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解决方案篇1
【摘 要 题】法学与实践
经济法纠纷与接近司法
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经济之法。在国家经济调节中，国家(或其代表)作为一方主体，运 用干预、参与、促导的方法调节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和发展。获益者为了最 大限度地争取国家调节带来的利益，受损者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既得利益的损失，利益 的争夺在所难免，纠纷也就在所难免。
笔者认为，任何纠纷都必须有解决的方法和途径。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四种：协商解决 、仲裁解决、行政解决和司法解决。司法解决被认为是最后的解决纠纷的办法。对通过 其他方式仍然不能解决的纠纷，这就涉及到当事人是否可以请求司法解决，即是否有“ 接近司法”之权的问题。
这里，笔者把国家经济调节中出现的法律纠纷称之为经济法纠纷。经济法纠纷的解决 方式，也无外乎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四种方式。但是，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以及 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不适宜仲裁解决，因为仲裁机构为民间组织 ，不能对国家机关行使裁判权。经济法纠纷应否接近司法，应区分不同情况：1.经济调 节主体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根据“任何人不得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原则，行政机关 不能自行解决与其发生的纠纷；上级行政机关与下级行政机关的天然关系，也使其难逃 “官官相护”的指责，难以给相对人公正裁判的信心。因此，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管 理主体之间的纠纷不宜由行政机关作终局裁决，应当能够接近司法，除非另行设立某种 独立于经济调节主体的独立裁判机构。2.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 的纠纷，按照各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基本上能接近司法，也除非另行设立了专门的裁 判机构。3.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纠纷，在有些国家是可以接近司法的，如“在美国，几 乎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不是或早或晚转变为司法问题的”。在中国，是否应当允许接近司 法，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经济法诉讼问题
2000年8月，从最高法院始，各级法院实施撤销经济审判庭的机构改革方案。笔者认为 ：其一，无论经济审判庭存在与否，中国的经济法诉讼是一直存在的；其二，即使在经 济审判庭存续期间，经济法诉讼案件也不全由经济审判庭审理，而经济审判庭审理的也 不全是或者说主要不是经济法诉讼案件。因此，以经济审判庭之被撤销来否认经济法的 可诉性，进而否认经济法诉讼的存在，是不恰当的。但中国远未解决经济法纠纷接近司 法的问题。接近司法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形式意义的接近司法，即当事人享有请 求司法救济的权利；二是实质意义的接近司法，即司法能真正有效地实施对权利和利益 的救济。
从实际意义的接近司法来看，世界上在各类诉讼中普遍存在的接近司法的实质障碍， 如贫穷者请不起律师、法律援助供给不足、诉讼成本过高、诉讼效率过低，等等，中国 的经济法诉讼同样面对。除此以外，更有以下障碍：司法受到行政干扰：“厌讼”的传 统观念；司法审查的局限；公私益交织的诉讼未得到法律的特别支持。最后一点特别重 要，经济法是社会化的产物，包含了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怀，经济法纠纷往往是私人利 益与公共利益的交织与对抗。解决经济法纠纷的诉讼中，有很大一部分案件，当事人在 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在有些案件中，维护的私人利益与维护 的公共利益相比，已经显得微不足道。对于这种诉讼，当事人起诉与应诉在经济上往往 并不合算，需要国家给予特别的鼓励措施(如惩罚性赔偿)，而我国在这方面几乎为空白 ，因此，当事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很有限。
司法解决的方案
为了解决经济法纠纷接近司法问题，近年来法学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囿于传统的三 大诉讼理论，许多诉讼法学专家不承认有新的经济法诉讼类型，但也意识到了所谓“现 代型诉讼”带给诉讼法的冲击。经济法学界对此问题更是殚精竭虑，提出了种种有价值 的学说。
笔者认为，法学研究是有价值的，学者们可以做形而上的追求：但法律首先是务实的 ，必须体现对现实的关怀。对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法律制度设计，必须扎根于中国的 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土壤中。现阶段，寻求一种能为经济法学界、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 务界共同接受的方案，且这种方案能基本解决经济法纠纷的接近司法问题，也许是最明 智的选择。按照我们的理解，经济法调整对象具有广泛性、调整方法具有综合性，经济 法纠纷呈现多样性，建造统一的经济法诉讼制度是不现实的。相反，对于违反经济法的 犯罪行为，按刑事诉讼处理，对于行政机关与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经济法争议交由行 政诉讼处理，对于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适用民事诉讼的规定，有其合理性。当然 ，经济毕竟有其特殊性，三大诉讼显然也不能解决所有的经济法纠纷，对于现有三大诉 讼不能解决或者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法纠纷，必须创设新的诉讼制度。笔者认为，具体 来说，对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方案应该是：
1.将一切犯罪案件归于刑事诉讼，违反经济法的规定，情节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就同 时触犯了刑法，这和违反民法、行政法的规定、情节达到了犯罪的程度一样，都应按照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不应再视为经济法诉讼的范围。
2.对于按照现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能够很好解决的经济法纠纷，仍然按照现有的法 律规定解决，只要经济法上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充分的司法救济，当事人并不关 心救济的程序是民事诉讼程序、行政诉讼程序还是经济法诉讼程序。
经济纠纷解决方案篇2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土地的需求量逐渐加大，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征收就成为满足我国各类建设用地的主要途径。[1]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案例的梳理和研究，发现土地征收纠纷的一些问题，在这些纠纷中，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纠纷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权利主体不明确。在我国相关立法中，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各地都采取不同的标准。根据《立法法》，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也就是说，什么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来明确，而各地根本无权自作主张。因此各地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规定不具体和不具有可执行性。[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纠纷在纠纷类型中占有较大比重，多表现为出嫁女、入赘男、迁入户口和新生儿的成员资格无法认定。
1.2土地私自流转而相关手续不齐备导致的纠纷
土地私自流转而相关手续不齐备。土地的流转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协议并在土地管理部门进行登记。但由于当事人的法律知识限制，在进行土地流转时，未能完成全部程序，致使双方签订的协议有瑕疵。
土地在流转过程中应当进行相关手续的办理并有序流转，如签订合同，更改登记簿，颁发权属证书。但在实践过程中，土地流转多表现为自行流转多，报批准、备案的少；口头协议多，书面协议少；约定不明的多，约定明确的少；书面协议内容不规范的多，规范的少等。
1.3村民不服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偿分配方案导致的纠纷
村民不服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偿分配方案。土地集体所有制规定土地为集体所有，而承包的村民仅享有使用收益权，其所有权和使用收益权是相分离的。在土地被政府征收后，集体组织以村民自治组织的名义将所征收土地的补偿款进行分配，但是因为集体组织成员的意见不可能全部一致，因此村民与集体组织的意见产生矛盾。
征地补偿的分配工作中存在着补偿低、费用不到位、安置不落实，补偿费用分配不合理、使用不公开等问题，甚至可能存在贪污、挪用、挥霍土地征收收益的现象，损害了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3]
1.4征地目的“公共利益”界定纠纷
“公共利益”界定含糊。法律规定征收土地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但对何为“公共利益”，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并不具体明确，公共利益的具体认定仍是我国当前土地征收中的热点和难点。没有一个明确标准，无法准确衡量是否为公共利益的需要，这就无法避免权利的滥用。
在实践中，公共利益的需要早已演变为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如许多和公共利益无关的商业开发被冠以各种公共利益之名，损害了被征地农民的利益。
1.5征地程序合法性纠纷
征地补偿及救济程序不完善。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8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
征地方案确定之后的公告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宣告，对于征地方案农民虽然可以提出意见，但是否听取主动权仍在政府，并且政府听取的是一个集体的意见，农民参政的机会较少，在补偿安置方案表决和补偿款如何分配?⒂攵炔桓撸?民众的参与权与知情权并未真正实现。
1.6征地补偿标准及范围纠纷
补偿范围狭窄，参照因素单一。补偿标准计算按年产值倍数法统一计算，只参考年产值这一个因素，而不考虑其他因素。过于单一的参照模式脱离市场现实，不考虑其他因素导致补偿不能因时制宜，在物价飞涨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忽略这些社会客观因素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补偿原则和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根据以上的补偿标准和程序，被征地农民并不能得到及时、合理的补偿。在实践中，这种极低的补偿依然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补偿款经过政府、开发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层层盘剥，最终落到农民手里的补偿款已经少之又少了，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失去了土地，又不能得到很好的安置，因此他们往往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危机。
2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解决农村纵向的土地征收纠纷的两大途径――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4]行政救济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裁决制度，司法救济则为诉讼制度。以及在各个领域全面适用的信访制度。我国在农村已经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土地征收纠纷解决途径，在化解农村土地征收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
