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俗文化的看法篇1
论文关键词法治少数民族习俗国家制定法
我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习俗是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在千百年来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为本民族成员所信守的一种习惯性规范,它为维持社会秩序、传递民族文化起了积极作用。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其消极的方面,甚至与国家制定法存在严重冲突,要解决这种冲突不能简单的支持这个打倒那个。笔者认为在对待民族习俗上要充分认识其在民族地区的作用与影响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引导少数民族习俗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使之成为本土法治资源中的重要一环。
一、西部少数民族习俗及其制度化的必要性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具有民族特色的习俗,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更为浓烈。这些习俗又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普通习俗,一是类习惯性规范。普通民族习俗一般都是单纯的道德问题,不涉及利益之间的冲突与调和。例如少数民族中存在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节日,对这些节日的庆祝并不会涉及利益冲突。而那些被称为习惯性规范的民族习俗则是依据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权威约定俗成的,主要调整少数民族内部或民族地区社会关系,具有一定强制性和习惯规则以及维持和调整某一社会组织或群体及成员之间关系的习惯约束力量的总和。它主要表现为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且世代相传、为本民族成员共同遵守的一种自发与心态。例如,苗族的抢婚习俗、泸沽湖纳西族走婚制等。本文中所讨论少数民族习俗仅指后一种具有调整社会关系作用的民族习俗。
地域的相对分散性、封闭性和边缘化,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生活贫困且受教育程度广泛偏低,加之国家法内在缺陷以及供给匮乏等因素造就了存在少数民族习俗这一事实。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加大了国家制定法的控制,但是目前来看少数民族地区仍然普遍沿袭着大量的习俗,国家法往往还处于次要的补充地位。人们接受、应用法律的能量、频率都比民间法低,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是自然环境的因素。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居住在偏远的山区,在这些被看作“处于国家权力边缘地带”的村寨里存在着大量的民间习俗,村民们按照其民族习俗维持着乡土社会的和谐。这些地区民族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对国家法接触较少,同时民族习俗经过长久发展,内容更加完善、合理,并且民族群众对自己的习俗很熟悉。因此当纠纷发生时他们求助于本民族习俗来解决的几率要大的多。其二是西部少数民族对本民族习俗的内心信仰因素。民族习俗根植于少数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中,是民族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为本民族所认可的惯例,其隐储于民族群众心灵深处。根据有关人员对阿坝州进行的调查显示,认为必须遵守村民公约的占了被调查人数的91%。这表明在少数民族群众心里本民族习俗仍占有相当高的地位。
少数民族习俗与国家制定法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平行关系,因此在二者的适用过程中必然会呈现出一种冲突的关系。这种冲突表现为两者的规定不一致甚至对立,它既有民事方面的冲突,也有刑事方面的差异,诉讼程序的规定两者也是各有不同。由于前者赖以存在的基础、目的、作用、执行实施等与后者有异,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规范,其冲突和不一致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虽然已经取缔了一些与国家法治精神相违背的少数民族习俗,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存在着许多违背法治精神的习俗并且它们仍然发挥着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制定法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必然会与民族习俗发生冲突。例如在婚姻家庭领域中,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每年三月对歌中都有抢婚的习俗,同时宁蒗彝族自治县的纳西族还保留着一种叫做“走婚”的习俗。以上两种习俗与现代婚姻制度中的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相违背,甚至会触犯刑法。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要充分发挥西部少数民族习俗对当地法治建设的积极作用就必须对西部少数民族习俗进行制度化改造。
二、西部少数民族习俗制度化的可行性
有学者认为对西部少数民族习俗进行制度化改造是行不通的,从而主张将其完全废除,使国家制定法取代民族习俗。但笔者不以为然,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少数民族习俗是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在这些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和发展,因此少数民族习俗具有独特的性质,其根植的乡土性、内容的生活性、程序的非正式性、管辖的地域性和运作的内控性。这就导致少数民族习俗在特定传统的熟人社会里的价值远大于国家法,并且在一定区域和特定时期它仍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
首先是西部少数民族习俗的民间自律作用。虽然近年来我国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民族群众对国家制定法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基本上是以法律移植为主,这就使得由国家强制力推行的制度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存在冲突是很难避免的,加之法律本身普适性带来的缺陷,造成大部分民族群众对国家制定法的认识具有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群众会继续依赖自己充分认识并有强烈认同感的民族习俗。例如哈尼族牛宗碑用汉文记载了“八禁”,其中有禁止偷盗行为的内容,其成员不盗窃并不是考虑到《刑法》中关于盗窃罪的惩罚,而是由于畏惧本民族习俗对盗窃的惩罚。由此可见民族习俗仍然起着自律作用。
其次是少数民族习俗对纠纷的调解作用。虽然国家制定法不断完善,普法宣传也不断在深入,但是仍然无法消除民族群众在部分领域对民族习俗的依赖。
1998年5月某村5个傣族小孩在封渔期到流经该村的河中捕鱼,渔政管理部门在执法中打伤了他们,有关部门对执法人员进行了处分并对受伤害小孩进行了赔偿。但纠纷并没有消除,该村村民聚集在一起围攻渔政管理部门和违法的执法人员,分管的副县长到现场劝说并赔礼道歉也无济于事,最后副县长按当地民族习俗到该村拴红线以示道歉才将纠纷平息。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习俗与国家制定法分别在不同层次起着调节和规范作用。相对于国家制定法而言少数民族习俗带有很强的地域性,属于一种地方性知识。同时国家制定法的普适性和抽象性决定了其不可能将所有有利于纠纷解决的少数民族习俗纳入到自己体系中。因此纠纷经国家法处理后仍不能解决的,还必须依少数民族习惯法进行处理,是由二者所维护的秩序不同决定的。国制定法的目标是维护整个社会有序运行,少数民族习俗维护的是本群体秩序有效运行,所以纠纷发生后国家制定法有时不免显得鞭长莫及,这就需要少数民族习俗的补充。
虽然西部少数民
族习俗与国家制定法产生的文化基础不同,但两者的产生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这一点决定了两者之间必定存在统一的一面。首先,从少数民族习俗与国家制定法的目的来看二者在社会控制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具有一致性。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民族习俗所禁止的某些行为也是刑法所不容的,如对于偷盗行为民族习俗是严令禁止的,刑法对于偷盗达到一定数量的行为也规定为犯罪行为;另一方面民族习俗所提倡的某些行为也为刑法所保护。其次,少数民族习俗对于国家制定法具有补充作用。由于国家制定法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全局性,具体到不同少数民族聚居区国家制定法的某些规定就难免会出现概括性强、针对性相对欠缺、解决少数民族地区问题存在局限性的缺陷,而少数民族习俗在这些领域则对国家法具有补充作用。
正是由于西部少数民族习俗自身独特的作用以及与国家制定法相统一的关系,使得对西部少数民族习俗进行制度化改造具有了可行性。
三、西部少数民族习俗制度化途径
我们应该认识到少数民族习俗与国家制定法具有调适的可能性:对那些与现代法治精神严重冲突的民族习俗予以废除;对那些于国家制定法具有补充作用的民族习俗加以吸收和认可。
(一)废除严重违背现代法治精神的少数民族习俗
判断某一民族习俗是否符合现代法治精神,要看其是否符合以下三个标准:一要看其是否符合法律逻辑;二看其是否符合时代需要;三看其是否有利于法制的统一。同时严重违背现代法治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原则的习俗同样是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根据以上标准及法治原则,那些涉及刑事内容、体现男女不平等的那些民族习俗就应该完全被废除。例如上文提到的抢婚习俗,根据此习俗进行的行为就可能会严重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意,与刑法中关于罪的有关规定形成激烈的冲突。
(二)吸收少数民族习俗中的优良资源
对民俗文化的看法篇2
关键词：民族风俗习惯；民族习惯法；国家制定法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出发，尊重各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不因为某些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而歧视或侮辱他们；民族风俗习惯的改革或保持，必须让该民族的群众去选择，其他民族或个人不应强制或干涉；不能以自己的民族风俗习惯为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别的民族，更加不能以个人主观的好恶去看待民族风俗习惯，去处理有关民族风俗习惯的事情。
一
、民族风俗习惯概述民族风俗习惯的基本含义，是指各民族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风尚和习俗，是在各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种客观反映。在民族生存环境中，由于各个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等条件的不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民族风俗习惯。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民族长期传承和广泛采用的生活方式。真正成为民族的风俗习惯的行为方式必然相沿成习、代代相传，必然为众人所用而广泛普及。
只要民族风俗习惯形成，即为全民族所公认和遵守，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历史文化传统、道德标准和宗教观念等。某个民族反映其民族特性，必然存在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特征，代表着民族的标志。在民族的相互往来中，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是民族关系中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需要慎重看待。
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风俗习惯也在变化，然而，风俗习惯的变化常常滞后于生活条件的变化，呈现相对的稳定性。民族风俗习惯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它带有较大的稳定性，它的改变经常会滞后于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它集中地反映着某个民族的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二、法律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意义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因此，不同民族无论是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是其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本质上是坚持不同民族平等原则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反映，侵犯民族风俗习惯，就意味着践踏民族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刑法第147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正当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把“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归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是从法律上保护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在刑法上的反映。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任何民族对自己的风俗习惯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常常把其他民族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理解为对本民族的尊重，把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蔑视，理解为对本民族的歧视。所以，各种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言行，都会伤害民族感情，不利于民族团结。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能够促进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同民族的某些风俗习惯本身就是以歌曲、舞蹈、体育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很多民族通过自己的风俗习惯来保存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艺术。例如，我国少数民族有很多是以讲故事和唱山歌的口头文学形式在人民群众中代代相传，而且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还有一些表现在他们具有特色的日用器具、服饰、建筑和手工艺品等方面。正是由于千差万别的民族风俗习惯，才构成了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使文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对民俗文化的看法篇3
