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数字经济篇1
【关键词】村村通农村通信农村信息化【中图分类号】F62【文献标识码】a
“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一系列举措。加快农村通信和信息化发展，对于落实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推进的战略部署，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推动农村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4年以来，原信息产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组织通信行业实施农村通信“村村通工程”，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农村通信和信息化发展之路。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创新进取，继续深入实施村村通工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村村通工程”的深入实施，实现了我国农村通信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开辟了农村信息化新时代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电信行业改革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网络规模和用户总数均跃居世界第一。但是，城乡之间“数字鸿沟”问题依然突出，农村地区尤其是老、少、边、山、穷地区通信发展很不平衡，少数穷困地区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出现倒退问题。据统计，2003年我国694515个行政村中有74867个村没有任何通信手段，无电话行政村占全部行政村的比重达到10.8%。为尽快改变这种局面，2004年初，原信息产业部启动了村村通工程建设，2008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成立后，继续深入实施村村通工程，组织全行业力量，加快农村通信和信息化发展步伐。通过十年的不懈努力，村村通工程全面实现了预期的目标，农村通信和信息化发展面貌焕然一新。
十年来，村村通工程的实施，实现了我国农村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推动农村信息化跨入新时代，城乡“数字鸿沟”明显缩小。一是全国实现“村村通电话”。村通工程在通电话方面投入500多亿，敷设通信光电缆约100万公里，建成移动通信基站3万余个，为20.6万个偏远地区行政村和20户以上自然村新开通了电话，全国通电话行政村比例从88%提高到100%，通电话自然村比例从近90%提高到近96%，农村电话普及率提高了33个百分点。二是全国实现“乡乡通宽带”。宽带网络建设累计直接投资逾300亿元，建成乡村宽带光缆30万皮长公里，建成3G/4G移动宽带基站和无线局域网（wiFi）数10万个。共计完成3000余个乡镇和14万多个行政村的宽带网络建设，全国通宽带乡镇和行政村的比例从90%、70%分别跃升至100%和91%。截止目前，农村网民数达到1.78亿，在网民中的占比达到28.2%，农村宽带用户4m以上用户占比达到65.8%。三是信息下乡活动深入开展。从2009年到2014年，全国已有3万个乡镇开展了信息下乡活动，占到全国乡镇总数的85%以上，初步建成了县、乡、村三级信息网，建成乡村信息服务站点33万多个、乡镇级网站3万个、村级信息栏目27.8万个。同时，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家运营商建设了各自的综合性农村信息服务平台――“信息田园”、“农信通”、“金农通”，不仅提供各种涉农网上信息内容和在线业务，还结合农民实际开发了专门的短信、彩信、彩铃、呼叫中心、视频、电子商务等。
农村信息通信的快速发展，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彻底结束了偏僻乡村世代与外界信息隔绝的历史，使得农民能够利用网络销售农副产品、购买生产生活用品，从网上了解外界市场信息、寻找致富门路、获得外出打工信息等，促进了农民持续增收。其次，推动各类经济适用信息技术渗透到农业生产各个环节，农业生产资料采购、农产品销售、农业科技普及推广、种植养殖技术培训咨询、农副产品追踪溯源等方面的信息技术应用日益广泛深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改造。第三，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的普及推广，促进了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乡村管理的网络化，增强了农村基层管理的透明化、规范化、高效化。在偏远农村尤其是民族和边境地区，通信网络使得党的声音和政策能够及时传达，社会治安情况能够及时上报，促进了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的安定团结。在灾害预警、灾情通报、抢险救灾、治病防疫等方面，通信更是发挥了“生命线”、“保障线”的作用。此外，村通工程的实施也有效推动了农村扶贫工作。多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中国残联等通力合作，积极开展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信息扶贫、农村中小学通宽带、农村残疾人学校等公益机构通宽带等专项工作，完成1.3万个特困村互联网覆盖、5400个农村学校和公益机构通宽带。当前，村村通工程的重要成果正加快转化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手段和能力，为传统农业生产和农村管理带来了全新的变革，受到地方政府和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被誉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扶贫工程”、实现农村现代化管理的“德政工程”、为民办实事的“民心工程”。
农村通信“村村通工程”的成功实施，得益于各级领导和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得益于机制创新，也得益于全通信业广大干部职工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
我国地域辽阔、情况复杂，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差异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农村通信和信息化发展任务繁重、难度很大。通信行业遵循信息通信发展规律，紧密结合农业农村农民实际，积极探索，大胆实践，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农村通信和信息化发展之路，为未来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十年来，我们紧紧依靠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及各相关部门、地方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通信发展和村村通工程建设。多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和相关文件都明确提出大力建设农村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加强农村信息化发展。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视察村通工程实施成果或做出重要批示，充分肯定成绩，提出明确要求。国家相关部委积极关注支持村通工程建设，比如财政部特地划拨专项财政经费，逐年对村通工程实施进行补贴；发改委、国资委、教育部、农业部等部门通过多种方式给予支持并开展项目合作。四川、、贵州、湖南、湖北、江西等村通工程任务重点省份的党委政府纷纷将村通工程列入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成立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一类的工作机制，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并通过对工程建设涉及的土地征用、青苗补偿、道路开挖等问题提供“绿色通道”，减免部分费用和税收，拨出专项建设资金等措施，对村通工程建设给予大力支持。村通工程项目所在地的市、县、乡镇乃至行政村的地方政府和村民们大力支持村通工程建设，积极提供了征地、供电、修路等方面的便利。村通工程的成功实施，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十年来，我们适应农村通信发展规律，探索创新方式方法，确保村村通工程建设务实有效推进。一是在推进方式上采用分片包干、分量包干办法。村通工程实施之初，原信息产业部创造性地提出“分片包干”办法，指定当时的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卫通、中国铁通6家基础电信企业以“分片包干”的方式，自筹资金在指定地区负责村通工程的项目建设和建成后的运营维护。行政村通电话的阶段目标实现后，随着村通工程向自然村的延伸，未通电话的区域呈现不成片的分散状态，原信息产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改“分片包干”为“分量包干”办法，打破区域限制，要求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根据自身网络和业务发展情况，分量完成村通工程建设任务。分片包干、分量包干办法的实施，激发了企业自觉性、主动性，确保了任务及时完成。二是在推进步骤上坚持循序渐进。“十五”重点实现“95%以上行政村通电话”，“十一五”重点实现“村村通电话，乡乡能上网”，力争到“十二五”末实现95%行政村通宽带、已通电的20户以上自然村基本通电话的目标，分阶段分步骤解决问题。同时，采用“三个三步走”推进策略，网络地域覆盖上，从乡镇、到行政村、到自然村分三步延伸；业务提供水平上，从通电话、到通互联网、到通宽带逐级提升；信息化发展进程上，从建基础设施、到构建业务平台、到推广适农业务层层推进。三是积极探索经济适用的技术手段。在有线通信、移动通信、卫星通信以及固定无线接入的基础上，鼓励企业采用多种技术手段，研发推广经济适用技术和产品，既解决了建设成本偏高、周期长、施工和维护困难的问题，也推动了一批自主研制的低成本产品如SCDma400m无线接入系统、宽带机顶盒、农村信息机、“点点通”、经济型电脑和价廉物美的国产手机等在农村的广泛使用。
十年来，我们健全完善“三位一体”的运作机制和多方位的保障措施，为村通工程实施提供了重要保障。为推进村通工程，部、省主管部门和电信企业三方成立了工程领导协调机构，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原信息产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制订规划和方案，逐年定计划、划区域、分任务。各省通信管理局负责落实各项计划，督促工程进度，核实竣工项目，统计汇总上报。电信企业集团总部负责筹集资金并组织项目实施，各地基层公司组建工程队伍开展现场施工，做到了任务到省、到公司，责任到单位、到个人。同时，为村通工程顺利实施，还制定了一系列保障措施。一方面，由企业总部确保工程建设资金的基础上，原信息产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给予一定的财政资金补贴。另一方面，积极争取将农村通信建设纳入地方新农村建设规划，享受地方政策和资金支持，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村通工程的成功实施，离不开通信行业干部职工的不懈努力和艰辛付出。村通工程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全国性大工程，历时长、任务重、困难多，能够取得成功，是通信业集全行业之力、付出巨大努力的结果。广大通信行业干部职工十年如一日，在各自岗位上兢兢业业、无私奉献，推动村通工程不断前行。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各省区市通信管理局认真进行组织协调，积极争取地方各项优惠政策及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各电信企业从集团到省、地、市、县公司直至最基层，都把实施村通工程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设备厂商、科研机构等也从大局出发，积极发挥优势和作用，鼎立支持村通工程建设。特别是，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气候条件，以及电力不通、道路未达等困难，广大工程一线建设者们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传统，顽强拼搏，勇于奉献，洒下了辛勤的汗水，甚至付出了鲜血甚至生命的代价。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总结经验，创新进取，在新的起点上加快农村信息通信发展步伐，更好地支撑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加快农村信息通信发展步伐，支撑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既有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也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国家把宽带网络提高到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制定实施了“宽带中国”战略、促进信息消费、发展第四代移动通信、推进物联网发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2014年，党中央、国务院1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信息进村入户”。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终端等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取得重大突破，信息通信技术日益广泛深入地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这些都为村通工程实施创造了良好环境和条件。同时，通过不懈努力，村村通工程的成果得到各方面的广泛认可，中央及相关部委重视关心、地方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企业积极参与、老百姓热烈欢迎的良好氛围和工作格局已经形成，加之多年探索形成的有效运行机制和成功经验做法，为今后村通工程实施和农村信息通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也要看到，村村通工程深入推进和农村信息通信发展还面临一些困难问题，需要着力加以解决。突出表现在：一是资金投入困难。随着村通工程的深入推进，尚未通电话和宽带的村寨自然条件越来越艰苦，并基本集中在西部偏远地区和连片特困地区，电信企业施工难度和投资压力越来越大。比如偏远地区建一个无线基站的成本已近百万元，加上长期的运营和维护，成本更高。村通工程实施属于电信普遍服务范畴，长期靠市场机制难以有效解决问题。国际上的普遍做法是建立电信普遍服务基金，对相关企业给予补偿。《“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完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形成支持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宽带发展的长效机制”。当前，完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问题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我们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积极推动这项工作。二是农村宽带网络使用率不高。由于受制于经济条件多数农户买不起电脑，网上适农信息内容和在线应用少，偏远农村具备信息技术方面知识的人才缺乏等原因，部分农村宽带设施“建多用少”的问题明显，“信息惠农”效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要更加注重推进信息下乡活动，着力抓好“四个一”行动，即每一乡建一个信息服务站，每一村建一个信息服务点，每一乡建一个网站，每一村在网站上开通一个栏目。当前，“四个一”行动正在稳步实施，要加大力度，深入推进。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村通工程实施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创新思路，完善措施，加快农村信息通信发展步伐，更好地支持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一是要加强调查研究，广泛征求相关政府部门、地方、企业、科研机构等的意见建议，研究制订村通工程“十三五”规划或行动计划。二是要健全完善制度规则和运行机制，加强规划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支持引导各类企业积极参与村通工程建设。三是要紧密结合“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进一步加强农村信息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农村网络覆盖、提高网络性能。四是要适应农村信息通信发展实际，加强经济适应信息通信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应用，让农牧民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提高村通工程实施实效。五是要深入开展信息下乡活动，特别是要紧密结合国家扶贫工作，对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实施“信息扶贫”，帮助特困区农民尽快脱贫致富。
