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金融的特征篇1
【关键词】政策性银行；金融债；收益率；主成分
1.引言
政策性银行不同于商业银行，其成立并非以盈利为目的，而是通过发行金融债或向中央银行举债，配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充当政府发展经济和促进社会进步的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金融债的发行和赎回直接关系着国家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对我国政策性银行金融债收益率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选用我国所有政策性金融债券，采用主成分分析从不同政策性金融债的收益率中提取出三个主成分，结果显示提取出的三个主成分能够解释我国政策性银行金融债收益率近100%的变化，这表明我国政策性银行不同期限的金融债收益率变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2.研究方法
债券市场中的利率期限结构是从所有类型的债券中剥离出来的利率与期限之间的关系，由于本文所研究的债券仅仅局限于政策性银行金融债，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相对于其他类型债券有其自身独特的属性和特定；所以本文只从所有的政策性银行金融债的收益率中分离出利率期限结构，而这一条利率期限曲线仅仅反映政策性银行金融债的收益率变化。
尽管零息利率的剥离十分繁琐，但因为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不存在信用风险，因此，直接利用不同期限政策性银行金融债的收益率对期限进行拟合，便能够得到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利率期限曲线的近似替代物。通过拟合得到的利率期限曲线，求出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2年、3年、4年、5年、6年、7年、8年、9年、10年、15年和20年一共15种期限下的收益率。然后利用数据对15种期限下的收益率序列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3个主成分。经验表明，3个主成分分别代表水平移动成分、斜率变动成分以及曲率变动成分。分析宏观经济变量对这三个具有特殊含义的主成分的影响，便可以发现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对哪个主成分产生了影响，从而影响了整个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的收益率期限结构，最终又导致了政策性银行金融债的收益率变化。
我国的利率一直受到中央银行的控制，2004年开始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了保证数据不受政府政策的影响，本文选取了债券市场交易最为活跃的近5年数据，即2007年至2011年。因为宏观数据的调整速度过慢，而市场收益率却随时都在变化，所以本文采用月度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在使得宏观经济变量的数据能够和市场收益率匹配的前提下，又尽可能少的遗漏信息。那么，对于每一个变量从2007年1月至2011年12月一共有60个观测值，所有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wind数据库。数据的处理和分析由SaS完成。
要提取收益率期限结构的3个主成分，需要得到不同期限下的利率时间序列。本文首先从2007年1月至2011年12月，利用每月所有未偿的政策性银行金融债收益率对其相应的期限进行拟合。由于利率期限曲线本身具有水平、斜率和曲率的性质，那么收益率对期限的二阶导数显然不为零，而且利率期限曲线的曲率也是随时间而变化的，很明显收益率对期限的也不是常数；加上利率期限结构的拟合并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所拟合的曲线只要能够说明政策性银行金融债收益率期限结构的整体变动趋势，那么便不会对本文的研究结论造成影响，因而在拟合收益率期限曲线时本文选用已被普遍接受的三次线性拟合函数。在60个月中，选用每个月的15日的数据进行三次函数拟合，求出15个不同期限下的对应收益率，最终得到对应于15个不同期限的从2007年1月至2011年12月的收益率时间序列。其中有极少几个月份的数据未能获得，本文利用插值法得到。
3.实证分析
要使不同期限金融债收益率的变动能够以较少的因子进行刻画，必须保证各种期限的金融债收益率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下面利用市场数据，对我国政策性银行不同期限的收益率进行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矩阵见表1。
由表1的相关系数矩阵可以发现，不同期限的政策性银行金融债收益率存在高度的相关性。显然，直接用各期限的收益率去分析政策性银行金融债收益率的变化仅仅是在处理重复的信息。因此，对各期限的收益率进行主成分分析将会大大降低分析的复杂性，又不会影响结论。下面是对不同期限政策性银行金融债收益率的主成分分析结果。
表2主成分分析对应的前5个特征值
第1主成分第2主成分第3主成分第4主成分第5主成分
特征值14.14580.64310.21010.00113.84e-09
方差占比0.94310.04290.01400.00010.0001
累积贡献度0.94310.98590.99991.00001.0000
最大的5个特征值表明，前3个主成分已经解释了政策性银行金融债收益率接近100%的变化，从而用3个主成分便可以完全代替政策性银行金融债的收益率的期限结构。那么3个最大的特征对应的特征向量见表3。
表3三个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
Vector1Vector2Vector3
1m-0.26160.00820.3878
3m-0.2620-0.00130.3699
6m-0.2625-0.01520.3432
1y-0.2634-0.04150.2901
2y-0.2643-0.08760.1861
3y-0.2644-0.12370.0869
4y-0.2640-0.1486-0.0058
5y-0.2634-0.1612-0.0904
6y-0.2629-0.1605-0.1661
7y-0.2625-0.1456-0.2317
8y-0.2624-0.1152-0.2861
9y-0.2624-0.0686-0.3281
10y-0.2623-0.0053-0.3560
15y-0.24280.4868-0.2480
20y-0.20550.79060.0368
三个特征向量的分量反映了3个主成分对于各个期限收益率的权重。第一个特征向量的各个分量大小基本相等，显示了利率期限曲线的水平移动；第二个分量中期债券收益率的权重较大，对短期和长期的债券的收益率的权值较小；而第三个特征向量的分量对短期和长期债券的收益率的权重较大，对中期债券收益率的权值较小。利用公式（5.5）便可以求出3个主成分。分别代表着水平移动成分F1、斜率变动成分F2和曲率变动成分F3。
4.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所有政策性金融债券的市场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从不同政策性金融债的收益率中提取出三个主成分。实证结论表明提取出的三个主成分能够解释我国政策性银行不同期限金融债收益率变化的99.99%，我国政策性银行不同期限的金融债收益率变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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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金融的特征篇2
2009年1月1日，我国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有效地克服了生产型增值税抵扣范围小、抑制企业技术进步的缺陷，降低了增值税纳税人在货物生产和流通环节的税收负担。但是，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有限、扣税链条不完整等因素，以及营业税的重复征税特点，严重阻碍了服务业的发展。为了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我国把实现“货物和劳务”一体化征税、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作为实现结构性减税的一剂良方，希望通过“营改增”在完善商品劳务税制的同时，逐步完善商品劳务环节的扣税链条，消除重复征税，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实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的目标。
对于融资租赁业而言，“营改增”之后，融资租赁业可以开增值税发票给承租方，使得上下游企业形成了完整的增值税抵扣链条，有利于吸引客户；同时对属于一般纳税人的承租方来说，由于能够拿到可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与银行贷款相比，可以降低财务成本、降低税负，有利于承租方选择融资租赁业务。融资租赁企业不仅要抓住“营改增”的改革大环境所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积极地与税务部门进行沟通，将“营改增”之后出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税务部门，以求有更加明确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融资租赁行业的发展。
二、“营改增”后融资租赁业面临的问题
（一）“三流不合一”带来的税务风险对于融资租赁业来说，所谓的“三流合一”是指税务部门要求的合同流、现金流、发票流三流保持一致。而通常所说的“三流合一”是指税务部门要求的票据流、现金流、物流三流保持一致。由于物流很难回放性检查，不像合同、票据、资金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在实务操作中税务机关用“合同流”代替“物流”以便于纳税管理。但是，鉴于融资租赁业的部分业务流程的特殊性，使得融资租赁业在“营改增”之后为开展业务面临着税收违法的潜在税收风险。下面从融资租赁业的售后回租业务流程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1）严格按照售后回租定义。承租方选定自己需求的设备后，告知融资租赁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对承租方资格审核之后将设备价款提供给承租方，承租方直接与厂商签订《设备买卖合同》，从而拥有了设备的所有权，并由厂商按设备价款开增值税发票给承租方，然后承租方与融资租赁公司签订买卖与租赁合同并支付租金，融资租赁公司按租金收入的利息开增值税发票给承租方。
如图1所示，厂商与承租方、融资租赁公司与承租方之间业务流程清晰明了，实现了税务机关要求的发票流、合同流、现金流的一致性原则。
（2）对涉及特殊行业的售后回租业务，如工程机械、上牌车辆、工程机械、上牌车辆、二手设备等，使用此业务模式操作。承租方在业务操作前通过和厂商签订《设备买卖合同》拥有了租赁物的所有权，同时厂商按设备的价款开增值税发票给承租方，承租方然后将其出售给融资租赁公司，并由融资租赁公司代客户向厂商支付租赁物购买价款，然后承租方将该租赁物从租赁公司租回并与融资租赁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以后向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融资租赁公司按租金收入中的利息收入开增值税发票给承租方。
从图2中看出，承租方与融资租赁公司之间的交易清晰明了，实现了发票流、现金流、合同流的一致性原则。但是厂商与承租方之间只是实现了发票流、合同流（物流）的一致，现金流存在于厂商与融资租赁公司之间，从而没有实现税务部门要求的发票流、现金流、合同流保持一致的原则。
“营改增”后，由于融资租赁业实行增值税购进抵扣法，如果出现“三流不合一”的情况，不管对于融资租赁企业还是承租方来说，都无法将厂商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进项税额进行抵扣，极大地增加了融资租赁业的税收成本和税务风险。
（二）即征即退政策形同虚设在此次“营改增”改革中，将融资租赁业由按“金融保险业”税目缴纳5%的营业税改为部分现代服务业的应税范围征收17%的增值税，由于“营改增”前后计税依据基本保持不变，税率的大幅提高无疑会增加融资租赁公司的税收负担。鉴于此，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1]111号）文的规定，经人民银行、银监会、商务部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服务，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理论上将融资租赁业的税负由5%降低到3%。但从上海、北京等实行“营改增”试点地区的实际操作来看，即征即退政策基本落实不了。下文将从以下方面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1）即征即退政策中的分母不明确。即征即退政策出台之后，对于增值税实际税负的计算过程中分母的确定一直存在争议。财税[2012]86号文出台之前，各地做法不统一：上海市有的按息差（租息减去财务利息支出），有的按租息；北京市则要求分母不是按租息计算，而是按本金加上租息。针对这一争议，《关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应税服务范围等若干税收政策的补充通知》（财税[2012]86号）文明确规定“增值税实际税负是指，纳税人当期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额占纳税人当期提供应税服务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的比例”。在对上海、北京的企业进行税负测算之后发现：如果严格按照86号文的规定执行的话，增值税的实际税负在0.7%左右，没有一个企业的实际税负超过3%。这就意味着即征即退政策落实不了，在计税依据不变的情况下原来按照5%缴纳营业税，现在按照17%交增值税，使得融资租赁公司的税负增加。
在财税[2012]86号文出台之前，安徽省某融资租赁企业曾经享受到按实际税负超过3%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政策，但是86号文出来之后，由于增值税实际税负没有超过3%，税务局要求企业把退回的税款交回国库。由此可见，政策的不明朗已经影响了企业财务管理活动及业务的正常开展。
（2）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营改增”之后，融资租赁公司的当期销项税额等于票面金额乘以17%（其中票面金额包括做直租业务时按租金全额分期开给承租方的增值税发票的金额和做售后回租业务时按照租金全额减去本金部分分期开给承租方的增值税发票的金额）；融资租赁公司的当期进项税额等于作直租业务时，当期从厂商购买设备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税额。
最近几年，融资租赁业快速发展，加之“营改增”之后的融资租赁业实行增值税购进抵扣法，只要融资租赁公司的直租业务取得的进项税额大于直租业务和售后回租业务取得的销项税额的总额，就会使得融资租赁公司长期不用交税。这种情况在融资租赁业快速发展的这段时期将长期存在。但是，当该行业进入平稳发展时期时，融资租赁企业的累计销项税额将会超过进项税额，此时才开始纳税。随之，融资租赁公司的税务风险出现了：
如图3所示，一方面融资租赁企业在n年间不交纳增值税，等到累计销项税额超过进项税额之后逐渐交纳增值税，对企业（特别是中小融资租赁企业）的现金流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长期的经营决策；另一方面，财税[2011]111号文附件中规定的即征即退政策属于“营改增”试点期间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等到“营改增”全面铺开，届时这项优惠政策将会取消。如果开始缴纳增值税的时点出现在“营改增”试点期间m之后，企业将无法享受到即征即退优惠政策。
三、“营改增”背景下融资租赁业问题解决对策
（一）对特殊业务“三流不合一”的建议对于融资租赁行业来说，由于某些业务流程的特殊性，使得“营改增”前后该行业面临同样的难题，即合同流、票据流、资金流（以下简称“三流”）无法保持一致。在三流不一致的情况下，厂商无论将设备的增值税发票开具给融资租赁公司还是开给承租人，均无法作为进项税额进行抵扣。针对此问题，笔者建议如下：（1）对于政府来说，采用“融资”与“融物”分开征税的方式解决三流不一致的问题。融资租赁业是以融资的方式完成了融物的目的，既有金融属性又有贸易属性，具有特殊性。一方面，融资租赁企业按设备的价款开增值税发票给承租方（即平票平走）；另一方面，融资租赁企业就租息收入部分按现代服务业开具增值税发票给承租方，从而解决三流不一致的问题。（2）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可以积极主动地与税务部门就融资租赁业务的流程特殊性进行沟通，融资租赁企业可以将涉及到三流不一致的问题在合同中明确地反映出来，以便让税务局承认业务流程的合理、合法性。
（二）对即征即退政策不能落实的建议86号文出台之后，基本没有企业能够达到即征即退的退税标准。针对此问题，笔者提出如下建议：（1）政府一是应从融资租赁行业自身的业务特点出发，对于即征即退的分母，应剔除本金部分，只包含租金中的利息收入；或者，降低即征即退率，从而使该项税收优惠政策落到实处。二是建议政府保证即征即退政策的延续性。即征即退政策作为“营改增”试点期间的优惠政策，是一项暂时性的优惠政策。在“营改增”之初，由于会出现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使得企业在开始阶段不需要纳税的情形，保证该项政策的延续性，使得企业在真正纳税的期间享受到即征即退政策。三是建议政府尽快出台即征即退政策的实施细则。到目前为止，各试点地区的税务部门对86号文规定的即征即退政策的分母理解不统一，影响了即征即退政策的实施。政府要尽快出台实施细则，明确即征即退政策增值税实际税负计算过程中分母的内容。（2）企业。一是通过融资租赁协会等途径向税务部门积极反应情况，做好信息的传达和沟通工作。二是应在政策明朗之前做好退税的备案工作。及早备好相关文件和资料，到当地税务部门办理有形动产租赁备案和即征即退备案，以应对即征即退实施细则的出台。