2.1行政裁决
我国没有统一的土地征收立法，现行法律中关于土地征收纠纷解决的规定相当少，主要集中在《土地管理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中。《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了被征地者对补偿标准不服的救济措施，即被征地者对补偿标准有异议的应当先由县级人民政府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由批准征地的行政机关进行裁决。[6]
2.2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作为解决土地征收及补偿救济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首先，涉及土地征收及其补偿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涉及的利益主体很广泛，而行政机关具有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平衡各方利益的能力，能较快查清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做出公正决定。其次，由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征收补偿行为进行复议，对错误的征地行为进行纠正，[7]提高办案效率。但在实践中，行政复议在解决土地征收纠纷中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2.3诉讼
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产生的纠纷类型主要分为行政和民事两大类，以民事争议居多。土地征收的民事案件，法院一般不予受理，因为土地征收牵涉的利益甚广，最大困扰是纠纷当事人是否为平等主体，法院一旦认为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不平等，就很难受理。
《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2.4信访机制
信访是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意思。根据国家信访局统计，群体性上访事件60%与土地有关，土地纠纷占社会上访总量的40%。[8]在我国土地征收过程中政府兼具征收决定者、裁决者、土地交易者等多重身份，因此政府在解决土地征收纠纷的过程中很难平衡各方利益，行政救济的手段在实践中得不到被征地者的认可，加上司法救济效率低，成本高，百姓的厌讼心理，被征地者更倾向于信访的方式反映问题。
2.5仲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是指依法设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根据事实和法律，居中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进行调解和仲裁，以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一种法律制度。[9]1994年颁布的《仲裁法》第77条规定：“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另行规定。”事隔15年之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得以颁行，拓宽了被征地农民解决纠纷的渠道。
3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途径存在的问题
3.1土地征收纠纷解决体系比较混乱
具体的纠纷解决途径有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诉讼、行政复议等，这些规定看起来比较完备，但是由于缺乏整体上的衔接，或者可操作性不强，不同的规定之间相互矛盾，导致各种纠纷解决途径之间没有形成一个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有机体系。
3.2行政裁决的适用范围窄且裁决的公正性无法得到保障
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裁决仅仅适用补偿标准争议，其他纠纷并未纳入到行政裁决救济的途径之中。在实践中，大量的纠纷是围绕对公共利益的认定以及政府不按照法定程序征收土地等产生，这些纠纷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加以解决是不合理的。同时由于批准征地和裁决补偿争议的是同一级人民政府，纠纷解决主体不具有中立性，其裁决的公正性也就大打折扣。
3.3司法救济机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为司法救济的诉讼是国际上公认的最主要的、最权威的纠纷解决机制，但在我国土地征收过程中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先，司法救济机制作为我国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依据不明确；其次，有效的司法审查缺位，司法手段介入不足，导致矛盾久拖不决。[10]
4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
4.1完善诉讼救济途径
完善行政诉讼救济方式，首先，需要明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防止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相互推诿，尤其是可以改变被征收人状告无门的情况。其次，要建立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机制。为了发挥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作用，在发生纠纷后，当事人选择行政诉讼之前，可以设置前置程序，如协商不成，既可以选择复议，也可以选择行政诉讼。在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后，法院必须在作出判决之前，进行调解。
4.2完善行政复议制度
复议机关受理被征收人提起的复议案件后，依据法定程序和权限，对纠纷作出处理。行政复议只能提起一次，若被征收人对复议机关的处理有异议的，只能提起行政诉讼；被征收人也可以不提起行政复议，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完善行政?鸵橹贫龋?首先，理顺政府行政复议体制。明确土地征收争议的受案范围，对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征地行为，要通过行政复议坚决予以纠正，严格依法执行。其次，建立行政复议监督检查机制。结合土地征收纠纷争议案件行政复议工作的实际，制定和细化一系列有效的监督措施，使行政复议的监督制度化，更加有效的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提高政府公信力。
4.3健全调解制度
调解是土地征收纠纷当事人在第三方的参与下，自主协商解决纠纷的方式。在土地征收纠纷中，主要涉及到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两种方式。完善调解制度，首先要扩大人民调解的适用范围。因为代表土地所有权的是村委会、乡镇政府等组织，而上述主体在行使职权时，往往会与土地承包人产生矛盾，扩大适用范围，可以解决这部分纠纷。其次，要加强法院对调解协议的监督，促进执行。
4.4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
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实现对仲裁活动的监督和制约。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保障当事人对仲裁员违法违纪行为的监督权利，是确保仲裁工作公正开展的有效途径。首先，当事人申请仲裁的途径要畅通，仲裁委不予受理农村土地纠纷的理由要明确。其次，保障当事人选择和更换仲裁员的权利。有效行使自己的权利。
灵活设置仲裁机构，在纠纷多发乡镇，根据需要送裁下乡。在我国的仲裁试点工作中，不少试点地区将仲裁庭设置在乡镇，还有一些地方采用流动仲裁庭的方式深入农村土地纠纷多发地区现场办案。实践证明，在纠纷多发的乡镇设立仲裁机构便民利民，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安排。[11]
4.5完善行政裁决制度
行政裁决制度相比其他救济手段更具有优势，行政裁决具有专业性和技术化程度高的特点，行政裁决能够从专业领域解决纠纷，而且行政裁决成本较低，效率高。现今应该更加完善行政裁决制度，适应社会的发展。
实行协调前置原则，未经协调的案件，不能进行裁决，裁决机关受理裁决案件后，也要先行组织协调。
成立专门的裁决部门，解决一些专业性的问题，可以借鉴英美的土地裁判所制度，使裁决部门专门对土地征收行政案件作出处理，这样裁决部门将会发挥更有效的作用。[12]
注释
[1]陈志科：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研究[J]
[2]《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亟待法制完善》-中国商报网
[3]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的《关于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征收收益分配管理的通知》
[4]王伟：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研究[J]
[5]王伟：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研究[J]
[6]薛永奎：中国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法律机制研究[J]
[7]季金华、徐骏：土地征收纠纷解决的法律机制[J]
[8]李春燕：关于集体土地征收案件的争议焦点和裁判结果的调查与思考[J]
[9]贺海波：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研究[J]
[10]薛永奎：中国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法律机制研究[J]
经济纠纷解决方案篇3
一、认真分析群体性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纠纷起因和诉求内容多元化。前几年所受理的群体性纠纷案件主要是因为企业资不抵债、濒临倒闭而引发的，多为劳动争议、借款、集资款等案件。但最近两年纠纷的起因日趋复杂化，民工工资、劳动争议、借款、非法集资、物业管理、房屋拆迁安置、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农村土地补偿款分配等成为了群体性纠纷多发领域。同时，群体一方诉求的内容亦显多样化，在追求纯粹的经济利益的传统诉求上，又具有关系到生活质量的诉求。
（二）多为诱发社会不稳定的矛盾集中点。群体性纠纷的基本特点是当事人多、涉及面广、矛盾复杂激烈。从受理的这些群体纠纷案件的当事人情况来看，95%以上的原告个人总体上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往往缺乏权利救济的能力，只好企望非理性手段如集体上访来引起社会和党政部门的关注。
（三）群体性纠纷的组织形态逐渐从零散型转变为有组织型。在过去的群体性纠纷中，尽管人数众多，但“群龙无首”，近两年的群体纠纷呈现有组织、有负责人、有分工的特征。一些文化水平、政策水平、阅历经历丰富、号召力强的当事人往往成为组织者。
（四）群体方依法维权意识由被动变主动。在众多的群体纠纷中，群体方总是希望通过群体的力量，引起政府重视或社会关注，从而促进纠纷的解决。但因各种因素事与愿违，迫使他们丢掉幻想而拿起法律的武器参加诉讼，直接获取经济利益的原始目的从而转化为“要说法，要权利”的维权意识。
二、法院审理群体性纠纷案件面临的困境
（一）司法权的有限性往往无法解决夹杂于群体性纠纷中的其他社会矛盾。法院的审判功能是定纷止争，但有些群体性纠纷表面上是涉及群体一方的民事利益，背后实质是群体方基于对社会现象的不满或对所有单位的不满而借诉讼途径进行控诉，是寻求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是要求法院履行政府性的职本文来源：文秘站能，但法院审判并不能解决群体方控诉的实质矛盾。
（二）审判的程序要求难以解决处置群体性纠纷的效率要求。从化解矛盾角度讲，最有利的时机是越早越好。第三者越早介入，双方立场往往越容易调和。而纠纷诉至法院时，双方的矛盾已经濒临激化，再调解起来难度非常大。再加之案件到了法院后，必须按照诉讼程序一步一步进行，矛盾经过无数的诉讼流程更加尖锐，法院审理更为棘手。