【参考文献】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新华网，2012年11月8日。
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15日。
城乡数字经济篇2
【关键词】互联网+；数字乡村；乡村振兴；数字鸿沟；发展路径
数字乡村不仅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1]。山东省在《数字山东发展规划（2018-2022年）》和《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互联网在乡村的快速普及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城市和乡村联系越来越紧密，城乡联动、融合发展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但数字乡村建设才刚刚起步，城乡数字鸿沟仍然存在，还有加大的趋势，鉴于此，开展基于“互联网+”的山东省数字乡村发展路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山东省数字乡村发展现状
近年来，山东省数字乡村发展迅速，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1数字基础设施全面提升。随着“宽带山东”战略的深入实施，数字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得到稳步增强，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运算速度和综合技术水平位于国内前列，全省所有城区、行政村实现了光纤全覆盖，城乡家庭互联网接入能力基本达到100mbps，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也不断的得到完善，但乡村信息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亟需增强，农村尤其是偏远山村，因其居住分散且基础设施差，导致网络建设成本很高，运营商无法收回成本，不愿意建设农村网络，设备商提供商也不愿意花费精力进行农村网络创新方案的研究，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还不广泛。1.2电子政务建设深入推进。全省政务服务平台基本实现互联互通，各服务平台的核心业务信息化应用加速，“一次办好”改革全面推进，基本实现了公众和企业网上办事“一号登录、一站受理、一网通办”[2]，全省政务信息系统集成整合共享工程明显提升了政府数字化管理和服务水平，但在农村，电子政务治理还比较薄弱，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建设还需稳步加强。1.3信息惠民水平大幅提升。在数字山东的带动下，智慧城市建设全面推进，农村宽带建设已普及，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成效初显。在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信息惠民政策宣传和普及、信息服务平台的使用及惠民水平都得到了大大提高，形成了城乡共享的优质教育文化资源，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1.4农村数字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互联网+”和市县级大数据服务平台的建设，使农村数字化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农业信息技术成果越来越多的得到转化和推广应用，但是不同地区之间差距明显。鲁西南是淘宝村集聚区，菏泽市淘宝村、淘宝镇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从地区分布来看，开展跨境电商的村主要位于沿海地区，特别是拥有外贸传统的城市，如青岛市等。同时电子政务标准及规范体系不断完善，网络空间法治化取得积极进展，显著提升了网络安全防护和处置能力[3]。
2山东省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2.1城乡数字化鸿沟进一步拉大。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下，城乡“数字鸿沟”是山东省数字乡村战略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4]。传统意义上的城乡“数字鸿沟”集中体现在基础设施配套和公共管理措施上。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缺乏网络设备与上网条件、缺乏文化知识与上网技能两者相互作用和影响，共同构成了制约数字乡村建设的瓶颈[4]。由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存在很明显的较大差异，城乡居民的互联网理念和对信息知识的应用就存在着较大差异，城乡“数字鸿沟”不断以新的形式呈现，其更多的是体现在对信息技术的掌握、理解和使用上，阻碍了农村培养数字化生产力的进程。还有一些地区在引导搬迁、撤并村庄时忽略网络设施和信息服务完善，促使了新的城乡“数字鸿沟”的形成。2.2农村信息失联、情感失联、财富流失及空心化严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青年农民都选择进城务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也逐渐增多。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留守儿童、老人和妇女对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设备的应用很少，导致了乡村的信息失联以及情感失联。大量中青年农民的进城，使得农村土地也被大量闲置起来，无人耕种，加剧了乡村财富的流失，乡村空心化严重。这是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必然产物。2.3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各地区不平衡。目前，我省农村数字化发展各地区很不均衡，发达地区与一些偏远、落后的地区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差距较大，农业信息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比例差距也比较明显。淘宝村的出现，破解了农村信息化的难题，缩小了城乡数字鸿沟，如：滨州博兴县、菏泽曹县和郓城县等、青岛市即墨等淘宝村数量都位居全国前列。2.4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我省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我省移动宽带用户、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等指标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种植养殖、加工、集配、运输、仓储、营销、支付、消费等整个流程的数字化设施建设还比较薄弱，产地仓、冷链物流、信息网络、购销网点等方面的建设还需加强，智能电网、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智慧农业建设任重道远。另外农村的互联网理念淡薄，缺乏网络设备与上网条件、缺乏文化知识与上网技能也是影响数字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2.5缺乏专业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平台。在农村数字化建设中缺乏专业的科学技术指导和技能培训，没有完善的培训机制和管理机制。虽然在农村开启了社区教育实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有些数字化学习平台的构建还不完整，学习资源不丰富，根本无法满足学习者的需要。另一方面部分村民没有电脑和智能手机，不会上网也限制了数字化学习平台的使用，而且绝大部分人上网只是娱乐，对学习农业新技术不感兴趣。2.6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比较低。“互联网+党建”工作开展不到位，村干部老龄化严重，党务、村务、财务不能实现网上公开，乡村现代化治理能力进程缓慢，“互联网+政务服务”不能实现乡村覆盖，缺乏“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体系，乡村治理能力和体系亟待加强。数字技术和信息化建设带来的在线诊疗和在线教育等公共服务发展缓慢。因此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乡村综合治理能力，提高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水平，使村民真正获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3山东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路径
3.1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乡村首先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各级政府部门应响应《数字山东2020行动方案》，积极推动“百兆乡村”建设，统筹推进移动和固定宽带网络的ipv6发展，推动智慧广电网络建设，支持培育和引进开放的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和农业农村观测网络基础设施和应用体系[5]。继续加快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推广和应用，大力发展农村数字经济，推动农业领域的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发展进程，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实现传统农业向数字化农业的转型。3.2加快建设数字政府。在基础建设的同时还应加快建设数字型政府，加强各行政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办理，力推政务服务“一次办好”，并进行机制和体制改革，推进线上线下政务服务一体化。地方政府做好促进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供给工作，建立或者健全一套适合当地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政策，特别是要制定出一套适合当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优惠举措，补足数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体系，营造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良好制度氛围。同时，协调各级政府部门，为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主体提供必需的物质和资金支持，以此来引导和激励当地的数字经济发展。3.3消除城乡“数字鸿沟”，建设幸福乡村。首先，加强乡村信息化教育，培养信息化技术人才，把握好“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机遇，利用现代科技建设数字乡村，使农民得到更大的收益，愿意留下来，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数字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利用数字化、现代化设备来实现智慧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鼓励农民积极接触和参与到农村电商中去，彻底打破农民信息贫困锁定的藩篱，为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不断丰富乡村网络内容，构建数字乡村新系统，不断完善乡村信息化建设和农村数字产业，让更多的农民就地就业，使农民获得幸福感，改善农村信息失联、情感失联及财富流失等问题，建设幸福乡村，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真正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助力农村数字化建设的全面开展。3.4加强信息化人才队伍培养。专业化信息人才的紧缺是数字乡村建设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已成为制约数字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本土农民是建设数字乡村的内生动力。首先，以本土农民为主，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目前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越来越多，农村中种地的人大量减少，大量的土地进行了流转，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形成了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趋势，因此，在发展农村数字经济的同时应提升农民的信息化素养，积极培育实现智慧化农业的新型职业农民。其次，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利用好各种培训平台，让农民成为懂信息、懂数据、懂技术的新时代农民，提升乡村信息化水平，进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再次，建立健全人才培育、引进及激励机制，为各类人才到农村创业提供政策支持和良好的发展环境。3.5构建乡村大数据平台。山东省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数字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以及平台的信息资源的收集、加工、传输、服务不健全，涉农电商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规划发展乡村大数据平台，整合数据信息资源，加强乡村信息资源的共享、兼容和公开，利用“互联网+”模式建设具有乡村特色优势的大数据系统，借助大数据促进数字乡村的快速发展。3.6数字乡村文化建设。在加强数字化基础建设的同时，还应加强数字文化建设，提升村民的信息化素养，尤其是乡村传统文化是农村数字化建设的灵魂，以无形之力推进着乡村数字化的进程。首先，改变文化宣传方式，除了采用传统的公告栏外，还可采用微博、微信、网站等各种形式实现农村各项政策和事务的线上宣传，在乡村营造起良好的信息化氛围。其次，在培育新型农民的各种培训中，加入传统文化的元素，使农民在接受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理念同时，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逐渐提高村民的数字化素养。最后，利用新闻网站、学习强国及各种媒体平台，宣传数字农村的建设，讲好数字乡村故事，形成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数字乡村建设的良好氛围。3.7建立健全数字化乡村治理体系。在乡村政务工作和乡村治理中深化数字化建设。首先：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农村领导班子应改变传统思维，改变意识，从思想上树立农村信息化的观念，不断学习国家以及山东省关于农村数字化建设的相关政策和文件，并积极落实到位。其次：将农村的各类资源纳入到乡村大数据平台，实现资源的优化整合和数字化管理，建立“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体系；再次：积极开展“互联网+党建”工作，定期开展党员信息化学习和培训，鼓励党员带领群众一起发家致富，探索农民在线交流议事模式，激发农民参与决策的积极性。最后：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真正实现党务、村务、财务的网上公开，推动形成积极互动的农村基层自治体系，建立健全数字化乡村治理体系。
4结语
目前我国正处在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山东省将数据和信息融入乡村振兴全过程，统筹推动城乡信息化融合，加快推动山东数字乡村建设，使网络信息化在全省农村社会的影响不断扩大。论文在分析了山东省农村数字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深度挖掘乡村数字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农村数字化发展的路径，以期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静.分四阶段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建设[R].经济日报,2019-5-18.
