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未成年保护法十篇

---

民法典未成年保护法篇1

一、《越南民法典》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内容

《越南民法典》在总则第二章公民第五节中专节规定监护制度，并将监护制度分为未成年人监护和成年精神病人监护两大部分。越南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由以下几大部分组成：

（一）被监护人范围。《越南民法典》第67条第2款列举的受监护的未成年人包括以下四种：1.父母死亡，父母未确定的未成年人；2.父母均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父母均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未成年人；3.其父母被法院判决为限制父母权的未成年人；4.父母还活着但无能力对其履行关心、教育义务的未成年人。

（二）监护人的选任。监护人的选任包括监护人的种类和监护人的资格两大制度。

1.监护人的种类。监护人即负责执行监护事务的人。有以下几种：

（1）法定监护人。《越南民法典》第70条为需要监护的未成年人设定了两个顺序的监护人。①同胞兄、姐。在同胞兄、姐、弟、妹没有协议的情况下，具备条件的已成年长兄、长姐必须担任未成年弟、妹的监护人；如果长兄、长姐不具备监护条件，则具备监护条件的已成年的次兄、次姐必须担任未成年弟、妹的监护人。②祖父母、外祖父母。在没有同胞兄、姐、弟、妹或同胞兄、姐、弟、妹不具备监护条件时，具备条件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必须担任监护人。

（2）选举监护人。第一，适用选举监护人的未成年人范围。《越南民法典》第72条规定，患有精神病或其它疾病不能辨别、控制自己行为的人没有本法典第70条和第71条规定的监护人时，从其近亲属中推举一人担任监护人。该第70条规定的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第71条规定的是成年精神病患者或患有其它疾病不能辨别控制自己行为的人的法定监护人。因此，第72条中的“患有精神病或者其它疾病不能辨别、控制自己行为的人”包括患有精神病或其它疾病不能辨别、控制自己行为的未成年人。第二，选举监护人的顺序和有选举权的人。《越南民法典》第72条规定的选举监护人的顺序是：没有第70条规定的法定监护人时，从其近亲属中推举一人担任监护人；如果其近亲属中没有人具备监护条件时，其近亲属可从其他人当中推举一人担任监护人；其近亲属未推举监护人时，患有精神病或其它疾病不能辨别、控制自己行为的人所在乡、坊、镇人民政府有责任会同有关基层社会组织推举监护人或建议慈善机构行使监护职责。可见，受监护人的近亲属及受监护人所在地的乡、坊、镇人民政府有选举监护人的权利。第三，选举监护人的程序。《越南民法典》第74条规定的选举监护人的程序是：a.制作书面文件。文件上须说明推举监护人的理由、监护人的具体权利和义务、被监护人的财产状况。b.推举监护人必须征得被推举监护人的同意。c.推举监护人必须得到监护人住所地区的乡、坊、镇人民政府的确认。

（3）社会与伤兵组织、劳动部门的监护。《越南民法典》第73条规定，在没有法定监护人、推举监护人、也没有慈善机构进行监护时，被监护人由住所地的劳动部门、社会与伤兵组织进行监护。

2.监护人的资格。由于监护人执行监护职务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切身利益，各国立法均对监护人的资格加以规定。《越南民法典》对监护人的积极资格即监护人必须具备的条件进行了规定。其第69条规定，监护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①18周岁以上；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③有保障履行监护职责的必要条件。

（三）监护监督。《越南民法典》对监护采取政府机关监督与亲属监督双重监督机制。其第68条规定，监护人住所地的乡、坊、镇人民政府和本法第72条规定的监护人的选举人有责任对监护人的监护进行检查、监督，及时了解、解决被监护人提出的涉及监护的建议、申诉。而《越南民法典》第72条规定的监护人的选举人主要是指受监护人的近亲属。可见，政府机关、受监护人的近亲属都负有监护监督之责。

（四）监护的内容。1.监护人的义务。《越南民法典》主要从监护人的义务的角度对监护的内容加以规定。根据《越南民法典》第75条规定：15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有下列义务：（1）关心、教育被监护人。关心、教育受监护的未成年人是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进行人身监护的重要内容。关心、教育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是照顾被监护人生活，保障被监护人身心健康成长。（2）被监护人的民事交易活动。法律规定的15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可以确立、实现的民事交易除外。（3）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4）维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利、利益。《越南民法典》第76条规定了15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义务。根据其第76条规定，15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除不再负有对被监护人人身监护（关心、教育）的义务外，其它义务与15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义务基本相同。

2.监护人的权利。为保障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该法赋予监护人一定的权利。依该法第78条规定监护人有下列权利：（1）对受监护人财产使用权。监护人有权使用被监护人的财产以支付被监护人的必要需求。（2）支出费用求偿权。为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支出费用可得到补偿。（3）法定权。监护人有权被监护人确立、实现民事交易活动，维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利、利益。

3.对监护人执行监护事务的限制。该法第79条对监护人管理被监护人财产，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了限制。（1）监护人应当像管理自己的财产一样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2）监护人使用、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必须是为了实现被监护人的利益的目的。（3）监护人将被监护人的大部分有价值的财产用于出售、交换、出租、借贷、抵押、交付定金等必须得到监护人住所地的乡、坊、镇人民政府的同意。（4）监护人不得将被监护人的财产赠与他人。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涉及到被监护人财产的一切民事交易无效。

（五）监护的更换和终止。从学理上讲，监护的终止包括监护的绝对终止和相对终止。所谓绝对终止乃指监护之必要性消

灭，无另置监护人的必要；而监护的相对终止则指监护必要性并未消灭，仅监护人终止其监护职务而另有置监护人的必要。对于监护的相对终止和绝对终止，《越南民法典》分别设有监护人的更换和监护的终止两种制度。

1.监护人的更换。（1）监护人更换的原因。依该法第80条第1款的规定，在下列情况下必须更换监护人：第一，担任监护人的人不再具备监护条件。第二，监护人死亡或被人民法院宣布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人。第三，监护人严重违反监护责任，主管部门作出决定。第四，监护人提出建议要求更换，并且有人具备监护条件时。（2）更换监护人的选任。依该法第80条第2款规定，第一，更换法定监护人时，本法典第70条规定的人是法定监护人。第二，如果没有法定监护人时，依照本法第72条推举监护人。第三，没有推举监护人，没有慈善机构进行监护时，由劳动部门、社会与伤兵组织进行监护。（3）更换监护人的程序。与推举监护人的程序相同。（4）推举监护人移交监护。该法第81条对推举监护人移交监护的期限、程序进行了规定。第一，移交期限。更换推举监护人时，自有新的监护人起15日内，原监护人必须向新的监护人移交监护。第二，移交程序。移交监护必须形成书面文件，其中证明移交理由和移交时被监护人的财产状况。由监护选举人和新的监护人住所地的乡、坊、镇人民政府的代表证明并确认移交。由于监护人死亡，监护人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人而变更监护人时，监护人选举人要制作备忘录，证明被监护人的财产状况，监护过程中发生的权利，义务等事项以便移交给新的监护人。制作备忘录须由原监护人所在地的乡、坊、镇人民政府的代表进行监督。

2.监护的终止。该法第82条、83条分别规定了监护终止的原因和后果。（1）监护终止的原因。依该法第82条规定，未成年人监护终止的原因有：第一，被监护人取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第二，被监护人死亡。第三，被监护人的父母已经具备条件实现其权利和义务。（2）监护终止的后果。依该法第83条规定，监护终止有如下后果：第一，清算受监护人财产。监护终止时，自监护终止之日起3个月内，监护人必须清算被监护人或被监护人父母的财产，在被监护人死亡时，自终止监护之日起3个月内，监护人必须清算死者的继承人的财产，如果期限届满仍未确定继承人时，由监护人继续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直至其财产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得到解决并通报监护人住所地的乡、坊、镇人民政府时为止。财产清算必须在监护人选举人和监护人住所地的乡、坊、镇人民政府的监护下进行。第二，监护人的事务移交。监护人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而进行的各种民事交易中发生的各种权利义务，在被监护人取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应移交给被监护人，在被监护人死亡时，移交给被监护人的继承人。

二、《越南民法典》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特色

（一）监护与亲权分立。在大陆法系，亲权与监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亲权是指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保护教养的权利和义务。监护是指对未在父母亲权保护下的未成年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监督和保护。亲权与监护存在种种区别：其一，亲权产生的基础是亲子之间的血缘联系，而监护关系的发生不以血缘亲属关系为基础。在现代各国民法中，监护人不仅限于有血缘联系的自然人，社会团体、政府部门都可充任监护人。其二，亲权具有权利义务双重性。父母保护教养子女既是其法定的权利，也是其法定的义务。而监护则纯粹是一种职责，一种义务。只是为了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的方便，法律才赋予监护人一定的权利。如《越南民法典》第78条赋予监护人的“使用被监护人的财产以支付被监护人需求”的权利，“为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而支出费用可得到补偿的权利”及“被监护人确立，实现民事交易活动，维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利、利益”等权利。严格地讲，法律赋予监护人的这些权利，只不过徒具权利的名称，最多只能称之为权限。（注：权利，是法律规范赋予当事人为实现其利益所可实施的行为范围。而权限则是指法律所确认的当事人的意思范围。它更接近于资格。权就是典型的权限。）其三，对亲权人行使亲权法律多采放任态度，而监护人执行监护事务则受到法律种种限制。如监护人执行监护事务须受监护监督机关监督，而对行使亲权一般不设监督机构。再如监护人处分被监护人财产受到法律严格限制，且不享有受监护人财产的用益权，而亲权人对其子女财产的处分法律限制就宽松得多，且多享有该项财产的用益权。其四，亲权人不得因行使亲权而索要报酬，因为亲权人于享有亲权同时，还负有对子女的抚养义务。而监护人并不负对被监护人的抚养义务，因而许多国家民法都赋予监护人就自己的监护活动请求报酬的权利。正是由于亲权与监护的种种区别，除我国《民法通则》扩大监护的概念，将亲权强行纳入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中，规定为所有未成年人一律设定监护外，在大陆法系各国民法中，亲权和监护都是两种独立的法律制度《越南民法典》继承大陆法系传统，将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与亲权制度分立，仅以未受父母亲权保护的未成年人做为监护的对象，再次体现了区分亲权与监护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国家公权力干预与亲属作用相结合。在现代大陆法系国家，随着社会的变迁，家族关系日渐松驰，完全依靠亲属自治使监护制度运转越来越不符合实际。近年来，各国立法者纷纷在监护法中删除亲属会议（原负有监护事务决定，监护监督等职责）的规定，使血亲和姻亲无法通过亲属会议对于监护发挥作用；同时通过设立监护法院，家庭裁判所等机构（注：德国1980年从亲权法中删除了亲属会议的规定（民法第1858条至1881条），以监护法院为监护事务决定机关。日本二战后，也废除了旧有的亲属会议的规定，由家事裁判所行使亲属会议大部分权利。）决定监护事务，对监护人加以监督，使国家公权力对监护的干预渗透到监护制度的各个环节。于此背景下制定的《越南民法典》一方面吸收国外立法经验，以政府部门为法定监护决定和监督机关，在监护人选任，监护监督，监护事务执行，监护变更和终止等各个环节中实行国家公权力，即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另一方面，越民从东方社会重伦理，重血缘亲情的传统出发，通过制度设计，使近亲属能够在监护制度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如在没有法定监护人时，近亲属可以推举监护人，近亲属作为监护推举人有监督推举监护人执行监护事务的权利等。从而形成了越民的国家公权力干预与亲属作用相结合的一大立法特色。

（三）较为完善的监护人网络。监护制度的有效运作的根本问题在于解决监护人的选任问题。尽管各国在法理上或以监护为公义务（德国），或认为监护基于信托（如英美），但监护一职义务多于权利，牺牲多于受益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寻找监护人难，是各国立法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越南民法典》为解决此问题，一方面法律明确规定，负有法定监护义务的人，只要具备监护条件就必须担任监护人（第70条）；另一方面，通过法律规定和推举等方式设立了由自然人（主要是近亲属），公职监护人（社会与伤兵组织、劳动部门），社团监护人（慈善机构）组成的较为完备的监护人网络。这一监护网络的存在，基本上可以使失去父母或父母无法行使亲权的孤儿，弃儿和其它未成年人，在没有自然人（即近亲属等）充当监护人的情况下，最终由社会福利机构和政府设立的有关机构负起监护之责，从而不致使需要监护的未成年人处于无人负责的落空状态。

（四）

健全的监护监督机制。完善的监护监督机制是监护制度运作，监护目的实现的重要保障。依学者见解，（注：刘绍猷（台湾）：《修正现行监护制度刍议》，载《身份法之理论与实用》，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10月版，第461页。）健全的监督机关必须满足三个原则：①监督机关必须明了受监护人的一切情况，并能及时掌握监护事务，例如监护开始即应使监护人执行监护事务。②监督机关应慎重选任监护人。③对就任之监护人监督机关继续加以监督，始不致有监督之名，无监督之实。在大陆法系各国，其它（除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未设任何监护监督机关外）国家都有自己的监护监督机制。如德国，一方面民法明文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应设监护监督人（德国民法典1837条）；另一方面，由监护法院负责监督监护人和监护监督人，使监护人执行监护事务处于双重监督之下。《越南民法典》则设置了政府部门监督与亲属监督双重监督机制。一方面，政府部门对所有监护人（法定、推举等）从监护开始到终止各个环节都加以监督；另一方面，赋予监护选举人（主要是近亲属）以监护监督权，使其能对自己所推举的监护人进行监督，从而政府监督与亲属监督相互补充，共同完成选任监护人，了解受监护人状况，掌握监护事务，监督监护人等任务。

三、《越南民法典》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从整体上看，《越南民法典》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但从个别具体制度看也还存在着缺陷与不足。

（一）关于监护的开始，该法只规定了未成年人需要设立监护的几种情形。但当未成年人出现了需受监护的情形，如何启动监护机制？是政府部门依职权命令，还是负有监护义务的人自然开始监护，法律缺乏规定。这一缺陷有可能导致在负有法定监护义务的人相互推诿，或不具备监护条件的情况下，亲权与监护无法衔接，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落空。

（二）关于监护人的资格，该法虽规定了监护人的积极资格，并规定具备监护条件的法定监护人必须担任未成年人监护人。但监护人拒绝担任监护人将会导致何种法律后果，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法律缺乏规定。从而使法律关于具备监护条件的监护人必须担任监护人的规定缺乏保障机制。

（三）监护内容的规定过于概括简略。该法对监护内容的规定过于原则、概括，缺乏可操作性。从人身监护的规定看，该法只概括地规定了监护人有关心教育、保护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义务。但对未成年人人身监护所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如居住所指定，对非法扣留未成年人者请求交还，对未成年人受学校教育，职业教育乃至职业选择的决定，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管束等等。监护人如何具体履行上述义务，如管束未成年人，管束的方法，程度如何？没有具体规定；从财产监护看，监护人的财产管理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管理的方法如何？法律均缺乏明确规定。

四、结语

民法典未成年保护法篇2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典化民法典

   一、知识产权法典化的模式之一

   将知识产权制度纳入民法典是二十世纪制定的一些民法典的独创，如《意大利民法典》、《越南民法典》、前《苏联民法典》等民法典中分别规定有知识产权制度。而在传统民法典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等法典中均未将知识产权制度纳入其中。那么，意大利、越南等国的做法是否获得成功了呢？我们不妨从其具体规定展开讨论。《意大利民法典》于1942年颁布，它在第五编《劳动》一编中将《智力作品权和工业发明权》与企业劳动、公司、入股、企业、竞争、合作社等制度相并列。《智力作品权和工业发明权》一章中规定了著作权、工业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三节。在上述三节中，该法仅用了20个条文极其简略地列举了上述权利的客体、权利的取得方式、权利的内容、权利的使用等内容。由于内容过于简略，该法不得不用3个条文分别规定，有关上述权利的财产权行使、存续及取得方式适用特别法的规定。为此，意大利又分别颁布了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商业秘密法、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法等专门法律，上述法律条文众多，内容复杂，如意大利1981年著作权法的条文就达206条之多，其内容涉及著作权制度的方方面面。对于《意大利民法典》的这一体例，其立法者解释说：“就商号、标识与商标、智力作品权与工业发明权、竞争等内容而言，它们无疑是具有智力劳动的性质，是劳动法律关系的重要部分，自然要置于劳动编之中。”[1]

   对于《意大利民法典》的立法例，笔者认为它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知识产权的产生过程并不必然是劳动过程。例如，某人将自己的姓名作为商标（如“张小泉”牌剪刀）使用，这种商标的产生很难说是一种劳动；其次，该制度所协调的关系并不必然是劳动关系。它所要解决的主要是民事主体如何取得知识产权及其如何行使该权利的问题，并非解决知识产品的创造者与其所属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问题，何况在多数情况下知识产品的创作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非企业的行为，因此将该关系解释为劳动法律关系无疑是牵强附会。第二，该法典的立法模式与效率价值不符。首先，该法典有关知识产权制度的规范不具有可操作性。例如，该法典第2577条第1款规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和确定的效力内（参阅第2581条），作者享有以各种形式和方式发表作品并对其进行经济性利用的排他权。”那么，作者究竟享有哪些权利呢？该法典并未规定，因此在实践中当事人及司法者不得不去查阅著作权法来了解上述权项，那么这种立法模式对当事人和司法者而言几乎毫无利用的价值。其次，既然该国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用了极为详尽的条文来规范知识产权制度，那么该民法典又重复作出规定，岂不是多此一举？这不仅产生了重复立法的问题，而且造成了立法资源及司法资源的浪费。再次，这种设计是否真的解决了知识产权的司法问题呢？显然没有，因为其内容极其有限，而知识产权的法律规范又极为广泛，民法典显然不可能包罗万象，对此，意大利的学者们也产生了同感，认为这部法典正“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危机，它那井井有条的体系有时似乎不再能成为大量新法律的、组织上的参照系。”[2]综上所述，该法典有关知识产权编的设计并不成熟。

   越南是另一个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篇的典范，其民法典中单独设立了《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权》一编，其知识产权编规定了著作权、工业所有权及技术转让三节，共计81条。有关著作权的规定比较详细，有关工业产权的规定则比较简略。另外，自该法典颁布后，该国于1989年颁布的《工业所有权保护法》及1994年颁布的《著作权保护法》自1996年废止。那么，这种立法例是否成功了呢？从立法技术而言，笔者认为它的设计依然是无效率的。首先，由于废除了《工业所有权保护法》及《著作权保护法》，所以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范仅能适用民法典中的相关规定。然而，民法典中有关著作权制度的规定有35条，主要规定了著作权保护的客体、内容、主体、邻接权等制度，基本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但是，工业所有权部分仅有25条，却要对专利权、商标权、原产地标志权、商业秘密权等权利进行规范，实在是力所不及，所以其条文过于简略而无可操作性。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该法典不得不在第788条另行规定：“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注明商品产地等权利由国家主管部门颁发保护文本予以确立。其它工业产权也可根据法律的规定确立。”可见，工业产权的确立还必须遵循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保护文本的规定。所以，民法典不是一个能包罗万象的法律，其有限的容量不可能对知识产权制度做出面面俱到的规定。如果说该法典有关知识产权编的设计是失败的，丝毫也不夸张。

   除上述国家之外，俄罗斯、荷兰等国也都尝试了类似的做法，但尚未见成功。

   笔者认为，我国在解决该问题之时，既应考虑到我国已有的知识产权立法现状及国外的相关立法经验，同时也应考虑到知识产权制度自身的特殊性，注意协调好知识产权制度与民法典之间的关系问题。

   从现行立法来看，我国于1986年公布的《民法通则》在第5章《民事权利》中将知识产权与物权、债权和人身权并列。“知识产权”一节用了4个条文在原则上规定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发明权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其优点是概括性强，但未将一些新产生的知识产权如植物新品种保护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等权利纳入其中。另一方面，我国知识产权的专门立法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十分迅猛，目前已颁布了多部单行法，内容广泛，涉及各个领域，其条文也十分详尽，可操作性较强。近年来，由于社会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经常发生变化，其内容频频修订。例如，著作权法于1990年颁布，在实施不到十年的时间又进行了修正；商标法1982年颁布，1993年即作了修正，2001年又作了修正；专利法1984年颁布，1992年修正，2000年第二次修正。

   结合知识产权制度的特点，笔者认为，我国未来在设计民法典时不应将知识产权制度单独设为一编。其理由如下：第一，知识产权制度的法律规范具有其特殊性，不同于传统的民事制度，很难用普通的民事规范予以调整。其次，知识产权法的调整规范比较特殊，其制度不仅包括诸多的民事规范，而且包括为数众多的行政法规范和刑事规范，因此其法律规范的性质十分特殊。在民法典中规定了一些保护知识产权的行政规范和刑事规范，将会影响民法典的体系美。第二，知识产权制度具有开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点，其法律又常常修订。较之有形财产制度的规范性、系统性而言，知识产权立法可谓是“成熟一个，制定一个”，旧的法律频繁修订，新的法律次第产生，难以形成系统的完整的体系。与此同时，一些为有形财产法律制度所不能调整的权利逐步进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视野并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此而言，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具有开放性，其范围也不断扩大。例如，计算机域名是最近几年才产生的新鲜事物，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已在考虑如何来保护域名注册人的利益，因此域名权有可能被作为一项新型的知识产权而得到保护。此外，知识产权的标的多为创造性智力成果、识别性标记或资信，它们极易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及新技术更新的冲击，极易受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因而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不断修订更迭，处于极不稳定和“支离破碎”的状态之中。[3]例如，法国在1793年颁布了《作者权法》，1957年为了与《伯尔尼公约》相协调，遂对原法作了修订，1985年在著作权法中又增加了有关邻接权保护的规定，1992年为了适应新技术发展的需要，法国再次对原著作权法作了修订，增加了有关计算机软件方面的规定。如果将这样一个频频变动的法律置于相对稳定、系统化的民法典中，无疑会极大地损害民法典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第三，从目前国外的立法实践来看，尽管有一些国家试图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制度，但不是无功而返就是事倍功半，这种失败的立法例不值得我们借鉴。第四，从我国的现实立法来看，我国目前已制定有相当完善的知识产权单行法律法规，它们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时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没必要放弃这些相对成熟的法律而去另起炉灶。如果在民法典中另立知识产权编，无疑是立法资源的极大浪费。或者，即使我们草率地将现行的知识产权单行法规不加修改地纳入民法典而作为知识产权一编，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一方面会造成单行法规与民法典内容的重复，另一方面也会使民法典的内容显得过于庞杂零乱，破坏了民法典的体系的稳定与和谐。

   二、知识产权法典化的模式之二

   既然将知识产权制度纳入民法典中未获得立法者所期望的成功，那么，人们为什么仍然要孜孜不倦地尝试知识产权的法典化呢？

   首先，知识产权制度的法典化是法律系统化、体系化的要求。罗马皇帝优士丁尼在解释其编纂《学说汇纂》的动机和理由时曾经指出，“我们发觉我们全部的法规，好象是从罗马城建立以来，从罗慕洛斯时代以来的法规都传给了我们，这所有的法规的如此的混乱，这种状态漫无边际，已经超出了人的能力范围。”[4]所以，法律法典化后可以使法律系统化，使其“结构严谨并富有表达力。”[5]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已不下十余件，这些法律、法规的内容十分庞杂、零乱，其规范有进一步修改的必要。例如，我国目前尽管已颁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法规，但这些法规仅为行政规范，其权威性不及法律，且其内容也需要进一步完善。还有，尽管我国早在1990年颁布的《著作权法》第6条就指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时隔多年，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仍未制定出来，所以，在知识产权法典化的过程中对法律的不足进行适当的修改，正是一个不错的时机。

   其次，知识产权的制度的法典化是解决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内在矛盾的一种理性选择。近年来，有关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案件频频发生，如有人将他人的商号作为商标予以注册，而商号的管理机构与商标的管理机构并不相同，且商号的保护范围与注册商标的保护范围又相差甚远，因此二者之间常常发生权利的冲突。还有一些知识产品如外观设计既可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又有可能取得外观设计专利权而受到专利法的保护，还有可能注册为图形商标而受到商标法的保护，但各部法律所规定的保护标准又不相同，因而会造成保护上的差异。[6]

   因此，在知识产权法典化的进程中，人们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解决上述矛盾，如将商号的管理机构与商标的管理机构相统一，制定合理的规范来解决知识产品的重叠保护问题。

   那么，除了将知识产权纳入民法典之外，还可通过制定单独的知识产权法典的办法来实现法典化的目标。在这方面，1992年法国颁布的《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一个成功的先例。法国于1992年7月1日颁发92-597号法律将当时23个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单行立法汇编成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法律部分），从而形成了世界知识产权领域的第一个法典。在该法典颁布后的6年间，法国又先后12次对法典进行了修改和增补，使其知识产权立法始终处于世界各国的前列。其翻译者指出，尽管在法典颁布前法国经过200多年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已形成了门类齐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但是法典的制定使上述相对独立和零散的知识产权各部门立法“汇集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有机整体，充分体现了法典这种立法形式结构清晰、逻辑严密的优点。”[7]该法典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学和艺术产权，包括著作权、邻接权、数据库制作者权；第二部分为工业产权，包括行政及职业组织、工业品外观设计、发明及技术知识的保护、商标及其他显著性标记的保护等内容；第三部分为在海外领地及马约尔属地的适用。其中，第六卷的技术知识的保护是指制造秘密、半导体布图设计和植物新品种的保护，第七卷的其它显著性标记是指原产地名称。该法典共计17编51章441条，它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知识产权制度。

   《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的颁布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评价，其优点可概况如下：一是它的体系和谐，系统性好，法典较好地处理了知识产权内部各部门立法之间的关系。由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种类多，容易交叉，法典十分注意划分各个保护对象的界限，避免产生内部的冲突，如法典第L。511-3条规定，同一保护对象同时被视为新外观设计和可授予专利的发明，且外观设计的新颖性的组成要素与发明的相同要素不可分的，该保护对象只能依有关发明专利的规定进行保护；法典第L。511-1条规定，侵犯他人公司名称或企业名称，全国范围内知名的厂商名称或牌匾、受保护的原产地名称、著作权、受保护的工业品外观设计权、第三人的人身权、尤其是姓氏、假名或肖像权、地方行政单位的名称、形象或声誉等在先权利的标记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和注册。但法典从艺术的统一性出发，同时又承认同一作品可以享受著作权和外观设计的重叠保护。二是该法典能够较好地处理知识产权法中的特别规范与一般民事规范之间的关系。由于知识产权属于无形财产权，《法国民法典》的很多规定不能直接适用于此，因此该法典便规定了大量的特别规范来解决上述问题。例如，为保护作者权益免受侵害，《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L。131-1条对契约自由作了大量的限制，规定全部转让未来作品的合同无效；为了维护交易的安全，该法典第L。512-4条、L。613-9条、L。714-7条规定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及商标权利的移转或变更不能像有形财产那样通过交付而发生所有权的移转，其移转时非经在注册簿上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另一方面，除了例外规定外，一般法的普遍原则在知识产权制度中通常适用。三是该法典的规定可以较好地解决民法典的稳定性与知识产权制度的易变性之间的矛盾。由于将知识产权制度置于民法典之外，因而知识产权制度的特殊性、知识产权法规的修订及知识产权内容的更迭仅会对知识产权法典产生影响，而对民法典影响不大，所以这种处理方法的优点十分明显。

