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科学研究法篇1
1988年美国政府的《联邦登记手册》是这样定义科学技术不端行为的:“编造、伪造、剽窃其他在申请课题、实施研究、报告结果中违背科学共同体惯例的行为”;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将“科研不端行为”定义为:“在申报、开展或评审科研项目或者提交科研成果报告过程中出现的捏造、篡改或剽窃行为”。借鉴美国的定义方式，我国科技部于2006年的《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也对科学技术研究不端行为给出了列举式定义:“本办法所称的科研不端行为是指违反科学共同体公认的科研行为准则的行为，包括:第一，相关工作人员的职称、简历和科研基础存在造假;第二，科研成果是抄袭或剽窃他人的劳动成果;第三，科研数据存在捏造和编纂的现象;第四，在人体科学技术研究中，没有遵循知情同意或隐私保护的相关规定;第五，科学技术研究中违反了实验动物保护的原则;第六，科学技术研究中其他的不端行为。”
二、我国科学技术研究中不端行为涉及到的法律责任
(一)《科技进步法》中不端行为的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我国科学技术研究中不端行为的法律责任主要有三种，分别是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而民事责任主要应用于知识产权侵权的行为。我国的最高科技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九章对科学技术研究中的不端行为做出了如下规定:一是“由上级机关责令限期归还被挪用、克扣、截留的经费”;二是“情节严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三是“取消其优惠待遇和奖励，并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四是“对于侵犯知识产权和技术秘密的行为可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处理”。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科技进步法》中法律条文只对科学技术研究中的不端行为涉及到的违法人员的行政责任进行了规定和说明，而其他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都没有做出任何说明与规定，导致我国在对一些涉及到科学技术研究不端行为的人员进行处置时，只能通过行政的方式对相关违法人员进行处置，这种处罚程度很轻，不能对那些蓄意剽窃他人成果的科研工作者构成较大强度的震慑。对于这种现象的存在，我国其他科技法规和相关部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的基础上，对科学技术研究活动中出现的严重不端行为的刑事法律责任进行了补充规定，但由于这些规定只是部门规章，约束力不是很强，起到的作用也就不大。
(二)《刑法》中不端行为的刑事责任和处置措施。我国的《刑法》对科学技术研究中严重的不端行为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做出了如下规定:一是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这类行为主要包括泄露国家科学技术机密，转让、经营国家明令禁止的科学技术等，对于涉及到这类行为的相关人员，要根据我国的《刑法》追究其对应的刑事法律责任;二是对侵犯国家和集体财产、在科学技术研究活动中由于个人原因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行为，应该根据《刑法》追究其相关责任;三是对于侵犯他人科学技术和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要根据我国的《刑法》、《专利法》和《商标法》等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
三、我国科学技术研究不端行为的管理策略
(一)制定统一的国家政策。对于当前我国科学技术研究中存在的不端行为，国家要加大管理力度，制定统一的政策，为我国的各级政府、各高等院校以及各科研单位实施细则的制定提供依据。要明确科学技术研究中不端行为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政府相关部门要建立防范处理科学技术中不端行为的处理程序，从而减少科学技术研究中不端行为的发生频率，提高科研成果的可信度。
(二)区分对待科学技术研究中无意、有意以及恶意的科学技术不端行为。科学研究中的不端行为并不全是有意而为的，要将无意、有意以及恶意的不端行为区分对待。对其造成的不良后果进行评价，按照后果的严重性对该种行为采取不同的措施。当下，对科学技术研究中的不断行为不分轻重、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就进行网上曝光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应该按照法定程序来进行管理和处置。
(三)设置专门处理科学技术研究中不端行为的机构。在担任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计划审批职能的主要部门和相关单位内部，要设置专门处理科学技术研究中不端行为的监督管理机构，尤其是加强对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以及社会科学院中相关科研工作人员的管理、监督和控制的力度，这样才能增大科学技术研究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减少科学技术研究中不端行为的发生。
(四)建立健全科学技术研究的诚信制度。对于科学技术研究中的不端行为，我国要借鉴国外尤其是美国的管理策略，要建立健全我国科学技术研究中的诚信制度。包括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以及社会科学院等在内的各科研机构要向政府提供防范和处理不端行为的担保。
(五)掌握科学技术研究中不端行为的特点，并加强行政管理。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科学技术研究中不端行为的调查力度，掌握其特点和范围，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管理程序，防止管理机构和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之间的合谋或者是管理机构的有意放松，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研究的和谐发展。
(六)对科学技术研究中情节严重的不端行为要加大处罚力度。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对于那些蓄意谋利、欺诈、泄露国家科学机密，为骗取国家研究资助假冒伪造科研成果而导致国家重大科研计划延迟或停止不前的相关人员要追究其刑事和民事责任。
(七)建立健全科研成果负责人终身责任制度。人们对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人员充满了信任与尊重，科研工作者担任着我国科技兴国的重要任务，因此，他们必须保证科研成果真实性和准确性。只有建立健全科研成果负责人终身责任制度，无论任何时间其科研成果受到质疑，国家有权力追究其法律责任，这是不受任何时间限制的。这样才能增强科研工作者的法律意识，使他们不敢触碰法律的底线，减少科学技术研究中不端行为的出现。
四、结语
行为科学研究法篇2
研究方法是旅游研究者顺利开展旅游研究的必备工具,具体的研究方法又受到特定的研究范式的制约,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在努力掌握各种研究方法时,往往对其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从而限制了研究水平的提高。本文认为,中国旅游研究者要想提高研究水平,必须首先系统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思潮和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再采用本土化和跨文化的研究策略。
关键词：
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本土化旅游研究;跨文化旅游研究
收稿日期：2011-05-01;修订日期：2011-08-31
基金项目：
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皖南国际旅游区品牌权益的评价与管理:基于顾客视角的研究》(aHSK09-10D90);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科研资助计划项目“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的跨文化比较研究”(160-751056)
作者简介：
张宏梅(1969-),女,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消费行为、旅游目的地营销、跨文化管理。
1问题的提出
中国旅游研究已走过30年。30年来,旅游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数量持续增加,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水平有所提升,旅游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些研究成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1)很多研究是对国外研究的简单模仿和复制,这些研究借用国外的理论模式,将国外的测量工具翻译成中文,然后以中国旅游目的地作为案例地,以中国的旅游者、居民或旅游企业员工作为调查对象,对国外研究进行简单复制,而很少能基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来推进旅游知识的积累;(2)很少有研究在借用国外理论和方法时能考问这些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应用时的适用性问题;(3)尽管解释性研究数量在增加,但旅游研究仍以描述性研究偏多,很多研究满足于对现象的定性或定量描述,而缺少对现象背后原因的分析,或只是想当然地列出一些解释;(4)很多研究缺乏理论基础,只是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和堆砌,而这些分析结果很难放置在一定的理论脉络中加以解释;(5)缺乏理论构建意识,很多研究满足于对案例地或调查样本特征的具体描述,而对理论概括和抽象无所涉及。
以上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旅游研究的发展,使中国旅游研究的整体水平无法提高,旅游学的学科地位无法确立。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研究者在参考国外旅游研究文献时,多依葫芦画瓢。虽然在具体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上容易模仿,但存在于具体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却很难直接从文献中看出并被理解,而研究范式及相应的科学哲学是构建知识和理论的基础。由于对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从而导致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只能在理论和方法上对国外研究进行简单借用和模仿,而很少在旅游知识积累和理论构建上有所贡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强调西方的科学研究范式在旅游研究中的哲学基础作用,并探讨如何进行中国本土化的旅游研究,以期引起中国旅游研究者对研究范式和本土化研究的关注。
2对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反省
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有句名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者做研究工作同样如此。研究者要想把研究工作做好,取得好的研究成果,必须首先掌握各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同,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研究工作,研究方法简单粗糙会限制研究者的研究工作,进而限制理论和学科的发展。
国内早期的旅游研究多以定性分析和描述为主,陆林(1997)对国内旅游地理文献的分析发现,国内旅游地理研究描述性工作多,低水平重复工作多,缺乏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先进的研究方法,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谢彦君(2003)认为旅游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应具有的特殊的研究方法体系还没有成型,理论范式单一,研究方法不够系统。张宏梅和陆林(2004)对《旅游学刊》1999~2003年刊出文献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发现,约80%的文章运用传统定性方法,即主要以文字作为表现手法,对所研究内容进行理性的分析,属于科学研究的传统思辨阶段;运用现代定性方法的文章约占文章总数的8.8%,这些文章主要运用定性资料、统计数据、访谈和开放式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包括对各种定性数据进行频数和频率的统计分析;运用定量方法的文献只占总数的11%,且大部分使用基础统计方法(均数、频数等),比如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多元复杂统计方法使用较少。
近些年来,这种局面有所改观。定性研究中,个体深度访谈和焦点组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青睐;定量研究中,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规范性在不断提高,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多元分析方法被广泛使用,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旅游研究者来说也不再陌生。旅游研究方法的改进促进了旅游研究质量的提升,让我们对旅游研究的未来充满期待。但当撇开这些成绩的光环,将旅游研究与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成就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旅游学科和上述学科的差距还很大,这固然与旅游学科的复杂性有关,但更与国内的旅游研究者缺乏科学哲学、研究范式、方法论、以及具体研究方法的系统理解和训练有关。旅游学科可以说是旅游业快速发展背景下催生的一门新兴学科,从其产生之初就存在很大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加上旅游现象涉及面极广,具有高度复杂性,这都给旅游学科树立独立的学科地位提出了挑战。目前,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旅游学科的学科地位仍然没有得到学界认可。作为旅游研究者,当然首先应该对旅游学科的发展前途持乐观态度,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反省目前的研究现状,思考如何跳出盲目模仿、简单重复、多零散的案例描述、缺乏理论建树的怪圈,还旅游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本质,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摒弃过度的实用主义倾向,处理好旅游科学研究与科学知识应用之间的关系。虽然建立独立学科的路很艰难,也很漫长,但有志于旅游学科发展的仁人志士应当勇于挑战这种艰难。不过光有勇气和决心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寻找克服这种艰难的有效途径。我觉得这种有效途径至少有以下两条:一是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二是进行本土化和跨文化旅游研究。
3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
在西方国家中,科学哲学和各门学科之发展存有一种互为体用的关系:各门学科的发展,变成科学哲学反思的题材;科学哲学的发展又能回过头来,促进各门学科的发展(黄光国,1999)。与各种科学哲学思潮相对应的研究范式更是西方学者进入研究工作的敲门砖,方法论课程是西方高校研究生入学第一学年必修的基础课程。反观国内的旅游专业研究生教育,我们会发现,很多高校没有开设方法论课程,甚至一些高校连研究方法课程都尚未开设,研究生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结果只能是盲目模仿,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错误地使用研究方法,更难有自觉的理论建树。
目前,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多在自己摸索和尝试使用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如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各种数据分析方法等,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状况仍令人担忧。一方面,硕士生甚至博士生们,对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一知半解,似懂非懂,盲目使用;另一方面,国内旅游学界虽然已经开始重视研究方法使用的规范性,但很多人会满足于对具体研究方法的正确理解和使用,很少有人关注具体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问题。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是科学研究和建构知识的基础,要进行高质量的旅游研究,研究者们不仅要掌握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更要理解各种研究范式,在范式的指导下从事旅游研究工作。
3.1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脉络
西方科学哲学的快速发展始于20世纪初期,在整个20世纪,科学哲学出现了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结构主义、诠释学、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混沌理论、建构实在论等多种思潮或范式,这些范式为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哲学基础。
最先提出、持续时间最久的科学哲学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它排斥神学和形而上学,认为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是由普遍规律和真理支配的。科学的目的是发现和揭示真理,其路径为科学观察和逻辑归纳,“科学始于无偏见的观察”,遵循“观察-归纳-理论-证实-新的观察”的真理累积增长模式。实证主义采取一种极端经验论的立场,认为:人类知识应当仅限于收集事实并找寻其间关系,借以对世界做出正确描述;超出主观经验的知识是不可靠,也是不可知的。这种极端经验主义的立场致使实证主义在20世纪初就遭遇了危机和挑战,对实证主义思想的批判推动了后实证主义、诠释学等哲学思潮和流派的涌现。
以波普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以其“否证论”哲学最先对实证主义提出挑战。波普在《科学发现的逻辑》(1932)一书中,提出科学方法应当是以理性批判为基础的演绎推理:科学家先针对特定问题提出假说和猜想,再依据事实对假设进行检验,并在检验过程中不断修改原来的假设和猜想。他否定科学理论是由归纳过程发现的,主张演绎才是经验科学正当的方法,并始终认为“一切观察都渗透着理论”,“理论先于观察”,提出科学发展的证伪模式:“问题-猜想(理论)-批判(反驳或证伪)-新问题”。波普认为,以经验观察作为检验理论的标准,必须坚持否证原则,我们可以证明一种理论为假而予以摒弃,或者因为还不能证明它为假而暂时予以保留,但不论多少经验事实,都不能证实一种理论。
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主要源于自然科学领域,但在科学和理性之风盛行的背景下,它们也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被很多社会学科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如管理学中的实证研究,心理学中的实验心理学和行为学派,并成为20世纪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范式。
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主要采取客观主义的研究立场,认为在主体(研究者)之外存在一个客观、独立的客体(研究对象),研究的任务是发现和解释客观规律和真理,寻找现象间的因果联系。这种立场遭到现象学、诠释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等持主观主义立场的哲学流派的批判。这些哲学流派反对“自伽利略和笛卡尔以来一直统治着欧洲思想的无所不在的客观主义”,认为:在每一个地方生活的人们都可以构建出他们所特有的“实在”,即世界是由多重事实组成的,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等待研究者去认识的世界;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互为主体的关系,在互为主体的交互作用中,双方共同构建知识,这种知识是主观的、创造性的,因而也是不可重复的。
西方各种哲学流派之间互相批判和论战,推动了科学哲学的发展,许多科学哲学家在与他人的论战中也不断发展着自己的思想,以至于有时很难将一些科学哲学家划归哪个流派,如皮亚杰的思想中就既有结构主义成分,也有建构主义成分。一个哲学流派内部的哲学家们的思想也存在很大差异,以致要概括某一科学哲学流派的基本思想变得非常困难。