[2]丛楷力.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治理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9.
[3]2019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报告[J].新疆农业科技,2018(6).
[4]毕耕.”软硬兼顾”解决数字乡村发展难题[n].光明日报,2019-09-25(11).
城乡数字经济篇3
关键词广播电视网络；城乡统筹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4）118-0010-02
广播电视网络发展关系到广播电视节目传播的范围和途径，关系到用户对广播电视的使用，关系到广大群众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与用户、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密切联系的纽带。农村发展广播电视网络的条件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但也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城市广播电视网络应该统筹农村协同发展，相互借鉴优势，形成发展合力，完善广播电视网络的构建和全面发展。
1城乡统筹发展现状分析
在关于城乡需求的发展现状分析上，着重对城乡需求受众的分析。无论在城市、农村，对于广播电视网络的需求是越来越强烈的。在城市里的人们，受教育水平、经济水平等因素，更多倾向于对互动性更强、不受时空限制的观看方式的需求。而在农村，尤其是地理位置比较偏远的地区，对能够看到质量清晰、数量增多的电视节目这些基本需求比较高。在充分了解不同地区对广播电视网络的需求基础之上，有重点、全面化解决广播电视网络的传输问题，保证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人们都能收到到满足需求的节目。这就需要有一个能够承担起这种目标的平台，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实现城乡的广播电视网络传输。在城市中普遍存在的有线数字电视，可以提供更多的广播电视节目，满足人们的节目收看需求。但是在有线电视不能达到的偏远农村地区，大多农民通过地面数字电视或直播卫星电视接受设施等观看节目。
对于广播电视网络城乡统筹发展的格局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有线电视将会获得普及，也将会是城乡人们的首要选择。对于地面数字接受装置，如果在价格上能够实行减免政策，就会吸引更多的用户选择无线和卫星电视用户。针对农村设置的应急广播系统，在保证广播电视网络的城乡统筹发展上，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同时，广播电视统筹城乡发展，也在现实的发展中遇到了诸多问题。数字电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占据主要部分，地面数字电视的发展还需要更多的尝试和努力，农村的广播电视传输发展设施比较落后，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新时期对广播电视网络的发展要求，成为广播电视网络城乡统筹建设不断改进的压力和动力。
2树立广播电视城乡统筹发展目标
在广播电视城乡统筹发展的实践基础上，必须树立广播电视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有了清晰的正确目标，才能为广播电视城乡统筹发展指引目标和方向。
在广播电视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中，首先要实现城乡发展综合化。城乡发展要在结合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条件上，实现综合化发展，推动城市和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提升。对城乡的广播电视网络建设，要进行全面的、综合的规划与建设，设置综合管理部门，使城乡的广播电视网络传输更加完善，覆盖面更加广泛。在综合化建设中，要利用城市的优势特点，向农村辐射发展，相互借鉴优势经验，完善广播电视网络发展。其次，要实现城乡发展立体化。主要是要结合城乡的不同地理资源，建立有线电视、地面卫星、无线传输等多途径传输方式，形成城乡发展的立体化局面。再者，要实现城乡发展科技化。在城乡统筹发展广播电视网络的过程中，要坚持科技优先，大力发展相关技术，以数字技术为关键手段，推动广播电视网络的城乡统筹发展。最后，要实现城乡发展的层次化。这个目标是在前几个目标的基础上要实现的，要求网络的传输要分步骤、多层次进行，内容也要符合不同文化水平层次的人们需求。
3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途径探析
实现广播电视网络城乡统筹发展，要在分析现状、指出目标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城乡发展的实际情况，探析城乡统筹发展途径。
3.1以三网融合为契机，扩大网络影响范围
三网融合的发展为广播电视网络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机会和平台。不管城市和农村的网络发展现状如何，都要试探与三网融合结合，寻找新的发展活力和动力。相关部门和企业也要充分分析自身在三网融合中的优劣条件，积极为广播电视网络的城乡统筹发展创造条件。三网融合进入到城乡的广播电视网络传输建设中，将会扩大影响范围和受众的使用范围，让更多的人们受益。在三网融合的构建中，农村由于受经济条件的影响，广播电视网络的构建和发展将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发展受到阻碍，这就需要城市的推动和影响，发挥发展的辐射作用，吸取和利用城市发展优势，弥补自身的发展不足，实现城乡的统筹发展。
3.2多途径拓展播放平台，增加节目信息内容
广播电视和网络的播放方式各有优势，也各有不足，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要综合利用各种平台的优势，实现互补和相互借鉴，拓展播放平台。广播电视节目有效依托网络的构建和发展，将会更加快捷、高效地传输到受众面前，增加节目的影响范围。构建全方位、多辐射的传输途径，将会更加有利传输有限的节目，更大程度地发挥现有的广播电视传输文化产品的作用，满足用户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加节目信息内容，保证节目信息质量，重视内容的生产，也会影响到广播电视网络的发展和构建。在途径解决的基础上，通过优质的节目内容，可以增加广播电视的内在吸引力和影响力。只有在充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上，完善和构建城乡广播电视网络才有更加强大的推动力。
3.3重视服务的免费性，提升使用的便捷性
在广播电视网络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要重视服务提供的免费性、公益性，尤其是针对农村的特殊情况提供公益性较强的服务，使广播电视网络的完善更好造福于广大农村百姓。由于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农村百姓在选择文化产品消费的时候，更多地将经济因素考虑在内，这就会影响到广播电视网络的城乡统筹发展。因此，要重视广播电视网络的免费性、公益性，尤其是对偏远地区、经济落后的农村，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大物质上的支持和鼓励，开通更多优惠的便民设施和服务，使广播电视网络的发展能够真正惠及到农民身上。服务的免费性将会更好地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有利于提升广大民众的文化生活水平，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资源。
参考文献
[1]胡正荣.李继东.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目标与实践研究[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
城乡数字经济篇4
【关键词】云南城市化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近几年来，云南省经济发展连续跃上新台阶，全省经济总量突破570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连续突破8000元、10000元、12000元。但是经济总量仍然较小，2008年，云南省生产总值仅占全国总量的1.89%，人均GDp12903.06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6.7%。云南省各个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不同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最高和最低相差5倍左右。2008年，云南省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16.72%。城市只有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其对劳动力、服务、农产品、其他资源的需求才能扩大到一定的高度，才能带动周围乡镇和农村的发展。云南省城市规模小，辐射作用弱，不能有效带动周边城镇的发展，城市功能发挥不足。
一、文献回顾
康云海、黄亚勤（2003）对云南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云南城市化发展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云南省城市化发展不能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云南城市规模偏小及城镇密度低影响多元经济增长点的形成；云南城市化低于全国城市化水平可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潜在空间；云南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制约着工业化快速发展。熊炎（2006）对云南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经济对云南城市化的推动具体表现在不同经济部门对城市化的不同促进作用上。即农业为城市发展提供广义的农业剩余；工业成为云南城市化的第一推动力；第三产业成为云南城市化的新动力。并提出加大调整经济结构的力度；加快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进程；把握发展机遇以加快发展步伐。郭跃华（2007）认为应该积极探索推进云南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的发展路径，更有效地解决好产业基础发展问题，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强化城市的要素集聚和经济带动功能，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这是促进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关键。吴莉昀、陈福勇（2007）认为云南城市化发展的问题是城市化水平低，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城市网络不健全，空间分布不合理；城市发展缺乏有效的产业支撑，城市竞争力不强；产业结构层次仍处于低水平状态；工业对农村城镇化带动力弱等。从学者们对云南城市化的研究可以得出，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重要的关系，推进城市化的因素最终会加快经济增长。本文将采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云南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研究，并提出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建议。
二、变量选择及数据说明
由于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向非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以及城市生活建立的过程，非农业人口数量的增加是城市化的主要表现成果之一，因此，本文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反映城市化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剔除了人口规模的影响，包含的内容比较全面，所以用来衡量经济增长较为合理。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云南统计年鉴》，为剔除物价水平变动的影响，利用人均GDp指数对人均GDp绝对值进行转换，转换为2000年不变价的人均GDp。
三、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为消除变量的异方差，分别对城市化水平和人均GDp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采用的变量及符号如下：城市化水平y（%）、人均GDp为x（单位：元），相应的自然对数序列为lny、lnx。计量分析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6.0完成。
对2000年至2011年的面板数据，设为随机影响形式，分为2000―2003年、2004―2005和2006―2011年三个时间段。以人均GDp为自变量，城市化为因变量，先建立随机影响模型，然后进行Hausman检验。原假设是：H0：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无关（个体随机效应回归模型）；H1：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相关（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在原假设成立的情况下，Hausman检验统计量w值服从自由度为K的？字2分布，给定显著水平？琢，若统计量w>？字■■（k），则否定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否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因此，先建立个体随机效应模型，然后进行Hausman检验，得到的结果如表1、2和3所示。
因为2000―2003年的w=8.520163>？字■■（1）=3.841，则否定原假设，所以相应模型存在个体固定效应；2004―2005年的w=10.317386>？字■■（1）=3.841，则否定原假设，所以相应模型存在个体固定效应；2006―2011年的w=12.516035>？字■■（1）=3.841，也否定原假设，所以相应模型存在个体固定效应。
因此，以人均GDp为自变量，城市化为因变量，分别建立固定影响模型，相应的模型形式为：lnYit=Ci+？茁lnxit+？着it（i=1，…，16；t=2000，…，2011，t是分段的）。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四、结论及建议
1、结论
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模型进行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2000―2003年、2004―2005年和2006―2011年各时间段，经济增长对城市化都具有推动的作用，回归系数分别为0.093469、0.060586和0.014558。在模型估计结果中，C值为16个市和州的城市化平均取值，回归系数？茁为16个市和州的经济增长对城市化的边际促进水平，而截距为各地区对平均城市化取值的偏离，反映了市和州之间的城市化平均取值的偏离程度。在不同时间段，从各地区截距值的变化可以得出，城市化起点较低的保山、昭通、临沧和文山等地区与起点较高的昆明、红河和版纳等地区的差距在扩大。
2、建议
首先，按照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推进规划体制改革。打破行政区划，科学规划发展滇中城市群（昆明、曲靖、玉溪、楚雄）、蒙开个城市群（蒙自、开远、个旧）、普宁景城市群（普洱、宁洱、景谷）、大理城市群（大理、祥云、弥渡、宾川）、保腾芒瑞城市群（保山、腾冲、芒市、瑞丽）五大城市群，通过科学合理编制发展规划，形成合理的产业带，有步骤地引导各类企业和人口向城市集聚，实现城市化布局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其次，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政府在增加城市建设投入时，也要在政策上扶持农村的发展，使城乡均衡发展，这样才能使经济整体地稳步上升，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全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了解决城乡产业联系不紧密的矛盾和问题，应统筹考虑农业、工业、旅游业、交通运输业、商贸流通业及其他服务业，加强省级重点小城镇建设；要统筹考虑支柱产业、传统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通过科学规划产业空间布局，增强城市对农村，第二、三产业对第一产业的带动作用；在科学布局产业空间方面，打造新型产业链，将农业―制造业―流通贸易业科学地布局在乡村―城郊―城市地域空间，以整合城乡经济资源和三次产业的经济活动，打破城乡封闭体系各自独立运行的局面，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对城市化进程的促进作用。
（注：本文属于课题“云南教育厅科研基金课题：云南省城市化进程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编号（09Y0341）。）
【参考文献】
[1]Davis，JamesC.andJ.VernonHenderson，evidenceonthepoliticaleconomyoftheUrbanizationprocess[J].JournalofUrbaneconomics，2003（53）.