   我国目前正步入民法典制定的关键时期，如何协调知识产权制度与民法典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多数学者所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既然将知识产权制度纳入民法典在多数国家已被证明为是一种失败的决策，我们没有必要重蹈覆辙。从目前的一些立法例来看，笔者认为《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的这种做法仍然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对我国未来极具参考价值，我国未来在立法时可采取该立法模式。不过，《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的立法例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已有学者指出，“1992年颁布法典时基本上只是将当时的知识产权各部门法规汇集到一起，体例上仍然保持相互独立。”[8]所以这一法典与普通民法典、刑法典的根据区别在于其缺乏一个适用于具体制度的普遍规范。对此，我国已有学者提出，可以在知识产权法典中设立一般性规定[9]，笔者也认为这种规定颇有必要，因为它可以统摄整个知识产权制度，使之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和谐的整体，而不致于仅仅像《法国知识产权法典》那样仅是一个法规的汇编，且这样做可以增强法典的内在凝聚力。至于法典的结构，笔者认为可分为一般规定与具体制度两大部分，在一般规定中应当规定知识产权的概念、范围、主体、客体、侵犯知识产权的归责原则等条款，在具体制度中应当在对现行单行法律法规进行修订的基础上规定各类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

   注释：

   [1]费安玲：《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之探讨》[J]，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22页。

   [2]费安玲、丁玫译：《意大利民法典》[C]的《前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3]参见philippemalauieetLaurent，CourdeDroitcivil，Lesbiens，CUJaS，1992，paris，p56，转引自尹田：《法国物权法》[m]，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4]C.Deoauctore，1.转引自[美]艾伦。沃森著，李静冰、姚新华译：《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页。

   [5][美]艾伦。沃森著，李静冰、姚新华译：《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页。

   [6]李明德：《外观设计的法律保护》[J]，载《郑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5期。

   [7]黄晖译：《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部分）[C]，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页。

   [8]黄晖译：《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部分）[C]，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页。

民法典未成年保护法篇3

关键词：胎儿利益，总括的保护主义，个别的保护主义绝对主义

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胎儿尚未出生，尚系母体之一部分，当然不能取得权利能力，不能成为民事主体。但是，任何人均有从母体受孕到出生之过程。此间，不仅其未来的利益需要保护，某些现实的利益也需要保护，对于胎儿，“只因出生时间的纯粹偶然性而否定其权利是不公平的”。[①]因此，自罗马法以来，各国民法均对胎儿的利益设有特殊保护。在我国民法典的起草过程中，胎儿利益的保护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特殊问题，但有关理论研究尚不够深入。本文特对此发表拙见，以资参考。

一、立法模式选择

在罗马法的某些文献中，与民间俗语“胎儿或即将出生的婴儿被视为已出生儿（Conceptus o nasciturus pro iam nato habetur）”相吻合，胎儿被视为与新生儿处于完全相同的地位。但罗马人同时又宣布了另外一些相反的准则，否认即将出生的婴儿具有人格。对此，彼德洛？彭梵得认为，罗马法上真正的原则是，胎儿从现实角度上讲不是人，但由于他仍然是一个潜在的（in fieri）人，人们为他保存并维护自出生之时起即归其所有的那些权利。而且为对其有利，权利能力自受孕之时起而不是从出生之时起计算。正如保罗所说：“当涉及胎儿利益时，母体中的胎儿像活人一样被看待，尽管在他出生以前这对他人毫无裨益。”[②]亦即在罗马法上，当涉及胎儿利益保护时，胎儿被视为自母体受孕时起具有权利能力。

近代民法关于胎儿利益保护之立法模式选择主要有三种：

（一）总括的保护主义（概括主义）。即凡涉及胎儿利益之保护时，视为其已经出生。如《瑞士民法典》第31条第2项规定：“子女，只要其出生时尚生存，出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条规定：“胎儿已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既已出生。”

（二）个别的保护主义（个别规定主义）。即胎儿原则上无权利能力，但于若干例外情形视为有权利能力。如《法国民法典》第906条第1项规定：“为有受生前赠与能力，以于赠与时已受胎为已足”。第725条规定：“尚未受胎者，不得为继承人。”第1923条规定：“在继承开始时尚未出生，但已怀孕的胎儿，视为在继承开始前出生。”《德国民法典》第1923条第2项规定：“在继承开始时尚未出生但是已经受孕者，视为在继承开始之前已出生。”第2108条第1项规定：第1923条关于胎儿继承权的规定“对后位继承相应适用”；第2178条规定：“如果应得馈赠者在继承开始之时尚未受孕或者其身份要通过在继承开始之后方才发生的事件确定，则遗赠归属在前一情形随出生、在后一情形随事件的发生而发生。”第844条第2项之后段规定：“抚养人被杀时，其应受抚养之第三人，虽于其时尚为胎儿，对于加害人亦有赔偿请求权。”《日本民法典》分别就损害赔偿请求（第721条）、遗产相续（第886条、第965条）、受遗赠能力（第1065条）以及父亲认领胎儿（第783条）等，规定胎儿有权利能力。

（三）绝对主义。即绝对否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1964年《苏俄民法典》（第418条）和我国《民法通则》即采用此种立法模式。我国《民法通则》未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我国《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保留儿的应继承的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依照这一规定，遗产分割时，胎儿的继承份额应当予以“保留”，即遗产之权利并非由胎儿即时取得。很显然，我国《继承法》虽然规定了胎儿的特留份，但胎儿享有遗产权利却必须从出生开始，特留份“留而不给”，故我国现行民法既未实行总括的保护主义，也未实行个别的保护主义，而是根本不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资格。[③]

就我国民法就胎儿利益保护应采何种立法例的问题，学者有不同意见。有人担忧：赋予胎儿以权利能力，将产生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如“胎儿能否成为侵权行为受害人的问题、为计划和优化生育而堕胎的伦理价值问题”等。[④]故有人便认为，胎儿之未来利益，只需用法律加以明文规定即可，无需赋予其权利能力。并且“一旦赋予胎儿以权利能力，则流产无异于杀人，将对妇女保护和中国社会发展极大不利。”[⑤]也有人认为，在三种立法主义中，绝对主义于保护胎儿利益为最次。由于不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我国司法实践中屡屡发生胎儿遭受损害而在其出生后无法对加害人请求赔偿的事例。“观之德日等国，学者尚且以个别保护主义对胎儿保护不力，主张改变立法主义，采总括的保护主义，可见我国民法通则所采绝对主义之不合时宜，乃毋庸置疑。因此，建议制定民法典时采总括的保护主义，以强化对胎儿的保护，顺乎人情及民法进步之潮流。”[⑥]

分析前述三种立法主义，绝对主义的确最不可取：胎儿利益的保护方式，纯为立法技术问题，并不涉及何等基本原则之违背。在此，涉及胎儿合法利益时“视为”胎儿已经出生，与一般地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并不相同，其并不会与“自然人权利能力始于出生”之原则发生矛盾，也不等于承认胎儿在任何情况下均具有法律人格。而堕胎之是否构成违法行为乃至犯罪行为，各国依其社会政策自有不同选择，与是否承认胎儿在特定情况下视为具有权利能力毫不相干。如果认为承认胎儿的权利能力就意味着确认堕胎行为为违法，从而使“流产无疑于杀人”，那么，只要涉及对胎儿利益的保护，即使采绝对主义，也难免逃脱同样的结论：法律既然承认胎儿有财产利益，那么，就当然意味着承认胎儿有人身利益，因此，堕胎同样难逃“谋财害命”之罪孽。此外，涉及自然人的出生及胎儿利益保护问题，民法与刑法自有不同的原则。如德国民法规定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胎儿完全脱离母体之时，但其刑法典则对“出生之时”的婴儿的杀害行为，作为杀人行为予以处罚（《德国刑法典》第217条），而不适用刑法典第218条及以下条款有关堕胎行为的规定。与此同时，德国虽然对堕胎行为施以刑事制裁，但其民法典却并未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而是实行个别的保护主义，仅对胎儿之损害赔偿请求权、继承权等予以保护。至于其民法理论，则认为即使承认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产生于某种“自然法（naturrecht）”，也不能据此得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必须始于其出生完成之前（如自受孕之时起），由此而断定《德国民法典》第1条之规定是违反自然法的。“因为即使是某种自然法（不论人们对该自然法是如何具体设想的），也很难说明，一个尚未出生的人为何就必须能够成为权利义务的载体。毋宁说，民法典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对胎儿的保护，这是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案。与民法相比，刑法典第218条及以下条款（引者注：指有关‘堕胎罪’的规定）才真正涉及到保护胎儿的法律问题”。[⑦]可见，刑法上规定堕胎罪，并不意味着民法上必须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而民法上承认胎儿在特定情形视为具有权利能力，也并不意味着刑法上必须规定堕胎罪。所以，认为我国民法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会影响中国妇女保护及社会发展，实在言过其实。

至于个别的保护主义，采用者认为其具有适用范围明确的优点。[⑧]但就胎儿利益保护问题，立法者完全有可能挂一漏万，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涉及胎儿利益保护之事项必然趋于复杂，难以为立法者所事先预见，由此，总括的保护主义实为最佳选择。

二、胎儿权利能力的性质

对于胎儿权利能力的性质亦即胎儿的法律地位，学者持有不同观点，形成两大对立的学说： （一）法定停止条件说或人格溯及说：依照此种学说，胎儿于怀孕期间实际上并无权利能力，当胎儿系活产时，再追溯至继承开始或损害赔偿请求权成立之时取得权利能力。亦即胎儿的权利能力之取得附有停止条件。此种学说系日本民法之通说，为日本判例所采用；[⑨]

（二）法定解除条件说或限制人格说：依照此种学说，即使在怀孕期间，胎儿也被视为具有与已出生的人之同样的法律地位，具有权利能力（或“有限”的权利能力），只是以后胎儿为死产时，其已经取得的权利能力才溯及地取消。亦即胎儿的权利能力之取得附有解除条件。此种学说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采用。[⑩]

比较前述两种学说，可以发现，法定停止条件说实际上在承认保护胎儿利益时，并不承认胎儿在涉及其利益的当时具有权利能力（其权利能力只有在其活着出生时方可取得），但为解决遗产继承时的“特留份”以及在胎儿于怀孕期间遭受损害时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主体虚位”问题，故采用赋予活着出生婴儿取得之权利能力以溯及力的方式。有学者认为，此种做法可以解决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当胎儿于怀孕期间遭受损害时，胎儿是否“遭受损害”，只能在其活着出生时方可判定，这是因为，即使胎儿遭受损害，如其在出生时为死婴，则胎儿无权要求任何赔偿。因此，在此种情形，虽然侵害行为早于出生，但胎儿的赔偿请求权只能在其出生时取得，即损害于出生时方真正完成。[11]但是，法定停止条件说的最大缺陷是不承认胎儿的权利可在出生前获得，因此，必定发生权利主体虚位之弊端：在继承、受遗赠的情形，当法律关系开始时，胎儿利益由谁保护不明；在赠与（生前赠与）时，无法判定法律关系是否成立；而在胎儿遭受损害时，不能立即行使请求权，有可能使索赔时机丧失。

而依法定解除条件说，当发生涉及胎儿利益之事项时，胎儿视为已经出生，即取得权利能力，可即时取得权利，胎儿之母亲或父母亲即可成为其法定人，代其行使权利（参加继承、接受遗赠或赠与以及提出索赔请求）。对此，《德国民法典》第1912条规定为胎儿将来之利益，特设管理人，其于出生时在亲权以下者，由父母为其管理；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166条第2项规定：“遗产之分割，以其母为人”，其民事诉讼法第40条规定：“胎儿关于其可享受之利益，有当事人能力”，其户籍法第49条规定：“继承人为胎儿时，以其母或监护人为继承登记之申请义务人”。[12]总之，承认胎儿在怀孕期间有权利能力，以胎儿的父母为其法定人，显然更加有利于胎儿利益的保护。至于胎儿之法定人的权限，可限于胎儿可享受利益之范围，除遗产之分割外，胎儿之法定人就胎儿财产无处分权。[13]

鉴此，我国民法在采总括的保护主义之同时，就胎儿权利能力的性质，应采法定解除条件说，即凡涉及胎儿利益保护者，视其具有权利能力，就胎儿所受不法侵害的损害赔偿，或其父亲被害致死的损害赔偿，或基于利他契约（如指定胎儿为受益人的人身保险合同）而对债务人的给付请求权等，均得经由胎儿的法定人代为行使。如胎儿以后未能活着出生，其权利能力视为溯及地消灭或自始不存在，其由法定人代为受领之给付，应按不当得利之规定予以返还。[14]

此外应当注意，胎儿的权利能力为法律为保护胎儿利益而设，故并不及于义务的负担。[15]

    参考文献：

[①] 四宫和夫：《日本民法总则》，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8月版，第47页。

[②] 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30-31页。

[③] 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1页。

[④] 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1年版，第101页。

[⑤] 刘心稳：《中国民法学研究述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91-92页。

[⑥] 梁慧星：《民法总论》，第91页。

[⑦] 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784页。

[⑧] 四宫和夫：《日本民法总则》，第47页。

[⑨] 四宫和夫：《日本民法总则》，第47页。

[⑩]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既已出生”。对于此条规定究竟应解释为“法定停止条件说”或“法定解除条件说”，台湾学者中存在争议，但多数学者认为，胎儿于出生前，已享有权利能力，即可主张其个人利益，保护较为周全。故法定解除条件说为台湾民法理论的通说。（王泽鉴：《民法总则》，第115页。另见史尚宽：《民法总论》，第89页；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第63页）。

[11] Carlos alerrto da mota pinto：《民法总论》，林炳辉等译，澳门法律翻译办公室、澳门大学法学院1999年12月出版，第105页。

[12] 引自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91页。

[13] 史尚宽：《民法总论》，第91页。此外，有日本学者也采同样之主张：对于是否承认胎儿的法定人问题，日本判例至少在侵权赔偿案中持否定态度不采此主张：a、B一夜风流使a怀孕X.在阪神电力铁道事件中，B被电车压死，B并不知道X之存在，故未及作亲子认领。事件发生后，aX与电力铁道公司交涉，并就赔偿事宜与之达成协议。X成年后起诉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法院判决X胜诉，对其赔偿请求权予以重新确认。为此，有日本学者认为法定停止条件说更有利于保护胎儿利益（因承认胎儿母亲为其法定人，即承认其有权处分胎儿利益的权利，此对胎儿不利）。但日本学者四宫和夫认为，承认胎儿之权利能力看来更有利于保护胎儿之利益，故主张采修整的法定解除条件说，即承认胎儿具有有限的权利能力，承认胎儿母亲的法定人地位，但其权限仅限于保存胎儿的权利，不得处分其权利，并建议在立法上设立由家庭法院监督的“胎儿财产管理人”之制度。（四宫和夫：《日本民法总论》，第48页）

民法典未成年保护法篇4

2020年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法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典化的法律。经过一代代民法学者接力奔跑，我们告别了“散装”的民法时代，迎来了崭新的民法典时代。可以说每位中国公民“从摇篮到死亡”均得受这部法典的保护。

为来不及说捐献遗体的人，给了一个可捐献的机会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的张博律师表示《民法典》表决通过后位阶将更高，适用范围也更广泛。

《民法典》第一编为总则，之后依次为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和侵权责任编。

其中人格权编第1006条规定，自然人在生前未明确表示不同意去世后捐献遗体的，在自然人死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达成一致意见后以书面形式共同决定捐献。对于这一规定，张博律师解释说遗体是特殊物体，原则上自然人去世后就发生继承关系，但遗体并不属于遗产。只有在所有合法继承人一致的同意后才可以捐献器官，缺少一个都不能捐献。

医疗费用不属于病历资料后，对患者来说或更有利

《民法典》最新修改：医疗费用不属于病历资料。曾有代表提出，根据国家关于医疗机构病历管理的有关规定，医疗费用不属于病历资料的内容，建议删除。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采纳这一意见，删除这一款中的“医疗费用”。

但删除后，患者后续有了医疗纠纷维权是否会受到影响呢？张博律师表示“这一条删得好”，他补充道：病例主要记录专业性的治疗类行为资料，包括检验报告、治疗方案、使用药物等。不属于病历资料反而对患者更便利。如果患者有了医疗纠纷，法院判定赔偿标准是需要以医疗费用为依据的，存在异地就医行为的患者就很麻烦，要来回折腾，去医院调取病历等。

目前《民法典》第六章医疗损害责任的第1225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等病历资料。其中已经不包含“医疗费用”。

对基因研究进行约束，或是回应两年前人体基因编辑事件

《民法典》人格权编第1009条，“从事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医学和科研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违反人体伦理道德等”，网友评论此条或是回应了2018年11月贺建奎编辑人体基因事件。

“这一条是很有必要的，与刑法的非法行医罪进行呼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大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张博律师评价道。

在之前就有类似的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但是一般用在动物身上。未经法律法规允许和相关风险评估的基因编辑可能会有造成社会伦理道德的问题。

《民法典》人格权编第1008条规定，为研制新药、医疗器械或者发展新的预防和治疗方法，需要进行临床试验的要依法经过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告知受试者或监护人试验目的、用途和可能产生的风险、且不得向受试者收取费用。其中新增加一条经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这一信息透露出了哪些信号呢？

张博律师表示，这些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既保障了试验机构遵循法规也维护了受试者的正当权益，很大限度的保留受试者的知情权。也避免了个别受试者因利益的驱使而去选择可能对身体健康产生风险的试验项目。

个人信息纳入医院保密范围，让患者就医更安全

《民法典》第六章医疗损害责任的第1226条指出将“患者的个人信息纳入医疗机构保密范围，未经患者同意公开病例资料的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张博律师认为，这对患者而言意义非凡，有些人，比如公众人物，所患疾病涉及个人隐私，不想让公众知道自己的就医信息，若公布出去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不良影响，就会对信息的保密性有很大的要求。即使是普通人，泄露了患者医疗信息也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比如用人单位的非法拒绝录用、人际交往关系中的歧视等。

《民法典》新增与疫情防控有关的规定，保护弱势群体

民法典未成年保护法篇5

内容提要: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我国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工作。民法典既是实现法典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法官依法公正裁判的保障。应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构建民法典的体系，尽快制定《民法总则》、《人格权法》、《债法总则》，并修改和完善其他相关法律。在此基础上，制定一部内容详备、体系完整的民法典。

党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战略任务，这一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目前我国已经构建起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市场经济构建了基本的法律框架，保障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这一体系适应了我国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涵盖了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各个领域。就民法而言，《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一系列基本民事法律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民事立法进入了完善化、系统化阶段，为我国社会主义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一、中国民法体系化必须走法典化道路

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志是我国的法律制度已完整，突出表现为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法律已经制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法治建设就功德圆满、万事大吉，因为法律体系是动态的，需要不断发展完善、与时俱进;而且，在民事立法领域，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基本民事法律，各项法律之间基本上也保持了一致，但在形式上却因为没有民法典而体系化程度不高，这既与民法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地位不符，也与刑法、诉讼法等其他基本法律的法典化形态不匹配。由此可知，在我国法律体系形成后，立法层面上，一项首要的任务就是制定一部民法典。

我国民法的体系化需要制定民法典，这不仅出于立法形式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法典化是实现私法系统化的一个完美方法。[1]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立法经验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对此无需赘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近些年来大陆法系国家出现了所谓的“去法典化”现象[2]，但并不表明法典重要性的减弱，而只是反映了单行法对民法典中心地位的冲击现象。然而，由于我国没有民法典，所以此种情形在我国根本就未曾发生过，因此，我们不能以“去法典化”现象来否定法典化在中国立法实践和国家秩序中的重要功能，也不能简单地据此来否定我国对民法法典化道路的选择。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通过制定民法典来实现民法体系化，既有确保民法规范逻辑自洽、科学合理的系统化效用，还能充分满足法官依法公正裁判民事纠纷案件的实际需要，故而，中国民法体系化必须走法典化道路。

(一)法典化是实现中国民法体系化的最佳途径

法典化的灵魂在于体系性，从形式体系而言，法典化融合了形式的一致性、内容的完备性以及逻辑自足性，由此使法典在特定价值引导下有统一法律术语、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并在法典内部以及法典与单行法之间形成一般与特别、指引与落实等顺畅的关系。可以说，只有通过法典化，才会形成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安排，否则往往会浪费立法资源，而且事倍功半，我国在此方面已有不少的经验教训。体系性的民法典还统一了市场法则，能保障法制统一，避免民法规范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的矛盾冲突，可有效地防止政出多门，进而给交易主体带来确定的预期，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法典的体系性还要求其内容的全面性，即包含了各种有效的控制主体的法律规则的完整性、逻辑性、科学性，[3]这对民法典尤为重要。作为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以及百科全书，民法典必须通过合理的架构为民事活动提供各种基本准则，为交易活动确立基本的规则依据，为法官裁判各种民事案件提供基本的裁判规则。不过，强调全面性，并不是说民法典必须面面俱到，它作为民事基本法律，只宜规定民事领域最重要的法律制度，为民事活动提供基本的方向性指引，这决定了它要有节制地规制社会生活，应当体现出波塔利斯所言的“立法者的谦卑和节制”。[4]要做到这一点，民法典势必要借助抽象术语进行表述，必须要对社会生活中反复出现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规则进行抽象，能在较长时间里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因社会变迁乃至国家政策调整而随意改变。

体系化的另一个层面就是价值层面。这就是说，价值体系是指在制定法律时立法者所秉持的价值取向，是体现在法律背后立法者所追求的宗旨和目的。具体到我国的民法典制定，仍要秉持体系性的核心特性，应在坚持和弘扬传统私法中的平等、自由和安全价值基础上，体现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效率价值以及现代民法所要求的“人的全面发展价值”，并围绕这些价值进行全面有序的制度安排。价值体系保持一致，才能够保证法律相互之间的和谐一致，保证形式体系的形成。在我们的民事立法中，确实存在某些规则背后所体现的价值不一致甚至冲突的现象。比如说《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则，是把它作为效力待定的行为来规定。该条所体现的价值，实际上强化的是对原权利人的保护。但是《物权法》第106条规定，在符合善意取得的情况下，受让人可以取得所有权，它所体现的是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所以同样是无权处分行为，根据《合同法》第51条可能因权利人未追认而无效，但根据《物权法》第106条，权利人即便不追认，也可能是有效的。这两个条款之所以发生了冲突，主要原因在于价值体系上就是冲突的。而保持价值的统一和一致性就必须要制定民法典。

(二)民法典是法官依法公正裁判案件的保障

作为整合私法制度的统一体，民法典还将统一民事审判的司法规则，能最大限度的限制法官的恣意裁判，[5]换言之，民法典为法官提供了处理民事案件的基本裁判规则，这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极为重要。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对法官正确适用法律将提供重要的保障。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体系性的框定下，民法典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这不仅在于法典源自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之手，在权力来源上有至高的权威性，同时其属于在民事法律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基本法律，[6]位阶仅次于宪法，其他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命令、司法解释等均不得超越民法典;更重要的是，它有统一的价值指引，并涵括了民事活动的基本规范，可以说，民法典是成文法的最高形式，法官寻找处理民事案件纠纷的依据，必须首先从民法典的规则中去寻找。[7]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据本法承担民事责任。这就表明了未来民法典组成部分的侵权责任法是处理各种侵权纠纷的裁判依据。一旦在我国制定民法典后，大量单行法仍继续存在，除非是在民法典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民法典就应当优先于其他法源而得以适用。这就是说，法官在裁判任何一个民事案件时，首先应当适用民法典，只有民法典没有规定时，才能适用其他法律。比如，“汽水瓶爆炸伤人案”是一个因产品缺陷致人损害的普通案件，但现实中有许多法官经常遇到找法的困惑，即究竟应当适用《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侵权责任法》或《合同法》?各个法院的判决所适用的法条很不一致。如果将《侵权责任法》和《合同法》作为我国将来民法典的有机部分，则它们应优先适用。显然，与其他规范相比，经由体系化而产生的民法典具有更高的权威性，能方便地为法官找法提供正确的路径。

第二，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集中规定了法官裁判案件的基本规则。这便于法官找法，即优先适用民法典中明确规定的裁判规则，其他法律处于候补适用的地位[8]。所以法典化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资讯集中”。同时，与数量众多、价值不一致的单行法相比，民法典的体系性确保其内容和谐一体，且相对抽象简化，无论查询成本、学习成本还是适用成本均比较低。[9]可以说，法官只要有一部民法典在手，并通过领略其规则和精神，就可以找到民事裁判的主要依据。概括而言，民法典的权威性和简化性，有助于“降低法律适用者搜寻成本，同时减少裁判恣意”。[10]

第三，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不仅便于法律适用，还有助于法律适用的一致性。法典化势必综合既有的法律经验和法学理论，概念、规则和观念都更精确，[11]能为法官提供更有操作性的方案，可确保同一规范适用统一，这也是法律可预期性延伸出来的法律适用的可预期性。同时，民法典是完整统一的信息系统，为那些需要应用法律和解释法律的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照体系，[12]这不仅实现了类似案件的类似处理，也使得当事人可以预见法院的判决结果。正因为法律适用具有一致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将在规范的约束下进行，保障法官平等地、统一地对不同案件作出判决，实现判决结果的可预测性，符合“类似情况类似处理”的要求，从而实现法的安定性。[13]

第四，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可以消除各项规则和制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保障法官可以正确适用法律。从我国民事立法来看，由于没有制定民法典，存在某些缺陷，这突出地表现在每个新的法律制定之后，都需对以前的立法进行修改，但是没有在新的立法中具体指出来，在哪些条款中进行了修改，从而给法官适用法律带来了很大困难。如果制定了民法典，就可以在民法典中进行明确的规定，保证法官正确的适用法律。例如，《物权法》于2007年通过，但迄今为止，在一些地方法院，针对有关担保物权的纠纷，仍然援引《担保法司法解释》等这些规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物权法》在制定时，没有说哪些地方对《担保法》做出了修改，所以法官对此并不清楚。那么，如何解决这一大问题?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提升民事立法的体系化程度。或者说进一步强化民事立法的体系性。

