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篇1
中国封建社会是以皇权、仕、宗族为主体结构的社会，宗族是国家的基础。宗族又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土地依附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具有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管理、司法等功能，它的存在和发展对封建社会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够保持亨廷顿所说的两千年来的超稳定结构，密码就在于两千年来中国基层宗族的稳定。中国封建社会在唐达到鼎盛后，十世纪宋朝以降，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一直走下坡路，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政权与基层宗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联系被弱化，国家对宗族的控制能力不断下降。但儒家思想却日益强化、细化，转化为具体的道德准则，广泛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社会的裂变进程。可以说，儒家思想正是基于维护宗族的稳定，进而维护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及地主阶级的经济统治地位，提出了父子、夫妇、兄弟之间关系的伦理准则，并由父子关系衍生出君臣关系，由兄弟关系衍生出朋友关系。这五伦成为儒家伦理思想调整的重要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把人们从神学的思想统治中解放出来，把农民从土地的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用竞争的方式把手工业者从手工作坊中解脱出来，获取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需的劳动力，开始了文艺复兴，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这些思想是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服务的。随着市场的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想也相继发展。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又有了发展的神器，那就是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全球化，把资本主义推向全世界，把国内剥夺变成国家之间的剥夺。应该说，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是在不断探索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法性，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解释和说明。因此，哲学社会科学是有阶级性的，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它的阶级性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是一致的。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核心是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现象，在社会现象中所包含的各种社会关系中，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是人自身的规律，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参加的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所有社会活动的规律。人是有需要的，有需要就有价值。哲学社会科学不仅研究规律，而且研究价值。关键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主体是谁，是少数人的还是多数人的。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价值观就成为主流价值观；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就成为主流价值观；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大众的价值观就成为主流价值观。哲学社会科学提供的社会规范选择，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还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主要决定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属性。有人说，哲学社会科学不是科学，原因是它除了逻辑学和经济学中的一部分外，没有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严谨的逻辑和严密的计算得出结论。实际上，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现象，研究的是关于真的知识和自然规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现象，研究的是真的知识和社会规律。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以人为中心的，既研究形而上的道，又研究形而下的器，所以它的研究涵概了真善美，比自然科学的研究要更为复杂，也更具有科学价值。
一、全面重新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工作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是人，既研究规律，又研究价值。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工作就要按照这样一种要求来规划、部署、改进。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与其说是一种管理，不如说是一种服务。如果说管理，只能是对研究项目、资金、成果等的管理。而服务，对象则是人，是服务主体与服务客体的一种互动过程。因此，以人为本是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是一种导向，是一个指挥棒。当然，这种导向和指向作用要在服务中实现，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以科研项目和资金的投入来实现引导，一种是科研评价体系的引导。这种引导的对象，包括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中存在的几种倾向。脱离实际的倾向。这种倾向的主要表现是脱离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脱离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主要矛盾，脱离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现实。要么是一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没有人深入研究，拿不出有针对性、实效性的对策。要么是一些理论研究从概念到概念，导致抽象的理论于实际无益，于学理发展无益。更有甚者，一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有的学者不屑于研究，认为那不是学问。西方化倾向。用西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理论来衡量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用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衡量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用西方的文化发展理论来衡量中国的文化发展。理论是西方的，标准也是西方的。这种以西方为标准来剪切中国、复制中国的研究方法，于实际无益，反而有害。因为这种倾向有理有据，夸夸其谈，很有底气，很唬人，很容易误导人，搞乱人们的思想。但它的病根儿，就是严重脱离中国实际。功利化倾向。职称评定标准、工作量考核标准、高校排名指标等，都助长了这种倾向。这种功利化的倾向像速成鸡、速成猪一样，害处多多。一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在意文章的质量，只在意在什么刊物，发多少文章。不能坚持在一个方向深入挖井，而是不断地换地方挖井，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没有深入研究的愿望和兴趣，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搞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更有甚者，一些学者热衷于找路子，拉关系，跑项目，发文章，心浮气躁，污染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空气。个人主义倾向。一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重大研究方向，需要组织力量，集体攻关。但长期以来，有的学者习惯于自己搞研究，或者带领学生、年轻老师研究，而不愿意、不善于开展横向合作、跨校合作、跨区域合作、跨学科合作。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融合日益成为大趋势的情况下，这种倾向不利于研究资源的整合运用，也不利于学科梯队建设，影响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人文学科弱化的倾向。近些年来，由于对经济发展的重视，一些经济类学科成为所谓的“显学”，一些长线学科，如哲学、中文等学科，项目少、投入少，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大局中地位下降，成为弱势学科。这是一种极其不利于学科均衡发展的倾向。如果这种倾向长期持续下去，会导致一些人文学科优秀人才流失，学科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减弱，最终损害的是这些学科的长远发展，损害的是青年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
二、统筹兼顾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工作
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工作，需要综合考虑、统筹安排各种因素，把项目、资金、成果等管理好，同时还要发挥其引导作用，逐步把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工作引入健康发展轨道。坚持管理和服务并重。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坚持在管理中服务，用严格的管理体现管理方向、管理原则、管理导向，在管理中倡导严谨的治学态度、治学理念和治学精神，这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最好服务。同时，要坚持在主动服务中强化管理，主动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交朋友，关心他们的科研情况，主动为他们解决科研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为他们做好科研工作创造良好环境，在密切交流、良性互动中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健康稳定发展。坚持数量评价与质量评价并重。应该说，各种各类科研成果量化考核评价体系，在推动科研工作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现实中确实存在量化考核导致学术研究的功利化倾向、脱离实际倾向的问题。因此，要在原有量化考核评价的基础上，改进存在问题的环节，建立科研考核质量评价体系，不仅要看科研成果的数量，还要看科研成果的质量，不仅要看科研成果在哪儿发表的，还要看科研成果的原创性、创新性，让考核在数量与质量、各学科平衡上达到平衡。要坚持学术民主，广泛征求科研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他们的呼声，建立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科研工作评价体系。坚持个人研究与团队研究并重。学术研究需要思考和对话，思考可以由个人完成，而围绕一些重大的研究主题，开展对话，集思广益，整合力量集体攻关，是提高科研工作整体实力的有效办法。因此，要制定优惠科研政策，引导科研工作者树立合作意识，走出个人独自研究的模式，开展跨学科、跨学校、跨地区的合作，在一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上，分工合作，集体攻关，在团队研究中提升研究质量，完善学科梯队建设，实现科研工作与人才培养工作的双赢。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并重。基础理论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应用对策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社会民生改善的重要途径。二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不可偏废。在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中，要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并重，引导形成基础理论研究创新提升应用对策研究质量，应用对策研究反哺基础理论研究的共赢局面。要高度重视一些基础学科、人文学科的弱化倾向，从资金、项目、人才培养等方面，采取有效扶持措施，进一步加大基础理论研究力度。坚持吸收有益成果与坚持原始创新并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经济、加强法制建设、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我国总共进行了二十几年。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吸收国外特别是西方的有益研究成果，推动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我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列世界第二，但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的主要矛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一味借鉴甚至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社科成果，难免会“水土不服”，也难以从根本上指导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于我国来说，最管用、最有战略意义的研究，是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创新理论研究。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工作要积极引导科研工作者走出书本、走向实践，走出校园、走向社会，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朋友，在吸收有益成果基础上，推动理论创新。
三、用科研管理工作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篇2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主要体现为中国式创新。针对于中国社会发展中国所存在的问题，不同的角度就会形成不同的理解。从哲学的高度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就可以从哲学的高度把握住矛盾的本质性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对内在精神以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其不仅是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而且能够指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决定了其需要不断地创新，以真正意义地发挥当代价值。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研究对于解决人和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方法和途径
1.基本理论的创新
基本理论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主体。当代中国所存在的现实性问题，要经过对当代世界的实践创新进行总结，从中将中国的传统智慧以及思想源泉挖掘出来，对于创新进行研究。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要从三个方面寻求突破，即人的哲学、辩证发展的哲学和劳动、劳动实践哲学，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推进到新的研究领域，构成了中国思想。
2.基本观点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是遵循客观规律，寻求自身发展的演进过程。针对中国当代的现实性问题，要深化理解力和把握力，就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现实性考证，并不断地发挥和扩展。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帮助我们提高社会生活的洞察力，就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其智慧本真，从历史的角度审视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预见未来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智慧之学。
3.基本方法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方法论体系，以应对生活和世界，并深入认识。马克思理论只有不断地创新方法论，才能够使其在未来的生活中不断地阐发，使得传统智慧不断扩展。对于方法创新的理解，可以分为四个角度，即实践的思维形式、创造方法、历史方法和人学与价值学的方法。这四种方法都是建立在研究中国发展的方法论基础上的，形成了方法论创新的理论前提。
4.创新模式的理论体系创新
在发展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其重要性就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可以深入思考，即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体系，就意味着理论阶段已经完成，并获得了预见力，其已经成为了思维中具体性标志，并作为理论严密性的重要尺度实现。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创新，就要坚持系统性原则，将思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架构上；坚持历史原则，就是构建理论体系要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以及生成逻辑来实现，当传统因素和时代因子实现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具有历史深度的理论体系；坚持动态开放的原则，针对人类生活中所存在的不确定特征，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开放性和复杂性深入解剖，以将获得更为有价值的经验。
二、制度哲学研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拓展
1.制度哲学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对于人的本质性研究
制度是随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从哲学的角度对制度进行研究，可以使人们对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研究具有更为深入的理解，特别是对于人的社会本质的理论观点，更为深入而透彻。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哲学研究对象，具有社会历史性，并能够能动地表现自己。关于个人的现实性，可以从两个核心内容中表现出来，即处于一定条件下的物质实践活动和以交往的方式共同活动。可见，正如马克思所阐述的观点，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因此，人的个性与力量都离不开社会实践。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受到交往形式制约的，并在交往中发生“关系”。制度，既是交往的产物，也是共同活动的方式。那么对于制度哲学的研究就成为了人的社会本质研究的关键。比如，人要获得自由发展，制度就是使其成为现实的重要条件。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需要以创新制度为有效途径，以为社会提供有效机制。当实现共同活动方式的改进之后，就要开展制度创新，以促进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