摘要：在不同民族的日常生活中都渗透着风俗习惯，其具有深厚而广泛的民族性和群众性，在民族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对民族风俗习惯进行了概述，阐明了法律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意义，理性思考了法律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基本问题。
关键词：民族风俗习惯；民族习惯法；国家制定法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出发，尊重各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不因为某些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而歧视或侮辱他们；民族风俗习惯的改革或保持，必须让该民族的群众去选择，其他民族或个人不应强制或干涉；不能以自己的民族风俗习惯为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别的民族，更加不能以个人主观的好恶去看待民族风俗习惯，去处理有关民族风俗习惯的事情。
一、民族风俗习惯概述
民族风俗习惯的基本含义，是指各民族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风尚和习俗，是在各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种客观反映。在民族生存环境中，由于各个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等条件的不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民族风俗习惯。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民族长期传承和广泛采用的生活方式。真正成为民族的风俗习惯的行为方式必然相沿成习、代代相传，必然为众人所用而广泛普及。
只要民族风俗习惯形成，即为全民族所公认和遵守，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历史文化传统、道德标准和宗教观念等。某个民族反映其民族特性，必然存在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特征，代表着民族的标志。在民族的相互往来中，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是民族关系中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需要慎重看待。
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风俗习惯也在变化，然而，风俗习惯的变化常常滞后于生活条件的变化，呈现相对的稳定性。民族风俗习惯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它带有较大的稳定性，它的改变经常会滞后于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它集中地反映着某个民族的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二、法律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意义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利。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因此，不同民族无论是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是其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利。本质上是坚持不同民族平等原则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反映，侵犯民族风俗习惯，就意味着践踏民族平等权利和民利。刑法第147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正当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把“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归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是从法律上保护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利在刑法上的反映。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任何民族对自己的风俗习惯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常常把其他民族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理解为对本民族的尊重，把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蔑视，理解为对本民族的歧视。所以，各种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言行，都会伤害民族感情，不利于民族团结。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能够促进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同民族的某些风俗习惯本身就是以歌曲、舞蹈、体育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很多民族通过自己的风俗习惯来保存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艺术。例如，我国少数民族有很多是以讲故事和唱山歌的口头文学形式在人民群众中代代相传，而且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还有一些表现在他们具有特色的日用器具、服饰、建筑和手工艺品等方面。正是由于千差万别的民族风俗习惯，才构成了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使文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三、理性思考法律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保护
（一）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提倡科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不能孤立地看待风俗习惯，必须从一个民族的历史、经济和自然条件去考虑这些风俗习惯之所以形成和存在的现象，如此才能让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情况。把民族风俗习惯看作陈规陋习，是对少数民族的诬蔑和歧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中存在某些陈规陋习，这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汉族的风俗习惯中同样有陈规陋习。任何民族的风俗习惯中都会有好的、一般的和不好的。对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应全部肯定或全部否定，而应当进行具体分析。总体上，汉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上较先进，大部分少数民族发展较落后，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先进并不意味一切都好，落后也并不意味一切皆坏。
看待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不能用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为标准，而应以对民族团结、对经济文化发展、对国家统一、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对人民群众是否有利为标准。凡是有助于民族团、有助于经济文化发展、有助于人民生活和身心健康的风俗习惯应当提倡和发扬。凡是有害于民族团结、阻碍生产和经济文化发展、不利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不科学的风俗习惯，应对本民族群众说明害处，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后，让他们自己进行改革。改革某些风俗习惯，主要依靠文化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来实现。提倡少数民族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各方面奉行健康、科学和文明的新习俗。
（二）合理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部分，应当被合理的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在民族地区公平正义观上历练形成的一种具有特殊调控作用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在坚持国家法制统一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习惯法应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批准、同意或默许来使其具有双重效力，使其权威性得到保障。在保持正义和秩序的基础上，国家可以做出适当的变通，实现少数民族内社会关系的稳定和谐。
运行国家法律是个复杂的过程，只靠法典是不能实现其功能和效率的，强行推行法律常常也只是适得其反。制定法有必要给少数民族习惯法留出一定空间，去吸收和认可一些有益的习惯法，使其融入制定法。也不能简单地用国家制定法来代替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消极因素，而是通过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进行长期有效的法制宣传等方式，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的融合。
实践中，对少数民族习惯法效力的承认须限定在特定的区域内。在民族自治地方，有关少数民族特殊事务上，可以对习惯法有选择性地优先适用。对那些既符合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又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习惯法，可以优先适用。
结论：
认真看待民族风俗习惯，涉及到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繁荣稳定。正确处理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关系，重视和充分尊重民族风俗习惯，这样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秩序向着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基石。只有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小康社会才能真正得以实现。(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参考文献：
［1］宋才发、王红曼、熊坤新、彭谦著，《中国民族法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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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风俗习惯；民族习惯法；国家制定法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出发，尊重各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不因为某些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而歧视或侮辱他们；民族风俗习惯的改革或保持，必须让该民族的群众去选择，其他民族或个人不应强制或干涉；不能以自己的民族风俗习惯为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别的民族，更加不能以个人主观的好恶去看待民族风俗习惯，去处理有关民族风俗习惯的事情。
一
、民族风俗习惯概述民族风俗习惯的基本含义，是指各民族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风尚和习俗，是在各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种客观反映。在民族生存环境中，由于各个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等条件的不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民族风俗习惯。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民族长期传承和广泛采用的生活方式。真正成为民族的风俗习惯的行为方式必然相沿成习、代代相传，必然为众人所用而广泛普及。
只要民族风俗习惯形成，即为全民族所公认和遵守，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历史文化传统、道德标准和宗教观念等。某个民族反映其民族特性，必然存在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特征，代表着民族的标志。在民族的相互往来中，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是民族关系中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需要慎重看待。