第五，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可以培养法官体系化的思维方式。民法典既然是法官找法的首要对象，法官就必须理解民法典的价值、规范以及协调这两者的逻辑，只有这样，法官才能正确地适用民法典。一方面，法官在处理任何一个民事案件时，并不能简单局限于对某一个规范的考察，而应当将其置于体系化的规则中进行考察，寻找与案件最密切联系的规则，这样才能找到最为妥当的案件处理依据。所谓请求权基础的分析方法，其实就是一种对请求权的体系进行全面考察而寻找最准确的基础的方法。另一方面，民法典是民法基本规范的有机整体，其基本架构为总分结构，法官即应按此逻辑和系统进行适用，法典是按照总分结构来安排的，它使得法官容易理解法典的逻辑和系统，了解各个规则在适用时的效力层次，了解民法典内部各个制度之间的关系，如分则中的制度优先于总则中的制度来适用。法官应当按照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规则来适用法律。例如，出现了保险合同纠纷以后，法官首先要查找保险法中关于保险合同的规定，因为保险法属于特别法，如果保险法没有规定，则可以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如果合同法总则没有规定，可以适用债法总则的规定。如果债法总则没有规定，则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

民法法典化以后，法官应当尽可能按照法典来进行裁判，并且要对其援引法典某个条文的理由，法典的价值取向，规则的确切含义进行说明，从而强化判决的说服力。在法典无明确的具体规定时，法官必须依据法典中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进行裁判，但必须说明裁判的理由。这也是法典对裁判过程约束的一个重要方面。[14]

二、我国民法典的体系构建

在构建我国民法典体系时，必须要确定其中的核心制度，即所谓“中心轴”。围绕着这条“中心轴”，民法典中的各项制度和规范将形成逻辑统一体。该“中心轴”究竟是什么，理论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一是意思表示说。此种观点认为，民法典应当以意思表示为自己的中心轴。例如，德国学者温德沙伊德认为，意思表示和意思自治贯穿于民法的各个领域和环节，整个民法典应当以意思表示和意思自治为核心加以构建。[15]二是民事权利说。此种观点认为，民法就是权利法，因此民法典体系的构建应当以民事权利为中心而展开。此种学说来源于自然法学派的思想，我国也有学者认为，民法是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中心、以责任为手段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这种关系的逻辑结构就是人———权利———责任的结构，而不是单纯的人———物对应的结构或总———分对应的结构，因此，民法典的结构应按照人———权利———责任这一结构来设计。[16]三是法律关系说。此种观点认为，应当依法律关系为基础来构建民法典的体系，在这种编排方法中，法律关系被作为整理法律和展示法律的技术工具，而且成为体系构建的基本方法。[17]萨维尼以法律关系为中心，从理论上构建了一个民法典的体系，该体系反映出的编排方法被后世学者称为“萨维尼编排法”。[18]潘德克顿学派将整个法律关系的理论运用到法典里面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潘德克顿体系结构(pandektensystem)。采纳德国法系的国家大都接受了这一体系[19]。

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应当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来构建，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法律关系是对社会生活现象的高度抽象和全面概括。“法书万卷，法典千条，头绪纷繁，莫可究诘，然一言以蔽之，其所研究和所规定者，不外法律关系而已。”[20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21]是对社会生活关系的一种法律归纳和抽象，反映了社会关系的一些共同特征。另一方面，法律关系是对民法规范逻辑化和体系化的基础。法律关系编排方式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科学的编排方式，民法的诸制度都是围绕民事法律关系而展开的，法律关系包含主体、客体、内容三项要素，三项要素可以完整覆盖民法典的各项内容。还要看到，法律关系编排方法适应了民法发展的需要。民事关系纷繁复杂，但是把握住了民事法律关系的脉络，就把握住了民事关系的核心。具体来说，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来构建民法典，民法典应当首先设立总则，总则之中应当包括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即主体、客体、法律行为、责任。民法典的分则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民事权利)为中心展开，分则部分包括人格权法、亲属法、继承法、物权法、债权总则和合同法、侵权责任法。

按照此种体系来整合我国现行法律，笔者建议民法典的制定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通过修改补充《民法通则》，将其改造为民法典的总则。《民法通则》虽然不是以法典形式颁布，但其调整的都是基本的民事制度和民事权利;尤其是《民法通则》基本涵盖了所有民法典总则的内容，只不过基于现实需要在其中增加了部分民法分则的内容(如所有权、债权)。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确发挥了民法典的部分功能，并且其大部分内容仍然可以适用于我国的现实情况。因此，应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和整理，将其纳入到民法典的相应部分。[22]换言之，在制定民法典时，不宜彻底抛弃《民法通则》，而应剥离其中的民法共性规范，作为民法典总则的蓝本。

第二，通过整合完善《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继承法》等民事法律，将它们统一纳入民法典并分别作为分则的各编。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法律在制定时，重视各自的体系性与完整性，并未按照民法典的体系进行系统的设计，例如，《物权法》关于保护物权规定中，既包括了物权请求权，也包括了侵权的请求权等，忽视了与《侵权责任法》的协调，故而，在制定民法典时，应当对各部法律进行适当的修改，而不能简单地、原封不动地纳入。

第三，应当在分则中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不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因为民法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分则体系完全是按照民事权利体系构建起来的，民事权利主要包括人身权与财产权两大部分，后者分为物权与债权，它们均独立成编，人身权主要是以人格权为主，却未单独成编，其规则或规定在主体制度中，或散见于侵权责任制度之中，这就造成了一种体系失调的缺陷。可以说，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反映其“重物轻人”的不合理性。要消除这一缺陷，人格权即应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这也符合人格权保护在现代民法中的发展趋势:一方面，除了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生命健康权等，各种新型的人格利益被上升为人格权并受到法律严格的保护，如自然人的隐私权等等;另一方面，一般人格权观念得到了立法与司法的承认与保护。而且，现代化进程中以及高科技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人格权保护问题，也需要通过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完善来应对。例如，对个人生活情报的收集和泄漏、对个人身体隐私的窥探、对于生命信息和遗传基因的保护、对环境权的保护等，都是我们所必须面临的新的课题。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有关信用、商誉、姓名的许可使用以及名称的转让、形象设计权的产生等都是我们在人格权制度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此外，还要看到，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不尊重个人人格的封建传统的国家，对人的关注与保护愈发重要。如果在民法中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进一步对人格权予以全面的确认与保护，并确认民事主体对其人格利益享有一种排斥他人非法干涉和侵害的力量，同时也使个人能够据此同一切“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违法行为作斗争，这必将对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还能体现民法是人法，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使命的普遍价值。

第四，应当在分则中规定独立的侵权责任法编。大陆法系一直将侵权责任法作为债法的一部分而体现在民法典中，但是现代社会发展及民主法制建设的客观需要，已使侵权责任法所保障的权益范围不断拓展，其在传统债法体系中所负载的功能显然已不足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因此，侵权责任法应当从债法体系中分离出来而成为民法体系中独立的一支。侵权责任法的独立成编是完善我国民法体系的重要步骤，也是侵权责任法得以不断完善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立法机关已经于2009年12月26日通过《侵权责任法》，实际上是采纳了侵权责任法的独立成编的观点。侵权责任法将来要作为民法典的一编。侵权责任法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多元归责原则体系，既对私权利形成了更加周密的保护，又为侵权责任法未来的发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第五，应当设立债法总则编。法国学者达维德指出，“债法可以视为民法的中心部分”。[23]一方面，债权总则有利于整合债法自身的体系，它不仅适用于合同之债，还可以适用于非合同之债，能使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缔约过失等债的形式在债法中找到其应有的位置，确立相应的法律规则。另一方面，债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一旦新类型的债超出了现有规范，债权总则即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在此意义上，债权总则有利于完善民事权利的体系。在大陆法系体系中，民法典中债法的典型模式是将侵权行为、合同、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都纳入债的范畴，以至于《德国民法典》等法典中的债权总则内容十分复杂庞大，从立法的科学性上说，其中许多内容并不都真正属于债权总则的内容[24]。故而，我国民法典体系不一定要借鉴此种模式的经验，债权总则并不需要追求形式上的完整性，关键是有真正的总则意义，尤其是需要确定债的概念和债的效力、分类以及消灭事由，从而使其真正能够直接适用于各种具体的债的关系。

第六，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应独立成编。从国际上看，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的立法模式有单独立法与纳入法典两种;在我国，1986年《民法通则》第八章较为系统地专门规定了对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2002年民法典草案第一稿将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单独作为民法典的最后一编(第9编)加以规定。2010年10月28日立法机关通过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该法中确立了当事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来选择涉外法律适用的规则，如果法律没有特别规定，适用与该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我国民法典可以该法为基础将其作为独立一编。

第七，知识产权法的主要内容可以在民法典之外规定。知识产权法无疑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应成为民法典的独立一编，因其内容非常庞杂、非常复杂，且随着科技的进步需要频繁进行修改，应当将其在民法典之外作为特别法单独规定。不过，我国民法典有必要对知识产权的类型和内容予以概括性、原则性的确认和界定，确认知识产权的共同规则，或仅在民事权利的客体中确认知识产权客体。这样有两个作用:一是宣示知识产权为民事权利，尽管知识产权兼具人身性和财产性，但其本质上仍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是私法上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结合。民法典作为调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私法，应当对这一重要的权利类型予以确认和界定。在发生知识产权纠纷后，如果知识产权法未作出特别规定，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例如，侵害知识产权的责任，在知识产权法中缺乏规定时，可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二是共性的规则在特别法中不宜分散规定，可以放在民法典中规定。

三、民法典制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早在清末变法时，修订法律大臣俞廉三对制定《大清民律草案》的宗旨概括为四项，即“注重世界最普遍之法则”、“原本后出最精确之法理”、“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和“期于改进上最有利益之法则”，[25]这对当今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仍有启发，即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应当立足于中国国情，面向未来，借鉴两大法系的先进经验。本着这一宗旨，笔者认为，以下重大问题在我国民法典制定中应值得重视。

(一)民法总则制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尽管我国具有支架性的民事法律已经制定出来，但因缺乏具有普适性的总则，导致我国民法体系性程度不是太高，极大影响了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适用上的合理性。故而，加快民法典的制定步伐，首先应当尽快制定民法总则，并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完善民事权利体系。在《民法通则》中民事权利是单设的一章(第五章)，这种经验在今天来看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在未来的民法典中也应当保留这种立法技术。但是，民事权利本身是个发展的体系，《民法通则》中关于民事权利体系的列举性规定仍有完善的必要，例如，其中未规定物权概念，也未构建物权体系，现在看来显然不合时宜。尤其应当看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型的民事权利，如环境权、公开权、成员权等权利，它们是否应规定在民法总则中，需要认真探讨。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谢怀?蚪淌诰吞岢錾缭比ㄓΩ枚懒ⅲ?唤鲆蛭??痉ㄖ械墓扇?股东权)已非财产权所能包容，还因为民法从个人法向团体法发展的形势要求这样做。同时，他认为，有一些不具独立性质的权利(如选择权、解除权)、有一些期待权(如继承开始前的继承权)，虽然从实质上看，与一些独立的、实定的权利不同，仍应将之归入整个民事权利体系之中。[26]笔者认为，这些观点至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民事法律体系形成之后的民事立法活动中，也应当得到继续的贯彻和实现。此外，还有一些新型的利益，例如，胎儿的权益、网络虚拟财产权、商业秘密、死者人格利益、特许权等等也需要在法律中作出规定。

第二，完善法人制度。《民法通则》对法人的分类以所有制为出发点，如将企业法人分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等，并受制于现实而采用了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法人分类。这显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民法典在此方面应当借鉴大陆法系成熟的经验，采用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分类方法，以便于解决和落实基金会法人、仲裁委员会、宗教团体、寺庙等主体地位。此外，还要规定法人的概念、性质、条件、类别、能力、设立、法定代表人、机关、终止、责任等制度。

第三，完善合伙制度。《民法通则》虽然规定了个人合伙和法人合伙，但并没有从总体上承认合伙企业作为公民和法人之外的第三类主体，也没有规定主体的一般规则和条件。笔者认为，民法典应当承认合伙企业的独立主体地位，将其和一般的合同式的合伙区分开来，这样，尽管合伙企业对外承担无限责任，但它能设立账户、订立合同，并有独立财产，可以独立承担责任。尤其是有限合伙的发展，使其已经具有了一些公司的特点，独立主体的资格性很强，因此应当承认其主体地位。

第四，完善法律行为制度。应当看到，《民法通则》关于法律行为的规定仍然存在缺陷，例如，在法律行为的概念上，民法通则借鉴了前苏联学者的观点，将法律行为视为合法行为，且把意思表示从中舍去。这一概念显然不够严谨，因为法律行为也包括了非法行为，如意思表示包含了欺诈的意思表示。因为法律行为是指能够产生当事人预期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法律行为不同于意思表示在于其能够产生法律效果，法律行为没有合法与违法之分，违法行为也可能产生法律效果。例如，欺诈行为只要不侵害国家利益，受欺诈者愿意接受欺诈后果的，也可以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在法律行为制度中，不仅要规定有关法律行为的概念、生效条件以及无效法律行为的类型、未生效的法律行为等，也需要规定意思表示的概念、效力的发出、到达、解释以及意思表示不真实等各种情形[27]。

第五，完善制度。《民法通则》关于制度，只规定了直接，未规定间接。但是，《合同法》适应市场交易的需要，在第402～403条中规定了间接，并在其总则第49条规定了表见，不过，不限于合同领域，可以适用于整个法律行为，故间接、表见均应纳入民法典总则之中，但一旦它们纳入总则，就需要重新构建制度，因为现有的制度是基于直接而形成的，如何理顺它们与间接制度的关系，就需要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未来民法典中的制度应当规定直接，间接应当作为直接的特别形式加以规定。

第六，完善民事责任制度。我国《民法通则》对民事责任做出了统一的规定，这种方式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也为《侵权责任法》所继承和发展。因此，有关责任制度独立规定的结构应当坚持，但是《民法通则》有关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具体规则已经被《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所涵括，不宜再规定于民法典总则部分，该部分只宜规范可共同适用的民事责任规范。第七，完善时效制度。《民法通则》中的普通时效期间为2年，学理和实务上普遍认为时间太短，不利于保护债权人，且特殊时效的列举过少，更多地分散在各个单行法中，不利于法官裁判，查找极其不便，有必要集中起来在民法典总则中加以系统规定。

(二)人格权法制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尽管人格权法是否应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存在争议，但基于强化对公民的人权保护、完善民法的固有体系、弘扬民法的人文关怀精神、保持与侵权法等法律的衔接等原因，笔者认为人格权法有必要独立成编。

在人格权法中，要完善一般人格权制度。尽管《民法通则》对于宣示和确立我国人格权制度具有重大意义，但由于立法时理论研究不够、审判经验不足等影响和人格权不断发展这一特点的制约，《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的规定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例如，《民法通则》没有规定一般人格权，一些具体规则也不尽合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3月10日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全面总结了保护人格权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民法通则》所确立的人格权制度。例如，该解释第1条第2款规定:“违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这实际上确立了一般人格权法律制度。我认为这一经验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人格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体系，在实践中存在大量的人格利益受到损害，急需加以救济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对人格利益设置兜底条款，使得任何类型的人格利益在受到损害时，都能够找到救济的依据。但一般人格权主要还是对新的人格利益的开放式的规定，应当适用利益保护的规则。对一般人格权的具体内容可以表示为:人格尊严、人身自由和人格平等。比如，强迫某人住进精神病医院接受所谓精神治疗，就严重侵犯了受害人的个人自由和人格尊严。

在人格权法中，要完善具体人格权制度。在此方面，除了进一步规定并完善《民法通则》所确认的生命健康权、名誉权、肖像权、姓名和名称权、婚姻自等人格权之外，还应当重点规定以下三种权利:

第一，隐私权。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私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人格权[28]。简单地说，隐私权就是指个人对其私生活安宁、私生活秘密等享有的权利。隐私权在现代社会中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尤其是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使得对公民隐私的保护显得极为迫切。例如针孔摄像机、远程摄像机、微型录音设备、微型窃听器、高倍望远镜、卫星定位技术的出现，过去科幻小说中所言的在苍蝇上捆绑录音、录像设备的技术在今天已成为现实，个人隐私无处遁身，个人隐私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为了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需要，需要在公共道路、公共空间等地设置监视、监控设备，由此也带来了如何区分个人隐私与公权力之间界限的难题。为此，两大法系都已经将隐私权作为基本的民事权利加以规定，甚至上升为一种宪法上的权利加以保护。我国《民法通则》虽然在法律上第一次建立了人身权制度，但并没有规定隐私权。这是立法的一大缺陷。虽然我国有关的单行法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都规定了隐私，但因为民事基本法没有确认此种权利，所以，极大地影响了此种权利的保护。笔者认为，未来我国人格权法中要重点确认如下几项隐私的内容:一是私人生活安宁权。自然人的生活安定和宁静也叫生活安宁权，就是个人对他们的生活安宁享有一种权利，并且有权排斥他人对他正常生活的骚扰，对这样一种权利的侵害也是对隐私的侵害。二是个人生活秘密权。个人生活秘密是个人的重要隐私，它包括个人的经历、恋爱史、疾病史等，这些隐私非经本人的同意，不得非法披露。私密信息涵盖的范围很宽泛，包括了个人的生理信息、身体隐私、健康隐私、财产隐私、家庭隐私、谈话隐私、基因隐私、个人电话号码等。每个人无论地位高低，哪怕是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私密信息，无论这些秘密是否具有商业价值，其私人生活秘密都应当受到保护。三是家庭生活隐私权。家庭生活隐私是以家族关系、血缘关系、婚姻关系为基础形成的隐私，具体包括家庭成员的情况、婚姻状况(如离婚史等)、是否为过继、父母子女关系及夫妻关系是否和睦、个人情感生活、订婚的消息等，这些都属于家庭隐私的范畴。四是通讯秘密权。自然人的通讯秘密不受侵害，通讯秘密包括信件、电子邮件、电话、电报等各种通讯中的秘密。禁止采取窃听、搜查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通讯秘密。五是私人空间隐私权。私人空间是指凡是私人支配的空间场所，无论是有形的，还是虚拟的，都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在私人空间中，住宅空间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住宅是个人的城堡”(aman’shouseishiscastle)，这句英国法学家提出的法谚表现了空间隐私的重要性。六是私人活动的自主决定权。自主决定，就是指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自己的私人事务等方面的自由[29]。隐私不仅是指消极地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害的权利，它还包括了权利人自主决定自己的隐私，对影响进行积极利用的权能。

第二，个人信息资料人格权。个人信息资料(personaldata)是指与特定个人相关联的反映个体特征的具有可识别性的符号系统，它包括个人出生、身份、工作、家庭、财产、健康等各方面信息的资料。国外在用词上欧美之间有些分歧，例如美国人用侵犯隐私形容在网络中泄露他人信息的行为，而欧洲人则倾向于适用信息保护[30]。个人信息资料权有独立的权利内涵，可以成为一项人格权。一方面，通常个人资料与某个特定主体相关联，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识别本人，其与民事主体的人格密切相关。[31]另一方面，个人资料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私密性。很多个人信息资料都是人们不愿对外公布的私人信息，是个人不愿他人介入的私人空间，不论其是否具有经济价值，都体现了一种人格利益。[32]当然，作为一种人格权，个人信息资料的保护方式与传统人格权也有所区别。其保护的重心，在于限制对个人信息资料的搜集与利用。

第三，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互联网的发展，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博客、微博的发展，使信息传播进入了全新的时代。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近五亿网民、四千多万博客。如此众多的网民，在促进社会发展、传递信息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利用网络披露他人隐私、毁损他人名誉等行为也是大量存在。应当看到，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并非新类型的人格权，因为与既有的人格权类型相比较，其不具有独立的权利客体。但是，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又有必要在人格权法之中单独加以规定，这主要是考虑到:第一，人格利益保护的特殊性。一些人格利益在一般的社会环境中并不显得特别重要;而在网络环境下就显得特别重要。例如，在网络上，个人家庭住址的保护就特别重要。又如，在网络上披露某女明星的年龄，就导致该明星的演艺生涯受到影响[33]。这主要是因为信息在网络上传播的快速性、广泛性以及受众的无限性导致的。第二，网络环境下，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有特殊的规则。在网络环境下，公众人物人格权限制规则会有所变化，即便是公众人物，其在网络上的人格权也应当受到保护，如其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不得随意被公开。第三，网络环境中更应当注重人格权保护与信息传播自由之间的平衡。在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自由以及满足公民知情权变得非常重要。公民有在网络言论的自由，实现信息的自由传播，但是，一旦了侮辱、诽谤等言论，就会造成侵犯他人权利的严重后果，甚至并非出自故意而只是出于轻微疏忽的不实言论，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例如，对某个自然人和企业的评价有所不实，一旦在网络上传播，就可能对其生活或者经营产生严重的影响。在实践中，确实多次出现利用网络诽谤和侵害其他企业信用的情形，例如造谣说某公司的产品掺入有毒有害物质，而这种言论一旦在网上传播开来，甚至可能引发人们的恐慌、攻击等不理智行为，给受害企业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第四，责任主体的特殊性。一方面，网络侵权主体具有广泛性;另一方面，网络服务提供者等特殊主体也要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当然，不同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应当有所区别。尤其是，法律上应当特别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自律义务，要求其采取措施避免损害的发生和扩大。在人格权法中也可以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自律，将其设定为一种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法定情形下有采取积极行为的义务，这是以人格权为基础而产生的法律义务。第五，责任方式的特殊性。在网络环境下，信息的传播具有快速性和广泛性，一旦损害发生，就难以恢复原状，故预防损害的发生和扩散变得尤为重要。因此，应当更多地适用停止侵害等责任方式。总之，我们认为，面对网络这种新型的媒体，立法应当对其加以规范。通过在法律上设置相应的规则，可以更充分地实现人格权的保护，救济受害人。正是因为上述特点，有必要在人格权法中对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作出特别的保护性规定。

第四，在人格权法中，需要完善人格权行使的规则。需要解决权利行使冲突的规则，尤其是要明确人身权益的优先地位。还有必要规定一些与人格的内容和行使相关的问题，例如，保护生命健康权涉及医院是否应当对病人负有及时救治的义务，对生命权的保护涉及克隆、安乐死的政策问题，对生命健康权和隐私权的保护也涉及对于基因的采集和转基因应用的政策问题，这些都有必要在法律上作出回应。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人格权法应当重点规范舆论监督、新闻自由与人格权保护的关系，对于公众人物的人格权是否应当作必要的限制、如何进行限制等都作出规定。

(三)债法总则制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如前所述，为了增强法典的体系性，完善法典的内容，在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制定之后，还是应当制定债法总则。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是大陆法系对民事权利的最经典分类方式之一，对于正确认识、理解和行使财产权影响甚大。如果债权总则不复存在，则民法典总则之中“债权”的概念就难以与民法典分则中的相应编章对应，从而也会影响到整个民法典体系的和谐和体系化程度。笔者认为，在债法总则中，应重点完善以下问题:

第一，各种债的共性规则。如前所述，尽管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都已独立成编，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还是存在着一些共同性的规则，如连带之债、按份之债、不真正连带债务等。这些规则都需要通过债法总则加以完善，以免合同法和侵权法需要分别作出类似的重复性规定。通过债权总则的设立，可以实现民法典条文的简约化，因为债权总则可以规定债法的共通性规则，这就可以减少规定“准用”、“适用”之类的条文，从而减少条文的数量。甚至债法总则可以为各种债提供一套备用的规范[34]。

第二，完善具体的债的类型。传统上将债列为四种类型，即合同之债、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我认为，一方面，对这四种类型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无因管理在实践中运用的很少，此种制度设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互帮互助。但是这一制度的功能也常常可以借助受益人的补偿义务、公平责任等制度来实现。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无因管理的案件较少。有鉴于此，将来在债法总则中，只需要对无因管理做简略的规定即可。另一方面需要规定一些特殊类型的债。我认为可以考虑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于一些特殊形式的债进行规定，主要包括如下几种:一是缔约过失责任。我国《合同法》第42条、43条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但严格地讲，缔约过失责任并不是合同之债。其不仅可以产生于合同订立阶段，也可以产生于合同终止后的情形。所以其与合同关系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不应当纳入合同之中，而应当单独规定。二是单方行为。单方行为也可以产生债。例如，悬赏广告就是因单方行为而产生的债，有必要在债法中作出规定。三是税收之债。此种债务本来是一种公法上的债，但公法上只是确立了行政权的行使和公民的纳税义务，突出了其强制性特点。在实践中，也存在着欠税以后不完全通过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方式，也有通过民事方法来征收税款的做法。另外，税务机关请求纳税人缴税，也应当以税收债权的存在为前提。更何况，税收债权在破产法上作为优先受偿的债权而受偿。在债法中，明确税收之债的相关内容，有助于税务机关以民事方法来实现税款的征收。

第三，债法总则与传统上属于商法内容的特别法的衔接。债权制度的确立，沟通了票据法、破产法、保险法等民事特别法对民法典的依存关系，并为这些民事特别法确立了适用的一般准则。许多商事制度实际上都是债法制度的具体化和发展。例如，票据权利的设定、移转、担保证明以及付款和承兑等都是债权制度的具体化。破产制度坚持债权平等主义，保护正常的债权债务关系，通过对资不抵债的债务人宣告破产，使债权人的利益在公平分配的基础上得以实现。保险合同是具体的债的单元，保险中的投保与承保、保险的理赔与追索、海损的理算与补偿等，都要适用民法债的规定。而从债的发生基础来看，商事活动领域出现越来越多的债的类型，例如，票据行为所发生的债的关系，无法归结到合同关系，票据的背书转让不能等同于合同的移转。为了寻找到一般的规定，有必要通过债的一般规定满足商事活动的需要，提供必要的法律规定基础。[35]为此需要在债法中就商法规则如何与其进行衔接设立必要的规则。

(四)婚姻家庭法、继承法的修改

《婚姻法》方面，有许多制度应当详细规定，例如，《婚姻法》中对子女的探望权问题虽然有所规定，但非常简略，实践中就探望权的问题经常发生争议。再如，关于未婚同居涉及的财产等问题，同居者的相互权利义务的规范，因为同居期间双方可能生育子女，由此引起对子女的抚养、监护等职责如何确立。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较多，这也引发了新的问题，父母对子女究竟享有何种权利，现行法的规定比较笼统、比较模糊。尤其是在夫妻离婚之后，对子女的权利究竟如何确定和行使?例如探望权的主体、行使方式、探望权被侵害时的救济，颇值得研究。有学者建议，未来民法典应当赋予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居所指定权、教育权、抚养权、财产管理权等，并明确父母依法应承担的义务[36]。此种观点也不无道理。此外，对离婚后子女的监护问题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继承法方面，我们对遗产的范围规定得过于狭窄，对于遗嘱自由的保护应当进一步加强，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也应当适当扩大(如增加第三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此外，对于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保护不够，实践中一些继承人通过隐匿财产、混同财产等方式逃避债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四、结语

