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医疗诊疗管理办法篇1
2017年初夏，两年来都在忙着攻城略地的互联网医院因为突如其来的一纸文件纷纷踩了刹车。
5月9日，一份由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发出，仅限三级以上医疗行政管理部门传阅的征求意见函――《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征求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和关于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发展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下称《征求意见稿》）引发了业界震动。
由于上述文件中提出要对互联网医疗进行定义和规范，有些评论甚至将这份《征求意见稿》的核心内容解读成了“所有互联网医院、云医院、网络医院将在办法出台后15日内全部撤销”。
对此，国家卫计委相关人士明确表示“这份文件只是在征求各方意见，以后肯定会有变化”。
曾被无数人看好、吸引了天价投资的互联网医疗面临的行业震荡看似一触即发。
并非要打击互联网医疗
国家卫计委真的要叫停互联网医院吗？
对这个行业最关心的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中国卫生信息学会会长金小桃在2017年5月19日召开的中国卫生信息技术交流大会上明确表示：《征求意见稿》正在积极征求各方意见，其目的是更好地进一步推动和引导行业发展，国家卫计委高度重视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会支持这一新生事物走向更高境界。
“国家卫计委正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抓好完善、引导和推动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管理。”金小桃说。
虽然他明确表示《征求意见稿》的初衷并非要打击互联网医疗，但高速发展三年有余、被很多人视为“风口之猪”的互联网医疗即将迎来监管法规。
自2014年成为行业热点至今，互联网医疗已经从最初的网络预约挂号、轻问诊发展到具备更多功能的互联网医院。目前全国共有近80家互联网医院。
互联网医疗等新兴业态迅速发展在为患者带来就医便利的同时，也对医疗安全和质量以及网络和信息安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国家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龙表示，虽然原国家卫生部曾经过一些针对互联网医疗和远程医疗服务的管理办法与意见，但这些文件中的很多条款已经不太适应当前互联网医疗的发展趋势，在执业许可、安全保障、授权认证、保险支付和政府补助等方面缺乏明确、科学的规范。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国家一定会鼓励符合法律法规的新业态快速发展。”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东软熙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卢朝霞对《t望东方周刊》表示，互联网可以帮助医疗行为变得更加准确和快捷，但医疗关乎生命，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严格把关。
看病需要“面对面”吗
在线问诊一直都是支撑互联网医疗业务体系的重要基础。此次《征求意见稿》提出，“互联网诊疗活动只能在医疗机构间和基层医疗机构的慢病签约服务中展开”。这被解读为，医生和患者的网上初诊服务并不被鼓励。
“物联网时代早已到来，我们不应该还困惑于医疗是否必须‘面对面’的古老问题。”曾主抓过广东省人民医院信息系统建设、参与医政管理十余年的广东省卫计委原副主任廖新波在《征求意见稿》被公开后表示，信息化与互联网是很好的工具与平台，对于医院管理者而言，互联网可以改造就医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完善质量安全管理。
在他看来，互联网医疗无非就是把传统的医疗行为搬上互联网，在线上对就诊者进行诊疗。医生是医疗行为的主体，不管是在家里看病还是在电话里回答亲友的医疗咨询，这些都属于医疗行为，和网上问诊、看单、开方并无二致。
“有些疾病的确需要面诊，但是否需要所有远程诊断之前必须面诊，还是值得商榷的。”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医疗信息化分会副会长陈金雄对《t望东方周刊》说。
他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人们对健康医疗的需求不断提升，医疗资源不足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传统的“面对面”诊疗的医疗业务模式正在面临巨大挑战。在他看来，之所以要求面诊一是因为以前没有别的形式，二是出于医生的取证需要。
“面对面的本质其实就是为了更真实采集体征信息，当医生认为通过互联网就足以采集到足够的信息时，或者可以通过检查检验来进一步诊断而无需面对面时，就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手段m行诊疗。”陈金雄认为，互联网医疗和面对面诊疗完全可以形成良好协同，而非相互取代，尤其是，对偏远山区和海岛来说，也许互联网医疗是唯一的救命途径。
“实际上，完全线下的医疗行为如果缺失信息系统，医疗质量监管会更加困难。而互联网医疗天生是基于信息系统建立起来的，数据会更完备，监管起来会更加方便和到位。”陈金雄说。
在线诊疗与线下机构
除了是否必须面诊，线上诊疗行为是否必须要有线下医院作支持也是《征求意见稿》被热议的焦点之一。《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前提是必须设立线下机构，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设置审批虚拟医疗机构。
“一直以来，国家对互联网医疗的态度都是谨慎支持。”谈到《征求意见稿》的背景，一家互联网医院的管理者对《t望东方周刊》表示，最近这大半年因为互联网医院搞得风生水起，有关部门特别派出调研小组四处走访，虽然其中不少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和鼓励，但近期有些地方“步子迈得稍大”，于是国家计划出台政策予以规范。
按照原卫生部1994年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各类医疗机构除了要有线下地址，还必须配备相应的仪器设备和床位编制。
2016年12月在银川落地开业的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是一家只有线上、没有线下的纯网络医院。
好大夫在线创始人、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董事长王航此前曾对《t望东方周刊》介绍，相较此前数十家互联网医院都是通过企业收购或与当地某家医疗机构合作的运营模式，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这是一所没有线下实体医院、完完全全的零床位虚拟医院。
“银川市政府最初也问过我们，你们收购一家医院不就可以拿到医疗机构牌照了吗？但我们的本意是做一家具有输出能力的医院，而不是建立一个有门诊和病房、要跟其他医院竞争的医院。”王航表示，作为医改试点城市，银川可以在医疗服务项目上作一些创新，因此，市政府发出了全国第一张只做线上业务的医疗机构牌照。
多位业内人士对本刊记者透露，正是这种纯粹的线上操作，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2017年3月，在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牵头召开的互联网医院调研会上，不少人担心纯虚拟模式的互联网医院超出了国家政策的边界，有可能带来一些医疗风险。甚至有消息传出，国家卫计委在约谈有关人员后准备叫停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
尽管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一个月以后就与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签约，将后者设为线下基地医院。
“医院”的内涵
“现在大家都很少再提‘互联网医院’了，而是改用其他各种名称，比如设立医联体、建立诊疗中心，等等。”一位互联网医院从业者告诉《t望东方周刊》。
上述人士说，由于《征求意见稿》在“互联网诊疗活动准入”部分指出，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医疗机构应当使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名称，不得使用互联网医院、云医院、网络医院等名称，所以就算最终意见尚未落地，为避免麻烦，业内已经在逐渐淡化类似名称了。
互联网医疗诊疗管理办法篇2