参考文献：
[1]赵国庆：《“营改增”或可为融资租赁业解困》，《中国税务报》2012年第12期。
[2]潘文轩：《“营改增”试点中部分企业税负“不减反增”现象释疑》，《广东商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3]胡亮：《关于我国融资租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时代金融》2013年第3期。
政策性金融的特征篇3
关键词：政策性银行转型政策
政策性银行如何发展，完全依靠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看是否存在市场失灵领域和弱势群体，而不能武断地认为“完全商业化”就是最好的选择和最终的发展方向。政策性金融的发展路径从原理上应该是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在市场不足或失灵以及存在弱势群体的领域，不断地动态调整其业务范围，发挥政策性金融的特有功能，为商业性金融的进入创造基础和条件。本文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点进行努力和实践：
一、对政策性银行进行准确定位
政策性银行作为借助国家信用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金融工具，是进行市场化运作但又不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标的非营利性金融机构国家信用支持、市场化运作、非盈利性应是新时期政策性银行的三个显著特征。其一，政策性银行需要国家信用支持。这是因为政策性银行是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的，利用国家信用可在国际市场以相当低的成本赢得资金，有利于其政策性业务发展;其二，实行市场化运作，可以避免政策性银行过度依赖财政而导致经营效率低下，并运用市场化方式弥补体制性缺损和政策业务的市场风险，从而增强其应对集中、大额、长期风险的能力，这也是新型政策性银行与传统政策性银行的最大区别;其三，政策性银行经营目标不是盈利最大化，而是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我国的三大政策性银行虽同为政策性金融机构，但实际的作用和承担的任务、面对的对象各不相同，不能搞一刀切的转型，要按照“一行一策”的原则因“行”制宜地改革。根据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调整现有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范围。对于国家开发银行，可以考虑建立综合型金融服务体系，在现有业务基础上，开拓新的开发性金融领域，如中小企业贷款、住房贷款、助学贷款、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并在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区域经济发展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对于中国进出口银行，应继续保持和强化政策性。拓展其在进口和海外工程承包、对外投资等方面的服务领域。对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当加强其政策性，而不是加强其商业性。现阶段我国农村和农业资金极其短缺，中央提出，从“十一五”规划期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所以应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强化其对“三农”的扶持、开发力度，扩展其业务范围，使其成为“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服务银行”。
二、尽快出台政策性银行法规
因为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在经营目标、业务范围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区别，大部分国家均为政策性银行单独立法。我国目前只有国务院(1994)22号文作为政策性银行的依据，具体内容己不适应发展要求，应尽快颁布专门法规，规范政策性银行经营行为。鉴于政策性金融机构业务种类繁杂、机构特点不一致，不宜由同一部法律来规范，立法应针对各行不同特点分别进行，单独制订。通过立法，可以进一步明确各类政策性银行作为国家信用机构的性质、地位、业务范围、经营宗旨、资金来源和使用，以及会计制度、融资方式、利润处理办法、监管体制等，促进政策性银行自我约束、自主决策和健康发展。调整业务范围、通过制度来分离政策性金融业务和商业性金融业务，加强机构自身建设。如果现在出台法律暂时有一定困难，可先由国务院出台一个条例，待条件成熟后再正式立法。立法不仅要体现当前的基本国策，而且要反映未来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要求和体制政策的演变趋势，处理好法律的稳定性和客观实际发展不断变化的关系，在改革开放中不断规范、充实和完善。
三、健全公司治理机制
政策性金融的特征篇4
【关键词】银行税收；营业税；贷款损失
一、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一）研究背景
自2012年1月1日，上海启动“营改增”以来，这项改革全速推进，国务院会议明确表示力争“十二五”期间全面完成“营改增”改革，届时营业税将推出历史舞台。从目前试点的地区和行业看，银行业并没有纳入试点范围。我国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发挥金融核心作用中扮演者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税收制度直接影响银行业的经营绩效和发展前景。如何进一步完善银行业税收制度，为金融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是当前应该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文献综述
中国银行业的税负问题一直为业界和研究者所关心。特别是随着我国开始尝试”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银行等征收营业税的金融机构的税负情况更是引起人们的关注。目前国内学者在对我国银行业税制进行研究时，发现我国银行业税负偏重，银行业税制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并对银行业税制改革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李文宏（2011）通过对税负与银行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银行业的税收负担重，对银行业的盈利能力产生消极影响，同时也降低了银行的抗风险能力。方重（2012）论述了银行业征收营业税的弊端，包括不利于政府避免重复征税、不利于减少银行风险、不利于降低银行融资成本、不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建议取消征收营业税。韩克勇（2010）在研究我国银行业税收制度后得出金融税收制度已经成为影响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上表现的重要因素，需要政府调整税收政策尽快扶持银行业发展壮大，通过调整税收结构，降低银行税负。安体富、王在清（2004）认为我国的银行税制应该区别于其他行业和企业的某些税收制度，而我国商业银行的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税负偏重、税种失当等，因此应该从流转税和所得税等税收入手进行税制改革。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金融研究处课题组（2008）在对湖南省158家银行机构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对我国银行业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银行赋税过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意见。以上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方法得出共同的结论，即我国现行的银行业税收制度不够完善，税收不够合理，迫切需要进行新一轮税制改革。
二、我国银行业现行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营业税存在的问题
1.税收制度有失公平合理
营业税按照银行营业额全额征收，银行购进的含有增值税的各种物品不能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银行一方面要缴纳营业税另一方面要全额负担进项增值税税额，增加了银行业的税收负担。从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目前正在有序进行。在大部分行业已经实行增值税的制度下，银行等征收营业税的少数行业会造成增值税抵扣链条的中断，违背税收公平原则。
2.银行业营业税税负较高
从世界范围看，大部分国家对银行征收增值税而不是营业税，从而规避征收营业税对银行业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营业税的扭曲效应。我国银行业目前的做法与国际并不接轨，不利于我国商业银行与国外其他银行之间的竞争。与国内其他征收营业税的行业相比，我国银行业的营业税负也是很高的。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其营业税金及附加占营业收入6%左右，2012年更是接近7%。税收负担过重，影响银行业的发展。
3.银行业营业税制约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
银行业是服务性行业，目前我国的税法规定服务出口和服务进口均要征税，在金融国际服务中，出口劳务要征收营业税，出口方购进时缴纳的增值税不能抵扣，同时服务进口征税的营业税也不能抵扣，这些都会增加银行的成本，不利于银行离岸金融的发展。
（二）所得税存在的问题
1.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限制过多
企业所得税对税前扣除项目限制很多。包括计税工资标准、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业务招待费、公益性捐赠支出和坏账准备的提取。众所周知，我国商业银行多属于国有性质企业且银行业是知识密集型行业，人力成本占总支出很大的一部分，但我国税法规定：属于国有性质的企业，其工资薪金，不得超过政府有关部门给予的限额；超过部分，不得计入企业工资薪金总额，也不得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2.贷款损失税收政策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通知》（财税[2012]5号）规定不承担风险的资产不得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在税前扣除，这些资产包括金融企业的委托贷款、贷款、国债投资、应收股利、上交央行准备金、应收财政贴息等。金融企业计提的专项准备不能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不能再税前扣除，由于专项准备金的特殊性，这项规定一定程度上制约商业银行提取足额的专项准备金。财税[2012]5号文件规定金融企业准予当年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计算公式即准予当年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本年末准予提取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贷款资产余额*1%-截至上年末已在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的余额。从这项规定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准予扣除的比例相对偏低，加上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高的特点，会造成银行准备金提取不足，增加银行经营风险。
（三）其他方面的问题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衍生品种大量涌现，特别是银行业的金融衍生工具种类多，设计复杂且交易量大。但我国目前的税收政策明显滞后于金融创新的发展。从目前的税收政策看，国内商业银行从事期权交易、货币互换暂不征收营业税，对于远期利率协议等众多金融衍生工具，尚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导致我国金融衍生品税制的相对空白。现行税制对衍生工具征税的规定多是分散于各大小税种中，缺乏完整的税制体系。
三、完善我们银行业税收制度的建议
（一）推进银行业增值税改革
银行征收营业税的税基包括贷款利息收入、金融服务手续费收入和有价证劵和外汇等金融商品的买卖差价收入。目前我国银行业经营多元化，但主营业务仍然是存贷款业务，而营业税对存贷款业务征税税基是贷款利息收入而不是贷款利息收入与存款利息支出的差额，因此在银行重复征税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重银行的税收负担。自2012年营业税改增值税以来，部分以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已征收增值税，为了规避银行征税营业税弊端，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建议取消银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我国实行增值税发票抵扣制度，这种制度根据具体的服务费用计算税金。我国银行业向服务多元化方向发展，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具体包括存贷款业务、中间业务、金融商品购买和转让、回购业务、金融机构之间的往来、金银业务和其他业务。根据增值税征收的特点以及各种业务取得收入的方式不同，将这八种业务分为增值税应税业务和非应税业务。存贷款、中间业务具有货物买卖性质的金银业务计入增值税应税业务；金融商品买卖和转让、回购业务和金融机构往来为非应税业务。对于增值税应税业务的贷款、中间业务和其他应税业务应设计合适的计税方法和税率，不断完善我国增值税的链条。
（二）修改税前扣除规定和改革贷款损失税收政策
1.我国税法规定：属于国有性质的企业，工资薪金不得超过政府有关部门给予的限额，超过部分不得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前扣除。我国银行业属于知识密集型行业，从业人员多且高素质人才较多，人员工资高，工资支出较大。我国银行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属于国有性质的银行，其工资薪金支出超过政府规定的部分不能再税前扣除，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银行的税负，因此应该修订税前扣除规定，扩大银行业的工资薪金限定数额，使得银行业正常的工资薪金支出都能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2.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包括一般准备金、专项准备金和特殊准备金。我国税法规定：可以扣除的准备金是指一般准备金。专项准备金不能在所得税前扣除。而且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计提比例过低，加重银行税收负担。因此，一方面，应该提高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比例，根据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变化，适时调整准备金计提比例；另一方面，应该允许银行计提的专项准备金的一定比例在税前扣除，超过该比例的部分不能在税前扣除。我国税务部门对贷款损失的认定标准和核销过于严格，因此应该降低贷款损失认定标准，简化核销手续。首先，应该减少银行内部不良贷款的审批和处理环节，应取消不必要的环节。其次税务部门和银行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合作，税务部门和银行监管部门可以共同前往银行调研情况，了解银行贷款损失的情况，对于应该认定的贷款损失要及时认定。在严格界定认定标准的同时，较少一些不必要的环节和手续，节省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
（三）不断完善我国金融衍生品税收政策
我国目前的税收政策严重滞后于金融创新的发展，导致大部分金融衍生品税收政策方面的空白，因此我国应该加紧完善金融衍生品税收政策，促使形成完整的税制体系，规避金融衍生品市场税收的流失，促进金融衍生品市场稳健发展，避免投机行为的猖獗。由于国外的金融衍生品税制较中国完善，外资银行在金融衍生品市场有较丰富的经验，因此我国应该按照国际惯例健全和规划金融衍生品税制，构建国内银行与外资银行公平竞争的环境。
参考文献：
[1]徐珊.金融改革背景下的银行业税制问题研究[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2.