[2]杨洪波、罗宏翔：云南城镇化政策的演变及其绩效评价[J].云南社会科学，2005（1）.
[3]康云海、黄亚勤：云南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J].云南社会科学，2003（6）.
[4]熊炎：云南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探讨[J].经济问题探索，2006（9）.
城乡数字经济篇5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的颁布实施，建立在“我们正处于信息革命”新论断之上的一系列部署的作出，是影响全国甚至全球的大事件，必将使全国乃至全球的信息化发展轨迹与整个发展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因此，要与时俱进地把握信息化发展的着力点。同时，结合对2016年第三次世界互联网大会有关信息的解读，笔者认为信息化发展将有五大新的着力点与新空间。
信息化发展五大新的着力点与新空间
第一，从重点聚焦消费互联网转向重点聚焦产业互联网。前几年，大家也提到产业互联网，但那时产业互联网发展并不快；笔者认为目前与今后才是发展产业互联网的最好时机。
第二，从信息化供给侧企业为主导的模式转向供需企业双方合作为主导的模式，从而形成企业供需互动合作的新模式。
第三，从聚焦城市转向聚焦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这是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要求。信息化企业仅仅聚焦在城市市区，可扩展的原有市场有限了；信息化的农村需求迅速扩大，城乡一体化的信息化需求可能会快速扩张。
第四，从聚焦零散的客户转向聚焦个体与群体客户并重的民生服务。我们经常说信息化要注意个性化，但是没有想到信息化还要注意群体化，公共服务就是面向群体的服务，信息化的公共服务将大有发展空间。
第五，从只聚焦技术转向聚焦技术创新与改革创新。
从重点聚焦消费互联网转向重点聚焦产业互联网
前两年，“互联网+”的竞争主要集中在“互联网+消费”的竞争上，即消费互联网上，浙江最“热闹”的要数阿里巴巴；下一轮则将主要集中在“互联网+产业”与“互联网+实体经济”上，即聚焦在“产业互联网”与“实体经济互联网”之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重点振兴实体经济，这是个重点方向。
消费互联网以个体消费者为客户对象，产业互联网则以企业为客户对象。实体经济互联网以农业企业、工业企业为主要客户对象，智能种植、智能养殖、智能制造将成为热点与主攻方向。
在第三次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专家以及互联网企业大佬都认为，信息化的着力点将转向产业与实体经济互联网。例如，邬贺铨院士认为数字经济的主体就是数字化的工业经济与数字化的农业经济。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经济就是数字化的实体经济。因此，数字经济的主力是企业。马云认为未来属于互联网用得好的企业、地区与国家。从互联网用得好的个人，转向用得好的企业与地区。这其实就是说，产业互联网将决定未来。李彦宏也提出移动（消费）互联网时代已经结束了的观点。他指出，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已经没有机会再出现“独角兽”的企业了。他是在提醒大家，要在注重发展产业互联网以及实体经济互联网上多下功夫。
此外，从第三届互联网大会透露的信息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产业互联网就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技术三者结合，它们将成为信息化向各个行业渗透的重要切入点，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产业规模将高速扩张。预计至2020年全球的云计算市场规模年复合增长率将达20%，即从2015年的0.14万亿美元将增长到2020年的1.03万亿美元。
从信息化供给侧企业为主导模式转向供需企业双方合作为主导的模式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重视什么呢？笔者认为是要重视企业信息化应用。前一轮信息化的弄潮儿主要是互联网技术人士和企业，信息化市场基本是以信息化供给方与个体消费方主导的，传统企业类的客户方介入得不深。下一轮的信息化发展则将是由信息化的企业供求双方深度互动、共创共享为特征，以信息化企业供给方与信息化企业客户方的合作创新为前提。因为，信息化与实体产业是完全一体化融合的，“浅度”甚至“深度”的融合已经不能适应了。
例如，工业制造的数字化是工业制造工艺或配方的数字化，是制造过程各环节进度协同的数字化，是制造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在具体到产品的智能制造过程中，其数据与工艺、数据与配方、数据与生产进度协同的内容、数字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业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数字化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具体内涵的。在这一阶段，互联网企业是不可能单独提供每家客户企业的“数字与工艺、数字与配方、数字与生产进度协同的内容、数字与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业务等为一个整体”的数字化服务的。
这样，信息化的应用市场将越来越多地被互联网企业与互联网客户企业合作型的“二重奏”创新所占领，互联网企业的“独角戏”表演将逐步退出市场。这种合作模式是技术供给与行业经验的融合，会较以往更多地分化出产业链生态体系构筑的主导者。
在这个阶段，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信息化供给方企业有意或无意侵犯客户方企业的技术与商业秘密。破解之法是把保障客户方企业技术与商业秘密的义务与责任写入双方合作的合同，并认真加以落实，执法与司法机关要更加重视依法加强对企业技术与商业秘密的保护工作。
从聚焦城市转向聚焦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
在互联网越来越普及的环境下，传统的城市与城镇时空距离将会被改变，原有的发展方式与模式将被颠覆。以前的城市规划是将城区和农村分开的，目前代之而起的则是“新型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新型智慧城市，是统筹协调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是使信息化从主要为城市服务转向为城乡及区域整体的发展服务的模式，这种模式开拓了信息化城乡一体化应用市场的低成本、高效率、高效益的发展空间。
在@一阶段，第一，城乡同等水平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将成为主攻方向。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如果不加快发展，无处不在的惠民服务就会缺乏应有的发展条件。过去，人们总说“若要富先修路”，修的是公路、铁路；而现在首先要修的是“信息高速宽带公路”。第二，城乡基础设施的信息化改造与建设也将成为主攻方向。比如供气、供水、供电、污水处理等系统都是成体系的。对已经建成的供气等基础设施，需要进行信息化改造；拟新建的供排水等基础设施，则需要采用有别于过去的、信息化的方式去新建。所以，既有信息化对原有系统的改造任务，又有信息化对新基础设施的新型建设任务。第三，城乡一体化的信息惠民服务将成为新的发展空间。第四，美丽中国、美丽乡村的生态环境的信息化治理工程与信息化的系统监管具有广泛的需求。
从聚焦零散的客户转向聚焦个体与群体客户并重的民生服务
信息化消费将从只注重个性化消费，向注重个性化与群体性民生消费并重转变。城乡居民的健康消费以及解决“读好书难”、“看好医生难”、“出行畅通难”、“呼吸新鲜空气、喝干净水、吃放心食品药品难”等需求，将推动信息化群体型、公共服务型的民生消费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智慧安居、智慧城管、mooCs教育、智慧医疗、智慧交通、乡村网约车、农副产品食品药品的全生命周期的监管网络，将大有作为。
从只聚焦技术转向聚焦技术创新与改革创新
信息化既要注重技术创新，又要注重体制创新，进入了双重创新驱动发展的阶段。信息化的体制创新，就是信息化改革。
城乡数字经济篇6
随着经济的发展，湖北省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截止2006年青壮年文盲降至61万人，非文盲率为98.42%。与此对应全省15周岁人口中99.26%的人完成了初级教育，17周岁人口中初级中等教育完成率也达到了96.14%。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起着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而教育发展水平的高低又直接受制于教育均等化程度的高低。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带来的问题也不可忽视。
教育均等化指的是教育资源(教育经费、享受群体、师资力量、基础设施等)在全社会得到了合理公平配置。本文通过实证的计量分析1998-2007年湖北省教育服务均等化的现状。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研究教育均等化问题有部分文献采用教育基尼系数的定量分析。解垩(2004)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用2000年各地区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被解释变量,教育基尼系数、人均GDp、城乡收入比等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建立了回归模型,对中国地区教育差距进行了分析。安晓敏、任永泽、田里(2007)用教育基尼系数作为测度指标，从区域间义务教育经费配置和城乡经费配置两个角度对我国义务教育经费配置公平性进行了研究。孙百才(2009)基于教育基尼系数测度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基础教育服务，测定不同地区或不同家庭所得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程度。崔惠玉、刘国辉（2010）基于辽宁省1987-2007年的数据测算出基尼系数，评价了辽宁省20年义务教育均等化情况。吕炜、刘国辉（2010）测算了全国31个省市区教育基尼系数，并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因素。
通过文献回顾和梳理可见，大多数文献仅仅局限于对测算出来的结果做一个简单的定性分析，对造成这种变化的相关原因却很少有人进行研究。也有部分进行了计量实证分析，但将评价教育服务均等化投入、产出、效果的解释变量在同一个模型中进行分析，本文认为有不妥之处。
三、研究模型、变量描述和数据说明
（一）湖北教育基尼系数测算方法
教育基尼系数的基本思想与收入基尼系数一致，教育基尼系数越大说明教育服务不均等情况越严重。本文在计算教育基尼系数的时候，采用改进后的基尼系数测算公式(thomas、wang和Fan，2000)，数学表达式为：
(1)
结合具体情况，进一步解析以上基尼系数公式，可得到具体的教育基尼系数公式的展开过程，如下所示：
edugini=1/e[p2(y2-y1)p1+p3(y3-y1)p1+p3(y3-y2)p2+p4(y4-y1)p1+p4(y4-y2)p2+p4(y4-y3)p3+p5(y5-y1)p1+p5(y5-y2)p2+p5(y5-y3)p3+p5(y5-y4)p4](2)
其中，p1是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的比例；p2是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p3是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p4是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p5是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y1是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的受教育年限；y2是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的受教育年限；y3是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的受教育年限；y4是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的受教育年限；y5是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按照中国通常的教育年限设置，y1=0；y2=6；y3=9；y4=12。
（二）变量选取和模型构建
1、教育基尼系数：我们用thomas提出的直接计算教育基尼系数的方法计算出湖北1998-2007年各年的教育基尼系数，教育基尼系数越大表示教育资源分配越不均等；反之，则表示越均等。
2、教育投入指标：从教育投入方面考虑，用预算内教育经费与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值(jyzc)来表示教育财政投入的程度。本文认为教育财政支出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进而影响一个地区的教育均等化程度。
3、城乡差距指标――城乡收入比：城乡收入比(cxb)是指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城乡收入比是衡量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选取城乡收入比作为教育过程不均等的一个影响指标，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将会影响和制约教育均等化程度的大小。
4、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受教育年限（year）可以衡量教育投入的产出。受教育年限较低的人群主要集中在农村，而城镇人口受教育年限的趋同化，使得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从一定程度上能够衡量教育投入产出的均等化效果。