（三）法院在处理群体性纠纷案件时，往往难以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最佳平衡点。群体性纠纷案件往往涉及当地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当地经济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牵一发而动全身。若法院严格依照法律条文办案，裁判的后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政府形象。反之，要取得好的社会效果，法院不得不在正常司法程序和手段之外寻求解决途径，或将不属于法院主管的纠纷纳入诉讼轨道，以化解对大局稳定形成的压力，最终工作的压力和群体方的指责只能由法院、法官独自承担。
三、妥善处理群体性纠纷案件的建议及对策
（一）健全群体性纠纷案件的审理机制。一是组织保障。成立审理群体性案件的应急指导小组，应急指导小组应当由立案、审判、法警部门人员组成。指导小组的职责包括负责督促、指导此类案件审理，并讨论决定其中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二是效率保障。建立立案、审判快速通道，及时、优先办理，防止纠纷极化。三是措施保障。选派有经验的法官承办此类案件，及时发现和疏导其中的争议焦点和不稳定因素，并将法制教育贯穿在立案、审理和执行的整个过程。
（二）坚持调解为主，判决为辅的基本做法。由于群体性纠纷案件当事人诉求的多元化，单纯的判决不仅可能遇到于法无据的尴尬，还可能起到激化矛盾的负作用，因此应将调解工作贯穿于此类案件的整个审理过程。在调解前，充分调动有利于调解的各种因素，积极促进调解进程；在调解过程中，注重调解方式方法，尽可能地实现调解结案。
（三）完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目前在我国，除了审判，还有人民调解、仲裁机构仲裁、制度、行政机关先行处理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这些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具有形式多样、经济便捷、处理灵活、程序简便等特点，能够有效弥补审判机制在处置群体性纠纷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具体做法有：强化人民调解功能，将群体性纠纷纳入司法调解的范围，并在认同调解协议的合同效力的基础上，进一步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改进处理方式，对重大疑难的案件邀请有关政府职能部门领导和群众代表进行有针对性的评议，为妥善解决问题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建议将法律援助引入，动员律师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群众提供知识和道义上的支持，有效提升公民的质量，增强的法理含量。
经济纠纷解决方案篇4
关键词：民事纠纷；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递进模式
中图分类号：D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4-0083-02
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种多样，每个人在处理事物和人际关系时总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和关键，然而可以分配的利益和资源是有限的，无法绝对满足各方：因此在人们纷繁复杂的交往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矛盾纠纷。
调整社会关系的方式途径很多，按照强制力、权威性从小到大排序为纠纷当事人自行和解、民间组织机构调解、仲裁以及诉讼。
目前在我国，民众将诉讼作为解决民事纠纷首选途径的现象一直存在。以笔者的实习经历为例，笔者于2011年2月至2011年5月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实习，实习期间的工作任务分配包括庭前文书的制作发放、参与案件庭前调查、旁听庭审及合议庭分析案件以及宣判后案卷的整理归档。成都中院民一庭负责的民事案件范围涵盖婚姻家庭纠纷、劳动争议、交通肇事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所有权确认、其他侵权纠纷等。一个合议庭平均每星期从立案庭接收的符合立案形式条件的纠纷案件有50个之多。在严格的审限压力下，法官和书记员每天必须不停歇地忙碌。笔者实习所在的合议庭最忙碌时曾经一天之内就四个案件进行了庭前调查谈话并且就八个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
法院如此高密度的处理纠纷使得纠纷、案件处理越来越趋于形式化，合议庭针对案件的关键问题没有充分的时间和人力进行详细地了解推敲，便容易出现判决结果有失公正；同时越来越多的纠纷当事人通过诉讼寻求帮助无形之中也加重了解纷成本，庭前调查谈话是案件正式进入庭审阶段前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案件主审法官会在该步骤对案件有一个较为详细全面的调查了解，直接影响之后可能出现的庭审，同一天当中法官会就多个案件进行庭前调查，很多当事人常常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等待自己所属案件的调查排序，庭前调查若双方没有达成和解即择日庭审、等待宣判执行。总结起来，当事人花费在一个民事诉讼中可预期的成本一般有——准备立案材料的时间和金钱，花费工作日时间去法院立案庭递交材料，待法院立案后再前往法院领取庭前材料，根据法院安排的时间进行庭前调查，再参加庭审、最后领取判决书予以执行。合议庭处理完一个案件通常历时一个月：庭前调查（以庭前谈话或者法官前往现场实地调查为主）至少一次，庭审，合议庭合议，制作判决书，最后整理归档的案卷材料两至六卷不等。
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诉讼是很特殊的一种纠纷救济模式，作为众多解决纠纷途径的一种有着其自身的特点，相应的适合适用的纠纷范围必须符合它的特点。假如被滥用，不仅浪费国家资源和民众的时间金钱；而且处理结果不一定能使当事人满意，反而弊大于利。
诉讼解纷的程序性与专业性很强，通过多环节的审查判断过程彰显司法的公正威严，从而使得判决所得出的纠纷解决结果在民众面前更具有威信力。不仅如此，由拥有法律专业知识和素养的法官来充当中立的裁判者会让复杂疑难案件得到逻辑清楚、条理明晰地分析，这就意味着诉讼适合用来解决情况复杂、争议点较多、案件事实不明确的纠纷。现实中，民事纠纷大都流向诉讼，其中很大比例的案件属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类型。而当事人执著选择诉讼作为救济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类诱因：“争议双方沟通不良导致矛盾激化”；“对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认知不清，不论发生何种纠纷均诉至法院”或者“认为只有法院的判决才能针对对方当事人形成威慑力，从根本上保障自己利益的实现”。因此，大力发展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引导民众了解认知其他的纠纷救济手段达到理性选择救济途径是分流纠纷、减轻司法工作负担、帮助各种纠纷得到更有效快速解决的重点。
一、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的自身完善
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主要体现为当事人自行和解、民间组织调解（人民调解）、仲裁、法院庭前调解。
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从现在看来普遍呈现适用率低、管理混乱的情况。1996年民事一审案件调解比例为20.2%，二审案件为18.9%；2000年民事一审案件调解比例为8.9%，二审案件为10.3%；2003年民事一审案件调解比例为9.0%，二审案件为8.6%。缺乏监管产生的处理纠纷的随意性及适用率的低迷导致民众对诸如人民调解、仲裁等诉讼外的认知机会大大减少。所以在为纠纷寻找救济手段的时候，民众就不愿意再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重新了解学习一个陌生的但是可能更适合的纠纷解决方式，加上媒体近年来为宣扬法制建设，鼓励民众建立起权利意识而大肆报道例如“一元钱官司”的新闻，让广大民众把权利意识和诉讼意识错误地等同起来。
经济纠纷解决方案篇5
关键词：法务会计经济纠纷有效途径
一、法务会计在国外经济纠纷中的应用领域
就目前而言，法务会计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本文对美国、英国、加拿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中，开展法务会计业务（或相似业务但不称之为法务会计业务）的112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抽样调查，得出国际法务会计的服务范围主要涉及合同、企业、税收、交通、海事、保险等诸多公共领域。业务重点一般是发现舞弊，欺诈分析，调查、预防各类损失，赔偿的计算，制定诉讼策略，协助律师工作以及作为专家证人出具报告和出庭作证等。目前国际法务会计的具体应用领域及占业务总量的百分比如下页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国际法务会计的应用范围主要涉及调查会计、损失计量、税收理算和诉讼支持这四个方面。
（一）调查会计。调查会计可以说是法务会计最主要的应用领域。法务会计是由于对经济纠纷、经济欺诈的调查需要而产生的。法务调查会计要以法律依据为准绳，主要对会计原始单据、记账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等财务会计资料进行审查分析，对本企业的各笔款项的流动状态进行核实，以此来证明本企业是否存在欺诈舞弊、财务造假等行为。法务调查会计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积极主动地发现预防企业的欺诈舞弊行为。一般是在未出现欺诈舞弊征兆或证据的情况下进行随机性的检查，目的在于预防欺诈舞弊犯罪的动机和行为，将欺诈舞弊行为扼杀在摇篮里。另一种是被动地接受法务调查的行为。一般是在投资者或股东已经发现公司发生欺诈舞弊时，或公司发生欺诈舞弊行为已被提讼，投资者或股东委托法务会计进行调查并搜集证据，公司不得不接受法务会计调查。法务调查会计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最后的调查结果应当公允合理。法务会计应当对这个调查结果的准确性承担直接的法律责任，并形成符合法律规定的专家报告，使其可以在法庭上作为直接证据使用。
（二）损失计量。在经济纠纷案件中，最重要的问题或者说最不可或缺的环节就是损失计算、赔偿金计算，这直接影响着诉讼的最终结果，对双方当事人都至关重要。通常情况下，如何计算经济纠纷中涉及到的赔偿损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般的专业律师是无法解决这一难题的。损失计量包括科学地界定损失范围和合理地计算损失金额，这其中会运用到大量的会计学知识。例如选取什么方法计量损失，如何界定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等。随着经济形势的复杂化，经济纠纷也越来越复杂，在律师无法解决案件中的专业会计问题时，就需要法务会计师的参与，来协助律师与法官共同解决这一难题。例如在我国罗华琴大唐证券虚假陈述财务报表，致使她作出错误投资决策一案中，她的律师就表示，因无法准确计算她的投资损失和赔偿金额而数次想要放弃这场官司。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损失计量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关系着案件能否顺利进行，也关系着案件的最终结果。
（三）税收理算。由于税法与会计处理存在时间差异，计算方法也不尽相同，计算出的企业应税收入、所得税费用会出现时间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此外，企业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合理避税自然成为企业经营者的重要目标，那么如何利用会计知识来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呢？这一切都离不开既精通会计专业知识又精通税法相关规定的法务会计服务人员。由于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对会计知识和法律知识掌握的同步性，使得他们可以在不违反税法规定的前提下，尽量为企业提供合理的避税方案，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四）诉讼支持。在市场经济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所有的经济纠纷行为都必然与财务数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想要深入地了解并公正地解决这些经济纠纷，单凭律师的专业知识无法胜任。此时，就需要法务会计服务人员运用会计知识对经济纠纷进行深入调查、分析案情、寻找犯罪证据、提供专业证词等，这有利于查明案件真相，还原真实的内幕情况，有利于法官更好地掌握案情，保证诉讼裁决的公正性。一般而言，法务会计人员进行诉讼支持有两个目的：一种是对经济纠纷案件中的财务数据进行研究分析，以形成可以在法庭上使用的令人信服的专业证据；另一种是就一些专业会计方面的问题，在法庭上向法官做出专业的解释和说明，帮助法官更好地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