各种哲学思潮和相应的研究范式都存在一些优势和不足,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建构实在论试图整合客观和主观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为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知识融合提供哲学基础。建构实在论在本体论层面上主张存在两种“实在”,一种是“实在自身”(actuality),另一种是“建构之实在”(constructedreality)。“实在自身”是我们生存于其间的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感官之外而不为人的感官所掌握的既定世界,这个世界或许有某些结构,这些结构或许是以距离、空间、因果性或时间作为其运作的基础,但我们无从获悉;我们对其特性所提出的都只是预设,我们只能理解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构建出来的世界,除此之外,我们不能理解其他任何东西。这个构建的世界,我们称之为“建构的实在”(黄光国,2010)。
3.2研究范式对研究方法的制约
范式(paradigm),又被翻译成范型、典范,是美国物理学家库恩(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意指组织观察和推理的基本模式和参考框架,是指导行动的一套基本理念,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知识共同体(科学社群)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科学哲学思想决定了相应的研究范式,如后实证主义哲学决定了遵从该哲学流派思想的研究者必然采用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的差异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加以比较。
范式是研究者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是知识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的指南,研究者要进入某一科学社群,从事研究工作,必须首先从理解范式开始(黄光国,2010),只有理解了各种范式的基本观点,“才能确保研究者在设计自己的研究方案时,保持资料的收集方法与此后的基于资料的知识建构之间的一致性”(詹宁斯,2007)。
每一种范式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如果研究者采取客观主义的立场,即认为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存在,那么,他必然采取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并采用客观的研究方法,不管是质性的还是量化的方法,都不能带有研究者的任何主观因素。反过来,如果研究者使用了客观的研究方法,那么他必须同时接受“客观实在”的本体论和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他建构的知识就是客观的知识,即客观规律或真理。
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受制于研究范式,一般来说,研究者采取某种研究范式,就需要相应地采用某些研究方法。如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多采用问卷调查、实验法、观察法等方法收集数据,并主要采用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以检验理论和假设。但后实证主义也不排斥质性方法,如他们通常会通过个体访谈或焦点组访谈等质性方法收集被访者对研究问题的看法和观点,作为设计问卷和量表的基础。解释学研究范式多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和非参与观察、焦点组访谈、案例研究、文本(如旅游日志、照片等)等方式收集数据,采用内容分析、主位(或局内人)视角、三角互证等方法分析数据,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建构扎根理论。虽然解释学研究范式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但它也不完全排斥量化方法,如内容分析方法就会用到频数和百分比等定量描述指标。
因此,研究范式对具体研究方法的制约是有限度的,同一种研究方法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研究范式,但不同范式对同一方法的使用方式有所不同。比如,同是访谈法,后实证主义和狄尔泰的历史主义解释学都主张客观主义,认为需要摆脱研究者个人偏见对访谈过程及其结果分析的影响,而伽达默尔的辩证诠释学则强调解释者的“偏见”或“视域”在理解中的积极作用,将研究者的偏见合法化,认为访谈是双方共同建构知识的过程,在访谈结果的分析中明确研究者的个人偏见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需的。在Denzin和Lincoin(1994)的质性研究五阶段框架中,他们认为质性研究在第四个阶段,即陈述的转折时期(crisisofrepresentation),研究者将自我融入到认识的整体过程中,并将自己写进文章,使野外研究和解释过程具有很强的个性化特征。Denzin和Lincoin的第四阶段质性研究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哲学观点是相一致的。
每一种研究范式和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适用自己的研究情境,因而国外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争论已趋于平息,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选择适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不过,不同的学术期刊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会有所偏好,作为主流的研究范式,采用后实证主义范式和定量研究方法仍受到更多青睐。国内的旅游学者由于对各种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加上有些研究方法被一些研究者错误地使用,导致有些人完全否定一些研究方法,这种认识不利于提升中国旅游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3.3旅游研究范式选择
研究范式是研究者进入某一科学社群进行研究工作的起点。当一个研究者想进入旅游研究领域,进行科学研究时,他必须首先理解各种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并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问题选择适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国外旅游领域对研究方法的关注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加强,此阶段出现了一批方法论专著和关于研究方法的论文,经过近30年的争论,学者们基本达成了共识,即,旅游研究同时需要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应将两者结合起来或根据研究情境适当地取舍。
旅游现象非常复杂,既涉及自然科学领域(如旅游的生态环境影响),又涉及社会科学领域(旅游学科的性质是社会科学);既涉及心理学领域,也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所以,旅游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是一门典型的跨学科性质的复杂学科,对旅游现象的研究不能采用单一的研究范式,而必然需要采取多元范式的研究取向,多元研究范式的立场最适合旅游学科的性质。
由于旅游现象的复杂性和广域性，所以对旅游现象的不同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即使是同一研究问题,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范式和方法,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达到对研究问题较深入的认识。如旅游体验研究可采用诠释学研究范式,旅游行为预测可采用后实证主义范式,旅游影响研究则既可采用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也可采用诠释学研究范式。无论采取何种研究范式,研究者都应对该范式的优势和不足有较清晰的认识,避免过于美化某种范式,而完全否定另一种范式。
旅游学科具有跨学科性质,但目前,旅游学科的发展还不够成熟,这种跨学科性还没有真正实现,而仍然处于多学科阶段。多学科的特点是相关学科分别从各自兴趣和角度介入旅游研究,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沟通和整合,在旅游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只能用来充实原有学科的知识体系,而对统一的旅游学科的形成无太多帮助。跨学科则要求介入旅游领域的各相关学科以某个统一的内核为基点,实现知识的整合,谢彦君认为这个统一的内核就是旅游的本质,即“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获得的一次休闲体验”(谢彦君,2010)。
旅游学科在由多学科向跨学科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的障碍和困难,但我们可以在西方研究范式的发展中找到旅游跨学科整合的哲学基础,以帮助我们在哲学层面上找到旅游跨学科整合的依据和方法,这个科学哲学流派就是建构实在论。建构实在论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不同学科的跨学科、跨文化整合,在哲学上提出一套知识论的策略,让不同学科所构建出来的知识体系整合在一起。旅游领域的不同分支学科、不同范式下的旅游研究成果需要互相理解和整合,以改变目前各自为政、互不沟通的局面,这也是旅游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然选择。
4中国旅游研究的本土化
4.1本土化旅游研究的必要性
科学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西方学者对各种哲学思潮有较好的理解和把握,在科学研究中自觉地遵循一定的研究范式,因此西方学者在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上屡有建树。我们熟悉的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都是产生于西方,我们自己很少提出有影响力的理论。李炳全在其所著《文化心理学》一书中指出,中国心理学比较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是在西方已有深厚积淀的领域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心理学框架内进行研究”(李炳全,2007)。科学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科学哲学缺乏深入的理解和系统的认识,这可能是导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因而,中国学者要想在由西方制定游戏规则的科学研究领域有所作为,必须对西方科学哲学思潮的发展有一种“相应的理解”,不过,这种理解只是进入学术这一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黄光国,2010)。
虽然中国旅游研究与西方旅游研究在起步时间上相距不像其他学科那么久,但与其他社会学科一样,中国的旅游研究也主要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下进行。西方的旅游研究在各种哲学思潮影响下出现了多元化的范式,中国的旅游研究者要想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下有所建树,也必须去熟悉这些框架或范式。但是,中国的旅游研究者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在中国的研究情境中采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方法和工具,来验证西方研究得到的知识。改变这种状况的一种途径是进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中国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环境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那么中国人的旅游行为、旅游业发展模式和旅游企业的运营管理必然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仅靠简单借用西方理论和模仿西方的研究方法,很难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现象。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可以使我们着眼于中国语境下的旅游现象,构建本土化的旅游理论,改变总是步西方研究后尘的局面,为全面理解旅游现象做出贡献。但提倡本土化研究并非认为理解西方的研究范式已不重要,为了提高研究水平,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必须首先理解西方的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本土化研究,才有可能对建立和完善旅游学科的理论体系有所贡献。
4.2本土化旅游研究的方法和策略
本土化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后风靡全球,港台的一些心理学者在80年代初期开始致力于本土心理学研究,并发起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心理学领域的本土化运动给旅游研究以很大启示,中国的旅游研究者与其盲目地复制西方的研究,倒不如在我们熟悉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
“本土化”旨在突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色或特征。根据李炳全对心理学本土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旅游研究的本土化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西方旅游研究中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工具进行改造和处理,使其适用于中国旅游研究,如在西方旅游动机的“推-拉”理论框架下修订旅游动机的测量量表,使其适用于中国旅游者。其基本步骤一般为:学习和接纳外国研究范式改造或转换本土化后的研究范式。这种本土化本质上仍是国外的理论,又被称为“外源性本土化”,但因为操作比较简单,适用于刚进入旅游研究领域的学者。第二个层次是以中国语境下的旅游现象为研究根源或素材,通过对中国语境下旅游现象的研究,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旅游学理论体系,这种本土化可称为“内源性本土化”。
本土化旅游研究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和策略:(1)主位研究策略,即研究者在观察、分析、理解和解释旅游现象时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采取被研究者的观点,为此,研究者需要参与到研究对象中,如在某个景区停留较长时间,观察旅游者的行为,与旅游者进行交谈或访谈。(2)客位研究策略,即研究者更多从自己的视角,而不是从被研究者的视角来观察、分析、理解和解释旅游现象,这种策略下,研究者可以完全独立于被研究者之外,如请学生或市场调查机构进行的问卷调查,旅游本土化研究并不排斥西方主流的实证方法和方法论。(3)同文化研究策略,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有同样的文化背景,这样更容易达到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心灵的相通,研究者会更容易理解被研究对象,更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如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对中国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更容易理解。(4)异文化研究策略,即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分属不同的文化背景,如西方学者对中国旅游现象的研究、中国学者对西方入境旅游者的研究,异文化研究可避免“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状况(李炳全,2007)。以上四种方法和策略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我们可以同时采用几种研究策略。
4.3本土化旅游研究与旅游跨文化研究
本土化研究与跨文化研究是相互联系但又互相不同的两种研究方式。本土化研究强调对本土(特定语境下,主要是不同于西方的语境下)的旅游现象进行研究,以突出本土旅游现象不同于西方旅游现象的独特性。不过,本土化研究并不反对普遍性或普适性的旅游知识和理论,中国旅游研究者在中国语境下得到的旅游知识和理论如果能在别的语境下重现,就有可能发展成普遍性的知识和理论,从而为世界范围内的旅游学科发展做出贡献。跨文化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的研究方法或策略,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旅游现象的差异,目的在于验证知识和理论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普适性,关注文化对旅游者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旅游跨文化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国外已有大量的旅游跨文化心理和行为、主客跨文化交往方面的研究成果。国内跨文化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也较少(张宏梅,陆林,2008;张宏梅,陆林,2009;马耀峰,等,2008),但跨文化旅游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王健,2010)。旅游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的交往是一种跨文化交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的心理和行为会深深打上文化的烙印,但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者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如都是作为旅游者的人,因而,他们也会存在一些共性的旅游心理和行为。跨文化旅游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识别这些差异和共性,加深对旅游现象的理解,避免盲目使用西方的理论和知识解释中国旅游现象时出现的困惑。
本土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都可以说是一种研究策略,且都重视文化的影响。通过本土化和跨文化旅游研究,中国旅游研究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熟悉本土文化的优势,在旅游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上有所作为。不过,与本土化研究侧重单一文化下旅游现象的研究不同,跨文化研究需要同时考察和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现象,这给跨文化研究带来了很多困难和挑战,有兴趣进行跨文化研究的学者必须首先搞清楚跨文化研究的含义,以及跨文化研究在方法论、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特点和要求,以免使用不当的方法和技术进行跨文化研究,结果是付出了精力和成本,却得不到可靠的知识(张宏梅,陆林,2009)。
5结语
旅游学科作为一门新兴而又异常复杂的学科,其研究水平与其他学科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中国的旅游研究与国外的旅游研究相比也还比较落后,表现在我们总是步西方的后尘,从研究选题到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上都是对西方研究的简单模仿,而没有去深度理解指导西方学者进行研究工作的科学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虽然我们提倡通过本土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策略来改变中国旅游研究整体水平不高的局面,但无论是采取哪种研究策略,对西方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和演变路径的理解是希望对旅游知识积累有所贡献的旅游研究者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对于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系统性掌握不能仅靠研究生们零散、盲目地去摸索,而需要旅游专业研究生教育对此给予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DenzinnK,LincoinYS.introduction:enteringtheFieldofQualitativeResearch［m］.Handbookofqualitativeresearch,thousandoaksCa:Sage,1994.