制定一部面向21世纪的科学的民法典，不仅能够有效实现中国大陆民事法律的体系化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也将代表着大陆民事立法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也将充分表明我国法律文化达到的更高的层次。通过民法法典化的方式实现民法的体系化，不仅符合我国的成文法典化法律传统，是中国大陆实行依法治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也将表明我国法律文化的高度发达水平，更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具体表现。[37]我们的祖先曾在历史上创造了包括中华法系在内的灿烂的中华文明，其内容是何等博大精深!其在人类法律文明史上始终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并与西方的两大法系分庭抗礼，互相辉映。今天，中国大陆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已为民法典的制定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广大民法学者也做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制订和颁布一部先进的、体系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法典，不仅能够真正从制度上保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为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将为我国在二十一世纪的经济的腾飞、文化的昌明、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如果说19世纪初的《法国民法典》和20世纪初的《德国民法典》的问世，成为世界民法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则21世纪初中国大陆民法典的出台，必将在民法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

注释:

[1]karstenschmidt，diezukunftderkodificationsidee:rechtsrechung，wissenschaftundgestzgebungvordenge-setzswerkendesgeltendenrechts，1985，s．39．

[2]张礼洪:《民法典的分解现象和中国民法典的制定》，上海:《法学》，2006年第5期。

[3]lobinger，codification，in2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606，at609－10(1930，reissued1937)．

[4]valérielasserre－kiesow，《l’espritscien-tifiqueducodecivil》，indroits，n°45，2005，puf，pp．58－59．

[5][14]［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271、279页。

[6]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4页。

[7]李开国:《法典化:我国民法发展的必由之路》，重庆:《重庆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8]reinhardzimmermann，codification:historyandpres-entsignificanceofanidea，3eur．rev．privatel．95，98(1995)．at103．

[9]谢哲胜:《民法法典化的几种选择》，载张礼洪等主编:《民法法典化、解法典化和反法典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9页。

[10]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1页。

[11]石佳友:《民法法典化的方法论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12]christianwolff，institutionesjurisnaturaeetgentium，p．62．

[13]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北京:《人民法院报》，2003年4月30日。

[15]金可可:《论温德沙伊德的请求权概念》，北京:《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3期。

[16]麻昌华、覃有土:《论我国民法典的体系结构》，上海:《法学》，2004年第2期。

[17][18]［葡］平托著，法律翻译办公室、澳门大学法学院译:《民法总则》，1999年，第5、5页。

[19]［葡］孟狄士著，黄显辉译:《法律研究概述》，澳门: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法学院，1998年，第78页。

[20]郑玉波:《民法总则》，台北:台北三民书局，2003年，第63页。

[21]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1页。

[22][24][27]梁慧星:《为中国民法典而斗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22、47、57页。

[23]［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79页。

[25]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9～410页。

[26]谢怀??《论民事权利体系》，北京:《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

[28]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29]rehm认为，自主决定的利益其实和隐私权没有什么关系，不过仍然可以把这两种利益都放在隐私权下面来保护。gebhardrehm，justjudicialactibism?pri-vacyandinformationalself－determinationinu．s．andgermanconstitutionallaw，32u．west．l．a．l．rev．pp．275，278(2001)．

[30]jamesb．ruleandgrahamgreenleafed．，globalpri-vacyprotection，edwardelgarpublishing，2008．

[31]齐爱民:《个人资料保护法原理及其跨国流通法律问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32]张新宝:《信息技术的发展与隐私权保护》，长春:《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5期。

[33]《泄漏女星年龄网站被告索赔》，北京:《参考消息》，2011年10月19日，第9版。

[34]柳经纬:《关于如何看待债法总则对各具体债适用的问题》，郑州:《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35]魏振瀛:《中国的民事立法与法典化》，北京:《中外法学》，1995年第3期。

民法典未成年保护法篇6

   [关键词]监护亲权成年人监护监护人权利

   监护制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是传统民法的一项重要制度。但我国该制度的规定却显得粗糙简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立法技术的进步逐渐不能适应需要。时下正值民法典制定契机，有必要对其进行发展完善。在未来的监护立法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的处理。

   一、监护与亲权的分立

   我国监护制度最遭学者们非议的莫过于监护与亲权混沌一体。该制度规定在《民法通则》第二章“公民”的第二节，  通则第16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姐（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民法中父母只是作为监护人而非亲权人。这种未将监护与亲权加与区别而普遍适用于亲子与非亲子的大监护体制受到了激烈的批评。学者们认为亲权与监护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将亲权定义为：“父母基于其身份，对未成年人子女的教养保护为目的之权利义务之集合[1]”；其要点为：其一亲权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其二亲权权利两端对象分别为父母和子女；其三亲权是以保护教养未成年子女为目的；其四亲权既是权利也是义务，“父母不得抛弃其权利，也不许滥用[2]”。而监护是对不能得到亲权保护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合法利益实施管理和保护的法律义务。其要点为：第一监护是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设置的制度，目的在于弥补其行为能力之不足；第二监护亦可分为身体上之监护与财产上之监护。这样看来，针对未成年子女亲权和监护在人身和财产方面的作用颇为相似，然细分析之则不尽然，两者有诸多差别。比如亲权是基于亲子血缘关系产生，法律对其限制较少，而监护则在亲权之外，因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亲疏远近受国家的严格控制。再如在权利义务内容上，亲权人享受比监护人更为广泛的权利，如亲权人对子女的财产有无偿用益权和处分权，而监护人除为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使用其财产等等。可见，父母作为亲权人与作为监护人存在很大不同，其权利义务内容相差甚远，人为地消灭亲权制度，将父母由自由的亲权人降为受限制的监护人地位，是将基于亲子关系生而享有的亲权的立法剥夺。[3]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来，亲权与监护打破彼此独立的制度外延，以相向延伸的方式在权能层次上互相进入。许多学者由此提倡在未来的民法典以监护制度囊括亲权制度。本人认为这种提议值得商榷。诚然在亲权近代化的过程中，监护制度的许多要素被引入亲权，“在现代各国亲权立法中，亲权已由原来父母对子女的控制\统治关系转成为父母照顾监护子女为主的法律关系，亲权一词具有了浓厚的义务色彩。”[4]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亲权现代化下由古罗马的权力式亲权向义务式亲权转变的必然结果。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制度采纳了另一个制度的某些要素就否定该制度存在的独立性（毕竟它的精神内核并没有改变）。

   如前所述，亲权与监护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将两者揉杂在一起只会产生各种弊端，徒增麻烦。时下正值民法典制定之机，更应该去陈布新，大刀阔斧改变这种因历史原因造成的混乱局面。在体例上实行亲权与监护分别立法。一方面建立亲权制度。亲权是婚姻家庭领域的重要权利，也是宪法保护的基本人权之一，我国民法草案第三稿曾单独规定亲权，现行《婚姻法》23条实际就是亲权内容。只是当时在“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下，强行将亲权与监护制度合并，牺牲了立法的科学性。如今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时机和条件均更为成熟，我们应重新整合现有的立法体例，回复其科学性。因此，有必要重新设立亲权制度，详尽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在人身和财产方面的权利义务。与此相应，改造现行监护制度的内容，将其从现有的亲权、监护揉杂合体中剥离出来，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上，监护作为亲权的补充制度而存在，此外，监护还发挥着对其他行为能力欠缺与不足者弥补的功能。对于亲权与监护制度的去向安排，我们不妨借鉴国外的做法，在民法典中设立亲属编，以其统帅包括亲权、监护在内的各项具体亲属制度。如法国民法典第一卷人、第九编亲权、第十编未成年、监护及解除亲权；德国民法典第四编家庭法，第二章亲属、第三章监护；意大利民法典第一编人与家庭、第九章亲权、第十章监护与解除亲权；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四编亲属、第三章父母子女、第四章监护等。目前我国关于亲属法的内容散见于民法通则、婚姻法、收养法中，如今乘着民法典编纂的东风，改变这种零散的体例，建立统一、完整、相互补充的亲属制度，完成各亲属制度向民法典的回归。鉴于亲权与监护制度在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因而在内容设计上应注意两者的衔接。在亲权章节详尽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之余，监护制度紧接其后，以类似台湾民法中“除另有规定外，监护人于保护增进受监护人利益之范围内，行使负担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之权利义务”[5]的规定以示衔接。如此，两种制度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在各自的范围内达到对子女、家庭保护的目的。

   二、构建成年人监护制度

   “成年人监护制度和诸多社会现象一样，根植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深嵌在社会文化的母体之中，受制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风俗习惯等社会因素，关联着家庭、亲属等社会组织体系和保障机制，因而必然带有鲜明的地域性和历史阶段性，于个性之中折射出共同性来，于普遍性之中映照出共同性。”[6]我国现行的成年人监护制度范围太窄，监护层次也过于单一而且十几年未曾有过变化。反观国外，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近年来纷纷改革成年人监护法，使得该制度从理念到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因而当务之急应积极反思并重新构建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

   （一）成年人监护制度建立的背景

   （1）我国社会老龄化加剧。据联合国的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8550万，在这庞大基数上几乎每隔二十年呈几何级数增加。到2020年将达到1亿5647万，到2030年将达到2亿1596万。按联合国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然变成老年型人口的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高龄人口的急剧上升使得因年老而患上老年痴呆性疾病或其他身心障碍的高龄人得到照护的需求大大增加，尤其是患有老年痴呆病的患者和因其他疾病脑部受损者更需要有人加以照料。然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独生子女日益增多，社会少子化，家庭结构随之转变为以核心家庭为主。这样的小家庭实在难以负荷四位老人的看护与照料，对上述老人的监管也日益疏怠。老年人因体力和脑力随年龄增长而逐渐衰退，被欺骗、伤害和侮辱的例子层出不穷，。而立法却没有为上述老人提供保护和救济，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2）我国的成年人监护制度。历史上我国的成年人监护制度一直处于缺失或极不发达阶段。封建时代宗主意识浓厚，家族中若有未成年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须设置监护人，一切统属于家长，没有形成监护制度，更逞论成年人监护制度。[8]该制度的缺失状态直至清末法制改革方才有所变化。《大清民律草案》第四篇亲属部分第一次规定相关成年人监护的内容，如“受准禁治产宣告者，须置保佐人。”“成年人受禁治产之宣告时，须置监护人”，并规定以亲属会议对监护人、保佐人的监护行为进行协助、监督等等。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民法中也对亲属规定了监护制度，与台湾现行的监护制度无甚大区别。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六法全书，这些制度并未得以继承和扬弃。而我国现行监护制度没有提及成年人监护之名，对成年人监护立法只在我国《民法通则》第二章第二节作了原则规定。监护对象只限于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在监护层次上也没有根据行为能力的不同层次加以区别对待，只是笼统地规定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人加以监护。可见我国民法有关成年人监护的规定笼统抽象，可操作性差。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家庭结构的变化，修改原有民法规定，建立健全的成年人监护制度，以切实保障因年老而丧失或减弱判断能力的老年人之合法权益的必要性日益凸现出来。

   （二）对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几点构想

   （1）树立“保护成年人本人意愿，尊重本人决定的权利”思想

   “民法是权利的宣言，它肯定人的尊严与价值，肯定人的主体地位，肯定人与人的自由与平等，这种人文精神是民法文明内在深层的精神与内核，是现代民法文明的终极价值追求。对这一原则的民法回答就是对主体制度如何设计”[9]反映在监护制度上，即成年人监护制度设计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充分保障其残存的行为能力，体现“尊重人权，尊重受监护人的自我决定权和维持其生活正常化，以人为本”[10]的思想。这也是现代民法国极化发展的趋势。晚近，西方许多国家纷纷改革旧有的禁治产宣告制度，废除对自然人行为能力粗暴剥夺或限制的制度，在立法中更多的尊重本人的现存判断能力及对本人基本生活的自主决定权，使成年人监护制度更多体现出对人性、人权和个人尊严的尊重。

   （2）对具体制度的改革建议。

   1、突破原有的只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进行监护的局限，扩大被监护对象的范围，将因高龄而无法全部或部分处理自己事务的老年人列为需要保护的对象。对这部分老人的保护以辅助他们进行身体照料和财产管理为限，老年人不因此而丧失行为能力。保护人应尽力尊重老人的意愿及他们对自己生活的自由决断，使他们能够“假监护人之手，依本人意思融入普通人的正常社会”[11]“过普通的生活，参加常人的活动”。[12]

   2、在监护层次上，改变原有的单一局面，借鉴日本改革后的新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做法，突破传统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划分界限，而是按被监护对象的具体判断能力程度而设立监护、保佐、辅助三种的等级的监护制度。如对精神处于严重丧失状态者可实行监护，对严重心神耗弱者实行保佐，对老年痴呆症、身体障碍者实行辅助。其中监护的职责最重，保佐其次，辅助更次。

   3、承认意定监护的效力。所谓意定监护，指被监护人在具备完全判断能力的情形下，预先确定某人作为自己在欠缺判断能力时的监护人。成人意定监护的效力，正是“尊重被监护人自主决定权”的体现，也充分体现了民法对私法的尊重与保护。引进意定监护制度，丰富了我国监护类型的种类，它与现有的法定监护一起，共同发挥着对被监护对象的人身与财产之监管功能，“真正实现了监护的主动与被动保护的统一”[13]

   这样使得监护制度从整体上更多地尊重被监护人的意志，更细致地区分被监护人的需求，为生活中的弱者提供更人性化的保护和支持，确保他们与常人平等地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

   三。增加监护人的权利

   长期以来，我国监护人一直处于义务多权利少的不平衡状态。《民法通则》第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条等法律条文规定了监护人的多项职责，但对监护人享有哪些权利却没有明文规定。正是由于监护人履行职责没有相应的权利保障，使得监护成了“吃力不讨好”的负担，还可能有人身及财产受到损害之虞，导致实践中监护人难找，监护人不尽职的老大难问题，最终影响监护制度应有的作用。因此，在重新整合监护制度之机，应适当增加监护人的利益，使监护人在承担义务之机享有对应的权利，以此为驱动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动力。

   （一）规定监护人有获酬请求权

   纵观各国立法，关于监护人是否因监护行为取得报酬大概有三种类型：一为无偿原则，即法律明文规定监护是无偿的社会义务，监护人无法从中获取报酬，如前苏联和我国；二为有偿原则，即认为监护是一项有代价的职责，履行了职责就应该获得报酬，如美国和瑞士。三为补偿原则，法律规定监护是无偿的，但鉴于监护人付出监护劳动的艰辛及被监护人的财产状况而由监护权力机关决定给予监护人适当的报酬。如德国、法国和日本。

   由此可见，像我国实行绝对无偿原则的国家毕竟是少数的。监护人为履行监护制则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再由其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监护人显然违背了民法公平合理的原则，对经济困难的监护人而言更是如此。长期以往将严重打击监护人的积极性。我国1996年发生的闻名全国的“周璇遗产纠纷案”，其判决结果对监护人黄宗英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未来立法中，我们应借鉴其它国家和地区民法的规定，赋予监护人获得报酬请求权，考虑实际情况给予监护人津贴或者法院认为适当的报酬，使监护人在精神、物质两方面都能得到一定的补偿或满足，从而充分调动其履行职责的积极性。这样既兼顾了监护人的利益又不至于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使监护制度规定更具人性化。

   （二）规定监护人的辞任权或拒任权

   监护人由于智力、体力的相对欠缺或其他客观原因而难以为继监护职责时，法律应赋予其辞任权或拒任权。总结各国立法关于辞任或拒人的正当事由包括监护人年高、疾病、残疾、远离被监护人或已担任多项监护事务，及社会工作过于繁忙等等。鉴于此，建议我国规定监护人如有以下事由时可以要求辞任或拒任：（1）年满六十五周岁（2）有疾病或残疾难以正常履行监护职责（3）因照顾老人小孩或者患病配偶家务特别繁忙（4）已经承担两个以上监护责（5）现役军人或担任政府要职公务繁忙等等。这样既有利于减轻监护人的负担，又能尽量避免因监护人的原因使被监护人的权益受损。

   （三）确规定监护期限

   我国监护制度没有明确规定监护的期限。在实际生活中，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以18周岁为限。但对精神病人的监护往往为无限期，成为监护人一辈子的重负直到被监护人康复或死亡。长时间的监护加于一任监护人身上，极不公平，而其他潜在的监护人却处于闲散状态，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立法应对监护期限给以明确界定，这样既有利于被监护人也是对监护人的解脱。国外对此有明确的规定。《法国民法典》第491-1条规定：“除夫妻、直系卑血亲及法人外任何人无权对一成人的监护超过五年。期限届满，监护人要求替换，并应予以替换”。《瑞士民法典》的规定也很详细，第415条：“监护人通常任期两年；监护人任期届满，经一般认可，继续留任两年；监护人连任四年后，有权拒绝继续连任”。德国的监护期限经过92年修订后确定保护人的任期最长为5年，最低每隔5年要重新选任。参照之下，在未来立法我国的监护期限不妨也定为5年，最多可以连任两任，之后须重新确定监护人；其他暂未行使监护权的监护人有权对在任监护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在确定轮流监护人人选时应从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原则出发，同时应尊重被监护人的意愿。

   注释：

   1、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658页

   2、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659页

   3、陈棋炎等。《民法亲属新论》[m].台湾：三民书局，1990版，第354-355.页

   4、樊丽君《有必要设立亲权制度》，载《婚姻法修改论争》（李银行主编），光明出版社1999版，第393、388页

   5、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720页

   6、曹诗权。《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147页

   7、朱凡《现代监护法发展趋势及热点问题比较研究》载重庆大学学报2004年第10卷第3期

   8、杨大文《亲属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版，第313页

   9、李霞《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日本法观察》，法学论坛，2003年第5期

   10、余松林《关于建立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探析》，零陵学院学报2004年第2卷第3期

   11、李霞《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日本法观察》，法学论坛，2003年第5期

   12、[日]宇田川幸则《浅论日本关于成年人监护制度的修改》据涛中日民商法研究第一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87页