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风俗习惯也在变化，然而，风俗习惯的变化常常滞后于生活条件的变化，呈现相对的稳定性。民族风俗习惯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它带有较大的稳定性，它的改变经常会滞后于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它集中地反映着某个民族的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二、法律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意义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因此，不同民族无论是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是其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本质上是坚持不同民族平等原则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反映，侵犯民族风俗习惯，就意味着践踏民族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刑法第147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正当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把“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归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是从法律上保护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在刑法上的反映。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任何民族对自己的风俗习惯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常常把其他民族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理解为对本民族的尊重，把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蔑视，理解为对本民族的歧视。所以，各种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言行，都会伤害民族感情，不利于民族团结。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能够促进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同民族的某些风俗习惯本身就是以歌曲、舞蹈、体育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很多民族通过自己的风俗习惯来保存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艺术。例如，我国少数民族有很多是以讲故事和唱山歌的口头文学形式在人民群众中代代相传，而且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还有一些表现在他们具有特色的日用器具、服饰、建筑和手工艺品等方面。正是由于千差万别的民族风俗习惯，才构成了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使文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三、理性思考法律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保护(一)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提倡科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不能孤立地看待风俗习惯，必须从一个民族的历史、经济和自然条件去考虑这些风俗习惯之所以形成和存在的现象，如此才能让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情况。把民族风俗习惯看作陈规陋习，是对少数民族的诬蔑和歧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中存在某些陈规陋习，这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汉族的风俗习惯中同样有陈规陋习。任何民族的风俗习惯中都会有好的、一般的和不好的。对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应全部肯定或全部否定，而应当进
[1] [2]
行具体分析。总体上，汉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上较先进，大部分少数民族发展较落后，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先进并不意味一切都好，落后也并不意味一切皆坏。
看待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不能用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为标准，而应以对民族团结、对经济文化发展、对国家统一、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对人民群众是否有利为标准。凡是有助于民族团、有助于经济文化发展、有助于人民生活和身心健康的风俗习惯应当提倡和发扬。凡是有害于民族团结、阻碍生产和经济文化发展、不利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不科学的风俗习惯，应对本民族群众说明害处，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后，让他们自己进行改革。改革某些风俗习惯，主要依靠文化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来实现。提倡少数民族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各方面奉行健康、科学和文明的新习俗。
(二)合理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部分，应当被合理的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在民族地区公平正义观上历练形成的一种具有特殊调控作用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在坚持国家法制统一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习惯法应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批准、同意或默许来使其具有双重效力，使其权威性得到保障。在保持正义和秩序的基础上，国家可以做出适当的变通，实现少数民族内社会关系的稳定和谐。
运行国家法律是个复杂的过程，只靠法典是不能实现其功能和效率的，强行推行法律常常也只是适得其反。制定法有必要给少数民族习惯法留出一定空间，去吸收和认可一些有益的习惯法，使其融入制定法。
也不能简单地用国家制定法来代替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消极因素，而是通过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进行长期有效的法制宣传等方式，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的融合。
实践中，对少数民族习惯法效力的承认须限定在特定的区域内。在民族自治地方，有关少数民族特殊事务上，可以对习惯法有选择性地优先适用。对那些既符合少数民族的
风俗习惯，又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习惯法，可以优先适用。
结论：
对民俗文化的看法篇5
关键词：民俗文化民俗旅游文化产业
旅游的目的是满足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因此，民俗特色和地方特色是旅游资源开发的灵魂。在这两者中，笔者以为旅游应以民俗特色为本，因为它涵盖了地方特色的人文内容。就像一座孤岛离开民俗的浸染，对旅游者来说只能算是风光旅游。而风光旅游若离开人文因素，未免有些单调。本文试图从分析吉林省民俗旅游发展的现状入手，探讨如何进一步开发民俗文化资源，来促进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
一、吉林民俗文化旅游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吉林省是满族和蒙古族的发源地，更是朝鲜半岛以外朝鲜族的聚集地。他们既与汉族习俗文化相融合，又保留着自己独特的民俗特点。在开发民俗旅游资源方面，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多以风光旅游为主，夹杂些民俗风情为辅的形式，来达到吸引游客的目的。如松原市自2002年，已连续10年成功举办了“查干湖冰雪捕鱼旅游节”，所聚集的人气逐年增加。但除古老的祭祀仪式和捕鱼方式外，能全面与蒙古民俗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配套的东西并不多；延边近年来也举办了各种名目繁多的旅游节，也都难成气候。与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吉林自然风光旅游、展会游、边境旅游、冰雪旅游、人参旅游、乡村度假旅游等项目不断被开发相比，民俗文化旅游的瓶颈状态未被有效地突破，构成了吉林旅游事业的短板。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开发民俗文化旅游还缺乏与自然旅游资源相配套的统筹机制。这既反映出对地域古老民族文化传承重视不够，同时，也为吉林开发民俗特色旅游资源留下广阔的拓展空间。具体表现为如下方面：
（一）对如何利用优势的自然旅游带动尚处于劣势的民俗旅游认识不足
从吉林省现有旅游类型吸引力看，最基本层次的观光旅游大体占80%，娱乐购物、会议商业和度假约占15%，能展现具有真正长久吸引力的民俗特色旅游所占比例不足5%。从这组数据看，吉林的民俗旅游劣势非常明显。据一次抽样调查表明，在外国游客心目中的中国旅游第一吸引力，认为山水风光名胜古迹的占30%，对民俗风情感兴趣的竟达70%。[1]由此可见，开发民俗旅游资源重要性。目前在延边州和松原两个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尚未把用优势自然旅游带动劣势的民俗旅游提到日程上来。
（二）民众参与度低，使旅游的民俗性大打折扣，导致后劲不足
延边大学对2007年“延边州民博会”的一份‘参与情况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中，知道（听说过）民博会的占80.6%，看过（参加过）的比例在39.6%，没看过（没参加过）的占60.4%。从被调查人员职业结构看，公务员、教育工作者，企事业人员比例为87.6%，其他只占12.4%。[2]可见调查面之窄，难以反映民俗文化真正土壤——广大民众的参与兴致。民俗文化缺少地域民众参与，必将失去焕发活力的土壤。没有活力的土壤，又怎能博得旅游消费者认同和长久的生命力呢。
（三）热衷办旅游节，缺少对旅游精品活动的统筹规划。2012年延边州由州及所属市县举办的节庆就有37项。春看梨花、冬滑雪、夏游长白、秋采梨，可谓四季热闹；朱果、莲花、金达莱，大雁、松茸、东北虎，都有了自己的节庆。[3]掺杂的民俗元素，基本是朝族饮食、秋千、跳板、歌舞，导致本地民俗被人为的庸俗化所践踏。试想一个不乏自然风光，有得天独厚民俗的地域，办了如此多的节庆，非要给看不见的老虎、随处可见莲花、奢侈品松茸过节，这种旅游营销手段的滞后，很少能以符合游客心理的方法扩大影响，提高潜在游客的参与度来吸引游客。
二、吉林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策略
吉林省开发旅游资源是一项系统工程，作为子系统的民俗旅游的开发，必须与已经体现出优势的自然风光游统筹考虑，才能体现出其独到的旅游价值。
（一）吉林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与保护策略
开发与保护是挖掘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潜力必不可少的前提。同旅游资源的物质资源相比，民俗文化旅游中所蕴含的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难度要大得多、复杂的多。然而，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除了政府大力搭台办节庆外，没看到有太多有效措施。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就应该在培育、光大深藏于民间的民族习俗上下功夫、花气力。民俗就是这样一种来自于民众，传承于民众，规范民众，又深藏在民众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民众的参与度和自发的参与热情，才是民俗文化挖掘的方向，才是吸引游客的魂灵。培养区域民众群体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和自豪感，使游客身临其境便能体会到该民族浓郁的民俗氛围。
（二）打造民俗旅游精品及营销策略
民俗文化的群众化，是打造民俗旅游的精品策略重要一环。从游客心理特征考察，有广泛参与大众化的民俗文体活动，很容易唤起游客的参与欲望，一旦他们被融入其中，必然会很快被这种大众文化氛围所感染并认同。这样的感染力所产生的渗透力无疑会通过游客向身边蔓延。蔓延的结果，必将会比什么推介会、甚至是被‘旅游化’的各种‘民俗节’的宣传效果好得多。如“延边朝鲜族端午民俗旅游节”的朝鲜族摔跤邀请赛，邀请了青岛、大连、沈阳、延边等10支代表队，共60名队员参加。笔者认为这是推销民俗旅游最经济和有效的办法。要比请专家、官员推销民俗旅游节俭得多、影响大得多。此外，减少辖区为造势和不切实际诸如“大雁、松茸、东北虎”和同一季节重复的“苹果梨”等样式单调的节庆，以民俗文化资源，让项目的丰富性、多样性，留给游客游难尽揽、余兴未尽的遗憾。
如前所述，目前吉林旅游对游客的吸引力自然风光游是优势，而民俗旅游处于劣势。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景观，固然吸引眼球，但缺乏人文气息，总是会让人感觉有些苍白。凭借吉林自然风光游的地利，自然地融入民俗风情，不仅是对民俗文化旅游的带动，也是对旅游吸引力总体层次的提升。
参考文献：
[1]温艳玲等.延边龙山朝鲜族民俗文化村可行性研究报告[D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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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俗文化的看法篇6
关键词：历史课学生民俗味运用
一、提出的背景
在这两年的教研听课过程中，我经常听到这句很流行但很无奈的话：“学生很喜欢历史，却最讨厌上历史课”。确实在许多县乡一级的中学，虽然在历史教学中采用了多媒体教学，却经常可以看到历史课上许多学生不是趴在桌子上，就是在做其他学科的作业，以致在考卷中经常无奈地看到现实版的“关公战秦琼”“唐太宗穿越到了明朝”这样的答案，究其原因，学生的回答不外乎“历史课太无味了”“历史课离我们太遥远了”，可见学生是对历史课失去了兴趣。这样的状态对于中学历史教学，乃至高考历史的前景是很可怕的。