［2］黄光国.多元典范的研究取向:论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J］.社会理论学报,1999(1):151.
［3］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李炳全.文化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5］陆林.旅游地理文献分析［J］.地理研究,1997(2):105111.
［6］马耀峰,郑鹏,白凯.入境游客决策行为差异研究――以旅华日美游客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8(1):102106.
［7］王健.跨文化比较:旅游研究的共性思维［J］.旅游学刊,2010(5):2024.
［8］谢彦君.旅游的本质及其认识方法［J］.旅游学刊,2010(1):2631.
［9］谢彦君.旅游与接待业研究:中国与国外的比较［J］.旅游学刊,2003(5):2025.
［10］詹宁斯.旅游研究方法［m］.谢彦君,陈丽译.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
［11］张宏梅,陆林.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初步分析［J］.旅游学刊,2004(3):7781.
［12］张宏梅,陆林.入境旅游者旅游动机及其跨文化比较――以桂林、阳朔入境旅游者为例［J］.地理学报,2009(8):989998.
［13］张宏梅,陆林.跨文化旅游态度和行为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08(4):8287.
行为科学研究法篇3
关键词：行政管理学；研究方法；演进历程
方法的含义较广，一般而言，方法虽然也被人们称之为活动的手段，但它不是物化了的手段，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应遵循的某种方式、途径和程序的总和。在科学中，方法是研究和叙述材料的手段。研究方法，哲学术语，是指在研究中发现新现象、新事物，或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揭示事物内在规律的工具和手段。方法，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因个人喜好不同，选取的方法也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该学科在短时间内发展如此之快，也显现了很多问题。其中，公共管理学研究方法滞前的问题非常明显。最突出的表现是公共管理学科没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方法体系。公共管理研究的方法论依然是以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为主，这也造成了该学科过分依赖定量研究而忽视定性研究与价值判断，偏离了公共管理学科的特点和特色。我们认为，建立起能体现学科独立性的中国行政管理研究方法，对促进行政管理教育发展，提高行政管理学科研究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①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正在进行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的现代化革命；中国还是有深厚传统文化的国家，要收集分析数据，积累和运用知识，克服狭隘、偏见而进行客观的科学决策，是出于信息和大数据时代中国公共管理领域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道路。这就是说，中国的公共管理和决策需要方法，和需要能够妥善使用方法回答和解决问题的大批人才。行政管理学科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培养一大批能通过用方法辅助做出决策的人才。②
一、行政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一）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含义。顾名思义，行政管理学是研究行政管理的学问。他是研究国家行政管理的科学，研究在行使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中，有效的组织和协调各种管理要素的科学。③深化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全面深化政府机构和体系的完善和改革，对于践行党的思想路线，促进社会向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以及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促进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甚至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随着公共管理学的到进一步发展，其学科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拓展，研究成果硕果累累，特别是对于一些重点问题针砭时弊，与公共部门的管理需求更加吻合，学科发展势头良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日益完善。
所谓科学的研究方法，很明显就是学者们在从事某项科学工作时所采用的方法。也就是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应当首先认识到什么方法工具能够促进研究工作的开展。例如，在研究大数据时，就要借助于电脑的收集、整理、分析；在做化学物理研究时就要借助实验设备；在做问卷调查时，就要借助问卷和计算机的分析检验。这些科学研究工作无不借助实验工具的作用，才能够使得我们的研究工作顺利的开展。
（二）行政管理的范式。当然，学界对什么是公共管理的范式有很多争论。经典公共管理认为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为模式建立的官僚体制的特点就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目标；沃尔多-奥斯特罗姆等学者认为官僚的理念和结构与美国自由主义的民主传统不匹配，应该以民主治理为主线；后现代的公共管理学者则强调更权威的表述、协作治理。在数年前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梳理了美国公共管理几大核心期刊，对其进行研究范式的经验性分析，在数据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三级范式的思考。第一级将公共性界定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大范式，所有的公共管理文献据以研究公共性为主题，第二级的范式则是方法导向，有政治分析、管理分析、法律分析、历史分析、伦理分析等；第三级范式则关注研究问题。这一归类被一些著名的美国学者认为不失为是跳出一般性、永无休止、没有结论的争论的一种办法。
（三）行政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发展历程。行政学自产生以来，就有很多种研究方法，并不断引进新的理论和方法。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运行的学科。推进公共管理学的研究，促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对于深入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推动我国透明化、科学化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今，国内行政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得到了许多完善，目前，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如：定量研究的方法逐步向多元化和复杂化得方形发展，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以及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等等。但是目前，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仍然是以演绎法为主要，归纳法次之；以定性研究方法为多数，而定量研究较少；以规范研究为主，而以实证研究为辅。这些现象都说明我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存在着些许问题，关于学科的研究还不完善，有待进一步提高。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随着我国公共管理学学科的演进，其研究方法历经了许多变化。从以演绎研究方法为主到归纳法的兴起，从理论研究为主发展到归纳法的兴盛，从定性方法的主导发展到定量研究方法的被青睐这几个阶段。然而关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逐步规范化，数据的处理更加的复杂，分析变量从单一到多元，统计手段从传统发展到现今的大数据化等演进历程。因此，本文将尝试将我国公共管理学的演进历程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重建期；萌芽期和发展期。
本文通过对这几个阶段的文献进行整理以及对前辈们数据的整合，进行了简单的梳理，进而通过图形的形式呈现出来。可以一目了然，并从中发现些许规律。由图可以发现，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中演绎研究方法逐步趋于减少，归纳研究方法逐步增多；理论研究方法逐步减少，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增多；定性研究逐步减少，而定量研究逐步增多。显而易见，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经历了从演绎到归纳、从理论到实证、从定性到定量的过程。然而即使是在现阶段，演绎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仍在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分别占60%和75%；实证研究虽然获得了较大的进展（占58%），但是定量研究仍然很少，仅占15%，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大量的研究仍使用定性研究方法，而较少运用实证研究方法。
图中数据摘自公共管理学报第十卷第二期：我国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统计分析及演进路径研究
二、我国各行政管理学研究方法认识的误区
（一）把定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混为一谈。。目前，国内许多学者把定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混淆，把定量研究看作是实证研究，简而言之定性研究就是一种纯理论性的、不需要研究数据的，不需要采集数据、构建模型的理论性研究；众所周知，这是对定性研究的误解。追根溯源，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都属于规范性研究的范畴，但它又是一种有别于规范性研究的研究方法。简单地说，定性研究是以研究者自身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综合运用多角化技术对某一社会现象或社会事件进行整体性、关联性的考察，从而获得对该社会现象或社会事件的总体有较深入认识的一种研究类型。④对于定性研究的准确认识是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基础，准确认识研究方法是推进我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发展，强化学科自身竞争力的根本。并且方法论的认识是学者们研究公共管理的方法性研究，只有掌握了研究方法才能使学者们的研究工作走的更快更远。
（二）纯理论的创作与现实脱节。在我国目前的公共管理领域中，大多数学者仍然埋头于纯理论性的研究，大多数人热衷于演绎推理，而不注重深入现实生活，从实际生活出发，从我们身边发现问题，从我们熟悉的视角切入，甚至有些学者对我国政府的基本结构，运行规律以及政府的基本职能都不甚了解就开始了其所谓的研究，这只能导致研究结果只是泛泛而谈，不能解决实际性的问题，对于国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对于后来的研究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价值。正如张梦中老师所说：“对于中国公共管理学研究来说，真实世界中的公共管理仍然是一个‘黑洞’这实际上就严重地制约了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能力。”⑤这些大部分文章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对于我国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都没有多大的营养，只是纸上谈兵，侃侃而谈，说着正确的废话，对于实操没有多大价值！
（三）对定性定量研究认识不足。定量研究是指确定事物某方面量的规定性的科学研究，就是将问题与现象用数量来表示，进而去分析、考验、解释，从而获得意义的研究方法和过程。定量研究与科学实验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科学上的定量化是伴随着实验法产生的。定性研究是在一群小规模、精心挑选的样本个体上的研究，该研究不要求具有统计意义，但是凭借研究者的经验、敏感以及有关的技术，能有效地洞察研究对象的行为和动机，以及他们可能带来的影响等。但是我国有不少学者缺乏科学研究方法的学习，特别是对于一些老一辈的学者，他们热衷于定性研究，对定量研究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他们认为定量研究只是纯粹的玩技术，而不具有定性研究的人文情怀。再者，有很多学者缺乏对科学研究方法的学习，他们对研究方法的认识不够到位。由于没有掌握定量研究方法，只能致力于用纯文本的论述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也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这些新兴的研究方法，只能对一些二手数据进行加工处理，而且这种现象在公共管理领域并不少见。正如张教授分析所言：“由于公共行政学更多地关注对组织以及组织中的人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与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心理学等具有比较多的共性，因而也更多地采用了定性的研究方法。”⑥然而，由于我们对于定性定量研究的认识仍然存在许多误解，目前许多学者对于是采用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仍然存在许多争议。
三、对改善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发展的建议
（一）要将公共行政学研究与国家发展阶段联系起来。实证主义研究一直都是公共管理学领域的主流研究方法，它主张将公共管理学建构成为像统计学这样的学科，并且最终发展成为一种行政科学。然而随着公共管理学的演进，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实证主义研究；但是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之后，实证主义研究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许多学者转而致力于批判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这种发展趋势必定引起百家争鸣，从而促使公共管理学研究方法的蓬勃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西方行政学步入了新公共服务时期，随着信息化革命的展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多学科，多领域的交叉研究以及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趋势已不可逆转。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使我们注意到那些从传统的实证主义研究的角度根本不可能关注到的问题，他们极大地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对于公共行政学理论与实践都有重大的意义。
为了保障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稳步快速发展，除了要迎合国际学术发展潮流，跟上国际的步伐，特别是学习西方国家业已成熟的发展经验。但是凡事我们都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注重本国的实际情况，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起步较晚，学科基础比较薄弱，但我国的行政管理历史比较悠久。基于这些基本情况，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从而为我国公共管理学理论和实践提供方法论的依据，为提高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
（二）改进对定性研究的认识，提升学者们的定量研究能力。公共行政学的学科性质以及学科特征决定了他不大可能像经济学和社会学那样进行较为数据化的定量分析，因而定性研究方法仍然是公共行政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所以非常有必要澄清当前学术界对定性研究方法认识上存在的一些误区，强化学者们的定性研究能力，从而提高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信度和效度。
定性研究的内涵非常丰富。具体而言，从研究的环境来看，定性研究强调在自然而非人工控制的环境中进行研究。⑦从研究的目标来看，定性研究更加注重现象与背景之间的关系，更加注重现象的变化过程，以及现象与对于行为主体所具有的意义，其主要目标是深入的理解社会现象；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定性研究把研究者本人也作为研究工具，因此，研究者本人的素质对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十分重要；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来看，定性研究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进行持续深入的探讨，从而全面和深入的理解被研究者所处的背景和个性特征；从研究的逻辑过程来看，定性研究基于描述性分析，他在本质上是一种归纳过程，即从特殊情景中归纳出一般的结论。此外，定性研究认为每一种研究方法或技术仅是简单地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同一经验事实，他强调综合运用“多角化”技术来解释社会中各种现象和事件，即使用多种数据收集方法、多种理论、多个研究人员、多种研究方法来对事实做最真实的描述。⑧
（三）倡导多学科的跨领域研究，促进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多视角。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方法是多视角、多样化的，公共管理的理论知识和学科发展应该以多元化的方式演进，例如案例研究、假设检验、行政和政策过程分析，以及对该领域的整体和部分的历史诠释、演绎论证、哲学批判和对行政经验的个人反思。⑨早期的“行政学”，主要是从法学的角度研究行政，实际上是行政法学，不同于后来的行政学。当时所理解的行政，就是政府官吏依法行使职权的活动，因而从法律和规章的条文上去研究和分析行政权力的运用，强调法律对行政的规范。然而在进二三十年，特别是在美国应用行为科学来研究行政学颇为流行以来，行为科学研究方法成为一种新型的科学研究方法。行为科学运用政治学、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和定量分析研究的方法做直接调查和统计，着重说明行政现象“是如何”而不注重“应如何”。⑩
俗语说得好，选择好的工具可以事半功倍，否则事倍功半。没有好的工具，就难以高效率地完成任务。现代的计算机中的芯片上能包含千万条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集成电路，航天器能够靠喷气式飞船升入太空，医生做手术有各种各样的医疗器械，靠的都是工具。然而研究方法，就是我们行政管理研究过程帮助我们更准确客观地认识自然世界、伦理世界和心理世界，探索真理的工具。我们要在这条路上走得更高更远，必须要重视研究方法的学习、使用和创新。（作者单位：广州大学）
注解：
①安俊美.公共管理学研究方法阐释与探索[J].内蒙古财经学报，2013（1）.