二、国外经济纠纷中对法务会计的应用
国际上从事法务会计服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使用法务会计鉴定活动处理经济纠纷时主要采用五步法。本文以卡尔涉嫌集资诈骗案涉及的相关金额为例，分析法务会计调查处理经济纠纷的具体过程。
（一）确认主要问题。在国际法务会计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确认经济纠纷的具体情况，理清经济纠纷的矛盾，对问题和相关信息形成更好的理解，为下一步的工作确定好调查方向和调查领域。把一个复杂的经济纠纷案件分解为具体需要调查的可以计量的会计问题，是一个法务会计工作者最基本的素质和能力要求。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在调查卡尔涉嫌集资诈骗加会金一案中，首先应当确定的问题是：（1）涉案人员卡尔是否存在集资诈骗加会金的行为？（2）公众利益是否因为卡尔的行为受到了损害？（3）涉案金额是多少？
（二）调查问题。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在获取了案件的相关资料后，应对其进行充分分析和理解，形成自己的调查逻辑思路，确认调查的重点方向和关键领域，将调查目标特定化。同时，法务会计服务人员也应当对法院的相关制度、判决标准等进行事先了解。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在了解了案件的具体情况之后，应当对上述确立的主要问题进行调查确认。调查过程如下：（1）收集标会会员名单；（2）查看标会明细表，内容包括参加标会时间、标底、实际加会金额、累计金额；（3）调查涉案人员卡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财务数据往来踪迹，制作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明细表，内容包括参加标会时间、姓名、实际加会金额、直接经济损失、卡尔确认加会金额、卡尔确认未标会金额。
（三）财务分析和综合。在这一阶段，法务会计服务人员需要真正发挥会计专业知识，通过财务数据的变化趋势、波动状况来综合分析经济纠纷。根据以上收集调查到的资料，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对此逐笔进行了分类整理，并编制了各会的“加会金额和未标会金额情况表”，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卡尔确认的加会金额及未标会金额明细表”，最后编制了“标会加会金额及未标会金额汇总表”。
（四）列报发现。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可以通过对财务数据的年份前后对比、环比以及与同类型的行业数据进行比较，发现隐含在其中的问题。也可以由法务会计服务人员自己设定标准，与收集到的相关财务数据进行对比来发现问题。对于涉案金额的确定，依据相关资料，法务会计服务人员按照经卡尔确认的每一会的每次加会金额累计数与加会会员数计算确定。具体计算如下：标会1（2006年3月30日—2009年2月28日）：105名×25535美元=2681175（美元）（1）标会2（2006年12月10日—2009年4月20日）：85名×20129美元=1710965（美元）（2）标会3（2007年9月30日—2010年6月30日）：99名×12883美元=1275417（美元）（3）标会4（2008年6月30日—2012年8月20日）：138名×6675美元=921150（美元）（4）以上标会1至标会4涉案金额合计6588707美元。
（五）得出结论。这是法务会计调查的最后一步，主要是将之前整理收集到的资料、发现的问题形成书面证据，提交法庭或作为咨询的依据。此外，法务会计服务人员也可以作为专家证人出庭陈述自己的发现。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得出以下结论：（1）4个标会涉案总金额为6588707.00美元。（2）“卡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明细表中受害者填列的实际加会金额合计2310029.50美元，直接经济损失（未标会金额）合计2203611.50美元。（3）“卡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明细表中，卡尔确认的加会金额合计2123145.50美元，未标会金额合计1785660.50美元。
三、法务会计是解决经济纠纷的有效途径
（一）社会经济环境角度。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迅猛发展，企业类型愈加多样，社会经济环境也日趋复杂，所产生的经济纠纷复杂多变，由此产生了在经济纠纷中解决各种复杂的专业会计问题的需求。如今，除了出现在证券市场上的经济纠纷案以外，企业的合并、分立、破产、重组，企业之间的交易、企业与其他机构的财务往来，甚至在税务系统、政府补贴等领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纠纷。这些纠纷往往涉及多个领域、多个专业，尽管律师已经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职业壁垒的存在，在经济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比如损失计量方面，不仅要分析实际遭受的损失，还要计算货币的时间价值等，律师仅凭法律方面的知识要解决这一系列的会计专业问题是很困难的。所以，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日益复杂，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经济纠纷解决方案篇6
关键词：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9-0001-03
一、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解决机制的现状
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解决机制作为非诉讼解决机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由边境贸易争议双方共同选定的与该争议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机构来解决他们之间边境贸易纠纷的解决机制。与其他中蒙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机制相比，仲裁机制具有以下优势：
（1）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仲裁机制中，纠纷双方当事人享有选定仲裁员、仲裁机构、仲裁语言以及适用法律的自由。按照我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当事人还可以就仲裁庭的开庭审理、证据的提交和意见的陈述等事项达成协议，选择符合自己特殊需要的仲裁程序。因此，与法院诉讼解决机制严格的民事诉讼程序和期限的规定相比，仲裁解决程序更为灵活；
（1）一裁终局。中蒙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方式有很多，但是只有法院的诉讼判决和仲裁裁决才有强制执行力。仲裁结果不能上诉，一经作出即为终局，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尤其是在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仲裁中有涉外因素，所以法院裁定撤销或不予承认和执行的理由仅限于程序问题。
（3）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仲裁裁定可以在国际上得到承认和执行。承认和执行的重要依据为1958年签订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我国和蒙古国都是《纽约公约》的成员国，根据该公约，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仲裁裁决可以在中蒙两国得到承认和执行。因此，仲裁机制是解决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首选司法化途径之一。
二、仲裁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中蒙两国都是1958年签订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的成员国。按照《纽约公约》的规定，中蒙两国在双边承认和执行生效的仲裁裁决上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但从中蒙边境贸易仲裁解决机制的实际运行来看，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仲裁解决机制利用比例不大
从中蒙边境贸易实践来看，边境贸易纠纷大多属边境小额贸易，不具备仲裁的受理条件，随着近几年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中蒙边境贸易纠纷标的额也不断提高，但是因为两国仲裁法的相关法律规定的差异和国际商事仲裁中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较难，并且如果义务人是蒙古国的，当事人只能持仲裁裁决书直接向有管辖权的蒙古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就算仲裁裁决胜诉后执行成本高、程序长等困难。因此，在实际解决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中通过商事仲裁裁决解决中蒙边境贸易纠纷，最终能够成功执行的案件数量较少。
笔者在中蒙边境地区调研的调查问卷中为了了解中蒙边境贸易经营者对仲裁解决机制的利用度，设置了“您或周围从事边境贸易的人有没有去仲裁机构解决过边境贸易纠纷？”的问卷，选项有：a.有，B.没有C.不清楚，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从问卷数据看，中蒙两国边境地区从事边境贸易的当事人，发生边境贸易纠纷以后选择仲裁机构解决纠纷的比例占极少数，在中方从事边境贸易的当事人中选择仲裁机构解决纠纷的被调查对象只占总人数的22%，没有选择过仲裁机构解决纠纷或不清楚仲裁解决机制的当事人占被调查对象的78%。可见在中国从事边境贸易的当事人发生边境贸易纠纷后，对仲裁解决机制的利用度不高，只有极少数的当事人在选择仲裁解决机制来解决边境贸易纠纷。在蒙古国从事边境贸易的当事人中选择仲裁机构解决纠纷的被调查对象只占总人数的14%，没有选择过仲裁机构解决纠纷或不清楚仲裁解决机制的当事人占被调查对象的76%。同样在蒙古国从事边境贸易的当事人发生边境贸易纠纷后选择仲裁解决机制的比例也不大。这种数据结构体现了中蒙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机制当中仲裁解决机制的利用度不高，也许与它自身制度的不健全有关系。
（二）仲裁解决机制具体制度不健全
虽然我国《仲裁法》从1995年9月1日开始实施，在国内仲裁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仲裁解决实践中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1.仲裁员边境贸易相关专业知识欠缺
我国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来自不同行业，多为兼职，平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甚至有的不是学习法律专业出身，学习法律专业的也因为平时大部分时间在忙于其本职工作，无时间和精力对日新月异的边境贸易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进行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一般情况下从事的则是非仲裁工作，只有在接受边境贸易纠纷当事人指定后才参与某一边境贸易案件的仲裁，因为中蒙边境贸易仲裁涉及中蒙两国仲裁制度的差异性与国际贸易仲裁的特殊性，需要仲裁员具有Ρ呔趁骋追律法规和国际法相关专业知识的储备，可目前我国的商事仲裁，只要是商事合同案件，无论什么案由，当事人选择仲裁，仲裁委员会都可以受理。而各类边境贸易合同纠纷繁杂多样，仲裁员内部又无专业性之分，严重影响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裁决结果的质量。
2.边境贸易纠纷仲裁监管机制不健全
在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仲裁实践中，仲裁委员会只是负责案件的立案、排庭、打印、送达等工作，裁决结果完全由仲裁庭决定，只要是仲裁庭决定的结果，即为最终结果，仲裁委员会无权干涉。而仲裁委员会对仲裁员缺少科学合理的考核、选任、聘任、解聘机制以及监管机制的不健全，恰恰为边境贸易纠纷仲裁案件的质量埋下了隐患，严重影响了中蒙边境贸易纠纷商事仲裁的权威性和生命力。
3.《仲裁法》中关于证据制度的规定缺失