[2]马李哲.促进银行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J].特区经济，2011.
[3]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金融研究处课题组.关于完善我国银行业税收制度的思考[J].海南金融，2011.
[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税务课题组.商业银行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探讨及应对策略[J].金融会计，2012.
[5]王哲.我国商业银行税负水平研究[J].经济参考研究，2012.
政策性金融的特征篇5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接近，20国集团(G20)开始逐渐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重要力量。相比于7国集团(G7)，20国集团涵盖的经济体更具代表性，其集团领导的合法性以及处理全球问题的能力也有所提高。G20成立以来，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促进贸易自由化以及全球经济的政策协调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当G20真正走向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的中心以对全球经济政策加以协调时，却依然面临较大的合作困境。从多伦多峰会刺激和退出政策的分歧到伦敦峰会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再到首尔峰会汇率问题的互不相让，G20政策协调的困难暴露无遗，在涉及金融改革、贸易保护、政策刺激以及汇率制度选择等核心问题时，G20国家内部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本轮金融危机的出现是将G20推向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核心位置的根本动力，因此，G20合作具有典型的危机推动型特征，会议的主题也多以应急性问题为主。一旦危机过去，伴随着共同利益的减少，不同国家在权力分配和利益争夺上的博弈将会进一步加剧。因此，G20长期内的合作与政策协调仍然离不开共同利益支持下各方利益的平衡，而不同国家产出变动与宏观政策效应的趋同则构成了G20进一步合作与协调的先决条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着重从经济基础层面探讨G20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困境和未来的演进方向。笔者在对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进行估算的基础上，从金融危机后G20国家实体经济产出损失的对称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致性两个层面对G20国家的合作困境加以分析。笔者认为，虽然在金融危机发生的初期，全球实体经济的普遍衰退为G20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内在动力，但无论从产出损失的角度看，还是从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出发，G20成员国内部非对称的特征都始终存在，而这一点，直接形成了当前G20政策协调与合作的现实困境。
二、金融危机下G20产出损失的非对称性
下面，笔者首先对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产出损失进行估算，并从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层面对G20国家进一步合作的经济基础加以探讨。实际估算时，笔者分别从实际产出的增长率损失和绝对产出水平损失两个层面来对实际产出损失进行衡量。
对于实际产出增长率损失的估算，笔者主要参考荷和汉和克林格比(HohohanandKlingebiel)以及克拉斯森斯、克林格比和莱温(Claessens,KlingebielandLaeven)的计算方法[1][2]，通过考察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各个国家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变化，以危机前与危机后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差值来对本轮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加以衡量。其中，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增长率以每个国家2008—2009年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平均值表示，而金融危机前的经济增长率笔者则以一定时期内各国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均值表示。为了增强产出损失估计的稳健性，笔者选取2007年、2005—2007年、2003—2007年三个不同的时期为参考基期，以这些时期实际产出的平均增长率作为危机发生前相应国家的产出增长率。
同时，正如郝格斯等人(Hoggarthetal.)和博伊德等人(Boydetal.)所指出的，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初始年份产出水平往往下滑较为严重，因此即便在产出增长率达到金融危机发生前水平的情况下，实际产出水平也往往低于危机前的产出水平。因此，单纯从产出增长率损失的角度来衡量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低估实际产出损失的大小。[3][4]对此，笔者在以实际产出增长率损失对金融危机的实体经济效应进行考察的同时，也引入对于绝对产出水平损失的分析。具体来说，笔者主要以实际产出相对于潜在产出的差值来对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绝对产出损失进行估算。潜在产出的测量主要是在假定不发生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按照金融危机发生前的产出增长率所可能实现的产出水平。而危机发生前的产出增长率仍然参考多个时期，以2007年之前1年、3年和5年产出增长率的均值来表示。
表1从产出增长率损失和绝对产出水平损失两个维度，基于金融危机发生前产出增长率的1年平均值、3年平均值和5年平均值，给出了金融危机发生后，G20国家实际产出的损失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发生后，在G20国家内部，实体经济产出损失的全面性和非对称性表现得非常明显。
一方面，在全球贸易、金融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国别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逐渐深化，产出波动的传递和影响也逐渐拓宽到全球经济层面。因此，本轮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具有非常显著的全球性特征。这一点，对于G20国家而言也不例外。从表1可以看出，在G20成员国中，无论以何种指标对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进行衡量，①G20国家的实体经济都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受到了负向冲击。除去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的产出损失相对较小外，其余G20国家的产出损失大部分都在3％以上。整体而言，G20国家产出增长率的平均损失在4％左右，而绝对产出损失的大小则在4.6％～5.0％之间。
另一方面，虽然从整体上来看，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几乎对每个G20国家都形成了负向冲击，但在本轮金融危机的产出效应呈现出全面性特征的同时，在G20国家内部，产出损失的非对称特征反映得依然非常明显。具体来说，就G20中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整体而言，虽然本轮金融危机起源于发达国家，但从实体经济所受到的冲击来看，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受到的冲击却相对较大，其平均的产出增长率损失大概比发达国家高出0.3个百分点到0.5个百分点，而绝对产出损失则高出了0.2个百分点到0.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新兴市场国家内部，产出损失的分化特征也比发达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G20中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这里既存在着产出损失相对较小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也有产出损失相对严重的阿根廷、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产出增长率损失最大的俄罗斯和最小的印度尼西亚竟然有接近9％的差异。而与之相对应，发达经济体的产出损失虽然也存在一定的非对称特征，但却相对较为收敛，增长率损失大部分在3％～5％之间，绝对产出损失则在5％左右。G20内部非对称的产出损失特征，在反映了不同国家初始经济条件巨大差异的同时，也为G20的进一步合作带来了新的困难。
事实上，如果我们参考1973—1975年经济危机的产出损失时，当前G20国家产出损失的分化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以3年平均方式计算出的产出增长率损失和绝对产出损失为例，在1973—1975年的危机中，7国集团的产出增长率损失为4.24％，绝对产出损失则为5.64％，②比本次美国金融危机中G20发达国家的平均产出损失略高，但标准差却只有1.37％和2.72％，不但低于当前G20国家2.26％和2.73％的标准差，更是大大低于G20国家中新兴市场国家产出损失的标准差(见表2)。这进一步说明了在当前全球经济的治理框架下，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内部较大的分化特征，相对于20世纪G7国家而言，G20国家在现实合作上的困境更为明显。同时应注意，不但在产出损失上G20国家的分化特征明显，就危机发生前的经济条件而言，当前G20国家的经济差异特征也更为突出。表2计算了不同类型国家在两次危机发生前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状况，③从中可以看出，与产出损失相一致，在危机发生前的初始经济条件上，20世纪70年代G7国家的外部经济变量收敛特征也更为显著，经常项目平衡、对外贸易开放水平和金融开放水平的标准差都相对较小，分别只有0.70％、31.31％和43.61％，均远低于当前G20国家外部初始经济条件的标准差。较小的初始条件差异不但导致了产出损失的相对收敛，也为G7国家政策效应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证。而这一点，既是G7国家逐渐走上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地位的经济基础，也说明了当前G20国家深化合作的现实困难。
三、金融危机后G20的政策效应差异——一个内生分组视角
在前一部分的分析中，笔者从产出损失分化的角度探讨了G20国家政策协调的经济基础，认为虽然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全面冲击为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协调提供了内在动力，并使得G20逐渐取代G7成为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的核心力量，但从产出损失分化的角度看，其政策协调的经济基础仍不稳固。在接下来的分析中，笔者将视角转向政府政策层面，探讨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在减少产出损失方面的效应大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即便产出损失在不同国家间存在着国别差异，但是如果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在力度和效应上存在一致性，这些国家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建立仍然值得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直接决定了一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的一致性与否。因此，在分析不同国家经济政策效应差异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对这些国家的初始经济条件进行考察。进一步说，我们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初始经济条件进行分组，以决定哪些国家是“同一类”国家，并对不同类别国家的经济政策效应进行考察。
(一)分析方法及数据说明
实际分析时，笔者不再采用简单地以经济发展阶段和所属地区等外生指标为依据的分组方法，而是采用汉森(Hansen)所提出的非线性的门槛回归方法(thresholdregression)[5]，在对样本国家进行内生分组的基础上，对不同的前提条件组合下、金融危机后各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差异进行探讨。
具体的模型如下：
Y＝C＋β×poLiCY＋e (1)
式中，Y代表金融危机后各国的产出损失情况；poLiCY为政策变量，实际分析时，笔者进一步将其区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以金融危机发生前后政府支出和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变化值表示。由于不同政策变量的产出效应依赖于一系列前提条件，所以我们需要对回归过程中的门槛值进行考察。如果前提条件变量中有门槛值的存在，则式(1)可以写成如下的形式：
就说明有门槛值的存在。笔者的工作就是对门槛值的存在进行考察并对其大小进行估计。同时在此基础上，依据各变量的门槛值，对样本国家进行内生分组，分析不同“类别”国家的政策变量对产出变化的影响。实际分析时，笔者主要考察4个门槛变量，分别为贸易开放度(to)、金融开放度(Fo)、经常项目平衡(Ca)和汇率弹性(eR)。其中，贸易开放度以一国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金融开放度则参考莱恩和米尔斯—范瑞提(Laneandmilesi-Ferretti)的研究[6]，以一国金融资产和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经常账户平衡则以经常账户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汇率弹性变量笔者以每个国家2002—2007年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的标准差来加以表征。实际分析时，为了消除短期波动因素的影响，除去汇率波动变量外，其余3个变量均为2005—2007年相应经济变量的平均值形式。金融开放的数据来自externalwealthofnationsmarkii数据库，其余变量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具体分析时，首先需要对门槛值的大小进行识别。根据汉森(Hansen)提供的算法[5]，门槛值γ的估计值就是使得回归残差平方和最小的γ值。④
由于在零假设下，门槛值是无法识别的，因此普通的Lm检验的分布是非标准的，其显著性水平无法从标准的表中直接给出。对此笔者必须采用“自举法”(bootstrap)来获得其渐进分布。
(二)样本内生分组结果
笔者首先根据由2007年的产出增长率为基准所计算出的增长率损失指标，对91个样本国家进行“自举法”的估计。
首先，针对整个样本进行第一轮分组。观察“自举法”所生成的bootstrapp值，发现Ca和eR这两个变量门槛值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基于to的分组生成的p值虽然较小，但仍然大于基于Fo分组的p值。Fo分组的p值接近于零，因此参考汉森(Hansen)的研究[5]，笔者以p值最小的Fo作为样本第一轮分组的核心条件变量。同时进一步对Fo的门槛值进行估计，发现其门槛值的大小为155％。因此，笔者以155％的金融开放水平为基准，将整个样本分为高金融开放和低金融开放两组国家，前者包含49个样本，后者则有42个样本。
其次，针对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的49个国家，笔者采用相同的方法对“门槛效应”的存在进行第二轮的检验。4个变量“自举法”估计的p值分别为0.007(Ca)，0.093(to)，0.591(Fo)和0.024(eR)，说明在这些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的国家，经常账户平衡又构成了另一个核心门槛变量。对其估计的结果表明，其门槛值为0.964％。因此，笔者进一步将这些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的国家再一次分为经常账户顺差较大的33个国家和经常账户顺差较小(逆差较大)的16个国家。由于第二组国家的样本数较小，因此笔者不再对其进行进一步分组。对第一个子样本进行第三轮检验的结果表明，在低经常账户顺差—低金融开放的33个国家里，贸易开放程度在6.1％的显著性水平上有门槛效应的存在，相应的门槛值为66.92％。因此，笔者再将这些样本分为包括13个低贸易开放和20个高贸易开放的两类国家。
此外，依照同样的逻辑，笔者针对初始产出水平较高的42个国家，进行了第二轮以及第三轮“门槛效应”存在的检验，又进一步将这42个国家按照贸易开放度和经常账户平衡状况分为3个子样本。具体的分组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与传统的外生分组结果不同，在考虑政策效应门槛条件存在的情况下，笔者对G20的内生分组结果更为具体。而从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一致性的角度来看，与产出损失的非对称性特征相类似，在G20内部，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分化特征也非常明显。具体来说，印度、土耳其和墨西哥由于其外部经济条件较为相似，其宏观政策的效应大小和方向较为一致，而中国、韩国和巴西等国家虽然同为发展中国家，但由于其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则被分在了另一个高贸易依存、低金融开放的组别中。此外，虽然发达国家整体上具有高金融开放和低贸易依赖的特征，但其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状况的差异仍然将8个发达国家进一步区分为贸易顺差组的加拿大、日本和德国，以及贸易逆差组的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等。