在这几年的高三复习教学中，可以看到许多贴近现实生活的试题。如：2006年广东高考文综卷第26题，要求学生根据材料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概述周人饮食生活的信息，和2008年宁夏高考历史第32题考查的是有关元旦的知识，2011年福建文综卷第13题土耳其改革者发动对旧式礼拜帽的批判等。笔者在一次公开课时，试着将类似的题目讲解给学生，结果发现学生的课堂效果极佳。在与教研组教师反思这堂课时，笔者发现良好的课堂效果是因为这些知识是学生生活中十分熟悉的方面，也就是历史民俗资源，它能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历史、研究历史。
福州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福州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也使人感受到近代中国的浮沉，在这座古城有许许多多的历史民俗文化，学生们“生于斯，长于斯”自然对这一方水土感同身受，我们在教学中如果能合理利用这些历史民俗资源，肯定能吸引学生喜欢历史民俗，进而喜欢我们的历史课堂。笔者在思考，既然我们历史课堂的现状和高考都要求我们要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而且笔者所在的地区又能提供丰富的历史民俗资源，我们何不做个尝试——把民俗资源带入历史课堂，让历史课有“民俗味”，或许能为突破目前中学历史教学的困境提供参考。
二、实践运用
在历史课堂中合理利用民俗资源，“想学生之所想”定能改变历史课上“鸦雀无声”“呆若木鸡”的局面。那么在实际的教学中，如何构建“民俗味”的历史课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民俗味”的历史课要注意贴近学生生活
随着中学新课程的发展，高中教材大大增加了社会生活文化的知识点，而社会生活文化的核心就是民俗文化，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在历史与现实生活之间架起了联系的桥梁。以福建许多地区广泛使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高中历史教材（2007年版）为例，有的是专门介绍历史民俗文化，有的知识能联系现实的乡土民俗。这样看来，好像在历史教学中应用民俗资源，应该不是难事。但我们不能忽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事实。
试想，在高中历史必修三第一单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之“百家争鸣”中讲述孔子时，为了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推进教学开展，作为教师运用多媒体，绘声绘色大谈齐鲁大地的传统祭孔文化，看似教师讲得高兴，学生听得入神，其上课的实际效果不过是为学生增加了一块课本所没有的知识链接罢了。究其原因是因为齐鲁文化脱离学生的生活，自然无法引起学生的共鸣。笔者在上高中历史必修一第一单元“君主专制政体的演进与强化”中讲述科举制影响时，为了让学生加深了解科举制有益于社会重学风气的形成这一知识点，我给学生讲述旧时福州民间每逢初一十五，便可以看见有读书人手拿夹子，背着黄布包，在大街小巷走动，见有带字的纸片，就俯身夹入写有“敬惜字纸”字样的黄布包内，待黄布包装满字纸后，就送到邻近的“字纸炉”焚化。这种民俗，民俗学家称之为“敬字习俗”。课堂中穿插与学生生活现实相关的民俗故事，教师不需要过多华丽的语言和技巧性的解释，自然而然让学生感受古代封建社会中重学风气的形成原因，课堂的效果不言而喻。
2.“民俗味”的历史课要注意符合学生认知
高中新课程的制定为教师的课堂教学提供了较大的创作空间，教师能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自己的专业素养，结合民俗资源对教材进行适当的处理，但并不意味教师可以运用“拿来主义”不顾学生的知识认知，盲目运用民俗资源。如在讲述高中历史必修二第五单元“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之“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变迁”中，讲述近代习俗风尚的变化时，我们当然可以适当拓展传统婚姻习俗，为了更好地说明古代传统婚姻习俗凭借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教师可以运用福州民间传说故事《荔枝换绛桃》，画士艾敬郎与少女冷霜婵邂逅西湖，二人一见倾心，因艾敬郎家道中落，功名未成，受冷母拒婚，有情人爱河难渡。但这时，教师不能为了展现自我的学识，不厌其烦、长篇累牍地介绍什么童养媳、指腹婚，以及福州传统婚姻程序“提亲、议聘、送定、送日头、迎亲、婚礼”等，这样不仅导致教学目标方向上的偏离，更重要的是脱离学生的知识认知水平。在我们教师运用民俗资源讲述这一章节时，可以简单地罗列福州传统婚姻程序，配套图片，提出“以福州传统婚姻习俗为例，反映出中国古代人民什么样的生活观念，其形成的社会因素有哪些？”的问题。再适时引导学生回忆课本，可以得到这样的传统婚姻习俗受到宗法制、农耕经济的影响。教师的教学设计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激发学生思维，突破了教材的限制，还很好地将历史与民俗文化有机地结合。
3.“民俗味”的历史课要注意介入实践活动
历史是遥远岁月里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消逝不可再现的事情。因此，如果想了解和研究历史，只能凭借前人留下的各种“痕迹”。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这些所谓的“痕迹”就包括民俗文化中的诗歌、小说、戏剧和民谣等。民俗是活的历史“化石”，它必然蕴涵着大量的历史文化知识，要求学生去探究、去体验。而且高中历史新课程要求历史教学注重开展探究学习，通过围绕针对性的问题，正确地搜集、分析和处理历史材料，解决学习问题，形成对历史知识的深刻认识，是逐步发展思维品质多样性的学习过程。在历史课堂中民俗文化必然要教师引领学生亲近乡土、亲近民俗、亲近历史，以便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继而提高历史教学的有效性。
三、成果和反思
在笔者的“民俗味”历史课堂实践过程中，确实可以看到学生由忽视历史到重视历史再到亲近历史。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笔者带领学生感受历史，将历史知识，历史能力，历史情感潜移默化地传授给学生。学生经常如痴如醉地“沉迷”在历史星空中，学生们的历史素养和成绩不断提高。但在兴奋之余，笔者也在反思“民俗味”历史课堂受到了教学任务和教学进度的限制，还受到地区文化特色的制约，以及历史课程中“民俗味”无法在全部的历史教科书中得到运用等，对此笔者还未找到十分有效的办法。希望各位同行们提出意见和帮助，以便高效完成历史教学目标和任务。
参考文献
对民俗文化的看法篇7
论文关键词：民俗艺术表演声乐教学
论文摘要：从声乐教学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入手，分析当前百色学院艺术系开设的民俗文化艺术表演专业在专业建设上存在的弊端和不足，进而提出从教学观念、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以及教学实践等方面对声乐教学模式进行改革。
音乐表演（民俗文化艺术表演方向）是百色学院艺术系开设的特色专业方向之一，百色学院也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开设此专业方向的高等院校。从2007年招收第一届本科生至今，艺术系教师经过几年的艰苦探索和实践，在民俗艺术表演专业的教学中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教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艺术系学生在参加全国大学生文化艺术节、中国—东盟艺术教育成果展以及CCtV青年歌手大赛等许多赛事中，都凭借民俗艺术表演节目屡屡获奖。然而，也正由于是全国第一个开设此专业方向的高校，没有任何先例可以效仿，完全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进行专业建设，其难度可想而知。在几年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我们也栽过不少跟头，吃了不少苦头。
目前，民俗文化艺术表演专业方向在教学模式、师资配备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不健康因素，对此如果不及时加以解决，不仅制约教学质量的提高，而且影响到本专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勿论突出特色、打造精品专业了。声乐课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在专业建设中占有重要位置，在民俗艺术表演方向中亦是如此。在声乐课的教学过程中，百色学院艺术系的声乐教师同样遇到了上述的一系列问题，笔者将以声乐教学模式为例，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进而探讨在民俗文化艺术表演专业下，对如何进行声乐教学模式改革提出自己的思考，以期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
一、民俗文化艺术表演专业下声乐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师资配备来看，百色学院艺术系现有专任声乐教师8人，都毕业于专业音乐院校，其中美声唱法教师3人，民族唱法教师5人，而8位教师中，对民俗声乐表演比较了解的教师只有1人。从学生情况看，音乐表演专业学生4个年级共有213人，主修声乐的学生有179人，占学生总数的84%，其中民族唱法学生最多，有163人，占声乐学生的91%。从授课方式来看，声乐主修生上课采用“一对一”的小课授课方式，每周每人一节，非声乐主修生上集体课，每周2节。从课程设置和教授内容来看，与一般音乐院校（系）开设课程和所教内容基本一样，只有一门“原生态歌舞表演”略显与众不同。从教学实践环节来看，学生从大学一年级到大学三年级每年下乡采风一次，其他实践主要是参加各种舞台演出活动。以上就是当前百色学院民俗文化艺术表演专业声乐教学的基本情况。
作为百色学院艺术系的特色专业之一，笔者在近几年的教学实践中亲身体会到这样的声乐教学模式存在很多弊端和缺陷，不仅背离了百色学院人想要办出特色的初衷，而且如果长此以往，形成定式，不仅偏离了专业轨道，而且对本专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十分不利。
1.目标不明，定位不准
百色学院最初开设民俗文化艺术表演专业方向，主要是为培养具有较强的民族歌舞和原生态歌舞表演能力，较为全面地掌握民俗文化概况和具有一定的民俗文化研究能力的人才。然而，在现实的声乐教学和实践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没有真正认清这个目标，或者说即使认识到了也没有真正朝这个方向迈进和努力，授课内容与上课方式等都与普通音乐院系基本一样，在师生思想定位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2.教学内容与教材使用中民俗文化内容过少
由于目标不明，定位不清，所以声乐课的教学内容仍然是在教授美声或民族唱法的发声方法，上课练声、演唱作品，演唱的作品也大都是传统的声乐教学作品，与民俗文化艺术表演基本不搭调。在教材的选择使用上，目前选用的教材多是仿习正规音乐院系选用的教材，大部分内容是创作歌曲，还有一少部分的民歌和美声歌曲，真正意义上民俗文化的作品极少。在此需要强调一点，笔者并不是反对要教授美声或民族的发声方法，相反，还认为这样可以提高和改良民间原生态唱法的音色，但如果偏废了一方，照目前民俗文化艺术内容极少的情况发展下去，离当初办出民俗文化特色的宗旨只会越来越远。转贴于
3.课程设置与教学形式缺乏创新，师资配备不均衡
目前，百色学院艺术系开设的课程也仍然是沿袭专业音乐院系的课程设置，尽管“原生态歌舞表演”一门课程有所创新，但仅此一门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且这门课程仍处于摸索阶段，还有待改进和完善。在声乐课教学形式方面，仍采用传统的“一对一”小课形式，虽然这样有利于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解决他们个人歌唱技术上的不足，但对于学生之间的协调配合训练明显不足，而好多真正的、民间的民俗艺术表演都是由于相互配合得好才更显魅力的。关于师资配备，如前所述，目前艺术系专任声乐教师有8人，但真正比较懂得民间歌唱艺术的只有1人，这样的师资配比对于民俗艺术表演专业而言显然是很不合理、很不均衡的。
4.教学实践环节民俗艺术方面内容相对薄弱。
在教学实践环节方面，艺术系比较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生参加各种校内外的演出活动也较多，但与学生参加的各种活动相比，有关民俗文化艺术的内容仍然偏少，除每年一次的采风活动之外，基本没有其他民俗艺术实践活动，要么就是参加比赛、展演时，由教师临时组织排练一些具有民间民俗特色的作品去参加比赛，活动结束之后又回归常态，如此一来，学生对真正民间民俗艺术的了解只流于表层，民俗文化知识更是微乎其微，对于培养学生成为真正的民族民俗文化艺术人才相距甚远。
鉴于以上的种种问题，我们首先应客观看待，冷静分析，找出原因，然后制定出适合本校本系特征的改革策略和措施并付诸实施，从而保证声乐教学乃至整个民俗文化艺术表演专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二、民俗文化艺术表演专业下声乐教学模式改革的策略与措施
1.明确目标，转变观念，找准定位
艺术系要统一全系师生思想，同时加大宣传、营造氛围，明确培养民俗文化艺术人才的目标，找准定位。教师应转变观念，真正扑下身子去了解学习民族民间、民俗原生态歌曲等，从中汲取营养并运用到自己的声乐教学中去。此外，还应帮助学生转变思维方式，促使他们认清民俗文化的巨大价值以及从事民俗文化研究和走专业特色化道路成才的良好机遇。
2.改进课程设置与教材使用，大量增加民俗文化艺术内容
明确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目标后，要对音乐表演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革新，在原有课程的基础上，增加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内容的课程，在教材的选用上，应多采用从民间采风回来得到的“鲜活教材”，从而不断加大学生对民族民间、民俗艺术知识和信息的占有量，真正为进行民俗文化艺术研究做好准备。
3.改革声乐课上课方式，完善师资结构
改变声乐课传统的“一对一”上课方式，采用个别课、小组课、集体课相结合的上课方式。个别课主要训练学生如何发声，借鉴科学的发声方法，美化学生的歌唱音色；小组课主要训练他们的协调配合能力和互相间的艺术默契感，体会民俗民间音乐的风格特征；集体课主要讲授一些民俗民间的音乐文化知识以及让学生体会民间艺术在集体活动中的呈现方式。不断加大师资队伍建设力度，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措施，完善师资结构，聘请校外优秀民间民歌手担任原生民歌演唱的教学工作，同时派出本系声乐教师走出校门，深入民间进行“接地气”般地采风学习，尽快扭转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方面师资薄弱的局面。
4.加强教学实践，转变学生学习方式