我国《仲裁法》第43、44、45和46条，分别规定了举证、鉴定、质证和证据保全问题，另外第68条对涉外证据保全进一步作出了规定。但是我国仲裁立法对证据事项规定得非常简单，缺乏体系性和系统性，更多时候是我国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仲裁依赖于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法律规定，这导致仲裁证据制度缺乏独立性，在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仲裁解决过程中相关证据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对解决跨界边境贸易纠纷的有效仲裁裁决带来了阻碍。
（1）关于证据收集的立法缺失。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相关证据，当事人无法自己收集的证据，如果仲裁庭认为有必要收集的证据，仲裁庭可以自行收集。在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解决过程中纠纷当事人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主要还是《仲裁法》规定的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如边境贸易纠纷当事人涉及不同国家的纠纷当事人时，无法掌握在国外当事人手中的证据，更很难收集到仲裁案件涉及的国外自然人、其他组织手中边境贸易纠纷相关的证据。
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的规定，法院为中蒙边境贸易纠纷当事人收集证据所提供的支持只限于证据保全，并且为跨界边境贸易纠纷当事人收集证据提供证据保全的支持，还需要根据双边民事司法协助的规定，因此边境贸易纠纷仲裁的当事人收集上述两类证据非常困y。在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解决实践中，仲裁庭“自行收集”证据也困难重重，同样需要双边司法协助的支持，这就体现出我国《仲裁法》关于边境贸易当事人证据收集和仲裁庭自行收集方面的立法缺陷。
（2）关于证据的质证主体缺失。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中蒙边境贸易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证据应当在开庭时出示，双方当事人可以相互质证。对证据质证的规定非常原则性。在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当中证据必须经过中蒙边境贸易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当庭举证、质证，才能作为认定中蒙边境贸易纠纷案件事实的根据。在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案件时，按照我国《仲裁法》的规定质证的主体只能是纠纷双方当事人，而不包括仲裁庭。这种规定显然难以满足仲裁解决机制程序和方式灵活性的要求。在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解决实践中，仲裁庭在开庭时就相关证据组织中蒙边境贸易纠纷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从而导致仲裁庭认定案件事实时有错误的情形发生。
（3）关于证据的认证规则不确定。仲裁证据的认证是仲裁员按照其自身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判断，对双方当事人向仲裁庭提交的各种证据进行审查、判断，不受民事诉讼中严格的证据规则的约束，确认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各类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活动。因为在我国《仲裁法》中没有关于证据推定的明确规定，在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仲裁解决过程中仲裁庭对边境贸易纠纷当事人提交证据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有决定权，仲裁庭在认证时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大，从而仲裁员内心确信的形成自然离不开参与中蒙边境贸易纠纷案件仲裁的仲裁员本身的边境贸易纠纷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法则的运用，因此在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仲裁解决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运用到一般贸易纠纷的经验法则，使得边境贸易纠纷仲裁得不到广泛运用。
4.《仲裁法》对文件送达方式的规定缺位
送达是仲裁机构和法院在审理案件中下一步程序能否顺利进行、裁决能否生效的关键环节。因为我国《仲裁法》中却没有关于仲裁文件送达的相关规定，如果中蒙边境贸易纠纷双方当事人选择我国《仲裁法》来解决边境贸易纠纷，就会产生文件送达的问题。这不利于中蒙边境贸易纠纷双方当事人纠纷的仲裁解决，更不利于提高我国的仲裁裁决的效力。
（三）临时仲裁机构缺失
与机构仲裁相比，临时仲裁有自己的优点。从程序上来看，在临时仲裁中只要当事人愿意，仲裁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开始；从效率来看，临时仲裁可能当天任命仲裁员，当天或第二天就已有裁决书；从经济性来看，临时仲裁没有固定办公场所和固定管理人员，并且当事人不必预付仲裁费，可减少当事人的经济成本。适合于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短、平、快”的特点。目前大多数国家的仲裁制度和《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机关裁决纽约公约》等相关国际立法都承认临时仲裁制度，蒙古国《仲裁法》也规定了临时仲裁制度。我国《仲裁法》没有规定临时仲裁，使临时仲裁的优势无法在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解决事件中得以发挥，不仅制约了我国仲裁制度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也不利于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解决。
三、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解决机制的创新
仲裁程序充分贯穿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且为一裁终局，程序简便，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随着中蒙两国双边战略合作关系的（深入）发展，双边经济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边境贸易合作日益频繁，势必会产生不同领域的利益冲突纠纷。在中蒙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边民互市贸易市场等还没有专门的机构来解决边境贸易往来中发生的大量中蒙边境贸易纠纷，如果中蒙边境贸易纠纷双方的当事人通过调解机制调解无法达成协议的话，可以选择用诉讼解决机制或仲裁解决机制。而通过诉讼解决机制解决中蒙边境贸易纠纷时，需要按照严格的涉外民事诉讼的程序和中蒙两国司法协助条约规定进行，这对于中蒙边境贸易纠纷当事人而言，无疑增加了当事人时间和诉讼成本较高的困扰。
届时，全球边境贸易快速发展，对各种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我们在设计适合中蒙边境贸易发展趋势的中蒙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机制时，要用发展的眼光去设立在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解决实践中有效可行的常态化纠纷解决机制。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仲裁机制中的具体规则，建立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解决机制。
（一）建议设立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机构
可以通过外交途径促使中蒙两国相邻边境口岸贸易城市建立相应的仲裁分会，使仲裁成为两国口岸贸易纠纷解决中的有效解决方式之一，为中蒙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提供多种灵活、高效的仲裁程序。如设立小额争议程序、紧急仲裁、网上仲裁等特别程序。同时加大和完善两国之间的司法协助，建议简化申请执行仲裁裁决的程序，降低仲裁裁决的执行成本。
（1）根据中蒙边境贸易纠纷案件事实和权利义务关系的特点，对案件进行仲裁前和仲裁过程中加入调解协商的程序，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由中蒙联合调解机构对其进行协商调解，由中蒙联合调解中心委任的调解员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中蒙边境贸易仲裁机构根据调解协议形成并出具仲裁调解书或裁决书。
（2）对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机构成功调解或裁定案例，根据中蒙边境贸易纠纷案件的不同类型和特点进行归类和总结。寻求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裁决的成功经验和对边境贸易案件仲裁裁决的规则进行整理，以进一步推进中蒙边境口岸地区和中蒙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边境贸易惯例的形成。
（3）为了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定能够在中蒙两国得到有效承认和执行。根据《蒙古国仲裁法》的规定应当将仲裁裁决书、仲裁协议翻译成蒙文，经过证实后附在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书中才予以承认和执行。还有蒙古国《法院判决执行法》规定“执行外国法院、仲裁机关判决或裁决的过程，由本法和国际条约规定”。因此如不存在相互承认法院判决的公约或条约，外国法院判决或仲裁结果不会被蒙古国所承认。所以建议对原有中蒙两国司法协助条约进行修订或者中蒙两国政府可以再签订《关于承认和执行联合仲裁机构裁决的议定书》，在议定书中具体规定承认和执行中蒙边境贸易纠纷联合仲裁裁决的相关内容。
（二）建立临时仲裁机构
中蒙边境贸易纠纷临时仲裁机构是指根据边境贸易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在边境贸易纠纷发生后，由双方当事人推选仲裁员在中蒙边境口岸地区临时组成仲裁庭，该仲裁庭仅负责审理本案，并在审理终结本案作出裁决后即可自行解散。该临时仲裁机构的组成及其活动规则、仲裁程序、法律适用、仲裁地点、裁决方式以至仲裁费用等都可以由中蒙边境贸易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它是仲裁机构的初始形态，临时仲裁比机构仲裁历史悠久，目前仍得到很多国家的承认，特别是在海事纠纷处理方面它还是主流方式。目前，临时仲裁制度事实上已经在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一条第三款中确立。我国和蒙古国都是此公约成员国，既然都认可该公约的规定，但在现行制度中并无体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缺憾。
基于边境贸易纠纷案件的特殊性，建议成立由口岸管理机构、海关、边检站、公安、交警、口岸所在地政府、企业协会、工商局、商务局和司法所等部门组成的边贸纠纷临时仲裁机构，对于a生的相关边境贸易纠纷在贸易双方无法自行和解的情况下，引导当事人到该机构进行调解仲裁解决。为促进中蒙边境贸易纠纷高效、快捷的解决，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内蒙古调解中心满洲里办事处承担了解决国际经济及其他有关国际商事方面争议的部分调解职能，他们主要以调解的方式解决国际经济、贸易、金融、投资、技术转让、专利、商标、工程承包、运输保险以及其他商事方面的争议。但在实践中，该办事处解决涉外纠纷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最重要的问题是对其协调案件决定书的效力认定问题。蒙方当事人由于在中国境内没有资产或居留时间有限不能及时履行义务，回蒙古国后我方无法取得联系而使案件先期作出的调解协议及裁决书成为一纸废文。以2013年为例，该办事处受理咨询边境贸易纠纷53起，但仅有2起进入调解程序，并成功调解。所以内蒙古其他中蒙边境口岸所在地也可以成立相对独立的纠纷调处仲裁机构。并且这种仲裁机构与人民法院的沟通联系，协调案件决定书与仲裁裁决给予司法确认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从而达到有效解决中蒙边境贸易纠纷的目的。这样，才能使边境地区的贸易纠纷仲裁解决成为一种常态机制，才能使边境地区政府职能得到更好的发挥，而且为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
注释：
①吴靓.关于完善我国边境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思考[J].怀化学院学报，2009（1）：19-20.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45条.