需要提及的是，内生分组的结果在反映了G20国家初始经济条件巨大差异的同时，也彰显了G20内部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差异，而在产出损失不对称的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分化特征则进一步导致G20未来政策协调以及经济合作难度的加大。G20国家未来政策协调成功的关键仍然在于国内初始经济条件趋同下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致性。而从区分G20国家“类别”的条件看，由于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状况和对外开放程度是较为核心的指标，因此在发达国家对外开放水平整体较高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可能会以政策协调的一致性为由，进一步要求发展中国家提升整体的对外贸易和金融开放水平。同时，由于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的方向和大小既是不同国家在当前国际分工体系中分工地位存在差异的外在反映，也决定了一国的利益实现机制和利益实现水平的高低。因此，在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状况成为影响G20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对外部失衡状况的调整既是G20国家未来政策协调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是G20国家未来利益纷争的焦点所在。这一点，在巴黎峰会上已经初步得以体现。
(三)不同内生分组国家政策效应的差异
为了进一步对G20内部不同“类别”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具体差异进行考察，在完成对样本数据的内生分组之后，接下来我们重点考察不同“类别”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金融危机后一国产出损失的影响。分析时仍采用经怀特异方差调整后的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见表4。⑤
从表4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组别内，金融危机后一国所采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无论在系数大小还是在统计显著性水平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来说，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整体来看，相对于低金融开放程度的组别而言，在金融开放程度较高的第4组、第5组和第6组，无论是财政政策变量还是货币政策变量在统计上大都不显著，不同组别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差异更多地体现在变量符号的相对大小上，显著性水平并未呈现根本不同。这说明在金融开放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在抑制产出下降方面几乎没有发生作用。究其原因，这可能与开放条件下政策的溢出效应有关，即在对外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漏出了国内相应宏观政策的效应，使得一国产出变动的情况对本国宏观经济政策行为的敏感性降低。
2.在金融开放程度较低的组别下，外部经常账户平衡情况成为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核心初始经济变量。从表4可以看出，在第1组和第2组国家中，货币政策变量的符号为负，并在统计上非常显著，而财政政策变量的统计显著性则不明显。而在第3组中，情况恰恰相反，财政政策变量在统计上显著为负，而货币政策变量的符号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说明，在那些经常项目顺差较大的国家，财政政策在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产出负向冲击时更为有效，而在那些经常项目顺差较小(逆差较大)的国家，货币政策在抑制产出下降方面的效应则更为显著。究其缘由，这可能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方面，在一国存在较大的经常项目赤字的情况下，其财政政策的运用空间将受到较大限制，在面临产出下降的冲击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加剧内外平衡政策的冲突，而此时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运用则有利于实现产出增长和外部平衡的双重目标。另一方面，在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下，资本项目顺差下外部资本的流入对一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虽然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下利率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进一步吸引资本的流入，可以部分抵消掉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但在对外金融开放程度整体较低的背景下，这样的一种作用机制却受到了较大限制，而此时货币政策扩张下低利率水平的负面影响则被进一步缩小了。
3.第1组和第2组的国家均具有低金融开放水平以及较大的经常项目逆差的特征，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开放水平上。而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来看，处于这两个组别的国家其财政政策变量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而货币政策变量的系数则均在统计上显著为负，只是系数的相对大小有所不同而已。整体上看，无论以何种指标衡量，第1组国家货币政策的效应都要大于第2组国家。这一点，进一步论证了笔者之前所提到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即较高的贸易开放水平可能较大地漏出了一国内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
(四)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绝对产出层面
在就宏观经济政策在减少产出增长率损失的影响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接下来继续对不同前提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在减少危机造成的绝对产出的效应进行探讨，以对上述的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的实证结果见表5。⑥
从表5可以看出，在以绝对产出损失替代增长率损失指标时，实证分析的结果与表4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了本文实证分析的稳健性。也就是说，在本文的样本国家中，由于每个国家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不同“类别”的国家其宏观经济政策的产出效应也存在着较大不同。当一国对外金融开放水平较高时，由于开放条件下溢出效应的存在，一国产出变动无论对财政政策还是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都大大降低，此时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产出效应相对有限。而当一国的金融开放水平低于一定的门槛时，一国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的状况又进一步影响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相对大小。对于经常项目顺差较大的国家而言，财政政策在抑制产出下降方面的效应可能更为显著，而对于经常项目逆差较大的国家而言，在应对产出下降时，货币政策的扩张可能是较好的选择。与此同时，即便在那些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经常项目逆差较大的国家内部，由于不同国家贸易开放水平的不同，其货币政策的效应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只不过，相比于产出损失的增长率指标，当使用绝对产出损失指标时，这种差异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而已。
(五)小结：从G20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差异看G20的合作前景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与产出损失的分化特征类似，G20在政策协调上的进一步深化合作也缺乏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一致性的基础。此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就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而言，虽然发达国家外部经常项目的平衡状况存在差异，但在对外金融开放水平整体较高的背景下，其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分化特征并不明显。也就是说，相比于发展中国家，从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一致性的角度考虑，发达国家更易于形成合力。这一点，进一步佐证了笔者产出损失层面的分析结论。同时，如果进一步考虑开放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溢出，在未来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较为缓慢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在要求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之外，还有可能会通过贸易保护以及汇率手段等方式来减少其本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挤出效应。这些因素加上不同国家围绕外部经济失衡的利益纷争，势必会形成G20国家进一步政策协调和经济合作的黯淡前景。
四、结论
本文主要从经济基础层面对当前G20合作的现实困境加以解释，通过对金融危机后G20国家实体经济产出损失的考察以及内生分组视角下对不同“类别”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分析，笔者发现，当前G20国家政策合作的现实经济基础无论在产出损失的对称性方面还是在政策效应的一致性方面都存在典型的分化特征，而这直接带来了当前G20国家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现实困境。
同时，由于对外开放水平和外部经济失衡特征是影响一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G20中的发达国家可能会以政策协调为名，要求新兴市场国家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而为了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效应，各种贸易保护和汇率手段的运用也有可能频繁出现。此外，鉴于外部经济失衡状况在一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和利益实现上的重要地位，在未来G20的进一步合作中，外部经济失衡的调整必然会成为G20国家利益博弈的焦点所在。
最后，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由于相对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在G20内部的分化特征更为明显，而分歧加大下共同利益的减少势必会进一步弱化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意愿。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虽然金融危机后G20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在一定意义上这只是发达国家应对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主动调整，其整体设计和制度框架仍然是符合发达国家现实利益的。在世界经济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而经济权力向发展中国家的让渡和转移也需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得以实现。
［收稿日期］2011－11－02
注释：
①在个别指标衡量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的产出损失时，并没有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实际产出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②出于一致性的考虑，这里的产出损失主要考察的是1974—1975年的短期产出损失，具体的计算方法同上文。
③这里的初始经济条件指的是危机发生前相应经济变量的3年平均值，具体的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见下文。
④这里的残差平方和指的是假定门槛值已知情况下的回归残差平方和，实际分析时，笔者采用格点搜索的方法对每一个可能的门槛值都进行了考察。
政策性金融的特征篇6
要实现金融公平，无疑需要通过治理“麦克米伦缺口”才能实现。经济学所倡导的“麦克米伦缺口”治理方式是借助政府干预。其理论基础是：既然“麦克米伦缺口”是市场失灵所导致，为此需由政府这一双“看得见的手”介入其中。政府介入的途径主要有政策性金融以及政府财政资助。政策性金融也称国家金融、政府金融、制度金融、特殊金融、财政投融资等，是指在一国政府支持下，以国家信用为基础，运用各种特殊的融资手段，严格按照国家法规限定的业务范围、经营对象，以优惠性存贷利率直接或间接为贯彻、配合国家特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而进行的一种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它是一切规范意义上的政策性贷款，一切带有特定政策性意向的存款、投资、担保、贴现、信用保险、存款保险、利息补贴等一系列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的总称。［5］具体到农业领域，政策性金融的主要体现便是农业政策性银行，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业政策性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在农业领域的特殊样态和具体体现，具有政策性银行的普遍特征：由政府出资创立、参股或扶植，不具有营利的目的，具有特定的业务范围和对象。对于农业政策性银行而言，其主要业务是为农村地区的建设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①，主要服务对象是以农民和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金融需求者。基于此，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为每一个合格的市场主体能够有机会参与金融市场活动、享受金融服务、使用金融资源创造了条件，使得原本因自身经济实力、所有权性质、地域和行业等因素而受到的差别对待的“畸形状态”得以缓解，使得一般群体与阶层，尤其是被商业性金融机构“拒之门外”的农村金融需求者，得以平等地分享金融资源。可以说，农业政策性银行协调了农村金融需求与金融供给之间的不对称，使农业“麦克米伦缺口”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治理，毫无疑问，也促进了金融公平的实现。
二、现实困境：农业政策性银行发展瓶颈
农业政策性银行在治理农业“麦克米伦缺口”的过程中，通过政府干预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进而实现金融公平的价值理念，无疑具有其独特的积极效应。为此，我国于1993年开始筹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②（以下简称农发行）作为我国农业领域的政策性银行，并于1994年11月正式挂牌成立。农发行在贯彻国家农业政策、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现实困境也成为农发行持续发挥服务“三农”作用的掣肘。
（一）无法可依：政策性银行立法滞后国外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成立一般遵循“立法先行”原则。因为这些银行“具有公共性质”，需要动用财政资金等公共资源，涉及到纳税人的权益，因此，需要通过立法，吸收民意。［6］譬如，日本于1951年3月颁行《日本开发银行法》，同年4月依法设立日本开发银行。然而，我国在政策性金融机构设立过程中，并未事先制定相关的法律，取而代之的是国务院的文件，而且自政策性金融机构成立至今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旧未出台相关的立法。在实践中，我国政策性银行运营只能参照商业银行的法律法规，这不仅导致其内部运行机制不畅，也可能影响其正确的功能定位。［7］就农发行而言，其设立和运营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有：《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通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章程》等，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也有提及“政策性银行”。但这些效力位阶较低的规范性文件以及过于粗糙的相关立法设计，远远不如专门立法。于此层面而言，立法滞后严重制约了农发行的进一步发展。
（二）政府失灵：可持续发展能力欠缺政策性银行基于普惠金融的理念，开展政策性业务而非营利性业务。基于此，政策性银行设立之后，大多因缺失“自我造血”机能而趋于入不敷出的境地，可持续发展能力显得极为欠缺。此状况可称之为政府失灵，是政策性金融脆弱性的主要体现。［8］农发行同样存在政策性金融脆弱性，原因主要有：其一，融资途径较为单一。理论上农发行资金筹集具有多元化的特征③，但实际中，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当前农发行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是发行金融债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2012年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其“负债合计”为2．2432万亿元，其中前三位分别是：“应付债券”为1．5081万亿元、“吸收存款”为3862亿元、“向中央银行借款”为3020亿元。［9］其二，非营利性特征致使其所开展的资产业务大多为低息贷款业务。其三，农业政策性贷款的周期较长，在资金来源受限的条件下，势必面临资金周转困难。因此，农发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便受到限制。