②蓝志勇.也谈公共管理研究方法[J].中国行政管理，2014（1）.
③夏书章.行政管理学[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3）。
④颜海娜，蔡立辉.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问题与反思[J].公共管理学报，2008（4）.
⑤[美]杰伊-D-怀特，盖-B-亚当斯.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⑥张梦中.定性方法研究总论[J].中国行政管理2002（11）：39-42.
⑦嘎日达.论科学研究中质与量的两种取向和方法[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54-62.
⑧BURCeLB.QualitativeResearchmethodfortheSocialSciences[m].publishedbyCaliforniaStateUniversity.
⑨[美]艾伦-巴比.社会研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5.
⑩夏书章.行政管理学[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1.
参考文献：
[1]安俊美.公共管理学研究方法阐释与探索[J].内蒙古财经学报，2013（1）.
[2]蓝志勇.也谈公共管理研究方法[J].中国行政管理，2014（1）.
[3]颜海娜，蔡立辉.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问题与反思[J].公共管理学报，2008（4）.
[4][美]杰伊-D-怀特，盖-B-亚当斯.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5]张梦中.定性方法研究总论[J].中国行政管理2002（11）：39-42.
[6]嘎日达.论科学研究中质与量的两种取向和方法[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54-62.
行为科学研究法篇4
一、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主要阶段
所谓方法论是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积累和形成的一种研究工作的模式，库恩(t.S.Kuhn)称其为“范式”(p)。自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研究方法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构造主义的自我观察的方法——对经验的主观主义研究方法论
以冯特为代表的构造主义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直接经验。所谓直接经验是与间接经验相对而言的，前者是最基本的心理活动，是意识的基本要素；而后者只是关于某种事物的知识而非经验本身。在冯特看来，心理学既然是一门关于研究人的经验的科学，因而心理学的方法必定是研究如何观察这种直接经验。他认为，一个人只有自己才能观察到自身所体验的经验，所以心理学的方法必然只能是采用自我观察的手段（亦称内省法，introspection）(p)。心理学研究的这一观点和方法论思想在冯特的学生铁钦纳(e.B.titchener)的工作中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他认为只有训练有素的自我观察者才能作为心理学研究的被试。
这种研究心理学的方法论及其所使用的研究技术受到了许多批评。因为内省法只强调以被试、而且一定是需经严格训练的被试的自我观察报告为依据，其结果不仅无法达到一致，而且也使得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观和偏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消极的影响往往就是他们所规定的训练产生的。此外，他们还力图排斥同时期出现的其他一些心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艾宾浩斯的记忆实验研究方法、动物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等。这就使得自我观察法不可能得以更新和发展，其结果则必然被新的研究方法论所取代。
.机能主义的多样化研究方法——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心理学研究方法论
构造主义心理学只对直接经验进行自我观察式的研究，因而不能现实地解释人的各种心理现象是如何发生、发展和相互作用的，也不能真正解决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各种心理问题。在它受到批评的同时，先后在西欧和美国产生了机能主义心理学。以詹姆斯(w.James)为先驱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家们认为心理学应该研究意识的功能，强调心理学在人类实践中的应用，主张心理学不仅应该研究正常的成人，而且还要研究动物心理、儿童心理、个体差异和变态心理等课题。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采用了描述法、问卷法、心理测验法和生理实验法等。虽然机能主义心理学并没有完全放弃内省法，但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强调了方法上的多样性和实用性，重视心理活动在操作过程中的特点与规律，探讨心理与生理的关系和环境对心理的影响。机能主义心理学通过采用多种多样的应用研究方法，不仅弥补了内省法的不足之处，而且推动了心理学向更为广泛的领域发展，为生理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心理测量学、教育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心理咨询和临床心理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到来打开了大门。
.行为主义的极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以操作主义为方法论基础
由华生(John.B.watson)所开创，后为斯金纳(B.F.Skin-ner)所发展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基本上完全否定了对意识的研究，坚持只有能被观察到的、可予以客观记录和定量化的行为才符合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标准和原则。这在实质上就是把布里奇曼(p.w.Bridgman)在物理学中所倡导的操作主义观点作为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并以此指导心理学的研究。
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对构造主义心理学的一种反叛，在方法论上继承和发展了机能主义心理学重视心理机制和心理过程的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原则，彻底抛弃了对意识的内省式研究方法，提出了SR的研究模式，并最终成为一种“没有头脑的心理学”。由于行为主义在基本观点和方法论上的极端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偏见，使它无法对行为产生的心理和意识等有关人的内部过程作出完整的、客观的和全面的解释。但是，它所发展起来的一整套能精确控制、测定行为的研究技术和方法，还有它对环境、刺激条件以及行为反应变化的关系所作的客观描述与精确的测量，使心理学彻底脱离了仅仅只能依靠被试的自我报告这一缺乏客观依据的非科学状态，成为一门能为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能对人在各种条件下的行为规律进行测量、预测、控制的实用性科学。诚然，行为主义的环境决定论和机械论思想否定了心理学对人的意识和心理活动内部过程的研究，从而最终把自己推到了发展的死胡同里去，但是，它却为现代认知心理学和其他一些反对机械决定论的心理学，如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完形主义的整体方法——以现象学和场论为指导的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
作为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的另一个对立面，格式塔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走的是与行为主义完全不同的一条路。格式塔心理学在康德(i.Kant)哲学的影响下，强调人的知觉的完整性和组织性，反对去寻找心理和意识中的“元素”，认为应自由、公正地描述人的直接经验，而人的这种直接经验是按原来的结构被接受的。对于这种整体的经验，如果强加分析、化整为零时，其原有的整体性就会被破坏。因此，格式塔心理学坚持＞的观点。这在当时把心理现象分解成基本的组成单位的研究倾向中，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强调心理活动的整体性并对其规律（如知觉的组织原则）进行研究，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和贡献。受物理学场论的影响，采用拓扑学的研究方法在格式塔心理学中独树一帜的是勒温(K.Lewin)，他提出的行为函数：B=f(e,p)发展了对人的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推动了社会心理学中有关团体动力学研究的发展。
作为格式塔心理学的一种方法论工具，现象学的观点被认为可以用于对人的主观体验进行科学研究，并弥补那些只注重行为的实验数据的不足，它主张对经验采取自然的整体观点，从而获得了知觉研究的大量成果。但是，“现象学的方法是不容易掌握的，对于某一研究者运用这种方法是否取得成功或成功的程度也是很难判定的”(p)。
.计算机模拟与类比方法——以信息论作为主要方法论的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
现代认知心理学主要以信息加工的理论来解释人的心理过程。计算机科学为现代认知心理学探索心理活动的内部过程提供了必要的手段，它使过去无法“看到”的心理操作过程得以模拟和表达。认知心理学纠正了行为主义否认意识
和心理可以加以研究的错误倾向，用信息加工的观点对人的心理活动，主要是对心理过程的特点和规律，做出了更好的描述和前所未有的揭示，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用计算机和程序软件的操作和运行来模拟和解释人的心理过程，确实是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具有历史性变革意义的进步。但是，这仍然是以机械论的观点去研究人，把社会的人简化为机器的人。因此，现代认知心理学对心理过程的研究，仍然不能完整解释和真实反映人的实际心理活动规律。当然，要解决这一问题尚有许多困难。也许是目前的计算机技术水平尚未达到科学心理学所需要的程度，或许未来能制造出完全类似人类的机器人，心理学家也许就能从中破译出人类所有心理活动的秘密和规律。但是，现象学家休伯特指出：没有任何脱离肉体的机器能够赛过人类的意识，因为它缺乏每一个人所特有的那种与世界紧密结合的共同发展的特征，人工智能仍然是不能达到目的的(p)。
二、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现状与问题
纵观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与指导思想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演化。从研究的对象来看，从意识到行为，又回到了意识，似乎转了个大圈子。但是，通过这一循环过程，研究方法论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冯特的自我观察报告和现代认知心理学有关表象研究的心理操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所确定的研究对象并没有错，但局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没有适当的手段去研究人的内在心理过程，只能依赖被试的自我观察这种原始的方法，显然缺乏科学的依据，效果也不可能理想。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一个学派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给心理科学留下的一大笔财富，即它的研究方法、仪器、测量手段等，今天的心理学家还有不少人在使用着，行为主义的大量研究成果仍是当今教科书里广泛引用的内容。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在心理过程，而有关人格结构和人格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则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王国。从这个发展历史的进程中可以看到，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技术水平基础之上的。纵然有良好的愿望和确定的目标，如果缺少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仍然是“欲速则不达”。但即使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展研究的技术手段，若不能及时修正和调整心理学研究的目标、对象和范围，甚至在指导思想上“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的话，仍然会事与愿违。行为主义心理学就是前车之鉴。
时至今日，心理学的学派之争已基本结束。心理学对感觉研究基本上已经有了较一致的结论；有关知觉的研究正在向更深的层次发展；而记忆和思维的研究则侧重于对信息加工过程的探索；至于对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发展看来困难更多一些，正在寻找更有效的测量和评价方法；情绪心理学在几个不同的层面上进行着研究，从认知、生理、环境和社会等不同的角度以各自的特定方法和手段去解开人类情绪之谜。关于动机和意志的研究，似乎仍然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赫尔的驱动递减论、勒温的场论、麦克米兰的成就动机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和海德、凯利以及维纳的归因理论等主要流派所占领。但以马斯洛为首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则更加强调了对人性、人的价值与人的潜能的研究，并力争解决人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马斯洛特别强调了整体分析的重要性，提出了反复研究法(iteration tehnique)，即以整体观为前提，通过实验来理解各有关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他还特别重视对个体的研究，认为一般规律不能直接推论个体的特点，而由个体的研究却可以概括出一般的规律。一般规律只能帮助人们去理解个体，但解决个别的问题仍需要用个案法的整体分析手段。
由此可见，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就目前来说仍尚未达到一致的认识，适用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研究领域的各种方法论及其研究方法和技术共存于当今的心理学研究之中。即使在同一个研究领域中，由不同方法论所指导的各种研究方法也常常同时并存。首先应该说，这是正常的现象，也是心理学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在对待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问题上，就像对待任何科学一样，不应该也不可能用单一的研究模式去人为地强制性地统一所有的研究工作，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尤其需要如此。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实在是一种最复杂的现象，它有着许多不同的水平、层次、方面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现象，研究决不能简单地以某一种方法去处理。但也不应该用“随心所欲”的态度去对待。如何形成一种更加有效地运用到心理学研究中去的新方法论，是科学心理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科学心理学研究发展中新的方法论构建与整合
无论是否意识到，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总是在研究者一定的方法论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心理学的研究同样也不例外。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决定了的研究目的所需手段的选择。并非任何研究目的都可以找到研究的手段。当技术还不能提供必要的手段时，对原有的目的就必须考虑加以重新选择，寻找某些子目标以现阶段可实行的手段先予以解决，然后再对总的目标进行系统的、整体的、辩证的研究、分析和归纳。鉴于心理学的历史经验，心理学家们已经在探索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论。例如，朱智贤等人曾提出过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构想。在其有关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系中，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心理学研究的一般科学方法论；()心理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p-)。研究心理现象，首先要对人的心理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这就是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并不能替代具体的研究工作，但是任何具体的研究工作不可能摆脱一定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和制约。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过去的许多学派，虽然曾经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都由于他们在哲学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而在其后为新的理论和方法论所取代。特别是在当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手段时，就更有必要对人们原来习以为常的传统的指导思想进行周密的反思，修正原有理论的错误，弥补不足和空白，才能使研究工作不至于重犯类似行为主义的错误。同时，也能使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有了正确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还需要形成心理学的一般科学方法论。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科学发展的水平并受到研究工作可能具备和达到的条件的制约。在经历了科学研究的微观阶段——分析研究之后，科学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向宏观阶段——整合研究迈进的趋势。有关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的思想和理论，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贝塔朗菲的系统论、香农的信息论和维纳的控制论，即所谓的“老三论”。而在此之后又出现了所谓的“新三论”：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哈肯的协同理论和托姆的突变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为现代科学的一般方法论提供了有用的思想。虽然这些理论并非出自心理学，但对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同样具有深刻的意义和指导作用。而且，正是由于心理学派系林立、众说纷纭的状况，就更需要用像系统论那样的思想方法，来描述和解释人的心理这个本身就具有客观系统性的研究对象。正如哲学方法论不能代替科学的具体研究那样，这些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的思想和理论，并不能代替心理学的一般方法论指导。心理学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需要建构符合心理学科学发展的一套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
行为科学研究法篇5
【关键词】综合性；医事法学；原因；途径；思考
医事法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其主要是以医学以及法律问题为研究对象，而且包含的内容比较丰富，很好的将医学、法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内容结合在一起，通过渗漏与发展，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医事法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较多的法律以及伦理问题，建立综合性医事法学，可以更好的回应社会问题。医事法学属于边缘学科，这对其研究的方法以及资源有着较大影响，相关人员一定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制定出研究对象的解决方案，这样才能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
1.建立综合性医事法学的原因
综合性医事法学，可以将医学知识与法律知识有效的结合在一起，这对解决社会中存在的不和谐问题有着一定帮助。建立综合性医事法学，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这与这门学科自身特点有较大关系，由于医事法学本身具有综合性，所以，为了促进医事法学更好的发展，必须建立综合性体系。下面笔者对建立综合性医事法学的意义进行简单的介绍。
（1）综合性医事法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随着很多学者认识到了这门学科的独立性，但是并未对其进行论证，这对优化医事法学体系有着不利的影响。医事法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医学方面以及行政法律范畴，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现行的医事法律本身属于行政范畴，而大部分医事法学著作也包含在其理论体系以及研究范围内。医事法学的本质具有一定依附性，所以，其研究的范围需要扩大，不能只局限在行政卫生法律方面，医事法学的研究可以横跨多个学科，而且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具有多样性，研究的资源也需要不断的扩充。建立综合性医事法学，可以更好的实现学科研究的独立性。