^去六年医改始终没有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直接原因即是分级诊疗未能建成，优质医疗资源的供需关系紧张甚至矛盾激化。大量轻病患者因为不知道“合适的医生”上哪去找，不得不涌入大医院就医，时间、金钱巨大损耗，专家则浪费大量时间精力在本不需要专家服务的患者身上，造成优质资源更加紧缺。
尽管相关政策试图通过行政强推，将轻病患者引流到基层医疗机构，但医疗卫生体系之所以需要改革，本就是因为行政主导的公立医疗体系下，医疗资源配置行政等级化、行政区域化，患者对更大的城市、更高等级的医院趋之若鹜，才会造成“看病难”和“看病贵”。
由此，医改想要用“行政主导”破除“行政主导”，无疑道长且阻，但新兴的互联网技术发展，为医改低成本破冰和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极大的机遇和可能。
互联网医疗可以为医改做什么？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一大好处是，极大程度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关各方交易成本大大减少，长效信誉机制逐步建立，从政府到社会各方在信息公开、数据公开的环境下进行监督监管更加便捷全面，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明显提高。
这使得政府多年对医疗行业重重管制的理由不复存在。过去，政府管制医疗机构的准入、管制医生的执业地点、执业范围，是担心信息不对称下，患者可能遭受的健康危害；政府管制药品销售，是担心患者潜在的用药风险；政府限制医疗机构的业务范畴，是防范机构服务能力与患者需求不相匹配；而医疗行业自身的专业复杂性带来的行业监管难度较高，又使得政府对放开管制慎之又慎。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恰恰使上述担忧全部消解。医疗机构、医生乃至药品销售机构的信息全部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公开透明，患者的广泛参与、互动将推动相关各方追求长期信誉，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电子化的服务交易记录，使得每一个服务环节有据可查。医疗服务提供方的能力水平不再需要政府通过行政级别的划分来背书（即高等级医院能力更强），而是形成社会广泛认可的行业声誉，形成更为有力的制约与激励。
医患双方的精确匹配由此才有实现的可能。患者可信任的范畴大大增加，不再只有挂着“公立三级医院”招牌的医生、护士、手术、设备乃至用药可堪选用，“合适的医生”与“合适的治疗”可以在网络平台上遍地存在，优则广为人知，劣则严惩不贷。
在信息化技术支持下，医改改了六年都不能实现的改革目标，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
首先，取消药品加成都不能打破的“以药养医”，在互联网医疗中无法存活。取消医院药品加成销售，只是挤压院方的药品利润空间，并不涉及医生个人收取的药品回扣，也就无从改变医生的处方行为。而现有公立医院虽然普遍加强信息化建设，但只是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拒绝对外联通。
医生处方作为过度用药最有力的罪证，不为外界所知，医院内部处方电子化，甚至让患者无法持处方举证投诉。一旦信息孤岛被打通，形成广泛的信息互联，医生处方信息受到行业监管部门、保险经办部门、商业保险机构等相关各方实时周密监控，其违规违法成本就会大大提高，这将非常有效地制约医生的用药行为，也对院长加强管理、医院自我规范形成极大的倒逼作用。
其次，多次出台文件支持、但至今没有实质发展的社会资本办医，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迅速繁荣。社会资本办医迟迟不能快速发展，根源在于难以取得患者的信任，行业信息不公开、不透明，使得从患者到医保支付方，都不能对医疗机构乃至医生个人做出明确的比较与评价，甚至医生本人在选择医疗机构执业时，都对非公立机构充满忐忑和担心。
互联网医疗则消解了这些问题，社会广泛监督、患者广泛参与将加大对医疗机构的制约，督促机构行为的规范，同时也就使机构更容易获得患者和医保支付方的信任。这也为基本医保经办部门选择定点机构提供了更明晰的选择参照，明确了支付标准，扩大了支付范畴，进而也助力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发展。
这也让医生这一核心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互联网平台上，医生为自己的名誉背书，为自己的诊疗行为、用药行为负责，通过个人的努力赢得患者，而不是通过公立身份被患者拥簇。没有医生的自由流动，就没有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遑论医疗资源优化配置。
再次，任何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分工精细化、专业化，医疗资源优化配置，也必须依托于诊疗的分级和分类。现有行政主导的医疗体系下，公立医院凝聚患者的信任，也就凝聚患者需要的全部医疗功能，从门诊到住院，从检查化验到手术，从用药到护理。
效率的提高需要分工，互联网医疗使信息透明可查，不同功能机构也能无缝衔接，医生和机构可以依托互联网平台，对患者需要的诊断、治疗、检查、用药、康复护理分类提供，彼此间仍可保持紧密合作，这才能大大缓解现有优质资源的紧缺，缓解日趋激烈的医患矛盾，真正实现“分级诊疗”。
互联网医改实验区，政府需做什么？
依托于信息技术的医疗服务模式，对市场也就是患者需求的反应，无疑要比过去更加快速和及时，行政干预只会滞后于市场的脚步，难以做精细的前期指导，但这不代表我们放弃发挥政府应有的作用。
互联网医疗的快速发展，需要政府在以下政策方面，为相关各方解锁解压。
首先，不再以物理距离、地理位置、执业机构限制执业医师的处方行为。
目前，我国执业医师进行诊疗、开具处方，受到政策诸多限制，医生只能在一个执业地点行医，多点行医多数需要院长批复同意，如果在非注册地行医，甚至存在违法风险，更不用说通过网络诊疗和开具处方。
互联网医改实验区需要突破如上现行规定。可以将医改实验区作为全国医生的第二执业地点选择，凡在医改实验区注册的机构，或在实验区备案的执业医师，都应给予网络诊疗、网络处方的合法资质，其中机构不局限于传统定义的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平台也应纳入其中。机构信息系统必须对外联通，保证电子处方可以外流，患者可以携带，同时允许处方药通过互联网销售，进而推动医生自由执业、医药分开。
2014年国家食药监总局已在公开的文件中表示，拟放开处方药网络销售，这一新规应在医改实验区率先落实。结合电子处方外流，患者可以凭电子处方到任意药店或者选择任意网商购药，医药自然而然分开，回扣空间大大减小。
再考虑到国家医改保基本、建基层的政策目标，鼓励医生在医改实验区开设网上诊所，通过网络为全国患者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也是医改实验区应该强推的方向。
其次，不再限制社会医保与商业医保的多种合作，不限制医保资金网络支付。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经办部门与商业保险合作的空间非常有限，简单局限在委托经办也就是支付功能。但在全民医保建立、基本医保成为医疗服务最大买方的情况下，医保应有的功能绝不仅限于支付，更多要实现的是引导资源配置，提高参保人所能享有的服务质量，同时优化基金的使用效率。
如前所述，互联网医疗将为基本医保优化管理、探索医药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提供极为清晰的参照，同时，互联网医疗的发展也需要基本医保的支持。医改实验区应该突破目前的政策约束，鼓励基本医保经办方与商业保险公司多样态合作，建立集合支付、服务、监管多功能为一体的医保网络服务平台，对互联网医疗形成网络支付，并根据不同业务样态开发多种多样的支付方式，提高参保人健康福利。
这一政策不应局限于实验区本地的医保经办部门。全国其他地区的医保经办机构，应允许自愿选择实验区注册的互联网医疗机构作为本地参保人的就医定点机构。
再次，不再限制医疗服务提供的多种样态，也不再根据医疗机构等级限制服务范围，打造“医疗硅谷”。
我国对医疗机构功能的划分定位，已经远远落后于多样化的就医需求。医疗机构服务内容的范围大小，还在由卫生行政部门根据等级限定。事实上，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很大程度决定于医生，当医生开始流动，这种管理方式就暴露出其僵化与不合理。
t改实验区应该打破这样的约束。凡在实验区注册的机构，可根据市场需求以及自身服务能力，灵活决定服务范畴。鼓励开设专业的检查中心、手术中心、康复护理中心等。全国各地的执业医师，都可以通过在实验区备案，进而在实验区提供线下手术治疗，这将大大拓展外科医生的自由执业范畴，推动分工精细化、专业化。
互联网医疗诊疗管理办法篇3
【关键词】互联网医疗监管发展
1互联网医疗的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互联网医疗的发展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1综合服务