（三）业务狭隘：日渐异化为粮油银行设立之初，农发行的定位便是为粮食收购提供金融支持，经营业务亦以提供粮油收购贷款为主。虽然当前普遍认为，农发行形成了以支持国家粮棉购销储业务为主体、以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两翼的业务发展格局，但在实践中，由于投放给“两翼”业务的信贷资金远不如粮油收购，农发行已日渐异化为“粮油银行”，对农村和农业发展的贡献局限在为粮油收购提供政策性信贷服务，与真正意义上的农业政策性银行相去甚远。中国农业发展银行2012年年度报告显示，在信贷业务中，投放各类粮油收购贷款3409．31亿元，发放国家储备棉贷款1198．57亿元，而农业小企业贷款、水利建设贷款分别仅73．29亿元和469．23亿元。［9］然而，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者，尤其是农民，其金融需求大多不是粮油收购贷款，而是被商业性金融机构“拒之门外”的周期长、风险大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因此，上述所谓的“麦克米伦缺口”依然未能得到较好的治理。
三、机构创新：多元化的普惠政策性银行
当前，我国农业政策性银行仅农发行一家，其分支机构在农村地区的覆盖率相对较低①，而且业务范围较为局限。为此，欲继续发挥农业政策性银行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金融公平、发展普惠金融中的积极效应，于机构创新层面，无疑需要构建多元化的普惠政策性银行。
（一）探索建立地方农业政策性银行我国疆域辽阔，农发行“单一型”的组织结构，使得其业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实现高覆盖率。为此，试点由地方政府设立地方农业政策性银行无疑值得考虑。具体而言，可考虑在地方政府财力允许、风险自担的前提下，允许有条件的地区探索设立省级政策性银行，用于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当然，有关地方政策性银行的设立要求、经营规范和监管标准等可由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研究制定。［10］
（二）构建多元化农业政策性银行体系在域外农业政策性银行发展过程中，政策性融资的责任通常不是由某一家农业政策性银行单独承担，而是根据不同的领域、产业或需求设置与之相对应的专业型政策性银行共同完成。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农业信贷法》规定，美国建立了一个分工合作、相互协调的农业政策性银行体系，其由联邦政府主导创建、专门为本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提供融资。该体系由农场主家庭管理局、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农产品信贷公司和小企业管理局组成。［11］很显然，构建多元化农业政策性银行体系既有利于扩大政策性银行在农村地区的服务面，亦可增强政策性银行的专业性。农发行作为我国当前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其“单打独斗”的局面无疑制约着政策性金融作用的发挥。为此，可针对类型化的农业金融需求，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农村中小企业贷款需求等，建立若干专业型政策性银行，进而形成多元化的农业政策性银行体系。
（三）完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业务除了上述纵向层面的地方农业政策性银行尝试和横向层面的多元农业政策性银行体系构建之外，还需要拓宽农发行的业务范围，即转变现下偏好粮油贷款的状况，以注重服务“三农”为目的，为农业发展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服务。［12］在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粮棉油信贷需求量日渐减少，而农业小企业贷款、水利建设贷款以及生活消费性贷款的比重逐渐增加，乃至占据了整个农村金融需求的主体地位。［13］基于此，农发行需要有针对性地对其业务进行调整，以期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村金融需求，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提供融资服务，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农村政策性银行。
四、范式转换：由政策性金融向开发性金融转型
政策性金融固有的脆弱性成为阻碍其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如上所述，政策性银行发展不可持续性的“罪魁祸首”在于“政府失灵”，为此，欲实现政策性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势必要克服“政府失灵”困境。鉴于此，传统政策性银行需要实现发展范式的转换，即向开发性银行转型。在我国政策性银行改革中，国家开发银行较好地完成了此种转型，于2008年12月11日改制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弥补政策性金融缺陷的开发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是介于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之间的一种独立的金融形态，它是指具有政府特定赋权的法定金融机构，以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和市场业绩为支柱，主动通过融资推动制度建设和市场建设以实现政府特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资金融通方式。［14］通俗地讲，开发性金融是以营利的手段做公益的事情，与商业性金融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依然具有政策性金融的公益色彩，而与政策性金融相比，其最突出的特征便是通过开展商业性、营利性业务，为政策性、公益性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从而弥补政策性金融所存在的缺陷。
（二）农业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金融的实现为实现农业政策性银行向开发性金融转型，首先，宏观层面需要构建“国家目标、政府信用、市场运作”的实施原则。［15］所谓国家目标，指的是农业政策性银行不应像商业性金融机构那样以股东利益为立足点，从而也不应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而应以服务“三农”为立足点。所谓政府信用，一方面是指农业政策性银行的信用地位是从政府那里自然衍生而来的，另一方面是指它们不应像纯粹商业性金融机构那样完全在市场上竞争性地取得资金，而应有公共的资金来源。所谓市场运作，指的是它们的管理应当完全脱离政府行政管理的轨道，而应像一般商业性金融机构那样，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去开展各类业务。其次，微观层面则是相应配套措施的建设和完善，主要有三：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各政策性银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一行一策，针对各行的不同情况，分别制定法律，有目的、有步骤、分阶段实施。三是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管理模式，实行国家指定项目和自主经营的开发性项目分账管理、专项核算。
五、立法完善：法制化的普惠政策性银行
我国已拥有国家开发银行、农发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但时至今日，尚无一部政策性银行法出台。无论是政策性银行的设立，或是其经营活动的开展和监管皆处于无法可依的“混沌”状态，使政策性银行作用的发挥面临诸多困境。为此，需要通过立法的完善以保障和规范政策性银行的经营活动，进而实现普惠金融的法律化和制度化。
（一）农业政策性银行立法模式由于各类政策性金融机构在目标模式、发起方式、组织形势、运作机制、业务范围、管理制度、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特殊性和差别性，难以用一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政策性银行法》来约束所有政策性银行，所以，国际上政策性金融机构立法一般遵循的通例是“一行一法”。随着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发展，尤其是由地方政府设立的地方农业政策性银行的日渐增多，若依然固执地针对每一家农业政策性银行进行立法，势必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农业政策性银行法律庞杂。为此，可通过如下方式解决：其一，对于国家综合型农业政策性银行，譬如农发行，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或者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其二，对于在全国范围开展业务的专业型政策性银行，同样可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其三，对于由地方政府设立的地方农业政策性银行，由国务院立法既无必要亦无可能，其中省级农业政策性银行可以由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省级以下的地方农业政策性银行，尤其是地方政府无立法权时，则可以由地方政府与其他出资人通过制定地方农业政策性银行的章程来缓和“无法可依”的现状。
（二）农业政策性银行立法内容至于农业政策性银行的立法内容，无疑需要涵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创设目的。首先要阐明立法目的，明确政府设立农业政策性银行的意图，并把它作为正式条款列于法律之首。第二，法律地位。农业政策性银行首先是法人，具有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和平等的法律地位，但“政策性”使其具有与普通法人不同的特征，即必须贯彻政府在农业、农村方面的政策。为此，在立法时需要明确农业政策性银行与政府以及商业银行的关系。第三，资金运用和业务范围。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资金运用和业务范围无疑是服务“三农”，即为农业、农村、农民提供融资服务。但在针对专业型政策性银行立法之时，因其业务范围相对局限于特定范围和领域，为此可相应地予以具体化并反映其应有的特征。第四，资金来源。此处所指资金包括资本金和营运资金。前者主要由政府出资；后者的来源相对广泛，但需要注意农业政策性银行不能为谋求资金的丰富而不顾其公益责任。第五，政府的信用支持和优惠政策。农业政策性银行基于更好地落实政府政策的目的而设立，为此，政府需要对其经营中因执行政策或意外事件而导致的亏损给予信用支持、财政补贴和援助，同时，还需通过税收优惠和财政补偿等方式保障农业政策性银行开展经营活动。［17］此外，若地方农业政策性银行难以进行立法，取而代之的是银行章程。那么，章程的内容首先应当根据《公司法》及相关规范性文件来制定，其次需要体现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特殊性。
六、结语
政策性金融的特征篇7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主要挑战；税收政策；优化措施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2-0-02
在信息时代背景下，金融业务从线下转移到线上是未来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理应建立与互联网金融相适应的税收政策。特别是当前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互联网金融业务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300%，但是从事互联网金融的企业、个人基本都不需要纳税，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国家财产流失。为此，应当针对互联网金融对现行的税收理论、征管制度带去的挑战，进一步完善互联网金融税收制度，降低互联网金融税收风险。
一、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指的是借力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而实现资金融通、支付、信息中介等功能的金融模式[1]。如，互联网支付、p2p网络借贷等，都是典型的互联网金融业务。
二、互联网金融税收面临的主要挑战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模式，是对传统金融模式的创新，是对现行税收制度的另辟蹊径，对现行的税收理论、征管制度等带来极大挑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冲击税收公正原则。所谓的税收公平原则，指的是具有相等纳税能力者应负担相等的税收，不同纳税能力者应当负担不同的税收。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内，由于覆盖面广、参与者多元，业内的企业、个人纳税的金额、性质、类别等没有明确界定，难以落实税收公正原则，也很难做到税收公正[2]。
第二，冲击税收效率原则。税收效率原则核心是税收不能阻碍经济发展，并尽量的提高税收征管工作效率，降低税收城管成本。但是，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性发展，对税收效率产生了一定影响。之所以这样，主要在于两方面原因：1.互联网金融纳税人的收入、成本有一定的时效性问题，难以清楚界定，易出现逃税问题；2.互联网金融中的很多业务在现行税收法律法体系都没有明确规定，缺少征税依据，如果按照传统金融产品征收税款，势必给互联网金融造成障碍，降低税收效率。
第三，互联网金融税制问题。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金融交易过程是虚拟化的，且方式多种多样。现有的税务登记制度不能确定无形金融交易的税收管辖权，增加了税收征管难度。
三、优化互联网金融税收政策的相关措施
（一）基于税收公平原则建立税收优惠政策
目前，“互联网+”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国家大力支持互联网金融业发展，并推出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是，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应以税收公平原则为基础，既要遵守税收公平原则，也要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简单的说，无论是传统金融企业还是新型金融企业，只要从事了互联网金融业务，都应当负担相应的税收，且税负与其他行业企业相差无多，坚守税收公正原则。
对于税收负担的轻重问题，在我国金融业一直是一个争议课题，传统金融企业也面对这一问题[4]。一些发达国家集中征管银行的所得说，流转税税负一般较轻，而我国银行的流转税税负相对重一些，但是总体税负并不高。2010年后，我国银行实行“营改增”后，虽然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还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仍然要继续试点。对于互联网金融如何适应“营改增”政策这一问题，可能在传统金融试点结束后才会提上议程。虽然现阶段还不能探讨互联网金融业的“营改增”问题，但是可以考虑流转税、所得税等征管问题，都要坚持税收公正原则，体现出公民在税收待遇上的原则。在这基础上，给予互联网金融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二）采用先征后退的征管方式，尽可能减少逃税漏税情况
互联网金融税收支持政策上有很多备选方案，如直接减免税、先征后退等。一般行业，不建议采用先征后征管方式，但是互联网金融采用先征后退征管方式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做，可以带来三个方面的优势[5]：（1）在先征后退的税收征管方式下，利于全面衡量互联网金融业的税收支持力度，为将来编制互联网税制支出预算提供支持；（2）尝试采用先征后退方式，利于探索互联网金融业的税收征管方式与处理方式，为未来建立统一、公正的互联网金融税收制度奠定基础。由于互联网金融税收的纳税人、应税收入等问题都没有确定，工作实践中很容易产生问题，而先征后退征管方式恰好为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途径，这正是互联网金融税收征收方式的一种“演练”；（3）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的风险是较高的，先征后退利于规避互联网金融的风险，防止滋生泡沫现象。
鉴于以上三点，互联网金融税收采用先征后退征管方式是可行的，能简化互联网金融税收的征管程序。为了方便税收征管上，可以把第三方支付平台、p2p网贷平台等作为代扣缴义务人，支持先征后退征管方式。
（三）将互联网金融企业提供健全的涉税资料定为前置条件
税收支持政策实行与落实以健全的涉税资料为前置条件，然而当前互联网金融业务繁杂，税务部门难以掌握互联网金融企业全部的涉税资料，使税收支持政策落实有一定难度。如，p2p网贷一般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税务部门无法完全掌握互联网金融企业与第三方支付平台间的合作信息，特别是利益分配方式方面的，这样一来就无法全面掌握互联网金融企业业务的涉税资料，给税收征收造成困扰。对于一般企业，遵从成本约束条件是可以的，即使不提供齐全的涉税资料也能正常进行税收征收，但是互联网金融企业必须提供齐全的涉税资料。为此，应当把互联网金融企业提供健全的涉税资料定为互联网金融税收支持政策落实的前置条件。
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信息处理和风险分析，以大数据、高速算法为基础，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较低[6]。在大数据和高速算法的支持下，互联网金融企业可以利用大量数据综合分析客户行为偏好、互联网数据等情况，为挖掘客户价值、制定个性化服务等提供可靠依据，信息处理不仅快速，且成本较低，更容易提供全面的涉税资料。倘若互联网金融企业不能提供全面的涉税资料，或提供成本较高的话，可能过于乐观的看待大数据信息了。假设互联网金融企业真的无法利用大数据技术、高速算法工具提供全面的涉税信息，极可能出现“旁氏骗局”，此时更应该要求互联网金融企业提供完备的涉税信息，以便出现规避应付税收的情况。
（四）结合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不同业务类型，具体确定相应的应税节点
互联网金融企业涉及业务范围广、类型多，如p2p网贷、众筹等，都是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业务。具体实施起来，各个互联网金融业务之间的差异是较大的，这就要求针对不同类型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确定相关利益主体的应税节点。