基于对上面变量的分析，本文以教育基尼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到回归模型如下：
模型一：(3)
模型二：
(4)
其中，edugini为教育基尼系数，cxb为城乡收入比，jyzc为预算内教育经费占本年度财政支出的比例，year为人均受教育年限，为不能自变量解释的部分。模型一主要从城乡收入差距来解释对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模型二主要从教育经费投入的角度来解释对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
以数据可获得性为前提，本文选取湖北省1998-2007共10个时间样本。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湖北统计年鉴》中的受教育程度分布状况来计算教育基尼系数。城乡收入比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数据来自《湖北统计年鉴》。预算内教育经费占年度财政支出的数据来自1999-2008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表。
表11998-2007年湖北省
教育基尼系数和人均受教育年限
表2湖北省1998-2007年
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
由于受数据数量的限制，鉴于平稳性检验可能失效，根据数据的图表统计可以看出，平稳性较好，因此直接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对两个模型进行回归后发现存在都异方差性，分别以w=1/resid为权数对模型进行修正得，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城乡收入不均等、教育投入和资源配置不均等都对教育服务不均等有着显著的影响。第二，湖北省教育经费支出占预算内财政支出比重的回归系数为正，表明湖北省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加会提高教育服务的非均等化。第三，城乡收入比的回归系数为正，与定性分析的结论相吻合。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导致教育基尼系数越大，教育越不均等。
五、研究结论和建议
在教育资源和经费的投入分配方面，要加大对教育的稳定投入，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将教育资源和经费向农村和偏远贫困地区倾斜。逐步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也是促进均等化的重要方式，而提高人均教育年限的重点更是应该放在农村地区人才的培养。在教育资源和经费的投入分配方面要重点关注义务教育的投入，要适应财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义务教育财政制度。合理确定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最低标准，建立起规范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出制度和贫困学生资助制度。此外，还要加强农村教师业务培训，保障农村教师的合法权益,按时发放工资,提高福利水平,在提高农村教师素质的同时使他们能安心执教于农村。
城乡数字经济篇7
一、现行财政体制的基本情况
（一）市对区财政体制
20__年，市对城区调整和完善了财政管理体制（宜府发〔20__〕48号）。体制规定，从20__年起，实行属地纳税管理体制，对税收实行中央、省、市、区四级分享，其分享比例分别是：增值税：中央75%、省8%、市10.2%、区6.8%。营业税：省30%、市42%、区28%。企业所得税：中央60%、省15%、市15%、区10%。个人所得税：中央60%、省15%、市15%、区10%。城市维护建设税：市100%。城市教育费附加：市100%。其他七小税种：市60%，区40%。
在该体制下，20__-20__年，区级分得的一般预算收入的税收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分别是24.58%，15.91%，15.08%，平均比重为16%，区财政上划税收的贡献率为84%。
（二）区对乡财政体制
20__年，我区在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后，调整和完善了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实行“收入区级统管，核定支出基数，新增收益共享”的财政体制。核定体制支出基数1406万元。
从运行三年的情况来看，一是规范了区对乡镇的财政管理模式，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可以按既得财力合理安排乡镇财政预算。二是有招商引资新增收益共享的激励机制，三年共有3个乡镇按体制政策分得补助收入87万元，占体制基数的6%，相对调动了乡镇招商引资的积极性。三是对重大政策性增资给予了单项结算补助470万元，占体制基数的33%。
二、现行财政体制运行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现行财政体制对__乃至整个城区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现实利益和发展的动力，但是，财政体制在一定条件下运行一定时期后，也会出现一些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
（一）对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有待完善，税收结构及分享比例不尽合理
由于税收结构及各税种的分配比例不尽合理，使我区财力严重匮乏。现行市对区财政体制规定，城建税、教育费附加100%归市级所有，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及其他小税种我区分享比例分别为：6.8%、28%、10%和40%。我区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及其他小税种占税收收入的比例分别是:43%、12%、30%、15%。我区第三产业发展落后，开发起步较晚，稍高分享比例的营业税收入少；工业经济政府扶持性投入较大，增值税等高税收收入分成却少。我们以新发展一个企业年提供1000万元的增值税为例，现行财政体制下，中央分享750万元，省分享80万元，市分享102万元，区级仅分享68万元。然而，招商引资过程的投入、征地搬迁的费用、三通一平的投资、税费减免优惠等一切前期成本，远不止于此。因此，市对城区实行分税政策，应充分考虑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动性和可持续性，对教育费附加、城建税、水资源费、排污费和土地出让金等具有专门用途的收入项目，应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对应的原则确定分成比例，而不能依靠行政权力强行决定。
（二）体制在城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体现不够明显
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和完善县市区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宜府发[20__]48号）精神，全市城区执行统一的财政体制。但是，我区与其它城区相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体现的不够明显。
1、城市建设方面。
体制规定各区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属市级收入。西陵、伍家、东山享受了主城区公共设施提供的服务。我区地处江南，属于近郊城区，不能享受主城区的公共设施提供的服务。建区以来，市对__区投入不多，区底子薄，城市化进程任重道远，所需的建设资金严重缺乏。2008年，__区入库城市建设维护税446万元，按现行财政体制只分得45万元的财力，只占入库数的10%。
2、财政供给范围方面。
一是教育经费负担不一样。西陵、伍家、东山、猇亭的初级中学属市级管理，而我区要承担四所初级中学380名教师、3592名学生的经费，以及五个乡镇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区级配套的相关费用。目前，我区共有14所中小学988名教师，7998名中小学生，全年教育支出2897万元，占区直部门支出的51%。学校面貌与江北城区学校相比差别很大，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十分繁重，同时，还有__一中迁建债务520余万元。20__年，我区入库教育费附加227万元，按现行财政体制只分得152万元的财力，占入库数的53%。
二是
卫生事业经费负担不一样。西陵、伍家、东山没有或少有几所自己负担的医院，只有社区卫生室。而我区要承担4个乡镇卫生院经费，和53个村（社区）卫生室的支出。3、乡镇机构及人员负担方面。西陵、伍家、东山、猇亭4个区，只有西陵、伍家各一个乡，相应的财政负担人员少，财政支出压力小。而我区要负担5个乡镇（街办）395人和25个部门的经费，以及乡镇特有的农村社会事务、新农村建设、村级组织阵地建设、生态家园建设、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森林防火、抗旱防汛排涝和农村低保、农村五保对象、民政优抚对象等支出压力。
4、村级负担方面。其它区乡镇少或没有乡镇，也就少有或没有村级组织负担。而我区有53个村（社区），村干部229人，在村干部较低工资水平下，每年仍需要180余万元的财政支出负担。
5、干部职工待遇方面
从规范津补贴前的标准看，我区未落实或未全部落实的个人待遇有：小伙食补助月标准为90元，实际发放40元；生活补贴只执行了规定标准的一半；出勤误餐补助市标准为420元，我区在职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发放200元，教师及离退休人员发放100元；一般干部电话费未得到落实；全区所有干部职工均未享受住房货币化政策；民政优抚对象补助标准应按自然增长率逐年调整，也因财力不足，已有三年未作调整；卫生系统的差额补助20__年以来未作调整，特别是基层卫生院从事防疫保健等公共卫生工作的投入从未增加。
从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以后的标准看，__区执行的标准是人均每年14900元，而同在城区的西陵区、伍家区、猇亭区的标准分别为17159元、17089元、16450元。我区比同城的三个区分别低2259元、2189元、1550元，而这个标准也很难保证执行。
（三）财政收入级次划分比例不尽合理，收支平衡难
20__年，按现行财政体制计算，市区按6：4比例分享收入，__区一般预算收入为3282万元，只占财政总收入17730万元的18.5%。而且受历史原因的影响，全区收入总体规模小，既得财力少。如果，按省管县（市）管理体制计算，我区从实际完成的总收入17730万元中，可分得财力7588万元，占总收入的42.8%，多得财力4306万元。
由于现行分税制财政政策使区级分享财力太少，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特别是最近两年，由于国家政策规定区级必须配套的项目支出负担大、干部职工调资支出负担重、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支出压力大，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项目支出没有财力支撑。从总体上看，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情况日益显现，特别是在教育、卫生、社保、城市建设等方面存在财权与事权明显不配套的情况。但是，为了确保干部队伍的稳定、建设发展之需要和上级考核项目达标，区级配套支出必须落实。到20__年底，我区累计财政挂帐赤字已达到6792万元，6年年均挂帐赤字1132万元。
(四)乡镇财政运行中存在的主要困难
我区现行的乡镇财政体制实行“收入区级统管，核定支出基数，新增收益共享”的财政体制。这个体制实际上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财政体制，该体制在平衡乡镇间分配差距、统一规划、统一招商政策、降低征税成本、维护财经纪律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该体制也存在了一些不适应乡镇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问题。一是每二年干部职工正常工资调档升级和因此调增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没有纳入重大政策性增支补助范围，增加了乡镇财政负担。二是新增收益共享政策因市区财政体制下区级分享比例低，乡镇所得利益相应不足，其激励政策的作用不明显。三是全区统一安排的大型活动没有配套相应经费，增加了乡镇支出压力。四是宜万铁路、三峡翻坝公路等重点工程拆迁和长江铝业污染等问题引发群体上访影响社会稳定，增加了乡镇支出。五是乡镇债务特别是基金会借款没有还款资金来源，加大了乡镇财政困难程度。
三、完善现行财政体制的建议
（一）争取上级支持，进一步完善财政收支体制
财政收入基数和财政支出基数是构成财政体制的两大基本要素。财政收入基数和支出基数是相辅相承的关系，是准确匹配财权与事权关系的重要依据。因此，建议市财政局重新核定财政收入基数和财政支出基数。
1、核定收入基数。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鄂政发〔20__〕29号），按照税收属地管理和分税制政策，划分税种，比例分享，确定收入基数。建议市财政局考虑历史原因，重新核定我区税收分享比例，扣出中央、省分享部分后，市区按2：8比例分成。如划分分享比例实在无法综合平衡，可设置一个或两个共享税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的采用共享税基的办法。税基共享制的最大优点，可以使市区两级财政都能建立随经济发展而自动稳定增长的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使财政收入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
2、核定支出基数。支出基数分为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两部分。建议根据现行政策重新核定支出基数。