2.制度哲学研究对于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以新的理解，并形成理论框架
人的力量是社会的力量，人发展了，社会才能够发展。无论是人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发展，都无法用个人能力来衡量，而是从集体力的增长幅度作为评价指标的。集体力依赖于共同活动方式和交往的形式，因此其为现实日常活动中个人的结合方式。事实上，这就是制度不断创新的过程。那么，为了能够更为深入地理解人的发展内涵与社会发展路径，就可以进行制度哲学研究，从中受到启发并生成理论创新价值。
3.制度哲学研究促进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而言，生产力是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如果从制度的角度对于生产力概念的理解，其涵义就被无限延伸。生产力除了被界定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之外，其是变革共同活动方式的能力，以改变和创新交往形式。可见，生产力属于是集体的能力。其对于自然的改造能力要取决于交往形式与改造共同活动的方式。也就是说，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够体现为自由，并将其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制度属于是上层建筑，其是随着经济基础而发生变化的。但是从上述观点来看，更多地表现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对于制度哲学的研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而且还对于生产力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等等都不断地深化。
4.制度哲学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创新性研究具有扩展理论空间的作用
制度的研究是建立在人的研究的基础上的。如果打破对于人的问题的局限，那么对于制度的研究将会无限延伸。但是如果在人的理解上离开了制度的研究范围，就会导致理论上的空虚。制度哲学研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同时，还对于哲学的理论空间以扩展，使对于人的理解更为深化、全面。
制度的价值观研究是制度伦理学研究的基本主题。无论在价值学研究领域还是伦理学研究领域，对于制度的研究都要从其变迁路径以及作用机制进行研究。
关于制度哲学研究的主题，与社会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主要倾向于社会生活中的操作层面。由于制度哲学的研究关乎到人们的社会生活，因此与人们的逻辑思维方式建立起了密切联系。可见，对于制度哲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制度的运行状况以及实施情况，而是建立起了制度思维方式，对于制度研究起到了更深层次的作用。
制度是伴随着社会而产生，制度的变迁即为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近些年来，制度变迁已经成为了重要研究课题，对于中国社会转型、变迁以及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篇3
关键词:经典相对论;宇宙学;量子引力;概念解释;形而上学
正如巴特菲尔德和厄尔曼编撰的《物理学哲学》一书所言，近半个世纪以来，物理学哲学充满活力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是与所分析的科学哲学的形成期相关，第二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物理学自身的研究有关。也正因此，在物理学哲学发展的进程中，其研究的论题和研究方法也随着科学哲学和物理学自身的论题和方法进行着改变。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物理学哲学曾经关注经验物理学领域，物理学哲学的探讨与对客观性、真理性以及科学合理性的辩护分不开。而在当前宇宙学、量子引力发展的前沿时刻，《物理学哲学》一书体现了当代物理学哲学研究的新特点。本书与以往物理学哲学书籍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在以往物理学哲学著作往往重点讨论统计物理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哲学问题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领域:“这些支柱的结合”———量子引力，并运用决定论和对称性这两个“能架起联结物理学理论间(甚至三大支柱间)鸿沟的桥梁”的主题，把最终的讨论由具体引向一般，从而让我们看到两个结论:第一，物理学哲学和物理学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第二，物理学概念的复杂化，想要借由物理学去丰富哲学，并非容易。本文主要就书中的“经典相对论”、“宇宙学中的哲学问题”和“量子引力”等内容进行分析，指出它们所揭示的物理学概念解释的新特征以及物理学理论理解的新特征。
一相对论、宇宙学和量子引力哲学概要
巴特菲尔德在引言中指出，数学的相对论者在不断深化我们对广义相对论基础的理解。大卫•马拉蒙特的“经典相对论”［1］一文就明显具有这样的特点，并不讨论经典相对论的历史发展及其实验依据，而是以微分几何的语言，从概念和形式化的角度对相对论的结构以及相对论引发的一些基础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首先从描述相对时空的结构开始，相对论的弯曲时空是一类几何模型(m，gab)表示的相对时空，其中m为一个平滑的连续的四维流形，gab是m中的一个平滑的半黎曼度规。其中每个模型都代表一个与理论的约束条件相容的可能世界。m可以解释为世界中点事件的流形，而gab的解释则关乎四个物理学解释性原理，由点粒子和光线的行为决定，由此把引力和时空几何效应等同起来。当粒子只受到引力作用时，它的轨迹为弯曲时空的测地线。而任何质量粒子的加速度即偏离测地线的轨迹，由引力以外的力决定。马拉蒙特详细地描述了gab的解释性原理和限定条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本征时间、某一点的空间时间分解及粒子动力学、物质场、爱因斯坦方程、类时曲线的汇与“公共空间”、基灵场与守恒量等内容。经典相对论中所有发生的事件都可以用物质场F表示，为时空流形m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平滑张量或旋量，满足包含gab的场方程。tab为与F相关的能量－动量场，时空的弯曲受物质分布的影响，任意区域的时空度规和物质场会发生动力学相互作用，遵循爱因斯坦方程。在专题讨论部分，关于闵可夫斯基时空中的相对同时性的地位，试图还原爱因斯坦定义同时性对标准关系选择的特定背景;关于牛顿引力理论的几何化，将引力化的牛顿理论与爱因斯坦相对论进行了结构上的对比;关于时空的整体“因果结构”，关注了什么程度上时空的整体几何结构能够从其“因果结构”中得到。“宇宙哲学中的问题”［2］的作者是乔治•F．R．埃利斯。宇宙学哲学的部分在书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为一方面，宇宙学哲学的研究基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引力理论时空曲率和宇宙的演化由物质决定的思想，用广义相对论描述宇宙远古时期之后的演化;另一方面，由于在黑洞以及宇宙大爆炸初期物质高密度状态下无法忽略引力问题，因而无法避免引力理论。总的来说，整篇文章把当代宇宙学看作是观测宇宙学、物理宇宙学、天文宇宙学与各种形式的量子宇宙学共生共长、互惠互补的综合理论系统，想要给出一个“描绘真实宇宙起源和演化的理论”。主要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宇宙学概论，包括基本理论、热大爆炸、宇宙观测、因果和可视世界、理论的发展、暴胀、极早期宇宙、一致性模型等内容，并澄清了关于宇宙暴胀和超光速等问题的一些误解。在埃利斯看来，“宇宙学正在由一种猜测性的事业向真正的科学转变，这不仅带来了与科学革命相近的多种哲学问题，也使得其他哲学问题更加紧迫，例如关于宇宙学中的说明和方法等问题。”因此文章第二部分进行的问题讨论围绕这些说明和方法问题展开，讨论了宇宙的唯一性、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巨大尺度、早期宇宙中的无约束能量、宇宙起源的解释问题、作为背景存在的宇宙、宇宙学明确的哲学基础、有关人类的问题:生命的精细调节、多元宇宙存在的可能性和存在的本质等九大问题。在此过程中，埃利斯提出了34个论点，关涉到这9个问题的方方面面，包括人择原理和多重宇宙存在的可能性等。这些论述关乎几何学、物理学和哲学，它们构成了宇宙学面面临的哲学问题的环境及其与局域物理学之间的关系。埃利斯期望通过这一系列讨论改变人们认为宇宙学只不过是确定一些物理参数的简单看法。“量子引力”［3］一文的作者是卡罗尔•罗韦利，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第一，量子引力的研究方法，包括早期的历史和方向、目前的主要尝试性理论等。量子引力的早期思想可以概括为“用一个理论来描述引力的量子特性”。期间出现的第一种方法是罗森菲尔德等人的“协变化”方法，通过引入一个虚构的“平坦空间”来考虑周围度规的微小涨落，并且运用电磁场中的方法来对这些波进行量子化;第二种是伯格曼等人的“正则化”方法，研究和量子化整个广义相对论的哈密顿函数，而不只是量子化其围绕平坦空间的线性化函数;第三种是米斯纳等人的路径积分方法。目前主要的尝试性理论主要介绍了基于协变化方法发展起来的弦理论和基于正则化方法发展起来的圈量子引力理论以及它们之间的争论。第二，关于量子引力研究方法论问题。指出量子引力研究的理由包括经验数据的缺乏和对引力是否应当量子化的思索。分析了当前量子引力研究中的各种态度以及科学知识的累积性和科学哲学的影响。第三，空间和时间的本质，包括广义相对论的物理意义、背景无关性、时间的本质等。第四，与其他未决问题之间的关系，包括统一、量子引力学的解释宇宙学常数、量子宇宙学等等。这些章节的详细内容不是本文的重点，我们想要做的，是分析作者的研究方式所代表的当代物理学哲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的转变。本书的研究方式明显地具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关乎物理学概念的解释:物理学的概念解释脱离不开数学形式化下的整体系统;第二个特征关乎新的物理学理论的理解:在理论的发展中处处显示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交织统一。这两个特征与这些物理学研究领域实验检验的缺乏以及理论构造的特征密切相关。
二物理学概念解释的新特征:数学形式化整体系统中的关联解释
巴特菲尔德相信当前基本物理学中的基础问题会为物理学哲学提供从最为有趣且最为重要的问题，而我们关注的是本书处理这些基础问题的方式。虽然从章节上来看，物理哲学的论题被划分为若干个领域，但从内容上，完全可以看到作者的用心，站在当代数学物理学发展的高度用整体微分几何等数学语言对物理学系统进行重新形式化和解释，每一章节的紧密联系使得物理学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得以呈现。其中对每一个物理概念解释的细节，正是物理学哲学追求的基础问题的答案。可以说，概念解释居于本书的核心地位，物理学哲学解释问题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处理当代物理学中的概念和解释问题。
(一)物理学概念的解释:我们理解世界的基础
物理学的发展时时刻刻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其途径就是物理学概念的解释。经典物理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曾极大地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它们在经验上的有效性曾经强化过我们对科学理论客观性和真理性的观点，也曾让很多物理学家追求理论的实用性而认为有些基础性的问题毫无意义。但当前宇宙学和量子引力理论的提出，使人们重新注视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不相容性的时候，从广义相对论以来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和哲学问题得以重新复兴。相对论为我们宇宙的时空结构确定了一类几何模型，其中每个模型都代表了一个与理论的约束条件相融的可能世界或区域。而我们对时空的理解涉及整体时空结构和爱因斯坦方程的约束条件等等。宇宙学和量子引力的研究则让我们明白，改变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理解的广义相对论是在可以忽略引力的量子特性时对引力进行描述的场理论，那么真正的空间和时间的本质又是如何呢?我们对宇宙起源的理解绕不开量子引力方法的尝试，但这种尝试要受到很多约束，比如成熟量子引力理论的缺乏、量子力学基础问题，比如测量问题、波函数的塌缩问题等。现在人们期望得到的成功量子引力的路径基于目前理论的发展，比如惠勒－德维特方程和宇宙波函数思想、来自弦论思想的高维时空方法，或者圈量子引力的应用等。但这些问题是否能真正解决宇宙起源的问题却并没有确切的答案，比如维兰金的创生虚无的真理论的理解要依赖于量子场论的精致框架和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等很多结构，而这些基础本身也是需要解释的。可以说，我们理解世界的基础就在于我们用于理解它的那些概念的意义。
(二)概念解释的新特点:数学形式化下整体系统中的关联解释
巴特菲尔德在经典力学的辛约化中指出，经典力学的核心理论原理已经被欧拉、拉格朗日、哈密顿和雅可比等改写，“我们已经认不出来了，因此对它们的哲学反思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引入辛几何、李代数等语言对理论进行形式化，旨在利用辛约化理论使连续对称和守恒量之间产生联系的特征，从理论结构上显现经典力学与量子物理学的联系，这是运用数学形式化系统展现物理学理论的对称性本质。相对论、宇宙学和量子引力哲学部分，情况也是如此。整本书是站在当代数学发展的高度，运用拓扑学、群理论和微分几何等重新形式化物理学的整个体系，并对其概念进行剖析的一个过程。而对基本问题的理解，则建立在概念剖析的基础之上。在这些文章中，理论发展的历史状况和实验成果，只是系统阐释整个理论概念和解释的背景而已。作者们的重点则放在用数学领域的发展和物理学理论形式化的诉求，促进对物理学理论结构的探索，进而把论题转化为对其哲学问题的探讨。理论的形式化体系、概念结构和物理学解释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在牛顿引力的几何化中，也是站在当代物理学和数学发展的高度，重新形式化作为相对论弱场近似的牛顿理论，得到与广义相对论类似的数学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够好地发现两个理论在何种条件和何种程度上是相符的，又在何种条件和何种程度上是区别的。在这个形式化的整体系统中，对于物理概念的解释不再是孤立的解释，而是站在理论的数学结构的高度，成为一个整体系统中的关联解释。这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物理学哲学中语义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因为没有完全独立的概念，物理学的概念定义之间互相依赖，只有在一个系统的语义结构中才能理解概念的意义。如普斯洛斯在这套爱思唯尔哲学手册的《一般科学哲学》一书中所言:“理论解释的唯一方式就是把它嵌入到同类概念的框架中，并尝试着解开它们的相互关联。”［4］
(三)旧概念重新解释的意义:还原理论创立过
程中概念选择的特定背景在物理学的发展中，每一次理论创新和进步都伴随着新概念的提出或旧概念的重新解释，站在理论发展的角度考虑，这样的解释会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物理学理论的提出、发展和变迁的合理性。比如蒙特在经典相对论一文中对闵可夫斯基时空环境下相对同时性关系的重新考虑。蒙特指出，当相对于一个四维速度矢量将一点上的矢量分解为“时间”和“空间”分量进行讨论时，我们理所当然地相信包含正交性的相对同时性的标准认同。在解释这种认同的理由时，根据方便在闵可夫斯基时空结构即狭义相对论体系下进行分析。他援引霍华德•斯坦的论述，指出采用相对同时性的标准(ε=1/2)的惯例是需要特定背景的。在他们看来，爱因斯坦是为了解决我们无法检测到地球相对于以太的运动而采取的解决方案，以一种特定的方式(ε=1/2)来思考同时性，但如果并非从爱因斯坦最初的思路来考虑，而是从一个成功理论的高度来理解它，把相对论视为是针对时空结构不变性的论述时，其意义就完全不同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爱因斯坦对同时性做出的“定义”中挑选出来的这种标准关系的实质，它可能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理论选择的特定需要，还原这个过程，对我们更好地理解理论和概念的本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新理论的概念澄清:科学进步的必然现象
物理学史上每一个新理论的诞生都会引起旧的概念的澄清，量子引力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量子引力是对空间和时间本质的探索，它引导我们重新思考关于时间、空间、“在某处”、运动和因果观测者的地位等很多问题。作为试图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结合的理论，我们需要以历史的眼光重新追问。我们都知道，广义相对论改变了我们对牛顿独立于物质运动的绝对空间和时间的理解。量子力学则用我们关于运动的一般性理论替代了经典力学，并改变了物质、场和因果性的观念。但量子力学的外在时间变量和量子场论静止的背景时空都是和广义相对论不相容的。而广义相对论中引力场被假设为一个经典决定论的动力学场，无法处理小尺度引力的量子特性。因此，想要把二者进行结合的量子引力就遇到了困难。正因为如此，罗韦利直言尽管基础物理学在经验上有效，但它正处于一种深刻的概念混乱的状态。虽然20世纪后半叶，物理学注重实用而忽略了这些基本问题，但量子引力告诉我们这些基本问题必须得到新的答案。但问题的澄清并没有一条唯一明确的路可以走，超弦理论和圈量子引力在假设、成就、具体结果以及概念框架上都有着显著的不同，但它们都有自己的代价，弦理论的思想基础是为了消除广义相对论的微扰量子化的困难，保留了量子场论的基本概念结构，其代价之一是放弃广义相对论的广义协变性。圈量子引力植根于描述广义相对论的协变性，但它的代价是忽略了理论的不完备性，放弃了幺正性、时间演化、基本层次上的庞加莱不变性以及物理学对象是在空间中局域化的且在时空中演化的概念。可以看出的是，新理论澄清概念的过程是科学理论进步的必然现象，而这一过程是通过分析在描述世界结构时所产生的概念上的困难来对以往科学的研究框架予以质疑或辩护，这涉及的是对世界本质更深刻的哲学和形而上的思考。
三物理学理解的新特征: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交织统一
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篇4
新一轮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是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各项思路和举措的具体行动计划，是贯彻实施教育规划纲要的重要工作抓手。该计划的制订立足当前实际，谋划未来发展；立足高校特点，凸显特色优势；立足提高质量，增强创新能力；立足继承创新，加强统筹协调。计划明确了未来10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提出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的主要内容。
在教育部新闻通气会上，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张东刚对《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进行了解读。
迎接新挑战，不断创新发展
《教育与职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制订依据了怎样的原则？
张东刚：近年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保持和巩固了健康向上、繁荣发展的良好势头，为推进理论创新，促进学术繁荣，传承创新文化，培养高素质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必须看到，面对新形势、新要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还存在一些不适应，如科研创新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社会服务价值有待进一步拓展，育人功能有待进一步增强，国际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有待进一步提升，人才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等，需要认真研究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新一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制订依据了以下原则：一是以解决制约当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为出发点，提出切实措施。适应新形势、新需求，完善顶层设计，作出前瞻部署。二是针对高校特点，通过重点规划，推进科学研究与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推进跨学科研究和战略预测研究，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和综合研究。三是通过有效的政策引导和重点建设，实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的转变，切实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四是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同时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坚持统筹协调原则，统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统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协调发展。