民俗文化艺术表演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专业，必须在现有基础上加强教学实践，同时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一要增加学生采风次数和时间，除了系里组织的采风必须参加外，还要求他们利用寒暑假时间进行田野采风，深入学习民间文化知识。二要训练学生对采风回来的材料进行加工整合，改变被动的学习方法，多采用研究型的学习方法，提高创新思维，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逐步掌握科学研究方法，最终成为有一定民俗文化研究能力的人才。
三、结语
声乐课是音乐表演的主要课程之一，其教学质量也直接影响到民俗文化艺术表演的专业建设，针对百色学院这几年的声乐教学中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应解放思想，克服困难，切实从教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课方式、课程设置以及教学实践等方面，对整个声乐教学模式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本专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最终取得丰硕的成果。
参考文献：
对民俗文化的看法篇8
【关键词】新疆高校民俗文化课有利条件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4）09-0001-03
民俗学作为一种新兴的学科发端于19世纪初期的德国，并被称为“人民学”（Volkskunde），在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被称为“大众古俗”（popularantiquities）或“大众文学”（popularliterature）。1846年，英国考古学家汤姆斯（w.J.thomas）首次提出民俗学（folklore）一词，从此之后，这一学科风靡欧洲。到了20世纪初，随着西方先进的人文科学和社会学说的输入，科学意义上的民俗学也传入我国。从广义上讲，民俗学是一门关于传统文化的学问，是关于发生在人们周围的各种生活现象的学问。而民俗是依附民众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是民众所创造并在民间社会日常生活中传承的文化事物和现象的总称。它凝聚着无数劳动人民的智慧，是逐步形成的并进而影响整个民族的，具有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本文从新疆各高校开设民族民俗文化课程的有利条件出发，探讨了在新疆民族民俗文化课程教学上可以采用的一些方法。
一开设新疆民族民俗文化课程的有利条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省区，其面积构成我国领土的1/6。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官方资料显示，2012年年底新疆的总人口为2232.78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385.49万，占新疆总人口的62.05%。新疆是自古以来多民族居住，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创造了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为丰富和发展中华民俗文化作出了贡献。多源生成、多元并存与多元发展是新疆的文化特色，新疆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完全能被高校文化环境所反射。新疆高校是多民族学生共同学习的场所，根据其民族构成特点，在学校构建多元文化环境，是促进民族文化传承的有效形式。此外，无论是国家教育政策还是国际环境，无论是新疆丰富的民族民俗文化资源，还是师资力量都有利于民族民俗文化课程的开设。
1.政策导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21世纪教育的使命是“要在充分尊重多元化的情况下，促使每个人将其思想和精神境界提高到普遍行为模式和某种程度上超越自我的高度――这关系到人类生存问题”。高等教育机构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重要的是要帮助解决社会面临的某些问题。国家教育部早在2001年就制定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提出要“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在新疆高校开设民族民俗文化课程完全符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的要求。另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提出“让新疆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新疆”的口号，让世界了解新疆，也要通过有关新疆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来宣传新疆。
2.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
新疆不仅有其自身独特的地理位置，有瑰丽的山川、神奇的地貌、丰富的物产、辽阔的草原，而且有众多的民族、多样的文化、极其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目前，新疆有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等13个世居民族，这些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民俗文化。新疆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开设民族民俗文化课程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源，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少数民族的有关农耕、游牧、宗教的节日文化、民族风味的饮食文化、体育文化、五彩斑斓的服饰文化、舞蹈文化、民间手工艺、民间宗教的麻扎文化等，它们是新疆民俗文化的集中表现，且在社会生活中广泛运用。仅仅以新疆各民族的居住民俗为例，我们可以介绍维吾尔族农民的庭院民宅、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等。虽然都是游牧民族的毡房，但是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的毡房装饰各有区别。要说新疆本身就是个开放的、没有城墙的民俗博物馆一点也不过分。从“节日”上看，古尔邦节、肉孜节、诺鲁孜节、那达慕大会、西迁节等都是反映新疆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精神文化的传统节日，它们凝结着各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更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民间音乐如维吾尔族的木卡姆演唱、麦西来甫，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蒙古族的那达慕，回族的花儿会等同样能成为新疆民族民俗文化课程的重要成分。加上2000年6月建立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新疆大学民族民俗博物馆，也可发挥教学实验实践场所的功能。
3.丰硕的研究成果
新疆的民间文学教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但直到改革开放才获得健康发展的机会。1978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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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新疆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项目“新疆民族文化冲突与适应”（编号：XJeDU010213C01）
始，由王堡、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曼等老一辈教授为新疆大学中文系学生开设民间文学课程，为之后的民俗学学科发展铺平了道路。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曼教授在1981年用维吾尔文出版教材《民间文学概论》，1986年用维吾尔文出版教材《民俗学概论》。在他们的带领下，民俗学专业初步形成了一支稳定的教学队伍，并编写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教材，课程建设趋向成熟。民俗学专业从专业设立初期就开始重视实践教学，有计划地组织采风活动，以此来加深学生对本专业的认识。自1979年开始便与民间文学课程同步安排民间文学田野调查。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安排学生利用实习的机会到全疆各地收集少数民族民俗物品，通过学院师生多年的努力，2000年6月建立了新疆大学民族民俗博物馆，目前存放着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等新疆13个世居民族的5000多件具有珍贵价值的民俗和历史文物。2005年，新疆大学民族民俗博物馆的介绍图书以三种语言出版发行。近年来申请到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新疆喀什地域文化研究”（2011）、“维吾尔族本土知识的保护与传承”（2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维吾尔族非物质文化传承研究――以民间麦西来甫为例”（2005）、“维吾尔族民俗文化中的传统审美观念研究”（2008）、“喀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2005）等诸多课题研究为民俗学教学提供丰富的教学实例。
4.足够的师资力量
新疆大学是西北地区最早培养民俗学专业研究生的大学之一。新疆大学中文系在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点下设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方向，并从1987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95年“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博士点获得批准，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曼教授被聘为首位博导并开始培养民俗学及民间文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一批年轻的博士、硕士学成归来，新疆民俗文化课程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2003年民俗学硕士点获得批准，并根据新疆民族民俗研究的宗旨与任务设立“民俗文化学”、“新疆民俗文化研究”和“新疆民间文学研究”等三个研究方向。目前，毕业于该专业的80余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在各大中院校成为新疆民俗学教学科研的主力军。
二新疆民族民俗文化课程的教学方法
新疆民族民俗文化课程在教育内容上更贴近新疆地区高校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有利于新疆高校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生动有趣地介绍各民族民俗文化，可以增强大学生对所在院校区域的文化认同感。掌握一定的民俗文化知识，有利于高校学生毕业后迅速融入当地社会，并为成为民族地区的建设者打下坚实的基础。至于民俗文化课程的教学方法，应尊重该课程的特殊性，它既不是理论课又不是实验课，它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都很强的学科。加上选修民族民俗文化课的学生情况比较复杂，他们来自不同地区，分属不同民族，这就需要积极调整课程设计思路，构建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体系。在民俗文化教学过程中，可以参考以下教学方法。
1.传统教学方法与现代教学手段并用
教师讲述民俗文化课程时，不仅使用传统的“教师主讲”方式，而且要充分使用多媒体教学课件进行教学。民俗文化课的教学模式不能停留在老师“满堂灌”的状态，要利用多媒体设备观看相关的影视资料，展现生活场景，建立起生活与课堂的链接，生动形象地讲述复杂、深奥的民俗文化知识。通过观看有关新疆各民族民俗文化的影片，可以提高课堂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尽量开阔学生视野，激发学生探索民俗的热情。选择影片时，要选比较短、教育性较浓、能展示诸多民俗文化类型的影片。另外，还要注意影片的拍摄效果、娱乐程度和与课程内容的相关性。观看影片之后，应组织学生讨论影片的拍摄方法、摄制者的主观意图、影片展示的各种民俗要素，还要把影片内容与其他资料进行比较。这样学生一方面将会认识各种民俗现象，另一方面他们还学会怎样鉴赏影视资料。
2.提倡“互动式”教学，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
教师根据学生专业、民族成分不同，在上课期间尽可能地发挥学生的各种优势。当讲述到具体民俗文化时，可以适当提问学生，让学生回忆和介绍本民族的相关民俗，充分倾听学生的讲述，教师启发、引导学生发现和思考这些民俗文化的深层意蕴，并在该生讲述过程中让其他学生积极参与讨论。教师还可根据课程内容需要，采用演唱民歌、临摹民俗图案等形式，让学生在参与中认识和接受民俗文化。如在讲述民族服饰民俗时，教师邀请各民族学生给大家介绍其了解的相关服饰及其实际意义、价值；在讲述人生礼仪时，教师邀请一些学生介绍本地区、本民族的婚礼和葬礼等习俗。再如，在讲述饮食民俗时，教师邀请各民族学生介绍本民族的主要饮食文化、饮食品种、代表性食物制作方法等，其内容包括维吾尔族的香馕、抓饭、烤羊肉串、烤包子、烤全羊、羊杂碎，哈萨克族的熏肉及马肠、阔兹、奶疙瘩、马，蒙古族的奶酒、烤饼、沙尔阔勒、宝扎，回族的粉汤等。在讲述民间音乐时，还可以让学生表演维吾尔族的木卡姆演唱、麦西来甫，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蒙古族的那达慕，回族的花儿会等。这样，学生不仅在娱乐中学习民俗文化知识，同时也能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表达能力、交际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3.开辟第二课堂，充分发挥传统节日的教育功能
开展民俗文化课外教学活动，参与民俗文化田野调查是民俗文化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组织学生到附近村寨、社区进行民俗考察，访问民间艺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甚至引导学生参加相关民俗科研项目，指导学生申报大学生创新项目等。教师还可以安排民俗文化相关题目的作业，要求学生以分组的形式找出相关资料做成课件并在课堂与其他学生一起进行讨论。另外，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要充分利用各民族传统节日的民俗教育功能，创造多源文化的校园环境。校园文化对学生的影响往往是持续而又渐进的，能产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新疆各族同胞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节日，它们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新疆众多的传统节日中，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古尔邦节、肉孜节、诺鲁孜节、那达慕大会、西迁节等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虽然上述传统节日大部分是放假的，但是庆祝活动几乎限于本民族的现象较为普遍。各高校将传统节日文化与校园文化建设紧密结合的现象还不十分普遍，这与人们对民俗文化的价值未能充分重视有关。学校可充分利用校园广
