲学的同时加以批判继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传统的继承。我国有“经世致用”优秀传统，认为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强调学问要面向现实，关心现实，为现实服务。陈云在其领导决策中尤其强调务实性。1939年12月，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中，陈云强调指出，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老干部要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把它提到理论的高度，来指导以后的工作。可见，陈云心目中的理论或哲学，决不是书斋中的学者出于追求纯理论的逻辑思辨而构筑出来的思想体系，而是产生于社会实践又反过来作用或服务于社会实践的有用的理论。二是对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在中国传统“一分为二”的命题上，陈云的“用人的辩证法”做了很好的诠释。他指出，要用全面的观点看待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陈云认为了解人的时候，不能只看他的今天，不看他的昨天，或者只看过去，不看现在，这都是形而上学的静止的方法，“一个人的长处里同时也包括某些缺点，短处里同时也包含着某些优点。”用人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总之，“天下没有一个人是毫无长处，毫无缺点的，所以我们说，在革命队伍里无一人不可用。”三是对墨子、颜元、魏源等人关于认识来源于“行”并强调“亲知”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继承。在这一点上，陈云的名言是“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情况明了是研究解决问题和制订决策的前提和基础，而情况明了则是调查研究的直接结果。陈云经常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蹲点调查，亲自体验，并反复实践。
三、中国现实国情是陈云决策思想的现实来源
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事实为根据，从中找寻规律性是贯穿陈云决策思想的基点。陈云之所以能在我国经济困难之时多次力挽狂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深谙我国国情。陈云决策的诸多观点与主张，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关键在于从我国国情出发，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清醒地科学地分析和判断情况，从而使制定出来的政策具有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实体经济的认识篇9
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要进一步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把学习科学发展观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要提高掌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水平，而且要提高实现科学发展的知识水平。要根据履行职责的要求，学习移民开发等相关领域的知识，不断完善知识结构，提高业务素质，努力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科学发展观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深化认识、增长才干、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是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实践上的自觉性与坚定性，来自思想认识上的自觉性与坚定性。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愈深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会愈自觉愈坚定。
首先，要进一步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得出的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成果，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其次，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是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内涵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这一科学体系中，第一要义是发展，以人为本是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基本要求，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其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升华，从统筹协调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又好又快”发展,我们党坚持发展的信念一以贯之。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和发展。
再次，要把学习科学发展观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科学发展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与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要求用全面、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关系，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原理。它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发展主体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只有把学习科学发展观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才能把握贯穿在科学发展观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掌握其精神实质，从根本上提高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能力。
在加强学习中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科学发展重在发展，贵在科学。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就是尊重和遵循客观规律求发展，按客观规律办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要提高掌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水平，且要提高实现科学发展的知识水平。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学习任务更加繁重，掌握新知识、提高新能力的任务更加繁重。只有不断学习、更新知识、增长才干，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
第一，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努力学习现代经济知识，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我们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但较之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和成功经验，我们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掌握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些年来，在经济总量不断增大，经济发展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的同时，经济运行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也大量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低下，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协调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反映出经济工作的不少方面还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无论消除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还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都要求我们努力学习现代经济知识，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要努力学习宏观经济知识，把握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基本原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努力学习微观经济知识，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自觉避免市场的盲目性。
第二，面对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新要求，必须努力学习科技知识，不断提高推进自主创新的组织领导能力。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在许多领域因没有掌握核心技术而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仍处于低端位置。我们的生产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仍然较大，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保障人民健康和公共安全，维护国家战略利益，都必须克服技术瓶颈的制约，都迫切要求加快推进科技进步，不断提高开放条件下的创新能力。要通过加强学习拓宽视野、增进学识，掌握现代科技加速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了解最新科技成果及其产业化前景，科学确定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从而更有力地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第三，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努力学习社会管理知识，不断提高管理社会的能力。社会管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矛盾复杂、风险加大，社会整合和社会调控的任务非常繁重。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适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的新体制的要求已经十分迫切。要学习社会结构演变规律的知识，了解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新变化，深入研究当前我国的突出社会矛盾及其规律，更好地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更有效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学习当代社会组织和管理知识，借鉴国外社会管理的有益经验，创新社会管理理念，整合社会资源。要学习社会心理学知识，了解现代社会条件下社会心态的变化，合理引导社会行为预期。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履行好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第四，面对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新要求，必须努力学习法律知识，不断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依法行政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在我国，依法行政尚处在初级阶段，行政法治还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无论是观念上还是制度上都面临着挑战，依法行政这一深刻的观念更新和制度变革还任重道远。要学习宪法，树立牢固的宪法意识，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行政首先要依宪行政。要了解与科学发展有关的主要法律制度，提高依法推动工作、解决矛盾的能力。要深入学习和全面落实行政许可法，切实转变行政管理职能，自觉规范行政行为，依法提高行政效能。