综合服务型互联网医疗主要提供在线的医疗服务项目，包括预约挂号、在线支付、就诊提醒、提取报告单等服务。有条件的医院还可以建立移动医疗监测系统，对患者生理参数进行监测，针对性地提供就诊服务，在紧急状况下还会自动发出预警信号，使得互联网医疗更具及时性、便捷性。
1.2医患信息交流
该类型互联网医疗通过建立数据库对医疗资源进行整合利用，主要提供在线问诊、健康咨询等服务。一些医疗网站邀请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坐诊，为患者提供私人诊疗服务，并收取一定费用。如，“好大夫在线”网站作为我国互联网规模较大的医患沟通平台，已经在线注册了3200余家公立医院，拥有大批的医生资源，可提供多种在线医疗服务。
1.3信息化服务
该类型互联网医疗主要是针对专业医务人员开辟的服务模式，可以为医务人员提供丰富的药品信息、用药指南、医学计算工具、医学文献等。甚至一些医疗网站还推出了与医院诊疗相关联的应用程序，如杏树林网站为医务人员提供移动查房应用模式，使医务人员可以通过手机进行查房。同时，该网站还能够向医务人员介绍最新的药品，使医务人员了解药品动态。
2互联网医疗发展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互联网医疗发展势头强劲，但是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盈利模式不完善
由于互联网医疗的发展速度较快，从而使得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未能跟上其发展的步伐，这就造成了现行的法律中对医生在网上行医的资格限定没有明确的规定，同时，国内互联网的使用群体也并未养成付费使用手机客户端的习惯，自愿支付软件费用的移动设备用户相对较少，通过软件收费的形式进行运营，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有所不符。如“好大夫”网站中所提供的几个在线医疗服务产品中，仅有电话咨询一项会向用户收取一定的费用，而其它服务产品均为免费提供，并且也没有向患者收取必要的问诊费或是挂号费，上述种种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了互联网医疗盈利模式不完善的问题。
2.2诊疗效果不确定
稳定性不足是当前互联网医疗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其中的安全隐患相对较大，故此，国内绝大多数医疗机构对引入网络移动医疗系统有着多方面的顾虑，大部分机构都抱着观望的态度，并未真正进行实施。
2.3行业环境不规范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医疗行业并未完全开放，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其市场化的程度较低，很多医疗单位不愿向社会公开本院的医生及病患信息。由于医疗行业的发展环境不够规范，相关法律法规也尚未将互联网医疗纳入到统筹规划当中，医生借助app向患者提供在线诊断是否涉嫌院外行医也尚无定论，这些种种都对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影响。
3加强互联网医疗监管的建议
3.1加快互联网医疗监管立法
我国要针对互联网医疗领域出台一系列监管政策，规范和指导该行业发展，为强化该行业监管提供政策依据。首先，在监管政策中将移动医疗平台纳入到监管范围内，定期对移动医疗app进行评估。其次，对移动医疗app建立风险监管体系，包括入市前申请、资格审查、风险评估等，提高移动医疗app的市场准入门槛。再次，区分不同医疗应用软件类型，对各类型用途软件进行规范化监管，如临床应用类软件只能提供医务人员临床经验交流等应用，而不能提供患者咨询服务；健康咨询类软件只能为患者提供日常生活健康咨询服务，并提供医前指导意见，而不能对患者病情进行在线诊断。
3.2建立互联网医疗行业监管机制
我国应从法律层面对互联网医疗行业发展进行监督约束，准确界定互联网医疗行为的概念，对医疗机构、非医疗机构从事互联网医疗的服务范围予以明确规定，并对从事互联网医疗的医务人员资格和服务权限进行界定，不断提高互联网医疗的服务质量，为患者提供优质医疗服务。此外，我国有关部门还要针对互联网医疗发展现状，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对互联网医疗监管的成功经验，制定质量控制标准，对移动医疗机构和医师服务进行质量控制，从而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如，医疗机构的医师要想在医疗网站上提供相关服务，必须获取所在医疗机构的批准，并要求医师以不影响本职工作为前提，妥善安排好从事互联网医疗的工作时间。
3.3加强互联网医疗机构监管
我国要针对不同的互联网医疗服务类型和项目，对从事互联网医疗的医疗机构及第三方机构进行有效监管，将机构资质与人员准入作为监管的重点。具体如下：一方面，审核部门要对提供互联网诊疗服务的医疗机构进行严格审核，办理备案手续，要求从业医师必须具备相应资格证，拥有注册执业医师资格。另一方面，审核部门要对提供互联网医疗咨询服务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审核，要求第三方机构所聘请的医师必须在其相关专业范围内开展咨询服务，规范第三方机构的运营。
4结论
总而言之，互联网医疗在我国医疗行业中得到了快速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多种服务模式，为提高在线医疗服务质量、促进医务人员交流学习有着重要意义。为了促进互联网医疗行业健康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强对该行业的监管力度，在实践中逐步探索成熟的盈利模式，创建良好的行业运行环境，保障医疗机构、第三方机构、医务人员以及患者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王安其，郑雪倩.我国互联网医疗运行现状――基于3家医院的调查分析[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6（02）：54-56.
[2]周刘芳.网络虚假医疗广告监管中的问题与对策探讨[J].江苏卫生事业管理，2015（12）：99-101.
[3]王玲，彭波.互联网时代下的移动医疗app应用前景与风险防范[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6（01）：39-41.
[4]李宁，李G，王晨.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及交易的日常监管与行政处罚[J].首都医药，2015（04）：99-100.
作者简介
刘畅（1983-7），女，重庆市人。硕士学位。现为深圳循证医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职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大数据整理分析。
互联网医疗诊疗管理办法篇4
求医看病是一项严肃认真的事情，整个看病过程要求周密细致，勤查勤防，及时调整诊疗方案，这就要求患者医患之间有密切的接触和互动，仅仪通过网络联系是难以做到全面细致的，例如一个上消化道出血的危重病人，需要及时进行胃镜下观察和止血，通过胃镜了解出血规模和部位，医生必须现场操作，动态观察；而通过网络对话，难以形象再现真实情况。又如过年的时候，暴饮暴食引起呕吐、腹泻的病人大量增多。从症状来看大同小片，实际可能是不同的病因所致。暴饮暴食有可能引起胰腺炎、胃黏膜损伤、急性胃炎等，这些都可可以引起上吐下泻，如果得的是胰腺炎，吃的却是治急性胃炎的药，那怎么治得妤呢?不借助仪器，不当面诊断就有可能导致误诊。
权威大医院与基层医院之间的远程会诊系统不属于网上医院和网上看病
目前一些大医院和高层医院建立了远程会诊系统，这些系统对于解决一些疑难危重患者的救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些远程医疗会诊系统目前仅限于医院系统内部，并没有投放整个社会，更不能以此为盈利手段，会诊系统只对病例进行分析诊断，提出治疗方案，但是绝不会卖药，赚取钱财。远程会诊系统是公对公的正规会诊方式，需要单位之间的联系和默契。
网上医院或网上医疗机构没有合法资质
国家从未批准过任何性质的网上医院。目前各种各样的网上医院只是登记单位的名称，而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或只有简介或图片说明，根本没有规范的医院窗口。目前有的网上医院为了吸引上网者，增加点击率，甚至打着性医学、性科学的幌子，庸俗低级的图片、文章；甚至有的医院还在网站随意出售无批准文号、无生产厂家和地址的“三无”药品、器械等。少数游医、药贩也开始渗入，使得网络医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不少患者因此上当受骗，贻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网上看病不安全