围绕总体目标，构建八个体系
《教育与职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包括哪些？
张东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为根本任务，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到2020年，基本建成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围绕这一总体目标，新一轮计划提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应着力构建8个体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体系；构建团队攻关研究与个人自由探索并重的科研项目体系；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体系；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研究条件支撑体系；构建结构合理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体系；构建现代科研管理体系；构建制度、监督、惩治相结合的学风建设工作体系，同时，要大力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
抓质量抓创新，搞好重点建设
《教育与职业》：新一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重点建设内容有哪些？
张东刚：一是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质量完成工程重点教材编写任务。建立中央、地方和高校分级培训体系，深入开展对教材所涉课程教师的培训，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三进”工作。深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和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全面实施课程建设标准，健全质量测评体系，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
二是推进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启动实施新一轮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新建一批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跨学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一批文科实验室，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手段和方法创新，进一步加强部部共建、部省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建设。
三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教育部将启动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中长期重大专项，同时在各类项目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对高水平团队给予长期稳定支持，鼓励高校教师发扬“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潜心基础研究。
四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应用对策研究，重点扶持一批立足实践、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应用对策研究项目。着眼党和国家的战略需求，聚焦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推进高校与国家部委、地方政府等合作建设咨询型智库。
五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推广普及。支持高校面向社会开设“高校名师大讲堂”，开展“高校理论名家社会行”活动。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普及项目”，组织动员名家大家撰写高质量社科普及读物，面向社会公众积极宣传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科学理论。
六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实施“当代中国学术精品译丛计划”，面向国外翻译、出版和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与精品著作。支持高校探索在国外和港澳地区合作建立一批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重点建设一批高校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重点建设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
七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支撑和信息化建设。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基础文献、案例集成等专题数据库，加强与现有信息服务机构的衔接，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进一步加强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为教学科研提供文献保障。
八是开展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和表彰。继续组织开展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奖和表彰活动，充分发挥奖励的激励和导向作用，增强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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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回眸
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篇5
一、加强领导，把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咨政育人和服务社会的一项战略任务来抓
高校是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基地，在科教兴国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肩负着十分重要的任务。特别是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都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作出深入研究和科学回应；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原经济区和华夏历史文化传承创新区建设急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有力支持和不断创新。
信阳师范学院历来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早在2005年，学校就出台了《信阳师范学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实施意见》，并且在哲学研究、党建研究、何景明研究、楚文化研究、淮河流域民间文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年，我们在认真实施学校科研发展规划的同时，着重完善科研工作的体制机制建设，营造了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调动了广大教师从事科研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一是建立健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奖励和支持制度。学校先后制定完善了《信阳师范学院青年科研基金管理办法》《信阳师范学院纵向科研项目配套支持办法》《信阳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暂行办法》等文件，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支持及成果奖励力度。在学科建设方面，学校加强重点学科、重点人文社科基地建设力度，对产生重大社会效益或重大社会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给予重奖。同时，逐年增加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设立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基金，用以资助哲学社会科学类研究基地建设和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及社会影响的研究项目。
二是创新科研评价体系，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稳步健康发展。进一步完善了科研评价制度，先后出台了《信阳师范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信阳师范学院科研业绩评估办法》等文件，形成了比较科学的科研业绩评价和激励机制，有效地调动了广大教师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交流和宣传，积极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以“贤林讲坛”“博士论坛”等学术交流品牌为抓手，每学期有计划、有重点地邀请和安排大量的校内外专家学者来校开展学术交流，营造学术氛围，着力打造学校的学术交流品牌。加大资金等支持力度，做好全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的培训工作。
二、夯实基础，进一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平台建设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离不开研究平台建设。信阳师院立足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紧紧抓住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有利时机，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力度，着力提升创新能力和研究质量，积极推动研究成果转化，形成了一批服务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平台。
近年，学校根据自身条件和发展目标，立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积极整合校内外资源，主动与其他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地方政府协同合作，构建了以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龙头的省、校、院三级研究平台体系。建立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等7个省厅级研究基地，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等6个校级重点研究机构，以各院（系）研究室为基础建立了11个三级研究平台。通过各级科研平台的建设，有力地推动了学校人文社科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整合内部资源，鼓励协同创新。学校以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基础，整合历史文化学院、文学院、音乐学院、美术学院、经管学院和城环学院等从事淮河文化的研究力量，以跨学科集团攻关的方式对淮河流域的历史变迁、文化生态、民间艺术、移民文化、非物资文化遗产等展开全面的研究，形成一支学术力量比较雄厚、研究方向明确、特色突出的学术梯队。2009年，该中心被批准为河南省高校人文重点研究基地。
强化开放合作，打造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研究平台。学校与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信阳市委联合成立了河南省红色资源研究中心，推动了河南红色资源的理论研究，促进红色资源的保护与综合开发利用；与河南省台办联合成立的中原与闽台关系研究中心，已成为河南省重要的对台交流基地；与信阳市合作成立的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成为参与信阳市农村改革综合试验的重要学术力量。
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篇6
[关键词]萧焜焘；技术哲学；自然哲学
在哲学界，萧焜焘先生(1922-1999)以研究黑格尔哲学、自然辩证法著称，人们很少提到他的技术哲学思想。事实上，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技术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萧焜焘技术哲学的研究进路十分独特，其技术哲学的思想内容也极其深邃而广阔，学界应关注之。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地位
萧焜焘十分重视技术哲学研究。首先，可以从他的主要著作的文本结构中找到“客观证据”。这就是，在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自然哲学》和《科学认识史论》中，“技术哲学”研究都处于极关键的“位置”。在《自然哲学》中，“技术论”作为整本书的四篇之一，是他整个《自然哲学》的终点。在他看来，“技术运动”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最高篇章。同样，在《科学认识史论》中，“工程技术与现代哲学唯物论”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由他亲笔撰写。他正是在当代工程技术发展中看到了科学与哲学复归于“辨证综合”的现实途径。
其次，还可以从他的一系列言论中找到根据。关于“技术”地位的言论。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生产、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中，技术竞成了它不可缺少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也日益显著。“技术的这种从自然到社会、从理论到行动的两栖特点，奠定了它在科学与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当今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工程技术活动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技术”与“科学”、“哲学”并列，并被视为居于“主导地位”、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将起决定性作用。如此高度地评价“技术”，这在哲学界尚不多见。
萧焜焘明确地反对轻视技术的思想传统。在中国历史传统里，在大学问家眼里，技术常常被看做无关乎天命人性，不足挂齿，不能登大雅之堂。对这种贬抑技术的思想传统，萧煜焘指出，这是很不正常的。
技术的这种“核心力量”、“主导地位”、“决定性的作用”，必然折射出技术哲学研究的突出价值。萧煜焘明确地讲：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整个社会结构中，都可以见到“技术”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于此，“技术”这一概念已进入哲学的广泛背景之中。我们必须从哲学的意义上，探讨技术的本质及其自身的发展。萧焜焘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地位的言论也有两方面。
其一，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自然哲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在自然哲学研究中，萧煜焘没有使用“技术哲学”概念，而是使用“技术论”，并把它与“宇宙论”、“生命论”相并列。他认为，物质是宇宙自然的基石，“宇宙”、“生命”、“技术”是物质实体充分展开的三个环节。从物质论出发，自然哲学分三个环节展开：即“宇宙论一生命论一技术论”。宇宙论主要研究宇宙物质的演化过程；生命论主要研究宇宙的花朵——生命的演化过程；技术论主要研究宇宙的灵魂——人在宇宙自然基础上的物质创建过程。在萧焜焘看来，在这三个环节中，技术论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整个宇宙自然辨证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具有突出的地位。他说：“技术论是我们的自然哲学的终点。”
其二，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论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萧煽焘提出，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是革命实践，以工程技术作为进路，就更能窥探出实践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在《科学认识史论》的结束语中，他说：“现在所面临的格局是科学整体化、哲学现实化、哲学科学一体化。‘一体化’表现在科学技术领域就是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表现在哲学领域就是‘现代哲学唯物论’”。这里的“工程技术论”是他对“技术哲学”的又一种称谓。萧煜焘认为，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将为马克思实践唯物论提供一个“更加硕壮、更加精力充沛的躯体”。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独特范式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分散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如《自然哲学》、《科学认识史论》中的“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唯物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综合理论”，“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关于一个哲学唯物论体系的构思”等篇章。在《自然哲学》“技术篇”中，有三章自成系统的技术哲学内容，但萧焜焘没有专门论述“技术”的著作或论文，这在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技术哲学思想还没有得到系统的展开。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感受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些特色。
第一，从属于自然哲学。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从属于他的自然哲学研究，是其自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没有技术运动，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不能完成。与之相应，没有技术哲学研究部分，自然哲学就不能完整。
萧焜焘这种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极具独特性。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人们通常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看做是相互关联、相互区别、相互并置的三个哲学分支，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毋庸置疑，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是必要的，目前大多数技术哲学研究学者也正在这样做。但不可否认，这种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或许真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的本质不在技术本身，我们主流所热衷的对技术自身的独立研究，很可能恰恰会遗漏或忽视一些技术的重要方面。由此，萧焜焘所倡导的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就值得关注。他使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的技术哲学”。 第二，实践的观点。