民法典未成年保护法篇7

[内容提要]近代民法典的结构是在罗马法体系基础上的改造,知识产权立法与近代民法典未能发生历史的机缘;现代民法典编纂运动尝试接纳知识产权制度,但至今尚无成功的立法例。当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综合性、开放式且最具创新活力的法律规范体系,不宜将其全部植入民法典。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宜在民法典中作原则规定,但同时保留民事特别法的体例。[关键词]民法典编纂、知识产权立法、民事特别法目次一、失之交臂：近代民法典编纂与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二、并非范式：现代民法典体例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三、民事特别法：当代知识产权立法的通行体例四、我国立法选择：民法典一般性规定与民事特别法专门规定结语关于知识产权制度与未来民法典之关系，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不少民法学者主张在民法典的框架内，整合一个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财产权体系，其理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手段基本是民事性质的，应将这一权利与其他财产权等同看待，并纳入民法典进行规范；国外已有民法典规定知识产权之立法例，我国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中，亦专节规定了各类知识产权，因此这一制度应成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试以范式民法典为参照系，从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相结合的角度，探讨知识产权立法体例与民法典编纂之关系，希冀为我国民法典体系的设计提供些许有益的思想资料。一、失之交臂：近代民法典编纂与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知识产权制度是近代法制史上的新页，是科学技术与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般认为，英国于1623年制定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即《垄断法规》），1709年制定第一部著作权法（《为鼓励知识创作而授予作者及购买者就其已印刷成册的图书在一定时期之权利法》，即《安娜法令》），法国于1857年制定第一部商标法（即《关于使用原则和不审查原则为内容的制造标记和商标的法律》），是为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开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的确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自18、19世纪以来都先后开始了知识产权的立法活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立法例有：美国1790年《联邦版权法》、法国1793年《作者权法》、德国1837年《保护科学和艺术作品的所有人反对复制或仿制法》、日本1899年《著作权法》；美国于1790年、法国于1791年、德国于1877年、日本于1885年先后制定的专利法；英国于1875年、美国于1870年、德国于1874年、日本于1884年先后颁布的商标法。上述知识产权立法与近代民法典编纂都未发生历史的机缘。英美法系国家有着自己的法律传统，没有形式意义上的民法即民法典的存在。英美学者在学术上将私法分为合同法、侵权行为法、财产法、信托法、家庭法等部分，上述规范在法律形式上以判例法或制定法的形式存在。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知识产权法都表现为制定法的形式，历来都是一种独立的财产法律制度，并不涉及民法典编纂的问题。大陆法系国家承受了古罗马法典化的传统。作为近代范式民法典的法国民法与德国民法，其编纂活动分别完成于19世纪初叶与末期，他们的民法典体系取材于罗马法的《法学阶梯》或《学说汇编》；其知识产权立法早在民法典编纂之前大体就绪，且这些新兴的财产权制度又多为英国的“舶来品”。因此近代欧洲大陆的范式民法典未能将知识产权制度纳入其体系之中。关于其立法动因，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释：1、近代知识产权制度是从特权到私权嬗变的产物近代知识产权法的孕育，经历了封建特许权制度近三百年的长期阵痛。与保护精神产品相关的封建特许权，包括印刷专有权和产品专营权，它以敕令或令状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独占许可证或赋予经营者专门制造、销售某种产品的权利。这种封建特许制度的受益者主要是印刷商、企业主以及颁发许可证的统治者，而不是从事智力创造活动的作者、发明者。这一制度不仅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禁锢思想文化、控制经济利益的需要，而且决定了原始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点。封建特许权的存在意义在于它同近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具有某种历史连接作用。在欧洲，出版特权或专营权授之于封建君主的有限地域，且往往有一定的期限，因而酿成了被许可人的排他的权利意识。他们认为对于印刷品、专营品应产生一种新的所有权，而不仅仅是行政庇护的特权。尔后，由于封建王朝的衰落与市民阶级私权观念的进化，他们开始主张这种印刷专有权、产品专营权不应由国王特许才产生，而应基于创造者“精神所有权”的转让而取得。“精神所有权”的理论认为，对于其创造者的思想以及基于思想所产生的物化产品都享有所有权，这种精神产品的权利也是所有权一种。十分明显，“精神所有权”已具有近代知识产权的基本含义了。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人享有的无形财产权，是为法定之权而不是特许之权，直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才得以形成，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将思想作为精神财产，称之为“自然和不可废除的人权”，并确认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立法使知识产权由公法领域进入私法领域，由特权转变为私权。法律制度在发生质的转变的同时，也保留了某种历史的惯性，即多数知识产权具有国家授予的特征。这种权利取得的国家授予性与权利产生的本源性并不是矛盾的。美国学者认为，创造性活动是知识产权产生的“源泉”（source）,而国家法律规定则是知识产权成立的“依据”（origion），因此知识产权是一种法定的有限制的独占权利。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有别于传统财产权法所生存的私法环境，因而近代立法者在法律体系的设计与安排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从特权到私权，反映了近代知识产权的属性变化，但并非表明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采用相同的立法形式。2、近代知识产权制度是私权领域中财产“非物化革命”的结果在罗马私法体系中，财产权制度是一个物质化的权利结构体系。罗马人基于财产的主要构成限于有体物的认识，构建了物与物权制度。他们以物为客体范畴（主要是有形的物质客体-──有体物，也包括无形的制度产物，即除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利-──无体物），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以所有权形式为核心的“物权”制度，建立了以物权、债权为主要内容的“物法”体系。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产构成中，出现了所谓抽象化、非物质化的财产类型。以知识、技术、信息为主要内容的“知识财产”，有别于以往物质形态的动产、不动产，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另类客体。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写道：诸如精神技能、科学知识、艺术以及发明等，都可以成为契约的对象，而与买卖中所承认的物同一视之。此类占有虽然可以像物那样进行交易并缔结契约，但它又是内部的精神的东西。十分明显，传统的物化财产权结构是无法包容抽象化、非物质化的知识财产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继承并发展了罗马法的传统，将客体物分为有体物与无体物，同时扩充了无体物的范围。后者专指具有财产内容的权利，其中，除了民法典所规定的债权、股权外，还包括新兴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本归为动产物，以后又被划归到更具重要价值的不动产类别中。1896年德国民法典在继承罗马法传统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德意志民族风格。其立法文件不承认无体物，所谓物仅涉及有体物的概念。但在学说中，知识产品可以称为“无体物”，但它不能归类于物权法的客体物范畴,而仅是知识产权法规范的客体。概言之，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是罗马法以来财产权领域中一场深刻的制度创新与变革。无论“法学阶梯体系”（法国法）还是“学说汇编体系”（德国法），都只是在罗马法编纂基础上的改造，知识产权这一新兴财产权制度未能进入传统民法典的体系范围。3、近代知识产权制度尚未形成一个体系化的财产权利族群知识产权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而依法享有的权利，是一个属于民法范畴但又相对独立的财产权制度体系。将一切来自知识活动领域的权利概括为“知识产权”，最早见之于17世纪中叶法国学者卡普佐夫，后为19世纪比利时法学家皮卡弟所发展。皮卡弟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范畴，它根本不同于对物的所有权。在近代法时期，以知识产权的名义实现权利制度的体系化，并未在立法活动中得以实现。换言之，“知识产权法是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律规范的一个总称，这一称法是虚设的，是一种理论概括”。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是近代欧洲知识产权制度兴起的时期，专利法、著作权、商标法在西方国家陆续产生。毫无例外，上述法律都是以单行立法的形式出现，既没有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也没有将各个法律进行整合而编入民法典。1804年法国民法典明确肯定商标权应与其他财产权同样受到保护。这一规定不过是对商标权即为财产权的民法定位，并无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立法意义。正是在民法典这一基本法的指引下，法国于1857年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影响的商标法。毋庸讳言，对各项知识产权进行体系化整合并作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无疑在立法技术方面存有困难。对此，法国学者指出，“多数情况下，有形财产整体性地置于单一法律规则的体系内加以调整。例如，所有权在涉及到有形不动产或动产时，总是具有同样的内容。诚然，两种不同财产的地位并不总是相同，但这并不能否认内容丰富的有形财产所有权的一些一般规则的存在”；“相反，无形财产具有不同性质，它们不能置于同一的法律体系而只能置于一系列独立的、不同的体系，存在于一定的期间。”可以说，由于民事立法技术的原因，近代立法者并未像构建物权体系那样，将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整合成一个概括的、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近代民法典的编纂，自是“言必称罗马”，诸如物权、债权、继承权等财产权都可以从罗马私法体系中找到它的雏型，而知识产权难以在传统的体系中与物质化的财产相融。基于罗马法以来法典化的传统，加之立法技术的不能，知识财产终究未能以体系化的权利制度出现在近代社会的范式民法典中。二、并非范式：现代民法典体例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自20世纪以来，知识产权制度有了长足的发展：基本规范不断完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一体化、现代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尝试将知识产权制度编入本国的民法典，并在90年代兴起的第二次民法典编纂运动中形成高潮。我国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民法典编纂的巨大进步，弥补了近代范式民法典的一大缺憾。还有的学者以此立法例为范式，主张在未来的民法典中规定一个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大一统的财产权体系。笔者对上述观点持有疑虑，现试就几个“范式”立法例作出具体分析：意大利民法典。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在大陆体系的法典化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成为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一种参照系，而且对秘鲁1984年民法典及其他美洲国家的民法典的改革方案产生了影响。在此之前的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主要效仿的是法国模式，1942年民法典在部分保留原法典痕迹的同时，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规定了工业化进程中在企业和劳动关系方面出现的新问题。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问题、新关系、新制度，就规定在民法典的“劳动”编中。该法典第六编冠名为“劳动”，实际是关于劳动关系、公司（合伙）、合作化、企业、知识产权、竞争与垄断等规范的混合编。意大利民法典所涉及的知识产权主要为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商号权。其中，标记性权利规定在名为“企业”的第八章，包括第一节“一般规定”、第二节“商号和标识”、第三节“商标”；创造性权利规定在题为“智力作品权和工业发明权”的第九章，包括第一节“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著作权”、第二节“工业发明专利权”、第三节“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意大利民法典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有两个缺陷：第一，该类规范是关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原则性规定。即主要规定各类知识产权的性质、对象、内容、主体、转让等，即是具有私法内容的规范性条款。民法典强调有关权利的取得、行使及其存续期间由特别法加以规定。实际上，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之外，各种知识产权专门法依然存在。知识产权在民法典中的规定，是象征性、宣言性的，缺乏实际操作的意义；第二，知识产权在民法典中的制度安排，分设为“企业”与“作品权和发明权”两章，此类体例设计无疑割裂了知识产权的完整体系。同时，现代知识产权法已成为门类众多、权项庞杂的规范体系，民法典仅规定了四类知识产权，显见其体系的包容性不足。由上可见，意大利1942年民法典很难说是一个关于知识产权立法的范式民法典。荷兰民法典。荷兰是新民法典编纂运动的杰出代表。早期荷兰的私法体系基本上是法国法的翻版，自19世纪末开始受到德国法的影响，至20世纪在糅合“法学阶梯体系”与“潘得克吞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荷兰民法典结构。1992年荷兰民法典分为10编，包含传统的民法、商法，以及消费权益保护法和其他私法法规，并把具有重要价值的判例也编入其中。[12]该法典第九编是为“智力成果权”。根据立法计划，“智力成果权”即知识产权，包括当时拟定的专利、商标、版权、商号等。其中，具有私法性质的条文纳入第九编，那些具有行政、程序法和刑法性质的条文则另置他处。民法典中关于知识产权编的设计，后来由于立法技术上的困难而被取消。[13]另一重要原因是，自《马斯特里赫条约》签订之后，欧盟一直致力于制定一个适用所有成员国的“欧共体法”。人们认为，“欧共体法”不是国际法，它与相关国际公约不同，是一个超国家的法。自荷兰民法典颁布后，欧共体先后制定了统一商标法、专利法以及其他知识产权条例，所有的成员国需要与其保持一致，而不能进行补充和修订。[14]荷兰学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将上述法律搬到新民法典第九编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不仅仅包含私法的内容，而且各类知识产权有不同的转让、设质的规则，可见知识产权已难以融于民法典体系之中。[15]俄罗斯民法典。1922年苏俄民法典有关财产权各编分别是所有权、债权、继承权，没有涉及知识产权。1961年的苏联民事立法纲要及后来的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民法典既弥补了以往的不足，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缺憾，具言之：该民事立法纲要及民法典在第四编、第五编、第六编中分别规定了著作权、发现权和发明权，上述制度列入民法典之中的限于是调整有关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和人身非财产关系的规范[16]。这一体例设计是对1922年民法典体系的重大突破，但这三编并没有总括为“知识产权”编，同时它将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在内的工业产权排除在外，其有限的内容也不可能概称为知识产权。1991年的苏联民事立法纲要推动俄罗斯民事立法模式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民事立法纲要的基本结构是总则、物权、债权、著作权、在生产中利用发明的其他创作成果的权利、继承权、国际私法规则，共7编。其中，除著作权以外的“创作成果的权利”包括专利权、外观设计权、商标权、商号权、合理化建议作者权、商业秘密权、植物新品种权。[17]1994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18]不完整地再现了这一纲要所设计的模式，拟定的知识产权编为第五编，冠名为著作权和发明权，没有包括专利权和商标权。事实上，1992年9月，该国已经以特别法的形式颁布了“专利法”和“商业标记法”。这部被称为独联体国家的“示范民法典”尚未完成世人关注的“知识产权编”，但其总则在“民事权利的客体”一节中已涉及到知识产权的有关问题。立法者将“信息；智力活动成果，其中包括智力活动成果的专属权（知识产权）”与物、工作和服务、非物质利益等同列为权利的客体。新的俄罗斯民法典关于知识产权的规范有两点值得检讨：首先，总则拓宽了权利客体的范围，一是承认作为财产权利的无体物，将知识产权本身也作为客体；二是将信息及智力活动成果作为另类客体，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物。但是总则关于“智力活动成果，其中包括智力活动成果的专属权（知识产权）”的规定，将两类客体混为一谈，令人费解；其次，民法典拟定的知识产权编限于是著作权和发明权，其他知识产权则以特别法形式出现，这就肢解了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与1991年民事立法纲要的初衷相去甚远。越南民法典。1995年越南民法典是后社会主义国家民法典编纂运动的产物，其体系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受到1991年的苏联民事立法纲要和1994年俄罗斯民法典的影响。越南民法典专编系统地规定了知识产权，在法典于1996年生效之时，同时废止了1989年“工业所有权保护法”、1994年“著作权保护法”、1988年“引进外国技术法”。越南没有象意大利、俄罗斯那样采取基本法与特别法并用的方法来规定知识产权，这在世界立法例中是不多见的。越南民法典第六编名为“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权”，含“著作权”、“工业所有权”、“技术转让”三章。其中：第一章“著作权”，计35条，规定了作者与著作权人、受保护作品、著作权内容、作品使用合同、邻接权等，几乎是将一部著作权法移植入民法典之中；第二章“工业所有权”，规定了主要的工业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地理标记权。该章计26条，规定了工业产权的标的、工业产权的确立、工业产权的主体、对工业产权的限制、工业产权的保护。从上述规范内容来看，第二章多为工业产权的私法规范，关于专利与注册商标的申请、审查、异议、复审、核准、管理等均未涉及。这些程序性规范显然无法包容在民法典之中，而只能以条例、规章的形式另行加以规定。第三章“技术转让”，计17条，规定了技术转让的标的、技术转让权以及技术转让合同。专利权、商标权以及技术秘密权的转让，均可以适用上述规范。应该说，越南民法典在知识产权立法体例上颇具代表性，是至今为止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最为集中与完善的一部民法典，但它的示范作用也是有限的。该法典仅仅规定了传统的主要知识产权类型，而对新兴的知识产权制度没有予以回应；同时，该法典似乎像其他民法典一样，无力解决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问题，有关知识产权的程序性规范、行政法与刑法规范只能交由单行条例或其他法律部门来完成。[19]20世纪以来，几个有代表性的民法典对传统的财产权体系进行了改造与突破，以不同的体例和方式规定了知识产权编，这无疑是民法典编纂活动中的一种制度创新。这一变革缘于人们对知识产权本质属性的认识。在历史上，知识产权经历了一个“封建特许权——精神所有权——无形财产权”的发展过程；在今天，知识产权则已成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承认的私权，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20]笔者以为，知识产权是民法对知识形态的无形财产予以权利化、制度化的产权形态。客体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特性，但其私权的基本属性与物权、债权等并无实质性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说，立法者将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同置于民法典，其动因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由于知识产权的自身特性和立法技术的诸多困难，民法典难以将知识产权制度融入其体系之中。上述民法典的起草者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将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则全部纳入民法典，这无疑是法律规范的位置平移。由于涉及诸多公法规范的处理，这一方式难以适用于所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如越南法）；二是从各类知识产权抽象出共同适用规则和若干重要制度规定在民法典中，但同时保留各专门法。此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权立法的纯洁性与形式美，但其实质意义不大，且在适用中多有不便（如意大利法）。总体说来，现代民法典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但却是不足效法的。三、民事特别法：当代知识产权立法的通行体例单行立法是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通行做法，这一体例在英美法系国家是以专门法律制度的形式出现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则是民事基本法之下的民事特别法。20世纪末，采取知识产权单行立法传统的法国将23个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单行法律法规整理汇编成统一的法典，这即是1992年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有学者认为，该法典是世界上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第一部法典，有可能成为21世纪知识产权法与民法普遍分立之典型。[21]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既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二百多年相关立法经验之结晶，也是回应当代经济、技术发展进行制度创新之成果，其立法成就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该法典并没有改变其作为民事特别法的基本地位和本质属性，其理由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首先，在法国，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商法依然是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的译者黄晖博士对此写道：1804年法国民法典颁布时，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没有现在这么突出，民法典也没有针对知识产权的专门规定。因此，法国决定对知识产权采取单独立法的方式后，十分注重处理其与民法、商法等一般法的关系问题，并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民法典关于有形财产权的很多规定不能直接适用于知识产权；为保护作者权益免遭损害，对契约自由进行大量限制；有关智力创作的劳动合同不影响作者享有精神权利和思想权利；有关著作权与婚姻和继承的关系也存在不同于一般法的特别规定。除上述例外规定外，作为民法典的基本法所规定的普遍原则仍然是适用的。[22]这说明，法国知识产权法典与法国民法典是体系分立的两部法典，但并非是地位平行的两部法典，它们仍是一种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在私法多元体制中，民法典是作为民事普通法或基本法存在的，它规定的是私权的一般问题；而知识产权法典则属于特别法，它对知识财产的特别问题作出专门规定。将两部法典作出上述区分的意义在于：在知识财产问题的法律适用方面，知识产权法典的适用应优先于民法典。前者有专门规定的，应优先适用其规范；无特别规定的，则应适用基本法规范。可以说，知识产权法典虽冠名为法典，但并没有改变其民事特别法的基本地位。其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专门法规系统化的特殊形式。一般意义的法典，不是已有规范性文件的简单汇总，而是在原有法律规范基础上经过加工、整理而成的系统化的法律文件。法国立法者将知识产权的各种单行立法进行整合、编修，实现了法典编纂的基本要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在立法技术上有两个优点：一是体系完整。该法典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学和艺术产权，规定有著作权、邻接权、数据库作者权等；第二部分为工业产权，规定有外观设计权、发明专利权、技术秘密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商标权以及其他标记权等；第三部分为在海外领地及马约尔属地的适用。就其基本制度来说，法典几乎囊括了现代知识产权的全部内容。二是内容谐调。该法典较好地处理各项知识产权制度的内部关系，避免了原单行立法出现的各种冲突。例如计算机程序应受著作权保护而不得授予专利；对数据库制作者的保护独立于著作权对数据库或其组成部分的保护；植物新品种不受专利保护而取得专门权利；有关著作权、外观设计权、人身权、地理标记权、商号权等在先权利的标记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注册等。但是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显然遗漏了法典编纂的一个要素，即缺乏各项知识产权制度共同适用的原则和规则，立法者未能也许不可能设计出一个与民法典相同的总则。正如译者黄晖博士所指出的那样，“1992年颁布法典时只是将当时的知识产权各部门法汇集到一起，体例上仍然保持相互独立，1994年为加强反假冒力度修改法典时也只有遵循这一体例”。[23]由此可见，在立法技术上，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各类法律法规的汇集，是专门法的系统化，它没有改变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民事特别法的根本属性。以法典形式出现的法国知识产权制度，在相关立法体例上并没有走出多远，从世界范围来说，民事特别法仍然是大陆法系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首选模式。笔者以为，作出以上选择，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理由：第一，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规范体系。知识产权制度从其产生之初，即是以综合性法律规范、多样性法律制裁措施为其主要特征的专门法律，它与作为民法典的民事基本法有着显著的差别。知识产权制度本为保护创造者权利之实体法，但在立法中一般规定有权利取得程序、权利变动程序、权利管理程序、权利救济程序等，即在实体法中规定了程序法的内容，程序法依附实体法而存在；知识产权制度本为规范个人知识财产权利之私法，但在立法中多设有行政管理、行政处罚及刑事制裁等公法规范，[24]在立法技术上具有私法与公法规范相结合的特点。诚然，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的特殊性，并不影响其作为民法体系组成部分的本质属性，但是从知识产权规范的特殊性出发，则需要在民法典之外对这种综合性法律单独立法[25]。如果将知识产权制度全部纳入民法典，则大量存在的程序性规范和公法规范将会使民法典在体系上难以协调，相关条文在性质上将难以兼容，民法典也就无法实现其形式上的“审美要求”；如果将知识产权制度根据其规范性质不同，分别纳入民法典和进行单独立法，则会造成同一法律制度被人为割裂的状况，徒增法律运用的不便。第二，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开放式的法律规范体系。与近代法所涵盖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相比，现代知识产权已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法律体系，借用《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的规定来表述，它是一切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由于智力活动所产生的权利制度的总和。[26]自新技术革命从20世纪中叶兴起，知识经济不仅孕育了“知识＝财富”的新的财产观，而且促生了新的知识财产制度。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边缘保护法”，即采用专利权和著作权的若干规则，创设了一种新的制度即“工业版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即属此类；二是“单独保护法”，即为特殊的知识产品设定“准专利”或类似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植物新品种权与域名权即属此类。在新的知识产权制度继续出现的同时，旧的相关制度也逐渐演变成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新成员，其中最具意义的就是商业秘密与反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是一种无形的信息财产，它与专利技术不同，其权利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性，也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权利的效力完全取决于商业秘密的保密程度。正是由于这一特性，大陆法系国家长期采取合同法或侵权法的保护方法，商业秘密不包括在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之中。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商会（iCC）率先赋予商业秘密以产权属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其成立公约中亦暗示商业秘密可以包括在知识产权之中。至90年代，《知识产权协议》专门规定“未公开信息”的保护问题，确认商业秘密属于知识产权范畴。此外，反不正当竞争亦与知识产权有密切关系。最初，竞争法对于知识产权仅是一种补充保护，意在为各类知识产权制度的交叉领域或真空地带提供兜底保护。而在现代社会，反不正当竞争已归类于知识产权法领域。《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67年斯德哥尔摩文本将专利技术、经营标记与制止不正当竞争同列为工业产权的对象，1967年《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将反不正当竞争的权利纳入知识产权范围，1993年《知识产权协议》强调缔约方遵守《巴黎公约》的有关条款，即确认反不当竞争作为知识产权组成部分的规定。上述情况表明，现代知识产权法正处于不断发展、变革的过程之中，其权利制度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法律体系。如将这种频频变动的法律置于一个需要相对稳定的民法典，显然是不合适宜的。第三，现代知识产权是一个不断创新的法律规范体系。现代化、一体化是知识产权立法的两大趋势，前者动因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后者受制于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知识产权法从其兴起到现在具有三四百年的时间，基于科技革命而生，由于科技革命而变，其制度史本身就是一个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产权制度无疑是“制度文明的典范”。[27]自20世纪下半叶至今相继出现的新技术革命与信息革命（或称为知识革命），使得现代知识产权法总是处于剧烈变动的状态。著作权法告别19世纪的“印刷版权”时代，走过20世纪的“电子版权”时期，继而开始“网络版权”的新纪元。这一进程使得传统的著作权保护范围在不断扩大，新的著作权权项陆续产生，著作权效力在虚拟空间逐步拓展；专利法大大缩小非专利对象的范围，着力保护化学物质和药品专利，增加微生物品种及方法专利。这一最具“科技含量”的法律制度，在实现立法现代化的目标之后，又面临着21世纪基因技术专利问题的挑战；商标法在网络空间里，不仅涉及到传统商标制度的变革（例如商标权地域性与因特网国际性的冲突、商标分类保护与网上商标权排他性效力的矛盾、网上商标侵权形式的变化与侵权责任的认定等），而且必须考虑域名保护制度的创新（例如域名的登记与审查、域名权的性质与内容、域名权与其他在先权利的冲突、域名权的保护与域名纠纷的处理等）。知识产权法不仅要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立法现代化，而且要在全球范围建立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即通过制度改革实现立法的一体化。在国际社会里，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经济、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乌拉圭回合的一揽子谈判，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形成了《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与《知识产权协议》三大主体制度。由于世界贸易组织与上述公约的有效运作，知识产权保护现已成为国际经贸体制的组成部分。从国际范围看，知识产权制度进入了一个统一标准的新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各国立法者不得不“修纲变法”，按照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重新审视本国知识产权制度。正是基于上述情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产权法处于频频修订之中。据资料记载，发达国家的著作权法平均不到10年即修改一次[28]。法国知识产权法典颁布后的6年间先后12次进行修改和增补[29]。中国商标法、专利法自制定后分别于90年代初和新千年伊始进行两次重大修改。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法律修改活动都是在专门法的形式下完成的，而具有系统化、稳定性特征的民法典，则不具备上述便利。四：我国立法选择：民法典一般性规定与民事特别法专门规定我国民法典草案目前正处于法案草拟、专家认证阶段，对知识产权制度作如何处理，当是不容回避之重大问题。民法典是否接纳知识产权制度，赞成派与反对派的意见各执一端。在过去较长的时间里，笔者与一些民法学者、知识产权学者反对将知识产权制度纳入民法典。比较各国立法例，本人得出以下结论：凡是范式民法典都无知识产权编，凡是编入知识产权的民法典都不是范式。为此，我以《知识产权制度不宜编入我国民法典》为题在2009年9月29日的《法制日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30]同年10月，笔者参加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召开的民法典草案的专家讨论会，聆听了起草者及各位学者的意见，进而调整了我对这一问题的立场。从最初提交讨论的民法典草案来看，知识产权已被列为专门一编，含有一般规定、各项权利规定、其他规定共100多条款项。可以说，该类法律制度是平行移植到民法典而成为“知识产权编”。在这次会议上，本人对此提出异议（其理由参见本文第二、三部分），但同时提出修正案，即民法典仅对知识产权制度作一般规定，其单行法依然保留。笔者作出上述修正，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第一，知识产权是私权。对此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在其前言中已作明确宣示。知识产权虽是知识类无形财产的权利形态，但其基本属性与财产所有权无异，都应归类于民事权利的范畴。将无形财产权在民法典中作出反映，有助于与有形财产权形成完整的、丰富的财产权利体系；第二，知识产权是受民法典保护的权利。知识产权法虽含有若干程序法、公法性的规定，但依然是以实体法为基础的私法制度，隶属于民法这一法律部门。民法典作为民事基本法，在法律分类上具有更高的位阶和权威。在民法典中对知识产权进行明确定位，有助于维系这一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第三，知识产权已在我国民事基本法中作出原则规定。1986年《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三节专门规定了知识产权，仅为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及其他科技成果权的列举性、宣示性条款，无其他实体性规定内容。《民法通则》集中而概括地描述了知识产权基本制度，并将其与其他财产权及人身权合为民事权利专章，在当时被称为是民事立法上的创举。考虑到立法体例的传承性，未来中国民法典对知识产权作出一般性规定，并无不可。关于知识产权的新的立法体例，即民法典作一般规定和特别法作专门规定之立法方法，与他国民法典的知识产权编是有所不同的。意大利民法将各种知识产权制度的私法规范编入法典，但相关专门法律照样存在，徒增法律适用之不便；越南民法将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全部纳入法典，但其权利种类顾此失彼，公法规范不能进入，更难言有可取之处。日前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知识产权论坛上，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权威人士称：wipo并不赞成在民法典中详细规定知识产权问题，作出此类立法例的国家如意大利、俄罗斯、越南等正在反思这个问题。但是wipo认为，在民法典中就知识产权问题作出一般规定是可以的，也是有益的。民法典中的“知识产权编”，仅是一般性规定，其相关条款的规定应考虑遵循以下规则：首先，民法典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与一般制度，应适用于各项权利制度，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基于上述规范的普遍适用性，“知识产权编”不另作规定；其次，“知识产权编”所规定的一般性条款，应是从各项知识产权制度中抽象出来且共同适用的，该编并不影响相关民事特别法的独立存在；再次，“知识产权编”着力描述的应是该类制度与其他民事权利制度的不同之处，即基于知识产权制度特性所体现的一般性规范。具体说来，可包括知识产权的性质、范围、效力、利用、保护等。笔者试拟条款如下：第一条[知识产权的性质]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说明：本条旨在阐明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知识产权是民法对知识形态财产进行法律调整的结果，是从传统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新的独立的财产形态。尽管知识产权具有自身的法律特征，但是在“私权”这一本质属性方面，与其他民事权利并无二致。这一条款是对《知识产权协议》关于“知识产权为私权”的立法回应，是对知识产权在私法领域中地位的明确肯定。第二条[知识产权的范围]知识产权包括以下权利：（一）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二）专利权；（三）商标权；（四）商号权；（五）原产地标记权；（六）商业秘密权；（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八）植物新品种权；（九）反不正当竞争权；（十）其他知识产权。说明：本条旨在概括知识产权的体系范围。以我国参加的《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知识产权协议》等主要国际公约为基础，以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为依据，将知识产权体系界定为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三大主体制度和其他知识产权制度。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有关商事主体的名称权宜称之为商号权，企业名称权的说法有失精确。在国际公约中，商事主体的名称，多称为商号或厂商名称。我国相关立法文件习称为企业名称。其实，企业不是生产经营者的唯一主体形式。《民法通则》规定，“法人、个体商户、个人合伙享有名称权”。因此，商号权是一切商事主体所享有的专用标记权，较之企业名称权有更大的包容性。第二，发明权、发现权不是具有私权性质的知识产权，该类权利只是取得荣誉及获取奖励的权利，相关智力成果的权利是为国家所有，即归属于公有产权。除《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及少数公有制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与国际公约都没有承认发现权、发明权的私法性质。该项制度似可归类科技法，“知识产权编”不宜规定。[31]第三，《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斯德哥尔摩文本与《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均将反不正当竞争的权利纳入知识产权的范围。《知识产权协议》强调缔约方应遵守《巴黎公约》的有关条款，应理解为承认反不正当竞争的知识产权属性。“知识产权编”作出相应规定，有助于对各知识产权制度之间产生的交叉部分、空白地带给予补充保护，如对商品假冒、欺骗性宣传、商业诽谤、滥用工业产权专有权等行为进行制裁。第四，“其他知识产权”是一个“兜底条款”，以弥补上述权利列举性规定之不足。鉴于知识产权体系的开放性、动态性特征，作出这一规定是适宜的。诸如传统知识的保护、数据库的保护、生物多样化的保护、网络域名的保护等，相关权利制度的建立正在探讨之中，倘若有关单行立法正式出台，依照该项条款亦可纳入“知识产权编”中。第三条[知识产权的效力]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及其限制和例外、保护期限、地域效力等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确定。说明：本条旨在界定知识产权的效力范围。这是与财产所有权的主要区别所在，有必要专门规定。知识产权的效力包括权项内容及权利限制两大部分。前者涉及知识产权的使用权、禁止权等权利行使问题，后者涉及权能限定、时间限定、地域限定等权利限制问题，其具体内容由专门法律、法规加以规定。第四条[知识产权的利用]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可以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其知识产权，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知识产权的转让或者许可使用，除法律或合同另有规定之外，不意味着相关信息的有体介质（载体）所有权的转移。反之亦然。说明：本条旨在说明知识产权的利用方式及法律后果。第一款说明知识产权的利用方式，主要是转让与许可使用。转让意味着知识产权的财产权利的全部让渡，即知识产权主体的变更。许可使用只是表明知识产权中的一个或几个权项的有条件利用，即形成同一客体为不同主体同时使用的情形。这是与有形财产使用的不同之处。第二款说明知识产权利用的法律后果，即在转让与使用中知识产权与所有权的关系。具言之，智力成果所体现的知识产权与智力成果之有形载体所体现的所有权，是两种不同的财产权利，除有特别规定或者约定之外，转让或者许可使用其中一种权利，并不意味涉及另外一种权利。第五条[与在先权利的关系]从事智力创造活动，享有及行使知识产权不得侵犯他人的在先权利。说明：本条旨在说明知识产权与在先权利的关系。在先权利是指先行合法存在并得到保护的其他民事权利。相对某一知识产权来说，在先权利可以是其他知识产权，也可以是其他民事权利。知识产权不得对抗在先存在的其他民事权利。关于各项知识产权及与相关权利的冲突，国际公约及国内立法都规定有尊重在先权利的基本原则，知识产权不得对抗在先存在的其他民事权利，例如，不得擅自将他人的美术作品用作申请外观设计专利、不得将他人的肖像、姓名作为注册商标的标记等。这一规则是其他民事权利制度所不具有的，“知识产权编”应特别作出规定。第六条[知识产权的保护]国家保护依照法律、法规取得的知识产权。侵犯知识产权的，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侵犯知识产权构成对行政管理秩序侵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说明：本条旨在规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及侵权责任。在各类知识产权中，除著作权、商业秘密权外，大多数知识产权须经国家机关的确认。尽管创造性活动是知识产权产生的本源，但国家机关的授权行为是该项权利得以成立的必经程序。国家法律保护的是依法取得的知识产权。侵犯知识产权的法律责任主要是包括损害赔偿在内的民事责任，但在侵权行为构成对行为管理秩序侵害或情节严重、构成犯罪时，还须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第七条[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知识产权权利人不得滥用其知识产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竞争者的合法利益。滥用知识产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家有关行政机关可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给竞争者造成损害的，应承担损害赔偿或者其他民事责任。说明：本条旨在规定知识产权滥用的禁止及其法律后果。“权利不得滥用”本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本条的规定使得该项基本原则得以具体化，同时与《知识产权协议》的原则精神相一致。[32]第八条[与民事特别法的关系]本编涉及知识产权的其他具体规范由特别法规定。说明：本条旨在说明民法典“知识产权编”与相关民事特别法的关系，即知识产权立法采取民法典作一般规定、特别法作具体规定的体例。在各项知识产权法有具体规定时，得适用该特别法，该法律、法规无规定时，则可直接适用民法典的有关规定。结语立法体例的选择，不仅是一种法律传统、法律文化的偏好，而且涉及立法技巧、立法规则的运用，进而言之，还应受制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以上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笔者有理由认为，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宜在民法典作原则规定，但同时保留民事特别法的体例。有关观点参见翟云岭等《中国法学会民法经济法研究会1999年年会综述》，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赵中孚等：《1999年民商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家》2000年第1期。段瑞春：《关于知识产权的几点认识》，载《求是》1999年第4期。参见[美]安守廉：《知识产权还是思想控制：对中国古代法的文化透视》，引自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日]阿部浩二：《各国著作权法的异同及其原因》，载《法学译丛》1992年第1期。SeeL·Ray·patterson、Stanleyw·Lindberg:thenatureofCopyright：aLawofUsers’Right,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1.[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节附译。尹田著：《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2页。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75-876页；孙宪忠著：《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苏]B.a.鲍加特赫等著：《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专利法》，引自《国外专利法介绍》，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黄勤南主编：《新编知识产权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3页。尹田著：《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5—66页。[意]桑德罗·斯奇巴尼为意大利民法典中译本所作的前言。引自费安玲、丁玫译：《意大利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2][荷兰]亚瑟·S·哈特坎普：《荷兰民法典的修订：1947-1992》，载《外国法译评》199