网上看病的医生真假难辨网 上看病，患者看不到医生的真实形象，不知道医生的真假，网上医生很有可能就是个“冒牌货”，任何一个人要想成为网上医生易如反掌，一位记者讲述了他的“3分钟当上了坐诊医生”的传奇经历：某记者选择了一家自称是“中国最大”的××医疗健康网站，也想当一次网上医生。打开其主页点击专业医护版，再进入“医生之家”。点击“注册”之后，随便以一些不实信息便“注册成功”，记者成为“医师”，可以给人看病了。既然这样随随便便，网上那些“专家”、“主治医生”的资格就值得怀疑了。各大正规医院的专家平日临床工作相当繁忙，哪有时间光顾私人性质的“网上医院”?每个正规医院都有明文规定，所有在院人员不得参与任何网上医疗组织和进行网上看病活动。
网上看病使用的药物真假难以保证
在一家网上医院，笔者进入专家咨询栏目，谎称经常胃痛，询问有关医治方法，一位主任医师介绍了他们新研制的产品，声称是最新的科研结晶，具有很好的疗效，之后便出现一连串的广告词。再看这些药物既没有国家批准文号，也无正规生产厂家，属于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
网上求医安全无保障 据一位姓王的小姐介绍，最近她下身出现一些异常的症状，由于她本人十分腼腆，不好意思去医院找医生，于是在上周星期一的晚上，她在家上网找到一家“网上医院”，在上边倾诉了自己的“难言之隐”，并留下了自己电子邮件，没想到3天后就得到了10多封回复，但出乎意料的是，有不少“医生”居然在回复中询问“你结婚没有?”、“你长得性感吗?”“你想吗?”这类问题，令王小姐感到十分恼火。网上求医一旦出现医疗纠纷和事故，谁来负责?患者是“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看病出了事，该告谁?该找谁理论?网上地址都不真实，人员更是不靠谱，患者吃亏上当全赖自己。
网上看病不合法
互联网医疗诊疗管理办法篇5
关键词：物联网射频识别智能医疗系统
中图分类号：tp3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599（2012）21-0000-02
1概述
所谓物联网（internetofthings，iot）就是指将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如红外感应器、射频识别装置、激光扫描器、全球定位系统等装置植入各种物品，进而实现物品的智能化，并能够将互联网与信息传感设备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网络，在人与物品之间实现互联和信息共享。
对于医疗机构来讲，物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将为医院信息化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持。研究物联网新技术与应用，把智能识别、物联网技术融入作业流程中，持续改善医疗服务流程、医疗效果品质与保障病患安全成为很多机构的研究内容和方向。
2物联网的特征
2.1连通性。作为物联网的本质特征之一，体现为时间的连通性、地点的连通性和物体的连通性三个方面。
2.2嵌入性。各种物品和由物联网技术提供的网络服务将全方位、多角度地嵌入人们日常工作与生活。
2.3智能性。物联网使周边物质世界充分网络化、数字化，物体以智能化方式和传感方式关联起来感知所处的环境，支持人们对周边资源的了解并对事务处理做出正确的判断。
3物联网的关键技术
3.1射频识别（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RFiD）。作为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通过射频信号能自动识别目标、获取相关数据。具备以下特点，首先识别过程无须人工干预，适用于各种恶劣环境。其次可识别高速运动的物体并可同时识别多个电子标签，操作快捷方便。第三可与互联网相结合实现环球物品识别、跟踪与共享。
3.2智能技术。为了达到预期目的，利用多种方法和手段，在物体中植入智能系统，使得物体具备一定的智能性，主动或被动地实现沟通。主要包括人工智能理论研究、智能控制技术、人机交互技术、智能信号处理等。
3.3传感器网络技术。传感器可以感知多种信号，提供处理、传输、分析和反馈原始信息。逐步实现了智能化、信息化、微型化、网络化，集分布式信息采集、传输、处理于一体并最终感知物质世界。
4物联网时代医疗信息化的特点
4.1全面互联。通过通信网络将医疗仪器、传感器、个人电子设备等系统中所储存的分散的信息及数据连接起来，实现交互和共享，对业务状况和医疗环境实时监控，从全局高度分析形势、实时解决问题，也可实现远程诊疗等，改变整个医疗业务的运作方式。
4.2透彻感知。随时随地测量、感知、捕获和传递医疗信息，感知病人生理指标、院内各服务环节的病人状态、位置，医疗器械、药物的存储位置、状况、使用情况等。这些信息都可以被快速获取和分析，以便于采取相应措施和制定长期规划。
4.3高度智能。对收集到的数据深入分析来解决特定问题。使用先进技术来处理复杂的数据计算、分析和汇总，以整合和分析医院海量数据和信息，并将特定知识应用到特定方向、特定环境、特定的解决方案中以支持决策和行动。
5物联网技术在患者管理中应用
5.1门诊患者的管理。门诊患者用身份证在自动办卡机上扫描并交纳备用金后生成一张“RFiD就诊卡”完成挂号，就诊卡中包括患者姓名、年龄、性别、职业、挂号时间、诊治时间、治疗结果、既往病史、过敏情况、费用情况等信息。系统将该患者信息传输到相应科室医生的工作平台上，患者持卡可直接就诊，医生开具的检查、治疗、用药信息传输到相应部门，在智能医疗系统统一控制下，患者持卡定时定点在相关部门就可完成对应操作，此期间减少患者往返，并可对患者就诊过程、就诊简历、检查结果、医疗费用等信息进行记录，并及时提供医保政策、医疗方案、护理指导、药品信息等内容供患者随时查阅和打印，从而提高患者获取医疗信息的满意度和容易度。
5.2住院患者的管理。住院患者到住院处办理住院手续后，系统打印出RFiD腕带，护士确认身份后对RFiD腕带进行加密，并采用特殊固定方式使腕带在患者的手腕上不易脱落，最终完成患者身份确定。腕带包含的信息在就诊卡基础上，增加了患者所在科室、床位的信息，保证诊疗过程无手工输入以避免错误，通过加密技术保证数据安全，利用扫描识别设备识别腕带实时监控全程跟踪及区域定位。对患者进行的诸如诊察治疗工作通过RFiD确认患者的信息并记录，确保执医嘱行到位无误，从而实现诊疗过程全程质量监控。
5.3特殊患者的管理。特殊患者和特殊全体可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有效控制和管理。如母婴对应管理，婴儿出生后，佩戴标示惟一性身份的“RFiD腕带”，使母婴信息惟一对应性，出院之前无特殊情况禁止移除标签，避免婴儿偷到或掉包。精神病人、儿童病人、残疾病人自我管理能力弱，佩戴电子标签可在实现患者实时定位以确保病人安全，紧急情况，患者按所戴标签求助按钮，医护人员及时反应、准确定位并安排援救。为重症患者佩戴带有生命体征（呼吸、脉搏、心率、血压）监控功能的腕带，实时监控其变化，当达到“危急值”时自动报警，提醒医护人员及时干预。
6RFiD技术在患者管理应用时所面临的问题
6.1安全问题。在RFiD就诊卡或腕带中，记录了患者个人信息、生命特征和就诊历史等隐私信息，一旦泄漏会威胁病人的合法权益，对医疗机构和患者都会造成不良影响，所以要对个人隐私绝对引起足够的关注与重视。严格禁止对采集、存储和管理医疗数据的中心服务器进行非授权访问，加强内部工作人员教育和管理，避免医护人员和技术支持人员在非授权的情况下修改病人信息，保证只有那些被授权人士才能对数据进行修改。
6.2标准问题。条形码使用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缺乏统一标准或不遵循统一的标准执行时，新技术优势的发挥会受到限制。医疗结构在选择物联网技术标准时，应注意到必须选择合适工作频率标签较少对医疗设备的干扰。中国电子标签国家标准使RFiD标签有中国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同时，也能国际标准兼容，将我国的RFiD技术发展纳入规范化、标准化的轨道。
7结语
物联网技术将信息空间和物理世界互联整合，把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信息化、网络化。而物联网技术和医疗技术结合建设智慧医院，必将实现对患者全面、系统的管理，优化整合业务流程，提高工作效率，控制物耗，降低成本，减少医疗事故和医患纠纷，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和患者满意度。
参考文献：
[1]李霞.浅谈物流信息技术与物联网[J].商场现代化，2010，5.
[2]肖慧彬.物联网中企业信息交互中间件技术开发研究[m].北京：北方工业大学，2009.
[3]程钰杰.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研究[D].安徽大学，2012.
互联网医疗诊疗管理办法篇6
abstract：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informationtechnology，thenewmedicalmodelof"internet+medicalcare"appearedinrecentyears.onthebasisofintroducinginternetmedicaltreatment，thispaperdiscussesthecurrentsituationandexistingproblemsofinformationsecurityininternetmedicalcare，andproposescorrespondingstrategiestoprotectthemedicalinformationsecurityandimprovethemedicalservicemodel.