（2）综合性医事法学可以突破传统法学学科的划分，可以有效的解决社会中多种医学、法律领域的问题。对传统法学学科的划分，主要是建立在法律这门学科的基础之上，属于一对一的划分方式。建立综合性医事法学，可以更好的处理法学研究的分工问题。现代社会中，各个学科的联系比较复杂，为了保证法律调整的合理性，必须对法学的内容进行扩充。在对法律问题进行研究时，往往不再局限于一个部门，在现代社会中，一个法律问题往往跨越多个法律部门，而且问题比较复杂，无法通过单独研究解决其存在的问题。建立综合性医事法学，可以扩大各个学科的研究范围，而且其涉及多个法律部门，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从多个方面，运用多种方法对复杂的法律问题进行处理。
（3）综合性医事法学可以保证学科的开放性以及包容性。综合性医事法学主要以法律部门为基础，在研究的过程中，虽然理论性比较强，但是也具有自我封闭的缺陷，在传统的医事法学中，学科之间的交流比较少，而且无法形成融合的研究模式。所以，为了使学科保持活力与创新精神，必须增加学科的开放性，并与其他学科之间加强交流。医事法学为了突破自我封闭的研究模式，必须增加包容性，由于研究的对象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所以，必须采用综合性研究方法对多个领域展开跨学科式的研究。
2.构建综合性医事法学的有效途径
2.1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是建立综合性医事法学的基石
形成公认的成熟的理论体系是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也是判断一个学科独立性与否的重要标准。我国医事法学从初创至今只有短短的二十多年，医事法的研究还停留在法律法规的解释和评介的水平上，对医事法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医事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还显得十分薄弱，理论和实务界对医事法的调整对象、地位、原则、体系等基本问题所持观点各异，更没有就医事法学的理论体系达成共识。理论体系是学科的基石，是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它为本学科的理论研究提供共识和框架，从而明确医事法研究的内容、方向和重点。
2.2采取多学科研究方法，实现学科之间的融合
医事法学是跨越医学与法学的综合性边缘学科，就学科属性而言，医事法学应属于法学学科，是法学在不断应答、解决法律化的医学问题过程中建立、充实并不断完善自身的学科体系。但医事法学所具有的浓厚的自然科学属性又使得其很难完全融入法学的学科范畴内，并与其他法学学科交融互动、彼此协调。当今，医事法学的尴尬在于其始终游离于“医学”与“法学”之间，不得其主，彼此不被认可与接纳。究其根源，乃在于医事法学还没有实现医学与法学之间的融合，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广泛认可的、统一的范式和理论体系。
2.3保持研究对象与内容的开放性是建立综合性医事法学的关键
强调医事法学学科独立性的目的并不在于划分法学研究的“势力范围”、人为设定学科壁垒。相反，综合性医事法学首先要求自身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是综合的、开放的，而非自我封闭。因此，医事法学应适应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交叉的必然趋势，不断吸取法哲学、法社会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经济法学、医学等学科的营养，逐步拓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保持研究对象与内容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以最终形成自身的理论和学科体系。
3.综合性医事法学的研究内容
国内学者将医事法学的研究对象简单的概括为“研究卫生法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学学科”，其研究内容包括卫生法基础理论、卫生法律制度、卫生纠纷与诉讼、卫生改革和医学发展中的法律问题等。
从理论研究视角而言，国内医事法学的研究内容涉及医疗领域的各种法律问题，但仍然显得十分松散而不够系统并没有就医事法学的研究内容和理论体系形成共识。将医事法隶属于某个法律部门已不合时宜，医事法学的使命和自我发展决定它应实现学科的独立性，并将医疗领域的法律问题纳入其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形成综合性的法学学科。医事法学研究内容包括医疗领域各种法律问题，从而具有很强的交叉性、开放性和包容性，其外延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和范围。
4.结语
建立综合性医事法学，是医事法学自身特性与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而且涉及医学与法律的问题越来越多，在研究的过程中，传统医事法学具有较强的局限性，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建立综合性医事法学，可以实现横跨多个领域的学科研究，其将医学知识与法律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全新的、综合性研究模式，这也可以更好的推进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有助于帮助医事立法局突破局限突破。建立综合性医事法学具有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其体现了医事法学的综合性，也体现了独立性的特点。
【参考文献】
[1]罗刚.关于改进医事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的思考[J].天府新论，2006（S2）.
行为科学研究法篇6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F063.6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7-000-01
引言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我们在进行民族经济学理论研究之前应该对其研究方法有系统的认知，并将这些研究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具有理论价值。学习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运用其做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在系统掌握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之后，要将其融会贯通于自己的理论研究之中。
一、科学理论思维方法
任何一门科学都具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效率，同时也体现着本学科理论研究的特质和侧重点。事实上，一门学科的研究过程是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要以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作指导。因此要将科学的理论思其贯通于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学科研究的全部过程中，以此来指导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不断发展。
在对一门新兴学科进行研究方法探讨时，在结合本学科的具体特点的同时，还应该将研究方法加以分类。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结构层次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即理论思维方法、基本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传统的民族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突出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观察与分析，由此而形成了传统民族学的研究特色。然而，传统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是基本排斥的。只有将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理论思维作为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才能使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加趋于科学、完善。这是民族经济学对传统民族学研究方法的补充和发展。
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由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严谨的思维方法。要想在理论思维中全面的把握事物及其事物的各个方面，就必须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要全面把握事物运动发展的整个历程，就必须遵循由简单到复杂以及从低级到高级的研究方法。将这两种方法辩证统一于理论研究中，才能达到科学理论思维的层次，从而也才能对民族经济学其他具体的研究方法具有指导意义。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指导方法，始终将这一研究方法贯穿到我们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全部研究过程中，才能保证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性，进而促进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不断地创新、发展。
二、田野调查方法
民族经济学是真正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紧密联系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的具体探讨。田野调查方法是在科学理论思维指导下的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任何理论均来自于实践，田野调查方法作为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要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进而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来进行理论研究。进行田野调查的目的是了解民族地区的实地情况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田野调查方法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田野调查方法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进行田野调查不仅能够增加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能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详尽的资料。
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对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也可以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论来指导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借鉴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来探讨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民族经济学的方法论不断得以丰富和创新，从而使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加系统化。
首先，明确主体。在做研究时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明确主体，明确主体就是明确研究者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的阶级都会根据其主体的需要通过其思想代表将本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意识概括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来表达本阶级的利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来概括其阶级利益和意识，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的。民族经济学也要明确以各民族有自主意识的劳动者为主体。其次，重视矛盾。矛盾是主体之间的联系，在研究矛盾时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是辩证思维的关键，同时，在做研究时要体现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再次，概念运动。概念运动是《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核心，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以概念运动为核心，通过概念的规定、展开、改造和完善、转化等概念的运动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也要注意概念的运动。概念体系的建立是民族经济学的形成的标志。概念是不断运动的，伴随着概念运动，概念体系也会随之不断进行演化。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学科不可能只是某一个学说的概念体系，而应该有若干个概念体系相互支撑和补充。研究就是要创新，就要在对既有和新的现象材料进行实证的基础上不断抽象，进而规定新概念，改造和完善旧概念，充实已有的概念体系，甚至创建新的体系。最后，构造体系。《资本论》的体系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非常严谨的，马克思将概念按照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在其论述体系中聚合了概念运动各个环节的研究成果，从而使《资本论》的逻辑思维更加严谨。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在进行理论研究时也要通过民族经济概念的运动来构造民族经济学的论述体系，使自己的研究有一个逻辑严谨、论述清晰的体系。
四、结语
我们在进行理论研究时，要在科学理论思维方法的指导下，加深对基本方法的理解，综合运用并借鉴民族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不断丰富、创新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并将这些研究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理论研究中，从而为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行为科学研究法篇7
一般认为，教育科学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它是在教育领域中进行的，由教育工作者对教育对象、教育实际问题进行研究以揭示其规律，并探索运用教育规律改造教育的途径、方法和措施的实践活动。
它既是一种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行为规律（行为方式），既是一种理论上的方法体系，又是具体实践的行为策略。教育科研方法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客观层面，即教育科研方法论；二是中观层面，即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三是具体的操作性方法。
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变迁
教育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才取得今天较为成熟的地位。在中外教育史上，不同教育思想与流派之间的争辩、包容、深化和拓展，在推动教育理论的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教育科研方法的逐步成熟与深化。从整个教育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两千年来教育研究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大的历史阶段：萌芽期，发展期，形成体系结构期，多元化时期。
（Ⅰ）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萌芽期：“经验――描述”研究阶段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萌芽期大致可追溯到教育学在古代社会产生至17世纪形成独立学科这一时期。随着教育实践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也随之诞生。这一时期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主要特点是“经验――描述”。在这一时期，教育研究主要依据是观察和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虽然有简单的逻辑推理，但总的说来，当时的教育研究方法是笼统的、直观的，带有明显的朴素性和自发性。这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古代时期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水平还很低，人们对方法的追求比较笼统和模糊。该时期教育研究方法的思想成就体现在中西古代教育观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逻辑学以及夸美纽斯的教育理论中。
（Ⅱ）教育科研方法的发展期：“哲学――思辨”研究阶段
17世纪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近代科学产生以后，教育研究进入了以分析为主的方法论时期。在这一时期，教育研究从经验的描述上升到理论的概括，教育学研究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心理学开始成为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教育心理化运动开始。该时期教育研究的思想成就突出体现在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之中。
在《教育学》中，赫尔巴特从实践哲学和心理学出发，导出其教育目的论和教育方法论。他继承了夸美纽斯以来的形而上学的传统，把定性研究方式确立在哲学思维层次上。赫尔巴特不仅给“经验――描述”研究阶段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且创造了“哲学――思辨”研究阶段的辉煌成就，更启迪了其后“科学――实证”研究的新时代。
（Ⅲ）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形成体系期：“科学――实证”研究阶段
19世纪下半叶在自然科学取得许多突破性进展的历史背景下，教育学爆发一场深刻的革命，一些教育学家倡导在一般科学方法的框架内进行教育研究。教育研究引入了实验方法，试图从思辨研究转向实证研究。这一转向导致原有研究范式的危机，教育科学应运而生。这一时期，新兴科学快速发展，学科内部分工日益精密和专门化，数学和数理逻辑得到广泛应用。正是应科学研究发展的要求，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Ⅳ）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时期：“规范――综合”阶段
20世纪的教育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局面。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社会危机，使人们开始怀疑曾经是无往而不胜的科学主义，重寻失落的人文精神。“价值多元化”的口号，成为当代众多教育理论流派得以共存的基础。与此同时，教育研究的深入发展，推动了教育研究方法从哲学方法论中分化出来，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以教育研究方法本身为研究对象，它意味着教育研究的深化。
涂尔干（emileDurkheim）的《教育与社会学》继承并强化了孔德的实证科学观。而1921年德国的克里兹施玛尔在《哲学教育学的终结》一书中，则宣判了哲学教育学的死刑。其后，以斯普朗格为代表的“精神科学教育学”，继承了施莱尔玛赫以来的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传统，在教育学领域反对将人片面化、畴形化和工个化，呼吁教育要造就出具有完整精神和充满创造力的人。此后，解释学、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等都对所谓“科学化”思潮进行过责难和批判。
纵观教育研究的历史发展，既是传统研究范式在自然科学方法的冲击下逐渐解体的过程，又是人本主义研究范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深化的过程，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
二、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随着近20年来教育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这些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层面：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多元化
1.每一种哲学理论将对教育研究方法的产生深远的影响
哲学与教育学科的关系源远流长，处于前期学科的教育思想是古代哲学家对于教育问题所作的思考；成为独学科的教育则力图摆脱被哲学直接包含的“母子式”关系，寻求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和有别于哲学式思辨的研究方法；当代哲学与教育学科一方面处在科学大厦中的不同层次，另一方面各自内部都发生分化，相互之间有着多种不同方式的交叉。
2.横断科学理论
横断科学主要指系统科学与数学，它诞生于20世纪数学有重大突破、七十年代系统科学形成之际，是当代科学发展中新生成的一个学科群，已构成了人类认识的一个新层面。被称为系统学科的科学，迄今为止主要有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及广义进化论，它们都以世界存在事物的基本结构形式“系统”为共同的研究对象，从不同的侧面揭示系统的构成、结构，揭示演化、系统的内容关系，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等。恰恰是在整个学科群意义上它才被称为横断科学，因为其研究对象是事物存在的结构形式而非实质内容。系统科学提供拓展和重构当代教育研究问题领域与对象观的新视角，提供从整体上研究教育内部结构的新思维原则，提供分析教育与环境关系的“结构与功能”新思维模式。