民法典未成年保护法篇8

【出处】《中外法学》2012年第3期

【摘要】我国法上的劳动成年制属于成年缓冲制度的一种,具有独特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它能够缓和单纯以年龄界限来划分行为能力的做法所带来的僵硬性弊端,满足16岁以上未成年人独立生活、自由发展的现实需求。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劳动成年制的理解和适用已较为成熟。我国未来立法应当保留劳动成年制,并在具体的规范设计上略加改进。

【关键词】成年缓冲制度;劳动成年制;未成年人;行为能力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一、成年缓冲制度下的劳动成年制

在大陆法系民法中存在着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即在一定条件下,将某些接近成年年龄的未成年人视为成年人或者赋予完全行为能力。理论上对此有“未成年制度之缓冲”[1]或“未成年缓冲制度”、[2]“成年缓冲制度”、[3]“缓和未成年制度”、[4]“拟制成年制度”、[5]“行为能力缓冲制度”[6]等各种称呼。因该制度旨在缓和自然人须达法定成年年龄后才能取得完全行为能力的做法的僵硬性,故本文以“成年缓冲制度”称之。

从近代以来有关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法来看,成年缓冲制度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类:

一是宣告成年制,即达到一定年龄的未成年人,在具备法定条件时,得由法院等特定机关宣告其为成年或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例如,《土耳其民法典》第12条规定:“年满15岁的未成年人,得依本人的意愿或经其父母同意,由法院宣告为成年。”《荷兰民法典》第1:253ha条规定,当年满16岁且享有亲权的未成年女性希望照管其子女时,得请求少年法庭的法官宣告其成年。早期的《德国民法典》(原第3条至第5条)和《瑞士民法典》(原第15条)对年满18岁的未成年人曾采此制,后因其成年年龄降至18岁,该制度遂告废止。《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27条和《乌兹别克斯坦民法典》第28条亦采宣告成年制,惟其宣告机关原则上为监护及保护机构,例外情况下才是法院,且宣告的效果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

二是结婚成年制,即已达法定婚龄的未成年人,因结婚而被视为成年或取得完全行为能力。例如,《日本民法典》第753条规定:“未成年人已结婚时,因结婚视为达于成年。”《韩国民法典》第826b条规定:“未成年人结婚时,视为成年人。”《荷兰民法典》规定,如男女双方已满16岁,且女方提供的医生证明表明其已怀孕或已育有子女,则可经其父母、监护人或法院的同意后结婚,并因结婚而成年(第1:31条、第1:35条、第1:36条、第1:233条)。《土耳其民法典》第11条第2款规定:“未成年人因结婚而取得完全行为能力。”《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21条第2款、《格鲁吉亚民法典》第12条第3款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3条第3项亦规定,未成年人因结婚而取得完全行为能力。《阿尔巴尼亚民法典》第6条第2款规定,未满18岁的妻子因结婚而取得完全行为能力。显然,结婚成年制系以法定婚龄低于成年年龄为前提。[7]在该制度下,未成年人结婚通常须经父母、其他监护人、亲属会议的同意或者法院的许可。[8]

三是解除亲权制,即达到一定年龄的未成年人,得因结婚、本人及亲权人的同意或者经法院宣告等事由而解除亲权,成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例如,《法国民法典》既规定“未成年人结婚,依法当然解除亲权”(第476条),又承认年满16岁的未成年人,得经父母中的一人或经亲属会议的请求,由法院宣告解除亲权(第477条至第479条)。[9]《魁北克民法典》第175条规定,未成年人得因结婚或法院的许可而完全解除亲权。《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第131条规定:年满18岁的未成年人,既可因结婚而解除亲权,又可由其父母以公证书的形式解除亲权,还可由法院依法解除亲权。《意大利民法典》承认未成年人可因结婚而依法解除亲权(第390条),但对未成年人结婚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第84条第2款)。《葡萄牙民法典》第132条规定:“未成年人结婚,亲权即予解除。”《巴西新民法典》第5条单立款规定的解除亲权的原因包括:①由父母通过公文书授予或者通过法官的判决授予;②结婚;③实际承担公职;④在高等教育课程中获得文凭;⑤建立一个民事或商事企业,或缔结了一个劳动关系,使得满16岁的未成年人能经济自主。应当看到,解除亲权制表面上虽类似于宣告成年制与结婚成年制,[10]但不等于后二者的简单相加。区别在于:一方面,从发生原因看,解除亲权制的产生事由较为广泛,除包括结婚和法院宣告外,还包括由父母决定解除亲权等其他情形。另一方面,从法律效果看,被解除亲权的未成年人在诸多事项上仍须受法律的特别限制,[11]而宣告成年制和结婚成年制之下的未成年人,在行为范围上所受的限制要少得多,甚至全无限制。[12]

上述三类成年缓冲制度的共同特征是,都根据一定的条件,抽象地、概括地赋予特定类型的未成年人以完全行为能力。其区别在于,在不同的立法模式下,成年缓冲制度的具体构成要件、法律效果和制度价值不尽相同。

我国《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规定:“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该规定虽属成年缓冲制度的范畴,但与其他大陆法系民法中的成年缓冲制度相比,在构成要件、法律效果和制度价值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有学者称此制度为“拟制成年制”,[13]优点是强调了其法律效果的“拟制”性质,不足是难以与其他大陆法系民法中的成年缓冲制度区别开。也有学者称之为“法定行为能力制”[14]或者“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15]均难以反映出该制度的核心特征。比较而言,笔者赞同“劳动成年制”[16]的命名,因其既凸显了劳动因素在该制度构成中的重要作用,又能简明地与其他类型的成年缓冲制度区分开。在我国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学说上对于劳动成年制的取舍颇有争议。鉴于立法层面的设计须建立在对具体制度的深入研究之上,而学界目前对劳动成年制的研究又不够充分,故下文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就劳动成年制的基本问题及其存废略陈己见,期能有益于现行法的解释适用和未来立法的完善。

二、劳动成年制的形成过程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民法通则》出台之前,我国法律均未就自然人的民事成年年龄及行为能力作一般性规定。在此期间,主流学说认为,应参考《宪法》关于年满18岁的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规定,将18岁作为完全行为能力开始的年龄。[17]

1954年至1957年进行第一次民法起草工作时,《民法典(第三次草稿)》总则篇第7条第2款曾规定:“年满14岁的未成年人,如果能以自己的劳动取得劳动报酬,在没有法定人的情况下,可以独立行使民事权利。”[18]此所谓“可以独立行使民事权利”,类似于《魁北克民法典》第176条关于“完全解除亲权使未成年人可以像达到成年那样行使其民事权利”的规定,实质上就是赋予完全行为能力。可见,该规定已具备劳动成年制的雏形,惟在构成要件上多了一项“没有法定人”的限制条件。《民法典总则篇(第四次草稿)》第7条规定:“7岁以上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该条附注的“意见”指出:“本条应加上‘未成年人根据其他法律已参加劳动有劳动收入的,可以独立处理他个人的劳动所得,在这个范围内,视同完全行为能力人’的内容。”[19]此意见似乎是受到苏联民法的影响,因为当时的苏联民法及其理论认为,14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有权独立支配其工资或其他劳动收入。[20]不过,该意见并未抽象地、概括地赋予未成年人完全行为能力,故不属于劳动成年制的范畴。

据1958年出版的一部民法着作介绍,在1950年代,“有些虽未满十八岁而已从事劳动并且在生活上也已经独立自主的公民,法院有时也根据具体情况,认为是具有行为能力的人。”[21]这种做法对未成年人从事劳动和独立生活的强调,以及赋予其完全行为能力,与《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的规定已十分相似。其主要差别在于,前者未提到此类未成年人的最低年龄限制。

1962年至1964年进行第二次民法起草工作时,有关民法草案并无类似于劳动成年制的条文。《民法(草稿)》第17条第1款曾规定:“未满十六岁的公民在必须进行同他年龄不相适应的经济活动的时候,应当由他的监护人。”[22]讨论该规定时,大多数同志认为,应将公民在经济生活上的成年标准定为18岁;少数同志认为,将成年标准规定为16岁是恰当的,“如果规定为十八岁,那么有很多人所进行的经济活动要受到限制,尤其是农村青年,由于他们从小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年满十六岁时已具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认识能力,能够参与一定的经济活动。”[23]后一观点所担忧的问题,其实正是劳动成年制所要解决的。

1979年至1982年进行第三次民法起草工作时,《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民法草案(征求意见二稿)》均未提及劳动成年制。直到《民法草案(第三稿)》第22条才规定了劳动成年制,即“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已经参加工作并有劳动收入的,可以视为有行为能力人。”[24]《民法草案(第四稿)》第22条规定:“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已经参加劳动或者工作并有固定劳动收入的,认为是有行为能力的人。”[25]《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显然是在上述条文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1979年至《民法通则》颁布前出版的民法着作中,不少学者提到,对于16岁以上、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若已参加劳动并有固定收入,或者已独立生活的,实践中也认为或视为其具有行为能力。[26]更有学者明确主张:“我国民法对未满十八岁公民的特殊行为能力的规定,应采用劳动成年制,即:满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的公民,已参加工作并有劳动收入的,应视为有行为能力的人。”[27]

不难发现,在1979年至《民法通则》颁布前产生的上述立法建议及民法理论,与《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的规定非常相似,而异于当时苏联民法关于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具有独立支配其工资或助学金的部分行为能力的规定。[28]由此可以认为,《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规定的劳动成年制,并非因袭苏联民法及其理论的结果,而是我国民法实践及理论的创造。

三、劳动成年制的构成要件

根据《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和第13条的规定,可知劳动成年制应具备以下构成要件:

(一)当事人须是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适用劳动成年制的年龄条件是未成年人须年满16岁。[29]这是对其生理成熟程度的要求,因为此阶段的未成年人在心理、智识以及意思能力等方面已接近成年人。有学者批评《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将“劳动及其收人”作为认定行为能力的标准,“违背了行为能力制度的立法本意,并且容易给人以有相当收入的人就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误导”,[30]似乎忽视了劳动成年制对年龄条件的强调,以致看不到通过最低年龄要求所反映出来的意思能力标准。

 其实,《民法通则》之所以将适用劳动成年制的主体限定为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与我国相关法律对他们的特殊对待以及有关生活实践相配合的。例如,1979年《刑法》第14条承认年满16岁的未成年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1985年《居民身份证条例》第2条要求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年满16岁的中国公民应当申领居民身份证。立法机关对此所作的说明是:“申领居民身份证的年龄定为十六周岁以上,是考虑到,我国从事经济建设、生产劳动以及各种社会活动的,主要是十六周岁以上的人。为使居民身份证能充分发挥作用,发证年龄定为十六周岁以上较为适宜。”[31]在《民法通则》颁布前,不少学者也指出,根据当时的法律及政策,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已具有参加成为社员、参加工作或从事其他劳动的权利,能够独立参与民事活动。[32]显然,在这样的法制及实践背景下,立法上有条件地赋予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完全行为能力,并无不可。

(二)须有自己的劳动收入

所谓“有自己的劳动收入”,是指当事人不仅要独立从事劳动,还应藉此获得稳定的劳动收入。“‘劳动’是该种收入区别于他种收入的重要标准,也是证成该种收入的特质、并使之得与自然人行为能力相联结的关键因素。”[33]详言之:

其一,当事人须独立从事劳动,[34]也即未成年人已脱离监护,独立自主地进行劳动。此所谓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至于从事的劳动种类如何,“例如在工厂当学徒、从事农业劳动,或经营工商业、服务业”,[35]均无不可。能否独立从事劳动,实际上反映了未成年人是否拥有较为健全的意思能力。

其二,须有稳定的劳动收入。[36]有学者认为当事人须有“固定收入”[37]或者“长期、固定的收入”,[38]这些要求显得过高,不符合我国劳动力流动性较强的现实。从劳动成年制的形成过程看,《民法草案(第三稿)》第22条并未要求当事人须有固定收入;《民法草案(第四稿)》第22条虽规定当事人须“有固定劳动收入”,但未被《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采纳。因此,从法意解释的角度说,也不宜认为《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所称的劳动收入是指“固定收入”。

如何认定“有稳定的劳动收入”?在实践中,只要根据当事人的劳动状况,可认定其已经获得并将继续获得劳动收入即可。例如,当事人利用其承包或继承的农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或者受雇于用人单位从事劳动,或者从事修理、修缮、收购废品、饮食服务等个体经营,其收入均属稳定的劳动收入。学说上认为,未成年人通过接受继承、赠与、遗赠、奖励或者收取租金、利息等途径获得的收入,因与劳动无关,故不属于劳动收入。[39]

(三)须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条将这一条件解释为未成年人“能够以自己的劳动取得收入,并能维持当地群众一般生活水平”。有观点将此所谓“当地群众一般生活水平”理解为“当地群众平均工作收人”,[40]显然对未成年人要求过高,因为即便是成年人的劳动收入也不可能都达到当地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将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从事个体经营、参加工作或者在外务工,并以其收入维持生活,作为认定“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判断标准。至于其生活质量是否达到“当地群众一般生活水平”,则不予考虑。[41]这种做法值得赞同,因为一方面,未成年人是否从事劳动并获得劳动收入,客观上容易举证证明;另一方面,未成年人能否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只要结合其收入状况、工作地点、是否独立生活等因素,也不难判断。[42]

惟应注意,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首次签订劳动合同之时,如其此前尚无劳动收入,就不符合劳动成年制的要求,不能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劳动法》虽承认用人单位可招用已满16岁的未成年人(第15条),但并未赋予其独立签订劳动合同的行为能力。[43]有学者认为“中国法律规定满16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参加工作,当然可以独立缔结劳动合同”,[44]其实并无法律依据。就解释论而言,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首次签订劳动合同时,仍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鉴于劳动合同对未成年人影响重大,不宜认为是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合同,故须经其法定人允许或追认后才能生效(《民法通则》第12条第1款、《合同法》第47条)。[45]此后,未成年人变换工作而再次签订劳动合同时,因已能以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故应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该劳动合同无需经原法定人的同意即可生效。

(四)须精神健康状况正常

将《民法通则》第11条与第13条结合起来进行体系解释,可知完全行为能力人必须精神健康状况正常。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精神健康状况不正常,就会一方面因缺乏健全的意思能力而不具备赋予完全行为能力的实质条件,另一方面因难以独立从事劳动并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而无法满足劳动成年制的基本要求。因此,适用劳动成年制的未成年人必须精神健康状况正常。

关于劳动成年制的构成要件的证明问题,应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则。[46]例如,在合同纠纷中,行为人若主张自己或对方应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从而双方订立的合同应合法有效的,他就应举证证明自己或对方符合劳动成年制的构成要件。在侵权纠纷中,如果加害人或受害人主张自己符合劳动成年制的构成要件,从而应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的,也应分别由加害人或受害人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就是如此处理的。[47]需要注意,《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关于劳动成年制的规定,性质上属于强制性规定,不受当事人意思的左右。[48]在诉讼中,如果法院查明一方当事人符合劳动成年制的构成要件,即便该方或对方当事人未主张或否认其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法院也应依职权认定其具有完全行为能力。

四、劳动成年制的法律效果

关于成年缓冲制度的法律效果,大陆法系民法大致有两种立法模式:其一是规定“视为成年(人)”。《日本民法典》第753条、《韩国民法典》第826b条采此模式。其二是规定“取得完全行为能力”。《土耳其民法典》第11条第2款、《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21条第2款、《格鲁吉亚民法典》第12条第3款、《阿尔巴尼亚民法典》第6条第2款、《法国民法典》第481条、《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第131条、《巴西新民法典》第5条单立款、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3条第3项均采此制。对于两者的差别,以结婚成年制为例,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说认为,所谓未成年人因结婚而取得行为能力,仅指其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而言;他们本质上仍为未成年人,并不因此而成年,故与因结婚而成年并不相同。[49]从字面上来说,因成年人未必都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例如患有精神病的成年人就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故“视为成年”的表述不如“取得完全行为能力”更为准确。不过,由于在通常情况下,自然人达到成年年龄即自动取得完全行为能力,故上述两种立法模式之间实际上并无本质区别。

在我国,按照《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的规定,劳动成年制的法律效果是“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与前述第二种立法模式大体相同,差别在于我国法采用了“视为”的法律拟制技术。[50]所谓“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指在只有已满18岁的成年人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大原则下(《民法通则》第11条第1款),此类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本非完全行为能力人,但法律强行将其当作完全行为能力人对待,“即使他不愿意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不允许。”[51]由此,这类未成年人被抽象地、概括地赋予本来是成年人才能拥有的完全行为能力。这与限制行为能力人仅在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合同中,才具体地、个别地拥有行为能力的情形(《合同法》第47条第1款),以及未成年人经法定人的授权或者监护法院的批准而独立营业时,仅就其营业才具有行为能力的情形,[52]存在着明显的区别。[53]

既然劳动成年制的法律效果是将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那么成年的完全行为能力人所得实施的法律行为、所拥有的责任能力及诉讼能力等,原则上同样适用于此类未成年人,仅在与未成年人保护有关的某些事项上可能会略有不同。具体言之:

第一,凡是成年的完全行为能力人可以实施的法律行为,符合劳动成年制条件的未成年人原则上均得独立为之。相应地,原本适用于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监护制度及法定人制度(《民法通则》第12条、第14条、第16条),不再适用于此类未成年人。不过,法律为保护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或身心健康而禁止其实施的某些法律行为,符合劳动成年制条件的未成年人仍不得为之。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6条第2款关于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的规定、第37条第1款关于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规定,《管理条例》第18条第3项关于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的规定、第26条第3款关于不得向未成年人兑奖的规定,仍应适用于此类未成年人。

第二,无论是根据各别的意思能力标准、识别能力标准还是划一的行为能力标准来认定责任能力状况,具备完全行为能力者都具有独立的责任能力。[54]符合劳动成年制条件的未成年人既被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当然具有独立的责任能力,应对其不法行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在有些侵权和犯罪案件中,法院就以加害人应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为由,判决其独立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其父母不负赔偿责任。[55]这种做法在比较法上也可得到支持。例如,《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27条第2款和《乌兹别克斯坦民法典》第28条第3款就规定,对于已取得完全行为能力或者已被解除亲权的未成年人的债务,包括因致人损害而发生的债务,其父母、养父母或监护人不承担责任。

第三,完全行为能力人均具有独立的诉讼能力,得以自己的名义单独参加诉讼。符合劳动成年制条件的未成年人,既已被赋予完全行为能力,自然也具备独立的诉讼能力,得以自己的名义单独进行诉讼。[56]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法院认定未成年人符合劳动成年制的构成要件,就应在判决书中将代其参加诉讼的父母记载为委托人;反之,则应将代其参加诉讼的父母记载为法定人。[57]有的法院在判决书中一方面认定当事人应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另一方面又在判决书的首部将代其参加诉讼的父母记载为法定人,[58]导致自相矛盾。

第四,在近亲属之间的抚养和赡养关系上,符合劳动成年制条件的未成年人,原则上不得再要求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给付抚养费;如其具备负担能力,还应在一定条件下对父母、(外)祖父母或者未成年弟妹履行赡养或抚养义务(《婚姻法》第21条、第25条、第28条、第2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1条第2款关于“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以其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能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父母可停止给付抚育费”的规定,即体现了这一精神。在一些离婚案件中,法院就以原、被告的子女应被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为由,认定原、被告不再对该子女承担抚养费,或者不再处理该子女的抚养问题。[59]在一些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法院则以原告应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为由,认定其不属于死者的被扶养人,判决不予支持其要求被告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请求。[60]

关于劳动成年制的法律效果,有争议的是,未成年人在成年之前丧失劳动收入或者不能再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其已取得的完全行为能力是否继续存在?理论1二存在着肯定说[61]与否定说之争,[62]其主要分歧是如何看待劳动收入在劳动成年制构成中的作用。

笔者认为,劳动成年制并不像有些学者所批评的那样,是以“经济收入”或“劳动及其收入”作为判断行为能力的标准,[63]或者“将劳动收入看作未成年人享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实质条件”。[64]构成劳动成年制的核心要件其实有两个:一是未成年人须年满16岁。它反映了未成年人的生理成熟度。符合该条件的未成年人,其意思能力与成年人相距不远,具有赋予完全行为能力的生物学基础。二是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它反映了未成年人的社会成熟度。正如有学者所言,该条件不过是“证明主体具有成熟的心智状态的一个证据,因为一个稀里糊涂的人是不可能赚得自己每日的面包的”。[65]符合该条件的未成年人,通过参加劳动并以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事实,向社会证明他们具备了独立实施法律行为的健全意思能力,具有赋予完全行为能力的社会学基础。这两个要件相结合,充分表明劳动成年制所看重的并非劳动收入或经济收入,而是未成年人通过二者所体现出来的健全意思能力。可见,劳动成年制恰恰是以实质的意思能力标准,而非以形式的年龄标准或者纯粹的经济收入标准,来判断未成年人有无完全行为能力的。[66]这正好符合意思能力是赋予行为能力的前提、有意思能力者始有行为能力的民法理论。[67]

正因劳动成年制赋予未成年人完全行为能力的内在基础是他们所拥有的健全意思能力,而这种意思能力又不会因其劳动收入的变化而减弱或丧失,故其已根据劳动成年制取得的完全行为能力,就不应因其在成年之前丧失劳动收入或者不再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而减弱或丧失。如此处理,也可避免出现未成年人在前一个案件中被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在后一个案件中又被认定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情况。从实践来说,在人员流动频繁的现实生活中,当某些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由于春节返乡过节或其他事由而放弃原来的工作时,若因其一时丧失了劳动收入就认定其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也不妥当。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在采纳结婚成年制的立法例中,《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21条第2款第2项规定:“因结婚而获得的行为能力即使在年满18岁之前又离婚的情况下仍完全保留。”《阿尔巴尼亚民法典》第6条第2款规定:“未满18岁的妻子因结婚而取得完全行为能力。在其年满18岁之前,即使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者离婚,也不丧失该行为能力。”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虽无类似规定,但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承认,未成年人因结婚而取得完全行为能力后,即使在其达到成年年龄以前,又因离婚或配偶死亡等原因导致婚姻关系消灭的,其已取得的完全行为能力不受影响。[68]日本的通说认为,因婚姻而拟制成年的效果,不随婚姻的解除而消灭。[69]韩国的通说亦认为,因结婚而视为成年的未成年人,即使后来离婚,也不复归于未成年人的限制行为能力。[70]这些做法只有从结婚是未成年人拥有健全意思能力的一个标志的角度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故可作为我国解决类似问题时的参考。

五、劳动成年制的制度价值

理论上认为,人的智识、能力的发展是渐进的,每人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如果整齐划一地以特定年龄为界限来区分成年与未成年,从而决定行为能力的有无,在有些场合并不妥当。为了补救这一弊端,使接近成年者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行为能力,以满足实际需要,各国法律多设立成年缓冲制度。[71]可见,成年缓冲制度的基本价值,是缓和单纯以年龄界限来划分成年与否及行为能力状况这种做法的僵硬性,使一部分接近成年年龄的未成年人有条件地提前取得完全行为能力。劳动成年制作为成年缓冲制度的一种类型,同样具有这种基本价值。

不过,因大陆法系民法对成年缓冲制度的规定不尽相同,故在不同的立法模式下,其具体的立法理由或者说制度价值亦存在区别。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3条第3项的立法理由称:“第三项所以定未成年,而已经结婚即有行为能力者,盖因已结婚之人,已能独立组织家庭,智识当已充足,故不应认为无行为能力也。”学说上认为,未成年人已结婚者,其年龄大抵接近成年,故法律虽提前赋予其行为能力,亦非过早。再者,未成年人已结婚,生活上需要独立自主,如仍事事仰人鼻息,不仅事实上困难殊多,而且心理上亦难免发生不良影响,故法律不能不赋予其完全行为能力。[72]又如,日本的学说认为,《日本民法典》第753条规定结婚成年制,“是因为考虑到经由婚姻,当事人成为经济单位的担当者,如果仍使其处于无能力状态,就有可能破坏婚姻的独立性”。其民法通说系从婚姻表示精神能力的成熟这一点上,谋求因婚姻而拟制成年的根据。[73]在我国大陆,因《婚姻法》第6条规定的法定婚龄(男22岁、女20岁)高于《民法通则》第11条第1款规定的成年年龄(18岁),故而既无必要、也不可能采纳结婚成年制。可见,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承认结婚成年制的具体理由,无法用来解释我国的劳动成年制。

实际上,我国劳动成年制的实践价值在于,它能够解决现实中大量存在的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独立参加劳动、独立生活时所需要的行为能力问题,有利于维护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满足他们自由发展的需要。[74]根据顾昂然的介绍,规定《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的原因是: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过去十六岁可以当社员,可以到国营企业当徒工,从义务教育来讲,六岁或七岁上学,学九年,七岁上学学完九年是十六岁,就可以就业,可以从事个体工商户经营。高法院在审判案件时,就有十七岁的经理。如果不这样规定,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就不能自己从事民事活动,如订合同还要经过人同意,否则就无效。这牵涉到年满十六周岁能否就业的一个政策问题。[75]

学说上也认为,法律设立劳动成年制的目的,是通过赋予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以完全行为能力,使其能像成年人那样独立实施各种法律行为,以利于他们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保护他们的正常社会交往。[76]