关键词：互联网医疗；信息安全；防护
Keywords：internetmedicalcare；informationsecurity；protection
中图分类号：tp3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7）09-0049-02
0引言
近年来，“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模式，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移动智能穿戴等信息技术将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相融合，提升各行各业的发展水平，带来诸多便利。从2015年3月总理在十二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中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后，“互联网+”成为了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1]。另外，国务院的多个文件指出，“互联网+”与医疗行业的融合，能够改善我国现有医疗模式的缺陷，如“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并通过远程医疗、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互联网医嘱、互联网电子病历等手段建立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应用。随着互联网医疗的规模逐渐壮大，其交互的数据量越来越多，数据的安全性要求也越来越高，信息安全成为了互联网医疗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另外，我国在互联网医疗方面与国外相比，起步较晚，研究较少，大多数研究仍停留在介绍互联网医疗现状分析及展望等方面，深入其中某些方面的研究较少，因此针对互联网医疗发展的趋势，对其背后存在的信息安全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信息安全相关要素
在互联网医疗中，互联网诊疗、互联网健康保健咨询服务、互联网诊疗辅助服务等都是利用医疗数据的信息化，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实现医患关系的良好发展。在此过程中，存在着多种信息安全隐患。因此，完善信息安全体系关系着互联网医院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信息安全体系主要包含硬件安全、软件安全、以及管理安全。在互联网医疗实现数据交互时，需要的外部硬件设施有：服务器、网络设备、线路、机房温湿度环境、监控设备等[2]。只有确保硬件设施稳定运作，才能保证医疗信息共享与交互顺利进行。软件方面包括数据库、终端应用等，其中数据库的维护尤为重要，数据库作为存储及新增、删除、修改的医疗信息数据存储的仓库，实现医疗数据的信息化处理，因此数据库需要做到数据安全备份以及及时恢复数据的功能，以确保数据的安全性[2]。终端应用同样需要稳定性保障，才能提供准确及有效的数据信息。管理安全包括了人为因素、安全管理规范等，患者的各类医疗信息常常被医疗工作者所接触，因此医疗信息被泄露的风险也越来越高，如若经传播严重的，还会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
2互联网医疗的信息安全当下存在的隐患
幕チ网医疗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的医疗模式逐渐从传统医院的看病就诊转向互联网医疗，通过移动可穿戴医疗设备、大数据、远程医疗等，从诊前、诊中、诊后几个方面逐步改善患者的就医模式，使医疗形成互联网生态格局。但在其中，信息安全也存在着多方面的隐患。
2.1法律法规目前，我国在医疗信息安全方面，还未出台相关的医疗健康系统性的安全法律法规，在2009年6月的《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在信息安全的关系也很少[3]。因此，在法律法规方面，需要有专门的互联网医疗信息安全的研究与制度，以此规范我国的医疗信息安全防护。
2.2网络环境目前，我国的医疗信息系统绝大部分都是以安全为前提，使用医院内部网络，采用内外网物理隔离的模式。但针对互联网医疗的特点，此种方法有所欠缺，很难实现互联网应用服务安全的内外网一体化建设，再加上当前大多数医疗机构的网络系统管理缺乏互联网医疗的网络安全管理经验，不能高效地对网络入侵进行追踪与及时反馈，缺乏漏洞管理流程，如若扩大安全防护的范围，则相应的风险也在增大[4]。因此网络安全是互联网医疗信息安全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3数据共享互联网医疗最重要的是实现医疗数据的共享，即建立患者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医嘱信息、检验检查报告等数据共享交换的服务平台，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方便医生与患者，同时经共享的医疗数据，可通过数据挖掘获取高价值信息，预测流行病、传染病、和各患者可能出现的病症，以此及时发现问题，这类信息对于商业来说，能带去更多的商业价值与利润。另外，此前提到目前医疗机构的信息安全体系是基于内网的，针对互联网医疗的特点，需将此类医疗数据共享于互联网，无疑会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同时，二者在平台的对接上缺少相应的规范与统一标准，因此需要重视对数据共享的安全防护。
2.4个人隐私在2015年2月，美国的保险公司anthem宣布黑客盗取了公司超过8000万的个人信息，包括用户家庭住址、电话、收入、社保等，此次泄露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医疗信息泄露事件。根据美国卫生与公民服务部的统计，近几年来，医疗信息泄露事件频频发生，受泄露所影响的人数呈爆发式的增长，数据如图1所示。
互联网医疗中，患者的健康数据是重点，此处提到的个人隐私主要针对患者的医疗健康数据。互联网医疗中安全管理制度不规范或工作人员工作失误等各方面原因，都极可能造成患者的个人隐私泄露。然而，目前无论在技术层面或是安全管理制度层面都不完善，另外，经调查大部分患者最关心的也是自身的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因此在个人信息防泄漏方面应该重视。
3互联网医疗中信息安全的相应策略
3.1完善安全监管体制在安全监管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美国作为最先探索医疗信息安全政策制定的国家，在2003年制定的健康保险携带责任法案中，详细规定了医疗信息安全、医疗隐私、健康计划识别、从业人员的识别等多方面的具体规范[3]。英国和瑞典的法律限制未经明确允许收集的任何类型的个人信息。根据我国的情况，也可制定适合我国的互联网医疗信息安全政策，提供医生与患者相应的法律保障。
3.2完善安全体系互联网医疗的信息安全，应该构建并完善硬件、软件、管理多层次的防护体系，如图2所示。
软硬件是互联网医疗平台的基础设施，硬件安全涉及到设备的安全，机房环境、防盗防破坏的安全，网络环境的安全，访问控制、防止入侵等，尤其是中心机房的建设，可通过双机房的数据和网络双冗余实现系统运行的稳定性，降低数据处理压力。在网络方面，有研究者提出了关于医疗信息系统的安全管理模型：包括了安全预警（防火墙、iDS与Fw联动预警）、安全防护（加密）、安全检测（Ca认证、C/S病毒检测）、安全恢复（备份）、安全管理、安全响应，通过网络安全技术的综合使用，完善安全体系[5]。软件主安全涉及到数据安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例如：Vpn，SSL等对医疗网络的安全进行保护，同时进行数据的安全防护及备份，重要的数据信息在交互共享时不被破坏，保证其完整性，完善数据备份管理流程等[6]。在医疗信息化建设的发展趋势下，采用“云计算”应用模型，可实现信息化基本构架，实现数据互联共享，将数据保存于“云”中，避免了个人电脑和本地服务器设备故障，保障数据安全，软件维护也由云计算服务商完成，不会影响本地用户对软件的使用。因此，可通过软硬件基础设施，“云计算”的技术手段、构建安全模型等多方面，不同角度防护互联网医疗的信息系统安全，提高相应防范能力。
管理方面主要是对人员安全的管理和制度的管理。目前，我国互联网医疗模式中的管理制度处于空白状态，浙江省宁波市的“云医院”是为数不多的制定了相关管理措施的互联网医院，其通过判断患者是否与网上注册医生在实体医院有过诊疗记录，是否与该医生签订过“云医院”的就诊协议，对患者进行严格的筛选控制，同时通过授权的形式，才能使该医生有权限查看该患者的病历档案，问诊等，另外，广东省的网络医院是通过卫生计生委的审批通过，在医师的准入中采取机构备案制[7]。因此，可从患者、看诊医生不同角色进行管理，通过患者的信誉度筛选患者、对工作人员进行考核培训，以提高就诊效果；同时制定相关管理制度，设立相应的安全管理机构，进行监督。
3.3个人隐私的保护医疗数据的泄露的原因有多种多样：数据丢失被盗、黑客入侵、工作人员操作不当等。因此个人隐私的保护可从三方面入手[3]，一个管理制度，可通过分级管理的方法，完善信息安全认证保护监管平台，根据数据的重要性，对不同数据进行分级信息安全保障管理；二是从技术手段上，对患者医疗隐私数据进行加密、信息匿名化、数据授权、访问控制、身份认证等；三是工作人员的安全管理，防止其利用职务便利或操作不当造成信息泄露。通过此方法，保障数据的安全，提升信息安全服务。
4结束语
互联网医疗改变了传统的医疗模式，给就医人员和患者带去诸多便利，但这种新兴的模式也存在许多不足，尤其是医疗信息安全防护，是互联网医疗的“基石”，需要国家法律法规、相应管理制度、技术手段、从业人员的把关等多方面进行防护，防止医疗数据的泄露，使互联网医疗的数据共享畅通无阻，安全可靠，完善互联网医疗市场。
参考文献：
[1]李小华，赵霞，周毅.“互联网+医疗”催生医疗卫生大资源时代[J].中国数字医学，2016，01（02）：8-11.