3.教育理论
任何教育研究，往往都是从一种概念框架开始的，这种框架在如今常被称为范式，是一组观念、价值和规则，它支配着探究的行为、解释资料的方法以及看待问题的方式。研究者不同的教育观念，会极大地影响其教育研究的倾向性。教育理论是教师从事教育研究最为重要的和直接的理论基础。
（二）教育研究方法的中观层面：注重生态化、现场化与跨文化研究
近20年来，教育科学研究出现了生态化倾向。所谓生态化倾向，就是强调在真实的自然与社会的生态环境中研究教育规律，提高教育的外部效度，提高教育科学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
教育科学研究的生态化倾向直接导源于实验室实验的局限性。实验室实验能够按照严格的设计程序，操纵自变量，对教育科学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教育本身是一个多因素组成的复杂的完整的系统，运用实验室实验，操纵有限的变量，必将把一些有意义的变量给控制掉了，外部效度明显降低。所以教育科学研究必须要走出实验室，到现实的生活中进行研究。
教育科学研究的现场化是指在教育的现实环境中研究教育与人发展的规律。随着生态化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只有冲出实验室围墙，到现实的生动的教育现场冲去进行研究，才能使教育研究内外部效度达到统一，于是在具体研究中就愈加重视现场研究。
所谓跨文化研究是将同一课题应用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在此基础上，探讨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共同规律，或从不同的社会生活条件对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影响的一种方法。
（三）教育研究具体方法方面：注重研究的综合化、现代化和数量化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综合化趋势主要是指强调采用多种方法和从多学科角度去探讨教育现象及其规律。
教育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很多，并且每种方法各有其利弊，单纯使用某一种方法，容易失去重要的有价值的信息，其研究结果难以全面可信。
教育研究方法现代化主要是指研究技术设备和手段的现代化。目前教育科学研究已大量采用录音、录像、照相等手段。这些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可以帮助我们准确记录收集的资料，并且可以反复的观看和分析，所得资料客观，分析资料准确。还有一些现代化设备，诸如单向玻璃的儿童观察室和多台固定的摄像机的综合运用，能够准确而迅速地记录儿童的复杂行为，使研究更为客观真实。
行为科学研究法篇8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福建
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和其他重要的自然科学成果，做出了正确的概括与总结，阐述了自然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界的最一般规律与方法，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从而开创了自然辩证法这门学科。20世纪初，列宁把哲学与科学的结合导向一个新的时代，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目前，它作为哲学的二级学科，对科学技术本身以及我国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哲学层面的思考和探索，深深地刻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自然辩证法发展的整体特征，但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因此，对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概况
中国自然辩证法的传播与发展是从翻译出版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开始的。1925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出版后，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逐步流传开来，1932年，该书的中译本正式出版。同时，与自然辩证法密切相关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苏联哲学界其他一些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著作也先后翻译出版，这些著作成为了中国自然辩证法发展的理论基础，中国学者对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热情也持续高涨，一批学术文章得到发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延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对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是同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联系在一起的，成立了新哲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等组织，以举行座谈会等形式系统学习自然辩证法的经典理论和著作。1944年，于光远讲授的自然发展史，成为延安大学师生都听的大课内容之一，这是我国大学开设自然发展史――自然辩证法课程的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提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不久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这对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在物质观方面揭示了自然物质世界的无限可分性，物质世界是一个不断运动、发展和进化的新陈代谢过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物质观内容。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观点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向自然开战”、“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等观点。这些观点虽有些偏颇，但其合理性和富有价值的一面也是不容忽视的。
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人民大学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以后，其他一些高校先后成立了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组），为哲学系本科学生、理工科研究生和教师开设了不同类型的自然辩证法课程。1956年，制定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十二年远景规划，规划正式将“自然辩证法”确立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并且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8年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开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班，学员们集体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总论性的著作《自然辩证法提纲》。进入“”时期，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不免受到影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使我国历史进入了新的篇章，也使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进入了全新阶段。1978年1月，经邓小平等领导同意，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开始进入了更大规模的专业研究和普及阶段，全国各省、地、市也陆续成立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特别是经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建议，“自然辩证法”被指定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硕士研究生必修的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本科生的选修课，使得师资队伍、专业队伍都迅速扩大。目前，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已经拥有27个博士点和70个硕士点。在哲学门类中，“自然辩证法”是最受高校研究生欢迎的政治理论课之一。全国现有3000多名自然辩证法专业教师从事教学工作，有几十万名硕士研究生、数万名博士研究生学习自然辩证法课程。
在中国这块热土上成长起来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经历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伟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一个“走出书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形成了全线出击、左右开弓的局面。在基础理论方面，对天体演化、地球运动，物质层次结构、生命活动的本质等自然科学前沿的哲学问题以及数学、系统科学、生态学的哲学问题等展开了深入探讨。对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史和科学技术社会史进行了全面总结，系统地研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同时，对20世纪兴起的西方科学哲学、西方科学技术社会学、西方未来学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批判和吸收。以这些工作为基础，从科学技术的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个方面，对当代科学技术革命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也为全民族思维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根据社会的现实需要，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发挥了知识结构全面、综合能力强的优势，在能源、材料、信息、空间、海洋、生物等技术的开发和城市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地质、农业、卫生、环境保护、国防建设以及技术引进与创新、经营管理、地区发展战略乃至全局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等领域内，大力进行横向开拓，并在决策活动中显示了独特的力量，使自然辩证法成为开放性很强的学科体系。许多成果不仅在国内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为国际学术界瞩目。
2当前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研究热点
21世纪将是各领域全面发展的时期，自然辩证法也必将在新的世纪有一个大的发展。自然辩证法不仅要继续发展以往的学科领域，使它们在更加宽松的学术氛围下得以进步，而且还要开拓新的领域，以应对日新月异发展的世界不断提出的挑战。
2.1自然哲学
通过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当代科学家的自然观、系统自然观、非线性自然观、混沌自然观、分形自然观、量的层次自然观、生成自然观和生态自然观等来探索当代新自然观；通过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可持续发展、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后人类中心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建构自然哲学；通过研究自然及其发展中的哲学问题，如关于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的论断、关于由“夸克”引起的“物质无限可分”问题、关于由“大爆炸宇宙学”引起的“宇宙起源”问题等问题的争论，寻找自然哲学新的生长点。
2.2科学哲学
在对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批判反省和重新评价的基础上，研究科学解释和测量问题，研究哲学语用学、自然主义和现代经验主义、后现代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等领域中的问题；研究科学技术的价值负载、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科学统一性、科学主义的本质、信息哲学、意识的本性；研究科学实在论、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语言哲学以及心理学哲学等问题；继续开展对科学家的科学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前沿中的哲学问题以及非线性科学中的哲学等问题的研究，应用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对科技的社会应用以及科学发展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从中体现出科学哲学的时代意义和价值。
2.3技术哲学
随着经济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技术哲学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问题旨趣、理论建构等都更加关注，学术界曾围绕技术哲学的研究起点是技术的本质还是技术与自然的关系、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等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有些学者提出“哲学研究的技术转向”、“技术哲学研究的认识论转向”、“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还有的学者提出“技术哲学正处于十字路口”，它选择的方向将决定它是走向繁荣昌盛还是被边缘化。通过研究诸如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技术恐惧主义哲学”、技术社会学、技术现实派学者思想的同时，围绕技术成果转化、技术的本质、网络技术与伦理、高新技术伦理、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智能诊断技术以及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案例分析等问题，丰富发展技术哲学。
2.4科学技术与社会（StS）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tS）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主题是科技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科学技术对当代社会的重大作用及科技、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等问题。随着21世纪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而StS的研究将向纵深发展，通过研究“科教兴国”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关系、人类基因组研究的价值和社会伦理、技术创新、知识经济、知识创新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科技共同体创造力评估、诺贝尔奖及其社会运行、科技进步与劳动力资源开发、科技园建设、国外研究开发体系与创新系统建设、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科技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数字城市化建设、休闲和休闲文化及其产业建设、三峡工程建设与社会等涉及到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丰富和发展了自然辩证法。
2.5科学技术方法论
20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各门新兴学科的不断崛起，出现了许多新的科学方法，如控制方法、信息方法、系统方法、非线性研究方法、复杂性研究方法等，这些都促进了方法论研究的发展，并使得方法论研究出现了许多不同层次的新的突破，一些不同于传统科学的方法论特征也在逐步形成，如通过研究创造力人格修养以及创造技法的培养等，探讨创造力开发的机制，建构创造力开发体系。科学方法论愈来愈显示出其在科学认识中确立新方向、探索新的生长点以及揭示科学思维的基本原理与形式的作用。
2.6科学思想史
科学思想史研究历来为自然辩证法学科所重视，为了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的需要，并同国际接轨，需要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相结合、内部思想史与外部社会史研究相结合、专题思想史研究与综合思想史研究相结合、科学思想史研究与技术思想史研究相结合、科学家的科学思想研究与哲学家反思科学的思想研究相结合、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与西方科学思想史研究相结合进行研究，切实将科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东西相融合，做到科学与哲学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实证研究与哲学分析的统一。
3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现状
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发展迅速，特别是在福建省科协的关怀和领导下，在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推动下，在广大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取得了许多优异成绩，主要表现在学科队伍不断壮大、科技成果斐然、教学方式灵活以及对地方科技经济社会服务等方面。
3.1学科队伍不断壮大
1979年对于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这一年，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厦门大学招收了第一批自然辩证法专业硕士研究生。1981年厦门大学获得全国第一批自然辩证法专业硕士授予权。进入新世纪后，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队伍进一步扩大，2000年厦门大学获得科技哲学博士授予权，福州大学获得科技哲学硕士授予权，2005年厦门大学软科学研究中心、福州大学软科学研究所、福建农林大学软科学研究中心被授为福建省软科学研究基地。此外，随着其他各高校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课程的逐步完善，围绕着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与科研，在我省组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学科队伍，并且队伍规模日益壮大。目前已有近千人从事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和研究，主要分布在高等院校、中等专科院校、普通重点中学、医疗卫生单位、科研院所和新闻、科协等单位，其年龄结构合理，学历层次高，为推动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3.2科学研究成绩斐然
随着学科队伍的不断壮大，一大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纷纷涌现。福建省自然辩证法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们一贯注重开展学术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研究分析经济、社会、科技、教育、环境等重要问题，特别是关于“山海辩证法”、“工程辩证法”、“农业辩证法”、“医药辩证法”、“海洋辩证法”、“交通辩证法”、“可持续发展”以及“科技创新”、“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道德”等专题研究，为福建省“三个文明”建设做出显著贡献。先后承担并完成了“新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研究”、“中国科学思想比较研究”、“规范论研究”、“当代西方技术社会的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研究”、“海峡两岸科技资源比较与互补性研究”、“台湾海峡两岸协同发展高技术的前景研究”等近百项国家以及省部级课题。先后出版了《生物全息论》、《科学逻辑学》、《科学创造的横向研究》、《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闽台协同发展高科技产业探索》、《海峡两岸科技资源研究》、《朱熹自然哲学思想论稿》、《科技史与当代科技》、《新兴科学大观》、《台湾科技经济发展概论》、《中国科技思想研究文库》、《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史论》、《中国科学百年风云》、《原始性创新理论与实证研究》、《社会的价值批判与建构》等100多部优秀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哲学动态》、《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科学学研究》等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数百篇学术论文。《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启蒙、现代性与现代风险社会》、《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概论》等获得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福建省自然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各级奖项100多项。通过开展学术理论研究，不断完善和加强了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建设，在自然辩证法原理、自然辩证法发展史、科技思想史、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科学学、人才学以及为地方科技经济社会服务等领域均有创新，成绩斐然。