播、电视台、校园网、橱窗板报等新闻媒体把传统节日宣传作为重要任务，在节日期间开设专题、专栏，通过新闻报道、言论评论、专家访谈等多种形式，多侧面、多角度地宣传介绍各民族的传统节日。利用学生餐饮部门，制作各种节日食物，提供给学生“品尝”传统节日的机会。通过节庆活动，不仅增进各民族学生的情感交流，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还可以让那些未选民族民俗文化课的各族学生在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中认识并享受民族民俗文化。
总之，由于西方国家“文化霸权主义”战略的影响和各高校普遍忽视民俗文化教学等原因，新疆各民族民俗文化正在面临逐渐消退、变化的境地，民俗文化在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弱。由于对其他民族民俗文化的不了解，相互看不惯对方的生活习惯，新疆高校学生中的习俗冲突是日常性的，随处可见的，虽琐碎细小，却在持续地、经常性地侵蚀着民族之间的感情。在新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时期，如何发挥新疆民族民俗文化的应有作用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突出的主题之一。为此，首先要改变目前民俗文化课程在新疆高校中地位不明确、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不明显、教学实践环节缺失的状态，合理利用新疆民族民俗文化资源，改进教学方法，采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帮助学生熟悉民族文化，懂得民族习俗。这不仅能促进学生进一步了解新疆各民族的文化、民俗，又能激发学生爱国爱疆的热情。新疆民俗文化中蕴藏着不少优秀的艺术、思想、道德精髓，它们是目前精神文明建设中可利用的文化资源，也是建立新疆精神的灵魂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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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俗文化的看法篇9
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学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已经在中国成为了一门学问,一门科学。就自己而言,我对民俗学的认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一、民俗学研究的是一种记忆
民俗有很多的是关于旧时文化的记忆,是对于过去文化、历史、环境的一种记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远,很多民俗传统都是上古时期或古代遗留下来的。其中,有些民俗经过时间的洗涤,已经蜕变或者消失,但也有些民俗却经过人们的去粗取精而得以保存。
以中国的春节为例,春节的起源和古代的农业生产密不可分,大约在新石器时期,先民们根据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发现了春夏秋冬四季交替的规律,由此有了“年”的概念。春节兴起于虞舜、夏商周时期,据《尔雅?释天》:“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春节的正式形成是汉武帝时期,由于之前各朝的历法不统一,春节没有具体的日期,所以汉武帝创立并实行了“太初历”,以夏历的孟春之月(即农历正月)为岁首,至此春节以固定的日期沿袭下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春节也由祭神向娱神与人方面转变,尤其是唐代以后,春节的娱乐性才得以加强,真正成为了普天同庆的佳节。
从春节这个传统节日上,我们可以看出民俗是一种记忆,中国几千年来的农耕文化对人民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始终不敢将年岁交替和祭神祭祖这些传统的记忆相忘,在人们看来这些民俗是古人留给他们的遗产,并且民俗依然在生活中发挥着效用,保佑他们丰收,带给他们欢乐。
二、民俗学研究的是民间传承
民俗学从诞生之日起,便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着研究民间事项的重任,很多的民俗事项都来源并传承于民间,节日民俗、服饰民俗、信仰民俗、游艺民俗、民间文学等。
1846年汤姆斯在提出民俗“folklore”这一学术名称时就说,民俗就是普通人们中流传的信仰、传说及风俗等。虽然,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民俗学研究的范围要远大于当时的研究内容,但是从汤姆斯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民俗学的研究非常重视民俗在民间的流传。一定地域的、民族的、社会的民俗传承,总是受一定地域、民族、社会的人们共同心理因素支配的。在这些独特的心理因素的驱使下,民众在对待祖先遗留下来的民俗事项时,小心翼翼并且满怀尊重,他们将生活中的场景,生存知识,自己的感想,愿望全都融入到民俗之中,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不断创造出新的民俗,接受并完善旧的民俗,让其更加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和思想,他们不遗余力地将祖先的财富---民俗文化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
三、民俗学是一门知识体系
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迄今已有150年的历史。中国的民俗学的研究正式起步于晚晴时期,经历了8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体系,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方法。钟敬文在他的《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中提出了中国民俗学的结构体系:(一)理论民俗学;(二)记录民俗学;(三)历史民俗学;(四)立场、观点论;(五)方法论;(六)资料学。
作为一门学科,民俗学的功能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多层次的,对人类精神生活、社会政治以及工艺生产都起作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教育国民。古代,统治阶级处于统治的需求,深度挖掘民俗移风易俗的作用,如孔子就是非常重视“礼”与“俗”的关系,他崇尚周礼,强调上至统治阶级,下至黎明百姓都应该重视“礼”,同时,孔子也发现民俗的功能,因而他将民俗中的有些人生礼仪、日常行为规范升为礼,使之变成适应统治阶级的一种伦理教条。鲁迅在1913年提倡要进行“国民文术”(即民间文艺之意)的研究,是为了要“辅翼教育”。可见民俗除了用以学术的目的,教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总之,民俗的功能既有教育国民这种显性功能,又有让民众通过学习来增强民族自豪感,增进爱国主义精神这种隐形功能。在探究民俗学的过程中,应该始终把握它的科学体系及它的功能性。
四、民俗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
民俗研究虽然开始于近现代,但是一定不能无视之前已产生的民俗意识,人类最早创造的是民俗文化,原始人就处在图腾、巫术崇拜、禁忌等民俗意识中,他们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自己创造的习俗文化制约。在中国的古代社会,民众也已开始重视民俗。由于民俗体现了文化,民俗是我们先民创造的文化,它可以反映某一时期、某个地方的文化特征、人文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等,这对于后代来讲,有着非凡意义,更有文化上的价值。
综上所述,民俗学这门学科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已经成长为一门独立学科,通过对民俗学的学习,我们可以充分了解这门学科的性质和功能,它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对研究人类生活规律、政治生活、文化传承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明白民俗学发展的道路依然很长很艰辛,需要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把握正确的方向,使民俗学可以更好更完善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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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俗文化的看法篇10
〔关键词〕民俗艺术；传播；语境；维度
〔中图分类号〕J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1-0190-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13YJC760053）
〔作者简介〕李颖，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210044；
李明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大学博士后合作导师，四川成都610071。
一、民俗艺术传播的语境转换
（一）民俗艺术“立足民间”“眼光向下”的乡土本位
民俗学自产生之日起至今已历经百余年时间，在这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众多不同的流派呈现出差别各异的观念体系与理论表述，然而在对于民俗学的“乡土本位”或“民间立场”的态度上则并无异议。
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先驱钟敬文先生在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上所作演讲中谈到：“我们的民俗学研究重视传统的、民族固有的文化，因而重视农村（包括旧式小城镇）这方面的情况。”〔1〕农村里保存着更多的传统习俗与传统文化，相较城市，农村的广袤土壤是滋养民俗发生与发展的最适宜温床。始终坚持以田野作业为民俗学研究的基本调查方法，贯穿于众多民俗学研究者的学术路径中，已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体系和传统。
中国民俗艺术学的研究始自1940年代，它是伴随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产生而开始的。国内有研究学者在对民俗艺术研究所作的历史回顾中论及，“民间艺术”、“美感”等艺术概念在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起始阶段已然受到重视，如胡愈之在1921年谈及民俗学研究时就提到了“民间艺术”应作为其研究的基本事项之一：“Folklore――这个字不容易译成中文，现在只好译作“民情学”，但这是很牵强的。民情学所研究的事项，分为三种：第一是民间的信仰和风俗（像婚丧俗例和一切的迷信禁忌等）；第二是民间文学；第三是民间艺术。”〔2〕把“民间艺术”看作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事项，这为后来民俗艺术的概念和研究指向的确立打下了基础。钟敬文在1943年《被闲却的民间艺术》一文中，强调了民间艺术之于艺术研究的重要性，他谈到，当人们珍视罗丹的雕塑、重视莎士比亚的戏剧以及关注但丁、杜甫的诗作时，不能因此而蔑视一切民间无名氏的艺术，钟敬文把民间一般艺术作为重要的民俗事象予以搜集和研究，这同样确立了民俗艺术的“民间立场”。民俗艺术虽剥离自民俗学，但与民俗学千丝万缕的历史关联使其从未脱离对于乡土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它产生、生长、发展于民间，这也是它与其他艺术形态的不同之处。
民俗艺术的乡土本位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文化心态、地域分布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表现为社会环境对民俗艺术的影响。社会环境主要指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状况和物质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一贯关注的就是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的差异，即贵族阶层与平民阶层在文化上的区别，这是“上”与“下”关系的对立，是“礼”与“俗”的对立。封建制度基于自己的统治需要，扶植与创造了丰富的贵族式的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以儒家文化治世思想所承载的“文以载道”观念影响了世代文人知识分子的创作风格与学术理路，而以乡土俗民为依托的民俗艺术则一直徘徊于封建社会主流传统文化的边缘地带。中国的传统学术以及政治制度也有对于民风民俗的记载，有采风问俗的传统，但多是为了达到下情上通的政治统治目的，统治者认为这样做有益于国家行政。
我国民俗艺术的众多事象，基本贯穿于渔猎、畜牧和农耕经济的物质生产历史中，是乡土社会的产物。能够传承至今的民俗艺术大多是乡土社会民众在物质生产中的民间经验的展演和生活知识的汇集，物质生产方式影响并制约着民俗艺术的存在和传播状态。如：农业生产中根据天气节令变化、植物栽种规律等而创作出的耕种习俗、农谚等民俗，“立春晴一日，农夫不费力”是河南的农谚，“岁朝看风云，以卜田事”是江苏农民广为流传的习俗，而有的地方的农谚则可以看出当地农民对一年中各种节令和天气的预测和判断；另外，由于我国自古以农立国、重视农业的小农经济意识而形成的农业禁忌、祭祀等民俗，也举不胜举。这些由劳动人民创造并传承下来的民俗艺术类型或表达方式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是民俗艺术立足乡土这个真实社会环境的写照。