[2]钟红霞.“互联网+”模式下的医院信息安全系统建设的关键环境及策略分析[J].科学与财富，2013（34）：84.
[3]孟群.医疗健康+互联网[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
[4]何剑虎，周庆利.互联网环境下的医疗数据安全交换技术研究[J].医院信息化，2013，4（28）：44-47.
[5]张莲萍.医疗信息系统纵深防御安全模型及风险评价体系[J].系统工程，2014，4（32）：147-154.
互联网医疗诊疗管理办法篇7
讯：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6月1日消息称，上海申江医院、上海都市妇科医院、上海明珠医院、上海国宾医疗中心、上海中佑肛肠医院、上海仁爱医院、上海新健威医疗美容门诊部、上海爱尔眼科医院、上海雷允上西区金雷门诊部、上海古美医院、上海健桥医院等11家医疗机构近期因违法医疗广告被实施行政处罚，并给予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对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批擅自从事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的和两个网站通报市通信管理部门予以查处。
上海市卫生局监督所表示，为维护城市良好形象，将依据《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违法医疗广告继续保持高压查处态势，严肃查处违法医疗广告，以净化医疗卫生市场。(来源：文汇报)
互联网医疗诊疗管理办法篇8
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县卫计部门的悉心指导下，我们按照上级安排部署，紧密结合夏县实际，有序推进夏县医疗卫生机构一体化改革工作，逐步落实改革措施。目前，一体化改革框架已基本形成，改革效果初步显现。现将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主要做法
（一）实行“六统一”管理，加快“新医改”进程
2017年10月17日夏县医疗集团正式挂牌成立，医疗集团下属12个乡镇卫生院统一变更法人资格，实行行政管理、人员、资金、业务、绩效、药械“六统一”管理模式。
行政统一管理方面：集团现已成立综合管理中心、人力资源管理中心、财务管理中心、医疗质量管理中心、医保管理中心、药械管理中心、公共卫生管理中心、科教管理中心、物流配送中心、健康管理中心10个管理中心和医学检验中心、放射影像中心、信息中心、消毒供应中心、远程会诊中心、120急救中心等6个业务中心并开始运行。
人员统一管理方面：全面落实岗位聘用制，按需设岗，竞聘上岗，依岗聘用，合同管理。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原则，原有人员按原人事规定管理，新进人员由县医疗集团自主招聘，报县人社局备案。医疗集团对所辖乡镇卫生院人员实行统一管理、统一使用、统一调配。
资金统一管理方面：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医疗集团经济管理,确保财务收支真实、安全、完整，集团制定和下发了《夏县医疗集团财务一体化管理实施方案》。为确保资产盘点移交工作顺利开展，真正实现人、财、物统一管理，集团制定下发了《夏县医疗集团资产盘点移交实施方案》，对各乡镇卫生院的资产、账目、设备、物资等进行了全面、详实清查。
业务统一管理方面：集团定期开展医疗质控、临床路径、病历书写规范、临床业务知识和技能等专项培训，抽调各管理和业务中心人员对各乡镇卫生院医疗、护理、院感等各项业务工作进行定期督导和现场指导，进一步规范基层医疗行为，提升业务能力，推进医疗业务一体化管理。
绩效统一管理方面：为充分调动广大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集团制定和下发了《夏县医疗集团绩效考核方案》（试行）,突出职责履行、医疗质量、费用控制、运行效率、财务管理、公共卫生服务、家庭医生签约、健康扶贫、医德医风和群众满意度等内容的考核，重点向关键岗位、业务骨干和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倾斜，合理调整差距，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建立有责任、有激励、有约束、有竞争、有活力的内部激励机制。
药械统一管理方面：为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规范药品流通秩序，减少流通环节，降低虚高药价，根据《山西省医改办关于做好县乡医疗机构一体化改革药品采购“五统一”的通知》和运城市《县乡医疗卫生机构一体化改革的指导意见》，促进药品“两票制”和“五统一”政策的尽快实行，集团制定和下发了《夏县医疗集团关于落实药品“两票制”和“五统一”政策的具体措施》，并对与家庭医生签约的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冠心病四种慢性病患者，提供两个月慢病用药长处方服务，进一步方便慢性病患者。
（二）打造“医联医共”新模式，建立分级诊疗新秩序
为致力打造“两端医联体，中间医共体”的运城模式，稳步实现“县强，乡活，村稳”的医改目标，医疗集团在上级医院的支持下，不断做大做强医联体建设，做细做实分级诊疗工作。一是通过医联体模式，结合“同心共铸中国心”义诊活动，与北京、省、市三级医疗机构加强合作；二是与山西大医院、山西省儿童医院、运城市中心医院3所三级医院签订了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医院管理等具体的医联体帮扶协议，疑难重病人上转更加高效；三是与各上级医院建立对口支援关系，自2018年1月至10月，来自山西省大医院、山西省儿童医院、运城市中心医院共累计有18名专科专家到我院轮流开展对口支援，现有13名专家正在我集团长期带教坐诊，参加科室急危重病人抢救工作。帮扶期间，每周二至周四开设内科、外科专家门诊，让夏县百姓不出家门便可享受到省级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经统计，2018年以来各位专家开展集中培训授课21次，科内各专业培训400余次，参加培训2000余人次，帮助各科室开展新技术项目10余项，集团各临床、医技科室医疗服务水平明显增强；四是邀请上级专家来我院开展学术交流和讲座培训，选派4名年轻医师前往西京医院进修学习一年，组织骨干医师外出短期培训102人次，不断强化县级医疗卫生人才队伍，提升县级医院医务人员医疗水平；五是由山西大医院、山西省儿童医院、运城市中心医院、夏县人民医院组成的义诊专家组开展联合下乡义诊活动30余次，参与专业包括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骨科、五官科等临床学科，参加医务人员120余人次，累计诊疗患者1500余人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700余份，前往水头镇、裴介镇、泗交镇、禹王乡、祁家河乡等乡镇卫生院业务查房7次，为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及群众授课10余次。
在分级诊疗方面，我县医疗集团已经建立健全了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制度和运行机制。当前，医疗集团十三个成员单位都已经设立分级诊疗办公室，并指定专人负责分级诊疗工作，分级诊疗新秩序基本建立。
（三）推进医疗资源下沉，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一体化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老百姓在自己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因此，集团已经着手建立人、财、物向基层下沉相关制度，对集团成员机构帮扶计划正在有序推进。一是集团组织10余名各科专家成立巡回医疗队，下乡入村深入到瑶峰、庙前、水头、裴介、禹王等10个乡镇开展了义诊和健康体检巡回医疗活动，受益群众1800余人；二是加强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业务指导，不断提升乡村基层医疗从业人员医疗服务能力。县人民医院为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基层医务人员提供进修学习机会，组织开展为期14天的专项技能培训，为78名村卫生室医生提供培训学习机会，为3名乡镇卫生院医生提供为期一年的长期培训进修；三是集团从县人民医院抽调6名主治医师、主管护师及以上的精英医护人员到裴介、尉郭、水头三所乡镇卫生院定点定位帮扶一年，集团制定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管理制度》，确保对口帮扶工作落到实处，形成长效机制。
（四）落实医保打包付费政策，助力集团医疗机构发展
集团与医保中心签订了医保总额打包付费协议，采取“总额预算、按月拨付、年终结算”的方式，将核定的医保基金统一每月预拨给医疗集团，集团医保中心每月对县医院和各乡镇卫生院医保数据进行汇总整理，由专门人员与县医保部门对接，做到医保资金每月报账，确保医保资金及时拨付。
（五）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织密县、乡、村信息化网络