3.3教学方式灵活多样
自然辩证法作为理、工、农、医硕士生的学位课，是一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更是一门多视角、多层次的高度综合的学科，如何使不同专业的研究生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是这门课程的重要教学重点。由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首创的福建省理工农医硕士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论文演讲比赛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学创新模式，是对本门课程先进教学方式的积极探索，对提高自然辩证法教学理论和研究水平，加强各专业研究生之间的学习与交流，培养现代化高素质的综合人才起到了推动作用。演讲赛自1984年创办以来，坚持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已有十二届。每届赛事期间，省内各主要高校通过层层预赛选拔，组成代表队，研究生不仅要写论文，还要在规定时间内以演讲的形式表达论文的主要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提高了学生的理论水平，也强化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促进了各高校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此外，我省先后出版了多部《自然辩证法》教材，大大提高了理、工、农、医硕士生自然辩证法教学水平。2006年厦门大学“自然辩证法”获得首批福建省优质硕士学位课程，新颖的内容、生动的形式，使枯燥的课堂教学变得灵活起来，对整个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3.4社会服务能力渐强
立足福建，跟踪当代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发挥学科优势，整合资源，为服务福建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为“海西”建设建言献策，始终是福建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多年来，在福建省科技厅、福建省科协的支持下，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时刻关注着本省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一直致力于将自然辩证法理论研究与福建科技经济社会的实际相结合，为福建科技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早期老一辈专家周济教授、雷德森教授等参与福建省科技规划的研究与制定，得到了省领导的充分肯定。近年来，一些研究课题的不断完成已成为福建省科学决策的依据。如福州大学软科学研究所承担和完成的多项软科学研究项目，紧紧围绕福建人力资源开发、福建科学发展报告、福建高新技术与产业政策等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有的已成为省委、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决策的重要参考和依据。福建行政学院徐刚教授关于政府环境执政能力的研究成果数次被新华社编辑为动态清样，为中央领导同志提供参考。厦门大学官鸣教授、陈喜乐教授出版的《海峡两岸科技资源研究》、《闽台科技交流与合作》等专著，对海峡两岸的科技发展及两岸科技合作交流、两岸科技资源比较及优化配置的政策研究提供了科学基础。此外，有关专家还完成了《福建省科研开发新体系的战略研究》、《整合科技资源推进福建自主创新》、《福建省科技计划评估指标体系及计算机管理模式研究》、《技术进步与福建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当前福建企业发展中若干问题》等多个课题的调研报告，大大提高了我省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把理论与地方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的能力。
4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近些年来发展迅速，成绩斐然，但随着形势与任务的变化，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4.1社会环境的变化带来新的任务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不仅本身尚未见底，而且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正进一步加深。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将面临着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挑战，面临着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同时也要看到，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科学技术的作用更加凸显，自然辩证法的学科优势也更加突出。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对“海西”建设高度重视，省委对加快“海西”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这不仅是全省各级党委政府面临的新形势和重大任务，也是我省自然辩证法研究面临的新形势和重大任务。在这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福建自然辩证法工作者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充分发挥自然辩证法学科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在为“海西”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促进决策科学化和咨询服务等方面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4.2教学内容发生了变化
自从1978年自然辩证法被确定为我国理工农医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以来，其教学内容一直为三大部分，即自然观、科学技术观和方法论。目前，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内容也大致继承了这些内容。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研究视角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使得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内容不断更新。在自然观方面增加了人工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科技观方面增加了技术创新、企业、人才管理、科技与市场经济、科技发展政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科技发展的内部机制、高科技与社会、地理环境对科技的影响、可持续发展战略、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科学精神等；在方法论方面增加了技术方法、系统方法、复杂方法、方法的历史演化等。这些内容的增加势必要更新教学内容，增加教学的难度。因此，如何完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质量是对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的又一挑战。
4.3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比例失调
从福建省近些年发表的关于自然辩证法的专著和论文来看，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或热点问题的应用研究较多，而关注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和学科基础问题的较少。目前，只有较小一部分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的学者对其基本理论和学科基础问题有所关注，大批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把热情投入到了自然辩证法的应用研究，无暇顾及自然辩证法的基础理论，从而使得自然辩证法基础理论研究较为匮乏，使得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比例失调。对社会科技热点的研究固然重要，但这是建立在基础理论研究之上的，没有坚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势必要影响应用研究。如何平衡自然辩证法学科领域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比例，使基础理论研究更好地为应用研究服务，成为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的重要挑战。
4.4经费不足，资源共享不够，内外交流与合作较弱
研究经费不足是各类理论研究学科的普遍现象，自然辩证法研究因专业性强，面向市场筹措资金较难，长期处于经费严重不足的状况，这势必影响研究工作的开展。如一些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无法开展，科研人员无法参加必要的学术交流，图书资料购置受限，资源共享不够，等等。加上自然辩证法专业人才成长相对缓慢，使学科本已存在的人才结构断层现象更加严重，严重制约了全省自然辩证法学科水平的提高。
5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对策
自然辩证法是一个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领域，要想发展和繁荣福建省的自然辩证法学科，不仅需要在外部环境上加大科研投入、建立健全科研管理体制等，还要努力调动自然辩证法教学与研究者的积极性，认真实行“项目带动、品牌带动、创新带动、服务带动”的工作方针，为我国自然辩证法发展服务，也为建设创新型福建和“海西”建设服务。总体来看，我省自然辩证法学科进一步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5.1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服务“海西”建设，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总结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结晶，是我们正确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行动指南。要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大力倡导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教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社会活动和政府行为，用科学发展观统帅各项事业，指导各项工作，积极防范发展中的各种风险。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不仅要在理论层面上为科学发展观提供深刻、系统的论证，而且要紧密结合福建省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为福建省如何实现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献计献策。一要积极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认真研究科技发展的社会效应及其“两重性”，研究科技风险与“风险”投资，为探索福建如何在这场危机中转“危”为“机”提供具体的论证和对策。二要主动服务“海西”建设，针对“海西”建设中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组织专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积极为“海西”建设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三要切实对福建在深化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科技发展运行轨迹做出科学的、系统的理论描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预测，主动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相关依据，从而为福建省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为福建省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节约型社会、建立循环经济运行模式等提供有福建特色的研究成果，发挥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推动福建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5.2加强队伍建设，发挥学科优势
人才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是保证学科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要想进一步提升我省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建设水平，当务之急就是要打造一支高素质的自然辩证法人才队伍。一要在现有的高校、科研机构、科学技术哲学的博士点、硕士点中加强培养自然辩证法专门人才；二要加强对现有自然辩证法教学和研究人员的培训，会同相关教育部门，有组织、有步骤地对我省自然辩证法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进行系统培养；三要贯彻产、学、研结合方针，加强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结合，鼓励和吸收更多的实际工作者参加到自然辩证法研究事业中来，争取更多优秀人才致力于福建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四要整合我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内的多方力量，发挥本学科的综合优势，瞄准“海西”建设和我省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联合科学攻关，在不断提高理论研究水平的同时，增强服务社会的能力。积极争取承担党和政府关于产业和企业的研究项目，在科学决策和咨询服务等方面坚持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发展优势。
5.3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拓展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密切，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扩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领域势必随之拓宽。因此要紧跟当代科技发展的步伐，在学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下功夫，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一要明确研究方向。我省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如能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基础，并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确定一个或两个研究方向或领域作为自己长期而稳定的研究目标，那势必有助于集中精力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这样有利于取得较大的突破，也有利于实现我省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稳步发展，创出特色，创出品牌。此外，对于我省的各个自然辩证法硕士点和博士点来说，要能够突出成果，明确和保持自己的学科特色和研究方向，并通过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努力，使学术研究有所作为，从而带动全省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发展。二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对于一个学科来说，基础理论研究无疑是其安身立命之根本，福建省自然辩证法要在基础理论研究上花大力气，拓展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从而推动学科良性发展。三要继续努力做好“研究生论文演讲比赛”的品牌工作，在提高质量、扩大影响、注重成效等方面下功夫，通过开展品牌活动，在扩大社会影响力，提高知名度的同时，提高自然辩证法学科水平。5.4加强交流与合作，搭建平台，整合资源
学术交流与合作是提升学科发展的有利平台，福建省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我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对台交流的条件十分有利，要充分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加强与台湾学者的学术交流与创新。一直以来，福建省各高校的许多学科与台湾地区的学术界都有着长期、良好的学术交流传统，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多方交流，做到优势互补，在学科发展的同时，促进海峡两岸科技经济社会的共同进步。
大力加强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建设，努力搭建好三个平台，更好地为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和广大科技人员服务。一是搭建好为经济社会服务的平台，鼓励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建设献计献策，疏通渠道，以多种方式为科技工作者献计献策创造条件。二是搭建好学会作为学术交流平台。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办好学会刊物，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来繁荣与发展自然辩证法。三是搭建好为会员服务的平台。坚持以会员为本的理念，积极探索在新形势下为会员服务的手段和方式。为会员提供信息及培训，提供相互联系和沟通的渠道，反映会员的呼声，维护会员的权益，努力提高服务水平，并积极发展和团结更多会员，把研究会办成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之家，以便更好地为国家服务，为广大会员服务，为发展自然辩证法事业服务。
课题组成员：
1、符卫国，福建省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
2、陈喜乐，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
3、许斗斗，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
行为科学研究法篇9
关键词：管理科学研究方法；历史发展；实证研究；视觉；参照系；分析工具
1 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科学研究方法在对管理的研究中十分重要。首先，科学方法具有客观性，是以事实为研究依据的，这使得我们的研究真实可靠；其次，科学方法具有实证性，依靠可以由实践检验的信息，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可得出一样的结论；再次，科学方法具有规范性，研究的程序和步骤都是有序、清晰和结构化的。最后，科学方法还具有概括性，因为科学方法研究的结果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所以，在我们日常的管理活动中除使用思辨的研究方法外，还应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使我们的研究更加系统、严谨更具有说服力。
2 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回顾
管理科学的发展按照时间的划分可归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泰勒、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核心内容就是科学管理思想，以及管理过程和职能分析、组织理论等；第二阶段就是20世纪的30到50年代以梅奥为代表的行为关系学说，后来发展到行为科学理论；随后，20世纪60年代管理科学进入现代管理科学阶段，也就是被孔茨所描述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这其中包括了决策理论、系统理论、管理科学及权变理论等。
管理科学发展的过程反映了管理科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古典管理侧重于对物、财及管理组织过程的管理，研究方法是以工业工程研究方法及经济学方法为研究基础的；人际关系学说行为科学则是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而现代管理阶段则移植了数学、计算机技术学、统计学等诸多科学的方法论，形成了“管理丛林理论”，而在丛林理论中的各个学派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科学的方法。
综上所述，管理科学研究发展的特征就是管理理论的发展是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紧密相联。可以说是这些因素决定着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变化。现代的管理科学是在实践中进步，在实践中发展，并阐释实践，引导实践的。
3 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