基本支出基数。按现行财政供养人员、供养系数、城区平均工资水平、城区平均公用经费水平和工资及公用经费的自然增长率等参数，给定控制财政供养系数核定财政供养人员，计算出来的支出基数就是基本支出基数。其公式为：基本支出基数=核定财政供养人员×〔平均工资水平（1+工资自然增长率）+平均公用经费水平×（1+公用经费自然增长率）〕。或者：基本支出基数=核定财政供养人员×（平均工资水平+平均公用经费水平）×基本支出水平的自然增长率。
项目支出基数。一是按规定标准核定农业、科技、农村义务教育保障经费等法定支出项目基数；二是按规定标准核定卫生、社会保障、计划生育、交通、
环保、城市建设、文化旅游等省、市政府规定的项目支出基数。收支基数核定后，收入基数大于支出基数的部分，根据其整体经济实力和建设任务，建议采用以下结算办法：一是实行定额上解；二是实行比例上解；三是实行比例递增上解。支出基数大于收入基数的部分，根据其财政困难程度，建议采用以下结算办法：一是定额补贴；二是定额补贴，比例递增；三是定额补贴，比例递减。
（二）大力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供给范围。解决财政供养人口和对事业单位包揽过多、负担过重的问题,实行“三不”原则。即不推、不包、不揽。一是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步伐。根据事业单位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三种办法。对经营性的事业单位实行推向市场，财政逐步停止供养资金；对具有经营性、公益性双重性质的事业单位，考虑其收入条件和能力，适当核减其补贴或上交；对靠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如学校等，其经费保证。二是财政逐步退出经营性、竞争性投资领域。除了基础设施、公益事业、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支出外，集中财力，保证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和干部职工工资的发放，保证教育、科技、扶贫等重点公益事业支出的需要。三是加大对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持力度。一方面，通过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制定与经济发展水平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标准，严格管好用好社会保障资金。另一方面坚决确保离退休人员、失地农民养老金和城镇、农村居民最低生活费的及时足额发放，维护社会稳定。
（三）积极探索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体制，加快经济快速发展
我区作为城区的近郊，虽然具有广阔的土地、丰富的旅游源等，但由于行政区划的阻隔，无法承接市级及主城区资金、技术、人才项目等优势的辐射，经济发展潜力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宜昌、__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积极探索宜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体制，在坚持“财政统一，规划统一，市场统一”的原则下，市区两级在财政投资项目建设方面实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在土地、财政、税收等方面实行统一的政策，实现更高层面的融合。
实现“财政统一”有利于推进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与历史原因，市及各县市区财政运行呈明显的生产型特征，政府包揽过多，加大了财政运行的压力与风险。推行“财政统一”既是市区财政并轨对接的过程，也是市区财政活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筛选过程，有利于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
实现“财政统一”有利于净化投资环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全面展开，为新一轮的招商引资和资产重组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财政统一”有利于加大政策的透明性和简化性，提高办事效率；有利于统一财税优惠政策，避免恶性竞争；有利于发挥财政监督职能，规范国企产权交易，遏制国有资产流失。
实现“财政统一”有利于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统一”的统一性其实也是一种公平性，它通过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来营造一种公平的社会价值观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应充分利用财政机制中的诸如转移支付“劫富济贫效应”，缩小区与区、县与区之间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差距，这是“财政统一”的核心内容，也是“财政统一”的切入点，当然也是一体化的应有成本。
实现“财政统一”有利于对既定财税等优惠政策进行清理、检查。首先统一优惠政策口径，防止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第二要定期检查既定优惠政策的落实情况。防止优惠政策到了不同层面有不同的解释，确保政策连贯性和统一性。可以尝试性地建立外来投资者满意程度的反馈机制，建立优惠政策兑现的复查制度，建立违反既定政策的惩戒制度。
（四）建议调整体制时，充分考虑__区沉重赤字包袱，以便__区轻装上阵，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__区在现行财政体制下，收入总体规模小，区级税收分享更少，财力十分有限。在市政府和市财政局的大力关心和支持下，基本保障了干部工资发放、机关运转。为了使__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建议市财政局在调整财政体制时，充分考虑__区沉重的财政赤字包袱这一实际困难，每年通过困难性转移支付方式解决一部分，我区从每年享受的激励性转移支付补助中解决一部分，通过3到5年时间逐步消化财政赤字。
（五）适时调整乡镇财政收支基数
在维持现行财政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对乡镇财政收支基数重新核定调整。根据乡镇所承担的事权对支出基数实行“零基预算”的方式重新核定。在争取市对区的财政体制调整后，加大对乡镇发展经济的激励政策的力度。
城乡数字经济篇8
【关键字】信息传播城乡一体化网络数字电视
一、引言
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生产力水平或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城市与乡村相互融合形成一体的过程。国际经验表明，当城市化水平处在50%左右时，是推动城乡融合的最佳时期。当前，中国城镇化水平已达44.9%，正是城市文明开始向农村渗透和传播，改善城乡关系的最好时期。在我国现阶段，城乡一体化有着深刻的时代内涵：在坚持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不变的基础上，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政策限制，统一城乡规划建设与管理，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使农村与城市共享现代文明，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第一次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了“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有什么问题与难点呢，有什么方法可以促进这个目标的达成？下文着重分析如何利用新的传播技术促进城乡一体化问题。
二、影响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1、整体规划不完善，无可借鉴的经验
城乡一体化如何做，具体怎么安排，目前并没什么任何可借鉴的观念，对于农民来说，这是绝对新鲜的词，对于大多数官员来说，也是有很多东西还需要去学习、体会，并且不同地区贫富差异也比较大，加上这个目标是新制订的，还未能从上而下很好的展开，所以在整体规划上还显得十分混乱，无法做到按部就班的去执行各类政策。
就拿2006年提出的“千村路路通工程”来说，它可以认为是城乡一体化观念进行铺垫的东西，但实际上，即使是比较发达的广东地区，很多地方至今仍没实现所谓的千村路路通，这倒不是说执行不了，而是缺乏整体的规划，如：整个工程大概要多少预算，较落后与发达地区资源怎么分配，都缺乏有效的规划，因此这样的工程最终只能实现到一半而不了了之。
2、农村土地流转不规范，存在制度盲点
我国农地流转早已存在，具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2003年3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标志着鼓励自愿、合法、有偿流转的新型土地制度正式确立，全国各地不同形式的农地流转大量产生。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更强调土地承包权的长久性，鼓励推进土地流转。但当前，我国农地流转、征用很不规范，主要是一些地方政府随意变更承包关系、占用农地、改变农地所有权属等，造成大量的土地纠纷，影响农村稳定。
3、基础设施建设过于落后
城和乡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本人认为最大的区别应该是基础设施和思想意识，思想意识的提高下文会着重讲解，但基础设施落后问题，是短时间不大可能解决的，因此要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2020年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十分困难，这需要各方的大力支持与协同。
具体体现为：
(1)城镇规模过小，城镇本身的“容量”需要扩大。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建制镇已达到19216座，城镇人口16984万，平均每座城镇只有8千多人，若扣除1689座县级城镇，平均每座非县级城镇只有5千多人，不足5千人的城镇有1万多个；平均每个小城镇的建成区面积只有0．3平方公里。同时，由于遍地开花，乱铺摊子，交通、通讯、水电等基础设施简陋，文化、娱乐、卫生等公益事业发展滞后，市场功能残缺等各类问题制约了城镇的进一步发展。
(2)建设投入短缺，城镇发展的“瓶颈”需要突破。
目前，小城镇建设的筹资渠道窄、建设投入少。金融方面，随着基层金融机构的撤并收缩，国家投资重点转向大中城市，小城镇建设的信贷投入微乎其微；引资方面，受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落后等因素的影响，小城镇的发展环境无法与大中城市竞争，吸引外商进镇投资的规模有限；财政方面，由于县财政实行垂直管理，乡镇政府无力调剂资金用于城镇建设，县级财政由于“僧多粥少”而力不从心、鞭长莫及。由于银行投得少、向上争得少、市场筹得少，小城镇建设只能依靠土地收益和社会投资作支撑，而绝大多数农民刚刚跨越温饱，进镇建房后资金所剩无几。从而，资金短缺是制约城镇发展的最大“瓶颈”。
4、思想观念落后，“城乡”之间存在代沟
4.1、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和组织者，少数领导干部没有充分认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大意义，不能辩证处理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精力放在招商引资、企业改革、结构调整等能够产生直接效益的工作上，而对城镇建设、农业劳动力转移等工作重视不够。
4.2、作为实施城乡一体化的主体，一些群众思想僵化、行动消极，突出表现为四种心理：
(1)留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认为“种田是万本利、进城是找苦吃”，既不愿意离土、也不愿意进厂，当然中小城镇难于消化这么大的劳动力资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怕离开土地失去生活依靠，怕进入城镇找不到就业门路，怕转移住宅不适应环境；
(3)是划地为牢，死守田园，欺生排外，不愿对外交流；四是等待观望，苦度穷熬，寄希望于政策搬迁，寄希望于政府扶持。
这些落后的思想观念，人为地在农村与城镇之间划上了界限、制造了“鸿沟”，难以推进城乡通融、协调发展。
三、如何用新传播技术促进城乡一体化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涉及资金投入、基础设施等问题相信在未来十年内，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是比较容易得到解决的，本文着重论述解决相关制度执行透明化、农民思想意识提高等方面，而这些问题与信息传播有着极大的联系。
在以往最流行的传播方式莫过于纸张，但对于思想意识、文化知识都跟不上的上一代老农民，让他们都去看报纸了解最新的政策情况等，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最新的传播技术——数字电视、互联网等却让广大农民思想意识的提高以及政府政务信息的透明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1、数字电视、有线电视
对于大多数农村地区都不具备有线电视或数字电视的使用条件，很多家庭的电视往往只能接收到一两个基本的省一级的电视台，连县市一级的电视都没法接收到，这样如果政府有什么新消息、新政策之类的，对于大多数农民都事必蒙在鼓里，因此在农村普及有线电视也必须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考虑到城乡一体体化的周期，如果能普及数字电视，则更有意义，与普通的有线电视比，数字电视为用户提供了互动的可能，这对政府与民众的交流都存在比较重要的意义的。
2、网络传播
网络传播，构成了最为广泛的公共领域，提供了从未有过的信息共享，它们将原来属于各个社会层面内部的场景推到了前台，从而整合了信息系统。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美国最新的总统奥巴马实际上就是一个极善于利用互联网的总统，因此农村普及互联网显得犹为重要。