实践的观点是萧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建构原则。萧焜焘关于技术的形成、技术的本质、技术的发展的一系列论述中，都贯穿着主观与客观、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的实践范畴。譬如，他讲“生产劳动对技术的形成与发展的决定作用”，“作为劳动方式的技术”、“物与人的交互作用的显现”、“革命实践是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等。
萧焜焘关于“工程技术”的定义突出地体现了其运思的实践观点。他把工程技术定义为：“是实现人的意志目的的合乎规律的手段与行为”。这种定义，与我们学界通常强调，技术是“方法”、“技能”、“知识”、“手段”等观点，的确不同。它更强调技术的“行动的意义”。
萧焜焘明确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实践’的作用，而实践的要义就在于行动。因此，‘技术’作为变换物质、协调关系、促进思维的一种能动力量，是可以与‘实践’范畴相通的。实践是技术的哲学灵魂，技术是实践的现实表现。”
第三，服务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 萧焜焘主要是站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看待技术哲学的研究功能。比较而言，他不强调技术哲学研究自身的学术价值，而是强调技术哲学研究对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工程技术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客观基础。原因是：工程技术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大成，将科学与技术融为一体，并使主观见之于客观，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工程技术立足于自然，通过实践，面向人生，将宇宙人生凝为一体，从而体现了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的哲学宇宙论的最高原则。在萧焜焘那里，深入开展工程技术的哲学研究，正是为了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使其青春永驻，大放异彩。
第四，以马克思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作指导。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主要受到了马克斯恩格斯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自己明确地说，他的技术哲学研究思路正是沿着马克思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比较而言，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受到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更突出。譬如，上述三点都可在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具体来说，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也暗含着一个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萌芽；恩格斯也特别注意对“劳动”、“工业”的研究，也特别强调“工业”对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注意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与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联系，研究萧馄焘的技术哲学思想，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恩格斯的不被人们注意的技术哲学思想。
三、自然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没有充分地展现出来，他提出的“哲学唯物论体系”中的精神哲学部分也没能面世。但这些缺憾不足以构成把握他的技术哲学思想的障碍。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的技术现象。
技术现象古已有之，但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大都轻视技术现象，把它看做是“细枝末节”，不足为道。萧馄焘一反这种哲学传统，把技术现象置放在整个宇宙自然运动中来考察，视它为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在他看来，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表现为“宇宙的客体性”、“生命的主体性”、“技术的主客统一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一个客观的必经阶段。“技术”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生命是宇宙自然辩证发展的跃进，生命的基质——自调节、自复制实体的出现，标志着自然界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生命现象高度发展，产生了人类及人类精神，产生了主体及主体意识。人作为宇宙自然的“主体性”，不是简单的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派生物，而具有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人的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高度发挥便产生了“技术”。由此，萧焜焘指出，技术是生命的精灵，是生命的自适应、自调节的生理机能的“社会形态”。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生产劳动的结晶，是生产劳动的能动性、目的性内在本质的“物化形态”。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行为从本能到自觉的转变，是人类社会的本质与灵魂。生产劳动有明确的目的性，一定的计划性，必要的专业性，以及为了达到目的、服从计划、配合专业的相应的工具手段。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经验的积累与智慧的启迪，产生了改进劳动方式、提高劳动效率的技术。所以，生产劳动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永恒的不可废弃的基础。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主观目的性转化为客观现实性的中介。技术既有其客观的生理基础，又有其社会实践的根据。这说明技术绝不是单纯主观性现象，也不是单纯客观性现象。主观目的性是技术产生的主体性根据，但主观目的实现可能性不等于客观现实性。技术正是使人之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中介环节。由此，(1)技术具有中介性。技术是主观目的性中否定其主观抽象性的因素，即主观中的客观性，抽象中的具体性，潜在中的现实性。(2)技术具有二重性。技术是自然规律性与社会规律性结合的产物；技术是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结合的产物；技术是主观与客观结合的产物。(3)技术具有过程性。技术过程就是主观目的性向客观现实性的转化过程，也就是主观目的性在自我保持中超越其主观抽象性，否定其自身而客观化的过程。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是人类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一种现实力量。一方面，技术从属于人，是人的合理的意志的外化与物化。世界上如果没有人，就绝不会有技术。人通过技术改造世界，以符合自己的生存目的。另一方面，技术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质属性。劳动创造人，技术改造人。技术是构成与推动人变化发展的根据和力量。
第二，作为社会精神运动起点的技术现象。
由上所述，萧焜焘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视角，深入揭示了技术的生理基础，技术的社会实践根据，技术的性质，以及技术的价值。毋庸置疑，这种视角及其研究成果能较好地揭示技术的“客观性”、“物质性”的一面。但比较而言，萧煜焘认为，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过程，它更多地应该属于社会人文现象。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技术，它与社会生产经济系统、政法伦理系统、文化意识系统密切相关。遗憾的是，萧焜焘的关于“技术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我们只能叙述要点如下：
在萧焜焘看来，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它们的结合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作为核心与地理环境、社会人口构成“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是“社会性的物质”，它作为社会精神现象、意识形态的客观出发点。
技术作为生产经济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是生产劳动的产物，它从属于生产，进而指导生产，最终变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核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的技术，深刻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技术作为政法伦理系统的内在因素。政法与伦理是社会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政法是硬性的压制手段，伦理为软性的舆论手段。技术与政法伦理内在相关，政法伦理可以越过经济障碍，促进技术；也可以不顾经济利益，遏制技术。
技术作为文化意识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物化为工具、产品，它类似于所谓“硬件”；技术作为人类经验与智慧的凝聚，它类似于“软件”。软件型的技术属于文化意识系统。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它反映一个社会的性质以及进步水平。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人类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体现，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实质。
第三，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思想。
萧焜焘重视对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的研究，他从逻辑和历史两个方面揭示了技术发展自身的辩证法。
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篇7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发展现状；未来趋势；
作者简介：陈凡：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程海东：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讲师(辽宁沈阳110819)
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独具特色。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已有介绍，并展开了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没有明显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或者科学技术哲学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形成了一系列的优秀成果。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自然辩证法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并作为哲学二级学科来建设。在研究重点上，80年代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技与社会等领域；90年代以来，学界继续深化研究，出现了更为专门化、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在评介国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前沿问题的基础之上，衍生出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系统哲学、科技伦理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后现代主义哲学、女性主义和工程哲学、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等新的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各领域的研究继续取得丰富的成果。正是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巨大的包容能力，造就了这一学科的学术风范和中国特色，它既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也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学科方向———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技与社会等。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发展
在自然辩证法的巨大包容能力下，其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是明显的，争论的焦点包括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内容体系以及未来走向等问题。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
明确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性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学科。于光远在《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1］（p2）、《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明确提出自然辩证法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龚育之、孙小礼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的统一。［2］陈昌曙也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学科，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3］李醒民认为，自然辩证法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自然辩证法研究也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4］刘大椿、吴国盛、曾国屏等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然辩证法的特有地位———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又与当代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在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5］正是在这一基本立场的基础上，黄顺基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发展史》一书提出，自然辩证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应该充分反映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成就和新要求，它结合的学科从基础自然科学扩展到整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它研究的对象从人对自然界的观点推广到从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从而包括当代世界的全球性问题；要推进这门学科的发展，必须全面地、系统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自然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6］
即使如此，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的认识还有分歧。
大多数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都认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哲学性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因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自然哲学的著作。［7］吴国盛认为，一个理论不构成一门学科，理论只能是学科中的理论，把一个理论当成一门学科那是误解；一个事业也与一门学科不同，一个学术性事业不见得只发展一门学科，它很可能同时支持几门学科，即使专门支持某个学科，它的性质也与直接从事该学科的研究不同。对自然辩证法而言，“有作为理论的自然辩证法，有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但没有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应该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事业来发展。［8］
还有人认为自然辩证法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不是哲学学科，而是一门边缘学科或综合学科。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处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带的学科，具有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性质；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和彼此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既不属于哲学，又与哲学和自然科学有联系的、具有哲学和自然科学双重性质的一门独立学科。［9］
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包括和涉及很广泛的领域，它是开放的，其内容、方法和原理都是不断发展的，将其改成科学技术哲学也是为了发展的需要，为了表明历史渊源和研究特色，也可以称之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当然，使用科学技术哲学的名称会给自然辩证法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增添新的内容和表述方式。
(二)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构成
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和定位认识不同，对其理论体系的构成也就有不同的看法。
吴国盛认为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10］陈其荣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来的自然辩证法领域得以拓展，形成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11］张明国等在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中增加了科学技术方法论，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12］。刘大椿全面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哲学在发展历程中其构成因素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自然辩证法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包括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科学·技术·社会研究；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逐渐演化成科学技术哲学；近十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革命两股世界性潮流的冲击下，科学技术哲学逐渐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3］