谈到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管理科学与其他科学的差异与联系，这就需要我们为管理科学进行学科定位，通过课程学习我们了解到管理科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所研究的是社会现象，但又同社会科学研究有所差异，其核心差异就是对人的研究方面。社会科学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和功效，而不涉及人类活动本身的意义。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有组织的活动及其形成的系统。它是对管理活动规律的提炼和概括，是关于对有组织活动的管理的系统化、专门化的理论知识体系。
管理科学是在对多种不同性质学科的理论兼容并蓄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不同学科理论及方法系统集成的结果。一般地说，管理科学的成长要综合运用数学、系统科学、经济学、心理学。这四个学科构成管理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近年来，迅猛发展的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组织结构的变革、管理手段的创新以及经营方法的革命。管理科学的未来发展仍要依赖多个不同学科的交叉综合运用，依靠相关学科的支撑。
由于管理科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其研究必须紧紧围绕实际存在的一般性的管理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由现象而本质，由具体而一般，抽象出科学问题并形成研究目标。凭空想象、闭门造车式的研究毫无科学价值。同时，在管理科学研究中还应注意规范研究方法，多运用实证的、实验的、定量的研究方法，而少使用科学性不强的思辨的、归纳的、定性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有利于提高研究的价值。
4 《理解现代经济学》对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钱颖一教授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中试图说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解释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工具性作用，并通过介绍现代经济学近年来的一些新发展来澄清常见的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误解。该文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人手，引入了被当今社会认可为主流的并代表一种研究经济行为的方法框架——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这三方面的理论就是分析框架的基本理论。首先是由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基于经济学家的三项基本假设即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和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其次是运用多个理论作为“参照系”，使之能够成为人们能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利用各种图像及数学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帮助分析繁杂的经济行为。
而在管理学中也能找到这样的分析框架，首先是管理科学的“视角”，管理学的视角应该就是观察、理解或研究管理学理论问题的角度，钱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通过经济学家的基本假设，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管理学不是没有视角，但是，迄今为止，管理学确实还没有象经济学这样的一种普遍为人接受的视角，所以当今的管理学还没有严密的理论体系。
接下来是“参照系”，管理学的参照系更多地体现了经济、社会、心理和工程学等相关学科在管理中应用之成果，故必须研究各准则之间的权衡问题。根据西蒙的观点，科学可以分为两类：实用科学与理论科学。实用科学采用的是“如果一则一”的科学命题；而理论科学采用的是纯描述性的与验证条件等价的伦理命题。科学命题关注能得到验证的事实而理论命题强调偏好的表述。管理欲成为一门科学，显然应加强实证研究的建设。形成以问题为导向，也即由假设检验、建模分析、实验模拟、对策建议等构成的体现科学命题的管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西蒙提出了以“有限理性”和“满意的准则”这两个基本命题为前提的“管理人”决策模式。他指出，在实际中不存在“完全的理性”，因而“最佳的准则”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人们只能追求“有限度的合理性”，遵循“满意的准则”行事。西蒙还强调“刺激一反应”的行为模式和与此相关的决策程序化的重要意义。在运用经验加以慎重处理并使之合乎目的的条件下这种“刺激—反应”的行为模式能够显示出一定的合理性。钱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他在美国时的教授问过他受过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受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区别是什么?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就谈到了。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他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具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同样，受过管理学系统教育的人头脑中也应当有几个参照系，比如，在分析组织结构时我们就应当以韦伯的官僚行政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管理的职能时就应当拿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决策问题时，就应当想到西蒙。只有这样，分析管理问题时才会有一致性。
最后我们来看“分析工具”。在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文章中谈到的是经济学中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像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并被经济学家证明是极其有用的。同样，管理学也有许多研究工具，对于管理学来说管理学研究的是经济组织的管理如何使组织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大的效益，研究管理人价值的体现问题，这就需要对经济学的很多理论作为管理学的研究工具，因此，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本身就是管理学的研究工具。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许多决策支持系统，也都是研究和分析管理问题的有用工具。数学和统计学甚至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在研究管理学时确实有用，管理学前辈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比如市场附加值与经济附加值、平衡记分卡、swot分析法等等，它们也是研究管理学的有力工具。
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借助数学模型分析会使推理更加严密精确，理论研究中运用数学可以减少争论，而实证研究中运用具有一般性系统性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可。在管理中数学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泰勒管理学派的管理科学学派就认为所谓管理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程序，求解出最优的方案以实现企业的目标。管理者通过数学模型的应用使得本来难以辨别优劣的备选方案变得明晰“直观”了，诸方案因被量化而变得可比了。管理科学的研究恰恰需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是认识的起点，定量是认识的深化。数学无疑会为管理科学的定量分析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作为一种抽象的工具，数学模型有助于人们对一个复杂过程的理解，可以帮助管理者合理的决策。但它毕竟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的简化与抽象，任何一种抽象都不得不舍弃对象本身的丰富性。在建立数学模型时，必须提出某些前提性假设，他们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模型的运用就是对某些假设的检验。检验的正面结果表明这些假设有道理；检验的负面结果却表明必须加以修改。有这种感性认识的逐步积累，我们就可以取得理性认识获得一定的科学知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管理学要成长为一门科学离不开数学这一有益的工具，在对待管理学与数学的关系时，我们必须明白，数学仅仅是管理学不断完善自身的工具。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单凭数学是不够的，作为一门研究人们的管理行为的学科，它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人，它需要那些关于人的学科的支持。
行为科学研究法篇10
关键词：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教育学研究方法
现代科学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迫切需要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现代高等教育也不例外。近年来，学界对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逐渐增多，但对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内涵、基础、原则等基本问题仍然认识模糊。对于什么是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在相关的两本代表性著作——伯顿•克拉克教授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与潘懋元教授主编的《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均找不到相应的定义。伯顿•克拉克教授和潘懋元教授分别组织专家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系统科学、文化学等角度对高等教育的不同侧面展开分散研究，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成书，所得成果是一个多质性的结论，尚未对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对方法论认识的含混不清阻碍了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进程，妨碍了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科学结论的获得。推动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快速发展，厘清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内涵、原则等基本问题必要且迫切。
一、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内涵
伯顿•克拉克认为，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一切，在探索高等教育复杂现实的过程中，求助于若干关系相近的学科和它们所提出与运用的一些观点有很大好处。潘懋元教授也认为，从某一门学科的观点考察高等教育，只能看到高等教育的一个侧面，只有把多门学科观点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比较分析，才能获得比较全面的认识。然而，开展多学科研究，首先必须弄清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概念和内涵。正如韦伯所言：“对概念的入门性讨论尽管难免会显得抽象，并因而给人以远离现实之感，但却几乎是不能省略的。”
就本质而言，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是指高等教育研究者或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运用高等教育学之外的学科理论和方法对高等教育问题与现象、改革与发展、完善与趋势的研究。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包括以下3方面的内涵：
（一）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是对高等教育的研究
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是高等教育而不是其他学科或领域，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仅是研究高等教育的方法凭借。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高等教育，目的是为了从新的视角、维度来考察、分析和认识高等教育，认清问题和现象的来龙去脉，逼近高等教育的本质，从而更好地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弊端和困惑。
（二）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是相对于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其他学科方法的研究
高等教育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承袭并光大了教育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形成了凸显高等教育特色的调查、实验、访问、演绎等方法。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不再是运用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开展的研究，而是运用与其不同的别的学科方法进行的研究。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深深地打上了异己学科的方法论烙印，与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
（三）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是对高等教育同一问题运用两门以上学科方法进行的研究
中国古语曰：一人为单，二人为从，三人为众。按照汉语习惯，两个以上才能称“多”。既然是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那么涉及的学科至少应在两门以上。如果仅仅运用一门异己学科的理论分析高等教育问题，方法上只能叫做单一学科视域的观照研究，不能叫做多学科研究；如果运用两门异己学科理论分析同一高等教育问题，方法上只能叫做不同学科视域的比较研究，也不能叫做多学科研究；如果运用两门异己学科理论分析不同的高等教育问题，方法上只能叫做不同学科视域的高等教育观点展示，更不能叫做多学科研究。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应是针对高等教育的同一问题，运用3门及以上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的专门研究。
二、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基础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以及高等教育内部在职人员和在读学生队伍的日益壮大，高等教育外部熟知和关注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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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的公众也日益增多。然而，无论内部学者还是外部人士，并非每个人都能开展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从事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研究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研究基础：既要懂得高等教育，又要通晓所运用的学科。
（一）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基础
高等教育学以“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为逻辑起点，是关于高等教育目的、原则、规律、途径、专业、课程、教学、科研、教师、学生等方面的系统化学问，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开展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研究者必须具备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基础。只有掌握了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知识，研究者才能明晰高等教育专业和专业教育的内涵、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的选择，才能把握大学生的特点和教师的作用、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才能认清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等。否则，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就会在高等教育“教与学”的基本论述上飘忽不定，犯下低级可笑的错误，影响正确研究结论的推导。
（二）高等教育哲学的理论基础
哲学是对“是什么”、“为什么”和“怎样做”等基本问题的系统思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体系。高等教育哲学是关于高等教育本质、渊源和发展的学识与理论，是对高等教育本真和走向的追问与剖析。研究者开展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应懂得高等教育，具有较为深厚的高等教育哲学修养，能够对高等教育的基本问题作深入思考。哲学使人智慧而深邃，对高等教育哲学的把握程度决定着研究者的思考方向，影响着研究者的研究前景。然而，与国外相比，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起步较晚，仅有百余年历史，高等教育哲学的观念还未深入人心，学习和研究高等教育哲学的学者和管理者还较少，具备良好高等教育哲学理论基础的学者和管理者更少。以大学校长为例，我国高校领导的学科背景相对单一，且多为理工科。根据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席酉民教授等年对我国高校校长的调查统计显示，我国大学校长中理工科出身的高达%。由于大多缺乏人文社科教育，没有进行过专门的高等教育理论学习，我国高校领导普遍存在着高等教育哲学素养不足的缺憾，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治理大学的思维、眼光和行为。从事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研究者亦是如此，只有主动加强高等教育哲学修养，才能弥补这一学识缺憾。
（三）高等教育学之外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基础
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是运用高等教育学之外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的研究，所以，研究者在懂得高等教育的基础上，还必须要全面而深刻地了解和把握研究工具——高等教育学之外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这种“全面而深刻地了解和把握”不仅仅指学习和了解一种理论及方法的内容与应用，而且包括学习和了解这一理论及方法产生的背景与渊源、跟其他理论及方法的区别与联系、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地位与作用、自身的优势与存在的局限等。只有“全面而深刻地了解和把握”研究工具，研究者才能准确运用这一工具，既不夸大其辞，艰涩隐晦，也不贬低其功，蜻蜓点水，而做到收发有度，恰到好处。不同学者从单个或者多个学科观点出发分别对高等教育进行的研究为后期的集体研究和整合研究奠定了基础,其研究目的在于应用多学科的知识来分析解读高等教育自身存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个人很难对自己学科专业之外的其他及其以上学科理论和方法有较为深透的把握，这就增加了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难度。如果研究者对学科理论和方法“只知皮毛”就运用其开展研究，难免有疏漏和欠妥之处，这也正是当前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深化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研究者亟须加强兼修和稳固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基础。
三、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原则
每门学科、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功能和视野，衍生出内在的逻辑和机理，形成一定的思维习惯和判断定式。在多学科共同研究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所用学科的特长和偏见势必杂糅相陈，良莠并见。因此，开展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研究者需要遵循内外一致、互促共进的系列原则。
（一）外观与内省相结合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