在实践中提高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能力。领导干部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织者和实践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不是凭空产生的，要靠学习，更要靠实践。要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检验学习的效果。科学发展观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深化认识，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增长才干、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
第一，要在工作实践中提高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再好的理论，如果不与实际相结合，不落实到实践中，也不能发挥其指导作用。事实上，贯彻落实的过程就是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就是不断改造主观世界使之符合客观实际的过程。要提高广大干部的实际运用能力，使广大干部学会用科学发展观来审视、谋划、检验自己的工作。只有在深入实践和认真落实的过程中，我们的认识才能跟上实践发展的要求，才能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
第二，要在基层锻炼中提高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能力。要有计划地组织和安排干部在实践中经受锻炼、接受考验，特别是要组织和安排干部到艰苦地区、复杂环境和基层一线去，到问题最多、矛盾最突出、发展最落后的地方去，在实践中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积累经验，增长才干。事实证明，通过多岗位、多渠道的实践锻炼，统筹协调发展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和维护群众利益的能力，都得到了明显提高。
实体经济的认识篇10
关键词：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哲学分析
“循环经济”是最近几年国内学术和政策研究领域频繁出现的一个学术词语。国内学者对循环经济的理论进行了大量探讨，国家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循环经济的实践。但是，国内生态经济学界、环境经济学界以及主流经济学界对循环经济实质的认识至今仍存在较大差异。为深入揭示循环经济理论内涵，部分学者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如，董艾辉在分析循环经济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一致性的基础上，指出循环经济是对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扬弃，也符合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张连国等认为，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有二，即知识论基础与存在论基础。崔胜辉等则从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在内涵和目标上一致性的角度，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和经济伦理观。
应该说，从哲学角度探讨循环经济，既是对循环经济理论研究的丰富，也为哲学研究领域引入了新的研究课题。但从已有研究来看，循环经济的哲学研究在哲学分析与梳理上还不够全面和系统。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比较系统地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展望循环经济的未来发展。
1.循环经济的哲学涵义
1.1循环经济的产生、发展和目标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循环经济思想起源于人们对自身生活环境和质量的忧虑，也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达国家工业化带来的环境后果的直接反思，主要针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这种对环境的忧虑逐渐变成一种全球性的反思，环境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我国从参加1972年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开始加入这个行列。循环经济不仅反思工业化带来的环境破坏和资源耗竭，也积极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循环经济的目标就是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说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这种发展模式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强调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体系的融合，减少单位产出资源的消耗，节约使用资源；通过生产技术与环境保护技术和清洁生产相结合，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过废弃物综合回收利用和再生利用，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通过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生态环境的永久平衡等。在经济层面上，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方式，旨在实现经济增长、资源供给与生态环境的均衡，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它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社会大众共有的、稀缺的自然资本，因而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循环过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它既要求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也要求改变环保企业治理生态环境的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效益内部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循环经济的实践性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无论是其思想来源和目标指向都是实践，循环经济的理论发展更是离不开实践，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和总结。因此，循环经济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或者实践是循环经济的基础或唯一尺度。
1.2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符合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并对认识起决定作用；人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从感性到理性；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充满着复杂性和曲折性。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正完整体现了上述观点。首先，循环经济在特定时代产生体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在工业化以前和工业化的低级阶段，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消耗较少，还不足以使人类对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产生像今天这样的深刻后果。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环境和资源的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和影响时才可能产生循环经济思想。其次，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到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涵或全部规律，而且，认识的深化不可能脱离经济和历史发展阶段。最后，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能动的认识。这不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也不是对实践的简单反映和被动认识，而是为了应用于实践，改造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循环经济的这些特点，可以较好地理解当前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所遇到的种种思想障碍。比如，有人抱怨目前我国生产方式仍较粗放、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较大等。这是事实，但也要注意到，我们不可能脱离我国的历史前提来谈论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不是先知先觉的智者，而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者。在实践的过程中可能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错误本身并不可怕，关键要遵循规律，对自身发展方式进行反思和扬弃，最终解决问题。毕竟，在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上搞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道路和方法可以照搬。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经济起步、经济总量和人民温饱问题，难以为了保护环境从一开始就放弃经济和工业发展。