可见，在学者之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基本都同意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社会”知识链条的演进和实践的需要，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等。李伯聪将工程与科学和技术进行区分，将科学、技术的二元论拓展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认为工程活动以建造为核心，工程哲学是独立于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一门学科。［14］（p3－7）当前工程哲学要特别集中于研究工程决策和设计问题、工程制度问题、工程创新、工程人才、工程共同体、工程历史和案例等问题。［15］2007年，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主编的《工程哲学》试图勾画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在工程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开始接触到产业问题，因为很难将有关产业的哲学研究纳入工程哲学范式中，同时，科技哲学需要思考诸如科技产业化和各门产业发展的问题，由于这种理论内在的矛盾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共同作用，产业哲学逐渐形成。曾国屏等认为，产业哲学是部门哲学或亚哲学，其主体框架有五个部分：(1)产业的元理论问题；(2)产业创新与发展；(3)产业现象学；(4)有关产业哲学的应用问题；(5)产业思想史。［16］吕乃基认为，产业哲学是科技哲学当前发展的最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产业哲学本身具有松散性、实践性和主观性。［17］
(三)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未来走向
近些年来，尽管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与时代的需要密切相关，但对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认识。
郭贵春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如技术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状态，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等。［18］张明国等从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分析了各部分的研究重点，认为技术哲学主要集中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科学哲学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自然哲学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等；科学技术方法论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9］
当前的研究热点预示着学科的未来走势，学者们也有不同的期望。
1.自然辩证法应该走向科学技术学
曾国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但它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有生长性的学科，而科学技术学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社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科学技术学”。当然，科学技术学及学科群的建设要以自然辩证法原理及其理论为指导，原来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新的时代下要走向科学技术学。［20］李正风等认为，作为“大口袋”的自然辩证法并不是学科建设的理性状态，而要加快实现学科性质的单一化，可能的途径就是走向科学技术学。［21］张明国也支持这一主张，认为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改为科学技术哲学之后需要进行“第二次调整”，即将科学技术哲学调整为“科学技术学”，这不仅可以弥补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缺陷，而且有助于实现“StS”的中国化、学科化。［22］
2.自然辩证法未来应当走向科学哲学(包括技术哲学)
吴国盛认为，无论是“自然辩证法”还是“科学技术学”，都不能成为一个学科。西方的“StS”应该译为“科学技术元研究”，而非“科学技术学”，而科学技术元研究并非一个学科。自然辩证法是一种事业，也非一个学科。当前紧迫的问题是尽快结束自然辩证法的过渡状态，建立学术规范，走向学科化。如果走向了科学技术哲学，那就意味着在学科化的道路上朝建制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23］
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大纲》(2013年修订版)中，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内容与范围都作了新的解读。“自然辩证法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它站在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从整体上研究和考察包括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存在和演化的规律，以及人通过科学技术活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普遍规律；研究作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发展规律；研究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24］（p1）
从这些不同的期望可以看出，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在哲学的范围内向所有的学科敞开，不断进行多领域、多角度、广范围的积累和凝练。
二、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走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追踪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研究成果，对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和流派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除了在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上继续进行研究以外，对后现代科学哲学加强了译介和研究，并且进行了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哲学探索，如另类科学哲学、科学实践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等，对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
传统科学哲学指的是西方正统科学哲学，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确切的回答，处于不断的建构、批判、转向之中。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尝试着给出自己的回答。
1.科学划界
科学划界是科学哲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科学哲学理论是否成功的标志。魏屹东认为，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包括关于自然的自然科学、关于人类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关于人类思维的思维科学；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25］王前认为，科学的东西肯定是正确的东西，但非科学的东西未必就是不正确的东西。许多非科学的东西无所谓对错，而是要区分好坏、是否有用、功效大小，而这些是不能用科学的标准来直接衡量的。［26］科学的本质包括逻辑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科学的划界标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确定不变的，而需要依据时间和语境才能确定。
2.科学发展模式
科学发展模式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中出现过许多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基于当代科学社会发展的实际，在科学发展模式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李建珊等基于科学异化所造成的恶果以及人类的主体价值的丧失等问题，提出了一种以人类的终极价值为目标的科学进步模式，即科学—价值模式，认为科学是否是发展进步的，在于它是否朝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即科学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全面增值，且不产生负面影响。［27］
3.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对于科学理论是否具有真值以及科学术语是否有所实指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造成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我国大多数学者是支持科学实在论的，因此对科学实在论进行了辩护，并为走出科学实在论的困境寻找可能的出路。如郭贵春等在分析科学实在论的论证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实在论摆脱困境的出路。［28］
(二)科学哲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1.另类科学哲学
刘大椿等在《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一书中把对科学持批判性立场的学者和流派归为另类科学哲学。［29］（p25－26）大体上说，另类科学哲学包括几种类型：(1)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如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彻底走向正统科学哲学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为代表；(3)借鉴另类思想反叛科学社会学(StS)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包括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科学哲学。被称为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潮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异质性的科学反思。它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共同点在于批判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态度，传达了对科技价值的质疑。
传统科学哲学所关注的是科学中的认识模式、知识与真理等科学内部的问题，这就需要经验和逻辑推理的方法，但逻辑和经验仅能用来为科学理论本身辩护，而不能展现科学的发展过程；历史主义、建构主义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则是整体的科学与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历史、心理等其他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将科学放入社会中、描述和分析其社会形成过程的研究方式展现了科学发展的动态变迁，而忽视了科学内部的构成和科学自身的合理性问题。所以，科学哲学中无论是辩护还是批判都只是关注到了科学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
2.语境论科学哲学
郭贵春等提出科学实在论走出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语境论。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之后，语境论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语境的基底上透视、扩张和构建整个科学哲学的大厦，是回答了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方法以及什么样的基点或核心去决定科学哲学未来走向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30］语境论是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强调从综合的和动态的视角考察科学及其发展。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主要由语境论的科学观、语境论的实在观和语境论的真理观所构成。语境论的科学观强调把科学放在现实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多元语境中来理解，科学是依赖于语境的产物。语境论的实在观从科学的语境性与可错性出发，在科学知识的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动态发展中，阐述一种语境论的实在论立场。语境论的真理观把真理理解为科学追求的目标，把科学研究结果看成是主客观的统一。语境论的科学哲学有三大优势：在认识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关于科学概念与科学观点的修正问题；在价值论意义上能更合理地理解与反映科学的真实发展历程。
3.科学实践哲学
吴彤等认为，传统科学哲学单纯强调科学的理论层面，忽视了科学的实践和活动层面，从整体上扭曲了对科学的看法。科学实践哲学通过对人类科学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深刻理解，把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转变为实践优位和活动优位的科学哲学。［31］科学实践哲学试图在实践的基础上重构以着重讨论科学实践和活动为特征的科学哲学，建立一种以科学实践为基础，以实验室实践、文化和权力及其地方性知识本性为特征的新科学观。吴彤认为科学实践哲学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本身和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1)科学实践哲学认为实践是科学的基础，反对对科学仅作理论优位的说明和解释，这有助于改变科学哲学的低迷境况；(2)科学实践哲学认为一切知识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打破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神话；(3)知识的地方性研究和对中国本土知识的研究，为科学哲学的中国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基础和更为广阔的视野；(4)研究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关系，可以推动科学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间关系的研究；(5)在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框架内，关于实践的因果性和规范性方面的研究对于原有框架的认识有所推动。［32］
4.科学文化哲学
传统科学哲学对科学某一方面特征的关注所造成的二元化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遭遇到极大的困难，20世纪后期出现的科学文化哲学则希望避免这一问题。对科学文化哲学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将科学看做一种文化样态，对其进行哲学反思，即把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33］另一种理解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反思科学，即借鉴文化哲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研究科学，主要侧重于从文化哲学的视角透视科学文化。［34］刘大椿等很早就关注到科学文化的哲学维度，探讨过科学在近现代文化中的主导作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等问题［35］，认为科学哲学未来的任务和理论增长点在于促进科学与人文、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科学文化哲学强调从传统科学哲学的狭窄视域中走出，将科学当做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审度，而非当做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去膜拜；强调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采用的方法是综合性的。所以，与传统科学哲学相比，科学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大哲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三)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
尽管当前国内的科学哲学发展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大多数学者对其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对其未来走向进行描绘，甚至一度引发了争论。
1.科学哲学走向自然科学哲学
对于目前国内一部分学者强调纯粹的科学哲学研究，认为科学哲学的正宗是研究科学哲学的理论问题，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属于科学哲学的边缘或者问题，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根本不是科学哲学的现象的观点，吴彤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哲学的问题才应该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主流。因此，他不赞同把科学哲学变成一门与实际科学活动完全无关的“专门学问”，认为一旦如此，科学哲学将会丧失“立足之本”，陷入“危险境地”。“重要的问题不完全在于正名，而在于努力。作为学者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2.科学哲学保持多元性研究
郭贵春等认为，随着科学与哲学的不断发展，科学哲学也会随时对传统的问题给出全新的回答。科学哲学始终是一门处于发展中的学科，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分层次的和多元化的开放体系。其中，基础理论研究强调的是对作为整个科学的逻辑性、规范性、方法论性和哲学性的系统思考；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所强调的则主要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层次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后者是前者的现实基础，前者是后者的理性升华。
3.具体科学问题及复杂性哲学研究
对具体科学问题进行哲学的研究是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所强调的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而这是基础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因此对传统问题的阐述不能游离于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研究之外。当前，随着具体科学的突飞猛进，具体科学的哲学探究也得到了大发展。系统科学哲学就是如此。国内学者很早就在用科学哲学的范式研究系统科学，颜泽贤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对复杂系统演化的概念、判断、标度、条件、机制、过程、原理及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一些学者力图用科学哲学的方法研究复杂性问题。吴彤的《复杂性的科学哲学研究》一书较为系统、完整地以科学哲学范式研究复杂性。在复杂性研究领域，一批学者分别在复杂性概念、复杂性的知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对复杂性的科学哲学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部分学者还把复杂性科学思想、概念和方法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为复杂性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苗东升、范冬萍、肖显静、段伟文、刘劲杨等对复杂性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