经济纠纷解决方案篇7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北京102249）
摘要：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各式各样的体育纠纷层出不穷，针对这类纠纷的解决方式，以体育仲裁制度最为普遍。而我国在建立这一仲裁制度的初始阶段，首先应解决何种类型的纠纷属于体育仲裁的适用范围问题，即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拟定。本文通过对于法律规范的分析，从宏观的角度明确我国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确定标准及确定原则，并以此为基础，从强制性范围、否定性范围、肯定性范围三个角度对我国体育仲裁的范围作出全面性的设计，以期为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可借鉴性的参考。
关键词：体育仲裁；受案范围；体育纠纷
中图分类号：D92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129—03
2001年10月6日，在由中国足球协会（以下简称中国足协）组织的全国足球甲级联赛B组联赛第22轮的一组比赛中，长春亚泰足球队以6:0的比分大胜浙江绿城足球队，凭此荣升整个赛季甲级联赛B组排名的第二位。按照相关规定，长春亚泰获得了升入甲级a组足球队的资格。然而由于假球”嫌疑的披露，中国足协于联赛后的10月16日，以足纪字（2001）14号关于对四川绵阳、成都五牛、长春亚秦、江苏舜天和浙江绿城俱乐部足球队处理的决定”，取消了长春亚泰升入甲a资格的决定。长春亚泰对中国足协作出的14号决定不符，与10月19日、11月10日分别向中国足协提出申诉，未获答复。
案件发展至此，长春亚泰又该通过何种途径获得应有的救济？在体育纠纷的解决方法中，包括了调解、和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其中，仲裁制度因其灵活、保密、简捷的特性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最为有效的解决方法。然而，现阶段我国仲裁体系中并无专门的体育仲裁机构，且相关的体育仲裁规则也未制定，因此在长春亚泰诉中国足协案中，长春亚泰最终是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为自己打开了救济的大门。幸运的是，此案引起了人们对于中国仲裁机构、仲裁程序规则建立的关注。随着中国体育事业不断地发展，势必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体育纠纷和争议，因此相关仲裁制度的建立也是迫在眉睫。而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当属仲裁制度所包含的范围界线——受案范围的拟定。
一、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概念界定
所谓仲裁范围，是指仲裁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可以用以解决哪些纠纷，以及不能解决哪些纠纷。而关于体育仲裁范围概念的界定，学界多数引用于善旭老师的一种观点，即指在我国立法所允许的范围内根据竞技体育的特性而确定的具有可仲裁性的争议范围。从狭义上说，体育仲裁范围可以指全部体育争议事项的总和：从广义上说，则体育仲裁范围涵盖至空间范围和对象范围两个方面，空间范围包括整个竞技性体育活动，对象范围则包括参与其中的运动员、裁判员、运动队、体育社团等。这一概念的阐述相对较宽，但在现阶段的理论基础下，该概念的适用为我国体育仲裁制度受案范围的拟定提供了更多创造和构思的空间。
二、我国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确定原则
要实现体育仲裁受案范围建立的目标，做到最大程度的涵盖所有体育仲裁纠纷类型，首先需要明确一种稳定性的指导思想，提供设计的方向性指引。因此，笔者根据我国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确立标准，参考外国现行诉讼制度先进经验，提出以下指导性的立法原则：
（一）适当扩大化原则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体育纠纷案件不断涌现，在建立体育仲裁受案范围之初，范围的边界线不应设定的过分狭窄，应给予这一制度一定的自由度，保障各类型需通过仲裁予以解决的案件得到充分的法律救济。而相对的，扩大不代表毫无节制，作为一类新的仲裁类型，体育仲裁制度相关的法律依据尚未完备，理论研究仍不成熟，因而无限地扩大之后必会给仲裁机构裁判案件带来效率上的问题，往往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对于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建立应坚持适度扩大的原则。
（二）纠纷类型化原则
如上所述，体育纠纷的种类繁多，单一的列举式无法穷尽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各类问题。参考现阶段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单一的情形列举往往导致了很多纠纷只能通过兜底条款的引用得到救济，这对于制度的发展并无任何的优势可言。故而在我国体育仲裁制度建立之初，应施行纠纷类型化原则，以类型性的纠纷情形尽可能地囊括所有的可仲裁性体育纠纷，保障争议主体的合法权益，解决体育纠纷的宽泛而不确定性的问题。
三、我国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框架性设计
（一）我国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
从上述理论基础的阐述，本文分析了现阶段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类需要救济的体育纠纷，明确了体育仲裁受案范围制定所需的指引性的确定标准和确定原则，以此对于受案范围的设计便可以进行更深一步地探索。关于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拟定，学界多以肯定式范围加否定式范围为主要的受案范围确定模式，也是世界上多数法律制度的适用范围模式。然而，作为一项专业性的仲裁类型，其中很多的体育纠纷必须通过类似体育仲裁这类具备专业知识的机构进行裁判才能真正起到解决纠纷的目的。因此，在受案范围的拟定中，除了肯定性的范围和否定性的范围，还应加入一项强制性的适用范围，即在此类范围内的体育纠纷必须施行体育仲裁前置，非特殊程序性原因，一裁终局。
（二）强制性受案范围的拟定
《<体育法>释义》就体育仲裁的范围解释为因禁用药物、运动员流动、参赛资格等体育专业纠纷。虽然该项解释具有局限性，但其也明确指出了因违反规定使用禁药、运动员流动、参赛资格等问题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因此这三种体育纠纷是必然包括在强制性的受案范围之内。但因体育纠纷类型的多样性，仲裁强制性受案范围的内容不仅如此。参考我国体育纠纷的类型划分，强制性受案范围应包含以下三种类型：
1合同型资格类纠纷
首先，在涉及运动员注册、裁判员变迁等事项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对本项目的运动员实行注册管理。经注册的运动员，可以根据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的规定，参加有关的体育竞赛和运动队之间的人员流动。《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各级裁判员审批部门每两年必须对所批准的裁判员进行注册，荣誉裁判员可以不进行注册。每偶数年的12月1日至次年1月31日为各项目裁判员的注册期：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报经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可以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另行确定裁判员注册期。由此可知，在体育法上，运动员、裁判员的资格均以注册为依据。随着体育商业化的发展，运动员注册转会、裁判员的变迁事件会日益增加，而这类型案件的专业性较强，往往涉及体育组织的内部规定，其他裁判机构、官方组织往往无法以其现有知识来解决此类纠纷。
其次，关于运动员的参赛资格，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澳大利亚运动员Rakin因特殊原因由女子双人皮艇500米比赛改报参加女子皮艇500米个人赛，而女子双人皮艇500米赛由另外两名运动员paulaHarvey和Susantogg参加。雅典奥组委于当晚确认了paulaHarvey和Susantogg的参赛资格，却以报名晚于最后截止日期拒绝了Rankin的参赛资格，最终，仲裁庭认为根据同等对待的原则，以确认paulaHarvey和Susantogg的参赛资格同时确认Rakin的参赛资格。任何一项国际赛事均有人数上的限制，而谁将拥有这一资格参加比赛，发生的相关纠纷往往不是简单的行政诉讼所能解决，需要专业性的裁判人员针对具体的体育规则进行权衡。因此对于上述两类合同型资格类体育纠纷，必须通过体育仲裁的方式来进行纠纷的解决。2惩戒型违规类纠纷所谓违规类的纠纷，特指体育赛事中因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而受到惩处发生的纠纷，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兴奋剂类案件。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美国短跑女运动员edwards因被检测出服用了兴奋剂，被美国反兴奋机构禁赛两年。edwards对这一决定不符，向美国仲裁协会提起体育仲裁，未获理想答复。之后edwards向CaS雅典奥运会特别仲裁庭提起上诉仲裁申请，最终仲裁庭驳回了上诉人的仲裁申请，维持了美国仲裁协会的裁决。@在此类案件中，所依据的规定是体育赛事中的兴奋剂严格责任，对于此类违规行为从严处理。而在现代体育运动中，为了更好地规范运动员或相关人员的行为，各个体育组织往往都会出台相关的管理规则。由于体育名次后的巨大利益，比赛中此类现象屡见不鲜。在获得了处罚后，如若通过司法寻求救济，往往得到的结果是法院以涉及行业内部自治管理为由拒绝此类案件的受理，使得运动员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同时相关体育组织的自治管理规则具有明显的专业性，非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无法全面、深入地了解。因此对于惩戒型违规类的纠纷，必须通过设置体育仲裁前置程序进行规制和解决，以便更好地解决这类型体育纠纷案件。
3竞技型赛事类纠纷
在竞技型赛事类纠纷中，例如因为变更竞赛时间、地点或其他竞赛事项而引起的纠纷，决定的作出多以行业内部运行管理规则为依据，而这类纠纷如同上述纠纷类型所遇问题一样，单纯依靠其他救济方式并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需要专业性的仲裁机构进行介入并作出专业性的裁决。另一方面，因为竞赛报酬、奖励和其他收益的适用而引起的纠纷，均为赛事中相关规则的理解差异所导致的争议，非专业性人员无法作出最为公正的裁决，因此此类纠纷同样必须以体育仲裁为前置程序，保障专业性事项的科学性处理。
（三）否定性受案范围的拟定
1惩戒型技术类纠纷
体育运动的特殊性决定了体育竞赛领域内的裁判制度的特殊性。裁判员是特殊的仲裁者”，即便是一个没有任何私心的裁判员，也可能在执法”过程中出现错判、漏判甚至反判。康明先生曾说过：“现在每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比赛场次高达六十四场，裁判员的任何一次裁判，如果任何一支参赛球队不服，而要求去法院进行诉讼，则这场比赛只得暂停，几万名观众则要等待法院的判决结果，那么整个世界杯足球赛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这也从反面说明体育运动需要的就是这种即时裁决的制度”。一方面，裁判员作为一个个人，即使没有私心，也无法百分之一百地做到毫无偏颇。实践中，运动员会出现失误，不可避免地裁判员也会出现失误，当然理论上需要尽可能小的减小这类误差，但依据国际司法判例，这类纠纷不应允许司法或仲裁的介入。另一方面，如果对于此类技术性的裁判纠纷予以体育仲裁的救济，则会严重影响到体育裁判的权威性，因此对于纯技术性的判罚，除非因为裁判员存在恶意的行为，否则不可提出体育仲裁的申请。
2管理型行政类纠纷
在管理型行政类纠纷中，体育行政关系的主体为体育行政管理机关与体育参加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四条的规定，各级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管理相关体育工作，体育行政管理机关依据国家规定行使行政权力对于体育参加者进行管理，属于一种行政行为。因此，在行使行政管理权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应属于行政争议。同时，由于行政争议的特殊性，在这一法律关系中，相对方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之规定，仲裁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争议问题，而其对于行政争议的仲裁也明确地予以排除。因此，尽管此类纠纷涉及体育性，但是并不适用体育仲裁，因此只能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方式寻求法律上的救济。3体育纠纷与刑事诉讼法的交叉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条之规定，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体育纠纷的广泛性往往也涉及到刑事诉讼所管辖的范围。