信息化建设一直以来是县乡一体化改革中的薄弱环节，为尽快架构县域内医疗信息化网络，加快完成集团信息化建设。一是加入山西省预约诊疗服务平台，并完成了与健康山西平台的对接，实现了区域内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共享；二是投入200万元与夏县农商行和山西惠盈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启动患者自助服务系统工程，建设患者自主服务平台，提供预约挂号、自助挂号、在线支付、诊间支付等业务，实现检查结果查询、推送与互认，开展移动支付、出院患者床旁结算、门诊患者诊间结算等服务，实现个人健康档案手机查阅查看，提升老百姓的医疗服务获得感；三是采取分步实施的方式，实现县、乡、村三级医疗网络信息化联通。一期计划对各乡镇卫生院实现信息化网络联通，实现远程会诊时时互动，诊疗信息互联互通，为县中医院、妇幼院、骨科医院、疾控中心增设信息连接端口。二期计划对各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网络系统进行改造升级，细化公卫网络模块分工，延伸公卫网络模块功能，提升公共卫生服务信息化、均等化、人性化、智能化。三期计划深入覆盖全县257所村级卫生室信息化网络，实现县域信息化网络全覆盖。
（六）组建专家服务团队，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工作
家庭医生签约是一项惠及百姓的民生工程，为切实做好此项工作，集团结合脱贫攻坚和健康扶贫工作，全面推行村、乡、县三级医疗卫生机构“1+1+X”家庭医生服务模式，组建46个家庭专科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参与签约医生349人。其中县医院参与签约医师48人，签约团队优先与辖区内的贫困户、慢性病人、空巢老人、残疾人、妇幼保健对象等重点人群签订家庭医生式服务协议书，并根据协议书内容提供建立健康档案、电话咨询、入户访视、健康教育等针对性服务，医疗集团对经家庭医生上转的患者提供免挂号费、免健康管理费、优先接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两免三优先）服务，对下转的慢性病和康复期患者进行医疗服务跟踪和指导，提升群众对签约服务的满意度。截至目前，夏县辖区内常住居民362619人，家庭医生签约186830人，签约率51.52%，各类重点人群签约90104人，签约率81%；建档立卡贫困户3951户，全部双签约，签约率100%；计划生育特困家庭5户，签约5户，签约率100%。
（七）实现医疗机构深度融合，强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为充分满足民众的健康需求，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品质，更好发挥中医、疾控、妇幼等专业机构的指导作用，经县委组织部提名和考察，由县公立医院管理任命县中医院、县骨科医院、县疾控中心、县妇幼院负责人分别任医疗集团副院长和院委，发挥各自机构专业优势，为我县辖区居民提供健康档案管理等14项规范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高群众健康素养和防病意识，减少疾病发生。
（八）加大医疗人才招聘力度，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针对我县医疗系统人才短缺现状，聚焦人才流失、编制空缺、人员退休等问题，坚持引育并重、多措并举，有效解决医疗行业人才短缺问题。一是通过建立医疗科研平台，注重典型示范引领，完善绩效激励机制，加强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二是加大人员招聘力度，扩大医疗机构用人自主权，适度放宽招聘条件，力争两年之内将集团空编岗位全部招聘到位；三是充分发挥现有人才作用，激发人才活力，建立人才结对包联机制，选派临床技术骨干定期到基层医疗机构进行坐诊，开展技术指导，发挥传帮带作用，带动基层医疗技术发展，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九）全面落实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持续提升医疗服务含金量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和市卫计委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医院服务能力及发展状况、基本医疗保障承担能力和群众承受能力等因素，集团抽调专门人员成立调研小组，通过积极调研，经申报批准现已完成新一轮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工作。
（十）扎实开展健康扶贫工作，落实各项民生实事工程
一是全面落实健康扶贫“三个一批”行动计划，“三保险、三救助”医疗保障帮扶措施，建档立卡贫困户“先诊疗，后付费”政策，全面实施“136住院报销政策”和“一站式”结算服务，密切关注和跟进健康扶贫网上信息录入和核查核准工作完成情况和慢病手机app随访管理情况，组织人员定期对健康扶贫工作开展专项督导考核，确保健康扶贫各项惠民政策在基层落实不走形式、不打折扣；二是与县残联合作为全县200名精神残疾人和40名重度智力残疾人提供日间照料、心理疏导、康复知识宣传、残疾人用药指导等多种支持性服务；三是扎实开展免费产前筛查工作，对各乡镇卫生院完成数量及完成质量每月进行追踪管理。截至目前，全县共完成2961例免费产前筛查，圆满完成全年指标任务。
二、下步打算
互联网医疗诊疗管理办法篇9
20世纪80年代：呼吁改革
时间倒推30年，香港医院管理局（下称“香港医管局”）尚未成立，香港的公立医院主要分两类：第一类是政府医院，由医务卫生署直接管理，运营经费由政府全额拨付；第二类是由10多个不同的宗教、慈善团体举办的补助医院，由补助医院董事局统筹管理，政府拨付96%的运营经费。当时香港的公立医疗服务主要是由政府医院及补助医院提供的。另外，公立医疗体系的管理与决策，还需由食物及卫生局（1997年前称“卫生福利司”）统筹。由于香港政府管理权力集中，公立医疗机构无法及时根据社会需要适时调整服务，医疗服务缺乏成本效益，影响了医院的运作和管理效率。公立医院患者轮候问题愈演愈烈，院内被加床问题长期困扰（见上图）。公立医院管理专业化程度不高，临床管理与资源管理分割，医疗资源无法有效配置。医院文化以医务人员为中心，医疗服务提供、医院设施配置都是以方便工作人员为依据，并未考虑患者的合理诉求。社会舆论对医疗服务质量渐生不满。随着医疗服务成本上升，受制于医院间不同的管理构架、机构文化、员工薪酬、福利条件及发展方向，通过资源共享和服务协调来降低成本一直无法实现。在香港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人口激增和老龄化加剧，市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愈来愈高，对改革期望也愈来愈高。在这种情况下，医改引起了当时香港政府的高度关注。1985年，香港政府委托澳大利亚wDScott顾问公司进行医改咨询，提交了《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报告(又称“史葛报告”)。该报告建议香港政府设立独立管理的医院管理局，赋予医院更多管理自，重组公立医院，使医疗资源能够灵活调配，运作更具经济成效。
20世纪90年代：医管局突进
史葛报告后，政府开始筹备建立香港医管局。1988年，“临时医院管理局”成立。香港立法局于1989年通过《医院管理局条例》，医管局的成立和运行有了法律保护。经过一年多的试运行和筹备，香港医管局于1990年12月正式依法成立，并接管了香港所有公立医院及相关医疗服务，实行统一管理。第一届香港医管局大会成员有27人，由钟士元担任主席。在规模上，它是仅次于政府的第二大公营机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医管局本身并不属于政府机关。它独立运作，由医管局大会及其下属的多个委员会组成；大会及各委员会依法定期开会，具有决策职能；医管局大会授权专设行政机构处理日常行政事务，执行医管局大会的决策。香港医管局通过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向香港政府负责；食物及卫生局则负责制定医疗政策和监察医管局的工作。政府的财政拨款由食物及卫生局拨给医管局，以总额预算的形式支付，再由医管局拨付给下辖的公立医院、专科门诊、普通科门诊等公立医疗机构。医管局的制度设计，在香港很好地实现了“管办分开”。香港医管局20年间新开设了6家新医院和多家专科门诊；2003年，从卫生署手中接管了香港所有的公立普通科门诊，进一步发展家庭医学及基层护理体系；近些年，更是倡导“公私营合作”，希望通过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合作，进一步提升卫生资源利用率。截至目前，香港医管局共管理41家公立医院和医疗机构、49家专科门诊及74家普通科门诊，拥有病床27,000张，为每千人提供约4张公立医院病床。据2007年数据，政府财政拨款约占香港公立医院财政收入的92%，医疗服务及相关收入则占6%，其他收入约占2%。香港公立医院凭借仅占GDp总额2.2%的政府拨款，支撑着91%的住院患者和29%的门诊患者的医疗服务。相形之下，患者自费的私立医疗机构支撑着9%的住院患者和71%的门诊患者的服务，其运营费用则占GDp的2.5%。由此可见，香港公立医院在资源运用上的效益很高。普通市民在医疗过程中交纳的医疗费仅占全部医疗费用的9%左右。
互联网医疗诊疗管理办法篇10
【关键词】远程医疗法律特征医疗卫生立法