无论是传统科学哲学、另类科学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还是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探究，我们都不能跟随西方学者的脚步亦步亦趋。不可否认，对西方哲学史上重要思想的学习和借鉴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构建具有中国语境、中国问题的科学哲学，以此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理论体系。有学者就科学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现实性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认为实现科学哲学的中国化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需要在吸收中西两种异质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更为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实际，提出自己的问题。
三、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及方向
技术尽管历史悠久，但技术哲学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学者开始了技术哲学的思考，但国内技术哲学的诞生还是以陈昌曙于1982年发表的《科学与技术的统一和差异》一文为标志。探析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区别，对技术哲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科学与技术的区别至今依然是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议题。
国内学者一方面期望能够建立自己的技术哲学研究框架，一方面也译介国际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所以当前的技术哲学研究在这两个方面是齐头并进的。针对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2001年，张华夏、张志林提出“认识论纲领”，陈昌曙提出“价值论纲领”，引发了一场持续的争鸣。通过这次争鸣，学界对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对我国技术哲学的快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陈昌曙等的《技术哲学基础研究的35个问题》一文，从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和性质、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意义、技术的本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的价值、技术发展的规律性六个方面列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35个问题，虽说不能称之为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但确实指出了技术哲学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
当前，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正趋向成熟。随着建制化的形成和完善，技术哲学逐渐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合法地位并被认同，学术共同体也日渐壮大；同时，研究的论题域已基本清晰，研究深度正逐渐增加，研究方式正走向多元化，研究成果正趋于丰富。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据初步统计，近30多年来，国内主要期刊发表的与技术哲学相关的学术论文计5000余篇，其中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如有关StS、技术创新、技术价值、可持续发展及生态技术四个方面的研究占总数的2/3强，而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如国外技术哲学、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以及综合研究四个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不到1/3。由此可见，虽然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是这个学科建立和形成的基点，但应用研究居于主体地位，正如陈昌曙所说，“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47］。
技术哲学强大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它的理论研究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上。当然，技术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抽象的思辨逐步转变为从语境和实践角度考察和反思，只把技术当做一个抽象的整体进行思考，具有脱离技术实践变得空洞的风险，仅从实际存在的技术出发研究技术，难以达到哲学的高度，“我们应该立足于实际存在技术的经验基础来思考技术的普遍性问题”［48］。从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出发，技术认识既可以看做是作为认识活动的技术，也可指认识所得到的成果是技术性的［49］，所得到的技术知识“是一种面向实践的知识”［50］。技术使用问题也被技术哲学纳入其中，陈凡等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探讨了技术使用的问题，认为“人类通过对技术的使用，不但构造了生存处境，也生成了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所展开的技术使用实践，实际上是技术功能在生活世界的情境化”［51］。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方向拓展
在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工程逐渐显出其独特性，工程哲学应运而生。李伯聪认为工程哲学是以工程知识和工程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工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能否改变自然界(世界)和应该怎样改变自然界(世界)的问题，它要回答‘人应该怎样做’的问题。”［52］王宏波探讨了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的问题。［53］田鹏颖把技术理解为实践性的知识体系，不仅包括自然技术，而且包括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人们改造、管理社会和调整、优化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性知识体系”［54］，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55］。“社会技术哲学”是技术哲学的新视域，在此基础上，田鹏颖结合工程哲学的研究主题，提出了“社会工程哲学”范畴，认为“‘社会工程’作为风险社会时代建立在人们改造世界实践活动基础上的重要思维方式，应该成为现代社会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56］
(三)技术哲学的未来走向
不论是借鉴别人的学术资源还是遵从自己的学术传统，当下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正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着从“国外技术哲学述评”向“以基本问题为导向”的转折。技术哲学的未来发展，要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了解新兴技术发展与深化传统技术认识相结合的原则。技术是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基础，技术哲学工作者既需要结合国情，深化对传统技术的认识，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形成新的问题旨趣。由于存在“知识完整性”缺失问题，无论是对技术的基本内涵、本质、定义进行探讨，还是对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其后果进行哲学反思，技术哲学界都存在着严重不足。这就需要对新兴技术的发展历史、研究进展有基本的把握，才有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法对相应的技术知识和技术理解展开探讨，而不仅仅是做技术的批评者，或仅限于伦理学的考察。
第二，坚持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与中国语境相结合的原则。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目的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这就要求我们从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非反思性追随者”转变为“反思性、自主性的思想者”，从“唯学科化”的“技术的哲学”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技术哲学研究，用广义的、交叉的、综合的技术哲学去面对处于变革中的整体性中国的当下实践。
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篇8
[关键词]情报学理论 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分类号]G350
1 作为情报学基础的几种哲学观点
情报学的发展史表明，情报学界的研究者一直在不断地探索适合情报学发展的哲学基础，从布鲁克斯利用波普尔“三个世界”的哲学思想提出有关情报改变人类知识结构的情报学理论开始，陆续出现了许多其他的情报学哲学基础理论，例如，以库恩的“科学范式”、“科学革命发展的动态模式”及以托卡拉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哲学基础；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哲学基础；以矛盾论为哲学基础等等。本文主要探讨情报学界认可度较高的三种哲学基础。
1.1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
1983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图书情报学家布鲁克斯在《情报学》杂志上发表“情报学基础”一文，直接引进了英国哲学家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这是图书情报学界引入“三个世界”理论的开始。在此之前，1981年罗马大学图书馆与档案学院alfredSerrai教授曾在其著作中指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在图书情报界应用的可能性。
布鲁克斯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作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他认为人们要探索“世界1”，就需要同时探索“世界3”。人们从“世界3”获得所需知识，并利用这些知识将“世界1”和“世界2”联系起来，“世界2”作用于“世界1”的结果，记录下来又成为“世界3”的一部分，整个这一过程就是情报过程，情报就是这种过程中的动态知识。
然而，布鲁克斯的情报学观点在我国并未取得一致的认可。穆安民等认为，波普尔是个多元论者，其“三个世界”理论属于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不能将其作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情报学真正的哲学基础。朱奎华指出，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虽然对情报学哲学基础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它作为唯心主义的多元论仍不能成为情报学哲学基础。杨启全等人也认为，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分析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不能单独将其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哲学基础。靖继鹏等人也指出，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认为“世界1”、“世界2”、“世界3”三个世界是并存的，并不存在反映与被反映的问题，是一种多元实在论，因此能将其视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
国内对其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如，严怡民教授指出，波普尔提出的“世界3”(客观知识)这一新范畴，把人类精神产品从以往的精神范畴中划分出来，视为精神财富而予以强调，是可取的。因为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客观知识是认识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人类实践活动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波普尔的客观知识概念对于加深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拓宽科学研究领域具有现实意义，他所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相互作用机制，也基本符合宇宙直接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谢先江系统分析了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对情报学的指导作用，并将其视为情报学哲学的本体。靳娟娟中指出，波普尔三世界理论可作为情报学的本体论基础。刘植惠教授指出了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对情报学学科建设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1.2“四个世界”理论
“四个世界”理论的出现是国内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出发，对“三个世界”理论加以批判、继承的结果。刘植惠和秦铁辉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四个世界”的理论。刘植惠认为在自然物质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外，还存在着人工物质世界和精神产品世界，而秦铁辉将刘植惠的后两个世界统称为人工创造物世界，又将语言单独地作为准人造物世界，这两种理论都吸收了波普尔在哲学上细分世界层次的独到之处，试图为情报学提供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严怡民教授指出，“四个世界”理论的划分比“三个世界”的理论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但对情报学而言，它们并未提供新的视角和内容。因为它们所继承的“三个世界”的方法论从根本上不适合人类情报实践的特点。这种方法试图为情报学对应的情报实践寻求一个“实体世界”，而事实上情报实践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实体领域，图书馆、大众传播、教育活动的实体是相互重复交叉的。
1.3信息哲学
20世纪末信息哲学的兴起为解决信息社会各种问题提供了哲学基础，也为情报学带来了一个建立自身理论基础的机遇。L.Flofidi分析了信息哲学、图书情报学、社会认识论之间的关系，指出情报学是应用信息哲学，并强调在哲学和图书情报学之间存在一种天生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社会认识论所不能为图书情报学提供的。赖茂生教授指出，通过分析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方法、层次、研究对象与规模和研究目标，可以得出信息哲学能够作为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的结论。国内学者张福学也指出：“作为应用信息哲学的图书情报学是一门研究文献、文献生命周期与程序、文献管理技术与设施的学科，它应用信息哲学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方法去解决待定的实践性问题和现象。同时，图书情报学所进行的以服务为导向的经验研究，也有助于信息哲学中基础研究的开展。国内学者陈忆金认为信息哲学是现代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有利于促进情报学建立起科学的理论体系，为情报学确定整体观和基本发展方向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
2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情报理论与研究的指导
2.1对立统一观点
严怡民教授指出，认识情报和情报现象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使情报学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的分歧能够得到广泛理解和有效融合的基础，靖继鹏、马费成等也指出了情报和情报现象中的对立统一关系，主要体现在：①情报的普遍性和特殊性；②情报的主观性和特殊性；③情报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对立统一关系对于理解情报学具体领域中的一些核心概念、问题等有着指导意义，例如，在信息检索领域中，国外学者对信息检索中的辩证思维、对立统一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对信息检索领域中存在的一些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概念进行了研究，如相关性、查全率和查准率、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以及信息检索的实证方法和实用方法等。这些研究都证明了对立统一关系在情报学研究中的重要指导意义。
2.2可知论观点
可知论是指世界上一切客观体都可以接受科学研究，都可以被人认识的世界观。在科学研究领域，情报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揭示规律的方法，在情报领域，没有什么是不可获得的。例如，通过获取竞争对手的市场信息、专利信息、用户信息等，对其内容进行深入分析，便可判断竞争对手的研发方向、经营策
略、产品和技术优势；通过对国外相关媒体报道的新闻或采访记录或其他信息的获取途径，获得国外军事武器装备的最新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可以掌握国外武器装备情况。再者，利用反求工程，搜集某类产品的技术信息，并对其进行整理和分析研究，可以掌握该类产品的市场行情和技术发展概况。查先进教授在“情报研究的哲学思考”一文中论述了情报研究与世界的可知性之间的关系。
2.3联系和发展观点
从普遍联系的角度来看，情报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内容通常是多因素、多角度、多层面的，情报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从大量搜集来的表面上看来不相关的散乱信息中发现其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透过现象看本质。查先进教授对情报研究与事物发展的联系性进行了详细介绍。从继承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情报研究追求的是从已知世界到未知世界的跳跃，但这种跳跃又并非无科学道理的，其基本依据是事物发展的继承性和相似性。正是借助于这种思想，情报研究人员才能触类旁通，通过由近及远、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达到类推未来和未知情境的目的。
2.4能动性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是以主体的能动性为前提的，认识主体的能动性主要体现在目的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上。查先进教授论述了情报研究与认识的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并进行了举例介绍。