此外,劳动成年制的理论价值在于,它贯彻了根据人的实际意思能力来赋予相应行为能力的思想,实现了民事立法、民法理论与现实生活的统一。民法理论认为,意思能力是赋予行为能力的前提。依此要求,法律本应实事求是,根据各人实施的具体法律行为,逐一审查其年龄、智力、精神状态来判定意思能力的有无,进而确定其行为能力状况。但如此处理费时费力,有碍交易活动的进行。因此,法律上不得不采取变通办法,以人的年龄及精神状况为划一的标准,规定哪些人有意思能力,因而具有行为能力;哪些人无意思能力或者有不健全的意思能力,因而无行为能力或者具有限制行为能力。[77]这种简单、僵化的做法,其实背离了根据意思能力来赋予行为能力的理论,难免导致民事立法与现实生活的脱节。然而,劳动成年制的设计,却是以特定的未成年人实际拥有的健全意思能力为基础,实事求是地在法律上赋予其完全行为能力。由此,该制度契合了根据意思能力来赋予行为能力的民法理论,缩小了民事立法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实现了民事立法、民法理论与现实生活的统一。

六、劳动成年制的立法选择

我国未来立法对于劳动成年制应如何取舍?目前学界大致有三种主张,即废除论、取代论和保留论。

废除论认为,《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将“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作为判断行为能力的标准,不够妥当,应予废除。理由是:①以具有劳动收入作为判断行为能力的标准,会导致行为能力确定标准的多样化,不利于法官对行为能力的准确判断。[78]②该判断标准以经济收入为标准来划分民事行为能力,不符合行为能力的本质要件;[79]“劳动收入不宜作为判断意思能力的标准”。[80]③该判断标准在实践中很难掌握。[81]④这种做法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因为在交易过程中,对与限制行为能力人签订的合同,在法律上应当作为效力待定的合同对待,善意相对人既有权撤销该合同,又可以催告本人追认。但如果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便视为完全行为能力,该合同便当然有效,从而使善意相对人不能提出撤销或催告,这就不利于保护其利益。”[82]

取代论认为,《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片面地以未成年人的劳动收入为构造基础,忽视了未成年人的自主意思及其法定人的保护意思,忽视了实质判断标准对交易安全的妨害,忽视了经济收入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对未成年人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故应予以废除。为适应接近成年的未成年人参加劳动或独立营业的现实需要,可另行设立宣告成年制度取而代之。[83]

保留论认为,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一旦就业,将全面介入社会生活,取得独立生活的地位。解除对他们的监护,赋予其完全行为能力,有利于他们从事生产和生活,符合我国社会客观存在的现实。因此,《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的规定应予保留。[84]在2002年12月23日提交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审议的《民法(草案)》中,第一编“总则”第13条第2款基本上延用了《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的表述。在徐国栋主编的《绿色民法典草案》中,第一编“人身关系法”第22条规定:“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自然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在所有关于其人身的照料和其财产利益的管理上,赋予完全行为能力。”[85]该条显然保留了劳动成年制,只不过将其法律效果予以具体化而已。

笔者认为,《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并非孤立的法律规范,而是与其他法律规范密切配合,能够满足特定社会需求,故应予以保留。废除论与取代论既不符合我国现实需要,对劳动成年制的批评也有失偏颇。详述如下:

首先,《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的规定,既与我国的义务教育制度相衔接,也与我国的劳动法制及劳动实践相配合。一方面,1986年《义务教育法》(第2条、第5条)和2006年《义务教育法》(第2条第1款、第11条第1款)规定,我国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凡年满6岁或7岁的儿童,应当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据此可知,未成年人完成9年制义务教育时,年龄大致在16岁上下,距成年还有2年左右。另一方面,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可以招用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第15条)。这使得此类未成年人能够合法地受雇于用人单位,独立进行工作和生活。《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的规定,正好与这些规定相互衔接、配合,为完成9年制义务教育的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提供了从事生产劳动、进行社会交往的必要条件,符合我国的现实需要。尤其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未成年人初中毕业后就外出务工的现象非常普遍。如果抛弃劳动成年制,拒绝赋予其完全行为能力,无异于要求他们只能呆在农村或者呆在监护人身边,显然不利于他们的成长和发展。

其次,废除论和取代论对劳动成年制的批评,既缺乏相应的理论依据,也不符合实践状况。详言之:①如前文所述,符合《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规定的未成年人,已通过年满16岁和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这两个事实,表明其具备了与成年人一样的健全意思能力。于此情形,只要不机械地坚持形式化的年龄标准,而是以实质的意思能力来认定行为能力状况,就应当尊重事实,根据其实际拥有的健全意思能力而赋予其完全行为能力。废除论和取代论批评该规定以劳动收入或经济收入来认定行为能力,显然忽视了其背后隐含的实质的意思能力标准,有失偏颇。②废除论和取代论认为劳动成年制的判断标准在实践中难以掌握,并未被司法实践所证实。从本文提到的有关判决来看,在一般情况下,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则,通过用人单位提供的证明材料或者当事人提供的有关工作、生活状况等证据,法官并不难掌握劳动成年制的判断标准。③废除论和取代论认为劳动成年制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不符合我国民法理论及实践。从理论上说,如将符合劳动成年制条件的未成年人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则其与相对人订立的合同就确定有效,由此自可使相对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得到维护。反之,若不承认劳动成年制,则此类未成年人与相对人订立的合同就是效力待定的合同,相对人最多只能撤销该合同,而无法使其变为有效(《合同法》第47条),结果反倒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劳动成年制并认定合同有效的案件并不多见,且往往不涉及交易安全。[86]因适用劳动成年制而损害相对人的利益、危害交易安全的事例,笔者尚未见到。④取代论批评《民法通则》第11条第2款“忽视了未成年人的自主意思及法定人的保护意思”,可能是因其未看到隐藏在“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这一要件背后的两个事实:其一,未成年人参加可以维持生活的劳动,通常是出于自愿。在其自愿参加劳动的意思之中,无疑包含着希望脱离监护、独立工作、独立生活的自主意思在内。其二,未成年人在参加此类劳动、独立生活之前,通常会先征得法定人的同意;擅自离家出走、外出打工的现象毕竟不是常态。从他们参加劳动、独立生活的事实中,往往可推知其法定人的保护意思。其实,就像在结婚成年制之下,因未成年人结婚需经本人及其法定人的同意,故结婚的事实本身就蕴涵了未成年人的自主意思和法定人的保护意思一样,劳动成年制所要求的“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也包含了未成年人的自主意思和法定人的保护意思。

再次,取代论主张以宣告成年制取代劳动成年制,虽说尊重了未成年人的自主意思及其法定人的保护意思,使拟制成年的判断标准容易确定,有助于维护交易安全,但也面临以下几个难题:①在民法中设立宣告成年制之后,尚需在民事诉讼法中设立相应的诉讼程序加以配合,难免增加制度设计的难度和成本。②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若利用宣告成年制度,只能通过诉讼的途径进行,结果必然会增加当事人和法院的负担,抬高制度的运行成本。③在我国这样一个畏讼思想浓厚的国家,期待着未成年人离家外出务工前,先到法院取得一个宣告成年的判决,并不现实。如果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出于不懂法律、畏惧诉讼、避免麻烦、节约成本等考虑,不主动到法院申请宣告成年,而是由未成年人直接参加劳动、独立生活,那么该如何解释和解决他们在脱离监护、从事劳动、独立生活期间的行为能力问题呢?④即便未成年人依法取得宣告成年的判决,因法院判决的公示范围及公示效果极其有限,如果未成年人在交易中隐瞒其取得判决的事实,相对人也很难查知其是否已被宣告为成年。于此情形,宣告成年制所具有的维护交易安全的功能,亦无从实现。可见,由于上述种种难题的存在,我国未来的民事立法显无必要舍近求远,抛弃现成的劳动成年制不用而引人陌生的宣告成年制。

民法典未成年保护法篇9

尽管存在诸多非议，但近年来的势态发展仍然清晰地表明，未来的中国民法典将秉持2002年12月17日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九编制”体例进行创设[1]。继较早之前已经完成的《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合同法》之后，2007年《物权法》、2009年《侵权责任法》、2010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亦陆续颁行，人们的目光自然聚焦到除总则之外唯一剩余的工程:人格权法。

虽然权威机关尚未明确表态是否或者何时启动立法，但制定一部可能再创一项世界第一的有关人格权的单行民事法律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朗。而且，在已经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中，除了在第2条一般条款中列举了生命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具体人格权并概括规定“……等人身、财产权益”;以及在第二章“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中规定了侵害人格权的责任方式外，其他并无专门的有关人格权的条文设计，此举被认为显然是仍为人格权的单独立法留有余地。

无论在未来的民法典中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毫无疑问地，如何处理人格权法与侵权责任法的关系，将是未来可能进行的人格权法立法无法回避的问题。和主流观点一样，笔者也认为侵权责任法替代不了人格权法律制度。因为侵权责任法不是规范权利规则的法，不具有确认和规范权利的功能。

但是，同样不容否认的是，侵权责任法是民事权利的保护法，主要保护包括人格权在内的绝对权。由此，对人格权的侵害在性质上都是一种侵权行为除加害人已触犯刑律构成犯罪以外，受害人的“人身权益”主要通过侵权责任法获得救济;除去法定权利之外，大部分人格利益(最典型者如个人隐私)的损害，是在立法缺乏规定的情况下，通过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实现救济。

而另一方面，人格权范围的扩大，也历来被作为侵权责任法保障范围扩张的例证。毫无疑问，侵害人格权所造成的后果应当是、甚至只能是侵权民事责任。尤其是因侵害人格权所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更是极大地丰富了侵权法中损害赔偿的内容。至少从这些意义上说，侵权责任法对于人格权的救济将会直接决定人格权法的实际存在价值。恐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者才会指出在未来民法典的人格权编只规定人格权的种类和具体内容，严格不涉及权利的保护问题，将人格权的保护问题放在侵权责任法编中加以规定。[2]

另外不可不注意到的是，与物权法、债法等法律规范不同，法律对于人格权的规定主要在于宣示权利，民法典关于人格权关系的专门规定只有权利和客体，基本不涉及行为规范因此其不仅内容少，而且条文数量不多。按照前述全国人大法工委提出的民法草案，“人格权法”编仅29条。其中不少章节(如第四章“肖像权”)仅两三条而已。相对于已有的《合同法》的428条《物权法》的247条，乃至《侵权责任法》的92条，其体例结构上的失衡之严重，很难令人接受而在包括笔者在内的部分学者看来，能设计出29个条文，已经是勉为其难。因为有些条文的内容其实可以合并;有的条文则属于侵权责任法的内容，总体上看，编入侵权责任法更为合适。

所以，在侵权责任法的制定过程中正确认识到并妥善处理好人格权法与侵权责任法的关系，实在是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

二、分歧概览

在人格权法与侵权责任法的关系问题上，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判断。

主张人格权法独立成编单独制定的学者认为，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必然在体系上要求人格权单独成编。我国已经制定了作为单行法的《侵权责任法》，集中规定了侵害各种民事权利的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旨在保护各项民事权利，这就需要首先在民法典分则中具体规定各项民事权利，然后再集中规定侵权的民事责任，从而才能形成权利与责任的逻辑结合和体系一致。如果民法典还是仅仅规定物权、知识产权等权利而不对人格权进行体系化的规定，显然使侵权责任法编对人格权的保护缺乏前提和基础如果侵权责任法仍然像传统大陆法那样不对侵害人格权的行为做重点规定，则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的意义就大打折扣，它也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侵权责任法。并且，大陆法系民法典，如《德国民法典》也不完全是在总则中规定人格权，在侵权法中也有人格权的内容，因此，与其在侵权责任法中进行反向规定，还不如集中地对人格权进行规定。[3]

杨立新在《制定我国人格权法应当着重解决的三个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将人格权专门规定为一编，就会有更大的空间对人格权进行规定，可以清楚、明确、详细地规定各种具体人格权，不仅有助于帮助人们掌握自己究竟享有哪些人格权，他人应当如何进行尊重，同时，也能够使法官裁判案件有明确的依据，防止出现人格权列举不足，而导致法官滥用一般条款或者“向一般条款逃逸”现象的发生。因此，在制定民法典过程中，应当继续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格权法立法模式，将人格权法单独作为一编，置于民法分则之中，并且应当规定在第二编即民法分则中的第一编，以突出人格权的地位和作用，规定好人格权的具体内容，以更好地保护民事主体的人格权。

持同样倾向的观点进一步认为侵权责任法替代不了人格权制度。侵权责任法是民事权利的保护法，主要保护包括人格权在内的绝对权。侵权责任法只能对侵害某种权利所造成的后果的承担责任进行规定，它不应该是规范权利规则的法，即侵权责任法不具有确认和规范权利的功能。

按照有关学者的系统归纳，侵权责任法不能够替代人格权法，其理由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侵权责任法的主要功能不是确认权利，而是保护权利。第二，人格权不仅受侵权法的保护，也受合同法等其他法律保护。第三，法律规定在侵害人格权以后所产生的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责任形式是由人格权的支配性和排他性所决定的。第四，通过人格权制度具体列举公民、法人所具体享有的各项人格权，可以起到权利宣示的作用。[4]

与此相反，柳经纬等质疑人格权法独立制定的可行性的学者们则认为，从民法典的传统看，关于人格权的法律救济属于侵权责任法的内容，但侵权责任法除具有人格权提供救济的功能外，还具有为物权、知识产权、身份权乃至债权提供法律救济的功。因此，除非特别需要，民法典不宜在关于人格权的规定中重复侵权责任法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主张单独制定人格权法的学者，在涉及到人格权法与侵权责任法的关系时也认为，人格权法在规定权利行使的具体规则上，没有物权法和债权法那样复杂，主要涉及的问题是人格权的保护“涉及到人格权的保护问题，就是侵权责任法的内容了。在编制人格权法的内容时，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人格权法编与侵权责任法编的内容重复。”[5]持该观点的学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人格权法编只规定权利的种类和具体内容，严格地不涉及权利的保护问题，将人格权的保护问题放在侵权责任法中加以规定”[6]但如此一来也更令质疑者担心未来立法在内容和条文数量上的单薄。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立场不同的情况下，即使面对同样的现象和论据(比如侵权责任法已经独立成编这样一个既定事实)，论者们也会各自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显然，在这场先于立法的可行性分析过程中，言说者的主观价值判断主导了其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哈耶克曾经说过，那种关于法律先于立法的论辩对于现代人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吊诡的性质[7]眼下正在这块东方热土上轰轰烈烈展开的争论，莫非真的是要给哈耶克提供佐证?

三、民法典的科学体系与人格权法的设置

大陆法系的立法体例当中，不论是法国的三编制，抑或德国的五编制，有关人格权的规定均极为简略，相关规范“散见于”人法、总则或者债法(如在侵权行为中规定侵害人格权的救济)之中。虽然晚近的立法如《埃塞俄比亚民法典》(1960)、《荷兰民法典》(1992)、《巴西民法典》(2002)、《柬埔寨王国民法典》(2007)等都较为详尽地规定了人格权，但也均未将人格权法列为独立一编，至多是以专章来加以规定。其中的道理(学理)，发人深省。人格权及其制度在新世纪的迅猛发展及其重要作用已经有目共睹、无需赘言。但是权利的彰显与制度的重要，却未必与立法上的独立成其编制形成必然呼应。[8]作为法典化、体系化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格权法的制定所必须遵循的理念，除了其重要性之外，同样不能忽略的，是其逻辑性和科学性;因此必须以纳入民法(典)的科学体系的要求来予以思考和对待。

尽管对法律的科学化仍然存在诸多争议，然而法律的科学化已经不可阻挡地成为近性精神的体现，并成为现代法学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在中国，法律科学化的突出表现，就是民法的法典化和体系化运动的方兴未艾。在中国经过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正以大国之势迅速崛起之时，中国民法学界更是萌发了制定一部与《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相媲美的“立于人类最优秀民法典之林”的中国民法典的宏大愿景。既然要制定民法典，就必须坚持和恪守民法典编纂的基本作业规范或者要求，必须要做好立法的规划和统筹，增强立法的科学性、针对性和体系性。如果事先对民法典不进行一个体系化的安排，显然会浪费立法资源，而且事倍功半。[9]

以《德国民法典》为蓝本制订的民法典以及受潘德克顿(pandectae)法学影响而建立的民法理论及立法体系，都是以法律关系这一概念作为基础而编排的:民法典之总则为法律关系的共同要素(主体、客体、法律事实以及权利义务的共同准则)，分则则是对四类法律关系的具体规定(债权、物权、亲属、继承)在这种系统编排法中，由于法律关系的概念在表现法律体系所适用的社会现实上被认为是合适的框架因而其被用作整理法律及展示法律的技术工具。在这种分析模式当中，人的行为被予以强制性评价，并且与权利义务直接相联系从而构成权利——义务——义务的违反——救济(权利的保护)这样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

大陆法系通说认为，人格权、物权、继承权为绝对权;债权为相对权、侵害绝对权构成侵权行为，因此承担侵权责任;侵害相对权构成违约，承担违约责。人格权受到侵害情形下，其损害主要为非财产形式而就非财产损害赔偿而言，我国《合同法》上并不予以支持，故而，被害人欲就其人格权受侵害请求损害赔偿时，其请求权基础多为侵权行为之损害赔偿请求权。

历史上，早在罗马法中，不法之诉(actioiniuriarum)就已经保护人格尊严和名誉(Digni-tas/fama)19世纪欧洲大陆的民法典追随法国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实际上采取了罗马法中的做法。20世纪以后，全球范围内出现了重视人格权的共同发展趋势，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宪法中规定了大量涉及到人的精神利益的基本权利，使得宪法的基本权利保护扩张到民法尤其是侵权法中。德国通过一系列判例所逐步承认和创制的“一般人格权”更是为保护广泛的不具有财产利益的人格法益打开了大门。虽然世界范围内有关人格权保护的立法例存在诸多差异，但是，在侵权法中需要保护人格权，则是各国就此达成的广泛一致。在中国，将人格权单独加以特别规定的做法始1986年《民法通则》。在该法第五“民事权利”中，立法者列第四节为“人身权”，与第一节“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第二节“债权”、第三节“知识产权”并列，使之具有了与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同等的地位，《民法通则》中第98条至第105条则列举规定了诸如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等具体人格权;第六章“民事责任”中规定了人格权的民法保护。此种设计，被认为是《民法通则》所启迪的新中国民法特色及传统，必须予以坚持。但就其逻辑思路而言，仍然未脱“权利——义务——义务的违反——救济”的模式，只是集中一节的专门规定以及《民法通则》独特的“民事责任“的专章设计确实使得其无法归入任何一种既有的立法先例。

与物权法、合同法等民事权利确认法律相对应，《侵权责任法》被定义为一部全面保护私权的法，是在民事权利或者说基本人权遭受侵害后为私权主体提供有效救济的法。该法第1条开宗明义:“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制定本法“不过，如何以高度概括而又具有弹性的表达涵盖世间林林总总的权利乃至利益，实为技术上的巨大挑战。立法机关用”权益“一辞统摄私权，亦可谓颇具匠心。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在多数人看来，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周全规定，全面地张扬了民事权利，在社会生活中将会进一步提高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意识。甚至，《侵权责任法》的颁布，除了具有强化私权救济的直接意义外，还可被看成是中国人权保障事业的重大进展，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成就。显然，侵权责任的规范设计，为包括人格权在内的所有民事权利的保护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人们也因此不得不担心，在如此周到细致的侵权责任法的保护之下，如何才能开拓出仅供“人格权法”施展的空间?

四、一般条款与一般人格权

在《侵权责任法》的制定当中，学者提出了“侵权行为法的一般条款”问题，并主张中国侵权行为法立法模式的选择应当采用“法国一般条款模式+英美侵权行为法列举模式”的混合模式;进而又提出了“全面的一般条款+全面列举”的侵权行为法立法模式。[10]可以明确地说，侵权法的一般条款问题既是立法模式问题也是立法技术问题。二者的关系在于一般条款这一立法技术的运用形态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侵权法立法模式及侵权法立法体系。而一百多年来，德国侵权法在理论构造及解释上历经重大演变，其最具突破性的做法之一是将《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项前段所称“其他权利”扩张及于一般人格权。[11]

首先应当指出，一般人格权的产生主要乃是起因于人格权法自身的发展逻辑，而不只是为了因应侵权法上权利类型列举的局限性所带来的法益扩张。由于人权思想的深入，关于人格权的法律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且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力量，推动了人格权制度的急剧发展。一方面，新型的具体人格权如隐私形象等不断被发现，另一方面则从具体人格权发展出一般人格权在法源上，一般人格权是宪法价值民法化的民法工具。[12]在理念上，一般人格权的实质性内容主要是指“人之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即“人之为人”的那些最基本、最重要的价值，而这与道德伦理意义上的人权的内容基本无差。

当然，侵权法立法模式所蕴含的功能缺陷，客观上的确为一般人格权的出现提供了温床。如前所述，侵权法是保护已经存在的权利的法律，而不是由此创设新的权利的法律。侵权法只能起到保障权利的功能，但不能产生确认权利的作用社会生活中损害涉及他人的情况是时有发生的，如果没有侵权法保护范围的限定，得以认定的侵权行为责任就会没有边际，过于宽泛，甚至导致动辄得咎。因此，将侵权法的保护对象限于绝对权，具有明确行为规则、保护人们的行为自由的功能。绝对权的这种确定性的特征不仅仅为权利主体自己享有权利所带来的利益提供了一个范围，同时也为其他民事主体不侵害该权利提供了一个警戒线，予民事主体以行动的自由以及不因该自由行为受法律制裁的合理预期。就人格权而言，其在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一种行为规范或交往规范，更多的是一种价值规范或观念规范；只能以一般的高度抽象的规则或原则予以宣示或体现按照一种更为绝对的说法，即“不能具体规范，更不能列举规范。”[13]

其次，侵权法保护的权利尤其是人格权，是与基本的人权密切联系的，其所保护的利益是与基本的法律价值和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相联系的私人利益这些利益尽管从形式上来看，仅与特定民事主体有关，但对于个体生命和健康的尊重与保护，维系着一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基本权利所代表的法律价值，原本在部门法中就不能全部实现具体化，尤其对于人格权而言，其自身属性决定了其权利内容无法被穷尽，其范围无法精准地确定，而这正是民法在规定了许多具体人格权后，仍需创制一般人格权的原因。

在“认真对待权利”的时代里，权利得到了极度的张扬，法益则鲜受关照。[14]实际上，现代民法对法益的关注和保护具体而言就是侵权法一般条款对法益的保护。侵权法一般条款是当事人提出侵权损害赔偿请求的直接依据，依据侵权法对法益损害提供救济就是赋予当事人依据侵权法一般条款向侵权行为人请求赔偿的权利。一项利益能否成为权利而受法律的保护，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是该利益值得为法律所保护的重要程度;其二是该利益具备法律上使之定型化的特性因为权利本身即为类型化的产物，类型化的权利借由相对清晰的权利边界，可为社会所认知而减少被侵犯之可能而一般人格权则恰恰在这两个要素间产生冲突一方面，一般人格权所保护价值的重要程度勿庸置疑，其所蕴涵的人格尊严等价值当然是最高位阶的法益完全需要权利“规格”的保护才堪匹配但另一方面，宪法所注入其中的价值过于概括和抽象，以至于并不适合以私法上权利的形式加以表现。仅以其内容的确定为例，由于可能和其他人同样主张的一般人格权或其他同样受到宪法保护的价值在同一层面上发生冲突，因此有时无法像具体人格权那样因权利被侵害即推定违法，而是对于是否违法还要先与相冲突的其他法益作一番权衡后才能认定。[15]这也是一般人格权被称为“框架性权利”的原因一般人格权的任务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具象化的客体，而这只能在个案中通过法益和利益的衡量推导出来。以具一般条款宽度的框架权为基础，最后使得法律适用者成为了事实上的立法者，而授权立法的基础正是该一般条款——一般人格权。因此，一般人格权是内在于一个客观的可确定和可界分的空间(保护范围)的自我决定，决定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或禁止使用关于自己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侵犯人格所建立于其上的利益。人格的保护空间据此可以客观地界定;而对于加害人来说，则可以客观预知和识别(行为后果)此项功能，凸显其侵权法规范模式的特点。

未来人格权法的制定当中，是否规定一个关于“一般人格权”的部分，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作为人格权法上的基本理论，中国的学界已经广泛接受了一般人格权的概念，也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的专家建议稿中，都留有关于一般人格权的条文设计然而解读之后可以发现，“中国化”的一般人格权其实已经是一个被全面注入中国元素的改造了的概念和制度。不论是在外部环境(如宪法上基本权利及价值的导入)还是内部条件(如作为框架性权利最重要实现手段的法官裁量权)上，我国人格权法上的一般人格权都已经与起源于德国的本来意义上的该项制度相去甚远，甚至南辕北辙。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已经成形的中国民法关于一般人格权的理念，那么此项被认为是具体人格权基础或者上位概念的“权利”如何予以定义，其与具体人格权究竟属于一种什么样的相互关系，都必须进一步思考。

五、侵权责任请求权与人格权请求权

就请求权的体系而言，杨立新等学者在论民事权利保护的请求权体系及其内部关系一文中指出，请求权在民事权利中包含两个系统:一个是民事权利的请求权;另一个是民事权利保护的请求权。前一个系统，是指具有请求权性质的民事权利，如债权;后一个系统，是对民事权利进行保护的请求权系统，包括原权利的保护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前一个民事权利保护请求权是民事权利所固有的保护请求权;后一个民事权利保护请求权则是基于权利被侵害，依照侵权行为法的规定而产生的权利保护请求权。依此界定，人格权请求权(如果存在的话)当属民事权利保护的请求权系统中的原权利的保护请求权。毫无疑问应当加以规定。问题只是在于该项请求权在规范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动态地看，对人格权或者某些人格要素的最初的保护是通过侵权责任法来实现的。但是在一些学者看来，这只是其中一种保护手段，除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外，赋予人格权享有者以人格权请求权，两种保护方式相结合，才能实现对人格权的完满的保护。[16]但是，如果在人格权法与侵权责任法中同时规定人格权请求权，会不会引发请求权体系的重大变动甚至困扰，殊可担忧。因此，需要探究有无必要在人格权法和侵权责任法中同时规定人格权请求权;抑或仅仅单独规定即可。

请求权竞合的意义在于赋予权利人不同的救济途径和不同的结果选择。就人格权请求权而言，其核心内容为除去请求权和防止请求权，权利的行使并不要以加害人有过错为必要，而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也并不必然要求对方有过错，受害人精神痛苦后果的严重性是请求的主因。由此可见，在人格权法和侵权责任法中同时规定人格权请求权应该没有必要。