如，p2p网贷的应税节点。目前，p2p网贷运营及其监管尚不完善，税收管理重点应当放在p2p网贷平台上，参考传统金融业借贷的税收处理方式确定借款人、贷款人，但是具体的税务处理要看是否形成资金池。如果借款人通过p2p网贷平台介绍获得贷款，贷款人直接从监管银行拨付贷款资金给贷款人，p2p网贷平台从中收取中介费用，按照经济业务进行税务处理；如果借款人先拨付贷款到p2p网贷平台上，p2p网贷平台再将贷款划拨给借款人，形成了资金池式运营模式，则可以按照当前的“营改增”政策进行税务处理。
再如，众筹的应税节点。众筹有股权式众筹、募捐式众筹、借贷式众筹、预售式众筹几种形式，其中募捐式众筹具有公益性性质，一般都全面免税。借贷式众筹已经转化成为p2p众筹，这里不做探讨，重点讨论股权式众筹、预售式众筹的应税节点问题。股权式众筹分企业和个人两种情况，在企业情况下，众筹项目发起人、项目支持人都要进行相应的税收处理；在个人情况下，对众筹资金产生的投资回报，按照股息所得税进行税收处理。对于预售式众筹，由于构成了销售行为，众筹项目发起人获得的众筹资金按照销售收入进行税收处理，缴纳流转税，因众筹资金产生的收入还需要缴纳所得说。此外，项目支持人投入的资金属于购买性支出，记入成本费用，并按照规定予以扣除处理。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金融是新兴的一种金融模式，与传统金融有很大的不同，对现行的税收政策产生极大冲击，主要存在于税收公平政策、税收效率政策、金融税制等方面，不利于正常开展税收工作。互联网金融是金融业未来发展方向，对税收政策应当持有清楚的认识，建立完善制结构，在不影响互联网金融业发展情况下维持正常的税收工作，防止税款流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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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金融的特征篇8
（一）税制设计的非合理性（1）金融企业承受着相对较重的税收负担。金融机构中的一般贷款业务是按贷款利息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而不是按照净额即差价征税，应用这种征收方法的还有金融经纪、其他金融业务（中间业务）和保险业务。此种方法直接导致金融行业用于再生产的耗用品所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无法得到扣除，较高的税收负担势必会制约金融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2）金融业营业税不可实行出口退税。我国现行的营业税税制规定对我国境内外资金融机构从事离岸金融业务，属于在我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的征收营业税。离岸金融业务是指金融机构吸收非居民的资金，服务于非居民的金融活动，此项业务的兴起，为提高我国金融保险行业的总体盈利水平开辟了新的路径。基于此类业务经营风险大、发展前景良好的特点，各国在政策上都积极扶持其发展，尤其是在税收政策上制定许多税收优惠政策。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对以离岸金融业务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业务税收制度比较滞后，在税率和扣除项目等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几乎没有，严重制约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
（二）计税依据的非统一性内外资金融企业中存在两套税收机制。外汇转贷业务，是指金融企业直接向境外借入外汇资金，然后再贷给国内企业或其他单位、个人。在2009年1月1日之前，外汇转贷业务按差额计税的规定。新《条例》删除了这一规定，这样，转贷业务结束了按照差额征收营业税的历史，这就为内外资金融企业营造了相对公平的税收环境。但内资金融企业需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而外资金融企业对于这些税费有豁免权，所以，内资金融企业的税负还是高于外资金融企业。
（三）税收征管的非有序性税务机关与金融企业之间的协作效率不高，从而导致征税成本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在征收管理纳税评估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往往出现内部信息割裂，各管一摊的局面。同时，税务机关信息化体系不健全，在一定城的上使得金融部门与税务机关的信息交流滞后。税务征管系统从登记、管理、申报、征收到发票管理和税务稽查等各个环节都实现了工作的电子化，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随意性。此外，网络交易对传统的税收征管模式造成了冲击，纳税主体国际化、边缘化、复杂化和模糊化，网上交易与电子商务活动都是通过网络以无纸化方式进行，电子文件由于使用硬盘或软件磁盘性介质，录存的数据内容很容易被改动，而且不留痕迹，使得计税依据难以准确核定，造成税收征管的漏洞，且电子数据的真实性有待考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税收稽查的难度。此外，随着信息化的加速发展，税务部门的征管活动对网络环境的依附性越来越强，税收管理部门的网络安全问题也非常突出。
二、世界范围金融业增值税制经验
（一）不抵扣免税法目前，欧洲联盟27个成员国对金融业已全面征收增值税，欧盟2006年指令中金融业免税业务具体规则主要是：信贷和担保的授予、转让和管理；包含存款、活期账户、支付、转账、债务、支票和其他可转让票据在内的交易，但不包括追债；除收藏品以外，银行作为法定货币的纸币和硬币的货币交易；股票或其他证券的交易；特殊投资基金的管理，其中证券的管理和保管被排除在金融业免税政策之外。但同时，欧盟也允许成员国授予本国的金融机构一项权利——金融机构可自主决定是否为其金融业务纳税。法国、奥地利、德国、比利时、匈牙利等国家成为了欧盟这一指令的实践者，但这些成员国内，制定的相关政策却有所不同。奥地利仅选择一类金融业务，与其做法最为相近的是匈牙利，因此，征税范围相对狭窄。德国、法国和立陶宛对于大多数的金融业务是征税的，尤其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确定其价值的金融服务，其作为税基的表现形式一般是利息、管理费、担保佣金以及活期账户收费等。对于金融保险离岸业务，所有国家都实行零税率。
通过分析上述关于欧盟国家金融业增值税制度，可以看出对金融业课税最广泛的表现形式是基本免税但不抵扣进项税额，虽然可以达到征管便利的效果，但侵蚀了作为增值税标志性原则的中性原则，抵扣环节被迫中断，有可能导致税收累积，金融企业会以其他方式转移税负。
（二）免税与进项税额部分抵扣并行法新加坡对金融服务课征商品服务税，课征方式以欧盟的不抵扣免税法为基础。为了减轻免税导致的重叠征税效应，新加坡允许金融机构依据“特定法”或者“固定比例进项税抵扣法”抵扣进项税额。运用“特定法”时，对金融机构大部分业务免税的同时，要求金融机构将提供给增值税纳税人的免税服务和提供给其他客户的免税服务区分开来。事实上，运用特定法的最终目的是使企业购买的金融服务享受零税率。相对于特定法，固定比例抵扣法是指对金融业务免税的同时，可以按照一个固定的比例对进项税额进行申报和抵扣，这一比例因金融机构类型的行业标准不同而有所不同。免税与进项税额部分抵扣并行的模式使金融税收政策更加合理，税务征管更加简便，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重复课税，但抵扣比例的制定无法将影响因素全面考虑进去，从而降低抵扣比例的普遍适用性。
（三）零税率法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对金融服务适用零税率法。主要是指在对金融服务免税的同时，允许抵扣金融机构全部进项税额。零税率法从根本上消除了重复征税的因素，金融机构可以获得全部的进项税额抵扣，使得金融机构彻底从增值税税负解脱出来，从而使得本国的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税收征管成本。但是这种方法不仅会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并且一方面金融服务价格不含税而非金融商品价格含税，可能会扭曲两种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易产生替代效应。
三、我国金融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建议
（一）金融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适用税率如果改征增值税后税率采用我国现行17%或13%的税率，那么，金融业流转税负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加重，这也是金融界对于将营业税而改征增值税的观点不赞同的主要原因。因此，金融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适用税率应控制在13%-17%之间，以使纳税人与国家的利益恩能够够均衡。此外，对与出口有关的新型金融业务可享受“零税率”的优惠政策，有利于金融机构通过多种形式利用境外资本，开展与境外机构的深度合作，进而有效利用国外优惠贷款和国际商业贷款，完善外债管理。
（二）金融业增值税的计税依据2012年1月1日起，我国先后在海市、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浙江省（含宁波市）、安徽省、福建省（含厦门市）、湖北省、广东省（含深圳市）等8个省（直辖市）的相关行业开展“营改增”试点工作，有形动产融资租赁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一种被纳入试点范围。因此，本文对金融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税基界定将不考虑融资租赁行业。具体的设想如下，在使金融服务的购销双方与其他应税货物与劳务承担相同的税负、享受相同的各项税收待遇的前提下，遵从我国目前金融业务的分类办法，可对一般贷款业务、外汇转贷业务、金融商品转让和保险业务制定不征税的政策，而将金融经纪业务和其他金融业务列为应税项目。金融企业允许抵扣进项税额的项目应包括用于提供应税项目的原材料、机器设备以及购进或者发生应税劳务和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支付运输费用等发生的进项税额。目前，归属于应税项目（包括零税率项目）的进项税额准予抵扣，归属于免税项目的进项税额不予抵扣，不能明确归属的进项税额则允许不同金融机构按进项税总额的不同比例申报和抵扣。这一比例的确定应建立在税务机与相关专家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由于金融业不同行业的资金成本和风险情况都明显不同，这一比例最少每两年要调整一次。同时，还要密切追踪外国金融业征收增值税的具体做法，在使我国的税收利益得到保证的前提下，逐步提高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地位。
（三）金融业增值税管辖权属在金融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将金融业的增值税税收权利由中央政府统一支配，但仍可以由中央与地方共享。在我国，铁道部、各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缴纳的营业税全部归中央财政收入，中央政府在金融业的投资、调控方面占据主导地位。金融行业资金的流动性和交易的电子化、网络化要比其他行业更加突出，从而使得金融业的流转税极易在不同辖区之间转移。为了防止区域间税收竞争，应当使其由国税系统征收，以便将全部或大部分税款归属中央，以节省税收征管成本，提高税收效率。此外，目前国税系统在增值税专用发票联网监管方面比地税系统更具备管理优势。
此外，应摸清税源，加大监督，对课税源头实施有效的监控。对金融纳税人进行分类别管理，按经营规模、纳税诚信度等方面对纳税人进行科学分类，从而决定不同的管理形式和方法，配置专业化的管理人员对其进行全方位监控，尤其是对国家税收贡献大的金融企业，要实施重点监管。此外，为适应全球化的金融业网络交易方式，税务部门要采用先进的征收手段并加强与金融企业的合作。共同开发适用于此类交易的税收征管系统，以维护双方的和谐征纳关系。税务机关更应重视自身的网络安全建设，建立税务网络信息管理预警机制，以应对网络安的突发问题，逐步形成以信息化、网络化为导向的科学、高效的现管体系。
[本文系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低碳经济的税收对策研究”（编号：12BJY076）阶段性研究成果]
政策性金融的特征篇9
【关键词】农业政策性金融类型历史轨迹
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但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各国政府都采用了一定的政策性金融手段来实现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虽然已有国内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农业政策性金融进行了研究，但对农业政策性金融进行系统分类尚不多见。
一、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界定
我们要界定农业政策性金融必须首先界定政策性金融。对于政策性金融的准确定义目前尚无统一的、能普遍接受的界定。在英文里政策性金融通常为“policy-basedFinance”、“policy-basedDirected”、“CreditDirectedCreditprogram”。西方学者一般从政策金融的目标或运作方式来对政策金融进行界定。日本的小滨裕久、奥田英信等，将政策性金融定义为：“为了实现产业政策等特定的政策目标而采取的金融手段，也即为了培养特定的战略性的产业，在利率、贷款期限、担保条件等方面予以优惠，并有选择地提供资金。”国内学者白钦先(1993)指出：政策金融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国家作为融资主体，运用各种特殊的融资手段和融资渠道，为配合国家特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而进行的特殊的资金融通行为。政策性金融虽然同其他资金融通形式一样具有融资性和有偿性，但其更重要的特征却是政策性和优惠性。
总结国内外学者对政策性金融内涵的界定主要体现在以下本质特征：政策性,主要是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而实施的手段；金融性，是一种在一定期限内以让渡资金的使用权为特征的资金融通行为；优惠性，即其在利率、贷款期限、担保条件等方面比商业银行贷款更加优惠。这三个本质的特征充分显示了政策性金融同财政和商业金融的区别。
农业政策性金融本质上仍属于政策性金融的范畴，但农业一词界定了金融扶持的范围。基于此农业政策性金融是指政府为了实现特定农业政策目标，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等实施的金融支持。
二、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类型
1、依据政府介入的程度和形式不同划分
农业政策性金融包括政府所有性质、半官半民性质、民间合作性质和商业金融中的政策性金融。
（1）纯政府所有的政策性金融。如美国农民家计局、商品信贷公司、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这类金融机构被政府严格控制，政策性浓厚，一般不吸收存款，从政府获得较多资金，主要发放其他金融机构无法提供的贷款。
（2）政府官办和民间协作相结合的政策性金融。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即是一个典型例子。它的中央机构国家农业信贷银行是国家金融机构，资金由法兰西银行提供和国家预算拨款获得。而省级农业互助信贷银行和地方农业互助信贷合作社均为合作性质，实行自治，有自己的管理审理机构和专门的权力机构，不是国家农业信贷银行在各级的执行机构。美国农业合作金融体系最初也是这种模式。
（3）民间合作性质的政策性金融。这类金融具有群众性、非盈利性、贴近农区、了解农民需要和经营情况，适应农业生产和农业资金运动的特点。起初该类机构资金基本上是靠农民自身筹措，由于难以满足需要，所以后来各国政府都给予资助。因此合作金融机构实际上已成为政府贯彻实施农业政策的工具和提供低息贷款的窗口，具有了政策性金融的性质。如日本农林中央金库是日本农林协同组织从事信贷活动的中央机构，以它为首的农业合作金融机构依靠政府的保护、资助，本着互助原则，对农业部门融通资金。
（4）商业金融中的政策性金融。该类政策性金融业务通过商业金融机构经营，政府通过贴息、税收优惠等措施给与实施政策性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支持。
2、依据农业政策性金融资金供给边界划分
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资金供给比较广泛，具体来讲主要有：
（1）借入政府财政资金。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在较长时期内一直向政府借款；泰国农业和农业合作社银行、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等均以向政府借款为主要来源。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较之发达国家更依赖政府资金，而发达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有逐步减少对政府资金依赖的趋势。
（2）借入其他金融机构资金。如泰国、印度、韩国的农贷机构均可向中央银行借入资金，扩充实力，并借此建立和协调二者的关系。此外，还可从商业性金融机构借入资金，满足短期周转资金需求，如泰国可从“农民援助基金”获得无息贷款。
（3）发行政府担保债券。美国、法国、泰国、印度、韩国等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都普遍采用了这一筹资方式。
（4）吸收存款。主要是指合作信用机构吸纳会员存款，如泰国、韩国；此外某些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如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也通过吸收存款筹集资金。
（5）国外借款。如世界银行及其附属机构，外国政府和外国金融机构等，泰国、印度、韩国、尼日利亚等国有关农贷机构均通过这一渠道融通过资金。
3、依据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资金需求边界划分
农业政策性金融资金需求的主体既包括农业生产领域也包括流通服务领域。20世纪30年代始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主要在流通领域对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政策和金融支持。如美国的商品信贷公司，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政策和金融支持措施，但美国的保护价政策是和限耕政策配套实施的。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也主要是支持粮、棉、油等农产品的收购和配合执行粮食的保护价政策。另一方面现在美、日、法、泰、印等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主要倾向于农业生产领域，支持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