当前，我国医疗水平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性差异。远程医疗作为医疗服务的一种，其目的是极其明确的，就是指医学专家可以不离开他们所在的医院或医疗中心，就能对异地、特别是对那些边远山区的就医者，或者医务人员无法亲自到达的现场的就医者提供医疗服务。其最大的意义则在于打破了地域的界限，使更多的人享受到了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并更合理地配置了医疗资源。但是，对于远程医疗的相关法律的研究还相对滞后。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远程医疗的研究起步较晚，尤其是远程医疗所涉及法律问题，国内相关研究仍处于近乎空白的状态。随着我国网络建设的快速发展，远程医疗所需的基础条件已经初步具备，远程医疗正在向移动性、多样性、实时性发展，远程医疗所引发的法律问题也急需立法跟进。
远程医疗与远程医患关系的法律特征
远程医学与远程医疗的法律界定。笔者认为，远程医疗是指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进行远距离的医学咨询、医学诊断的医疗服务活动。在远程医疗引入之前，有关医学的法律问题以及日常医患关系问题已经浮出了水面。在医疗上，新技术的使用引起了人们很多的困惑，这些困惑需要医学、法律学和伦理学专家深入研究。www.133229.Com目前，远程医疗扩展了医学应用的范围，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医疗纠纷，例如，远程外科诊疗中存在着某些技术失误，是否承认这些失误为法律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除此之外，远程医疗还可能产生一系列涉及患者个人隐私的问题，这也需要进行相关医学、法律学研究和探讨。
远程医疗关系的法律特征。第一，远程患者的自主性。患者具有自我主导、自我保护及控制自身身体和财产的权利，它是医学法律中的一个基本概念。由于医患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不平衡，所以患者可通过自主性来限制医生的权力，以免患者在无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身体受到伤害。对于21世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健康服务体系，至今也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建立完整的体系来解决远程医疗的纠纷问题，已成为各国建立有效的医疗秩序的重要任务。
第二，远程医患关系的契约性。在传统的医疗纠纷中，通常由原告（患者）提供其与医生形成医患关系的证据，但要证明（医生）违背应履行的义务，对于居住在两个不同地域的医生和患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医患的一次远程医疗行为是否可以构成一种条件，一种建立了医患关系的条件，同时这些条件是否应包括电话、电子邮件等，均须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第三，远程医患关系跨地域性。通过远程医疗，一个国家的医生可对另一国家的患者施行较为复杂的外科手术，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创立一个法律界限，来明确远程医疗活动中所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如甲国一位医生为乙国一位患者通过电话提供处方，此行为产生医疗纠纷，被患者控告于法庭，当时患者为法庭提供一些电话记录作为证据，甲国医生认为这些电话记录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而让医生提供证据反驳患者提出的医疗指控；如果此案例的医生在不同的国家执业，那么法庭的判定可能完全不同。目前世界不同国家对这样的法律问题会产生不同的处理方法。
第四，远程医患关系的时空性。传统医患关系即面对面医患关系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医生在诊室检查患者时发生的医患关系；二是医生通过家访检查患者产生的医患关系。1876年贝尔发明电话后这种医疗模式被打破了，医生成为率先使用电话的一类人，医生与患者的电话交谈涉及医生的建议及患者的健康等问题，所以尽管电话医疗不是面对面的医疗形式，但这已构成了一种医患关系。只要医生为患者提供健康评估，而患者又依从了这些评估，那么医患关系就此产生，医生的责任也就存在了，这是最早、最简单的远程医患关系。20世纪90年代，随着多媒体和电子商务的出现，远程医疗得到快速发展，通过网络使用及数据共享，医疗服务业建立起高效、快捷的交互式通道。无论患者在何方，也无论其健康信息保存在哪里，均可获得专家建议和信息系统的监测、共享，这就是远程医疗，而由此产生的医患关系即远程医患关系。在此情形下，医疗事故的时空要件中就既包括了时间要件又包括了空间要件，医疗事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受到了限制。有学者认为：就时间要件而言，医疗事故必须发生在医务人员的工作时间（包括晚班时间和加班时间）里；就空间而言，医疗事故则必须发生在医疗机构的内部。笔者认为，就远程医疗而言，我们对医疗服务的理解不应仅局限于所谓的时间和空间概念里，应当向外有所拓展。
关于我国远程医疗立法问题
对我国现行远程医疗立法的简要评析。我国远程医疗起步较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些困难，例如远程医疗标准化的问题、医患双方认知程度的差异、医疗法规和责任认定等问题，对此我国政府及主管部门制定了一些管理标准，如1999年卫生部制定了《关于加强远程医疗会诊管理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远程医疗要遵循“统筹规划、加强调控、统一标准、互联互通、分级管理、逐步发展”的原则；对远程医疗会诊系统要实行分级管理；提供远程医疗会诊、咨询服务的人员须具有医疗卫生专业技术副高职称以上；远程医疗会诊前须向病人或其亲属解释远程医疗会诊的目的，并征得病人及其亲属的同意后方可进行；会诊医师与申请会诊医师之间的关系属于医学知识的咨询关系，而申请会诊医师与患者之间则属于通常法律范围内的医患关系，对病人的诊断与治疗的决定权属于收治病人的医疗机构，若出现医疗纠纷需由申请会诊的医疗机构负责。2001年卫生部根据国务院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及有关卫生法律法规，制定了《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该办法对医疗卫生信息服务及远程医疗会诊服务有明确的界定，它指出医疗卫生信息服务只能提供医疗卫生信息咨询服务，不得从事网上诊断和治疗活动；利用互联网开展远程医疗会诊服务，属于医疗行为，必须遵守卫生部《关于加强远程医疗会诊管理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只能在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之间进行，并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随着我国远程医疗的发展，相关法律制度急需完善。
我国远程医疗立法急需关注的几个问题。第一，远程医疗设备评估。在我国，作为新生事物的远程医疗还未能广泛地应用。但是一旦远程医疗被推广和应用，则必将带来一系列新的法律问题。我国对远程医疗进行立法已经是形势所需。一般来说，各个国家都是根据自己不同的国情制定法律，但是关于远程医疗的法律问题则可能更为复杂，因为它经常要打破国界，但目前国际上并无统一的远程医疗法。美国是研究远程医疗较早的国家，许多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其中关于远程医疗的规定对我国规范远程医疗服务具有重要的价值。在美国，要求用于远程医学的所有硬件、软件均应得到fda的认可。fda在发表的一份白皮书中指出，用于远程医疗的所有设备需要符合fda下属的“仪器设备与放射线防护中心（cdrh）”的要求，这些要求也正在标准化。凡是没有经过充分技术评估的设备用于远程医疗活动是不合法的，对就医者的利益有一定的风险。
第二，远程行医许可证。对远程医疗的研究已远远超出了医学的范畴，它还涉及工程技术、通讯、计算机、遥感技术、法律、伦理等等领域的问题。目前，我国对远程医疗的研究还仅限定于技术层面的问题，对法律层面的问题还没能深入地涉入。笔者认为，如果从法律的角度对远程医疗进行思考，除了以上我们讨论过的远程医疗的安全问题外，我们还将面临以下问题：如何给远程医疗有关的医务人员颁发行医许可证；一旦造成了医疗损害，如何追究这些“网上行医人员”的责任；以及如何规范远程医疗网络等。
第三，远程医疗中的隐私权保护。在远程医疗中，患者的敏感病史和诊断很容易通过语音和视频被其它无关人员得到，因此，远程医疗存在着侵害患者隐私权的可能性。一般情况下，远程医疗不需要设立防卫或控制系统来避免该类事件发生。由于远程医疗是在局域网和互联网上进行的，潜在的计算机病毒会破坏该系统，突发的电力障碍也可能导致没有备份的整个数据库系统瘫痪。对于通过拦截视频信息或其它信息而侵害患者的隐私权的行为，应该给予更多的安全性关注，采取更完善的安全策略，如进行联合编码、加长个人密码等，以防止患者的医疗信息、特别是高度敏感的信息被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