具体而言，第一，体育纠纷中的人身伤害类案件。如比赛中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间的斗殴事件，或赛事中意外发生的伤害、死亡案件，或赛场外观看者间的暴力争斗事件，往往涉及体育纠纷的同时，也触犯了刑法上的故意伤人、故意伤害、过失致人死亡等严重的人身伤害类罪名。第二，体育纠纷中的经济类案件。如竞技类比赛中，运动员或体育俱乐部为了获得比赛的胜利，进行的假球、黑哨实践．或体育比赛的商标权、转播权、广告权等侵犯知识产权类争议，往往涉及刑法上的销售伪劣产品罪、侵犯知识产权罪等问题。第三，体育纠纷中的贪污贿赂案件。体育赛事中最被社会所诟病的要数中国足协的贪污腐败问题。而这类问题不仅仅涉及足球这一个方面，且这类问题并不仅限于足球一个方面，往往遍布体育赛事的各个领域。如俱乐部通过对于教练员的行贿，实现黑哨、假球的利害结果，严重影响了体育管理事业的发展秩序。对于这些问题，如果仅仅依靠体育仲裁进行解决，往往不切实际，体育仲裁裁决的效力并不能实现等同于刑事制裁的效力。因此，对于此类纠纷的解决，将其交由具有国家权威的司法机关进行裁决，才更为谨慎合理。
（四）肯定性受案范围的拟定
在这里，关于体育仲裁肯定性受案范围的类型划分将不再予以具体的列举。一方面，如果每一项受案范围均己列举式的方式进行阐述，势必会遗漏一部分的体育纠纷，使其无从通过仲裁有效地得到救济。另一方面，在世界各国的受案范围确定模式中，越来越多地开始尝试和改革通过仅借助于否定性的列举进行受案范围的拟定，即除了所列举的情形，其他均属于肯定性的受案范围之内。这中受案范围确定方式越来越多地得到了世界各国法律制度的认可．将其引入体育仲裁制度中，势必有助于解决其在发展之初遇到的问题，促进制度的良好发展。因此，在体育仲裁制度中，除却强制性的受案范围和否定性的受案范围，其他符合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确定标准的体育纠纷均应可适用体育仲裁进行纠纷的处理。
五、结语
经济纠纷解决方案篇8
一、农http://村新型纠纷的现状
（一）相关概念的叙述
纠纷是指社会主体之间在追求或实现某种利益的过程中，其行为与社会既定秩序和制度规定以及主流社会价值观念相冲突，产生矛盾，进而引起社会失序的现象。本文所指的新型纠纷主要是指研究者在本次对江苏两地区（兆丰村和沈家村）的实证调查中所发现的本世纪近五至十年内新出现以前从未出现的或近期大量涌现而之前很少引起关注的纠纷。例如装修纠纷、网购纠纷、物业纠纷、拆迁纠纷等。
（二）农村新型纠纷的典型案例
1.装修纠纷典型案例
近日兆丰村的木工黄某遇到了一件尴尬事。据黄某介绍，当时在房屋装修时他承担了木工部分，并与包工头朱某口头约定，以工程图纸上的建筑面积为准，当时图纸上标明的建筑面积为666.82平方米。完工后，黄某发现，实际施工的面积比图纸上标明的建筑面积多出了几个平方。他要求包工头朱某按实际面积支付工程款，遭到拒绝。后人民调解员介入调解后，最终朱某接受了与黄某一起找房主，协商支付多余工程款的做法。
2.网购纠纷典型案例
沈家村老罗在网上购买了一部价值3000元的诺基亚手机，这款手机在网上标价比市场便宜了近千元，货到后，发现手机有明显的使用痕迹，根本不是网上介绍的全新手机，同时也没有发票和全国联保的单据。经追问，店主表明正因为是二手的所以才比市场价便宜，如果手机出了问题也只能到相隔几百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去修，本镇又无地方可修。
二、从新型纠纷看农村非传统纠纷产生的深层原因
（一）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关系矛盾是该地区非传统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
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利益格局的重构过程。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经营模式由原来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转变，群体利益也发生了重新的调整，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产生，追求利益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一些个体或小团体开始了不顾规范的约束、不择手段地进行原始积累。加上由于法制不健全，市场秩序失范，社会诚信缺失，市场经济固有的各种弊病开始产生，受利益驱动，产生了许多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纠纷。
（二）法律滞后不完善、政策法规与现实脱节也是引发矛盾纠纷的重要原因
法律滞后一些新型纠纷发生后相关的法律的没有实施修改或跟进覆盖政策，当前我国部分领域还存在法律上的“空白”，虽然若干法律中有一些零星规定，但都是分散不系统的，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法律制度。造成无法可依而引发社会矛盾纠纷。另外，政策法规与现实脱节导致实践中诸多问题在认识和处理上都存在较大分歧。
（三）基层组织控制力削弱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机制不健全是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深层次体制原因
由于社会基层组织正处于一个转型阶段，一些基层组织的管理体制不健全、不完善，部分基层组织处于疲软状态。尤其是部分农村治保会、人民调解组织已是名存实亡，处于瘫痪状态，也就更不能发挥其对农村社会矛盾的化解和调处作用。基层组织控制力削弱，无形之中导致了一些社会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调处而增多和加剧。另外，调解员队伍建设相对滞后，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与新形势下矛盾纠纷调处工作要求相比相距甚远。
（四）当事人自身文化素质较低，法律知识欠缺、事前法律意识淡薄事后权益意识增强是纠纷产生的人为因素
随着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发生诸多变化。传统的美德受到冲击，古朴的乡风遭受感染，有相当一部分群众爱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导致亲友之间，邻里之间感情淡漠，个人与集体之间信誉度降低，大局意识缺乏。
三、现行解纷机制存在的问题
现行解纷机制存在着如下问题：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多元化农村纠纷，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纠纷的能力欠缺，人民调解的效力缺乏法律强制性；纠纷的私力救济、无救济因为缺乏必要的引导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隐患；缺乏因事而异设立的临时性纠纷解决机制；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日益凸显；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数量逐年递增，提高了解决纠纷的成本；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缺乏沟通联系，难以形成系统化、配套化的纠纷解决体系。
四、相关的对策思考
（一）完善相关制度，做到有法可依
比如，目前应该建立室内装修材料强制性规范，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制度保障。室内装修涉及多种材料，有的材料可能危害人身健康甚至危及生命，但发生纠纷却没有相应的标准可以比照，不能有力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建议建立装修材料强制性规范，规范比较混乱的装修装饰材料市场，同时为相应的司法鉴定、评估工作提供制度依据。此外还应推行装修合同范本、加强行业监管，讲究行业的规范性，减少纠纷。
（二）加强法制宣传，提升守法境界
在我国现阶段，农民的法律意识薄弱，法律知识少。所以，必须在农村宣传法律知识，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教育村民自觉守法、护法，自觉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效防止各种矛盾的产生，使各类纠纷案件消灭在萌芽状态。必须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深入开展农村普法教育，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提高农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同时提供法律援助，让农民知悉尽可能多的维权途径。做好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是化解农村多元纠纷的重要重要措施之一，肩负着和谐乡村矛盾的重任，任重而道远。
（三）坚持因情施策，做到“对症下药”
矛盾纠纷产生原因多样、表现形式复杂，必须针对其特点“对症下药”。在调处过程中，首先要充分认识矛盾纠纷，做到”三清”。不仅要弄清矛盾纠纷的局态，理清矛盾纠纷的因果，同时还要弄清矛盾纠纷的性质。其次在化解矛盾纠纷时做到“快、准、宜”。一要快，就是指调解工作介入快、调处快。二要找准化解纠纷的切入点。三要因人而宜。第三要把握原则，规范运作，完善调解机制。矛盾纠纷多种多样，解决矛盾纠纷的方法也应该灵活多样。
（四）坚持管理创新，构建多元机制
经济纠纷解决方案篇9
一、坚持“先刑后民”是严肃执法的需要，既有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又是司法实践中的一贯要求和做法
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对违法行为根据其不同性质、情节、危害程度可分别进行民事、行政、刑事处罚。刑罚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手段，不仅可以剥夺犯罪人的财产权利，而且可以剥夺其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权利乃至生命。因此，它只是国家专门对付犯罪的特殊手段，只能对犯罪人适用。与民事强制手段、行政强制手段以及其他各种强制手段相比，它也只能是最终极的选择。在实施刑事处罚过程中，不论从其使用的手段、方法，还是产生的后果看，与此同民事、行政等处罚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刑事犯罪与民事责任交织的案件中涉及到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对经济损失的追偿和民事责任的评判。在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我们可以依法作出判决，也可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和解，在责任的划分和对损失的追偿问题上当事人充分的自主权。在刑事犯罪案件的审理中对赃款赃物的追缴和非法所得的没收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不管是善意取得，还是恶意取得（在民事法律中有不同的规定，如票据法中就有对善意取得的规定），不需要征求案件当事人的意见，这样更利于挽回损失，维护国家、集体、个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持法律的尊严。如果在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发现有刑事犯罪嫌疑而不移送侦查机关，将产生以下后果：一是可能放纵犯罪；二是刑事犯罪一旦成立，将对赃款赃物的追缴和非法所得的没收以及对被告人处以财产刑难以执行；三是民事判决所确认的民事责任将会有重大变更，无法执行；四是可能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民事判决，影响了执法的严肃性，增加了诉讼成本和当事人的诉讼负担。