而农业政策性金融资金需求的客体边界则相对地要广泛地多。为配合政府不同时期农业政策的需要，农业政策性金融一般都有特定的业务领域和范围，并且不断地拓展。如美国联邦土地银行资金运用主要是提供长期不动产抵押贷款；联邦中间信贷银行主要提供动产抵押的中短期农业贷款；合作社银行贷款主要是用于帮助农业合作社扩大农产品销售，促进农产品出口，保证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等。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资金运用主要是对土壤改良、造林、林间道路、渔港等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生产条件提供贷款。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一般是为大型的农业基本建设项目贷款，如兴修水利、推广使用农业机械、土地开发等。
此外，依据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经营业务性质不同，农业政策性金融可以分为农业政策性银行、农业政策性保险、农业政策性信托和农业政策性合作金融。
三、世界农业政策性金融历史轨迹
农业政策性金融是随着工农业生产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而出现的，它的兴起和发展是农业保护主义兴起与发展的结果。西欧、美国、日本等在实行农业保护的过程中，将政策与金融有机结合起来，于是农业政策性金融应运而生。纵观世界的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轨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农业政策性金融萌芽时期
15世纪末，欧洲国家为了摆脱土耳其帝国对其贸易道路的封锁造成的经济困境，避免国内经济波动，开始鼓励商人对以农业原料为主要来源的小手工业者提供生产工具和、资金以及必备的生活用品，这可以看作国家对农业予以的间接扶持的萌芽。16世纪英国开始的“圈地运动”是国家对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干预的最典型的方式。此外，随着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农业借贷现象逐渐普遍，为了制止高利贷者对穷苦农民的榨取，维护农民进行生产的最低基本条件，1462年第一家专门向穷人发放贷款的银行在意大利的帕鲁奇亚（porugia）开业。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
1880年法国农民为了抵制高利贷的盘剥，开始建立农业信贷合作社，1894年和1899年议会颁布法令成立地方农业互助银行和地方农业信贷银行。1920年法国政府为统一管理各地区农业互助信贷银行的业务，成立了国家农业信贷管理局。1926年国家农业信贷管理局改名为农业信贷银行，由农业部和财政部领导，形成一个全国性农业互助信贷体系，一直保留到现在。
在20世纪以前，美国没有专门的农村金融机构，农业信贷资金几乎全部由商业机构和个人提供。
2、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壮大时期
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蓬勃发展时期则始于20世纪20-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爆发，这次危机导致农产品价格剧跌，农业严重倒退。同时在“国家干预”的经济理论指导下，罗斯福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的农业措施，包括国家对农业生产“调节”政策和农业信贷政策。在大力推行调节农业生产政策的同时，政府还拨出大批款项，收购各种农畜产品，以缓解农业危机带来的矛盾。同时，美国政府为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和扶持，在信贷支农方面采取了措施。
1933-1934年，美国先后通过了《农业信贷法》和《对农场发放新贷款实施办法》两个法令，并随即建立了由国家直接管辖的农业信贷局和联邦农场抵押借款再贷款局两个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1936年到1938年，美国又通过《土壤保护法》、《新农业调整法》、《小佃农取得土地贷款法》等，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美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对农业的支持力度。除了美国之外，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也都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农业政策性金融法规、政策，加大了对农业的国家干预力度。
3、农业政策性金融成熟时期
20世纪90年代，各国都普遍确立了农业政策性金融保护支持农业发展的思路，各国只是在原有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法规、措施的基础上进行不断的调整，但对农业进行金融支持的方向没有改变，农业政策性金融进入了成熟发展时期。
【参考文献】
[1]白钦先、曲昭光: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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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青马、向天雁：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边界分析，《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3）。
政策性金融的特征篇10
中央财政积极贯彻落实《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针对小微企业发展中面临的生产经营压力加大、成本上升、融资困难和税费偏重等突出问题，及时研究出台并实施了税收优惠、财政资金支持、鼓励吸纳就业、清理涉企收费、政府采购、会计制度等财税政策，不断加大支持力度，充分发挥财政宏观调控职能，初步构建形成了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
一、完善税收政策，减轻小微企业税收负担
（一）出台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长期性和完善税制的税收优惠政策。
1、专门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一是自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万元（含3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是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自6%和4%统一降至3%。
三是对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国家大学科技园，自2008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免征营业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
四是对非营利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从事担保业务取得的收入，凡符合规定免税条件的，3年内免征营业税。自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金融企业对中小企业贷款进行风险分类后，按照规定比例计提的贷款损失专项准备金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含2年），凡符合规定条件的，可按照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五是对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自2000年起停止征收企业所得税，其某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作为投资者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2008年起，合伙企业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按照先分后税的原则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六是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实行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的简易办法。纳税人销售额或营业额未达到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增值税或营业税起征点的，免征增值税或营业税。对于应纳税额较小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纳税人，经核定可以以1个季度为纳税期限。
2、主要面向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一是鼓励自主创业的税收政策。除了上述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收政策有利于自主创业外，目前，针对持《就业失业登记证》符合条件的人员、随军家属、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城镇退役士兵等特殊群体的自主创业，也给予了税收优惠政策。
二是发挥产业导向功能的税收政策。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等，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所取得的收入，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对为种植业、养殖业、牧业种植和饲养的动植物提供保险的业务免征营业税；对农林作物、牧业畜类保险合同，免征印花税；对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新办软件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自主开发、生产动漫产品涉及营业税应税劳务的，暂减按3%的税率征税营业税；技术先进型服务等其他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也可按规定享受相应减免税待遇。
三是鼓励技术创新和技术成果转让的税收政策。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所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享受加计扣除或摊销的优惠政策；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取得的收入免缴营业税。
四是改善企业投融资条件的税收政策。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优惠目录规定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该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1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
五是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税收政策。为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计入收入总额；对保险公司为种植业、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比例减计收入；自2009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对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由银行业机构全资发起设立的贷款公司、法人机构所在地在县（含县级市、区、旗）及县以下地区的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金融保险业收入减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
此外，小微企业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可按有关规定向省级财税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提出减免税申请。中小企业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纳税的，可依法申请在三个月内延期缴纳。
（二）完善支持小型微型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2011年下半年以来，根据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完善相关税收政策，加大了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力度，对于进一步减轻小型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税费负担，缓解其融资难问题，增加劳动者收入，增强其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具体包括：
一是大幅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增值税：将销售货物、应税劳务的起征点幅度分别由月销售额2000-5000元、1500-3000元提高到5000-20000元；将按次纳税的起征点幅度由现行每次（日）销售额150-200元提高到300-500元。营业税：将按期纳税的起征点幅度由月销售额1000-5000元提高到5000-20000元；将按次纳税的起征点幅度由每次（日）营业额100元提高到300-500元。
二是将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延长执行期限并扩大范围。自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元（含6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是免征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印花税。2011年11月1日起至2014年10月31日，三年内免征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印花税。
四是延长农村金融机构营业税优惠政策。将2011年底到期的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由银行业机构全资发起设立的贷款公司以及法人机构所在地在县及县（市）以下地区的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的金融保险收入，减按3%税率征收营业税的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2015年底。
五是延长金融企业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对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进行风险分类后，按照规定比例计提的贷款损失专项准备金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政策，再延长执行三年，即延长执行至2013年底。
六是对符合条件的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中的技术类服务平台纳入现行科技开发用品进口税收优惠政策范围。对其在2015年12月31日前，在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者国内产品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二、扩大专项资金规模，改革创新支持方式
根据中小企业发展的特点和薄弱环节，围绕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和产业发展规划，中央财政先后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等专项政策，采取无偿资助、贷款贴息等方式，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加快转型升级，拓宽融资渠道，发展特色产业，开拓国际市场，以及改善公共服务环境等。近年来，中央财政支持中小企业资金规模实现了较快增长，由2008年的49.9亿元增至2013年的约150亿元。在加大专项资金规模的同时，中央财政加快完善资金政策，探索创新支持方式，调整支持重点，着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一）不断完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政策，促进实现多重政策目标。
多年来，财政部会同科技部、工信部等部门及时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不断修订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地方特色产业中小企业发展资金和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等资金管理办法，已初步形成定位科学、布局合理、重点支持小微企业的资金政策体系。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重点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鼓励公共技术服务机构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为我国加快实现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产业升级、结构调整、专业化发展和改善服务环境，以引导解决当前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发展方式粗放、专业化分工水平低、产业结构不合理、服务环境较差等问题。地方特色产业中小企业发展资金，主要引导地方积极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促进形成特色鲜明、分布合理、各展所长、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从而带动整体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主要支持参加境外展览会、企业管理体系认证、各类产品认证、境外专利申请、国际市场宣传推介、电子商务、境外广告和商标注册、国际市场考察、境外投（议）标、企业培训、境外收购技术和品牌等内容。
（二）加快实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资金政策，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困难。