信息技术是最活跃、发展最迅速、影响最广泛的现代教育手段。计算机多媒体和互联网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而且还打破了传统学校的界限，大大地拓展了教育的时空界限。为此，借助信息技术，可以发挥优质教育资源最大的社会效益，从而为实现区域内、区域间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提供广阔平台。这对促进城乡一体化的目标起着不要缺少有作用。
农村普及互联网并非真的要家家都装个宽带，让大家都上网去，而关键是放在城乡教育一体化，通过网络化教学，利用网络上的优质的教学资源，解决了农村教学中资源匮乏的问题，这将能有效地推进了城乡一体化，促进教育的和谐发展。
3、广大官员需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意识
不管新传播技术多么的方便，更重要的是提升各地方官员自身的意识，要跟上时代潮流，只有政府与农民之间形成真正有效的沟通才有可能逐步提升农民的思想意识，才能解决部份农民怕进城的问题，并且相关的政策法规才能更有效的得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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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用新传播技术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增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有效沟通，提高农民思想意识的问题，它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等同于部队里的团长和政委，光能打仗是没用的，做好思想工作是同样的重要，作为执行者更需要与时俱进的充分利用好这些新传播技术。
参考文献：
[1]顾益康、邵峰：《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兼论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载《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1期。
城乡数字经济篇9
一、中原城市群
城市群经济要想得到发展，需要一个具有较强经济实力、辐射和聚集能力强、功能齐全的城市作为核心，从而带动周边城市的快速发展。中原城市群是以郑州作为地区的核心城市，郑州是否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聚集以及带动等作用，对中原城市群未来的整体经济实力发展来说意义重大。下面是笔者对引力模型下中原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进行的分析，希望分析结果对促进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够有所帮助。
二、研究方法
中原城市群中的每个城市都有着其各自无法代替的特点，因此在应用万有引力理论对城市之间的吸引力分析过程中也要注意这一特点，就像每一个物质的本身质量不同一样，分析中需要特别注意这种差异，而不能直接进行简单化处理。在应用万有引力理论时，应当依据实际情况进行一个简单的调整，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应以万有引力为基础模型，然后进行分析。同时，在具体分析与研究过程中，要对分析过程中涉及到的各项参数进行重新定义，以确保最终分析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依据前人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所获取的成绩，再结合中原地区各个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情况发现，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涉及到的主要参数有综合城市质量（包括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综合经济实力、城市规模、科技实力）；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两个城市之间的平均运输成本；两座城市中物资运输常用的交通工具，目前常用的工具为火车，同时还需要掌握火车的运输速度。以上几项参数都是在分析中需要使用的内容，必须确保其准确性。
三、分析结果
（一）分析经济联系强度
1.笔者对中原城市群中的8个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百分比进行了分析，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中原城市群城市经济联系强度
通过上表的数据可以看出，在中原城市群中，郑州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突出，其经济联系总量占到了中原城市群经济联系总量的35.3%，洛阳虽然排到了中原城市群的第二位，但是其经济联系总量还未达到郑州的一半，由此可见，在中原地区，郑州的经济联系强度在所有城市中的重要地位。
通过分析可知，郑州与洛阳、开封、新乡、焦作、济源、许昌、漯河、平顶山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值分别为1550、1710、1090、350、380、782、345、102，经济联系强度值都超过了100，特别是与洛阳、开封、新乡3个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值则都超过了1000；而郑州与许昌的经济联系强度值也达到了782，而其他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值远小于与郑州的经济联系强度值。由此可见，在对中原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进行分析过程中，将郑州作为整个中原城市的中心是科学可行的。
2.通过分析可知，济源与洛阳两者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值达到了928，是济源与郑州经济联系强度值（380）的约2.44倍，济源与焦作的经济联系强度值达到了119，远大于济源与郑州之外的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值，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距离，洛阳与济源之间的距离不到70km，郑州与济源之间的距离则接近2D0km，后者的距离是前者的近2.86倍；济源与焦作两者之间的距离不足64km，是济源与整个中原城市中距离最小的一座城市，因此可以考]将济源、焦作、洛阳3座城市作为同一个次级的城市开发。此外，由于洛阳与郑州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最大，因此在具体开发中，可以将洛阳作为城市群的中心城市进行开发。
3.在整个中原城市群内，开封是与郑州的经济联系强度值（1710）较大的城市，与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值都未超过1D0，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综合质量与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都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开封的城市综合质量值达到了0.479，与其他的几个城市相比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并且其除了与郑州的距离较短之外，与其他的几个城市的距离都超过了150km，并且多数都接近了200km；因为该原因而导致经济联系较小的城市还有新乡，新乡的城市综合质量值为0.587，在中原城市群中排名第五，其除了与焦作之间的距离为65km之外，与其他城市之间的距离都超过了100km。通过分析可知，新乡、开封两地的经济联系强度较低，但是两地与郑州的经济联系强度值分别为1090、1710，这一数值远超郑州与许昌、济源、焦作、平顶山、漯河5个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值，因此可以考虑将开封、郑州、新乡3座城市作为又一个次级的城市开发。同时，为了更好地刺激中原城市的经济发展，扩大经济发展的范围，可以将开封和新乡两座城市作为辐射源，起到辐射中原东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作用。
（二）中原地区经济联系结构
在整个中原地区所有城市中，郑州的地位不可撼动，其是该区域的首位城市，对中原城市群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辐射和带动的作用，甚至对整个中原经济区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辐射与带动作用。郑州是整个中原城市群的核心，而新乡-郑州-许昌-漯河4座城市连成的一条直线成为了中原城市群的纵轴，洛阳-郑州-开封3座城市连成的直线成为中原城市群的横轴，两轴线构成的“十”字区域成为了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发展基地，若将该“十”字发展区域的圆形构造作为辐射源，定会对周围区域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在中原城市群中，将郑州作为整个区域的中心，将开封、洛阳、许昌、新乡等城市作为中原城市群的多级城市体系的结构已经成型，并且该结构十分合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起到带动中原经济区域快速发展的作用。
四、结语
通过对中原城市群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需要交通系统的支撑，交通环境的改善以及运输能力和运输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都会对该区域的经济联系强度和范围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二是中原城市群所呈现出的“十”字构造，很好地起到了辐射中原地区附近经济发展的作用。
城乡数字经济篇10
［关键词］农业信息化边缘化制约因素对策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已将“三农”问题作为“一号工程”，把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上升到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其力度之大、农民受惠之多，是多年来少有的。农业信息化是“三农”问题的重要一环，我们必须重视农村信息化的边缘化问题，寻找有力对策，为建设美好新农村服务。
一、农业信息化的“边缘化”趋势与危机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突飞猛进，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信息化的飞速发展绝不仅仅是全社会牧歌式的“携手共进”，恰恰相反，信息化在极大地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信息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和巨大财富，是社会、经济、科技协调发展的基础。信息技术和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经济发达地区和富人成为信息化的最大受益者，而贫困地区和穷人不仅难以分享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成果，而且越来越远离信息社会生活，陷入信息贫困化和“边缘化”的困境，与信息富有者之间形成“数字鸿沟”。成为信息社会的弱势群体。从而导致信息社会的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也证明了信息时代的残酷：在信息社会，信息就是财富，谁掌握的信息越多，谁就更加安全、富有；谁信息越闭塞，跌进“数字鸿沟”，谁就更加贫穷、被动。信息贫困者是信息社会的最大弱者。
在信息时代，贫富差距的扩大不仅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人均收入差距扩大，更严重的是在新形势下已演变为“数字鸿沟”的形成和加深。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认为：从中国与世界的比较来说，中国已经成为“数字贫困”国家，中西部地区基本成为“数字赤贫”地区，农村地区完全成为“数字边缘化”地区。这绝非危言耸听，“数字鸿沟”造成的差别正在成为中国继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三大差别”之后的“第四大差别”。其本身不仅是“技术问题”，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信息分化使得不同群体之间发展机会和分享现代文明成果的不公平，是伴随着社会的信息化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数字鸿沟”现象已渗透到人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当中，成为信息时代突现出来的“社会问题”，正日益引起全球性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早在1999年就发出警告：把这个世界的贫穷人口从数字革命中排除出去是危险的。因而缩小和弥合这道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不仅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也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关系到共同富裕的国策，关系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