从目的性来看，情报活动目的是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社会团体或个人用户提供决策所需要的各种情报信息。从主动性来看，在情报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尽管有规律可循，但如果情报研究人员不积极、主动、大胆地揭示它，是不可能认识到的。任何情报并不是等着你来获取，而是需要积极主动地去寻找、获取，否则该情报可能丧失它原有的高价值。从创造性来看，情报研究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信息整序和科学抽象劳动，其中的归纳整理、去伪存真、演绎推理、审议评价和预测都融入了情报人员的智慧成果和脑力劳动，情报研究工作是智能化工作，只有创造性人才才能够胜任。
3 情报学的哲学研究方法
哲学为所有科学提供方法论指导，本文主要以常用的三种哲学研究方法为例展开讨论。
3.1归纳法
归纳法或归纳推理，也叫归纳逻辑，是论证的前提，支持结论但不确保结论的推理过程，与演绎法共同构成了哲学中的基本方法之一。归纳，即情报研究将思维扩展到各种新的事物和情报中，从中提炼和概括出一般的原理。所谓逻辑归纳，即采用逻辑的方法对情报进行分析组合，使分散无序的知识变为有序的知识，对其进行归纳。靖继鹏、马费成等等指出，情报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由个别到一般、由一般到个别的反复循环和无限发展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归纳法在情报学研究中的应用。莫作钦将情报研究中的逻辑归纳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内容归纳：在文献调研过程中，把相关类问题，从学科内容的角度加以归纳。把蕴藏在大量文献中的知识和信息逻辑加以条理化，文献内容分析就是这种思维方法的一个典型代表。通过内容归纳，发现本学科的研究热点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情报学的跨学科特性强调了对内容归纳方法的需求。
累积归纳：我们所需要的情报不是固定地出现于某一载体或停留在某一时间等待我们发现，而是需要我们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地挖掘，从中找出对情报研究有用的情报。情报工作的顺利完成都是通过对微小数据的收集、分析达到的。
推理归纳：将众多的、静态的文献活化为情报，在掌握现有信息、情报的同时，对其进行充分理解分析，推理出新的、潜在的情报，这就是推理归纳。如我们要研究目前我国情报学的研究现状，我们不可能直接通过一些综述或展望类文章进行分析总结，而是需要目前情报学中研究比较多的一些热点问题、关注比较多的论文、著作人手，探析其受关注的原因，从这些文章或著作中反映的主题或内容，推断或总结目前我国情报学的研究现状。
3.2反馈法
反馈法的核心是循环，在哲学中也就是“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一再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反馈法的精髓。反馈机制可以说是情报学的一个核心所在，任何情报活动都是一个反馈过程，无论是情报研究还是情报实践，反馈法都必须加以应用。莫作钦提出将反馈机制作为情报研究的哲学方法，简要进行了介绍。在情报理论研究中，我们通过反馈法从引文中看情报研究成果的社会运用情况，从已发表的情报研究文献或报告中发现哪些最适合科研需要等等，反馈法贯穿于情报实践的整个活动过程中，从用户情报需求的确定到情报活动的效果或满意度等，都是反馈法的具体应用。一个完整的情报研究过程需要不断地反馈不断地探索，即“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一再认识”的循环思维过程(见图1)，情报过程的每一阶段或步骤都存在着循环、反馈过程，充分体现了反馈法在情报学中的应用。
3.3选择法
在西方哲学史上，围绕“选择”这个哲学命题展开了长期讨论，选择学吸收了西方哲学关于“选择”讨论中的有益部分，运用量子力学、相对论、分子生物学、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集东方的思辨哲学与西方的实让哲学于一身，形成了双向选择理论。双向选择理论在情报中的应用主要是用来分析情报过程中的选择问题。双向选择理论是主客体之间关系的集中体现，它既包括主体性的一面，又有客体性的一面，选择是主客体的统一；选择是双方的，既有主体对客体的正向选择，又有客体对主体的反向选择，主客体选择是相互制约、相互规定的，双向选择实现的过程既是客体规律体现的过程，也是主体目的性实现的过程，双向选择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统一。在情报研究中，选择法在情报选择中的应用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李法运在文献中系统论述了选择法在情报选择中的应用。
情报研究中的情报选择不只是对信息实体本身的选择，还应包括传递方向(用户)、传递时机和传递方式等其他方面的选择。情报选择的准确、合理‘亏否，直接关系到情报活动的其他环节，所以，情报选择过程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各个方面，兼顾到各个环节，双向选择理论为之提供了可能。双向选择原理是情报选择的基本依据，在情报过程中，情报机构与用户的信息需求是这一关系得以建立、维持和发展的前提。
4 情报学理论研究中的几种哲学理论
4.1认知理论
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的情报学范式转移过程中，布鲁克斯将认知理论引入情报学，所提出的“情报认知理论”成为情报学的主流范式，情报认知理论随即发展起来。
英国的布鲁克斯(Brookes，B.C)、加拿大的贝尔金(Belkin，n)、美国的德尔文(Dervin，B)被欧美情报学界公认为情报认知观的三个杰出代表性人物。布鲁克斯“情报认知观”真正的哲学来源是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他认为，作为一种基本范式，他的“情报认知范式”是超越机构范式和情报运动范式的，但并不排
斥其他范式的科学成分。作为一种范式转移，他的情报科学认知范式包括四个主要因素：①客观知识的组织；②数据公开化、方法客观化；③情报知识是存在于认识空间的超物质的实体；④用新的定量方法研究认识空间。贝尔金的情报认知范式的理论主要是知识非常态理论，他提出，情报是文本结构，情报需求在于解决知识非常态，建立“情报检索认知沟通模式”，他的理论支撑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德尔文情报认知观的理论为意义构建理论，提出情报利用是构建的过程，建立“情景一差距一使用三步模式”，其理论支撑为构建主义。
认知观在情报用户、文献分类法、信息检索等研究领域都有重要意义，情报认知观的研究及其进一步发展将促进认知主义在情报学中的应用，用来分析情报科学中实际的理论。
4.2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盛行于西方的一种综合性哲学与文化思潮，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反二元论、不确定内在性、反对实质化、去中心和反整体性。
美国情报学家Gemotwersig提出了后现代科学知识变迁的概念，包括知识的非个人化、知识的可信度、知识的零碎化以及知识的理性化等。由此他认为，情报学要想成为一门学科，应当成为一门后现代科学，即不应当像传统科学那样企图完全了解外在世界的运作，而是以问题为学科导向，并以解决科技引发的问题为发展方向。中国台湾学者赖鼎铭先生在其著作《资讯科学的思考》中引人后现代社会的概念，他指出，后现代社会对图书资讯服务的冲击表现在三个方面：对经典作品的解构、数字化技术对于教育和学习体制的虚拟化冲击以及数字化技术对图书资讯服务的质量、可得性和可用性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叶乃静较系统地论证了后现代社会下图书资讯服务面临的新问题及其对策。其核心观点是，后现代社会的出现，要求图书馆学从传统精英视角导向转化为大众服务导向。
中国大陆学者王知津等率先将后现代主义引入情报学研究中，认为情报学发展所表现出来的非表达特质、不确定性、多元性和去中心化等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后现代主义是情报学发展的既成事实。他全面阐述了情报学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趋势，指出当前情报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情报学发展的后现代主义趋势的体现。情报概念的模糊所凸显的非表达特质，学科边界的游移所体现的不确定性，研究对象与领域的不断变化所体现的去中心化的趋势，研究内容从实体到信息、智能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不同时代的研究目标的解构和重构过程，而摆脱技术至上的传统也体现了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中科技信仰的一种背离和反思。抛开上述问题，情报学现在所具有的跨学科的多元基础、人文和经济色彩的逐渐浓重、人工智能、知识管理等领域无一不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特色。赖茂生教授在“数字化时代的情报学”一文中批评近年来情报学界存在的自我贬损太多、不爱护学科形象的问题时指出，这些现象都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种反映”。俞传正认为后现代主义阶段的科学哲学的新走向――关注语境――必将继续给情报学的研究和发展带来更为深刻的影响。季翔等论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情报学信息素养教育的影响。
4.3批判现实主义
批判现实主义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作为科学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批判现实主义，有其独有的特征，主要包括现实存在的独立性和社会现实的层次性。
国外结合批判现实主义和情报学进行研究起步较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Hjorland提出的人类信息查寻综合模型和Bates提出的信息查寻和搜集模型都与批判现实主义观点相吻合并证实了批判现实主义在人类信息行为研究中的合理性和可行性。mariannewikgren指出批判现实主义观点能够为跨学科研究领域奠定富有成效的基础，尤其在用户研究方面，他在文中系统介绍了批判现实主义如何应用与情报学中的用户研究。国内学者王知津等人率先将批判现实主义理论引入到情报学研究中，从批判现实主义与情报学的渊源谈起，论述了跨学科研究中的批判现实主义方法，研究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如层次性社会现实、语境化的重要性、环境和活动者之间能动关系等在信息行为研究中的应用，并对批判现实主义视角下的情报学研究进行了展望，指出了批判现实主义在情报学的意义所在。作为现实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批判现实主义对许多实证研究影响很大，而且在跨学科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它的这些特性都足以引起情报学界的关注。
4.4设计学
设计科学又称为设计方法论或设计哲学，设计体现了艺术性和功能性的统一。
国内学者王烁、武夷山等率先从设计学的视角研究情报学，从理论基础、研究流程和任务特点三个方面探讨了从设计学视角看情报研究的可能性，指出不管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情报学与设计学存在着诸多的联系和交叉，从设计学视角看情报研究会对丰富情报研究方法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2005年普赖斯奖得主HowardD.white所提出的情报博采学将人定义为一束兴趣和问题，情报提要学将文献定义为一束对人之兴趣的满足和对问题的解答。所谓情报科学的任务就是实现这两者之间的适配。由此可见，如果将情报学的任务看成一种工程，那么情报研究就有理由借鉴工程设计的理念了。澳大利亚editCow-an大学的博士后t.Love提出了设计理论“元理论”机构，并参考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认为任何设计理论都必须与物质世界和主观世界保持一致。
4.5阐释学
阐释学是一门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和哲学，阐释学研究的焦点是传播、语言、知识的理解和解释，这同样也是情报学关注的现象。阐释学研究的目的是确认一个词、文本的真正意义，揭示其普遍规律，情报学同样关注记录知识的传播。所以有学者将阐释学视为情报学研究的基础，是指导情报学研究的元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期，阐释学进人情报学研究的视野，欧洲几位专家掀起了阐释学在情报学中的应用热潮。1986年，winograd和Flores率先提出采用以人为主的阐释学方法来设计信息系统。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图书馆学与情报科学理念”国际研讨会上，Hoel、Capulto、CorneliuS和Brier分别就情报科学的阐释学研究方向进行了论述，提出可将阐释学应用于信息分析、信息组织及信息检索等方面。1992年，在丹麦举行的国际图书情报科学学术研讨会上，阐释学和行为科学在情报科学与图书馆学中的影响和作用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成为继认知科学之后的情报科学又一研究取向。
周庆山教授指出，情报交流活动的基本原理是交流与阐释原理，对文本信息的交流和受众接受与阐释活动的辩证统一认识，是对情报交流从现象到本质、从个别到系统的整体规律的把握，并以此建立起情报交流研究的新“范式”。
5 展望
一直以来，国外情报学者都非常重视哲学在情报学中的应用，不断引入一些新的哲学视角来研究情报学中的具体问题，同时关注情报学的哲学基础，从哲学角度来研究情报学的发展。随着国外这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扩展，国内学者也逐渐开始关注情报学中的哲学问题，本文在对情报学的哲学研究进行梳理、总结的过程中发现，国内学者虽然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但尚不系统，学者之间的研究联系性不强。笔者认为，国内在从哲学视角研究情报学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两点：
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篇9
参加此次会议的代表包括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等各法学重点研究基地及所在学校的专家、领导，同时还包括国内多位在法哲学研究方面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陈光中教授、主任樊崇义教授、常务副主任宋英辉教授以及肖建华、高家伟、吴宏耀等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时间：（2004年12月17日-12月20日）
17日
报到
18日
9：00－11：30开幕式：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致辞，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致辞，海南大学谭世贵校长致辞教育部领导袁振国讲话各中心汇报、交流“基地”科学管理的经验（樊崇义教授主持）
12：00－13：00午餐
14：30－16：30继续交流经验、教育部领导总结讲话（樊崇义教授主持）
19日
9：00－11：30部门法学哲理化研讨（徐显明校长主持）
12：00－13：00午餐
14：30－16：30部门法学哲理化研讨（张文显教授主持）
20日
参观考察
王利明男中国人民大学法民商经济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牟峰男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工作人员
马特男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专业博士生
赵秉志男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研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时延安男中国人民大学刑事科研中心主任助理讲师
黄进男武汉大学副校长国际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胡德坤男武汉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
沈状海男武汉大学社科部部长博士生导师
肖永平男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执行所长博士生导师
王树义男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胡斌男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办公室副主任
张文显男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宋显忠男吉林大学理论法学中心讲师
黄文艺男吉林大学理论法学中心主任助理副教授
王胜今男吉林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
彭向刚男吉林大学社会科研处处长博士生导师
张卫平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邓正来男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兴良男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铭暄男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步云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锁正杰男公安部法制局博士
徐显明男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桂琳女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成伟男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光中男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樊崇义男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宋英辉男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肖建华男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教授、硕士生导师
高家伟男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教授、硕士生导师
吴宏耀男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程德文男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博士后
毛立华男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2004年教育部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法学）主任联席会议暨部门法学哲理化研讨会简报
2004年12月18日至19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法学）主任联席会议暨部门法学哲理化研讨会在博鳌亚洲论坛会场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承办，海南大学法学院协办。教育部社政司领导袁振国副司长、张保生处长，教育部所属八所法学重点研究基地的主任樊崇义教授、赵秉志教授、王利明教授、张文显教授、王树义教授、肖永平教授、曹新明教授，协办单位海南大学校长谭世贵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武汉大学副校长胡德坤教授，特邀嘉宾陈光中教授、李步云教授、高铭暄教授、陈兴良教授、邓正来教授、张千帆教授，有关学校科研主管单位领导郭成伟教授、姚莉教授、牟峰处长，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宋英辉教授，以及有关研究基地的研究人员、博士后研究人员、博士研究生等，共计40人到会。两天的会期分为基地管理经验交流和部门法学哲理化两个阶段，议程紧凑。本次主任联席会议首次单独设立专题研讨会议程。总体而言，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尽心竭力，参加单位积极响应，到会人员发言内涵深邃，尤其是会议选题高屋建瓴，博鳌风光旖旎，因此，本次会议是一次高规格、高质量的法学界峰会。吉林大学法学院宋显忠博士认为，这次会议不仅规格高，而且对部门法学哲理化的必要性达成共识，对中国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基地管理经验交流要点
在樊崇义教授主持下，七个法学重点研究基地的主任按照成立时间先后发言，简要介绍了所领导基地的发展历史、工作成绩、学科特点、管理问题和未来规划。陈光中教授、徐显明校长和宋英挥教授提出了一些管理问题，袁振国司长简要介绍了教育部建设重点基地的决策背景以及未来发展举措，张保生处长通过一系列统计数据将5年来教育部所属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的成绩概括为研究条件大大改善、经费大量增加、研究队伍不断壮大、重大项目成果不断涌现、学术交流空前活跃和网络建设突飞猛进等六个方面，将管理经验概括为严格管理、打造品牌和管理创新等三个方面。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积极响应主办单位要求，专门制作了基地管理经验交流材料。赵秉志主任认为，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特点是：第一，突出学科群建设，以刑法学这一优势学科为龙头，辐射、带动犯罪学、犯罪心理学、刑事政策学、刑事侦查学、证据学等相关学科的共同发展；第二，对外交流的组织化和制度化，以五个对外学术交流机构为组织平台，与中国刑法学会、国际刑法研究会和香港、澳门的有关协会展开平等合作，定期组织或者承办国际和国内研讨会，邀请国内外专家讲座，在国际和国内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三，以学术研究为重中之重，通过论坛、论丛、报告、评论等各种形式的学术专刊或者通刊系列，为整合全国学术力量，推出学术精品，提供制度化的平台。