至于人格权请求权究竟是规定于人格权法还是侵权责任法中，这并不仅仅是纯粹的立法技术或法律适用问题，其中仍然牵涉到民法的一些基本理念与体系逻辑。

第一，民法典的体系效应。如前所述，体系化自近代以来一直被视为科学和理性的象征，其意义毋庸赘言，不妨原文照搬马克斯·韦伯的话:“原始的‘法’不知体系化为何物。按照我们今天的思维习惯，体系化意味着:建立所有由分析所获得的法的原则的联系，使它们之间组成一个逻辑上清楚的、本身逻辑上毫无矛盾的和首先是原则上没有缺漏的规则体系，也就是说，这种体系要求，一切可以想象的事实在逻辑上都必须能够归纳到它的准则之一的名下，否则，它们的秩序就失去法的保障。”[17]就中国的立法现实而言，不论是已经完成并施行的《侵权责任法》;还是未来的人格权法的制定，立法规划都必须将整部民法典置于体系化思考的范畴，以满足民法典其他各编各自的目的和需求，俾使各编之间连成一个有机整体。特别是，作为绝对权的人格权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设计尤其紧密相关。在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的情况下，人格权的保护面临着以下三种模式的选择与取舍:其一，在不承认存在独立的人格权请求权的前提下，将人格权的救济归入侵权民事责任的范畴之内加以解决;其二，确立独立的人格权请求权，从而或者在未来的人格权法中规定;或者其三，在侵权责任法中出现。此项课题牵涉到整个民法典的民事责任体系的建构，人格权请求权如何规定必须服从于这一大局。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的最大好处在于将侵害各种权利的责任形态集中加以规定，使受害人一旦遭受侵害之后可能明确其在法律上享有的各种补救手段，甚至可以在各种救济手段之间依法进行理性的选择。[18]这也就意味着未来我国将继续沿着《民法通则》(不管其出现是因应一时之需，还是当时的高瞻远瞩)定下的集中规定权利救济的基调前进。事实上，民法草案“侵权责任编”的提法以及单行法以“侵权责任法”定名，也在暗示着本编及本法的重心将放在责任的承担也即权利的救济上，对侵权行为进行分类和列举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更有针对性和有区分地对权利所受到的不同程度的侵害进行救济。因此，将救济方式集中规定在侵权责任编，对分则诸编所列举的权利进行一体化集中保护的模式无疑更符合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的意义。从体系效应的角度出发，人格权请求权作为绝对权请求权之一种，规定在侵权责任法中自然更为顺畅。

第二，权利的自有逻辑。虽然已有的民法典体系设计未采纳潘德克顿模式，但根据中国民法教义学的传统判断，思路上应仍是以法律关系的要素来构建总则，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民事权利来展开分则。在分则关于民事权利的各编之后，则规定一个对各类民事权利加以保护的侵权责任编。[19]如此，民法典体系的展开同时就是权利自身逻辑的展开:在总则规定了主体、客体，“权利之一般”以及时效等项之后，分编首先应规定的是各项民事权利，将各种权利在立法上予以明确，再在最后一编规定各种侵权行为，因为侵权行为的出现，才导致权利需要救济，也才会有作为救济权的人格权请求权的出现。如此分析，则作为救济的人格权请求权应当出现在侵害人格权的侵权行为的规定之后，这样才符合“权利—被侵害—进行救济”的逻辑顺序。以此观之，人格权请求权规定在侵权责任法中更为适宜。尤其要注意的是，中国的侵权责任法既不是从债法的角度，也不是从侵权行为的角度进行规范，而是强调其为“责任”法，法律通篇都是从侵权责任的范畴作出规定，调整侵权责任关系。乐观地看待，这样的立法体例将能够给侵权责任法以更大的调整空间，提供更多的保障手段，从而更好、更多地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包括各项人格权。

第三，民法典预设读者的巧妙折衷。民法规范究竟是行为规范还是裁判规范，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如何平衡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这就涉及到民法典的预设读者是专业法官还是普通民众、民法典的取向是大众言说还是精英话语。《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不同风格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是民法典在读者的选择上各有侧重的体现。将民法定位为行为规范，就意味着民法典的首要目的在于对民事主体的行为模式进行塑造和指引;将民法定位为裁判规范，就意味着民法典的首要目的是为法官的裁判提供法律指引。因此，“成功的民事立法者应该像一个诗人一样，先思考、预设他的读者在哪里，而后才选择这些读者最容易接受的表达意象方式”。[20]笔者认为，将人格权等绝对权请求权统一规定于侵权责任法中恰恰有助于柔化和调和民法典在读者选择上的冲突。在分则诸编明列各类权利及其行使的规则，便于民众清晰地了解自己所拥有的各种权利及其界限，为民众提供行为规范的指引;在侵权编中对各种权利的救济予以总括性规定，则为法官集中提供了裁判规范上的指引，这样可以降低将人格权请求权等绝对权请求权分编规定导致救济方式分散所带来的“目光往返流转”的搜寻成本。从而使得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各得其所，普通民众与专业人士各取所需。

当然，将人格权请求权规定于侵权责任法中，也确实会带来一些弊端，最大的麻烦就在于:区分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与人格权请求权的实益主要不过两个方面:其一，人格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属于债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其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成立通常需以加害人主观上具有过错为要件，而人格权请求权以人格权的存在和人格权遭受妨害或者有被妨害之虞为要件。这样看来，人格权请求权对于救济受害人更加有利。[21]

不过，此类难题其实不独人格权法所独有，物权法制定当时以及实施以后，关于“物上请求权”与侵权责任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和实务界致力探讨并予以妥当解决的热点，人格权作为绝对权、专属权、排他权，在请求权性质及适用上无限接近物权请求权，不妨予以一揽子考虑。至于学者颇有争议的绝对权请求权内部的差异性问题，如人格权请求权中的“恢复名誉”、“消除影响”，[22]知识产权法中的“销毁侵权工具和侵权产品”等，[23]其能否“求同存异”于侵权责任法编，则属于其内部的立法技术或者法律适用上的解释论需要认真对待和加以解决的问题了。

六、侵权责任方式与人格权救济

通说认为，人格权在性质上为绝对权，具有不可侵犯性，基于其自身的绝对性、专属性和排他性，在人格权受侵害时，受害者有“除去请求权”，排除侵害以恢复原有的状态。为扩大对人格权的保护，在尚未发生侵害而有侵害之虞时，当事人还有“防止请求权”，以预防侵害的发生。[24]

学者们迄今为止的研究指出，人格权请求权的基本类型，按照其方式划分，可以分为停止妨害请求权和排除妨害请求权。内容上包括停止侵害、预防妨害、恢复名誉、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等。人格权请求权的功能和目的，就是通过人格权行使过程中的排除妨害和停止妨害，起到预防和保全权利人的人格利益的作用。[25]

与财产利益的侵害不同，人格利益一旦遭受侵害就覆水难受，事实上无法再通过金钱对损害予以填补。生命、身体、名誉、隐私等人格利益被侵害后的治愈是极端困难甚至不可能的(如生命权的侵害)。正因为如此，针对盖然性较高的侵害事先防患于未然就显得极为必要。正因为对侵害人格权、知识产权等权利的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其损害赔偿不能达致妥当的救济效果，因此需要多元、贴切的其他手段。于是现代侵权法上才出现了如“停止损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等多种侵权责任方式。可以说，正是因为将人格权的侵害纳入侵权责任法的救济范围，才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侵权责任的责任构成理论和责任方式样态。

笔者认为，就人格权的救济手段而言，可以采用如下几类责任承担方式。首先，金钱赔偿。对于造成人格权受损的已发生并结束的侵权行为，通过金钱数额多少来作出损害的衡量。即将人格权在受到侵害之前的状态与受到侵害之后的状态进行比较，此利益差额即为赔偿的标准。被害人因其人格权遭受侵害，因而衍生出财产上损害之情形，其财产上损害包括所受损害与所失利益。所受损害是指既存财产之减少;而所失利益是指财产应增加而未增加的损害，[26]例如被害人因侵害事故所支出之医药费用与看护费用为其所受损害，被害人因侵害事故而未取得之薪资为其所失利益。金钱赔偿的方法可作为救济方式中的原则性的责任承担手段，损害发生，一般以此为首选，除非有其他特殊规定。因为该责任承担方式，具有便利性，操作起来与原状回复相比而言更为方便。至于一次性提出金钱赔偿，还是分期进行，则可以根据受害者的请求或者受害方的利益来判断。

其次，抚慰金。非财产化的精神损害，不能完全客观地通过金钱进行赔偿，但金钱的给付并不仅仅具有填补物质利益损害的功能，同时还具有抚慰和惩罚的性质。一方面，金钱作为价值和权利的一般尺度，可以成为满足受害人人身及精神需要的物质手段。尽管金钱赔偿无法弥补受害人的精神利益，但可以使受害人感到慰藉并能使其在其他方面得到精神的享受。因此，金钱赔偿在这种情况下是民法行之有效的给予受害人满足的方法。这种需要的满足，是为了平复受害人的精神创伤，慰藉其情感的伤害。由此可见，精神损害赔偿的慰抚性是客观存在，不容忽视的。另一方面，损害赔偿兼具惩罚性，这已是我国民法界的通说。制裁不法行为人，是任何法律责任均具有的属性，只有通过制裁的方式，才能使法律责任起到保护权利、督促义务人履行义务的作用。侵权行为人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乃是其对国家所应负的责任，损害赔偿责任虽可根据受害人的意愿而免除，却不得由加害人抛弃或拒绝承担。另外，作为精神损害赔偿一般归责原则的过错责任原则，体现了法律对有过错的行为的谴责和非难，同时也具有制裁有过错的行为人的性质。

再次，原状回复。具体而言，包括通常所说的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使得侵权后的状态向侵权前的状态的转变的措施。该救济方式是在金钱赔偿无法使受到侵害的人格权得到应当的救济的时候适用。例如，报纸上刊登了侵害受害者的名誉权的内容，仅金钱赔偿无法满足受害者名誉恢复的要求，此时原状回复请求可以与金钱赔偿相互结合，使得受害者的受损权利得到充分救济。

最后，禁止请求。人格权的特殊性，是财产权的某些特性所无法相比的，例如大多数情形下其不能等到侵害之后再请求赔偿。禁止请求这种救济方式正是针对这种需求而产生的，相对于金钱赔偿与原状回复而言，是一种制止性的、防御性的救济手段，对于人格权的保护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具有持续性的侵害行为或者是未来将必然发生的侵害行为，可以适用此种请求。即，要求停止持续的侵害行为或者禁止即将发生的侵害行为。对于正在发生的侵害人格权的侵权行为，或者将来必然发生的侵害，则请求禁止其继续发生作用或者产生作用。例如，对于即将发行的报刊，如果刊登了可能侵害作为人格权的名誉权的时候，就应当可以基于此而申请事前禁止。《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在以前，停止侵害这种责任形式以侵权行为正在进行或仍在延续为适用条件。所谓停止，仅指在行为已经发生、正在造成损害时令行为人停止其侵害行为，以缩小损害范围，减少损失;而在侵害人格权行为尚未实施前，权利人如欲事先阻止其不法行为则无法适用。例如在包含有侵害他人人格权内容的新闻作品未刊登、播出之前，作品涉及的相对人请求其不要刊登播出，以阻止其传播;又如在他人欲以噪音较大的侵害健康权的设备进行施工之前，请求停止干扰、排除噪声的情形。近些年来，随着人格权理论与实务的发展，对于人格权遭受侵害时的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运用，理论和实务上都有所突破。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之十关于“侵害名誉权的责任承担形式”的解答是: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0条和第134条的规定，可以责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2条规定的精神，在诉讼过程中，如果遇到有需要责令侵权行为人立即停止侵害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人民法院的职权，先行作出停止侵害的裁定。对于这种给绝对权造成侵害的行为，受害者所负担的举证责任亦较为宽松，例如无须证明加害者在主观方面的故意或过失。

有必要探讨一下在中国民法中独具特色的“赔礼道歉”。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将赔礼道歉规定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刚刚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15条第7项延续了该规定，将赔礼道歉规定为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一种。这意味着，在法律的语境下，赔礼道歉完成了由道德范畴向法律范畴的转换，进而可以作为一种被法官判令的具有强制性的责任承担方式。毫无疑问，赔礼道歉责任承担方式在我国侵权法上的形成乃中国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在笔者有限的观察范围之内，法律上以明文的形式规定赔礼道歉为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之一种的做法在世界范围来看也实属首例。当然，从比较法上看，尽管其他各国的法律并未以明文的形式对赔礼道歉作出规定，但在解释论及实务的操作上，在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赔礼道歉乃是作为恢复名誉的一种手段而出现的。

就赔礼道歉责任承担方式在我国的产生来看，其有一定的历史时代原因。但在现代法的背景之下，该种责任承担方式不仅在理论上引发了颇多争议，而且也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重重问题(例如其强制执行上的无法操作性)，其作为一种责任承担方式的合理性其实颇值怀疑。就赔礼道歉的实质运用来说，其原本就应属于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责任承担方式的实施手段或方法之一，而在其实际运用时，必须以当事人自愿为原则，在侵权一方当事人坚持不作出赔礼道歉的情况下，赔礼道歉不得强行运用。在此情况下，法院固然可以考虑刊载澄清声明或将判决书予以登报公布，进而实现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客观效果，登报费用则由侵权方当事人承担。但问题在于，刊载澄清声明或将判决书予以登报公布实则属于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另一种手段，其与赔礼道歉存在本质的区别，不可将二者简单等同。另外还需要提醒的是，前已述及，在日本以及韩国的民法上，倾向于将“恢复名誉的适当处分”解释为“道歉广告”，在两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曾有过相关的判例。但是，两国涉及“道歉广告”的判例均曾引起过“是否符合宪法”及是否有违“良心自由”的理论争议。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以停止侵害、排除妨害为典型的人格权救济责任形式在侵权责任法中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否定侵权责任在价值补偿方面的独有功能。侵权法的主要作用在于损害赔偿，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都属于侵权法的组成部分，即使存在人格权的规定也只是属于引致性规范，藉此架起人格权和侵权责任法的桥梁。但是，人格权请求权仍不能够代替侵权责任法的补救方式，因为各种人格权请求权基本只是为了恢复权利的圆满状态，而侵权责任法是价值补偿法，这是侵权法的独特之处。特别是在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以及人格权的财产损害赔偿的场合，侵权责任法承担着其他法律所无法替代的角色。当然，回到前面的话题，在侵权责任法中明示人格权性质的请求权，并且在侵权责任方式及其承担中详尽规定侵害人格权的责任形式，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未来人格权法的制定，因为各自的分别独立，必然会导致人格权法与侵权责任法规则乃至条款的重复。而这正是讨论人格权法的独立性问题时不可不察的。

注释:

[1]该民法草案的体例设计为:第一编“总则”，第二编“物权法”，第三编“合同法”，第四编“人格权法”，第五编“婚姻法”，第六编“收养法”，第七编“继承法”，第八编“侵权责任法”，第九编“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

[2]参见王利明:《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页。

[3]参见王利明:《我国民法典中的人格权制度的构建》，载《法学家》2003年第4期。

[4]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134页。

[5]杨立新主编:《中国人格权法立法报告》，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6]杨立新主编:《中国人格权法立法报告》，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7]参见［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8]苏永钦先生的批评虽然尖锐，但不失中肯:难道只能用独立成编才足以凸显它的重要性，或突出中国的特色?尤其无法理解的，是初稿还是决定在八编之前设“总则编”，里面也有自然人和法人的章节，如果把人格权的规定放在这些章节之后，既符合逻辑也最能宣示政策上对人格权的重视，舍此而另定专编，既与总则的自然人、法人割裂，又反而更让人看不

清它和合同法、侵权法的关系。参见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9]参见王利明:《民法典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10]参见张新宝:《侵权法立法模式:全面的一般条款+全面列举》，载《法学家》2003年第4期。

[11]参见［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卷)，张新宝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12]参见姚辉、周云涛:《关于民事权利的宪法学思维——以一般人格权为对象的观察》，载浙江社会科学200年第1期。

[13]米键:《民法编纂——人格权不宜独立成编》，载米健:《法以载道》，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4]曾世雄先生指出，法益失宠于法学界之缘由在于行为本位学说，然从资源本位考量，法益则事关宏旨。参见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代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1、62页。

[15]参见苏永钦:《民事立法者的角色从公私法的接轨工程谈起》，载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6]参见李新天:《对人格权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载《法学评论》2009年第1期。

[17]［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页。

[18]参见王利明:《论侵权行为法的独立成编》，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4期。

[19]参见王利明:《试论我国民法典体系》，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1期。

[20]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21]参见李新天:《对人格权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载《法学评论》2009年第1期。

[22]关于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分析，请参见崔建远:《债法总则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兼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定位》，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23]关于销毁侵权工具和侵权产品的分析，请参见魏振瀛:《〈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责任———从物权法到民法典的规定》，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3期。

[24]参见施启扬:《民法总则》，台湾三民书局2005年版，第103页。

民法典未成年保护法篇10

关键词：民法；民法典；立法

一、我国民事立法现状

民法是市场经济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法律部门。然而我国作为一个大陆法系、法典法系国家，却缺少一部系统编纂的民法典，这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项最大的空白。在我国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就曾着手制定民法典，自1979年到1982年已先后完成了4稿民法草案，但随后便停了下来。其主要原因是当时我国刚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对改革的方向只有一个大体的掌握，未来的经济 发展 道路怎么走尚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制定一部比较完善、科学、稳定的民法典的时机还不成熟。为了解决上述矛盾，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根据实际需要与可能，先将民法典草案中那些急需的，而又比较成熟的部分制订成民事单行法规，并于1983年成立《民法通则》起草小组。至1986年4月12日，《民法通则》草案经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

目前，我国经过了20年的改革实践，经济、社会形势已大不一样了，制定民法典的社会经济条件、法律环境等都已具备，制定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民法典已成为当务之急。可喜的是，民法典的制定也已提上了全国人大的议事日程。

众所周知，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资产阶级国家民法典，它与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都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事立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展望21世纪，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又将在世界法律之林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呢？一部民法典制定得如何，和它有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有密切关系。如今，我国拥有了一大批民法专业人才，对民法理论做了长期、深入的研究与探讨，为民法典的制定打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重要的是，民法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或者叫做市民社会的基础——一个市场化、主体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已初步建立起来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要求确立一个基本原则，即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经济包含三个基本要素：第一，竞争必须是平等的竞争。不是在一个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的竞争，那不能算一个真正的市民社会，而我们社会仍存在多种不平等因素，如所有制的不平等、企业级别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公民之间存在的各种不平等现象。确立民法的平等主体的理念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竞争应该是自由竞争。如果没有企业自治、主体自治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我国新颁布的《合同法》中就体现出了自由竞争的规则和规律。第三，竞争必须是公平竞争。公平竞争需要一定的法则，也需要一定国家力量的介入，没有任何国家力量介入的社会现在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国家过多干预的社会也不应该允许。市场经济如果没有任何的国家干预，完全是自由的，那么又往往会导致无秩序、不公平的一种竞争，这样的市场经济必然是混乱的经济。如何在当事人的自由和国家的适度干预之间找出一个最佳平衡点，是当前我们立法中的难题。上述的竞争经济的三大要素中隐含着民商法律的三大基石：一个是以《公司法》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确立的是平等竞争的机制；另一个是以《合同法》为核心的现代自由交易机制、自由贸易机制；再一个是以《竞争法》为核心的现代公平竞争机制。这三者构成了市民社会所要求建立的机制的主要方面。西方国家的私法的主要特征就是平等性，平等、自由、公平是私法的灵魂，也是民法的灵魂。

在我国，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是不是都应该囊括在民法范畴内尚存争议。平等主体之间权利、义务、责任的关系可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市场方面的，或者说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即由市场经济调节的这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人类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领域，包括婚姻、家庭、继承方面的问题；第三方面是劳动力能否成为市场交换、流通的客体。这三方面在西方国家是统一的，都是属于民法的范畴。而从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原苏联的法学家们就把这三个方面分开了，因此原苏联通过了三部法典：《民法典》、《家庭、婚姻、监护法典》、《劳动法典》。受其影响，我国一直也奉行《民法》、《婚姻法》、《劳动法》是平等主体之间三大法律部门的观念。现在，在制定民法典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按照中国的传统，亲属关系即家庭、婚姻关系应当成为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在我国，劳动关系应如何看待？在制定《合同法》时即遇到这个问题，争论较多的是在《合同法》中要不要规定雇佣合同？在许多场合中，劳动力成为了雇佣合同的客体，但是，《劳动法》中规定的劳动关系在公有制社会里不作为商品关系，因此不能纳入雇佣合同里面。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即在公有制里面的劳动关系由《劳动法》规制，而在非公有制领域则由雇佣合同来规制，可又该如何划分这两个领域的劳动力呢？在目前国有企业向公司制转换的潮流下，公司通常本身就是混合所有制，这种情况下，公司内劳动关系由雇佣合同还是劳动合同来制约呢？《合同法》对之回避，便不写雇佣合同。但是，将来的民法典对此是不能回避的。建立民法、私法三大组成部分的协调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二、民事立法中的几个问题 

21世纪的民商法 发展 的特点将是影响我们制定民法典的重要因素，据此而制定出适应我国21世纪的 社会 发展需要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是一项跨世纪的神圣使命。从目前的立法工作来看，首先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民法典立法的步骤，一个是立法的框架结构、内容体系。在立法的步骤方面，大家意见比较一致，民法典的起草要分三步来走：第一步是先制定《合同法》，它将是未来民法典中占重要地位的债权编的核心组成部分；第二步是制定《物权法》，它已经开始起草，并拿出了初稿，共12章445条，可望在两三年内通过，它将构成未来民法典的物权编；第三步就是将现有《民法通则》总则部分充实，构成民法典的总则，而目前正在修改的《婚姻家庭法》以及《继承法》将成为民法典中亲属法的构成部分。据此三步骤估算，我国民法典可望在2005年前后出台。中国www.LwLm.com编辑。

至于民法典的内容体系、框架模式等方面，现在争议颇多，以下五个方面尤成为争论的热点问题：

（一）民法与商法的关系

商法在许多国家都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而予以专门立法。我国要不要单独制定商法，现在有几种意见：有人主张制定一个独立专门的商法典；有人则主张制定一个类似《民法通则》的《商法通则》，在深圳市便制定了一个《深圳市商事条例》；大多数学者则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必单独制定商法典。值得注意的是，商法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趋势：①从中世纪以来，商法通常是指商人的法，但至今商人的概念已越来越模糊，商事行为也越来越广泛而难以明确界定。因此，现代民商法正逐渐合二为一，《意大利民法典》、《俄罗斯民法典》、《荷兰民法典》均采民商合一立法体例，民商合一是发展趋势。②中世纪时期的商法强调“绝对自由”，“商人自治”，属商业自由主义时期，但至20世纪，商事活动越来越受到国家的干预，即商法与 经济 法的融合成为一种新趋势。

在我国，商事领域有三个基本问题仍然是我国立法中相当薄弱的环节：①商事企业制度。我国商事企业如何分类，商事企业种类是否采取法定主义，以及如何确定有限合伙、无限公司、法人独资公司、连锁店等企业新形态的法律地位等均存较多争议。现在的立法趋势是从投资者的责任形式来划分，如公司企业、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但其法律地位如何规定也存在问题。②商事制度。如对各类企业组织形式中作为全权人的经理的权限该如何确定，到底是法定还是约定？股东会、董事会、董事长的权限是法定的，法律没有写的，公司章程可另行规定，而唯独在经理的权限方面有一个单独的规定，能不能通过章程的规定来约束经理的权限？应该是可以的。还有，对经理的越权行为的效力应如何认定，能不能对抗善意相对人？对此，《合同法》规定为有效。总之，经理的权限问题非常重要。③商事人格权问题。诸如商业信用的价值认定及其保护机制、商业秘密的界定与保护，均缺乏行之有效的规范。还有商业注册问题，国有企业、公司、合伙企业、外资企业各自有不同的注册办法，如何适用？现实中，许多企业是先注销，后清算，导致债权人利益难以保障。

（二）物权的问题

我国正在制定《物权法》，它是民商法律体系中重要的内容。物权是所有权制度在法律中的体现，反映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但现在我国物权制度太薄弱，称谓上是叫物权法还是财产法？如叫财产法则应不应该包含知识产权、债权等无形财产？知识经济时代无形财产会大量增加，甚至包括商号、信息等，国外对无形财产往往通过单行法来规定。在制定物权法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如何体现物权法里面的平等性问题，不同主体间的财产权或物权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及私人财产的保护问题等。另外，各国均采用物权法定主义，但《担保法》也并未能包括所有担保物权，如按揭、典权。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承包权问题，承包权是我国的独创，而各国仅有土地使用权。承包权作为物权已无争议，但现在的民法规范中却未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稳定承包关系，对之加以有效的保护，承包期未届满就被剥夺经营权，农民利益经常受到损害，新制定的《合同法》中也没有规定承包合同。在对农村或城市的土地征用中，还应明确区分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和商业需要，合理解决利益补偿问题。在物权法制定中，大家普遍认为要把不动产登记专门作一个规定，而目前不动产登记包括不动产抵押的登记分属于不同的部分，弊病很大。西方各国通常是由统一机构进行统一登记，且不应是政府管理机构，才能避免动用国家权力干预登记制度，并易于进行对各种登记的效力认定。

（三）人身权、人格权的民法保护问题 

以往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调整的基本上是财产权，但人身权、人格权乃至人权在现代 社会 中越来越重要。西方国家把人权分为公权与私权，相对应地，我国则划分为 政治 权利和民事权利，而人身权则是最基本的民事权利。我国现行民法对人身权采取法定主义，但其局限性已日益明显，如隐私权、住宅权、环境权，现行法律均未明确规定。随着社会 经济 的 发展 、社会公众 教育 程度的提高、人们法律意识和人权观念的提升，人们对于自己人身权利的保护意识越来越高，自然也对未来的民法典提出了更高的法律保护要求。 

（四）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问题

在各国以往的民法典中，普遍轻侵权责任而重违约责任。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人们生活内容越来越丰富，活动领域也越来越宽广，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侵权形式，责任原则也趋复杂化，有的是过错责任，有的是严格责任或无过错责任，而有的是举证责任倒置等。

关于违约责任，《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而针对违约责任原则，则有过错责任与严格责任之争议。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对违约行为都采用过错责任原则，有过错有责任，无过错无责任，《经济合同法》中确立的也是过错责任原则。但新《合同法》并没明确认定过错责任，因此有人认为新《合同法》中违约责任是采用严格责任，具有违约事实就应承担责任，那也不很准确。对之应根据不同合同形式而决定，如委托合同、保管合理中规定有过错才有责任，而在无偿委托、无偿保管、无偿赠与行为中如果给对方造成损失，只因故意和重大过失而承担责任，轻微过失则不承担责任。因此，合同法中实际上有三种责任：总的原则是严格责任，只要有违约就要承担责任；某些具体合同中又规定了有过错才有责任；而无偿合同中只对故意和重大过失承担责任。

（五）在民商法领域，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呈日趋融合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