第二个方面，表现为文化心态对民俗艺术的影响。文化心态包括民众的、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等。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指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若是我们的看法是对的，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3〕在他看来，文化的获取已成为人们心灵的一种习惯，是对人类需要的直接或间接满足。我国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植根于乡土社会的广大农民虽是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但广大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民众科学文化知识贫瘠，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缺失，使得民众需要通过其他表现方式来平衡他们在文化获得方面的不足，信仰民俗在这种社会根源下得以产生，而信仰民俗的产生也使得对于民众文化心态的关注显得尤为重要。例如，产生于人类社会发展低级阶段的民俗造物艺术――镇物，它“更有精神的或信仰的成分，作为非实用的物态工具，体现为自然物质与人类社会、精神意识的统合。”〔4〕它是宗教的、艺术的、风俗的形式的精神性物化，承载着民众对它的崇信与依赖心理。作为一定社会与时代的标本，镇物不仅可展露以往民众的思维与心理，我们也可随着镇物中那些堪称为精美的艺术创作品的传承，诸如年画、面具、建筑装饰等的传承，从中管窥当今民众的情感与信仰，探析民众文化心态的古今之变。而随着人们的信仰观念与思维方式在不断的变化和成熟，在文化心态的主导下，民俗艺术与信仰相关的那部分也在不断的增新与发展，如“拔火罐本出于驱除体内疫鬼，后来成为中医的重要疗法；放风筝原是除灵巫术，后来发展成为重要的民间娱乐。”〔5〕
第三个方面，表现为地域分布对民俗艺术的影响。民俗艺术的发生、发展、传承与传播，都离不开地域特性对它的影响。我国晚清学者刘师培论：“大抵北方之地，水厚土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6〕其中指出南北地域差异对于文艺创作的影响。民俗艺术作为真实生动的世俗社会生活的反映与折射，成为各个地区具有区域性特色的艺术文化标识，正是我国地域分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民俗艺术具有了孕育自身独特风俗韵味和深厚文化底蕴的自然资本。地域分布对于民俗艺术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民俗艺术传播对它的特定的依赖性，比如仅就中国年画的产地而言，其产地就遍布了全国东西南北中各个区域，每个产地因其题材、历史、材质、工艺等的不同，而呈现出各异的民俗风格和文化传统。
民俗艺术研究自产生之日起，就承袭了民俗学研究关于“乡土本位”的定位，这在民俗艺术研究初期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中主要体现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批判、征服、超越性的自我认知进步思想相契合，与中国文化现代性传统保持着精神联系，体现为富有抗争性的人文关怀。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文化的大力发展，以及在面对全球化浪潮、在应对国外经济文化强力冲击之时，如同文学曾掀起的“寻根热”一样，民俗艺术研究依然旨寻着“眼光向下”的乡土本位，继续确立自身独有文化艺术特色，“扎根乡土，实际上是‘民俗热’在学术界走向深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民俗学出于发展壮大的需要而作出的理性选择。”〔7〕
（二）民俗艺术的消费语境：向城市文化的渗透及新变
民俗艺术研究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因其存在的空间发生了较大改变，民俗艺术乡土本位研究传统也因之随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转型发生了一定变化，民俗艺术从乡土社会走向城市社会，民俗艺术的乡土文化气息与特色也逐渐向城市文化渗透。民俗艺术处于消费语境之中，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之所以用“消费语境”这个语汇，并把民俗艺术置于其中来探讨民俗艺术的变迁与语境转换问题，是因为“消费语境”所牵涉的主要问题概而言之有三：一是消费社会，这也是“消费”的主要涵义来源和理论背景；二是文化消费，这是当下文化存在的一方面现状，其中当然包括艺术消费；三是消费文化，这代表着一部分人们对待消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态度，试图通过消费来达到自我表达和自我价值认同的一种生活方式。
消费语境下的民俗艺术有着怎样的新变？我们主要从以下两方面来探讨。
第一方面，先从民俗艺术在当代的具体呈现来看：
首先，消费语境下的当代民俗生活发生了变迁，民俗艺术的主体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或流动，民俗事象较之前也有了更新和改变，城市民俗的比重在逐渐加大。乡土社会中民俗艺术主要是以“参与”的状态介入民众生活中，许多民众既是民俗艺术的创作者，又是表演者，也是传承者，民俗艺术是与民众生活呼吸共生的；而消费语境中民俗艺术主要是以“被看”或曰“被欣赏”的状态呈现于民众的生活中，这里的民众生活也非乡土社会中的民众生活了，它大多呈现为城市大众的生活状态，而大众与民俗艺术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看”与“被看”的关系，大众的参与性弱化，民俗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视觉艺术表现的一部分。随着视觉文化的兴起，“看”与“被看”模式渐变为彰显文化意义的一种固化形式，大众站在欣赏者的角度在视觉上去聚焦并进而审视民俗艺术事象的如何呈现，而大众的这种视觉聚焦不仅仅着眼于民俗艺术的具体呈现是怎样的，它还与观看者的欣赏观念和审美趣味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文化立场等因素有关。也就是说，在消费语境下的民俗艺术的呈现，不仅是立于“被看”的状态解决“什么在被看”的问题，还有对于“观看者”来说的“看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它们体现了在视觉聚焦中的物象与内涵的关系。在这种“看”与“被看”的过程中，“什么在被看”要求民俗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不再钝守着乡土社会中原初的较为固陋的艺术形式，这和消费社会对于形式创造和形象创新的偏重有关；“看意味着什么”则直抵观看者的意图或者思想寄寓，民俗艺术原初意义上的文化寓意逐渐被改变或消解。
其次，乡土社会中的民俗艺术主要呈现的是实用，这成为决定乡土社会民俗艺术消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民俗创造主体进行艺术创造时的动力来源。“一切存在着的民俗艺术形态，都有其实际的功能作用，……功能伴随着时空条件和社会生活在不断地变化和调整，伴随着人的物质的与精神的需求而不断地演进。”〔8〕这里的功能性主要体现为民俗艺术以满足农耕目的为主所体现出的实用性和适用性，作为功利目的很强的一种文化创造，它以满足人的实际需要为主。随着社会发展和时间演进，那些不符合百姓的需要和不能继续服务百姓的民俗艺术会被具有新的功能作用的民俗艺术所取代、继而消逝。而消费语境中的民俗艺术的实用式微，继而所突出呈现的是它的娱乐，这可看作是民俗艺术适应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的新功能，或曰民俗艺术较之乡土社会艺术功能的进一步演进。乡土社会的民俗艺术也有着满足劳动人民精神方面需求的娱乐性内容，但它多为生活困苦的劳动民众疏解单调生活和释放身体疲乏的调剂，是人们自娱自乐的渠道和方式，并在某些方面还兼及“寓教于乐”的教化功能。民俗艺术在当下主要借助影像化传播的媒介形式，缔造出满足大众娱乐消费的视觉感官愉悦，以直观的视觉形象来触及大众的娱乐意识和精神需求。民俗艺术某种程度上成为大众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释放压力、缓解情绪、拒绝深度的一个宣泄渠道，并借助影像传播给予形式和内容上的表达，使这种视觉得到一种本能的释放和满足，消费语境中的民俗艺术的娱乐性主要体现在它对大众所需求的补偿心理的满足上。
第二方面，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体，也即学界的研究方面来看：
学界的研究视野发生了变化，由此带来了研究内容的变化，即从乡土本位向都市空间拓展。消费语境主要作用于都市空间，它引起都市功能的转变、造成都市空间结构的重构等。都市化空间为各种民俗的交汇融通提供了契机，种种民俗艺术事象逐渐离开了传统的乡土文化环境而进入当代都市文化空间中，逐渐转变为都市文化的新元素。随着时代的发展改变和社会的不断演进，消费语境影响下的都市生活也在时进时新，都市中“移风易俗”的现象在不断发生，一些传统的民俗逐渐式微，一些新的民俗现象日渐形成，甚而连关于“民俗”的界定和内涵也被前所未有地泛化了。
都市化的消费文化与文化消费的境况构成了新民俗产生的大背景。有关民俗的各类新兴事象也使民俗学界的研究视野发生了以乡土本位为主、继而向都市空间的衍伸。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在论及城市环境对人类学研究的影响时谈到：“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固然比较活泼多变，比较微隐，比较复杂，但就其基本动因而言，二者却大体相同。从方法论来看，人类学家保斯和洛威考察北美印第安人生活方式时所采用的细致方法，若应用于现代人的研究定会更有成果：例如用于考察芝加哥北区的‘小意大利’区里的民俗、信仰、社会实践和一般的生活观念；或者，考察纽约市华盛顿广场周围的邻里关系”。〔9〕从美国社会学家对于城市文化研究方法的探讨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注意到了存在于城市中的各种民俗、信仰等文化艺术事象和社会观念之于城市文化发展的影响和重要性。
自1980年代开始，我国学界就开始关注到在当时还作为新概念的都市民俗对于民俗研究的重要性，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界有关都市民俗的探讨也逐渐丰富和深入了。如其中就有对于某一具体城市的城市化与都市民俗关系之研究，而在对都市民俗的一系列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学界有研究者明确提出了应从学科的高度对中国都市民俗学加以理论的建设和概括，并提出了都市民俗资源保护和利用的问题。
上述关于民俗艺术传播的语境转换的阐述中，我们探究了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传播的变化和境遇；而在语境转换过程中的民俗艺术的传播场域中，民俗艺术又呈现出三个空间维度：精神性维度、社会行为维度、信息技术维度。这三个基本维度又都在民俗艺术发展的时间坐标中有所体现，相互交错。
二、民俗艺术传播的基本维度
（一）精神性维度：人文精神传统的留存与生命力的传承
人类社会中的所有传播，其本质都是对人的意识性或精神性活动的反映，在我们的精神、意识活动领域，民俗艺术“是一类民众群体认同，但又是未经严格梳理的混沌遗体的精神生活形态，它往往是人们不经意形成的初级的精神意识，处在人类一般精神生活的基础层。”〔10〕在早期民俗学研究中，较多民俗学者就多已侧重对民众精神生活层面的关注了，对此，英国民俗学者查・索・博尔尼的话较有代表性：“引起民俗学家所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状，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鱼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祀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民俗实际上是古人的心理表现。”〔11〕日本民俗学者关敬吾在其《民俗学》中也提及，作为日本民俗学之父的柳田国男，“柳田民俗学（即日本民俗学）之核心”是“精神文化（所谓心意现象）”。〔12〕民俗艺术中蕴涵着人类精神生活的最初内涵，是民族性格的凝聚和民族精神的沉淀，作为承载文化传统的具有传承性的艺术符号，民俗艺术不仅包含着野蛮时期人们的幻想和愿望，而且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它也投射在每个时代人类的心理结构中。
民俗艺术的精神性维度，主要指的是相对于物质生活状况而言的精神生活状况，它更多地需要借助对精神价值意义内涵的记载、理解、诠释和体会，而这种记载、理解、诠释和体会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过程，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作为民俗艺术生命主体的人的精神生活状况是动态而多变的，更主要的是在于精神生活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的隐性结构。民俗艺术对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起着真实的映照作用，透过它，我们能够对这个民族的精神走向和心理特征有着鲜明的认识，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表现，它把民族精神的灵魂渗透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景之中，它在人们的精神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民俗艺术传播的精神性维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民俗艺术使民众获得心理慰藉和精神寄托；一些民俗事象在某种程度上还表现为对于生命主体所呈现出的精神困境的救赎。囿于知识发展和科学观念的有限，早期民众把对于自然的未知和恐惧通过各种民俗展演形式予以宣泄出来，并通过这些民俗事象以表达自己对于自然力的崇拜心理，以此来寻求精神寄托和安慰。例如作为农业社会伴生物的岁时节日民俗，尽管其传统的活动方式已经五彩纷呈、多不胜数，并且在其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又融入或更新了许多新的意义内涵，然而，如若细查深究它们产生与流布的原初根源，不难发现影响它们发生发展的一个单纯而又永恒的内驱力：人们对吉祥顺意、人寿年丰、家宅安和的孜孜以求，它体现着人们纳吉除凶的心理情感取向，也是建立在寻求精神满足意义上的不倦追求，这和早期民众的原始信仰观念密切相关。如传统节俗中的祭祖习俗，即源于民众的灵魂崇拜和寻求祖先庇佑心理，从先古时期家族后人对于祖先的隆重祭拜，延至殷周、春秋战国，之后的儒家文化普及和发展又为民众的这一拜祭习俗增添了伦理内涵和动力，自汉以后，祭祖节俗已成为约定俗成之定例，直至今日仍有许多地方和民众每到逢年过节都要举行这一习俗。这种祭祖习俗背后其实潜藏着的是中国人对于心理慰藉和情绪寄托的一种精神性依赖，它的内动力在于我们根深蒂固的家族血亲观念和由其产生的精神凝聚力。
传统的岁时节俗中有关古人通过民俗事象来寻求心理和精神的寄托与慰藉的例子就更多了，比如“初一忌杀鸡、寒食禁火、清明忌不戴柳、二月二‘龙抬头’日闺中忌动针线、四月八禁屠宰、……年节忌打碎器物、忌倒垃圾、忌烛火熄灭、忌说不吉利语”〔13〕等等，古人这些诸多的禁忌观念随着时代变迁，已有相当一部分逐渐淡化至消亡了，有的在其传播过程中逐步发生变异，有些观念民众仅仅知悉但未必遵循，还有些直至今日仍被人们吸纳和传布，这是民俗艺术在其自为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的状况。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它们在其传播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究其产生的源头，都在于满足民众求吉免灾的精神需求，这种精神需求和心理动因会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产生变化，但其具有的精神性内涵将一直留存其中，并成为促成各种节俗形成和传播的内动力。