武汉大学环境法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树义教授认为，环境法学很年轻，正处于超常发展时期，环境法学研究中心任重道远。该中心的特点是：第一，合办机制。即武汉大学法学院与国家环境保护局合作成立研究中心，共同为中心的运作提供资金、项目和管理方面的便利条件；第二，与环境法学研究会紧密结合。环境法学研究会的办公机构设置在中心，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也主要由中心人员担任。通过环境法学研究会这一组织形式，环境法学研究中心成为凝聚全国学术力量的平台。第三，立法咨询。即通过项目委托、咨询报告等形式，为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家环境保护局、国土资源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提供立法咨询或者建议稿。
中国人民大学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王利明教授在介绍了立法咨询、学术论坛、学术研讨会和网站建设等方面工作的基础上，认为研究基地应当面向全国。该中心比较突出的地方是：第一，与立法部门紧密合作，每年都争取到若干重大项目，提供了有关民法典、物权法等多部法律的专家建议稿、修改意见稿和咨询报告，在学界和实务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二，学术研究形式的系列化，通过《民商事判例法研究》（已经出版20多卷）、民商法论坛（已经举办220多讲）等形式，为整合中国民商法学界的研究力量提供平台；第三，特别注重民商法网站建设。几年来投入巨资，在网站上建设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学理文献等资料库，及时学界研究动态，点击率位于世界和国内前列，影响广泛。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肖永平教授认为，研究基地在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从研究所到重点研究基地的核心是机制转化。该中心的特点是：第一，国际法不同分支学科的整合。通过基地这一组织形式，建立并且完善了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分子学科定期交流机制，整合力量搞专题研究，使研究人员不再固守特定的研究方向。第二，注重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基地专职研究人员在15个国外刊物上，提供的《国际私法范本》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第三，以资料建设为中心，形成资料优势。这是基地在国内尤其国际学界发挥影响的关键所在。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文显教授从中心刊物、课题研究、学术成果、人才培养、国内和国际研讨会、马克思主义法学工程和全球化与法律研究所（基地）建设等方面介绍了近年来的工作情况。该中心的特点是：第一，注重基地学术期刊建设。该基地主办的《法治与社会发展》成为核心期刊，这是该基地的独特优势。第二，注重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的结合。在课题研究、讲座和论坛以及学术研讨会等方面，都注意在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之间的结合地带寻找发展空间，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樊崇义教授认为，研究中心的工作分为全国诉讼法学平台建设、理论联系实际、成果转化、研究队伍和学科建设、资料信息和网站成绩等五个方面，成绩集中表现为两个“第一”，即校内科研成果连续三年第一，校外科研成果引用率第一。诉讼法学研究中心的特点是：第一，专职科研队伍与全国科研队伍结合。在构建老中青三代组成的可持续发展的专职研究队伍的基础上，通过诉讼原理、诉讼法学文库、诉讼法学研究、司法研究人权系列和外国诉讼法典译丛等系列，以及图书馆和网站等形式，建设全国诉讼法学交流平台。第二，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及时转化研究成果。通过与实际部门共建基地、实证研究、免费培训全国师资力量、立法建议和咨询等方式，不仅始终把握学术前沿，而且及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部门的决策，转化为师资培训和研究生培养的教材。
在上述经验交流的基础上，大家提出基地管理方面的一些有待进一步探索或者完善的问题，包括：
1.基地管理办法的修订。主要是部分考核指标不切合实际、缺乏灵活性，例如以书代刊的成果没有纳入考核指标，纵向项目与横向项目的比例不合理，以及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社会服务、资料信息等任务齐头并进可能造成基地负担过重等。
2.基地内部管理制度的完善。主要是基地管理模式的多元化或者一元化选择、基地专职研究人员与校内学院教师之间学科力量整合、校外兼职研究人员的管理、校外兼职的研究成果在本校考核中的承认等。
二、部门法学哲理化研讨会要点
研讨会由徐显明教授和张文显教授主持。大家的发言可以归结为如下七个方面：
1.部门法学哲理化的意义。大家一致认为，部门法学的哲理化是我国法学走向理性和成熟的必然之路。李步云教授认为，任何法律研究都必然在特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进行，“哲理化”应当部门法学研究的应有之义；徐显明教授认为，这个命题标志着我国法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即从反思式的革命性法学走向建构式的建设性法学；邓正来教授认为，部门法学哲理化的命题预示着对我国现行法学研究缺陷的检讨和反思。
2.部门法学哲理化的内涵界定。大家一致认为，“哲理化”并非将哲学、法哲学的范畴或者原理简单套用到部门法学中，也不是用它们来改造部门法学。对部门法学哲理化的具体含义，存在不同观点。“提升说”认为，哲理化是应用哲学、法哲学的方法论提升部门法学研究层次的结果（王利明）：“上升说”认为，部门法学针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最终都会也需要上升到一般法理的层面（徐显明）：“方法借用说”认为，“哲理化”是部门法学借助哲学、法哲学和法理学的一般方法和原理研究部门法的问题（锁正杰）：“中间说”认为，部门法学哲理化是研究位于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中间地带的范畴和原理的知识体系（张文显、陈兴良）。
3.部门法学与法哲学之间的关系。张文显教授认为，部门法学是法哲学研究的基础，法哲学是部门法研究的一个提升。两者在哲学上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
4.部门法哲学与部门法理学的关系。大家一致主张区分法哲学和法理学这两个概念。关于如何区分，李步云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是研究法、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科学。陈兴良教授以法社会学、法理学和法哲学的内容区分以及价值分析、规范分析和社会实证分析的方法区分为经纬，认为部门法法理学是应用规范分析方法研究部门法规范之内的原理范畴，而部门法哲学是应用价值分析的方法研究特定部门法之上的价值内容，两者都是部门法学的组成部分。张文显教授认为，部门法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开放的，包括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基本原理、基本范畴、法律方法和热点问题，部门法哲学的研究方法有语义分析、价值分析、反思和建构等。
5.部门法学哲理化的方法和路径。关于部门法学如何走向哲理化，大家一致认为，部门法学哲理化应当自部门法学内部产生，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范畴、方法和原理。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的特色是寻找部门法学和理论法学的中间地带，宋显忠博士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方法颇有特色，即以反思部门法学已经形成的原理或者命题为中心，以实在法的制度分析和热点案例分析为基本点，将一般法理研究与单靠一个部门法难以解决的疑难问题分析结合起来。王利明教授反对部门法学分割的所谓“饭碗法学”，认为部门法学哲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不同部门法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邓正来教授认为，部门法学哲理化不是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而是部门法学研究层次逐步提升的结果，必须针对具体问题，否则，就可能变成玄学。
6.部门法学研究前沿问题。大家认为，部门法学的前沿问题都涉及哲学和法哲学的原理和方法。陈光中教授指出，刑事诉讼法法学的前沿问题有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实体法与程序法、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公正与效率、理论与实践等范畴之间的关系；高铭暄教授指出刑法学的前沿问题有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功利和报应等价值的之间的权衡及其多元化、减少死刑适用范围以及有关犯罪、刑罚、刑事责任等刑法基本范畴等。
我们感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不仅要面对全国，成为国内相关学科发展的服务平台，而且要面对世界，成为吸引世界相关学科的优秀研究力量的中心。按照袁振国副司长的意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特定学科领域中的“国家队”，这一精辟的术语明确了重点研究基地在国家学科发展中的地位。但是，这个“国家队”的组织和功能模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我们认为，多元化将是基地管理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诉讼法学研究中心
1.刑事证据法学对理性的呼唤………………………………樊崇义
2.加强价值论研究，推进诉讼法学发展……………………樊崇义肖建国
3.论正当法律程序与保障人权………………………………杨宇冠禹艳辉
4.诉讼本质论…………………………………………………肖建华
5.行政诉讼本质论……………………………………………高家伟
6.刑事诉讼法研究与法哲学方法……………………………锁正杰
7.形式理性与刑事诉讼中的事实裁判………………………程德文
8.司法裁判中的事实…………………………………………吴宏耀
9.社会认识论与证据法………………………………………毛立华
10.实体公正的困境…………………………………………李静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刑法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当代中国刑法哲学研究综述
………………………………赵秉志魏昌东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部门法哲学讲座
第一讲财产权的合法性基础………………………………张文显
第二讲法律之善优与事实之争……………………………郑成良
第三讲婚姻正当性基础的法哲学追问……………………黄文艺
第四讲全球化、全球治理与国际法的新视野……………何志鹏
第五讲继承制度正当性基础的法哲学论辩………………黄文艺
第六讲法学家视野中的公司………………………………蔡立东
第七讲契约自治理论下的契约法阐述……………………孙学致
第八讲利益正义权利……………………………………彭诚信
第九讲诉讼制度的再认识…………………………………宋显忠
第十讲罪行法定：理念及其敌人…………………………杜宴林
第十一讲经济法基本范畴研究论纲…………………………刘红臻
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篇10
作为高等师范院校育人实验基地和教育科学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建校近70年来，始终以“坚持实验、探索规律、科学施教、全面育人”为办学方针，开展基于实践改进、立足本土需要的原生态的教育实践性研究，形成了独有的学校品牌，孕育了研究型的学校文化和发展范式。
关键词
小学教育研究；本土研究；率性教育；儿童哲学；开放式学校；东北师大附小
作为东北师范大学创建的育人实验基地和教育科研基地，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以下简称“东师附小”）在建校之初即确定了“实验性、示范性”的办学方向，并逐步确立了“坚持实验、探索规律、科学施教、全面育人”的16字办学方针。回顾学校近70年的历史，在初创时期，王祝辰先生进行了“动的教学法”的尝试；教育体制改革时期，学校先后进行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实验”“九年一贯制学制实验”等；整体改革实验时期，学校逐步推进学校管理的整体变革。进入新世纪，学校以“质量立校、特色兴校、科研强校”为战略，开启了全面构建“开放式学校”的改革历程。2014年，学校在继承已有的办学成果的基础上，从《中庸》中得到启发，提出“率性教育”的办学理念。抚今追昔，我们看到，正是立足于本土需要的原生态的教育实践研究，不断孕育与强化着东师附小的内生力和发展活力，使学校逐渐形成了独有的学术品牌和文化特色。研究，已经成为这所学校生长的主要范式。
一、办学理念本土化：追溯传统哲学，承继办学传统
1.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找办学之“根”
中国传统哲学是我们的文化之“根”与“魂”。陈元晖先生提出，中国有自己的教育哲学，如《中庸》。《中庸》开篇的三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非常凝练地表达了中国人关于天命、人性和教育之间关系的看法。东师附小提出的“率性教育”中的“率性”，即源于“率性之谓道”。“率”即遵循之意，“率性”就是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率性教育”就是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的教育，就是“保护天性、尊重个性、培养社会性”的教育。保护天性，就是保护儿童愿意探究、愿意想象、好问好动等天性；尊重个性，就是尊重儿童的差异，不搞“一刀切”，严而有度，不尚苛求；培养社会性，即培养学生的自主精神、合作态度、规则意识和责任观念，为他们成为未来的合格公民奠定价值基础。
2.在传承本校文化的基础上提出校本化办学理念
近年来，东北师范大学大力倡导“尊重的教育”“创造的教育”，其核心目的是解放儿童，让儿童成为教育中的主人、获得更多的自由和关爱。而“率性教育”正是体现了儿童本位的教育，它的提出，是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理念在基础教育中的继承和发展。“率性教育”的提出，也是对东师附小近70年来优良的办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首任校长王祝辰在建校之初就提出了顺应儿童天性的观点。1936年，他在实验探索的基础上写了《动的教学法之尝试》《小学各科新教学法》等著作，提出了“儿童有动的本能，活泼好动是儿童的天性，我辈从事教育者，便应当顺应或利用儿童这种自动力”等思想。纵观历史，东师附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实验探索中，都是围绕如何促进儿童发展、以儿童的视角开展实验研究的。可以说，“率性教育”所承载的正是学校在近70年的发展历程中所沉淀的潜心研究、大胆实验、示范引领的优良传统，是对学校“以人为本，尊重儿童”的儿童观的总结与提炼，彰显了历史性、时代性和本土性的鲜明特点。
二、研究问题本土化：顺应时展，立足学校需要
东师附小的教育教学改革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和现实背景。它一直跟随国家教育教学改革的步伐，保持着研究的前瞻性和时代性，起着引领前沿、示范一方的作用。
1.聚焦教育发展需要，确定全局性的实践课题
东师附小的教育研究一般以三至五年为一个周期，依托学校课题研究，引领带动学校各领域的协同改革。学校始终保持着教育科学研究的敏感性，密切关注国内外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探索教育实践领域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选择和挑战我国基础教育的前瞻性课题。从20世纪70年代进行单科单项课堂教学改革，到80年代进行整体教育改革，再到90年代初进行“小主人教育实验研究”和“小学生主体性教育实验研究”，再到本世纪初，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为突破口，全学科联动式开发校本课程，实现了学校课程体系的重构，东师附小的改革探索展现出一所小学对于教育改革发展中重大话题的实践性回应，体现出一所小学在教育改革与研究中的前瞻性与时代性。伴随学校改革发展的新常态，针对教育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速成的教育”“功利的教育”，学校在“率性教育”的基础上，提出“率性教学”的主张，倡导教学要体现“有根源”“有过程”“有个性”三个关键词。“有根源”，强调要挖掘知识的“根源”，依循儿童学习的规律和特点，让教学有据可依；“有过程”，强调让学生经历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经历人类知识再发现的过程，重视归纳性思维的发展；“有个性”，强调基于儿童的差异展开教学，不搞“一刀切”，不追求完美。我们认为，学校提出的“率性教学”的三个关键词是颇具问题指向、时代价值和生态意义的教学观念，也是对现有课堂教学改革具有传承、发展和创新意义的教学观念。正是坚持了综合协同改革的思路，东师附小在以科研引领学校发展的道路上，形成了创新的内在生长力，并始终保有持续发展的动力。
2.积极开展“儿童哲学”研究，开创“第三条道路”
就目前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儿童哲学”教育实践而言，“儿童哲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以美国的马修•李普曼为代表，对学生进行专门的儿童哲学教育，重点关注儿童对哲学的探寻过程。第二种以加雷斯•B•马修斯为代表，主张成人应该与儿童展开平等的对话，儿童可以帮助成人对有趣的甚至重要的哲学问题进行反思；他自己作为大学教授，也会到中小学亲自与儿童展开对话交流。我校基于“儿童是哲学家”的研判，做了大量有关儿童哲学研究的理论储备，如组织全体教师认真研读“马修斯哲学三部曲”，反思“优越感”；鼓励教师向儿童学习，并结合教育教学，以关于“同一性”“自由”“伦理”等问题的儿童哲学田野研究，深度刻画“儿童之学、之思、之问”；将“儿童哲学”与学科教学进行渗透式融合，培养儿童的基本思维能力，形成较为独特的“儿童哲学”实践风格，我们称之为“第三条道路”。学校先后成功举办了两届“儿童哲学与率性教育”高峰论坛。在我国“儿童哲学”研究的初始阶段，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晚、底子薄、作品少、移植多的状态下，东师附小以先行实践者的姿态，努力在该领域持续发声，使中国儿童哲学研究更具有实践情怀。
3.努力破解实践难题，开展教师小课题研究
学校依托教师青年基金制度等，设立小课题，组建研究团队，鼓励教师针对教育教学实践中的瓶颈问题，开展原生态的行动研究和实验研究。学校倡导教师立足于日常教育教学的微观领域，发现“真问题”，将研究“做小、做微、做细”，做真正接地气的、实证性的研究，如学生合作学习能力的培养、学习笔记在教学中的应用、儿童好奇心的研究等。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强调教育学、人类学、心理学的相互融合与借鉴，如儿童课堂提问的原生态收集、合群性叙事研究等。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注重通过深度的课堂观察、作品分析、调查研究等方法收集证据，如基于作品分析的儿童想象力研究、一年级学生入学识字量调查研究、基于数据分析的课堂教学研究等。目前，该项制度已成功运行八年，共批复了课题130多项，70%以上的教师具有参与课题研究的经历。小课题研究让教师完整经历了选题、研究、中期汇报、结题汇报的全过程，历练了进行科研“实战”的能力。这也为教师深度参与学校课程教学的整体变革储备了能力和经验，真正使他们走上了专家型、研究型教师的发展之路。
三、研究方法本土化：基于教学改进的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是实现本土教育研究的基本路径。比如：学校基于单元教学改进的行动研究不是为任何“校外研究者”提供研究证据，而是为了改进学校课堂教学的基本面貌。因此，教学改革的目的与行动研究的目的是合二为一的。学校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工作机制，从宏观上对单元教学开发与实施进行了顶层设计，确定了三年周期内学校教学改革实验的基本方向、整体目标、具体举措及保障条件。在此基础上，各学科委员会组织学科成员进行多轮的充分讨论，详细规划本学科在课程教材建设、教师发展、学生培养方面的发展目标，改革的具体措施、推进路径及预期产出的成果。第三个层面的规划由每个学科下的研究团队制定。学科委员会根据学科成员的研发力量，将其划分成相应数量的小研究团队，每个团队专门负责一个单元的设计与实施，按照“计划→行动→观察→反思→再计划……”的行动研究路线，完成教材比较研究、设计单元内容及开发相关资源、进行教学实施的系列准备，最后进入到教学现场实施并开展跟踪研究等。东师附小的行动研究始终伴随着研究者有意识的、自省式的、深层次的思考。我们将问题直指教学内容的改进和教学过程的优化，关注来自教学现场的第一手素材的收集与分析；力图在“规范、学术”的理论研究与“自发、随性”的经验总结之间，探求基于问题解决、改善教育实践、深化理性思考的一条中间路线。
四、研究机制规范化：建设研究基地，保障本土研究持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