针对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不能得到及时查处的问题，早在1985年8月19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就下发了法（研）发（1985）17号《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规定对查处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应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起诉。同年12月9日最高法院下发了法（研）发（1985）27号《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违法犯罪必须严肃执法的通知》，该通知重申了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只当作经济纠纷案件来处理，放纵犯罪分子。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又联合下发了法（研）发（1987）7号《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该通知再次强调了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的应及时移送。从上述几个通知精神中不难看出，最高司法机关对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的，应及时移送侦查、起诉、审判的意见是明确一致的。一旦移送，经济纠纷部分的审理工作就必然要中止。因此，刑事优先的精神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对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在什么情况下必须全案移送，什么情况下对涉及的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可分开审理，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加之受利益驱动的影响，真正能及时移送的不多。针对这种情况，最高法院于1998年4月21日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自1998年4月29日起施行）的司法解释。该解释第1条、第10条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对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这两条规定表明，只有在因不同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时才分开审理。如果是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而涉及的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则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的规定移送侦查、起诉。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9条的规定，同样确定了“刑事优先”的原则。
二、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刑事优先”原则
笔者认为，首先是树立大局观念，公、检、法三机关应统一认识，统一协调，不要各自为政，打击犯罪，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是我们共同的任务，要克服利益驱动和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严格依法办事。在司法实践中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来处理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而涉及的刑民交织的案件。
（一）关于立案问题。对于当事人以民事（经济）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予以审理。经审查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如果人民法院认为符合立案条件而立案受理了，而公安、检察机关也作了经济犯罪进行了立案侦查，人民法院应根据“刑事优先”的原则主动与公安、检察协商，达成共识，协商不成的可提请政法委协调，以保障执法的统一和严肃。对于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不予立案受理。当事人坚持起诉的，可裁定不予受理。已经立案审理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裁定驳回起诉，并应将全案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侦查、起诉。公安、检察机关应严格执行两院一部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称送的通知，不得相互推诿|、扯皮。
（二）关于已进入实体审理阶段的民事案件，发现有刑事犯罪事实的处理问题。在这个阶段由于涉及到两个审级、两种情况（两个审级是一审和二审，两种情况是全案事实涉及犯罪和部分涉及犯罪），如何处理在实践中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在一审阶段不需要作出中止审理的裁定，只要将材料移送侦查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即可；有的认为在二审阶段为避免当事人讼累，不应中止审理，可终审裁决后，再将材料移送侦查机关。笔者认为，不论是在一审还是二审阶段发现刑事犯罪事实，也不论是全案事实涉及犯罪，还是部分事实涉及犯罪，人民法院对正在审理的民事纠纷案件都应裁定中止审理，将案件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侦查机关侦查，如果侦查机关立案侦查，那么对民事部分的审理必须在刑事判决确定之后再恢复审理。人民法院不能在侦查阶段继续审理民事部分，因为刑事判决的结果直接影响民事责任的划分。如果侦查机关认为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不予立案或经立案侦查后认为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在收到侦查机关的书面答复后，可继续按民事案件审理。
（三）关于人民法院已按民事案件审结，但有关部门又认为是刑事案件，并且有立案管辖权的司法机关正开始立案侦查的问题。对此类案件，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经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确定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则已审结的民事案件不变。如果经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确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可分两种情况处理：一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失与与事判决确定的损失基本一致的，原民事判决不变，但在刑事裁判文书中应进行表述。二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失有变化，而导致原民事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处理结果方面错误的，则适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民事裁判，依法再审。在刑事判决未确定前一般不要撤销已作出的民事判决，因为一旦作出无罪判决将造成工作被动，即使作出有罪判决，由于先撤销民事裁判，势必造成民事责任空档，以及两种不同诉讼程序与审级不同的冲突等问题。
经济纠纷解决方案篇10
【关键词】民事诉讼法修订；纠纷解决方式；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
一、纠纷
（一）纠纷种类。常见纠纷有劳动合同纠纷、人格权纠纷、离婚纠纷、法定继承权纠纷、所有权纠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买卖合同纠纷、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保证合同纠纷、租赁合同纠纷、侵害商标权纠纷、股权转让纠纷、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不常见纠纷有离婚财产纠纷、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婚姻无效纠纷、撤销婚姻纠纷、夫妻财产约定纠纷、同居关系纠纷、抚养纠纷、赡养纠纷、收养关系纠纷、监护权纠纷、探望权纠纷、不动产登记纠纷、物权保护纠纷、用益物权纠纷、担保物权纠纷、占有保护纠纷、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海事海商纠纷。
（二）纠纷解决机制。1.民事诉讼。民事诉讼是最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之一。民事诉讼，主要指的是法人、公民以及其他的组织之间发生的因为财产或者人身权益关系提起的法律诉讼，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纠纷层出不穷，民事诉讼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大众的需要。2.非诉讼程序（aDR）。广义说一般认为，aDR是指诉讼以外的其他各种解决纠纷方式的总称。aDR的特殊性主要体现有两方面：（1）从程序角度来看，使用aDR无需恪守严格的法院诉讼程序；（2）从实体角度来看，使用aDR未必要遵循既定的实体法。
二、把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的纠纷解决方式写入民诉法的必要性
（一）法律对司法实践之探索成果加以确认的需要。由于案件分流和程序多元已经成为本世纪以来司法改革的总体趋势，所以把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能够更好地解决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纠纷。
（二）具有积极意义的纠纷解决方式。改革开放过后，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不断深入，造成了社会的层次化更加严重，因此社会问题出现了矛盾多元化，因此只有将这些社会的矛盾进行妥善处理，才能够为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提供一个良性的社会环境。由于现存的社会矛盾之间出现的多元化，因此采取的解决措施也应该是多种途径，而不应该是单一的诉讼，因为单一的诉讼不能够解决多元化的诉讼问题。人们在诉讼的过程中其程序非常复杂，而且其裁判的结果往往是“一刀两断”的形式，其消耗成本很高，所以考虑到这个问题，人们在进行诉讼的时候要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到经济诉讼，既能够解决好纠纷，又能够节约成本，这是需要公民们要明白对于一些不必要的诉讼的处理方法。
（三）将司法解释与地方立法上升为法律探究。在当前我国的法治条件下，如何建构诉讼与非诉讼来解决纠纷不仅要得到社会的支持，而且还需要得到法律的认可，目前为止我国仍然不具有具体的规范法律，因此只有现在地方进行法律的尝试，从地方立法开始试行。
三、民诉法之关于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的纠纷解决方法
（一）应然定位。我国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的纠纷解决方法应定位为：保障当事人充分享有优化司法权配置。
（二）内容。1.以委托调解解决纠纷。此制度主要是为了给诉讼人一个缓冲的机会，降低其诉讼的成本，主要是指在立案之前能够将当事人进行调解，当法院收到口头或者诉状的时候这一程序就开始执行，当能够进行调解成功那么就将会公民的诉讼提供合理的诉讼方式。2.以司法确认确定其法律效力。通常情况下所说的司法确认也被称作是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主要指的是在庭外达成调解，经过协商的方式所达成的协议进行审查，并且要对其法律的效力进行确认。3.通过调解前置解决纠纷。一般情况下所说的调解前置主要是指在法院获得的前夕，由第三方出面对其产生的纠纷进行调解，使当事人能够在之前拥有以此协商调解的机会。
四、将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方式写入民诉法需要研究的问题及建议
（一）所需研究问题。1.司法确认的程序及范围探讨。通常情况下所说的司法确认不仅仅是法院对公民进行调解协议时要对其进行审查以确定其效力，而且还要求对人民法院对相应的商事调解组织、行政机关以及行业调节组织能够进行相应的非诉讼的协商调解的确认。2.案件范围以及受调解主体的探究。所说的受托调解的主体，有着不同的规定，在相应的法律规定下不尽相同，一方面在《民事调解规定》中所说的则是指“有关的单位以及个人”，另一方面在《健全纠纷解决机制意见》中给出的定义则是“相应的行政机关、公民调节组织或者是商事调解组织以及行业调解组织等”，因此在不同的法律规定之下所包含的受调解主体会出现很多的定义差异。
（二）建议。在第八章“调解”现有第八十五条中增加两款：第一点，对于家庭婚姻纠纷的继承权的问题，以及劳务合同的工资纠纷问题和工伤和意外事故的纠纷问题，这些都具有比较明确的损害纠纷赔偿，都需要对其进行调解，通过调解解决其权益的纠纷。第二点，在进行诉讼之前首先为民事诉讼提供相应的调解解决方案，以此来解决法院收到诉状或者是在立案之前的纠纷，由相关的机构进行民事的调解，但是不能够达成调解的则执行诉讼程序，进行审理。
将现有第八十七条修改为：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进行调解。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人民调解组织或者相关机构对案件进行调解。
参考文献
[1]周荣静.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基于淮南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调研的思考[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14（2）：28-31.