其次，民俗艺术作为人文文化的留存，既展现了民众对于精神世界的追求与关怀的人文精神传统，同时在它的传播过程中也不能忽略科学精神的存在与作用；民俗艺术的发展与演进、众多民俗事象的产生皆与人文文化与科学精神有着密切联系，体现为民众经验智慧、精神思考和实践求真的结晶。传统的民俗艺术主要产生于农耕文明社会、立足乡土空间、秉承古老的风习，这也是诸多民俗学者感到民俗事象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这虽然与植根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的现代科学文化产生的背景或土壤不同，但是随着社会大众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和认识客观世界能力与水平的深化，带有浓厚农耕文化色彩的民俗及其传播正裹挟着以变革求新为特质的科学精神向我们走来，传统民俗逐渐呈现出向与现代科学精神紧密结合的文化、艺术、科技等的积极靠拢，并在与它们之间的碰撞、交融和互补中实现民俗艺术在语境转换下的传播与演进。实则，民俗艺术在这种碰撞与融合过程中的传播与演进，也正是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在交互过程中的关系问题，有学者在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时从“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14〕的视角来予以解释，主要着眼于二者在社会发展中的适应、变迁、更新、互动的自我演变过程。“现代的成长”可理解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不断更新与变迁过程，“传统的被发明”则是指在现代不断成长的基础上而产生的适应性的传统、更新与创新的传统，由此可知，传统与现代的二者关系始终表现为动态的、互为影响且不断呈新的。而呈现了人文与科学精神紧密关联的民俗艺术，其传播过程也正体现了在“现代的成长”和“被发明的传统”中的不断前进，其传播的精神性维度和内涵融入在了民俗艺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传统走向更现代，以及走向更新的现代这个变迁过程中，融入在了它在不丢弃自身精神特质的前提下所不断产生的与自身相应的传统、变换了的新传统和更新了的传统中。
再次，民俗艺术传播的精神性维度还体现在民俗艺术所具有的极强的动力和生命力上，并且影响深远。民俗事象的形成与传播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一定的自发或自为因素，在悠久历史与多民族背景下产生的各彩纷呈的民俗事象，经过时间的沉淀仍留存与传承下来的可称为民俗艺术的那部分，它们构成了我们生活之美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历久弥新，散发着自身的独特魅力。尽管在当下，随着科学技术、媒介等的发展和变迁，民俗艺术生存的空间与语境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一些传统民俗受到主要来自于西方文化的异文化的冲击，许多城市地区的年轻一代对于西方文化习俗的接受更甚于自己的本土习俗，这种景象似乎显示我们在与传统民俗渐行渐远，然而，积淀于深厚民族文化土壤的传承性的民俗艺术远未被异质文化所同化，无数具有地域色彩和民族文化特性的民俗艺术仍以其顽强的动力性与生命力构成当代文化景观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使人向往、叹赏并引人探究。
（二）社会行为维度：传播中呈现的特定行为方式与外在表征
“民俗是民众的民间法规。它维系着民众生产、生活、交际的正常运转，规范着一定区域、一定人群、一定历史阶段的群体行为与个体行为，具有民间法规的意义。”〔15〕如果说，精神性维度是民俗艺术得以存在和传播的精神支撑和内在动因，那么社会行为维度则是作为民俗艺术得以呈现和传播下去的外在表现和行为状态而存在。
社会行为维度，主要指付诸于实践的一种行为，是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而这种行为方式在民俗艺术传播中主要体现在民俗仪式行为中。民俗仪式行为，是指民俗活动中仪式呈演的行为方式和行动安排，有学者把民俗活动的仪式称作是“超出日常行为方式的不寻常的活动”。〔16〕距今两千多年前的周代，这种不寻常的行为就已经发生，这是被周代人称为“吉礼”的一种祭祀仪式，也是较早的祭祀民俗的一种，主要目的是以此来保护邦国、辅佐王权，当时掌管祭祀之职并负责仪式之礼的被称之为“大宗伯”。《周礼・大宗伯》中记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o：以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庆胨局小⑺久、风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沈祭山林、川泽，以@辜祭四方百物。”〔17〕此处记载，祭天主要是通过实柴作为歆神之礼，即点燃木柴并把玉帛、剔解过的牲畜置于其上使之燃烧，以吸引天神闻味而下；祭地则是通过以牲畜之血滴于地下、将剖解过的牲体掩埋于地下等方式来使地o循味而至。这种主要以焚牲、燃帛、滴血方式所进行的祭祀仪式可追溯至周代之前远古氏族社会时期，而且即使在今天，在我国的西南、西北部分少数民族中，类似行为方式的祭神仪式仍有迹可循。当然，仪式行为远不止这些涉及实物的祭祀活动或行动，参与者与表演者的角色扮演、他们自身的动作姿态和行为体态也是仪式行为能够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方式。可以说，这种仪式以一定呈演方式和行为安排作为程序以及过程，以一定历史阶段、一定区域以提供时间、空间与任务施行的保证，以一定人群、群体以提供角色分配和身份认定，且伴随一定的目的需要而被承袭至今，尽管其间会有断续和变化的部分，但其成为民俗仪式行为的结构生成，并作为民俗传播应予以研究的一个维度，则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社会行为维度，它在具体的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特性可从传播的行为结构、传播的行为关系、传播的行为状态这三个方面来予以剖析：
首先，从传播的行为结构来看。民俗仪式行为结构，它主要“包括角色项、行动项、程序项三个事项内容。角色项是仪式行为者在仪式中的角色分配及其身份、任务等，一般包括组织者、参与者、操纵者、表演者、服务者、观众等角色。行动项是各个角色的具体活动安排及配合。程序项是行动的程序和次序安排，此项内容既是行为结构，也是行为过程，它是联结结构与过程的中介环节。”〔18〕
由此，由民俗仪式行为结构所构成的民俗艺术传播所呈现的交往与交流的一般图景是：个人或群体被组织或主动参与到风俗各异的民俗表演或展演中，人们在其中不停地适应角色和变换身份，学习并遵守一系列复杂的行为规则，努力维持他们在每个场景的表演。那些用于表演或展演的民俗艺术样式，可看作是人们之间用来交流与交往的“脚本”，是民俗艺术传播的一种动态的社会行为，这种动态又需要相对稳定的行为秩序做基础，即固定的角色、社会规则、环境背景、以及固定的团体，在这个范畴上，民俗的确具有民间法规的意义。个体或群体必须遵循这些规范与社会传统，需要进行不断地练习与预演并持续着自己的表演。在这里，社会行为的动态性受到环境的限制，它由特定的交流地点以及受众所决定。
例如流传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和中部的一种重要的、也是较有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飘色，就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和民俗仪式而存在的。它是在每年的固定时间而进行的一种仪式行为，主要是祭神娱神的仪式，具有浓郁的表演性质。飘色虽成名于明末清初的广东，但作为飘色前身的抬阁，却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飘色在抬阁的基础上继承了其仪式的基础样式，但又有所创新，突出自身从台面上凌空而起的飘逸风格，更显灵巧，故称飘色。飘色作为传承至久的民俗仪式之一，它在行为结构上较为典型地体现了角色项、行动项和程序项这三个事项内容：角色项是在飘色活动中的仪式行为者，它包括角色分配、身份和任务，飘色活动的表演者为儿童，2-3名、或3-5名不等，能够参加飘色表演被民众视作是祛病挡灾、健康圆满的吉兆，因此有“女孩上过装，婆家不用相；男孩上过装，媳妇随便相”等俗语来夸赞上阁表演的孩子。行动项则是指表演者具体的活动安排和配合，飘色表演的儿童们均是略施粉黛，面色绯红，其扮相、姿态、服饰和道具等都依据某些神话故事、历史传说、风俗内容并结合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人物特色在架子上做出多种表情，活灵活现。飘色是一项巡游艺术，因此这更能体现它行动的程序和次序，也就是它具体的行为过程，清代小说《廿载繁华梦》中第二回曾写道：“先定下佛山五福吉祥两家的头号仪仗，文马二十顶、飘色十余座、鼓乐马务大小十余副”〔19〕，作为一种流动的巡游艺术，一般由四个人抬着缓慢行进，同时还有八音锣鼓队奏乐伴随，供人观赏。
其次，从传播的行为关系来看。民俗艺术是民众在社群生活中从事着的交往与交流活动，民俗艺术的传播是在传播主体中传者与受者之间所进行的传播，在此，人类自身就起到媒介的作用，而传播客体成为作为传播主体的传者、受者的交流与交往行为的呈现过程。这里的传播行为一方面体现的是作为传播客体的民俗仪式的具体行为结构，另一方面指的是作为传播主体的传者与受者之间的行为关系，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两方面是一个整体。随着时间的演进，人与人之间、也即传者与受者之间还会发展不同的互动关系，而这些传播行为关系的建立又都在民俗仪式的行为结构中进行。民俗艺术的传播互动在此是建立在整体性的行为结构与行为关系上的，这里的传播是指民俗仪式行为结构与社会角色关系间的交流传播，与实在的行为结构一样重要，抽象的行为关系更是开启了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互动模式。
再次，从传播的行为状态来看。社会行为维度一方面呈现、也是较多呈现的是在大众传播与数字化信息传播尚未普及时的行为状态，其时主要表现为传受双方面对面的、视听双感、即时互动的交往状态。例如像一些游艺竞技类的民俗，就是较多的在面对面并且即时互动的行为状态中实现其娱乐、消遣的主要目的；如一些以比赛技艺和杂耍表演为主的活动习俗，其传受双方互动互感的传播状态甚而要比通过大众媒介和新媒体传播后要来得真实和迅即。
（三）信息技术维度：“信息环境”背景中的传播
在社会还没有出现现代技术之前，民俗艺术的传播和互动是通过直接参与的各方不断地确立和重建规则而发生的，它较多体现的是以文本媒介为中介形式的传播互动，这种传播生态主要且经常发生在民俗仪式或行为展演的公共场所。而如今情况却已越来越不同了，民俗活动互动和传播越来越临时地被组织起来。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践在我国兴盛发展，其后随之带来的信息与传媒技术的大力发展，又推动了新媒体的出现，它们改变着社会的传播理论、传播生态及人们的媒介使用心理，使艺术的传播格局出现了新的态势。由此，民俗艺术的传播也不例外，民俗艺术传播的另一种维度出现了，也就是信息技术维度。它与精神性维度和社会行为维度共同存在、并行不悖，并逐渐发展出其自身的特性和传播权限或要求。当下，我们的生活浸淫在信息与技术之中，然则我们很多时候却会忽略注意这些信息技术会在传统的民俗艺术传播中扮演什么角色，因为它们似乎仅是作为我们密切获得和更新日常生活经验的手段而存在的，就像是电子媒介，作为主要的信息技术手段，它只不过是与其他形式的媒介相关联的人类传播传统中的崭新成分。然而这些又的确与民俗艺术的传播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阿什德的传播生态学理论曾指出，信息技术越介入社会情景之中，社会情景越会因之而改变形态，实在环境和由信息技术联结而成的传播环境之间会形成一种新型的文化，这种变化会引起社会进程、社会关系和行为的改变。这里的“实在环境”，指的是客观存在的、涵盖了现实物质世界中发展、变化等一系列规律和动态情况，以及存在于其中的人们对于信息发生、流动而产生欲求的心理追求的现实环境；而“由信息技术联结而成的传播环境”，也就是人们所处的信息环境，或称之为“拟态环境”，它指的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或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向人们展示的环境。它包括了媒介的职责执行情况、信息的选择加工整理情况、舆论形成走向以及为满足受众需求所做的媒介努力。”〔20〕现实环境和信息环境，这两大环境是传播生态所涉及的背景环境，信息环境是现实环境在传播系统中的投射，信息环境作为虚拟的环境，是具有“内化”特质的传播生态背景，与此相对应的现实环境作为客观实在的环境，是具有“外显”特性的传播生态背景。这两大背景环境具有差异性，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二者的差异性表现明显。相对于民俗艺术传播的前两个维度，如果说，精神性维度和社会行为维度主要偏重于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现实环境”背景的呈现，则信息技术维度主要呈现的是民俗艺术在“信息环境”背景中的传播状态。在我们看来，信息技术维度在民俗艺术传播中如何改变了诸多的艺术行为和观念？它以其技术手段所带来的信息在民俗艺术传播中会存在怎样的问题？如何利用新兴媒介来对民俗艺术进行更有效的传播？这些是它作为维度的意义所在。
民俗艺术传播中被信息技术首先改变的，是由其所“制造”的信息环境对艺术呈现状态和方式的改变，由此才能引起受众的接受行为和观念变化等系列后续反应。
在信息技术维度作为当下民俗艺术传播不可回避、不可或缺的维度的情况下，应该把民俗艺术作为艺术传播中一个重要的“传播事件”来看待，应强调它作为“事件”在传播中所存在的过程意义和延伸意义。任何一件艺术作品，包括民俗艺术作品，我们对它欣赏、接受和传播的过程，是一个由静态到动态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艺术作品所传递给我们的，或者是把静止的空间转换成人类生活的时间，或者是把生活的时间转换成开启想象的空间，时间与空间的延展可以把艺术的价值尽可能的衍伸。而信息技术维度中，无论是以电视传播为主体的大众传播，还是以网络传播和手机传播为主体的新媒体传播，其实质意义和目的主要在于即时的、广大空域的信息扩散，时间的恒久价值不在它们的视野之内，它们对于信息传播的要求是速度迅捷、范围阔达，也就是时间尽可能短，空间尽可能广。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依托大众媒介的大众文化是流行的，但却是短暂分散的和易碎的。民俗艺术应该谨防其在信息技术维度中的信息传播同质化，它在传播中所传递出的信息应保有其风俗性、地域性这些个性化的风格差异，否则其就丧失了被称为“民俗”的特质，也就不具有“传承性”的表现了。像现在就常有一些通过电视媒介所传递和呈现给受众的民俗内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伪民俗”的信息，但通过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那些缺乏在场性意义、搭配约定俗成的套路解说的“伪民俗”被受众所接收，受众所获得的信息被同质化。
现代技术以特别的范式给当下民俗艺术传播打上了印记，并且赋予其特征，这主要体现在：现代技术范式改变了前媒体时代民俗艺术以传承为核心的传统传播模式，也就是改变了主体交往的方式，交互主体性因之有了技术性特征。一方面，作为民俗艺术传播主体的人往往借助于技术以使其交往与传承能力得以全面展现；另一方面，技术化的传播使技术不仅仅成为传播的媒介，有时技术甚而成为传播的实质内容；第三方面，技术使传播主体的心理也受到影响，传统意义上的民俗艺术传播中人类交往和交往的心理品质正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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