目前社会上日益加大的“数字鸿沟”和日益加剧的信息贫富两极分化，特别是农村信息化的“边缘化”问题已引起我国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国家的信息化无论如何不能把农村排斥在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加强“三农”工作，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中央这一重要文件表明，发展现代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的历史时期，农业和农村信息化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因素。因此高度重视和研究农业信息化“边缘化”问题，创造公平的信息环境，构建信息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农业信息化“边缘化”的现状
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起步晚，基础差，整体水平相当落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9亿农业人口；地域辽阔，且地域经济差距显著。贫困人口大都分布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老、少、边、穷的中西部地区，那里是典型的信息“边缘化”地区。在这些地区，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当前，我国农村的广播和电视覆盖率分别达到92.4%和94.3%，成为农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而全国广播和电视尚未覆盖到的人口都集中在农村。2004年底乡村固定电话用户不到城市用户的1/2。据对农户信息传播方式和来源的有关调查显示：从广播电视获得的占59.9%，市场传播占9.9%，干部传达占9.1%，本地有关专业部门占8.5%，报刊杂志占6.8%，电话和亲友口头传播占3.4%，其他占1.6%。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农村信息获取的方式是传统的、单向的、自上而下的。在这里，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的信息传播渠道成为主角，而作为最现代、最先进的互联网在农村的信息传播中几乎成为空白。以河南省为例，据2002年1月《第九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省会郑州市的电脑占有率已达57%，接触率为44%，而农村的占有率不到1.3%，接触率仅有4.1%。据《第十八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互联网发展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城乡之间，互联网发展差距有增大趋势。2006年6月数据，我国网民人数已达12300万，而农民仅占1.6%。城镇互联网渗透率是农村的6倍。
上述发展趋势表明，农村信息化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全国和城市的水平。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之低，农村互联网用户的数量与农业人口相比微乎其微，这与农业人口占80%的泱泱农业大国形成明显反差，是多么的不协调。同时传统的信息传播载体无论是信息容量还是信息时效与传播速度，都与互联网的海量信息和快捷、方便、高效的传播速度无法相比的。因此信息传播方式落后导致“信息贫困”，“信息贫困”又进一步导致经济贫困。正是这种“信息贫困的恶性循环”使农民逐渐远离信息社会生活，日益被“边缘化”。
三、农业信息化“边缘化”成因分析
（一）制度与政策因素。
由于历史的原因，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形成一边倒的城乡利益均衡格局。长期以来，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隔离开来发展，形成了城乡分割、重城轻乡、互不平等的经济制度。城市倾向政策使得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失去了收入均等化效应，所创造出来的经济福利并没有让农民能平等地分享这个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也加速凸现。农业的弱质性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客观上要求国家财政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然而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支出不仅有限财政支农资金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平均为6.7％，低于发展中国家10―12％的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30―50％的水平。近几年尽管国家在农村电网改造、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方面增加了投入，但仅仅是恢复性增加，是弥补欠债，城市偏向的总体格局并未根本改变。尤其在需要高投入的信息化发展方面，更是加剧了城乡间、地区间的信息的不平等交流和不对称依赖，并导致和拉大信息化发展的差距。
（二）市场与经济因素。
“数字鸿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水平差距引起的，是贫富差距产生的社会问题。信息贫困者往往是低收入人群。在信息化时代，“数字鸿沟”已经越来越成为贫富差距的代名词。农民因收入低，经济资源薄弱，难以有长远的投资运作，由于经济落后、与外界社会缺乏必要的物质和信息交流。经济的落后导致观念的落伍，认识不到信息网络的巨大经济效益。因而缺乏信息意识，更不愿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在信息化建设上。所以，有限的农业信息在落地入户方面困难重重，“最后一公里”问题成为农业信息化发展的瓶颈因素。此外，农业涉及因素复杂、区域和时空差异大、量化程度低、生产稳定性和可控程度低。农业具有较难适应市场原理的许多特性，使得生产要素并不青睐农业。我国农村土地辽阔，乡村分布稀疏，农业生产高度分散，农户规模小，自然条件差异巨大，本身具有的行业性弱点造成信息化网络建设的成本居高不下。且用户另散，使用率低，在利益最大化趋向的市场经济规则下，难以吸引企业投资于这一领域，从而市场机制作用客观上决定了农村信息化的弱势地位，使其信息化进程举步维艰。
（三）信息开发与利用因素。
信息的分布和分配一方面是信息接受者是否具有收集与利用信息资源的能力，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信息生产者和传播媒介对信息接受者的定位和选择。目前农业部门和涉农部门都拥有各自的信息资源，但各自为政，在信息分类分级、采集渠道和信息应用环境等方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统筹协调管理机制，信息产品单一，信息结构不尽合理，信息共享程度低，难以发挥整体效益。且城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不平衡，大部分信息资源仅停留在低水平开发状态，特别是农村实用信息的贫乏。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农民是信息接受的弱势群体，信息传媒不仅给农村提供的信息资源极为有限，而且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缺乏行业特点和农业特色，大部分都是选择城市人群视觉，与农村受众的现实信息需求有着明显的错位。城乡传播的信息基本呈现为一边倒的现象，农民急需的农业信息、政策信息、市场信息、科技信息、知识信息得不到及时充足的提供。信息单向传递，缺少互动，信息来源无序和数据不准确，农民很难从信息中获益，甚至造成农民经济利益的损失。反过来也导致农村受众对信息的内容与形式的不满与失望，更难调动农民利用信息的主动性。
（四）农民教育与人才因素。
无庸置疑，在社会信息化过程中，信息分化及其由此造成的贫富分化的一条重要原因是社会成员间的知识差距。香港李泽楷说的“没有数字分化，只有教育分化”一语道破了教育分化与数字鸿沟之间的关系实质。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等通过研究得出：“当一个社会体系中的信息流增长时，那些受过较好教育，具有较强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比教育较少，地位较低的人们更好地吸引信息，这样，信息增长导致了知识沟的扩大而不是缩小。”在社会信息化条件下，有的人虽然不是“文盲”，但却可能是“信盲”，即不具备信息知识和信息技能的人，这些人同文盲一样也是信息的贫乏者，他们同样可能为网络所区隔。教育和信息技术普及的差异化，是信息经济时代造成发展机会差异的最根本因素。任何人要想成为信息的富有者，进而成为财富的富有者，首先都有必要掌握信息搜集、处理、分析、利用的各种知识。
城乡“信息沟”的形成与市民和农民在信息意识、信息素养之间的差距有着很大的关系。农民是农业信息消费的基本单位，其信息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农业信息应用能力的高低。而我国农村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直接影响了其信息的认识及获取能力。农村信息人才匮乏和素质低下已成为农业信息化“瓶颈”，因此，仅有信息基础设施和接收设备等“硬件”的改善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知识尤其是信息使用知识和技能等“软件”的普及，否则，缩短城乡“信息沟”只能是一句空话。
四、走出“边缘化”的桎梏，化危机为机遇
（一）积极发挥政府职能作用，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以服务为主导，进一步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治的各种制度，彻底打破一边倒的城乡利益均衡格局，既要树立推进公平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又要全面清理各种不和理的政策和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和解决农业信息化建设中的最基本问题，重点突破制约“三农”问题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进一步消除制约农村信息化发展的各种障碍。
（二）加大投入力度，强化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信息化离不开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针对当前农业信息基础薄弱、后劲乏力的问题，必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今后“把国家建设的投入更多地转向农村”的原则，扭转公共投资的城市偏向政策，要逐步加大支农力度，不断开辟新的支农资金渠道，形成农业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通过切实加强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在内的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在政策、资金、人力、物力方面向农村、农民、农业倾斜，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支持农村，形成以政府推动、市场引导、多元参与的互惠互利机制。各级政府部门要给企业一定资助或税收优惠、减免政策，以鼓励企业去做这些公益性、社会效益好的活动。
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信息终端。只有实现“信息落地”，才能使信息贫困者低成本、多途径地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如老少边穷地区卫星电视接收及转播站点的建设、中西部地区农村广播电视的“村村通”工程、无线通信的3G工程、“三网合一”工程，件件都是缩小信息鸿沟、消除信息贫困的“民心”工程。国家还应在电视接收设备、家用电脑、数字或有线电视收费上对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和农民制定特殊的扶持政策，例如，对一部分经济困难的农民实行价格优惠，以推进现代传媒在全社会的普及，为所有的社会成员提供均等的传播机会。通过加大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城乡之间的“信息沟”将会逐步“合拢”，城乡在传媒资源分配上将会趋于合理，农民个人的社会机会将会迅速扩大，而农村的经济文化建设将得到跨越式发展。
（三）整合信息资源，优化农村信息环境。
农业信息资源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实行社会普遍服务。政府相关部门、各级涉农机构、农业院校、图书情报部门、信息企业等。政府应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作用，统一规划，分工合作。加强对农业信息的规划管理与信息标准化管理，加强各种农业实用数据库的研制与开发。科学合理的整合信息资源，促进信息资源共享，综合、高效利用。通过完善的信息服务降低农民信息搜索成本和机会成本，避免低水平重复。通过政策法规和防止信息污染、信息误导，约束不良坑农、害农信息交易。
社会各界要端正思想、调整思路，关注弱势群体，重视“三农”，改变现阶段非均衡的城乡信息现象，要更多地反映来自农村和农民的愿望、要求和呼声，为农村的社会进步和农业的发展创建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应改变过去单向的由点到面的单向传播模式，在信息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开展信息沟通和交流，信息服务载体要多样化，及时反馈农民的信息需求，进行实用的、科技含量高的、适销对路的、有针对性的信息服务。让农民有更多的传播权和话语权，克服信息传播中的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