自2006年起，中央财政开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资金试点，采取业务奖励和保费补贴方式，鼓励担保机构扩大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规模并降低收费标准。鉴于此项政策成效显著，国务院于2008年和2009年分别追加安排担保资金10亿元和30亿元，以帮助中小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据统计，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资金14亿元，对565家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开展的4437亿元贷款担保给予资助，涉及中小企业17万户，其中小微型企业12万户。
在中央政策的引导和鼓励下，很多地方安排了专项资金，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给予业务奖励和风险补偿，鼓励担保机构积极开展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业务。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12年末，全国融资性担保行业共有法人机构8590家，同比增长2.2%；年末在保余额总计21704亿元，较年初增长16.4%；中小企业融资性担保贷款余额11445亿元，同比增长15.3%。
（三）探索试点创投引导基金政策，撬动各类社会资本汇聚投入中小企业。
1、开展引导基金试点，引导创业投资机构投资于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2007年，财政部会同科技部设立了首只部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主要采取阶段参股、风险补助、投资保障等方式，专项用于引导创业投资机构向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发挥财政资金的放大功能，带动了更多的社会资金缓解初创期小企业的融资瓶颈。截至2012年底，引导基金共投入财政资金20.59亿元，其中通过风险补助和投资保障方式累计安排补助资金8.5亿元，带动了约90亿元创业投资资本投资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阶段参股方式，共出资12.09亿元参股设立了46家重点投资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企业，累计带动社会资本达到81.6亿元。目前，首批6家引导基金阶段参股项目的资金退出收缴工作已全部顺利完成，标志着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阶段参股模式实现了成功运作。
2、启动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投基金工作，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从2007年起开展产业研发资金试行创业风险投资试点，并于2009年启动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投基金工作，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创期、早中期的创新型企业，促进企业创新成果产业化。截至2012年底，中央财政通过产业研发资金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资金累计安排近60亿元，参股了102支创投基金，直接投资36家创业企业，有力支持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
3、推动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撬动各类社会资本共同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14号）精神，中央财政分5年安排150亿元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将采用市场化方式运作，引导地方政府、创业投资企业及其他社会资金支持处于初创期的小型微型企业等发展。目前中小企业企业发展基金管理办法已拟定完成，待报国务院批准后正式实施。
三、加大清理收费力度，减少中小企业收费支出
2012年以来，财政部按照国务院要求，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收费清理力度，累计取消和免征307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涉及金额290亿元。具体包括：一是从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对小型微型企业免征管理类、登记类、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具体包括企业注册登记费、税务发票工本费、海关监管手续费、货物原产地证明书费、农机监理费等22项，每年可减轻小型微型企业负担约50亿元。二是自2012年2月1日起，取消253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涉及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每年可减轻企业负担约100亿元。三是自2012年10月1日起，取消海关监管手续费；自2012年10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对所有出入境货物、运输工具、集装箱及其他法定检验检疫物免收出入境检验检疫费，以上两项措施可减轻外贸企业负担约35亿元。四是自2013年1月1日起，取消和免征税务发票工本费、户口簿工本费、户口迁移证和准迁证工本费、企业注册登记费、房屋租赁管理费等30项涉及企业和居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每年可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105亿元。
2013年，为落实国务院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再清理取消一批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优化企业生产经营环境，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四、实施政府采购政策，拓展中小企业市场空间
财政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台了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自2012年1月1日起，采取预留采购份额、评审优惠、鼓励联合体投标和分包等措施，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参与政府采购，并通过计划管理、合同管理、报告和公开制度、信息化建设等措施予以保障。按照暂行办法，负有预算编制职责的各部门应当预留本部门年度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在政府采购评审活动中对小微企业投标产品的价格给予6%—10%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对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小微企业合同金额占30%以上的，可给予联合体2%-3%的价格扣除。据初步统计，2012年全国政府采购金额13900多亿，其中小型和微型企业获得的合同金额5800多亿，占40%以上。
此外，财政部还组织在中央本级和北京、黑龙江、江苏等地开展政府采购信用担保试点，仅北京市担保融资就达21.2亿元，有效地增强了中小微型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能力和积极性。
五、完善金融政策，扩大小微企业资金供给
（一）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中小企业贷款投放。
近年来，财政部研究出台了一系列金融财务政策，增强金融机构化解不良资产的能力，完善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绩效考核体系，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增加中小企业贷款投放，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1、授权金融机构对符合一定条件的中小企业贷款进行重组和减免。2009年，财政部出台《关于中小企业涉农不良贷款重组和减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09]13号），对于中小企业贷款借款人发生财务困难、无力及时足额偿还贷款本息的，在确保重组和减免后能如期偿还剩余债务的条件下，允许金融机构对债务进行展期或延期、减免表外利息后，进一步减免本金和表内利息。
2、放宽中小企业呆账核销条件。在出台的《财政部关于中小企业和涉农贷款呆账核销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09]12号）中，允许金融机构对符合一定条件且确实无法收回的中小企业贷款，可按照账销案存的原则自主进行核销。2010年3月，将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呆账核销条件这一政策作为中长期制度纳入《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允许金融机构对单笔500万元以下的中小企业不良贷款，经追索1年以上，可以自主核销。
3、完善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绩效考核体系。为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发放中小企业贷款，财政部出台《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绩效评价实施细则》（财金[2009]169号），明确提出了中小企业贷款加分政策，金融企业提供的中小企业贷款占比超过20%的加1分，超过25%的加1.5分，超过30%的加2分，超过35%的加2.5分，超过40%加3分。2011年5月，在修订的《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办法》（财金[2011]50号）中，仍然保留了上述中小企业贷款加分政策，鼓励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二）支持融资性担保体系建设。
一是加强融资性担保行业制度建设。2009年，国务院建立了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负责研究制订促进融资性担保业务发展、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担保难的政策措施。财政部作为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之一，以规范发展为主线，积极参与联席会议各项工作，先后参与制定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银监会等7部委令2010年第3号）和八项配套制度，以及《关于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规范发展的意见》（[2011]30号）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为融资性担保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2012年，针对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我们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制定印发了《关于规范融资性担保机构客户保证金管理的通知》和《关于部分融资性担保机构违法违规经营的提示和开展全面风险排查的通知》，明确监管重点和要求，并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修订工作。
二是指导地方财政加大对融资性担保业务发展的支持力度。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地方财政部门积极做好融资性担保业务相关管理工作的意见》（财金[2010]23号），指导地方财政部门认真履行职责，更好地支持融资性担保机构提高服务能力，防范化解融资担保风险。
（三）优化农村中小企业融资环境。
1、开展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试点。从2008年起，财政部实施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对试点地区的县域金融机构（不含农发行），按照涉农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超过15%部分的2%给予奖励，奖励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2010年，财政部将试点范围扩大到18省（区），其中包括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截至2012年末，财政部门已向试点地区9844家县域金融机构拨付了奖励资金119.47亿元，其中中央拨付68.16亿元，地方拨付51.31亿元。政策试点激发了金融机构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有力促进了包括农村中小企业贷款在内的涉农贷款增长，优化了信贷结构。据人民银行统计，2008-2012年全国涉农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之比分别为21.59%、21.46%、23.11%、25.09%和26.16%，实现连续上升。
2、实行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策。针对县域金融机构体系单一，同质化竞争严重的问题，财政部从2008年起实施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策，对贷款平均余额同比上升且符合银监会监管要求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村镇银行年末存贷比还需高于50%，按照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补贴，补贴资金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2010年财政部将西部2255个基础金融服务薄弱乡镇纳入补贴范围。截至2012年末，中央财政已累计向全国957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拨付补贴资金31.53亿元，向1292家基础金融服务薄弱地区金融机构网点拨付补贴资金4.67亿元。补贴政策的实施缓解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初期的财务压力，帮助机构实现快速发展，加大对“三农”和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12年末，全国已组建939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同比增长19.47%，贷款余额2347亿元，其中近一半为小企业贷款，成为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新生力量。
3、在天津、辽宁、山东、贵州等4省市开展小额贷款公司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试点。小额贷款公司是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新型金融组织，在填补县域金融服务空白，引导和规范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方面有积极作用。根据《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有关精神，财政部对小额贷款公司执行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开展试点，即试点地区符合监管条件的县域小额贷款公司，其涉农贷款年度平均余额同比增长超过15%以上的部分，按2%的比例给予奖励。2012年奖励资金将于2013年审核拨付。
六、落实促进就业政策，鼓励吸纳就业
（一）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对各类企业招用就业困难人员，与之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企业为就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给予补贴。
（二）职业培训补贴政策。对企业新录用四类人员（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与企业签订6个月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由企业依托所属培训机构或政府认定的培训机构开展岗前就业技能培训的，根据培训后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情况，按照当地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的一定比例，对企业给予定额职业培训补贴。
七、规范小企业会计行为，加强基础管理
（一）制定小企业会计准则。
2011年10月18日，财政部制定颁布了《小企业会计准则》（财会〔2011〕17号），要求自2013年1月1日起在全国小企业范围内施行，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微型企业参照执行，鼓励有条件的小企业提前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统一规范了小企业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要求，有利于提升小企业管理水平，进一步夯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有利于如实反映小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促进落实国家扶持小企业发展的法规政策；有利于提高小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推动改善小企业发展的税收和融资环境。
为确保小企业会计准则贯彻实施到位，财政部会同工信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银监会联合了《关于贯彻实施〈小企业会计准则〉的指导意见》（财会〔2011〕20号），按照各部门职责分工，建立准则实施联动机制，共同服务小企业健康发展。2012年11月，财政部制定印发了《小企业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衔接规定》（财会〔2012〕20号），做好原制度向小企业会计准则转换的衔接工作。
（二）加强记账机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