1.3循环经济的模式特征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联系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正是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孤立地探讨经济问题，或单纯采用经济手段分析解决问题。它要求综合考虑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制定相应政策措施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公平与进步。循环经济深刻分析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对人与自然和谐模式进行大量有益的探讨。同时，将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作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加以考虑，既注重分析经济生产领域各个部门、行业及其相互联系，又注重生产流程的各个阶段及其相互联系，还注重生产与生活两大部类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中的具体情况与相互联系，统筹考虑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工业与农业、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等在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方面的关系。循环经济在分析问题和提出对策时，也认识到单纯经济知识和经济手段的局限性，强调学科间的联合，强调经济社科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领域的统筹并重。
1.4循环经济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为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范式，强调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代际公平以及国际视野，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既包含科学的逻辑推论，也汲取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正反经验；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态度，也体现了向历史、向子孙的负责态度。循环经济是在环境已遭受重大破坏、资源过度消耗的情况下产生的。根据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历史教训、现代科学和经济学的推断，如果这种趋势不加以阻止和逆转，造成的后果将不堪想象。但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趋势并非不可逆转，通过循环经济的途径，人类完全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分析和对比揭示了人类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2.循环经济的本
质属性与内在要求
循环经济的定义是目前国内学者争论的焦点，根本分歧主要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问题。笔者认为，只有解决本质属性问题，学科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加扎实，学科才能逐步走向成熟。本质属性问题解决了，相应的内在要求就容易了。前面分析的循环经济哲学内涵已为探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作了铺垫。
2.1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
笔者赞同齐建国教授关于循环经济的描述，即循环经济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是中国新兴工业化的最高形式，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态。齐教授认为，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循环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微观上，按照著名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的定义，所谓技术范式可定义为解决所选择的技术经济问题的一种“模式”。宏观上，技术范式可定义为社会生产主导技术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程序模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形态对应不同的技术范式。在技术层次上，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开放（或称为单程）型物质流动模式相对应，循环经济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核心是提高生态环境的利用效率，本质是生态经济。
笔者认为，在齐教授定义的基础上，还可从哲学高度对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作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总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变，每个社会历史阶段都有与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因此，循环经济应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技术范式。循环经济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产生和发展，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使命。可以预见，循环经济将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进程起重大的历史作用；同样可以预见，循环经济绝不是万能的，不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技术范式的最高形态或终极形式。
2.2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
2.2.1特定的时空观念。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需要明确特定的时空观念。我国是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21世纪开展循环经济，离不开立足自身现实发展循环经济。要花大力气研究我国的实际，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问题，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胜利。同时，要对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有着足够的心里准备。
2.2.2统筹观点。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统筹的观点和系统的观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面临很多问题，但由于资源有限，只能统筹加以考虑。要把握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定重点领域和优先发展领域，循序渐进，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2.2.3理论联系实践。发展循环经济要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以此指导实践，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理论。如此反复，推动经济与社会向良性方向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实践的学科，循环经济理论和政策如果只停留在书本中、文件中、口头上，不能在实践中得以贯彻落实，循环经济的目标就会是水中月、镜中花。因此，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观点，尊重客观规律，努力推进循环经济建设，同时反对把循环经济夸大化、万能化的倾向。
2.2.4公众参与。循环经济涉及全社会的各领域，离开公众参与的循环经济将难以成功。目前，我国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尚有待提高，特别需要在社会上进行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启蒙，通过政府政策宣传，引导社会生产和消费观念。公众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觉醒将是循环经济得以贯彻落实并取得成功的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
3.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
3.1系统的工作思想
发展循环经济特别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立足现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五个统筹，制定系统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综合协调区域、行业和部门利益，以长远发展和大局为重，抓住主要问题，确定重点领域、优先领域和战略步骤。
3.2制度和技术并重
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既注重制度层面的政策设计，也注重技术层面的政策设计。加强对现有经济模式、生产技术与过程、管理方法的改进和创新；加强对项目立项进行充分论证以及项目中、后期的评估；加强对节能减排领域重大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同时，开展大量调查，掌握循环经济的动态发展，及时研究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3.3建立长效机制
根据循环经济的不同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大学、公众等，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同时，探讨建立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有效联系机制，完善政府考核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
3.4自主创新与学习借鉴
既要立足自身国情积极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理论和政策，又要学习借鉴一切有益的国外经济、管理和政策实践的成果；既要发扬自主创新的精神，建立基本技术支撑体系，又要进行必要的技术引进和模仿消化。4.未来展望
发展循环经济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必然既凝聚着人类对自身处境的深深忧虑，也包含了对更高级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美好愿望。马克思主义认为，尽管过程往往充满曲折，世界一直是向前发展的。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有着自身发展规律，虽然当前还有很多争论，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将促使循环经济研究更快走向成熟。循环经济在中国已经启航，并将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进程长期相伴。尽管道路充满艰辛，但前途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李兆前，齐建国.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综述，《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董艾辉.循环经济的哲学思考，《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第20卷第1期.
张连国.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东岳论丛》，2005年3月第26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